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批評家 · 古典文學和文學家[1]

前些時候，一位知名作家在發表他個人關於這次大戰後教育前景的意見時，曾不嫌費事地宣稱在未來的新秩序中仍將有希臘文的地位。但是他又限定他的話，補充說明希臘文的研究是一門和埃及學具有同等尊嚴的學問，他還說了一些其他的專門化的研究。他認為在任何開明社會中，應為少數對這些學科特別感興趣的人提供這些方面的研究機會。上面的意見是我在一本期刊里讀到的，是我在某位應用科學專家的接待室里隨手翻閱到的。我還沒顧得上記下該文的出處就被某專家召見，因此我不能準確引證該文，也就姑隱該作者的姓名。但是這位作者的話，雖然不帶反語嘲諷意味，雖然完全出於一片開明的至誠之心，卻使我不禁浮想聯翩，因而我願在此繼續談談我就這個問題的想法。我很感謝該文的作者給我以啟發，使我能夠在今天這個場合以唯一可能扮演的角色出現在觀眾面前。在我以往的歲月里，我既憑小聰明、又靠麵皮厚，還出於幸運，在輕信的人們當中獲得了博學和學術成就的名聲（由於我不再需要這種名聲了），我一直想擺脫它的干擾。自己的弱點早晚肯定會被揭發出來，與其由後代暴露這些弱點，還不如自己坦白承認；但是我卻發現在我們這個時代獲得自己不配享有的博學的名聲比取消這個名聲容易得多；但是這個問題無關緊要。我的論點是如果我為古典文學作辯護所提出的理由只能用學者的學問來支持，或我提的理由只能由今日我們稱之為教育家的人們正式提出，那麼我就會冒敗訴的危險。這是因為有些比我高明得多的學者並不像我這樣看重拉丁文和希臘文的研究，還有一些教師能夠很好地證明我想要提倡的這些研究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如果我僅從文學家的觀點提出為古典文學作辯護的理由，那麼我將不會冒什麼風險：我想你們大家會同意，自認為是一個文學家，根本說來，還算是個比較謙虛的自我評價。但是我必須先說明一下為什麼我用了這個相當籠統的名詞，以及我用的這個名詞的含義是什麼。 如果我更具體，用了「詩人」、「小說家」、「劇作家」或「批評家」這一類的字眼，我就會在你們頭腦中喚起一些特殊的考慮，使你們的注意力離開把文學當作一個整體來看的觀點，而這個觀點正是現在這個場合我想讓我們大家都牢記在心的觀點。比方說，如果我們用「詩人」這個字眼，它就立即喚起一些不待見的看法。我們通常都願意設想文學創作，尤其是詩歌創作，僅僅依靠偶爾難以預料地出現有天才的作家；設想天才不能隨心所欲地降落人間；設想一旦天才果真出現，很可能天才會打破一切常規，它不是任何教育制度所能培養的，也不是任何教育制度所能扼殺的。如果我們把文學僅僅看作一系列先後出現的偉大作家群，而不把一種歐洲語言的文學看作就其本身來說既是一個形成了的重要整體，又是歐洲文學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那麼這樣一個觀點就很有可能是我們所採取的觀點。採取這樣一種觀點，我們就把每一位偉大作家都孤立起來看；把他孤立起來看，我們就不可能相信如果他受的是另一種教育，他就會是一位更優秀的或次一等的作家。一位偉大作家出身當中的缺陷和有利因素都解不開地糾纏在一起；正像他性格中的缺點和他的光輝美德不能分離地結合在一起，也如同他物質上的困境和他的成功也時常聯繫在一起一樣。例如，難道我們因為弗朗索瓦·維永不願和社會上更體面的人物來往，或因為羅伯特·彭斯沒有受過和約翰遜博士同樣的教育而感到遺憾嗎？一位有天才的人的生活如果和他的著作聯繫起來看，就會帶上一種必然的模式，即使是他的一些缺陷也似乎對他是有用處的。 用這種方式來看一位偉大的詩人、小說家或劇作家，只是看到一半的真理：這就像當我們觀察一位作家和又一位作家時，我們沒有拿我們這個觀點去和另一種觀點，即把一國的民族文學看作一個整體進行對比。我一開始就想說明我並不主張古典文學教育對於天才作家是必不可少的：除非我能使你們明白偉大的文學不僅是一些大作家加起來的總和，使你們明白文學有它自己的特性，不然的話我的大部分論點將會被你們誤解。正是因為我不想讓你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有天才的人身上，我才使用了「文學家」這個字眼。這個字眼包括第二流或第三流，或更低階層的人，同時也包括最偉大的人；這些次要的作家，作為集體或個人，在不同程度上成為偉大的作家身處的環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為他提供最早的讀者群，為他提供最早的欣賞者、最早的批評糾正者，或許也是最早的貶低者。