批評之批評 · 傳統、形上學與道德 [71] [72]

羅賓遜（Daniel Sommer Robinson）教授在最近的文章《哲學反思的動機的主要類型》（The Chief Types of Motivation to Philosophic Reflection） [73] 中，將我視為「哲學本身已經完全屈從於社會變革的一種工具的地位」這一類型的明顯例子；而用以支持這種劃分的證據引自我的一篇文章的一段話，該文的題目為《哲學復興的需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0卷，第3—48頁）。這段話是：「這篇文章可以被看作一種嘗試，即推進把哲學從過分緊密、獨一無二地依附於傳統問題的狀態中解放出來。這不是想對已經提出的各種解決方案進行批評，而是 提出一個關於在科學和社會生活的現有條件下一些問題所具有的真實性問題。 」對這段引文，羅賓遜博士補充了下述評論：「我們能提供比這種說法更好的證據，以證明進行哲學反思的社會學類型的動機的存在嗎？新的社會問題仿佛將摧毀長久的哲學問題的恰當性！」 「長久的」（perennial）這個形容詞似乎是在肯定問題，而新的問題幾乎不可能摧毀長久以來的問題，但文本說的是「傳統的」問題。我有時很好奇，有些思想家是否不會把永恆的東西，或者至少不會把長久的東西與傳統的東西相混淆；然而，我完全沒有準備坦率地承認這種等同。此外，我的文本描述了有關現代條件對傳統問題的影響的假設。它並沒有建議拋棄傳統問題，而只是試圖通過談論擺脫對它們「過分的單獨依附」的過程來減緩轉折的痛苦。但是，羅賓遜博士卻無視我所提供的這種便利。這個斷奶的過程，在他的解釋中被當成了摧毀。此外，我的文章認為，科學 的現狀就是對傳統問題進行質疑。但由於羅賓遜博士的目標只是為讀者提供一個社會學類型 的動機的例子，對科學的參照就不見了。我的文章說的是社會條件，而他將此解釋為社會問題——這是一個更重大的更改，因為羅賓遜博士的整個討論背景都假設了社會學的動機完全與治療和矯正現有的疾病有關，而「社會條件」這個詞語意味著社會的進步 可能將傳統的問題置於一個完全不同的情境之中。最後，顯示人類本性的詞語「社會的」被縮小成為專業的術語「社會學的」。 省略和更改暗示了Middletown這個詞從Moses（摩西）一詞的著名的語義派生過程，將「oses」刪掉，然後加上「iddletown」就成了。我並不是說刪除和更改是有意而為之的，相反，甚至在它們被指出時，它們對羅賓遜博士而言並無任何意義。但是，如果一個懷著非功利的科學的動機進行寫作的哲學家不願做研究那段引文之含義這種謙卑的工作，那麼，我們怎麼能期望他的哲學能探測「實在的無限海洋的深處，而人類的小舟在這個海洋中顛簸不已」呢？ 爭論的焦點並不是一種個人問題； [74] 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它關係到哲學和形上學與道德之間的關係。這是最古老的問題之一，可能也是最能引起我們長久興趣的問題之一。如果任何問題都值得非功利地探究其主要內容（內容的表現會滿足其中的結論），那麼，這就是問題所在。注意這個悖論：通過支持非功利的科學探究的主張來反對那些他認為會惡意攻擊這種探究的人的主張，羅賓遜博士以不涉及事實而只涉及「動機」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他的標準是一個道德標準，並且依照許多道德學家的看法，即便是從道德的觀點看，也是一個狹隘的道德標準。 這是一個值得進行嚴肅反思的似是而非的倒置。我不想極端地說，這意味著對承認哲學和形上學中的道德論爭的涵義表示厭惡，而這種厭惡表明了要保護某種特定的道德並使其免受檢驗的願望，也表明了要保護對最終之善的本性的某種先入之見並使其免受檢驗的願望。