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文明史 · 第十講　政治組織初始嘗試

本講目的——調和現代歐洲不同社會要素，使它們在同一個社會中、在同一中央權力下共同生活、共同行動的嘗試——第一，神權政治組織嘗試——它為什麼失敗了——四個主要障礙——格里高利七世的錯誤——對教會統治的反抗——來自人民的——來自君主的——第二，共和組織的嘗試——義大利諸共和國——它們的缺陷——法國南部城鎮——鎮壓阿爾比教派的十字軍戰爭——瑞士聯邦——佛蘭德斯和萊茵河畔的自治市——漢薩聯盟——封建貴族和自治市之間的鬥爭——第三，混合政治組織嘗試——法國的三級會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議會——英國議會——德國的獨特狀況——所有嘗試都失敗了——原因何在——歐洲的總體趨勢 我希望在一開始就明確本講的目的。 你們還記得，在古代歐洲社會諸要素中，給我們留下深刻影響的第一個事實是它們的多樣性、分離性和獨立性。封建貴族、教士和自治市擁有完全不同的處境、法律和生活習俗。它們形成了如此多的社會，各自管理自己，各有各的目標，各有各的規則和權力。它們相互聯繫、相互接觸，但沒有真正的統一；嚴格說來，它們沒有形成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所有這些社會融合為一個社會的進程現在已經完成。正如你們看到的，這正是現代社會的顯著事實和根本性質。眾多原有社會要素被歸結為兩個：政府和人民。也就是說，多樣性已經結束，相似性帶來了統一。但在這一結局大功告成之間，甚至為了阻止它，曾經有過很多次嘗試，試圖使所有這些特殊社會共同生活和行動，而又不破壞它們的多樣性或獨立性。這些嘗試絕不是為了打擊、損害它們的地位、特權或特性，而是想把它們團結在同一個國家中，形成同一個民族，使它們團結在同一個政府下。 所有這些嘗試都失敗了。我剛才提到的結局，現代社會的統一，證明了它們的失敗。即使在那些留有一些社會要素原有多樣性痕跡的歐洲國家中，例如在德國，依然存在真正的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在英國，國家教會依然掌握特別稅收和特定司法權，很明顯，這一所謂的獨特存在僅僅是一個表象、一個錯覺。這些特殊社會在政治上融合在一個大社會中，吸收在國家中，由公共權力統治，服從同一種制度，被同一思想和同一生活方式的潮流裹挾而去。我重複一遍，即使原有社會要素的形式依然存在，它們的獨立性已經蕩然無存。 然而，這些旨在使它們彼此協調而無須改造、使它們依附於全國性統一而又不破壞其多樣性的嘗試，在歐洲歷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們部分構成了我們現在關注的這個時代，這一時代是原始歐洲和現代歐洲的分水嶺，是歐洲社會完成巨變的時期。它不僅占據了重要地位，還深刻影響了後續事態的發展，影響了所有社會要素歸結至政府和人民兩大要素的實現方式。因此，恰當評估、深入理解12世紀到16世紀期間那些旨在創造國家和政府而又不破壞這些並立的次級社會的多樣性的政治組織嘗試，具有重要意義。這就是本講要做的事。 這是一件困難甚至痛苦的任務。這些政治組織嘗試並不是全都由善良動機所構思和指導的，其中許多都僅僅出自一己私利和嚴酷暴政的目的。然而，還是有不少是純潔的、利益無關的，還是有不少是為了人類的精神和社會福利的。社會當時所處的支離破碎、暴力和不公震驚了許多偉大的頭腦和高尚的靈魂，他們不斷追求擺脫這種狀態的途徑。