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文明史 · 第二講　歐洲文明起源

本講目的——古代文明的單一性——現代文明的多樣性——它的優點——羅馬帝國覆亡時歐洲的狀況——城市的優勢地位——皇帝們的政治改革嘗試——洪諾留和狄奧多西二世的詔書——帝國名稱的力量——基督教教會——5世紀時它經歷的不同階段——行使市政管理職能的教士——教會的正面及負面影響——蠻族——他們為現代社會帶來了個人獨立和對人忠誠的情操——5世紀初的文明各要素總結 在考慮要給你們講的這門課程的計劃時，我擔心自己的講座可能有兩個問題，一來是太長，因為要在很短篇幅內包含眾多內容，二來是太過簡略。 出於相同的原因，我還擔心另一個困難：我有時候不得不直接做出斷言而不加論證。這也是由於篇幅所限造成的。我將提出一些觀點和斷言，無法當時加以論證。有時候你們不得不僅憑我一句話就相信我，希望你們能夠原諒。我甚至現在就要開始強迫你們這樣做了。 在前一講中，我已經努力籠統地解釋了文明這個事實，而沒有提到任何一個特殊文明，沒有考慮時間和空間等環境因素，僅僅從純哲學的角度來考慮這個事實本身。今天，我要講歐洲文明。但在開始敘述它本身之前，我希望能使你們在總體上了解這個文明的獨特面貌。我希望能向你們如此清晰地刻畫它的特徵，以至在你們面前它與世界上發展的所有其他文明都截然不同。這是我要努力的方向，除此以外我不敢多說。但是我不敢打包票，除非我能夠如此忠實地描述歐洲文明，以至你們能夠立刻認出它來，就像認出一幅畫一樣。但是關於這一點我不敢自誇。 當我們考慮現代歐洲文明之前的各種文明時，不管是在亞洲還是其他地方，甚至包括希臘和羅馬文明，我們不能不對這些文明普遍具有的單一性留下深刻印象。它們似乎發源於單一事實或單一思想。可以說，社會依附於一個唯一的統治性原則，這個原則決定了它的制度、習俗、信條，總之，決定了它的一切發展。 例如，在埃及，統治整個社會的是神權政治原則。它反覆出現在社會習俗、歷史遺址中，出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埃及文明的一切殘餘中。在印度你們將發現同樣的事，神權政治原則幾乎獨霸一切。在有些地方你們將遇到另一種組織原則——勝者為王。武力原則再次占據了社會，強行推廣其規則和性質。在有些地方社會成了民主政治原則的表達方式。小亞細亞和敘利亞沿海地區、愛奧尼亞、腓尼基等商業共和國就是這種情況。總之，當我們仔細觀察古代文明時，我們發現它們的制度、思想和習俗都蓋上了單一性的明顯烙印。一股唯一的或至少占有壓倒性優勢的力量統治一切、決定一切。 我並不是說，在這些國家文明中原則和形式的單一性一直占據統治地位。如果我們回顧它們更早期的歷史，我們將發現在一個社會核心發展起來的各種不同力量，都曾經常常爭奪統治權。例如，在埃及人、伊特魯尼亞人和希臘人中，武士階層曾與祭司階層鬥爭過。在其他地方，宗族觀念曾與自由聯盟觀念鬥爭過，貴族政治與平民政治鬥爭過，等等。但是這種鬥爭往往發生在史前時代，因此只留下了非常模糊的回憶。 在民族生存過程中，這種鬥爭曾經反覆出現過。但是，幾乎不可避免的，它很快就結束了。爭奪統治權的若干力量中的一個很快贏得了它，獨霸了整個社會。戰爭總是以特定原則的獨家統治或至少是占優統治為結局。在這些民族的歷史中，不同原則的共存和爭奪從來都只是曇花一現，只是一種偶然事件。 結果就是，大多數古代文明都呈現出明顯的簡單性。這種簡單性產生了不同結果。有時候，如在希臘，社會原則的簡單性曾經帶來了速度驚人的發展，從來沒有哪個民族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光彩奪目地橫空出世。但是在驚人的騰飛之後，希臘似乎突然筋疲力盡了。它的衰敗即使說不上與它的崛起一樣迅速，也是異乎尋常的快。似乎希臘文明原則的創造力已經耗盡了，但沒有其他力量來更新它。 在其他地方，如在埃及和印度，文明原則的單一性產生了另一種效應：社會陷入了停滯狀態。簡單性帶來了單調性。國家並沒有毀滅，社會繼續存在，但一動不動，就像被凍住了一樣。 在所有古代文明中，以原則之名、以各種不同形式出現的暴政，其特徵必須歸咎於同樣的原因。社會屬於一個壟斷勢力，它絕不允許任何其他勢力存在。任何不同傾向都被禁止和消滅。占統治地位的原則絕不允許臥榻之旁還有其他原則得到顯露和活動的機會。 這種文明單一性也同樣在文學和思想著作上打下了烙印。