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文明史 · 第十一講　現代國家的形成

本講目的——15世紀的特性——國家和政府的逐漸集中——第一，法國的——法蘭西民族精神的形成——路易十一的統治——第二，西班牙的——第三，德國的——第四，英國的——第五，義大利的——國家外部聯繫及外交的起源——宗教思想運動——貴族政治改革嘗試——康斯坦茨和巴塞爾宗教議會——平民政治改革嘗試——約翰·胡斯——文學復興——對古典時代的讚賞——經典學派或自由思考者——一般活動——航海、發現、發明——結論 我們已經到達了嚴格意義上的現代史——我們自己所處社會的門檻。這個社會的制度、意見和生活方式，四十年前是法國的，現在是歐洲的，經歷了法國革命所帶來的巨變後，依然對我們有如此強大的影響力。正如我說過的，現代社會的真正開端是在16世紀。在進入這一時代之前，請你們回想一下我們已經走過的路。我們在羅馬帝國的廢墟中發現了當今歐洲的所有基本要素。我們看到它們依靠自身力量獨立彰顯自己、擴張自己。在歷史的第一個時代，我們看到了這些要素的分離、孤立的趨勢，以及地方化、特殊化的生存狀態。這一目的剛剛實現——封建制度、自治市和教士剛剛獲得各自的獨特形式和地位，我們就看到它們傾向於彼此靠攏、重聚，形成一個大社會，形成一個民族和一個政府。為了實現這個結果，歐洲各國專心致志於內部共存的所有不同制度，向神權政治、貴族政治、民主政治和君主政治探索社會團結的原則、政治和精神的連接紐帶。迄今為止，所有這些嘗試都失敗了；沒有任何一種制度或勢力知道如何掌控社會、通過其統治確保它有一個真正的公共命運。我們發現這一失敗的原因在於缺乏共同的利益和思想。我們看到所有一切都還太特殊、太個別、太地方化了；必須長期強力推進集中化才能使社會同時進行擴展和鞏固，同時變得偉大和正規——這是它必須追求的目的。這就是我們上一講所講的14世紀末期歐洲所處的狀態。 對於我努力向你們說明的這種處境，歐洲自己一無所知。它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麼、在追尋什麼。然而它一直在追尋，就像它知道似的。14世紀結束了，歐洲自然地可以說是本能地走上了通往集中化的道路。15世紀的特徵就是不斷趨向這一結局，努力創造共同利益和共同思想，使特殊性和地方性精神消失，重新團結並提升生活和思想，總之，創建迄今為止從未大規模存在過的民族國家和政府。這一事實的爆發是在16世紀和17世紀，但它的準備階段是在15世紀。我們現在要研究的正是這一準備階段——這種無聲無息、不為人知的，既包括社會關係也包括思想上的集中化工作，這種未經預謀或設計、由事態的自然發展歷程完成的工作。 因此，人類隨著一項自己從未感知甚至也許無法理解的計劃的展開而前進。他是一位聰穎、自由的工匠，在製作一件並不屬於自己的作品。他無法辨認或理解這件作品，直到後來，當它在現實中顯露廬山真面目時，他才能認出並理解，即使到這個時候他的理解依然是極不全面的。然而，正是依靠他，依靠他的智力和自由的發展，這一作品才得以完成。設想有這麼一台巨大的機器，關於它的想法只存在一個人的頭腦中，它的不同部分被委託給不同工匠製作，這些工匠分散在四處，彼此並不認識。他們中誰也不知道整個工作，不知道它將產生什麼確切的總體結果，然而每個人都憑藉自己的智力和自由，通過理性且自願的行動執行自己所負責的工作。上天對於這個世界的計劃就是這樣藉助人類之手完成了。文明史中展現出來的兩個事實也是這樣共存的，一方面，是超越科學和人類意志的命運，另一方面，是人的自由和智力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他的個人意志通過自己的思想和傾向所發揮的作用。 