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見 · 不信教的國家

如今的法國酷似保羅·布爾熱先生的這本《門徒》，後者向我們講述了門徒的悲慘故事，這個門徒曾經投身於一個唯物主義哲學家門下，這使他深感痛苦。然而，讀者卻更多地將之歸罪於當時的政府而不是小說中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因為西克斯特先生的課程僅僅適用於某些思想精深的人，可以假定，這些人有能力證明他們老師的學說中的長短是非。然而，「沒有上帝的學校」出來的大部分學生卻絲毫沒有「哲學頭腦」；他們只能接受人們灌輸給他們的各種沒有經過檢驗的理性，這些理性即使沒有使他們絕望，至少也讓他們只寄希望於一種人世間的幸福，並且因此喜歡選舉甚於祈禱，喜歡炸藥甚於選舉。不信教的教育難道註定會是無神論教育嗎？不選擇上帝和靈魂的教育，就整體而言，難道就是最壞的選擇嗎？據說，「大家只是沒有興致談論這些事情。」這恰恰就是唯物主義。不信教的國家取代信教的國家絲毫不會令人吃驚。人們只會驚訝地看到，否定一種宗教往往與宗教本身一樣，會帶來同樣的不寬容和迫害的狂熱。目前在公共領域強勢的激進派利用他們在政府中的信徒，或他們在更有溫和派傾向的人身上引起恐懼，對宗教施行各種形式的迫害。也許，人們會告訴他們，如果唯物主義是正確的（幾個世紀以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大哲學家達成的默契是十足的謊言），如果不相信他小說中的現實的那個人今天構想出一種人類生活的理論，如果富於仁慈幻想的人在接受這種理論的同時立即順應天意，不再通過暴力，而是通過他們優美高貴的作品，他們永恆的福報安享人倫之樂，那麼國家也就不必委託這個足智多謀而又令人信服的詩人去治癒我們的苦難，這些苦難首先包括一個倫理結論，比如社會主義。由此可見，這種關於生活和幸福的理論是存在的，它長期以來被人接受而且名正言順；可以說，它就像真理那樣確鑿，《不妥協者》和《燈籠》（在哲學界卻不具備權威！）的編輯們一口咬定這種理論沒人賞識。法國在學習這種理論的過程中壯大成長，勇氣倍增，無私公允，光榮體面。法國在實踐和思辨領域最純正的傑作應當歸功於因為基督教而被提高到自身之上的某些思想。如今，法國傳教士將文明推向東方，這個時期最大膽的哲學家可以滿懷虔誠去冒犯街頭巷尾的唯物主義雜貨商。他遵從的宗教法規並沒有妨礙笛卡爾和帕斯卡爾，而這樣的宗教法規對於某些市府顧問恣意放縱的才智似乎是一個阻礙。正因為如此，法國才得到了「解脫」。可憐的解脫！人們在解脫了一種義務之後反而不那麼自由了，人們遭受著自己惡習的束縛。刺殺皇帝只是向俾斯麥親王宣告「文明鬥爭」的悲慘結局。但願社會主義的進展能夠引起政府的恐懼，告誡政府如今存在著比教會的巨大勢力更加可怕的東西，如果人們不能嚴肅認真地批駁像奧梅先生那樣虛妄的哲學，那麼事實上它就會在實踐中擴展其後果，就像所有愚人的哲學那樣，成為一種帶有破壞性和走向滅亡的學說。 洛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