誰不知道最近風靡歐洲的印度文學不朽著作？人們不可能看不出它們都來自同一個模子。它們都是同一個事實的結果、同一種思想的表達。宗教或道德著作、歷史傳統、戲劇和史詩，處處都蓋有同一性質的烙印。思想的各種產物都帶有同樣的簡單性和單調性，在各種事件和制度中顯露出來。即使在希臘，在這個匯聚了所有人類知識的中心，一種明顯的單一性統治了文學和藝術。 現代歐洲文明就完全不一樣了。無需深入細節，看著它，匯聚各種回憶，它立刻就會出現在你面前，變化多端、混亂不堪、狂暴動盪。社會組織的所有形式、所有原則都同時存在。宗教勢力和世俗勢力，神權政治、君主政治、貴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各種元素，所有秩序、所有社會配置都交織在一起並相互排擠。有無數程度的自由、財富和影響力。這些不同力量處於一種持續鬥爭的狀態，但沒有一個能夠扼殺其他力量從而獨霸社會。在古代，在所有偉大時代中，所有社會看起來都來自同一個模子：占據支配地位的有時候是純君主政治，有時候是神權政治或民主政治，但每一個制度上台時都是完全獨占統治權。現代歐洲為我們提供了所有制度的例子、社會制度實驗的所有樣本，純粹的或混雜的君主政治、神權政治、共和政治、或多或少的貴族政治都在百花齊放。並且，儘管有所不同，但它們都有某種相似性，某種家族相似性，這種相似性是不可能弄錯的。 在歐洲的思想和情感中也存在同樣的多樣性、同樣的鬥爭。神權政治、君主政治、貴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信條相互交錯、相互鬥爭、相互限制、相互改造。打開中世紀最激進的著作，從來沒有一種思想能夠貫徹到底直到出現最終結果。絕對權力的支持者們在他們的信條產生結果前卻突然不知不覺地畏縮了。他們覺察到周圍有其他思想和勢力在阻礙著他們，防止他們走向極端。民主主義者也遵循同樣的法則。任何一方都沒有古代文明曾經表現出來的堅定膽量、邏輯上的盲目決心。思想情感上也顯示出了同樣的對比和多樣性。熱愛獨立，同時又極其容易屈服；對人忠心耿耿，同時又控制不住地渴望發揮自由意志、掙脫一切羈絆、只為自己活而不管任何他人。人的靈魂也和社會一樣各不相同，騷動不安。 在現代文學中也能發現這個特徵。我們不可否認，從藝術形式和美學角度來看，它們的確遠遠遜色於古典文學。但是從情感和思想的深度來看，它們要豐富得多、有力得多。我們看到人的靈魂在更多方面、在更深層次上被打動了。形式的不夠完美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材料越豐富、越繁多，將它們凝聚為一種純粹而簡單的形式就越困難。構成文章之美、藝術品的所謂形式之美的正是手法的清晰、簡單和象徵上的統一。由於歐洲文明的思想和情感的驚人多樣性，要達到這種簡單性和清晰度就困難得多。 因此，在所有方面我們都能發現現代文明的這個顯著特徵。無疑，它有這樣一個劣勢，那就是當我們單獨考慮人類思想在文學、藝術，在所有可供其馳騁的領域中的特定發展情況時，我們往往會發現它不如古代文明中的相應發展。但是另一方面，當我們從整體上考慮時，歐洲文明顯示出了其他文明不可比擬的豐富性；它在同一時間展示了更多不同的發展。因此你會發現，它從15世紀就已經存在，但現在依然處於持續發展狀態。它不像希臘文明那樣突飛猛進，但它前進的腳步從未停止。它瞥見了前方的遠大前途，日復一日地，它前進的速度越來越快，因為越來越多的自由加入了它的運動中。在其他文明中單一原則或單一形式的壟斷統治或至少占優統治，曾經造成了暴政，而在現代歐洲，構成社會秩序的要素多種多樣，誰也無法把誰排擠出去，從而帶來了現今流行的自由。誰也無法消滅誰，因此各種不同原則不得不共存——它們不得不相互達成契約。它們每一個都同意承擔可能落到自己頭上的那一部分發展任務。當其他地方的壟斷性原則帶來暴政時，在歐洲，文明要素的多樣性以及各要素的持續鬥爭已經帶來了自由。 這構成了一種真實、巨大的優勢。如果我們進一步研究，如果我們透過外部表象深入至事物本質，我們將發現這種優勢是正當的，既被理性所承認，又被事實所表明。讓我們暫且放下歐洲文明，將注意力投向整個世界，投向世間萬物的一般過程。我們將發現什麼性質？這個世界如何運轉？它的運轉恰恰具有組成要素的多樣性和多變性，是我們在歐洲文明中觀察到的持續鬥爭的產物。顯然，任何一個原則、任何一種組織、任何一種思想或任何一種力量，從來都不曾占有全世界，一勞永逸地塑造它，消滅所有其他勢力從而獨霸天下。 