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第經濟著作選集 · 原序

年輕而又不講求實際的人結婚，其主要的和唯一的目的可能不在於生育子女，更不在於生育適合於從事某種特定職業的子女。但是，一旦有了子女，他們卻力求按照子女們的各自性情和志趣加以培養。和此一樣，我寫這本書，目的只是想藉此來清除我腦海中所有的許多令人心煩的想法，可沒有想拿來供任何人參考、或是為解決任何問題之用。可是，現在既已經寫成，並且它的問世，正逢奧爾蒙德公爵 [1] 行將前往愛爾蘭就任總督之時，因此我又認為，它對於了解愛爾蘭以及其他地方的情況，或有其可用之處，儘管用處可能不大。 愛爾蘭是這樣一個國家，它必須保持大批的軍隊，以防愛爾蘭人將來發動叛變，這種叛變，既會損害他們自己，又會損害英格蘭人。這大批軍隊，無疑要向窮困的人民和荒涼的國土徵收巨額而沉重的租稅。因此，讓愛爾蘭理解一下各種租稅的性質和徵收標準，並不是不適當的。 2.為了使愛爾蘭教區成為適宜於傳播福音的園地，需要把它們大大調整，重新加以合併和劃分。 [2] 在這一點上，我以前所說的關於英格蘭有牧師過多的危險的那些話，也可以適用於愛爾蘭。而我將要編成的該島的新地圖， [3] 可以作為施行這種調整的依據。 3.愛爾蘭資源豐富，要是不採取措施增加出口，反而對該地不利。而這些資源是否能夠出口，則取決於下面所討論的關稅及國內消費稅是否按適當的標準征課。 4.整個說來，愛爾蘭人口是不足的；在將英格蘭人遷往愛爾蘭，或將愛爾蘭人遷出愛爾蘭， [4] 使愛爾蘭大部分居民都變成英格蘭人之前，它的政府如果沒有需要很多經費來維持的軍隊，就不會得到安全。因此我認為，要吸引英格蘭人遷往愛爾蘭，最有效的鼓勵辦法就是讓他們知道下述情況：國王的收入占全國的財富、租金及所得的十分之一以上；往後那裡的公共經費會減少到和這裡的什一稅相等；並且隨著國王收入的增加，各種造成國王開支的事因會相應地減少，這是有雙重利益的。 6. [5] 假如英格蘭利用乞丐修築公路，並疏浚河流使其能夠通航，則愛爾蘭的羊毛和家畜的銷路將會更好。 7.充分理解貨幣的性質、各種鑄幣的效用、它們價值不穩定和提高或貶低它們價值的效果，對愛爾蘭來說是一門最切實的學問。正因為缺少這種知識，所以愛爾蘭最近就發生經常濫發貨幣的嚴重情況。 [6] 8.在愛爾蘭，土地的價值只相當於六年至七年的年租，但在海峽彼岸，土地就值二十年的年租。在沒有想出補救辦法之前，讓愛爾蘭人了解一下它的原因，是有好處的。 最後，假如有人有某些可能對愛爾蘭有益的意見，那麼，在奧爾蒙德公爵擔任行政長官的時候，將這些意見提請政府審查，乃是最好的機會；因為： （1）他對這個國家了解得十分清楚，不論是關於和平時期的問題，或是戰爭時期的問題都是如此。同時對這個王國內所有互相鬥爭的某些人士和一切分子以至每一個黨派的利害關係也都有所了解。不僅如此，他對英格蘭以及一些和愛爾蘭有關係的國家的情況，也都了如指掌。 (2) 他已經用了活生生的事例證明他關懷英格蘭在愛爾蘭的利益，同時也證明了他有辦法使那裡的種種煩難問題儘可能得到解決。 (3) 他在愛爾蘭所有的地產之多，是愛爾蘭所有前任總督所未有過的。因此，他不會遇到那些總督們(坎布登 [7] 曾對這些總督提出警告說：「愛爾蘭人時有怨言」）所可能遇到的危險。因為，一個人所占有的土地既多於任何人，他就有理由想得到更多的土地了。 (4) 許多主要為了恢復財產或發財致富而前往愛爾蘭的總督，在達到目的之後即離開愛爾蘭，對人民的牢騷和怨言，一概不聞不問。但是他卻不僅向愛爾蘭人民保證要施行善政，而且對違反善良政治的一切不安因素，都預先加以消除。 (5) 儘管心懷嫉妒和不滿情緒的人對他的良善心懷作各種惡意曲解，他都泰然處之，敢於去做任何他認為是適當的事情;甚至為了使一個臣民得到公平待遇，他也能力排眾議，無所畏懼。