一國文學的延續性對它的偉大是必需的；次要作家的作用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在於維持這種延續性，並且提供一套作品，這些作品雖然不一定被後世的讀者閱讀，但它們卻在很大程度上為那些繼續被後代閱讀的大作家起了一個紐帶作用，把他們連接起來成為一個整體。不過這個延續性主要是在不自覺地進行著，只有在歷史的回顧中才能顯示出來：我只需要介紹你們閱讀雷·威·錢伯斯[2]教授寫的雖短、卻極為重要的《英國散文的延續性》一文，作為我的論點的證明。為了達到說明我的論點這個當前的目的，單個的作家必須放在這種延續性中、放在這個總的環境中來加以考慮和研究。當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觀察他們，我們就會看到在這些大作家當中，即便是那些最正規最謹嚴的作家隊伍中，也有一些人是革新者，甚至是叛逆者，但是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最革命的作家隊伍中，也會出現一些人繼續進行著那些他們背叛了其影響的作家所開創的工作。 要集合一群大人物，他們具有極少的教育優勢，卻成為大作家，要把這些人集合起來成為一個名人隊伍，的確並不是一件難事。班揚[3]和亞伯拉罕·林肯[4]僅僅是較為經常被引用的兩個名字。這些人，還有其他人，主要從英文聖經[5]里學會如何運用英語：這是盡人皆知的老生常談，就是有了聖經、莎士比亞[6]和班揚的知識（我還可以加上《公禱書》[7]），就能教會一個有天才的人，或者一個有第一流才能但還夠不上天才的人所需要的一切知識，以便把英文寫好。但是首先我想說的是，這一點也不是毫無關係的事，即那本英文聖經的翻譯者都是當時的大學者，也是當時的大文豪；我們必須問一問，不僅莎士比亞和班揚所讀過的都是哪些書，而且還要問一問那些用他們的作品哺育過莎士比亞和班揚的英國作家都曾經讀過哪些書。其次，我想說，那種傳授給莎士比亞、班揚或林肯的教育，對今天來說，恐怕是最難獲得的一種教育。人們更有理由期望培養出一位具有像本·瓊森[8]或像彌爾頓[9]那樣博學的詩人，而不是具有像莎士比亞或班揚那樣少的教育優勢的詩人或散文家。今天任何一位中學校長都不會願意擔當起造就出來的學生像莎士比亞和班揚那樣知識裝備不足的惡名。今天世界上要讀的東西實在太多，不可能期望任何人只熟讀、並且只相信少數幾個作家；更別提在學校外面，四面八方都向學生施加壓力，促使學生寫作拙劣，語無倫次，思想混亂。 此刻大家應該明白，在考慮文學家所受的教育時，我們的首要任務不在於確定一個人所獲得的知識的數量，確定他接受教育過程的年限，或他所達到的學習優秀程度：首要的考慮是他在校學習期間所接受的訓練屬於哪一種類型的教育。最富於啟發性的例子就是我國文學史上兩位最偉大的詩人莎士比亞和彌爾頓，他們所受的是同一類型的教育，教育程度卻有巨大懸殊。關於莎士比亞，我們可以說，從來沒有任何人像他那樣將這麼少的知識派上這麼大的用場；我們必須把彌爾頓和但丁[10]並提，說從來沒有任何像他們那樣有學問的詩人，像他們那樣充分地證明了他們獲得這麼多的學問完全是合理的、應該的。莎士比亞的教育，他所受的那一點點教育，屬於彌爾頓所受教育的同一個傳統：它基本上是古典文學教育。衡量一種類型的教育的重要性，幾乎在同樣大的程度上要看它所忽略的東西和它所包含的內容。莎士比亞關於古代文化的知識似乎大量是從各種翻譯作品裡吸取的。但是莎士比亞生活在一個古人的智慧仍受人尊敬、古人的詩歌仍受人景仰和欣賞的世界中；莎士比亞沒有他的同行當中許多人的教育程度那麼高，但他受的卻是同一種教育——對於一個文學家來說，這幾乎是一個更重要的條件，即他所交往的人、而不是他本人應具有很好的文化修養。標準和價值就在他身邊；莎士比亞自己具有從翻譯作品中提取儘可能大的好處的能力，而這種能力並不是每個人天生都具有的。在這兩個有利的方面，莎士比亞都得天獨厚。 如果說莎士比亞的知識是片斷的、第二手的，那麼彌爾頓的知識卻是全面的、第一手的。次一等的詩人如果有了彌爾頓的學問和多方面的愛好，就會有變成僅僅是一名用詩體賣弄學問的學究的危險。理解彌爾頓的詩歌需要熟悉好幾門學科，其中沒有一門是今日讀者所十分喜愛的：聖經的知識，不一定讀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原文，但必須讀英文譯文；古典文學、神話和歷史的知識；拉丁文句法和詩歌韻律的知識；以及基督教神學的知識。