各種力量、原則和制度相互交錯，相互限制，永不停息地相互鬥爭，輪流統治或被統治，但從未完全征服或被征服。因此，各種形式、思想和原則都在努力追求某種統一，某種也許永遠也無法實現的理想，但人類憑藉自由和努力不斷逼近它。這些構成了這個世界的一般狀況。因此，歐洲文明是這個世界的忠實反映：和世界萬物的發展歷程一樣，它既不狹隘排外，也不停滯不前。我相信，史上第一次，特殊性從文明中消失了；史上第一次，它的發展就像宇宙的壯觀大戲一樣變化不定、豐富多彩、艱難費勁。 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歐洲文明已經進入了永恆真理，進入了天意計劃。它根據上帝的意圖向前發展。這就是對其優勢的理性解釋。 我希望，在我們的研究過程中，你們能時刻記得歐洲文明的這個基本而又與眾不同的性質。現在我只能下一個斷言：事實的發展必將提供證據。然而你們將承認，如果在我們文明的初期能夠找到我剛才總結的文明的性質的原因和要素，如果在它剛誕生時，在羅馬帝國覆滅時，我們能從世界的狀態中，從那些最早共同構成了歐洲文明的事實中，找到這個騷動不安但又碩果纍纍、使其與眾不同的多樣性的源泉，這將是我的斷言的強大證據。我即將開始這項調查。我將檢查歐洲在羅馬帝國覆滅時的狀況，希望能從制度、信條、思想和情感上揭示古代留給現代世界的是什麼要素。如果在這些要素中我們能夠發現我前面描述過的那種性質，那麼從那時開始它就獲得了高度的可能性。 首先，我們必須看清羅馬帝國的本質，以及它是如何形成的。 羅馬原本不過是一座自治城市、一個自治社團。羅馬政府僅僅是一些適合城鎮居民的機構的集合，這些機構都是市政機構，這就是它們的獨特性質。 並非只有羅馬才這樣。如果我們把注意力投向整個義大利，在那個時期，我們將發現圍繞羅馬的只有城鎮，沒有別的什麼。當時所謂的民族僅僅是一些城鎮的聯盟。拉丁民族就是一些拉丁城鎮的聯盟。伊特魯尼亞人、薩姆尼人、薩賓人、泛希臘人，統統都可以用同樣的詞語來描述。 在那個時代並沒有鄉村——也就是說，鄉村和現在的完全不一樣。有人去開墾它，這是必不可少的，但沒有人居住在鄉村。土地業主都是城鎮居民。他們會前去打理自己在鄉村的資產，常常隨身帶上若干奴隸。但是我們今天稱為鄉村的地方，那些稀少而又處處可見的人口——有時候居住在孤立住所，有時候居住在村莊，在古代義大利幾乎都是未知的事情。 當羅馬擴張時，它做了什麼？看看歷史你將發現，它征服或創建了城鎮。與它交戰的是城鎮，與它結盟的是城鎮，它派遣殖民者前去的也是城鎮。羅馬征服世界的歷史就是征服和創建大量城鎮的歷史。在東方，羅馬統治的擴張不符合這一特點：那邊的人口分布與西方不同——他們很少聚集在城鎮。但與我們研究相關的是歐洲的人口，東方發生的事情跟我們關係不大。 限制於西方，我們處處都能發現我提醒你們注意的那個事實。在高盧、在西班牙，你們遇到的只有城鎮。離城鎮遠一點到處都是沼澤地和森林。考察羅馬遺址的特徵，還有羅馬道路的特徵。你們看到的是從一個城鎮延伸到另一個城鎮的大路，但那些如今從各個方向穿過鄉村的無數小路在當時卻無人知曉。你看不到自中世紀以後遍布在鄉下的無數村莊、鄉村座椅和教堂之類的事物。除了那些龐大的、具有城市特徵的、為聚集在同一地點的大量人口準備的歷史古蹟外，羅馬沒有給我們留下別的什麼。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考察羅馬世界，你都將發現城鎮幾乎占據壟斷性統治地位，鄉村在社會中幾乎不存在。 羅馬世界的這種自治城市性質顯然使得建立和維持一個龐大國家的團結和社會凝聚力變得極其困難。像羅馬這樣的城市能夠征服世界，但要統治和組織世界就困難多了。因此，當征服工作看起來已經完成，整個西方和大部分東方已經落入羅馬統治下時，你看到大量天生就是分離和獨立的城市和小城邦就漸生離心、漸離漸遠，可說是向四面八方逃散了。這就是為什麼要建立帝國的原因之一。帝國是一種更集中、更有能力把關係如此鬆散的組成部分聚攏在一起的統治形式。帝國努力在這個分散社會中引入統一和聯合。它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正是在奧古斯都和戴克里先統治期間，在民法得到發展的同時，龐大的專制統治體系建立起來了，它在羅馬世界之上覆蓋了一個分層分級的官吏網絡，在其內部以及與帝國朝廷之間都保持緊密聯繫，專門用來在社會中有效傳達帝國的意志，並將社會的貢獻和能量傳輸到權力中心。 