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紀行 · 歐洲紀行之三 大西洋一角
提要
像歐洲紀行之二——《地中海之濱》——是以法國南部的碧綠的海濱的大城,義大利的藝術的發源地,瑞士的湖光山色作背景一樣,這部歐洲紀行之三——《大西洋一角》——是專門紀載作者在英國、比利時、荷蘭、丹麥、盧森堡等國旅行時的見聞。
三百年來英國是歐洲的政治經濟的中心,無論文學、哲學、史學、自然科學,甚至應用科學,英國都有出類拔萃的人才。英國人做事,從遠處著眼,從近處著手,深謀遠慮,腳踏實地。他們能夠尊重光榮的歷史傳統,同時又能夠吸收他人的特長來彌補自己的缺陷。濃厚的自尊心和雋永的幽默感,造成安定的社會秩序;有了安定的社會秩序作基礎,一個國家才能夠立於不敗之地,才能夠轉敗為勝,轉危為安。
由這個角度去看英國,誰都覺得英國有許多地方供我們學習。代議制度的堡壘的國會,庋藏豐富的不列顛博物院圖書館和動物園,精神教育的搖籃的威斯敏斯特寺,言論自由的象徵的海德公園,導師制度卓著成績的牛津劍橋等大學,物美價廉的艦隊街的報紙……凡此種種,無一不是造就人才的溫床。
除英國外,荷蘭的水利,丹麥的合作社,比利時的工業,都可供我們借鏡。這些小國之所以能夠屹立天地,主要的是靠它們所產生的特出的人才。
1月24日(星期一)
早起,收拾行裝,預備去倫敦。
十一時,王麟曾、譚榮泰二兄來送行。我雇了一輛汽車趕到巴黎北站,由侍役招待上車。這是由巴黎到倫敦的特別快車,別號「金箭牌」,速率高,設備好,雖然收費比較其他火車稍為多些。
十二時十五分鐘開車,七個多鐘頭的行程很愉快地過去。途中我最感興趣的是英倫海峽。在航空時代沒有降臨之前,英國是海上霸王,這個英倫海峽把她和歐洲大陸隔開。她可以參加,也可以不參加大陸上的戰爭。假如不參加,她簡直是隔岸觀火;假如參加,她還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甚至希特勒全盛時代,德國的飛機日夜不斷地轟炸英倫,但英倫海峽的怒濤仍使德國的海軍無法前進。任何英國人一談到英倫海峽,總覺得這是個「天塹」,可以加強他們的安全。
今天風平浪靜,由法國加來到英國多佛的渡船十分平穩。英國移民局在船上檢查護照,手續簡單敏捷。我這次是到歐洲各國去花錢,不是去賺錢,所以移民局的職員對我總算是相當客氣。
下午七時三十分(倫敦的時間晚了一點鐘),安抵維多利亞車站,王家松兄親自駕車來接,並招待我到他的府上休息,感甚!感甚!
倫敦這城真大,由市中心區到近郊,足足走了一個鐘頭。倫敦的建築不如巴黎那麼整齊,街道不如巴黎那麼大,但車輛的數目比較巴黎更多,車輛的坐位比較巴黎更舒適。除地下車和火車外,這兒的電車和公共汽車都是兩層。「條條路通羅馬」,由四面八方來的電車和公共汽車總要經過維多利亞橋畔。由維多利亞橋畔換車或步行,很快可以達到市中心區的目的地。這麼大的城,這麼多的人口,幸虧有健全而又繁密的交通網把各地溝通起來。假如交通發生問題,那麼這個大城及其居民的一切活動恐怕都要停止了。
自工黨政府執政以來,英國實行「不流血的革命」,日常用品的價格天天減低,使一般平民衣食無憂;但是奢侈品的稅收卻天天增加,使富人多負擔一點政府的經費。同樣的,公立學校完全免費,但是私立學校的學費卻儘量提高。
家松兄的府上雇了一個女傭,每天工作兩個鐘頭,報酬五先令。他的女傭自置一層樓房,裡邊有地毯、有鋼琴、有收音機,兒子已經讀完高中。這種女傭的生活水準之高,簡直使國內的大學教授羨慕不置。
英國的公務員的報酬並不比工人高,同時他們無法舞弊,而且不願意舞弊,所以他們只好謝絕一切無謂的應酬。據說,你請英國的公務員喝一杯咖啡或一杯啤酒,他們很高興,但是,假如你請他們吃大菜,他們倒感覺頭痛。原因是,公務員的收入有限,簡單的酬酢他們還可以應付;大規模的應酬,他們實在吃不消。尤其重要的是,他們多潔身自好,不願意因一時口腹的快意,致冒貪污的罪名。
英國的文化高,治安好,一般社會生活非常安定。只要第三次大戰不致爆發,我相信在五年之內,英國大可以恢復戰前的繁榮。
人家的社會革命,需要很多人流血;英國人的社會革命,不需要任何人流血。這正是英國人的絕頂聰明的地方。
1月25日(星期二)
當神權全盛時代,宗教與政治不但分不開,而且教會就是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的源泉。英國的威斯敏斯特寺(Westminster Abbey),像歐洲各國的大教堂一樣,是皇帝受洗禮、結婚、加冕的所在,萬民景仰,中外共瞻,的是市民生活的中心。
羅馬和巴黎,都有國葬院(Pantheon),但倫敦的國葬院卻設在威斯敏斯特寺裡邊。從皇帝到大政治家,從詩人到大文豪,在英國歷史上有數的人物,多半長眠於威斯敏斯特寺,雖然英國的靈魂——莎士比亞——還是靜悄悄地躺在他的故鄉。
據歷史的傳說,遠在1300年前,威斯敏斯特寺這個地方,原來是泰晤士河邊的一個小島。一天晚上,有個旅客叫漁夫把他從泰晤士河南岸橫渡到北岸。旅客下船時,漁夫看見他跑到這座新教堂,突然間,一道霞光,把天空照耀得通紅,同時,天使的歌聲響徹雲霄,教堂的圍牆有人撒著聖油聖水。漁夫目睹這情形,驚異不置,他靜待旅客回船,可是這旅客宣稱自己即「聖彼得」,今天特來舉行奠基禮。為酬報漁夫的善意起見,聖彼得祝他每天都能夠捕到很多魚,只要他願意把每天的魚呈獻十分之一給這座新教堂,同時答應星期日不捕魚。
那時的倫敦城小得可憐,威斯敏斯特寺的地址已算是郊外。愛德華懺悔王(Edward the Confessor)的行宮既然也在郊外,所以他毫不猶夷地把威斯敏斯特寺這個地點拿來做他的教堂。這樣一來,威斯敏斯特寺便與英國皇室發生密切的聯繫。
愛德華苦道修行,為宗教犧牲一切,他的行動甚得舉國人民的歡心。他的加冕大典是由教皇亞力山大三世主持,死後即葬在皇帝寶座的前面的空地。亨利三世(Henry Ⅲ)對於威斯敏斯特寺很有興趣,他特斥重資,大興土木,把這個寺變成英國的中樞。許多教士得到皇帝的信任,他們的言論大可左右政局。
威斯敏斯特寺的前門正對著維多利亞路,後門與國會遙遙相對,左鄰相當侷促,只有右邊,即向納爾遜廣揚的大門外,才有碧綠的草場。旅客一踏進這草揚,凝視前面的一座古色古香的教堂,他的思想和情感馬上倒退到五百年前。遙想中古時代的高僧,特立獨行,閉門謝客,皓首窮經,「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雖然他們的生活與現實社會脫離關係,但他們對於宇宙和人生問題的探討的確下過苦工夫。
爭取「不朽」,是人類的天性。高明的人,立德、立功、立言,文治武功,勳業彪炳,千古永垂史冊。普通人在著名的建築物上用刀子或筆鋒書寫自己的名字,甚至在廁所的牆壁上,發表個人的牢騷。表現的方式雖不同,心情卻是一樣。就在英皇加冕的寶座上,有人刻著這麼一句話:「亞博·彼得(Peter Abbott)於1800年7月5日在這張椅子上睡了一宵。」我們相信寫這一句話的亞博氏,至少會感到阿Q式的精神上的勝利,因為他不但坐過寶座,而且睡了一宵。這比較一生坐過兩次寶座的維多利亞女王(按:維多利亞加冕時坐過一次;即位五十周年紀念時,又坐過一次)所占的時間還長久些。
普通英國的教堂墳場(Church Yard),是指教堂的後邊專用來埋葬教友的露天的空地。威斯敏斯特的墳場,不是露天的,也不是隱藏在地窖底下。教堂四周圍牆內都是墳墓。就方向而論,歷代帝王的陵寢是在祭壇後邊,那些帝王的名字,除極少數英主外,早已被人遺忘了。教堂左廂都是英國第一流的政治家,這邊是嘉森(Earl of Chatham,1708—1778),那邊是福克斯(C. J. Fox,1749—1806);這邊是格蘭斯頓(W. E. Gladstone,1809—1098),那邊是的累拉里(Disraeli,1804—1881)。有的深謀遠慮,有的富於雄才偉略,其中十九都是滔滔不絕的雄辯家。
教堂的左廂是「詩人的角落」,(Poet's Corner)。這兒原名「學者」或「史家」的墳場,為的是地下的死人並不一定都是詩人。從喬叟(G. Chaucer,1343—1400)、約翰生(S. Johnson,1709—1784),華斯華士(W. Wordsworth,1770—1850)、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到吉卜林(R. Kipling,1865—1936)、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凡是英國的大文豪,尤其桂冠詩人,都在「詩人的角落」里占了一席地。據我個人的觀察,詩人文豪的遺像和紀念碑所吸引的遊客比較多,雖然他們的派頭不如政治家那麼大。政治家的大理石像雕刻得十分雄偉,但他們在社會上的影響,將隨時代的推進而逐漸消逝;詩人文豪有的只刻了一個名字,有的只塑一個小型的像,但他們的大名永垂宇宙,由近及遠,由國內推廣到全世界。
我個人所拳拳服膺的韋伯夫婦(Sidney and Beatrice Webbs)也在教堂的右邊作永久的休息。這一對老夫婦和蕭伯納都是英國費邊社的創辦者。他們有崇高的目標,有共同的興趣,有不斷的努力。他們獻身社會運動,同時致力學術,專心一志,數十年如一日。每人嚴守自己的崗位,根據自己的特長來解決社會問題。精且博,壽而康,給世界文壇藝苑樹立良好的規模。我希望將來蕭伯納「圓寂」後,他的遺骸也搬到寺里來,與韋伯夫婦作高鄰。
蘇格蘭的詩人和文豪只有兩人進威斯敏斯特寺,其中一位是彭斯(R. Burns,1759—1796),另一位是斯各特(Sir Walter Scott,1771—1832)。彭斯的詩篇,斯各特的小說,早已變成世界文學的遺產,他們的影響不是國界所能限制了。
英國的名將,十九都葬在聖保羅教堂,威斯敏斯特寺沒有他們的份兒。可是教堂前部的中央的地板上,獨平鋪一塊大墓牌,紀念世界大戰的無名英雄。據說,當那些無名英雄的骨殖從大陸上搬回倫敦的時候,英皇喬治五世、烕爾斯親王、約克公爵,及海陸空軍將領都親臨執紼,給那些「無名而又最有名」(Unknown and yet well-known)的將士以最後的安慰。
剛出大門前,翹首看見拱石上有一塊紀念碑,是紀念小庇得的。小庇得以24歲的青年,一躍而為英國外長,大史家馬皋萊把他捧到天上。在近代的英國史上,只有丘吉爾有這麼能耐,而丘氏的文才學識實遠過之。將來丘氏長逝,他的軀幹和靈魂,事業與著述也要變成英國的寶貝了。
到英國遊歷的人,首先要參觀威斯敏斯特寺。這是英國精神教育的地方,這是英國訓練人才的所在,這更是英國歷史文化的菁華。
1月26日(星期三)
像中國的名山古剎時常要回祿一樣,歐洲的大教堂也時常要遭祝融的光顧。迷信的人把這不幸的事件委諸天意,其實,照我們的看法,這主要的是由於人謀不臧。一來,古代的寺廟多是用木頭建築的,裡邊又沒有救火的設備,一遇火災,簡直沒有辦法;二來中外的寺廟的數目很可觀,中國的名山差不多都給高僧占完,歐洲的鬧市到處也有洋和尚的蹤跡。因為寺廟很多,所以失火的機會也較多,這完全是統計學上的「或然律」(Law of Probability)的作用,不必大驚小怪。
英國的聖保羅大教堂,一再毀於火,可是它燒了一次,重建了一次。「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聖保羅大教堂就有這麼一股勁兒,它永遠能夠從廢墟中復興起來。
最早的一座聖保羅大教堂建築於7世紀,據傳說,這教堂之所以採用這名稱,為的是耶穌的信徒保羅曾到過英國參觀。
征服者威廉對於聖保羅大教堂有特殊的愛好,但是到了他的晚年,這教堂付之一炬。莫利斯會督(Bishop Maurice)著手重建,不幸再度失火,教堂燒了一半。
舊的聖保羅大教堂,長度達586英尺,造成世界的紀錄。當中古時期,它以搜集古董著名,耶穌所用的刀子,聖母的頭髮,以及名士貴族的遺骸都埋葬在裡邊。主管教堂的教士們把這些古董視為無價之寶,他們利用這機會向教徒索取金銀,這好像中國的寺廟的住持利用傳說上的神跡向善男信女索取香油一樣。
說來誰也不相信,當16世紀時代,教堂的圍牆貼滿廣告,教堂的內部變成各種各色人的逋逃藪,甚至阻街女郎和盜賊都利用教堂作聚會的地方。因此,倫敦的參議會通過一個法案,不准任何人騎馬或騎騾經過教堂,而伊麗莎白皇后也發出一通告示,禁止人家在這神聖的大廈里拔劍比武。但是,禁令是禁令,現實是現實,聖保羅大教堂還是謠言的製造所,強盜的安樂窩。
1516年,聖馬丁教堂觸電起火,聖保羅的尖塔在兩個鐘頭內燒完,屋頂坍塌。迷信的人馬上想到這也許是褻瀆聖殿者應得的報應。但是看慣北平的廟會,及各地上山進香的人,誰也覺得這事情很平常,因為教堂像寺廟一樣,是大眾聚集的地方,人多品雜,大家的目標不同,為慈善為罪惡,是神聖是庸俗,全看各人的環境和情緒而定,不可一概而論。
英皇詹姆士一世與查理一世都想撥款修理聖保羅大教堂,但是二人都不成功。湊巧1666年倫敦大火,這個教堂又被波及,一連燒了五天,屋頂的鉛板給火燒熔,流滿附近的山坡,紅光遍地,熱氣騰騰,無論人馬都不敢經過。只因這一著,舊教堂變成歷史上的名詞,新教堂須完全按照新圖案來建築,而負責建築的工程師為武蓮爵士(Sir C. Wren),自奠基至落成,足足花了35年。
新教堂的建築費達一百萬鎊(照現在的幣值,須加上十幾倍),這筆錢大部分是從煤炭的稅收項下籌出來的。火燒教堂,教堂靠煤捐來建築,煤煙又把這個龐大的建築物熏得黝黑不堪。一報還一報,這倒是個諷刺。
埋葬在教堂底下的要人,一個是納爾遜(Nelson,1758—1805),一個是惠靈頓(A. Wellington,1769—1852),另外還有許多海陸軍的英雄。這些人對於英國軍事史政治史上固然有不少貢獻,但是把他們放在世界文化史的天平上,他們的分量是微不足道。
我個人的觀感是,聖保羅的建築雖然雄偉,唯前後左右都是窄狹的街道及噪雜的商店,使人覺得它是侷促如轅下駒。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是得力於前面的大廣場,巴黎的聖母堂是得力於左邊的塞納河及前面的空地和後面的花園,英國的國會是得力於泰晤士河。所謂「牡丹雖好,全賴綠葉扶持」,就是這意思。
中國的星相學家的言論跡近迷信,唯他們注重背山面水,左環右抱的風景區,這話又有相當理由。神好像人那樣,必須住得很舒適,然後精神充足,心平氣和,不然,自顧不暇,哪裡有閒心替別人服務。
還有一層,聖保羅雖然有傳說上的古董作號召,但裡邊所埋葬的只限於軍人,這比較威斯敏斯特寺成為皇帝的陵寢,及政治家、詩人、文豪、社會改革家的安息地,規模顯然窄狹得多。地以人傳,人以文傳,窮兵黷武的武夫究竟比不上潦倒一生的大文豪,假如從遠處著想。
因為這緣故,威斯敏斯特寺可以代表整個英帝國,而聖保羅大教堂只能代表一個倫敦城。
1月27日(星期四)
世界聞名的「倫敦塔」,像羅馬城那樣,不是一年半載建築起來的,而是經過幾百年的工夫,慢慢擴充,逐漸發展起來的。遠在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er)的時代,他便開始建築這個塔來保護倫敦城。起初這個塔是建築在羅馬人所築的城牆的廢墟上,到了12世紀,塔的範圍日益擴大,有一部分在城外,有一部分在城內,占地達18英里。
中國大江南北都有塔,在我們的心目中,塔這東西十九都是高聳的孤零零的建築物,普通塔的高度為七層,即所謂「七層塔」,它的作用是鎮壓山妖鬼怪,與軍事政治毫無關係。倫敦塔和我們是兩樣。它是一座小城,每重城牆上都有堡壘和炮眼。城裡有皇宮,有監獄,有鑄幣廠,有兵工廠,有檔案保管處,在某時期里,曾充天文台。
遊客從大塔山的斜坡下來,經過三道門,和一條甬道,才抵達正門。正門名叫「血塔」(Bloody Tower),顧名思義,這個塔好像「毛森」的名字那樣,使人覺得毛骨森然。它的原名是「花園塔」(Garden Tower),因為從這大門進去,便是御苑,青青的草地,各色的名花,點綴得非常雅致。自愛德華五世(Edwad V)和他的兄弟約克公爵(Duke of York)在這塔里被人慘殺後,那血淋淋的景象,使人不能不改變舊的觀念。
倫敦塔的中心為「白塔」(White Tower),這是整個建築中歷史最悠久,收存最豐富的大樓。從遠處看來,這個白塔好像是四四方方的,可是走到近邊,你才知道四面圍牆的長度不大一致,其中三面的角度,並非90度的正角。白塔的角頂有四座堡壘,其中三個為四方形,靠近東北面的一個為圓形。塔的高度不過90英尺,外表的圍牆,經歷800年的風霜,已經呈露蒼老的狀態,可是內部的建築仍堅固異常。這個建築的內部,從南到北,從地下到頂樓,築了一道高牆,西邊的部分比較東邊的更大,東邊的部分又劃分為聖約翰教堂和地下室。
就在這地下室里,我看見許多慘酷的刑具。房子的中央有個普通吃飯桌那麼高的大砧板,砧板前面刨成脖子的形狀,砧板上放著一把銳利的大斧,斧邊切痕處處。在無情的刀俎的合拍下,把敵人作肉魚來亂砍亂切,這就是政治法律的尊嚴。除刀俎外,那五馬分屍的刑具的模型,也給人很深刻的印象。囚犯放在絞架的中央,他的四肢和首部各用一條繩子綁住,架上的機器一轉動,全身的關節完全脫落。還有一種壓榨手指的機器,把手指放在機器里,然後用螺絲往裡弄緊,手指的感覺最敏銳,受刑的人苦不可言。
從收存刑具的地下室往西跑,遊客會看到歷代的武器,從火繩槍(Match-Lock)、輪機槍(Wheel-Lock)、燧石槍(Flint-Lock)到近代的手槍,長的、短的,舊的、新的,本國的、外國的,一一陳列在玻璃櫃裡邊。
從前英王宴會的大廳,現在用來收藏重要的武器,如17世紀的騎兵矛兵所用的盔甲、錘矛、斧頭及其他武器,都分門別類,按時代的先後來展覽。他如臼炮、大炮,也從全國各地搬運到這兒,使參觀的人對於歷代的武器的進步有切實的認識。
在白塔的西邊與聖彼得教堂的南邊有個綠塔(Tower Green),塔的中央有一個小四方形的花崗石,這就是一等政治犯受刑的地方。據說,這塊花崗石是奉維多利亞女皇的命令來鋪置的。在這兒結果生命的有下列幾個要人:
(一)布靈女王(Queen Anne Boleyn),即亨利八世的第二位皇后,時間是1536年。
(二)馬格勒(Margaret),即騷利斯柏萊伯爵夫人,時間是1541年。
(三)何佛王后(Queen Katherine Howard),即亨利八世的第五位皇后,時間是1542年。
除上列三位外,還有其他四位皇親國戚,他們的屍首都埋葬在聖彼得教堂。
在白塔和綠塔的西邊有個鮑參塔(Beauchamp Tower)。這個塔原先是建築來作防衛用的,可是因為它的地點僻靜,不像白塔那麼引人注意,所以它時常被皇室用來作監牢。在監牢里,到處有囚犯用指甲或小刀來刻劃的痕跡。有的簽字,有的題辭:例如「今生越為基督受罪,來生也越能享受基督的光榮」,簽名者為安倫得爾(Arundel)。這位先生是個堅定的天主教徒,1584年被捕,起初關在他自己的家裡,後來才搬到鮑參塔的監獄。在監獄的十幾年間,他誓不反叛自己的宗教信仰,結果死於獄中。
在詹姆士一世(James I)之前,英國歷代的國王和皇后都住在倫敦塔的宮殿里。到了登基那天,才以非常隆重的儀式從倫敦塔跑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去舉行加冕典禮。
我參觀倫敦塔後,不禁發生幾種感想。第一,世間最劇烈最殘酷的鬥爭是政治經濟的鬥爭。政治為名,經濟為利,有名有利,才產生無比的權威。在權威的爭奪戰中,「興者為王,敗者為寇」,你死我活,沒有中立的餘地。第二,同行如敵國。皇室最大的敵人多是皇親國戚,政黨最大的敵人也是政黨。大家勢均力敵,誰也不肯互信互讓,結果只有屠殺一條死路。第三,世界上最快樂的地方,同時也就是最痛苦的所在。你瞧,嬌生慣養的皇族,住在深宮之中,養於襁褓之手,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生活是多麼快樂。同時,在門禁森嚴的黑暗的監獄裡,許多政敵卻過著慘絕人寰的生活。「有人歡喜有人愁」,到處都是如此,不過倫敦塔更有具體的表現。
現在的倫敦塔已經改為博物館。它是研究英國政治史、建築史、兵器史的好地方,它再也不是什麼皇宮和監獄了。時移勢易,殺人的武器,禁錮敵人的機關,跟著時代進展。一個大規模的集中營可以關閉一萬八千人,一顆原子彈可以炸毀十萬八萬人。單從殺人的本事這一點來看,誰說人類沒有長進?