然而，即使是這些高尚嘗試中最優秀的也失敗了，多少勇氣和美德、多少犧牲和努力都付之東流，這種場景豈不令人心碎？甚至還有一件事更加痛苦，是更加辛酸的悲傷之源：不僅這些社會改造嘗試全都失敗了，其中還摻雜了大量謬誤和罪惡。雖然動機善良，但大部分是荒謬的，反映了對理性、正義、人權以及社會狀態基礎的嚴重無知。因此不僅成功難以企及，失敗也是理所當然。因此，我們從中不僅看到了人類的艱辛命運，還看到了它的脆弱。我們從中能看到，即使是最睿智的頭腦，也會被真理的最小一片樹葉障目，完全看不見其餘部分，對超出自己思想範圍的其他事物視若無睹；被正義的最小一片樹葉障目，看不見其中涉及和允許的不公。在我看來，人性惡習和缺陷的這種爆發比人的悲慘狀況更令人痛心，他的錯誤比他的痛苦更令我心情沉重。我將要描述的各種嘗試將展現這些情景中的每一個。我們必須全面看待這些嘗試，公正對待這些人、這些時代。他們雖然常常誤入歧途、悲慘失敗，畢竟顯示了如此高貴的品德，付出了如此高貴的努力，配得上如此多的榮耀！ 12—16世紀期間形成的這些政治組織嘗試包括兩種類型：一種的目標是實現某個社會要素的統治，無論是教士、封建貴族還是自治市，使其他所有要素臣服，並在此前提下實現統一。另一種主張調和所有特殊社會，使它們共同行動，而又保留各自的自由，保障各自的影響力。第一種嘗試比第二種更容易產生自私自利和暴政的嫌疑。它們也確實更經常沾染這些惡習。事實上，由於其本性使然，它們的行動手段必然是專橫的。然而，其中有一些嘗試可能是——事實上確實是出自人類進步和福祉的純粹目的。 出現的第一種嘗試是神權政治組織嘗試——也就是說，使各種社會臣服於宗教社會的原則和統治的企圖。你們回憶一下我所說過的關於教會歷史的話。我曾經努力說明在它裡面發展出了哪些原則，各自有多少合法性，它們如何誕生於事態的自然進程，它們帶來了什麼好處，又帶來了什麼弊端。我曾經描述了教會在8—12世紀期間所經歷過的不同狀態的特徵。我說明了帝國教會、蠻族教會、封建教會和最後神權教會的狀態。我想你們應該還記得這些。現在，我將努力說明教士們做了什麼來統治歐洲，以及他們為什麼失敗了。 無論是在羅馬教廷的行動中，還是在整個教士階層的行動中，神權政治組織的嘗試很早就出現了。它是教會的政治和社會優越性的自然結果，但我們發現從一開始它就遭遇了障礙，即使在活力最旺盛的時候，它也無法成功排除這一障礙。 第一個障礙就是基督教的本質。在這方面，基督教與其他眾多宗教信仰完全不同，它僅僅通過信念、通過精神手段得以建立。從誕生之時起，它就從未用暴力武裝自己。在早期，它僅僅通過言語來征服世界，僅僅征服人的靈魂。因此，即使在教會大獲全勝後，擁有巨大財富和威望時，我們發現它從未擁有對社會的直接統治權。它的純精神的、純粹依靠信念的起源已經銘刻在它的生存狀況中。它擁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它沒有權力。它滲透至城市管理中，對皇帝及其臣僕施加了強大的影響，但它對公眾事務沒有明確的行政權，即嚴格意義上的統治權。一套統治體系——神權政治的或其他的——無法僅僅通過影響力的間接方式來建立，它必須去行政、指揮、徵稅、處置收入、統治，一句話，真正地掌控社會。通過信念來影響國家和政府，可以產生很多效果，行使很大的支配權，但無法建立政府，無法建立一套體系，無法保障它的未來。這就是教會從誕生之時就處於的處境。它總是置身於統治社會的政府身旁，但從未取而代之，這是神權政治組織嘗試無法逾越的巨大障礙。 在很早的時候，教會還遇到了第二個障礙。羅馬帝國覆滅、蠻族國家成立後，教會發現自己成了被征服者。擺脫這一困境成了當務之急。為此，它著手開始轉變徵服者的信仰，從而使自己躋身於他們的行列。