這個系統不僅成功地把羅馬世界的組成要素團結聚攏在一起，還非常方便地使專制和集權思想深入人心。我們吃驚地看到，在這個由大量小型共和國野蠻統一形成的集合中、多個自治城市組成的聯盟中，對威嚴神聖的皇帝的個人崇拜迅速流行。要想如此輕鬆地向人的頭腦灌輸對專制統治的信任甚至是情感，在羅馬世界的所有組成部分之間建立某種關聯就變得非常必要和緊迫了。 正是憑藉這些信條、這一行政組織以及相關聯的軍事組織，羅馬帝國與內部的分離傾向及外部的蠻族入侵展開了鬥爭。它在持續衰敗狀態中掙扎了很長時間，但始終保全了自己。最後，分離趨勢獲勝的時刻到了：無論是專制統治的技巧，還是被奴役者的麻木，都不足以支撐這個龐大的軀體了。在4世紀它到處都在分崩離析；蠻族從四面八方湧入；各行省不再抵抗，不再費神關心整個帝國的命運。就在這個時刻，一些皇帝想到了一個非凡的點子：他們想嘗試一下，看看普遍自由的希望，聯邦制——一種類似於我們今天所謂的代議制的制度——能否比專制政治更好地維持羅馬帝國的統一。下面是洪諾留和小狄奧多西在418年寫給高盧行政長官的一封詔書，其唯一目的就是試圖在高盧南部建立一種代議制政府，並且憑藉它來維持帝國的統一。 「皇帝洪諾留和小狄奧多西的詔書，418年，致駐於阿爾勒的高盧行政長官。 「奧古斯都(1)洪諾留和狄奧多西，致高盧行政長官阿格里科拉： 「基於閣下寫給我們的令人滿意的報告，以及其他明顯有益於國家的信息，我們決定永久實施以下法令，我們七個行省的居民均將服從這些法令，他們自己可能也渴望並請求這些法令。我們看到，一些公職人員或特派代表，出於公眾或私人利益的動機，不僅從各個行省，而且從各個城鎮，常常來到閣下面前，報告或協商與業主利益相關的事。有鑒於此，我們覺得以下做法將是合理且有益的：從今年開始，在每年的一個固定日期，在大都市——即阿爾勒市，為七個行省的居民們召開一場大會。通過這一制度，我們希望能平等地滿足整體和個別的利益。首先，通過居民中知名人士的會議，以及地方行政長官的大駕光臨——如果他沒有因公外出的話，所有待議之事都可以獲得儘可能詳盡的信息。經過深思熟慮、協商討論和一致決定後的事情，所有行省都不可能不知道，那些沒有出席大會的人也必須遵循這些公正公平的決定。並且，規定每年在君士坦丁市(2)召開大會，我們相信這是一件好事，不僅對公眾有益，而且還能促進社會交往。確實，這座城市地理位置極佳，來這裡的外鄉人數量眾多，商貿往來頻繁，其他地方出產或製造的任何物品都能找到來這裡的路徑。富庶的東方、芳香的阿拉伯、精美的亞述、肥沃的非洲、美麗的西班牙、勇敢的高盧所出產的所有美好物品，都如此豐富地匯聚於此，以至世界上其他地方被視為珍寶的物品到這裡都變成了泥瓶土罐一樣的尋常之物。另外，羅訥河和托斯卡納海的連通大大縮短了附近國家之間的距離，使它們幾乎成了鄰居。因此，既然全世界都用自己最值錢的物品來服務於這座城市——各國的特產都通過陸地、海洋或河流，藉助帆、槳或馬車運到這裡，仿佛是上帝的恩賜，所有生活享受和商業設施都匯聚在此，高盧人怎麼會看不出我們下令在這座城市召開公眾大會的好處呢？ 「傑出的行政長官佩特羅尼烏斯(3)，出於值得稱讚且合理的動機，曾經要求遵守此慣例。但是由於時局混亂以及篡位者的統治，這一做法被中斷了，我們決心憑藉睿智的權威使它重新煥發活力。因此，親愛的表弟、阿格里科拉閣下，遵循我們頒發的這項法令及您的前任們建立的慣例，將促使所有行省都遵守以下規定： 「通知所有有幸擔任公職者、地產業主以及各行省的法官，每年的8月13日至9月13日期間，他們應當在阿爾勒市舉行會議，會議開始日期及會期長短由他們自行確定。 「洛維姆·波普利尼亞和第二阿基坦，作為最遠的兩個行省，如果它們的法官由於絕對必要的公務無法脫身，可以按照慣例委派代表參加。 「那些不在指定地點、指定時間參加會議的人，將處以罰金。對於法官，罰金是5磅金子，對於庫里亞(4)成員以及其他高官，罰金是3磅金子。 「我們打算通過這個方法向行省居民給予巨大的好處和恩惠。我們也確信此舉能為阿爾勒市增光添彩——對於它的忠誠我們深信不疑，並符合我們的兄弟和貴族(5)的心意。 「發自5月15日，6月10日收自阿爾勒。」 各個行省和城鎮都拒絕了這一恩惠，沒有誰委派代表，沒有誰前去阿爾勒。集中和統一與那個社會的原始性質相悖。本地和寬宏的精神在四處重新出現，重建一個共同社會或國家的不可能性變得顯而易見。各個城鎮都將自己限定在城牆內，只操心自己的事。