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紀行 · 歐洲紀行之四 印度洋舟中

提　要 這本《印度洋舟中》，是拙作《歐洲紀行》之四，同時也是最後的一集。 二十多年來，我對於海洋發生特別的興趣。中國和南洋的內河及沿江沿海的輪船坐過無數次，天空中也翱翔了二十多回，可是正式坐輪船，橫渡歐非亞三洲，這還算是第一遭。 旅歐的初期，正值聯合國開會。等到我動身回來之前，又遇著世界和平會議。這兩個會議都是國際性的，雖然政治的傾向不完全相同。關於聯合國會議，因為時間較長，記載的也比較詳細；關於世界和平會議，因為前後不過一星期，我只能稍為提一提。 在預備回家的期間，我有較多的時間看書，後來就讀書的筆記，稍加整理，寫成十幾篇介紹的短文。 最難得的是在海洋中找到我的精神上的導師——蕭伯納。年來我雖然注意英國費邊社的主張，但蕭伯納本人的著作究竟看得不多。這次一氣看完他的大著七八本，得了不少有益的指示。的確，他是人類的智慧的儲藏所，喜歡閱讀他的著作的人，遲早要受他的影響，良善的影響。 海上的生活是多麼清新而又有規律。海能洗滌庸俗的見解，海能充實偉大的懷抱，海能安慰我們，海更能鼓勵我們。住在海濱的朋友們，縱不能個個有機會飄洋渡海，至少也應該時常和海親近。 4月4日（星期一） 春到巴黎了。 樹葉長得有蠶豆那麼大，紅白紫黃的花兒爭妍競秀，女人換了春裝，小孩精神活潑。甚至我的旅店的老闆也給我換了一套雪白的窗簾，視線所達的地方，無處不顯出一番新氣象。 春風一吹，春意油然而生；春情一動，春思越發活躍。接著，春光、春色、春雷、春雨、春遊、春愁連綿不斷地跟著來，怎麼擺脫也擺脫不開。的確，大自然的力量的偉大，誰也逃不掉它的感召。 「一年最好唯三月」，尤其清明前後的兩星期，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裡最寶貴的時間。在這階段里，讀書好，旅行妙，戀愛結婚更是再恰當不過。 假如你把女人的一生代表一年四季，那麼生活力充沛的少女顯然是青春，大權在手的主婦無疑地代表炎夏，顧影自憐的半老徐娘多少像深秋，潦倒龍鐘的老媼正象徵殘冬。主婦躊躕滿志，不受外誘；老媼行將就木，無人過問。因此，中外古今的文人學士極少運用主婦和老媼作題材。但是，酷似春花秋月的少女和半老徐娘可不然了，她們老是有許多人追求，事實上，只有她們值得人追求。 我這樣胡思亂想，地下電車已經把我送到布龍森林的公園。今天的公園真是熱鬧，熱情奔放的青年男女固多，連銀鬢斑斑的老太婆也扶著拐杖來遊春。公園裡到處都是小孩玩的東西，鞦韆、滑梯、飛輪、木馬、懸空電車，應有盡有。遊客多，玩具少，供不應求，大家排著長蛇陣來等候。有些年青的夫婦也將他們的幾個月大的嬰孩帶到公園來玩。他們自己躺在草地上談情說愛，不大理會嬰孩，使嬰孩急得把洋娃娃拿來出氣。 話雖如此說，歐洲的小孩實在比我們的小孩幸福。歐洲人以小家庭為單位，在小家庭里，小孩子最被重視。加以一般主婦的知識水準高，懂得兒童心理，她們極少對小孩子亂發脾氣，更捨不得咒罵踢打。小孩的飲食有一定的分量，起居有一定的時間，主婦一有工夫便用小車推小孩到公園去玩。吃得飽，睡得足，陽光和氧氣吸收得多，所以每個小孩都健康。 中國人聚族而居，在大家庭里小孩沒有地位。窮人讓小孩到街上去爬土爬沙，富人把小孩交給沒有知識的聽差和老媽，自己整天去打牌看戲。賭錢賭輸了，回家去罵老婆，打小孩。假如夫妻都愛賭，那麼小孩更遭殃。 即以游公園而論，中國的公園多是中年人的世界，小孩沒有插足的餘地。這固然和交通工具有關係，但中國社會組織的不合理，無形中把小孩拿來作犧牲品。 今天公園路上的汽車真多，附近咖啡館個個滿座。這些咖啡館和公共娛樂場的生意現在正開頭，全盛時代當在六七月之交。 4月5日（星期二） 在巴黎前後住了半年，對於法國的人情風俗略有認識。現在趁動身回家之前，把法國歷史上的大人物選幾個出來，作簡單的介紹。 人文薈萃的法蘭西，無論文學、哲學、繪畫、雕刻，都有驚人的成績表現，可是談到代表國格的民族英雄，我們不能不一致推崇貞德，連鐵騎馳騁全歐的拿破崙都望塵莫及。 貞德（Jeanne D'Arc）生長於15世紀封建制度全盛的時代。在這時代里，地主和教會支配全國人民的命運。貞德出身於農民的家庭，對於農民的生活有親切的經驗。據史家的記載，那時的農村是侷促、潮濕、淋溢、嘈雜。整個屋子裡，除一張破床供全家人睡覺外，只剩一盞熒熒如豆的孤燈。雞狗豬羊和人住在一起。農民的生產率雖高，死亡率也很可怕。收成好的年頭，他們才有一頓黑麵包好吃；一遇歉收，他們簡直沒有辦法。尤其痛心的是，他們的生活永遠沒有改善的希望。他們既不能遷徙外國，又不能和異鄉人結婚。從搖籃到墳墓，從祖父到子孫，他們只能過著慘絕人寰的生活。 農民的悲慘的可憐相，剛好和貴族的荒淫無恥的放蕩生活成個劇烈的對照。貴族們一年到頭都是「蜜月」，男不知耕，女不知織，他們只懂得向無知的農民的身上剝削，然後把農民的血汗變成的物質，恣意享受。國家的法律是他們制定的，教會的傳教士是他們豢養的，最有學問的大學校長和教授是他們的代言人。「水來土掩，兵來將當」，那些想法抬頭的農民，無論意志多麼堅決，很難滲透法律、教會、大學校這三道防線。 只因貴族們的享樂過度，朝政不修，所以很容易招致外侮。當15世紀初年，法國的軍隊駕馭無方，戰略落後，而同時代的英國軍隊卻懂得運用機動的步兵和弓手，良將和勁弩。在優勝劣敗的原則下，英國幾乎占領法國的半壁河山。 民族意識非常濃厚的貞德，就在國家垂危，而那些權貴又毫無辦法的時候，挺身而出。在家時，她會幫忙父親放羊。她長得不大美觀，她沒有進過學校，但她一身都是膽，而常識的豐富，意志的堅定，計劃的縝密，是她成功的原因。 貞德從小愛著男裝，喜歡過士兵的生活。除祈禱外，她整天和士兵在一起，同甘共苦，相愛相親，害則居先，利則居後。她不談愛情，不要金錢，她只想帶兵殺敵，開炮衝鋒。她之所以著男裝，為的是她的周圍都是老粗，假如穿女裝，冶容誨淫，那些「兄弟們」難免作軌外的想頭。反之，她著了男裝，雌雄莫辨，這對她是個護身符。 貞德篤信上帝，一切行動依照神的啟示。她會說：「你以為你說我孤單，就可以恐嚇我嗎？法蘭西是孤單的，上帝是孤單的。當我的國家和我的上帝都是孤單的時候，我個人的孤單算得什麼？現在我知道上帝的孤單就是他的力量……同樣的，我的孤單也就是我的力量。」 孔子說得好：「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貞德是個上知、至仁、大勇的英雄，她的憂國憂民，本著真知灼見，生死禍福早已置之度外，無論在什麼場合，她絕不改變她的堅定的信仰。除非你把她的嘴兒塞住，她一開口，總要坦白地流露她的信念。這不是固執，而是堅信，只有堅信的人，才可赴湯蹈火而不辭。 普通所謂勇敢的人，多是有勇無謀的匹夫，我們的巾幗英雄卻是有計劃，有遠見的大人物。她的一切行動，不是出於盲目的感情衝動，而是步步交針，有條不紊。她洞悉民心的向背，士氣的高低。她懂得持久抗戰是操勝算的秘訣。當1428至1429年的冬天，奧爾良（Orleans）四面楚歌，走頭無路。但是聽天命，順民意的貞德，知道師老無成，自動投降，是個奇恥大辱。她堅決主張衝鋒突圍。那些垂頭喪氣的失敗主義者，給她一鼓勵，大家抱必死的決心，結果使奧爾良城解圍。奧爾良城解圍後，貞德還要跑到蘭斯城（Reims），立查里七世為王。當大主教給查里加冕時，貞德感動得熱淚奪眶而出，她自信能夠完成她的神聖的任務。照她的計劃，查里加冕後，法國各軍的將領才可傾全力直搗巴黎，巴黎得手，民族統一的大計才可及時完成。 根據「鄰國之賢，敵國之仇」的原則，法國的民族英雄無疑地是英國的勁敵。英國知道決戰於疆場，不如折衝樽俎較易為力，於是卑辭重幣，賄賂對方的政府和教會當局，把貞德逮捕，屈打成招，迫她承認罪狀。自詡得神的啟示，褻瀆上帝，一罪也；奇裝異服，不知三從四德為何物，二罪也；頑固抗命，傲慢無禮，三罪也。在封建社會的淫威下，政府和教會以莫大的罪名加在年未及笄的少女的身上，使她百諑莫辯，其實怎麼樣辯護也是沒用。她的最大的罪名為「異教徒」，「異教徒」的處罰是燒死。好在她的志願是殺身求仁。「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在萬千觀眾的監視下，她的玉體化為灰燼，可是她的一顆赤心仍是完整如昔，足見這位民族英雄生前固然骨相不凡，死後也迥異常人。 時代的先驅者往往以身殉道。蘇格拉底喝毒藥，耶穌被釘死十字架，貞德被熱火焚燒。「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貞德這一死，使她超凡入聖，由民族英雄，一變而為法蘭西的靈魂。的確，上知至仁大勇的貞德，豈特是法蘭西的靈魂，簡直可以說是人類文化的一種結晶品，它的作用已經超過空間和時間了。 4月6日（期星三）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我讀完巴爾扎克的傳記後，更覺得老杜的話有理。 巴爾扎克（1799年5月20日生，1850年8月17日卒）是19世紀法國最偉大的一個小說家。他生於貧農的家庭，長得怪模怪樣，少時得不到母愛，長大後又受社會種種壓迫，他年青時能夠繼續不斷地長期開夜工，可是一到中年，百病齊發，連看書寫信都沒有精力。他時常窮得到處躲債，可是錢一到手，即揮金如土。他到國外旅行時，備受名公巨卿的優待，可是困居巴黎時，他老是給出版家、書店、訟棍、警察作敲詐的對象。他一心一志崇拜失戀的棄婦，及如狼似虎的中年婦人，可是目的一達到後，他很快就生反感。他一生追求安定的貴族生活，可是金屋築成，富孀到手的時候，他已經奄奄一息，再也不能享受了。 巴爾扎克是寫實派的能手。寫實的秘訣在於人生經驗，有了他那麼豐富而複雜的人生經驗，這才有他那麼充實而真切的作品。他創作的能力極強，18000字的作品，咄嗟可得，但是他校對時又那麼小心，二校三校，一點也不厭倦。他的志向的高尚，責任心的重大，迫得他經常以咖啡來提神。他要領導讀者，絕不逢迎讀者，他寧願坎坷一生，絕不會出賣良心。他的巨著《人間喜劇》雖沒有完成，然而他的規模的宏大，分析的深刻，內容的複雜，故事的雋永，早已奠定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中國哲人說「六經皆史」，巴爾扎克也說「什麼東西都是資料」。的確，現實是無窮無盡的礦山，只要作家能夠站在正確的角度來觀察，無論任何人物都是人生喜劇的一個角色。志在描寫人生的作家對於社會的形形色色都要留心，藝術家、律師、醫生、農民、工人、貴族婦人、賣淫的娼妓，這些人物的生活是互相關係的，他們應該一一表現出來。 當巴爾扎克的寫作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時候，他想進一步作體大思精的大著，這種大著雖卷帙繁多，但它卻有一貫的作風。我們只看他的書的謀篇布局的縝密，便知這位小說能手早已不把同時代的法國文人看在眼內。換句話說，他要站在世界文壇上和各國第一流的作家爭短長。 第一步，「人情風俗的研究」，把各種社會狀況描寫出來。一切生活、一切職業、社會各階層、法國各省份、政治、法律、戰爭，以及一個人的童年、壯年、老年的狀態都不可忽視。經過這一番的苦工夫後，社會上各種人物的來龍去脈才見分曉。 第二步，「哲學的研究」，第一步工作是描寫現象，第二步工作是追究原因。前者注重感情和生活的互相作用，後者注意感情的起源，生活的動機。前者以典型來描寫個人，後者以個人當典型來描寫。簡單說一句，以批評的眼光來看人生，這才能夠窮源究流，觸類旁通。 第三步，「分析的研究」，原因和結果既然明了後，我們應該找出原則。人情風俗供給劇情，原因和動機代表舞台的機械，原則才是戲劇的作者。假如他需要24冊來描寫「人情風俗的研究」，那麼他需要15冊來著述「哲學的研究」，而「分科的研究」有9冊就夠了。個人、社會、人生經過這番描寫和分析後，一切事情才可洞悉無遺。 當整個系統完成後，他還想提綱挈領地寫一本書——《論支配人類的力量》，這樣一來，他在文壇上的地位將如磐石那麼鞏固了。 他平生以拿破崙自況，他的書齋只掛著拿破崙的遺像，而且親自寫道：「他的未竟之志，我將以筆鋒來完成。」他的志氣固大，膽量也不小。在人生的過程中，他的事業一再失敗，而經濟破產更是司空見慣。平常人處在他的地位，早已心灰意懶，永遠不能出頭，可是他再接再厲，絕不灰心。他曾自誇地說道：「我的勇氣克服我的不幸的遭遇。」 他的怪癖，他的高傲，使他和同時代的法國作家格格不入。除雨果外，誰也和他合不來。但是，只要雨果賞識他，其餘作家的褒貶，都沒有多大關係。「自古聖賢皆寂寞」，一代文宗的巴爾扎克的身後蕭條、寂寞、淒涼的狀況，絕非世人所能想像。 在巴爾扎克的墓前，雨果說道：「這不是黑夜，而是光明。不是結局，而是開頭。不是空虛，而是永生。」這種身後的命名，也許能補償生前的顛沛流離的痛苦了。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今天寫完這篇短文，不禁為中外古今的天才痛哭流涕。 4月8日（星期五） 詩人雨果（Victor Hugo）是19世紀法國浪漫主義的領袖，是貴族階級的反對者。他永遠對人民表示濃厚真摯的同情，所以人民始終熱烈愛戴他。 雨果的童年，跟著他的父母東奔西走，過著流浪的生活。從巴黎搬到波爾多，從波爾多遷到西班牙的首都馬德里，後來又從馬德里重返巴黎。頻年的奔波勞碌，使他增加了不少常識和膽量，尤其由盛而衰的家庭經濟，使他嘗遍人生的滋味，及認識貴族階級的虛偽和浮誇。戲劇性的童年，陶冶成他偏愛劇烈的對照的作風。 從13歲起，他才正式讀了幾年書，這幾年有系統的教育對他一生的影響很大。他博覽群書，精通數學。過去他愛讀伏爾泰的作品，現在卻被維吉爾（Virgil）和夏多勃里昂（Chateaubriand）的著名的詩篇迷住。古代的文豪詩翁的啟示，鼓起他對文學的興趣。他試用各種文體來創作，無論詩歌、戲劇、小說、散文，他都敢大膽嘗試。15歲那年，他以「讀書工作的樂趣」作題材，寫了一首詩，得到法蘭西學院的獎金。17歲那年，又以「亨利四世紀念碑」為題，寫了一首詩，得到該院的獎金。夏多勃里昂稱他為「神童」，這種崇高的榮譽，增加他的自信和野心。 號稱「神童」的雨果，不但在創作上早熟，在情場上也是早熟。17歲那年，他已經和一位年紀比他小一歲的名叫佛蚩（Adele Fouchet）的女孩訂婚。據他自己說，他求愛時，全身發抖，才敢道破他的內心的秘密，等到對方表示同意之後，他才鼓起獅子一樣的勇氣，很坦白地說出他的心事。過了兩年，這一對青年才正式結婚。女的有一副水汪汪的眼睛，臉上常露出會心的微笑；男的嘴唇有如詩人，前額酷似鬥士。當他們舉行甜蜜的熱鬧的婚禮的時候，突然間有一個人手持利斧，直奔新郎的身邊。這位瘋子並非別人，原來是雨果的兄弟，因為他也愛上佛蚩，現在戀愛失敗，妒恨羞愧的心理交織於胸中，弄得他發瘋。 結婚時的不幸的插曲，正是他一生悲歡離合的歷史的開頭。譽之所至，毀亦隨之。他每次成功一部大作品，總有一件不幸的事情接踵而來。他反對古典主義，提倡浪漫主義。他向所有的敵人挑戰。他說：「在這部戲劇（Hernani）里，我把一切理論、韻律、章法打得粉碎。我撕掉那個掩沒美的正面的舊石膏像。從今以後，再也沒有什麼規律和模範了。」 這個劇本演出時得到空前的成功，一舉成名，大家稱他為浪漫之王。他的作品受人普遍的歡迎，這雖然使他高興，但是塵世的虛名究竟敵不過內心的苦悶，尤其情場失意，使他十分難堪。為排除接二連三的不幸事件起見，他特拚命創作。他寫了三部代表作：（一）《巴黎聖母院》（Notre-Dame de Paris，1831），（二）《哀史》（Les Miserables，1862）和（三）《海上的勞動者》（Les Travailleurs de la Mer，1866）。他認為人類應從事三種鬥爭，即對自然戰、對宗教戰、對社會戰。在原始時代，自然力是人類的共同環境，同時也是人類片刻不可忽視的強敵，所以自然算是人類的第一個敵人。後來由迷信造成了宗教，給人類加上了人為的神秘的束縛，使人類成為宗教的囚徒，有時，更利用宗教作壓迫人民的工具，所以宗教算是人類的第二個敵人。此外，人類對於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也不能不作你死我活的鬥爭，所以不合理的社會算是人類的第三個敵人。 在《巴黎聖母院》里，作者描寫一個花容月貌的舞女和一個弓手隊隊長相愛。不料她的美貌引起聖母堂的副僧正的垂涎。副僧正先把隊長弄死，然後嫁禍於舞女，說隊長是她謀殺的。只要她能滿足他的欲望，他馬上可以洗刷她的罪名。但是，這位舞女一往情深，她矢志不從，結果被判死刑。 聖母堂的司鍾是個貌丑不堪的駝背侏儒，他也愛上這舞女。他劫法場，把舞女藏在鐘樓裡邊。聖母堂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在這兒法官和警察不能行使職權。鐘樓怪人小心翼翼地保護舞女，使副僧正無法染指。但是，巴黎的浪人不是教徒，用不著顧忌聖母堂的尊嚴。他們進攻聖母堂。副僧正趁機會把舞女交給法庭，自己卻安坐在鐘樓上看她受刑。說時遲，那時快，鐘樓怪人把他推下去，跌死在法場中，同時，他自己也跟著跳下去，死在舞女的屍首旁邊。 雨果故意把聖母堂作他的故事的背景。他把人慾橫流的副僧正及見義勇為的司鍾作個劇烈的對照，使人對於虛偽的宗教家有進一步的認識。 他的《哀史》動筆於巴黎，成功於革恩賽（Guernsey）。因為他反對拿破崙三世，所以他被流放於這個地方。在著述這部書的時期，他過著極樂與至苦的生活。他榮膺為法蘭西研究院院士，但他的愛女在塞納河口游泳時，不幸淹死。他被舉世公認為法國最偉大的詩人，但他的另一位女孩不幸殤逝。他到聖地去巡禮，但他個人又遇著愛的波折，同時又有一位愛女發瘋。當他撰述這部極人間悲慘的境況的《哀史》的時候，他個人卻從「詩人」的境界，進而為「預言家」的地位。他說：「我遭遇死的恐怖，我找到死的境域以外的生命之花。」 生命之花，失望中的希望，謙虛的人的福音，上帝對一切受苦的眾生的慈愛——這就是《哀史》的中心思想。從痛苦變成憐憫，從憐憫變成仁愛。他說：「我以為這個世界上的悽慘的事情是可以減少的，而我是始終熱烈地懷抱著這種希望的一個人。」這種抱負正是眼界高人一等的社會改革家的用心。 在《哀史》里，作者描寫各種典型的人物。這兒有囚徒、僧侶、警官、賣笑婦、私生子、革命家、流氓。這部書的規模的宏大，想像力的豐富，魄力的雄厚，把整個社會相刻劃到無微不至。無怪這部書出版那一天，過慣夜生活的巴黎人士特地於清晨六時起身，圍著帕尼爾書店（Pagnerre），在幾個鐘頭內，把初版5萬冊搶購一空。那時作者還幽居於革恩賽的監獄，可是他已被人捧為「世界第一公民」了。 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自雨果榮膺為世界第一公民後，他越來越年青。他說：「在我的白髮底下，隱藏著青春的愛情。」他一早就起床，到海邊游泳，然後埋頭著述。下午畫了幾筆畫，接著，他到海邊散步，在無力的夕陽和浪花四濺的環境中，他的文思源源而來。他出門不帶傘，又不扶拐杖。他既不怕熱，又不怕冷。他要學習永生了。 「不怕目前的失敗，專心一志向一個目標努力，將來總會成功。」這是他的自信。 他最尊崇有目標的勞動，主張人類應與自然鬥爭，這就是他的第三部大著《海上的勞動者》的題材。在這部書里，他描寫一位漁夫很英勇地與自然鬥爭，從暴風雨顛簸著的海上把沉沒的汽船的機械奪取出來的故事。漁夫不但征服了自然，而且克服自私自利的思想。當船主把女兒許配給他，而他知道那女兒已經有愛人的時候，他不願犧牲人家的幸福來滿足自己的欲望，特地自動放棄。因為他不願意破壞戀愛犧牲的誓約，他就想完全離開人生。 1882年，他做八十大壽。巴黎人士瘋狂地忙著給他送鮮花，他的屋子差不多被各種玫瑰花掩沒了。5萬個男女青年，唱呀跳呀，跳呀唱呀，大家一齊慶祝這位老公公的誕辰。在巴黎的街道上，100萬工人引吭高歌，唱著他所心愛的國歌——《馬賽曲》。 當他的聲譽登峰造極的時候，他又陷於悲慘的深淵。因為他的誕辰剛剛過去不久，他五十年來心愛的情婦柔麗亞不幸死了。在她的死前，他給她寫過一封情文並茂的信：「假如你死了，我還是愛你；假如我死了，我也是愛你……。你真的死了，我當然活不成……」 自柔麗亞死後，他悲痛萬分。他說：「當我要把一隻螞蟻踏死之前，它如高舉兩腳向我求饒，我一定會對它寬恕，為什麼上帝不對我施恩呢？……我懇求上帝賜你……賜我……賜一切人類永生……」 1885年5月22日，他靜悄悄地逝世。他的朋友打算給他來個大排場，可是他的遺囑卻是這樣——「我願意拿5萬法郎給窮人……我願意以窮人用的棺車送我的屍體到公共墳場。」 他同情人民，人民永遠擁護他。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時代，他的地位將更提高。 因為許多人把他捧為偶像，所以他所引起的反感也特別多。就文學史的觀點來看，他無疑地是法國的一個偉大的作家。他的影響既大且深；他死後的70年間，法國的各種文藝思潮，都逃不了他的正確的指示。他的影響主要的是在技巧這方面，可是技巧在法國的詩歌上占著最重要的地位。雖然他的戲劇已經不合時宜，他的小說也趕不上巴爾扎克，但他的詩篇仍吐出萬丈的光芒。 他有驚人的駕馭文字的能力。