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第經濟著作選集 · 關於威廉·配第的《政治算術》

古典政治經濟學奠基人威廉·配第，活動於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工場手工業發展時期。工業資本迅速發展的需要，以培根為代表的唯物主義哲學的傳播，使配第逐漸擺脫重商主義的影響，應用研究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來研究社會經濟問題，不僅把研究對象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而且通過對大量統計材料的分析，從經濟現象的表面，深入到經濟現象的內部，「研究了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的內部聯繫 。」 [1] 配第在研究中，最先提出了勞動決定價值的思想，有了勞動價值論的萌芽，並在這個基礎上，作了說明工資、地租、土地價格和利息等的嘗試;他實際上提出了關於剩餘價值(他把地租看成剩餘價值的真正形式)來自工人剩餘勞動的思想因素。這些就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礎。馬克思對配第在政治經濟學上的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並認為配第所創立的「政治算術」是「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科學分離出來的最初形式 。」 [2] 這本《政治算術》，就是威廉·配第獨創地應用算術方法來研究社會經濟問題的典型著作。他在本書中，列舉數字，論證英、法、荷三國的經濟力量，試圖探討存在於當時這三個國家的經濟現象中的共同規律。 但是，本書的寫作，也像配第的其他經濟著作一樣，動機在於為當時的統治階級出謀劃策。它是在1671年至l676年之間寫成的。在這時期，在國外貿易的刺激下，英國的工業資本開始有了長足的發展，手工工場日益普遍，羊毛生產蒸蒸日上，其他如造船、造幣、玻璃製造、釀酒、煉鐵等等工業都有所發展。這種情況，要求加速原始資本的積累。積累原始資本，除了加強對國內勞動人民的剝削之外，就是加緊掠奪殖民地和爭奪國外市場。然而，當時英國的力量仍落在荷蘭和法國之後，特別是國外市場和殖民地都在荷、法兩國控制之下。因此，如何打垮荷、法兩國的優勢，爭奪國外市場及殖民地，就成為英國資產階級政府的當務之急。 在這種要求的推動之下，英國首先和荷蘭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我們知道，荷蘭在經過1609年至1656年的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之後，生產迅猛發展，海外貿易甚為繁榮，航海業十分發達。當時荷蘭商船遍航世界各地。它所有的商船噸數占全歐洲商船總噸數的四分之三，其造船業則居世界首位。荷蘭不單壟斷非洲、印度尼西亞、美洲等殖民地的貿易，而且還控制了北海和波羅的海等殖民地的貿易。在這個時期出入波羅的海的船只有70%屬荷蘭所有。針對這種情況，英國政府曾多次(1651年、1660年，1663年及1677年前後四次）加強航海條例，規定進口商品必須由英國船隻裝運，他國與英國殖民地通商，事先須經英國政府批准，英國的美洲殖民地與歐洲各國交易的貨物必須在英國轉口，以限制荷蘭商船的營業，打擊荷蘭。這種經濟上的競爭，終於引起了三次英、荷戰爭。(第一次英荷戰爭從1651年開始到1654年結束，第二次英荷戰爭從1664年開始到1667年結束，第三次英荷戰爭於1672年開始到1674年結束。）配第寫作《政治算術》的時間，正值第三次英荷戰爭時期。 在這時期，法國在路易十四親政之下，施行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大力發展工業，建立商船隊，紛紛創設海外貿易公司，以加強對外貿易和對殖民地的掠奪。當時如加拿大、美洲的路易斯安娜、西印度群島均淪入法國之手，他如錫蘭、印度、馬達加斯加等許多地方也都為法國所囊括。在這種對外掠奪中，法國的侵略矛頭首先針對荷蘭，在經過兩次對荷戰爭(第一次在1667年至1668年，這時作戰對象為西班牙和荷蘭，第二次在1672年至1678年)之後，法國掠取荷蘭的一些領土，取得了對荷蘭的優勢。接著，它又轉向英國。英、荷兩國為了對付法國，乃和瑞典聯合，結成三國同盟。但是，由於英國的查理二世和法國的路易十四勾結(他們二人為表兄弟，前者又依靠後者的財政援助)，三國同盟終於破裂。(第三次英荷戰爭就是由於英、法兩國勾結而引起的。）這時英國資產階級反對王權的鬥爭有增無已，英國政府在國內動亂和對外戰爭的雙重壓力之下，財政困難日趨嚴重，不得不和荷蘭妥協，而結束了第三次英荷戰爭。法國乃取荷蘭而代之，它從英國的盟國變成了英國的主要敵國。 