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文明史 · 第八講　十字軍東征

本講目的——歐洲文明史總體一覽——它的獨特且根本的性質——該性質開始顯露的時代——12到16世紀時歐洲的狀態——十字軍東征的性質——它的精神和社會原因——在13世紀末，這些原因不復存在——十字軍東征對文明的影響 我還沒向你們解釋我的整個課程計劃。在開頭我指出了它的目標；隨後我簡單回顧了歐洲文明，既沒有把它看成一個整體，也沒有同時向你們指明出發點、路線和停靠港口，即開始、經過和終點。然而我們現在到達了這樣一個時代，有必要進行一次全局觀察，素描出我們所勘測地區的總體景象。我們之前研究的時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自我解釋，或通過直接、明顯的結果加以解釋。我們現在即將進入的時代卻難以理解，甚至無法激發強烈興趣，除非是把它們與最間接、最遙遠的結果關聯起來。 在如此廣泛的研究中，我們常常發現自己面前一團漆黑，再也不願繼續前行。我們希望不僅知道自己從那裡來、現在身處何方，還希望知道自己要去哪裡。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感受。我們正在靠近的這個時代並不容易理解，不通過它與現代的聯繫就無法評估它的重要性。它的真正意義只有到了後來才變得明顯。 我們現在擁有了歐洲文明的幾乎所有要素。我說「幾乎」是因為我還沒有向你們提到君主制。君主制發展歷史中的決定性關鍵事件直到12世紀甚至13世紀才發生。直到那時這一制度才真正形成，開始在現代社會中占據一個確定位置。因此我在前面沒有提到它，它將是我下一講的主題。除此以外，我重複一遍，我們已經擁有了歐洲文明的所有重大要素。你們已經目睹了封建貴族政治的誕生、教會和自治城市的誕生。你們已經見到了與這些事實對應的制度，而且不止是制度，還包括這些事實在人們頭腦中激發的各種原則和思想。因此在研究封建制度時，你們被置身於現代家庭的搖籃邊、家庭生活的壁爐前；你們已經淋漓盡致地體會到了個人獨立的情感，以及它在我們文明中占據的位置。關於教會，你們已經看到了純宗教社會的興起、它與世俗社會的關係、神權政治的原則、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的分離、宗教迫害的開端以及信仰自由的第一聲呼喊。正在興起的自治城市使你們隱約看到一個基於封建制度和教會以外的其他原則建立起來的社團、社會階級差異及其鬥爭，看到了現代市民生活方式中的第一個及意義深遠的特徵——膽小怕事和發奮進取的精神兼備、煽動蠱惑和遵紀守法的精神並存。總而言之，一切曾經幫助歐洲社會形成的要素、它已經成為的一切，甚至可以說它蘊含的一切可能，都已經呈現在你們眼前。 現在，讓我們前往現代歐洲的心臟。我說的不是這個經歷了我們所目睹的驚人變化的當今歐洲，而是17和18世紀的歐洲。我問你，你們能認出我們剛在12世紀見過的那個社會嗎？多麼神奇的變化！我已經詳細說明了自治城市在這方面的變化。接下來我要努力使你們意識到18世紀的第三等級與12世紀的第三等級之間的相似性是多麼的少。如果對封建制度和教會進行同樣比較，我們將震驚於同樣的巨變。路易十五的宮廷貴族和封建貴族之間，或德·貝尼斯紅衣主教的教會和蘇格院長的教會之間，其相似之處並不多於18世紀的第三等級和12世紀的資產階級之間的相似之處。在這兩個時代之間，雖然社會已經具備了所有要素，但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 我希望能明確這一巨變的總體及基本的性質。從5世紀到12世紀，社會包含了我所描述的一切。