1月28日(星期五)
站在泰晤士河邊,遙望前面的巍峨的國會,你不能不承認這是近代哥德式建築的傑作;站在維多利亞路的林肯紀念碑前,看看左邊的雄壯的國會,看看右邊的嚴肅的威斯敏斯特寺,你不能不承認國會的氣魄更為偉大;站在白宮門前,聽聽國會的報時的大鐘,很有節奏地發出美妙的鐘聲,鐘聲響徹雲霄,再由無線電台轉播到整個英國及整個世界,你不能不承認這就是英國的統治的力量。
我們現在所見的國會,不是原來的國會。原來的國會早已燒掉,現在的國會是1840年至1858年間建築成功的。工程師為柏萊氏(Sir C. Barry, R. A.)。柏萊氏生長於威斯敏斯特的橋街(Bridge Street),從小就熟悉舊國會的建築,因此,當舊國會被毀的時候,他心血來潮,立志要做未來國會的工程師。經過長期的努力,他的圖案得到通過。他有兩位好友,托馬斯(John Thomas)和蒲震(A. W. Pugin),前者長於石刻,後者精於木刻,新國會開工後,這兩位專家變成他的最得力的助手。
國會緊靠泰晤士河邊,長940英尺,占地8英畝,一邊為維多利亞塔,一邊為大鐘樓,雄奇壯穆,氣象萬千。一進大門,迎面的草場上矗立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1599—1658)的紀念碑。英國是君主立憲的國家,可是她的國會有無比的威力。你瞧,暴君查理一世(Charles I),須出席國會,受克倫威爾的審問,結果,上了斷頭台。查理一世受審的日期——1653年4月20日——早已變成英國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日子,這說明人民的力量的抬頭,這證實法律的權威的偉大。
我到國會時,侍者引導我去見警衛處處長(Sergeant-At-Arms),他即派了一個招待員指導參觀。普通人一提到英國國會,只知道裡邊有上議院(House of Lords)和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其實國會裡邊有五百多個房間,而議長及警衛處處長還住在這兒呢。
1941年5月10日,下議院被德國飛機炸掉,現時正在修理中。百年前,整個國會的建築費不過200多萬鎊,現在修理下議院這個角落的費用,就要200萬鎊,單是這一點,便可看出百年來物價的貴賤,幣值的高低。
目前下議院的開會地點,是借用上議院,上議院這個房子並不大,長90英尺,闊45英尺,高度與闊度相等。裡邊金碧輝煌,潔淨舒適,好個貴族的氣派。
開會的時間一到,警衛處處長手提錘矛(Mace),領導議長到會場。議長登台,錘矛安放在桌上後,便來個禱告。這是英國傳統的禮節,到現在還保留著。議長的台前為三位秘書,他的右邊為在朝黨的議員,左邊為在野黨的議員。長條的有紅色皮墊的椅子一排一排地陳列著,黨魁和政要坐在前排,普通議員坐在後排。議長的權威很大,任何議員進場和退場都要向他致敬。議會討論內政外交的重要問題時,丘吉爾、阿特立等角色都要出席。
招待員領導我到圖書館去參觀,只見四壁的玻璃書架里珍藏著各種圖書雜誌,其中全套全套的泰晤士報合訂本,經濟周刊合訂本,及國會的報告,都是無價之寶。這位招待員在國會工作二三十年,嫻於掌故,長於辭令,他能夠把每個重要的人物如數家珍一樣解釋給我聽。他領導我去看地下的小教堂,給我說明每幅壁畫的淵源。他引我去參觀正在重建中的下議院。下議院的地板上,刻著英國歷史上幾個大案件有關的日期和人物。我看見哈斯丁(Warren Hasting)受審的地方,不禁聯想到大史家馬臬萊在《哈斯丁傳》這篇大著里所描寫的熱烈緊張的場面。
我們跑到國會後門的空地去散步。這塊長條的空地,位於河濱,是議員們休息的所在。當議員辯論得面紅耳赤,舌敝唇焦的時候,他們抽暇到客廳里喝了一杯威士忌蘇打,潤一潤喉嚨,然後再跑到這塊空地里呼吸一些新鮮空氣,他們馬上可以恢復疲勞。
談到國會的任務,我們要注意倫敦大學拉斯基教授的權威著作《英國的議會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In England)。他說:國會是訴冤的地方,是聽取消息的所在,是辯論問題的場合。當一個新內閣組成之後,國會的主要任務,就是給人民訴冤。因為沒有一個政府能夠滿足各界的要求,那些不滿現狀的個人或團體可以請求國會議員把他們的問題,在國會裡提出來討論。被控訴的部會的首長們,不得不起來辯護,釋解事件的經過。事實上,獨裁與民主的分別就在這兒:在獨裁的國家裡,人民如要訴冤,或作不平之鳴,那麼他們就犯著「反中央」的罪名。在民主的國家裡,人民如要訴冤,政府大員馬上站在被告地位,他要受各議員的盤問與指摘。人民作主人,政府大員作公僕,這才是民主的作風。
政府大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消息靈通。除報章、雜誌,及秘密報告外,各議員的口頭報告,也非常重要。報告的範圍是「至大無外」,「至小無內」,凡是政府有關的各部門,從外交到財政,從海空軍到交通運輸,議員都有所報告。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只因言者無罪,所以各議員才敢侃侃而談,不必顧忌,不用虛報。政府大員聽完那些有價值的報告後,誰都難免有了新的刺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政治進步自在意中。
從前曾子的超凡入聖的工夫,全在於「三省」,同樣的,英國政治的清明,是得力於國會的辯論。在劇烈的坦白的辯論下,誰是貪污無能,誰是尸位素餐,馬上可以暴露出來。為慎重起見,國會時常組織一種「特別委員會」(Select Cominittee),請某種問題有關的專家作進一步的探討和詳細的報告。「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在這種光榮的傳統下,政府大員要運動「豬仔議員」糊裡糊塗地通過一條議案是絕對不可能。
三百年來英國的繁榮、富庶、和平、安定,造成濃厚的安全感。這種濃厚的安全感,是民主政治,即議會政治的溫床。目前全世界戰雲瀰漫,各國實施嚴厲的統制,加以英鎊貶值,經濟困難,使英國社會的中產階級的安全感大受威脅。注意國際問題,尤其英國現狀的人,對於議會政治非常關心,因為安全感如發生問題,自由討論的程度恐怕要受限制了。
1月29日(星期六)
九時三十分出門,因為濃霧籠罩整個英倫,車行極慢,由家松兄的府上到市中心區,足足走了一個半鍾。倫敦的霧早已聞名,不過今天親歷其境,才知道濃霧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我覺得地面的霧好像天空中的雲,雲層有厚薄,霧層也有輕重。在重霧籠罩的地方,視線不能超過十碼,對面街的景物完全看不清楚。天空的太陽孤零零地飄泊無依,看他的樣子極像蛋黃。不,不是生蛋黃,而是鹹蛋黃甚至像北京的館子特製的醋蛋黃。平素威力無比的太陽的輻射,這時候一點也不發生作用,顯出十分可憐的樣子。
車中翻閱新書,看威廉所著的《三種問題的挑戰》(Triple Challenge, By F. Williams),其中有一段敘述英國經濟的現狀,很有價值。他說:「英國3/4的糧食,55%的肉類,75%的小麥,85%的牛油,100%的茶、可可、咖啡,75%的糖完全是靠國外輸入的。」
這些單純的食料,每年須輸入2000萬噸,才可維持國民的健康。在工業方面,英國除煤炭外,她須輸入下列各種東西:「一切的棉花和樹膠,5/6的羊毛,100%的煤油,2/3的鐵礦石,大部分木材。」
簡單說一句,英國的「國民所得」(National Income)須拿出1/4來償付舶來品。
艱苦卓絕的英國人,面對著這惡劣的氣候,和貧乏的資源,他們自然而然地陶冶成功幾種好習慣。他們「不怨天,不尤人」。他們只是沉著地堅忍地想法應付。久而久之,個人的美德,蔚為全國的風尚。凡是留心研究英國的文物制度人情風俗的人,誰都會看出英國人的特點。
第一,奉公守法。英國之所以成為法治的國家,並不是由於「法令如毛」,而是由於切實履行。「講一句,算一句;講兩句,算一雙」。政府大員和普通人民一樣遵守,誰也不敢推諉。例如公共運輸,無論什麼人到車站都要排隊,不用警察彈壓。車廂滿座時,售票員一聲「不准上車」,誰也不敢上車,絕不會把售票員揍了一頓。既上車之後,不管售票員有沒有注意到,乘客都自動地交錢或者請其他乘客代交。乘客不揩油,售票員也不揩油,結果,交通機關賺錢。因為交通機關賺錢,所以他們才能夠增加車輛的設備,改善職員的待遇,減低乘客的負擔。乘客越多,交通事業越發達;交通事業越發達,乘客越感覺便利。論者研究英國交通事業的發展,多歸功於全體人民奉公守法的精神。
第二,見義勇為。倫敦城這麼大,街道這麼複雜,車輛這麼多,不但普通新客摸不到頭緒,就是住了十年八年的老客也弄不明白。倫敦的警察和居民,一見徘徊十字街頭的「外江佬」,不用你開口,他先向你招呼,手指足畫,甚至拿筆畫地圖,把你所想到的目的地解釋得清清楚楚。這種見義勇為的精神,在別的國家是不容易見到。
第三,隨機應變。英國人是最尊重傳統。但是,當傳統的方法走不通的時候,他們又懂得隨機應變。例如殖民地問題,英國人知道殖民地可以統治的時候,他們便繼續統治。反之,當殖民地運動已經達到高潮,彈壓的手段不再發生效力的時候,他們便自動放棄。我們只看英國讓緬甸印度獨立,而荷蘭不讓印尼獨立,便知英國的政治外交的高明。在經濟方面,英國自知戰後英鎊的地位不如美金那麼吃香,所以她對於美金的匯兌管理得特別嚴厲。另一方面,英鎊比較荷盾或法郎更為穩定,所以她對於荷盾和法郎的管制比較放鬆。這種隨機應變的手段,正是深謀遠慮的人的拿手好戲,不是隨波逐流的機會主義者所能想像。
第四,優遊自得。英國的天氣這麼惡劣,物資這麼缺乏,生活這麼困難,所以一般人民都養成刻苦耐勞的習慣。但是,被迫的受苦,體力上精神上都吃不消;自動地勞動,隨處都可安心立命。英國人酷愛運動,同時也喜歡閒靜。「動如脫兔,靜如處子」,這是何等工夫。動的時候不必說,靜的時候充分表現優遊自得的態度。白天在公園碧綠的草地上,薄暮在繁華的咖啡館的客廳中,晚上在熊熊的火爐的旁邊,一個人可以完全支配自己的時間,培養高尚的興趣,絕不受局外人的干涉。我覺得英國人的思想的深刻,這和優遊自得的態度很有關係。
二十年來從書本的研究,和師友的談話中,我對於英國人的性格有這麼一種認識,而最近的實地考察都證明過去的認識是有根據的。
1月30日(星期日)
今天是星期日,倫敦所有商店都關門,街道比較清靜,我趁機會到城裡去散步。
倫敦的泰晤士河北岸,好像上海的外灘或新加坡的紅燈碼頭一樣,是全市的中心區。我在威斯敏斯特的橋畔下車,迎面是英國的政治生命所寄託的國會,國會背靠威斯敏斯特寺,面臨泰晤士河,和隔岸的市政府大廈遙遙相對。自然的景物,人工的建築,周遭的環境,在在把國會的雄壯偉大的局面烘托出來。國會後面的克倫威爾的銅像,大教堂對面的林肯的銅像,代表英美兩國的民族英雄,我在他們的面前低徊留連30分鐘,才敢轉移方向,直上白宮大道。
白宮是英國政府的所在地。白宮門前有兩位騎士,身著戎裝,頭戴電鍍的鋼盔,騎在馬上,仿佛整裝待發的樣子。另外有個步兵,手拿了一個指揮刀,好像神經病者那樣,自言自語地走來走去。這本來是小節,但這兒可看出英國人之重視傳統。
白宮的右邊有一條古色古香的街道,這就是道寧街。相傳這條街是17世紀道寧爵士建築的,後人便襲用他的名字,以示不忘。道寧街10號是英國首相的官邸,11號是財政部長的官邸,地以人傳,你一提到道寧街或白宮,誰也會馬上聯想到英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
白宮的左邊為杜拉發爾嘉廣場(Trafalgar Square),廣場的中央為納爾遜的紀念碑,四周各有一個獅子,據說這些獅子是用納爾遜生前所乘的戰艦的廢鐵鑄成的。記得有一本書說:「第一次戰爭時,納爾遜斷了一隻手;第二次戰爭時,納爾遜瞎了一隻眼;但是他從來沒有吃過敗仗。」寥寥數語,大可表達英國人崇拜民族英雄的心情。
由廣場往左走,才看一條筆直的康莊大道,抬頭一看,英皇的寶座所在地——白金漢宮——就在眼前。我不是外交使節,沒有機會到白金漢宮裡去看個究竟,但就外表而論,白金漢宮不但遠不如北京的故宮三殿,甚至趕不上巴黎的羅浮宮或凡爾賽宮。英國的建築,像英國菜一樣,過分單純,使人一覽無遺。這種建築,實用有餘,幽雅不足,而幽雅正是中國一切的藝術的生命,這一點恐怕普通外國人不會領略得到。
由白金漢宮的左邊往後走,就到海德公園。現在是隆冬時節,公園裡的樹木只剩枯枝,看不出美麗的景象,雖然公園的碧綠的草地,怪惹人愛憐。這個公園占地360英畝,是英國各政黨,尤其在野黨揚眉吐氣的地方。我穿過公園,直達牛津大道,就在「大理石拱門」(Marble Arch)的大咖啡館吃好點心後,再往前散步。
牛津大道是英倫的標準大道,市容也比較整齊。玻璃窗里陳列的商品相當充實。英國人的刻苦耐勞的精神是值得人佩服,他們自知戰後經濟困難,所以一切精美的商品都輸出國外,以便換取外匯。本國人如想購買名貴的東西須付加倍的稅收。這種「劫富濟貧」的方法,是工黨政府的經濟財政政策的關鍵。事實上,名貴的東西普通平民根本買不起,而那些能夠購買名貴的東西的富人,就多付一些稅收也沒有關係。
由牛津大道往左轉,就到攝政王街(Regent's Street),這條街的街尾又和杜拉發爾嘉廣場相銜接。我在廣場上走了半個圈,就踱進斯特蘭街(Strand)。這條街是英國的高等法院所在地。總檢察官、大法官、大律師,經常聚集這兒。英國的法官的報酬高,權力大,結果造成政簡刑清的好風氣。中國的法官一個月的收入不過美金十幾塊錢,正式收入不夠開支,只好拚命找「外快」。執法如山的法官還要找「外快」,這等於宣布我們的法律破產。
斯特蘭街的下半截,就是艦隊街(Fleet Street)。這條街等於上海的三馬路,或新加坡的羅敏申律,是英國各大報(泰晤士報在外)的總匯。戰後因經濟困難,英國各報的篇幅減少,特派員也不多,比起紐約時報似乎有些落後。但是,就文論文,我還覺得英國報紙的言論很夠味兒。
由艦隊街再往前走,經聖保羅大教堂,即到銀行區。除英國各大銀行外,世界各國的國家銀行都在這一區里占一席地。銀行支持工商業,工商業依賴銀行。我們單看英國銀行業的發達,便知英國的工商業已經發展到什麼地步。
逛了一天,只走了七八英里路,不過這短短的距離內卻蘊藏著世界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的最高權威。在危險中過日子的英國人,從沒有辦法里找出種種方法,這不由得不使人——無論敵人或友人——肅然起敬。
1月31日(星期一)
午後和屈哲夫兄到柴靈十字架街(Charing Cross)去逛書攤,每個書攤都擠滿顧客,有的專賣文藝,有的專賣蘇聯問題的書,其中規模最大的一間名叫浮爾書店(Foyle)。這間書店好像一個大圖書館,舊書固多,新書尤伙。一切圖書都分門別類。我跑到二樓去參觀政治、經濟、社會那一部分,只見滿目琳琅,好像每本書的作者都向我招呼的樣子。我看了半天,檢了三本新書,兩本舊書。舊書便宜的只值1先令或6便士;新書貴得很,起碼十幾先令,而劍橋大學克拉潘教授和倫敦大學包爾教授合編的《歐洲經濟史》第一冊,竟貴到35先令。我把這本書翻翻一下,放回原處;翻翻一下,又放回原處。力不從心,這又有什麼辦法。
往倫敦大學訪問阿雪吞教授(Prof. Ashton),暢談甚快。阿雪吞教授出身曼徹斯特大學,財政金融是他的本行,後來才專攻工業史,尤其工業革命這階段。1945年包爾教授逝世後,他才應倫敦大學之聘,擔任經濟史教授。我問他幾位經濟史大師的近況,蒙他一一相告。倫敦大學的陶尼教授(R. H. Tawney),現已退休,除經常到校開校務會議外,再也沒有授課了。劍橋大學的費教授(C. R. Fay)也已退休,經濟史講座由波斯坦教授(Postan)擔任。牛津大學的李甫孫(Lipson)已經脫離教學的生涯,經濟史講座由漢谷教授(Hancock)擔任。
談到這兒,他請我到茶室去喝咖啡。英國的教授的生活很簡樸,大家自動地拿一杯咖啡,一兩件蛋糕,站在桌邊吃喝。在喝咖啡的時間,蒙阿雪吞教授誠懇地介紹,得認識了幾個專家,我問他們英國經濟史研究的現狀,蒙他們詳細說明。十年戰亂,學業荒廢,誰料一夕的談話,又使我死灰復燃。環境的薰陶,師友的鼓勵,實在太重要了。
蒙阿雪吞教授惠贈他的就職演講一冊,題目是《經濟史和經濟理論的關係》,我一氣把它看完。這問題過去的幾個大學者——例如英國的阿士力教授(Ashley)、德國的桑巴德教授(W. Sombart)——都有詳細的討論,所以阿雪吞教授的論據並不怎樣新奇。但是他的結論頗精闢,他說:「無論經濟學者或經濟史家,都要把男男女女的意志、嗜好、行動作最重要的資料。」的確,經濟學和經濟史固然要注重數字,但是人類的一切活動一點也不能忽略。
2月1日(星期二)
在倫敦的一條冷冷清清的后街布龍斯柏萊(Bloomsbury),有一排鐵欄杆,鐵欄杆里有一塊小空地,空地的後面矗立著一個龐大的建築物。那黝黑的牆壁,樸實的外觀,蒼老的氣氛,宛若一間年久失修的古廟,誰料這就是大名鼎鼎的不列顛博物院。
博物院的正面有44根圓柱子,每根高106英尺。因為前面的一塊空地太小,不能把她烘托起來,所以在氣魄上趕不上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或巴黎的羅浮宮博物院,雖然她的大圖書館的圓頂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大約二百年前,愛爾蘭有一位醫生斯龍爵士(Sir Hans Sloane)搜集了不少書籍、稿本及藝術品。1753年他逝世,這些東西便由政府出資兩萬鎊買來。接著,政府又收買哈利(R. Harley)所藏的稿本,同時把柯桐圖書館(Cottonian Library)接收過來。東西積得相當多,必須有適當的屋子來陳列。第二年,政府購入布龍斯柏萊的大廈作館址,到了1759年,才以「不列顛博物院」(British Museum)這名義公開展覽。
從那時起,博物院的圖書館、稿本、照片、古物,逐年增加。舊的館址不夠用,於是東邊起一間樓,西邊也起一間樓,而原有的大廈,經過一再修改重建,早已失去原來的面目了。
博物院主要的是分為兩部分,即圖書館與古物陳列館。圖書館的大閱覽室是圓形,直徑140英尺。周圍的書架陳列8000本常用的參考書。而書庫里的全部藏書約五六百萬冊,所占的書架長達60英里,現在所增加的書籍的數量,平均每年有1英里那麼長。
閱覽室有500個座位。經常來閱覽的人,有20歲左右的大學生,有名震文壇的大人物。大家好像春蠶一樣,拚命鑽研圖書,把古人的精華一一細心咀嚼消化,變成自己的血液,然後振筆直書,吐出文藝或學術上的鴻篇巨著。科學社會主義的大師馬克思,就在這間圖書館埋頭研究30年,寫成他的千古不朽的《資本論》;列寧亡命於倫敦時,也時常到這間圖書館來閱覽,而當代英國文壇怪傑的蕭伯納,當他尚未成名的時期,曾充分利用這間圖書館作學習、學習、再學習的根據地。
我曾說過,要觀察一個城市的工商業發展的程度,只須檢查它的電話簿。同樣的,要考察一個圖書館的藏書的情形,只須翻閱它的圖書目錄。這間圖書館的新目錄就有250冊,兼收並蓄,細大不捐;分門別類,一查便得。具備這種大規模的圖書館,檢查便利的書目,觸類旁通的索隱,稍為有訓練的學者,單靠自修,便可變成專家。這比較我們的三家村的冬烘先生單憑記憶,不懂得運用科學方法,其正確的程度,涉獵的範圍,不知道相去多遠。
圖書館的藏書固多,報紙也不少。全世界各國各省各市的重要報紙都在她的注意之列。單是報紙的合訂本,就有幾十萬冊之多。在這兒,無論研究什麼問題,你要什麼就有什麼。只要你有飽滿的精神,充足的時間,優良的工具和方法,那麼你的研究的興趣和成績將天天增加。
名人的稿本,是陳列於閱覽室外邊的玻璃櫃裡。有的人的書法清秀,有的人的書法潦草。稿本有的一目了然,有的東塗西改,如看天書。無論如何,你看你所服膺的作家的手跡,這好像見過相片之後,又見本人的真面目,你一定有深切的感覺。
談到古物,最重要的還算是香屍,即普通所謂木乃伊(Mummies)。這東西是藏在樓頂,占了幾個大房間。時間是從紀元前300年到1300年,離現在已經兩三千年了。香屍男的女的,老的幼的都有,全身用絲綢捆得緊緊,放在楠木的棺材裡,有的棺材還有「槨」,外邊用埃及文說明。從前我看見死屍會發抖,偶爾在荒山古墓遇著破棺材簡直會噁心,可是我到博物館來參觀棺材和死屍的時候,不但不害怕,不噁心,反而把我的想像力帶到幾千年前的世界去了。在現實的社會裡,生命是短促到不可思議。在考古學家、地質學家、天文學家的心目中,好像劉伶所說:「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他們對於兩三千年前的事跡的認識,比我們對於本地風光還洞悉底蘊,為的是他們肯用心作專門的和比較的研究,把來龍去脈弄得清清楚楚,所以一看古物,便可判斷它的時代,它的特點,它的意義。
古物陳列室里,全是真珠寶貝,金質的東西尤其多。這些東西多是皇宮的所有物,由各國進貢來的,或者是由收藏家往世界各處去選購,然後轉讓給博物院的。這些東西沒有一件不纖巧,沒有一件不瑰奇,更沒有一件不是真材實料。因為博物院聘用各種專家,他們的知識充實,經驗豐富,一經品題,真偽立見,所以要用贗品來瞞騙博物院的當局,絕對辦不到。
從埃及來的古物,沒有巴黎羅浮宮那麼多,但東西也相當精。當拿破崙於1798年征埃及時,他曾率多數著名學者及考古學專家同往,他們發現「羅塞達石」(Rosetta Stone),根據這種石,他們可以解釋古代的象形文字,甚至可了解六千年前的尼羅河流域的文化。這種石,不列顛博物院也有收藏。
郵票的搜集和保存也煞費苦心。這兒的郵票不是貼在簿子裡,因為這種辦法對於增減的工作不大方便。它們是放在四周木架的玻璃片下,每個玻璃片占一層,按每個地名的第一個字母的先後來擺列,一來增減容易,二來參觀便利,三來不易失落。國內玩郵票的人,多是業餘的工作,隨隨便便,沒有什麼關係。假如要認真搜集,那麼對於郵票的知識和保存的方法,不能不悉心考究。
博物院所收藏的五六百萬冊書,四五十萬冊報紙合訂本,及許多奇珍異寶,名畫墨跡,這到底值得多少錢呢?有人說,這值得幾千萬鎊。但我個人認為這些寶貝根本無法估計。用中國的成語來說,這就算是「價值連城」罷了。
2月2日(星期三)
I Saw the spires of Oxford
As I was passing by,
The gray spires of Oxford
Against a pear-gray sky.
——W. M. Lefts, The Spires of Oxford
二十年前,初讀這一首《詠牛津大學塔尖》的詩篇的時候,我已經給想像中的古色古香的大學迷住。你瞧,銀灰色的天空,籠罩著一些古老的學院和教堂的塔尖,四周還有碧綠的草場及靜靜的小河,這是多麼深不可測的環境啊!