但明顯的是，當人們嘗試訴諸動機來解決爭論時，會在不進行批判性審查的情況下，將某些道德上的先入之見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羅賓遜博士說：「對哲學反思而言，為知識而知識是唯一適當而且有價值的 動機，並且這就是科學的動機。」這一點可以被證明是真的。但不管真假如何，任何東西都不能掩蓋它是價值判斷這一事實，而關於非功利的科學探究的觀念要求的是通過檢驗主要內容來決定真假，而不能通過訴諸動機來決定真假。從目前的狀況看，我們常把羅賓遜博士自己關於道德真理的片面之詞 （ipse dixit ）作為真理。在一篇文章中，再次將道德排除在哲學之外！我認為，「非功利的」是一個與精神相關的道德詞彙，正是在精神中探究得以順利地進行。但是，正如羅賓遜博士自己所使用的那樣，它意味著道德探究自身並不能非功利地進行，只有從「為了知識而知識」才是「有價值的」這一不可動搖的信念出發，探究才可能是非功利的。人們可能會假設，知識中的結果以及知識的結果 （results in and of knowledge ）可能要根據「知識實際上是什麼」這個問題來決定。一些人得出結論說，「為知識而知識」表示在生活中起作用的知識，我們為何要假定這些人必定是從特定的道德曲解和偏見出發呢？只有一種方式才能證明這個結論的有效性：通過檢驗論證並且遵循它所指示的方向。但是，羅賓遜博士有一種更簡便的方法，即將它歸於動機。讓我們再次重申：這一點體現在一次討論中，這次討論的目的是保護哲學免受道德的污染！ 如果我現在回到前面引用的那段文字的上下文，那並非出於個人的原因，而是為了將形上學和道德之間的關係問題作為一個客觀的、非功利的問題來加以簡單的考察。沒有人能夠無視由羅賓遜博士所提出的這一連串的形上學問題：「一與多的問題、變化與持存的問題、機械論與目的論的問題、形式與質料的問題，等等 。」因此他說，社會學類型的動機宣稱這些問題全都「過時了」。由於我被當作這個學派顯而易見的現實代表，此處顯然意味著，這些 問題「過時了」與我在前面一段引文中談到的傳統問題的「不真實性」是同一回事。在第40頁，通過一個限定，這個涵義表達得很清楚。這個限定的大致意思是：這類問題是我「理所當然地」（presumably）懷疑其真實性的問題。 羅賓遜博士從我處引用的一段文字出自我的文章的第5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0卷，第4頁）。接下來從第6頁到第52頁（同上書，第5—37頁）恰好是討論一些傳統問題，而在現在的科學和社會生活的條件下，這些問題被人認為是不真實的問題，我們可以設想這樣做可能是有益的。要意識到這幾頁文字就是顯示我過去究竟記住些什麼問題的地方，一種探究就不必如此不講功利。如果羅賓遜博士覺得它們太乏味，以至於不去閱讀它們，我應該同情而非責備他。但在那種情況下，為何要提到我？任何查閱過這幾頁文字的人，都會意識到在其中並沒有羅賓遜博士所指出的那種形上學的問題；而他卻指責我說，我將這些問題看作過時的問題而非真正的問題。那裡所討論的傳統問題完全是心理學 和認識論的 問題，這些問題從17世紀興起，在18世紀形成，並且主導了19世紀的思想。 至此，討論似乎完全只是在為我自己作辯護，但其意圖並非個人的。可以想像，使這些問題擺脫17世紀以後發展起來的傳統，也許是使羅賓遜博士所提出的那些更客觀的形上學問題得以「恢復」的必要條件。由18世紀發展而來的心理學-認識論的傳統，可能正是那些希臘人所意識到的更古老、更客觀的問題變得晦暗不清的主要原因。除了那些無用的實用主義者之外，還有其他人抱有同樣的信念。 