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隨筆集 · 正視科學
——「五四」二十八周年作
我認為二十八年前的五四運動是失敗了的，至少是開了頭而接著不曾有下文的。當時以科學與民治兩事相號召，如今我們把科學與民治的成就大致看一下，就不由得不作這樣一個結論。
失敗的原因，似乎還不止沒有能繼續努力的一層，我們當時以及後來對於科學的提倡可能還有若干看法上的錯誤。繼續努力，固然應當，改正錯誤，更有必要。
我們通常談到科學，總有一個弊病，就是太含混，其實它至少代表著三種很不相同的努力，而三種努力的價值也頗有不同。一是科學精神的培養，目的在造成更良好的人生態度與風格。二是科學研究的推進，其功用有兩方面，一壁是好奇心理或求知慾望的滿足，一壁是對於宇宙間一切事物的了解的增加。三是科學的實際應用，即把所已了解的事物中蘊蓄著的力量駕馭起來，使產生種種利用厚生的果實。三者自都有其價值與需要，不過從人生意義的立場來看，最關重要的無疑是第一種努力。以可能獲益的人數來講，也是以第一種為最多。能做第二種努力而獲取心理上的滿足的人顯然是最少。能享受第三種努力的結果的人雖多，能從事於發明創製的也究屬有限。只有第一種的努力，是比較的人人可以參加，也人人可以收穫一些果子；至少在企求民治的社會裡，我們不能沒有這樣一個假定，否則民治便無從談起；而科學與民治恰好又是當初五四運動所相提並論的兩樣東西，並且這兩樣東西事實上只是一樣，此說已詳我在兩年前所寫的一篇紀念稿（《自由之路》中《一種精神兩般適用》一文）里，茲不再贅。
五四運動以來的科學提倡，繩以上文的看法，顯然是犯了捨本逐末的毛病的。第二種努力有一些，但不多，離開了少數研究機關及大學校，便說不上。第三種努力比較多些，但也是說得多，做得少，鼓吹得多，實行得少。工科教育的提倡，科學動運周一類的吹吹打打，都屬於這一路的努力，其目的在工業化，在富國，在強兵，說來也未嘗不正大，但終因缺乏第二種努力的根基，即理論與研究的根基，而未能有多大的成績。不過最付闕如的還是第一種努力。一般教育的不普及，固然是一大事實，但即就已經受大中學教育的人而論，以至於單單就受過理工教育的少數專家而論，我們又找得到幾個看事能比較客觀，論事能比較謹嚴，而處事能比較持平的呢？約言之，在已往二三十年里，所謂科學精神或風度這樣東西，並沒有在教育場合里露過多少面，甚至於根本沒有從理工專家的各個園地踱出來過。這真是一大掛漏，而是今後第一應當彌補的。我們也應知三種努力之中，二三兩種是多少可以享用現成的，科學知識與科學器材都可以從外國現成輸入，我們甚至於可以把外國科學家工程師整批地請來，至於第一種，則非自己出馬、自己倡導與自己學習不可，別人決不能越俎代謀。
「五四」以來我們對於科學運動的又一個錯誤是多少把它偶像化了。「五四」要號召的是科學與民治，當初不就有人把它們分別喊做「賽先生」和「德先生」麼？以先生稱呼科學，是人格化，是偶像化的第一步。此種稱謂上的玩弄花樣雖屬文人常事，不足為奇，如果用在文學的場合，是很生動而引人入勝的，但如用在這樣一個場合，一個事關正名的場合，則上有好，下必有甚，那危險性就非常之大。上有好，可以把科學人格化，下必有甚，就不免把它偶像化。在舉世依然十分矚目於科學之「知」與「用」的今日，在有人可以挾了原子彈的威力來劫持國際形勢的今日，這偶像化的趨勢便更有希望變本加厲，牢不可破，特別是在科學落後而望塵莫及的中國。