帝國覆滅了，因為沒有誰願意成為帝國的一部分，因為市民們只願意歸屬於自己的城市。因此，當羅馬帝國覆滅時，我們再次發現了羅馬誕生時的同一事實，也就是自治城市的形態和精神占據了統治地位。羅馬世界回到了它的初始狀態，城鎮構成了它，它解體了，而城鎮依然存在。 在自治城市制度中，我們看到了古羅馬文化留給現代歐洲的遺產。這個制度很不正規、非常脆弱，並且無疑遠遠不如更早以前的自治城市制度，但是不管怎樣，它是羅馬世界的組成要素中殘存下來的唯一真實、唯一成型的制度。 我說「唯一」時，我犯了個錯誤。還有另一個事實、另一個思想觀念同樣存活了下來：帝國的思想觀念、皇帝的名稱、帝王之尊的思想觀念、依附於皇帝之名的絕對及神聖權力的思想觀念。這些是羅馬遺留給歐洲文明的要素：一方面，是自治城市制度，它的習俗、規則、先例、自由原則；另一方面，是普遍和統一的民法、絕對權力的思想觀念、神聖至尊的思想觀念、皇帝的思想觀念、秩序和臣服的原則。 但就在此時，在羅馬社會的中心，一個性質完全不同的社會形成了。它由完全不同的原則創建，由不同的情感激活，它即將把性質完全不同的要素融入至現代歐洲社會。我說的是基督教教會。我用了「基督教教會」一詞而非「基督教」。在4.5世紀之交，基督教不再僅僅是一種個人信仰，而是一個機構。它有組織，有政府，有教士群體，有針對不同教士職責而設計的層級結構。它有收入，有獨立行動的手段，有適合大規模群體的集會場所，有省級、國家級和全教會級別的理事會，還有共同協商社會事務的習俗。總之，在當時基督教不僅僅是一個宗教，還是一個教會組織。 如果它當時不是一個教會組織，在羅馬覆滅之際我無法說出它會遭受什麼。我僅僅從人的簡單本性來考慮，把那些與客觀事實的客觀結果無關的所有因素拋開：如果基督教還跟它早期一樣，僅僅是一種信仰、一種情感、一種個人信念，我們可以相信它會隨著帝國的解體和蠻族的入侵而沉沒。在後來，在亞洲和北非，在性質相同的入侵下，即穆斯林蠻族的入侵下，它沉沒了。雖然它當時已經表現為一個機構，即已成型的教會，它依然沉沒了。在羅馬帝國覆滅的時候，更有理由相信同樣的事情會發生。那個時候不像現在這樣，精神勢力擁有各種手段，無需依靠組織就能自立門戶或自行防禦；也不像現在這樣，純粹真理和思想擁有各種手段來主宰人的頭腦、控制行為、決定重大事件。在4世紀，這種能為思想和個人情感賦予類似權威的手段統統沒有。顯然，要想對抗如此大的災難、戰勝如此大的風暴，一個組織嚴密、管理得力的社會是必不可少的。我可以肯定，在4世紀末期和5世紀初期，正是基督教教會拯救了基督教，這完全是事實。正是教會，憑藉它的機構、官吏和力量，奮力抵抗了帝國內部的解體和蠻族風尚的衝擊；正是教會征服了蠻族，成為羅馬和蠻族世界之間的聯接紐帶、媒介和文明原則。因此，要想發現基督教從那時起給現代文明增添了什麼、引入了什麼新元素，必須研究的是教會的狀況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宗教的狀況。在那個時期基督教教會是什麼樣子呢？ 如果我們始終純粹從人的視角出發，研究基督教從它誕生時到5世紀期間，在它的發展過程中經歷過的各種革命，我再重複一遍，如果我們僅僅把它看作是一個社團而不是宗教信條，我們將發現它經歷了三個本質上不同的狀態。 在最初時期，基督教教會表現為一個擁有共同信仰、共同情感的單純社團。第一批基督徒聯合起來，分享相同的情感、相同的宗教信念。在他們中間我們找不到任何明確的教義體系，找不到任何規則戒律，也找不到官吏群體。 當然，任何社會，不管它有多新，不管它的組織有多薄弱，如果沒有一股激發它、指引它的精神力量，它都無法生存。在各種基督教群體中，有一些人傳道授課，在精神上支配這個群體，但沒有正式的官吏，沒有公認的戒律。一個由共同信仰和情感構成的單純社團，這就是基督教教會的初始狀態。 隨著它的發展——非常迅速，因為從早期歷史古蹟中可以看到痕跡，出現了一個由教義、規則、戒律和官吏組成的集合。一種官吏被稱為「長老」，後來變成了牧師；一種官吏被稱為「督查」或「監督者」，後來變成了主教；第三種被稱為「執事」，負責照料窮人、分發施捨。 要明確這些不同官吏的確切職責是不太可能的。它們的界線非常模糊，並且變化不定。但確實有一個機構組建起來了，這是清晰無疑的。在第二個階段，還有一個明顯特徵：優勢和統治權屬於信徒群體。無論是選擇官吏，還是採納戒律甚至是教義，占支配地位的是信徒群體。教會政府和基督教民眾還沒有分離。它們沒有彼此分離、獨立存在，並且基督教民眾在社會中發揮主導作用。 