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批評家 · 政治文學[1]

我並不是今天才意識到接受你們的邀請來作這個文學午餐講座是多麼輕率。在此之前我就已經意識到了。我應邀而來，不過是再度證明一個真理，那就是一個人可以直面任何危險，甚至不揣深淺地去追逐它，只要這種危險尚未臨頭。其實，我也不是沒有前車之鑑。不過，這回我的莽撞可以從兩方面說起。儘管我並不認為在座諸位都擅長當眾演講，但敢肯定，即便不擅長，至少也都見過世面，在演講方面有著相當高的標準。而文人，並不會因為他是文人就擅長登台演說；相反，文人反倒不太會演說。雖然在有所準備的情況下，相對不會那麼拘謹，也只是相對罷了。所謂有所準備，不僅是要整理好思路，還得掂量好措辭。我今天就是這樣的。我的莽撞還體現在我居然答應到一個不熟悉的場合來，扮演一個陌生的角色。當然，這可以吸引更多的聽眾。諸位現在的感覺很像在圍觀一個人從高處縱身跳入水中，而大家正傳言此人不會游泳，那種驚險自不待言。我當然希望能讓諸位失望，但我自己也不知道，在水花四濺之後，水面歸於平靜，我的腦袋還能否浮出水面。 早先公布的演說題目可能引起了一絲興奮和一些誤解。一家日報的專欄作家就這麼說：「寫詩劇的艾略特先生正在轉向政治，他此前一直對此退避三舍。」其實，我這次談政治，還是一如既往，並不想比我此前一些散文中的政治意味更濃。那位作家頗能欣賞我的戲劇，但可能沒有注意到那些散文。 早先的題目，我覺得有人可能會講得很好。我並不是說我自己。那天很晚了，我才意識到，我這是惹火燒身了，得把火滅了才行。我就想起來，幾年前我答應給尼斯的一家協會作講座。在給該協會主席寫信時，我說，也不知道會碰到兩種聽眾的哪一種，所以，到底講什麼，我覺得仿佛身處錫拉峭壁與卡律布狄斯漩渦之間[2]。還沒等我想好講什麼呢，尼斯那邊就宣布了，說我要講錫拉峭壁與卡律布狄斯漩渦。這可讓我著實吃了一驚，但轉念一想，何樂而不為呢？幾乎任何話題都可以放到這個題目下面來談。《錫拉峭壁與卡律布狄斯漩渦》，妙就妙在它是一個很籠統的題目。況且，這種模糊還能引起人們的好奇之心。而《政治哲學與政治實踐之關係》就未免太具體了，令人望而生畏。講那種題目，得有以賽亞·伯林先生那樣淵博的學識、深邃的思考和酣暢淋漓的文字。我就不敢與那種泰斗一比高下了。我不過是這樣一介文人，覺得自己提出的問題間或也能引起關注，哪怕給出的答案甚為微不足道。而且，身為文人，我所參與的政治也絕不外乎兩種。一是當選民，跑跑龍套而已；一是做讀者，靜坐清談罷了。 言歸正傳。首先，我想問一個問題：什麼是保守主義文學？換言之，有哪些英文的「經典」作品有助於理解什麼是保守主義，是任何一位細心的保守人士都理應有所了解的？這些作品都是出自誰的手筆呢？有四個名字，不用提示，我們都能一起說出來，因為他們經常一起出現。休·塞西爾勳爵[3]有本令人嘆為觀止的小書《保守主義》，是他一九一二年為「家庭大學文庫」而作。在該書的參考書目中，那四個名字位居前列。毫無疑問，那就是博林布魯克[4]、伯克[5]、柯勒律治[6]、迪斯累里[7]。 現在，誰還能在同一思想流派中找出如此迥然各異的四個人？他們只有一個明顯的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是自成機杼的散文大師。他們的作品不僅是學政治的學生不能不讀的，也是學文學的學生不能不讀的。他們每個人都對文體有一種感覺，這可不只是懂得怎麼寫作那麼簡單。保守主義傳統竟也是華章美文的傳統，自然再好不過，但也許二者毫不相干，只是巧合罷了。休·塞西爾勳爵要求篤信基督教信仰，恪守基督教道德，這樣的要求並不過分，但很難說博林布魯克符合這個要求。思想家伯克當然是一位基督徒。柯勒律治既是哲學家，又是卓爾不群的神學家。迪斯累里當然也配得上一個學士學位，儘管格萊斯頓[8]的教士風範是他唯一讓我更為心儀的地方。說到政治，從政的三人所處的境況也大不相同。有些人只是兼取托利黨和輝格黨成分，從中提煉出了保守主義的概念，這與法國大革命對伯克的影響有很大關係。如果採用這種界定，博林布魯克就得算「前保守派」。大家知道，伯克是在當時的政治辯論中對保守主義信條作出了最為重要的闡述。迪斯累里既在議會中表述己見，又在小說中闡發所思。