這是因為他那著名的宏懷大量使他不致會遭到人民的反對;同時他那久經考驗的忠誠，也足以粉碎傳到陛下耳邊的任何讒言。 (6) 他對一切創造性的努力都極為讚許，因此東部英格蘭的明智之士都願意追隨他前往愛爾蘭。這些人對他貢獻出他們的最精闢的忠告;他對於這些忠告也都能加以慎重選擇，並且付之施行。 最後，這位偉人是在愛爾蘭有如一張白紙的時候，來治理這一殖民地的。這時的議會對他甚表好感，遇事常常和他商討，又擁戴對於改革既很熱心、同時對改革又抱著謹慎態度的國王，因此，凡是符合於正當道理和自然法則的提案，都有機會獲得通過而制訂成為成文法。 因此，把我在這裡所說的想法應用於愛爾蘭，並在這些想法還有用處（如果有些用處的話）的時候把它們發表，我認為可說是趁熱打鐵，十分及時。這裡，我要對世界說明的是，我並不認為我能夠改善世界的情況；我認為，為了使每個人各得其所，最好讓事物vadere sicut vult （自行其是）；我十分了解res nolunt male administrari （事物是不願意讓人弄壞的）。 [8] 我也十分了解（假設我想做某些事情或者能夠做某些事情），事物有其本身的道理，自然是不能欺騙的。因此，我所以寫這篇東西（如已說過的），只是為使我自己得到安寧，得到解脫，因為我的腦海中一直充滿著那些日常聽到的關於促進或調整產業的議論，以及關於租稅等等問題的怨言。我所說的話是不是會受到人們的蔑視或譴責，我對之都不介意。我對這點所抱的心情，正如某些富翁對其子女生活奢侈所懷的心情一樣。雖然這些富翁相信以後他的子女會揮金如土，但是今日他們仍然以賺錢為樂事。和這一樣，雖然我覺得這本書，不會有什麼意義，但是我仍願意把它寫出來。由於快跑的人未必能獲勝， [9] 而每個人都會得到時間和機會，所以我希望公正的人士對本書加以批評；對他們的指正，我絕不會感到不耐煩。 * * * [1] Duke of Ormond，名傑姆士·巴特勒（James Butler 1610—1688)，出身於愛爾蘭貴族，為死心塌地的保皇黨黨員，曾前後三次出任愛爾蘭總督。——譯者 [2] 1662年，愛爾蘭議會通過一個法案將教區加以切實合併和劃分——查理二世第14年及第15年法令第10號。配第對制定這一法案有無關係，不大清楚，但這一法案的前文似乎反映他的思想：「本王國有些地方的教區非常窄小，在一英里或二英里之內就有五個或六個小教區。因此臣民必須負擔建築和修繕許許多多教堂的無謂費用，而教區的財源又甚貧乏，很多教區維持不了一個牧師。另一方面，有些地方教區又非常廣闊，以致區民前往教區教堂要於當日回家是有困難的。有時教區又劃分得非常不合適，因而一個教區的區民到別的教區的教堂去，倒比到本教區的教堂更為方便。」因此，1662年米迦節之後，總督徵得有關方面同意，決定將教區合併或重新劃分。——赫爾 [3] 大概系指配第依據山區測量的原圖（它指明教區境界）而刻印的愛爾蘭地圖。見拉康姆編配第：《山區測量的歷史》（Petty’s 「History of the Down Survey」， ed by Larcom ）第49頁。1665年，配第請求國王「協助製成愛爾蘭地圖」，他的請求得到國王批准。同上書，第400—401頁及第323頁。但是，他實際上有沒有得到足以完成這種計劃的經費補助，值得懷疑。因為他於1672年曾說，自費編制了各區各村以及各郡的詳圖，將它製成銅版，並且製成了各州及整個王國的地圖。見《愛爾蘭的政治解剖》（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 ），第9章。最低限度，各郡的地圖是在以後出版的。其日期不詳，圖名是《愛爾蘭概圖》（Hiberniae Delineatio ），見書籍目錄。