它擁有國王、世俗貴族、教士、市民、勞工、宗教和世俗權力——總而言之，形成國家和政府的所有必要事物的萌芽，然而，那時候既沒有政府也沒有國家。就民族和政府這兩個詞語的當今含義而言，在我們現在研究的這個時代，從頭到尾都沒有出現任何類似嚴格意義上的民族或名符其實的政府的事物。我們見到過大量特殊權力、大量特殊事實以及地方性制度，但沒見到任何一般或公共的事物，沒見到嚴格意義上的政策，也沒見到真正的民族性。 相反，讓我們看看17和18世紀的歐洲，我們將到處看到出現在世界舞台上的兩大主角：政府和人民。一個廣泛權力對整個社會的作用、國民對統治他們的權力的影響，這就是社會、這就是歷史。兩大力量之間的關係、它們的聯合或鬥爭，這就是歷史所發現並敘述的內容。貴族、教士和市民，這些特殊階級和勢力現在都退居第二位，幾乎淹沒在人民和政府這兩大實體的陰影中。 如果我沒弄錯的話，這就是區分現代歐洲和原始歐洲的根本特徵；這就是13世紀至16世紀期間發生的巨變。 因此，我們必須在13—16世紀期間，也就是說在我們即將進入的這個時期內，探索這一變化的奧秘。正是在這一時期，原始歐洲轉變成了現代歐洲，這就是這一時期的獨特性質，也是它的歷史重要性和吸引力所在。如果不從這一視角來觀察，如果不在所有地方探索它所產生的一切，那麼我們不僅理解不了它，還會很快對它感到厭煩和苦惱。的確，如果不考慮結果光看它自身，它是一個毫無特色的時期、一個混亂日益加劇而又無法發現原因的時期、一個盲目運動的時期、一個徒勞無功的時期。君主、貴族、教士、資產階級，所有這些社會秩序組成要素似乎都進入了相同的循環運動中，都無法前進或停頓下來。它們做出了各種嘗試，但都失敗了；它們試圖建立統治、確立公共自由；它們甚至還嘗試過宗教改革，但一事無成——沒有一件事得到圓滿成功。倘若人類曾被遺棄，陷入躁動而不前、徒勞而無功的命運，那麼在13—15世紀期間人類所處的狀況、人類的歷史正是這樣子。 我只知道一本書對此現象進行了真實的描述，M.德·巴朗特所著的《布戈涅公爵家史》。我說的不是那種在民俗描寫中或事實詳述中閃現光芒的真實性，而是那種無處不在的普遍性，使得該書成為那一時期的忠實寫照和真實映像，同時揭示了這一時期的運動性和單調性。 相反，如果從它與後續時代的關係來考慮，將其視為原始歐洲到現代歐洲的過渡，這一時期就變得熠熠生輝、生氣勃勃了。我們從中能夠發現一個整體、一個方向和一種進步。它的一致性和吸引力就在於在這期間所完成的緩慢而又隱秘的工作。 歐洲文明史可以歸納為三個重大階段：首先，我稱為起源或形成階段，在這個階段，社會的不同要素擺脫混亂，開始形成，伴隨著引發它們的原則以原始形態顯露出來。這一階段持續到12世紀左右。第二階段是嘗試、試驗和探索時期。社會秩序的不同要素互相靠近、混合，似乎在互相試探，但無力形成任何普遍、正規或永久的事物。準確地說，這一階段直到16世紀還沒有結束。第三階段是嚴格意義上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歐洲社會獲得確切形態，沿著明確的趨勢發展，快速且普遍地朝著一個明確目標前進。這一階段開始於16世紀，現在仍在繼續。 對我來說，歐洲文明的整體景象就是這樣，我將努力將其呈現給你們。我們現在要進入的是第二個階段。我們必須從中探索它所造成的社會變化的重大關鍵事件和決定性原因。 十字軍東征是我們看到的第一個重大事件，它可說是揭開了我們所說的這個時代的序幕。它開始於11世紀，延續至12、13世紀。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重大事件，因為自從它結束後，賢明的歷史學家們從未停止對它的研究；即使在閱讀對它的描述之前，所有人都已經預見到它是那些改變了人們生活狀況的事件之一、是為了理解事實總體歷程而絕對需要研究的事件之一。 