柯勒律治更像是我這樣的人，但又遠勝於我，他學識更為淵博，寫作更為勤奮，思維也更為細膩深邃。 因此，我們說四位作家當中，有三位作家的哲學受其從政經歷滋養，一位是毫無從政經驗的哲學家。我們該怎樣理解這種多樣性？他們相差如此之大，寫作背景又如此迥異，能從他們的作品中找到什麼共同的原則呢？我倒覺得，發現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並非壞事。倘若我在解釋自己的觀點時，諸位覺得我說的不過是些陳詞濫調，平淡無奇，希望諸位歸咎於我頭腦簡單，沒有經驗；但倘若諸位覺得我是在大放厥詞，胡說八道，我也不會乞請饒恕。 我斗膽提出，政治思想，即對某一黨派內在的恆久原則（如果有的話）的思考，其發展形成有兩條相反的路徑。起初，這種思想可能是一組信條，很可能是一本經典著作；然後，信徒們開始向感興趣和不感興趣的人宣傳散布這些信條，動之以情；接下來，他們成立政黨，為實現一個基於這些信條的綱領而奮鬥。該黨在執政之前就已經根據其信條勾勒出一個終極的理想社會藍圖。這樣一來，理論完全先於實踐。 但政治思想的形成也可能走一條相反的路徑。一個政黨也許會發現，在完全認清其恆久原則之前，或就這些原則形成共識之前，它還有一段發展歷程。該黨可能是經過了一系列變革與調整才最終成形。在此過程中，既有舊問題被淘汰，又有新問題產生。該黨的基本原則到底有哪些，恐怕只能去細考其發展變革之史，詳究其智士明哲所為之辯。唯有把握確鑿之史實，做出明達之分析，方能區分恆久原則與一時之計；方能區分出哪些信條與原則是任何情況下都要始終堅守不渝的（如不堅守，該黨就成了騙子），哪些是特殊條件下的權宜之計，只有在那些條件下才能講得通，才能有道理。 我覺得，第二種路徑似乎更接近於伯克所主張的有機而非機械的發展。不過，上述兩種路徑都各有隱患。 我並不打算陷入到歷史宿命論的爭論之中。宿命論在情感上很有吸引力，這一點很奇特，就連那些相信計劃總會有變化的人都能被它吸引。有人能使自己相信，他們想要發生的事終將會發生；也有人喜歡覺得自己正順應潮流。宿命論似乎能給他們極大的鼓舞，有時還能賦予他們力量。我們都會時不時地聽到，只有承認了必然性才能找到自由（儘管人們也會很自然地想到，這個說法可能有點問題）。但誰都能從自己的經驗中知道，沒有一貫正確的預言；無論做什麼，都會有不可預測的結果；再合理不過的壯舉也經常敗北，而最不理智的蠢行有時也能帶來最甜蜜的結局；每一種改革都會滋生無法預見的新弊端，但我們並不能就因此說不應該改革；我們不得不經常面對新興事物，應對突如其來的問題。我們即便不總是摸黑走路，至少也時常行進在黎明或薄暮時分，加上視力又不濟，張冠李戴是常有的事；有時覺得遠處有攔路虎，其實根本就沒有，而近在眼前的致命危險卻又經常視而不見。這就是弗雷德里克·司各特·奧利弗[9]的《無盡的險途》。 如果一個政黨所信奉的是固定不變的信條，它一旦掌權，就有可能出現兩種情況。經驗老到的領袖就會吃一塹長一智，將該黨綱領中他們覺得不切實際的部分擱置起來，並發揮其聰明才智，為此舉找一個理由；或者向大家證明，某個舉措貌似修正，實為合情合理的發展。我相信，在東方，人們會自然而然地相信，現在所做的一切就是馬克思也會贊同，列寧也會照做，直到官方採取了相反的政策。這種做法自然靈活機動。另一種情況則是雅各賓主義，死守教條，時刻準備著摧毀一切，而不是根據現實修正理論。 但上述兩種情況都有隱患。在第二種情況中，由於該黨已經信奉了它無法放棄的信條，因而傾向於僵硬不化，或貌似變革，卻虛與委蛇。但在第一種情況中，該黨又會變得過於無常，無視原則，隨遇而變，毫無節制，名節盡失。知道什麼該放棄，什麼該固守，能在需要做出關鍵決策時認清形勢，是一門藝術，需要經驗、智慧和眼光。這讓我無法艷羨那些公務人員，不管隸屬何種黨派，他們隨時都有可能被召去做重大決定，說不定什麼時候又會被後人指責為狂熱分子或機會主義者。屬於第二種情況的政黨，需要不斷根據經驗來反思其信條，反思大家公認為正確的觀點，否則，就有因循已受懷疑的原則之虞；屬於第一種情況的政黨，則需要不時重新探究其恆久原則有哪些，並根據這些原則來反思其行動。因為，每代人都要重新區分哪些是恆久的，哪些是一時的。 我最近讀了一篇文章，講美國的保守主義。