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第經濟著作選集 · 中譯本序言

《愛爾蘭的政治解剖》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奠基人威廉·配第的主要著作之一，完稿於1672年，1691年在倫敦出版。 配第寫這本書的目的，和他寫其他許多著作一樣，並不是為了建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而是為了替當時英國的統治階級籌劃如何增進英國的「安寧和富庶」，也就是怎樣加強對殖民地人民的掠奪和壓榨。 在17世紀70年代，隨著國外貿易的擴大，英國的工業，特別是毛織業、呢絨製造業等部門有了顯著的發展。但是，英國的力量仍然落在荷蘭和法國之後，許多國外市場控制在荷、法兩國手裡。為了奪得世界霸權，一方面英國進行了多次英荷戰爭，力圖用武力排擠荷蘭這個在世界市場上最強的競爭者，另一方面，它還需要加強資本積累，以便大規模地改進生產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從經濟上戰勝敵手。積累資本的重要手段，除了加強對於國內勞動者的剝削，就是掠奪殖民地。因此，英國的統治階級竭力想從它的第一塊殖民地——愛爾蘭榨取更多的東西。 但是，由於英國在宗教戰爭的藉口下發動的歷次殖民戰爭，由於殖民當局通過一系列政策措施實行的巧取豪奪，加上連年的瘟疫和饑饉，愛爾蘭的財政經濟情況十分混亂。生產衰退，貿易不振，貨幣匱乏，大量勞動力找不到工作，社會秩序很不安定，因而軍費和行政支出十分龐大。這種情況繼續下去，不僅使英國的統治階級難於達到加強掠奪的目的，而且會妨礙他們在愛爾蘭的統治。配第寫這本書，就是為了解決愛爾蘭面臨的財政經濟問題，以利於英國統治階級的掠奪。 配第在書中談到了英國的殖民戰爭給愛爾蘭人民帶來的災難，可是他站在殖民者的立場上，把戰爭的罪責歸於愛爾蘭人民對殖民統治的反抗。他說戰爭的原因是愛爾蘭的「天主教徒想要恢復每年價值約11萬鎊的教會收入;普通愛爾蘭人想要得到英國人的全部財產;10個或12個愛爾蘭貴族想要得到整個統治權」。(本書第23頁）為了防止愛爾蘭人繼續進行武裝反抗，他一方面恫嚇愛爾蘭人民，說什麼英國人具有足夠的軍事和行政力量來粉碎任何「叛亂」，一方面又向英國的統治階級建議加強種族滲透、融合，使兩個國家「合而為一，處在一個立法權力和議會之下」，即實現政治上的完全兼併。 對於英國殖民者對愛爾蘭的經濟上的統治和掠奪，他也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他在書中強調英格蘭人把在愛爾蘭攫取的地租、收益和利潤運回英格蘭是完全正當的。不過，為了使這種掠奪建立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他提出搞政治工作的人應當心中有數，對愛爾蘭的人力物力財力等等要有充分的了解，以便在財政經濟方面採取適當的措施，使社會結構的各個部分保持恰當的比例。為此，他利用在愛爾蘭主持土地分配和測量工作以及從事多年社會調查得到的大量統計材料和估算數字，對愛爾蘭的土地、人口、生產、貿易、貨幣、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情況作了詳細的分析和說明，並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許多改進的辦法。其中包括:發掘在業的勞動者的勞動潛力來發展製造業和商業，特別是對外貿易，利用「閒人」的勞動來修建有益於貿易的橋樑、港口、河道、公路，裁併郡、區，裁減教士，把裁減下來的冗員使用到生產部門，等等。這些建議的總的要求，就是充分利用勞動力來生產社會財富，為英國的殖民利益服務。繼《賦稅論》之後，他在本書中繼續強調把愛爾蘭人移到英格蘭去，其主要目的也是為了利用他們的廉價勞動力來發展英格蘭的工業，並使英國資本「能夠在愛爾蘭『安全』地發揮作用」。 他寫這本書的直接目的雖然是為了解決愛爾蘭面臨的財政經濟問題，但是他在分析和說明這些問題的時候也提出了一些政治經濟學的原理。 在本書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他在解決實際問題時反映出來的重商主義的立場和觀點。比如:他很重視商業和對外貿易，尤其是海上運輸業，他要求解除英國政府加於愛爾蘭的貿易上的限制;他認為人口缺少是愛爾蘭的「最大和最基本的缺點」，要求根據重商主義的原則加以解決;他主張英國殖民當局合理地干預經濟生活，通過提高進口商品的關稅等措施促進愛爾蘭工商業的發展。以上這些，都表明配第在這個時期還沒有擺脫重商主義的思想影響。 但是，他在書中分析經濟問題時所採取的方法，以及根據這種方法作出的理論說明，都遠遠地超過了重商主義者。 在配第寫這本書的70年代，他已運用培根的哲學成果（實驗哲學）於社會科學領域，確立了他的研究方法——政治算術。政治算術的方法就是統計的方法，即廣泛地運用統計數字來分析經濟生活，從中發現經濟現象之間的內部聯繫。