為了正確理解15世紀，為了清晰、精確地認識這個可說是現代社會前奏的時代，我們將區分不同種類的事實。我們首先將考察政治事實，即有助於形成民族國家和政府的各種變化。隨後我們將考察精神事實，觀察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中出現的各種變化，從而推導出尚在醞釀中的民意輿論。關於政治事實，為了簡單快速講解，我將粗略提及歐洲的所有大國，向你們介紹它們在15世紀期間發生了什麼，在這個時期始末它們所處的不同狀態。 我將以法國作為開始。正如你們知道的，14世紀下半葉和15世紀上半葉是偉大的民族戰爭——英法戰爭的時代。這是法國對抗外國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稱號的時代。粗略回顧一下歷史即可發現，儘管有大量紛爭和叛國行為，法國社會各個階層以何等的熱忱共同投入至這場戰爭中；封建貴族、市民甚至農民們的愛國熱情是何等的高昂。即使沒有其他證明，單單聖女貞德的事跡就足以說明這一事件的普遍性質了。聖女貞德來自民間，激勵她、支撐她的是人民的情感、信仰和熱情。宮廷人士和軍隊首領以懷疑、鄙夷甚至敵意的目光看待她，但她一直擁有士兵和民眾的支持，正是洛林的農民派她前去支援奧爾良的市民。再沒有任何其他事情更能令人印象深刻地顯示這一戰爭的普遍性質，以及整個國家對待它的感受。 法蘭西民族性質就是這樣形成的。在瓦盧瓦王朝之前，統治法國的是封建性質，法蘭西民族、法蘭西思想、法蘭西愛國精神統統不存在。從瓦盧瓦王朝開始，嚴格意義上的法國才開始存在。正是在瓦盧瓦王朝的戰爭中、在它的命運發展各個階段中，貴族、市民和農民們第一次被一種精神紐帶團結起來，被共同的名稱、榮譽和征服敵人的共同願望團結起來了。但是不要期望能夠從中找到任何真正的政治精神，或在政府和制度中找到任何偉大的統一意圖，就像我們當今所理解的那樣。在這個時期，法國的統一僅僅在於它的名稱、它的民族榮譽，在於存在一個統治全國的君主，只要不是外國人，誰當國王都行。正是通過這種方式，英法戰爭強有力地促進了法蘭西民族的形成，推動了它的統一。法國就以這種方式在精神上得以形成，民族精神得到發展，同時，它可說在物質上也得以形成，也就是說，它的領土得到調節、擴張和加強。正是在這一時期，組成法國的大部分省份進入了法國版圖內。在查理七世統治期間，在趕走了英國人之後，英國曾經占領的幾乎所有省份如諾曼底、昂古穆瓦、都蘭、普瓦圖、聖東日等，最終成為了法國領土。在路易十一統治期間，十個省份——其中三個後來失而復得——併入了法國，即魯西榮和塞爾當、勃艮第、弗朗什-孔泰、皮卡第、阿圖瓦、普羅旺斯、曼恩、安茹和佩爾克。在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統治期間，安妮和這兩位國王的相繼婚姻為我們帶來了布列塔尼。因此，在同一時期，在相同事件的發展歷程中，法國的領土隨思想一道得到形成；法國在精神上和物質上同時獲得了力量和統一。 讓我們從國家轉移到政府上，我們將看到類似事實也已經發生，朝著同樣的結局發展。在查理六世統治期間以及查理七世統治的第一階段，法國政府缺乏團結、聯繫和力量的程度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屆法國政府。在查理七世統治末期，一切事情都變了模樣。權力得到了明顯的加強、擴張和組織，所有重大統治手段——稅收、軍事力量、法律——得到大規模的創建，具備了一定的統一性。在這個時期形成了常備軍——由僱傭連隊組成的騎兵和僱傭弓箭手組成的陸軍。依靠這些僱傭連隊，查理七世在那些由於戰後的混亂和苛捐雜稅而荒蕪的省份恢復了一些秩序。當時的歷史學家談起這些僱傭連隊的驚人作用時都驚嘆不已。