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隨筆集 · 夔菴記游

武林遊覽與人文地理學 （一） 武林為中國最名勝之區；趙宋南渡，又以為建都之地；習人文地理者於焉遊覽，賞心悅目者固多，足資感想與研究之材料亦復不少。今先就移殖之影響一端討論之。 通常以為移殖者，每指大批人口自比較過庶之地移居於人口較疏之地，自比較已開闢之地移居比較未開闢之地，例如17世紀以來歐人移殖美洲大陸，又如19世紀英人移殖澳大利亞。實則移殖之意義決不能如是之狹隘。凡移徙而有孳生長養之事實者，不論人數，不論移出與移入之環境何若，皆可謂之移殖。就婚、經商、做官、避難、或遊覽，而挈眷生子息者，人文地理學者一律視作移殖分子。其無眷屬而不生子息者，則謂之流寓或僑居。我國省縣誌書每有流寓之節目，然其中所載，大率移殖與流寓參半也。流寓之影響，僅見於文化方面；移殖則勢必使一地民種之質地上發生變動，故其影響又為生物學的。 杭州山水特佳，杭、嘉、湖又為浙省最膏腴之地，與江南之蘇、松、太並稱；在平日即為徠民必趨之所。宋都南遷，河洛間從龍之臣為數甚大；是有事之秋，移殖獨多，中國史上，最顯著之一例也。長江以南，固無處無江北徠民之跡，而錢塘一帶最彰明較著者，南宋之改都為之。 杭人口音，不南不北，頗若蘇、鬆口音與京音之混合物；此盡人而知之事實也。廣東梅縣一帶之「客家」人有河洛間口音，與一般粵語夐殊；與此蓋出同一原因，即移殖是也。杭州墳墓絕不見有完全用土者，其布置與壠之形式亦與比鄰之松、太不同。杭地多山，出青石，利而用之，亦固其所，然其與江南獨異者，決不能完全歸於地利。不佞未嘗涉足河洛，不能取彼地送死之習例以相較論；然繩以燕趙間所見者，則大致甚類似；其完全以三和土為壠者，直可雲毫無分別。又燕趙間之棺柩，自其前方觀之，作上下二平行四邊形，即梯形，左右二線不平行，但亦為直線。杭城棺肆中所陳列者亦然。我輩松、太居民所習見者，則棺之前方，不特左右為凸圓線，即上下二線亦不平直。嘗叩之寧紹間人，彼地之棺材形式，異於杭而同於松、太，是絕有趣味者也。是移殖之後復經隔離所致。諸如此類，南北文物上之因襲關係，考風土者當別有詳細之論列，我輩於此第於此種因襲之所以然識其大要而已。 文物之因襲，只流寓一端似可以致之，初無待乎因襲者之婚娶與生殖。然錢塘江流域，千餘年來，為我國人才之淵藪，此則僅僅流寓一端萬不能解釋之。必焉僑寓分子中之聰明才智者，初不過流連其地，繼則樂之忘返，終於移家，挈眷，久住，改籍焉。抑幽勝如錢塘者，非聰明才智者不易到，到亦不能儘量鑑賞；換言之，即流寓者大率不乏聰明才智之根據，否則無流寓之欲望也。非若今之江南然；江北遇有水旱之災，難民轉徙流離，每以蘇、常、松、太為尾閭。若輩幾完全為饑寒所驅，於佳山水之欣賞，文藝之領略與貢獻，大都不問聞：無是心愿，亦無是能力也。 一地人才輩出，論者每以其為天地鍾靈山川毓秀之產物。梁任公先生論有清一代江浙人才之盛，亦不免以是為言（見《清華學報》第一卷第二期）。是不察人才之真原因，而失之姑且推諉者也。古者人才之生，委之天命，委之時運，近人則多委諸環境之直接影響，皆非也。試究其實，則環境之所及者，為人才之支配與人才之選擇，而於人才之生產無與焉。有一良好之地域於此，四境遠近之人才必爭趨之，然不覺察其良好者則否；其未覺察而偶入或誤入者，終必不勝他人之競爭，而退處不重要之地位，或竟轉徙而出：是所謂支配與選擇也。人才之既至，因其血種，以孳生長養者，大都不失為人才；於是人才之數量日增，而一地之文物日益發揚光大；文物愈發揚光大，則其地支配與選擇人才之能力愈大，蓋自然之條件外，又加以文化之條件也。如是因果果因，互相推遞，歷千百年，而上文所謂人才之淵藪成矣。江南與兩浙人才之大盛，亦不出此種人文地理之原則耳。 人才由移殖，由遺傳，而不由環境薰染之力；請取簡單之史實證明之。趙宋自汴京遷都臨安，而中國南北人才支配之情狀驟然改觀。嘗就丁文江氏之統計，制為南北兩宋人才分布圖二。北宋之河南所產生之人才，占全國百分之二二點二，而浙江僅為五點八。南宋之河南激減為六點一，而浙江則一躍而得二二點五。二者之地位完全對換，其近鄰各省亦然：北宋之直隸山東山西合得百分之三十五，而南宋之江蘇江西福建合得百分之三十六；亦若互換。此種變遷之象，自然環境薰染之說斷乎不能解釋之；謂河南直隸山東山西諸省山川靈秀之氣，至南宋而驟竭，而浙江江蘇江西福建者至南宋而陡長耶，是必不可通。可通之說，唯移徙與移徙後之遺傳耳。 （二） 西湖迤西南之地至錢塘江為止，點綴其間者大半為死人之遺蹟，山坡間則有墓道，平陸上則有殯宮，幾觸目皆是。武林有久遠之歷史在其後，此種點綴河山之物，自較他處為多，然亦一人文生物學之大問題也。中國死人之活力與權威較任何他國為大，江南所見之墳墓最單簡，中流社會之家，一抔而外，不復虛占尺土，田戶鋤犁所至，復年年從事剝削之，且其建築完全以土；其近旁不植樹者，或子孫式微，不能加以修繕者，數十年後，或百餘年後，即無形消滅，而其地又可歸作耕稼之用。故墓地之總面積雖廣，其間不無天然之限制。嘉、杭一帶則不然，邱壠占地既廣，所用材料又大率為青石與三合土之類；故墓道之間，雖或蒿萊密布，以示子孫式微或他徙，無人收拾，而其持久之力曾不稍減。墓道之占地愈廣，即種植之地愈少，而一地出產與供養之力隨之減縮，積久自不能不生問題也。 雖然，此特片面之觀察耳。西湖山水之勝，有賴於死人之活力與權威者實多。岳墳、孤山之林逋墓及小青墓等無論矣。即普通之墓地亦自有其價值。西湖西南之地，林壑幽美，設無死人穴藏其間，則生人將麇集而盡其殺伐開闢之能事。不觀夫寺院墓道而外，偶有空隙，皆遍植桑茶乎？以錢塘江流域人口之密度，而西湖一帶始終未受波及，得以保全其景色者，半屬死人之力也。歐美都市，唯墳山為俗人足跡所不至，故避塵囂者時趨之。然則以此視西湖四圍之林壑，殆未嘗不可，特規模特大、引人入勝之力特強耳。 或曰，西湖林壑，歷史上既與死人有深切之關係，不妨劃為國葬之地；凡於文藝學術有卓越之貢獻者，得以其地為息靈之所，若英倫之Westminster Abbey然。今者，庸夫俗子，僅僅於經濟上占有優勢者，生則築別業，死則營壙穴，占地廣數十畝或數百畝；揆諸社會公道，實大有不可通者。是亦有見地之言也。 （三） 西湖肩輿夫，一特殊之動物也。其肌肉筋骨之調節發展（coordinated development）至可驚異；為從事於他種勞作者所不經見。研究所謂人文選擇者，於此亦不能無感於中焉。 偏重體力方面之工作，我人統稱之曰勞工，或勞動。然同一用體力，有用身體之一小部分者，有用身體之若干部分者，有用身體之全部者，而用力之多寡又各有差別。習於一部分之活動者，或不能勝任須若干部分同時活動之工作；習於若干部分之活動者，或不能勝任須全部調節活動之工作；習於用力少者，或不能勝任用力多之工作。而所謂習者，又不能完全指為訓練與慣熟之結果；其間不能無先天生理之限制，如，神經傳遞力之遲速、肌肉之強弱、韌帶之弛勁、內分泌之豐澀、骨骼堅強之程度；而此數者彼此調節合作之能力，尤為重要。 西湖之肩輿夫，習於全部活動者也。在乘輿者視之，其用力若僅僅為二足。