當這一任務完後，教會開始覬覦社會的統治權，它遭遇了封建貴族的高傲和抵抗。這是封建世俗貴族為歐洲建立的豐功偉績：在11世紀，各個國家幾乎完全臣服於教會——君主們很少能夠捍衛自己，只有封建貴族們拒絕接受教會的禁錮，從不對他們卑躬屈膝。只要想一想中世紀的一般景象，人們就會震驚於世俗領主和牧師之間關係中所存在的高傲和謙卑、盲目輕信和思想自由的奇妙混合，我們在此看到了他們的原始狀況的一些殘餘。你們還記得，我曾經努力向你們解釋封建制度的起源、它的初始要素，以及基本封建社會是如何圍繞封地領主的住所形成的。我談到在那個社會中牧師的地位是如何低於領主的。因此，在封建貴族的心中總是保留有這種場景的回憶和感覺。他們總是認為自己不僅獨立於教會，而且優越於教會，只有自己天生就該掌握並真正統治國家。他們往往願意與教士們和睦相處，但僅僅是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讓步於教士們的利益。在很多世紀中，是世俗貴族們維護了社會對教會的獨立，在國王和民眾都屈服時高傲地捍衛這種獨立。與其他勢力相比，他們第一個反抗組建神權政治社會的企圖，並對這一企圖的失敗做出了最大貢獻。 第三個障礙同樣起到了阻礙作用，但一般不為人注意，甚至其影響也經常被人誤解。 無論在哪裡，一旦一個教士階層掌握了社會，將其置於神權政治組織的統治之下，這種統治權總是掌握在一個已婚教士階層手中，這個教士群體從自己內部補充人員，從子女誕生之日起就在相同的處境中、為相同的處境培養子女。考察一下歷史，看一看亞洲、埃及，所有的神權政治都是那種自成一個完整社會、自給自足、不求與人的教士階層的作品。 然而，由於牧師的獨身主義，基督教教士階層處於一種完全不同的處境。為了延續自身，它被迫不斷求助於世俗社會，在三教九流中廣泛尋求延續手段。旨在同化這些外來成分的後續的「集體精神」努力毫無效果，新來者身上總會保留一些隨出身而來的東西，無論是市民還是貴族，他們總會保留一些自己原有精神、以往狀態的痕跡。毫無疑問，獨身主義使天主教教士處於一種極其特別的處境中，遠離人類的各種利益和俗塵生活，是造成他們遺世孤立的主要原因；但它又因此迫使他們不斷接觸世俗社會，以便從中招募人員、更新自我、接收和經歷世俗社會所完成的各種精神革命的一部分。我毫不猶豫地說，這種持續更新的必要性對神權政治組織嘗試的危害要大於由獨身主義強力維護的「集體精神」對它帶來的幫助。 最後，教會在自己內部遇到了實現這一企圖的強大敵手。關於教會的團結，人們談論得很多，沒錯，它從未停止過對團結的渴求，並在一些方面獲得了成功。但是，我們不要被浮誇的文字或片面的事實欺騙。與教士階層相比，還有哪個社會有更多的紛爭、經歷更多的解體？有哪個民族經歷過比教會更多的分裂、混亂和動盪？大部分歐洲國家的國家教會幾乎從未停止過與羅馬教廷的鬥爭；宗教議會與教皇鬥爭，異端層出不窮，教會分裂一觸即發；從沒有哪個地方比這裡有更多的意見分歧、激烈爭論、權力瓜分。教會的內部生活、內部爆發的分歧、曾經激勵它的變革，可能是妨礙教會在社會中推行的政治組織嘗試取得成功的最大障礙。 在我們現在回顧的這一偉大嘗試剛開始時，所有這些障礙已經開始作用、開始顯露。然而，它們並不能阻止這一變革沿著自己的既定路線前進，在好幾個世紀中不斷發展。它最輝煌的時刻，也可以說是它的關鍵轉折時刻，是11世紀末格里高利七世統治期間。你們已經看到，格里高利七世的主要思想是將世界置於教士統治下、教士置於教皇權力統治下、整個歐洲置於龐大且正規的神權統治下。對於如此遙遠的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就我們儘可能的評估而言，在這一計劃中，我覺得，這位偉人犯了兩個錯誤。