何以說事關正名？這是需要一番說明的。真正懂得一些科學精神的人認為科學與偶像是一個名詞上的矛盾。科學自身是無法成為一種偶像的。它和世間所認為偶像的事物完全屬於兩個範疇，真是風馬牛不相及。講求科學精神的人決不偶像化任何東西，更不偶像化科學，也無意於打倒什麼偶像，因為知道，只要科學精神逐漸傳播開來，成為廣泛的教育的一部分以後，所有世間的偶像便不打而自倒。唯有不了解此種精神的好事之徒，才借了科學之名，專做他們所謂破除迷信與打倒偶像的舉動。此種假借名義的行動正足以證明此輩對於科學的信賴，是一種迷信，對科學的看法，是一種十足的偶像的看法，科學在他們身上所打動的，不是清明的理智，不是和平的心氣，而是一番熱情，一陣肝火，所以，在他們看來，才有破除其他迷信打倒其他偶像的必要；誰都知道信仰與偶像總是一元的，自己不甘偏安，對人不能兩立；試問科學的精神又豈是這樣的一套？若有人問，何以確知「五四」以後的一部分中國人已經把科學偶像化，上文的話便是一個最直截了當的答覆。
一切偶像化有它的弊病，而科學的偶像化為尤甚，正因為它是「科學的」，也因為迷信科學與加以偶像化的人不自知其迷信，與未嘗不自以為科學是無法偶像化的。唯其如此，於是科學在學術思想界以至於一般文化中的地位，由武斷抹殺而至於稱霸獨占。宗教當然是不要了。校學似乎也無所用之。馴至一切比較古老與傳統的東西，亦即近代所稱人文學科所包括的種種，都成為不科學的，因而也就是要不得的。所謂智識分子既以敵視的態度倡導於前，一般激進的分子自更從而破除這個與打倒那個於後。今日局面的藩籬盡撤，標準蕩然，原因雖不止一端，這對於科學的迷信心理所養成與表現的排斥性與破壞性不能不說是很重要的一個。外人喜歡稱我們的五四運動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有人以為是一種過獎，我卻以為是一個錯誤，是一個比擬不倫。其他方面的努力，如語體文的推行，可能有些復興文藝的功效，但科學的偶像化卻沒有分，它對於文藝和一般的人文學科有的只是一番摧殺敗壞的力量而已。否則時至今日，又何以有些人，甚至於和當初五四運動不無瓜葛的人，還在提醒著說，中國當前的需要，是一個真正的啟明運動呢？
不錯，我們要一個啟明運動，而在這運動里，必須把科學對於人生意義最有貢獻的那一部分努力，有如上文第一層中所論，重新倡導開來，推廣出去。也必須把第二層所論的偶像化的趨勢根本革除；即使當初五四運動不直接擔負這偶像化的責任，至少今日紀念「五四」的人不能不把這革除的責任擔負起來，也就是把科學在人生中應有的地位，重新認識一個清楚，把它和其他文化活動的相須相成的關係，再度指點一個明白；也就是把科學的真正性能，如存疑而不武斷，寬容而不排斥，通達而不蔽錮……一類同一精神的許多不同的說法，再一次的發揮一個透徹。再約言之，我們要於提倡科學之際，特別措意到它對於生活的自由化（liberalizing）的影響。自由化的影響相當滲透之日，也就是我們民治的基礎終於奠定之時。「五四」的值得紀念，更值得反省，而我們於紀念反省之餘，值得捲土重來者，在此。
（選自1947年4月28日《燕京新聞·「五四」紀念特刊》）
南行記感
一年不到南方去，這次因為教育部召開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中國委員會的成立會，走了一趟。成立會本身雖只有兩天，旅途飛機來回也只占兩天，但公私事務羈纏，不得不在京滬蘇杭間來回跋涉，各處又都小有停留，少則兩三日，多則六七日，前後合計，竟將近四十日。
