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船 · 第五章
波匹茲太太叫醒我們。——喬治大懶蟲。——「天氣預報」騙局。——我們的行李。——小男孩的惡作劇。——人們圍觀我們。——我們聲勢浩大地坐車走了，到了滑鐵盧車站。——西南鐵路公司的工作人員對火車這種俗事一無所知。——我們在船上漂蕩。
第二天早上是波匹茲太太把我們叫醒的。
她說：「先生，你們知道現在已經快九點了麼？」
「九什麼？」我大叫，嚇得跳起來。
「九點鐘，」波匹茲太太的聲音通過門上的鑰匙孔傳了進來，「我想你們睡過頭了吧。」
我叫醒哈里斯，告訴他已經九點了。他說：「我以為你六點就要起床。」
「我是這麼想的，」我回答，「你為什麼沒叫醒我？」
「你不叫醒我，我怎麼叫醒你？」他反駁，「現在我們得十二點之後才能到河邊了。我不知道你到底還有沒有必要起床。」
「嗯，」我回答，「算你運氣，我起來了。如果我沒叫醒你，你可以在這裡整整睡上兩個星期。」
我們在這裡互相責罵了幾分鐘，直到我們被喬治的鼾聲打斷。波匹茲太太叫醒我們之後過了那麼久，我們這才想起喬治的存在。他就躺在那兒——這個當時問需要什麼時候叫我們起床的人——穩穩地躺在那裡，大張著嘴，雙膝豎起。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但是我起床之後如果看見別人還在睡覺，就會非常生氣。對我來說，看見有人把生命中如此寶貴的時光——一去不復返的光陰——浪費在畜生般的睡眠當中，是很難以忍受的。
喬治就是這樣，把無價的時光懶惰地拋在身後。他寶貴的生命，此後他每一秒都要好好算計的生命，就這樣白白浪費了。他本可以起床，往自己嘴裡塞點雞蛋和培根，或者惹怒小狗，或者調戲女傭，而不是四仰八叉地躺在這裡，睡得失去了靈魂。
這想法很讓人害怕。哈里斯和我好像同時體會到這點，我們決定拯救他。為了這崇高的目的，我們忘記了我們之間的爭執。我們飛奔過去，把他身上的衣服扔掉，哈里斯還拿起拖鞋扔在他身上，我又在他耳邊大喊，他這才醒了過來。
「怎麼回事？」他終於發覺了，坐起來問道。
「起床！你這個大頭胖子！」哈里斯咆哮道，「差一刻就十點了。」
「什麼！」他大叫一聲，從床上跳起來掉進了澡盆里，「到底是誰把澡盆放這兒的？」
我們說他連澡盆都沒看見，簡直太傻了。
我們穿好衣服，輪到細節部分的時候，才想起牙刷、刷子和梳子都已經打包到行李中了（我就知道我的牙刷一定會是我的死穴），所以我們還得下樓去，把它們從包里翻出來。剛弄好，喬治又說要拿剃鬚裝置。我們說他今天還是不要刮鬍子了，因為我們不能為了他再次翻開行李，無論為誰也不能。
他說：「別亂來。我可不能就這樣進城去。」
不刮鬍子當然有點對不起倫敦城，但別人難受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正如哈里斯用他那通俗的話說，倫敦城也只有將就了。
我們下樓吃早餐。蒙莫朗西邀請了兩隻其他的狗來為他送行，他們正在台階上打架消磨時間。我們用雨傘讓他們安靜下來，這才就座吃我們的豬排和冷牛肉。
哈里斯說：「吃好早餐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先吃了兩塊豬排，因為他說豬排要趁熱吃，牛肉可以等等再說。
喬治拿起報紙，把有人划船時喪命的新聞讀給我們聽，還有天氣預報，說「雨，寒冷，陰雨轉晴」（說起天氣總是那幾句不好的話），「時有雷雨，東風，米德蘭各郡（倫敦及海峽地區）有低氣壓。晴雨表下降」。
我確信，在一切我們經常遇到的無聊又討厭的誇誇其談中，天氣預報的鬼話最讓人生氣。它預告的正是昨天或者前天的天氣，卻與今天的天氣截然相反。
我記得有一次深秋，我的一個假期完全被當地報紙上的天氣預報給毀了。周一，報紙上說：「今日大雨，間有雷雨。」所以我們放棄了野餐，整天待在室內，等著下雨。人們不斷經過我們門口，坐著各種馬車愉快地遊玩去了，陽光明媚，不見一絲雲彩。
「啊！」我們站在門口看著他們說，「等他們回家的時候一定淋成落湯雞。」
我們一邊偷偷笑著，一邊想像著他們渾身濕透的樣子。接著我們走回去撥弄下壁爐的火，拿起書，整理我們的海草和貝殼標本。十二點的時候，陽光曬到屋子裡，熱氣讓人難以忍受，我們開始懷疑大雨和雷雨到底什麼時候才來。
「啊！一定是下午，等著瞧吧。」我們對彼此說，「噢，那些人不淋濕才怪呢。那才有趣！」
一點鐘的時候，房東太太來問我們是不是要出門，因為今天天氣很好。
「不，不，」我們回答，一邊會心地微笑著，「我們可不出去。我們不想被淋成落湯雞，不去不去！」