事實上，他的文字的美麗生動，是使他的作品流行的一個重要原因。 他的一生的經過，簡直是一首史詩。他有詩人的熱情，他有詩人的才具。他不但是浪漫主義的宗匠，而且是法國文學上的一個巨人呢。 4月10日（星期日） 法國的自然主義的小說家，偏重觀察，把搜集材料當做最重要的任務。他們不但注重科學精神，而且他們的作品的內容多以科學做基礎。 在自然主義的小說家中，左拉無疑地是個大師。 左拉·愛彌兒（Emile Zola，1840－1902）是個混血兒。祖母為希臘人，母親為法國人，父親原是義大利的工程師，後來才改入法籍。左拉在法國東南部的愛斯城（Aix）過著他的童年，他7歲喪父，母親給人家擦地板和洗衣服，賺了一些錢來教養他。在中學讀書時，他拚命寫作和研究名著，可是功課一點也做不好。到了會考時，他的法國文學的分數竟是零分。 考試的失敗，給他個人，尤其他的母親，以莫大的打擊。原來他的母親希望他考到大學後，專攻工程，藉以繼承父親未竟之志。現在考試失敗，萬念俱灰，他除做苦工，一輩子過著窮愁潦倒的生活外，再也不能翻身了。 由於父親的朋友的介紹，他才在船塢里找個書記的職位，對於這種工作，他一點也不感覺興趣。因此，他堅決辭職，情願過著饑寒交迫的日子。 在人海茫茫的巴黎挨餓，誰也不會動起愛憐的念頭。湊巧那時他有一位老朋友塞尚（Paul Ce'zanne）也從他的故鄉趕到巴黎，他鄉遇故知，心裡有說不出的喜悅。這兩位天才青年，住在一起，有飯大家吃，有苦大家嘗，二人互相鼓勵，切實用功，一個用筆鋒，一個用顏色，希望在文壇藝苑上有大建豎。 24歲那年（1864），他在阿赤書店（Librairie Hachette）當店員。他的職務是包書。公餘之暇，他隨便寫些書評以自娛。有一天，他正在寫作的時候，他給老闆抓住。老闆看完他所寫的書評，很和藹地說道：「左拉，你包書送貨雖然懶惰，但你的寫作能力倒不錯，現在我想派你到廣告部去工作。」 酷愛文學和寫作的左拉，現在找到這種機會，宛若蛟龍得雲雨，大可一顯身手。他磨礪筆鋒，晝夜不停地撰述，不久便出一個單行本《給尼儂的故事》（Les Contes a Ninon）。接著，他又當新聞記者，前後給《大事》（Eve' nement）和《費加盧》（Figaro）等報紙寫文學批評的文章。他的作風開始轉變。他說文學的目的是研究人類的心靈，心理學應當附屬於生理學。簡單說一句，他要研究某種氣質的人在某種環境之下發生的反應。 隨著文名的廣播，他的生活現在開始有著落了。他在醫學院附近租到一層樓。房東的千金是個高高的皮膚略帶淺黑色的女孩。這位小姐和醫學院的學生戀愛，可是不知道什麼緣故，她的愛人把她遺棄，偷偷地跑到外省去了。在失戀的時期，她飲泣吞聲，不料這個消息給左拉知道，他向她表示殷勤。二人一見如故，結為夫婦。左拉愛慕女的花容月貌，女的欽佩左拉的博學奇才。山盟海誓，恩愛纏綿，生活安定，衣食無憂，從此，他決定傾全力從事畢生的傑作了。 在左拉的心目中，他覺得巴爾扎克已經寫過《人間喜劇》，所以他也應該寫一部體大思精的大著和巴爾扎克相抗衡。這部偉大的作品名叫《盧宮馬卡爾》（Les Rougon Macquart），這是「第二帝政時代的一個家族的自然的社會史」。在他沒有寫作之前，他細心研究背景、地點、人物、方言，以及喜怒哀樂愛惡欲等感情。他讀書、談話、旅行、參觀，注意人家的語氣和行動，然後振筆直書，一一紀錄下來。經過相當時間，他又加進新鮮的資料，然後謀篇布局，修飾潤色，造成天衣無縫的錦繡文章。 這部由20部長篇小說所構成的《盧宮馬卡爾》的大著，內容是描寫盧宮和馬卡爾兩家族的奇怪的結合，產生出來一個大家族，同時分析這個大家族在第二帝政時代的政治經濟的組織中，怎樣繁榮滋長。他明白當時的歷史，他了解當時的社會。他刻畫入微地表現出1250個人在第二帝政時代的生活狀況。他不但注意上層社會，而且同情勞動階級。他描寫由商業資本到工業資本的轉變時期的社會百相，如礦山罷工、農民暴動、夢想奇蹟的少女、虛偽的僧侶，甚至政治家、學者、藝術家，都在他的描寫之列。 文人的任務，並不在舞文弄墨，而在於崇高的人格。他敢正視環境，反抗環境，絕不屈服於環境，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這意思。當左拉馳譽國際的時候，法國發生一宗事情，即「杜萊夫上尉」（Captain Alfred Dreyfus）的公審。 這個案件公審的初期，左拉漠不關心，後來他才開始發覺裡邊有點蹊蹺，他懷疑法官會冤枉好人。他細心研究案件後，這才知道他的懷疑竟是事實。他認為這種冤枉好人的不公平的審判，被告物質上精神上所受的損害事小，法國所受的不榮譽的損失事大。他不顧一切，用全力來打這場官司。他寫了一個小冊子《我控訴》（J' Accuse），內容是細心分析這案件的正誤是非。他證明杜萊夫上尉無罪，他指出法官犯罪。理直氣壯，義正辭嚴，不料他這種正義感和同情心遭人的妒忌怨恨。在政府的暗示下，有人高聲大呼：「打倒左拉！打倒賣國賊！出賣給猶太人！」他的屋子的門窗戶牖被人打破。他的書籍被禁止。有人用稻草做成他的肖像，然後拋它在塞納河裡。有人甚至主張暗殺左拉，劫掠他的屋子。 接著，左拉以誣告法官罪被捕。他盡雄辯的能事，起來辯護——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杜萊夫上尉。他說：「他（杜萊夫）無罪，我誓以我的生命和名譽來擔保。在這嚴重的時期，在這個代表人類正義的法庭，在整個法國，在整個世界之前，我發誓杜萊夫無罪。仗著我四十年來的努力，及本國所給我的權威，我發誓杜萊夫無罪。仗著我所獲得的一切東西，我的名譽，我的傳播法國文化的著作，我發誓杜萊夫無罪。願這一切東西破產，我的一切著作毀滅，假如杜萊夫不是無罪。他的確無罪……」 至於左拉本人呢，他說：「我很鎮定……我也許受刑。但是我將勝利。將來總有一天法國會謝謝我，為的是我使她免受侮辱。……」 上述一段辯護，宛若莎翁的名劇《凱撒》（Julius Ceasar）里的主角安東尼（Antony）的演辭。意志那麼堅決，態度那麼鎮定，辭鋒那麼犀利，這恐怕是熟讀莎翁名著的一個結果罷。 4月11日（星期一） 二十多年前初讀莫泊桑的《項鍊》時，我對於這位觀察深刻，布局縝密，情節緊張，文字洗鍊的短篇小說家有極好的印象。後來我有機會看到他的東西的時候，絕不放過。月前在丹麥京城旅行，在書店裡看到他的全集，即刻破鈔買來，預備將來回家後，細心讀它一遍。 莫泊桑（Guy de Mauparsant）於1850年8月5日生長於米羅梅尼爾別墅（Chateau Miromesnil）。少時在維洛特（Velot）和盧昂（Rouen）公學讀書。及長，他的父母送他到神學院去研究神學。他對於神學固然沒有興趣，他的法文也不見得高明。平時他酷愛旅行，同時也喜歡參加當代文豪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家裡的文學集會，在那兒他認識屠格涅夫、都德、左拉等人。據福樓拜後來告訴人說，年青的莫泊桑給他的印象不過是一位體格壯健的運動員，此外，並沒有特別好感。 從23至30歲的七年間，莫泊桑跟福樓拜認真學習，盡通文學的技巧。福樓拜把心得的秘訣告訴他說，做文學工作的人有三個要素：「觀察，再觀察，最後還是觀察。」30歲那年，他發表他的處女作《詩集》（Des Vers）。接著，他和一般朋友合著一部《羊脂球》，一舉成名，大家承認他是個撰述小說的天才。 莫泊桑寄居巴黎的時間，得力於塞納河獨多。晨光熹微的春朝，薄暮黃昏的秋夕，無事一身輕的周末或午後，他總要到平靜無波的塞納河邊去散步。這兒他可以擺脫俗務，遠離醇酒婦人；這兒他可以凝神構思，尋章摘句。的確，要體驗各種生活，固然要深入社會；要超凡入聖，又非接近名山勝水，渾然與大自然為一體不為功。《人間詞話》所謂「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便是這意思。 從30歲到40歲的十年間，他在報紙雜誌上發表了三百多篇短篇小說。他又寫過六部長篇小說，其中最有名的為《彼得和約翰》（Pierre et Jean，1888年出版）。他的身體似乎很壯健，可是五臟六腑，尤其腦神經都不大健全。由於經常患著頭痛的毛病，弄得他抱著厭世主義。他認為活了幾個鐘頭的蒼蠅，活了幾天的動物，活了幾年的人類，延續了幾世紀的世界，彼此到底有什麼差異！充其量不過多活著幾個早晨罷了。 他的花柳病越來越深，他知道死神越來越近。表面上，他雖然說，「我相信所有人類死後將絕對毀滅」，但他的怕死的心情卻到處流露出來。他疑神疑鬼，整天怕死，可是梅毒的微菌早已散布於全身，把這位天才的短篇小說家活生生地吞噬下去。 42歲那年的元旦，他自殺不遂。他的親友把他送到巴黎，進了瘋人院，醫藥無效，到了1893年7月6日與世長辭，時僅43歲。 莫泊桑本來是福樓拜和左拉的信徒，可是自他成名後，他逐漸擺脫自然主義的色彩。他對下層階級的同情心很豐富，他對上流社會的生活也有深刻的了解。尤其《彼得和約翰》一書，他運用心理的分析和技巧，把主人翁的妒忌和痛苦的心情寫得體貼入微。這種心理分析的作風是與自然主義分道揚鑣了。 在法國的文學作品中，莫泊桑最容易被中國的讀者接受。他的短篇小說已經陸陸續續地有人譯為中文，雖然他的中文譯本的全集的告成還須相當時間。 4月12日（星期二） 羅浮宮博物院的油畫，實在太美了。這幾個月來，我有閒工夫的時候，就到那邊去參觀。逛書攤時，多少也要買幾本名家的畫冊來瀏覽。觀感所得，拿來與書本相印證，這倒是很有趣味。 羅浮宮的油畫給我的印象最深的當然要首推大衛·路易士（Louis David）。記得第一次到羅浮宮時，單是拿破崙皇后約瑟芬加冕這一幅畫（Le Sacre），就使我驚奇不置。這幅畫有6.1米高，9.31米寬。加冕典禮舉行時，宮廷、教會、外交使節的行列有條不紊，大家的眼光，從一切不同的角度直射到皇冠的上邊，凝神屏息，肅穆尊嚴。每個人的臉龐和服裝固然刻劃得十分逼真，每個人的羨慕和妒忌的心情也和盤托出。這的確是宮廷畫的聖手，寫實派的代表作。 大衛於1748年生長於巴黎。9歲喪父。他曾跟蒲蚩（Boucher）學畫，蒲蚩把他介紹給維恩（Vien），師友誘掖，自己用功，到了27歲那年（1775）便得到羅馬的獎金。他旅居義大利的時候，深受威尼斯派的影響，於是專心一志，追蹤古人。 當拿破崙全盛時代，他最佩服大衛，優禮有加。大衛感恩知己，曾畫一幅拿破崙騎馬圖（1800年脫稿，這幅畫現藏於凡爾賽宮），良將名駒，英氣勃勃。接著，他被選為宮廷的畫師，而皇后加冕圖（足足費了三年工夫才畫成功）就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作品。 大衛不是單純的畫家，他也富有組織的能力和經驗。歐洲，尤其法國的文物的寶藏——羅浮宮——是靠他奠定切實的基礎。巴黎的「沙龍」是由他一手倡導組織成功。他不以為自己名滿天下，便忘記一般不得志的畫家的生活，反之，他儘量發掘新進畫家，同時他把自己的成名的作品與年青人的習作擺在一起，藉資鼓勵。 人道主義和理智，是他的思想中心。他曾參加革命。革命成功時，他得到相當好處；到了復辟時期，他曾被放逐，跑到比京去度他的晚年。 他最得力於魯本斯（Rubens），他培養了一個高足安格爾（Ingres），師承有自，火盡薪傳，大衛在藝術史上的地位可以說是確定了。 大衛以畫人物始，以畫人物終。他研究外表的輪廓和顏色，洞悉內心的喜怒和哀樂，同時他把握幾何學的完整，體味心理學的深刻。具備這些條件的人，才有資格穩坐藝術史上的交椅。 4月14日（星期四） 提到法國的印象派的畫師，誰都不會忘記塞尚。 塞尚（Paul Ce'zanne）於1839年1月19日生長於法國南部的愛斯城，和大文豪左拉是同鄉兼摯友。他的父親是個製造商，後來才做銀行家。塞尚年青時，他的父親送他到學校去學法律，課餘之暇，兼治繪畫。他曾投考巴黎美術專門學校，不幸名落孫山。 24歲那年重來巴黎，專心一志地跟庫貝爾（Courbet）和德拉克洛瓦（Delacroix）學畫，他受迪氏的影響尤深。迪氏為魯本斯的信徒，所以他對於繪畫的基本學問和技巧很有心得。 那時巴黎有一班青年畫家，立志反對守舊的古典的作風，他們不加入官方組織的「沙龍」，他們7人成立一個藝術團體，標榜印象派。在這團體中，年紀比塞尚大9歲的畢薩羅（Pissaro）給他的影響獨多。 塞尚的繪畫的特點是簡單明了，所有題材，都露出正面。例如他所畫的人物，主人翁老是坐在正中，頭部臉部整個可以見到。在山水畫方面，他也運用同一方法，主要的景物是放在中央。這種非常均勻和簡練的手法，可追溯到古代的義大利大師。這不但和塞尚的前輩的作風歧異，甚至和他自己初期的手法不同。 畫面的簡單明了，很容易流於單調，幸虧他對於顏色非常考究，同時由於顏色的不斷調換，使各種動作都能夠充分表現出來。他在一重顏色上再塗上一重顏色，初期塗得又濃又厚，後來塗得得較淡較薄。他喜歡用一種明快溫暖而質量重實的沉靜的濃綠色，及帶黑的青調子，世人稱之為「塞尚色」。無論他畫什麼東西，他總要找出綜合，結構矯健有力，畫面栩栩欲生，複雜而不零亂，調和而不呆板。他曾說：「太陽雖不能照樣地在繪畫中再現，但應用別種方法或借用顏色的力量，一定可以表現。」這便是印象派的真諦。 40歲那年（1879）他重返故鄉愛斯省長住。此後，他偶爾到巴黎，但大部分時間，都消磨於故鄉可愛的農村。有時濯足清泉，有時躺在草地上休息。雖然他到了60歲才享大名，但是真正崇拜他的人並不在少數。在1904年的秋季沙龍里，他的作品才被世人賞識，大器晚成，塞尚可以算是一個例子。 1906年10月23日，他很安靜地消逝於畫室中。 關於塞尚的作品，藝術批評家公認祁弗雷肖像（Portrait de Gustave Geffroy）一幅為最成功。祁弗雷坐在書桌前構思，周圍滿是典籍，他的態度的安詳，環境的靜穆，儼然是標準的學人生活。不過這幅畫我只看過照片，沒有見過真跡。就我的淺見而論，我覺得羅浮宮裡所陳列的一幅《兩人打撲克牌》很夠味兒。這種景象，巴黎街頭巷尾的小型咖啡館裡隨時可以見到。簡單明了，生動有力，很能夠代表他的風格。 4月16日（星期六） 中午應一個華僑劉君之約，到他的府上去吃飯，他的家在魯濱孫（Robinson），離巴黎僅7公里，有電汽火車直達。我到了他的家時，他即刻出來歡迎，並領導我參觀他的庭園房屋。這是一個很雅致的別墅，前面有花園，後邊有菜圃，周圍廣植梨樹，整個院子的面積達3000平方米，照時價值400萬法郎。 劉君到法國已經三十多年。三十多年的奮鬥，才能夠在異邦成家立業，足見各地華僑的財產全是血汗眼淚換來的。 午飯後，有幾位越南的音樂家演奏音樂。我在越南住了幾年，這種音樂已經聽慣，不過到歐洲後總沒有機會領教，今天一聽「吉他」和三弦的聲音，靈魂已經飛到越南。老實說，越南的音樂過分溫柔，缺乏雄偉的氣魄，這也許是多年來鬱郁不得志的環境的反映。將來越南變成強國後，我相信越南音樂家將奏出雄奇壯烈的交響樂，給東方民族放一大光彩。 往魯濱孫的山上參觀，沿途滿是從巴黎來的青年男女。山上有幾個舞廳茶樓，其中「道地木屋」一間尤其熱鬧。法國的屋子多是磚石構成，木屋極少，物以罕而見珍，在清一色的磚石的屋子中來個道地的木屋，倒是新鮮別致。木屋的前面有個古樹，古樹上邊建築三間房子，剛好成個三層樓。這些房子現在用來裝播音機，舞廳里的琴聲一響，幾個露天舞池的舞伴就跳個不停。我看他們那種得意忘形的樣子，不勝羨慕。 往山頂的咖啡館的洋台去喝茶，極目天涯，只見前面全是雪白的梨花，碧綠的森林，紅頂黃牆的樓房。巴黎的屋子的內部陳設雖十分考究，但屋外的牆壁給煤煙熏得漆黑一團，看了實在不開胃。可是一到鄉村，這種自然的景物配著明朗嬌艷的顏色，實在使人精神煥發。 巴黎的氣候和我國江南差不多。這一點從「梨花」可得到證明。古詩說：「梨花滿地不開門」，「雨打梨花深閉門」，可見清明前後，梨花怒放的時候，誰也應該到郊外去遊春。應該遊春而不游，整天關了門長吁短嘆，這種人不是失業，便是失戀，失戀關「情」，失業關「錢」。「情」「錢」都成問題，只好關了門，自怨自艾，過著窮愁潦倒的日子。 中國人深中精神文明的毒，對於物質生活過分漠視。其實，提倡精神文明的人，他自己對於物質生活倒相當注意。例如陶淵明，他的名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證明他做官的時候，「廉俸」剩了不少，所以他才有餘錢買房子，房子旁邊種了五棵柳樹，房子東邊還有個花園，這樣，他才能夠心平氣和地過著隱居的生活。不然，他如住在上海小弄堂的亭子間，或香港的陋巷的四層樓的「尾房」，五個兒子啼飢號寒，黃臉婆一天咒罵，恐怕他也沒有閒情逸緻去寫他的恬淡清新的詩篇了。 4月17日（星期日） 這一兩星期來，巴黎的氣候實在好，沒有風，也沒有雨，不太熱，也不太冷。各校都放春假，七八歲的小學生，跟二十多歲的大學生一樣，背上扛著一包衣服雜物，到遠地去旅行。各路火車都擠滿人；由巴黎到倫敦，由倫敦到巴黎的火車很不容易訂到車票。 在巴黎，最熱鬧的是公園。人們把整個冬天所吸收的冷氣和煤煙，都在和暖的陽光下掃除淨盡。 咖啡館的玻璃窗完全卸除下來，店內和騎樓打通。香綺麗絲大道的幾間大咖啡館的藤椅油漆一新，碧綠、朱紅、雪白的顏色調和得又香艷，又鮮明。 我在咖啡館小坐，一面閱讀當天的報紙，一面觀察面前來來往往的遊客。他們精神奕奕，挺胸邁步，極少垂頭喪氣的樣子。 「為什麼外國人身體這麼壯健，精力這麼充沛，而中國人多是未老先衰呢？」我這樣問一問自己。 正想念間，迎面來了一對青年男女，男的著黑色便服，女的頭上披著兩尺白紗，大家各拿一束白花，手攜手地往前走，後面跟著男女老幼的親友一二十人，他們也各拿一束白花。原來這就是結婚。我趕緊付了茶錢，尾隨新郎新娘到市政府，看他們辦理簽字手續，十分鐘了事，這對年青人便算是正式夫婦。 我問法國的朋友結婚的手續怎樣，他跟我開玩笑，問我是不是要結婚。我含笑地告訴他說：「我快要做老公公了，還結什麼婚。不過我對法國人的結婚手續很有興趣，請你稍為解釋一下。」 法國的朋友答道：「我們結婚的手續極簡單。一對相親相愛的男女認為有結婚的必要的話，可於婚期前兩星期到市政府去登記姓名、年齡、籍貫、職業。市政府把這張表貼在固定通告欄內，如兩星期內沒有異議或第三者出來干涉，那麼這對男女便有資格結婚。結婚那一天，親友們把服裝稍為整潔一下，陪著新郎新婦到市政府去簽字，彼此宣誓『百年偕老』，一會兒手續就辦清楚。假如男女兩邊是教徒的話，他們還須到教堂去跑一頓，在神父和親友面前交換戒指。『終身大事』的禮節就算完成。」 法國人的生活程度高，男女必需做工，男的極少遊手好閒，女的絕不會「待字閨中」。因為勞工神聖，大家都是工人，所以他們多數都在星期六或星期日結婚，婚後休息一天，第二天照常工作。 結婚天大的事情可以這麼隨便應付過去麼，這一點中國人想不通。 中國人訂婚要請客，結婚要辦嫁妝，大排場。有錢的人固然要藉機會來誇耀一番，沒有錢的人也要舉債來裝門面，門面沒有裝好，家庭經濟已經破產了。 年來中央大員的德政之一，就是舉辦「集團結婚」，這辦法固然可以節省一些無謂的浪費，但是最直捷了當的辦法，還是登記簽字。這辦法如能普遍實行，一般中下級的家庭經濟不至破產，一般人的壽命可以延長十年。 4月19日（星期二） 2月22日，法國共產黨領袖多列士發表宣言，說紅軍如占了巴黎，「法國的民眾和工人對於蘇軍，哪能與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國的民眾和工人所採取的態度兩樣？」這段宣言發表後，他的效力，好像原子彈一樣，震動全球，首先響應的是義大利的共產黨。接著，英、美、德、日等國的共產黨都作同樣的呼聲。 各國共產黨的一致行動，並不怎麼稀奇。最重要的是2月25日「國際知識分子擁護和平大同盟」和「國際婦女民主同盟」也發表宣言，號召全世界的工人、農民、婦女、青年、科學家、藝術家、作家、記者，及宗教團體起來組織「世界和平大會」（World Peace Congress）。他們說得出，做得到。從3月起，他們就在巴黎法國總統府和英國大使館中間的一落大樓里組織籌備會，籌備人員沒有固定的收入的，僅拿最低限度的生活費，有固定收入的，根本連一個子兒也不拿。他們和各國民主團體間保持密切的聯繫，信使往來，函電交馳，同時印行會刊，籌募款項，招待記者。看他們一天忙到晚，誰也會受感動。 籌備會的工作，今天告一段落，從明天起，就正式開會，會期原定三天，現在因為是參加的團體多，發言的人也不少，會期可能延長到一星期。 中國代表團由郭沫若先生和馬寅初先生率領，團員有田漢、丁玲、曹禺、鄭振鐸、張奚若、許德珩、翦伯贊、侯外廬、徐悲鴻、程硯秋等44人。這些人都是學有專長的知名之士，尤其郭沫若先生，不為威迫，不為利誘，三十年如一日的不斷奮鬥的精神，最值得青年人效法。我很喜歡他能到巴黎來跟歐美人士認識認識，這比較舊政府花大錢派「大員」到外國去「考察」更有意義。 但是世間的事情沒有我們想像得那麼容易。照外交慣例，入境必需有「簽證」（Visa）。法國與其鄰國及美國間簽訂互惠條約，彼此的公民入境不用「簽證」，多少人來都歡迎；可是東歐與遠東各國不能爰用此例，每個國家只限8名。中國代表們，不接受這條件，他們從北京起飛，經莫斯科而達捷克的京城。到了捷克後，因為沒有簽證，不能入境，咫尺天涯，真使人傷腦筋。 中國的代表們要求無條件入境，可是法國政府不答應，雙方互不相讓，造成一個僵局。 下午七時，籌備會招待記者，報告籌備的經過。