在面臨上述荷蘭和法國的威脅和國內資產階級議會反對王權的鬥爭日趨尖銳的壓力之下，英國政府為了應付財政困難，除了出賣國王的領地外，又增收租稅。這種情況，加上內戰的破壞和頻年歉收，造成全國生產衰退，地租下降，金銀缺乏，失業問題日益嚴重。正如配第指出的:「由於土地地租普遍下降，加上其他許多原因，整個王國日趨貧困;在整個王國中，以前黃金很多，但是現在，金、銀都甚為缺乏;人民找不到可就的行業和職業，……賦稅項目繁多而且稅率沉重，……產業景況普遍可悲地衰退了。」（本書第4—5頁)他又指出:「在海軍力量的競賽方面，荷蘭人正緊緊地在追趕我們，而法國人則正要迅速超過英、荷兩國，看來他們既富有又強盛。」(本書第5頁）因此，他認為，「英國的教會和國家正面臨著和產業所面臨的相同的危險。」（本書第5頁）可見，不論在國內或國外，英國的統治者處境都日益困難。因此，他們普遍產生悲觀情緒，彷徨無已。 但是，上面說過，隨著生產的日益發展，爭奪國外市場及殖民地，已成為英國統治階級追求的主要目標，英國資產階級政府的當務之急，就在於如何打垮荷、法兩國的優勢，以達到這個目的。因此，儘管他們處境困難，產生悲觀情緒，他們的切身利益卻迫使他們去清除這種悲觀思想的阻力，以利於對外行動。作為資產階級策士的配第，適應資產階級的這種需要，乃寫了這本《政治算術》，為英國資產階級打氣。他鼓吹：「英國的事業和各種問題，並非處於可悲的狀態。」(本書第7頁)他號召英國的朝野人士(資產階級):「次於對共同事業處於怎樣的狀況有真實的了解的事情，就是在任何可疑的情況下，都應往其最好的方面設想。……如果沒有有力而又明確的根據，絕不輕易絕望。」（本書第4頁）在本書中，配第應用算術方法，列舉英、荷、法三國的經濟數字，論證荷蘭、法國不如英國之處，指出:「對英國國王的臣民說來，掌握整個商業界的世界貿易，不但不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本書第90頁)他鼓吹英國取荷、法兩國而代之。本著他在其代表著作《賦稅論》中所提出的主張，他對原始資本積累的各種手段(殖民地制度、國外貿易等等)作了進一步論述，鼓勵英國資產階級努力發展本國產業，爭奪國外市場，獲取財富(金、銀、珠寶)，以擴大英國的統治基礎。正如馬克思指出的:「當荷蘭作為一個貿易國家還占著優勢地位，而法國似乎要變成一個稱霸於世的貿易強國的時候，他在《政治算術》的一章中就證明英國負有征服世界市場的使命。」 [3] 在本書中，配第除了為英國資產階級籌劃如何對外爭奪之外，還就如何掠奪殖民地人民向英國資產階級獻策。我們知道，當時愛爾蘭和蘇格蘭是最早遭到英國統治階級掠奪的殖民地，兩國人民曾經不斷地掀起反對英格蘭殖民者的鬥爭。因此，英國的統治階級自16世紀以來，就一直主張採取種族滲透和劫持的方法，來維持在這兩個國家的統治。配第在《賦稅論》中，對英國統治階級的這種主張表示過贊同的意見，並為這種主張提出了具體的實施方案。在本書中，配第仍堅持這種主張，認為:「把愛爾蘭和蘇格蘭高原地區的一切動產和居民遷移到大不列顛帝國的其他地方去」，「這樣做，國王和他的臣民，不論在進攻還是防守方面，都將比現在更加富強。」（本書第52頁)不僅如此，他在本書中，仍主張用軍隊來鎮壓愛爾蘭人民，而且要愛爾蘭人民負擔鎮壓他們的英國占領軍的經費。他指出：「即使要付出愛爾蘭王國的所有租金的四分之一的代價，也必須在愛爾蘭派駐一批軍隊。」（本書第73頁） 當時，販運黑奴是英國殖民地貿易的主要內容之一，英國殖民者從這種血腥買賣中掠得了巨額的利潤。在本書中，配第也鼓吹這種可恥的血腥貿易，宣稱:「把黑人（他們勞動量大，消費水平極低）運到美洲殖民地這件事，並不是不足取的。」（本書第77頁） 不過，在本書中，配第在向資產階級獻策的同時，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經濟原理，這些經濟原理，在當時說來都是創見。 如上所述，配第在本書中，應用算術方法來分析社會經濟問題，這就是實驗哲學在社會科學方面的應用。它的根本精神，就是重實證，反對主觀想像。配第指出:「和只使用比較級或最高級的詞彙以及單純作思維的論證相反，我卻採用了這樣的方法，(作為我很久以來就想建立的政治算術的一個範例，)即用數字、重量和尺度的詞彙來表達我自己想說的問題，只進行能訴諸人們的感官的論證和考察在性質上有可見的根據的原因。」（本書第8頁）他認為，不能訴諸人們感官，在性質上沒有可見的根據的東西，是不能觸摸的，當然無法加以論證，而在經濟現象中，能夠加以論證的東西，也就是那些能夠用數字、重量和尺度加以計算和衡量的客觀的經濟事實。在他看來，凡是能夠用重量和尺度加以衡量的東西，也就是實在的東西;因此，經過數字、重量和尺度計算及衡量的經濟現象，也就是經過了實驗論證。他指出:「用數字、重量和尺度(它們構成我下面立論的基礎）來表示的展望和論旨，都是真實的，即使不真實，也不會有明顯的錯誤。」（本書第8頁)就這樣，他為不能像自然現象那樣通過實驗方法加以證明的社會經濟現象，創立了檢證的方法。這種政治算術的方法，配第在《賦稅論》和《獻給英明人士》兩書中就已展開說明，在本書中，配第更加有系統地、前後一貫地運用這種方法，使這種方法得到進一步的系統化和發展。 