十字軍東征的第一個特徵是它的普遍性。整個歐洲都加入了——它是第一個全歐洲事件。在十字軍東征之前，歐洲從未被同一種情感激發，或為同一項事業採取行動，歐洲還未誕生。十字軍東征展現了一個基督教歐洲。法國人組成了第一支十字軍的先鋒，但同時還有德國人、義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英國人。看看第二次、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所有基督教國家都參與其中。這種事是史無前例的。 這還不是全部：正如十字軍東征成了全歐洲事件，在每個國家裡它成了全國性事件。所有社會階層都受到同一種感受的鼓舞、服從同一個想法、獻身至同一種衝動。國王、領主、牧師、市民、農民，所有人都對十字軍東征產生了興趣，都參與其中。各個國家展現出一種精神上的團結——一個和歐洲團結一樣新奇的事實。 當這種事件發生在民族發展的初期，發生在人們行動自由自發，沒有預謀，也沒有政治意圖或聯合的時期，人們從中看到了歷史上所謂的英雄事件——民族的英雄年代。事實上十字軍東征構成了現代歐洲的英雄事件——一場既是個別的，又是普遍的、全國性的，卻又未經管理的運動。 這確實就是它的原始性質，這一點得到所有文獻的驗證、被所有事實證明。誰是第一支啟動了十字軍東征運動的十字軍？是平民大眾，他們在隱士彼得(1)的指引下出發，沒有準備，沒有嚮導，也沒有首領，少數幾個無名騎士與其說是引導還不如說是跟隨著他們。他們橫跨德國、希臘帝國，分散或消失在小亞細亞。 上層階級即封建貴族們也隨之對十字軍東征事業熱心起來。在戈德弗雷·德·布永（Godefroi de Bouillon）的指揮下，領主們及其隨從們充滿熱情地出發了。當他們穿過小亞細亞後，一股突如其來的麻木感和疲倦感侵襲了十字軍首領。他們不願繼續前進，於是聯合起來就地征服、建立自己的地盤。軍隊中的普通士兵們反叛了，他們希望前往耶路撒冷——解放耶路撒冷才是十字軍東征的目的。十字軍戰士們來的目的不是為雷蒙·德·土魯斯、博希蒙德或其他人打江山。大眾的、全國的和全歐洲的衝動高於所有個人願望。首領們沒有足夠權威使部眾服從自己的利益。最後，那些在第一次東征中置身事外的君主們也和民眾一樣為這場運動而瘋狂。12世紀的幾次偉大東征運動就是由國王們指揮的。 我一下子就跳到了13世紀末。歐洲人民還在談論十字軍東征，甚至充滿熱情地宣揚它。教皇們鼓舞著君主們和民眾——他們召集議會來推薦「聖地」，但再沒人去那裡了——再沒人關心它了。有些事情滲入了歐洲精神和社會，終止了十字軍東征運動。一些私人遠征固然還有。少數領主、少數隊伍仍然出發前往耶路撒冷，但普遍運動顯然停止了。然而，繼續東征的必要性和便利性並不見得已經消失。穆斯林在亞洲節節勝利，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基督教王國已經落入他們手中，有必要再次征服它。與首次東征時相比，取得成功的手段更加豐富了。大量基督徒占據在小亞細亞、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勢力依然強大。他們更加熟悉了行軍和作戰的手段。然而依然沒有什麼能夠復活十字軍東征運動。顯然，社會中的兩大力量——一方面是君主，一方面是民眾——都不贊成它。 人們常常說這是因為厭倦——歐洲厭倦了進攻亞洲。我們必須對「厭倦」一詞達成共識，這個詞在類似場合中頻繁出現，卻不可思議地被人誤用。一代人不可能對自己從未參與的事情感到厭倦，不可能對他們父輩所經歷過的疲勞感到厭倦。厭倦感是個人的，不可能像遺產一樣被傳承。13世紀的人不是因為12世紀的十字軍東征而感到疲憊，他們受到了其他原因的影響。