據說，在捷克「擱淺」的幾百名代表，今天也同時開會。巴黎會場所有活動將以無線電「傳真」和「廣播」的方式，直達捷克。 在記者招待會裡，遇著一個英國作家。他剛從美國返英，今天又從倫敦飛到巴黎。我問他對美國的印象如何。他說，美國人遠不如英國人那麼寬宏大量。在英國，不同政見的人照樣可做朋友。在美國，稍為左傾的人，便帶上「非美活動」（Un-American Activities）的罪名，「非美活動」等於中文的「漢奸」，今天得這個罪名，明天飯碗即打爛。又，美國一面備戰，一面最怕戰爭，普通人認為明天戰爭就會爆發，這簡直是神經病。 截至現在止，世界最富強的是美國，同時「安全感」最敏銳的也是美國。「安全感」的無限增加，正是世界和平的勁敵。我希望各國記者和作家把這問題儘量發揮。 4月20日（星期三） 69個國家，2000名代表，1000多個記者和來賓，今天集中到巴黎凱旋門附近的大音樂廳（Salle Pleyel）來開世界和平大會。大門外，走廊中，主席台上，都懸掛各國國旗。各國代表們，不是第一流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便是備嘗艱苦的社會運動家、婦女運動家，甚至職位上很容易被人懷疑為反動分子的人物——主教、神父、牧師——也有幾十名當選為代表。 大會的主席為世界原子能權威，曾獲諾貝爾和平獎金的居里教授（Joliot-Curie，按：居里教授即鐳學泰斗居里夫人的女婿）。他以誠懇的態度，清晰的音調，發表開會辭，字字珠璣，語語中肯，這比較一般職業外交家的陳詞濫語，油腔滑調有意義得多。 居里教授首先說明法國政府不發「簽證」，致東歐各國及中國的幾百名代表不能參加這個大會，實在是個遺憾。他希望大家能夠諒解，這並不是法國人民的意思。反正「真理的傳播用不著簽證」，同時我們提倡和平這個工作將揭破戰爭販子的假面具，使大多數人鎮定地堅決地起來阻擋這群戰爭販子的門路。 「飽經戰禍的人民，誰都渴望和平、安全、福利。他們熱烈地希望重新建設國家。但是，另一方面，那些包藏禍心的人，尤其奸商市儈，深怕許多國家得到解放。因此，他們積極地實施挑撥離間的手段，借收漁人之利，甚至發動戰爭也在所不惜。 「旨在杜絕帝國主義的聯合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大收穫。可是有些國家因為經濟困難，同時深中虛偽的宣傳毒，越來越明顯地為美國做奴隸。裁軍的提案被否決，廢除原子彈的提案也被否決。他們到處尋覓基地，簽訂軍約，尤其北大西洋公約。所謂『維護和平』的戰爭，事實上這就是『反蘇戰爭』。 「新戰爭的威脅，一天比一天迫切，所以我們必須集中力量，整齊步伐，發動大規模的和平攻勢。 「美國幻想用原子彈來作閃電戰，但是我們知道新戰爭是個大流血的戰爭，連發動戰爭的人也不能倖免。 「事實上，備戰的工作已經發生種種惡影響，重整軍備，招募新軍，已經使各國的支出增加，收入減少，因為支出增加，收入減少，所以各國都不能積極地改良人民的福利，增進他們的快樂、健康、繁榮。 「舉一個例：製造一隻巡洋艦的費用，就夠創辦十所研究機關；一百名士兵的生活費，就夠創辦一個大實驗室。用原子能來製造原子彈，這是科學的濫用。反之，原子能須用來作和平的用途：診治疾病，產生動力，以及發展生物、化學、物理等部門的科學。 「像法國這麼一個國家，有20個『原子能站』就夠生產目前全國所需的電力。這20個『原子能站』每年所需的原料裝不滿一輛火車。 「我們現在剛好踱進原子時代的黎明時期，這情形好像最初懂得用火的時代一樣。當時的人只懂得用火來取暖、點燈、做飯，但他們怎麼也想不到用火來做蒸汽機、火車頭等東西。 「北大西洋公約，在文字和精神上都違反聯合國憲章。假如沒有互信，聯合國就沒有意義。我們應該帶回這種信心。」 最後，居里教授極力頌揚婦女和青年在世界和平運動上的地位。因為戰事一旦爆發，首先遭殃的是婦女和青年，尤其婦女，她們除自身顛沛流離外，還有喪夫失子的慘痛。 居里教授講完，全場掌聲有如雷鳴。這位原子能專家挺身為世界和平努力，真使所有聽眾大受感動。從今天起，凡是有良心有能力的人都應該以世界和平為己任。「泰山不辭土壤，河海不擇細流。」個人的能力雖小，集體的運動實在能發生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 此外，大會的七個口號是今後行動的南針，茲特紀錄如下： 一、反對軍備比賽。 二、提高聯合國在維護和平上的地位。 三、反對煽動戰爭的宣傳。 四、尊重各國的主權和獨立。 五、增進各國的經濟關係。 六、鼓勵婦女參加和平運動。 七、促進各國組織維護和平的機構。 4月21日（星期四） 假如法國是歐洲的和平堡壘，那麼義大利的進步分子的力量僅次於法國。在這次和平大會裡，法國占東道主的便利，派了522名代表，鄰邦的義大利也派出455名代表，而記者和來賓的數目也相當可觀。 昨天居里教授致開會辭後，義大利的首席代表南尼（Pietro Nenni）即席發表長篇演講，他的意志堅決，辭鋒犀利，真不愧為和平運動的健將。 「假如政治鬥爭是正式軍事行動的前奏曲，那麼我們須承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參謀處已於兩星期前成立了。這種機關的首長們的精神上的武器是鼓勵人民對蘇聯的仇恨和恐懼，好像百年前人們對自由主義和法國革命的仇恨和恐懼一樣。 「時局急轉直下，弄到目前這個樣子，這一點不但代表諸君不明了，連一般人民也感覺驚訝。回憶四年前，當光榮的勝利降臨的時候，我們親眼看見美蘇的士兵在柏林相親相愛，互敬互重，那種真摯的友誼使人相信新世界可根據和平正義的原則來創造。 「本會並不想大家在蘇聯和美國，原子彈和紅軍二者之間有所選擇。本會只想大家在和平的集體安全與戰爭的虛偽安全二者之間加以抉擇。 「自1947年以來，聯合國的社會經濟的組織大受阻礙，經濟委員會虛有其表，一點職權也不能行使。因為聯合國的機構內的經濟工具無法運用，所以野心家乘機瓜分歐洲，瓜分世界，把整個西歐供美國奴役。 「有杜魯門主義，才有馬歇爾計劃。他們並不想歐洲和世界復興與統一，反之，他們是想瓜分世界，把整個西歐供美國資本主義來奴役。 「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造成布魯塞爾條約。布魯塞爾條約是戰後第一個軍事同盟，它的目的不是反對德國復興，而是直接進攻蘇聯，打倒那些犧牲一切來保衛史達林格勒的鬥士。 「當丘吉爾在波士頓演講的時候，他很懊悔1919年沒有把蘇聯的革命勢力斬草除根，同時他很坦白地說明北大西洋公約的真義在反對蘇聯。 「北大西洋公約第三條，是發動軍備比賽。軍備比賽必然會引起戰爭。因為各國不以集體安全來維護和平，而是以優越的軍火來決定勝負，所以戰爭變成無法避免。 「現在美國干涉歐洲各國的內政，這事情在義大利看得更明顯。去年4月義大利選舉時，馬歇爾及美國一般人員宣稱，假如民主陣線的選舉今天得到勝利，美國的經濟援助明天就停止。 「在政治鬥爭的過程中，團結就是最優良的武器。各國人民須精誠團結，使北大西洋公約變成廢紙，一點也不發生作用。 「簽訂北大西洋公約的各國政府如漠視人民的要求，不顧世界和平，只想發動戰爭，那麼各國人民須堅決地以行動來答覆戰爭販子。」 4月22日（星期五） 英國的工黨議員齊利亞加（K．Zilliacus）昨天發表一篇演講，他滔滔不絕地講了一個多鐘頭，狀如演劇，聲似洪鐘，一看使人相信他是個英國國會的標準議員。 他說：「本人參加過第一次大戰，我的兒子和女婿參加過第二次大戰，我不願意我的孫子到第三次大戰時變成原子彈的炮灰，我更不喜歡英國的城市和鄉村變成灰燼。」 他曾參加英國的工黨30年，而這個工黨卻沒有正式加入今天的和平大會，這是個遺憾。「因為工黨往往是爭取和平的先鋒，而四年前工黨選舉的勝利，為的是工黨答應站在社會主義和工人的立場說話，同時根據聯合國憲章，與蘇聯攜手合作。我們說過，假如我們偏袒蘇聯或美國任何一方，那麼我們將斷送和平。」 事實上，今天沒有到會的人，好像到會的人那樣，都渴望和平。英國人懇切地希望和平，他們都討厭戰爭，不相信戰爭，反之，他們只相信文明。過去三十年間，英國費了十年去打仗，現在痛定思痛，對於戰爭的恐怖，簡直是談虎色變。 「和平不是第三種力量，和平是不可分裂的。」他堅決而雄壯地下個斷語。 「過去的和平工作之所以失敗，為的是西歐列強的保守黨政府願意親法西斯，給侵略者以種種方便。他們以為這樣討好法西斯，可以保持資本主義的地盤。不知和平一分裂，第二次大戰變成不可避免，而第二次大戰的結果是造成歐洲半壁河山及亞洲大部分地方的紛亂。 「西歐各國現在提出『反共的和平』的口號，這根本是個矛盾。他們又提出『預防的』第三次大戰，這更是大矛盾。 「據丘吉爾的理論，排在我們的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條是蘇聯自動地徹底改變作風，一條是發動『預防的』戰爭，『預防的』戰爭是他們最後的決定。這就是北大西洋公約。 「自北大西洋公約發表後，聯合國最高當局們即惴惴不安，同時『冷戰』更見白熱化。根據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各會員國間如有爭執，須用和平的手段來解決，絕對不能訴諸武力。現在美國所領導的西方集團，藉口『自衛』及『否決權』被人濫用，積極備戰，希望以武力打破僵局。這種作風，簡直是撕毀憲章，推翻聯合國，分裂世界，陷人類於第三次大戰的恐怖。 「大家知道，新戰爭已自去年夏天開始，發動者為駐紮柏林的美國長官克萊將軍。據說，當時他曾派一車士兵準備沖入柏林。在沒有動員之前，他曾徵求英法當局的意見，問他們能否一致行動。英法當局唯唯否否，不作肯定的負責的答覆，這才使克萊將軍臨崖勒馬，擁兵不前。後來華盛頓得到這消息，知道軍人執政，很容易出岔子，結果決定削小占領軍的職權。 「總之，目前世界的真正鬥爭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真正的勝利是普通人民對極少數特殊階級的勝利。這次鬥爭中的勝利的工具，和平的基礎，正義自由的保障，全靠各國工人的相親相愛，精誠團結。」 齊利亞加的話，所有聽眾完全贊成。據我在歐洲各國的旅行考察，我深信歐洲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打仗，可惜目前他們要接受美國的經濟援助，「吃人酒肉，替人消災。」因此，當美國軍人想積極備戰的時候，他們只好違背良心跟著喊「打」「打」「打」。 4月25日（星期一） 世界和平大會定於今天結束。各國代表一致通過提案，組織一個永久的機構，地點在巴黎。居里教授被公舉為主席；副主席人選，由中蘇英美意等國的首席代表充任。大會的宣言，簡潔真摯，茲特轉載如下： 「我們是從世界72個國家來的代表。我們包括一切文化，一切信仰，一切思想，一切民族。我們意識到一再威脅世界的『戰爭的危機』的危險。 「世界大戰的慘劇剛好結束了四年之後，各國又陷於重整軍備的危險的途徑。 「旨在保障人類的幸福的科學被人改變方針，用來追求戰爭的目的。 「世界各處又是烽火漫天。外國干涉內政，而且以軍力來作直接行動。 「在世界和平大會裡，我們高呼維護和平的精神，而戰爭的宣傳絕對不能搖動我們的信念。列強間曾簽訂協定，確定各種社會制度得共同存在。我們知道誰撕破這些協定。 「我們知道今天誰撕破聯合國憲章。我們知道誰把那些維持各國和平的條約當做廢紙，誰否決裁軍的提議，誰積極地重整軍備，儼然以侵略者自居。 「原子彈並不是自衛的武器。 「我們絕不參加一個集團壓迫另一個集團的把戲。 「我們反對軍事聯盟的政治，而軍事聯盟早已證據確鑿。 「我們反對殖民地政策，因為殖民地政策時常引起武裝衝突，而武裝衝突在發動新世界大戰上占著重要的地位。 「我們反對西德和日本重整軍備，在那兩個國家裡，世界的劊子手又找到他們的軍火。 「各集團國家所造成的經濟分割的局面已經帶著戰時封鎖的性質。 「但是，事實上，世界和平大會已經公開說明，各國人民停止被動，他們將從事積極的建設的活動。 「我們擁護聯合國憲章，反對歧視憲章，引起戰爭的軍事聯盟。我們反對使人民陷於絕境的繁重的軍費負擔。 「我們贊成禁用原子彈及大規模地毀滅人類的其他武器，我們要求列強限制軍備，設立有效的國際管制的機構，把原子能拿來作和平及人類幸福的用途。 「我們為各國的獨立，各國的和平合作，各國的自主權來奮鬥，因為這些條件是自由和平的要素。 「我們起來反對引導戰爭，加緊統制，壓迫民主自由的一切事情。 「我們組織一全世界的陣線來擁護真理，使戰爭的宣傳不發生效力。 「我們反對神經質的黷武主義，種族仇視，各國敵對的宣傳。我們主張把那些發動新戰爭宣傳的出版機關，文學電影完全取消。 「我們把全世界的人民團結起來，從事和平運動。我們須提高警覺性，組織一個國際文人和民主團體的大會，以便維護和平。民眾愛護和平的力量，永遠會給好戰者每個階段的陰謀以威脅。 「像妻子和母親對世界的期望那樣，我們把保護兒童的生命，保護我們的階級的安全當做神聖的義務。像青年人那樣，我們了解而且不分畛域地集中各種政見和宗教信仰，免得未來的光明的大道被人截斷。 「世界和平大會高呼擁護和平是一切人民的任務。 「世界和平大會為六萬萬人民的代表提出一個口號，『徹底勇敢』。我們精誠團結。我們互相了解。 「我們準備堅決地爭取和平的鬥爭——這是說，生命的鬥爭——的勝利。」 ×　×　×　×　× 晚上八時世界和平大會在布龍公園法國俱樂部舉行盛大的聚餐，到賓主600人，主席為《法國文藝》的社長摩根（C．Morgan），這個人有中國大儒的風度，他把《法國文藝》的一切成績歸功於他的亡友，即《法國文藝》的創辦人德古（J．Decour，按：德古氏在大戰期間被納粹兇手陷害）。 主席朗誦貴賓的名單。不幸中國的代表在捷克「擱淺」，一個也不能來。全場只有兩位中國記者，主席特別關照一下，弄得所有來賓也向我們鼓掌。我們拱手作揖，表示不敢當。 同席的客人一再請我題辭簽名作紀念，我一一照辦。最後，我請當代畫壇怪傑畢加索簽了一個名字，作這次世界和平大會的紀念。 歸途認識英國名記者斯泰因（Gunthur Stein）。十年前他的處女作《日本製造》（Made in Japan）初出版時，我曾經引用過，所以談起來很相得。我問他魏特夫先生（K．A．Wittfogel）和尤特立女士（F．Utley）的近況，他說前者受美國煤油大王的豢養，再也不前進了。後者受宋美齡的津貼，專門在美國作無聊宣傳，將來還有什麼面目和中國人見面。 4月26日（星期二） 美國進步黨領袖，前任副總統華萊士擬請法國獨立黨領袖柯特（Pierre Cot）和英國工黨議員齊利亞加到美國去作巡迴演講。美國國務院訓令巴黎和倫敦的美國領事館不發「簽證」。為著這事情，柯特和齊利亞加二人特定於今天中午招待記者，發表下列的聲明。 「我們二人的處境相似，所以我們願意發表共同聲明。 「第一，美國政府這種決定，傷害我們的感情，因為我們與美國有悠久的關係，同時我們對美國及其人民非常愛慕。現在我們好像被老朋友享以閉門羹一樣的難堪。 「第二，我們是本國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而美國這種決定是傷害我們所屬的國會的尊嚴。假如美國的上議院或下議院議員，只因外交政策與政府當局歧異，不准他們到英法兩國來對英法人民發表他們的思想言論，請問美國國會將作何感想？ 「最後，美國國務院居然採取這種不合民主的態度，我們覺得很詫異。美國曾經宣布自己為西方民主文明的救星。美、法、英三國政府所採取的共同的政策，我們不敢苟同。我們還站在我們的立場，履行國會議員的任務。美國國務院不准我們到美國去發表我們的思想言論，這等於剝削美國人民兼聽雙方意見的權利，使他們在不明事實真相之前，就要對生死關頭的問題下個決定。此外，英法人民正式選出的代表得到這種空前無禮的待遇，這是個公開的侮辱，同時使人覺得大西洋各國間的關係，並不是各民主國家享受同等的權利，而是霸主與附庸的關係。我們相信英法兩國的大多數人民都有這種感想。」 據齊利亞加說，自第一次大戰後，他即獻身世界和平。他曾任國際聯盟的秘書，柯特曾任法國駐國聯的代表。他很坦白地承認他們兩人的政見與美國政府有一點出入，但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是民主國家的起碼條件。最使他難堪的，就是他留美半生，出身美國大學，事實上等於半個美國人。現在得到美國政府這種無禮的待遇，殊出他的意外。 有人提出問題，美國政府這種行動是否害怕他們兩人的政治言論會影響美國國會和一般輿論。他們含笑地答道：「也許是如此。」 齊利亞加定於今日下午回英。在最近的將來，他將把這問題向英國國會提出，因為英國是工黨執政，而他自己是工黨議員，他相信他的主張能得到廣大的英國人的同情。 據我個人的觀察，英法這兩位議員都是很能幹的人物。齊利亞加擅長工人運動，他對於歐美情形的熟悉，不下於他的本國。柯特是個國際問題專家，家道富有，足跡遍全球，以他的資格和經驗，就是做個外交部長仍綽有餘裕。 在政治立場上，他們只能算是急進的社會黨。他們與共產黨中間還有相當距離。因此，在今天的記者招待會裡，蘇聯的「塔斯社」和法國的「人道報」都沒有代表出席。 但是，美國的政府當局整天疑神疑鬼，誰一提到「和平」，他們就說這是蘇聯指使，絕不相信這是全世界人民一致的要求。有個朋友說句俏皮話：「假如『魔鬼』能夠使世界和平的話，那麼就讓『魔鬼』指使，也是心甘情願。」 然而美國政府官員竟違背光榮的傳統，他們不但不准英法的議員入境，甚至準備把美國電影界的老前輩賈波林驅逐出境了。 5月1日（星期日） 歐洲的軍事專家對於第三次大戰有兩種看法：一種是空軍派，美國以強有力的空軍帶著許多原子彈把蘇聯各大名城在短期內化為灰燼。一種是陸軍派，西歐各國須有強大的陸軍和蘇聯對抗，否則蘇聯的陸軍將席捲全歐，美國的援兵不能發生作用。 空軍派的理論近於幻想。他們唯一可以誇耀的地方，就是美國擁有原子彈。誠如芝加哥大學校長所說：「原子彈的秘密，在第一次爆發那一天已經不是秘密了。」美國拿原子彈來嚇唬人，將來吃原子彈的大虧的恐怕就是美國，因此，關於速戰速決的空軍派的理論我們可以不必贅述。 現在讓我們來看西歐的陸軍的力量。 在西歐各國中，法國的陸軍應首屈一指。1939年，她有50萬常備軍，500萬後備軍，雖然她的新式武器缺乏，使她不能充分發揮她的力量。目前法國的常備軍稍增，總數達55萬人，不過法國的軍隊分散於各殖民地，國內的駐軍不過五師團，西德占領區也不過二師團。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後，法國比較謙恭，肯虛心學習各國進步的方法。法國的新軍多過露營的生活，以便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堅強其意志，增進其智識。目前法國最感困難的，還是新式武器的缺乏，尤其坦克車、大炮、飛機。 其次，我們要談比荷盧三國。在這三國中，比利時的陸軍配備好，戰鬥力強，雖然它還不能達到第一流的水準。比利時的軍力，平時為65000人，戰時可能增加到60萬人。荷蘭的軍力，平時為3萬人，戰時可能動員到40萬人，不過配備和訓練都很落後。盧森堡的軍隊更是微不足道，平時只有250名，現在計劃增加到15000人。 「兵貴神速」，尤其現代化戰爭，時間的因素非常重要。恐怕這些國家還沒有正式動員之前，對方的軍隊早已把它們吞下去了。 最後，要談到英國。英國的陸軍的數目達40萬人，其中只有18萬人為常備軍。據英國國會議員的報告，英國的陸軍有大部分駐屯德國和地中海東部，國內實力有限。 至於蘇聯，她駐屯德國的軍力已經有30師團，其中有8師團是機械化部隊，6師團摩托化部隊，而紅軍的總數更是龐大，平時為200師團，戰時為300師團，經過一年的動員，增加到550師團。 還有一層，蘇聯的軍隊最能吃苦，他們是隨遇而安。在糧食缺乏，配備參差的環境下，他們還能夠作戰，不像西歐各國的軍隊嬌生慣養，生活較苦，他們就吃不消。 就陸軍而論，西歐各國遠非蘇聯的敵手，這一點已經明若觀火。因此，西歐各國唯一的希望就是依賴美國的空軍、火箭隊、原子彈。 問題在這兒，假如有一天蘇聯也有原子彈或者比原子彈更兇猛的武器時，西歐的安全將大成問題。 5月2日（星期一）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夜，德國面臨萬丈的深淵，大城淪為廢墟，工商業機構完全毀壞，占領軍所加的束縛將使德國降為奴隸的地位。然而戰後四年來，德國已經以突飛猛進的姿態往前開展，工業產品比較兩年前增加78％，出品貿易比較兩年前增加兩倍半。在不久的將來，德國人將重享自治的權利。 德國失敗後，領土由四強分管。自東西兩集團對立後，占領西德的三強——美、英、法——已經混合為一機構。去年此日，美國決定復興德國，把西德包括到馬歇爾計劃之內。接著，改良幣制，這給德國經濟以穩定的基礎。到了去年秋冬之交，美國決定德國的煤鐵工業應由德國人自己經營，同時美國推翻既定的議案，不再摧殘德國的工廠，為的是這些工廠的繼續生產將有助於歐洲復興計劃。 原來美國對德政策是由三個機關決定的。第一，國會，尤其撥款委員會，希望美國在德國的開支越少越好；第二，軍部，尤其軍事設計委員，希望德國變成美國強有力的盟邦；第三，美國占領軍，尤其顧問特雷波（W．H．