成立會的經過，毋庸我在這裡敘述，自有正式的報告可讀。可說的是，歷年我在重慶、南京所參加的會雖不多，這一次要算是在時間上最經濟的，短短的兩日裡，似乎把應辦的都辦了。原因之一在籌備工作做得比較周到。事前有準備，臨事就不致拖延；無疑的，行政在這方面的經驗是加多了。開會的儀式也簡單化了，可以說無甚儀式，因此，宗教的意味也就省卻。我不反對宗教，也不反對宗教有儀式，但它們應別有場合，不宜與政治、教育的場合相混。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們不願意退回到歐洲的中古時代去，在那時候，宗教、政治、教育是糾纏在一起過的；文藝復興以還的西洋如果有什麼進步可言，就在把這番糾纏弄清楚了，做成了宗教是宗教、政治是政治、教育是教育比較界限分明各自發展的局面。
會議有長官致詞，也許是在形式與人情上所不可少的。但致詞的人還嫌太多。即如這次有考試、立法兩院院長致詞，考試院是會議所在地，因地主關係，請院長說幾句，是情理內可有的事；但立法院似乎很不相干，不知何以非請來不可。所致的詞又依然不免兩種毛病，一是太冗長，考試院長的詞事實上是一大篇演講，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演講，恐怕講了將近一個鐘頭，解釋會場所在地的明遠樓的「明遠」二字，就占了很多的時間，並且可能解釋錯了。考試院的建築沿用舊日科舉時代試院建築的名稱，也有明遠樓，也有衡鑑堂等，據講詞中的解釋，「明遠」二字的來源是諸葛武侯「澹泊明志，寧靜致遠」的兩句話。其實恐不然。記得《論語》上有「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可謂明……可謂遠……」的一段文字，要考官能不受譖與訴的影響，那考試才能客觀公平，才不失考試的真義。至公堂的至公，衡鑑堂的衡鑑，也與此同一意義。考試是很現實的一件事，國家為政治需要人才，人才亦需要有以自見，兩相湊合，於是就有了考試的制度。不用說，從事舉業與考試的人是相當的熱衷的，為名聲、為地位以至於為生計，他不得不熱衷，適度的熱衷也是情理內應有的事；但這畢竟與隆中高臥的光景不同，與澹泊寧靜的心情異趣。即此也就可知「明遠」二字的來源大約在彼而不在此了。致詞的另一毛病是客氣敷衍，立法院長自己沒有來，派了一位代表出席，這位代表說的全是客氣敷衍的話，誰也可以說，也就可以不說。不過有一點總是進步的，從前動輒稱訓話或致訓的，現在稱致詞，因此，到場的人也沒有恭聆的義務。
南京的會還是多得不得了。從前在重慶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在重慶，似乎因為會議太多，弄得秋涼季節也還十分炎熱，記得有朋友寫著打油詩說：「長安會議喧於市，熱氣呵來滿地吹。」這兩句詩對今日的南京也還適用。我固然只參加了一個僅僅開了兩天的集會，但有的朋友所參加的不止一個，有連續參加至三四個，而有的會期是多至十日半月的。有一位上海朋友就是這樣，見面問起，直搖頭，意思是連開會都忙不過來，實際的工作自無從談起。這位朋友是一個大公司的老闆，和公司里人談話，也說這一個月來，老闆始終在南京開會，顧不到公司的事務。記得做學生的時候，時常參加各種課外作業的集會，先母告誡著說：人不是蛔蟲，何以作此生涯；事隔三十年，不想此種生涯，竟成一大部分人士生涯的常軌。
南行的第二個目的是替學校訪書，訪線裝的舊書。為此，南京而外，又到了上海、蘇、杭等地。八年抗戰，毀損的文物圖書固然很多，究因歷代積聚得豐富，倖存的數量也還不少。這在市場上可以看得出來，看了私家的收藏更自清楚。私家藏書，在沒有公共圖書館的前代，原是很好的一種風氣，也是不得不有的一種風氣。今後的形勢顯然是不同了。公家圖書館的制度逐漸建立以後，私人藏書的需要，在理論上本應該減少；就抗戰前後二三十年來的政治經濟的環境言之，此種藏書的努力事實上也確乎無法維持。不能維持，結果就是散，以至於失。既不能維持，而又欲避免散失，唯一的途徑是轉移到公家圖書館的手裡，送贈可，售賣亦可，總以整批轉移為原則，否則前途的失不失縱無從存問，散總是註定了的，而既散之後，要公家圖書館再事搜羅，使散者復歸於聚，便又須消耗不知多少的人力物力了。