正是在同一時期，國家的主要稅收之一人頭稅變成了永久性的，這對人民自由是重要打擊，但對政府的正規化和強化起到了重大促進作用。同時，政權的重要工具司法機構也得到了擴展和組織。議會成倍增長。在非常短的時期內，組建了五個新的議會：路易十一統治期間的格勒諾布爾議會（1451年）、波爾多議會（1462年）和第戎議會（1477年），路易十二統治期間的魯昂議會（1499年）和埃克斯議會（1501年）。在這一時期，巴黎議會在司法領域、在制訂司法權政策時，重要性和嚴格性都得到了極大的增強。 因此，在軍事、稅收和司法方面，即在基本組成要素上，15世紀的法國政府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持久性和正規性，公共權力最終代替了封建權力。 同時，出現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變化。這個變化沒那麼明顯，給歷史學家留下的印象相對較少，但意義也許更加重大，這就是路易十一在統治方式上帶來的變化。 關於路易十一與國內高層貴族的鬥爭、對他們的貶低、對市民和下層階級的偏愛，已經有不少評說。雖然大部分內容不免誇大其辭，但其中不乏真實性。同樣真實的是，路易十一對不同階級的行為往往對國家弊大於利。但是，他做了一些更重要的事。在這一時代之前，治國安邦幾乎完全依賴武力和物質手段。在這之前，人們很少重視說服、演說和駕馭人心，總之，很少重視權術——固然有虛偽和欺騙的權術，但也有駕馭人心、深謀遠慮的權術。在其統治中，路易十一用謀略代替物質手段，用詭計代替武力，用義大利式權術代替封建手段。看一看這一時期歷史舞台上的兩個對手，莽漢查理和路易十一。查理是舊統治方式的代表，他只會訴諸武力，動輒兵戎相見。他不知道忍耐或籠絡人心，使其為己所用。相反，路易十一樂於避免使用武力，通過溝通交流和投其所好來各個擊破。他改變的既不是制度，也不是機構，而是幕後的操作手法和運用權力的策略。在政治手段和政治目的中，努力用公正代替一己私利，用公開代替陰謀詭計，這種更大革新的嘗試尚待現代人來完成。然而，放棄動輒使用武力，發揮智力優勢，通過攻心而非大開殺戒來進行統治，這無疑是一種進步。路易十一雖然犯下不少罪惡和錯誤，並非良善之輩，但他憑藉自己的過人才智首開了這種統治方式的先河。 說完法國，我再說一說西班牙，在這裡我發現了相同性質的事情。在15世紀，西班牙的國家統一也是這樣形成的。在那個時候，隨著格瑞那達王國的淪陷，基督教徒和阿拉伯人之間的長期鬥爭宣告結束。隨後這個國家也實現了集中。通過天主教徒費迪南德和伊莎貝拉的婚姻，兩大王國卡斯特爾和阿拉貢統一為一個政權。和法國一樣，王權在這裡得到擴張和加強。支撐王權的不是議會，而是新興的一種更嚴厲的機構，擁有更淒涼的名字，這就是宗教法庭。它包含了未來模樣的種子，但在當時與成熟階段的它並不相同。它最初與其說是宗教性的還不如說是政治性的，其目的與其說是捍衛信仰還不如說是維持秩序。不僅制度類似，人物之間也能找到相似性。天主教徒費迪南德的性格和統治方式與路易十一很像，只是少了一些詭計、心計和永不歇息的忙碌勁。我一向不看重武斷的比較和憑空想像的對比，但在這裡，無論是在總體事實上還是在細節上，他們之間的相似性都非常深刻、非常明顯。 在德國也能找到相同的事實。正是在15世紀中期，在1438年，奧地利王室重登帝位，在它的幫助下，帝國權力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持久性，隨後進行的選舉不過是正式批准這位世襲繼承人的儀式罷了。在15世紀末，馬克西米利安一世最終確立了其家族的統治地位，開始正規行使中央權威。為了維持秩序，查理七世在法國最早創建了常備軍，馬克西米利安在其世襲國家內同樣最早用相同手段達到了相同目的。