Draper），希望德國變成歐洲重工業的中心。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特雷波本人有關的大公司——迪翁·李德（Dillon，Read）——很積極地支持德國的重工業家，他曾於1926年借了一億美金給一家鋼鐵公司，這表明他所定的政策，多少以個人的利益為出發點。 事實上，特雷波的計劃，不但要德國維持固有的地位——即歐洲重工業的中心——而且要保留重工業機構有關的第一流的企業家、資本家、銀行家。例如魯爾，每間大公司簡直等於封建時代的諸侯。克虜伯（Klupp）、克李納（Kloeckner）、夫力克（Flick）、蒂森（Tbyseen）、斯汀斯（Stinnes）等大公司，歷史悠久，組織縝密。現在他們又得到美國的支持，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他們不難把所有「自由企業」的組織變為規模龐大的「卡特爾」。 西方三強對德政策實在矛盾萬端。他們認為現在把德國壓迫得太厲害，到了將來德國重整旗鼓之日，德國人將採取嚴厲的手段來報復。另一方面，他們吃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他們對德國的信義又相當懷疑。然而大敵當前，一切次要的問題都放在腦後。目前他們把蘇聯當做唯一可怕的「假想敵」，所以其他舊敵都可寬恕，甚至可用來作助手。這種天賜的機會，使德國的復興計劃可以提早三十年完成。 西方三強對德政策可以說是同床異夢。美國人恨不得德國馬上恢復戰前的地位，讓德國打頭陣。英國人的態度是模稜兩可。法國人卻暗中叫苦。從地理上、政治上、軍事上看來，德國是法國的世仇。因此，美國復興德國的政策，法國人實在吃不消。 然而美國現在變成西方集團的盟主。盟主有的是金錢和軍火，誰要接受盟主的幫忙，誰就應該低首下心地服從他的命令。 法國想美援源源而來，同時又希望美國停止援助德國。這是個大矛盾——永遠不會解決的矛盾。 5月3日（星期二） 德國的復興，不但法國受不了，英國人也相當彷徨。法國人的憂慮，主要的是地理、政治、軍事的原因；英國人的關懷，十九基於經濟。 從一敗塗地的灰燼中抬起頭來的德國人，他們將以全力來爭取國外市場。他們的工資低，捐稅少，組織好，成本輕。在國際市場上，英國絕非他們的敵手。 去年10月間，英國科學儀器協會的主席曾說：「印度政府到倫敦來購買400架顯微鏡……德國萊茲公司（Leitz）接受這訂單，價錢比較英國貨減低10000英鎊。……在兩國的工資絕對懸殊的環境下，英國很難跟德國競爭。」 在德國復興的聲浪中，英國人想阻止德國不再「吞併」或操縱市場，這是徒勞無功。盲目的劇烈的競爭，本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西方集團既然要支持德國的資本主義，到了那些老牌的大資本家捲土重來的時候，首先受烕脅的是英國的工業。 英國人吃了六年苦，好容易把德國打下去，現在又讓美國把德國扶植起來做自己的對頭。早知今日，悔不當初，至少，那六年仗算是白打了。 西方國家對德的辦法頗值得斟酌。它們不懂得在西德占領區內把德國的重工業完全社會化，它們沒有讓德國工人在營業上有發言的餘地，它們沒有阻止德國的資本家實行過去的營業方針。德國的工人報酬少，購買力低，國內剩餘的產品全數搬到國際市場跟英國競爭。英國顧得國際市場，勢必減低工資，而減低工資難免演成國內罷工的不愉快的事情。英國顧得工人生活，成本未免太重，而成本重，價格高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很難找得適當的主顧。 用武力推翻一個敵國並不難，用政治手腕改造社會才是大工夫。 ×　×　×　×　× 目前的德國社會，只有納粹餘孽有錢。他們發軍火財，勝利財，戰後通貨膨脹財。他們在希特勒全盛的時期，在戰爭打得劇烈的當兒，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都發過橫財。他們利用外國的俘虜給他們做事情。他們抓住種種機會，尋求自己的利益。事實上，只有這些人不受戰爭及通貨膨脹的影響。 現在德國又重新演奏流行的納粹歌曲了。占領軍讓納粹分子橫行無忌。有些地方的市長還是納粹餘孽，而戰時真正吃苦的德國平人，不但不能參與工廠的管理工作，而且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沒有什麼保障。無怪今年德國流行一句俗語說：「假如你要改善生活，最好做納粹黨徒。」（If you want to get along，better be sure you were a Nazi．） 5月4日（星期三） 中國有個俗語「飲鴆止渴」。「鴆」是種毒藥，喝了會死。可是當你嘴渴喉乾的時候，連毒藥也喝下去，因為「止渴」在先，死亡在後，只要能解決眼前的困難問題，後患如何，暫且不管。 目前西德三國占領軍違反波茨坦協定，臨時通過兩種辦法，給德國復興工作以極大的鼓勵。一種是原來決定要拆除的159家工廠將原封不動，繼續存在；另一種是目前有許多被禁止或被限制的工業，可以照常生產。 在應拆除而不拆除的工廠中，最重要的應推鋼管工廠。鋼管在戰時極有用處，不過這東西和德國的工業復興很有關係。因此，只顧眼前的占領軍當局決定保留。 在被禁止或被限制的工業中，現在已有大多數得到解禁。其中最重要的應推鋼鐵工業。西德每年可出產1100萬噸鋼，這東西對德國的復興最關重要。 然而英國人最感興趣的，就是他們准許德國人製造7200噸重的航行海洋的輪船，速率每小時12海里，而原先的協定，只准德國人製造1500噸重的小輪船。此外，德國人可以購置17000噸的運油船，速率14海里，雖然載客的郵船暫時還不准製造。 農業機器、科學儀器、眼科儀器、化學藥品的禁令卻完全放鬆，但是人造膠、武器、軍車、飛機、戰艦仍不能隨便製造。在和約沒有簽訂之前，「軍事安全局」（Military Security Board）須負責實施那些禁令。 這些新辦法實行後，經濟合作執行部（ECA）霍夫曼特別表示高興。他說：「我早就以為德國的復興應該從整個歐洲的復興的立場來看。現在關於這些工廠的議決案，的確能夠非常完滿地解決問題。」 自去年四強談判破裂後，西德三個占領區得不到東德的糧食和燃料，所以它們以「空運」來解決西德的日常生活。在「空運」和援歐計劃上，美國人出錢最多。生意經很精的美國人，他們不會永久地白白出錢，反之，他們是急不暇擇地要德國人恢復生產，增加出口。美國人的動機，英法雖表同情，但這種行動所生的效果，將使英法兩國首先受害。為什麼呢？因為那些工廠和工業，在平時有用處，在戰時更有用處。到了德國強大的時候，她大可在隔夜之間把一切條約撕破，那時要後悔也來不及了。 工廠和工業的管制的放鬆，將使英法兩國受威脅，而德國的船塢開始製造船隻，這事情更使英國的航業界惴惴不安。他們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想「軍事安全局」多負些責任，經常考察和監督德國人凡事按照條例辦理。 戰敗的德國，誰也以為50年內不能抬頭。但是，照最近的情形來看，德國已經踏上復興的大道。聰明而又耐勞的德國人，埋頭苦幹，忍辱負重，十年二十年之後，恐怕又要在歐洲大陸上馳騁了。 5月5日（星期四） 到歐洲後，我對於辦報的大亨，及文章的能手非常注意。談到辦報，大家仍念念不忘英國的諾斯克利夫公爵。若論諷刺大師，那麼英國的斯威夫特值得我們一提。前者已經逝二十多年，後者還是18世紀的老古董，但他們在報界和文壇的影響，並不受時間的限制。 在封建社會裡，「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寒士束髮讀書，十年窗下的苦功，希望中舉人，點翰林，然後有官做，而做官是發財的捷徑。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什麼關係都是假的，只有雄厚的資本，嚴密的組織，高深的技術，優良的設備，科學的管理，才可以致富，而這種大企業的業主，是國內政治，甚至國際政治的後台老板。 已故的英國的報業大王——諾斯克利夫公爵（Lord Northeliffe）——就是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大企業家的一個典型。 諾斯克利夫公爵於1865年生長於愛爾蘭。他的父親哈姆斯沃思（Alfred Harmsworth）是個大律師，母親是個絕頂聰明，而個性又很剛強的主婦。他是長子，其他六個弟弟都能成器。老二和他同行，後來也封為貴族（Lord Rotbmere），老三老四都當過國會議員。一門富貴，有權有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十年間，他無疑地是英國社會上紅得發紫的一人。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一個人的成功，主要的是靠自己的意志和努力，雖然環境的優劣對於成就的大小也有關係。諾斯克利夫13歲那年，已經在學校創辦校刊，一切稿件由他手抄，有的時候還親自排版。15歲，給一間報館編輯做助手。接著，他給李爾福公爵（Lord Lilford）的兒子做秘書，陪他到歐洲去旅行。回國後，就做《青年報》（Youth）的助理編輯，同時給《晨報》（Morning Post）和《聖詹姆士報》（St．James's Gazette）撰稿。 因為用功過猛，健康大受影響，到了19歲那年，他不得不拋棄一切，遠離倫敦去治療。第二年，恢復健康，於是跑到考文垂（Coventry）給一家大規模的出版公司工作。過了兩年，又回到倫敦參加出版事業。 1886年（21歲），諾斯克利夫創辦《通信問答周刊》（Answers to Correspondent）。這周刊的成功對他一生的事業，甚至整個英國的報業有莫大關係。他研究出版事業。他注意讀者的興趣。他創辦「聯合出版社」（Amalgamated Press），大量出版雜誌。這是英國雜誌出版史上的革命，同時他每年可賺到五萬鎊。 賺錢到手後，他便漫遊歐洲、印度、非洲、加拿大、美國。他眼光四射，到處虛心訪問。這種豐富的國際知識，及洞悉各地的讀者心理，是他未來在輿論界和政治舞台上勝利的主要原因。 1896年4月5日，《每日郵報》（Daily Mail）創刊。這個報別號「忙人報」，讀者可以毫不費力地把它看完，但是重要的新聞，有力的輿論，以及茶餘酒後的閒話，長篇連載的小說，應有盡有，尤其長篇連載小說，多動作，少廢話，讀者看到興高采烈的時候，故事已經告一段落。「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故事永遠講不完，長期的基本讀者才有把握。 熟悉英國報業史的人，誰都知道《每日郵報》的成功，是由於下列幾個條件：一來報紙賣得便宜，戰前不過半便士，戰後也不過一便士；二來人才集中，有名的作家盡力延攬，量才錄用；三來新聞提要鉤玄，無關重要的陳辭濫調儘量刪削；四來多用電報，在消息上比較人家占上峰。具備這幾個條件，所以她一開頭就能夠發生作用。 1903年，他創辦《鏡報》（Daily Mirror），這是目前英國銷路最大（超過四百多萬份，比較《快報》還多）的日報。沒有開張前，他已經投下10萬鎊。初創辦時，營業不振，發行網打不開，平均每周要虧本1500鎊。機警的諾斯克利夫知道此路不通，趕緊把這個單純以婦女為對象的報紙改為普通日報。他聘用基尼萊（Kenealy）為編輯，這位先生曾在美國赫斯特系（Hearst）的報紙服務多年，對於刺激性趣味性的黃色報紙的編排寫作等方法很有心得。《鏡報》注重圖畫，尤其注意有刺激性的資料，因此，一紙風行。 1905年，他在巴黎創辦《每日郵報》大陸版，他的勢力從國內擴展到國際，於是被封為諾斯克利夫公爵。那時，他不過40歲。 一間大規模的報館，每天所消耗的報紙的數量相當驚人。號稱報紙大王的諾斯克利夫，對於紙張的來源當然不會忽略。1906年，他在紐芬蘭買到大塊土地，創辦製紙公司，在大瀑布附近設立工廠。這樣一來，只要海上交通沒有斷絕，紙張絕不成問題。 1908年，他插足泰晤士報，這是他多年來縈懷夢寐的事情。他借用培爾（Bell）的名義，在泰晤士報投資32萬鎊。但是，他並沒有改變泰晤士報的論調和作風。反之，他主張在公司章程里特別加上一條，說泰晤士報要維持以往的高尚的水準，不受任何政潮的影響。 第一次大戰發生那一年，他把《觀察星期刊》讓給人家，同時把《鏡報》賣給他的弟弟老二。但他對於報紙的改良工作不遺餘力，尤其對於員工的待遇，積極改善，例如每星期工作五天，提高報酬，均分紅利等，都算是報業史上的創舉。 大戰期間，他親赴各戰場去考察，對於戰略及外交政策貢獻特多。他手下的報紙和雜誌的力量簡直是雄勝百萬大軍。愛斯葵內閣給他一攻便倒；喬治·路易內閣由他一手支持成功。大戰後，英政府擬派他為駐美大使，他固辭不就。那時，他的健康欠佳，時常幻想有人要向他行刺。 他從德國寄到倫敦泰晤士報發表的一些文宇，證明他的神經已經有毛病。 當1921年（即死前的一年）《每日郵報》舉行二十五周年紀念的時候，他請了七千個男男女女的客人參加宴會，這種偉大的場面，除專制時代的皇帝外，誰也沒有嘗試過。 的確，他是個皇帝——報業大王。他有做大王的雄心和魄力，智慧和機會。自小到老，他沒有和報紙脫離關係。英國的艦隊街的報館的發達，直接間接地是受他的影響。現在他的墓木已拱，但他在英國的輿論界出版界的餘威還沒有完全消逝呢。 5月8日（星期一） 讀過《格列佛遊記》的人，誰都佩服作者想像力的豐富。他的觀察深刻，筆鋒犀利，謔而不虐，的是幽默專家。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於1667年11月30日生於愛爾蘭的都伯林城。他未出娘胎前，父親已經去世，幸賴親族的撫育，才不至餓死。 6歲入學，碌碌無所表現。14歲，進都伯林大學三一學院。在校混了四年，勉強得到一張文憑。22歲那年（1689年），跟鄧波兒爵士（Sir William Temple）做秘書。那時鄧波兒在政治舞台上栽個大跟斗，為著韜光養晦，特地跑到麻爾公園來休養。他有個女傭住在公園附近，女傭有個千金斯特拉（Stella），年方8歲，拜斯威夫特為師，誰料這種奇遇，竟把斯威夫特一生陷於情網。 他在鄧波兒那邊前後工作十年。在這期間，他勤於著作，很大部分稿件都付之一炬。由於鄧波兒的關係，他熟悉當代的人物和掌故，這對於後來他的著作很有貢獻。 鄧波兒死後，他失去靠山，生活大成問題。他到處去找工作，可是失業的威脅始終跟在他的後邊。湊巧他認識柏克萊夫人和她的女公子，同時由於她們的介紹，認識所有「上流社會」的人物。一個不得志的人，在榮華富貴的場合中廝混，不但得不到一點好處，反而惹了一身閒氣。滿腹牢騷，無處可以伸訴，不說還好，說了還遭人恥笑。在這種情形下，筆鋒犀利的作家，當然要往諷刺這方面找他的出路。他譏笑這個，批評那個，雖然他的理由很充足，但是被攻擊的人究竟不舒服，尤其約克大會督及薩麥塞公爵夫人對他的反感很深，他的政治上事業上的前途都給他的標準的諷刺文字斷送了。 在人生的旅途上，他雖然鬱郁不得志，但他勤儉自持，一點分外的財物都不敢妄取。他曾給某政客做槍手，替他寫些政論。有一次，某政客和他握手，順便把一張50鎊的支票塞在他的手裡。他不但不受，反而把這張支票即刻扔在對方的臉部，忿然離開屋子，直至對方親自登門請罪之後，他才肯接見。 他逗留倫敦的期間，事業上一籌莫展，但在文學上他卻名滿天下。他變成倫敦各咖啡館的紅人。在咖啡館裡，四面八方來的才子整天唇槍舌劍，發揮每個人的雄辯，但是沒有一個人的談鋒比他更矯健。 談到戀愛，他曾經嘗遍三角戀愛的滋味。上文說過，當他22歲那年，他曾給鄧波兒的女傭的女孩教過書，這個女孩後來長大後，誓要追求他。當他從愛爾蘭到倫敦的旅途上，他認識了凡妮莎（Vanesa），二人一見如故，愛苗也天天茁壯起來。 他喜歡這兩個年青的女性，但他對她們之間沒有特別的偏愛。當他在倫敦的時候，他偷偷摸摸地給斯特拉寫信；當他在愛爾蘭的時候，他又偷偷摸摸地給凡妮莎寫情書。到了後來，他給聖伯特立教堂做副主教的時候，他深感無法同時應付這兩個女人。斯特拉的家離他的公館不遠，凡妮莎的家就住在都伯林城的近郊。斯特拉和凡妮莎兩人永遠沒有見過面，但是誰也知道對方的底細。她們彼此互相妒忌，明槍暗箭，弄得斯威夫特痛苦不堪。凡妮莎比斯特拉早死五年，結果得獨占他的愛情。不久之後，斯特拉也死掉。風燭殘年的老人，遭遇這種嚴重的打擊，當然會感覺到人生毫無趣味了。 戀愛的失敗，事業的失敗，給他帶來不少痛苦。晚景的淒涼，使他陷於六神無主的地位，終於1745年10月19日與世長辭。 他平生著作等身，政治論文和小冊子寫得很多，但至今膾炙人口的，還是《格列佛遊記》這部名著。 當《格列佛遊記》預備出版的時候，他用辛浦生·理察（Richard Sinpson）的名字寫了一篇介紹文字，其中有一兩段很有趣味。茲照錄如下： 「他（格列佛）離開瑞贅夫的時候，托我保管這文稿，並且給我隨意處置的自由。我把稿子仔細披閱三遍，深感文詞簡練，唯一的缺陷是作者犯了旅行家的通病，敘事稍嫌過詳。全書信實可靠，而作者也是以信實出名的。…… 「我取得作者同意，把這文稿給幾位可敬的先生看過，他們都勸我把這書刊行，公諸於世，希望至少在目前，青年貴族們讀讀這本書，比讀那平庸的，談論政治和政黨的草率著作來得有趣。」 他把這部稿子拿去見出版家，要求200鎊稿費，並且定了一個條件說，假如書賣得不夠本錢，他將把差額如數償還出版家。 這書於1726年出版，第一版在一星期內賣完。普通人處在他的地位，一定高興得了不得，但是自負甚高的他並不把書籍的暢銷當做什麼一回事。他希望他的讀者得到刺激，並不希望他們取樂。他寫信給朴甫說：「我時常努力使一切精神健全的人結為朋友……這種人在一代里也找不出三四個；假如他們能夠團結起來，他們將促進世界的進步。」 他的朋友不多，不過他們都是當代名士，朴甫、阿迪孫、斯退爾固然是他的好朋友，即法國的大文豪伏爾泰，也佩服他到五體投地。伏爾泰接受他的思想，模仿《格列佛遊記》的體裁，寫了一部《米克洛美加》（Microme' gas）。後來回到法國後，他也發揮新的見解，決心要清除全世界統治者的不義的行為。 他生平嫉惡如仇。在一篇《卑之無甚高論》（Modest Proposal）的小冊子裡，他說把健康的小孩的肉拿來炊煮烤炒都很好食，讓愛爾蘭的貧苦的農民們多養一些小孩送給地主們吃罷，反正沒有良心的大地主們儘量剝削農民，使他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那種慢性的餓死，並不比活生生地把小孩殺死來吃好得多少。 由於觀察的深刻，他時常有忍俊不禁的警句，尤其《關於各種問題的思想》一文，簡直是字字珠璣。不管他的意見對不對，但他永遠是流露自己的心聲，造成一家言。 他死後110年，愛爾蘭又產生了一個諷刺而又幽默的大師蕭伯納，先聖后聖，所走的完全是一條路。這是說，運用最犀利的筆鋒，揭發社會的毛病，言者無心，聞者足戒，而社會無形中跟著進步。 5月15日（星期日） 回家期近，這一星期來忙得要命，連日記也停了好幾天。一來，忙著辦理出境手續，這種手續麻煩得要命，險些能去不能回。二來參加朋友的餞行的宴會。這些宴會不算多，而且酒肴不如南洋那麼豐富，但是友情厚薄，和酒肴沒有關係。這兒，我特地要提到周琳兄在莫斯科飯店的對話；趙如琳、沈思中、譚榮泰諸兄在金龍酒家的痛飲；王麟曾兄在我的寓所里共嘗他親制的紅燒牛肉，隆情高誼，永遠不會忘記。 回家不免要帶些禮物，為著這禮物，我當然要跑大公司。一到大公司，不禁想到月前在香綺麗絲大道路南的故宮裡所見的家庭用品展覽會。 這個展覽會所展覽的全是有關衣食住娛樂各方面。關於行的部分，三個月前所展覽的汽車和小輪船，及最近一兩間大公司所展覽的小型飛機已夠引人注意，所以這個展覽會不把大規模的機器包括在內。 樓下陳列電氣用具，從電灶、電爐、電掃把、電洗衣器，以至大大小小冷藏器，使人一看便知道這是電氣時代。電氣用具的特點是：簡單、敏捷、便利。雖然購置的費用稍高，超出一般平民的購買力，但從遠處著想，它的確節省很多工錢和時間。 中國的普通婦女，等於家庭的「終身奴隸」。一天三頓飯，起碼要八個鐘頭可以打理得清楚。一家五口的小家庭，每天洗衣服的時間至少要一小時。他如掃地、煮水，至少也要一兩個鐘頭。假如將來普遍使用電氣，那麼一般婦女才能夠從家庭解放出來，從事學術的研究及社會事業的活動。 舉一個例，中國的舊式家庭要燒水泡茶來請客，至少要半個鐘頭。主婦忙得汗流浹背，滿手都是黑煙。現在用電爐固然便利，否則花了500法郎買個電棒也很合式。電棒的構造等於普通電燈，所不同的是電棒不用燈泡而用鐵絲。假如你要煮開水，你只須把電棒放在水裡，同時把電門一開，不到半分鐘就有滾水給你喝，省時省事，實在方便。 賣牛肉的部分也當場表演它的機器。工人把牛肉粉從一邊倒進去，經過機器的磨、研、篩、壓，便變成四方塊形，然後用蠟紙包兩重，用有商標的道林紙再包一重，最後每四小包合成一中包，所有動作，全用機器，不必經過手工。包裝的形式，酷似我們蓋圖章，一按就成。這種包裝糖果的機器在歐洲很普遍。清潔衛生而又省錢，這是值得我們仿製。 樓上陳列衣料、酒類、糖果、罐頭，這些東西沒有什麼新奇，但是家私的部分很值得參觀。