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 · 第四章 慶曆新政
FOUR THE MINOR REFORM
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或發生了異常情況，否則中國歷史上鮮少發生改革。慶曆新政是宋朝的首次改革。傳統歷史對此次改革的記載往往給人這樣一種印象：由於韓琦和范仲淹組織得當，有效抵禦了西夏入侵，且兩人在改革中展現出傑出能力，因此被召回朝堂，還被賦予了對整個國家體制進行改善的全權。實際上，觸發這次改革的原因是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機。
西夏在西北的入侵引發了一種令人不安的局勢，而北方的遼帝國趁火打劫，威脅要對宋朝開戰。不僅如此，宋帝國內部也危機四伏：盜賊日漸猖獗，有些甚至就出現在都城附近。由王倫領導的暴亂在宋朝歷史上首次達到了叛亂的規模。在許多地方，膽大妄為的盜賊和叛亂分子，無論規模大小，幾乎都未在當地遭遇到有效抵抗。他們輕而易舉地「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宋朝一直以來秉承將最精銳的部隊集中於幾個戰略要地的政策，為此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許多地方政府官吏不但沒有竭盡所能地組織開展相應防禦，反而恬不知恥地試圖收買盜賊，以便保全自己，「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送兵甲，或同飲宴」。
根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王倫發動暴亂後，韓琦和范仲淹立即接到了入朝為官的任命。這一時間順序的描述經過了深思熟慮，暗示了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歐陽修去世不久，《神宗實錄·歐陽修傳》中將這種聯繫闡述得十分明確。「是時西師久，京東西群盜起，中外騷然。仁宗既進退大臣，欲遂改更諸事。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皆輔政。修屢請召對咨訪，責以所為」。召回那些成功抵禦邊境入侵之人並讓他們守衛朝堂，完全是自然之舉。
即使如此，在皇帝採取行動之前，此舉仍然引發了尖銳的批評，有人還反覆舉薦他人。康定元年（1040年），廢除了景祐三年（1036年）頒布的禁止官員越權言事的禁令，直到那時，一些官員才開始在奏疏中對那些當權之人表達不滿。普通百姓也進呈了強烈批評政府的請願書。呂夷簡備受打擊，最終於慶曆三年（1043年）春辭去相位。由於皇帝一直都很信任呂夷簡，便授予其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議這種半致仕特權，而呂夷簡的批評者們，尤其是蔡襄，對此予以堅決反對。呂夷簡罷相後不久，歐陽修被任命為言官，他上任伊始進呈的札子中聲稱，呂夷簡享受到人臣的大富貴，但將天下的大憂患留給皇帝。歐陽修認為，不應給予呂夷簡參與討論朝廷軍國大事的特權，從而讓其有機會繼續操縱朝政。歐陽修的這次進諫說服了宋仁宗免除了呂夷簡的這一特權。