路易十一在法國建立了郵局，馬克西米利安將其引入德國。為了服務中央政權，人們在所有地方不約而同地培育出了文明的相同成果。 15世紀的英國歷史由兩件大事組成：對外是與法國的戰爭，對內是玫瑰戰爭。即國際戰爭和國內戰爭。兩種不同戰爭帶來的結果相同。與法國的戰爭得到了英國民眾的狂熱支持，而這種狂熱僅僅對王室有利。這個國家曾比其他國家更擅長巧妙並堅定地控制國家的軍力和供應品，在這一時期卻毫無遠見、毫無限制地任由國王揮霍。正是在亨利五世統治期間，從他登基開始，關稅這項重要稅收被授給了國王，一直到他過世。當對外戰爭結束或差不多結束時，與此相關的國內戰爭還在繼續。先是約翰家族，後是蘭開斯特家族，兩大家族爭奪王位。當這場血腥爭奪結束後，英國高級貴族們已經毀滅殆盡，再也無力保衛他們一直行使的權力。大貴族的聯合再也無法左右王位歸屬。多鐸王朝開始統治，隨著亨利七世在1485年登基，政治集中和王權勝利的時代開始了。 在義大利，君主制沒有得到確立，至少沒有在此名義下確立，但這對結果來說關係不大。正是在15世紀期間，各共和國紛紛覆滅，即使在依然保留共和國名稱的地方，權力也被集中在一兩個家族手中，共和制已經壽終正寢。在義大利北部，幾乎所有倫巴第共和國都被併入了米蘭公國。1434年，佛羅倫薩落入梅地奇家族統治下；1464年，熱那亞臣服於米蘭公國。大部分共和國，無論大小，都讓位於君主家族。很快，外國君主就提出了對義大利北部和南部的主權要求，包括北部的米蘭公國和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國。 無論我們觀察歐洲的哪個國家，無論我們研究它的哪一部分歷史，無論是關於國家自身，還是關於其政府或制度，我們到處都看到舊有社會成分和形態處於消失邊緣。傳統的自由消失了，新的、更加集中、更加正規的權力出現了。歐洲舊有自由的覆滅令人悲痛，在當時激發了人們最深切的哀傷。在法國、德國尤其是在義大利，15世紀的愛國者激烈地質疑、絕望地哀嘆這場在所有方面都可能帶來專制的革命。他們的勇氣令人不得不感到欽佩，他們的悲痛令人不得不感到同情，但同時人們必須理解這場革命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還是有益的。歐洲的原始制度、舊有的封建自由及公共自由在組織社會上已經失敗。構成社會活力的是安全保障和發展進步。任何無法在當前保障秩序、在未來取得進步的制度都是錯誤的，都會很快被人拋棄。古代政治形態、15世紀期間歐洲舊有自由的命運就是這樣。它們既無法給社會帶來安全保障，也無法帶來進步。人們只能從其他原則、其他途徑來尋求安全保障和進步。這就是我剛才向你們介紹的這些事實的意義。 在同一時期，還出現了另一件在歐洲政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事。正是在15世紀期間，政府與政府之間的聯繫開始變得頻繁、正規和持久。正是在這一時期，這些偉大的聯盟——和平聯盟或戰爭聯盟第一次形成，並在後來帶來了均衡體系。歐洲的外交誕生於15世紀。在這個世紀末期，你們能看到歐洲大陸上的各股主要勢力，包括教皇、米蘭公爵、威尼斯人、德國皇帝、西班牙及法國的國王們，在縱橫捭闔、談判聯合、彼此制衡。當查理七世發動針對那不勒斯王國的遠征時，西班牙、教皇和威尼斯人結成了一個對抗他的龐大聯盟。幾年過後（1508年），對抗威尼斯人的康布雷同盟形成了。1511年，直接對抗路易十二的神聖同盟接替了康布雷同盟。所有這些聯盟都起源於義大利權術，起源於各君主想霸占義大利的欲望，起源於對其中某位君主獨霸義大利從而獲得壓倒性優勢的恐懼。這種新秩序對君主制的發展特別有利。一方面，由於國家對外聯繫的性質，它們只能由單個人或少數人來執行，並需要一定的保密。