法國人最講究藝術，最懂得享樂，所以食住兩方面，他們的水準都很高，尤其家私，既雅致，又大方，既舒適，又美觀，這一點我們的家私專家應該注意。 像電氣用具的最大目的是節省時間一樣，法國的家私對於節省空間這方面也有很好的成績表現。例如床鋪，一間臥房放了兩張床，簡直是動彈不得，可是法國家私專家做了各種各式自由折合的床，白天折起來，藏在衣櫃裡，一點也不占地方，晚上放下來又是一張床，這比較帆布床又漂亮又簡便。 法國的工商界對這個展覽會甚感興趣，大家都熱烈參加，一來可以和同業作個觀摩，二來增加廣告作用，三來促進出口貿易。有個商人問我說：「中國有沒有這種展覽會？」我答道，戰前的上海時常舉行國貨展覽會，戰後因時局不靖，沒有舉行。 總之，跟著時代的發展，家庭用品是往時間經濟，空間經濟這方向跑，雖然在美觀上仍要保持簡潔雅致的標準。 5月16日（星期一） 上午往法國海外部，蒙政務處頒發籤證，一會兒辦成功。 往法國郵船公司買票，公司負責人給我一張臨時收據，正式船票須到馬賽兌換。 買一張三等火車票，定於下午八時二分動身。 旅居巴黎的中國朋友來不及辭行，歉甚！ 身上還剩幾萬法郎，決定買一架收音機兼留聲機，聊當旅歐紀念品。歐洲各國的收音機，據我的看法，應推義大利居首席。上次到羅馬去參觀，看見大街小巷都有式樣雅致，聲音清晰的收音機。巴黎市上流行的牌子，主要的是馬可尼和飛利浦。我今天所買的大西洋牌，據說也是美國的產品，至少是用美國的機件來製造的。 目前美國的勢力實在雄厚。她的金元，她的機器，她的香菸，甚至口香糖，通銷地球上每個角落。她的幾份流行的報紙和雜誌——例如紐約先驅論壇報、紐約時報，及生活、時代、讀者文摘——在歐洲任何城市也都能夠買到。蘇聯真理報的記者看不過眼，日前特發一專電，譏諷歐洲各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美國人未抵歐陸前，可以不用簽證，既抵歐陸後住大旅館，吃大菜，喝美酒，玩最漂亮的女人。這封電報由巴黎打到莫斯科，同日由莫斯科打回巴黎，在先驅論壇報發表。我問法國的朋友們對這電報有何感想，他們只好搖搖頭，說：「沒有辦法，錢要緊！」 魏英邦兄來訪，失迎歡甚！ 潘玉良教授打電話來，我不在寓。我很想離開歐洲前和潘教授詳談一次，現在時間實在不夠分配，不勝惆悵！ 譚榮泰兄來幫忙收拾雜物，感甚！六時同往中國小館子吃飯，旋往書店買一部《羅浮宮名畫集》，共100幅，分裝兩厚冊，價值美金13元。我想我的《法國名畫集》假如也印這麼厚，賣這麼貴，恐怕銷路大成問題。 多災多難的祖國，一般人民的時間和精力只在飢餓線下掙扎，所謂「上層建築」的學術和藝術，暫時都談不到。 七時，王麟曾、朱慶永二兄來送行，我們四人同坐一輛汽車，直抵里昂車站。 過去幾年間，麟曾兄寫了不少東西，我曾再三勸他編訂成書，以廣流傳。最近一兩星期來，他已經匯訂成一集，今天他特地托我代為出版。我想我們的「湖山學會」如組織成功，我一定提早把他的稿本付印，免負友人的期望。 朱慶永兄已應北京一二大學之約，將在年內回國任教。 火車準時開行。汽笛一響，車輪齊動，這時我萬感交集，恨不得跳下車來再搬到巴黎拉丁區去做學生。 去年新加坡有個朋友告訴我說，他在杭州住了二十年，一點也覺不得新奇，為什麼我把西湖捧得那麼高。同樣的，在巴黎旅居二三十年的同胞，他們不大理會巴黎的好處，為什麼短期寄寓的我卻這樣依依不捨。 我的答覆是：地理好像人物一樣，全看個人的趣味和調子而定。假如趣味相投，調子合拍，這才能夠發生吸力。有了吸力，一見如故；沒有吸力，白首如新。結交朋友是這樣，迷戀湖山，何曾不是如此。 5月17日（星期二） 早晨八時三十分，火車準時抵馬賽，下榻「車站終點飯店」（Hotel Terminus）。梳洗沐浴罷，即往殖民部辦事處（Service Colonial）領回保證金，旋往法國郵船公司換回正式的船票，至十一時才辦完。為著這張船票，足足使我等了一個多月。現在船票已經買妥，心裡稍為舒適，特地打個電報給妻子說「回家去」（Homeward）。 中午在光榮飯店吃飯，我吃了一條魚，淡而無味。馬賽的魚那麼新鮮，可是廚子的手段不大高明，把好好一條魚燒焦，實在可惜。 在法國各大城市的行列上，巴黎算老大，馬賽算老二，不過老二和老大的距離太大，簡直不成比例。用年齡作比，巴黎好像年富力強的老大哥，馬賽好像嗷嗷待哺的小弟弟。老大哥和小弟弟同輩，事實上是高了一輩子。據我個人的看法，巴黎的繁華、香艷、美感、溫柔，豈特是法國第一，簡直是蓋世無雙。 馬賽是地中海北岸的一個商埠，背山面海，地形高低不齊，交通工具和一般市容略似波爾多，比起尼斯和蒙特卡羅，總使人覺得她已經老態龍鍾，沒有清新嫵媚的快感。 往商店看風景片，每張照片，尤其彩色照片，都把馬塞美化了。鏡頭裡的風景，好像強烈的五彩燈光下的化妝的女人，只見其美，不見其丑。人們喜歡拜倒電影明星及交際花，為的是他們只看電影明星及交際花的虛偽的化妝，沒有看到她們的真實的本相。有個女主角說：「美的女人第一次見面時也許會覺得不錯；但是同住三天之後，誰還會注意到她？」 我覺得往歐洲遊歷的人，最好不要先到巴黎，因為巴黎好像我們的八寶飯，八寶飯須留到最後吃，不然，你吃過甜熱香滑的東西後，你的味覺將完全失靈，其他好菜都要黯然失色了。 夜應龔駿領事之約，在領事館吃飯。龔君是江蘇武進人，復旦大學出身，在外交界服務20年。我猜他的年齡，一猜便中。他問我這是什麼一回事，我說猜測年齡和看相一個道理。精於相術的人，不過把人們的相貌和表情作縝密的分類，相貌為體，表情為用，體用兼顧，加以長期的經驗作判斷的標準，結果，多少和事實相符。 從前孔子很誇張他的相術，他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孔子周遊列國，每天所接觸的新交舊識那麼多。他對學生是「因材設教」，對普通人是隨機應變，而應付的辦法，不外「察言觀色」，由對方的談話和表情里看出他的動機。動機一明了，然後對方的一舉一動都可預先知道。孟子以「繼往開來」自命，他的拿手好戲就是透視人家的「眸子」，眸子可代表整個人格，善惡良窳，智愚賢不肖，一看便知。 5月18日（星期三） 早起，收拾行裝，準備上船。 往旅店出納處算賬。我的房租本來是470法郎一天，可是旅店老闆七加八加，賬單竟達到714法郎，心裡頗不愉快。 九時，旅店的汽車來送我上船，原先說定代價200法郎，可是汽車轉了一個灣，有個工人來收費，硬要400法郎，我只好照付。想起妻子在家用錢那麼節省，而我在外邊花錢如流水，實在不應該。 九時二十分，車抵碼頭，法國的海關很客氣，把護照一翻，即蓋章放行。我的行李早由工人送到我的艙位，不用檢查，不必自己動手搬運，省了不少麻煩。 馬賽的碼頭相當雄偉，左右山環水抱，前面有個長堤，狀若屏風，無論多麼大的郵船都可停泊碼頭。法國當局現在還擴充碼頭的設備，海濱到處堆著大塊的石頭，石頭堆積到相當程度，加上水門汀和沙石，便把滄海變成平地。我們時常稱讚荷蘭人的堤工偉大，其實歐洲各國，尤其英、法、德、比的水利工程都值得我們取法。每個國家都有設備完善的海港，平坦廣大的公路，四通八連的鐵路，長大堅固的橋樑，星羅棋布的飛機場。的確，交通工具是國家命脈所系，交通如發達，農工商業才可振興，教育的提高和普及也容易見效。戰後的歐洲復興這麼迅速，這完全得力於健全的交通網。 十二時開船。同船的人多和岸上的親友揮巾告別。婦女們多數是傷心流淚，她們呆若木雞地站在船旁，直至船離岸一千多碼，還是手忙腳亂地給她們的親友送飛吻，表示依依不捨之意。戰後我幾次離家遠行，坐的是飛機，離情別緒在上飛機的一剎那間，已經給馬達的聲音和起飛時的緊張情緒切斷，不像坐船那樣慢慢地過著別離的痛苦。我常覺得世間最難過的事情莫如生離死別。生離既然可用飛機縮短痛苦的時間，死別也應該用打針或安眠藥來減輕最後一幕的折磨。假如你記得你的親友在逝世前的幾個鏡頭滿身出了大汗，呼吸非常困難的狀態，你一定贊成我的主張。 船上的生活是不平等的社會的縮影。有錢的上天堂，沒有錢的下地獄。我買的是二等票，我所得的待遇介乎頭等與三等之間。二等三等客人同一食堂，三等客人吃飯時沒有檯布，飯菜較差，一天只有三餐；二等客人吃飯時桌上鋪著雪白的檯布，另外還有白手巾，一日三餐外，還加茶點；頭等客人所受的待遇不消說更好。 這個郵船重10000噸，長150米，是法國郵船公司航駛遠東較小的一隻船。她的速率不大，由這兒到西貢須28天。回想去秋我從西貢飛到巴黎只須兩天一夜的工夫，宛若兩個時代——蒸汽時代和航空時代。但是，就我個人的興趣而論，我倒喜歡坐郵船，一來我不是軍政要人或富商巨賈，用不著過那麼緊張的生活；二來過去幾個月間我到處奔走，資料雖搜集不少，但由資料變成文章還需要相當時間；三來由地中海到遠東的航路我沒有走過，現在趁這機會多參觀幾個商埠，多經過海上有規則的生活，這對我的生理心理都有益處。 今天風平浪靜，天朗氣清，在地中海航行，好像在西子湖中泛舟。船上沒有報看，沒有地方參觀，沒有朋友訪問，唯一的伴侶就是看書。今天一口氣把蕭伯納的劇本《人與超人》（Man and Superman）看了半本。 5月19日（星期四） 由繁華的大都市跑到郵船，仿佛是進了天然療養院。在大都市裡，整天電話、電報、信件、酬酢、送往、迎來，忙得你連氣也喘不過來；在郵船上，你毫無責任，毫無義務，整天過著優哉游哉的生活。在大都市的工廠、公司、煤礦、地道電車裡工作的人，一年到頭很難看到陽光或吸收一點清新的空氣；在郵船上，你不但能夠享受和暖的陽光，而且常有機會親迎朝陽，目送斜暉。至於空氣，郵船上簡直是一塵不染，萬慮皆空，而初夏或新秋的海風更容易把遊客吹得如痴如醉。 在歐洲旅行九個月，最使我苦惱的就是吃飯問題。我每天吃飯的地方沒有一定，因此，我不能過著正規軍的生活，只能採用游擊戰術。游擊戰術固然增加我不少經驗，然而時間和金錢的浪費是不可想像的。 有個經常旅行的朋友告訴我說，他的一頂帽子費了兩萬法郎。我問他為什麼這樣貴。他說，帽子的代價不過兩千，可是他整天出入茶樓、飯館、旅店、戲院，為著儲藏衣帽的小賬，每個月總要付了兩千，帽子帶了一年，豈不是要多付兩萬？ 一上郵船，吃飯問題完全解決，這是個快事。郵船的飯廳兼備學校食堂及普通飯館的優點。時間固定，坐位固定，使你在吃飯前肚子不至過飽或過餓，這很合衛生。菜單天天不同，頓頓更換，使你不必費腦筋去開菜單，這很能增進食慾。就今天的三頓飯和一頓茶點而論，這東西在巴黎的一等飯館至少須兩千法郎，二等飯館也要一千法郎。換句話說，我所交的全數船費，單是食住就可以扣回半數。 我主張每年有一個假期的朋友，至少須在郵船上過一兩個星期。郵船比較海濱別墅還好，因為海濱別墅的外誘太多，名為休養，其實很容易使你的精力和金錢透支。去冬丘吉爾到蒙特卡羅的嘉施諾賭了一宵，輸了幾百萬法郎，幸虧老丘的稿費高，一字一塊美金，他抽足雪茄，口授三個鐘頭，就夠中國和南洋的記者苦幹三年。 今天無風無浪，中午經過科西嘉·撒丁（Corsica-Sardinia），海中的燈塔和岸上的紀念碑遙遙相對，我靜默地向拿破崙的故鄉致了最大的敬禮。的確，讀地理不如看地圖，看地圖不如看模型，看模型不如實地參觀。同樣的，讀遊記不如看黑白相片，看黑白相片不如看五彩照片，看五彩照片不如親身考察。將來中國富強後，我希望同胞們能夠有固定的假期，及足夠的旅費，讓他們時常到國內外的名山勝景去遨遊。 續讀蕭伯納的《人與超人》，臨睡前已經讀完。過去九個月間，我除旅行、採訪、開會、應酬外，每天剩餘的時間只夠看幾份報紙和幾種雜誌。書雖然買了一二百本，但總是東翻翻，西翻翻，很難找出整段的時間來讀個痛快。現在趁坐船的機會，有系統地看了一些書，倒可以填補腦筋的空虛。照這兩天的看書的速率，海上旅行的時間內至少可多看一些平時想看而沒有工夫去看的書籍。 無憂無慮，一夜熟睡。 5月20日（星期五） 今天的天氣三變，上午陰霾，中午下雨，傍晚明朗。五時左右郵船經過義大利和西西利（Sicily）的海峽。義大利南部多山，地瘠民貧，一般房屋都很簡陋，因此，當墨索里尼全盛時代，他便提出他的「自然的願望」，要他的鄰邦割讓三個大城給義大利。 溫習《人與超人》，覺得老蕭的警句真多。老蕭最崇拜古今中外的藝術家兼哲學家（Artlst Philosophérs），因為偉大的藝術家兼哲學家的「特殊的」世界觀與他十分接近。他很惋惜近代的英國劇本極少把兩性的戀愛問題作題材的中心，所以這部劇本特借孤女安娜的婚姻問題來發揮他個人的戀愛觀與人生觀。 當安娜的父親逝世前，他特在遺囑里把安娜交給兩位朋友監督。年老的一位保護者蘭斯頓（Ranisden）希望安娜能夠和一位詩人奧達維亞（Octavius）結婚，可是奧達維亞的詩人氣質太重，同時膽量不夠，落得安娜罵他「對女人太外行」（You are very foolish about women）。另一位保護者唐納（Tanner）深知人情世故，他處處提防自己和安娜糾纏不清，可是安娜一步緊迫一步，始終不肯放鬆，結果，唐納只好說個老實話，「我是受生命力的支配」（I am in the grip of the Life Force）。於是與安娜山盟海誓，結為夫婦。 老蕭的劇本，情節簡單，動作不多，他最愛長篇大論的對話，及洋洋灑灑的序言。他的主角的對話含義深刻，意味深長，使人看了之後，總要起了共鳴，現在摘譯幾條，以備將來參考。 「斫輪老手的經驗，加上青年的生活力，實在再恰當不過。」 「女人的任務就是趕快結婚，男人的任務就是儘量延長婚期。」 「父子母女的公例不是愛的公例，而是革命、解放、新陳代謝的公例。我告訴你說，成人的男女的第一任務就是『獨立宣言』。男人徒遵父親的權威不算男人；女人徒聽母親的命令不配給自由的民族生育公民。」 「已經馴服的象最愛看野象的被捕。」 「假如一種運動只限於哲學家和老實人，這種運動從來不會發生實際的政治勢力。因為這些人實在太少了。當一種運動沒有普及到流氓之前，它很難希望占到政治上的多數地位。」 「鬼門關上寫了幾個字，『萬慮皆空』，這是多麼寫意啊！事實上，什麼叫做希望？這不過一種道義上的責任罷了。這兒沒有希望，因此，沒有責任，沒有工作，誠心祈禱既然得不到什麼，胡攪一場也不會失掉什麼。簡單說一句，地獄是個無事可做，只有享樂的場合。」 「在盲人的心目中，美術展覽會是個最沉悶的地方。」 「誠心追求，總有出路。」 「詩人的氣質，是很好的，非常可愛，非常天真，非常詩意，可惜他略帶老處女的意味。」 劇本的後邊附載《革命家指南》和《革命家格言》，其中妙語警句，不可勝錄。中國古代有老子的《道德經》，有孔子的《論語》，有孫子十三篇，誰料20世紀的英國的文壇上也出了這麼一個怪傑——蕭伯納。他雖然著作終身，但他的妙語總是層出不窮。 老杜說：「語不驚人死不休。」蕭翁的警句這麼多，他大可不負此生了。 5月21日（星期六） 早晨醒來，陽光照滿臥房。拿手錶一看，才知道五時還未到。在床上胡思亂想，頗領悟大自然的盈虛消長的道理。自冬至那一天起，白晝的時間慢慢延長，到了夏至那一天便達到頂點；夏至以後，黑夜的時間也慢慢延長，到了冬至又登峰造極。夏季白晝最長的地方（例如北歐），就是冬季白晝最短的所在。越南一年有半載亢旱（11月至4月），所以也有六個月經常下雨（5月至10月）。大自然早就把一切事物安排清楚，那些違反自然，自誇聰明的人，簡直是糊塗不過。 自到歐洲以來，因為到處奔走，腳氣越來越厲害。每天晚上回寓後，總要經過一兩個鐘頭腳癢的痛苦。腳氣英文名叫「香港腳」（Hong Kong Foot），這大概是指香港的地方潮濕，很容易得腳氣病。前天我特地請教船上的醫生，醫生給我藥水塗，塗了三次，今天已經完全痊癒。我想國內及南洋的朋友患腳氣病的不少，所以把這藥水的成分開下，聊表野人獻曝的苦心。 碘酒（Iodin）3克 西利西力酸（Selicylic Acid）1克 硼佐酸（Benzoic Acid）1克 火酒（Alcohol）50克 藥品固然不可缺少，最重要的還是洗完腳後把腳趾擦乾，使「香港腳」的細菌沒有濕氣讓它繁榮滋長。 上午十時，請醫生檢查血壓，檢查的結果，知道血壓正常，慰甚！從前曾國藩很注意衛生，他的秘訣是：「懲忿、窒慾、少食、多動。」月前看美國的雜誌，知道保養健康的方法是：「少吃酒飯肉糖、多喝水、多吃水果生菜、多過露天的生活」。我國百業落後，國民健康更不如歐美各國。因為身體不好，所以容易悲觀，容易消極。陳布雷先生在遺囑里說「油盡燈枯」，這雖然是說明他個人的思想和生活的末路，其實，國內文謅謅的羸弱的書生豈止陳布雷先生一人。 與同船一個軍官談天，這個人年未四十，頭頂已經像個禿驢。我問他是否房事過度，他笑而不答。去年我有個香港的朋友患嚴重的腎病，終至不治。我研究他的致死的原因，多少和他的漂亮的太太有關係。 在地圖上看地中海，只覺得她不過那麼扁小的一條，可是今天走了一天，始終看不到兩岸的青山。偶爾在兩三千米外迎面開來一隻船，我們總要以非常歡迎的態度來迎接她。莊子說得好：「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在海洋上航行，偶然看見一兩隻船，誰不願意認她為同志，雖然在戰時你要提防這是否海盜或敵國的戰船。 下午四時，所有旅客都要實施救生艇練習。每個旅客把床尾的救生圈帶在身邊，跑到船長指定的救生艇旁邊，學習怎樣穿戴，怎樣登艇。有備無患，這倒是個好辦法。年來航空事業雖突飛猛進，但從安全上著想，輪船實在遠勝飛機。 船上無事，今天讀了一本書，《醫生的難題》（The Doctor's Dilemma），這是蕭伯納先生四十三年前的作品。 興奮過度，半夜醒了一小時。 5月23日（星期一） 船上食物很豐富，每天所供給的滋養料只會過多，不會過少。可是水源限制得很嚴，每天開放水管的時間只有兩次，每次只有一個多鐘頭，同房的旅客誰都爭著洗澡，因為時間一過，連洗臉的水也成問題。 船上的買辦對我相當客氣，經他的關照，我得到特別待遇，洗衣服不成問題。我上船的時候，所有襯衫完全穿髒。假如洗衣房不給我洗，我真不知道怎麼辦。 今天開始讀蕭伯納的《不快意的戲劇》。這本書包括三部劇本，頭一部叫做《寡老之家》，是個三幕劇。內容是以房產問題為經，戀愛問題為緯。它的意義的深刻，對話的雋永，最值得讀者玩味。 英國有個人薩托利亞斯（Sartorius）和他的女孩白雪（Blanche）到德國去旅行，有個醫生德靈兮（Trench）和白雪戀愛，大家一見傾心，願訂為終身伴侶。白雪的父親知道德靈兮醫生每年只有700鎊收入，這筆款項很難維持闊綽的生活。他很想資助醫生，可是醫生最看不起「吃瓦片」的人，雙方弄得很僵，幾至鬧翻。 原來托利亞斯有個專門替他收房租的夥計李克齊（Lickcheese）。李克齊是個幫凶，他常到貧苦人家去勒索敲詐，加租迫遷，盡走狗的能事，可是喪盡天良的托利亞斯對李克齊還不滿意。有一天，李克齊代房客修理樓梯，費了一點錢。托利亞斯大發雷霆，立刻把李克齊辭退，李克齊百般哀求，房東誓不收回成命。德靈兮醫生之所以看輕房東，這是有事實的根據。 醫生看不起房東，為的是房東剝削窮人，可是他自己是個地產商人，大房東二房東由窮人家裡找來的錢都要拿出大部分進貢他。當醫生決定不接受他未來的岳父的津貼的時候，房東迫得說出老實話：「李克齊替我怎麼幹，我也代你怎麼辦。他和我同樣是中間人，你才是老闆。……因為你要向我收七分利息，這才迫得我向房客把最後的一個銅板也壓榨出來。」 「天無絕人之路」，不久之後，李克齊也發了財。他來找房東談生意經，房東起初還擺架子。他對房東說：「現在你我是平等了。過去做我的主人的是金錢，並不是你本人；別再亂想罷。現在我不受金錢的支配了。」 李克齊教房東和醫生把一部分屋子改建為模範村，一部分地產租給他做「冷藏羊肉公司」的貨倉。兩年之後，這地方要拆下來蓋公路，地產一定起價，名利雙收，婚事借生意的媒介也可成功。醫生將信將疑，最後終於接受李克齊的建議，既增加收入，又娶個有錢的女子。 白雪女士很聰明，她在結婚前將醫生數落一頓，把「吃瓦片」的人的短處和盤托出。當醫生和他的朋友重登女家的大門的時候，他的朋友說：「浪子回頭」，白雪女士答道：「這還是錢做怪！」 現在各都市正鬧房荒，房屋問題十分嚴重。國內和南洋的劇人如能把這劇本搬上舞台，一定能發生熱烈的反響。 5月24日（星期二） 半夜三時，船抵賽義德港（PORT SAID），噪雜的聲音把我驚醒。我跑到船舷一看，知道左右都平行地排列許多大船，碼頭上的強烈的燈光直射船上，富有引誘性。我很想漏夜到賽義德港去逛，然而「入境隨俗」，在海關沒有驗明護照之前，誰也不准上岸。 六時，八隻煤船集中我的輪船的兩旁，埃及的工人面黃肌瘦，衣衫襤褸，他們從清晨開始搬煤，至午後三時才停止。中國與埃及都是世界文明的發祥地，可是我們兩國的人民的生活都是苦不可言。在巴黎的酒會裡，我們看見埃及的王公大臣穿得非常闊綽。假如你單看那些大人物便來判斷埃及一般人民的生活，好像你單看紐約、香港、台灣等地的寧滬要人便來判斷中國一般人民的生活同樣的可笑。 早餐後，埃及的海關來驗船。警察們穿著白帆布的制服，頭戴紅呢黑纓沒有邊緣的高帽，身材臃腫不堪，舉動非常遲緩。我們上岸後，先到郵局去寄信，旋往電報局去打電報，等這些雜務辦好後，才到街市去觀光。 賽義德港的市容，略似我們的汕頭，馬路寥寥可數，往來汽車也很有限，這兒最重要的建築為蘇彝士運河公司。這公司矗立河邊，高兩層，正中有個圓頂，雄偉不如新加坡的高等法院，唯古雅過之。街道兩旁的房屋都有騎樓，一般市民多在騎樓下喝茶談天，他們的態度十分悠閒，好像有生以來不知道緊張生活是什麼一回事。 賽義德港沒有什麼出產。