在思想、情感和社會狀況方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原來的需求和願望已經不復存在。他們不再考慮或期待同樣的事。是這些政治或精神上的變化而不是厭倦感，才能解釋相繼幾代人的不同行為。用來解釋它們的所謂厭倦感是一個錯誤的比喻。 兩個重大原因將歐洲投入至十字軍東征運動中，一個是精神方面的，一個是社會方面的。精神原因正如你們知道的是宗教情感和信仰的衝動。從7世紀末開始，基督教一直在與伊斯蘭教鬥爭。在受到嚴重威脅後，基督教已經在歐洲征服了伊斯蘭教，成功地將它遏制在西班牙，從那以後還在持續努力驅逐它。有人把十字軍東征說成是一種意外事件、一種無法預料的事，僅僅由於從耶路撒冷返回的朝聖者的描述以及隱士彼得的鼓動而造成。它的性質絕非如此。十字軍東征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延續了四百年的宏大戰爭的延續和頂點。鬥爭的舞台原本在歐洲，現在轉移到了亞洲。有些人經常不管恰當不恰當，在歷史事實之間強行進行比較和類比，如果要我給這種做法帶來一些價值，我可以說，基督教在亞洲的遭遇和命運恰如伊斯蘭教在歐洲的遭遇和命運。伊斯蘭教盤踞在西班牙，在那裡征服並建立了一個王國和若干公國。基督教在亞洲也做了同樣的事。他們發現自己在伊斯蘭教徒中的處境與後者在西班牙的基督徒中的處境一模一樣；耶路撒冷王國跟格瑞那達王國的處境一模一樣。但這些相似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兩個社會和宗教體系之間的鬥爭，而十字軍東征則是這一鬥爭的重大轉折點。這才是十字軍東征運動的歷史性質，是把它和全局連接起來的紐帶。 還有另一個原因是11世紀歐洲的社會狀況，這也促成了十字軍東征運動的發生。我曾經仔細解釋為什麼在5—11世紀之間，歐洲沒有建立任何具有普遍性的事物。我曾努力說明一切事物是如何變成地方性的，國家、生活和思想如何被局限在方寸之間。封建制度就是這樣盛行的。一段時間後，如此狹小的天地已經不夠，人類思想和活力渴望跳出樊籠。漫遊生活已經停止，但對它所帶來的刺激和冒險的愛好並沒有停止。人們奔向十字軍東征運動，就像奔向更廣闊、更多樣化的新生活，這種新生活既帶回了野蠻時代的遠古自由，又展開了一幅描繪廣闊未來的遠景圖。 我相信，這些就是12世紀十字軍東征運動的兩個決定性原因。在13世紀末，這些原因中的任何一個都不復存在了。人和社會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以至人們再也感覺不到曾經促成歐洲攻打亞洲的精神衝動或社會需求。我不知道你們當中有多少人讀過參與過十字軍東征的歷史學家的著作，或曾經想過把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期的歷史作家和12、13世紀的做一番比較，例如，參與過第一次東征的阿爾伯特·德·艾克斯、修道士羅伯特和雷蒙德·德·安吉爾，與提爾的威廉以及詹姆士·德·維特里。當我們比較這兩類作家時，不可能不對他們之間的差異留下深刻印象。第一類是生動的歷史作家，充滿了想像力，滿懷熱情地敘述十字軍東征的經歷。但他們同時又是頭腦狹隘的人，對自己生活圈子以外的世界一無所知，對科學一竅不通，充滿偏見，對身邊發生過的事或自己描述的事無法形成任何判斷。相反，打開提爾的威廉所寫的十字軍東征歷史，你們將吃驚地發現一位幾乎生活在現代的歷史學家，頭腦開明、廣闊、自由，對事件擁有罕見的政治理解，視角全面，基於因果關聯做出判斷。詹姆士·德·維特里提供了另一種發展的例子，他是名學者，不僅關心與十字軍東征相關的事，還關注習俗、地理、民族和自然歷史，他觀察並描述這個國家。