第一個錯誤是惹人注目地宣揚他的計劃，系統地宣布他關於精神權力的本性和權利的原則，像一位倔強的邏輯學家那樣，過早地從中引申出最遠的推論。因此，在確定征服他們的手段之前，他對歐洲的所有世俗君主已經構成了威脅和攻擊。而要想在人類事務上取得成功，靠的既不是這種絕對做法，也不是哲學論證的名義。另外，格里高利七世還犯了革命家所犯的共同錯誤，試圖一蹴而就，而不量力而行。為了加快個人想法的統治，他投入至與帝國、與所有君主以及教士們的鬥爭中。他沒有考慮任何後果或利益就高傲地宣揚自己決心要統治所有王國、所有思想，從而一方面招致了所有認為自己處於緊迫危險的世俗權力的抗爭，另一方面招致了當時開始出現的擔心思想專制的自由思考者的抗爭。整體上看，格里高利對自己所推行的事業也許是過大於功。 然而，在整個12世紀和13世紀上半葉，神權在繼續繁榮發達。這是基督教教會最有權勢、最輝煌的時候，然而，嚴格說來，我並不認為它在這個時期取得了任何重大進步。直到英諾森三世統治期末，它一直在培育而非擴展自己的榮耀和力量。正是在它看上去取得了最輝煌成功之際，歐洲大部分地區出現了針對它的普遍反抗。在法國南部爆發了阿爾比異端，他們掌握了一整片人口眾多、勢力強大的地區。幾乎同時，在北方的佛蘭德斯出現了相同性質的思想和訴求。稍晚一點，在英國，威克立夫極富天賦地攻擊教會權力，並創建了一個從不消亡的宗派。君主們沒過多久也走上了和民眾一樣的道路。在13世紀之初，歐洲最強大、最能幹的君主們，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皇帝們，在與教皇們的較量中還甘拜下風。在這個世紀中，聖路易，國王中最虔誠的一個，宣布了世俗權力的獨立性，並頒布了第一份「國事詔書」，成為了所有此類詔書的樣板。在14世紀初，美男子腓力(1)和教皇博尼費斯八世之間爆發了爭吵。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對羅馬教廷也沒客氣多少。很顯然，在這個時代，組建神權政治的嘗試已經失敗。因此，教會處於守勢，它不再試圖將自己那一套強加於歐洲，一心只想著保住自己已經征服的。正是從13世紀末期開始，歐洲世俗社會的解放才真正開始；正是在這個時候，教會不再自詡為它的主宰。 在看上去最有可能成功的地方，教會卻早早放棄了這一要求。就在教會的門檻旁，就在它位於義大利的寶座周圍，神權政治早早地遭到了徹底失敗，讓位於一種完全不同的制度，讓位於民主政治組織嘗試，義大利諸共和國就是其典型，11—16世紀期間，它們在歐洲發揮了極其輝煌的作用。 你們還記得，我曾講過自治市的歷史以及它們的形成方式。在義大利，它們的命運比其他地方更加早熟、更加強大。這裡的城鎮比高盧、不列顛或西班牙更多、更富有。在這裡，羅馬自治城市制度保留了更多活力和秩序。 並且，與歐洲其他地方相比，義大利的鄉村更不適合新主人居住。它們處處都被平整、開溝排水、耕種。它們沒有森林覆蓋，蠻族人在這裡無法滿足逐獵歷險之樂，也無法過上在德國那樣的生活。此外，這塊領土中的一部分並不屬於他們。義大利南部、羅馬地區和拉文納依然依附於希臘皇帝。由於遠離君主和戰火的有利條件，共和國制度很早就在該國的這一地區贏得了勢力，得到了發展。不僅整個義大利沒有完全落入蠻族人手中，即使在蠻族征服的地方，他們的統治也不牢固。東哥特人曾被貝利薩里烏斯和納爾塞斯人擊敗、驅出義大利。倫巴第王國的建立也沒能取得更多成功。法蘭克人摧毀了它。丕平和查理曼大帝沒有消滅倫巴第人，為了對付新征服的倫巴第人，他們認為和義大利原有居民結盟更好。因此，和其他地方不同，在義大利的蠻族人並未成為這片土地和社會的唯一的、不受干擾的主人。