實則重輿有肩，傾覆易而持平難；欲其不偏欹，欲其於快步時不偏欹，欲於崎嶇之山道或隴畝間，或上坡下坡之際，維持其不偏欹，非全體之筋肉骨骼，隨時隨地敏於調節不可，不僅任重道遠已也。此種勞作，在從事於智識生活者，無論矣，即其他日事筋肉之劇烈活動者，恐亦不能勝任愉快；換言之，即不能與彼易地以處也。差可與肩輿夫相比者唯小車夫；特小車夫一人可以自主，肩輿夫則非二人合作不可，是則筋肉之調節而外，又須一種調節矣。 以肩輿夫小車夫等之勞作者與其他勞作者比較，我輩不能不引起價值之評判。同一勞作也，其間有難能可貴者，亦有單純而盡人能為者。近世言社會改革者，動輒曰勞工神聖、勞工萬能；勞工誠神聖矣，誠萬能矣，然神聖與萬能之中，自亦不能無程度之差；因其程度有差，而社會對於各種勞作之觀感及經濟的酬值，亦自不能一律，不宜一律。 然此特理論耳；就事論事，則今日勞工之酬報，每不能與價值觀念相孚，甚或顛倒失錯焉。有工人者，日所事事者，或僅為一釘之裝置、或一輪之轉動，固盡人能為之事，而工資或不弱。又如肩輿夫者，負重日行百里（例如自西湖之旗下出發，南行至錢塘江岸，折回旗下，中經虎跑定慧寺、六和塔、理安寺、「九溪十八澗」、龍井、翁家山、煙霞洞、水樂洞等處），一日跋涉所得，僅足一家三五口之溫飽；而力能為之者，十不二三。兩者相較，一則工易而酬多，一則工難而酬少，是價值倒置也；價值倒置，為社會不公道之最大要素，為社會不安謐之最大原因。 工業發達之社會中，此種不良善之影響甚多，且日必加甚。且不僅及於一時代之社會公道與社會秩序已也，久且使一地血種之流品，發生變動。機械化之工業與手工之工業有一大異點焉。手工時代之勞作者大率須有相當之體力與智力；專一藝也，必洞知一藝之種種方面，否則將無以競存。機械化工業時代之勞作者則不然；舍絕少數之發明家、工程師、機師等須具特殊或中人以上之智力外，余則即上等之低能者，已可勝任愉快。上文所謂一釘裝置或一輪轉動之工作，既不經心，又不費力；所可憾者，唯單調與乏味一端：然在智力絕低者，即此亦不覺察，不難順應而有餘力。夫此種局面，一選擇之局面也。工人之中，智力略高，感覺略銳敏者，必日以求去，其存留者皆比較麻木不仁，不以生活之機械化為意，亦且樂於受人指揮督促者。其求去者，如能得他種發展之機會，則猶可以圖存；唯此等人機會之多寡與工業化機械化之程度適成反比例；工業愈發達，則其安插之地位愈小，勢必歸於淘汰而後止。勞作者如西湖之肩輿夫，終必蒙此厄運者也；他日交通事業日趨機械化，肩輿夫之不肯出喬遷幽而強作順應者，其受淘汰也愈速；我受其勞力之賜，我不禁重為之慮矣。習人文生物學者謂工業化與機械化有重大之反選擇作用，當今之世，受此種反選擇作用之支配者多矣，抑將不止西湖之肩輿夫也，悲夫！ （四） 杭人之面部殊有種種特點，不佞初次游杭之第三日，即有此印象。其特殊之點，似為下列數項： 1．頭面全部似較小。 2．顱骨狹小，太陽穴處愈甚，幾作凹形。 3．因第二項之關係，顴骨之凸出度較顯著。 所謂大小廣狹，系指與此間滬、太一帶所得之印象相比較而言。此種印象之確否，非應用人體度量學之方法，得有數量之結果後，不得而知。日後有緣，當作一實地之研究，今不便多推測也。雖然，當日之印象，似不能完全出乎主觀，嘗就兩方面加以校勘。請一言之。 其一，即叩他人有無同似之印象。嘗以此叩三人，其答案雖不甚肯定，但無一否認之者。其一經不佞提說後，亦覺有此種印象；又其一則曰：杭人竟甚少好看者。此人蓋新自嘉定移居杭州，其向所習見之面貌大都比較可觀者也。杭州城內所見之面態，確多不耐注視者。就上文所述三種特點而論，亦自不得謂之美觀。杭州人似甚少肥碩者，至少難得於街市中遇之；唯其不肥碩，故面部之特點乃愈顯露。 其二，即就在城內所習見之面貌，以與西湖附近所見者相比。比較之結果，則以為有不能並論者。具有上文所述特點之面貌，在城內觀察，十人中可得七八；在旗下各旅館附近，則十人中不得三四焉。此種數量的對比自亦不外印象，未可盡信，然兩處多寡差別之顯然，亦似鮮可置疑者。此何以故？無乃城內多土著，久受隔離之影響，故其體態之特性，漸歸一致，而西湖一帶則吸收各地之遊客寓公，故人口之成分至複雜乎？ 雖然，此種問題，非有數量的研究，終不能解決也。欲知杭人之面部究有異於非杭人之面部否，竊以為至少須作三種測量：一為顱之闊度，此不僅為普通計算頭顱指數所用者，更當求兩「太陽穴」之距離，或兩耳根上部之距離；二為頰之闊度，即兩顴骨間之距離（bi-zygomatic width）；三就（一）（二）兩項之結果求一新指數。此指數即可引為比較之根據。然此種人體度量之材料，今尚無有。不得已而求其次，則有俄人希洛苛高洛夫（S. M. Shirokogoroff）所搜訂之材料。希氏作《中國人發育之研究》，歸商務印書館發行，其已出版者為江浙之部。唯希氏注重在發育，故其材料限於少數較大之節目；頭部之量斷，僅顱長、顱闊、及頭顱指數三端而已。茲三端中，顱闊一端與本題之關係最切，我輩不妨作一度之參考。下表自希氏書第三十九頁抽出減縮而成，一切數量皆指密立米達，「平均相較」一項為不佞所補入。讀時自左至右。 希氏自言表中各數，因不與年齡相對遞進，或不甚可靠；然此就發育之規則或否而言耳；我輩如僅就江浙人士頭顱之闊狹作比較，則似不無可以借重之處。觀右表「平均相較」項下，可知除八與九兩年齡外，其他浙人之平均顱闊幾無不在蘇人之下，此甚可注意者也。十八歲以後，因與發育無大關係，希氏未嘗加以量斷，然顱量之不能再有增加，可以推想而得。杭縣為浙江人口最大之中心，宜足以代表此種頭顱上之特點，其代表之資格，殆較其他部分為深，甚或為普通觀察力所及，亦未可知。換言之，即不佞游杭所得之印象已不無少許客觀之佐證矣。 今姑假定杭人之頭顱不無與非杭人殊異之處；此殊異之處果從何而來，則又一絕有趣味之問題也。希氏於《發育之研究》中，嘗就中國人與歐洲各族人發育之不同，從而為原因上之探討；結論謂直接由於內分泌腺之發達程度不齊，間接由於遺傳，蓋內泌腺之特點亦不能外於遺傳力支配之範圍也。希氏亦嘗敘述江浙人發育不同之處，而用同一之原因為之解釋。以不佞觀之，抑猶有未盡也。蘇浙壤地相接，蘇、松、太與杭嘉、湖關係尤為密切，政治上雖稱二省，地理上與文化上實可認為江南一特別區域；在同一自然區域之內，而人口體格上竟有如許歧異之點，則殊不易索解。曰內泌腺之組織不同，曰遺傳不同，亦只解釋其已然，而非其所以然也。 不佞於本篇談話之第一節中，嘗論移殖與浙省文物之關係。竊疑杭人頭顱特點之所由然，亦當於此中求之。此說而確，則前途中國人體度量學之發見，或足以證明浙江人體態之所以異於江蘇人者，正其所以同於河南人者。不僅此也，浙人之特點，就長江以南而論，殆為浙人所獨有，不特蘇省無之，恐其他近鄰之閩贛皖各省亦無之。然此不過臆說耳，然否尚有待於大規模之研究。 靈隱寺前之山峰，相傳為飛來者，故曰飛來峰。浙省人物之種種特點，為四境所無有，亦若飛來者然，第「峰從飛處飛來」，此則不無線索可尋耳。我輩何妨認飛來峰為一種象徵之物，以為研究或鑑賞浙省人文之一助乎？ （選自1927年6月《時事新報·學燈》） 蘇州之行 我是沒有春假的，可是在百忙中居然也做了一樁春假以內應該做的事，並且是一樁不很時髦的事——掃墓。