簡而言之，在第一次東征的歷史作家和最後一次東征的歷史學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意味著人的思想發生了一次真正革命。 這一革命首先體現在他們談論伊斯蘭教徒的方式上。對於第一類歷史作家來說，對於他們所代言的第一批十字軍戰士來說，伊斯蘭教徒僅僅是憎恨的對象。顯然，除了從他們之間的宗教敵對角度出發外，十字軍戰士對伊斯蘭教徒一無所知，對他們不屑一顧、不予考慮。我們看不到任何社會交往的痕跡。他們憎恨他們，與他們打仗，僅此而已。提爾的威廉、詹姆士·德·維特里和司庫伯納德說起穆斯林來卻相當不同：人們能夠感覺到，他們雖然在跟回教徒打仗，但並沒有把他們僅僅看成是魔鬼，在一定程度上還深入了他們的思想，與他們一道生活，與他們建立了一種聯繫甚至是一種同情心。提爾的威廉熱烈讚頌了努拉丁，司庫伯納德則讚頌了薩拉丁(2)。他們甚至走得更遠，比較了回教徒和基督徒的生活習俗和行為舉止；他們利用回教徒來諷刺基督徒，就像塔西陀描繪日耳曼人的生活習俗，與羅馬人的形成鮮明對比。對於基督教的敵人、對於十字軍征討的對象，你們能夠在後期作品中發現一種自由和公正的精神，一種讓第一批十字軍戰士感到震驚和憤慨的精神。從這一點上你們能看出這兩個時代之間肯定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 因此，這就是十字軍東征的第一個及主要的結果，是朝著思想解放邁出的一大步，朝著思想更廣闊、更自由的方向取得的一大進步。以宗教信仰的名義發動並在其影響下開展的十字軍東征運動擺脫了宗教思想，擺脫了宗教對人類思想的獨裁專制控制——我不會說這是正當影響。造成這一顯然出乎意料的結果的原因很多。第一個原因顯然是十字軍戰士們見到的各種新奇、廣闊、各種各樣的景象。像旅行者一樣，他們見識到了這一切。人們常說旅行能夠開闊人的頭腦，觀察不同民族、不同風俗以及不同觀念的習慣能夠開闊頭腦、擺脫成見。在這些被稱為十字軍的各國旅行者身上也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通過見識大量不同事物，觀察不同於自己的其他生活習俗，他們的思想得到擴展和提升。他們還發現自己身旁還有兩個文明，不僅不同於他們自己的，而且更加先進。一個是希臘文明，另一個是伊斯蘭文明。毫無疑問，希臘文明雖然已經衰敗、破落，正走向墮落，但對十字軍戰士來說看上去仍比他們自己的社會更加先進、優美和開明。伊斯蘭社會給他們留下了同樣的印象。在那些古老的編年史中，十字軍戰士給伊斯蘭教徒留下的印象看起來令人費解。後者最初把他們看成是野蠻人、鄉巴佬，是他們所見過的最殘忍、最愚蠢的一類人。反過來，十字軍戰士對伊斯蘭教徒的財富和優雅風度感到震驚。在留下初始印象後，隨之而來的是這兩大人民之間的頻繁往來。這種往來逐漸擴展，日益重要，遠遠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不但東方的基督徒與伊斯蘭教徒建立了慣常聯繫，而且整個西方和東方相互認識、相互訪問、相互結交。前不久，一位讓法國受到歐洲尊崇的學者，M.阿貝爾·雷慕沙，發現了蒙古皇帝們和基督教國王們之間存在的聯繫。蒙古使節受命來到法國國王處，參見聖路易及其他國王，商議與他們結盟之事，以及為了蒙古人和基督徒的共同利益，再次發動十字軍東征來進攻土耳其人。不僅在君主們之間確立了外交和官方的聯繫，在民間還形成了頻繁而廣泛的聯繫。我引用M.阿貝爾·雷慕沙的話(3)： 「許多義大利、法國和佛蘭德斯的僧侶們被派往大汗處執行外交使命。蒙古顯貴們來到羅馬、巴塞羅那、巴倫西亞、里昂、巴黎、倫敦、北安普頓；那不勒斯王國的一位方濟會修士成了元大都的大主教。他的繼任者是巴黎的一位神學教授。