牛津大學是個空洞的教育行政機關的名詞,真正讀書的地方是叫做「學院」。有的學院叫做College,有的叫做House,有的叫做Hall,名稱並不一致。原來中古時代,社會上只有僧侶最有學問,有的僧侶變成碩學鴻儒之後,很願意收羅幾個學生來傳授畢生的心得。那些最早到牛津來講學的宗教團體,如天主教的多明尼派(Dominicans)、法蘭斯派(Franciscans)、卡米爾派(Carmelites)的僧侶,對於牛津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他們蓋一間四合院的屋子(Quadrangle),裡邊有一個教堂,一個飯廳,及幾間課室,多餘的空房就拿來做僧侶和學生的宿舍。學院辦得有相當成績,學生人數天天增加,原有的房間不夠分配,於是繼續建築第二第三學院,到如今,單是牛津大學就有21個學院(其中最早的成立於13世紀,最晚的創辦於19世紀,發展的成績最好的為16世紀),學生七八千,靠學生吃飯的教職員和普通商店的店員有六七萬,人才輩出,蜚聲國際,這就是名稱其實的牛津大學城。
牛津大學各學院都有一個圖書館,另外有一個大圖書館(Bodelian Library)。它是15世紀的建築物,蒼老樸實,富有中古的情調。那些舊書多用拉丁文寫成的,書脊為牛皮燙金字,分量相當重,與《牛津大字典》和《不列顛百科全書》相伯仲。玻璃櫃滿藏名人的手跡和遺物。我看見詩人雪萊的照片也在裡邊,他的眉目清秀,骨相不凡,一看便知道他是個美男子。他的黃金色的頭髮還有人給他保藏,而且很珍重地放在一個精緻的金質的盒子裡。外國人對於保存遺物的精神和方法都比較我們高明,而這事情是與博物院和圖書館的發達很有關係。蘇東坡說得好:「子孫奉祀我,不如許都之民。」事實上,名人的後裔不見得都成器,與其讓遺物遺蹟給不肖的子孫敗壞,不如化私為公,將個人搜羅的珍品交給公共機關保存,這比較容易持久。
往博物院參觀。這個博物院的規模雖不大,然而珍奇怪異的礦物動物的標本搜集得相當多,尤其貝殼一項,光怪陸離,使我鼓起莫大的好奇心。「科學起於分類」,而成功的關鍵在於不斷的積聚。積聚到相當時候,很容易找出一般人都沒有注意到的「冷門」。高材捷足的科學家,就在「冷門」上做一番工夫,很快就有所收穫。
博物院的牆壁的下邊,陳列各大科學家的遺像,而幽克里、加利略、達爾文的遺像更引人注意。牛津大學的學生,朝夕受科學界的泰斗的精神上的感召,不知不覺地會發奮向學。加以圖書便利,標本豐富,成績當然可觀。論文寫成之後,一面有良師益友觀摩,一面有出版家願意出版。國家提倡,社會贊助,造成良好的學術空氣。在學術空氣非常濃厚的環境裡薰陶了幾年,只要中等以上的學生都能成器。
往聖約翰學院參觀。這個學院有兩個四方形的院子,後邊還有個綠草如茵的花園,清極秀極!牛津各學院,除最新的克培爾學院(Keble College)是磚牆建築的外,其餘各學院都是石頭造的牆。牆上照例刻著拉丁文和名人的遺像。每個遺像,每間宿舍都有一大堆故事。英國的大政治家多出身於牛津,所以名學院都誇耀那些在歷史上有地位的人才。
各學院都有院長和若干名「學侶」(Fellows)。學侶拿錢不做事,他們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都拿來做研究工作,積之以年,驚人的著作陸續出來,把個人和學校的地位逐漸提高。
至於教授法,牛津是得力於導師制度(tutorial system),同時也得力於公開演講。導師制度等於我國的私塾,因材設教,按學生的能力,培養學生的個性和興趣,而沒有躐等或敷衍的毛病。公開演講是培養有系統的思想,吸收最新的發明和發現。前者志在專精,後者志在博大。前者是小鍋菜,適合個人的口味;後者是大鍋飯,鼓勵人認識社會的風尚及最新的潮流。「博而不雜,約而不陋。」學問之道,不過如此。
和我到牛津去參觀的為馬寅初教授的女公子仰曹女士,指導參觀的為現任牛津中文講師的吳世昌兄。
馬吳兩位都是燕大舊同學,他鄉遇故知,所以玩得更痛快。
2月3日(星期四)
今天逛舊書攤,買了十幾本書,其中一部分是關於經濟史,一部分是關於英國國會的書籍。
從前我住在故都,我的最大享樂之一,就是逛書攤,收買心愛的舊書。書攤逛久了,書店老闆也認識了幾個,他們一遇到我心愛的書,往往會關照我一聲,有的時候還可以掛賬,等到過年過節才償清。
自抗戰以來,我一直在香港及南洋各地流浪,生活不安,心緒不寧。加以這些地方是文化的沙漠,書店沒有幾間,舊書攤更不用說了。在南洋久居的人,要不落伍,實在不容易。
巴黎的塞納河兩岸的舊書攤,應該可以說是巴黎的勝景之一。在空氣清爽的露天下逛書攤,東翻西閱,逛了半天,臨走時買了幾本舊書回去,這的確是人生快事。
倫敦的舊書攤,不是在露天,而是在鬧市。自然的環境雖然不如塞河兩岸那麼秀麗,但倫敦的舊書攤里的藏書之多,實在使一個愛好書籍的人如獲至寶。可惜我在倫敦的時間不久,不然這些地方將變為我的享樂的一個源泉。
今天我得到一個結論,一個國家的文化教育程度的高低,除學校、圖書館、報館書店外,舊書攤的藏書是否豐富也能夠供給我們一個測量的尺度。
2月4日(星期五)
英國人最喜歡爐邊談話,愛好屋外生活,樂意飼養畜生。這幾個特性的表現,就是寧靜舒適的家庭,終年皆綠的草場,搜羅豐富的動物園。因為鍾愛動物的緣故,英國政府特定幾條法令來保護畜生。誰把家畜倒懸過市,他就算犯罪。
由於全國人民愛好畜生,所以倫敦動物園的標本的多而且精,在歐洲可以說是首屈一指。
倫敦動物園是在攝政王公園裡邊。倫敦的公園最得力於草場。碧草如茵,春花似錦,無論你是股票經理、銀行大班、軍政要人,到了這麼一種詩情畫意很濃厚的環境,你的緊張的心情,總要得到舒展休息的機會。
動物園原先為御苑,是皇帝狩獵的地方。1826年,萊佛士(Sir Stamford Raffles)組織「動物學會」,1834年才開始搜集標本。標本越積越多,遊客也與日俱增,到如今,倫敦動物園已經變成遊客必經之地。
我到動物園,正是獅子和老虎進食的時間,獅子和老虎,不吃麵包,不吃蔬菜,只愛吃肉。工人把大塊牛肉和骨頭扔在鐵籠里。它們便蹲下來,用前腳幫忙取食物,我看它們啃骨頭時那一副猙獰兇惡的相貌,恨不得像武松那樣,一下子把它們打死。牛肉吃完之後,它們又用前腳醮著口水來洗臉,一切動作跟我們家裡的小貓一模一樣,無怪動物學家們把它們和小貓歸併到一類。
企鵝(Penguin)的樣子很奇怪,身材那麼胖,兩翼那麼短,整天縮著頸在池邊站崗,絕不像小雞小鴨那麼忙碌,到處去找食物。企鵝貌似笨劣,其實胸有成竹。假如你把白鶴比為詩人,那麼企鵝顯然像個學者或思想家。英國有個書店,出版「企鵝叢書」,把企鵝拿來做商標,這恐怕是暗示「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的意思。
犀牛的格子,比較水牛還大。頭頂正中有個短角,頸的中央又有個長角。這傢伙的膂力很大,但是嘴兒小得很,不會吃人。在中藥上,羚羊犀角都是名貴的藥品。犀角不易得,我懷疑有些人也許會拿牛角做代用品。老實說,犀牛的樣子真不聰明,我不知道詩人寫「心有靈犀一點通」那個句子的時候,他到底有什麼根據。
豹鹿的名字叫做Giraff。我開始讀英文的時候,一位愛爾蘭的牧師就教我認識這麼一個字,可是它的真面目,直到今天才看個明白。豹鹿的脖子特別長。軀幹像鹿,但沒有玲瓏的雙角;皮的花紋像豹,但沒有害人的爪牙。中文譯成豹鹿,這倒是很恰當。
鴕鳥在國內的公園裡已經見過。它有白鶴那麼據傲,可是沒有白鶴那麼飄飄然;它有鵝兒那麼厚重,可是不像鵝兒能夠水陸兩棲。我看它那種高視闊步的神氣,知道它是個挑重擔,走長路的堅實鬥士。
普通公園所搜集的蛇多以大蛇為目標。這兒獨辟一個深坑,專養毒蛇。三五成群的毒蛇散處於草地和樹梢,樣子並不十分可怕。人們時常詛咒毒蛇猛獸,其實毒蛇猛獸並不凶,最可怕的還是人吃人的社會。
水族館的規模宏大。屋內沒有光線,只剩四壁的玻璃櫃透露一點燈光。這兒的玻璃櫃的構造比較蒙特卡羅的水族館還高明。櫃底有的鋪沙灘,有的裝岩石,有的還安置幾節瓷管,讓鰻魚一類的東西在瓷管里游來游去。魚類分為好幾門,淡水魚、鹹水魚、熱帶魚,奇形怪狀,不一而足。一般說來,小魚比較大魚更可愛。小魚嬌小玲瓏,天真活潑;大魚貪婪卑鄙,笨重不堪。今天我看了一種飛魚(Angel Fish),她的花紋的雅致,色澤的鮮艷,宛若小天使。把這種魚來點綴客廳,實在漂亮極了。
鸚鵡也占了一個大房子。除普通常見的全白全綠的鸚鵡外,還有全灰全紅,及各種顏色配合得很適當的鸚鵡。今天我對於鳥獸的羽毛,魚蝦的鱗殼,發生莫大的趣味。我相信造物主一定是個圖案專家,不然,各種動物的花紋,尤其孔雀、雉雞、鴛鴦,蝴蝶、老虎、豹鹿,不會那麼整齊均勻,巧合調和。
我們四川出產的熊貓是整個動物園裡最惹人注意的東西。她是個小姐,英文的芳名叫做Giant panda,中文的別號叫做「聯合」。在幾千幾萬種標本中,她算是有中文別號的唯一動物。這位「聯合」小姐,因為嬌生慣養,淘氣得要命。她不像她的同宗——普通家裡養的小貓——那樣,吃飽飯後,便乖乖地躺下來睡覺。反之,她卻跑到一個諾大的鐵籠的頂點上,四腳朝天,使人無處尋找。我久仰她的大名,極願意看清她的面目,誰知三顧她的閨房,她老是含羞地不肯下來。
動物園的管理人特備幾隻駱駝、象、騾子給小孩騎。駱駝和象的身材雖大,然而他們沒有銳利的爪牙齒角,所以連小孩子也敢接近。假如駱駝和象的軀幹,配著獅子和老虎的殺人工具,恐怕「百獸之王」和「大蟲」的徽號,將由它們獨占了。
在動物園裡逛了兩個鐘頭,我所得的印象是:倫敦的標本比較巴黎豐富,但巴黎的布置的巧妙遠非倫敦所及。未來中國的大動物園當兼采倫敦巴黎兩地的優點。標本既要豐富,布置又要美觀,而地點的選擇最好是南京紫金山下,或杭州西子湖邊。這樣一來,無論中外遊客,在飽看湖光山色之餘,還可增進動物學的知識。假如我的美夢在二三十年後能夠實現,那麼中國已經踱進名稱其實的一等國了。
2月5日(星期六)
在「大理石拱形大廈」(Marble Arch)的對面,即「海德公園」(Hyde Park)的一個角落,是旅行倫敦的人值得注意的地方。這兒沒有北京中山公園的參天的古柏,這兒也沒有巴黎凡爾賽皇宮或盧森堡公園的迷人的噴泉,這兒更沒有蒙特卡羅公園的香艷的花叢。事實上,這兒只有一片青草的廣場,質樸簡單,不加點綴,然而這個公園到底憑什麼力量能夠引起一般旅客的注意力,因而使它的大名傳播遐邇呢?
人是個怪東西。他明知「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可是貪吃和愛說話,幾乎變成天性。普通人既貪吃又愛說話,高明人對於吃東西還可以馬虎,說話卻非痛痛快快不可。有話無處說,悶在肚子裡,簡直會發神經病。我相信,假如自殺的人,在他作最後的決定前五分鐘,能夠找個適當的對象,尤其知心的朋友,讓他把許多不可告人的苦衷全盤吐出來,十九都可以臨時改變方針,不會執行最後的決定。
倫敦的海德公園,就是這麼一個無所不談的所在。
每天午後,海德公園照例來了許多人,他們不知不覺地形成幾個臨時的講壇。這種講壇十分簡便,唯一的設備就是一條破椅或肥皂箱,這比較我的家鄉的街頭講故事先生輕敲鑼鈸來助興,猛拍戒尺來助威的神氣差勁得多。他們一站起來就發言,話盒一開,聽眾慢慢靠攏,愛聽的從頭聽到尾,不愛聽的站一會兒就跑開。同意的隨聲附和,反對的當面駁斥。在駁斥的時候,主講者也許可以置之不理,讓那些同情者來想辦法。聽眾不必買入場券,主講者也不負任何責任。不拘形式,不守禮節,問答自由,來去自由,這倒是個真正民主的作風。
演說的題目,主要的是宗教與政治。宗教不分宗派,普通以「救世軍」出場較多。政治各黨各派,無黨無派都有。只要有人發言,總是有人聽。這些天真的聽眾不是慕名而來,他們靠常識和經驗來判斷演講的內容,只問是非,不顧利害。在這種場合里,公開演講術不能不考究。
我們中國人談天的機會在於茶樓。在茶樓里,不論廣東人的一盅兩件,或者北方人的一衝再沖得十分稀薄的龍井香片,總可以談上幾個鐘頭。因為談話的對象只限於二三知己,所以上下古今無所不談。這種談話的方式,風趣有餘,條理不足,久而久之,我們便養成迂迴曲折的習慣,缺乏直捷了當的作風。
英國人則不然。英國人多數都能夠作公開演講。他們的訓練是得力於學校、教堂、國會,及海德公園,而海德公園更是群眾揚眉吐氣的地方。
談到公開演講,坊間有許多現成書本可以閱讀,而英國大學者兼政治家布萊斯(James Bryce)的一篇《論公開演講》的文章,更值得我們參考。
一般說來,從事公開演講的人須注意下列數點:
第一,言之有物。在你沒有發言之前,你的胸中應有成熟的意見,或具體的事實。假如沒有成熟的意見,或具體的事實,單純想靠語言文字來耍槍花,結果是空空洞洞,不能發生作用。事實上,無話可說時,最好不要多開口。
第二,思路清楚。在未發言前,須把你的言論詳細分析,井井有條。假如你的頭腦糊塗,你的聽眾更感覺莫名其妙。把有關的論據和事實匯在一起,將無關重要的完全撇開,然後單刀直入地發揮得淋漓盡致,這樣,你才可以給人一個很好的印象。有的人學問很不錯,懂的東西實在多,可是他不能把他的意見形成論據,結果是使聽眾不知所云。
第三,有條不紊。中國的老先生教人做文,須注意「起、承、轉、合」;英國人教人做文,須注意「起點、高峰、終點」;辯證法告訴人,事件的發生,基於「正、反、合」的原則,這是很有道理的。演講的人須以識途老馬的姿態,發出引人入勝的言論,使聽眾好像被你催眠一樣,聽完一段,又要聽第二段,造成欲罷不能的趨勢。
第四,認清對象。演講者對於聽眾的程度須有把握。在學術演講的場合中,你不妨引經據典,發揮高深的理論。在普通中下層的社會裡,你須緊握「深入淺出」四字,少談理論,多舉例子。一般說來,在公開演講時,寧失之淺,勿失之澀。淺還有補救,澀將引起誤會。到了被人誤會的時候,你的演講的目的已經失掉了。
第五,抑揚頓挫。無論一篇演講,或者一篇文章,假如平鋪直敘,毫無波瀾,那麼聽眾和讀者將昏昏欲睡。須知「文似看山不喜平」,單調的聲音,平凡的句子,陳腔濫調的理論,婦孺皆知的故事,一定不會惹人的注意。我們如記住著名的公開演講家,如羅馬的西塞羅(Cicero)、英國的伯克(E. Burke)、美國的林肯總統,便知他們是得力於抑揚頓挫的工夫。我們如再注意先秦的外交家的談話,便知他們是多麼善於運用抑揚頓挫的技巧。「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演講的人如能懂得這種奧妙,那麼他一定會成功。
我沒有到倫敦以前,早就耳熟海德公園的大名;到了倫敦後,我對於這個地方更發生興趣。我覺得海德公園的公開演講是健全的民主政治的象徵。凡物不平則鳴,心裡不愉快的事情,一經傾吐,誰也不會圖謀不軌了。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壓迫輿論是最不聰明的辦法。
海德公園可以透露民意,可以訓練公開演講,這個質樸無華的街頭講壇給英國所帶來的聲譽委實是太大了。
2月6日(星期日)
牛津和劍橋是姊妹學校,到牛津而不到劍橋,似乎太偏心,因此我決定到劍橋去。
說來很奇怪,這兩間大學不但齊名,而且它們和倫敦的距離也相去不遠——牛津離倫敦60英里,劍橋離倫敦57英里。因為我準備在劍橋過夜,所似我特地延至今天下午六時才動身,車抵劍橋時,已經快到八點。我在三一學院斜對面的一間旅店(Blue Boar Hotel)開好房間,匆匆吃完晚飯,便到這個大學城去散步。
一出大門,迎面而來的儘是學生,他們有的騎自行車,有的步行。無論男女學生,大多數都著制服。制服是黑色的,短袖敞胸,好像和尚穿的袈裟。原來這些古老大學的研究生是叫做「學侶」,學侶的生活類似僧侶,食用無憂,專心向學。僧侶須著道袍,學侶也須著制服,以便和普通人民有所區別。現在時間雖隔了幾百年,但尊重傳統的英國人對於中古的遺風仍蓄意保留。事實上,英國人所謂「傳統」,等於中國人的「氣派」「派頭」,或「家法」;我們只看一個人的「氣派」「派頭」,或「家法」,便能夠相當正確地判定他的歷史和身份。
劍橋大學一共有28個學院,歷史最長久的為彼得學院(Peterhouse),教堂最漂亮的為英皇學院(King's College)湊巧這兩個學院各有一個教授和我相識,所以在我未到劍橋之前,早已耳熟他們的大名。不幸我所認識的兩位教授已經逝世,物在人非,更動起我的思古的情緒。
晚上月光如水,屋外清涼而沒有凍冰,我趁機會到劍河去散步。英國人最懂得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同樣一條小河,在聽天由命的農業國的人民的手裡,始終是一條小河,在懂得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英國人的手裡,很快變成各種姿態。他們疏濬河床,建築水閘,使河水的深度增加,以便泛舟,同時當河水從水閘上邊往下沖的時候,水聲潺潺,饒有詩意。自然的美景,加上人工的修飾,好像天生麗質的西施,加上淡妝濃抹一樣,更顯出銷魂奪魄的風韻。風韻就是魔力。在魔力的引誘下,誰都要依依不捨。劍橋的風景之所以馳名宇內,原因就在這兒。
往酒店喝咖啡,同座多是身著制服的學生。他們圍在火爐旁邊,一杯啤酒,暢論上下古今。有的人仍舊靜悄悄地坐在燈下閱讀書報,凝神苦思,旁若無人。普通人都說劍橋的學生貴族,據我今天的觀察,他們也許大多數出身貴族,但在學術的造詣上一點也不鬆懈。
像牛津以文學、政治、古典聞名於世一樣,劍橋是以歷史、經濟、數理獨擅一時。數理我完全外行,不敢亂加評論。關於歷史和經濟,尤其經濟史,劍橋老是有特出的人才。著名史家馬皋萊(Lord Macaulay)、特里維揚(Trevelyan);傑出經濟學者馬歇爾(A. Marshall)、凱因斯(Keynes);超群經濟史家克拉潘(J. Clapham)都是劍橋的產物。假如你向劍橋的校友提到上述幾個人的名字,他們不知不覺地會報你以會心的微笑。
2月7日(星期一)
早飯後,我專誠往英皇學院憑弔克拉潘教授。蒙該院的蘭西牧師(Ivor Ramsay)代向註冊部調查,才知道克拉潘教授於1946年3月29日由倫敦回到劍橋的火車中突患心臟病逝世。4月3日,他的遺骸就在該院的教堂舉行火葬,一代學人,名登鬼錄,良堪痛惜!
克拉潘教授,以畢生精力寫成近代英國經濟史三冊,博大精深,堪稱經濟史巨著。1940年,蒙作者的好意,惠贈一部。香港淪陷後,我的藏書完全拋棄,獨帶這部書作亡命時的伴侶。在逃難時間,我不能從事任何活動,於是鼓起勇氣,試譯這部巨著,誰料戰後三四年生活越形不安,積稿沒有出版,原著者已經長逝。今天我特往英皇學院的飯廳瞻仰作者的遺像,我看他著紅色的禮服,精神奕奕,宛若紅衣主教。我向他的遺像致三鞠躬,便悄悄地退出飯廳。
往博物院參觀。這間博物院搜集我國的古物甚多,宋朝的泥菩薩,元明兩朝的器具,清朝的瓷器,滿滿裝了一屋子。康熙瓷的色澤的光潤,質地的結實,圖案的雅致,一看引人注意。樓上滿懸各國的名畫,分門別類,各學派都有一個大房子陳列真跡。後樓左邊有一間小房子專門陳列日本畫。日本畫無論山水人物花卉,多脫胎中國畫,纖巧有餘,魄力不足。把日本畫和義大利、法國、荷蘭的大師的名畫放在一起,未免有點寒傖。
今天我是先看畫然後看畫師的大名。一到陳列室,就坐在對面的椅子上端詳名畫,看看有真正得意的作品的時候,才跑到玻璃櫃下去看畫師的大名和作品的名稱。我想這種看法很容易養成正確的鑑賞和批評。
午飯後往幾間大書店參觀,每間書店都等於一個大圖書館。教授和學生都好像找尋食物的飢鷹一樣,到處去找他們的目的物。書店的職員宛若活動的書目,你問他什麼書名和作者,他馬上會給你相當指導。
往劍橋大學出版社參觀,該社的門市部只有一間屋子,四壁陳列劍橋大學出版的書籍,其中有許多書已經絕版,現在正準備擇要重印。
四時往彼得學院拜訪波士頓教授(Poston)。波士頓教授現年55左右,前額已禿。他夫妻兩人都是經濟史學界的耆宿。他的夫人庖爾女士(Eileen Power),專攻中古經濟史,曾任倫敦大學教授,已於三年前辭世。他本人研究農業史,以前曾在倫敦及其他大學任教,自克拉潘教授死後,他才正式到劍橋大學當經濟史教授。
他告訴我說,他曾費了五年時間撰述《第二次世界大戰經濟史》,這種工作是由15個專家合作,他只負主編的責任。此外,他還主編《歐洲經濟史》第二冊、《經濟史評論》,及其他學術刊物。專心一志,有恆不懈,這才有今日的成就。
「學者的工作,主要的在於細心。」這是波士頓教授的臨別贈言。
2月8日(星期二)
英國人崇拜莎士比亞,比較中國人愛護孔子還厲害。中國人愛護孔子,多少有政治作用。政治這東西,反覆無常,因此,孔子的運氣有時好,有時壞;有時大興孔廟,把孔子捧到天上;有時任意毀壞孔廟,孔子被人罵得一文不值。到如今,普通大學畢業生,十九都沒有讀過論語。英國人崇拜莎士比亞,純粹是從文學和藝術的觀點出發,不受任何政潮的影響。文學藝術這東西是歷久常新,所以關於莎士比亞研究的專書,年年都有增加。
今天我以玄奘取經的心情,特地到莎士比亞的故居去參觀。他的故居是在英國西部的小鎮,鎮上有個小河,河名阿芬(Avon),鎮名斯特拉福(Stratford)。這兩個地名合併起來,叫做阿芬河畔的斯特拉福鎮(Stratford-On-Avon)。這個鎮不過有幾條街,長度和寬度都不到半公里。從倫敦大城跑到這個小鎮,好像從大人國到小人國一樣,什麼東西都顯得渺小。假如這兒不是莎士比亞的故鄉,恐怕白送車票,白住旅店,也沒有什麼人到這兒來參觀。
莎士比亞的故居是在亨利街(Henley Street)。這是兩層樓的木屋,一邊為臥房,一邊為鋪面。四面圍牆都用9英寸見方的硬木作框架,中間塞以灰石,所以堅固異常。他的臥房的地面是用大小不同的石塊砌成,靠左的一邊有個大火爐,火爐內還懸掛一個煮水的鐵鍋。遙想當年莎士比亞在這火爐邊烤火的時候,他怎麼也想不到這間破屋會變成千年萬代後的學子瞻仰的對象。鋪面那邊陳列他的一部分著作和遺物。壁上掛著他的家譜及一百年前當地拍賣行要拍賣這間古屋的廣告。原來莎士比亞的父親是個小商人,只靠販賣農產品來維持家用。他的父親生了七個兒女,威廉(莎士比亞的名字)排行第三。威廉結婚後,也是生男育女,但是傳到第二代便絕種。這間屋子由他的妹子哈特(Hart)繼承,哈特的後裔傳到若干代,至一百年前(1847年)因經濟困難,準備把這間破屋拿去拍賣,後來由一般好事者集資買來,作永久的紀念。
往樓上參觀。除各種遺物和畫像外,最值得人注意的是莎士比亞在鄉村小學讀書時代的書桌。這個書桌是木板釘成的,正中有個抽屜,桌面上刻了許多名字。物以人傳,這個破破爛爛的書桌已變成絕代的珍品。
樓上的後房,黝黑不堪。據說,這間房子就是莎士比亞出世的地方。房裡有兩三張破椅,椅子都用繩子攔住,免得給遊客弄壞。
由後房的樓梯下來,經過一個小花園便到大街。我沿大街前行,一會兒就到斯特拉福河邊。河水清且漣漪,河東有個偌大的草場。在這「青青河畔草」的環境中,建築著一間莎士比亞紀念堂。紀念堂與教堂遙遙相對,一邊是鋼骨水門汀的方塊形的近代建築,一邊是石灰磚塊的寶塔形的古代塔尖,一新一舊,一俗一雅,造成一幅幽雅靜穆的風景。
往莎士比亞旅店參觀。這間旅店真夠風雅,所有牆壁都掛著莎翁名劇的油畫和鋼筆畫,一切房間都引用莎翁的劇名,例如飯廳名叫「如你所願」(As you like it),客廳名叫「暴風雨」(Tempest)。我問侍役說莎翁是否常到這間旅店來喝酒,他很幽默地答道:「想當然」,不過詳細的情形須請教莎士比亞專家。侍役滿肚子都是掌故,談吐很有風趣,這種情形在別的地方不容易見到。
晚上往紀念堂看戲。這間紀念堂於每年四月間——即莎翁誕辰前後——總有名劇上院。今晚演的是摩根氏新編的三幕劇《佳偶天成》(Set to partners, by Diana Morgan)。這雖然是個喜劇,但是在戀愛的過程中,曾經過悲歡離合,愛憎恩怨等階段。演員以斯賓塞女士為最高明,她無論表演母愛、妻愛、熱戀、失戀都有工夫。布景過分單純,缺少變化,三幕布景,一模一樣,雖然時間上略有不同。
散場後,我在寒風料峭的深夜,在燈光暗淡的小街曲巷中,踏著自己的影子回寓。
這個鎮的居民不多,其中大多數都靠莎翁這個大名來吃飯,尤其旅店、飯館、照相館、古董店。他們不大愛看戲,真正到莎士比亞紀念堂來看戲的,多是從世界各地來的旅客。今晚賣座不佳,平時恐怕也是如此。無怪當年莎翁立志獻身舞台的時候,他只好硬著心腸,靜悄悄地離開可愛的故鄉,跑到倫敦這個大城去表演和寫作。
寒微的家庭未嘗不能播下天才的種子,但是天才的培養和發展,仍靠繁華的都市。孔子周遊列國,莎翁混跡倫敦,中外聖人,同出一轍。
卡萊爾說得好:「大英帝國寧願失掉一個印度,但不願失掉一個莎士比亞。」現在印度已經獨立,英國照舊能生存;假如385年前英國沒有產生這麼一個偉大的詩人、劇作家、演員,英國的文學史文化史難免黯然失色了。
2月9日(星期三)
由莎士比亞的故鄉跑到伯明罕,好像從北京的西山碧雲寺跑到前門外大街,前者是幽靜雅潔,嬌小玲瓏;後者是齷齪零亂,烏煙瘴氣。我們從農村中生長的人,老是覺得靜靜的農村可愛,目迷五色的繁華的都市,對我們總不大適宜。
伯明罕離倫敦一百十三里,人口百萬。這兒是英國工業的中心,同時也是西北的鐵路網的中心。她的地形高低不齊,所以她的市容也不大雅觀。主要商業都集中於新街(New Street)和公司街(Corporation Street)。新街的西陲有許多很漂亮的建築,如市政府、郵局、美術陳列所。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全市的房屋被毀了十萬間,連市政府、美術陳列所、大教堂也不能倖免。現在戰事已經結束了好幾年,但戰禍的痕跡還是到處可以見到。
從文字學上看來,伯明罕(Birmingham)這個大城的名字,原來是指「伯姆的家鄉」(Beormes-Ham, or Birmsham)。因為盎格魯·薩克遜人喜歡加個語尾「英」字(ing),所以逐漸演變為「伯明罕」。這個城本來小得很,她之所以發展為大都市,據說是得力於下列兩個條件:第一,信仰自由。任何宗教的信徒,如教友派(Quakers),唯一神教(Unitarians),或猶太教人,都能夠在這兒安居樂業,四面八方的人越來越多,無形中造成小城市,再由小城市變成大都市。這兒沒有行會(guilds),沒有任何限制,這對於一般被壓迫的人正是無價之寶。第二,煤鐵豐富。因為煤鐵的產量較多,煤煙和鐵碎籠罩全城,這兒便得個綽號「黑邦」(Black Country)。有了煤,燃料不成問題;有了鐵,原料問題就算解決,煤鐵加緊生產,工業才可發達。
伯明罕的金屬工業,在世界上算是很有名的。這兒能夠製造任何金屬的器具。歷史悠久的鋼鐵公司也許會慢慢衰微,或者搬到外地去,但是,就整個鋼鐵業而論,它還是很興旺。目前鋼的地位已經比較鐵重要,但是,熟鐵還有它的用途,而伯明罕就是出產熟鐵的一個中心。鐵板製造業已經搬到威爾斯,不過鐵管的工業還在。利器業的地位早已給設菲爾德(Sheffield)占了上峰,不過各種工具,尤其近代工程有關的工具,多是伯明罕製造的。因為這兒的鋼管造得特別好,所以製造單車的工廠便以此地為中心。至於螺絲製造業,這兒已經達到獨占的地位。
英國人最愛吃的糖果是朱古力。伯明罕的朱古力馳名海內,尤其卡特柏萊兄弟公司(Cadbury Brothers at Bournville)的產品,是英國每個家庭必備的糖果。據說,這家公司所在的小鎮,差不多有半數以上的人口都是靠朱古力吃飯。
提到英國的汽車,誰也不會忘記奧斯汀(Austin)這家公司。奧斯汀公司就坐落於伯明罕的郊外,離市區約有一個鐘頭的路程。我跑到商會的新聞處去請求介紹書,辦完手續,購買一些零用的東西,等到我趕到奧斯汀工廠時,已經下午四時。古人說「侯門深似海」,這句話應用於外國的衙門完全不適合,因為外國的衙門的地方小,人才多,效率高,同時長官沒有什麼架子,重要的事情都由主管長官親自經手,所以你並不覺得衙門有什麼神秘。可是一談到外國的大工廠,事情可兩樣了。規模的龐大,機器的複雜,分工的細密,使一個外行人簡直有丈八和尚摸不著頭的感覺。
汽車工廠的附近,房屋鱗次櫛比。隆冬的薄暮的斜陽曬到身上,使我感覺無限的慰藉。我獨立山崗,一面欣賞周遭的景物,一面詢問過往的工人,請教他們領我到招待處去。
我到了招待處時,蒙負責人親自接見。我說明來意後,他馬上很抱歉似的告訴我說:「時間已經來不及。凡是到本廠來參觀的人,必須在三星期前預先約定。」說時,他即刻翻著登記簿說:「現在才2月,可是4月份的參觀日期已經擺好了。」
時間不允許,干焦急也沒有辦法,我只好利用這機會,把汽車陳列室看了一遍。
這間陳列室的規模比較一座容納3000個聽眾的戲院還大。陳列室里有各種各式的汽車,有的價廉物美,有的奢侈華麗;有的輕便省油,有的笨重不堪。從車胎到外輪,從車頭到車身,一一陳列出來,讓人參觀。最使我注意的,就是一輛用淡黃色的噴漆塗的汽車。這輛車是奧斯汀汽車公司所製造的第一百萬輛汽車。為紀念這個裡程碑一樣的號碼起見,參加製造的工人在車身上一一簽名。白流的是工人的血汗,享受的是富商巨賈,公子哥兒。我不知道奧斯汀公司的工人,當他們執筆簽字的時候,他們的心裡是否好過。
我在陳列室盤桓一會兒,就想告辭,招待處負責人留我茶敘。湊巧第一批參觀的幾十個人已經來到,經過介紹後,大家便在一起談天。
英國製造汽車的地方,除伯明罕外,還有牛津、盧吞(Luton)、達爾卑(Derby)等城。不過把那幾個城來與伯明罕相較,這好像小巫見大巫。伯明罕的重工業條件很完備,其他各城不是少了這種原料,便是缺乏那種人才,可見任何事業的成功,全看天時、地利、人和等要素的合拍的情形而定。
真是環境決定一切。以工商業著名的伯明罕,她的最高學府——伯明罕大學——也以工商業等課程著稱。關於採煤冶鐵的學科,伯明罕大學固然獨步一時,關於商科和經濟學,她更有把握。記得戰前太古蘭煙筒輪船公司曾資助燕大畢業生到伯明罕去研究經濟,不知道戰後還繼續否。
伯明罕的公園和遊戲場占地4000英畝,可惜因時間和天氣關係,不暇盤桓,這隻好留待他日了。
2月10日(星期四)
以地名來做報名,報紙辦得成功,地名也跟著響亮,曼徹斯特就是一個例子。
曼徹斯特在倫敦西北189英里,人口73萬,她的鐵路網與電車路網,星羅棋布,把附近的幾個小城市合併起來,成為一個都市。
曼徹斯特的商場和重要機關在市中心及城南,工廠分散郊外。在鐵路時代未降臨以前,這兒有大規模的運河工程。她的船塢碼頭的設備,雖然趕不上利物浦,但在全國商埠的地位上,她仍占著第六位。
這兒的大建築物為市政府,它是哥德式的,鐘樓高達300英尺,裡邊有一組鍾,共21個,每次報時刻的時候,它們奏出和諧的音調。
新圖書館為圓形,外表像文藝復興時代的建築的形式,館內藏書雖不少,但是參觀過倫敦博物院圖書館及巴黎國立圖書館的人,跑到歐洲中等的城市的圖書館來看,總不會過癮。
交易所大廈酷似義大利的建築。這是八十年前蓋的,到了1914年至1921年間曾加以擴充,自由貿易廳是威尼斯式的建築,裡邊容納5000人,所有市民大會、音樂會多在這兒舉行。此外,郵政總局、警察總局的規模也相當大,可惜附近的煤田及工廠的煙突所冒出來的煙,把所有建築物弄得又髒又黑,加以這個都市的發展並沒有一定的計劃,街道窄狹,交通擁擠,一遇下雨,更是齷齪不堪。除專門研究工業的人外,普通遊客對這種城市不大感覺興趣。