蘇州是我母族的原籍，所有可以考見的祖宗墳墓，都在胥門以外，遠一些的靠近石湖和七子山，近一些的在桑橋。4月6日那天有一位表侄到我家裡來，說起明天要去掃墓，我說我也加入；出世了許多年，母族的祖墓一次都沒有瞻拜過，總覺得經驗里多一分欠缺，於是就決定去了。 7日清晨，我們搭7時快車到蘇州，有和我對於外祖家有同類關係的一位表兄和嫂子已經在站守候多時，下鄉船隻和祭品食物等也早就備齊；我們當場就在車站後面的城河邊下了船。這在平常是不可能的，要臨時僱船，總得到閶門；在清明時節家家要上墳的時候，就在閶門也未必有船可雇；這可見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了。好久不坐蘇州的所謂快船，倒也別有風味，在艙中談談說說，不知不覺間也就過了閶胥等門、橫塘、桑橋等處。橫塘好像是清朝乾隆皇帝臨幸過的地方；橫塘鎮的燒酒是有名的，所以當初乾隆帝還出過一條對子叫做「橫塘鎮燒酒」，邊旁恰好是金、木、水、火、土五行；這對子到現在還沒有人對得出。11時光景，我們到了石湖口，石湖口在盤門外西南十里，靠近吳江縣的境界，相傳范蠡遁跡五湖，便出此路。湖口的北面便是出名的六七個環洞的行春橋，橋接楞伽山，俗稱上方山，舊說山上有五通神，鄉人立廟奉祀，湯文正公做巡撫的時候，便把它搗毀了。過石湖口後，又進小港，約中午便到了墳墓的所在地，叫做澄灣里，似乎是陸墓山和七子山之間的一塊小小的平地，所以三面皆山，形勢極好；堪輿家的話固然玄妙得令人不懂，但我們用常識的眼光來看，也自覺得它有相當的好處；至於這好處究屬和後輩子孫有什麼關係，那自然又是另一問題了。我們一起瞻拜了十一二個墳墓，其中最老的是我的外高祖父母和外曾祖父母的，外高祖是乾隆年間的一個進士，他九歲就以第一名入邑庠，後來又成江南的解元；家史相傳，他本來有中狀元的希望，後來因為不肯依附和珅，把殿試都放棄了。家譜上說：「和珅耳公名，陰使諷公曰：能謁我，大魁可券，公夙以風節自勵，謝不與通，由是遂黜。」二時下船，歸途在桑橋上過一次岸，瞻拜外高高祖父母的墓。到蘇的任務，到此才算完畢。 我們既為掃墓而來，在舟中所討論的一大部分便是墳墓的事。我們談起張仲仁、李根源諸先生所提倡的保墓會。蘇州自洪楊亂後，人文已大不如前，舊家大族也日就陵夷，盜買墓地的案件時有所聞，所以老輩中的有心人便組織了這個保墓會；幾年以來，已經有了不少的成績。但這樣一來，似乎又打動了外地人在蘇州覓地造墳的興趣，他們一面利用舊家大族的衰敗，可以收買、甚至於盜買大塊墳地，一面又覺得保墓會的存在永久可以保障他們祖宗的安全，所以來者一天多似一天。我們以為此種傾向非加以限制不可，有人主張由保墓會定出規矩，凡屬蘇籍外的人到蘇營葬，須繳納相當的捐款，專作公益之用。又有人提出凡屬營葬的人家至少應在蘇州住過幾年，或至少有一部分的家族應入籍做蘇州人，否則不許營葬。這好比民治國家的國民在某地方投票，應當有住居的資格一樣。也有人說笑話，以為不妨援引美國和英屬各邦移民先例，規定一種死人入境的法律，以資限制。 我兩年前在蘇演講「蘇州的人文」，說起洪楊以後，蘇人文相日就凋敝，一大部分是因為吃了移民出境的虧。洪楊亂後，接著就是上海的都市的勃興，很多有能力、有眼光的蘇州人，起初為了逃難，後來為了要在大都市求新的發展，便暫時或永久的放棄了蘇州的籍貫。最近省垣改設鎮江，無錫的工業區一天比一天發展，也就有一部分人往西搬家的。 這樣，一面活人正在離開蘇州，一面死人卻正向著蘇州集中，這局面對於蘇州是絕對的不利的。我們在船上討論的，只是怎樣限止死人入境的一些方法；至於怎樣可以教蘇州的活人不搬出境，好把聰明智慧留作復興當地的人文之用，我們卻並沒有討論，這要請蘇州人自己想些法子了。 （選自《華年》1933年4月15日第2卷第15期） 浙游三日記 10月6日　星期五 朋輩定今日啟程作蘭溪之行，但截至今日午刻，完全無問題者僅三人，二人因臨時有事退出，最初動議之二人，亦猶豫不決，經往返磋商，始打定主意。餘則均預定不去。故最後成行者僅為六人，一人已先在杭。5時在余家取齊，6時許由梵王渡搭滬杭車啟行；二等車擠極，至新龍華後改入三等車覓座。11時到杭，投旗下湖濱旅館。部署定後，到宵夜館夜飯，並在湖濱散步，於陳英士騎像之姿勢，多所指摘。睡已2時。 10月7日　星期六 晨起7時。8時20分雇汽車到錢江邊三郎廟，由義渡過江，尚便利；淺灘甚闊，到碼頭須走一長廊，工程頗不小。9時許登彼岸，為蕭山縣境，步行數百武，即至杭江鐵路江邊車站，此尚非杭江路之極北終點，極北終點實在錢江北岸，站名「靜江」，蓋所以紀念創修人張人傑氏之功；唯須待錢江大橋成為事實後（現尚在計劃中），北來旅客始可由彼登車。所可怪者，目下離實現之期尚遠，而行車時刻表上早已大書特書「靜江」站之名與行車鐘點：「麻雀天上飛，地下切蔥椒」豈亦國人通病之一耶？車於9時25分啟行，因鐵軌磅數較輕，故速率不大，經諸暨、義烏、金華等縣境後，於下午5時到蘭溪。沿途風景甚佳，諸暨以北一段尤好，若嬰先生有詩記之。義烏一帶新發見矽質礦石一種，色淡綠，兼雜青紫，略透明，土著謂可煉作玻璃，開發後多運至美國。同人在諸暨站月台上撿得大小十餘塊，將攜歸作此行紀念物。車上遇二友，知其行程適與我等六人相同，因相約合為一夥。途中又遇自開化開回之軍隊。到蘭溪後徑到王江碼頭振興公司雇駁船一艘，船甚長，可容二十鋪位，其布置頗類美國之Pullman Car，亦百般簡陋中之二三分新穎處。此種駁船專駛蘭溪、桐廬間，到桐後港面較闊，水流亦急，改由小輪拖帶，實亦航船之類，駁船之名實不相稱。舟於九時啟碇，夜色朦朧，又有微雨，兩岸無甚可睹，略事閒談，即各入睡。 10月8日　星期日 晨興六時許，舟已近嚴州東關。江上天氣早寒，幸在蘭賃有厚被墊作褥子，未致受冷。嚴州本為府治，今為建德縣，地處錢江兩源交流之沖，南由蘭港至蘭溪，西可由新安江以達皖省徽州全境，故為浙西重鎮。碼頭即在二水交流之處，水較湍激。下碇未久，即由小輪拖帶繼續前進。約8時許，即入所謂七里瀧，兩岸皆山，西為峽嶺與風車山，東為庫嶺與洪岩山，前者為天目山之支山，屬黃山山脈，後者則為仙霞嶺山脈之一部分（二嶺二山皆見《中華新輿圖》，唯不見《古今地名大辭典》，二書俱商務版，乃不相謀乃爾，可稱甚奇）。七里瀧為土名，即七里瀨，亦名七里灘。《寰宇記》稱兩山聳起壁立，連亘七里……水駛如箭。土諺有云：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可知其實不止七里。小輪行駛其間，亦須一二小時後，始覺峽口逐漸放大，而山勢亦漸低降；亦可為不止七里之證。瀧將盡處有岩石一對矗立西岸，即釣台，相傳為嚴子陵垂釣處，二岩高可數十丈，上各有亭，二岩之間，別有形似亭台之建築物；岩下為嚴先生祠堂，諒不復為范文正公所為記中之物。二岩之一，俗稱西台者，亦即宋謝翱哭文天祥處。舟人謂嚴子陵墓在江之東岸，與釣台遙對，由舟中可以望見，唯余適一人在船頭，竟不及注意。午刻到桐廬，港又叉分為二，東北行者為桐江，仍為錢江之一部分，西北行者為天目溪，由此可達浙西北各縣；舟泊處亦即二水合流處。由此即登大輪，不數分鐘後又復鼓輪前進，入富春江，過富陽，港面益寬，兩岸地勢益平坦，雖有起伏，無復七里瀧一帶氣象矣。