隨著呂夷簡被徹底罷黜，朝堂上的權力暫時被數名高官瓜分，而他們全都不願嘗試改變。他們當中的晏殊最初曾提攜范仲淹，現在卻覺得范仲淹好言取名，而且他認為歐陽修「論事頻數」。另外，章得象假裝未曾聽到關於改進的建議。他告訴朋友們，那些「勇於事」的人就像「跳躑戲劇」的小兒，「不可訶止，俟其牴觸牆壁，自退耳」。章得象雖然沒有公開反對這些改革者，卻試圖在幕後加以破壞，從而確保自身政治生命更持久。另一位大權在握的宰相賈昌朝是保守的北方人，他與後宮保持著親密的關係，並與內侍交好，但他對要求改革的官員毫無同情之心。
起初，韓琦和范仲淹都被任命為經略安撫副使。兩人一再拒絕這些任命，因為他們不願在當時的掌權者手下任職，最終卻不得不服從命令。就在他們前往都城的途中，朝堂之上正在醞釀陰謀。安撫使夏竦過去曾多次與韓琦和范仲淹產生分歧，呂夷簡的致仕給了夏竦擔任宰相的希望，但他在兩個朋黨之中都有政治對手，這些對手都在採取對他不利的行為。支持已經引退的呂夷簡的王拱辰，連上十八道奏疏，不遺餘力地攻擊夏竦。著名學者石介非常欽佩韓琦和范仲淹。他固執己見且脾氣暴躁，夜以繼日地向言官們進言，大肆抨擊夏竦，並成功說服其中數人公開反對夏竦。夏竦對這些所謂過失進行了堅決否認，但根本無濟於事，他被調到另外一個地區任職。接替他成為安撫使的杜衍對韓琦和范仲淹心懷同情。石介備受鼓舞，寫詩慶祝朝廷對韓琦和范仲淹兩位「進賢」和對夏竦「退奸」，並將這首《慶曆聖德頌》大肆傳播。在韓琦和范仲淹到達京師之時，夏竦命人將石介這首詩抄下來交給他們，同時還傳達了一條對他們半是抗議半是警告的口信。在夏竦看來，像石介這樣魯莽的支持者，絕不會讓人感到舒適。就像人們後來看到的那樣，夏竦的警告竟一語成讖。
同時，韓琦和范仲淹的支持者們因勝利而備感興奮，他們現在可以儘可能地發揮自身優勢。韓琦和范仲淹履新僅數月，蔡襄和歐陽修就上書建議再次擢升他們擔任宰輔大臣。當時，宋仁宗高度重視直言進諫，並在慶曆三年（1043年）夏天賦予包括歐陽修在內的諫官超過以往任何時候更大的權力，允許他們每日上朝，參與政策審議。同時，仁宗還任命范仲淹擔任參知政事，並且自此之後，他就像對待宰相一樣對待范仲淹。因此，宰相之職實際上變成了一種有名無實的榮譽。歐陽修很快又再次進諫，稱皇帝應下令讓范仲淹和韓琦將他們的政策目標和盤托出。仁宗再次應允。范仲淹和韓琦奉詔進入天章閣，寫下了他們認為應當採取的措施。於是他們寫下了這篇著名奏疏《答手詔條陳十事》，其中就包括歐陽修的一些想法。
這篇奏疏提出的十點建議如下：
(1)明黜陟。嚴明官吏政績考核，以便清除樹大根深的無能官吏。
(2)抑僥倖。警惕徇私舞弊行為，首先要減少高官子嗣親屬通過恩蔭特權獲取官職的數量。
(3)精貢舉。改革科舉考試標準，由注重詩賦改為重視策論。
(4)擇官長。謹慎選擇地方官吏，因為他們有責任推舉和保薦下屬官員。
(5)均公田。增加地方官的職田數量，確保地方官擁有足夠收入，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賄賂與壓榨的誘惑。
(6)厚農桑。促進有益於農業生產的土地開墾和堤防修復，並採取措施提高糧食運輸系統的效率。
(7)修武備。在農民之中創建地方民兵組織，以便加強內部秩序與外部防禦。
(8)覃恩信。採取措施確保赦令得到充分執行，使得到此類赦免的人民對政府心存感激。
(9)重命令。消除制敕中的矛盾、漏洞與不公，並且自此之後堅持嚴格執法。
(10)減徭役。省并州縣，減輕百姓負擔。
《答手詔條陳十事》為慶曆新政拉開了帷幕。與25年後的熙寧變法相比，慶曆新政只是一個溫和的施政綱領，旨在於現有框架內實現改良，不主張對法律或政策作出任何重大變革。其目標是更為有效地控制官僚機構，以及任用更為合格的官吏。官吏們將獲得更為豐厚的收入，以此激勵他們取得更令人滿意的政績。儘管如此，此次改革仍然意義重大，因為這是完善宋朝國家體制的首次嘗試，而這一體制自宋朝開國以來基本保持不變，並且從未遭到抨擊。此次改革的啟動是宋帝國首次公開承認國家體制已經嚴重腐朽，官僚們也變得樹大根深，尸位素餐，思想僵化並一心逐利。