這兒是全世界的棉業的一個中心。紡織、漂白、製造工廠,都設在附近的村鎮,而棉業的交易卻在市區內進行。自第一次大戰後,棉業漸走下坡路,代之而起的是人造絲。和棉業一樣重要的是工程。這兒製造各種機械,紡織機器、火車頭、飛機,以及各種電器。由於棉業和機械的發展,這兒的化學工業和染料工業也很有名。此外,製衣業、制帽業、樹膠業、製紙業、釘書業也相當發達,每部門都容納很多工人。
進口貿易,以油、木材、水果、穀物為大宗。吃水28尺深的一萬多噸的大船能夠開入這個城,所以她的海上交通也很便利。因為工商業發達,銀行業也跟著很活躍,而銀行清算處所經營的業務,比較倫敦以外任何一省的銀行都多。
這兒有一間設備完善的工藝專門學校,學生7000人。另外還有藝術學院、師範學院、音樂學院、盲啞學校。最高學府為維多利亞大學,歷史不到100年,大學的唯一學院叫做歐文學院(Owens College)。過去一二十年間,許多「慈善家」一再捐助巨資,所以她能夠建築一座物理大樓,同時擴充病理學系。在課程方面,史學系、地學系、神經學系、物理學系比較健全,而社會經濟學系,尤其經濟史,在學術界上也有相當地位。
本來「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無論怎麼小的大學也能夠出個把人材。可是一個人成名後,必須跑到人文薈萃的京師或國際大都市,為的是只有京師或國際大都市才能夠培養第一流的人才。那些成績較差的人被殺退小城市,到了小城市後,因為設備欠佳,難免孤陋寡聞。起初什麼都看不慣,久而久之,不覺自甘下流。後進的優秀青年繼續往京師或國際大都市跑,落伍的又被殺退小城市。這種人才的對流是漫無底止的。我在國內已經看個梗概,到了歐洲後,看得更明白。
回頭我們要談一談《曼徹斯特導報》(Manchester Guardian)。在英國,除共產黨的《工人日報》外,比較最前進的就是這家報。凡是反對「死硬的」帝國主義者,同時又沒有勇氣作過激的行動的人,對於這種溫和的改良主義的報紙,多少寄予無限的同情。我們國內受過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的教育的知識分子多數喜歡閱讀這種報,為的是從短評到專論,從瑣碎新聞到長篇通訊,都能夠表達英美式的自由主義。
在《曼徹斯特導報》的鼓吹下,合作運動也突飛猛進。曼徹斯特是英國的「躉賣合作社」Co-operative Wholesale Society)的根據地,同時也是一般合作社最發達的地方。原來煤炭工人和紡織工人都是優秀的合作社員,到處煤田滿是合作社。這兒既然是棉業和煤業的中心,所以合作社之多自可想見。據經濟史專家的意見,曼徹斯特的罷工事件特別少,為的是躉賣合作社是個好僱主,他們往往按章繳納工會的會費。加入這種合作社的工廠的工人,有機會深悉全部的合作事業,誰也不把他們當做局外人看待。有人主張合作社須達到工廠共有的目的,社員們得選舉自己的經理,分擔一切損益。這理論固然不錯,但是截至現在止,分擔損失這一點還是走不通。
總之,在英國的工商業的發展上,曼徹斯特有很大的貢獻;在教育的設施上,她給貧民製造許多機會;在合作運動及自由思想的傳播上,她的最有名的報紙永遠堅守思想和文化的前鋒的地位。
2月11日(星期五)
綽號「船城」(City of Ships)的利物浦,她是英國的大門。當第二次大戰期間,無數的物資,成千成萬的兵士,聯軍的護航隊,都以此地為根據點。
利物浦在麥塞河(Mersey)北岸,離倫敦200英里,離伯明罕100英里,人口76萬。她的最有名的東西就是船塢,所以我到利物浦後,什麼事情都不干,先到船塢去觀光。利物浦的船塢長達二三十英里,徒步是走不完的。我跟一個當地的英國朋友同往參觀,走一段,坐車一段,這樣比較可節省時間和精力。
歷史最久的船塢是1715年建築成功的「老船塢」,占地3英畝。後來,因為海上運輸逐漸發展,船塢的面積也慢慢擴充,到了18世紀末期,已經有5個船塢,占地27英畝半。
當19世紀的時候,來往的輪船的噸數和只數又大大增加,從前簡陋的設備,不能適應新時代的需求,於是大興土木,改良舊的,建築新的船塢,其中最重要的工程,算是格蘭斯吞系的船塢,在這兒,任何大船都可以容納。
從前讀英國經濟史的時候,我對於「干船塢」(dry dock)這個名詞老是不大明了。現在到利物浦來參觀,這才知道「干船塢」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干船塢」造成一個大船的樣子,地基和三面牆壁全是鋼筋石塊水門汀的混合物築成的。需要修理的大船開進干船塢後,由工人用電力把鐵門一關,然後用大型的抽水機將船塢里的海水完全抽出去,以便船塢工人在這乾乾淨淨的工場上工作。到了修理竣事後,鐵門一開,海水湧進來,輪船又能夠很平穩地駛向大洋去。
船塢沿岸有400架起重機,規模最大的能夠起卸200噸重的貨物。鐵路公路四通八達,真是方便極了。
利物浦之所以成為「船城」,為的是她有這麼好的碼頭和船塢,可是擺在眼前的白浪滔天的麥塞江把她和對岸隔開。假如沒有一個大隧道把兩岸聯接起來,單是渡江的困難,便會阻礙她的發展。
英國的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工程師早就注意這問題。他們覺得建築隧道比較架橋更實用,更耐久。經過國會多次的辯論,結果決定興工。幹線是從利物浦的「舊乾草市場」(Old Haymarket)的英皇大道開始,斜度為每30碼低1碼,直至離岸260碼那麼遠的地方,隧道才恢復平坦的狀態。這種平路計557碼,接著又慢慢往上升,斜度也是每30碼高1碼。除幹線外,還有支線。隧道的表面的直徑為46英尺3英寸,裡面的直徑為44英尺。幹線的馬路寬36英尺,可讓四輛車同時開行;支線的馬路寬19英尺,可容兩輛車同時開駛。隧道全長達2.87英里,這算是全世界最長的水底的隧道。
英國人對於隧道的通風工作富有經驗。他們所造的通風的機器,每分鐘內能夠輸入250萬立方尺新鮮的空氣,抽出同一數量的污濁的空氣。所以在隧道里工作,跟在露天工作,並沒有什麼不同。
這個隧道於1925年通車,建築費共700萬鎊,不過25年來它對於交通上的貢獻,實在不容易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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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的中小學教育,像英國其他城市一樣,是相當發達。小學300多間,學生90000多人;中學15間,學生8000多人。此外,還有藝術、商業、家政等專門學院。至於利物浦大學,她是1903年正式成立的。校舍主要的有個維多利亞大廈,其餘各學院——如建築學院、社會科學院、教育考古學系——都是很簡陋的樓房,雖然合併起來可造成一個四方形的院子。
幾十年來中國人中了留學生的毒,以為非留學就得不到學問,這種觀點完全錯誤。其實所謂歐美先進的國家,每國至多有兩三間大學真是人才輩出,其餘各省會各州府的大學,無論儀器和圖書的設備,教授和學生的造詣,絕對不比我們國內的第一流大學高明。假如一個學生的學問基礎本來很淺薄,出國後又沒有死心塌地下過苦功夫,鬼混幾年,單靠一紙文憑回國去騙人,這時代可過去了。
利物浦的華僑較多,為著這問題,我特地跑到中國領事館去找舊同學曾毓劍君,請他陪我去參觀。
旅居利物浦的華僑約有三百人,他們是經營小本買賣,或過著海員的生活。他們集中於兩三條街,最大的生理為幾間小型的酒樓,其次為雜貨店與中藥店。我們吃完飯後,便到一間賭館去參觀。賭館裡邊鴉片煙的味道很濃,窮苦的華僑們聚精會神地在呼盧喝雉。他們看見我進來,個個報以驚奇的眼光。從他們的表情中,我知道這些賭客們是常造之客,所以一遇外來的生客,他們馬上發覺出來。
據曾君的報道,這兒的華僑有個共同的缺點,他們喜歡互相攻擊,互相告密。例如張三和一個英國的女子戀愛,過了相當時候,張三把這女子介紹給同鄉或同胞李四。照規矩,李四應該成人之美,想法幫忙張三。可是事實上適得其反,李四專門向英國的女子破壞張三的名譽,飛短流長,把他罵得一文不值。結果,張三固然失敗,李四也不見得會成功。這種例子很多。同室鷸蚌相持,讓外人坐享其成,無怪到處受人排斥。
據我看,利物浦的華僑的前途很黯淡。他們既沒有雄厚的資本,又不能互相團結,加以收入不多,負擔繁重,除極少數人能夠維持溫暖的生活外,大多數人都陷於悲慘的狀態。他們遠離祖國,它們沒有機會接收中原的文化,辛苦一生,到頭來葬身他鄉。他們十九沒有成家立業,偶爾有人結婚生孩子,至多不過加幾個「峇峇」,對於祖國恐難有什麼貢獻。
2月12日(星期六)
中午應英國廣播電台之約,作五分鐘的演講。題目是「旅英觀感」。今天是先灌片,灌片的工作成功後,隨時可廣播,好像開留聲機一樣方便。
茲紀錄演辭如下:
「二十多年來我讀英國書,看英國報,結交英國的朋友,對於英國多少有些認識。但是,嚴格說來,書本上的認識究竟不如最近實地考察的印象那麼深刻。
「大戰期中,英國蒙受莫大的犧牲,從戰前的債權國,變成戰後的債務國,日子不大好過。但是自尊心甚高的英國人抱著『好漢打落門牙和血吞』的精神,認真地加緊節約。從英國首相到普通平民,大家實行計口授糧的方法。大戰期中,連麵包也要配給。現在配給的項目雖然減少,但是一個人每星期只能買到一隻雞蛋和一片薄肉,人民的健康主要的是靠蔬菜和普通農產品來維持,這種修道士式的刻苦生活,無論哪個國家都趕不上。另一方面,一般嬰兒可以吃到多量的牛奶,小學生花四個銅板可以吃一頓很豐富的午餐,個個臉如蘋果,天真活潑,惹人愛憐。我在火車上看見一個11個月大的小孩,體重27磅,已經會走路。我又看見一個6個月大的小孩,除睡覺外,就是笑嘻嘻地坐在車上玩,極少哭哭啼啼。小時打好這麼切實的基礎,將來長大後,身體強,精力足,無論做學問或做實際活動都是綽有餘裕。
「英國人沉默寡言,不輕易發表意見。無論在公園的碧綠的草地上,繁華的酒店的客廳里,舒適的家庭的火爐邊,每個人除用功外,便沉思默想,不干涉人家,也不受人家的干涉。另一方面,他們卻有急公好義,守望相助的精神。我從倫敦到莎士比亞的故鄉,同車有個21歲的青年,是利物浦人。我告訴他說兩天之後我也要到利物浦。他馬上向我提議說,他可以領導我參觀。我把利物浦的地址告訴他,他果然按時來找我,領我到市區和船塢去參觀。我們在利物浦的電車上談天,這位利物浦的青年告訴我說,當地只有一個大教堂,其餘都是小教堂,隔座有個十三四歲的女學生不以為然,到了下車的時候,她很有禮貌地告訴我們說:『先生,這兒有兩個大教堂,一個是天主教的,一個是耶穌教的。』說完,便揚長而去。諸如此類的事情很多,尤其坐車問路,任何客人都儘量給你幫忙。英倫的社會秩序這麼好,警察的力量不到十分之一,其餘十分之九都靠全體人民的急公好義,守望相助的精神。
「英國的國民教育已經延長到十年,所有公立學校都不收學費,所以她的國民教育的程度很高。在電車或火車裡,每個旅客一坐下來就看書看報,連一分鐘也不敢浪費。中國最大的報紙的銷路不過十幾萬份,南洋最大的報紙的銷路不過三四萬份,可是英倫的報紙起碼幾十萬份,日報多的達四百萬份,星期報多的達七百萬份。普通市民起碼看三種報。除報紙外,還要看書,所以英國人的常識的豐富,是在任何國家之上。英國人的常識固好,專門的知識尤被重視。牛津劍橋的學生,在良師益友及圖書館、博物館、實驗室的中間薰陶四年,一出校門,就是專家。倫敦的青年,白天在公司或政府機關辦完公事後,晚上還可到倫敦大學去上課。其他業餘的專門學校實在多得很。只要你肯虛心請教,隨時隨地都有上進的機會。
「自己刻苦,讓兒童快樂;無事沉默寡言,有事見義勇為;常識力求廣博,學問力求深刻:這是英國人所給我的印象。我希望駐在遠東的英國人能夠把這種精神帶到那邊去,讓我們一般沒有到英國來參觀的中國人也有機會學習學習。」
2月14日(星期一)
早起,收拾行裝,準備搬到倫敦。
早餐後,家松兄親自駕車送我到格洛夫諾旅店(Grovnor Hotel),感甚!我這次旅英三周,除在外埠旅行幾天外,其餘的時間都住在家松兄府上。家松兄是個職業記者,他只注意新聞,對於政治問題沒有成見。他的夫人馬仰曹女士,家學淵源,談吐很有風趣。在燕大讀書的時代,家松兄比較我高兩級,仰曹女士不但和我同級,而且和我同系,大家很談得來。
前天我給英國廣播電台灌片,演講五分鐘,得到英幣6畿尼(Guinie,1畿尼合1鎊又1先令)的報酬。我把這筆意外的收穫全部拿去買書,聊當紀念。關於工業革命及議會制度的權威著作,過去我曾有搜集,今天特地往倫敦大學附近的一間書店把幾本新著都買來,痛快之至!
往移民局辦出口證,一會兒就辦完,雖然排隊的時間費我一個鐘頭。英國人的法治精神實在好,一遇人多的地方,大家都自動地排隊,用不著警察干涉或監督。這種濃厚的自尊心,恐怕是三百年來英國之所以成為強國的基本原因。據說,英國的居民每年須納英幣一鎊作收音機的捐稅。政府只在報紙上發一通告,全國居民都自動地到指定機關去繳納,每年可得1000萬鎊。警察或稅警用不著到你府上去催收,全體居民也用不著抗捐拒稅。因為每個人民都是義務的公務員,所以真正受薪的公務員的數目可以儘量減少。因為公務員人數少,報酬多,法律嚴,所以他們不但沒有舞弊的必要,而且也沒有舞弊的可能。
下午四時約倫敦大學阿雪吞教授茶敘。他對我很注意,一再問我的家庭經濟狀況,我老老實實地講給他聽。他希望我有機會再到倫敦,我當然很願意,不過這機會又在何日何年。
晚上,約屈哲夫兄到香港樓吃飯,每人一碟炒麵,另外加一碗湯,一碟雜碎。倫敦的英國菜固然難吃,中國菜也不高明。哲夫兄只吃了半盤面,我以埋頭苦幹的精神,勉強把一盤面吃完。吃完之後,從舌尖到肚子都不舒服。回顧鄰座的外國人,把一碟沒有肉絲,沒有蝦米,沒有作料的「雜碎」——其實就是素炒豆芽菜——吃得津津有味,不由得不使我佩服。
司馬溫公說得好:「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我們中國人把烹調術發展到最高度,選材的精細,配料的豐富,製法的考究,遠非外國人所能想像得到。可是一出國門,飲食就發生問題。外國人只講營養,我們營養不大注意,但色香味卻不能不講求。外國人的茶里加半杯牛奶,一兩茶匙白糖,便心滿意足,我們的龍井香片,或鐵觀音根本不需要那一套。但是,我們最注意的白米飯,英國實在不容易找,而白米飯的昂貴,是中國人不能在歐洲各國立足的一個重要原因。
晚飯後,經壁克得麗廣場往公園散步。倫敦這地方,寸金寸土,可是酷愛園林的英國人還開闢那麼大的面積作公園,讓全市800萬居民在烏煙濃霧的威脅下,有個呼吸新鮮空氣的所在。
巴黎人愛花,倫敦人愛草,倫敦所有的公園的精華就是草地,草地比較花園更實用。因為花園只供人欣賞,而草地除悅目怡神外,還可以躺下來睡覺。英國人到處講實用,連公園也不能例外。
2月15日(星期二)
倫敦的格洛夫諾酒店是在維多利亞車站附近,樓下有個大門直達車站。這間酒店的歷史有多久,我沒有工夫去細心研究,但就它的電梯而論,這間酒店已經超過60年。電梯內部有個鐵索,電梯上落,由工人把鐵索往下拉,這種原始的電梯最初裝置的情形,恐怕只有93高齡的蕭伯納曾親眼看見。
九時上車,搭的是普通頭等車,不是特別快車。英倫的火車,頭等與三等的座位沒有多大分別。無論三等火車或地下電車,或公共汽車,所有座位都用呢絨,既舒服,又乾淨,交通工具這麼發達,這才能夠鼓起人們旅行的興趣。
車抵多佛,海關沒有檢查我的行李,就讓我上船。多佛的長堤做得很高明,宏偉堅固,儼若水上長城。長堤左環右抱,兩個缺口為船隻出入的地方。左邊的堤里還有兩個較短的碼頭,供船隻停泊。我看見多佛這個碼頭,不由得不想到香港和威海衛。沉著剛毅的英國人,他們敢向自然挑戰,將荒島變成樂園,把狂洋劃為小湖。的確,多佛港外波濤萬頃,多佛港內水波不興,這種規模宏大的海港設備,正是島國的人民最值得自豪的地方。
多佛港內的水太淺,只能停泊小型的輪船。最大的郵船如「伊麗莎白皇后號」須在騷漢普吞(South-ampton)起落,將來重到英倫時須到那邊參觀。
中午在渡船上吃飯,從小窗往外看,只見海上來來往往的船隻全是掛著英國旗。在第二次大戰中,法國的船隻損壞最多,戰後三年,元氣遠沒有完全恢復,所有船隻沒有大量補充。因此,英倫海峽中的輪渡只好用英國船。
船靠加來時,大家紛紛上岸。法國的移民局的職員把我的護照拿去看一看,就讓我直接上車,不必經過海關。這比較我年青時代在福建內河旅行時一再受海關「厘金」的麻煩,其難易不可以道里計。可惜南洋各屬地的政府,不懂得把歐洲的善政介紹到南洋,只知道把中國的陋習全部搬過來,弄得寄居南洋的華僑受慣「洋罪」後,再也不敢輕易談到旅行了。
六時抵巴黎,仍寓第五區東方飯店第十號房間。房東夫婦把一大堆信件交給我,其中最重要的不消說是家信和南洋商報。
王麟曾兄來談。我報告英倫旅行的經過,他報告《我選擇自由》的作者受審的情形。這是轟動國際的大案件,日內當搜集資料,詳細報道。
倦極,熟睡。
2月16日(星期三)
閒居無事,把倫敦和巴黎作個比較,倒也很有趣味。
倫敦人口800多萬,城市無限制地擴充,坐電車走了一個多鐘頭,還是沒有跳出倫敦的範圍。事實上,倫敦不是一個城,而是把附近6個「郡治」(Home Counties)合併在一起,好在房屋鱗次櫛比,看不出破綻,所以連郊外的平房也沾到世界第一大城的光榮。
巴黎人口400萬,都市的設計獨具匠心。就全市而論,東西南北各有一個繁華的區域;就行政區域的20區而論,每區總有一條大道,筆直寬大,均勻緊湊,使生活在這個大城市的人,無形中對於都市設計和建築術發生濃厚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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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的交通事業比較發達,尤其地下電車,因為通風的設備比較優良,涼爽舒適,敏捷便利。
巴黎的交通事業比較落後,地下電車擁擠不堪,而且氣味非常難聞,假如市政當局對於通風工作不加改良,這對於居民的健康是有很大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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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的工人的待遇高,一股人民的生活都在水準以上。他們的服裝整齊,舉止大方,無論茶樓酒館或公共場合,沒有人向你索小費。
巴黎的工人待遇低,一般人民的生活比較困難。他們的服裝隨便,舉動浮躁,無論茶樓酒館或任何公共場合,不給小費絕對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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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的生活緊張,每天下午的茶敘,是人們唯一的享受。市中心區的夜生活到了十時已經終止。
巴黎的生活比較舒適,普通人民以酒當茶,市中心區的夜生活是從下午十時開始,吃晚飯的時間是在午夜,許多舞場須等到雄雞報曉的時候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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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的男人沉著,不輕易發表意見,使人莫測高深。但是倫敦的小孩實在健康活潑,天真可愛。假如倫敦的朋友們肯把他們的小孩送給我做「乾兒子」,我絕對歡迎。
巴黎的男人輕浮,說話時舉手劃足,聳肩皺眉,把對方當做劇場裡的觀眾。但是巴黎的女人風騷嫵媚,身材適中。假如我不是東方人,而且沒有結過婚,我很想娶個巴黎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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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的泰晤士河實用有餘,美觀不足。黃色的河水,上邊籠罩著烏煙濃霧,把所有的美感都斷送了。
巴黎的塞納河寧靜幽雅,悠遠深邃。澄清的河水,配著四周的青草綠樹,使人一看便樂而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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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是政治經濟的中心,學術文化須讓給離城60英里的牛津和劍橋。
巴黎是政治文化的總匯,特殊的工商業分散在南方的馬賽和里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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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人是達爾文的信徒,在崇拜光榮的傳統中力求進化。他們比較穩健,不走極端。
巴黎人是馬克思的信徒,他們是熱烈地推翻舊制度,接受新思潮。除蘇聯外,巴黎的左傾分子的力量大可左右歐洲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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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的氣氛是陽剛。
巴黎的氣氛是陰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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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是年富力強的人鉤心鬥角的競技場。
巴黎是青年人追求侶伴,老年人休養生息的安樂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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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巴黎說了半天,到頭來不如堂皇偉大,古色古香的北京。
2月17日(星期四)
昨天把倫敦與巴黎作個比較,今天專談巴黎的特色。
巴黎是國際大都市,是歐州的十字街頭。在巴黎立足的人,當地居民占了三分之一,法國各省人士占了三分之一,世界各國的學生、商人、外交家、旅行家占了三分之一。因為整個巴黎是靠外省和外國來供給生活,所以巴黎的旅店、酒樓、咖啡館、服裝店、香水店、戲院、舞廳、電影院特別發達。久而久之,她便變成消金窟。巴黎的繁華蓋世的市容是寄託於旅行業和各種娛樂場,巴黎的荒淫糜爛的生活也從旅行業及各種娛樂場產生出來的。
巴黎是「鏡」的世界。蠟人館裡的凹凸鏡固然會把你的牙齒笑掉落來,花花世界的鏡子也會使你目迷五色。巴黎的旅館和娛樂場所配備的鏡子特多,一間屋子由兩邊的牆壁的高大的鏡子反映出來,把屋子的面積好像擴大了幾倍,尤其你在螺旋形的樓梯上落的時候,四面的鏡子把你包圍得不知道哪兒是出路。存在的「形」是現實的,鏡里的「影」是理想的。巴黎的文風發達,文人喜歡做夢。我想他們喜歡做夢的原因,是和鏡子有相當關係。
巴黎是「花」的世界。暮春三月的江南,它的普遍的風景,是「雜花生樹,群鶯亂飛」。這兒「雜花」兩字最能道出江南,甚至整個中國的風景。在歐洲,尤其法國和荷蘭,她們的花兒,人工的意味太重。荷蘭郊外的肥田,到處廣植花卉,人工的接種工作,把花兒弄成奇形怪狀。花兒的種類加多,但我總覺得那種花是不夠香。巴黎的花圃沒有荷蘭那麼發達,不過巴黎的花店之多,是出我意料之外。中等以上的家庭,逐日由花店供給鮮艷奪目的花兒;中等以下的家庭也要種幾盆花,增加家庭的樂趣。巴黎的皇宮御苑的名花,誰都會賞識,但我所得的印象最深的,莫如花中的花。這是說,把花圃作成花的圖案,然後廣植花草;或者把花圃造成一個花籃,花籃的旁邊植草,當中種花。自然的美麗,加上巧妙的人工,造成高度的美化的環境。
巴黎是「水」的世界。從全部文化史看來,歷代各都市的發達,都靠著附近的江河的水。不過一個城所屬的河如太小,水流急,沙石多,這對於交通很有妨礙。另一方面,假如河身太大,那麼又黃又濁的河流,實在不大雅觀。比較折衷的辦法,就是城裡辟湖。這雖然沒有商業的利益,但對於都市的美化很有關係。倫敦的泰晤士河,利物浦的麥塞河,像我們的長江黃河一樣,江面太大,濁水太多,實用有餘,美觀不足。瑞士的日內瓦湖,像我們的北京城內的北海、中海、南海,及杭州的西湖一樣,可以增加遊覽的興趣,但對於工商業的發展沒有關係。獨有巴黎的塞納河,河水酷似平靜無波的淺湖,但下游可通達大西洋,而小型的輪船也可以駛到河邊。兼江湖之美,儘自然的便利。像這種河流,只有威尼斯的運河,及佛羅倫薩的亞諾河可以相媲美。
塞納河固然是巴黎的美的泉源,但巴黎的噴水池之多,實在給她增光不少。從羅浮宮步行到凱旋門,中間便有幾道噴水池,而岡谷的噴水池雖然是模仿羅馬,但規模之大,設計之真,似乎是青出於藍。此外,夏悠宮前庭,凡爾賽宮後院的噴水池,更是巧奪天工。住在拉丁區的文人,每於業餘課後,跑到盧森堡公園去散步,從邃密的森林,轉到噴水池邊。200尺高的噴泉,給東風一吹,點點的水花,把你吹得心花怒放。靠著這些水池,巴黎的文人,不難找到靈感的源泉了。
巴黎是「月」的世界。誰說巴黎的月比較中國的月更漂亮,這個人應該打個耳光。一年四季,巴黎很難見個好月亮,唯其難得,所以每當「雲破月來花弄影」的時候,更能逗動你的情趣。在月色朦朧的深宵,一雙雙一對對的情人,踏著馬路邊的樹枝的影子前進,森林深處,忽然傳到馬蹄的聲音,這是什麼境界。我自分福薄,沒有機會與外國的異性朋友周旋,但是喜歡散步的我,一遇有三分月色的良宵,我總不會放過這機會。有時獨自步月,非至三更半夜,絕不會拖著疲倦的身體回到寓所來。
巴黎是「燈」的世界。你瞧,從歌劇院門口到羅浮公司那一列燈光,香綺麗絲大道上那一列燈光,岡谷的噴水池周圍那一列燈光,這已經說得上一派繁華的氣象。假如你斜倚塞納河的橋邊,俯瞰水底的倒影,萬家燈火,分外悅眼。的確,鏡里的花,水底的光——不論燈光或月光——是最能發揮人們的想像力的。巴黎文人的想像力的豐富,這恐怕是得力於鏡里的花,水底的光罷。
巴黎是「酒」的世界。巴黎的酒差不多有幾千種。因為多,所以精,這倒合辯證法所謂「由量的變到質的變」的原則。巴黎人一坐下來就喝酒,紅色的葡萄酒,一天喝上十杯八杯,這是常事。吃飯時候,男女老幼都喝酒。假如有宴會,飯前須喝開胃酒,吃飯時須喝紅葡萄酒和白葡萄酒,飯後才喝酒精較濃的酒。到舞廳,須喝香檳,不管你會喝不會喝。事實上,香檳的味道那麼純,無論誰都可以來一兩杯。
巴黎是「香」的世界。巴黎的香水工廠戰前有500家,戰後一度增加到2000家,現在又減少到1000家。一家平均用了100個工人,至少有10萬工人是靠香水吃飯。香水的名堂之多,這只在巴黎的幾間大公司里才可見到一二。大公司的樓下照例是辟一角,專門售賣各種各色的香水,年青貌美的售貨員,穿著合身的雪白的制服,個個都像天使。香水、口紅、脂粉、指甲油……一陣陣的濃郁的氣氛送到你的鼻尖。任憑你在深山古廟修行十年,一跑到這種沁人心脾的環境,難免凡心一動,即刻從真化俗。
巴黎是「紅」的世界。巴黎的少女,不會瘦得像肺癆鬼,胖得像死豬。她們的身材適中,白裡帶紅,矯健娟秀,兼而有之。加以理髮的考究,服裝的趨時,每個巴黎的少女都可以騙到一些外匯。巴黎的婦女對於有色人種並沒有半點排斥的心理。反之,她們不但喜歡東方人,而且愛好非洲人。
鏡、花、水、月、燈、酒、香、紅,這八個字註定巴黎的命運。無論表面上的繁華,或骨子裡的糜爛,都是逃不過這八個字的安排。「化朽腐為神奇」,這恐怕要期待舊的巴黎完全死去,新的巴黎整個生長茁壯的時候。
2月18日(星期五)
巴黎拉丁區有個教堂,這個教堂的規模之小,你怎麼也想像不到,全部面積不過普通一間臥房那麼大,而且在窮巷的陋室的底層,潮濕醜陋,簡直像個豬欄。到這種教堂來做禮拜的全是白俄。白俄維護沙皇,反抗革命,到了革命成功後,他們只好浪跡天涯,過著「回憶」「夢想」的沒落生活。他們希望上帝保護他們,祝福他們,讓他們重返俄國,過那窮奢極侈的日子,不過這種希望,隨著時代的進展,越來越不易實現。無論上帝多麼仁慈,對於罪惡貫盈的反動勢力還是愛莫能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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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博物院是世界聞名的。巴黎羅浮宮,倫敦不列顛博物院的歷史的悠久,庋藏的豐富,自不必說,其他二三流的城市,甚至一區一鎮,都有博物院。從書本上去尋求古物的知識,多少有些「隔靴搔癢」,可是一到博物院,多年來摸不著頭緒的問題,一看就明白了。我常說,在著名的博物院和圖書館中生活的人,他的常識自然豐富。假如再加上自己的細心揣摩,良師益友的朝夕切磋,遲早會變成大器。
今天報載:「南京政府將名貴文物8600件,由上海運到美國國會圖書館,其中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國博物館、中國地質調查所等單位的圖書。」政府大員這種斷送祖國的國寶和美國政府這種趁火打劫的行動,實在是罪不容誅。
我曾記得1927年初到北京的時候,正值故宮開放,我一連看了三天,越看越上癮。此後去一回,東西少一回,到了「故宮盜寶」的案件暴露後,名貴的古物已經很有限。英皇加冕那一年,孔祥熙負著「押運生辰綱」的使命,押運了大批古物到英倫去展覽。這些古物一去不回頭。有人說,沉在海底;有人說,跑到孔祥熙的口袋裡。十年戰亂,稀世之寶的古物時遭損害盜竊。現在南京政府不想做零星買賣,願意做大宗貿易。因此,8600件古物便一古腦兒移交到美國國會圖書館裡去了。
平心而論,在國內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古物暫時寄在美國或其他國家未嘗不可。不過這兒須注意幾個問題:(一)往返搬運是否會損失?(二)押運的人是否要索「佣金」?(三)將來中國全面和平後,「當鋪老闆」是否能將所有古物完璧歸趙?