另一方面，民眾如此缺乏遠見，以至無法理解這種聯盟所能產生的結果；它對於他們沒有任何內在或直接的利益關係；他們對它毫不在意，將此類事務留給中央政府，任其自由裁量。因此，從誕生之日起，外交就落入了國王們的手中，並且，這種外交事務專屬於國王的觀念、這種國民雖然享有自由，有權投票決定稅收和干預國家大事，但不應當參與外交事務的觀念，可以說如同一項公認原則、一條普遍準則，幾乎在所有歐洲人的頭腦中紮下了根。打開英國在16世紀和17世紀的歷史，你們將看到這一觀念發揮了多大威力，在伊麗莎白、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統治期間為英國自由帶來了多少障礙。往往就是在這一原則的名義下，媾和宣戰、商貿往來和所有外部事務都變成了君主的特權；正是憑藉這一原則，絕對權力在與國民權利的對抗中得以保全自己。國民在爭奪這一特權時表現得極度懦弱，這一懦弱使他們付出了昂貴代價，因為從我們現在即將進入的時代即16世紀開始，歐洲的歷史實質上是外交的歷史。在接近三個世紀期間，外部關係是歷史的重要事實。國家內部已經走上正軌，至少在歐洲大陸國家內政已經不再引發劇烈動盪，也不再吸引公眾的注意力。現在引人注目、充斥史書的是外部關係、戰爭、談判和聯盟，因此大部分國家的命運被拋棄給了君主特權和中央政府。 事實上，不這樣做也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公眾能成功參與此類事務之前，必須要有文明的巨大進步、智力和政治技巧的巨大發展。從16世紀到18世紀，人民離這種合格水準還差很遠。看看17世紀初期詹姆士一世統治下的英國發生了什麼事：他的女婿巴列丁選帝侯(1)、波西米亞的當選國王，喪失了自己的王位，甚至還被剝奪了自己的世襲封地巴列丁奈特(2)。整個新教世界都在關注他的前途，因此英國對他產生強烈興趣也是很有道理的。英國民意沸騰，強烈要求詹姆士國王支持他的女婿，為他奪回巴列丁奈特。議會憤怒地要求開戰，許諾提供戰爭所需的一切手段。詹姆士不願意開戰，他虛與委蛇，嘗試了幾次談判，往德國派出了一些軍隊，然後告訴議會需要90萬英鎊才有可能獲勝。沒有人說國王的估算有點誇大，事實上看起來也並非如此。可是議會對這筆費用大感驚恐，開始打退堂鼓，於是它勉強投票批准了7萬英鎊，去幫助一位君主復位，去重新征服一個距離英國九百英里之外的國家。公眾在此類事務上就是這樣的無知和無能，他們不了解事實就貿然行動，不肯承擔任何責任。在那個時候，他們還沒有條件通過正規、有效的方式參與其中。這就是外交落入中央政府之手的主要原因。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條件——且不說使外交符合公眾利益，因為很少慮及這一點——保證外交的連續性和合理性。 你們看到，無論我們從什麼視角考察這一時期的歐洲政治歷史，無論是考察各國內政還是外交關係，無論是研究戰爭還是司法或稅收，我們到處都能發現同樣的性質，到處都能看到集中和團結的趨勢，看到共同利益和公共權力的形成和占優。這是15世紀所進行的秘密工作，這項工作並未在社會中帶來任何非常顯著的結果，或嚴格意義上的革命，但它為這一切鋪平了道路。下面我將向你們介紹另一種性質的事實，即精神事實，與人的心智及普遍思想發展有關的事實。在這些事實中我們將看到同樣的現象，得到同樣的結果。 我首先要講的這一類事實經常引起我們的關注，總是在各種極不相同的形式下在歐洲歷史中占據重要地位，這就是與教會有關的事實。直到15世紀，除了宗教思想外，我們在歐洲看不到任何其他能真正影響大眾的普遍且強大的思想。我們看到，只有教會才有權力管理、傳播和規定這種思想。固然經常會出現各種獨立甚至分裂的企圖，教會費了不少力氣才戰勝這些企圖。但迄今為止教會把它們都鎮壓下去了，教會所批判的信條未能普遍、持久地占據人們頭腦，阿爾比異端被粉碎了。