然而，《哲學復興的需要》一文的第53—58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0卷，第37—41頁）批判性地談到了一個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思想的傳統，一種認為現在的科學 條件應該把我們從中解放出來的傳統，這種傳統就是：把哲學與實在對象 的知識相等同，即與這樣一種實在相等同，該實在被看作在程度和「種」上都高於我們日常生活和自然科學的實在性。這裡應該注意兩點：一點是，這個最終的等同可以說明古典希臘思想對形上學問題的解答 （solution ），這個解答有賴於「一」、「永恆」、「形式」，而反對主張「多」、「變化」和「質料」。即便是這樣，這些問題可以引起持久的興趣，對古希臘問題真實性的認識並不必然要我們預先接受古典的希臘結論。另一點是，當我們區分更高實在和較低實在、優越的存在物和低劣的存在物時，我們是在作一個道德區分，是在對好與壞進行區分。在我們進行道德考慮之前，作為形上學 探究對象的存在特徵與存在物的高低或級別問題無關。柏拉圖教導我們，非存在在某種意義上存在 （non-being is ），即便在道德上，他將非存在置於存在之下（依據柏拉圖的看法，存在在某種意義上不存在）。相應地，在批判這個特殊的傳統「在現在的科學條件下」並不真實時，一個人是在質疑道德 傳統中的一種因素。可見，至少應當允許道德探究去探尋傳統哲學中的道德因素，儘管它必須排除形上學的因素。 這將我們帶到了問題的核心。如果擺脫心理學-認識論的傳統被證明是一種回到對事物本性問題進行非功利性探究的手段，就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形上學的區分是如何與道德區分和道德問題相聯繫的？這並非一個動機問題，而是一個內容問題。如果一些人錯誤地認為，一種非功利的歷史探究表明希臘的古典形上學錯誤地得出了涉及道德偏見的錯誤的形上學結論，這種結論贊成「一」、「永恆」和「形式」，反對「多」、「變化」和「質料」，那麼，幾乎不可能通過歸因於動機，而只有通過有關的事實檢驗，才能表明他們是錯誤的。除了歷史問題以外，如果他們錯誤地認為形上學區分與道德區分和道德問題是緊密相關的，那麼，這也是一個不能通過斷言動機而只能通過事實的檢驗，以及遵循它為我們所指出的方向才能處理的問題。 這裡肯定的是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而不是這個問題的特殊解決方法。但是，當羅賓遜博士宣稱「社會學的」興趣永遠不可能產生一部偉大的哲學著作時，我懇求他去看看柏拉圖的《理想國》 （Republic ）和《法律篇》 （Law ）。那個磨磨蹭蹭地從遠處跟隨柏拉圖的人在需要援引權威時，可能會把柏拉圖當作權威引用，以便確信上帝是核心的形上學概念和事實。他也會提醒任何人關心以下問題：如果有什麼人將哲學當作一種政治變革和政治組織的工具，這個人就是柏拉圖。建議「哲學家應該當君王」，並且斷言只有當哲學家成為君王時，社會的疾病和混亂才會得到醫治——這樣做需要哲學中懷有強烈的社會學動機，但今天幾乎無法找到這種動機。既然羅賓遜博士懷著敬意引用了羅伊斯（Royce），以及那些同樣尊敬羅伊斯的人也可能引用羅賓遜博士所引用過的同一段話：「哲學……它的起源和價值在於試圖合理地說明我們本人對嚴肅的生活事務的個人態度。當你批判性地反思你在世界上事實上在做些什麼的時候，你就在進行哲學探究。當然，你正在做的事情首先是生活。」 [75] 不管帆船多麼脆弱和顛簸不已，當我們將它作為海洋的重要部分時，當我們的無功利探究納入我們的探究對人類的飄搖小舟的航線和方向的影響的意義時，對現實的無限海洋的考慮幾乎不會必然地發生偏差。 （王巧貞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