具備一些拉丁文的知識是必要的，不僅為了理解他談論的內容，而更是為了欣賞他的風格和他的音樂。並不是說彌爾頓的詞彙由於用了拉丁詞而變得過分沉重，這種情況更多出現於前一個世紀。如果我們想要理解並且接受他的錯綜複雜的句子結構，如果我們企圖聽出來他的詩行的全部音樂效果，那麼我們必須熟悉拉丁文。當前這一代的讀者在他的詩篇里可能找不到口語體的風格，聽不到日常談話的聲音，也感受不到需要用更樸素的語言來表達的心緒和感情，而這些東西是我們不應該期望從彌爾頓那裡得到的。讀者有時還會發現他的句法過於曲折、彆扭。彌爾頓曾受人指責（在這指責後面還是有一些真理），說他寫英文就好像在寫一種古文字：這話似乎是蘭多[11]說的，而蘭多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批評家。彌爾頓的風格對模仿者來說的確是一種災難性的風格：這句話也適用於詹姆斯·喬伊斯[12]的風格。因此一位大作家對其他作家的影響，既不能增加也不能減損他自己所應受到的榮譽。我的論點是，彌爾頓的拉丁文風格對他的偉大是必不可少的，我選擇他僅僅是作為整個英國詩歌的一個極端的例子。你可以不懂任何拉丁文而用英文寫詩；我卻不敢說，沒有拉丁文的知識你能不能完全理解英詩。我相信，而且我在別的場合也說過，這個事實，即英詩的蘊藏豐富的巨大潛力——這些潛力尚未用盡——在很大的程度上應歸功於不同的種族血緣給英詩帶來了多樣化的口語節奏和詩行節奏；英詩還應大大歸功於這個事實，即希臘文在三百年間，拉丁文在更長的時間內，幫助了英詩的形成。我所說的關於詩歌的情況也適用於散文，但或許少一點必然性：除非我們至少對塔西陀[13]有一知半解，我們很難體會克拉倫登[14]的風格；除非我們能夠稍微意識到吉本[15]身上所受到的巨大影響，我們很難體會吉本的風格。對吉本的影響來自那些古典和後古典時期的編年史編者，來自基督教早期和後期的神學家，這些人為吉本提供了他所需要的材料。 如果古典文學教育是過去英國文學的背景，我們有理由強調說，不僅講授英國文學的人應至少具有較好的拉丁文知識（如果希臘文暫不要求的話），而且研究英國文學的人也應具備一些拉丁文的知識。但是，這個問題並不完全是我想討論的方向。我在這裡談的不是文學教學的問題，我只談有關那些打算從事文學創作的人如何學習文學的問題。許多代以來，我國大多數文學家都來自曾受過以古典文學為基礎的教育的人們當中——這句話絕不是說，我國大多數文學家都是來自人數較少的社會階層。我認為這個共同的教育基礎曾起過很大的作用，使過去的英國文學具有某種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使我們有權說，我們不僅產生了一系列大作家，而且還有了一種文學，這種文學是一個能辨認出來的、稱為歐洲文學的統一體中傑出的組成部分。因此我們有理由要問一下，一旦古典文學和我國文學之間的聯繫完全中斷，當古典文學學者變得像埃及學家那樣完全專業化，過去一位詩人或批評家的智力和審美力通過拉丁文學和希臘文學受到鍛煉，而現在這種鍛煉變得非常特殊，甚至比一個劇作家通過細心研究光學、電學和聲學物理來為完成他的劇場任務而訓練他自己的做法還要特殊，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的語言和我國的文學可能會受到什麼影響呢？你可以選擇兩種態度的任何一種，要麼歡迎這種變革，把它看作解放的曙光，要麼哀嘆它，把它視為文學的沒落；但至少你會同意我們期望這種變革將標誌著過去的文學和未來的文學之間出現某種巨大的區別——區別或許會如此巨大，以至於標誌著從一個舊語言變成一個新語言的過渡階段。 近二十年來，我一直在觀察著一種現象，即照我看來，似乎是中間文學階層的退化，這種退化現象主要發生在文學批評所需要的標準和學識方面。免得你們輕率地認為這個抱怨不過是患風濕病的中年人的痛苦呻吟，我願引用比我年輕一代文學家的代表邁克爾·羅伯茨[16]的話： 到一九三九年夏季以前，英國只剩下兩家嚴肅的文學報紙了：一份叫做《細讀》的銷路很少的絕好的季刊和《泰晤士報文學增刊》，這個增刊，和那些較嚴肅的圖書館一樣，在一九二二年比在一九三八年擁有更多的讀者。質量的概念被淹沒在這種想法之下，即「這完全是個愛好問題」，個人的沒有受到引導的愛好，只有在人們擔心它過於古怪或過於陳舊時才稍微加以調和。一位機靈的出版商成功地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他登了一個廣告：「為少數人閱讀的小說：第二十個一千。」 造成這種衰退的原因無疑是很複雜的。