3時許過之江大學及六和塔，4時到三郎廟。振興公司輪船，不能靠義渡碼頭，改由划子上岸，中間尚須走寬不及兩三尺之臨時木橋數十丈。舟人謂蔣介石、俞濟時來此，或可一靠義渡碼頭，餘人則無此權利；義渡而不義若此，真令人無從索解。或謂公司中人未嘗與官場打關節，當是。回杭後改寓滄州飯店，亦在湖濱路，唯較迤西。 10月9日　星期一 連日非陰即雨，杭江路與七里瀧之山景固屬晴雨咸宜，且雨景多雲，半山繚繞，又較晴天為勝。唯到杭後，則西子湖頭，扁舟盪槳，自以天晴為第一條件。昨夜眾約今日雨則回滬，不雨則下午游湖。晨起天忽放晴，風勢亦轉西北，於是有人主張將昨約提早，改半日之游為竟日之游。眾自無異議，因即雇舟出發，沿湖北行，先至斷橋對岸之湖濱路登岸，各購泥捏臉譜數事，由博覽會時所造之長橋到孤山，登放鶴亭，視小青墓，重複登舟繞至孤山之陽，登岸，到西泠印社，出，至樓外樓午飯。復乘舟到旗小旅舍小息。下午二時半再泛舟出遊，經錢王祠，因有駐兵，未登岸。初至汪莊，旋至漪園，同行中唯一之獨身者於月下老人前求籤，得句「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聯想上文，眾皆大笑。至淨慈寺，未入，但在附近茶葉店購上等茶葉數種，最上者八角一兩，最下者二角一兩，當帶歸一試其優劣，恐不能辨也。此處自雷峰塔崩坍後，已不復當年景象，無足令人留戀者。附近有方臘墓，唯時已薄暮，林菁中已不能辨。本擬到三潭印月，後改至蔣莊，途經花港觀魚及於忠肅公墓道，忽憶秦松齡「宗廟有靈存社稷，英王無意殺先生」之句。時已六時外，湖上已萬家燈火，因即返棹。定明日回滬。 （選自《華年》1933年10月21日第2卷第42期） 杭徽公路道中（天目山通信） 大約半年以前，我們結了一個小團體到浙江遊覽，當時我們選定了往南的一路，先從杭江鐵路到蘭溪，再從蘭溪由水路回杭，兜了一個梭子式的大圈子。這次因為浙省建設當局的邀請，又有出來逛的機會，半年前的小團體裡居然有四個人在內；逛的路線不止一條，這四個人里的三個終於揀了往西北的一條，就是把杭徽公路所經的地段，作為遊覽的範圍與對象。 我們於3月28日，從上海出發。那幾天剛好下雨，28日那天雨勢雖則不大，天上的烏雲卻始終沒有撐開過分毫，望去極像至少還有三天雨可下。但日子是早就約定了的，我們終於走了。 到了杭州，雨還是滴瀝的下；百看不厭的西子湖，固然淡妝濃抹，無有不宜，但是乾濕終究有些分別。雨中你儘管可以看山，但要找船是不行的。同人公議的結果，決定到西泠印社的四照堂品茶閒談，三個鐘頭里不知談到了多少題目，其中最叫人放心不下的是：天目山有沒有老虎。當晚建設廳當局在中行別業請客。 一宿無話，只有心事。大家都一心轉著明天的晴雨問題。我們這一路是準備先到天目山的，我心裡想，要是天公真有眼睛的話，明天應該放晴。果然！29日早上醒來的時候，陽光早已從罩牆上打射到房裡。 8時乘特包的公共汽車出發，走過了松木、東嶽、留下等四五個站頭，便到了餘杭，略停片刻，但沒有下車，總算是到過餘杭了。「留下」的地名有些蹊蹺，據說當初宋高宗南渡，選擇新都的時候，先選了這塊地方，後來並沒有用，不過暫時保留了一下，所以叫做「留下」。餘杭以西，第一站便是臨安，臨安西十里有玲瓏山，是天目山的前峰。 大家決定於飯前先游玲瓏山。山離汽車道約四五里，我改乘肩輿登山，別人都是步行。起初並不見有什麼玲瓏的地方，稍上，便見所謂合澗泉的下流，是山中許多小澗合攏而成的，所以聲音特大；再上，到一大石當前的曲折處，是醉眠石，據說是東坡的手筆，石在合澗泉的旁邊，泉流的那一邊，另有一小石，上刻「琴聲」二字。由此再上，曲折更多，所以有「九折岩」的名稱。將近岩頂的一折有一瀑布，便是合澗泉的大關節。到岩頂，左走數十步，即發見三尊石像，中間是和尚佛印，左右是東坡與山谷，哪一個是哪一個，卻誰也弄不清楚了。石像本有殿，久已倒塌，剩下的只有像後的一垛靠牆。 由九折岩岩頂向右手再進，便是山中第一座廟宇，山門上就寫著「玲瓏山」三字。在廟的左側，約數百步，是琴操墓，墓本有亭，現已傾圮，墓石也不在墓前，而在墓後。相傳琴操是東坡用禪法感化而救度出來的一個墜落風塵的女子。玲瓏山上關於東坡的古蹟獨多，大約是因為他和佛印的關係很深的緣故，佛印常到此山做客，東坡和山谷也就同來。所以《臨安縣誌》中把兩人都列作寓賢。 下山後，復乘車到臨安。飯後進縣城觀光。到一處名錦衣坊，是錢武肅王微時故居，由此行數百步，即武肅的陵墓，規範的偉大，不在明孝陵之下，翁仲石馬之類，已破碎不堪。當地人說這陵墓不是真的，真的在縣公署房屋的下面；目前的縣公署原是由錢王祠改作的。現衙門中尚有一土封，上有一穴，真的寢即在其下，但至今無人能加以證實。到武肅王陵的途中，有為明嘉靖間進士汪某立的一座石牌坊，雕刻極精，惜一部分因將近傾倒，已被拆去。 下午2時許由臨安啟行，不久即到藻溪，由此乘轎到西天目，全程長三十里，只焦嶺口一段，因石有滑石性質，比較難行，其餘都還平坦。薄暮到達禪源寺，山中氣候較冷，雨後轉甚，大家都現出瑟縮的狀態來。 （選自《華年》1934年4月7日第3卷第14期） 杭徽公路道中（天目山通信之二） 3月29日將近上燈的時候，我們便到了盤踞西天目山南麓的禪源寺。禪源寺是西天目唯一的大廟，就廟產而論，也許是浙西第一大廟，因為西天目山的全部是歸它管轄的，山中所有的庵院茅棚，也都由它分化出去。我們到了以後，便有人引領到專門招待香客的所在，經過了幾進和好多曲折，才到一所十分寬敞、四面可以通風的樓上；樓分兩部，居中的是廳事，左右兩旁各有兩大間臥房，每間有四五個鋪位，床帳被褥，布置得都很雅潔，其他的陳設也都能配稱。當晚除滿足食和宿的兩大欲望外，只有兩件事可做：一是和寺中的知客師商訂明天的遊程，二是談談當天的經過和明天的希望；此外我又把28和29兩日裡的經歷寫了些出來，寄給本刊，已在上期登表。晚上睡得極好，溪流激石的聲音，不但不擾清夢，反而有搖籃歌的作用；古今人雖不相及，但在這一點上，自信要比袁中郎遊記中的那位外行朋友——陶石簣——要稍勝一籌了。那位陶先生把溪流激石聲和杉風謖謖聲當做雨聲，弄得長吁短嘆，一夜不能合眼！ 30日是整天逛西天目的日子。全日陰晴不定，但始終沒有下雨。晨起極早，食後便出發。天目的範圍雖不很大，但就出海面的高度而論，在中國東部要推第一；天目最高峰的高度是一五四七公尺，而它所由發脈的黃山，最高處只有一四○○公尺；至於久負盛名的廬山也只得一五○○公尺。東西兩天目中，東天目比較的高，但據圖志，似乎適得其反。天目雖高，但以前的記載里所說的尺寸也未免太與事實不符了。翻看民十五重刊的《西天目祖山志》，發見下列的幾個高度： 《高僧傳》——三千丈 《洞淵集》——左目二千丈，右目二千五百丈 《太平寰宇記》——三千九百丈 《樂史寰宇記》——三萬六千丈 《吳興掌故集》——三萬六千尺 慎蒙《遊記》——三千八百丈 王在晉《遊記》——西目三千九百丈 庾信詩——不知高几里 釋松隱詩——三千九百丈 宗臣詩——天目三千尺 喬雲將詩——茲山獨高八千尺 《洞霄圖志》——三千九百丈 一樣一座天目山，而在人目中的高低，竟會這樣的不一致，不是山會伸縮，便是中國人的數學的腦經太會游移了。