這本編制年月不詳的地圖，英國博物館和保德利安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都有收藏。都柏林（Dublin）的三一學院的圖書館也收有三部。除最初版本之外，其餘的版本都附有配第的肖像（愛德溫·山第斯〔Edwin Sandys〕雕刻的），日期為1683年。英國博物館的地圖目錄，估計該圖的收藏日期為1685年。不過《概圖》扉頁所印的愛爾蘭全圖（薩頓·尼可爾〔Sutton Nicholls〕雕刻的）則附有考克斯（R.Cox）所著的《愛爾蘭歷史》的廣告，而該書第1卷卻是於1689年發行的。愛爾蘭國立圖書館的藏本，為獻給配第之子亨利（Henry）即謝耳本伯爵（Earl of Shelburne）的再版本。因此，這版本無疑是在1719年（即謝耳本爵位設立那一年）之後和1751年（即謝耳本伯爵逝世那一年）之前出版的。——赫爾 [4] 通過使愛爾蘭人和英格蘭人同化的做法來解決愛爾蘭問題，是配第自1655年以來所持的得意見解。在這一年。他和谷金（Vincent Gookin, 1616—1659）一起反對將愛爾蘭人遷移到康諾特（Connaught）去的隔離政策，據說，他到他臨死那一年尚堅持這種主張。參閱菲滋摩利斯：《配第傳》（E.Fitzmaurice, 「The Life of Sir William Petty」 ），第31—32頁；並參閱配第：《論愛爾蘭》（Treatise of Ireland ）。——赫爾 [5] 原文無「5」。——譯者 [6] 在整個共和政府時期，愛爾蘭濫發私鑄貨幣情況甚為嚴重。在配第來到愛爾蘭之前不久，一些倫敦人曾因將偽造和削值的英格蘭貨幣以及偽造的秘魯貨幣運進愛爾蘭而被處死刑。見西蒙：《論愛爾蘭鑄幣》（J.Simon, 「Essay on Irish Coins」 ），第48—49頁。但是，這種走私並沒有停止。同上書，第49—52，118—122頁。1660年1月29日，政府發出確定金銀鑄幣比率的布告。同上書，第123—124頁。1661年8月17日，又發出禁止私鑄貨幣的布告。魯丁：《英國及其附屬國的鑄幣史》（R Ruding, 「Annals of the Coinage of Great Britain and its Dependencies」 ），第2卷，第4頁。——赫爾 [7] William Cambden (1551—1623)，是英國有名的歷史家。——譯者 [8] 這是配第所喜愛的引語。它在他所著的《論二重比》（1674年，見《政治算術》獻詞注）和他在1686年6月2日給索斯威爾（Southwell）的信（見菲滋摩利斯：《配第傳》，第274頁）中都出現過。這是他在《愛爾蘭的回憶》（Speculum Hiberniae ）一文中的篇首題詞， 不過被改寫成Ingenia solent res nolunt male administrari。蔡爾德爵士（SirJosiah Child）認為配第是這句話的作者。不過彼得·配特爵士（Sir Peter Pett）說，這句話是近來（1680年左右）的流行語，只是現世的人把它的作者弄錯了。配特把它說成是來自比德的《哲學原理》（Bede’s 「Axiomata Philosophica」 ）和亞里士多德的《形上學》（Aristotle’s 「Metaphysica 」）。參閱配特：《幸福的未來的英國》（「Happy Future State of England 」），第250頁。——赫爾 [9] 見《舊約全書》，《傳道書》，第9章，第11節。——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