2月20日(星期日)
聯合國經濟署把去年世界各國的經濟的動態作個考察,它的結論是:去年經濟上最重要的進展可以說是糧食。去年的糧食比較戰前多10%,而前年還比戰前少了4%,工業的產品似乎也引人注意。去年的水準比較前年高了1/3。不過工業的發展大受美國的影響,因為去年美國的工業產品比較戰前多了70%。
遠東對於世界復興的貢獻,是在原料而不在糧食。戰前遠東所出產的糧食可以輸出18%,最近的數字只剩4%。戰前遠東有900萬噸米出口,去年只有360萬噸,雖然去年的情形已經比較前年好得多。馬來亞和荷印的樹膠的產量有增加,不過美國所出產的人造膠——占全世界的樹膠消費量1/4——越來越多,所以天然膠的價格提不起來。
歐洲的生產品的確有增加,不過各國的復興的步驟不同。義大利的生產量等於戰前4/5;法國的生產剛好達到戰前的水準;比利時比較戰前稍低;荷蘭稍高;捷克也不如戰前。去年歐洲各國最大的成就,須數到蘇聯、波蘭、瑞士、瑞典。
歐洲的煤荒已經過去,但是鋼鐵和木材的生產還不夠,而鋼鐵一項,美國竟占全世界的產量60%。
一般說來,去年的生產比較前年增加,但是國際貿易的總量僅及前年10%。
農工業的生產與國際貿易是世界復興的指標。去年的國際貿易的總量反而不如前年,這完全是因為各國要多用國貨,節省外匯。就全世界而論,東方多產原料,西方多產工業製造品;就歐洲而論,東歐多產原料,西歐多產工業製造品。西方和西歐可提高東方和東歐的農工業的技術,東方和東歐可供給西方和西歐主要的原料。互通有無,各得其所。可是目前各國並不想往這條康莊的大道走。
要發展世界各國的農工業,需要很大的本錢,可是目前西方的大亨們的眼光短淺,度量窄狹,他們認錢不認人,哪裡肯在產業落後的國家投資?
經濟復興的背後隱藏著政治鬥爭的危機。馬歇爾的援歐計劃,表面上雖說得冠冕堂皇,骨子裡是說明,美國的借款是給歐洲各國作反共的本錢,尤其自柏林緊張以來,歐洲各國又走上希特勒的沒落的舊路,「以槍炮代牛油」,大家束緊腰帶,把最寶貝的時間、金錢、資源都送給兵工廠。野心家的侵略和霸占的慾火不泯,世界經濟復興計劃恐怕沒有多大希望。姑定一切復興計劃得順利進行,野心家的占有欲和安全感發展到最高度的時候,還不是發動戰爭,把所有建設毀滅淨盡麼?
2月22日(星期二)
英國廣播電台,不但要傳達消息,而且也注重有系統的學術演講。日前我在倫敦的時候,正值當代哲學大師羅素廣播,可惜因時間關係,不能經常聽講,悵甚!
今天翻閱赫胥黎·尤利安(Julian Huxley)的《科學與社會的需要》。這部280頁的書,就是五年前赫胥黎氏給英國廣播電台的演稿改編而成。赫胥黎像他的祖父一樣,既是科學專家,又是文章能手,言之有物,順理成章。這種博大精深的通人,只有道地的英國的社會和教育才能夠產生。
《科學與社會的需要》一書共13章,除最後一章為結論外,其餘各章是說明科學與各部門生活的關係。例如第8章「研究與工業」,就是值得工業在萌芽中的中國的注意。
現代科學昌明,交通發達,一切事業都以突飛猛進的姿勢往前進展。工業必須運用科學的研究的結果,才可適應新時代和新環境。科學的第一條件是「標準化」,因此,工業家對於原料的選擇,製造方法的運用,產品的成分等問題也要「標準化」。
但是「標準化」並不會妨礙改良。事實上,工業應該跟著科學的進步而不斷改良。
赫胥黎氏非常重視「發明的天才」。他認為有天才的發明家對於機器和製造的方法往往有新奇的意見。他的意見在傳統的學術上也許是站不住,在實施上也許會失敗,但是這種意見仍是有價值的。可惜商人重利,使有天才的發明家不能儘量發揮他們的能力,這是社會的大損失。
據說,蘇聯對於有天才的發明家的鼓勵不遺餘力。只要一個人能夠提出很好的意見,國家將給他以種種便利,提高他的地位,加強他的科學訓練。在整個英國,只有一個製鞋工廠特設一研究室,延攬八名優異的人才,標明「發明家」,這些人整天忙著研究,想法改良機器。
科學影響工業,工業影響國防。例如德國科學家哈柏氏(Haber)從空氣中抽出淡氣,用淡氣來製造亞莫尼亞,用亞莫尼亞來製造肥料及其他重要產品。德國之所以能夠抵擋盟軍長期的封鎖,這多少應歸功於哈柏氏的發明。
有發明天才的科學家,不但注意新原料、新方法、新產品,而且注意新用途。例如玻璃,玻璃的性質誰也知道,可是用玻璃來造建築的材料卻是近年的新發明。倫敦艦隊街的「每日快報」的新廈,是用黑色的玻璃板來替代大理石,利物浦的大隧道也用玻璃板和鋼鐵來鋪地洞。這是幾個例子,將來玻璃的新用途還多著呢。
赫胥黎氏認為英國的工業機關花了太多錢做廣告,花了太少錢做研究工作。據正確的估計,研究費只占工廠的產品的價值二千分之一。
沒有動植物的標本的搜集和博物院的分類保存,近代的生物學簡直無從著手,同樣的,沒有統計圖表的編制,近代的社會科學也沒有門路。我希望工業正在萌芽中的中國,須儘量吸收科學的知識,培養科學的精神,把學校和工廠打成一片,以便收穫良好的效果。
科學先進的英國還這樣重視科學,我們怎可不急起力追呢?
2月23日(星期三)
今天往聯合國文教會的圖書館看書,讀了一本《人口問題》,作者為倫敦大學的名教授卡孫德(A.M.Carr Saunders)。卡氏為人口問題的權威。這本書雖寥寥一百多頁,然而深入淺出,十分切實。
我們中國人管生不管養,管養不管教。我們的人口天天增加,從二十年前的4億,到抗戰的前夕的4億5千萬,這數目是大得可怕。最近國內報紙偶爾提到4億7千萬,這數字是否靠得住,我們不暇深究,但是二十年來中國人口的不斷增加卻是事實。
人口增加,而糧食沒有跟著增加,這是世界上最慘酷的事情。加以天災人禍紛至沓來,田園荒蕪,糧食更形缺乏。窮鄉僻壤的陝西甘肅不必說,就是號稱魚米之鄉的江南人民也陷於半餓半飽的狀態。
饑民是最容易蠢動的。中國歷史上的興亡和人口問題有直接關係。當亡國之君執政的時候,政治腐敗,賄賂公行,水利不修,饑饉頻仍,於是有政治野心的人便利用這機會,揭竿起義,屠殺幾年而得天下。在新時代開始的時候,地曠人稀,衣食無憂。到了全盛時代,全國土地都好好地利用,所以家給人足,物阜民康。但是「飽暖生淫慾」,從皇帝到普通人民,都變成好吃懶做。人口天天增加,糧食年年減少,結果又陷於半餓半飽的狀態。到了半餓半飽的狀態變成全國普遍的現象的時候,這個朝廷的命運差不多快要斷送了。
我覺得中國人口之多,是有幾個原因。第一,中國人中了古人的毒,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因此,許多人連自己的生活都發生問題,但仍到處張羅,要成立家庭。據我在歐洲旅行的經驗,在歷史有地位的名人十九都「無後」,許多有名的作家根本沒有結過婚。第二,重男輕女,因為女子在社會上沒有地位,所以有的人生了女子不算數,必須生個男子,才算「有後」。
中國的人民也知道人口增加得可怕,於是不負責任的父母便實行棄嬰,尤其女嬰。這是最不人道的行為,我們應該加以法律和輿論的制裁。
司蒂文博士(DR.Stevenson)說:「嬰孩死亡率的減少是和生育的減少有關。」我主張生一個要活一個。與其多生多死,不如少生不死,免得做母親的人受著懷孕和生育的痛苦,做父親的人加重生活和教養的負擔。
提到節育問題,有的人主張晚婚,有的人主張婚後停止房事。這些辦法利害參半。晚婚的人的經濟能力也許會加強,但結婚的樂趣也會減少,古人所謂「人生三十未娶,不應再娶」,就是這意思。房事過多固然會斫喪元氣,停止房事似乎是矯枉過正。最適當的辦法就是實行避孕。現在醫藥很發達,避孕的方法很多,各都市的醫生都能夠給你正確的指示。
個人的生育問題要看個人的經濟能力,一個國家的生育的問題要看國家的富強的地位,世界的生育問題要看世界糧食問題是否改善,一般生活程度是否提高。
大年初一,中國人一見面便說「添丁發財」。這句話很有意思。事實告訴我們,人世間最悲慘的事情,莫過於「添丁而不發財」。
2月25日(星期五)
法國的政治,現在顯然劃分為兩大陣營,共產黨親蘇聯,現政府及其他各派親美國。自日前共產黨書記多列士的言論發表後,現政府及其他各派便大加攻擊。他們給多列士加個很大的罪名「動搖軍心」,在最近期間內,他們將想法制裁共產黨領袖及其黨徒。
今天法國的內閣總理揆宜特在他們官邸以「答問」的形式發表他的一套理論。內容把美國捧到天上。他的談話剛好和多列士的談話成個劇烈的對照。
他說,假如我們要維護世界的文明的話,那麼我們應想法使法國和西歐不受蘇聯的侵略,而美國是有能力避免這種災禍的唯一國家。
他又說,目前法國預算平衡,物價逐漸下降,法郎的價值慢慢提高,人民對政府的信心日益加強,凡此種種,都是法國復興的象徵。
「法國是歐洲文明的前哨」,他很懇切地說明法國的地位。
提到共產黨問題,他說蘇聯想支配法國和義大利。這一點蘇聯要失敗,但是我們不能說蘇聯已經放棄統治歐洲的計劃。因為這緣故,世界的命運是操在美國的手中,而行將簽訂的北大西洋聯盟是支配世界的命運的一個重要工具。
「法國知道而且相信美國的友誼,同時我要你們注意法國是多麼感激美國。法美兩國的關係是那麼密切,所以法國相信就是沒有訂約,美國也一定會幫忙。」他這種捧場的話似乎有點過火。
「問題是法國及西歐各國應避免侵略。假如蘇聯渡過萊茵河,那麼我們真是災難臨頭。共產黨的怠工隊及第五縱隊將打擊政府的機構,而一般人民因為怕死的緣故,弄得一點也不敢動彈。」
「站在歐洲前哨的法國不能孤立無援。她既不能單靠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又不能單靠英國,換句話說,西歐須靠美國的幫忙。」這幾句話正是他的真情的流露。
「西歐的真正的疆界應該遠離現有的疆界,因為這些國家的地理上的疆界一被侵犯,美國的幫忙已經來不及了。美國在西歐被侵後15天才動手已經太晚了。我這句話似乎有一點自私,但是我認為世人知道人類文明正遭遇很大的危險。」
最後他把自己的政績頌揚一番。他說他上台的時候,正值煤礦罷工最劇烈的時候,現在礦區的共產黨要員已被他撤職。此外,政府舉辦的公債已經超過2000億法郎,這比較專家的估計多一倍。法國人民這樣熱烈購買公債,證明他們對政府有絕大的信心。
在朝者依賴美國,在野黨接近蘇聯,這是法國政治的現象。目前雙方鉤心鬥角,秣馬厲兵,到了美蘇正式「攤牌」的時候,法國的內政問題也許會同時揭曉。
2月26日(星期六)
中午約方鏞、麟曾二兄到東方飯店吃飯。方君是四川人,到法國已經29年。他本來是專攻美術,戰後因時代的號召,挺身出來辦報。法國華僑的經濟基礎太薄弱,要維持一個像樣的報頗不容易。他現在自己兼編輯和發行,另外還有一位劉國平君和他合作,每期印八九百份,贈送歐洲各國的華僑,所得的代價僅夠郵資和紙張油墨的費用,個人的生活須另想辦法。
以大公報的歷史和地位,在歐洲僅推銷三四十份,所以方君所辦的華僑報能夠推銷到八九百份,這已經是難能可貴,方君希望南洋華僑的公共團體訂閱他的報,使大家的消息能夠靈通。
午飯後在盧森堡公園對面的一間咖啡館談天,窗外熙往攘來的儘是行人。歐洲人對於「周末」非常重視,平時努力工作,周末實行休息或旅行,生活既有紀律而又認真,這比較我們國內的一般平民畢生沒有過著一天安樂的日子,簡直是相去天壤。
晚上到「法國喜劇院」(Comedie Francaise)去看戲。這間戲院是莫里哀創辦的。莫里哀以天縱的聰明和驚人的魄力,自己兼編劇、導演、主演等角色。他到全國各省輪流排演,經多年的奮鬥,才積聚一些資本來創辦這間戲院。到了死後,這戲院改由政府經營。演員的水準極高,由這戲院出身的人才,絕不怕有失業的危險。
今天是雨果誕生147周年紀念,所以這戲院特別排演雨果的作品。原作是散文,劇本是根據原作(Lucrece Borgia)改編的。
故事是這樣,義大利威尼斯城有一班徵逐聲色的少年,於夜色蒼茫的晚上在廣場中尋樂。其中有個名叫曾拿洛(Gennaro)的孤兒到處找尋他的母親。他隨身的唯一寶貝就是一把劍,連睡覺也不肯脫下。那時他躺在井邊的石凳上休息,一會兒呼呼睡去,他的同伴們個個跑走的時候也沒有叫他同行。幾分鐘之後,有個年青貌美的少婦戴著假面具來到這廣場上散步。她看見一個少年在石凳上睡覺,忽然動起愛憐的念頭,於是輕輕地吻他一下。這一吻把他驚醒。年方弱冠的男子和半老徐娘在僻靜的地方談情說愛,越談越起勁。這時候,曾拿洛的一群朋友闖進來,他們要追究這個女人的姓名,女人在大眾的侮辱下,說出自己的名字為波治亞·盧克禮。
原來波治亞·盧克禮是教皇亞力山大六世的私生女,這個女人已經嫁過兩次,在第二次結婚之前,亞力山大曾和她發生關係,生了這麼一個兒子曾拿洛。因為他是私生子,從小不知道父親和母親姓甚名誰,所以會造成這種悲劇。
那些市井無賴少年慫恿曾拿洛到波治亞的住宅的門前胡鬧,並把波治亞(Borgia)的第一個字母B字拆下來,變成荷治亞(Orgia)。波治亞這一氣非同小可,於是請求她的丈夫代為報仇。他的丈夫以毒藥放在酒里和曾拿洛乾杯,波治亞從後房趕出來,發現這個惡作劇的曾拿洛原來是她的親生兒子,這時她心如刀刺,她即刻從胸前的小袋裡拿出一瓶解毒水出來,給曾拿洛喝。起初曾拿洛還拒絕,經她再三懇求,才把解毒水喝下去,得免於難。
然而波治亞復仇之念並沒有冰釋。她在家裡張燈設宴招待那些市井無賴的少年,到了酒酣耳熱的時候,她又在酒里放了毒藥。這時幕前的幾個人尋歡作樂,引吭高歌,幕後卻奏著出殯的哀歌。突然間波治亞從幕後跑出來,她對大眾說:「你們都中毒了,裡邊已經預備好棺材,每人一具。」
「還需要第六具棺材呢。」曾拿洛理直氣壯地向波治亞宣布。波治亞在極端恐慌下,又拿出解毒水請曾拿洛喝,曾不喝,這時幕後那五個少年作垂死的哀鳴,曾拿洛在盛怒之下,不由分說,把身邊的劍拔出來,一下子把波治亞刺死。在死前一分鐘,波治亞以微弱而又顫動的聲調對曾拿洛說:「我是你的母親。」
這個劇共三幕五場,又緊張,又熱烈,真夠味兒。女主角口齒之伶俐,表情的自然,可說是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尤其她要求她的丈夫代她復仇的一幕,溫柔、香艷、肉感、刺激,這在中國的話劇上不容易找得到。
這個劇的意義深長,一來是攻擊偽善的教皇之不負責任,二來說明女人的報復的情緒的濃厚。我希望這種不健全的行動和心理將隨時代的進展而逐漸消滅。
2月27日(星期日)
在國共的劇烈鬥爭中,國內有人組織「第三種勢力」。在美蘇對立的形勢下,歐洲也有人組織「第三種勢力」。歐洲的「第三種勢力」,就是民主社會主義和民主天主教黨的合作,即普通人所謂「羅馬倫敦軸心」。
從傳統的自由主義看來,社會主義算是偏左,天主教黨算是偏右。從共產黨和法西斯兩極端看來,社會主義和天主教黨又算是中間。社會主義和天主教黨的結合,或倫敦羅馬的合作,為的是抵抗共產黨和法西斯。
在本質上和歷史上,社會主義和天主教黨是無法合作的,因為前者是反對地主階級的寡頭政治,後者是擁護而又代表地主階級的寡頭政治。但是自1945年以來,天主教一面對義大利的共和國妥協,一面又不積極反對法國的統治。在意法這兩個國家裡,天主教的工會曾作這種重要的決定。換句話說,教會的政治觀點稍為「近代化」,以便符合近代工業及勞工運動的發展。
的確,在近代工業的國家裡,勞工的選舉票會左右一切,而勞工組織再也不能容忍從前政治上的權威。反之,無論社會主義或天主教的工會都同樣反對極權的思想,這種「中間」的傾向,迫得他們聯合起來反對共產黨和極右分子。
然而社會主義和天主教黨的合作是有限度的。在義大利,天主教黨極得勢;他們在國會裡占大多數,他們得到一切保守黨的贊助,義大利首相可隨時調換他的內閣里的兩位社會主義的閣員。這種合作,梵蒂崗當然願意。據說,梵蒂崗的戰略家之所以願意分一點餘瀝給社會主義者,為的是想淆亂視聽,同時使其他進步分子的陣營起了分化作用。
老實說,在這金元外交占上風的時候,羅馬和倫敦的合作,遠不如羅馬與華盛頓的關係那麼深。梵蒂崗的要人希望多得華盛頓的軍事和經濟的支持,使他們能夠進一步控制社會主義者,同時,通過社會主義的力量,給共產黨以相當打擊。
報載,義大利政府通過一個議案,要設立國際最高委員會來加強全國的軍力。正副會長由總統和國務總理分任,各部部長和專家擔任委員和顧問。他們一面亂抓「抗德軍」,一面釋放法西斯罪犯,這種違反理性的行動已經引起義大利的共產黨的抗議,說政府給「反抗運動以奇恥大辱」。
就整個歐洲而論,蘇聯是極左,西班牙是極右;法國和義大利是中間偏左,英國是中間偏右。英國和蘇聯是極不相容的,她可以進一步和法意合作,退一步和西班牙攜手,此中奧妙,只有政府要人有把握。至於梵蒂崗,它為取悅勞工階級起見,有時也掛起社會主義的招牌,但在骨子裡,它才是反共的大本營。
2月28日(星期一)
今天義大利的共產領袖托格里亞蒂(Togliatti)響應法國共產黨的領袖多列士的聲明。他說,假如蘇聯軍隊在窮追侵略者而跑到義大利的國土的時候,義大利人民是有幫忙蘇聯的義務。
義大利的共產黨會幫忙蘇聯,這一點已變成公開的秘密。無論在上議院或下議院,義大利的共產黨議員曾一再聲明,蘇聯的解放軍將受歡迎。
托格里亞蒂的談話是採用問答的形式。第一個問題是他是否贊成多列士的聲明,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在最近爆發。他答道:「我不相信蘇聯會攻擊任何國家,或者蘇聯會妨礙義大利的利益,反之,蘇聯將盡力攻擊法西斯。」
他又說:「因此,我認為蘇聯與義大利的假想的戰爭簡直是無稽之談。誰提出這問題,這等於說他以為義大利之所以和蘇聯作戰,為的是美國百萬富翁要和蘇聯作戰。須知蘇聯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而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將來的戰爭不是國與國間的戰爭,而是社會階級和意識的戰爭,即反動分子和資本家對社會進化和工人的戰爭。在這種情形下,那些攻擊反動派的進步分子的立場是怎樣,我們可不言而喻。」
第二個問題是:「假如蘇聯的軍隊在窮追侵略者而開進義大利的領土內的時候,那麼義大利的勞工和人民應取什麼態度?」他答道:「在這情形下,義大利人民只好譴責侵略者,同時給蘇聯軍隊以最有效的幫忙,以便教訓侵略者一頓,讓全世界人士即刻知道義大利人民——至少大多數參加作戰的人——認為這是阻止侵略者,維護和平的一種方法。」
義大利和法國的共產黨的領袖很露骨地袒護蘇聯,這問題使這兩個國家的執政者十分煩惱。法國已經開始拘禁共產黨的報人,搜查左傾的報館,在最近期間內,也許會到法庭去控告多列士及《人道報》的社長。義大利的政府雖一聲不響,然而它也暗中注意共產黨的動態,看看機會成熟的時候,便一網打盡。
美國對於這問題也十分關心。昨天的《紐約時報》的社論《質問共產黨》那篇文章是對美國的共產黨而發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假如蘇聯控告加拿大為侵略者,隨即在加拿大登陸,窮追加拿大的軍隊而抵美國境內,這時你們(美國的共產黨)的態度是怎樣;你們是否像托格里亞蒂一樣,認為以最有效的方法來幫忙蘇軍是你們的『顯明的義務』?我們希望事情不至如此,但是我們有知道你們的答案的權利。」
目前是「冷戰」階段,在這「冷戰」的時候,人們已經覺得喘不過氣來。將來戰爭如爆發,我相信不用原子彈,單用最高度的「神經戰」已經能夠使雙方同歸於盡。
3月7日(星期一)
上午整理稿件。
午飯後,往灣塞納(Vincennes)森林附近去參觀動物園。巴黎的動物園聞名很久,今天才抽暇去參觀。園址為三角形,地點在巴黎東部的森林和小湖之間,環境清靜,陽光充足,是療養的好所在。巴黎的市政府何幸,能夠在這麼好的近郊建築一個偌大的動物園,收羅全世界的標本,供動物學家研究,給美術家寫生,讓一般遊客增加見識,一舉數得,這真是有遠見有計劃的市政當局應注意的事情。
園內到處都用士敏土來建築假山崗和假岩石,高的達十丈,內有電梯直上山頂。岩石的內部建築類似普通動物園的鐵籠,周圍有熱氣管,和暖舒適,宛若中等以上的家庭的客廳。岩石的外形為山坡,山坡的底下為水流,水流的外邊為圍牆。隆冬時節,有些怕冷的動物老是關在鐵籠內,到了春秋佳日,把鐵閘打開,讓它們到假山崗和假岩石上玩耍,過幾個月「復返自然」的生活。
猛獸欄里有十來個獅、虎、豹。我特別喜歡那三隻小獅。小獅的身材不過哈巴狗那麼大,可是結實壯健,氣宇軒昂,一見使人相信它們是大器。母獅的脾氣本來很大,可是淘氣的小獅們一再在她的身邊跳上跳下,有時咬一咬她的頸部的長鬃,或拉一拉她的尾巴,而她毫不在乎,足見濃厚的母愛出於天性,連兇猛的動物也不能例外。
每個獸欄里都有一個台,高度和寬度都在一碼左右。我看見一個滿肚子不高興的雄獅繃著臉在台上跑來跑去,仿佛要找個對象來出出氣。雄獅的高鄰為老虎。這個老虎高大矯健,優遊自得地躺在地板上休息。遙想當年武松在睡眼朦矓的狀態下,忽然遇著這麼一個「大蟲」,不禁替他捏了一把汗。幸虧智勇兼全的武松能夠表現畢生的本領,跟「大蟲」一決雌雄,不然,他的性命早已斷送了。
看了獅子和老虎之後,我對花豹一點也不感覺興趣。花豹號稱猛獸,然而我看他的尷尬的樣子,即刻敢斷定它的工夫很有限。在獸國里,花豹的地位只算是幫凶的「特務」,很難表現獨特的性格。