圖書歸公家典藏以後，是否能永久保存，不再散失，這當然是無法肯定作答的。我們只能說，公家合力收藏大概要比私人各自收藏好一些。這是一個紛亂到不再有任何重心的時代，如果有一個重心，而此重心者多少具備一些不可侵犯的威信，有如歐洲中古時代的教會與修院，使文物圖書可以有一個最後的歸宿，那我的話還可以說得更肯定一些；中古歐洲的文物就是這樣保留下來的。如今這一類的重心既然沒有，以後怕也不會再有，則紛亂到極度以後，結果總有一個玉石俱焚。圖書存在私人家裡也罷，圖書館裡也罷，以至於教堂寺廟裡也罷，炸彈與一般的戰火是沒有眼睛的，好戰的人也是不辨青紅皂白的。想到這裡，真叫人不寒而慄。如果世界再經過一次浩劫，就中國一國而論，如果目前紛擾的局面無限期的繼續下去，則前途的劫餘一定還比不上經過了黑暗時代的歐洲。因為，當時整個的歐洲固然黑暗，散在各地的教會修院，特別是修院，總還保留著一線光明，或埋藏著一些前途可以發光的東西。今後連這個機會怕就不會有了。
不到一年前，報紙上說到一位有錢的美國人，發了一個宏願，想把目前人類已有的圖籍，擇要縮攝成大量的影片，深埋在一千五百尺的地下，準備幾千年後有人挖掘出來，成為考古學者的無上發現。看來要使人類已有的文明遺業得以留傳十之一二，可走的也只有這樣一條路了。但把握依然是沒有的。毀滅的力量未嘗不能達到千五百尺以至於更深的地層，此其一。數千年以後，地球上是否再有那一種動物，叫做人，人中間又有那比較奇特的一派，叫做考古學家，在目前趨勢之下，也正無法作肯定的答覆，此其二。即使都有，彼時的文明里是否還保持著電光的運用，得以放大影片的內容，從而從容展讀。我們也不得而知，此其三。如此大量的縮攝工作，又是談何容易？可能攝製不到百分之一的時候，大劫便已臨頭，此其四。其實轉念一想，我們又何必顧慮得如此其遠到呢？那位有錢的大善士想這樣做，似乎多少已經料定人類已有的文明，無論目前如何轟轟烈烈，也正唯其轟轟烈烈，轟轟是爆聲，烈烈是火光，前途必有寂滅的一日；及其既經寂滅，則數千百年後即使還有人存在，有人發現，怕除了萬一的喚起一些驚詫與憑弔的情緒而外，其他積極的作用是不會有的。換言之，前途真正良好的保存辦法是沒有的，除非當下的人類幡然變計，放下屠刀。
再回頭看把大批圖書向公家出讓的人家，從而替他們想想，也可以引起不少的棖觸。祖若父歷年以至於歷世辛苦累積的一些心血，一朝不得不拱手讓人，眼看別人點裝捆載而去，這舉動本身便已足夠叫人傷感。如果出讓所取的方式是贈送，那光景又可以見得好些：孝子慈孫，不忍見祖宗的手澤與遺物，因離亂而歸於散佚，把它們寄贈到一個比較妥當的所在，對一己心理上可以少安，對外界又多少可以博得一個慷慨仗義的聲譽，於祖宗與自己都有幾分光彩，當然是好的。但即使在這種方式下出讓，背景里也總有好幾分「不得不」的理由存在，大凡附帶著「不得不」的條件的舉措總是不痛快的。因為兵荒馬亂的威脅而怕散失，便是一種「不得不」。贈送而不出賣，表示這家人家的經濟情形還比較的過得去，至少算盤還無須打到祖宗心愛的文物上去；但在此動亂的時代，人與家的播遷性特別大，而一家經濟能力有限，勢不能叫大批的圖書隨同播遷，亦即等於無法照顧，而歸宿於鼠齧、蠹蝕、霉腐的一途，至於遭火災，逢水厄，被偷竊或劫奪當燃料的際遇還不算在內。為此而立意把舊藏出贈，顯而易見也是「不得不」的了。所謂照顧，即使治安無礙，家宅晏然，一年一度的清點、整理、曬曝，又豈是容易的事？時間、勞動、經濟等等條件，目前即在中產之家，也無法供應。這次有一家朋友想出售舊藏，至少口頭提出的「不得不」的理由就是無法照顧。
