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施塔姆勒 · 前言

在馬克斯·韋伯的同事與朋友中，有一些氣質獨特、心氣高傲的人，比如恩斯特·特洛爾奇（Ernst Troeltsch）、海因里希·李凱爾特（Heinrich Rickert）以及格奧爾格·西美爾（Georg Simmel）。特洛爾奇是海德堡大學的歷史學家和神學家，在宗教史與宗教社會學方面與韋伯興趣相投，甚至在位於Ziegelhäuser街、俯瞰內卡河的韋伯家中借住多年。李凱爾特是新康德主義學院派哲學家，與韋伯在孩提時代相識於柏林，後又在弗萊堡大學成為同事。李凱爾特是哲學編外講師，韋伯則在那裡獲得了第一份正教授教席。後來，李凱爾特在韋伯之後去了海德堡，在那裡他仔細研究了韋伯方法論著作的發展。西美爾是社會文化科學大師，社會學家、認識論專家、美學家及思想史家。但在其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只是柏林大學一位沒有穩定職位的教師。他是韋伯海德堡家中的常客，兩人通信頻繁。為幫助西美爾在海德堡大學謀取一個教授職位，韋伯到處遊說，但沒能成功。韋伯這三位朋友，在評價同代同行時，從不虛言客套，故作謙虛，也不隨意吹捧。但在威廉德國的思想文化［氛圍］中，這樣的美德顯然既不受到倡導，也沒什麼回報。但這三位都把韋伯視為天才。 李凱爾特與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在許多問題上似乎並無共識，就連在雅斯貝爾斯是否應該被指派承擔海德堡哲學教席這個問題上也是如此，但他們都認為韋伯是那個時代德國最偉大的思想家。雅斯貝爾斯認為，就明晰性、原創性與歷史重要性而言，韋伯的方法論可以與伽利略論自然科學基礎的著作媲美。李凱爾特也拿韋伯的方法論著作與文藝復興時期自然哲學家們有關科學的哲學著述相比較。為澄清研究自然現象的新方法，培根、伽利略與笛卡爾研究了有關科學的哲學。他們的著作對後來的自然科學家至關重要，並且已被奉為經典。在李凱爾特看來，韋伯方法論著作背後的意圖，也是去發展一種「新工具」，一種新的社會文化研究邏輯，一種可以定義社會文化科學主題、問題、方法與理論宗旨的新範式或問題意識。 74年前，韋伯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方法論文章。55年前，他的所有方法論著作都被結集出版。韋伯的方法論與我們有何關聯？韋伯認為，任何科學研究或學術研究，在50年內必然會過時。這是科學進步內在辯證的結果，也是科學分工日趨精細的結果。韋伯方法論的重要性有沒有得到理解與充分挖掘？其局限與缺點有沒有得到揭示與分析？社會文化科學是否已經把握、檢驗、批判、窮盡並超越了韋伯方法論的可能性？是否因為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比韋伯看得更遠？或者，用沙特爾的貝爾納（Bernard of Chartres）在論述12世紀學者與古代哲學家之間關係時所用的比喻來說：我們都像坐在巨人肩上的矮子？要把握這些問題的修辭含義，無需藉助有關社會文化科學史的高深著作。我們對待韋伯方法論著作的姿態遠為謙遜。遙遠的巨像巍然聳立，我們用侏儒的眼光來窺視它神秘莫測的面孔。貝爾納明白其同時代人的著作無法與古人的成就相比。但他也清楚，自己已經仔細地、批判地研讀過他們的著作。然而，韋伯很多重要的方法論著作，以及那些影響過他的人的著作，尤其是狄爾泰（Dilthey）、西美爾以及李凱爾特的著作，都還沒有翻譯成英文，英美的社會文化科學研究者至今仍無緣得見。 經自由出版社與主編查爾斯·E.史密斯（Charles E. Smith）的努力，作為「解釋性」社會科學之基礎的［韋伯］方法論，得以更為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1975年，自由出版社出版了韋伯的第一部也是最具雄心的一部方法論著作：《羅雪爾與克尼斯：歷史經濟學的邏輯問題》（Roscher and Knies: The Logical Problems of Historical Economics）。隨後又出版了西美爾包羅萬象的社會文化科學哲學著作，也即《歷史哲學問題》（The Problems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英譯本，這本書常常被韋伯當作重要參引來源。眼前這部《批判施塔姆勒》（Critique of Stammler）英譯本揭示了許多關鍵聯繫：「羅雪爾與克尼斯」專著與《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的問題意識之間的聯繫；韋伯的方法論與當代許多方法論之間的密切關係，包括彼此交疊的常人方法學、現象學社會學、詮釋社會學（hermeneutical sociology）以及日常生活社會學等學說。自由出版社的艾琳·菲茨傑拉德·德瓦爾德（Eileen Fitzgerald DeWald）負責這些手稿，她的修訂使譯稿更為明晰，文字更為順暢，使這些譯著增色不少。這些譯著得到了蒙莫斯學院（Monmouth College）三筆基金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