到了第三個階段，一切都不同了。一個不同於民眾的教士階層出現了。這個由牧師構成的群體擁有自己的財富、管轄權和專門章程。簡而言之，它是一個完整的政府，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社會，擁有所有生存手段，獨立於它所關聯的那個社會，並向其擴張自己的影響力。這就是基督教教會在組織上的第三個階段，這就是它在5世紀初的表現形式。這個政府並沒有與民眾完全分離，從來就不存在完全平行的政府，在宗教領域更是如此。但在教士階層和信徒之間的關係上，教士階層幾乎不受控制地占據統治地位。 除此以外，基督教教士還有一個極其不同的影響力來源。主教們和牧師們成為了主要的市政官吏。你們已經看到，嚴格說來，羅馬帝國遺留下來的沒有別的，只有自治城市制度。由於專制政治的擾亂和城鎮的敗落，庫里亞萊們即市政機構的成員們，已經變得垂頭喪氣、漠不關心。相反，主教們和牧師團體卻充滿了活力和熱情，很自然地投身於所有事務的管理和指導中。如果我們因此指責他們，譴責他們篡權，那我們就大錯特錯了。這一切都合乎事物的客觀規律。只有教士們精神強大、活力十足，他們在任何地方都會變得強大。這是宇宙的法則。 在那個時期，在各個皇帝的所有法令中都能看到這一革命的標誌。如果打開狄奧多西或查士丁尼法典，你們將發現大量將市政事務移交至教士和主教們的規章制度。下面是其中一些： 「查士丁尼法典，第一部第四章『主教審核』，第26節——關於各城市的年度事務，無論是關於城市的常規收入——來自城市資產的增值、來自私人饋贈或遺產、或來自其他來源；還是關於公共工程——建造糧倉或水渠、維修浴室或港口、建築城牆或塔樓、修理橋樑或道路，還是關於城市可能參與的審判——關於公眾利益或私人利益的，我們規定如下：虔誠的主教和從城市上層中選出來的三位知名人士應該在一起開會。每年，他們應該檢查工作是否完成。他們要監督那些操辦這些工作的人或已經完成這些工作的人，確保他們精確地安排工作、提交報告、顯示他們已經盡職地履行了管理工作，無論是公共建築的管理，還是糧食或浴室專用資金的管理，還是道路、水渠的維修開支的管理，或者是任何其他工作。 「同上，第30節——對於處於第一或第二年齡階段的年輕人以及所有由法律指派監護人的人的監護問題，如果他們的財產不超過500奧里斯(6)，我們規定無須等待該行省省長的任命，因為這會帶來巨額費用，尤其是當省長不駐紮在需要提供監護的城市裡時。在這種情況下，監護人的提名應當由城市的地方法官……會同虔誠的主教以及一位或多位公職人員（如果有多位的話）來辦理。 「同上，第一部第55章，『衛戍官』。第8節——我們希望，城市的衛戍官，既然十分了解正教的神聖奧秘，應當由德高望重的主教、牧師、知名人士、業主和庫里亞萊來選擇和任命。至於他們的就職儀式，應當由位高權重、兼任軍事長官的地方行政長官來主持，以便他們的權威通過他的委任書使就職儀式顯得更加隆重和熱烈。」 我可以引用大量其他法律，你們將處處見到我之前提及的事實：在羅馬人的自治城市制度和中世紀的自治城市制度之間存在一個自治城市—教士制度。在古代自治城市官員占據支配地位之後，在現代城市自治機構占據支配地位之前，教士階層在城市事務中占據了支配地位。 你們看到，基督教教會憑藉自身的組織、對基督教民眾的影響力，以及在民間事務中所扮演的角色，獲得了多麼驚人的權力。因此，從那時起它強有力地幫助現代文明形成自己的性質，推動其發展。讓我們盡力歸納一下從那時起它給現代文明引入了哪些元素。 首先，在當時如同洪水般泛濫、淹沒了社會的物質力量之間，出現了一種精神影響力、一種精神力量，一種僅僅依賴信念、精神信條和情感的力量，這帶來了巨大的好處。如果沒有基督教教會，整個世界必然會被純物質力量統治。當時只有教會運用了精神力量。它做的更多：它堅持並廣泛傳播了這樣一種思想：有一種規則、一種法則，高於人類所有法則。為了人類的得救，它提出了一個基本信仰，即在所有人類法則之上存在一條法則，根據時代和習俗的不同，它有時候被稱為理性，有時候被稱為神聖法則，但是，無論在何時何地它都是同一條法則，名稱不同罷了。 簡而言之，教會帶來了一個重大事實：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的分離。這一分離是信仰自由的源泉，它所依賴的唯一原則恰恰就是最完美、最廣泛的信仰自由所依賴的基礎。世俗和精神力量的分離基於這樣一種思想：物質力量對靈魂、信念和真理既沒有權利也沒有影響力。