來自亞洲熱帶的幾隻巨象,因為怕冷的緣故,所以也待在屋裡,沒有到廣場上去溜達溜達。巨象的樣子酷似臃臃腫腫的肥婆,醜惡不堪。它的身子搖搖擺擺,鼻子伸進伸出,很可憐地向人索食。有些遊客扔了一片麵包在地上,有一隻眼明腳快的象即刻用右腳把麵包按住,然後用鼻子把它撿起來送到嘴裡。據說,在聰明的程度上,巨象也名列前茅,它的名次僅在猴子、老馬、小狗之後,其他動物都不如它。
現在一般人都喜歡把蘇聯比作白熊。據我今天的觀察,稟性剛毅沉著的白熊的確很厲害。白熊以逸待勞,以靜制動,不像其他猛獸整天叫囂。此外,一輩子在冰天雪地的惡劣的環境裡討生活,自然而然地養成雄厚的抵抗力。你瞧,其他猛獸冬天不敢出門,只有白熊在冰冷的石板上曬太陽,這種能耐,完全是環境迫出來的。
白熊的鄰居有一對小黑熊,這東西的樣子雖笨,但腦筋卻相當靈活。遊客給他們麵包,他們會站起來用前腳搖一搖,表示「謝謝」的意思。
各種飛鳥是關在三丈高的鐵線屋裡邊,屋內有樹木,讓飛鳥多少能過著自然的生活。有的鳥兒食牛肉,有的吃谷,工人須按時供給。
一群野鶴在露天的空地上站著,它們不用監禁,比較自由。他們偶爾長唳一聲,其他同伴跟著唱和,噪得要命。詩經「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這說明野鶴叫的時候,一切同志都來個「大合唱」,所以聲音特別大。
其他古里古怪的飛禽走獸多得很。每種動物的名稱、種類、產生地都有木板標明。據說,法國各城市都有這麼一所動物園,用意至善。我希望國內各大城市遲早都創辦這麼一個大動物園,讓動物學家有研究的資料,使美術家有寫生的對象,而一般遊客無形中增加了不少自然科學的常識。
3月12日(星期六)
早起,收拾行裝,準備去比利時。
八時半榮泰兄來送行。我們吃好早點後,即驅車往北站。到站後,才知道九時五十分的車是特別快車(Pullman),沒有三等位。今天我買的是三等車票,三等車須等到下午兩點半才開行。在候車的幾個鐘頭,我就跑到車站對面的一家咖啡館去喝茶,同時利用它來做臨時辦公室:寫信、看報、看書、筆記。
午飯後,預備上車。由巴黎到比利時的火車須預先定好座位,我們到車站後,三等的座位早已定完,臨時改換二等,補了300法郎。車開了不久,法國的移民局和海關的職員即來檢查護照並調查每個客人帶了多少法郎和外幣出境,一問了事,手續相當簡便。到了比國境內,移民局和海關也上車檢查。移民局的職員看見我的護照上寫著「客氣的簽證」(Visa de courtoisie)的字樣,對我特別「客氣」,連「入境」的圖章也不用蓋。我也很「客氣」地要求他照普通手續蓋個圖章,他才照辦。
歐洲地方狹小,交通便利,手續簡單,這很能鼓勵遊客的興趣。由巴黎到比京布魯塞爾,坐火車不過四個鐘頭,等於南京到上海的半路。假如坐飛機,只須一頓飯工夫。歐洲人旅行多,見聞廣,常識豐富,這完全得力於環境的便利。
同車有比利時人、西班牙人、波蘭人。起初大家埋頭閱讀書報,沒有招呼,到了比國境內,隔座的比利時人和我談天,頗能減少寂寞。
比利時的人口850萬,在密度上超過世界各國,她主要的是輕工業國家,比起高度工業化的英美,她可以說是瞠乎其後。產品以棉織品、毛織品為大宗,玻璃品也通銷全球。目前生活困難,工資高,成本重,出口貿易大受影響。因為出口貿易疲滯,所以商業蕭條,失業人數已達20萬,在政治沒有上軌道的中國,我們根本上是過著「輪流失業」的生活,所以失業問題我們不大注意。在歐洲,人家是實行個人主義,一天失職,一天挨餓,因此,就業和失業問題變成政治社會經濟的安定和動亂的主要原因。
六時四十分,安抵比京,下榻世界飯店(Hotel Mondial)。比京的生活費用和羅馬相等,比較巴黎貴一倍。1塊美金按公價換40法郎,按黑市是47至55法郎,我問了好幾家,知道他們要欺負生客,結果跑到一家中國飯館去換20元,每元按50法郎計算,共1000法郎。
比京的華僑不過三四十人,他們的原籍,多半為青田和溫州,少半為廣東。他們的生意,主要的為飯館,次要的為古玩店、雜貨店。資本少,規模小,生意相當清淡,在比京沒有地位。
談到比京或歐洲各國的華僑,真夠人傷心。當歐戰前後,歐洲需要華人做苦工,於是和我國政府簽訂合同,招募四五萬人。合同簽好後,政府要員扣一筆佣金,大大小小的經紀又扣一筆佣金,真正賣力賣命的華工反而所得無幾。他們以黑奴的身份賣給外國人做苦力,一路流離轉徙,潦倒不堪。其中極少數人得天獨厚,僥倖在歐洲成家立業,不過他們這碗飯完全是血淚換來的。
一般說來,南洋的華僑的經濟力量比歐洲的華僑高,歐洲的華僑的見識經驗比南洋的華僑廣。這完全是環境關係,易地皆然。但是這兒有個共通點:華僑出國後,每百人中至多有一兩個人回過祖國,所以他們對於國內情形非常隔膜。除非國內政治上軌道,農工商業發達,海陸空交通便利,大多數華僑只好以「海外孤兒」的地位過著悲慘的日子。
3月13日(星期日)
比京最有名的古蹟是拿破崙吃敗仗的地方——滑鐵盧(Waterloo)——所以今天什麼事情都不干,先要憑弔古戰場。
滑鐵盧在比京南部20公里,有W牌電車直達。由比京到滑鐵盧須經過一個有名的森林——騷尼森林(Foret de Soignes)——一路野草閒花,襯著疏疏落落的紅頂黃牆的樓房,充分反映城市山林的景象。車到滑鐵盧,臨面有個金字塔形的小山,山高45米,山頂上有個銅獅,這就是滑鐵盧的紀念碑。
自拿破崙從埃爾培島(Ile D'elbe)跑回巴黎後,他即刻召集從前的部下,重振旗鼓,準備反攻。六國聯軍知道時不可失,於是在主帥惠靈頓領導下,帶著63萬人馬,浩浩蕩蕩,直搗巴黎。照惠靈頓預定的計劃,須即刻進攻,可是各國的軍隊的實力參差不齊,遲至7月間才部署清楚。拿破崙知道敵人要來個總包圍,他便先下手為強,來一套個別打擊。本著「擒賊先擒王」的辦法,他特地揮戈北向,與英普兩軍周旋。
6月12日拿破崙出兵,15日清晨已越過比國國境。那時惠靈頓在比京,他想召集聯軍各將領開個緊急會議,可是拿破崙的來勢兇猛,銳不可當。因此,惠靈頓迫得暫時退到聖貞山(Mont-St-Jean)。這種有利的退卻,使他能夠把森林做掩護,以逸待勞,以靜制動,同時希望與普軍會師,免得拿破崙沖入比京。
惠靈頓的軍隊駐屯山北,拿破崙的軍隊穩紮山南。拿破崙以步兵為中鋒,以騎兵為左右翼,他想以全力打破英軍的中鋒,使他潰敗,不料開戰的前兩天,大雨滂沱,炮兵不能按時到達,天公不作美,這場大雨,是拿破崙轉勝為敗的一個樞紐。
拿破崙的戰略,固然比惠靈頓優越,惠靈頓的戰術實在比拿破崙高明。他步步為營,穩紮穩打,同時以重炮不斷轟擊法軍,使法軍疲於奔命。
英法兩軍正在相持不決的時候,英國的救兵突增。這時候,一刻千金,拿破崙傾巢來犯英軍,使援兵無計可施。這場戰爭的劇烈,可以說是空前未有,據軍事史家的判斷,假如拿破崙早一點鐘動手,他會有打勝仗的希望。
事實上,法國的援兵不至,英國的援軍源源而來,拿破崙前後左右受敵,潰不成軍,只好棄甲曳兵而走。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滑鐵盧之役。
在這次大戰中,法國死傷27000,被俘80;聯軍死傷22000。拿破崙失敗後,囚於撒科斯嘉島,至1821年便與世長辭。
今天我到滑鐵盧參觀,我對於這個金字塔形的小山與銅獅沒有特別的感想,倒是小山左邊的古戰場的油畫給我極深刻的印象。
原來小山左邊建築一個圓形的屋子,直徑不過兩丈。屋子共兩層,遊客跑到樓上參觀,只覺得周圍的油畫不是近在眼前,而是綿延到幾十里外。我不相信我的視覺,所以把眼鏡脫下來連擦三遍,可是我細心再看時,我仍舊覺得這畫不是平面的,而是綿延到幾十里外。無論是幻燈作用也罷,或者是我自己的錯覺也罷,這幅畫的確是洋洋大觀,把戰場上極端殘酷,無限凶暴的景象一一表達出來,使千年萬代後的遊客憑弔古戰場時,稍為領略當時的情景。
歸途在小攤子上買了一把小劍子,上邊刻著滑鐵盧的字樣,聊當今天的旅程的紀念。
3月14日(星期一)
假如你說倫敦像個賢明主婦,羅馬像個半老徐娘,巴黎像個大家閨秀,日內瓦像個小家碧玉,那麼比京顯然像個鄉下姑娘。鄉下姑娘本來也有那麼一套,可是把她和別人一比,顯然覺得微小寒傖,至少在神韻和氣魄上遠不如大家閨秀或半老徐娘。
說來並不稀奇。比利時建國不到120年(1830年才與荷蘭脫離關係),她的人民有一半說弗拉芒文(Flemish),一半說法文,因此,她的學術文化,人情風俗,都可以說是荷法兩國的混合品。
在美術史上,我們知道有義大利派、法國派、荷蘭派、英國派,甚至西班牙派,但是我們到現在還沒有見過比利時派。的確,比利時的舊文化只算是荷蘭的一小部分,她要標新立異,獨樹一幟,還須相當時間。
比京最重要的建築,應推市政府、大教堂(Saint-Gudule)、法院(Palais de Justice)。市政府大樓的高聳的塔尖,哥德式的建築,長方式的廣場,完全保留中古的遺風。據說,廣場內所有房屋都是市政府的產業。事實上,只有這樣,才可保持完整純一的氣氛,不然,有些房屋落在私人手裡,任由個人的愛憎,拆了再蓋,蓋了再拆,難免發生不調和的感覺。
大教堂也是得力於高聳的鐘樓與哥德式的建築,可是除此之外,你找不到獨擅一時的名畫,妙絕千古的雕刻。光就哥德式的建築而論,這兒只有孤零零的塔尖,沒有米蘭大教堂的雄偉尊嚴的氣象。「人比人,氣死人。」鄉下姑娘假如永遠住在鄉下,她還可以做當地的明星,可是跑到城裡去和大家閨秀或半老徐娘相較,她是很傷感地覺得落後了。
法院雄踞于山坡上邊,居高臨下,俯瞰全城。它的高不可攀的圓頂,整整齊齊的四方形的大廈,無疑地是比京最大的建築物。可惜它只是虛有其表,內容卻十分空虛。好比學識淺薄的富翁,他盡可以在短期間內把自己打扮得像個紳士,可是舉止談吐仍要露出馬腳。
我這種說法並非有意輕薄比利時,這主要的是求全責備的意思。事實上,比利時這麼一個小國家,介乎英法德之間,處境實在不容易。然而她兢兢業業,勵精圖治,工業相當進步。尤其淪陷時期,「流亡政府」的要員久居倫敦,吸收英國人的法治精神,所以戰後三四年來,凡百事業都欣欣向榮,入口銳減,出口激增。由經濟的復興,造成社會的安定;由社會的安定,促進學術文化的發達,她的前途是相當光明。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比京的市容。她的街市不過兩三條,可是這兩三條街里有偌大的百貨公司,有豪奢的旅館飯店,而五步一咖啡館,十步一酒吧,更把這個都市點綴得有聲有色。政府機關集中於東城,四間大學分散於各處。交通工具主要的是電車,公共汽車看不見,私人汽車像我們貴國一樣,大多數是用美國汽車。晚上所有商店給霓虹燈照耀得通紅,這情形在節省煤炭的歐洲其他各大城市裡不容易看到。
博物館有好幾間,今天我在「五十周年博物館」里看到史前的陶器,整套的古代的棺槨及「木乃伊」,3500年前的金杯。這些稀世之寶,是值得人重視。
3月15日(星期二)
今天中午到安特衛普(Antwerp)去參觀。由比京到安特衛普,不過一個鐘頭,每30分鐘都有火車對開。安特衛普是此利時的第二大城,人口60萬,商業繁盛,市容整齊,給遊客相當好印象。
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歐洲的商業中心,從地中海之濱移到大西洋一角。安特衛普地臨三江——斯開特河、默茲河、萊茵河(Scheldt, Meuse, Rhine)的三角洲,往來歐美的船隻都要扣她的大門。這個城離海55英里,最大的輪船都能入口。她的碼頭長達25英里。船塢設備良好。她有240條航線經常行駛各國。這種吞吐出納的活動,是造成她的繁榮的重要原因。
我到安特衛普後,即刻坐車去參觀市政府。市政府背靠河邊,前面有個大廣場,廣場周圍為舊時的「行會」(Guilds),全部建築都是16世紀的遺蹟。市政府的附近為大教堂,大教堂的建築為標準的「哥德式」的建築,塔尖高聳雲霄,四周如雨後春筍那樣,突兀巉岩。教堂裡邊有魯本斯(Rubens)及其他名畫家的手筆,其中以「聖母沉思」一幅最惹人注意。
緊靠河濱為斯汀博物院(Steen Museum)。這博物院原來是個堡壘,是衛戍及監禁政治犯的地方。博物院收世藏古代的家具、武器、樂器、錢幣。監獄陰氣森森,恐怕這兒一定有不少冤鬼的孤魂。
往公園參觀。這公園是整整齊齊的三角形,裡邊有小橋、流水、山坡、花圃、草地。我在公園散步的時候,忽然想起北京西郊的許多名園,和北京城裡的幾個大公園。北京的公園氣魄大,堂奧深,莊重幽雅,兼而有之。歐洲的公園,大多數都是開門見山,一覽瞭然,沒有「回味」的餘地。我很想將來回國後,級織個「湖山學會」,一面協助各地市政府修葺園林,一面鼓勵同好眺水觀山,多旅行,多看書,交換意見,聯絡感情,這是促進世界和平的一個途徑。
往市中心區的咖啡館去喝茶,迎面有個二十多層的摩天樓矗立十字街頭。比利時這麼小的國家居然有這麼體面的建築,這是出我意料之外。
六時回比京,梳洗更衣罷,金純孺(問泗)大使親自到寓來訪。他和我到比京的郊外繞了一個圈子,便赴大使館的宴會。同席有陳秘書與瞿參贊。陳秘書是福州人,上海震旦大學出身,昨天我到「五十周年博物院」去參觀,就是由他領導。
歐洲究竟是近代文明的先進,報章發達,輿論極有力量,因此,記者的地位也提高。中國到歐洲的使節,受著良好的環境的薰陶,自然而然也重視記者。我到歐洲旅行,各地使領館的負責人對我都很客氣,不過大使親臨寒齋,指導參觀,今天還算是第一次。
3月16日(星期三)
在比利時住了幾天,我對他的印象並不太好。我覺得這兒的人很輕浮粗魯。坦白說一句,比利時人的一舉一動還脫不了鄉下姑娘的特性。
午後搭車去荷蘭。上車前正值毛毛雨下個不停。客中作客,又碰著這種壞天氣,離愁別緒,塞滿心頭。在車上翻閱書報,一個字一個字看下去,但是裡邊到底說什麼,一點也不知道。無聊之極,還是閉著眼睛養神。
火車原定下午七時抵達阿姆斯特丹,可是六時左右,火車發生故障,一步也走不動。鐵路管理員連忙打電話通知總站,等了一個多鐘頭才開個機車來,趕到阿埠已經九點多鐘。
我在車站對面的小旅店開好房間,馬上出去吃飯和換錢。阿埠這個城到處都是小河,萬家燈火,反映到水底,宛若威尼斯第二,而街道的清潔,屋子的整齊,實超過威尼斯。
我跑到北京樓,吃了一碗炒飯,精神頓增十倍。世間只有嘗過飢餓的人,才懂得「晚食可以當肉」的滋味。
3月17日(星期四)
上午十時往訪荷蘭僑領金夢仙君。金君是浙江青田人,到歐洲十幾年,現在已經發了財。他自己開一間金龍酒家,一間新南京,另外和人家合股經營一間南京酒家。這間南京酒家的規模頗大,可以容納200個座位。歐洲的中國菜館總要懸掛一副宮燈,兩副對聯,規模小的菜館沒有什麼東西可誇耀,索性在牆壁上裱著關公或五虎將的通俗彩畫,表示他們念念不忘故國的意思。
南京酒家與眾不同,她的正廳有一副對聯做得很工整,這在歐洲各國的華僑開辦的菜館裡不易見到。
對聯云:
酒國神仙,海國英賢,南面稱王無此樂;
家鄉風味,外鄉名氣,京花照座總關情。
寥寥30個字,把南京酒家的招牌嵌在裡邊,同時把海外開菜館的實情描寫出來。在福州,一般名士成日家推敲詩鐘和對聯,妙語之多,不勝枚舉。到了歐洲後,中國書報很難見到,今天偶爾看了這麼一副對聯,心裡特別高興,所以一看便記住。
中午在金龍酒家吃飯。金君知道我對荷蘭的水利很有興趣,特地陪我到荷蘭北部各長堤去參觀。跑了半天,經過二百多公里路,回到旅店,疲倦不堪,然而今天我總算把荷蘭最重要的一段工程看個梗概了。
原來荷蘭這國家算是「北海的低地」。全國地勢,除東部和東南部較高外,西部靠海的地方比較水平面平均低6米。荷蘭的領土狹小,人口稠密(根據1947年的統計,領土為33000平方公里,人口為9500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80人),他們無處可退,只好硬著頭皮與海水一決雌雄。幾百年前他們早已懂得建築長堤,以便防衛沿海各城;近百年來他們慢慢地把海濱變成良田。現在他們要實行百年計劃,把荷蘭北部與夫累斯蘭(Frisland)銜接起來。這段工程已經做了30公里長,經常動員4000工人。我跑到半路的燈塔一看,只見這個筆直雄厚的長堤把大海切開。那時剛好遇著狂風暴雨,雪白的巨浪打著長堤,煞是好看。荷蘭人的水利工程,計算精密,技術高明,他們認真工作,做一天有一天的成績,將來兩邊的長堤合攏之後,把堤內的海水用機器抽出,這才知道「滄海桑田」大可由人工製造出來。
沿路所見儘是碧綠的草田,有的種五穀,有的養六畜。荷蘭的農民家給人足,牛奶、雞蛋、乳酪、生果都很豐富。他們拚命吃也吃不完,所以運到歐洲其他國家去換回機器。
中國自有史以來就吃了黃河的大虧,近年來閩江、韓江、珠江也相繼泛濫,害得我們華僑的故鄉個個破產。事實上,江防比較海防容易得多,而荷蘭人不但要防禦海水的泛濫,而且要向大海索「買路錢」,希望海水退出去,把海底的土地讓出來給人民耕種。荷蘭人時常很自誇地說了兩句話:「上帝造地球,荷蘭人造土地。」今天我實地考察之後,覺得他們的治水的成績果然名不虛傳。
在戰略上,我們知道「能攻才能守」,同樣的,在水利上,我們也知道「能攻才能守」。荷蘭人早已向海水進攻了,他們把水害變成水利,這本是天公地道的事情。
3月18日(星期五)
上午十時三十分往海牙,一個鐘頭的行程,轉眼已經到達。我下榻於大車站對面的大飯店(Hotel Terminus),這間飯店物美價廉,招呼也很周到。
中午應斯頌熙兄之約,往浙江飯店吃飯。頌熙兄系亡友斯頌德兄的胞弟,留學德國,精通德文,現在旅居荷蘭兩三年,荷蘭話也說得來。
下午五時,往訪徐謨先生。徐先生是蘇州人,現任國際法官。據說,他所穿的法官的制服就是從前王寵惠先生穿過的,因為制服裡邊還寫著王先生的名宇。王徐兩位在國際上久著聲譽,為我國增光不少。
徐先生對於華僑問題非常重視。他說,到歐洲各國做大使,華僑少,問題簡單,誰也幹得來。南洋問題複雜,華僑眾多,非第一流人才絕不能勝任。可是外交部囿於成見,不大注意南洋。南洋各領館的人員少,經費不多,什麼事情都辦不通,這是十分可惜。徐先生這一段話,正中下懷,尤其與拙著《華僑普遍的要求》一文相吻合。話盒打開,一談就是一兩個鐘頭。
徐先生問我華僑的前途,我把南洋各民族的獨立運動的原因,發展的階段,未來的趨勢一一說明。我的結論還是舊調重彈,說中國政府應堅持國策,扶助弱小民族。至於弱小民族真正獨立後,他們對於華僑是否有利,這問題不用考慮。照中國聖人的教訓:「愛人者人恆愛之」,我們既然有德於弱小民族,將來他們不至使我們過分難堪。
徐先生說國際關係只顧利害。在遠東,大家注意日本而忽視小國,在歐洲大陸上,大家重視德國而小覷其他各國,為的是德日兩國的基礎雄厚,復興較易。一念之差,可化勁敵為至友,這完全是現實主義作祟。
同座有於瑞人兄,他是我二十年前的老朋友,現住阿埠。他今年已經四十多歲,身體壯健,據說還沒有結婚。
夜,應張謙大使之約,在他的官邸吃晚飯。張大使是廣東新會人,在前清末年已經進外交部,可算是外交界的前輩。他在南美洲服務十來年,對南美印象極佳。他說南美進步的神速,實在使人驚訝。他初到南美時有些地方還是泥濘湫溢,十年之後都變成近代化的都市。尤其阿根廷,有些街道連紐約「第五大道」也趕不上。他的話沒有說完,我已經「神遊」南美了。
張大使說,在國際場合上,你跟蘇聯人說英文,他們絕不答覆,他們一定要請個翻譯來傳話。俄文和中文在國際上的地位都是戰後爭來的,可是俄國人嚴守他們的地位,中國人卻放棄自己的地位,以說英文為無上光榮。這一點還不如南美各國,為的是南美各國強盛後,西班牙話已經十分通行。
我說,中國遲早會強大,到了中國強大的時候,我們的國語變成世界語,我們儒家的思想成為大家立身處世的標準。只有這樣,世界才會真正和平。
3月19日(星期六)
中午蒙浙江飯店的老闆陳佐樹君請吃飯。飯後同往他的府上,看看他的太太和三個中荷合璧的女兒。荷蘭的婦女,個子高大,身體結實,家裡布置得井井有條。他們的女兒的頭髮,黃裡帶黑,樣子六分像母親,四分像父親。她們都進荷蘭學校,讀荷蘭書,中國話一句也不會說。華僑千辛萬苦地到外國謀生,好容易在外國成家立業,可是生了兒女,不識中文,不懂中土文化,這真是頭痛。
南洋的華僑多,創辦華僑學校較易;歐洲的華僑少,學校開不起來,加以國家多故,經濟破產,僑匯受了限制,交通非常困難,華僑要遣送兒女回國受教育,真是談何容易。現在的問題要看中國是否有一天翻身。假如中國能夠發奮圖強,不但華僑子弟,甚至那些緊握國家大權的買辦及其兒女也要趕快補讀中文。所以根本問題還是從國內著手。
× × × × ×
午後往海牙國際法庭參觀。這個名震海內的國際機構,我仰慕了好久,所以今天參觀時特別小心。
從我會運用思想那時候起,我就覺得狹義的愛國思想是人類的大敵。我憧憬著天下一家,我竭力反戰,我尤其贊成各國間的糾紛,應該由國際的一個總機關用法律來解決。
在聯合國沒有成立以前,海牙的國際法庭,像日內瓦的國際勞工局那樣,是多麼動人的名詞啊!在瑞士時,我既然參觀過國際勞工局,所以到荷蘭後,我當然要到海牙去參觀國際法庭。
海牙是個擁有48萬人口的小城,她右通阿姆斯特丹,左達鹿特丹。寧靜、古雅、質樸、清潔,是這個小城的特色。
國際法庭是在海牙城的北端。遠遠看去,好像一座教堂。赭紅的磚牆,高聳的鐘樓,襯著邃密的古樹,蔚藍的天空,又美麗又和穆,這是多麼精彩的一幅圖畫!