至於不得不出售的真實理由，其為「不得不」，更是顯然，也是更可以教人感喟。經濟的窮迫已經到一個程度，不能不打算到祖宗頭上，是理由之一。如果把祖宗墳地的出賣除外，在所謂士大夫或讀書人家的一界裡，此種窮困的程度不能不算是一個極度了。不過有趣的是此種窮窘的光景有時候也不完全是經濟的。例如我所接觸的有一家多少還是一個地主，論道理不是他們可以先把田地賣掉麼？但田地在今日已不是一種生利的東西，而是一個分利的贅疣，根本沒有人問津。去年此日我經行同一的地域，知道一萬元一畝地還賣不出去，今年的情形我沒有問，大概好不了多少，什麼貨物都在驚心動魄的飛升，鄉間土地近期內不會輪到的。算來只有圖書，雖則便宜，也還可以換取一筆比較可以派用處的現款。至於派什麼用處呢？說來又是和家庭的經濟沒有什麼直接關係。這家人家雖清苦，事實上還沒有到一個饔飧不繼的地步，但這家的老人，就是藏書的主人，屍骨未寒，公家便上門徵收遺產稅，一算就是好幾萬（不生利而賣不出去的田地自然算在裡面），又催得急如星火；為應付這個，賣書也就成為必要了。
經濟上，一部分也可以說政治上，迫使人家把祖宗的心血出賣，是較大的「不得不」的一個。此外還不妨說有兩個。一是社會的，就是舊式家庭的解體。舊式家庭的人事關係解體了，其原有的文物累積自也無法維持於不敗。文物解體的趨勢本來就有，即在舊家庭組織未曾衰落之日就有，皮上的毛總是要脫落的，何況皮之不存呢？以前故家大族喜歡藏書，原是一種風氣，在藏書的當事人也未嘗不知前途必有易主的一日，但此種人的態度卻可以有不同的兩個，一是比較看得開的，或至少裝做看得開的，他們在藏書的印記上大抵會刻上「曾在某某人家」，或「曾在某某人處」一類字樣；又一是看不開的，印記上必然要三令五申地責成子孫永久保存，對於弗克負荷的子孫，至於不惜預先責斥詛咒。但詛咒由他詛咒，好書還是不斷地會變成鴉片煙膏，變成妓女的纏頭，賭場的孤注，終於散了出來。不過從大處看，這不但無所用其傷感，反而值得歡迎。文物原該是流通而公諸同好的。楚弓無妨人得，文物尤其如此。但這裡有一個條件，就是要比較久遠的使文物能公諸同好，我們總希望公家要爭氣，公家的組織與生活要上軌道，公家的典藏要有方法，要真正公開，其間絲毫不應有居奇壟斷的意味，否則便和私家儲藏無異了。
又一個「不得不」的理由是文化與教育的。「五四」以還，儘管一部分文教的領袖認為風氣所趨，已經替國家舊有的文物，開了一條重新估價、整理與食古而化的路，但對於青年人的一般的影響的一種是，瞧不起線裝書與線裝書所包容的一切。這不能不說是很不幸的。舊書店的生涯冷落，門可羅雀，圖書館裡木板書籍少人借閱，等於束諸高閣，大學的中國文學系，選修與專修的學生屈指可數，而此少數選修與專修的人不免被人看作落伍、反動、冬烘、陳腐——又何嘗不是這風氣的一部分呢？最近北方某一造紙廠開工，琉璃廠里比較少人過問的舊書已經大量地稱斤稱擔流出來，變成了以噸計算的紙漿，這風氣更是見得泱泱了。一般的風氣如此，而欲於少數家庭之間，指望兒子能讀父書，箕裘克紹，當然也是不可能的。子孫出賣祖先所最心愛的遺物，固然由於種種的「不得已」，有如上文所列敘，但若少數例子，不因此種風氣的影響，而於舊文物猶有幾分愛不忍釋的心理，一些抱殘守缺的志願，則局面又自不同了。但潮流風氣畢竟是移人的，尤其是在昌言順應潮流、深怕被人譏彈為落伍的今日，這種少數例子也就成為僅有而絕無了。此其為「不得不」，由外言之是教育與文化的，由內言之，卻是心理的。外緣的逼迫終於養成了一種內心的未必自覺的驅策。