因此，在阿爾卑斯山這邊僅僅建立了脆弱、稀疏、零星的封建制度。統治權並沒有像在高盧那樣落入鄉村居民的手中，而是繼續保留在城鎮手中。當這一結局日益清晰時，大部分封地領主們要麼出於自願、要麼迫不得已，不再居住在鄉村，而是在城裡定居。蠻族貴族變成了市民。可想而知，與歐洲其他自治市相比，單單這一事實就給義大利城鎮帶來了多少力量和優越性。我們在歐洲其他城市觀察到的是居民們的謙卑和怯懦。這些市民們看起來就像是英勇的、剛獲自由的人，還在痛苦地抵抗門口虎視眈眈的領主。義大利的市民則大不相同，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混雜生活在同一城牆後面，城鎮無需抵禦鄰近的領主，它們的居民是市民，自始至終都是自由的，至少其中大部分人是。他們捍衛自己的獨立和權利，對抗遙遠的外國君主，有時候是法蘭克國王，有時候是德國皇帝。因此，義大利城鎮擁有巨大的、早期的優越性：在其他地方，即使最貧窮的自治市的形成過程也充滿無盡麻煩，而義大利卻出現了共和國、城邦國家。 這就是共和政治組織嘗試在歐洲這一地區取得成功的原因。它很早就征服了封建制度，成為社會的主導形態。但是很少有人期望它能夠擴張或長久延續，它缺乏擴張和持續的必要條件——不斷改善的種子。 當我們研究11—15世紀期間義大利諸共和國的歷史時，我們震驚於兩個明顯矛盾但又無可爭辯的事實。我們看到了勇氣、活力和天賦的驚人讚嘆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大繁榮。這裡存在歐洲其他地方缺乏的運動和自由。而當我們詢問居民的實際狀態如何、他們的生活過得怎麼樣、他們有多幸福，情況就全變了，沒有什麼歷史比這更加悲慘和黑暗了。也許找不到任何時代或任何國家，人民的處境更加動盪，更容易遭受悲慘不幸，或存在更多糾紛、犯罪和災禍。我們同時還能看到另一個事實，在大部分共和國的政治體系中，自由在不斷縮小。安全保障如此缺乏，以至各派別不可避免地被迫求助於一種稍微溫和的制度，哪怕它不像城邦最初採用的制度那樣受歡迎。看看佛羅倫薩、威尼斯、熱那亞、米蘭和比薩的歷史，你們到處都能看到，事件的一般發展歷程不是走向自由，不是制度覆蓋範圍的擴大，而是不斷縮小，權力集中至少數人手中。簡而言之，在這些充滿活力、輝煌而富裕的共和國中，有兩樣東西是缺乏的：生活的安全保障——這是社會狀態的第一條件，以及制度的進步。 從中又誕生了一個新的弊端，阻礙了共和政治組織嘗試的擴張。威脅義大利的最大危險來自外部、來自外國君主。然而，這一危險從未使這些共和國團結一心、共同行動；他們從來不會同仇敵愾。許多最開明的義大利人、當代最傑出的愛國者，哀嘆中世紀義大利的共和制度，認為它是義大利從未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的罪魁禍首。他們說，義大利被分解成大量微不足道的小邦，嚴重受制於各自的情感，因而無法組成聯邦或組成一個國家。他們遺憾自己的國家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沒有經歷一次專制集中，從而變成一個民族國家，從外國人手中贏得獨立。因此，看起來，即使處於最有利環境中的共和政治組織，在這個時期也不包含進步、持續和擴張的原動力——它沒有未來。在某個時刻之前，我們可以將中世紀義大利的政治組織與古希臘的政治組織進行比較。希臘也是一個到處是小型共和國的國家，它們相互永遠是對手，甚至常常是敵人，有時候又為了共同目的結成同盟。在這種比較中優勢完全在希臘這一方。