國際法庭是荷蘭最偉大的建築物之一。建議者為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出錢者為美國人卡迺基(Carnegie),工程師為法國人柯頓尼(L.M.Cordonnier),天花板的精美的圖案的設計者為荷蘭人羅斯(H.Rosse)。卡迺基捐資美金150萬元來建築這座「和平之宮」,可是內部的陳設十九是由世界各國貢獻。樓下的地面用義大利的大理石嵌成,每塊石不過指頭那麼大,進門處還綴成一副拉丁文的標語:「正義的陽光照耀我們」。五彩的玻璃是荷蘭「工業協會」捐贈的,重逾3000公斤的石鼎是俄國貢獻的,大鐘產於瑞士,噴泉的瓷器出自丹麥,女神制於美國,景泰瓶來自中國。最出風頭的是日本,日本送了四幅顧繡,博得樓上的正廳名為「日本廳」。那四幅顧繡的圖案是平面的,繡工也平淡無奇,不但趕不上法國的「哥布蘭」,甚至不如我們的蘇杭繡工。不過日本國家雖小,志氣可不小;我們的國家雖大,政府要員只懂得「全軀保妻子」,一到國際場合,難免出醜。
國際法庭在樓下左邊的前房,台上為15名法官的座位,原告和被告的律師及翻譯人員坐在台下,旁聽者可坐在樓下或洋台。國際法庭的用意良好,不過目前還是炸彈和金元得勢的時代,國際間的糾紛極少提到國際法庭來解決。
提到法庭,我不禁回想到中國的衙門。少時在福安縣立小學讀書時代,我時常跑到衙門去看審案,衙門前後的遮天的榕樹,更顯出陰氣森森的樣子。公堂的差人殺氣騰騰,縣長或承審員神氣十足,無辜的被告跑到公堂,不用開口,全身已經冷了半截。的確,吃人的衙門,無法無天的官吏給我的印象太壞了,弄得我三十年來不敢再到衙門去旁聽。
海牙的國際法庭,像歐洲各國的法庭那樣,主要的是根據法律和證件。證件充足,法官根據某某條文來判決,律師又根據某某條文來反駁,理直氣壯,振振有詞。這兒沒有「殺威棒」,這兒沒有「胡椒水」,無論原告、被告、法官、律師,誰也不能恃勢蠻幹,這是多麼文明的氣象。
除國際法庭外,國際公法研究院也設在此間。這個研究院不給學位,它的性質等於青年會的夏令班,教授為各國專家及外交使節。講義一一付印,沒有工夫聽課的人可買講義。此外,國際公法研究院還舉行論文比賽,各國學生都可參加,當選的人視為無上光榮。
然而「和平之宮」最精彩的部分倒在它的圖書館。這間圖書館藏書25萬冊,對於各國外交史、法律及和平運動的著作搜羅特多。其中有荷蘭最有名的法學家格勞秀斯的全集。他的全集共55種版本,現在已搜集齊全,這件事情的成功,全靠出版家、圖書館員及慈善家的密切合作。
關於格勞秀斯(Hugo Grotius,1533-1645),我們不能不略加介紹。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9歲會作拉丁文詩,12歲進大學,15歲得博士學位,學成之後,即開始著書和做律師。他的基本理論是信奉自然。他說:「法律是自然界現有的行為」(Law is the existing practice of nature),世界上沒有任何組織之前,已經有法律了,而法律是以人類的理性和天性作基礎。所謂天性,即中國人所注重的人情;所謂理性,即中國人所尊重的道理。近情近理,法律才可生效;背情逆理,任何法律都是具文。
格勞秀斯一生的傑作是《戰爭與和平的法律》(De Jure Belli Ac Pacis)。這部體大思精的巨著於1625年在巴黎發表後,格勞季斯這名字便變成國際法學界萬世不祧之祖。後來的國際公法的權威,如萊蒲尼茲(Leibnitz,1646-1716)、秉克雪克(Bynkershioek,1673-1743)、沃爾夫(Christian De Wolff,1679-1754),多少都脫離不了他的影響。
歷任國際法庭的中國法官,如王寵惠、鄭天錫、徐謨,他們的造詣都在中國的一般外交家之上。但是,把中國的法官和歐洲先進國的法官相較,我們的基礎似乎脆弱些。尤其拉丁文,歐洲人從小就得到切實的訓練,少年人的記憶力強,打基礎較容易。我們的方塊字要弄得通順已經需要十幾年工夫,另外還要費了同等時間學習英文和法文,到了年齡長大,事務繁雜的時候來作拉丁文的初步記誦工作,這未免要吃虧。
現在全世界的火藥氣味很濃厚,但是忠於職守的國際公法專家仍不斷地研究平時國際糾紛的仲裁,戰時某種武器的限制等問題。這種有理性的法治精神,是值得我們佩服的。從前宋襄公主張「不重傷,不擒二毛」,人家笑他為迂腐、為傻瓜,但是當人人都是迂腐,都是傻瓜的時候,那些自命不凡的狡猾之徒無疑地要變成眾矢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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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時往鹿特丹(Rotterdam)。今天正值鹿特丹開「花卉展覽會」,我特地前往觀光。在沒有到荷蘭以前,我只知道荷蘭人精於水利,今天才認識他們對於園藝也十分考究。展覽會設在玻璃宮,裡邊有假山,有草地,有各種各色的花卉。荷蘭人對於接種的工作下過苦工夫,所以同一花卉可表現十幾種顏色。尤其盆景,起碼有十種以上的花卉合併而成,種類複雜,而顏色卻很調和,真能夠悅目怡神。
像英國的利物浦和比利時的安特衛普一樣,鹿特丹是個有名的製造輪船的地方。當大戰期間,鹿特丹的船塢和房屋毀壞獨多,戰後三四年間已經次第恢復,船塢里滿是油漆一新的大輪船。在噸數上,荷蘭在全世界上占第五位。一個小國而有這麼好的成績,的確值得人欽佩。
3月20日(星期日)
上午十時從海牙趕回阿埠。
午後往訪陳希孟兄,希孟兄原籍江西,寄籍福建,曾在協和大學讀過書,說得一口福州話。他的思想進步,談吐爽直,是個幹才,雖然他在領館裡的地位並不高。我在他的府上茶敘後,即和他同往參觀市立博物院及國立博物院。荷蘭博物院的古物雖不如倫敦,油畫雖不如巴黎,然而各種東西應有盡有,至少可達到「具體而微」的程度。
在宗教畫這方面,《耶穌告別聖母》《耶穌說教》兩幅可以算是代表作。前者描寫生離死別的慘狀,有的人慾哭無淚,有的人飲泣吞聲,而整個氣氛是表現無可奈何的姿態。後者描寫耶穌循循善誘,群眾傾心靜聽的樣子,尤其聖母瑪利亞的慈祥的態度,一看使人相信耶穌是得力於母教。
假如你說,義大利派擅長宗教畫,法國派專精人體素描,那麼荷蘭派顯然以風景畫著稱。荷蘭的鄉村沒有一個地方沒有風車,沒有一個地方沒有運河,沒有一個地方沒有花圃,而斜陽古渡,孤樹亂鴉,更把所有鄉村點綴得很有樂趣。此外,荷蘭的畜牧十分發達,到處都有牛羊馬鹿,這些動物配著寧靜古雅的自然背景,很容易造成美妙的鏡頭。站在這角度來看荷蘭的名畫,你至少可找到下列這幾幅:(一)維爾特(Van De Velde)的《渡船》,(二)李斯達(Van Ruisdael)的《風車》,(三)高陽(Van Goyen)的《野景》,(四)尼爾(Van Der Neer)的《月下小景》,以及(五)波特(P.Potter)的《曠野雙馬》,(六)《村莊放牛》。每幅畫都代表荷蘭的鄉下特有的風景。老實說,寫生的手腕,恐怕只有法國人和荷蘭人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荷蘭人雖然以風景畫雄稱畫苑,然而她的最有名的畫師倫勃朗(Rambrandt)除幾幅風景畫(例如《石矯》)外,十九都描繪人物。他的作品在國立博物院特占一室,琳琅滿目,給荷蘭人增加無限光榮。這兒我要提到幾幅畫:(一)《倫勃朗的母親》,她以虔誠古樸的老太婆的身份跪讀聖經,專心一志,目不旁視,使聽眾在她的感召下,恨不得馬上也回家去讀聖經;(二)《貴族少婦》,她充分表現著花容月貌,秀外慧中的名門婦女,你除有機會和她作海誓山盟外,休想向她揩油;(三)《醫生解剖頭皮》,這不但描繪得活靈活現,而且可作百年前的醫學史的資料;(四)《布商公會幾個巨頭》,個個都表現多財善賈的樣子;(五)《守夜》,這是倫勃朗得意的作品,熱烈、緊湊、迫真,實在夠味兒。
他如梅斯(N.Maes)的《禱告》,維特(E.De Witte)的《哥德式教堂的內部》,韋美爾(J.Vermeer)的《少婦閱讀情書》,都是不可多得的作品,而莊格(Jonge)的幾幅帆船,很能夠表現荷蘭全盛時代的航海的情形。
走馬看花地看了一遍,一個下午的時間就完了。到歐洲來看博物院,一年的工夫只能看個梗概。假如要細心研究,十年二十年的時間也不覺得太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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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應陳希孟兄之約,在香港酒樓吃晚飯,同席有丁振武領事夫婦。今天是星期日,外賓蜂擁而來,整個酒樓坐得滿滿。我常覺得中國的出口品的範圍越來越窄。茶、絲、瓷器,甚至桐油的市場都給人家搶去了。現在唯一靠得住的出口品,就是出賣「食譜」,更正確一點說,還是出賣苦力,用苦力跟人家的機器產品較量短長,我們可以說是苦到底。
3月21日(星期一)
上午搭車往丹麥。
從荷蘭去丹麥的旱路須經過德國。這幾個月來,我很想到德國去參觀,無奈簽證手續十分困難,所以遲遲沒有進行。因為目前德國還在盟軍的統制下,門禁森嚴,除軍事代表團的工作人員有優先權外,普通人民要到德國,尤其封鎖還沒有解除的柏林,實在不大容易。就我這次辦理「過境簽證」(Transit Visa)而論,足足跑了好幾天,才辦理清楚。
車行幾個鐘頭,已到荷德的邊境。海關職員荷槍實彈,勒令搭客全數下車,排隊到辦事室去辦理手續。辦事室陰氣森森,文武官員毫無笑容。德國人的聰明和努力固然可愛,但他們的態度的過分嚴肅,似乎要拒人於千里之外。
中午在車上吃飯,飯後繼續開行,至暮色蒼茫的時節抵達漢堡(Hamburg)。
漢堡是德國的第二大商埠。她的海陸空交通既十分便利,工商業又非常發達,所以在兩次大戰期中,她都遭遇嚴重的損失,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戰,她的鐵路網、貨倉、工廠、船塢、碼頭,時常受英國的轟炸,許多屋子都化為灰燼。好在德國的工業基礎雄厚,只要和平安定,讓她有休養生息的機會,我相信她在「二十年之後,又是一條好漢」!
3月22日(星期二)
在晨光熹微的當兒,我安抵丹麥的京城哥本哈根(Copenhagen)。我本來想在車站附近找一間旅館,不料問了好幾家都沒有空房,結果雇了一輛車,徑赴波羅的飯店。
丹麥是歐洲的一個小國,位於波羅的海和北海之間。南部毗鄰德國,北部被大海包圍,簡直可以算是一個島國。全國面積16500平方英里,人口不到400萬,其中90萬是集中於哥本哈根城。
因為受海洋的影響,這兒的氣候溫和異常。夏天平均為61度,冬天為32度。上半年為旱季,4月份達到最高峰;下半年為雨季,9月份是到了極點。氣候的溫和,雨量的充足,土地的肥沃,在在使丹麥變成農業和畜牧的國家。
丹麥全國有50公里鐵路,其中一半為國有。因為鐵路和輪渡聯絡得法,所以火車過河越海時,不必換車。昨晚三更半夜渡海時,我睡得那麼舒服,根本不知道我的火車早已很安穩地橫貫大海。
這兒的小學教育是強迫的,從7歲到14的兒童,大多數可受免費的教育。小學教師是由20間師範學校出身。普通學生受過五年小學教育,四年中學教育後,便可進一步從事高深的研究。這兒有21間農業學校,300間工藝學校,而15世紀創辦的皇家大學(Royal University)居然也有5000多個學生。
丹麥的經濟雖以農業為骨幹,但她的漁業也十分發達。過去四十年間,由於交通運輸的進步,漁業在丹麥的出口貿易上也占了相當地位。整個丹麥差不多有兩萬人從事漁業,至於間接地依賴漁業為生的人也很多,例如魚商、網工、造船及製造馬達的工人。他們有的在淺水裡捕魚,有的到海上去捕鰈魚、鰵魚,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魚都運到外國。
真是經濟決定一切,丹麥的進出口貿易都以英國為主要的對象,所以英文在這兒很流行。街上的書店多賣英文書。戰後美國的勢力膨脹,美國的商品也充斥于丹麥的市場。
丹麥的風俗質樸,人民多在戶外過生活,加以營養充足,清潔衛生,所以一般人的體格魁梧奇偉,酷似荷蘭人。這兒生活安定,沒有巨富和赤貧。不用暴力而能夠走上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這主要的是得力於合作社。
3月23日(星期三)
丹麥是個農業國家,合作社是她的社會組織的骨幹。沒有合作社就沒有丹麥,要了解丹麥,必須先考察她的合作社,尤其農業合作社。
上午往合作社總部參觀,蒙主管人親自接見。我表示要參觀農業合作社,他就派一個青年的職員駛一輛嶄新的汽車陪我到郊外去巡禮。
丹麥的公路建築得很講究,又寬又平又堅固,汽車好像風馳電掣一樣,在公路上奔馳,一百幾十公里的行程,不用兩個鐘頭便能到達。
我很小心參觀兩個鐘頭,隨即請這位指導員到海濱的一間大飯店去吃飯。三杯酒落肚,話兒怎麼也講不完。現在將他的談話及我個人的觀察合併在一起,另外加些參考資料,把丹麥的合作社作個簡單的介紹。
在丹麥的農業合作社中,合作牛奶場(Co-operative diary)占著首要的地位。合作牛奶場散布全國各地,每個市鎮總有一個像樣的牛奶場。附近的農民們每天早晨把他們所擠出來的牛奶成桶成桶運到,先由牛奶場的職員衡量牛奶的重量,然後化驗牛奶的品質,接著把所有牛奶倒在大鍋里去煮,熱度的高低,煮的時間的長短,完全用電汽控制。經過消毒的牛奶,用機器裝在奶瓶里,分銷附近的居民,多餘的牛奶拿來做牛油和乳酪。牛油做成後,便裝到木桶裡邊;乳酪做成後,須壓成圓形,放在鹽水裡浸了兩三天,然後撈出來排在木架上風乾。
65年前,丹麥根本沒有合作牛奶場。養牛的人家,多讓主婦來經營牛奶、牛油、乳酪。因為規模小,資本不多,他們不能利用科學上技術上最新的發明。到了1901年,「丹麥合作牛奶場協會」成立,大家採用比較合理的方法,一切利潤按照牛奶的質量來分配。參加的人既多,資本當然雄厚,而無謂的競爭及中間人的剝削天天減少,合作牛奶場一躍而成為丹麥農村生活的中心。
每個合作牛奶場都有一間冷藏室,溫度在零度下二三十度。牛奶場待銷的產品,及附近農家的食物多儲藏在冷藏室裡邊。「全體如一家,一家像全體」(All as one and one as all)。這種共同負責的重要原則,已經被全國各地的合作牛奶場普遍採用。
和合作牛奶場同等重要的是「合作肉廠」(Co-operative Bacon Factories)。合作肉廠的創辦,煞費苦心,一來銷路沒有一定,宰得太少不夠賣,宰得太多賣不出去;二來買家方面有時故意為難;三來私人銀行不肯貸款;四來衛生局積極反對。經過多年的挫折後,合作肉廠不但能夠成立,而且在倫敦設立分行。到了1940年,私人的肉廠所宰的豬只占15%,合作肉廠卻占85%。
等待宰殺的豬,先用電力把它殺死,然後刺了一刀讓豬血流出來,接著,整個豬放在滾水裡去泡,泡完就刮毛、解剖、洗刷。因為有機器的設備,每個工人只須站在自己的崗位,擔任一小部分固定的工作。這邊進去的是活生生的豬,那邊出來的是乾乾淨淨的整塊豬肉。最後,獸醫主任用顯微鏡來研究,看看豬肉裡邊有沒有旋毛蟲與肺癆等病菌,另外還有一批工人用儀器來量豬肉的肥瘦的程度。這幾道難關都通過後,才蓋上圖章,裝成包裹,通銷國內外市場。
「合作雞蛋出口協會」(Co-operative Egg Export Association)是丹麥農村第三種重要事業。在雞蛋合作社沒有成立以前,養雞是主婦的業餘的工作,對於飼養和生蛋的事情全不注意。商人們買雞蛋後,囤積居奇,等到價錢提高後才放盤,弄得丹麥的雞蛋在英國市場上聲名狼藉。有個英國作家說:「丹麥人自己要享受好食的東西,但是他們希望我們閉著眼睛,塞著鼻子,去吃他們的雞蛋。」
自1895年「合作雞蛋出口協會」成立後,它便採用「編號」的辦法。每隻雞蛋上邊印著養雞的農民的號碼及鄉鎮的名稱。誰把壞蛋交進來,合作社很容易把它查出,等到付款時打個折扣,以示懲罰。這種按照品質來作償付的標準,可以保證各地農民只把最好的雞蛋輸往英國的市場。
丹麥的農民對於雞的飼養非常考究,除普通食物外,還加上維他命,以便加強營養的成分。養雞的地方十分清潔,有樹有草,有沙有土,而且陽光充足,空氣新鮮,所以雞瘟極少發生。出口的雞蛋須經過檢查,檢查的工作是用強烈的電燈來照,舊蛋呈現黑點,新蛋顯著雪白的顏色;新蛋用最新的機器裝箱出口,舊蛋退回原主。這樣一來,丹麥的雞蛋的銷路與日俱增,為的是「壞蛋」根本混不進去。
丹麥的牛馬在歐洲也很有名。牛馬從旱路趕到德國和義大利兜售,沿途多少有損失。為保證共同的利益起見,各地農民組織小規模的合作社,然後合併為「合作牲口輸出協會」(Co-operative Cattle Export Association)。每隻牛和每匹馬的價值高低不齊,這標準由評價委員會決定。據指導我參觀的丹麥合作社的職員說,他對於看馬的工作很熟行,十齡以下的馬,他一看便可斷定,十齡以上比較不易判別。四齡至六齡的良駒價值最高,精疲力盡的老馬只有一條死路,主人把它送到屠場去宰割。
當第二次大戰期間,丹麥的合作農場大起恐慌,因為芻草天天減少,迫得飼養牛馬的農民忍心把許多牛馬殺戮。戰後美國的芻草雖源源而來,但是外匯難得,美金的價值不斷提高,弄得丹麥人須忍氣吞聲地把他們自己捨不得吃的牛油和乳酪大量輸往美國去換回牛、馬、豬、雞所需要的飼料。
丹麥的農業合作社——無論牛奶場、肉類、雞蛋、牛馬——都是成功的事業。它的成功的原因,第一得力於教育,第二得力於交通,第三得力於組織。丹麥人有個成語:「對外雖失敗,對內會勝利」,這是說,他們要創辦良好的「民眾高等學校」來促進合作的技術和運動,尤其農業和醫學方面,丹麥人都下過苦工夫,不然,空談「農業救國」,也無補於事。
丹麥的合作事業是踏進不流血的社會革命的一種方法,這方法是值得我們一試。
3月24日(星期四)
像農業合作社從事生產一樣,躉賣合作社是專門做銷售的工作。
躉賣合作社(Co-operative Wholesale Society,丹麥文簡寫為F.D.B)可以算是合作社的合作社。當1896年創辦時,它的會員不過三百多個單位,到如今已經有二千個單位。權威人士說躉賣合作社的成功,一面是由於業務範圍的不斷發展與積極擴充,一面是由於它敢與私人企業競爭,不讓他們壟斷市場。
躉賣合作社的總社設於柯本哈根城附近。這是一落規模宏大的六層大廈。我到辦公室時,蒙該社負責人指導參觀。裡邊有的地方販賣家私、服裝、電器;有的地方出售五金、玩具及日常用品。它的目標是從事大量生產,以便分配於各地的消費合作社。物美價廉,傳遞迅速,杜絕中間人的重重剝削,點點滴滴的利益全數歸於人民,這倒是一種德政。
躉賣合作社一天能夠做50萬到100萬元丹幣(Krone)的生意。因為銷路天天擴充,它只好獨資創辦工廠,從事各種消費品的生產。在奧胡斯附近的維堡城(Viby near Aarhus),它有一間偌大的工廠,製造索賂、肥皂、芥末、菜油、化學用品。在科靈(Kolding),它有咖啡廠、朱古力廠、糖果廠。在埃斯比約(Esbjerg),它新近創辦一間菸草工廠。他如製革、制襪、服裝、鞋、單車、罐頭,都特設工廠製造。萬一自己不能製造的東西,它便委託某某工廠代辦,但原則上,仍堅持物美價廉的標準。
由於分工合作的方法運用得很靈活,這個大機關與它所屬的各部門的關係,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永遠不會脫離關節。我到收發處參觀時,指導員把總社和各地分社的信件往來的方法解釋給我聽。各分社的名稱地址都印好在信封上,每單位占一個小格子的地方,當天應該寄出的賬單發票,隨手放在各自的小格子裡,等到發信時間一到,各種不同的單據便裝在信封里發出,井井有條,毫無零亂慌張的現象。近代工業最大的關鍵,就是組織和技術,想不到丹麥這個小國在近代化這方面比較我們老大哥進步得多。
據《丹麥合作運動》一書的記載,躉賣合作社的成功,是得力於左根森(S.Jorgensen)。這位先生為人剛毅木訥,他的口才雖不行,但筆鋒矯健,爰筆立就。他不但使躉賣合作社發揚光大,而且他對於中央合作委員會及農民銀行的創辦盡了莫大的力量。此外,他眼光四射,從國內的合作運動擴充到國際的合作運動,而北歐幾個國家,甚至國際的合作聯盟,他都很注意。
我參觀完後,所得的印象頗深。我覺得合作運動是剷除自私自利,積極服務人民的一個方法,這是值得我們提倡。
3月25日(星期五)
上午參觀丹麥的博物院。這間博物院收藏的古物很有限,它不但趕不上倫敦的不列顛博物院或巴黎的羅浮宮博物院,而且連英法普通二三等城市的博物院也不如。這兒的雕刻,多數是仿製的。仿製的東西,勉強得其形似,但神韻完全失掉。例如巴黎喜劇院樓上所藏的伏爾泰的半身像,目光炯炯,宛若生人,可是這兒仿製的伏爾泰像,只剩了驅殼,臉部毫無表情。
友人范君告訴我說,奧國有一部分精品運到哥本哈根作巡迴展覽,我趁機會往那邊參觀。這兒有藍布蘭、魯本斯、丁托萊道等人的真跡,而委拉斯開茲(Velazquz)所繪的小公主栩栩若生。西洋畫家在素描方面多數下過苦工夫,他們懂得幾何學、解剖學、顏色學的基本原理和應用,凡是受過相當訓練的人,他們總有一手,同時,他們的範圍廣泛,題材複雜,取精用宏,成就比較可觀。
我常覺得西洋名家的交響樂(Symphony)和大幅的油畫的成功,好像中國酒樓的大菜一樣,主要的是得於充實的內容,雄偉的氣魄,及千變萬化的花樣。另一方面,西洋菜的索然無味,好像中國的音樂和墨水畫一樣,主要的是由於內容過分單調,取材非常窄狹。天分高的人也許還能夠以高深的意境來彌補技巧上的缺陷,普通人難免畫虎類狗的危險。
在展覽會裡,我看見許多精巧名貴的珍珠、瑪瑙、水晶、珊瑚,而光艷奪目的大量金器,造工好,設計精,這些東西除皇室外,民間是不容易見到。
往國會參觀。這間規模不算很大的丹麥國會,內部大廳的布置,酷似法國的國會。今天剛好討論丹麥應否參加「北大西洋公約」這個問題,我問一個議員對於這問題的意見。他說,丹麥是個小國,經不了打擊,她只好「一邊倒」。我說「一邊倒」對丹麥很不利,因為將來萬一戰事發生,丹麥的「友邦」的援助沒有抵達前,她恐怕已經守不住了。
晚上,往南中心區的夜總會去聽音樂,唱的是流行小調,沒有什麼新奇,有個藝員表演口技,一口氣表演二三十種,高低抑揚,維妙維肖,尤其是他用各種不同的聲音來表演標點符號,並朗誦詩歌,娓娓動聽,使全堂聽眾捧腹大笑。
3月26日(星期六)
丹麥的京城,有一個很漂亮的市政府。這個市政府大廈是1905年建築成功的,赭紅色的磚牆,潔淨寬大的廣場,配著天高雲淡,日暖風和的景物,使人有心曠神怡的感覺。
市政府的進門處,有兩個半身像,一個是這個大廈的建築師,另一個是本市的榮譽市民。樓下的大廳是舉行音樂會、展覽會、盛大招待會的所在。四壁的繪畫,欄干小柱下的浮雕,都可以代表近代丹麥的藝術。
市政府的最高權威為市參議會,和行政長官。參議員55人,執行長官11人,其中市長1名,參事員和區長各5名。市參議會每星期四晚上開會,會議公開,誰都可以旁聽。行政長官會議每星期一日舉行。這會議廳的四壁掛滿前任各市長的肖像。面對市府廣場的牆上刻著下列的警句:
Do not quarrel, but fight the battle
Keep watch, take heed of time
Keep safe what is your own
Take the first step yourself
A wise man is his own valet
Aim at a mark within your reach
Good advice has deep roots
A man must have the courage of his own will
這些警句很有意思,尤其最後一句話:「一個人應該有膽量執行自己的意志」,這正是赴湯蹈火的宗教家、革命家、探險家的用心。
樓上的圖書館藏書兩萬冊,一部分是哥本哈根城的歷史,一部分是各國京城有關的文獻。這些書都擺在玻璃櫃裡,書脊是燙金的,因為一般人不能利用這些書,所以它們還是很新,好像剛從書店裡買回來。
往鐘樓參觀。憑欄一望,整個哥本哈根城都可看個梗概。這兒的街市一橫一豎,宛若棋盤,真是整齊極了。
然而我今天所得的印象最深的,還是安徒生的遺像。安徒生(H.C.Anderson,1805-1875)出身於寒微的家庭。父親做鞋匠,終年辛勤,僅夠餬口,一家人只住在一個小房間。他從小即表現豐富的想像力。11歲那年,父親死了,他沒有機會上學,但他的時間並沒有白費。他動手蓋一個洋娃娃的戲園,製造各種衣服給傀儡穿,同時到處去借戲劇的書籍來研讀。14歲那年,他從故鄉到丹麥的京城,人家把他當做瘋子,戲院裡的人給他白眼看,饑寒交迫,舉目無親,險些變成餓鬼。幸虧天無絕人之路,他結識了「皇家戲院」的負責人,專心搞舞蹈。接著,丹麥的皇帝腓特烈六世對這位天才的兒童發生興趣,他保送安徒生進學校,可是在他沒有繼續上學之前,他已經發表第一部著作了,那時他才是17歲的青年呢!