這其間的錯誤一定是把斜度當做高度，把一個直角三角的弦當做了股！明代弘治年間山中大修石路，當時有人（王贊）做了一篇《修路築台記》，說：「首築石路，延袤而上，約有三千七百餘丈。」可見許多記載里所說的高度原等於上山道路的長度，也就等於加上了曲折的山坡的斜度。 我們上山，就遵循著這一條石路。行二里許，到仰止橋，溪流激石聲更來得響亮。又一二里，到半山亭，休息片晌。再上，去山麓約五里，至千丈岩，岩之一端有一凹處，有泉，輿夫說全岩像一獅子，凹處便是獅子口。獅口的右方是高峰和尚的塔院，和尚是西天目的開山老祖；趙松雪《獅子正宗禪寺碑記》上所說：「至元乙卯春，高峰禪師原妙，自龍鬚雙髻，孤錫橫飛，捫木攀蘿，直造獅岩，倚松結茆……」便是指這一段因緣。塔院前有一閣，叫飛雲閣，中供佛像，和尚以茶點相餉，並出示《西天目祖山志》。再上，經洗缽池，到普同塔。和尚的墳都叫做塔，所謂普同塔，就是許多僧眾死後遺灰埋藏的所在。再上不數十步，便到開山老殿，殿址以前就是師子正宗禪寺。由此覓歧路下行，可以發見兩處勝跡，一是所謂「倒掛蓮花峰」，極險峻，可以攀援而登，下瞰壁立千仞，不可久視；一是「四面佛」，是一個小山岩，因為泥徑狹窄，我沒有去。由開山老殿，覓徑上行，也有可以駐足留連的兩個所在，一是「護法新茅棚」，二是半月庵，因庵前有形似半月的小池得名。由此回開山殿進午餐，殿中住持於事前早得禪源寺方面的知照，所以準備得極為周到；眼福而外，兼得口福，這是當初所料想不到的。飯後本擬攀登絕頂，但終於未成事實，一則因雨後濘滑，和尚竭力勸阻，再則一頓飽食以後，倦態頓生，在飯前十足準備繼續邁進的，到此也不免意興闌珊了。茶話約半小時後，即另覓一路下山。中途只在東塢坪略一駐足，坪有小庵，實為清初大覺禪師塔院，塔即在庵的後面，建築甚好，上面鐫著「敕封大覺普濟能仁國師臨濟正宗三十一世玉林琇和尚全身塔」。 西天目山有兩個特點，不能不提出。一是滿山有樹，即在溫度很低的高處，也是十分茂盛。最多也是最大的是杉樹，當地叫做柳杉，最大的據說有九抱，即在普同塔的前面而偏左。上文所提到的洗缽池，就在一棵大杉樹的底下，顯系一部分根盤腐蝕後的空隙所造成的。其他大至四五圍的，真是不計其數。要是前人的筆墨完全可信的話，可知以前還有過比九抱更大的杉樹，見慎蒙的《遊記》和袁宏道的《紀游》；袁氏有「山樹大者，幾四十圍」之語，恐不免言之過甚，但杉樹大且多的一般事實，即袁氏所稱天目七絕中的第六絕，是無可否認的。 第二個特點是冰雪。我們登山的前一天，平地下的是雨，山上下的卻是雪；我們上山到半山以上，便在枝頭石罅，隨處可以看見積雪，到後來連石級上都鋪滿了。積雪溶化的地方，又隨處結為冰箸，長至數尺，橫斷面的直徑可兩寸。又有所謂霿淞的現象，「春冬之夕，遇霿雨，則萬木凍為珠玉色」，叫做霿淞，又稱木松，前人屢有記載，我們這次卻沒有機會看見。其實就是雪也不能常見，張京元的遊記說：「最奇者徑山雲，東目瀑布，西目雪；瀑布常在，而雲容雪態偶以緣值，不可邀也。」所以袁氏所論天目七絕中，有雷而沒有雪的一點，我們以為應該酌改。 當日下山回禪源寺，為時尚早。稍休息後，便就寺的建築與布置巡視一周。寺的故址，叫做雙清莊，歷史甚遠，也可以追溯到元代，但變遷的詳情已不大可考；中間有一個時代，幾乎和雜遝的村舍沒有分別，到康熙初年，大覺禪師重建高峰道場，才逐漸收復，改稱禪源寺。全寺的規模與組織好比一個大村落，日用物品，大率可以自給。管銀錢的有庫房，貯經書的有藏樓。有五百羅漢堂，我所見的五百羅漢堂，這是第三，其他兩處，一在靈隱，一在廣州。和尚的生活很有條理，例如吃素雞一項，每年只規定若干次，我們做客的卻是每餐必吃，未免太奢侈了。但一種豆腐做成的東西，何以定要叫做素雞，我們卻不很懂；不犯了口中無葷，心中有葷的嫌疑麼？當晚稍事摒擋，準備到東天目去。 （選自《華年》1934年4月14日第3卷第15期） 杭徽公路道中（天目山通信之三） 我們一起在禪源寺住了兩宿，第三天（3月31日）清早就動身到東天目去。我們這種逛法是些少和別人的有些不同。別人凡是兼玩東西兩山的，總是先到東，後到西，先逛名勝之處少些的，後逛多些的。如今我們恰好相反，原因是公家給了我們許多方便，我們可以不必太計較時間與路程上的經濟。 我們7點鐘出發，轎子走了十多分鐘，到一所規模並不很小的寺院，轎夫說這便是禪源寺的頭山門。山門和寺的主體離得那麼遠，足見山中的空間，和時間一樣，都不能和普通的相提並論。「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山中的空間，怕也得等量齊觀，方才配稱。行十餘里，穿過鮑家村，村中居民，鮑姓而外，其餘非鍾即俞；山間村落，大都如是。出鮑家村，一路都是尚未插秧的稻田，田的四圍都是小澗。水流得很急，略加人工，便成為很好的溝澮，水量既可以灌田，水力又可以樁米。用水力樁米的設備確乎是這一帶的一個特點，在別處不大看見。溪澗的旁邊，隨時可以碰見一種方不逾丈的小屋，一面的牆，在水面臨空著，外面也照不見什麼，只聽見沖、沖、沖地響，和都市裡的電燈廠一般——那就是一座雖簡陋而很有效率的樁米機了；那垛臨空的牆裡面，料想起來，便是一個木製或竹製的用水力來推動的大輪子。 由此前進，我們便到一個很高的嶺子，叫做鹿角嶺。東西天目之間，以此嶺為最高峻。我不懂地質學，但這一帶的石質，大部分似乎屬於所謂片麻岩，但不知是哪一種；岩石的結構，用我們外行的眼光看去，最像雲片糕，裂痕很顯明，分裂下來的塊兒也很整齊，小的成片，大的成版，滿地都是，在嶺的頂上尤其是看得分明。由此我就明白了東西天目山的一部分的神話。西天目的絕頂，我們是沒有去，但據前人的遊記說：「絕頂有大石如屏，高可丈許，中劃六扇，相傳四仙人所鋸，各厚五六寸，鋸紋整截，絕類木版，其他石如鋸成者，不可勝指；四仙人，曰洞元、曰寶華、曰含清、曰歸一，特未詳其為何代耳。」（金之俊《遊記》）所以此種大小石板，在當地就叫做「仙鋸石」。另外有一位說：「仙鋸石，傳昔欲駕仙橋而未就者，其石高者一二十丈，大亦如之，片片如鋸，略無斧鑿痕，厚者一兩寸，或六七寸，或尺許，嶄然玲瓏，未破者亦縷縷如繩墨所界，信鬼劈神裂，化工之妙有如此者」（田藝蘅《遊記》）。聽說東天目頂上也有同似的現象，叫做仙緣石，也相傳是神仙所解，備作駕梁飛渡之用。以前對此種不經之說作駁論者，有過兩個人，一個叫潘之恆，他說：「兩頂解石如版，可謂奇蹟，傅會神仙造梁，無乃河漢，而淺於鵲橋乎？如果上真遨遊兩峰間，呼吸可通帝座，無煩五丁為伐，持地為平……矣！」一個是和尚，叫做圓祿，他在《天目三訛辯》里說：「雖洪荒之世，巨浸稽天，奈何秦望猶賒，安得神鞭以驅此耶……」這都辯駁得很是，那位和尚的話，我沒全引，但中間實有幾分醋意。要知天目之於佛教，為一大叢林，於道家，最初亦未始不是一大根據地，叫做「第三十四洞天」；道家相傳最初開山的是張道陵，住在張公洞，後來高峰和尚來到，乞一席地，張道陵一面答應他，一面卻把道衣向空一展，教全山翻了一個轉身，張道陵自己也就向江西貴溪龍虎山別尋不知第幾洞天去了。釋道兩家的吃醋，原是很尋常的事，但不想在這裡遇見一些很好的例子。