作為改革的關鍵人物，歐陽修事先告誡皇帝，必會有很多官僚反對改革。招致最多反對的改革建議，當然是減少恩蔭官員的人數。此前，每年將近有1000名年輕人不是通過科舉制度而是通過關係入仕為官，一定級別以上的官員有權為其子嗣（甚至在其子嗣尚未成年時）以及親戚、門客奏請官職。根據范仲淹的提議，這一特權僅限於一個子嗣，並且僅在皇室慶典之時方可奏請官職。其他親戚僅賜官銜，並無職位。此外，那些通過各種此類恩蔭為官之人，永遠沒有資格擔任御史或翰林學士等高級職務。
困擾這些樹大根深的官僚們的另一項措施是科舉考試標準的改變，歐陽修在其中出力頗多。改革者們當時鼓勵人們重新闡釋古代經典，以儒家思想指導日常實踐，還鼓勵人們對古文散文進行熱烈討論，而歐陽修主導的對科舉考試標準的改革，正是這一改革潮流的一部分。這一舉動被很多反對派視為對其無能的暗諷。很多反對派的子弟和門生長期以來並未接受太多關於散文寫作與治國之道的學習，難以適應新的考試標準，因此他們原本暢達的前途變得充滿不確定性。而且，據反對派稱，科舉考試的新標準實際上是對那些不了解政務的考生的批評與諷刺。
還有一個黜陟問題。改革的反對者們指責改革者提拔同道的做法本身，正屬於他們正在假裝消除的徇私舞弊行為。這些反對者聲稱，儘管像歐陽修這樣的諫官舉薦那些對他人猛烈攻擊並誇大其詞的人，理由是這些攻擊彰顯了他們的率直與勇敢，但這種舉薦根本毫無道理可言。此外，有人認為，依賴舉薦會降低士氣。投機取巧的官員在急於向當權者獻媚討好的過程中會喪失所有尊嚴與誠信。
歐陽修特別關注大量政績不佳的地方官吏。即使在改革之前作為諫官第一次上殿時他就提出，有必要在每個地區任命專門的按察使，以便核查地方官吏政績，「糾舉年老、病患、贓污、不材四色之人」，然而，直到改革啟動後，歐陽修的建議才得以實施，而且並未持續很長時間。反對派在暗中設法阻礙這項舉措的執行。這些新任命的按察使雖然對有關官員作出了負面的政績考核，但其可信性受到了嚴重質疑。歐陽修回應稱，此類質疑本身很可疑。他說，「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引薦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施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另一種批評稱，按察「長奔競之路」。歐陽修反駁道，這種批評毫無公正可言；只要涉及黜陟，任何國家體制都會遭受這種批評。當這些反對意見出現時，改革者們已經喪失了權力。歐陽修的反駁被置之不理，朝廷隨後下達命令，要求對地方官吏的核查既不能嚴苛，也不應蓄意挑剔，用典型的官僚措辭來說，這項命令意在避免違背「朕忠厚愛人之意」。歐陽修贏得的最大收穫，是他親自按察黃河以東的河東路地區的建議得到批准。在那裡，他糾正了許多行政方面的弊端，並罷黜了許多不稱職的官員。歐陽修評論道：若能「擇官吏以辦職事，裁僥倖以減浮費」，將會大大降低其他改革措施的必要性。
至慶曆三年（1043年）冬，雖然改革計劃幾乎停擺，仍然取得了一些明顯的改進。財政狀況開始出現好轉，朝貢運輸系統有所改善。但正如歐陽修事先告誡的那樣，對改革計劃的抱怨和批評很快開始令仁宗憂心忡忡，到慶曆四年（1044年）夏天，有跡象表明，仁宗關於改革的想法逐漸發生了轉變。仁宗決定與西夏和議導致反對改革的呼籲占據了上風。大多數官員都贊同這一決定，幾位改革者的反對意見未能產生影響。緊接著發生了一系列微妙的人員洗牌。范仲淹受命被派往西夏邊境地區任安撫使。另一位改革者富弼被派去執行一項重要任務，化解遼國的入侵威脅，而歐陽修本人則前往河東地區任職。隨著國家安全不再面臨外部或內部的威脅，皇帝似乎對改革失去了興趣。同年冬，關於朋黨之爭的指控再次指向了改革者，范仲淹、韓琦、富弼及其他幾人接連被從各自的重要職位上罷黜。慶曆五年（1045年）春，改革措施幾乎毫無例外地被全部廢除，但朋黨問題仍未平息。