除土煙和椰棗外，各商店所賣的東西多是英、法、意等國的產品，沿途商店的夥計，好像上海灘的野雞一樣，實行「拉夫」，把每個上岸參觀的旅客強拉到自己的店裡，到了商店後，你多少總要破些鈔票才可出門。 在電報局的后街看見「華人俱樂部」的招牌，心裡很高興。我特地跑到樓上去拜訪。房門開處，只見屋內兩三個婦人和兩個中西合璧的小孩。那位年紀三十左右的埃及女人說他的丈夫馬先生不在家，說時，領導我去參觀「華人俱樂部」的辦公室，室內有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和一架中國書，另外還有旅居埃及的華僑的全體照片。我從俱樂部出來，在大街上遇著一位華僑，是個商人。他告訴我說這兒只有一位馬先生，可是開羅卻有九個華僑。 三時開船，我們的輪船由蘇彝士運河口開進河內，足足花了半個鐘頭。運河闊120米，深五六米至七八米。沿河到處有里程碑和繫船的鐵樁。每隔10公里遠的地方便建築一個辦公室，室外的空地有電杆懸掛風球。假如你把蘇彝士運河比做中國的運河，那麼賽義德港實等於通州，蘇彝士等於杭州。在賽義德港與蘇彝士之間本來有幾個小湖，法國人雷賽就設法把幾個小湖加上人工的開鑿，造成蘇彝士運河。有了蘇彝士運河，地中海和紅海才可貫通，歐亞的航程縮短一半，用不著再繞轉非洲的好望角。 運河的建築是由工程師雷賽設計，由法政府資助。後來因為維持費浩大，於是由英法兩國合股經營。最後，法國的股票完全給英國買去，所以整個運河的主權歸於英國。現在往來運河的船隻須向運河公司照章納費。 我們的船開了兩個鐘頭忽然停住，用巨纜羈在左岸。一會兒，迎面開來三隻運油的貨船，彼此互相招呼。那些荷蘭的水手看見我們的船上的姑娘，咆哮不已。 運河的右岸有鐵路，有公路，交通不算不方便，可是四處沙漠，一望無際，這種荒涼寂寞的環境，簡直使這偉大的工程完全失掉詩意。 5月26日（星期四） 今天船在紅海航行。紅海波濤險惡，船身搖擺不定，頗能打破過去八天波平如鏡的單調生活。我不知道地理學家有什麼根據把這個海叫做「紅海」，因為這兒的海水藍裡帶青，跟「紅」色毫無關係。同樣的，「黑海」的海水也是藍裡帶青，跟「黑」色漠不相干。世間的字彙那麼多，為什麼地理學家老是愛用奇奇怪怪的名詞。 今天讀蕭伯納的《華倫夫人的職業》，這部劇本情節緊張，意味深長，是老蕭的「問題劇」的代表作。他指出娼妓制度不是由於婦女的卑賤或男人的浪漫，而是由於一般婦女職業的報酬太低，工作太苦，迫得有些貧苦而不甘寂寞的婦女去幹這無恥的勾當。他也指出靠賣淫為生的不只是娼妓本身，連社會上「有名望」的紳士和教會都包括在內，為的是紳士和教會的地產有一部分是租給人家做妓寨娼寮。 這劇本的故事如下。華倫夫人是個窮苦的家庭出身的婦女。她有四個姐妹，其中一位在鉛廠做工，中毒身故，一位嫁給工人，生活痛苦不堪。只有她和另一位姐姐自小進教會學校讀書，粗知世故人情。她曾做過女招待，擺過魚攤，但是她的收入實在太少，結果跟她的姐姐到比京去開妓館。她長得漂亮，為人能幹，於是和她的男朋友格洛夫特斯（Sir George Grofts）爵士組織一個大公司，資本四萬鎊，在比利時、挪威、奧國、匈牙利等京城開設妓館，那位爵士做董事長，她自己做總理。營業所得，35％歸這位紳士。 華倫夫人生了一個女孩，名叫維維（Vivie）。她鍾愛她的千金，特地送她到劍橋大學去讀書。維維學成之後，她的同母異父的兄弟弗蘭克（Frank）愛她，母親的情人格洛夫特斯爵士也愛她。華倫夫人嫌弗蘭克太窮，沒有出息，她很想她的女兒跟那位爵士相好。可是維維受過高等教育，她的環境不同，見解也兩樣，她絕對不能接受她的母親的要求。她堅決地鎮定地對爵士說：「我現在覺得你這個人，值不得考慮。當我想到社會能寬恕你，法律會保護你；當我想到在你和我的母親的手裡的青年婦女十九都孤苦無依的時候，我簡直恨透你們！」 維維女士決定和她的母親脫離關係。她說：「從今以後，我要照我自己的方法在我自己的朋友中間做我自己的事情。」華倫夫人一再勸告，維維女士一句也不聽。她說了一句近情近理的話：「媽媽，假如我是你的話，我也許會像你那麼辦；但是，要我過一種方式的生活，信仰另一種方式的生活，這我可不干。」說完，母女不歡而散。 記得抗戰期間，我因為有所感觸，寫了一篇短文，題為《清高與卑鄙》。我的結論是：「一個人也許是前半生清高，後半生卑鄙，或者前半生卑鄙，後半生清高。一個家庭也許是自己清高，讓子孫卑鄙；或者自己卑鄙，讓子孫清高。」讀完《華倫夫人的職業》後，深感我的結論與老蕭的觀點不謀而合，不勝快慰！ 社會問題，歸根究底，由於社會制度不良。思想家藝術家只能找出這問題的重要性，至於徹底改革，還靠大刀闊斧的革命家的努力。 5月27日（星期五） 天氣熱得要命，一夜沒有好睡。 房艙里太熱，甲板上又太涼，太熱固然難受，太涼也很容易傷風。離家萬里，疾病痛苦，簡直是活受罪，因此，我不敢在甲板上多逗留，硬著頭皮跑到房艙去睡。 今天海不揚波，船身非常穩定，迎面吹來一陣陣的熱風，把人吹得神志昏迷。看書沒有精神，談天也沒有勁頭，靈機一動，忽然想到船上所認識的女性可以選出三個來分析。 頭等艙有個姓D的女孩，今年23歲。他的父親是銀行家，曾在北京、上海、西貢等埠住了多年。她長得眉清目秀，又受過高等教育，所以一舉一動都有大家閨秀的風度。她自小在學校寄宿，養成獨立生活的習慣。單是歐亞的航路，她已經走過了13趟。她一天看書寫作，極少跟人家接談。日前她破例和我談了一個鐘頭，我這才知道她原想研究醫學，後來她看見父親年老，兄弟姊妹又多，所以改習看護，縮短學程。現在已經學成，所以特地跑到遠東去和父母同住一年半載後，便與政府某要員結婚。 二等艙里有個姓M的女孩，今年21歲。她的父親是個暴發戶。這位女孩抱廣交主義，來者不拒，和誰也談得來。她是個懶精，從來沒有翻書本，可是到了華燈初上的時候，她顯得特別活躍。她可以繼續不斷地從九時跳舞跳到半夜。她的舞伴不限於一人，或一階級，同船頭二三等艙的客人都可以和她跳舞。在飯廳里，她的談笑的聲音最大。前天下午喝茶的時候，她跟人家談天，忽然大聲哭起來，熱淚奪眶而出。據說，她將往吉布地和她的未婚夫結婚。 三等艙里有個姓T的女郎，今年20歲，是個中等家庭的女孩。她的肉色白晳，服裝入時。她很想跟人家結交，可是「社會身份」把她和別人隔開了。 照蕭伯納的理論來解釋，頭等艙的D女士的祖父母很可能是經營華倫夫人那樣的職業，所以她的父親才能夠當銀行家，她自己也能夠受高等教育。除非社會有大變動，她將以賢妻良母的身份過了一生。二等艙的M女士的「水」的成分太多，將來難免隨波逐流，一嫁再嫁。最痛苦的還是三等艙的T女士，她的家庭有「光榮」的歷史。可是在這「認錢不認人」的社會，誰都只顧眼前，極少人曾回想過去，展望將來。 寫到這兒，我自己倒有一點彷徨。我徼天之幸，得朋友的幫忙，受過高等教育，可是在這大變動的時代，文章不值錢，我的幾個兒女的教育頗成問題。沒有受過良好教育，不但沒有獻身社會的才具，而且連個人的生活也不易解決。要受良好教育，小半是靠家庭經濟的改善，大半是靠社會制度的徹底改革，不然，我的兒女的教育問題也許能解決，大多數同胞的兒女的教育問題還是沒有辦法。 5月28日（星期六） 今天天氣熱得難受，一天到晚見不到風。在這酷熱的環境中，我真想吃兩個西瓜，或喝幾杯北京的酸梅湯，然而船上只有洋酒，不喝酒的人只好喝「礦水」。 同船的少女少婦全部解放。她們大多數穿白色的短褲，上邊披一露胸露肩的背心。嚴格說來，她們裸體的部分占全身75％。她們會下棋，會打橋牌，愛跳舞，愛喝酒，所有行動，和男人沒有兩樣。用易卜生的術語來說，這種婦女可以算是「不像女性的女性」（unwomanly woman）。 同船有五位教會的神甫，他們穿著黑色或白色的道袍，袖子那麼窄，衣襟那麼長，真是活受罪。他們的生活最有規則，早晨做禮拜，禮拜完便讀書寫作，疲倦的時候，躺在睡椅上養神。他們不進酒吧，不到舞廳，循規蹈矩，宛若處子。用易卜生的術語來說，這種男人可以算是「不像男性的男性」（unmanly man）。 我的行動和他們相反，我是「有可無不可」。我不會跳舞，但舞廳我常去，為的是我很欣賞舞姿翩翩的仙子。在巴黎時，我看過幾次西班牙舞。這種舞，也是一男一女合舞，男人的雙手各拿一隻小夾板，疾徐頓挫，高低起落，夾板的聲音都能夠和他們的步伐相合拍。女人和男人形影相隨，所有動作，配合得像梁間的燕子或湖畔的鴛鴦。可惜船上的男女只懂得交際舞，沒什麼看頭。 船上的酒吧是個安樂廳，裡邊有沙發椅，有棋盤，有鋼琴，有留聲機，的是鬆弛腦筋的好地方。從前我在這種場合，一頁書也看不下去，一行字也寫不下來。自經巴黎的咖啡館的訓練後，隨時隨地都可以做我的書房和辦公室，因此，船上唯一舒適的酒吧變成我常到的地方。 旅客們的結合，主要的是靠地域的關係，除越南和法國的旅客因為人數太多，不能不分為各小組外，其他國籍的人，無論頭二三等都常在一起。西班牙人和他們的同胞來往，非洲的黑人也跟他們的鄉親玩耍。中國的旅客只有我一個人，勢力非常單薄，不過我是抱「天下一家」的人，無論哪一個國家的人我都談得來。 船上生活大抵夠得上「舒適」二字，不過消息隔膜，信件斷絕，真夠人煩悶。平常我每星期可收到兩封家信，現在已經在船上過了11天，可是家裡人的生活如何，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後悔不坐飛機回家，因為假如坐飛機，我早已和家人團聚了。 「為天下者不顧家」，這話的確不錯。我這樣愛惜兒女，所以先天註定我不能做赴湯蹈火的革命志士，或刻苦修行的宗教信徒。我充其量只能在火爐邊過著平凡的家庭生活。普通英國人都喜歡「火爐和家庭」（hearth and home），我也喜歡「火爐和家庭」。我不敢誇張說整個英國人學我，但我也不承認我學英國人。這只能算是中英兩國的國民性的巧合罷了。 5月30日（星期一） 清晨船抵吉布地。四周吹來的熱風比較中午的巴黎還熱。少時讀地理，知道由遠東到歐洲的航路須經過亞丁。吉布地的大名，自墨索里尼向法國提出來之後，才引起我的注意。在我的心目中，吉布地雖不如地中海之濱的名城——馬賽與尼斯——至少應該像賽義德港。誰料今天參觀之後，使我大失所望。 吉布地是非洲東部的一個小城，她和亞丁城遙遙相對，是紅海至亞丁灣的咽喉，幾十年前這兒是一片荒地，自經法國政府開闢為軍港後，已變成一個軍事據點。 吉布地的氣候又熱又悶。高度的濕氣，加上沙漠的熱風，使人如從蒸籠里跑出來後又到烙餅的火爐里去烤。這兒看不見花，看不見草，而一望無際的森林或稻田，更是夢想不到。我們久居南洋的朋友們時常埋怨那邊的天氣。假如他們跑到非洲或伊拉克去住幾天，他們一定覺得南洋是個天堂。 吉布地的唯一產品就是鹽，碼頭附近的鹽場堆積雪白的精鹽，這東西可供民用，也可作重工業的原料。 棗子是吉布地的特產，這兒棗子很大，不過做法不大高明，在華北，我們有紅棗、烏棗、蜜棗，這兒只有半甜不淡的棗干，除棗干以外，其他生果或農產品幾乎找不到。 這兒的居民如阿拉伯人，皮膚黝黑，身材短小，他們的衣服十九都是破破爛爛，服裝整齊的居民，路上不容易見到。我在街市里步行一個鐘頭，熱氣由鞋底直透腳底，實在不好過。可是我環顧周圍的阿拉伯人，他們都沒有穿鞋。長期的訓練，已經使他們的皮膚不透熱了。用英文來說，他們的皮膚已經「Heat-proof」了。 自然環境對人的影響很厲害。同船有個歐洲人，他在吉布地經商十九年，皮膚已經像醬瓜的顏色。他為人狡猾，愛占人一點小便宜，誰都不喜歡他。我們對吉布地的印象本來不太好，看了那種面貌可憎，專吃殖民地的人後，心裡尤其不舒服。今天他已經上岸，我們的飯量可以增加了。 船上的食水已經告罄，今天特地在吉布地加水。這兒的水鹹得很，初喝時很噁心。在這萬里航程中，沿途能夠加煤加水，這好像平沙無垠的沙漠中遇著一片綠洲，我們只有感謝，不敢作分外的要求。 我到郵局寄信發稿後，擬在街上多逗留一兩個鐘頭，然而天氣熱不可耐，交通工具又很缺乏，實在走不動。我在市中心區左顧右盼，只覺得到處是滿目荒涼。 沒有原料，沒有市場的吉布地，她的發展是受了很大的限制。在平時，她不會引入注意，只有戰時她才能夠吃香。 然而無情的時代已經把吉布地摔下了。現在是由蒸汽時代踱進航空時代。在未來的戰爭中，空軍最關重要，海軍只站在配角的地位。月前美國把已經動工製造的大型戰艦，突然停工，足見大家的視線已經從地面海面轉移到天空了。 午後開船，此去滔天白浪，遍海信風，須八九天工夫才可登陸。好在行篋有書，開卷有益，面對著津津有味的書本，你還說無聊，這應該打屁股。 6月1日（星期三） 早晨八時看見瓜達斐岬（Cape of Guardafui），這是非洲東部及亞丁灣內最後所見的海角。海角為寸草不生的山岩，其中還有一片沙丘。這個沙丘約三五十尺高，比較去年我在大西洋之濱的亞卡孫城所見的沙丘低得多。船過海角後，天氣突然涼爽，精神也較集中，比較前天在吉布地給蒸籠一樣的熱氣熏得昏頭昏腦，實在舒服得多。 自離馬賽以來，一路所經過的地方都是範圍較小的海——地中海、紅海、亞丁灣——從今天起至印度錫蘭島的科倫坡止，我們一直在大洋上航行。船長下令說每天的時間撥快二十分鐘，這等於每天往東進展五度。 自探險家證實地球不是平方而是橢圓之後，地理學家便把地球劃分為360度，從英倫格林威治天文台（Greenwich）往東的180度為東半球，往西的180度為西半球。因為地球每天自轉一次，每次24小時。把360度給24小時除一除，剛好每小時得15度。倫敦和巴黎的距離是15度，所以時間相差1小時。我們的福州和倫敦的距離是120度，所以時間相差竟達8小時之多。 中午風浪大作。視線到處，只見高約一兩丈的浪頭直撲我們的船舷。在和暖的陽光下，在涼爽的大風中，雪白的小浪花更顯得可愛。當陽光和浪花接吻的時候，七色的線條即刻印在浪花上，那顏色的調和，舉動的風騷，任何電影明星都趕不上。不過這種美的鏡頭是稍縱即逝的。假如你不站在適當的角度和經常的注意，你很難領略大自然的風味。 同船的法國小孩，一向都很天真活潑，可是今天的波浪把他們嚇得整天躲在房艙里，不敢到甲板上來玩。我對於滿臉俗氣的男人，不論富商巨賈或達官顯宦，永遠是抱「敬而遠之」的態度。但是對於小孩，不管親疏，不分中外，我總要想法和他們接近。自上船以來，我交了不少小朋友，同時我也把我的五個兒女的相片指點給他們看，其中阿藩的人緣最好，誰都說她漂亮，將來有機會要跟她在一起玩。 中國人和外國人做朋友，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中外通婚，的確害多利少。從好的方面看來，中外合璧的兒女長得漂亮，駕馭語言的能力也加強。但是，從壞的方面著想，他們的聰明可以說是「歪通」，專門從反常的路徑上發展。例如中國的留學生娶了一個美國的女子，在美國住家的時候，這位美國婆很能「過日子」，煮飯、縫衣、看孩子，一切事情都自己動手，可是一回到中國，她什麼事情也不干，同時因為人情風俗種種不同，她本人是受罪，她的中國的丈夫，也時常受氣。 和結婚連帶關係的，是生男育女。中美合璧的兒女十九不承認自己為中國人。反之，他們是比較美國人更美國化。這並不怎麼稀奇，這完全是「卑劣感」（Inferiority Complex）作祟。假如有一天中國比較美國更強，他們無疑地會完全否認自己的血液里有美國的成分。 從華洋雜處的香港到南洋各屬地，華僑及當地土著受歐洲人直接迫害的不到十之一二，受歐亞合作的結晶品的壓迫的達到十之八九。將來南洋各地獨立以後，歐洲人吃虧的倒不是當地土著，而是歐亞合作的結晶品。 中國人盡可與外國人做朋友，但是中外通婚簡直是個大悲劇。 6月2日（星期四） 今天風勢稍殺，飯廳吃飯的人逐漸增加，這是個好現象。 在人生的旅途上，不是逆境，便是順境，熬過難關，才是好漢。普通人沒有目的，沒有志氣，沒有人生觀，「貧賤迫於饑寒，富貴流於逸樂」，這樣不是，那樣也不是；既不能改善環境，又不能適應環境；自怨自艾，自暴自棄，這種生活實在痛苦透了。 下午四時應船長端恩（Daune）之約，和他茶敘。我一進他的辦公室時，他正在閱讀威爾斯的《世界史綱簡編》。他問我有沒有看過，我說這書的全文和簡編都讀過。他告訴我說，他在船上服務25年，以海為家，公餘之暇，喜歡瀏覽書報，藉以填補知識的空虛。 我問他法國郵船公司的歷史和組織。他說這公司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羅素·斐力斯（Felix-Rousseaul）是最初創辦人之一。這公司和英國的P&O公司在遠東的航業上很有地位。原先是民營，後來加入政府的股本，不過這問題很複雜，現在還沒有解決。 當大戰的初期，他從挪威運糧食回法國，走到半路，正值維希政府與德國簽訂協定，於是他奉命把輪船開到越南。在越南住了幾年，又值三九事變，他給日本人囚於集中營，至戰後才恢復自由。 當他的輪船被日本扣留的時候，在船上服務的全體中國船員都堅決表示不與日本合作。中國的船員平時也許愛打四圈麻將，抽一口大煙，但是，到了最後關頭，他們卻有嚴正的表示。 「見危受命，是我們的傳統的教訓。中國人的政治道德之高，遠非外國人想像得到。」我趁機會插了一句。 戰前法國郵船的地位很高，可惜大戰期間，損失不少，而舉世聞名的「諾曼第郵船」又在美國失火。因此，我問他法國是否要恢復戰前的航運狀態。 他說目前有這種企圖，一來製造巨型的郵船，需要很大的資本；二來，若論速率，輪船怎麼也趕不上飛機。但是航運和國家很有關係，他希望將來法國的航業發達，同時也希望中國的船務能夠追蹤歐美。 我告訴他說，只要大局平定，中國應做的事情很多，而航業的發展自在我們的計劃中。 談到最新的設備，他說船上有測量深度表，只聽水流的聲音，便知海水的高深。假如裝置雷達，那麼在晚上也可以看到一二百里外的東西。 他的辦公室掛了一隻大型的風雨表。不過他說看風雨表不如聽上海徐家匯及香港的天文台的氣候報告那麼準確。 他看見我沒有暈船，而且稱讚船員招呼周到，覺得十分高興。他說管理一隻郵船，好像管理一個小城市那樣，一點也不能大意。 晚上，船員教我看天文，先看南極十字架形的四顆星，又看北極帚把形的七顆星。他說，只有把南北極的方向確定，晚上航行才不至迷路。 唐詩有「北斗七星高」的句子，這表明一千多年前的詩人已經注意天文。我對天文學的ABC也不懂，真是慚愧，回家後當找幾種天文學的書來讀一讀。 6月7日（星期二） 下午三時，抵錫蘭島的科倫坡。科倫坡是個軍港，這個軍港建築得很漂亮，它在海上建築一個長堤，中間有兩個門洞，以便船隻出入。我們的船由左邊的門洞進去，一到港內，只見大大小小的輪船很有秩序地停泊那兒。其中顏色鮮明，裝飾華麗的如荷蘭船；短小精悍，運用輕便的如義大利船。我極目四顧，看看有沒有中國船，找了半天，只找個「太平洋」的貨船。這隻船的大名明明是用中文的拼音，可是船尾掛的卻是英國旗，這時我心中的悵惘的情緒比較沒有看見「太平洋」三字還厲害。 科倫坡的交通很便利。火車終站和碼頭的貨倉相銜接。馬路寬敞、平坦、堅固、實用。交通工具有電車、公共汽車、牛車、洋車。整個錫蘭島的人口為六七百萬，科倫坡一埠達五十萬，一般市容不如香港或新加坡，但是比起吉布地，那簡直是天壤之別。 我和同船的友朋在大東方飯店休息一會兒，即坐遊覽汽車去參觀。沿途印度房屋多為平房或一樓一底的「洋房」。這兒的住屋的建築方法很接近越南，屋檐深，屋子矮。因為天氣炎熱，當地居民想用陰涼的建築物來抵擋陽光，有時矯枉過正，陰涼變成潮濕，對於衛生很有妨礙。 科倫坡的商店陳設和內容和新加坡的印度商店大同小異。主要的商品為印度綢、錫蘭茶、英國罐頭。生果相當豐富，到處都有香蕉、橙子、菠蘿、葡萄、芒果出售。這兒的橙子和越南的柑一樣，外皮是綠色的，雖然味兒和重慶的廣柑或廣柑的乾兒子——金山橙——相去不遠，但外表究竟差一點。 我們在維多利亞公園及跑馬廳的附近溜了一個圈，只見每條馬路都是綠樹成陰。富人的別墅廣植殷紅、淡黃、雪白的花兒。一陣陣的花香從汽車的小窗送到鼻孔，使人頓生「此間樂，不思蜀」的感覺。 我們往印度廟去觀光。這個廟的正中有個高約一丈的菩薩，右邊還有一個長約丈二的臥佛。這些塑像如與西湖靈隱寺的觀世音或北京西山臥佛寺的臥佛相較，那是差勁得多。印度泰國都有佛國之稱，可是他們的寺廟的規模，塑像的藝術遠不如中國。實地觀察的好處就是一面可吸收人家的特長，一面增加我們的自信心。 往拉維尼亞山（Mount Lavinia）參觀。這個山高不過百尺，山麓緊接海濱。無奇不有的岩石，平坦白細的沙灘，正對著片刻萬變的夕陽。在晚風集集的當兒，椰樹顯得特別裊娜，這種景象使我即刻懷念蒙特卡羅。這兒有個大旅店，三面臨海，左邊還有草地，在草地上擺了幾張茶台，我和一個印度顧客談天，知道他是孟買商人，最近特地到這兒來休息。這旅店的費用不大，一天連吃帶住只須13盧比（或10元坡幣），比較新加坡的海景旅店便宜得多。 一般印度人非常重視1947年，因為那年印度宣布獨立，掛起自己的國旗，雖然經濟上她還沒有脫離資本主義國家的束縛。工廠的牆上常用紅筆畫著鐮刀斧頭的旗幟，這表明共產黨的潛勢力已經伸到印度。 晚上，我們到北平酒店吃飯，我點了一個鮑魚湯，一個干炸蝦，一個紅燒魚，另外每人一碗咖哩雞。印度的咖哩真夠味兒，一到嘴唇舌頭，宛若道地的四川辣椒，大家一面說辣得很，一面又說越辣越好。飯後我叫一壺龍井茶，同席的歐籍人都說中國館子不但菜好，茶也很高明。 科倫坡市上有三間中國館子，五間商店。館子清潔涼爽，營業都不壞。全市有三百華僑，山東人占大多數，湖北人次之，廣東人不多，福建人幾乎找不到一個。 此間房租很貴，食物也不便宜。普通五口之家，每月約需300盧比。政府對於物價的統制十分嚴厲，一進一出，都要詳細記明，一點馬虎不得。 十時回到船上。今天走馬看花地跑了一天，使我對英國有進一步的認識。