毫無疑問，雖然歷史給我們提供了它們當中的許多罪惡事例，但與義大利諸共和國相比，雅典、拉塞戴蒙、底比斯等城邦擁有更多的秩序、安全保障和正義。然而希臘的政治生命又是何等短暫！在權力和領土的分割中蘊藏了最終導致荏弱的根源！當希臘與馬其頓、羅馬等強大鄰居一碰撞，它立刻就屈服了。這些如此輝煌、如此繁榮的小型共和國無法形成防禦同盟。對於社會和人的理性的發展程度都遠遠遜色、遠遠脆弱於希臘的義大利來說，出現同樣結果的理由不知要充分多少。 在共和制度已經大獲全勝、封建制度已經被征服的義大利，共和政治組織嘗試得以延續的機會尚且如此之低，可想而知，在歐洲其他地區，它更快地屈服了。 我將快速說明一下它的命運。 歐洲有個地方與義大利非常相似，這就是法國南部和接壤的西班牙省份，包括加泰羅尼亞、納瓦爾和比斯開。在這裡，城鎮同樣得到巨大發展，重要且富有。很多小領主與市民們結成同盟，一些教士也同樣加入了他們的事業中。簡而言之，這一地區的情況非常像義大利。相應的，在11世紀期間以及12世紀初，普羅旺斯、朗各多克和阿基坦等地區的城鎮一心想要一次政治上的飛躍，想要變成獨立共和國，就像阿爾卑斯山那邊的國家(2)一樣。但是法國南部碰上了一個非常強大的封建主義，即北部的封建主義。在這個時候，出現了阿爾比異端(3)，法國的封建勢力和城市勢力之間爆發了戰爭。你們知道由西蒙·德·蒙特福特所領導的十字軍征討阿爾比派的歷史。這是北部的封建制度與南部的民主政治組織嘗試之間的一場鬥爭。南方雖然有愛國熱情，但北方還是取得了勝利。南方缺乏政治統一，而文明的發展程度又不足以使人齊心協力。共和政治組織的嘗試被撲滅了，十字軍在法國南部重建了封建制度。 稍晚一點，共和政治嘗試在瑞士山區中取得了較多成功。在這裡舞台十分狹窄，他們只需要反抗一位外國君主，他雖然勢力比瑞士人民強大，但絕不屬於歐洲最可怕的君主之列。英勇的鬥爭持續了很久。很多瑞士封建貴族與城市結盟，他們是強大的援兵，然而改變了他們所援助的革命的性質，使它比初始性質增加了貴族政治的性質，減少了進步性。 現在，我將前往法國北部，前往佛蘭德斯的自治市、萊茵河兩岸以及漢薩聯盟(4)。在這裡，民主政治組織在城市內部大獲全勝，然而我們發現，從一開始它就命中注定無法擴張或完全掌控社會。北部的自治市受到封建制度、領主和君主們的包圍和壓制，因此常常處於守勢。顯然，它們所做的一切僅僅是盡一切可能保衛自己，從未嘗試過征服。它們保住了自己的特權，但被限制在自己的城牆之內。民主政治組織被局限於此，無法越雷池一步。我們在鄉村無法發現它的蹤影。 你們看到了共和政治嘗試所處的狀態。在義大利取得勝利，但取得成功或發展的機會很小；在高盧南部受到鎮壓；在瑞士山區取得小範圍的勝利；在北部，在佛蘭德斯的自治市、萊茵河畔和漢薩聯盟，註定無法走出城門。然而，就在這種處境中，雖然勢力明顯弱於其他社會成分，它還是給封建貴族帶來了極大恐懼。領主們眼紅自治市的財富，害怕它們的力量；民主精神滲入了農村，農民暴動變得越來越頻繁、越來越頑固。幾乎在全歐洲，封建貴族結成了一個龐大聯盟來對付自治市。雙方力量不平等。自治市相互分離，它們之間沒有共識或聯絡，一切都是地方性的。不同國家市民之間固然存在某種同情心，佛蘭德斯城市在與勃艮第公爵的鬥爭中取得的成功或挫折會在法國城市中激發出強烈情感，但這種情感曇花一現，無法產生任何結果。自治市之間沒有建立任何聯繫或真正的團結，也不會相互支援。因此，封建制度對它們擁有巨大優勢。但是，封建制度自身處於分崩離析、支離破碎的狀態，因而未能成功摧毀自治市。當鬥爭延續了一定時間後，當確信無法獲得全面勝利後，他們不得不承認這些渺小的共和派市民，與他們談判，接受他們作為國家的成員。從此，一種新的秩序出現了，一種新的政治組織嘗試開始了，它是一種混合組織，目的是協調所有社會成分，包括封建貴族、自治市、教士以及君主，使它們克服彼此之間根深蒂固的敵意，共同生活，共同行動。 