教會內部雖然爭吵不斷，但從未產生決定性或明顯的結果。在15世紀開始時，一種完全不同的事實出現了。各種新思想、對改變和改革的公開要求，震動了教會自身。14世紀末、15世紀初的標誌性大事是西方教會大分裂，其原因是教廷遷到了阿維尼翁，出現了兩個教皇，一個在阿維尼翁，一個在羅馬。兩個教廷之間的鬥爭就是所謂的西方教會大分裂。它開始於1378年。1409年，比薩宗教議會希望終結這一局面，它廢黜了兩個教皇，任命了第三個教皇亞歷山大五世。大分裂不但沒有緩和，反而變得更加激烈了。以前的兩個教皇變成了現在的三個教皇。混亂和腐敗日益嚴重。1414年，在西格斯蒙德皇帝的召集下，康斯坦茨宗教議會召開了。它提出了一項與任命新教皇極不相同的任務，它要著手改革教會。它首先宣布這個全體代表大會不可解散，地位高於教皇權力。它開始在教會中廣泛宣揚這些原則，開始革除教會中滋生的腐敗，尤其是供養羅馬教廷的各種苛捐雜稅。為了實現這一目的，議會任命了一個「改革團」，即我們所說的調查委員會。它由不同國家的參會代表組成，其職責是調查那些玷污了教會的弊病，提出最佳的糾正措施，並向議會提交報告，由議會商議任何執行。然而，正當議會忙於這一工作時，有人提出了新的質疑：在沒有教會首腦親身參與下、在沒有教皇的認可下，議會能否開展革除弊病的工作。在羅馬派的影響下，在一些誠實但懦弱的人的支持下，議會通過了否定決議。1417年，議會選舉了一位新教皇馬丁五世。新教皇被要求提交一份教會改革計劃。該計劃沒有得到批准，議會也就解散了。1431年，出於同樣目的，在巴塞爾(3)召開了新的宗教議會。它接手了康斯坦茨議會所提出的改革工作，但沒有取得更多成果。在議會內部出現了和基督教世界一樣的分裂。教皇將巴塞爾議會遷移至費拉拉(4)，隨後又遷至佛羅倫薩。一部分高級教士拒絕服從教皇命令，繼續呆在巴塞爾。就像以前有兩個教皇一樣，現在出現了兩個宗教議會。巴塞爾議會繼續自己的改革議程，任命了自己的教皇菲利克斯五世。一段時間後，它遷移到洛桑(5)，並在1449年解散，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就這樣，教皇贏得了勝利，繼續掌控戰場，統治著教會。宗教議會無法完成它所發起的任務，但它影響了自己沒有發起的、生命更長久的事。就在巴塞爾議會的改革嘗試遭到失敗之際，君主們利用了它所宣傳的思想、它所建議的制度。在法國，在巴塞爾議會所頒法令的基礎上，查理七世制訂了「國事詔書」，於1438年在布爾日(6)頒發。它宣布進行主教選舉，廢止「初果稅」(7)，革除教會中出現的各種重大弊端。「國事詔書」在法國被宣布為國家法律。在德國，美因茨議會在1439年接受了它，同樣使其成為日耳曼帝國的法律。宗教權力未能成功的嘗試，世俗權力似乎命中注定會完成。 然而改革又遇到了新的障礙。與宗教議會一樣，國事詔書也失敗了。在德國，它非常突兀地消失了。1448年，由於與尼可拉斯五世的談判，德國議會拋棄了它。1516年，弗蘭西斯一世同樣拋棄了它，取而代之的是他與教皇里奧十世的協定。君主們的改革努力並不比教士們的更加成功。但我們萬萬不可認為它完全消失了。就像宗教議會影響了它的身後事一樣，「國事詔書」也在身後留下了在現代歷史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結果。巴塞爾議會所制定的原則是強大的、多產的。傑出之士和充滿活力的人採用並支持這些原則。巴黎的約翰、達伊、熱爾松以及15世紀的許多傑出之士都致力於捍衛這些原則。雖然宗教議會無果而終，雖然「國事詔書」一事無成便遭到拋棄，但它關於教會治理和勢在必行的改革的總體信條卻在法國紮下了根。它們持久不衰，滲入至議會，變成了一股強大的輿論。它們先是催生了詹森教派，後來又催生了高盧教派。