作者的觀點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認為，近來美國真正的保守派人士都不是政治人物，而是些思想型觀察者和道德家，通常是學界中人。他提到的人絕大多數我要麼認識，要麼接觸過他們的作品。上一代人中有保羅·莫爾和歐文·白璧德，健在的有伯·艾·貝爾牧師和加利福尼亞的尼斯比特[10]教授。作者本人是美國人，如果他所言不謬，那這種狀況可並非幸事，除非這些作家的見解都能傳播得更廣泛些，經過修改、調整甚至扭曲，再轉化成行動。我覺得，在一個健康的社會中思想和行動之間存在著許多過渡類型。其中一端是不摻私念的思想家，他頭腦謹嚴，潛心思考，只顧探求真理，不管其傳播，更不管其付諸實踐；另一端是政治「軍士」，不太關注大的思想，卻有著與生俱來的良好判斷力、美好的情感和正直的品格，又接受過訓練和教育。在這兩端之間，還有幾類、幾種政治思想，連綿在一起，相互之間沒有截然的斷裂。 同時，任何思考政治的人，都應該認識到自己的能力和不足，不應該從所謂的哲學思想到所謂的行動什麼都參與。但如果我們能和不同行業的人交往，就能更好地理解我們自己在社會中的作用；如果一個人的工作就是思考和寫作，又能經常接觸那些指導政策和做決策的人，就能做得更好，就像立法者應該能夠站在執法者和守法者的角度上思考問題。如果一個社會中的各行各業疆域太過分明，從事不同職業的人無法理解對方的思想和性情，這個社會顯然是有危險的。說得再直白些，在一個政治傳統中，如果實務者都被教條主義者所操縱，或者政治哲學只是為統治集團服務、粉飾其所為，都將是災難性的。 我剛才指出的是，思想家與實幹家不應有絕對分工；我也主張，從事各行各業的人，或政治利益相左的人，雖然研究理論和投身實踐的比例各不相同，也應該能夠相互理解，相互學習。我也提到，在這方面，和日常生活中一樣，每個人都應該認識到，哪些是他應該參與的，哪些是他不應摻和的。 關於最後這一點，我想到了一個人。我很敬佩他，也很景仰他。儘管他有些觀點令人惱火，有些觀點讓人不齒，但他仍是一個偉大的作家，真心熱愛自己的祖國。他命運不濟，但完全配得上更好的命運。我知道，人們很容易會批評一個人沒有成為另外一個人；我也知道，要批評一個政治舞台並不在我們國家的人，應該格外慎重。即便如此，我有時也還是會想，如果夏爾·莫拉斯把自己限定在文學領域，只去研究政治理論，而不是試圖去建立一個政黨，掀起一場運動（那樣就捲入並激化了政治鬥爭），如果他沒有擁護恢復君主政體（因為他那樣做非但沒有消減反而激化了矛盾），那麼，他那些合理而又有力的觀點就會傳播得更廣，滲透得更深，在當時的影響也就更為明顯。 但說到底，如果只是一個作家，他的作品又怎樣能影響政治生活呢？人們有時會說，一個人愈是高深，愈是睿智，其影響就愈難覺察。當然，這話放在現代人身上是講得通的；但若考慮古代最偉大作家的思想，我們就談不了他們的「影響」。要問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的影響是好是壞是很可笑的，因為我們無法想像假如沒有他們，歐洲思想史會是什麼樣子。但就現代作家而言，就說蕭伯納先生吧，他的影響力在其巔峰時期（我想是在本世紀初），可能會比那些思想更純粹的作家更容易為人所察覺，影響也更廣。我們真得佩服他，伶牙俐齒，不僅能讓讀者和觀眾覺不出他的思想貧乏，還能讓他們相信，欣賞他的大作本身就證明了他們自己的聰明才智。我並不是說，如果沒有與他交往的那些更能埋頭苦幹的人，蕭伯納先生依然能獨成其功；但能讓趣味低級的人覺得自己就是趣味高雅的人，而趣味高雅的人就應該是社會主義者，他可是極大地提升了社會主義的聲望。但要拿蕭伯納或赫·喬·威爾斯等人的影響與柯勒律治或紐曼[11]等人的影響做個比較，我覺得並沒有一個通用的衡量標準。 不過，我得承認，我本人並不太關心影響問題，也不太關注那些靠趕早潮並順流急劃來揚名立身的政論作家。我關心的是，總要有少數作家能夠深入到問題的核心，能努力探求並闡明真理，不抱著太大的希望，也沒有要改變時局的野心，在似乎無功而返的時候，也不會感到意志消沉，不會一蹶不振。 適合這些人的領域不能叫做政治領域，而是前政治領域。這個說法我是從牛津大學欽定神學教授德曼特教士[12]那裡借來的。