我並不想說這一切都應歸罪於對古典文學研究的忽視，也不想說恢復這方面的研究就足以抵擋這個衰退的潮流。但是共同的教學背景，共同的文學和歷史知識基礎，以及對於英國文學的根源的共同認識，這一切的消失或許使得作家們更容易在他們所不能對之負責的那些文學趨勢的壓力下去進行創作。文學批評的一個功能——我所想的不是那些大批評家或文學批評的經典著作，而是那位每周寫一篇書評的作家，以往他默默無聞，現在他有了更多的知名度，可是很少享受到提高工資的樂趣——文學批評的一個功能是作為一種嵌齒，來調節文學鑑賞標準轉變的速度。當嵌齒梗塞住了，評論者牢牢地嵌在上一代人的鑑賞標準里，機器必須無情地加以拆卸和重新安裝；當嵌齒鬆開了，評論者接受了新鮮風尚作為衡量文學作品優良的充分標準時，機器必須停住，收緊。當機器發生了這兩種毛病的任何一種時，毛病的效果是在人們當中製造分裂：一種人在任何新事物中看不出任何好處，另一種人卻除了新事物外，在任何別的東西裡面看不出任何好處。由於這個緣故，舊事物的古老和新事物的怪誕、甚至於招搖撞騙的性質，二者都加劇了。文學批評的這個失職所產生的效果是陷嚴肅作家於進退兩難的地步：要麼為一個過大的公眾寫作，要麼就為一個過小的讀者群寫作。這兩種選擇中任何一種選擇都產生了同一種奇特的結果，就是助長了朝生暮死的短暫性作品出籠。一部文學作品，如果僅僅受到大眾歡迎，而實際上並沒有包含任何新的內容，這樣的作品的新鮮感不久就會消失：這是因為當二者都已成為歷史陳跡時，後一代的讀者寧願讀具有獨創性的作品，而不願讀模仿的作品。 任何僅屬新奇的東西，它的新奇性只能產生暫時的轟動：同一作品不會兩次產生同一種轟動，而必須後繼以更新奇的東西。 我們時代的較有獨創性的文學曾受到這樣的譴責，即它是為一個少數的、排他的讀者群而創作的——這個讀者群之所以人數少而且排斥局外人，並不是由於這是最好的讀者群，而是因為（如同它被說成是那樣的）這個讀者群包括一些反常的、古怪的或反社會的人們，另外還加上他們的勢利的幫閒者。這個譴責似乎是最不一致的人群都能對之取得一致的譴責——最不一致的人群指那些認為任何新事物都是無秩序的保守分子，以及那些認為凡是他們不理解的東西都是反民主的激進分子。我在這裡不想討論為了支持這些論斷所訴諸的政治熱情。我的論點是，這個後果不是來自個人的畸變——儘管它造成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冒牌貨能夠比較容易地被當作貨真價實的東西，暫時地在某些讀者當中流通、使用——而是來自社會的衰變；在文學方面，則來自文學批評的衰退。這個後果是由於缺少持續的交流造成的：作家與他的朋友、同行以及少數熱心的業餘愛好者之間的交流，作家與受過同樣教育的、人數較多的公眾之間的交流——這個公眾的鑑賞力是通過過去的文學培養出來的，但是現代文學中好的東西，一經指出他們就樂於接受——最後還有作家與全世界讀者之間的交流。如果一個作家最初的、有辨別力的讀者本身與廣大世界脫離，那麼這些讀者對於該作者的影響可能是不均衡的；他們的鑑賞力有屈服於他們小集團的偏見和愛好之下的危險，而且他們還有可能輕易地屈服於一種誘惑力，使他們過高地評價他們小集團成員和他們心愛的作家的成就。 責難文學的現狀，或預言未來的文學會降低標準，這是一回事，提出積極的建議，有關哪一種類型的教育最有利於培養文學家，以及如何使這種文學教育符合總的教育規劃，這又是另一回事。在討論教育時，我們注意的是青少年的教育問題；注意的對象主要是普通智力的兒童或學習成績較差的兒童；注意的對象主要還有那些受教育機會一向較少的兒童。當我們考慮更大的模式時，我們傾向於以培養善良公民為目的來考慮教育問題（這樣考慮是正確的）。我留給你們的問題是：在制訂我們的教育規劃時，我們是否應把維護我國文學的重要性視為一件足夠重要的事，值得給予一些考慮？即便我們都同意它的重要性，教育能否對此負任何責任？答案可能是：「不能」。但是這個問題還是要提出來，答案也必須是慎重考慮後作出的答案。正確的答案只能來自苦思冥想，來自許多人憑廣博的見識進行思考。我不願掩飾這樣做的難度。訓練足夠數量的優秀科學家，使他們分布在不同學科領域內，這個問題是我們討論的熱門；我猜想，這個問題比我所提的問題要容易解決得多。我想，如果不是我們大家面對實質性的證據都承認培養科學家問題的必要性，這個問題也不會顯得如此容易解決；我認為，關於一個問題的重要性，如果大家能取得一致的意見，將會促使這個問題的解決更加成為可能。 雖然現今各種科學的分支如此廣泛，雖然在科學的任何分支中所要吸收的知識量如此巨大，我仍能看到一個有科學愛好的人所應接受的適當訓練比文學家的訓練更容易加以明確的規定。