所有這一系列旨在改革教會的準則和努力——發源於康斯坦茨議會，終結於博敘埃的四點主張——都發自同一源泉，趨向同一目的，是同一事實的連續演變。雖然15世紀期間的合法改革嘗試無果而終，但它在文明發展歷程中所占的地位、它間接產生的巨大影響一點也沒因此減弱。 宗教議會追求合法改革是對的，因為只有這樣做才能阻止革命。幾乎就在比薩議會開始努力終止西方教會大分裂、康斯坦茨議會開始改革教會的同時，民間宗教改革的第一次嘗試在波西米亞激烈爆發了。約翰·胡斯(8)的預言和發展始於1404年，當時他剛開始在布拉格教書。當時兩場改革運動正在齊頭並進。一場運動處於教會內部，由宗教貴族自身發起，這是一場明智但又局促不安、畏手畏腳的改革運動；另一場位於教會外部，猛烈而激昂地反對教會。這兩股力量和意圖之間產生了鬥爭。宗教議會傳喚約翰·胡斯和布拉格的傑羅姆至康斯坦茨，判定他們是異端和革命分子。對於我們現代人，這些事件是非常好理解的。我們能夠很好地理解這兩場相互分離而又同步進行的改革運動，一場由政府開展，一場由民眾開展，彼此對立但又發自同一原因，趨向同一目的，總之，水火不容而又殊途同歸。這就是15世紀所發生的事情。約翰·胡斯的民眾改革運動暫時被扼殺了。在他死後三或四年就爆發了胡斯信徒的戰爭。這場戰爭持久而又激烈，但帝國最後還是贏得了勝利。但由於宗教議會的改革已經失敗，它們所追求的目的未能實現，因此民眾改革運動就不會停止發酵。它等待著下一次機會，終於在16世紀初發現了機會。如果宗教議會發起的改革運動能夠很好地貫徹下去，宗教改革運動(9)可能就不會發生了。但二者之中必有其一會取得成功，它們的同時發生顯示了一種必然性。 因此，這就是15世紀結束後歐洲在宗教事務方面所處的狀態——一邊是不成功的貴族改革嘗試，一邊是民眾改革運動興起、被扼殺、時刻準備東山再起。但是這一時期人的思想騷動並不局限於宗教信仰領域。眾所周知，正是在14世紀期間，希臘和羅馬的古代遺產可說是在歐洲復活了。你們知道，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10)及同時代的所有人都如飢如渴地尋找希臘和拉丁手稿並出版宣傳它們，這種性質的最小發現也會帶來極大的興奮和狂喜。 在這種興奮中，歐洲興起了一門學派，它在人的思想發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遠遠超出人們通常對它的評價，這就是古典學派。我警告你們，不要把「古典」一詞與我們當今賦予它的含義聯繫起來。在那個時候，它是與文學理論或競賽項目完全不同的事物。那個時候的古典學派，不僅對古代的著作，對維吉爾(11)和荷馬(12)的著作，而且對整個古代社會，對它的制度、見解和哲學，都懷有和對其文學一樣的欽佩之情。必須承認，古代社會在政治、哲學和文學領域遠遠優越於14、15世紀的歐洲，因此它能產生如此大的影響一點也不奇怪。絕大部分高尚的、活躍的、有教養的及講究的人都對當代的粗俗作風、混亂思想和野蠻方式產生厭惡，充滿熱情地投身至一個既更加正規，又更加發達的社會的研究甚至可說是崇拜當中。就這樣，在15世紀初，由自由思考者組成的學派形成了，其中包括高級教士、法學家和學者。 就在這段令人興奮的時期，發生了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滅亡、希臘難民湧入義大利等事件。他們帶來了更多關於古代的知識、數不勝數的手稿，以及研究古代文明的上千種新方法。不難想像，古典學派的欽佩之情和熱情都成倍上漲。這是高級教士飛黃騰達的時代，尤其是在義大利，嚴格來說，不是在政治權力方面，而是在奢侈享樂和財富方面。他們春風得意，縱情於驕奢淫逸的文明所提供的所有享樂，盡情享受文學、藝術，社交和物質享樂。