到了下午即將結束的時候，仍然一點下雨的跡象都沒有，我們互相安慰說大雨一定是說來就來的，就在人們回家路上，大雨傾盆而下，到處都找不到躲雨的地方，一定會淋得濕透了。可是一滴雨也沒有下，整天都晴朗得不得了，晚上天氣也很不錯。
第二天早上，報上天氣預報說今天「溫暖，晴朗，高溫」。於是我們穿著薄薄的衣服出門了。半個鐘頭之後，開始下起大雨，寒冷的風颳了起來，持續了一整天。我們回家之後，感冒、關節痛一併襲來，只能上床睡覺了。
天氣是我永遠捉摸不透的東西。我從來搞不懂。晴雨表一點用處都沒有，它和報紙上的天氣預報一樣誤導人。
去年春天我住在牛津的一家酒店，當我到那兒的時候，晴雨表指向「晴朗」。外面正下著大雨，而且下了一整天。這讓我怎麼也想不明白。我拍了下那晴雨表，它馬上升上去顯示「非常乾燥」。有個夥計正好路過，他說這應該是明天的天氣。我想它可能說的是上上周的天氣。不過那夥計說他可不這麼認為。
第二天早上我又拍了下晴雨表。它升得更高了，雨卻下得更大了。周三我又去敲了一下晴雨表，指針沿著「晴朗」「非常乾燥」「高溫」一路爬升，直到被一顆小釘子擋住，不能再往上走了。它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但在製造的時候就註定了不能更好地預報好天氣，不然它就要壞了。很明顯它還想上升，可以預言旱災、水災、酷暑、熱風等類似天氣，但這小釘子卻阻止了它，所以它只能罷休，指著平淡無奇的「非常乾燥」。
與此同時，屋外的雨像洪流一樣傾瀉而下，城區低洼處已經被淹了，因為河水泛濫了。
夥計說，無論如何總歸是會有一段好天氣的。他還讀了印在那預測先知上的一首詩：
提前預報，提前準備。
突然通知，轉眼過去。
那一整個夏天都沒有好天氣。我想那玩意兒估計預測的是明年春天。
那兒還有一些新式的晴雨表，又長又直的那種。我也從來分不清那些東西的頭尾。一邊寫著昨天上午十點，另一邊又寫著今天上午十點，但你不能老是十點就趕到那兒啊。它們會因為晴或雨、風力大小而升降，一頭是「北向」，另一頭是「東向」（不知道這當中又有伊利[1]什麼事兒），如果你敲打它，它什麼也不會告訴你。你還必須改成從海平面計算，改成華氏溫度讀數，即便如此我最終還是不知道它到底在說什麼。
但誰需要預知天氣呢？天氣不好的時候已經夠糟糕了，沒人願意提前預知，搞得自己不高興。我們喜歡的預言家是這樣的老頭，在一個很陰沉的早上向著地平線仔細張望，然後對著特別希望能有好天氣的我們說：「噢沒關係，先生，我覺得天氣一會兒就會好起來的。一定會放晴的。」
「啊，他知道的，」我們說，於是跟他道聲再見之後就出發了，「這些老先生預言真神奇。」
我們很喜歡這樣的人，即使那天的天氣最終還是沒有放晴，下了一整天雨。
「嗯，不管怎麼說，」我們覺得，「他已經盡力了。」
相反，對於向我們預測壞天氣的人，我們只覺得他令人討厭。
「天會放晴吧，你覺得呢？」我們路過的時候高興地向他說。
「嗯，不，先生，我覺得恐怕今天就這樣啦。」他回答說，一邊搖著頭。
「老笨蛋！」我們嘀咕著，「他知道什麼啊！」即使他的預測準確，我們心裡只會更加生氣，總覺得是他造成了這種結果。
今天早上，喬治用令人血壓升高的「晴雨表下降」「大氣擾動，呈斜線通過歐洲南部」以及「氣壓上升」等詞語來氣我們的時候，外面正是陽光明媚的好天氣。當他發現他根本沒氣到我們，反而只是浪費自己的時間時，他偷偷順走我給自己卷好的煙跑了。
我和哈里斯把桌上剩下的東西都吃掉後，把行李搬到門口等出租馬車。
把所有行李都放在一起的時候，看上去還真不少。有那個旅行提包、小手提包、兩個籃子、一卷毯子、四五件外套和雨衣、幾把雨傘，還有一個瓜單獨裝在一個袋子裡，因為它太大了，其他包里塞不進去，還有袋子裝著兩磅葡萄、一把日本紙傘、一柄煎鍋——因為太長了不好打包，只能用牛皮紙單獨包起來。
這堆行李看上去的確很多，我和哈里斯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雖然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不好意思。出租馬車沒來，卻來了一堆街上的小夥計，顯然對這齣戲很感興趣，就停下來了。
比格斯家的夥計最先過來。比格斯是我們這裡的蔬果販子，他最大的能耐就是僱到這文明世界裡最無法無天的夥計。如果附近有夥計鬧出了什麼特別可惡的事情，我們知道一定是他家新雇的夥計。我聽說，在大科拉姆街謀殺案發生的時候，我們這條街的鄰居馬上說比格斯家小夥計（當時在伍的）一定與此脫不了干係。當時十九號的住戶言辭嚴厲地質詢他，因為小夥計在案發第二天早上去問他們要送什麼東西（二十一號的住戶也參與了質詢，因為當時他正在十九號門口），如果他無法提供不在場證明的話，他就慘了。那時候我不認識他，但是自從我見過他們的所作所為後，我認為即使有不在場證明我也不太會相信的。