就此而言，除了文學藝術的訓練外，任何其他藝術的訓練也都是這樣。畫家、雕塑家、建築師、音樂家，儘管他們謀生、餬口，或在設法使他們的藝術追求與一個和藝術無關的、有薪金的職業相結合的努力中，可能遭遇到更大的困難，但是這些藝術家與作家相比都具有一套明確得多的技巧需要學會和掌握。他們的主要訓練具有更強的技術性；他們必須學習的科目有更明確的規定；他們不需要那種多樣化的、一般的文化，但是文學家若缺少這種文化，他就會缺少足夠的準備。另一個區別和上面說的區別並不是毫無關係的，這就是文學才能，不像對於其他藝術的愛好那樣，如此明確、如此及時地顯示出來，或具有對實現自己的目標如此明確的信心。用詩歌來表現自己的這種欲望（我個人的經驗使我傾向於這樣想）是盎格魯 — 撒克遜民族大多數男性和女性，在他們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所表現出來的共同特點——這個特點甚至有可能在這種情況下仍繼續存在，即當除了寫詩人本人外，任何人都已明顯地看出寫詩人缺少這方面的稟賦很久以後。當一個中小學男生寫出好的詩行，我們有理由期望他長大以後能在這種或那種行業里勝過同行——但是他那個行業可能使他遠離詩歌或文學領域——那個行業可能把他領到法庭的律師席位或主教的座位上。真正的文學頭腦可能成長得很慢；它需要更全面和更多樣的食糧，關於各種事實的更龐雜的知識，對於各種人物和各種思想更廣闊的經驗，文學頭腦比從事其他行業所要求的頭腦更需要上述這一切。因此文學頭腦的培養就提出了一個更困難的教育問題。在說這句話時，我並不想為文學藝術本身僭取壓倒一切的地位：我只想指出文學家的培養需要不同的準備。 在這裡我想說明，儘管在贊成古典文學教育的論證當中有一些是相當有力和充足的，但我不想重複這些論證。我也不打算冒昧地議論這個問題是否必要和可行，即所有的兒童，不論他們的未來方向是什麼，都應上初級拉丁文課，或許也應上希臘文課。我只想說，所有的兒童都應受同一種教育的年限問題，和全民教育中的共同因素如何延續到更靠後的階段的問題，即便是從文學家的角度來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是因為在此基礎上文學家才有可能擁有一個廣大的讀者群，才有可能既使作家能夠和各行各業的人進行交流，又能使各行各業的人能夠相互了解。我還想附帶說一下，把學習拉丁文推遲到兒童似乎學外語比學其他學科更有才能的年齡，這樣就推遲得太久了——我還想說我相信每個人都很有必要懂得一些拉丁文，即便一點也不懂希臘文是可以的。但是我在這裡對於把這兩種語言的研究當作一種「腦力訓練」來推行並不感到特別有興趣。我認為把任何學科純粹當作現代意義的「訓練」來為該學科辯護，這個理由有可能堅持得太過分了：例如，我曾聽見一個不信教的人為強制學生參加學校禮拜儀式的制度作辯護，他的理由是讓孩子們盡他們所不喜歡盡的責任是有益的。對抽象的「訓練」進行辯護，相信任何一種「腦力訓練」只要以正確的途徑來進行，而且進行到足夠深的程度，就能造就出一位抽象的「受過教育的人」，這種做法和這種想法似乎和十九世紀的平等主義傾向有關，這種傾向把適用於人類的同一平等理想也延伸到供人類研究的學科身上：既然研究這些學科的人類是平等的，那麼這些學科本身也都是平等的了。一個被教導的人至少應是個情願被教導的學生，是個自動地依附一位老師的人，因為他相信老師所傳授的學科是有價值的，並且相信老師有資格給他以他所需要的指引。這就是說，學生生活以作出評價開始——以抱著得到某種特殊知識或熟練技能的願望開始，而不是以懷有獲得抽象的訓練、繼之以認為這門學科將能提供這種訓練的願望開始。為了我的目的，需要討論的問題是學科本身有無價值，而不是它的伴隨的和必要的「訓練」，通過這種訓練人們才能達到對該學科的掌握。既然我考慮的不是抽象的訓練，我也就不想考慮抽象的「教育」，或考慮那個相當乏味的問題，即如何給抽象的「受過教育的人」下一個定義。 也是為了我的各種目的，區分「職業的」教育和「文化的」教育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除了那個不利因素，即「職業的」易於僅僅指示薪金和退休金，「文化的」指示「為閒暇而教育」，這種教育，要不是意味著一種文雅的享樂主義，就是指從事無害的業餘愛好的本領。就作家身份而論，作家很少從事領薪水的工作，他也沒有填滿不存在的閒暇的問題。任何東西落到他的磨盤裡都成粉末，他所能吸收的各種知識愈多愈好；對於他來說，重要的事在於區別他應被別人教會的那些學科與他應自學獲得知識的那些學科。