它源自思想世界和行為世界的不同、內心世界和外部事實的不同。因此，這個歐洲為其付出如此多努力、遭受如此多苦難的信仰自由原則，這個如此晚才取得支配地位，並在其發展歷程中往往背離教士們意願的原則，在世俗權力和精神權力分離的旗號下，在歐洲文明的誕生初期，終於出現了。正是基督教教會為了抵禦蠻族風尚不得不引入並堅持了這項原則。 因此，精神影響力的出現、對神聖法則的維護，以及世俗權力和精神權力的分離，這就是5世紀時基督教教會為歐洲世界帶來的三大恩典。 然而，即使在那個時候，它的所有影響並非都是同等有益的。在5世紀，在教會中已經出現了一些有害原則，對我們的文明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在這個時期，在教會內部流行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分離、統治者試圖獨立於被統治者、向被統治者強加法律、壓制他們的思想和生命，而無需他們的理性和意志的自願同意。並且教會還試圖使神權政治原則在社會中取得統治地位，試圖篡奪世俗權力、贏得獨家統治。當它無法獲得世俗統治權、無法實現神權政治原則的統治時，它便與世俗君主結盟，並且為了分享權力而支持他們的絕對權力，不惜犧牲人民的自由。 這就是歐洲在5世紀時從教會和羅馬帝國那裡獲得的文明原則。正是在這種情形下蠻族發現了羅馬世界，前來占領它。要想完全理解我們文明誕生之初時相互遭遇、相互融合的各個要素，還需要我們研究的就是蠻族了。 當我說起蠻族時，你們應該理解我們在此要討論的與他們的歷史無關，敘事不是我們當前的任務。你們知道，在那個時候，這些羅馬帝國的征服者幾乎都來自同一個種族。除了一些斯拉夫部落如阿蘭人外他們都是日耳曼人。我們還知道，他們幾乎全都處於相同的文明發展階段。固然，根據不同部落與羅馬世界聯繫的緊密程度不同，他們在這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差異。毫無疑問哥特人比法蘭克人更加先進、更加文雅。但是從整體上看，就我們自己來看，這些蠻族在文明上的初始差異是無關緊要的。 我們需要理解的是蠻族社會的總體狀況。但是在今天，這是一個我們很難了解的主題。我們不需要費多大力氣，就能理解羅馬的自治城市制度，理解基督教教會，它們的影響力一直延續到今天。我們在大量制度和實際事實中找得到它的痕跡，我們有成千上萬的手段來辨認和解釋它們。而蠻族的風俗習慣和社會狀況卻已經完全消失了。我們只能要麼通過最早期的歷史文獻，要麼通過自己的想像，使它們呈現出來。 要想如實呈現蠻族的性質，我們必須首先深刻理解一種情感、一個事實：個人獨立的快樂；在世界和生命的機會中自由自在、充滿活力地享受自我的快樂；輕鬆行事的愉悅；對充滿不確定、不平等和風險的探險事業的愛好。這些就是野蠻狀態中占支配地位的情感、驅策這一大群人前進的精神需求。今天，像我們這種被束縛在如此循規蹈矩的社會中的人，很難理解這種情感對四、五世紀的蠻族產生了多大的威力。在我看來，只有一本著作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了蠻族風尚的這一特徵——M.蒂埃里所著的《諾曼人征服英格蘭史》。只有在這本書中，激發那些生活在接近野蠻狀態的社會中的人的動機、癖好和衝動才得到像荷馬史詩一樣忠實的感知和重現。在其他地方，我們都無法如此清晰地見識到蠻族的本性、蠻族生活的本性。在庫珀所寫的美洲野人傳奇中雖然也能找到類似內容，但在我看來，程度相對較低，沒那麼簡潔，沒那麼真實可信。在美洲野人的生活中，在他們在叢林中擁有的關係和情感中，有一些東西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想起了古代日耳曼人的生活習俗。毫無疑問，這些場景描述有幾分理想化、幾分詩化，沒有向我們原原本本地展現野蠻習俗和野蠻生活的黑暗面。我說的不僅是這些習俗給社會狀態帶來的危害，還包括蠻族人本身的內在及個人狀態。在對個人獨立的熱烈追求中存在一些更加粗野、更加功利的東西，是從M.蒂埃里的作品中感受不到的；存在某種程度的殘忍和冷漠，是他的敘述無法每次都精確表達的。然而，從根本上看，雖然摻雜有殘忍、功利、麻木、愚蠢的自私，對獨立的熱愛依然是一種高貴的、合乎道德的情感，其力量源自人的精神本質。它是人感覺到自己是人的那種快樂，是對個性的情感，是對人自由發展的自發性的情感。 