他的作品，還有克里斯多福·道森[13]先生的作品、美國人賴因霍爾德·尼布爾[14]教授的作品，都屬於這一領域。我也致力於此，只是才學疏淺多了。不過，就文學對政治的影響而言，我們除了看這些哲學思辨作品，還要看那些想像虛構的作品。迪斯累里早年與斯邁思和曼納斯[15]交往，受益匪淺，而此二人又受瓦爾特·司各特影響極大。關於前政治領域的重要性，我簡要概括為，任何合理的政治思想都應紮根於此，由此汲取營養。如果諸位不介意我換一個扯得很遠的比喻，這個領域也是「字帖之神」[16]所居之處。要是不用比喻直說，這個領域就是倫理學的範疇，說到底就是神學的範疇。因為一切問題的問題（任何政治哲學都逃不開這個問題，所有政治思想最終都要由該問題的正確答案來評判）就是：人是什麼？人的局限有哪些？什麼是人的苦難和人的偉大？最後，人的命運是怎樣的？ 喬修峰 譯 * * * [1] 本文為1955年4月19日在倫敦保守主義聯盟舉辦的文學午餐會上的演講。——原注 [2] Scylla and Charybdis，錫拉峭壁位於義大利墨西拿海峽，其對面就是卡律布狄斯漩渦。希臘神話中，她們是兩個妖怪，堵塞了奧德修斯漂流所經過的狹隘水域。身處兩者之間，形容左右為難。 [3] Hugh Cecil（1869—1956），英國保守黨政治家。 [4] Henry Bolingbroke（1678—1751），英國托利黨政治家、自然神論哲學家、歷史學家。 [5] Edmund Burke（1729—1797），英國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近代保守主義鼻祖。 [6] 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國詩人、評論家、哲學家，詩作有《忽必烈汗》、《古舟子詠》等。 [7] 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國保守黨領袖，兩度出任首相，沒有進過大學，卻是有名的小說家。 [8] 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英國自由黨領袖，四度擔任首相，曾就讀於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 [9] Frederick Scott Oliver（1864—1934），英國保守政治評論家，《無盡的險途》（Endless Adventure）講述的是十八世紀的英國政治。 [10] Robert Nisbet（1913—1996），美國社會學家。 [11] 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英國教士、詩人，牛津運動的發起人之一。 [12] Vigo Auguste Demant（1893—1983），英國神學家、社會評論家，1949至1971年任牛津大學欽定神學教授。 [13] Christopher Dawson（1889—1970），英國文化哲學家，著有《牛津運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Oxford Movement）。 [14] Reinhold Niebuhr（1892—1971），美國神學家，著有《信仰與歷史》。 [15] George Smythe（1818—1857）和John Manners（1818—1906）均為英國政治家，都與迪斯累里一起倡導過「青年英格蘭」運動。 [16] 英國詩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寫過一首詩，題為《字帖之神》（The Gods of the Copybook Headings）。詩歌大意為，人性中基本的、不變的部分，會在各個社會中不斷重現。習字帖在二戰前的英美學童中十分常見，字帖每頁頂端通常有一句諺語或道德箴言，字體優美，供習字者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