他的任務是通過語言來進行交流；如果他是一位通過想像進行創作的作家，他所從事的工作就是最困難的一種交流形式，在這個形式中準確性最為關鍵，但這種準確性不能事先規定下來，而是必須體現在每一個新詞語中。為了用文學家應該理解語言的方式來理解語言，我們必須知道語言的使用所應達到的各種目的；這就包括對某些學科獲得一些知識，為了交流這些學科的內容，過去人們曾使用語言來達到此目的。這些學科主要有：歷史，因為如果不具備有關文學創作歷史條件的知識，以及有關創作文學作品的人們的知識，你就不能真正理解過去的文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還有邏輯學，因為這個學科研究的對象是對用語言表達出來的思想進行解剖；此外，還有哲學，因為這是一門企圖用儘可能做到的最抽象的方式來使用語言的學科。 這個教學計劃已經夠令人望而生畏了。在適當的階段，我們還必須在此計劃中引入至少一門現代外語，以及我們自己的語言和古典語言[17]。現代外語應是一個大語種，具有和我國語言相似的發展過程，這門外語還必須擁有一個興旺的當代文學；這是因為如果我們能夠欣賞外國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家和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裡，但他們卻用另外一個大語種語言來發表他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我們若能欣賞他們的作品，就會大大地幫助我們養成文學鑑賞的客觀性。會好幾種外語當然比只會一種外語要更好一些；但是想要以同樣好的程度了解一個以上其他國家的語言、文學和人民，這個企圖是不可能達到的。在現代，對文學家來說，最重要的外語一直是法語；這一點不需要我提醒你們大家：相比英語而言，要學好法語，拉丁文的知識更為重要，希臘文的知識也並不次要。對於一個有非常特殊的語言才能的人，如果這個人還沒有被我所建議的那些學識和技能的負擔壓垮，我相信學一門和英語離得更遠的大語種語言，可能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額外的本領；我想到希伯來文，但是若從結構的極端差異和思想的卓越成就來考慮，中文可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但是我所提到的這一點已達到我們看得見的可能性的最遠的邊緣。 所有這些學問的分支都必須通過教師才能學到手；在課程表里似乎沒有多少空白留給自然科學的科目。但是我願設想我心目中的好文學家有可能在中學時代已接受過（我所未獲得的）足夠的訓練，即熟悉數學語言，使他在試圖獨立地去理解某種科學發現的普遍意義時，不至於完全迷惑莫解。用以解釋文學家為什麼在他受的正規教育中不能學到更為詳盡的科學知識的唯一有普遍適用性的理由就是：時間不允許（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原因），因為我們必須給他留出一些鐘點用在吃、睡、社會儀式、飲宴作樂、做禮拜、競技活動和體育鍛煉上面。我們的文學家很有必要在他的一生當中，應該能夠對他沒有受過訓練的一些學科培養起興趣；因為如同我在上面所說，對於一個具有想像力的人來說，幾乎任何東西都是有用的。常有人說，科學的奇蹟為想像力提供營養。我相信這話是對的，但是我認為應區分兩種不同的想像力：一種是偉大的科學家的想像力，這種想像力根據觀察到的現象（這些現象的意義是其他和這位大科學家受過同樣好的訓練，同樣見多識廣的科學家所未能認識到的）做出一項發現；另一種想像力是像盧克萊修[18]，或甚至於像雪萊[19]那樣的人的想像力，這種想像力使這些人的科學知識充滿了一種感情生活，而純粹的科學家卻和感情生活無關。 你們可以看到，我並沒有竭力主張實行「文化」或通才教育來反對專門化教育；這是因為文學家的教育，就它本身來說，也是專門化和「職業的」。但是我們還必須面對另一個困難。我曾說明我並不企圖為有天才的人作出任何規定，而是想規定一下文學家生活在其中的環境，這種環境有利於有天才的人取得成功。但是另一方面，你不可能在文學家和他的讀者之間、在書面批評家和口頭批評家之間劃一條明確的界限。任何人都不會像作家那樣由於局限於和他的同行來往而遭受那樣大的損失；如果他的讀者也主要由其他作家或自封的作家組成，他遭受的損失就更大。