同樣一片荒島，在深謀遠慮的英國人的經營下，很快變成有原料有市場的殖民地。到了殖民地運動成熟的時候，她又懂得自動地吐出來，讓殖民地獨立。「拿得起，放得下」，這才是高度的政治手腕的表現。 6月8日（星期三） 清晨二時，在甜蜜的夢境中，輪船離開科倫坡。 上午九時搬家，從C樓搬到D樓。D樓的房間乾淨，空氣流通，浴室和衛生設備都不錯，從較壞的環境進較好的環境，心裡自然很舒服。 我常覺得社會的不平等，是人生的大慘劇。生前固然不平等，死後也不會兩樣。說來也奇怪，一般宗教家不但維護既成事實，而且加重死後的不平等的狀況。宗教家說，人類死後，有的上天堂，有的下地獄——據我的看法，貪官污吏上天堂，善良百姓下地獄，假如真有天堂地獄的話——天堂地獄本來是極樂極苦的兩個不同的境界，可是到了地獄後，並非一視同仁，因為地獄還有十八層，這是說，住在第十八層地獄的人一定比較住在第十七層或第十六層的人更苦。同樣的，天堂上也不是平等待遇。書上常說「七重天」「九重天」，層次等級似乎比地獄少了一半，但不平等的現象並不會改善。照常理推測，天堂上的大人物，很可能是夏天住屋頂花園，以便兜風納涼；到了冬天，「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於是又搬到樓底的火爐邊來吃泡菜、花生米。 D樓固然比C樓好，可是和頭等艙的E樓相較，又差勁了。頭等艙兩人一房，夫婦可以同住；二等艙以下，只有宿舍，夫婦須分開。幸虧我的家眷不在身邊，一個人住在什麼地方都可以。不然，你看人家的夫婦成雙整對，自己的眷屬必須拆散，過著未婚前的童貞處子的生活，那是太難堪了。 同房八人，其中有五位神甫，兩位樂師。樂師每天上下午各有一小時練習手提琴，神甫們整天雙手捧著聖經、祈禱文，不輕易跟人交談。我這個似僧非僧，似俗非俗的人物和他們住在一起，大家客客氣氣，並沒有什麼不方便。 同船有個越南的青年，名叫潘文篤，他在巴黎15年，專攻醫學，現擬回西貢掛牌行醫。我問他擅長哪一門，他說他專門研究婦科，不過目前百物昂貴，醫藥儀器的設備非常困難，他打算先看普通病症，等經濟稍為充裕後，才專醫婦科。他這個人頗篤實，將來他在越南創業，我可以介紹一些中國的朋友去就醫。 今天認識一個義大利人，他曾在滇越邊境做過工程師，對於中國和越南的情形略知一二，他的妻子長得不大美觀，和他寸步不離，晚上跳舞的時候，男的既不找「外快」，女的也沒有人向她招呼。歐洲工業發達，一般社會的生活習慣無形中受工業制度的影響。例如家庭，中國的有錢人很可能有三妻四妾，歐洲人名義上是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事實上，許多男人都有「姘頭」（Mistress）。更奇怪的是，他們還有「旅行夫妻」，旅行的期間一結束，彼此脫離關係，誰也不負任何責任。戰前的香港已經有「嚮導」「導遊」的組織，顧名思義，這和歐洲「旅行夫妻」相仿佛。 在「紐約先驅論壇」上我常見這種廣告，某某女士年青貌美，想找個「有趣味的職業」。「有趣味的職業」恐怕就是「旅行夫妻」的廣告的應徵者罷。 ×　×　×　×　× 今天是舊曆5月13日，又是「花未全開月未圓」的時節。記得兩年前我曾就這題目寫了一篇小品文。茲照錄如下： 假如東方文化可以用中國來做代表的話，那麼我敢說，中國文化的精神，可以由「花未全開月未圓」這句詩表現出來。 世俗的見解，總希望花常好，月常圓，人常壽，只有見識高人一等的哲人才領略「花未全開月未圓」的滋味。 哲人並不是不喜歡花全開，月全圓的，但是全開的花一定全謝，全圓的月一定全缺。與其看全謝的花的東西飄零，全缺的月到處暗淡，不如看含苞未放的花的清香嫵媚，將圓未圓的月的娟秀清華。 前者是樂極生悲，後者才有無限的希望在前頭。 「花未全開月未圓」，並非普通一句詩，它是中國哲人的人生觀的總關鍵。 中國人最講究含蓄。在文學上，我們注重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在園林的設計上，我們喜歡「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有深幽的環境，才可以談到含蓄，不然，開門見山，一覽無遺，真是毫無味道。 中國的文人都喜歡喝酒，不過我們的喝酒的態度，和西洋人不同。最講究日常生活的孔子，他曾說「惟酒無量，不及亂」。以豪放自居的東坡居士，有時只拿著空杯，用手摸一摸也可以過癮。甚至嗜酒如命的詩仙李白，當他比較得意的時候，他只寫「六代興亡國，三杯為爾歌」。真的，中國人喝酒，普通只是濁酒三杯，很少人會喝得爛醉如泥。 中國人很少打官司的，因為打官司的結果，輸了固然可惜，贏了結怨更深。孔子曾說，他打官司的本領並不比任何人差勁，但他總希望不要打官司。事實上，中國人不但不愛打官司，而且以「交絕不出惡聲」為無上的美德，不然，把對方全盤壓倒，將來狹路相逢，還有什麼面目見人。 凡事適可而止，這是最穩健的辦法。假如事事都要求徹底——其實是無底的——恐怕麻煩的事情，反而增加。當我看見世人自鳴得意地要徹底干他一下的時候，我不禁要念「花未全開月未圓」這個絕妙的詩句出來。 6月9日（星期四） 年青人不滿現實，年青人喜歡做夢，年青人不怕犧牲。這種不滿現實，喜歡做夢，不怕犧牲的精神，就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 英國的工黨政府是六七十年前英國的少數具有冷靜頭腦與熱烈心腸的年青人的美夢的現實。雖然現實環境的打擊，及戰後國際局面的動盪不安，使工黨政府不能不改變原來的主張，以便接受美國經濟的援助，但是在保守黨的潛勢力很大的英國，要雷厲風行地將幾種大企業收為國有，同時要實施有利於平民的教育和醫藥的方針，這已經算是個大進步。 要了解英國的工黨，須懂得她的理論的發祥地——費邊社。 費邊社（Fabian Society）是1883年間英國的少數青年成立的社會主義的團體。那時喬治·享利（Henry George）的學說風靡全歐，誰都以改革社會為自任。因此，費邊社初成立時，它的目標是：「照道義上最大的可能性，立即改革社會。」1884年，會員們已經討論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下，貨幣是否容許存在，勞動券是否可用來替代貨幣的問題。 由歷史的觀點來看，什麼問題都很有趣味。起初費邊社是帶著很濃厚的鬥爭的性質，其中還有些會員要豎起武裝社會主義的旗幟。可是時過境遷，它只採取極端溫和的步驟，甚至避免與警察發生衝突。 費邊社是單純的小資產階級的集團。它的領袖和會員多是英國中等社會的人物，起初他們開會時，是輪流在彼此的客廳舉行，所以普通工人沒有機會參加，雖然前進的會員曾深入群眾，參加勞工的組織。 英國人不喜歡空談理論，喜歡實際行動。因此，號稱英國的社會主義者的費邊社只好提出具體的建議和切實的批評，極少發表空洞的諾言。在辯論會中，會員們努力維持鎮定的態度，既不需要作無謂的煽動，又不會吹毛求疵。 但是，這個溫和社會主義的集團，並不是完全沒有遇過風波。當1886年間，美國的工人正在進行八小時工作的運動，同時美國有一百萬失業的工人窮苦不堪，到了5月4日，這些工人在芝加哥舉行群眾大會，遊行示威，擲手榴彈，結果有四名無政府主義者被判死刑。在倫敦，遊行示威的失業群眾曾與富人發生衝突，打破窗戶，毀壞車輛，結果有幾個人被捕。不久之後，英國的工商業又欣欣向榮，所有失業的工人都有工做，工潮又見平靜。從這次的小風波里，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只要工商業不振，失業的人數一定增加，失業的人數一增加，生活痛苦，飢餓是力量，稍加煽動，難免要發生工潮。 英國是個法治的國家。在法治的國家裡，下議院具有最大力量，因此，費邊社裡有一部分人士組織一個「費邊社國會聯盟」。他們確信，只有充分利用人民所有的政治力量，才可達到社會主義的目標。抱定社會主義的目標，他們用公開演講來討論當時的政治問題，分析最近的影響，及將來的趨勢。他們參加全國普選及地方的選舉。他們利用報章雜誌來發表他們的主張。他們參觀附近的工廠，把工人的生活狀況描寫出來，作實際改革的準備。 像病理學家和藥劑師負責研究，醫生和製藥師負責實行一樣，費邊社的一般人是專門研究理論、歷史，和當前的問題，讓那些富有組織能力的革命家，與社會改革家去實施。他們一邊學習，一邊講授；他們所講授的東西，就是自己必需研究的問題。這種把理論和實踐發生聯繫的辦法，最能夠增加學習的興趣。結果，費邊社的幾個領袖們不但是只懂一個問題的專家，而且是能夠融會貫通各問題的鴻儒。 在改革社會的技術上，費邊社採取「滲透」的策略。會員中有的參加保守黨，有的參加自由黨，利用別的黨現有的基礎從事活動。費邊社的領袖們並不迫切需要工人加入他們的團體。他們對於入會的資格限制得很嚴，凡是申請入會的人，須要忠誠地接受該社的基本理論。假如不是因為多收會員，以便減輕經濟的負擔，該社寧願把會員的數目減少到100名。 老實說，費邊社關於社會經濟的理論一點也不新奇，它不過把古人的理論提要鉤玄，藉以應付當前的問題。它的基本會員，尤其執行委員，很少變動，大家專心一志地向社會主義的目標努力。他們腳踏實地，不事鋪張；他們的工作進行得很慢，但是收穫卻不少。 由於社會的安定，教育的普及，英國的下層社會的程度逐漸提高。英國普通的店員都知書識字，能寫會算。論知識，他們大可以和一般貴族階級混在一起；論經濟的力量，他們其實是無產階級。簡單說一句，除極少數有特殊能力，及雄厚的財產的人外，一般中等階級絕對不曾反對社會主義。為什麼呢？為的是「他們失掉的是鎖鏈，所得的是全世界」。 費邊社的構成分子雖以中等階級占多數，但它對於有良心有能力的勞動者也很注意，為的是這種人才有資格在政治上爭取領導的地位。至於知識分子，他們的名望越大，社會地位越高，他們為社會主義而努力的機會越少。這是就一般情形而論，其中也有例外。譬如蕭伯納，這個老頭子是英國戲劇界的泰斗，收入很豐，但他六七十年來如一日，從費邊社創辦那一天起到現在止，他在百忙中總要抽些時間來作公開演講，撰述通俗論文，給報紙雜誌寫通訊。這種精神和魄力正是一個團體的最高領袖應具的條件，不過普通工作仍須一般具有勇氣與毫無私心的青年去進行。 費邊社的巨子，尤其是蕭伯納，對於富人盡冷嘲熱諷的能事。他說：「在本國的製造家的廣告中，我覺得所有的東西都是為平常人生產的，不是為百萬富翁生產的。」百萬富翁為偌大的財產而耽心，但他們的享受不能超過一般的有錢人。譬如說，一個人每月賺了50元，忽然升到100元，他的享受將增加無數倍。一個人每月賺100元，忽然升到每月200元，他的享受也大大增加。一直到1000元止，加一分錢的收入，多一分的享受。過了千元的大關，多一分錢的收入不見得會多一分的享受。到了飽和點後，額外的收入，簡直是個大負擔。 在錢堆打滾的百萬富翁，他們想用他們的金錢來衡量藝術品的價值，這個是笑話。例如一幅油畫的肖像，本來值50鎊，資本家偏出了2000鎊。價錢雖然增加，但油畫的價值並不見得增加。著名的畫家為不值得紀念的人畫像，權烕的醫生為無用的人醫病，鼎鼎大名的律師為喪心病狂的富人辯護，這都是暴殄天物。「駿馬常馱笨漢走，巧婦多伴拙夫眠」，資本主義之值得詛咒，就是這緣故。 總之，思想是環境的產物。「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倒是他們的社會的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英國的費邊社最能反映英國的中等階級及知識分子的心情。他們是採取慢進的步驟、幽默的語氣來對付資本主義。謔而不虐，水到渠成，誰敢說費邊社不是「不流血的革命」的導師呢？ 6月10日（星期五） 早晨五時抵本地治里（Pondichery）。這是法屬印度的一個要埠，居民為印度人，產品有穀米和土豆。這兒沒有避風塘、碼頭、貨倉的設備，甚至電船也找不到一隻。由大海登陸，只能坐木船。這兒的木船的構造十分簡陋，兩塊木板銜接的地方不用榫頭，不用釘子，而是用麻繩綁在一起。麻繩透水，弄得船內到處是水。船夫把乾柴雜草鋪在船面，搭客就站在乾柴雜草上邊，誰也沒有地方坐。 在賽義德港和吉布地所見的阿拉伯人，服裝雖然破爛，但至少總有一條褲子遮身。這兒的船夫完全裸體，下部只有一條破毛巾，腰部有一條繩，遮了前面，蓋不了後面；蓋了後邊，遮不了前邊。同船的旅客把麵包拋到海上，麵包加水，狀如海綿，船夫搶到麵包後，用力把海水擠出，便狼吞虎咽地飽餐一頓。有的人把硬幣扔在海底，他們也能夠找出來。今天海水澄清，船夫在海底撈錢的姿態，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這種極原始的生活，恐怕和一兩千年前的情形也差不多。 十時左右，印度的旅客陸續上船，人數約200上下。自前年英屬印度獨立後，法屬印度也有同樣的要求。據說，今年冬天將舉行總投票，看看當地居民是要獨立的呢，還是要法國繼續管理。在這青黃不接的時候，本地治里與印度各省的交通截斷，糧食缺乏，物價飛漲。今天上船的200名印度人，就是受不了環境的折磨，想到越南去找生路。 因為沒有電船的設備，而且時間也不多，所以我沒有上岸。我站在船頭欣賞岸上的風景，只見政府大樓、輪船公司、大教堂散布在海濱，工廠的煙囪也有好幾個。街市的四圍廣植椰子樹，風景不算太壞。 和副船長談天。他告訴我說他在這間郵船公司服務23年，公司對他的待遇很不錯。當大戰期間，他本人在美國，公司按月送錢給他的家裡用，薪水隨生活指數的增加而增加，所以他的家庭沒有吃過虧。照他的能力和經驗，他本來應該升為船長，不過目前船隻缺乏，生意清淡，發展不大容易。 他說，德軍撤退時，停在馬賽的大船給德國炸沉一百多隻，避風塘內外的海面上只見旗杆，不見船身。聯軍初到馬賽時又用炸彈炸出一條窄狹的航路，從此可見戰時的損失是多麼嚴重。 我告訴他說，我很喜歡海上的生活。他說，海上的生活吃得好，睡得足，憂慮少，運動多，這對於健康很有益處。他又說，這隻郵船現在改為「醫院船」，每次從西貢運病人回到馬賽，病人的體重平均增加5公斤。 我說，這次我在海上走了三十多天，我的體重至少也可以增加3公斤。他希望我到美國去跑一趟。我說，只要有機會，我當然不辭遠行。 ×　×　×　×　× 今天是舊曆十五，吃完飯後，皓月已經懸掛天空，這時我萬感交集，不知不覺地朗誦一首唐詩：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牽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枕夢佳期。 6月11日（星期六） 知人論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學問的深度和廣度像蕭伯納這麼一個怪傑，很難作徹底的了解。他是個哲學家、經濟學家、戲劇家、教育家、藝術家、批評家。他幹了這麼多行，行行都出人頭地。他追求崇高的理想和智慧，他痛恨無恥的殘暴和罪惡，他不抽菸，不喝酒，不吃肉，一輩子過著清教徒的生活。因為生活簡樸，頭腦清醒，所以他才能夠從事一切有益於人類文化的活動。他景仰前賢，誘掖後進。他精通班揚、莎士比亞、哥德、莫里哀、雪萊、叔本華、尼采、托爾斯泰、易卜生、梅特林生、莫扎特、羅丹等人的著作，同時他是循循善誘地給年青的作家以不斷的鼓勵。 老蕭是個大器晚成的作家。行年四十，他在倫敦社會上並沒有什麼地位。當他的劇本最初出版時，誰也說這種劇本無法上演。比較好心的戲院經理們告訴他說，他的確有寫劇的才情，假如他能夠找個對舞台很熟悉的人給他修飾潤色一下，他的劇本未必不能上演。可是他堅持自己的主張，絕不隨便更改。他要怎麼寫，就怎麼寫，直到二十年之後，他的劇本搬上舞台時，他才一舉成名，被全世界人士公認為最成功的現代戲劇家。 由於豐富的生活經驗，他對於各種角色的描寫多少都有些根據。有人說得好，老蕭的頭腦像個鍥子，犀利那一邊往往在前面。有些作家的名字，人們聽了好久之後才讀到原著。可是人們一看老蕭的作品，好像著了魔一樣，看了一本，又想看第二本，欲罷不能，非把他的全部著作讀完不可。 老蕭是個社會主義者，他討厭一般人漫無目標地爭權奪利，他相信平等是社會組織的基礎。他睜大眼睛，正視現實，然後指陳利弊，痛論是非，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這種人也許會樹敵，但也能夠得到真實的朋友。 當19世紀末年，易卜生的劇本風行全歐，凡是要吸收新思想新藝術的人對於易卜生都有特殊的愛好。易卜生的《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和《群鬼》（Ghosts）在倫敦上演時，大受聽眾的歡迎。這些劇本雖好，但它們是舶來的，要在當時英國本國的作家中找個意義深長的問題劇，真是難若登天。就在這種刺激下，他向新舞台的主持人格林表白心志。格林是個有血性有企業的雄心的人，他知道老蕭的歷史和造詣，他毫無猶豫地讓老蕭一試身手。老蕭嘔盡心血，把英國的貧民窟的業主、經紀等黑幕暴露出來。這種無情的針對事實的攻擊，使社會主義者大加讚賞，同時又使普通觀眾嘻笑怒罵。在《鰥夫之家》（Widower's Houses）開幕前，他極其雄辯，對觀眾來一次演講。演完之後，英倫的報紙不但在娛樂版上一連辯論兩星期，甚至社論和通訊里也討論這劇本。結果，劇本出版，篇首冠以長序，篇末附以論戰的文章，這麼一來，老蕭馬上引起社會的注意。接著，他的《調戲婦人者》（Philanderer），《華倫夫人的職業》（Mrs．Warren's Profession）出版。這些切中時弊的問題劇，在英倫的出版界和戲劇界上頓然掀起莫大的風波。他的劇木須受檢查，而檢查制度他是深惡痛恨的。 誠如切斯特頓（G．K．Chesterton）所說，老蕭是個清教徒，他的作品是清教徒的作品。他有宗教家的虔誠，他沒有教徒的迷信。他是個人道主義者，他是個大人物，為的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像莎士比亞以悲劇聞名於世一樣，老蕭主要的是個喜劇作家。在莎士比亞的37部劇本中，《哈姆雷特》（Hamlet）、《奧賽羅》（Othello）、《麥克白》（Macbeth）、《李爾王》（King Lear）四大悲劇把他的天才充分表現出來。老蕭在過去六十年的寫劇生涯中，他只有一個主題——改革社會。他曾說：「莎士比亞深知人類的弱點，但他從來不知道『凱撒型』的人類的優點。他所著的《裘力斯·凱撒》顯然是失敗，他的《李爾王》是個傑作。」這幾句話不但證明他洞悉莎翁的優劣，而且可說明他的抱負。 凱撒是老蕭的英雄。凱撒是個征服者，不是戰士；是個煽動家，而不是民主。假如老蕭要在歷史上另找英雄或聖賢來證明他的理論，這比較更困難，拿破崙的戰功很可觀，但是當他全盛時代，他卻拚命去愛一個年紀大的婦人。貞德得到意外的成功；不過貞德的成功，為的是她信仰另一世界。亞力山大很多情，克倫威爾會流淚，俾士麥有他的宗教，腓特烈是個詩人，查利曼喜歡小孩。但是凱撒之所以引起老蕭的注意，因為二人之間有許多共通點。 老蕭的劇本有個特點，就是他愛寫長序，有的時候，序文比較本文還長。他的長序是個絕妙的散文，在長序里，他發揮他的理論，他做翻案的文章。這是別開生面的寫法，增加他的劇本的力量。 一個人最重要的是自知之明。有了他自知之明的人，社會把他捧到天上，他不會高興；把他罵得一文不值，他也不會失望。在《人與超人》的序文里，老蕭分析自己的性格，說自己是個「有理性、有耐心、有恆、克己而又努力的人，他具備教員的脾氣與教會委員的經營業事的苦心」。他又說：「我有良心；良心往往會解釋的。」因此，人家說他的劇本不過是問題的解釋，他一點也不覺得奇怪。 本來戲劇是綜合的藝術，從事這一行的人必須懂得文學、音樂、繪畫、歷史、社會等學問。湊巧老蕭自小對於音樂富有研究，對於文學的造詣特深，至於社會問題及人情風俗，由於費邊社的關係，使他不得不盡心學習。他曾說過：「每星期我都要演講一個問題，這種問題是我自己要學習的東西。」一邊教人，一邊學習，教不完，學不完。這種自動的學習過程，使他能夠儲藏豐富的知識，作他的劇本的資料。 老蕭的博學是婦孺皆知的事情。不過他很謙恭地說這完全得力於他的環境。他說英國的學校那麼普遍，報紙那麼便宜，學術團體那麼多，一個人只要專心向學，遲早總有成功的希望。 話雖這麼說，在英國歷史上所出的精且博的大人物中，像老蕭這種人，只有19世紀的密勒·約翰·司徒亞特（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可以和他相媲美。條條路通羅馬，他的博泛的學問和豐富的生活經驗，正可促進他的戲劇的成功。 的確，在戲劇的貢獻上，老蕭是莎士比亞、莫里哀、歌德、易卜生後第一人。若就時代意義而論，我們雖說老蕭超越前賢，也不算說得過火。 6月12日（星期日） 藝術批評在中國最不發達，一般文人不是彼此相輕，便是互相標榜。這十九是感情用事，缺少理知的尺度。 藝術批評家是藝術的催生婆和看護婦。沒有健全的批評，藝術家好像失掉一個鏡子，美醜妍蚩無從判別。 博學多能的蕭伯納，在他沒有成名之前，曾以戲劇批評家的身份活躍於倫敦社會。他經常給《星期六評論》撰稿，這些論文，後來編成一集，分上下兩卷，題為《戲劇論叢》（Dramatic Opinions and Essays）。