你們都知道什麼是法國三級會議（States-general）、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議會（Cortes）、英國議會（Parliament）和德國議會（Diets）。你們還知道，這些不同會議的成員是什麼。封建貴族、教士和市民聚集在會議中，試圖團結一致形成一個社會、一個國家，遵從同一個法律、同一個權力。它們雖然名稱不同，但擁有相同的意圖和宗旨。 我將把法國的三級會議作為這種嘗試的典型，它是最有趣、最廣為人知的事實。我說它是最廣為人知的，但我確信「三級會議」這一名稱在你們頭腦中激發的僅僅是一些模糊、不完整的概念。你們誰也說不出在法國三級會議中有什麼東西是固定的或正規的、它的成員數量是多少、協商的主題是什麼，或者是整個大會的持續天數以及每一次會議的持續時間。大家對這些事情都一無所知，從歷史中無法得到這些問題的清晰的、總體的或普遍的答案。仔細研究法國歷史中這些會議的性質，它們似乎僅僅是偶然事件，是人民和國王最後的政治途徑。是國王財政匱乏、不知道如何擺脫困境時的最後招數；是人民苦難深重而又無計可施時的最後招數。貴族們出席三級會議，教士們同樣參與三級會議，但他們都是虛與委蛇，因為他們知道這並非他們的用武之地，這並不能提升他們在國家大事中所發揮的真正作用。市民們對此並不更加熱衷，這並不是他們有興趣行使的權利，而是不得不忍受的義務。這些可以看作是這些會議在政治活動中的性質。它們有時候毫無意義，有時候令人討厭。當國王勢力最強時，它們的謙卑和溫順被發揮到極致；當國王處境不佳，亟需國民的支持時，它們就分幫結派，淪為某種貴族政治陰謀或野心家的工具。總之，它們有時候僅僅是顯貴名流的集會，有時候是例行公事的會議。因此，它們的成果幾乎總是隨著會議結束而消散；它們承諾和試圖要做的事很多，但做成的一件也沒有。對法國社會產生真正影響的重大措施、政府、立法或行政中的重大改革沒有一件出自三級會議。然而，我們絕不能就此認為它們毫無作用或影響。它們有一種人們通常很少考慮到的精神作用。在不同時代，它們是對政治奴役的抗議，是特定監護原則的強烈宣示，例如，國民有權徵稅、干預國家大事、將某種責任加於權力機構身上。 這些準則從未在法國消失應該歸功於三級會議，並且它使得自由的回憶和權利在人民的生活方式得以保存，在思想中得以更新，這是不小的功勞。三級會議擁有這種價值，但它從未成為一種統治手段。它從未進入政治組織中，從未實現自己的宗旨，也就是說，將分裂國家的不同小社會融合為一個整體。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議會給了我們同樣的結果。然而，它們的具體情況千差萬別。在不同地方、不同時期，議會的重要性也不同。在阿拉貢和比斯開，在關於即位問題的爭論中或在針對摩爾人的鬥爭中，它們召開得更加頻繁，權力更大。有些議會如卡斯蒂爾的1370年和1373年議會，貴族和教士沒有出席。如果我們深入研究各個事件，有大量細節是我們必須加以考慮的。但限於篇幅我只能說，整體上看可以說這些議會和三級會議一樣，是歷史上的偶然事件，從未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政治組織，或者是一種正規的統治手段。 英國的命運不一樣。我現在不詳談這個話題。我計劃用一節課的時間專門探討英國的政治生活。現在，我將簡單談一談使它發展方向迥異於大陸的原因。 首先，在英國沒有大諸侯，沒有能夠以一己之力對抗君主的臣民。