例如:在本書中，配第運用各種數字來比較英、荷、法三個國家的國力。他首先根據實際數字進行比較，接著，他又運用推算方法，根據實際數字，推算出另一種數字。他依據一定年數乘年租額推論出地價，從房租推論出房屋價值，由工資推算出人口價值，又依據人口數目和盈餘收益推論出國家的財富。最後，他又在數量的對比中，推論出各種不同物品之間的共同性，從而發現財富的真實基礎。他從一蒲式耳小麥和一盎司白銀的對比中，推理出小麥和白銀有著共同的地方，從而得出勞動是「一切價值相等和權衡比較的基礎」的結論，正如馬克思指出的:「他不是把一連串比較級和最高級詞彙同空論拼湊在一起，而是立志要用terms of number, weight or measure 〔數字、重量和尺度〕來說話，只利用從感觀的經驗中得出的論據，只研究as have visible foundations in nature 〔在自然界中具有可見的根據的原因〕 。」 [4] 通過政治算術方法的運用，配第在研究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的內部聯繫時，發現了「在性質上有可見根據的原因」（即客觀存在的真實基礎)，使他在勞動價值學說和剩餘價值學說方面能提出一些包含有重要科學因素的思想。所以，馬克思又譽他是「政治經濟學之父，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統計學的創始人 」。 [5] 在《賦稅論》中，配第指出，勞動是財富的來源。在本書中，他又根據一個人是不是生產財富來確在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例如，他在比較農民、海員、士兵、工匠、商人和官吏、牧師等等不同職業的人對社會的作用之後，提出:「農民、海員、士兵、工匠和商人，在任何國家都是社會的真正支柱。」（本書第15頁）當然，他把海員、士兵和農民、工人都同樣看成是財富的生產者，是錯誤的。但是，他把官吏和牧師同農民和工人區別開來，認為農民和工人是生產者，而官吏和牧師則是不生產的，卻是正確的。 在《賦稅論》中，他實際上涉及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關係中的一些問題，在本書中，他進一步對這種觀點作了說明。同時，他仍本著「土地為財富之母，勞動為財富之父」的見解，把土地和人口看成是構成社會經濟生活的首要因素，並對這兩者的經濟價值作了明確的規定。 關於人口的價值，他這樣指出:「假定英格蘭全部人口為600萬人，每人開支為7鎊，總共為4 200萬鎊;同時又假定土地的地租為800萬鎊，所有動產的收益每年在800萬鎊以上。這麼一來，其餘的2 600萬鎊，就要靠人民的勞動來提供。這2 600萬鎊乘以20（人群也和土地一樣，值20年的年租)，得5.2億萬鎊，這個數額就是全部人口的價值。再將這個數字用600萬來除，得80餘英鎊。這就是每個男、女、兒童的價值，而壯年人的價值等於這個數額的兩倍。」(本書第26頁）因此，他認為，一個國家人口的價值，不在這個國家所有的人口的自然數量(即人口的單純數目)，而在於它的社會數量(即創造財富的能量)。他對人口的估價，都是從它的社會數量出發的。在《賦稅論》中，他說:「人口少，才真正貧窮」，就是指人口的社會數量說的。這是我們在提到他的人口論的時候，需要加以注意的。 對於土地，他也抱著相同的看法。他認為，一個國家土地的價值，不取決於土地的面積(即自然數量)，而取決於土地所能提供的產物數量(即社會數量）。他指出：「假如有人想知道某塊土地價值多少，那麼，正確同時是理所當然的問題就必定是，這塊土地能養活多少人?」（本書第53頁)「縱使是1英畝土地，如果土質肥沃，它就能夠生產出20英畝土地所能生產的穀物，可以養活20英畝土地所能養活的家畜。」(本書第2頁)「我認為，能夠養活1000人的1000英畝的土地，優於不能生產任何東西的1萬英畝的土地。」（本書第10頁） 在比較英、荷、法三國的社會經濟條件之後，配第又進而論述這三個國家的各種政策，如賦稅制度、銀行制度、不動產登記制度、法律措施以及宗教政策等等。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條件決定這個國家採取的政策，而這些政策又對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發生重大影響。他首先指出:「這種政策是依據上述天然的有利條件而制定的，可不是像少數人所想像的那樣，是出自荷蘭人的超人智力。」（本書第18頁）「信教自由、資產轉讓登記制度的採用、關稅稅率低、銀行、貸款業的經營和創設以及商法的制定，都是和上述各種情況同出一源而同歸一海的。」（本書第18—19頁)他明確指出：「一個領土小而且人口少的小國，由於它的位置、產業和政策 優越，在財富和力量方面，可以同人口遠為眾多、領土遠為遼闊的國家相抗衡。」（本書第1頁。政策二字下面的黑點為作者所加。） 在《賦稅論》中，配第提出了勞動創造價值，商品的價值量依存於勞動生產率的見解。