作家需要有一小群公眾，這些人受過基本上和他自己相同的教育，也具有相同的鑑賞力；他還需要一大群公眾，這些人和他有一些共同的背景；最後他還應該能和具有智力與感受力、而且能夠閱讀他所使用的語言的每一個人進行交流。因此，英國文學繼續生存的問題就把我們帶到另一個問題，就是對於教育統一性的需要問題，教育在不損傷學問和研究的任何分支（科學的或人文科學的）的前提下需要有某種程度的統一。這個問題比任何一個行政的、機構的或課程設置的問題都更為重大，因為它是一個有關精神建設的問題，因為解決這個問題牽涉到不僅是教育規劃，而且是栽培一套價值模式，因此這個問題如此巨大，不僅有關教育專家，而且有關一切重視社會結構的人。我在這裡不想多談這個問題，除了說明我意識到它的重要性。我唯一的貢獻就是宣稱英國文學的前途，將受到我們採用的能夠解決或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的深刻影響。 我的特殊論點始終是：維護古典文學教育對維護英國文學的延續性是十分關鍵的。如何確定古典文學在教育中的地位，如何使古典文學適應必然的、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條件，這些問題，我沒有權利要求你們都給予注意。但是我相信我的論點是為古典文學作辯護的一個重要防線。最高學術成就的標準必須保持，研究的成果必須給以榮譽：必須保證大學問家的聲望不得縮小。大學問家將繼續有他的地位——要是沒有大學問家，古典文學教育的整個建築將會崩潰——關於這一點，我確信不疑。但我覺得不十分肯定的是這一事實，即大學問家在未來是否能儘早地被發現，以便接受適當的訓練？還有，在沒有更廣泛的影響的前景下，除了訓練少數比他年輕的人以便繼續他的工作外，是否還能起更大的作用？第二類的學問家是非專業的學者，這些學者屬於其他一些領域，這些領域要求或者應該要求古典語言的準確知識；這一類學者不僅包括神學家和歷史學家，還有全體教士和牧師、現代語言和文學的教師以及文學批評家。的確，對於最後一類人來說，如果他今後不再閱讀古典文學，只在學校里花了幾年功夫學會這兩種古典語言，那還是很不夠的——文學批評家必須使他學過的古典文學知識在他的鑑賞和判斷中能夠隨叫隨到，而且能夠起積極作用；他必須真能欣賞古典文學。但是維護上述這幾類學術成就還不夠，而且甚至也不可能，除非在更大數目的人們當中，並且在（像我自己這樣的）人們當中，也就是說，在這些未能記住足夠多的古典語言以便熟練地閱讀原文的人，以及從未學過古典語言的人當中，能夠培養起對於希臘和羅馬文明的一些知識，培養起對於這些文明的成就一定程度的崇敬，培養起對於這些文明和我們自己的文明之間的歷史關係的一些了解，以及通過翻譯培養起對於它們的文學和它們的智慧一定程度的熟悉。被少數人獨占的學術研究是徒勞無益的，除非在廣大的、沒有機會獲得第一手知識的人們當中能夠傳播，對這項學術研究的內容的崇敬，以及傳播對該內容與我們之間的重要關係的認識。 我意識到，我關於英國文學依賴拉丁文學和希臘文學的論斷，對於好幾類人將無任何說服力。有的人根本不認為文學有任何大的重要性，還有一些人雖然承認過去的文學有一定的價值，但並不認為保證英國文學繼續保持領先地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另外有人雖然承認文學的重要性，但不認為對於文學的繼續生存，一種教育或另一種教育會有多大的影響。還有些人，或許因為他們已陷入為全國人民提供這種或那種教育的極大困難中，認為這個額外的問題並不那麼緊迫，或者抱怨他們必須考慮如此眾多的其他事情，以至於他們無暇顧及這個問題。最後，還有一種人，他們希望看到如此全新的世界，他們甚至歡迎延續性中斷的前景。無疑地，上述這一切看法在許多人的頭腦中，有可能以一種半成形的狀態同時並存著；時而一種看法，時而另一種看法，出現在意識層中。 在諸位面前，企圖駁斥上述這一切反對古典文學教育的意見將是一件不禮貌的舉動。這些意見當中有一些更多地屬於積累了畢生從事教學和會議經驗的人們的領域。我的呼籲只是提給這些人，他們已經接受了這個看法，即認為一個活的文學的維護不只是詩歌業餘愛好者和小說讀者所關心的事；我向之呼籲的人還包括這些人，他們認識到維護文學就是維護高度發展了的語言，也就是維護文明，使它免受野蠻行為的侵襲。我呼籲的對象還有這些人，他們能體會對統一的需要，如果大家都相信目前的混亂能轉化為秩序。所謂統一，不僅是指行政上或經濟上的統一，而是指歐洲眾多差異當中的文化統一，指的是文化統一的需要。這些人還相信，只有紮根在舊的土壤中才能生長出新的統一，這舊的土壤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和這兩種古典語言，這些東西是歐洲人的共同遺產，也就是他們的根。