英國貴族和大領主被迫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因此，在上層貴族中盛行聯合原則和真正的政治方式。而且，英國封建勢力中的小封地領主，由於一系列我暫且不說的事件，逐漸與市民聯合起來，在下議院中支持市民，從而使下議院贏得了比大陸國家議會更高的權力、一種能真正影響國家統治的力量。讓我們看看英國議會在14世紀的狀態。上議院是國王的顧問團，積極參與國家權力的行使；下議院由小封地領主和市民代表組成，幾乎不參與嚴格意義上的政府，但是它確立各種權利，充滿熱情地捍衛個人和地方利益。從整體上看，議會並未參與統治，但它已經是一個常設機構、一種在原則上採用的統治手段，並且事實上常常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不同社會成分之間的結合和聯合以形成統一政治實體的嘗試雖然在歐洲大陸處處失敗，卻在英國取得了成功。 關於德國，我只說幾句，指出它的歷史的主要特徵。在這裡，人們對融合、統一和廣泛的政治組織沒有多大熱情。與歐洲其他地方相比，不同社會成分保持了更多的獨特性和獨立性。如果需要證據，我們可以在現代找到一條。德國是封建選舉制在君主產生過程中長期發揮作用的唯一國家。我這裡說的不包括波蘭或斯拉夫國家，因為它們進入歐洲文明體系的時間太晚。德國還是唯一依然保留教會君主、保留享有真正政治存在和主權的自由市的歐洲國家。顯然，與其他地方相比，德國將原始歐洲社會諸成分組合至一個社會的努力和成效更小。 現在，我已經向你們說明了歐洲截止到14世紀末、15世紀初的各種重大政治組織嘗試。你們看到它們統統失敗了。我還順便努力說明它們失敗的原因。事實上它們實際上可以歸納為一個原因。社會的發達程度還不足以實現統一，在生活和思想中一切都還太地方化，太特殊、狹隘和多變。沒有能夠控制個別利益和意見的普遍利益和意見。最高尚、最有活力的頭腦也沒有行政管理或真正的政治正義的觀念。顯然，首先需要一種更加活躍、更加富有生命力的文明能夠混合、同化甚至可以說是融合所有這些鬆散的成分，首先需要實現利益、法律、習俗和思想的高度集中，總之，需要出現一個公共權力和公共意見。我們已經到達這項重大工作圓滿完成的時代。它的最早徵兆、15世紀期間思想和習俗的狀態、形成中央政府和公共意見的趨勢，這些將是我們下一講的主題。 ———————————————————— (1) 中譯者註：美男子腓力，即法國國王腓力四世，他在同羅馬教皇的激烈鬥爭中取得重大勝利，使國家政權控制了天主教會。 (2) 中譯者註：阿爾卑斯山那邊的國家指義大利，因為義大利在阿爾卑斯山之南。 (3) 中譯者註：阿爾比派（Albigenses）又稱「純潔派」，是12至13世紀期間盛行於法國南部地區的一個基督教異端學派。它來源於巴爾幹半島的鮑格米勒派，在12世紀中期由參加十字軍的商人和農民傳入法國南部，在土魯斯的阿爾比（Albi）城最活躍，故而得名「阿爾比派」。阿爾比派在法國南部建立自己的主教區，自己召開主教議會，其勢力壓倒了羅馬教會，因此在1197年被教皇亞歷山大三世宣布為異端。1209年，教皇英諾森三世正式組織和號召十字軍討伐此派，稱為阿爾比十字軍戰爭，從1209年至1229年歷時20年，阿爾比派受到嚴重打擊，至14世紀末期，該派逐漸消亡。 (4) 中譯者註：漢薩聯盟是德國北部城市為了保護商貿利益結成的商業、政治聯盟、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13世紀逐漸形成，14世紀最為興盛，加盟城市最多達到160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