正是通過日耳曼蠻族，這種情感才被引入歐洲文明。在羅馬世界中看不到它，在基督教教會中也看不到它，在幾乎所有古代文明中都看不到它。如果你們在古代文明看到自由，它也是政治自由，是公民的自由：每個人不是為他的個人自由，而是為他作為公民的自由而奮鬥。他屬於一個群體，獻身至一個群體，甘願為這個群體犧牲自己。基督教教會也一樣：一種緊密依附基督教社團、忠於其法規的情感，以及一種渴望擴大它的統治範圍的迫切願望，或者說是宗教情感，造成了人對自我、對靈魂的反作用，一種克制自己的自由、將自己臣服於宗教信仰的內心努力。但是這種對個人獨立的情感，對那種不顧任何風險都要展現出來、除滿足自己外別無他求的自由的熱愛，這種情感，我重複一遍，在羅馬和基督教社會中都不存在。它正是被蠻族帶入現代文明的搖籃中並沉澱下來的。對於現代文明，它發揮了如此顯著的作用，產生了如此寶貴的結果，以至於我們不能不把它看作是歐洲文明的基本組成要素之一。 還有第二個事實、第二個文明組成要素，同樣應該歸功於蠻族，這就是軍事附庸制度，即個人與個人之間、戰士和戰士之間的約定。這種約定沒有破壞每個人的自由，在早期對幾乎完全存在於兩人之間的平等關係的破壞甚至也在一定限度內，然而創建了一種分層的從屬關係，並產生了後來發展成為封建制度的貴族組織。這種關係的基礎是個人對個人的依附、個體對個體的忠誠，而這種依附和忠誠既不是外部必要的，也不受基於社會一般原則的義務的束縛。在古代共和國中，你們看不到有人會自由地、專門地依附於另一個人，他們都依附於城市。在蠻族中社會約定形成於個體之間。首先是首領與扈從的關係——當時他們作為一個團體在歐洲漫遊，隨後是封建主和封臣的關係。這個在現代文明歷史中發揮如此重大作用的第二個原則，即個人對個人的忠誠，是蠻族帶給我們的，從他們的生活方式轉變為我們的生活方式。 我問你，開始時我說現代文明即使在嬰幼時期也是變化不定、騷動不安、混亂不堪的，正如我在向你們展開的總體畫面中努力描述的那樣，我說錯了嗎？在羅馬帝國覆滅時，我們已經發現了融合在我們文明持續發展過程中的幾乎所有組成要素，對不對？在那個時候，我們發現了三個完全不同的社會：自治城市社會——羅馬帝國的最後遺產、基督教社會以及蠻族社會。我們發現這些社會組織方式極其不同，基於完全不同的原則，通過完全不同的情感激勵人們。我們發現，對最絕對獨立的渴望與最徹底的臣服並存，軍事庇護與教會統治並存，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處處存在，教會的正典教義、羅馬的淵博法律、蠻族的幾乎不成文的社會習俗，到處都是截然不同的種族、語言、社會狀況、習俗、思想和印象的混雜，或更確切來說是共存。在這裡，我覺得我們已經有足夠多的證據，證明我在詳細介紹我們的文明之前提出的總體性質是準確可靠的。 毫無疑問，這種混亂、這種多樣性、這種鬥爭，使我們付出了極其昂貴的代價，它們是歐洲發展緩慢的理由，是它經受各種動盪和苦難的原因。然而，我不覺得我們需要為此感到遺憾。和個人一樣，對於民族來說，最全面、多樣化的發展機會，在所有方向幾乎無限發展的機會，就足以彌補它為了得到抽籤機會而付出的代價。總之，從各方面考慮，這種如此動盪、如此艱辛、如此激烈的狀態，比其他文明所顯示的簡單性要有益得多，人類從中獲得的遠遠大於所失去的。 現在，我們了解了羅馬帝國覆滅後世界所處狀態的總體性質，我們了解了那些騷動不安、相互交錯、以便產生歐洲文明的不同要素。今後，我們將觀察它們如何前進、如何活動。在下一講中，我將努力展示它們變成了什麼，它們在那個我們通常所說的野蠻時代，也就是說，兵荒馬亂的時代，產生了什麼影響。 ———————————————————— (1) 中譯者註：「奧古斯都」是古羅馬皇帝的榮譽稱號，意為「至尊者」。第一個獲此稱號的是古羅馬帝國的開國皇帝屋大維。 (2) 英譯者註：君士坦丁大帝特別喜歡阿爾勒市，他將高盧總督的府邸設在那裡。他還一度想讓該市改用他的名字，但最終習俗戰勝了他的願望。 (3) 英譯者註：佩特羅尼烏斯是402—408年期間的高盧總督。 (4) 英譯者註：羅馬城市的市政機構稱為「庫里亞」（curia），這些機構中為數眾多的成員被稱為「庫里亞萊」（curiale）。 (5) 英譯者註：指君士坦丁，普拉西狄烏斯的第二任丈夫，洪諾留在421年選擇他共同執政。 (6) 中譯者註：古羅馬的標準金幣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