至於那仙鋸石與仙緣石的真正解釋，我們生當這科學昌明的盛世，自然要比那潘某和那和尚明白得多了。 爬過鹿角嶺，便可以望見東天目山，並隱約地可以聽見昭明寺的鐘聲。昭明寺，好比禪源寺，是東天目第一叢林，建築在半山上。遠望樹木深處，大約就是。但在我們再登山以前，一行人眾，還得歇一歇腳。我們在鹿角嶺的嶺腳發見了一座不大不小的寺院，也叫做昭明禪寺，大殿的右廂便供著昭明太子的像。殿的左方另有一廳事，就叫做「古文選樓」，我們就在此啜茗小坐。原來天目山的神話與掌故裡面，關於昭明太子的要占到很大的一部分。東西兩山都有。那禪源寺的故址，雙清莊，便因昭明雙目瞽後復明而得名。 從山腳的小昭明寺到山半的大昭明寺，轎夫說有十里，每里有長亭，可以供采樵的人休息。這一帶的長亭和別處的有些不同，它不在路的旁邊，而是騎跨在路的上面的。我們過五里亭後，便在遠處可以看見一道小小的瀑布。這一點便可以證明東天目和西天目有一個極大的分別，就是缺少樹木。舉目四望，不是一些灰色的赤裸的岩石，便是一些淺綠的山陂；在這樣的一個背景里，無論那瀑布多麼細小，我們是總可以看得見的。但是這個瀑布雖小，好比基督教里的先知約翰一般，倒是一個大瀑布的先導。我們過了不知七里亭或八里亭以後，便可以聽見像雷鳴一般的聲音，越來越響，震耳欲聾，轉不上幾個山彎子，便有一疋大白練似的東西突然呈現，那就是所謂大瀑布了。這瀑布又長又高、又直、但不很寬，水勢之大小看雨量為轉移，我們到時，卻好新雨後第三日，所以比普通所見的要大。以前形容瀑布的筆墨很多，但就這個大瀑布而論，我以為最能寫實的是太白《廬山謠》里的那句「銀河倒掛三石樑」，廬山的瀑布雖多、雖奇，但求像這個一般的長而且直，可以就近逼視，卻還少有，所以太白這句詩，我們以為不妨移用一下，似乎反而來得貼切。騎跨著大瀑布的腳的是一條橋，叫做垂虹橋，「虹」顯而易見也是一個形容的比詞，「垂虹」和「銀河倒掛」之意也相仿佛。過橋前進數十步，是一個很寬敞的亭子，就叫做觀瀑亭。由此再進，到棲風亭，便是昭明寺的頭山門了。 東天目的開山祖師是寶志和尚，開山的年代要遠在西天目之前。據《東天目祖山志》，寶志是和昭明太子先後同時的。一個祖師開山的方法，似乎也有一種不二法門，就是把他的錫杖向空中飛去，飛到哪裡，就在哪裡搭下一個茅棚之類，日後要是法運亨通，便可以蔚成一座大廟。寶志和尚的開山，和高峰和尚的開山，都不是例外。但目前這座昭明寺的歷史，卻比禪源寺的要短，廟產也沒有禪源寺的大，洪楊一劫，破壞極多，山地的大部分，也淪入俗人的掌握，據說就是目前的一些殿基和田產，還是勉強向人家討回來的。 我們到的時候，恰好是中午，碰上一批上海的朋友，正準備著下山到西天目去。飯後，大眾便上山，由寺的右側面抄出。約五里，到一處名分經台，相傳昭明太子在此分《金剛經》為三十二節。到此再上，便沒有正式的山徑，攀登很不容易，於是同行的便分做兩派，一派繼續前進，登大仙、寶珠等峰，一派便回到寺廟打盹。我一個人，聽了和尚的指導，卻另覓一徑回去，中經洗眼池，據說昭明太子因分經之勞，雙目失明，後由寶志和尚引領到此受洗，才把眼力恢復過來。池甚小，只兩尺見方，但水的數量卻終年如一，雨不加多，旱不減少。「洗眼池」三字據說是海瑞的手筆。到此又引起一個小小的問題來了。天目分東西兩個，如今我們知道昭明太子分經和洗眼的所在也有兩個。西天目，在禪源寺後，有一座太子庵，也是昭明分經之處，也有一個洗眼池，昭明也在此洗過眼。《金剛經》很長，分兩處分，也還說得過去，但眼睛只有一對，也要分兩處洗，卻未免小題大做了，但和尚確乎告訴我說，一處只洗一隻眼。看來還是和尚中間一種同業公議的結果，東西天目並非一家，根據有飯大家吃之義，昭明太子所以能維持他的昭明的功德，最好是由兩方分攤，不能由一方獨占。但是神話總是神話，我又何必在此太過於認真呢？ 東天目的勝境實在不多。袁中郎所稱道弗衰的西天目的七絕，在這裡起碼要打一個對摺。沒有樹，是最大的一個缺點；水，除了那大瀑布以外，其餘便無足稱道。雲海，聽說極好，並且因為樹少的緣故，也許要比西天目容易賞鑒。所以當天晚上，大家便商量要特別早起，一面看日出，一面看雲海。碰得不巧晚上忽下起雨來，連這一絕都沒法享受，於是比起西天目來，便越發相形見絀了。 （選自《華年》1934年4月21日第3卷第16期） 杭徽公路道中（屯溪通信） 我們一行人等在東天目昭明寺里住了一夜後，便於4月1日清晨下山。那天早上，有一部分富有詩意的朋友們是滿準備趕一個早起，看雲海，同時還要看那初升的紅日在天和雲交界的地方跳上三跳。他們在4點多鐘的光景，就真起來了。碰得不巧，天公不肯垂青，早上就根本不出太陽，雲是有的，並且很多，但不成其為海。一場高興，終於虛邀了。但是在下山的時候，約莫有個把鐘頭，我們卻完全在濃雲里穿過，一時真有「伸手不見五指」的感覺，其濃密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對大眾說，「看海何如入海？」還口占了兩句像詩的五言句子，「爭道觀雲海，如何在海中？」下面應該再有兩句，可以湊成一絕，但至今還懸空著，不絕如縷。 我們將近到山腳，天就放晴了。下山以後，又經過了許多村落，像陳家頭、俞口之類，最後終於回到了我們三天前出發上山的地方——藻溪。公路局的汽車，已經早在那裡相候。但這已經不是當初從杭州出發的原車，而是一部有彈簧墊子的「花車」；聽說它是從京杭國道上撥過來供差遣的，非尋常公路汽車可比。我們於是乃更知道浙省當軸招待我們的苦心孤詣。以「國道」上的汽車供我們差遣，不能不令人起「以國士待我」的知遇之感！ 午飯以後，我們便從藻溪賡續西進，一路經過許多大小站頭，具見公路汽車的價目表上，不必細表。從於潛到徽州，原是有老路的，如今公路的路線，大致和這老路沒有多大分別，不過因為汽車上下坡與轉彎的需要，不能不更多些曲折罷了。我們大約三點鐘過的昌化，四點鐘光景過的昱嶺關。穿過老竹嶺與黃蛇嶺的時候大約在五點鐘前後，到歙縣已經是七點鐘以後了。 一路的光景，有兩大點是值得談一談的。第一自然是一路的山景。昱嶺關是浙皖分界的所在，雖然是一大關口，明初歧陽王一類的大將還在此建過功勞，但是山勢並不高，在今日看去，也並不像一個天險。關就在老竹嶺的東坡，過關以後，山勢反高，曲折亦多，但大致還算平坦。但一過三陽坑，形勢突變，山既越來越高，峰頭也越來越多，路的盤旋曲折也越來越頻數，轉彎的角度也越來越尖銳，同時山澗里的水也越來越清澈，山居人家種的菜花，山坳子裡自己開著的桃花，越來越黃得可愛、紅得可憐——這大約就是聞名已久的黃蛇嶺了。上嶺以前的一站，就是三陽坑，要講遠眺的景色，卻以三陽坑一帶為佳，綠的水，紫的山，紅的將近落山的太陽，白的山澗里的嶙峋石塊，相映成趣，得未曾有。我們一路沒有停頓過，到此便不約而同地下車少息，倒也流連了一二十分鐘。上嶺以後，最引人入勝的自然是那些曲折，和車行轉折時一些提心弔膽的感覺。角度尖銳些的曲折大都成為馬蹄形，此種馬蹄形的曲折至少總在二十個以上，山坡陡些的地方，往往可以看見兩條或三條公路疊床架屋似的向著同一方向蜿蜒前進，其實路還不過一條，不過因為曲折既多，周而復始，變成一種螺旋的形勢罷了。我們在車中談論，以為公路的這一段不妨起一個特別名稱，像九溪十八澗一般，叫做「馬蹄十八彎」或「十九彎」，視彎曲的確數而定。