他在同一年代寫的《政治算術》中運用這個方法分析英國社會，論證了英國可以超過荷蘭和法國，奪得世界霸權。在本書中他又運用這個方法來「解剖」愛爾蘭這個「政治動物」，通過對愛爾蘭社會各個部分的數量分析來闡明它們的「勻稱、組織和比例」，即隱藏在社會經濟現象背後的規律性。在這個研究中，他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續提出了一些經濟學原理。 早在1662年寫的《賦稅論》中，配第就「對商品的價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確的分析 」。他指出人類勞動是價值的源泉和尺度，商品價值的大小與勞動生產力的大小成反比。在本書中，他以金銀的價值比例為例對此作了具體的論證。他說：「純金和純銀之間價值的比例，是隨著土地和人類勞動生產這兩種東西的多少而變動的；這就是說，按重量計算，黃金的價值原只是白銀的12倍，近來由於生產出來的白銀更多些，黃金的價值是白銀的14倍了。」(本書第54頁）這就是說，純金同純銀交換的數量比例是以它們的價值大小為轉移的，而二者的價值量又是由人們生產它們時消耗的勞動的多少來決定的。在一定時間內人類勞動生產出來的純銀增加了，純銀的價值就降低了，因而一定量的純金現在可以比過去交換到更多的純銀。從勞動價值論出發，他更進一步對愛爾蘭的社會結構作了統一的觀察和全面的分析比較。他關於充分利用勞動力於最有利的生產部門的許多具體建議，就是經由這樣的觀察和分析比較而提出的。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配第在本書中考察的商品交換不是商品同商品之間的交換，而是商品同貨幣之間的交換，即商品價值在貨幣形態上的表現;在他看來，只有生產貨幣(貴金屬)的勞動才直接創造價值，其他各種勞動只是在它們創造了能夠換取貨幣的商品時才創造價值。因此，馬克思指出：「配第在愛爾蘭統計中所找的，不是價值的『一般尺度』，而是貨幣是價值尺度這個意義上的價值尺度。」 此外，他把土地也看成是價值的源泉和尺度，這是「把作為交換價值的源泉的勞動和作為以自然物質(土地）為前提的使用價值的源泉的勞動混為一談 」。 配第不僅肯定了勞動是商品價值的源泉，而且指出了工人的勞動有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他用「技術」這個名詞來代表這一範疇）之分，因而同樣的勞動時間可以生產出不同的價值。他在早年發表的其他著作中已經指出：「勞動是人們為生產商品而進行的簡單運動」，「技術則等於生產商品所花的勞動的許多倍，或它和熟練相等。」在本書中，他更具體地論證了「技術和簡單勞動」之間的「等價和等式的關係」，提供了計算商品價值量的一種合理標準。(參看本書第52頁)配第在本書中還以畫家的勞動為例，對「技術和公眾評價(按指社會需求）」之間的「等式關係」作了一個有趣的說明。從這個說明中可以看出，他已經意識到了商品的供給和需求狀況會影響商品的價格。(參看本書第53頁） 根據勞動創造價值的原理，他在本書中對於貨幣的價值和它的職能作了深刻的描述。當時由於英國殖民者的收入大量外流，愛爾蘭的出口貿易又受到很大限制，愛爾蘭的金銀大為減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有人主張提高西班牙銀幣的價值，以便吸引外國貨幣流入愛爾蘭。配第反對這種做法。他指出，提高貨幣的名目價值，並不能真正提高貨幣的價值，因為如前所述，貨幣(金或銀)的價值取決於它內含的勞動量。他認為這樣做只能引起物價上漲。配第這樣嘲笑主張提高西班牙銀幣價值的人：「他們妄想，一個原來把每?宀羊毛賣得被叫做9先令的兩個『圓塊』(按即西班牙銀幣）的人，在『圓塊』的價值被提高以後，將把他的每?宀羊毛只賣被稱為9先令的一個半『圓塊』。」(本書第58頁)這裡表明，配第已經認識到，貨幣只是由於和商品一樣凝結著人類的勞動，才能夠作為價值的尺度，表現商品的價值。也因為這樣，貨幣和商品的價值比例應當以它們所內含的勞動量為轉移。提高貨幣的名目價值，即減少貨幣單位的含金量，一定要引起它所表現的商品價值(也就是價格)的變動。配第在書中進一步指出：「貨幣的保有或減少，並不像很多人所想像的那樣重要。……如果通過毀掉全國財富的一半的辦法來使國內現金增加一倍，那是很不好的做法;增加現金而不同時增加財富，那也是很不好的做法。」「如果國家的現金多出了十分之一，我就要求它的財富(如果可能的話)也要多出十分之一，」(本書第64頁)否則過多的現金應當改鑄成金銀器皿，以免妨礙貿易。從這裡可以看出，配第對於貨幣的看法已經同重商主義者大不相同。重商主義者把貨幣和財富等同起來，認為一國貨幣的增加就是一國財富的增加，配第則認為貨幣只是一種流通手段，一個國家的商品流轉所需要的貨幣量應當同商品數量保持一定的比例。貨幣量超過一定的限度，就要採取措施使多出的部分退出流通領域。從這裡還可以看出，這時他也不像他過去那樣把金銀和財富等同起來了。配第在1682年寫的《貨幣略論》中，對於貨幣價值的提高問題也發表了同樣的見解。馬克思說這種見解「具有標準意義」。 配第根據他自己的勞動價值論，把工人的勞動看成是價值、也就是社會財富的源泉，因而他十分注意工資的數量問題。