我們且看他的批評有什麼標準。他說：「一般說來，我立定我自己的標準，說戲劇應該是什麼一回事，戲劇應該怎麼樣表演；我運用種種藝術，把違背這種標準的，反抗這種標準的，不接受這種標準的戲劇當做可笑和不合時宜。在這方面，我是干一切有資格的批評家所應幹的事情。那些批評家攻擊易卜生，擁護莎士比亞，而我卻擁護易卜生，攻擊莎士比亞；那些批評家宣稱高等學校劇院的歐文時代好像莎士比亞戲劇的安托尼奧時代，而我卻劇烈攻擊，公開預備推翻它，兩相比較，他們不會比我更公平。現在輪我被人批評的時候了，我也被人攻擊，因為我寫出我所要寫的東西，不是寫出我的批評家所要我寫的東西。」 蕭伯納的批評有什麼標準呢？有。他的辦法是「取法乎上」。在戲劇方面，他少時專攻莎士比亞，及長，醉心於易卜生。他把易卜生的全集讀得爛熟，寫成《易卜生主義的菁華》，然後根據這尺度去批評各名家的戲劇。他說，易卜生比較莎士比亞重要得多，因為易卜生的戲劇能夠鼓勵我們，使我們能夠設想未來更深刻的生活。 在《新因素》一文里，他特地指出易卜生時代及易卜生以後的戲劇的新技巧。一方面，運用討論及其發展，使討論與動作合而為一。另一方面，把觀眾變成劇中人，把他們的遭遇變成劇中人的遭遇。在過去的劇本里，作者把觀眾認為無關痛癢的人物，硬要他們注意非真實的人及不可能的環境；在現在的劇本里，作者須儘量運用討論的方式，把「討論變成劇作家的真正中心」。這種注重討論的問題劇，是易卜生的大貢獻，同時也是蕭伯納的大貢獻。 有人說，老蕭自稱他比較莎士比亞更好。這話是假的而且很不公平；他從來沒有這麼說過。他曾說有人比較莎士比亞更高明，這個人不是他自己，而是班揚。他提出理由，說班揚很有力地認定人生為高度的嚴酷的冒險，而莎士比亞只看出悲觀這方面。班揚認為生命是永遠不會熄滅的光，而莎士比亞卻認為生命酷似風前之燭。他指謫莎士比亞的悲觀主義，這一點證明他對莎翁有深刻的了解。他自己是個非常樂觀的人。他贊成創造，反對破壞；提倡積極，厭惡消極；歌頌光明，詛咒黑暗。人家認為生命是塵埃，戀愛是死灰；他卻認為生命不是塵埃，戀愛不是死灰。他的人生觀是簡樸、切實、積極、樂觀，這種精神正是清教徒的特色。 在音樂這方面，他受莫扎特和瓦格納的影響獨深。他為最新的形式和最革命的作風而奮鬥。他對於音樂的愛好和了解，比較他對於詩的愛好和了解更深。音樂是美，是抽象的美，是融化的美。這種正確的觀點，他始終堅持著。 他個人所處的音樂環境實在太好了。他不但在家裡聽著母親的歌唱，而且他時常到馬蒲孫在杜伯林城所組織的義大利歌劇院去參觀。他酷愛歌劇。他為文主張歌劇班是非常重要，因為它給英國的舞台栽培出許多著名的歌星，同時它是國立歌劇院的人才主要的來源。 他對於莫扎特（Mozart）有徹底的認識。1891年，莫扎特百周年紀念時，他大膽指出莫扎特是一個時代的完人，莫扎特死後，誰也不能仿效他，因為他是舊時代的結束，而不是新時代的開頭。新時代創始於楚魯比尼（Cherubini），發揚光大於貝多芬。「江山各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五百年。」在音樂上，老蕭承認莫扎特支配18世紀，瓦格納和貝多芬主持19世紀。 他對於音樂隊的愛好，使他不得不提出一個理論，說樂隊須用來代替教堂的風琴。「風琴師是個奴隸。假如教堂里有個樂隊，那麼風琴師將成為指導員，他更能夠鼓勵全隊的信心。……讓每個愛好音樂的人儘量推翻這觀念，說風琴是特別神聖的工具。」 他對於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推崇備至。他說第九交響樂是個宗教的音樂，這種音樂的演奏是一種典禮，不僅是消遣。他的態度的認真謹嚴，使人不能不給他說服。 在社會批評這方面，他得力於喬治·亨利及馬克思。他了解繁榮和貧困的道理，他洞悉社會組織的利弊。他贊成人道，反對不人道；崇尚真理，攻擊虛偽；酷愛和平，討厭戰爭。站在這觀點來看社會，好像六轡在手，無論什麼問題，他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和驚人的發見。人家認為難能的事情，他卻易若指掌；人家很容易陷於矛盾的地方，他卻維持一貫的作風，而一貫的作風，就是蕭伯納之所以成為蕭伯納的原因。 他主張私有財產制度遲早會完蛋。他說，除非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的計劃積極施行，資本主義將陷於不可救藥的境地。他說蘇聯的新經濟政策，和他的一班朋友們所提倡的費邊社的社會政策大同小異。 他到於英國的議會制度毫無疑義。雖然這制度並非盡美至善，但它還是相當民主。 因為「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所以他的言論有時未免過火，但他的用心良善，態度幽默，誰也不能否認。思想家永遠站在時代的前頭，想的比較做的快。好像英國廣播電台台長哈利所說，我們剛好會走路的時候，老蕭已經希望我們會跑了。 但是像老蕭這樣的批評家，是現社會必不可少的人物。他的知識的領域那麼廣大，認識的程度那麼高深，加以立場正確，風趣橫生，受他批評的人，應該是受寵若驚。 朋友們敬愛他，敵人們佩服他。誠如已故威爾斯先生所說：「在未來的人類的良心裡，他將永遠存在。」 除著書立說外，他還運用他的動人的辭令，到處演講。名義上，他是費邊社的代言人，其實他是一切良善的人的代言人。 6月13日（星期一） 早起，發現同房有兩位神甫一位樂師生病，其中一位昨晚大吐大瀉，一夜的工夫，精力已經不能支持。過去坐船，我老是給同船的朋友做「第一號侍役」，整天給人家倒茶、倒水、倒痰盂。這次海行，沒有這種苦差，為的是什麼事情都有工人照管。 「百病從口入。」因為他們的病由於消化不良，積食不化，所以，我教他們停止吃飯，同時教工人泡一大壺檸檬茶來給他們喝，他們喝完檸檬茶，休息半天，精神已經恢復。 飯後理髮，在理髮室看見外國女人染髮，把棕色的頭髮染成金黃色的絲線，光澤嬌艷，狀若新出爐的飴糖或蜜糖。我在巴黎歌劇院附近時常看見這種金黃色的頭髮的青年婦女，我很想借「秀色可餐」一辭來形容他們的化妝的工夫。的確，誰不喜歡新出爐的飴糖或蜜糖，可惜這種飴糖或蜜糖色的頭髮原來是假的。我覺得到外國考察，須和當地人民在一起生活，這樣才能夠領略人情風俗及生活習慣。不然，單看外表，很難分別虛實真偽。 染髮好像電發一樣，新染後的幾天，清新悅目，宛若出水芙蓉。過了幾星期後，新發逐漸生長出來，新舊相間，顏色極不調和。這時候，你的感覺一定不是出水芙蓉，而是殘枝敗葉，比較根本沒有著色前難看得多。這兒你不能不佩服紅樓夢的兩句話「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實在有高深的道理。 中外的審美觀念往往有相同之處，外國人喜歡口小腰細，中國人也崇拜「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外國人的小腰是用闊縫的鬆緊帶來緊束，中國人的小腰是靠減少食物，減輕體重。「楚王好細腰，朝中多餓死」，這是個好例子。至於口部，外國人多用口唇膏，口唇膏的顏色深淺濃淡不同，白天一本正經，顏色淺而淡，晚上燈光炫耀，顏色深而濃。會化妝的人，單憑口唇膏的力量，很容易把闊嘴變成小口。現在口唇膏已經隨好萊塢的電影傳遍全國，外國人的化妝技術，中國的婦女亦步亦趨，中外的審美觀念無形中混在一起，雖然中國的婦女的胸部還須下工夫。 寫到這兒，順手翻一翻書桌上的雜誌，單是關於婦女的服裝的，就有好幾種。從前許地山先生（落華生）專門研究中國婦女的服裝，他搜集了不少樣本和照片。他告訴我說，婦女的服裝平均25年輪換一次——由窄到寬，由寬又到窄；由小到大，由大又到小；由短到長，由長又到短——好在女人的青春好像春天的花兒，壽命非常短促，等到第二次流行舊花樣時，無情的時光已經不讓她穿著過分時髦的服裝了。 巴黎的服裝公司時新月異，平均每三個月有一次公開展覽。倫敦西城（West End）的服裝公司，一套洋服的剪裁的費用，比衣料貴了四五倍。幸虧貴族人家的錢花不完，只要款式入時，多花一點冤枉錢沒有關係。 6月14日（星期二） 昨夜下了一宵大雨，涼爽舒適。今天黎明即起，跑到甲板上作深呼吸運動，只見東方的地平線上呈露魚肚白的顏色，接著晨光曙色千變萬化，由紅到紫，由隱到明，同時魚肚白的背景又換一套新裝，湖綠配著天藍，在雲的四周還點綴著銀線金線，輝煌燦爛，蓬蓬勃勃，這分明是太陽出山的氣象。可是惡作劇的一片烏雲老是把太陽蓋住，直至距離海面三丈高的時候，他才敢露出全貌。回顧西方，月姐好像肺病第三期的女人那樣，臉上一點光澤也沒有，曉風殘月，遲暮美人，這種富有詩意的環境，很容易使人愛憐。 上午經過蘇門答臘的外圍，午後才見鑽石峰，這時我的靈魂已經飛到新加坡、西貢和故都了。印度雖在亞洲，可是日前我到科倫坡和本地治里時，心裡還有飄泊異鄉的感覺。今天一見蘇門答臘，我好像已經回到故鄉。的確，中國和南洋關係的密切，遠在歐美之上。中國人與歐美人往來，好像窮人和富人結交，表面上是高抬身價，骨子裡是再吃虧不過。中國人和南洋人親近，同文同種，互信互重，大家有若水乳交融。沒有南洋，中國的窮苦同胞固然沒有出路；沒有中國，萬里蠻荒的南洋哪裡會有今日這麼富庶繁華。 晚上九時開跳舞會。我應越南的友人之約，準時赴會，舞廳的周圍懸掛各國旗幟，中間點綴著紅紅綠綠的燈光。船上的高級職員，頭二等艙的全體旅客都到場，我捧了一個香檳杯，冷眼旁觀，別有風味。歐美人對於跳舞的看法和我們不同，我們一向是男女授受不親，跳舞場中，男人摟著女人的腰部，形影相隨，舉動一致，這一點我們不大看慣。歐美人把跳舞當做藝術或交際的一種手段，男女在一起跳舞，好像男女同席吃飯、下棋、打牌那麼隨便，極少滲雜猥瑣的觀念。因此，父子、母女、兄弟，可同時出場，誰也不覺得奇怪。 在舞廳中，我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也出場，她的母親跟一個男人跳，她又跟另一個男人跳，這種場合，男女來賓多半不相識，一個陌生的男人知道某某女士已經跟人跳過，他可以很大方的跑到她的面前，低聲下氣叫了一聲「夫人」，她極少會拒絕他的要求。一個擅長舞蹈的女賓總覺得很多男賓要求她跳舞，是一宗光榮的事情。 午夜已屆，疲倦不堪，可是男女來賓的興趣還那麼濃厚，我問侍役幾時散場，他說照例須延長到明天早晨。我一個人不應該掃興，只好靜靜地向主人婉辭退席。 6月16日（星期四） 九時，船到新加坡。 往報館，見卓永慶兄，知道薛殘白、陳雪鋒、盧秋亭、葉廣惠、王維桓諸兄已經下船，失迎歉甚！與卓永慶、龔延齡諸兄談天，大家都說這一年來國內局面變化得太厲害。接著，往移民廳辦理入境手續。 四時又到報館，與王仲廣、謝松山、薛殘白、陳雪鋒諸兄閒談，大家對於歐洲問題甚感興趣。曾心影兄在家寫文章，等到五點多鐘才來，因為時間倉促，我即刻趕到黃葆芳兄的府上——冷香閣——應他的宴會。同席有劉抗、曾心影、薛殘白、陳雪鋒、戴雲峰、馮列山諸兄，他們都是南洋有數的人才。 新加坡的大頭家十九我都認識，可是沒有一個和我有交情。與大頭家來往只有算盤和鈔票，鈔票我沒有，算盤我只學到「二歸三除」，賺兩塊，花三塊，永遠積不到錢。窮人與富人往來最吃虧，為的是他有開口借錢的嫌疑，這種經濟嫌疑犯比較任何政治嫌疑犯更可怕。政治是大家的，金錢是自己的，視錢如命的富人，丟了一塊錢，宛若割去一塊心肝肉。 大頭家我可以不理，但是幾個好朋友不能一一登堂拜訪，例如德高望重的鄭惠民兄，精通南洋問題的郭史翼兄，專攻攝影的戴淮清兄，急公好義的王肅丹兄，談吐饒有風趣的黃曼士兄，以及各報館的記者，各學校的師長都在我的想念中，然而無情的時間不準我多逗留，我只好匆匆吃完了飯，即與主人告別。 六時三十分趕到碼頭，花了坡幣五元雇了一隻躄腳的電船。船到避風塘外邊，四顧渺茫，找不到郵船，船夫喊了一聲：「不好了，郵船開走了！」這時暮色蒼茫，我的全身的熱血沸騰。我站起來，雙手捧著新自埃及買來的草帽向前面的郵船招呼，一面大聲喊著「請停船」。我催船夫開足馬力，他老是說趕不上，沒有辦法。這時，我真是魂飛魄散，只能作急促而單調的呼聲。我想丟掉五件行李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望眼欲穿的太太及每封信總要稱呼十幾聲「爸爸」的兒女們後天在西貢碼頭邊見不到我是多麼失望。在社會上，我是個無黨、無派、無權、無勢、無利、無名的小卒，在家庭里，我是個眾望所歸的大人物。我絕對不能使他們失望。我繼續不斷地向前面招呼，只見船尾的大電燈放亮，另外還有人用電筒指示樓梯的方向。說時遲，那時快，不用兩分鐘，跳上扶梯，同船的幾百個青年男女舉手歡呼，我的滿頭大汗給迎面的風兒一吹，這才清醒過來。 上船後，我即刻跑到頂樓向船長端尼先生道歉，他說沒有關係。回頭遇著副船長，他含笑地對我說這是寫作的材料。 短短的幾個鐘頭居然有許多波折。這就是戲劇，這就是人生。 6月17日（星期五） 昨天在新加坡逗留幾個鐘頭，知道南洋商報已經買到一架新印刷機，每小時可印出幾萬份。這架印刷機正在裝置中，想不久可開始工作。 印刷機好，出版物的成本減輕；出版物的成本減輕，讀者的數量增加。近代歐洲的文明，應歸功於印刷機，而第一架印刷機是德國人發明的。 報館的內部煥然一新，乳白的霓虹燈，代替刺眼的大燈泡；整齊劃一的書桌，代替參差不齊的寫字檯，明朗清潔，井井有條。不看內容，不問組織，單是這種嚴正的外表，已經給人很好的印象。 近代的報業是個大企業。資本大、人才多、組織密、設備好。在這種優越的條件下，一個有良心、有見解、有魄力的記者的言論，很能左右時局及世道人心。喜歡看報的人，把報紙當做美酒佳肴，早晨喝咖啡時，麵包可以減少一片，但報紙絕不能減少一份。一天沒有看報，連做夢也不安心，報紙既然有這麼大的權威，所以記者的生活雖苦，精神上倒得了不少安慰。 與同船的音樂師談天。我說中國人喜歡請客，外國人喜歡寫信，請客與寫信是東西文化一個區別。 中國人一見朋友上門，馬上敬茶敬煙。一年半載未曾晤面的朋友，一見就要請客。客人的嘴裡雖說「別打擾」，但心裡總覺得受之無愧。主人雖陳設華筵盛宴，但口頭上很謙恭地說「怠慢，怠慢，不成敬意」。老實說，中國的一頓酒席的豐富，至少等於三四頓西餐。 外國人在辦公時間根本不招待客人。有話便說，說完就走，沒有什麼客套。一杯咖啡，一片蛋糕的茶會，主客雙方都看得非常隆重。請人吃飯，多數是客人自己付錢。英國人所謂Paying guest，美國人所謂Dutch treat，這辦法在西歐很流行。至於一杯香檳，兩片三文治的「雞尾酒會」，簡直可作本地新聞的資料。 中國人請客比較外國人熱心，外國人寫信比較中國人勤力。中國人的朋友一經離別，音信渺然，直至第二次見面時，大家又將好像梁山泊兄弟那樣，「自從青州別後……」彼此經過多少艱苦，把幾年或幾個月的事情作成簡單而有系統的報告。 外國人見信便復；有信不復，他們視為怪事。假如你寫一封信給社會上的「紅人」，他的秘書總要給你一封回信，說他要負責把你的高見轉呈有關當局。這並不是客氣，因為他們的確把所有文件分類保存，以便參考。 中國人愛請客，外國人愛寫信，這已經成個慣例。吳梅村詩云：「不好詣人貪客過，慣遲作答愛書來。」上句說明喜歡請客，下句說明不愛寫信，這倒是中國的文人的標準的作風。 「多點頭，少說話」，這是中國官場的秘訣。你瞧，一句話還不想多說，怎麼可隨便給人寫信呢？ 6月18日（星期六） 今天閱讀南洋商報，知道天津各商店不用英文的招牌，上海各大學禁用英語來講授，這是很有趣味的題目，值得我們思索。 自鴉片戰爭以來，外國人在中國的通都大邑設有租界，租界裡有「治外法權」，不受中華的國法束縛，所有公司商店多用英文的招牌，有的在英文的招牌底下注著中文的譯音，這完全是宗主國對待殖民地的態度，喧賓奪主，誰也不能忍受。 外國商人在中國發了橫財後，他們把紅利項下撥出百分之二三資助傳教士來辦學。傳教士以辦學或傳教為名，其實是標準的第五縱隊。他們旅行多，交遊廣，語言通，人情熟，凡是外國政治家和商人束手無策的事情，他們都有辦法。他們是外國政治家的情報員，同時也是外國的商店的活動廣告。他們所造就的高材生，只學得一副買辦本領，既不懂中國文化，又不識西洋文明。 天禍中國，二三十年來的政權就操在這些買辦的手裡。宋子文、孔祥熙之流因為占了美國人的便宜，感恩圖報，恨不得把整個國家送給美國。他們用人的標準是以英文程度的高低作取捨的尺度。只有「比較美國人更美國化」（More Americanized than the Americans）的流氓才適合他們的理想。 我是教會學校出身的人，我對於這種買辦式的教育懂得相當清楚。一般說來，教會學校的學生十九不通中文，以不通中文的中國人來介紹西洋文明，只能看到人家的外表，不能洞悉人家的底蘊。 蕭伯納說得好：「精通本國語的人，不見得會精通外國語。」教會學校的買辦式的教育，就是希望一個尚未精通本國的青年能夠精通外國語，結果，中文固不好，英文也不見得通。好在他們的趣味很低，他們只想做賣國的經紀，經紀在買主的面前，除胡扯瞎說外，正經話沒有幾句，普通只是唯命是聽，做成一個道地的Yesman。 我覺得外國語應該學，但不是人人要學。除殖民地外，小學生和初中學生根本用不著學習外國文，免得科目複雜，精神渙散，把國文的學習時間完全耽誤了。到了高中後，課程里不妨加入外國文的鐘點，假如教授得法，三年的時間可以打好相當基礎。志在專攻外國語的人，到了大學後可進外國語學系，那是專家的工作，用不著每個學生都走這條路。大學四年的訓練只能算是開始，不是終結，為的是學海無涯，三四年只能算是里程碑，並非學問的終點。 中國人學外國語，只懂得英文。其實，英文應該學，法文、德文也應該學，西班牙文、義大利文、斯拉夫文何曾不應該學。可惜過去的買辦教育的銅臭氣太重，以為學了英文後，將來可做海關、郵政、買辦、大班，而英美的文明的精華反而置之腦後。「買櫝還珠」，把自己降到殖民地的地位，這些買辦大員實在罪不容誅。 現在國內大學禁用英文講授，這對於買辦教育固然是個大打擊，但對於外國語的悉心研究反而走上正確的途徑，至少我個人是這麼看法。 6月19日（星期日） 早晨船抵頭頓。疏懶的陽光照著港內外的沉船，使我馬上聯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許多戰場上的戰鬼。「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多數遠征軍做了無主孤魂，他們以血汗骨肉來造成軍事政治經濟的大人物的名譽和金錢，自己卻被人拋棄荒郊，或沉沒海底，實在不值得。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清單」——對德對日和約——還沒有簽訂，第三次大戰的序幕已經揭開。這幾年來國內戰鼓頻敲，死傷遍野，「鬧台」的工作做得相當精彩。照這情形推演下去，將來的「壓軸戲」是夠瞧的了。 移民局的職員和醫生在頭頓開始辦公，所以船到西貢時，成千旅客的入境手續已經辦好了。在歐洲各國旅行，檢查護照和行李的工作，多數在火車輪船上進行，所以火車輪船到站時，旅客可馬上下車。現在西貢當局也採取這方法，足見行政效率的進步。 午後二時抵西貢，妻子兒女及親友來接船，大家相見甚歡。我們坐鄭益國兄的汽車回家，抵家時又是一陣大雨，把衣上的征塵洗滌淨盡。 離家不到十個月，兒女們個個長大，尤其最小的女兒文思，我赴歐時她才三個月大，現在已經會走路了。她以「相見不相識」的態度來看我，又看看客廳里所掛的相片，但始終不敢伸手來給我抱，我倒覺得有點惘然。 朋友們說我「發福」，說我「長得年青」，這些客套的恭維，敵不過我的兩鬢新生的銀絲。但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這次歐洲的旅行，更加強我獻身學術與世界和平運動的決心。 妻子說，外間謠傳我已經到上海南京。我說寧滬是政治經濟的大本營，我不喜歡。北京像巴黎那樣，是研究學術的中心，將來國家平定，我一定率眷回北京長住。這是幾年後的事情，現在談不到。 假如環境許可的話，我很想明年到美國去跑一趟。「百聞不如一見」，只有實地考察，才能夠明了內情。 「看完美國你就滿意了嗎？」妻子追著問。 「看完美國再看蘇聯，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利弊得失作客觀的比較研究，這對國際形勢的了解也許有幫忙。」我把我的志願很坦白地表達出來。 「書呆子老是愛白天做夢，這筆龐大的旅費你到哪兒去籌。」 「路是人走出來的，白天做夢，是縝密的計劃的胚胎，實際行動是縝密的計劃的果實。目前英國工黨政府的設施，十九也由白天做夢的書呆子計劃出來的。意志堅定，精神集中，什麼事情做不成功？」 「夠了，夠了，」妻子忍不住說幾句，「別離了這麼久，我已經苦夠了，現在你還說什麼遠行不遠行。」 晚上吃一頓很愉快的晚餐，我開了一瓶香檳酒，請大家喝。兒女們爭著問長問短，同時把我的行李一一拆開。我的旅行的經歷他們很愛聽，但是每個皮箱裡只有稿件、書籍和破爛破爛的衣服，不禁使他們失望。 夜闌人靜，從遠處傳來的軍車的聲音，打破周遭的沉寂。遙想巴黎歌劇院、喜劇院、咖啡館的熱鬧的情形，恨不得漏夜再飛往巴黎。 歐遊暫告一結束，現在又要作第二次遠行的準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