許多地方，往往徒有名勝之名，而無名勝之實；像這種所在，既有名勝之實，自不妨更有名勝之名，名實相副，斯為得之；號召旅客的一點作用，倒還是次要的。嶺上自然是滿眼都是綠色；這正是三陽開泰的日子，不但百草爭茁，就是枝頭的顏色，也已經從嫩花變做淺碧。其間的唯一的間斷，是採樵人的燒炭的火。山中小樹最合燒炭之用，居民往往就地爇火，任其蔓延，火勢雖大，遠望卻只有一點兩點，正合著所謂「萬綠叢中一點紅」的詩境。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屬於物質文化的。物質文化不脫衣、食、住的三大方面，我們在這裡所能見到的又只好限於住的一方面。這一帶的經濟生活雖不能說充裕，但房子都還講究，很高大，很整齊，粉飾得很白淨，建築的形式也大體和杭、嘉、湖一帶沒有多大分別。但有一個特點，就是，窗子極小。大約自於潛往西，窗子便越來越小，一過老竹嶺，直到徽州，卻又有越來越大的趨勢；看去很像窗口的大小和山陂的高低成為反比例似的。但窗口最大的也要比杭州一帶的為小，而最小的則真小得不堪，有時候只剩的一條不到半尺闊的狹縫，自裡面望出來，怕不免聯想到許多名勝所在的所謂「一線天」。何以要把窗子造得那麼小？防盜賊麼？兩省交界、又且山嶺重疊之地，怕「兩不管」麼？風水上又有什麼講究麼？同行的人誰也答覆不來。 活人住的房子如此奇特，死人住的所在也有些蹊蹺。這一帶的墳墓倒也和別處的沒有多大分別。浮厝的方法也很通行。但此外似乎又有一種介乎浮厝與埋葬之間的第三種方式，就是就山腳或山彎子裡造上一座小小的房子，把棺材放進去以後，四面都密密地封砌起來，講格式，固然像浮厝，講大小，又像杭州一帶的殯舍，但講起永久性來，卻和墳墓沒有分別。我們不知道這種埋藏的方法究竟叫什麼。有的尺寸極大，可以容納二三十具的棺材，望去倒像和活人的房子差不多；活人的房子的窗子極小，如其再小下去，便真要和死人的沒有多大分別了。有人說中國人的生活里，生人和死人最為接近，大概這又是一例吧！ 出黃蛇嶺以後，路就越來越平坦了。我們碰見不少私人的汽車，車中的主人翁十個倒有九個是西洋人。即此一點，就可見公路的一種好處。西洋人的汽車，只要有路可通，是無處不去的；他們的走動，對於地方的商業經濟多少總有些補助。我們雖不希望內地的城鎮，都變做像歐洲的都市一般，一大部分靠美國的旅客做「出錢施主」，但只要經營得得當，這也未始不是合法的、生利的一途。我們到歙縣縣城，已經是上燈時候。 （選自《華年》1934年4月28日第3卷第17期） 杭徽公路道中（屯溪通信之二） 我們終於到了徽州了。同行的八個人中間，倒有三個是和徽州有些淵源的，所謂淵源，就是以前遲早發生過土著的關係。其中一位是很早就搬出去了的，大約在明中葉，其他兩位則至今還有本家或未出服的遠房在徽州居住。將近到的時候，這三位自然覺得特別的興奮，其他的人甚至於笑他們臉上多少帶一些朝山進香者的神情。在黃蛇嶺一帶望見石板鋪的小路的時候，他們又再三地說：「這是你們幾位的祖宗當初『喬遷迪吉』時所走過的路呀！」這也許是的，也許不是；要知當時徽州人向外發展，路徑並不限於這一條，即就往東的而論，至少還有到蕪湖的旱路和打新安江走的水路。 我們進歙縣縣城，已經是萬街燈火。當地公路局方面的人員先把我們引到一家館子裡吃飯。以前也吃過不少的「徽館」；蘇、松、常、太、杭、嘉、湖一帶比較大一些的館子，十個里怕有七八個是徽州人開的，但怕都比不上這個館子的「道地」。給我們上菜的店小二是一個很清秀的十四五歲的青年，有人問他哪裡人，他回答說是績溪人，我接著問他「大概姓胡吧？」他說「正是」。保不定他是「績溪三胡」的後人咧。要不然，也許是適之先生的本家。 飯是吃了，睡卻發生了大問題，同行的人都以為徽州是大地方，保管你有好客棧，所以事前絲毫沒有準備。我們急來抱佛腳，一面請公路局方面的執事先生替我們張羅；一面又派人去見縣長，說明觀光的來意，碰上縣長又正在那裡請客，只見到了他的秘書——結果依然是毫無眉目。總怪我們到得太遲，哪有黃昏時節到一個地方觀光的道理。歙縣，歙縣，竟沒有我們歇腳的地方，真非初料所及。我們最後決定趕——屯溪，再作道理。 屯溪有「小上海」之名，離歙縣約五十里，公路也通，但已不在浙省公路局管轄範圍以內。那路真壞極了，又狹又崎嶇不平，而前半段轉彎又多，彈簧墊子到此不但失卻效用，並且有把我們當做皮球的傾向。坐在前面些的瞪著兩眼看前途有沒有危險，坐在後面的卻在聯句做打油詩，謔浪歡笑之聲和車行的軋軋聲幾乎打成一片，真可以說是逸興遄飛了！ 屯溪有兩個較大的客棧，近車站的一個，已經宣告上下客滿，第二個在市的中心，名字叫做「屯川」，也只剩著三個很小的鋪位，如何容得下我們大隊的人馬？即使容得下來，我們這些講衛生的都市文化里的驕子又怎樣容忍得了那骯髒的氣息。於是便發生了兩派主張，顯出孔老夫子一類的聖賢所採用的人的分類法是不錯的。狷的、保守的、古典的一派主張回到車裡，在彈簧墊子上和衣而睡，狂的、進取的、浪漫的一派主張到新安江上去叫一隻快船，好讓湍急的江流送我們入夢——夢黃山、夢已經三日不見的妻子、夢這幾天路上在小說書里看到的佳人才子，各憑尊便。最後狂的一派終於占了優勢，並且幾經波折，也居然找到了一條剛好有八隻鋪位的船。但在沒有接洽就緒之先，大家在江頭躑躅行吟，一時真有日暮途窮之概！一時遐想所及，以為好好的一條水、一個地方，為什麼要叫做「屯」，「屯」字本有三四個意義，好像都是為了我們那晚上的經驗而設的。第一個是「難」，《易經》上有「屯如邅如」的話；第二個是「吝」，「屯其膏」的話也見《易經》；「屯邅」兩字並在一起，意義也就等乎「行不利」；至於「屯難」，「屯躓」一類的字眼，也無非是指困苦顛連的意思。第三個是「聚集」或「安頓」。經過了不少的困難波折，終於在新安江的船上找到了一個安頓的去處，也正應著「屯溪」兩個字，屯溪者，豈不就等乎屯在溪上麼？新安江的上游所以叫做屯溪，大約也是因為灘多水淺、不利行舟的緣故吧。 我們在屯溪船上一覺醒來，已經是4月2日。早食後，我和還有兩位同行的朋友相約到歙縣去。我們這三個人就是上文所說多少和徽州有些淵源的，他們兩位在歙縣還有本家，所以此行尤不可少。我們先去拜訪本邑的耆宿葉則柔先生；我們問起最近歙縣修志的進行狀況，和近來徽屬以內各大氏族散布的形勢，承他一一見告。我自己的一族，據說在歙縣範圍以內，只南鄉一帶較多，邑城的北門一帶也還很有幾家，可惜我不能多耽擱。否則大可加以訪問，也許可以發見一些當初「始遷」的原委和情況。出葉宅後，到鑒瑩齋購墨數錠，又到制墨的作場裡參觀了一下，從燒煙到成墨，其間經過的手續，也正不少；順便又買了一具做「龍鳳墨」的模子，刻工很細，據說手工錢也要在三元以上。松煙墨以外，徽州還有一種出名的東西，叫做霉豆腐，沿街有人叫賣，隨煎隨吃，霉絲的長度往往在一寸以上，我本適之先生嘗試之義，當場試了兩塊，也還不劣，其餘兩位和徽州的關係，雖比我切，卻沒有嘗試。我們回到屯溪，已經下午四點鐘。 屯溪的客店雖不行，飯店卻好。沒有費多少時候，我們就發見了一家紫雲館，一天兩餐，我們都在這裡賞光。館址在市中心的對岸，須由大石橋越過屯溪。