看一看這個時代在政治和文學上發揮重要作用的人所過的生活，如樞機主教班博。你們會驚訝地發現奢侈享樂和心智發展的混雜、柔弱風度和強硬意見的並存。當我們掃視這一時代，目睹它的思想發展景象和精神關係狀態，我們會以為自己生活在18世紀的法國。同樣愛好智力刺激、新思想、輕鬆愜意的生活，同樣的柔弱和放縱，同樣缺乏政治活力和精神信仰，而思想又出奇的坦誠和活躍。15世紀的文人和高級教士之間的關係一如18世紀的文人學士和高級貴族之間的關係。他們都有相同的見解和習慣，和諧相處，一點也不在意身邊正在醞釀中的暴亂。15世紀中，以樞機主教班博為首的高級教士絕對預見不到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出現，就像法國宮廷人士無法預見法國大革命一樣。然而，他們的情況何其相似。 因此，在這一時期的精神領域出現了三件大事：首先，教會自身發起的宗教改革嘗試；其次是民眾宗教改革；最後是知識改革，催生了一門由自由思考者組成的學派。所有這些巨變的醞釀背景是歐洲歷史上最重大的政治變化，即人民和政府的集中化。 這還不是全部。這一時期還是人類最偉大的外部活動的時代。它是航海、創業、各種發現發明的時代。這是葡萄牙人沿著非洲海岸開始偉大遠征的時代，是瓦斯科·達·伽馬發現好望角通道的時代，是克里斯托芬·哥倫布發現美洲的時代，是歐洲商業驚人擴展的時代。成千上萬種新發明問世了，其他原本僅僅在小範圍內傳播的發明得到了普遍應用。火藥改變了戰爭理論，指南針改變了航海理論。油畫藝術快速發展，使歐洲遍地都是藝術傑作，而發明於1460年的銅版雕印技術使其得到複製和傳播。亞麻紙變成了尋常之物。最後，在1436—1452年期間，印刷術被發明了。印刷術是老生常談和司空見慣的主題，但它的功績和影響是再多篇幅也談不完的。 你們看到了這個世紀的重要性和活力，它的重要性還僅僅顯露了冰山一角，而它的活力所帶來的結果尚未發育完全。暴力改革似乎未能成功，政府得到了強化，國家獲得了安寧。人們也許會認為社會正在準備享受更好的秩序、取得更快的進步。但是16世紀的激烈革命已經迫在眉睫，15世紀不過是它們的醞釀階段。它們將是下一講的主題。 ———————————————————— (1) 中譯者註：選帝侯指有權投票選擇德國皇帝（即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德國諸侯。 (2) 中譯者註：詹姆士一世的女婿腓特烈五世擁有位於德國的巴列丁奈特（現在的普法爾茨）領地，1619年接受波西米亞的新教領袖獻給他的波西米亞王位，導致與擁有合法繼位權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開戰，使得詹姆士一世不情願地捲入到這場被稱為「三十年戰爭」的戰爭中。 (3) 中譯者註：巴塞爾，瑞士城市。 (4) 中譯者註：費拉拉，義大利城市。 (5) 中譯者註：洛桑，瑞士城市。 (6) 中譯者註：布爾日，法國城市。 (7) 中譯者註：西方宗教中，農民將農產品的第一批收成奉獻給上帝，稱為「初果」（first fruits）。 (8) 中譯者註：約翰·胡斯（1370—1415），捷克著名宗教改革家，宗教改革運動的先驅，其追隨者被稱為「胡斯教徒」，被羅馬天主教視為異端， 1411年被開除教籍。1414年，康斯坦茨宗教議會判定胡斯有罪，次年被處以火刑，導致了胡斯戰爭的爆發。 (9) 中譯者註：指馬丁·路德·金在16世紀領導的宗教改革運動。 (10) 中譯者註：這三人都是14世紀義大利著名詩人、作家，義大利文藝復興先驅。 (11) 中譯者註：古羅馬最偉大的詩人。 (12) 中譯者註：古希臘著名吟唱詩人，《荷馬史詩》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