但是在他們之後，不知道還有多少無名之輩，有的被擄為奴，有的為利所驅，或僅僅出於好奇心，來到了當時還不為人知的國度！有些姓名僥倖得以保存：第一位被韃靼人派來拜訪匈牙利國王的是一名英國人，他因為犯了某種罪行被流放出國，在亞洲各地漂泊後，最後為蒙古人效力。一位佛蘭德斯鞋匠在韃靼(4)腹地遇到一位來自梅茨(5)的婦女，她叫做帕凱特，被人從匈牙利帶走；還有一位巴黎金匠，他的兄弟住在巴黎大橋附近；還有一位來自魯昂(6)附近的年輕人，他曾經經歷了貝爾格勒的淪陷。除此以外他還見到過俄羅斯人、匈牙利人和佛蘭德斯人。一位名叫羅伯特的唱詩班歌手在東亞旅行後，回國在沙特爾(7)大教堂中度過餘生。有個韃靼人曾是美男子腓力的軍隊頭盔承辦商。約翰·德·普朗卡朋在蓋約附近曾經遇到一位充當翻譯、名叫特墨的俄羅斯紳士。許多來自布雷斯勞、波蘭和奧地利的商人曾跟隨這位俄羅斯人去了韃靼。還有一些人，包括熱那亞人、比薩人和威尼斯人，跟著他途經俄國回到歐洲。有兩個當時恰好在布哈拉(8)的商人，同意跟隨旭烈兀派遣的一位蒙古使節前去拜訪忽必烈。他們在中國和韃靼逗留了好幾年，帶著大汗致教皇的信件返回。後來他們再次返回至大汗處，還帶上了他們其中一位的兒子，他就是著名的馬可·波羅。最後他們離開忽必烈的宮廷返回了威尼斯。諸如此類的旅行在下一世紀的頻率絲毫不減。這些旅行家中有英國醫生約翰·曼德維爾爵士、弗瑞拉的奧德瑞克、佩戈萊特、威廉·德·布爾德賽爾，以及其他好些人。我們可以認為這些留存有回憶錄的人僅僅是旅行者中的很小一部分，在那個時期，能夠完成長途旅行的人要多於能夠記錄旅行的人。這些探險者中，很多人就一直住在他們所訪問的國家中，終老於此。還有一些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國，和出發時一樣默默無聞，但頭腦中裝滿了他們所見過的景象，在向家人敘說時不免誇大其辭，但依然在無稽之談中給周圍人留下了有用的回憶和能夠開花結果的傳統。就這樣，在德國、義大利和法國，在修道院、領主城堡甚至深入到底層社會中，撒下了註定要在不久未來萌芽的寶貴種子。所有這些無名旅行者攜帶著本國的技藝來到最遙遠的國家，帶回了同樣寶貴的其他知識，不知不覺中完成了比商業更加先進的交流。通過這些手段，不僅絲綢、瓷器和印度商品的貿易得到擴展和便利——商貿活動新路線得到了開闢，而且更重要的是，外國的習俗、未知的民族、獨特的產品，大量湧入了自從羅馬帝國覆滅後就坐井觀天的歐洲人的頭腦中。他們開始了解全世界最美麗、人口最多、文明史最古老的國家的價值。他們開始研究該國居民們的藝術、信仰和語言，甚至曾經有過關於在巴黎大學設立一個韃靼語教職的討論。經過了恰當討論和調查後，浪漫傳奇故事向四面八方傳播了更加公正合理、豐富多彩的觀念。世界似乎在東方敞開了大門。地理學突飛猛進，探索欲變成了歐洲人冒險精神的新外衣。更好地理解了自己所處半球後，關於另一個半球的想法就不再是天方夜譚了。正是在尋找馬可·波羅筆下的『黃金島』(9)的過程中，克里斯多福·哥倫布才發現了新世界。」 從這些導致十字軍東征運動發生的事情中，你們能看出13—14世紀期間突然呈現在歐洲人眼前的廣闊新世界是什麼模樣。毫無疑問，這是促進發展的最偉大原因之一，是在這一重大事件結束後光芒四射的思想自由的最偉大原因之一。 還有另一個原因值得關注。直到十字軍東征之前，作為教會的中樞，羅馬教廷從未公開地與世俗人士來往，除非是以教士為中介，包括羅馬教廷派出的教皇使節、主教或普通教士。雖然經常有一些世俗人士與羅馬有直接聯繫，但在整體上它是通過教士與民眾打交道的。相反，在十字軍東征期間，羅馬成了大部分十字軍戰士出發和返回的通道。大量世俗人士見識了它的政策方針和行事方式，能夠看到個人利益對宗教爭論發揮了多大的影響力。毫無疑問，這一新知識激發了許多人頭腦中前所未有的強硬態度。 