館有高三層的水閣，登閣眺望，不但全市在目，並且橫的黃山，直的屯溪，可以全盤收受。前三年朱老五洗劫全市的時候，似乎只有這個館子和它的鄰近沒有遭殃；原來他一面叫他的嘍囉到市上放火劫掠，他和心腹卻在這水閣上飲酒作樂，「賦得隔江觀火，得江字五言八韻」。我們這次得在閣上大嚼，還是朱老五之賜呢！ 屯溪雖有「小上海」之名，但近來商業並不發達。朱老五的一劫，來勢雖然兇險，元氣卻未大傷，因為匪勢所及得到的不過是財貨一時所積聚的總匯，而不是財貨的來源。所以燒殺摧毀以後，不久就復了舊觀，在不明屯溪歷史的人看去，誰也不會知道它是不久以前經過匪災的。但最近一二年間的不景氣，卻已根本影響到了四鄉的繁榮，於是來源既竭，而總匯也就日就枯涸，一時要圖恢復，就大非易事了。 從屯溪市中心到紫雲館所必經的大石橋，是一樁很偉大的工程，橋的長度不必說，就是那種整齊光潔的程度，也是別處所覓不到的。這種大橋，在徽州境內不止一條，最大的在歙縣，是從歙到屯所必經的。橋墩堅實，墩石的兩頭都作尖角形，據一位德籍的工程師說，這是近代工程學裡比較新穎的一種發明，和載重力的大小很有關係。西洋的新發明，不想數百年前徽州的石匠，早就加以運用。 我們在船上又住了一宿，4月3日的早上，我們又到休寧；我們於此就散了伙，一半上白岳，其餘一半，連我在內，便折回，由原路歸杭。但在休寧的時候，我們還進城散步了一回。想起這是戴東原的出生地。經打聽後，才知道他的祠堂和族人並不在城裡，而在離屯溪五里的龍阜。徽州原是人才的淵藪，尤其是以清代的前半葉和中葉為盛：休寧除戴氏而外，先後又有程綿莊、汪雙池；歙縣則有黃扶孟、黃宗夏、程易疇、金檠齋、汪叔辰、洪初堂、凌次仲；績溪則有「三胡」，即朴齋、竹村、子繼祖孫三人；婺源至少出過江慎修，黟縣至少出過俞理初。胡適之先生也是績溪人，但與「三胡」似乎不是一家。徽州人文的變遷和所以變遷之故，我希望另外有機會加以比較詳細的討論。 歸途沒有多少可以說的。在昌化買了三對圖章石，索價六十元的，竟以十二元成交，真可謂「上天討價，落地還錢」。在杭州，當晚在樓外樓夜飯，在西湖里蕩舟，夜深始歸旅店。第二日到六藝書店和復初齋買得線裝書五六種：周櫟園的《書影》，叫名是雲輪閣抄本的《耆舊續聞》，梁芷嶙的《閩川閨秀詩話》，《海寧州采芹錄》，都在其內。此行帶歸的，除了一些甜蜜的回憶以外，所以又有這幾種書、幾錠墨、一個墨模子、幾塊昌化的石頭。 同行的有林語堂、郁達夫、葉秋原、全增嘏諸先生。又有浙江公路局的總稽查金彭年先生，代表省建設廳一路引領我們，令人感激無已。又有《申報》和《時事新報》的攝影記者吳、徐兩先生，一起正符合八仙之數，八仙中的李鐵拐，就是寫這篇通信的人。 （選自《華年》1934年5月5日第3卷第18期） 豫晉行程的第一段（徐州通信） 不景氣時代以前的美國人也許太講究旅行了。輪船碼頭和火車站上整天整晚熙來攘往地忙著的是一些為旅行而旅行的旅客。有一位教授，Goldenweiser說，真為旅行而旅行，倒也罷了，美國人的旅行卻一定要掛上「追求智識」的牌子，其實據他看來，名為追求，實乃躲避，智識是隨在而有的東西，真正追求智識的方法無論其為第一步的材料的搜集，或第二步的觀察思考，都得有充分時間的延長，身心的安定，與精神的貫注。能力上不會這樣追求，於是便不得不借重走馬看花的方法，拾得了一些片段的見聞，模糊的印象，好回家向妻子朋友說些大話。這種追求，豈不是和躲避沒有分別？ 這一番話，就美國人說，真能夠搔著幾分癢處。但若就中國人說，卻似乎又當別論。我們的毛病是在旅行得太少。我們不但旅行得少，並且還要說些漂亮的自圓之詞，例如「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之類。要是不景氣時代以前的美國人所走的是一個動的極端，我們的便是一個靜的極端了。 所以不管那位美國教授怎樣說，我是主張中國人應該多多地旅行的。中國的地方這麼大，地理環境的變化這麼多，歷史的背景又這麼悠遠，而各地的背景又這麼的不同，要是專靠一些書本的智識而不旅行，不給耳目一個實地接觸的機會，要教一個民族分子對於本國的史地有一個差強人意的囫圇的概念，我以為是不可能的。從取得此種認識的這一天起，凡遇有旅行的機會，我是沒有不利用的。 在求學時代除了靠近家鄉的上海一帶以外，只到過一次南京，一次寧波；北平，因為讀書關係，每年必得來往一次，一起倒有過八九次之多。此外便沒有可說的了。民國十六年，總算第一次到杭州、到鎮江、到蘇州；十七年到普陀山；十八年到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十九年到過松江。二十年到青島、煙臺、濰縣、濟南，到九江、廬山，到廣州、香港，到無錫。二十二年初到之處有漢口、有杭江路和錢塘江上下游所經過的各縣。本年初次觀光到的又有嘉興，有杭徽公路的各要點，有揚州。最近乃有豫晉兩省的行程。 6月25、26兩日恰好是特別熱的兩天，據說寒暑表上突破了六十年來的紀錄。但因為日程是早就預定了的，所以無論汗流得怎樣多、馬路上的柏油溶解得怎樣軟，這兩天是無可避免地摒擋行李和出發的日子。 車是4點多鐘開的，當晚11點光景便到了南京江邊。過江輪渡大約占去1點半鐘的時光。午夜再開車，到徐州是27日的上午11時。這是行程的第一個段落。 在這第一個段落里，倒也有些少事實值得在此一提的。同廂的其餘三個人中間，一個是毫不相干的外國人，一個是老朋友，一個是杭州綢業界的領袖。一路無事，便和那位朋友閒話婚姻制度的今昔與未來，從靄理士的見解起到羅素夫婦的見解止，從一夫一妻的理想起到一夫多妻的實際傾向止，真好像什麼都談到了。我們並沒有達到什麼結論，但一般的印象是，目前流行的婚制確有過於抹殺事實之處，也有太受流動的思潮所震撼之處。此外便不敢亂下斷語了。 那位綢業界的領袖，問過尊姓以後，我就立刻猜到他是一個徽州人，而占籍於杭州的。在車上因為有上下床之別，我們沒有機會多談。但因為他的目的地也是開封，也得在徐州下來候車，所以一下了車，我們便彼此默認為同行的伴侶。我們在徐州小飯店裡吃飯的時候，便大談其「無紹不成衙」、「無徽不成市」的道理，「無紹不成衙」自然是一個陪襯，我們的要點是在闡明「無徽不成市」的由來。從他一番話里，更可以知道徽州人自有一種特殊的格調，在中國民族裡可以說是自成一個派別。原是一個山居務農而生活十分清苦的民族，經過數百年的生息淘汰之後，一旦跑出山來，便會到處執賈業的牛耳，處處有他們的足跡，業業有他們的領袖，這不是一個十分的奇異現象，值得社會學家從長研究麼？ 輪渡的經驗，在我還是第一次。就旅客的精力而論，確乎是比以前經濟得多了。但就時間而論，似乎還有問題。至於問起那些被這種新辦法所排擠出去的三千多的苦力，現在究竟有何下落，那就更在不可知之數了。不過當晚渡江時的光景，卻真好，省了麻煩，不必說，江上清風，中天明月，才是一些沒有價的東西，至少旅行社中人沒有把它們打在票價裡面。兩天來的溽暑，有此一番抵償，在客中的人也就覺得十分十二分滿意了。 （選自《華年》1934年7月7日第3卷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