正如我之前說的，比格斯家的夥計從轉角處走了過來。最初看見我們的時候他正匆忙地走著，但是一看見哈里斯和我，還有蒙莫朗西，以及這堆東西，他停下來盯著我們。哈里斯和我朝他皺了皺眉頭。如果是更敏感的靈魂，可能就已經受到傷害了，但是比格斯家的夥計卻不這樣，因為他們從來一點也不敏感。他在離我們的台階一碼遠處停下來，斜靠著欄杆，拿了一根草在嘴裡嚼著，眼睛直直地盯著我們，很明顯準備把這場戲看完。
不一會兒，雜貨鋪的小夥計從街對面經過。比格斯家的小夥計叫住了他：「嗨，四十二號一樓要搬家了！」
雜貨鋪的夥計過了街，在台階的另一邊站著。不一會，鞋店的年輕夥計也來了，和比格斯家的夥計站在一起。藍柱酒店洗瓶子的夥計也在人行道上占了個好位置。
「他們不會餓死的，對吧。」鞋店夥計說。
「如果你準備乘一艘小船橫渡大西洋的話，」藍柱酒店的夥計說，「你也會多帶幾樣東西的。」
「他們才不會橫渡大西洋呢，」比格斯的夥計插嘴說，「他們是去找斯坦利[2]。」
到這個時候，已經有一群人聚在一起，互相詢問到底是怎麼回事。一部分（年輕且浮躁的那部分）說這肯定是個婚禮，而且說哈里斯是新郎；而年紀大一點、稍微有點思想的人則認為這肯定是個葬禮，而我是逝者的兄弟。
最後，終於有一輛出租馬車來了（這條街就是這樣，在你不需要的時候，每三分鐘就有一輛空馬車經過，而且為了招攬生意經常擋了你的路），我們把東西裝上車，自己也擠上去，趕走了蒙莫朗西的幾個朋友，這幾條狗好像誓不分離似的。我們在人群的歡呼聲中揚長而去，比格斯家的小夥計還朝我們扔了個胡蘿蔔，祝我們好運。
我們十一點到了滑鐵盧車站，到處打聽十一點零五分的車從哪裡出發。不出意料沒人知道，在滑鐵盧車站人們從來不知道哪輛車是從哪裡開出來的，也不知道開出來的車是去哪裡的。幫我們搬行李的腳夫認為我們的車從二號站台出發，但和他討論這個問題的另一個腳夫聽說是從一號站台出發。站長卻肯定說這輛車從本地站台出發。
為了搞清楚事情真相，我們爬到樓上，問了列車調度員。他告訴我們說他剛遇見一個人，那人看見這輛車停在三號站台。我們立刻去了三號站台，但那裡的負責人說這是去南安普敦的快車，要不然就是走溫莎環道的。但他們確定這不是去金斯頓的列車，雖然說不出為什麼能確定。
接著我們的腳夫說那一定是在高層站台，他說他認識這輛車。於是我們就去了高層站台，看見了司機，問他是不是去金斯頓的。他說他不能確定，但是覺得大概是的。他說如果他不是十一點零五分去金斯頓的話，那肯定是九點三十二分去弗吉尼亞湖，要麼就是十點去懷特島或那個方向其他地方的快車。反正我們到了之後就知道了。我們塞了半克朗到他手裡，懇求他一定在十一點零五分去金斯頓。
「在這條線路上」，我們說，「沒人知道你是誰，你要去哪兒。你認得路的，你就偷偷開去金斯頓吧。」
「噢，先生們，我不知道怎麼回事，」那位高尚的司機回答，「不過我認為一定得有車去金斯頓，那就我去吧。把那半克朗給我。」
這樣我們就坐著倫敦西南鐵路公司的車到了金斯頓。
後來我們聽說，我們乘的那輛車其實是埃克塞特郵車，他們在滑鐵盧花了好多時間找它，沒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們的小船在金斯頓橋下等著我們，我們裝好行李，踏上船去。
「先生們，一切都好了麼？」那個人問。
「都好了。」我們回答，哈里斯拿起船槳，我掌舵，蒙莫朗西不太高興又極度懷疑地蹲在船頭，我們飛快地朝河裡劃出去。在之後的兩周里，這就是我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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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為「Ely」意為「東方的、偏東的」，這個詞也是英格蘭東部一座小城的名字，此處雙關。——譯註
[2] 指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ey,1841—1904），威爾斯記者、探險家，在非洲活動，以找到了失蹤的探險家利文斯通而著稱。——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