這第三種較大的「不得不」，倒是一種隱憂。此種鄙夷舊文物的風氣與心理既存在，並且是牢不可破，我們不能不有的疑問是，即使所有私家搜藏的文物圖書悉數讓歸公家，並且典藏得十分周密，試問除了極少數的鑑賞家與考據家摩挲鑽揅而外又有幾許用處，而此極少數人摩挲鑽研的對一般的文教生活又有幾許貢獻，幾許作用。除了對於這極少數人多添了些許檢閱的方便而外，不和放在私人家裡沒有多大分別麼？所謂今日的圖書館，不依然等於舊日的藏書樓或藏經閣麼？
拉雜寫感想是沒有完的。就算寫了這兩點吧，都算是和我這次南行的公事有關。在關於私家藏書的外流一點裡，我說了許多「不得不」的話。如果健全的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應該建築在充分的自覺的心理，自主的志願，與自動的行為之上，則可知一切文化的努力應集中於減少此種「不得不」的情境，私家藏書的流出如此，其他方面亦莫不如此。
（選自1947年10月23日《益世報·社會研究》）
救救圖書
記得做學生的時候，某一次演說比賽會裡奪得錦標的是以「敬惜字紙」做題目的一篇演講；至於得獎的人，說來想讀者大都認識，就是當代話劇作家洪深先生。洪先生的所以占優勝，一半固然由於他的口才好，一半卻因為他的題目出奇，不是大得出奇，而是小得出奇；別人發揮的是有關天下國家涉及文章經濟的大題目，他的卻是五十年前在任何字簏上可以看見而在他演說的年頭誰也已經不再注意的四個字。
說起敬惜字紙，我又想起一回事。在外國讀書的時候，有一位經濟學的教授對中國學生特別客氣。我並不選讀他的課，但有一年的寒假裡，他非請我到他鄉間小小的別業里去吃晚飯不可。這頓晚飯的印象至今還是很深刻，一則他的牛排做得特別好，二十多年來還沒吃到比那一次更好的；再則在飯後的閒談里，我發見了他為什麼一定要如此款待我。他瞧得起中國與中國人，是不消再說的。他瞧得起中國的文化，尤其是中國人對於一切舊有的文物所表現的一種鄭重的態度。他認為這是西洋人所不可及的。他說西洋人以宗教為宗教，中國人則以文化為宗教，那境界便高出一籌。我問他有什麼證據，他說「敬惜字紙」的四字教訓便足夠加以證明。
我提到這兩件舊事，並不是想重彈敬惜字紙的舊調，或再度喚起敬惜字紙的富有宗教性的情緒。目前雖還有人不敢或不忍糟蹋有字之紙，我自己就是屬於不忍的一方面的一個，但就一般的情形說，這種舊調重彈的努力是不再需要的，彈了也是不發生效力的。我的用意只是把這兩件舊事做個引子，要請讀者注意到近來舊書籍，特別是木版書或線裝書的大量消滅的一個現象。如果以前對於字紙的那般珍惜是一個極端，近頃對於書籍的這樣糟蹋便是另一個極端；那一個是「前恭」，此一個是「後倨」，短短數十年之間何以會有這樣一個急劇的轉變，雖值得探討，我們目前姑且不管，不過以舊時的「恭」例今日的「倨」，做個說話的引子，倒是很現成的。
抗戰期間圖書的大量的毀損，雖出人為，我們還可以認為是無可奈何的一件事，至少，在稍有知識略微懂得愛護文物的人決沒有自動加以摧殘的情形。敵人的暴行雖多，此種故意摧毀的行為也不多見。他們可以捆載而去，據為己有，但東西總還仍在，近來陸續收回的數量也很有一些。不過勝利後我們所知道的許多損失不屬於這一路。它們是由於自動摧殘而來的，而此種摧殘，如果不是人謀不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南方的情形我不大知道，但半年來北方舊書市場的情形，耳聞目睹，真可以教人寒心。舊書的銷路本來不會太好。一切舊東西不合潮流，難得有人問津，顯而易見是最大的一個原因。大中學生讀慣了白話文，視文言文為畏途，也未始不是原因之一。經濟的原因我們當然不會忘記，大凡能看書與想看書的人也就是經濟上沒有多大出息的人；在饔飧不繼的今日，自更不會有搜購書籍的餘力。圖書館，無論是政府或地方設立的或公私學校的，購書的預算也一天小似一天，有若干圖書館近來根本不事添購。