他在本書中對這個問題作了具體的說明。他認為「工資的價值」是由勞動者「為了生存、勞動和傳種接代而吃的東西」決定的。這裡所說的「東西」並不是指的每個勞動者每天的口糧數量，而是指的「一百個各種各樣的、體格不同的人為了生存、勞動和傳種接代而吃的東西的一百分之一」（本書第52頁）。這就是說，工人的平均工資應當等於維持工人最低限度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在配第所處的時代，工人的工資是由英國政府用法律規定的，配第提出這樣的看法就是為了向政府提供「適當」的工資標準。他認為工資過高了不行，那樣會影響資本家的利潤，從而妨礙生產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工資定得太低也不行，因為工人活不下去，資本主義生產也無法維持。由此可見，他的工資論具有明顯的資本主義性質。從理論上說，他的這種看法也是錯誤的，因為維持工人最低限度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只是「勞動力價值的最終限界或最小限界」而不是唯一的限界，實際上工人的工資水平、勞動力的價值除了配第所指出的一點，還取決於許多具體的歷史的因素，工資如果停留在這個限界，勞動力就不能在正常形態下維持下去。所以馬克思曾經指出：「假如勞動力的價格降到這個最低限度，那就降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 」但是配第的這種看法仍然有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配第在這裡實際上暗示了工人的勞動日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分為勞動力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兩個部分，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再生產出他的勞動力的價值並以工資形式歸工人所有，工人的剩餘勞動時間創造的剩餘價值則為生產資料所有者無償地占去。馬克思在評論他的工資論時曾經說過：「工人之所以註定要生產剩餘產品，提供剩餘勞動，不過是因為人們強迫他用盡他全部可以利用的勞動力，以使他本人得到僅僅最必要的生活資料。 」(《剩餘價值理論》） 配第的勞動價值論及由它引申出來的理論觀點包含著有價值的東西，但是他在自己的研究中未能始終貫徹勞動價值論，他對於價值問題的敘述是混亂的。他既把勞動看作是價值的源泉，又經常把土地也說成是價值的決定因素。這就發生了勞動和土地這兩個因素如何均等化的問題。他看到了這個問題，並把它看作「政治經濟學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力圖加以解決。在《賦稅論》中，他已試圖「找出土地和勞動之間的自然的等同關係」。在本書中，他又一次進行了具體的探索。他說：「假定圈起兩畝牧地，在裡面放進一隻已經斷乳的小牛，我認為在一年之後，這隻小牛身上的可吃的肉將增加一英擔。這一英擔肉可以做50天的食物，也是這隻小牛的價值的利息；它就是這塊土地的價值或年租。如果加上一個人1年的勞動，可以使這塊土地生產出比60天的食物還多的牛肉或其他東西，那麼，多出來的若干天的食物就是這個人的工資。在這裡，工資和土地的價值都是用若干天的食物來表示的。」（本書第51頁）在配第看來，食物既然是勞動和土地的共同產物，它也就是勞動和土地的價值的共同尺度。因此，他肯定地說:「一個成年人平均一天的食物，而不是一天的勞動，乃是衡量價值的共同尺度;它似乎是和純銀價值一樣的穩定而不變的。」(本書第52頁)這種看法顯然離開了勞動價值論。我們知道，小牛吃草長了肉，是一種使用價值的增加，牧地勞動者的勞動所創造的則是一定量的價值，配第把二者還原為食物，就把使用價值和價值混為一談了。這種錯誤的產生，同他不了解價值的社會性，不了解價值只是物化在商品當中的商品生產者的抽象勞動直接有關。在上述的事例中，他還把地租看成是土地這個自然因素的賜予，這也是同他所持的地租是勞動創造的產品價值的一部分的看法相矛盾的。 古典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來源之一。馬克思說：「我所說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是指從威·配第以來的一切這樣的經濟學，這種經濟學與庸俗經濟學相反，研究了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的內部聯繫。」 因此，翻譯出版配第的這部重要著作，對我們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一定的意義。 胡企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