我相信這些根是無法解開地糾結在一起的。我不願冒被人指摘為異端邪說的危險，即把基督教看成歐洲人的信仰，而不是一個普遍的信仰（有些論宗教和政治問題的作家似乎接近這種觀點）；我也不願被人譴責說我開創了一個新的邪說，認為靈魂得救要靠在古典文學學科考試中取得優等成績。但是歐洲文化，就目前來說，仍是基督教文化；另一方面，除非拉丁文和希臘文的教師們能夠保持拉丁和希臘文化的學術研究的高標準，歐洲的（包括英國的）傳統宗教信仰就不能保持它的思想活力。但是這些考慮超出了我為當前這個場合所承擔任務的範圍。我不願最後給你們留下一個印象，就是我對無論是宗教領域或是文學領域的正規教育提出了過多的要求。我完全意識到，教育制度並不能主動地產生偉大的信仰和偉大的文學；說得更確切一些，我們的教育與其說是我們文化的產生者，還不如說是它的產物。但是那些關心我們文化的生存、延伸和發展的人，儘管他們的資歷不夠作出判斷，卻不會對我們所繼承的古典文化遺產不感興趣。 李賦寧 譯 * * * [1] 艾略特於1942年4月15日在劍橋古典文學學會會上所作的會長演說辭。——原注 [2] Raymond Wilson Chambers（1874—1942），英國文學史家，曾任倫敦大學教授。 [3] 英國作家班揚的父親是一個補鍋工人，他本人也繼承父業，只讀完村裡的小學。 [4] 林肯是美國第16任總統。他當過倉庫保管員、郵局職員、土地測量員等。他在業餘學習法律，自學成才。 [5] 指的是1611年出版的欽定聖經英文譯本（the Authorized Version of the Bible），又稱詹姆斯國王的聖經（King JamesVersion）。 [6] 莎士比亞只讀完鎮上以拉丁文為主課的中學。 [7]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英國國教所用的禮儀書。1549年為英國聖公會正式採用。 [8] 英國劇作家和詩人本·瓊森，被公認為伊麗莎白時代英國最博學的劇作家。通常他和莎士比亞形成學識和天才之間的鮮明對照。 [9] 彌爾頓畢業於倫敦聖保羅學校和劍橋大學，曾在歐洲旅遊、訪學兩年，他是當時歐洲最博學的人之一。 [10] 但丁受過當時最好的教育，熟讀古典文學和基督教文學，成為中世紀歐洲最博學的詩人。他的傑作《神曲》被稱作「中世紀歷史、社會和文化的百科全書」。 [11] Walter Savage Landor（1775—1864），英國詩人、批評家，精通古典文學，他寫的抒情詩大多數都以希臘文和拉丁文抒情詩為藍本。 [12] 喬伊斯立志革新小說藝術，運用許多新的敘事技巧和一種新的、獨特的風格和語言（包括他造的新詞、文字遊戲、複雜的典故，以及取自神話、歷史和文學作品的富有象徵意義的故事和事件），讀者都普遍認為他的作品晦澀難解。 [13] Gaius Cornelius Tacitus（約55—117），古羅馬歷史學家。著有《歷史》（Historiae）、《編年史》（Annales）、《日耳曼尼亞志》（Germania）等。塔西陀寫的拉丁文散文的特點是：鋒利、精練和富於警句。 [14] Edward Hyde Clarendon（1609—1674），英國政治家和歷史學家，著有《英國叛亂和內戰史》等。 [15] 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國歷史學家和散文家，著有《羅馬帝國衰亡史》等。 [16] Michael Roberts（1902—1948），英國詩人、作家、評論家。 [17] Classics，指的是古典文化（古代希臘和羅馬文化）的研究，包括語言和文學。這裡特指古代希臘文和拉丁文。 [18] Lucretius（前99—前55），古羅馬詩人，他的《物性論》（De rerum natura）是一部哲學長詩，用原子論學說解釋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現象。他以極大的熱情和信心宣傳他的哲學和科學思想，因此艾略特說他的想像力使他的科學知識充滿了一種感情生活。 [19] 雪萊是抒情詩人，更是一位哲學詩人。他的《含羞草》（The Sensitive Plant）一詩表明他的想像力如何使他的科學知識（關於含羞草的植物學知識）充滿了一種感情生活（對美的理想的追求和對醜惡現實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