在考慮十字軍東征運動結束時人的思想的總體狀態時，尤其是關於教會事務的想法時，我們不可能不對一個獨特事實留下深刻印象：雖然宗教思想沒有經歷變化，它們沒有被相反甚至不同意見代替，然而人類思想的自由程度得到了巨大提高；宗教信仰不再是人類思想發揮作用的唯一領域了；雖然還沒有拋棄宗教，但人類思想已經與它分道揚鑣了。因此，在13世紀末，決定了十字軍東征運動的精神原因至少是它最活躍的原動力已經消失了；歐洲的精神狀態發生了根本性改變。 社會狀態也經歷了類似變化。關於十字軍東征運動對這方面的影響，人們已經做過大量研究。研究顯示，為了籌措參加東征所需經費，大量封地領主不得不將封地出售給君主，或將特許狀出售給市民，從而導致了領主數量的減少。研究顯示，僅僅由於長期不在家，很多領主必然喪失了大部分權力。無需詳述這一研究的細節，我想我們可以把十字軍東征運動對社會狀態的影響歸結為少數幾個總體事實。 十字軍東征大大縮小了下級領主的小封地、小領地的數量，將資產和權力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正是在十字軍東征運動開始後，我們看到了大封地、大封建實體的形成和擴張。 我常常遺憾沒有一張法國封地區劃圖，就像把法國劃分至省、郡、區和教區的地圖一樣，標出所有封地以及它們的範圍和連續演變。如果能夠藉助這一地圖來比較十字軍東征前後的法國狀況，我們就能看出有多少封地消失了、大中型封地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這是十字軍東征運動造成的最重要事實之一。 即使有些小領主保存了自己的領地，他們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孤立生活了。大領主形成了眾多中心，小領主們圍繞著他們，在他們附近生活。在十字軍東征期間，他們有必要置身於最富有、最強大的領主的麾下，以便從他那裡獲得援助。他們和他共同生活，同甘共苦。當十字軍戰士們回家後，這種合群性，這種圍繞著上級領主生活的習慣固化在他們的生活習慣中。因此在十字軍東征後，我們看到了大封地的增加，還看到在這些封地主人們的城堡中，庭院面積增加了不少，他們身邊圍繞著大量紳士，這些人雖然還有自己的小片領地，但已經不再把自己封閉在領地中了。 大封地的擴張和若干社會中心的形成取代了以前的分散局面，這是十字軍東征運動在封建制度內部帶來的兩個主要結果。 對於市民，同樣的結果也顯而易見。十字軍東征創造了大城市。小型工商業不足以創造像義大利和佛蘭德斯那樣的偉大城市，造就它們的是大規模的商業、海上商業，尤其是與東方的商業。正是十字軍東征給海上商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強勁動力。 整體上，當我們考慮十字軍東徵結束時的社會狀況，我們發現，這個時期以前的那種實體和權力的分解、分散運動，那種普遍本地化運動——如果可以如此形容的話，已經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完全相反的趨勢，一種集中化運動。現在所有一切都傾向於聚攏。小的實體要麼被大的實體吸收，要麼圍繞它們形成群體。社會朝著這個方向前進，朝著這個方向進步。 你們現在能看出來，為什麼在13世紀和14世紀時人民和君主們都不再希望發動十字軍東征。他們既沒有這種需要也沒有這種願望。他們當年投身其中是因為宗教精神的衝動，是因為宗教思想對整個生活的獨家統治，現在這種統治已經喪失能量了。他們曾經想在東征中尋找一種新生活，一種更加廣闊和豐富多彩的生活；他們現在開始在歐洲內部、在社會關係的進步中尋找這種生活了。正是在這個時期，政治擴張事業朝國王們敞開了大門。既然在家門口就有尚待征服的王國，為何還要去亞洲呢？