在本書中，他進一步提出了分工會提高勞動生產率並使產品成本降低的原理。他說:「譬如織布，一人梳清，一人紡紗，另一人織造，又一人拉引，再一人整理，最後又一人將其壓平包裝，這樣分工生產，和只是單獨一個人笨拙地擔負上述全部操作比起來，所花的成本一定較低。」（本書第17頁） 在《賦稅論》中，配第把地租(剩餘價值)看成是農產品價值扣除生產費用(種子和工資）以後的餘額，實際上把勞動日劃分為必要部分和剩餘部分。在本書中，他又進而論述了工資和地租在數量上的對立關係。他說：「假如農民的工資上漲八分之一，即每日由8便士漲到9便士的話，這時，在1蒲式耳小麥的價格中，農民所分到的份額，就由40便士增加到45便士。其結果，土地的地租，就要由20便士降為15便士。」(本書第27頁）於是，他得出結論：「隨著各種產業和新奇技藝的增加，農業便趨向衰落，不然的話，農民的工資就要上漲，其結果土地地租一定要下跌。」（本書第27頁）後來，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討論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時，對工資與利潤的關係所作的論述，實際上是對配第在本書中提出的工資上漲，地租就會下降的原理的發展。 在《賦稅論》中，配第曾暗示金銀是穀物的等價物，並對貨幣所以能夠成為價值尺度的道理作了闡述。在本書中，他更進一步指出：「金、銀、珠寶不易腐朽，也不像其他物品那樣容易變質，它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財富。然而酒品、穀物、鳥肉、獸肉之類的東西儘管很多，它們卻只是一時一地的財富。」（本書第16頁）認為貨幣就是一般的財富。雖然，他把金、銀看成就是一般的財富，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受到重商主義重視金銀甚於一般商品的影響，但是，他在把金、銀看成是一般商品的基礎上，把金銀規定為一般的財富，無異闡明了金銀被固定作貨幣的道理。 在《賦稅論》中，他談到剩餘價值的另一形式——利息，他把利息看成是資本的收入。在本書中，他又進一步指出，利率的高低，是不能由法律加以規定的，它有其客觀的物質基礎。他說：「利息的降低卻不是任何為這個目的而制定的法律所造成的，現在只要有有力的擔保，便能借到利息更低的貸款，因為利息的自然降低是由於貨幣增加的結果。」（本書第79頁)他在這裡所說的貨幣，自然是指借貸資本。因此，他明確指出了利率的漲落與借貸資本的供應量成反比例的關係，從而接觸到了借貸資本的運動規律。 由上述可見，配第在《賦稅論》中所闡明的許多重要經濟思想，在本書中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並通過政治算術方法得到驗證。這些理論的科學真理成份，最先為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所繼承和發展，成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後來，馬克思、恩格斯又在全面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加以革命的變革，創建了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強大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現在我們重新翻開這部古典政治經濟學名著，看看配第如何通過政治算術的方法，透過資本主義經濟的表面現象，探索並發現它(資本主義經濟的表面現象）賴以建立的客觀的真實經濟基礎——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對深入理解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有幫助。 1960年，譯者曾根據日本岩波書店1955年出版的日譯本將本書譯成中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現據英國劍橋大學1899年版本重譯，供讀者參閱。 譯者 * * *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頁。 [2]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7—38頁。 [3] 《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7頁。 [4] 《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7頁。 [5] 《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