一個有天才而又肯努力的人,有時受了一點挫折,這對他並不是壞處。我們這位天才的詩人,在28歲以前,一直過著窮愁潦倒的日子。但是,否極泰來,到了28歲那年,他有機會漫遊歐洲,接著又到羅馬。名山大川的啟發,先聖時賢的誘掖,在在給他莫大的鼓勵。30歲那年(1835),他開始發表童話,一舉成名,此後,生活無憂,他可以傾全力從事創作了。三年之後(1838),他發表第二集童話,七年之後他又發表第三集童話。這些書譯成歐洲各國文字,安徒生的大名滿布天下。這正是有天才而又肯努力的人應得的報酬。
但是,他對於戲劇、詩歌、小說的興趣仍十分濃厚,他繼續不斷地從事寫作,可惜那些作品,都給他的童話淹沒了。
1875年,他以七十高齡,靜悄悄地與世長辭,他留下三十多種著作,這些作品給丹麥帶來無比的光榮。
假如我們要選擇一個人來代表一個國家的話,那麼丹麥的代表無疑地是安徒生。
3月27日(星期日)
由友人范君的介紹,認識了幾位留學丹麥的中國學生。據說,留丹的學生不過十幾位,他們多數是到這兒來學習農業。在國內時,他們所學的外國語,只有英文,到此地後,須補習丹麥文。他們的生活很簡樸而又勤奮,將來定能成為有用的人才,為社會服務。
我常覺得,在外國留學十年二十年,也有東西供我們研究及良師益友給我們請教。事實上,在外國住得比較久的留學生,多是樂而忘返。但是,據我的觀察,歐洲只有巴黎和倫敦值得長住,一來她們都是大城,大城的氣魄大,觀摩的機會較多;二來他們都是歐洲的十字街頭,對於國際的消息比較靈通;三來他們都有中國菜館,這對於酷愛故鄉風味的人是個興奮劑。
歐洲的其他各城市,如羅馬、馬賽、日內瓦、比京、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利物浦也有中國菜館,獨丹麥沒有,這是個缺陷。年來歐洲各國統制嚴厲,非在當地住了若干年以上的人不得開鋪子。新到的生客,如要做生意,必須借用舊客的名義,才能夠領到執照。
丹麥只有中國留學生,沒有什麼華僑,中國館子開不成功;沒有中國館子的地方,中國人是住不下去的,至少我自己是這樣想。
× × × × ×
上午坐車離丹麥。車開了沒有多久,就到輪渡。這種渡船,好像香港統一碼頭到油麻地的渡船那樣,底層有路軌,可藏汽車和火車,樓上為華麗的餐廳。
中午吃飯時,認識一個英國的中年婦人,她現任英軍占領區的諜報工作。她口齒伶俐,說話滔滔不絕。她告訴我說,過去二十年間,她每年夏天總要到大陸各國跑一頓。她精通德法意等國的語言文字,歷史地理,人情風俗。最近三年來,她才在德國的英軍占領區工作。我問她那邊的情形怎樣,她說,那邊一切都受統制,不過一般生活比英國還舒服。我想,假如我是英國人,此後再也不參戰了,因為英國打了勝仗還是這麼困難,萬一打敗,那前途更不堪設想。
車中閱讀安徒生的童話,頗有所得。我想將來回家後,把安徒生的東西擇要翻譯出來,印成一個選集。外國的孩子,真是好福氣,他們有《伊索寓言》《天方夜談》《魯濱孫飄流記》《格列佛遊記》《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等好書可讀,尤其安徒生的童話,裡邊充滿著豐富的想像力,親切的人情味,無論天資多麼鈍的小孩,讀了這些書,總可以搞通思路。我們的兒童沒有書讀,除死沉沉的課本外,兒童們只可流落街頭巷尾去看連環圖畫、「公仔書」,再進一步,只好看《七俠五義》《濟公案》《彭公案》一類的東西來過過癮。少時的基礎這麼脆弱,長大後當然很難期望有較大的成就。
3月28日(星期一)
中午到列日。列日(Liege)是比利時的一個城,坐落於東部,臨默茲河,為比國軍事工業的重要據點。附近產煤鐵,製造兵器及機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曾以全力攻此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也略有損失。
往街上跑一跑,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經過賣手杖的鋪子,很想買一枝來作紀念。從前我在香港時,一年到頭,時刻離不了手杖。自太平戰事發生後,我開始過著隱居的生活。逃難時間,為避免人家注意,不敢再用手杖。沒有帶手杖上街,手裡總覺得缺少一些東西,不知道放在什麼地方才好。
戰後往泰國參觀,蒙當地華僑送了一枝名貴的玻璃木的手杖。不料剛好啟用兩三天,就給人家偷去,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可惜。
今天重見手杖,心裡真想買一枝來玩一玩,可是出門人最怕行李多,攜帶不大容易,所以決定不買。
晚上早睡。今天休息一天,明天可以到盧森堡大玩一頓。
3月29日(星期二)
在巴黎的東北,比京的東南,有個芝麻大的國家。全國的面積不過1700平方英里,人口不過21萬(首都的人口不到6萬),這就是盧森堡公國(Grand-Duchy Of Luxembourg)。
假如你把瑞士的日內瓦當作近代化的公園的話,那麼盧森堡顯然是中古的堡壘。
據說盧森堡有130座堡壘。每個故家遺老,總有一個花園,花園裡有個堡壘式的別墅。堡壘有炮眼,有哨兵站崗的所在,有地獄也似的監房。這種堡壘式的別墅,每個有不同的風格,但是遠遠看去,卻又十分和諧。高聳的塔尖,厚實的磚牆,蒼老的外觀,整個氣氛是中古的情調。
盧森堡是個多山的國家。可是她的山不高,山脈也不長,用中國的古語來形容,這只可以算是丘陵。
崗巒起伏的丘陵,配合著蜿蜒屈曲的河流,這種地方最適宜建築堡壘,同時也最適合種植森林。
蒼松翠柏的小城,點綴著萬紫千紅的花卉,有光有色,有水有山,從熱鬧的地方跑到這種大村鎮一樣的小城市,人們的精神無疑地得到大解放。
我到盧森堡後,把行李安置穩當,便坐電車到市中心區。
盧森堡這城雖小,但市區相當整齊。街市作棋盤形,交通便利。市中心有個廣場,這個廣場,雖然不如比京的花市那麼華麗,但也相當實用。
巴黎有個同業,介紹我認識當地一家報館的女記者,我特地去拜訪,蒙她接見。歐洲的工錢太貴,任何機關,極少冗員,平均一個人要做幾個人的工作。好在他們的報酬相當高,營養又很豐富,一天的辛苦疲勞,很快便可恢復。
蒙這位女記者陪我到小山上去參觀,一路她給我解釋這個,說明那個,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歐洲的男女地位平等,女人的工作能力很強,許多職務多由女人擔任。在工作的時間,她們絕不敷衍,散工後,她們才照個人的興趣,從事各種活動。
往市政府參觀。市政府大樓收藏古蹟甚多,一切布置十分古雅高潔。我向新聞處索材料,一來就給我好幾本精美的冊子。這些資料有的是關於一般狀況,有的是關於個別問題。書中有詳細的地圖,底封面有盧森堡在歐洲的地位的簡圖,這種宣傳品,在歐洲的大國本來是司空見慣,可是這麼小的一個國家,也是竭盡智能,作國際宣傳,把國內的特點,尤其歷史和文化,渲染得有聲有色,這不能不使人佩服外國的政府官吏辦事的精神。
盧森堡這個城,是建築在山谷上。凡是凸出的山頭,多有鐵欄杆圍住。遊客從山頭往下看,只見到處都是壁立千仞的危崖,既險峻,又雄偉。我一連在轉灣抹角的山頭看了好幾處,每處都有新奇的景象和美妙的鏡頭。接著,我從羊腸小路跑到幽谷的下邊。谷中有涓涓的細流,水色微黃,不大雅觀。本來「在山泉水清」,可是盧森堡究竟是個城市,所以連山谷的小小的澗水也未能免俗,老是帶著混沌的顏色。
盧森堡最好看的東西,莫如石橋。石橋把兩山銜接起來,橋上有路,橋下也有路,上下的距離,約達一二十丈。至於遠處的鐵路,穿山越嶺,憑空建築高架橋,火車神出鬼沒,煤煙若隱若現,煞是奇觀。
晚上往咖啡館閒坐。巴黎的三等的妓女,到這兒來很吃香。她們打著巴黎的招牌來招呼客人,其實她們在巴黎可以說是毫無地位。我看她們的妖冶的態度,以及富商巨賈,哥兒公子跟她們那麼親蜜的樣子,真使人作三日嘔。
3月30日(星期三)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身,梳洗更衣罷,便在晨光熹微的大道上,獨自散步。我從火車站附近直往市區,由市區再繞到郊外。一路所見的古色古香的建築物,把我的想像力往溯幾百年前。我愛那座16世紀建築的大教堂,我也喜歡那大橋頭的拱形的大廈。老實說,這種地方,在工業落後的國家裡,實等於一片石田,得來也沒有什麼用處。只有工業發達,鐵路公路暢通的國家,才能夠移山倒海,充分利用原有的地形,造成獨具一種風格的城市。
記得前年我參觀汕頭時,全市見不到幾輛汽車,可是今天我到這個小城遨遊,隨時隨地都見到美國嶄新的流線型的汽車。那些停在火車站口的幾十輛汽車,起初我以為是私人自備的,後來細心一看,才知道它們是出租汽車。這種情形在巴黎很少見,在丹麥根本見不到。因為巴黎的出租汽車起碼是一二十年前的產品;丹麥很少美國汽車。可是盧森堡這麼一個小城市卻無處不是美國汽車,這一面說明美國的經濟勢力是無孔不入,一面說明盧森堡的獨立自主的地位很成問題。
盧森堡的工業,以皮革、制酒、礦業為最有名。這些工廠多建築於河流附近。至於鑽石和珠寶,這兒的大街的鋪子雖陳列得光耀奪目,但據行家的意見,買鑽石最好是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其次是荷蘭的阿埠,而此地的鑽石多從上列兩埠轉運來的。
往養老院參觀。院裡收容幾百個老人,年齡在60歲至90歲以上。我進院時,蒙一位70歲的老媼招待參觀。她領我到一間房子去看她的83高齡的大姐。她的女兒和侄女,今天也到這兒來問候。
我從前很贊成有養老院這麼一個東酉。今天到這兒來參觀後,心裡又有不同的感覺。我認為養老院是「等死院」,周遭都是老朽昏庸的人,一天到晚,了無生氣。假如像中國全盛時代那樣,家給人足,物阜民康,老年人食肉衣帛之餘,在家裡抱抱孫子,這是多麼好福氣!
話又說回來,假如一個貧而無告的人,到處無路可走,最好還是送到養老院。
我在盧森堡逛了兩天,整天在街上和山谷上跑。跑來跑去,我總覺得堡壘式的別墅很有風趣。香港的富人雖然也在半山或山頂上建築別墅,但是懂得建築堡壘的僅有已故新加坡的富翁余東璇。余氏在香港般含道蓋一落,在淺水灣的海邊又蓋一落,前者比較侷促,後者的氣魄非常雄偉。我每次到淺水灣總要多看他兩眼。我想余氏建築這兩落屋子前,大概到過盧森堡,不然,他對於堡壘式的建築物不會那麼愛好。
現在蕞爾的盧森堡也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的簽訂,無論從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看來,這是她的大不幸。因為像盧森堡這樣的國家,最好是嚴守中立,偏左偏右,簡直是自討苦受。
3月31日(星期四)
今天由盧森堡回到巴黎,沿途飽看法國東部的風景。車過色當時,只見到處都是碎瓦頹垣。原來色當(Sedan)是法國亞爾丁州的一個市鎮,在巴黎東北,和比利時毗連。這是個戰略據點,是兵家必爭之地。當1870年普法戰爭之役,拿破崙第三曾據此堅守,終以孤城無援而降於普。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這兒損失慘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這兒又遭無情的炮火的打擊。戰後法國有事于越南,國力消耗殆盡,所以幾經炮火的色當只好讓斜風細雨來吹洗她的斑斑的戰痕,至於積極建設,恢復舊觀等工作,須留到世界和平真正降臨。
到北歐跑了三星期,今天回到巴黎,馬上覺得市有大變動。
幾星期前,美金一度高到達500多法郎,今天忽然跌到350法郎。幾星期前,要在市場上買一點美金做旅費,還要向人家說人情,現在你不用開口,就有人向你兜售。商場上有個俗語說:「早晚時價不同。」的確,時間的因素在經濟政治上是占著很大的地位。
自西班牙戰爭以來,歐洲才有「黑市」這個名詞。「黑市」起於「統制」,「統制」取消,「黑市」不打自倒。
戰前各國實行自由貿易,社會上貧富的距離不遠,自有「統制」和「黑市」之後,長袖善舞的人固然腰纏萬貫,一般小民是越來越苦。
最近歐洲各國的金融的大變動是起於法國。自月前法國的「復興公債」募集成功後,巴黎的黃金美鈔便開始跌價。以前商人是囤積糧食,拿糧食向銀行抵押,所得款項便用來炒買黃金美鈔。黃金美鈔越炒越高,糧食越囤越貴。換句話說,法郎越來越不值餞。
自「復興公債」募集成功後,接著,法國便取消糧食統制,囤積居奇的奸商馬上把物品吐出來,市場上物品充斥,供過於求,物價普遍下跌,法郎的價值逐漸提高。
還有一層,以前法國限制往來旅客只帶4000法郎,數目太少,誰都需要美鈔作國際通用貨幣,現在往來旅客可帶20000法郎。法郎的用途增加,所以它的價值提高。一般說來,無論黃金或美鈔,公價和黑市已相去不遠了。
法國是歐洲的十字街頭,法國的市場一變動,歐洲各國都被波及。受影響最厲害的是比國法郎,其次為荷盾,及丹麥、挪威、瑞典等國的貨幣。大家都慢慢抬頭,使人民對本國的貨幣增加信心。
4月1日(星期五)
這次到荷蘭比利時等地跑了一頓,我所得的印象最深的畫家,當推荷蘭的倫勃朗和弗拉芒的魯本斯。
倫勃朗(Harmens van Rijn Rembrandt)於1606年7月15日生於荷蘭的萊頓城(Leyden)。父親為殷實的磨坊主。倫勃朗少時,父親原想送他到學校去學法律、醫學、神學那些課程,可是自然環境非常優美的荷蘭的鄉村,變幻無常的荷蘭的天空,對於熱情奔放,天才洋溢的青年富有吸引力。倫勃朗14歲進大學,在大學裡讀了一年書,第二年即刻改行,從斯凡南堡(J.V.Swunenburg)學畫。斯凡南堡是義大利留學生,倫勃朗跟他研究三年,已經打好切實的藝術基礎。接著,他前往阿姆斯特丹城跟拉斯特曼(P.Lastman)學習半年。他所繪的人物,具備充實的生命,獨特的個性,尤其光暗濃淡的分配法分析得很精,形骸酷似,神韻盎然,這完全得力於素描的工夫。
21歲那年,重返故鄉,與李文斯(J.Lievens)合作,同時開始學腐刻法(etching,即製造銅版的方法)。
26歲那年,他畫了一幅《塔爾普教授上解剖學的課程》(Lesson of anatomy of Prof.Tulp),一舉成名。在這幅畫裡,教授手拿刀子,分析筋肉脈絡,先生循循善誘,學生們傾耳聽講,布局緊湊,表情迫真。誰都承認這位青年是個不可多得的奇才。
27歲(1633)搬家到阿埠,以後36年間,他一直住在這個城。阿埠工商業發達,交通便利,各種人才都集中在這兒,觀摩的機會既多,進步的要求自然更迫切。第二年結婚,女的名叫莎斯基亞(Saskia),是市長的女兒。結婚時,女家送了四萬盾做嫁妝。他得了這筆錢,喜出望外,加以他的畫名廣播,顧客增加,所有出品都不脛而走。他費了一筆錢,在阿埠猶太區置業,金屋藏嬌,養尊處優,能不令人羨煞。
莎斯基亞養了四個兒女,其中三個都早逝,到了37歲那年,愛妻也死了。經過這種嚴重的打擊,弄得他萬念俱灰。
在愛妻逝世的前夜(1642),他的傑作《守夜》(Night Watch)問世。從這一天起,他便穩坐荷蘭的藝術界的第一把交椅。但是,人道喜盈,天道惡盈,他的大名滿天下的時候,即是他的生活開始落魄的日子。《守夜》在藝術上很成功,可是一般觀眾和火繩槍手都不喜歡,顧客天天減少,生活毫無辦法。窮極無聊,只好到處舉債,到了債台高築,無法償還的時候,他便開始典當抵押,最後宣告破產。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就在經濟萬分拮据的時期,他還發生一宗韻事。43歲(1649)那年,他和女傭斯托夫爾(H.Stoffels)同居。因為他的精神有所寄託,藝術又見進步。他把此情婦做模特兒,畫了幅巴塞比浴罷圖(Bathsabee),另外還作了好幾幅裸體畫。這些畫很有藝術價值,但他也因為女人惹了很多麻煩。
1654年,他的情婦養了一個女孩,他承認這是他自己生的,於是用情婦康尼利亞(Cornelia)的名字來名這小孩。但是,他與情婦並沒有正式結婚,這種行為在當時社會是個大忌。1662年,阿埠的教會法庭不准他和情婦同居。窮愁潦倒,舉目無親。這也許是窮然後工罷,他的晚年的作品更見精純渾厚,無論色彩或神韻都妙絕千古。到了1669年10月8日,溘然長逝,享年63歲。
倫勃朗平生愛讀聖經,把新舊約的故事看得爛熟,胸有成竹,隨時可以引證。當他全盛時代,他是個收藏家,各種古物看得很多,增長不少見識。假如我們懂得他的個性和背景,那麼我們才可領略他的得意作品的意義。
第一,我們要談他的「巴塞比」。這是用聖經的故事來反映他的情婦。據說,有一天下午,大衛午睡剛醒,走到國王的屋子底下,抬頭一看,只見一個絕代佳人站在上邊。細詢之下,知道這個美人就是烏利亞的妻子巴塞比。大衛送信給她,要求和她通姦。他把烏利亞殺掉,娶巴塞比為妻。這種不正當的行為觸怒上帝,所以他們的愛情的結晶一出世便殤逝。大衛再三祈求上帝,上帝這才給他一個所羅門(Solomon)。
倫勃朗把他的情婦當做巴塞比,情婦浴罷,由女傭替她修腳趾。她的右手壓在膝蓋上,手裡還拿了一封信,意態纏綿,宛若低頭遙想大衛的樣子。
這幅畫最得力於神韻,因為巴塞比就是他的情婦的化身,他洞悉情婦的底蘊,神而明之,馬上可造成崇高的價值。
第二,我們要提到自繪像。倫勃朗喜歡素描,他的父親的肖像,畫了11張;他自己的肖像,畫了62張;他的母親和妹子的肖像,他也有畫。至於用妻子和情婦來做模特兒的畫,更是指不伸屈。關於自繪像,我最喜歡1634年畫的那一張。他頭戴便帽,蓄著長發,嘴唇上留著八字須,精力充沛,神氣十足。這是他個人生命史上最得意的時期的作品。
第三,《守夜》。在這幅名畫裡,一共有29個人。光線集中於站在前面的幾個人物的臉部,背景神秘,深不可測。作者擺脫一切的束縛,他有自己的宇宙觀。每個人都有人性,有熱情,有生命,無怪藝術界公推這幅畫算是他的代表作。
他如《浪子回頭》一畫,浪子跪在老父的面前,左臉緊貼父親的胸部,老父憂喜交集,頻頻用雙手撫摸浪子的背後,旁觀三人,微露驚異的顏色。這都是夠精彩。
倫勃朗一生到底畫過多少張畫呢?有些編訂目錄的專家說有988張,有人說有600多張,可是最近有人大膽斷定他僅畫了48張,其餘的畫多是摻雜他的學生的手筆。
無論如何,看了倫勃朗的畫,等於欣賞荷蘭的文化的精華。他的作品雖不敢說是絕後,至少可說是空前。17世紀以前的荷蘭固然沒有這種精湛的作品。即他死後280年間的荷蘭還沒有出過像他這麼偉大的畫家。
4月2日(星期六)
在比利時沒有建國之前,弗拉芒曾產生了一個名畫家魯本斯。
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於1577年6月9日生長於普魯士的薛庚城(Siegen),父親是個藥商,有相當學問,在當地做長老和參議員,信奉天主教。到了10歲,父親不幸死了。他和母親搬到安特衛普來住。他自小精通拉丁文,曾當某貴族的侍者。聰明的母親不讓兒子白費時間,特遣他跟人家學山水畫。15歲那年,從當時最著名的畫師諾特(A.V.Noort)游。6年之後(1587)諾特被選為安特衛普的畫師公會會長,魯本斯正式被認為畫師。
23歲到31歲那8年間,是他一生最重要的階段。他和曼迪亞公爵(Duke of Mantua)相識,公爵給他做宮廷教師。在這期間內,他被派往義大利去搜集拉斐爾的作品,旋又往西班牙,在馬德里寄居一年。天分高,興趣濃,根底好的青年,到了藝術的名城,眼界無形中擴大。一面學習,一面創作,就這樣繼續不斷地做了幾年工夫,他已經卓然成家。魄力似米開朗基羅,神韻似蒂提安,彩色似羅曼諾,融會貫通,毫無抄襲的痕跡。
31歲那年,在羅馬得到母親仙逝的消息,他兼程重返安特衛普。喪事料理清楚後,原想再到義大利去賣藝,但國王皇后要他在比利時長住。第二年,被選為宮庭畫師,報酬優厚,不受畫師公會的束縛。接著,跟布蘭特(Isabella Brant)結婚,安定的生活,快樂的家庭,標準的模特兒,給他不少人生幸福,同時也增加題材的真實性。
1629年,他受到劍橋大學的榮譽學位。到了1640年逝世,享年63歲。
魯本斯生平最愛作大幅畫。他曾說:「大幅的畫面,使我們畫師以自由自在的心情來表現我們的意見。我承認本能上我最適宜畫最大幅的畫面。」
他的傑作很多,伊麗莎白像一幅尤其生動。伊麗莎白就是他的第二姨太太,她的旁邊站著兩個孩子。年青的母親態度十分慈祥,他的雙手緊握,放在膝蓋上。男孩站在旁邊,女孩站得較遠。在兩個孩子中間,有一個鳥兒剛要飛到樹上。色澤的鮮明,意境的超脫,配合的適當,是他的畫的特點。
他的名畫分散於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英國、美國,其中最有名的都以聖經的故事做題材。
他雖然受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影響很深,但在骨子裡,他是個弗拉芒人,即現代比利時人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