腓力二世參加十字軍東征是情非得已：這再自然不過，因為他必須使自己成為法國國王。對於人民來說也是如此。發家致富的事業在他們眼前敞開了大門，他們便放棄了冒險，開始了工作。對於君主們來說，冒險的場所變成了政壇；對於人民來說，變成了廣泛存在的工作。只有一個社會階級對冒險還有興趣，那就是封建貴族。他們即沒有條件考慮政治擴張，也不喜歡工作，依然保持了原有狀態和生活方式。因此他們繼續踴躍參加十字軍東征，試圖重現輝煌。 在我看來，這就是十字軍東征的重大、真實的結果：一方面是思想的開闊、頭腦的解放；另一方面是各種實體的擴張、各種活動獲得更大空間。它同時造成了更高程度的個體自由和政治團結。它促進了人的獨立和社會的集中。關於十字軍從東方直接帶回來的文明手段已有不少討論。有人說，在14、15世紀推動歐洲文明向前發展的大部分重大發現——指南針、印刷術、火藥，在東方早已為人所知，十字軍戰士可能從東方帶回了它們。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但其中一些斷言還值得商榷。毋庸置疑的是十字軍東征對思想和社會兩方面的總體影響。它使得歐洲社會離開了僵直的路線，進入了嶄新的、無限廣闊的道路。它啟動了將歐洲社會各種不同成分轉變為政府和人民的變化，而這是現代文明的特徵。差不多在同時，對這一偉大結果做出最大貢獻的制度之一——君主制發展壯大了。它的歷史，從現代國家的誕生一直到13世紀，將是我下一講的主題。 ———————————————————— (1) 中譯者註：隱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是一名基督教牧師，十字軍東征的狂熱鼓動者。據說他曾前往耶路撒冷朝聖，遭到當時占領耶路撒冷的土耳其人的阻止和虐待。返回歐洲後，大力宣傳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所受的苦難，鼓動歐洲基督徒前去解放聖城，並親自率領第一支十字軍前往耶路撒冷。 (2) 中譯者註：薩拉丁（Saladin），埃及阿尤布王朝開國君主（1174—1193），穆斯林抗擊十字軍東征的英雄。 (3) 英譯者註：引自《基督教國王們與蒙古大汗的政治聯繫》（Mémoires sur les Relations Politiques des Princes Chrétiens avec les Empereurs Mongols，Dèuxieme Mémore，P.154—157）。 (4) 中譯者註：韃靼是指中世紀時受蒙古人統治的自東歐至亞洲的廣大地區。 (5) 中譯者註：梅茨（Metz）是法國東北部城市。 (6) 中譯者註：魯昂（Rouen）是法國港口城市。 (7) 中譯者註：沙特爾（Chartres）是法國博斯的首府。 (8) 中譯者註：布哈拉（Bokhara）是中亞著名古城，現屬於烏茲別克斯坦。 (9) 中譯者註：Zipangri，或Zipangu，是馬可波羅在遊記中對日本的義大利語稱呼，可能緣於當時中國福建話中對「日本國」的發音Jih-pen-kuo，後來逐漸演變成了今天英語中的Japan。馬可波羅在他所寫的《東方見聞錄》中有過這樣的記述∶「日本國（Zipangu）是一島，在東方大海中，距陸一千五百哩。其島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國。據有黃金，其數無限，蓋其所屬諸島有金，而地距陸甚遠，商人鮮至，所以金多無量，而不知何用。」這一記述使「黃金島」（Zipangu）名揚歐洲。後來哥倫布為尋找黃金島而開始了西渡大西洋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