因為這種種情形，舊書的價格就根本漲不起來，銷路本來有限，還經得起漲價麼？勝利以來，書價固然也漲了不少的倍數，但此種倍數，在一切看漲的事物里，無論如何要算是最低的了。唯一差可比擬的是學校教師薪津所漲的倍數。有人說，教師拿薪津買書是最合式的，因為彼此的倍數差不多。這是書業商人可以引為自慰的，因為這正合著一句老話：德不孤，必有鄰。但所以自慰的下文亦正所以自傷，因為教師們還有 口的需要；薪津的倍數儘管追不上米麵價的倍數，在他也不得不買，薪津的倍數儘管接近書價的倍數，在他只好望洋興嘆。
不過書業商人也未嘗沒有 口的必要。書固然賣不出去，但書幸而是紙做的，紙的用途到今日還沒有斷絕。在不講求「敬惜字紙」的時代，紙的用途實際上反而添了許多。即使有字之紙的用途有限，紙所由造成的原料，所謂纖維也者，還是前途無量。有字的紙一經搗爛，漂白，造成紙漿，送進機器，便可以變為更白淨更光亮的紙。恰巧一年來國內又鬧著紙荒。因為外匯關係，外紙進口既不能沒有限制，紙漿的進口來源也不旺，國內造紙的原料因為戰事及交通的阻礙，又未能供運自如，於是拾荒，縫窮，買破舊多少已成習慣的我們便把主意打到舊書頭上。
到底有多少舊書籍變成了新紙漿，我們無法知道。書業商人，迫於飢餓而忍痛出此，自然也不願意告訴我們，我們也不忍追問。我知道北平琉璃廠有一家書店稱斤出賣的舊書原先是裝滿了七間房子的，現在這七間房子早已空了。這七間房子裡的內容，根據物質不滅的原理，想來已經變成了分量相等的大批的白報紙。
統計雖然沒有，但一般形勢的嚴重也大可以從最近書業同人向政府的呼籲里看出來。據聞他們曾議決三點，托胡適之先生因到京之便轉陳教育當局：一是貸款給書業商人，藉以維持周轉；二是寬籌各圖書館的預算，使能廣事搜購；三是減輕書籍的運價。我認為這三點都是值得我們表示同情與贊助的。又據聞政府也願意鄭重考慮及此，特別是第二點。關於第一點，因為近來政府明令停止對一切工商業的貸款，恐怕做不到。不過許多的貸款，事實上等於救濟，不救濟的結果無非是吃盡當光，別的行業的吃盡當光容有恢復的一日，舊書的吃盡當光是萬劫而不復的。政府所以停止一切貸款原因之一，是怕人囤積壟斷，舊書根本沒有多少可供囤積，且此種囤積也不能和其他貨物的囤積視同一例，多囤積幾種舊書該可以為國家文化多保留幾分元氣。這也未始不是貸款應在此方面特別開放的一個理由。
我們對於舊書的存亡聚散可以有好幾種不同的看法。最大而化之的看法可以從上文提到過的物質不滅的原理出發，認為書籍與紙漿的關係好比滄海與桑田的關係一樣，任他們變來變去，不關宏旨。其次是一味講求進步與維新的看法，認為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舊書毀滅，新書肇興，文化演進，不特理有應然，並且勢有必至。有這兩種看法裡的一種的朋友們大概認為「救救書籍」的這番呼籲是多事的。其次一個看法則屬於另一極端，即近乎「敬惜字紙」的一路。有這種看法的朋友近來大概是絕無僅有的了。即鼓吹保存國粹的人近來也一天少似一天。不過我相信大多數的讀者都不會堅決的採取這三種看法裡的一種，他們大概認為新的有價值的東西固然應當儘量爭取，舊的有價值的事物也一樣的應當儘量地保全，舊書的價值固然參差不齊，目前不分皂白的毀滅總是一件扼腕的事。果真如此則「救救圖書」的這一個呼籲該不至於完全落一個空。
（選自1948年1月21日《益世報·專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