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改革者自身應對其失敗負責。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可能未曾預見到，理論上可行的綱領實際上可能難以執行，且一旦執行可能會產生相當複雜的結果。此外，他們往往局限於自以為是之中，從而忽略自身的偏袒之失。他們的過度自信導致了過高的預期，並因此試圖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推行過多變革。他們自以為是的另一種表現是不能審慎地容忍其他觀點，這在政治上是一種障礙，尤其對一個少數群體來說更是如此。例如，范仲淹「好善惡惡之性，不能以纖芥容」。歐陽修、富弼和尹洙總是旗幟鮮明地區分官員中的君子、小人。他們自然而然地陷入仇恨與敵意之中。韓琦是唯一的例外：他性格沉穩，「只說情理，不自以為君子」。他也不會像很多改革領導者那樣，擺出一副自命清高的樣子，至少在政敵們看來，這些領導人的做派就是如此。韓琦的這些性格特點，再加上其完美的個人操守和卓越的北方人出身，使他最終得以東山再起，並提攜了部分改革者。改革的許多追隨者有著與改革領導人同樣的缺陷，批評他人時幾乎毫不克制，以致於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煩。其中以石介為最甚，就連好友歐陽修都認為他過於自負與嚴苛，隨時隨地擺出一副自負的態度高高在上，罔顧由此造成的不良後果。自以為是和不容異己導致了徇私偏袒。例如，地方長官滕宗諒使用公使錢無度，朝廷派人開始調查，他竟公然燒毀相關記錄。歐陽修最初堅持認為滕宗諒應該受到彈劾，范仲淹竭力為滕宗諒爭取寬大處理，並說服歐陽修改變了立場，結果滕宗諒僅被降級並改任他職。
改革者的這些行為和態度為反對者指責他們結黨營私提供了充分理由。他們的死敵譴責改革者們對皇帝不敬甚至不忠。仁宗本來非常敬重和信任改革者，即使在慶曆四年（1044年）夏天開始轉變想法時，他仍然非常信任范仲淹，並直截了當地問他，他與朋友們是否如別人所言已結為朋黨。范仲淹的回答很直率，或者說毫無策略。他說，自古以來君子和小人未嘗不各為一黨，至於這個黨是忠是奸，需要皇帝明察。他的回答明顯並未令仁宗感到滿意。歐陽修在意識到形勢的嚴峻性之後，迅速進呈了他著名的奏疏《朋黨論》。由於范仲淹沒有否認改革者已自成朋黨的說法，歐陽修也很難否認這一點。相反，歐陽修辯稱，基於忠信和同道而結為朋黨並無過錯。鑒於朋黨問題將在下一章進行探討，故在此僅點到為止地指出，雖然歐陽修對朋黨的見解令人印象深刻，但皇帝對此仍不滿意。
仁宗仍在思考時，內侍又使他想起了蔡襄於景祐三年（1036年）寫的那首詩，該詩頌揚那些反對范仲淹第三次被貶的官員。內侍還聲稱，這首詩就是改革派結黨已近十年的書面證據。內侍提醒仁宗，改革派現在遍布皇權左右，並控制了大部分行政機構；而且在接下來的數年之中改革派的追隨者將占據所有關鍵職位，屆時將無人與之對抗，甚至連皇帝都無法打破它對國家的控制。這種陰謀論的指控顯然是誹謗，卻令仁宗深感不安。他越是詢問改革者們的忠誠度，越是能聽到針對他們的諸多指控，這也使他變得更加多疑。歐陽修就是在這時被派往河東地區的，而且另外的政敵也給了他們沉重一擊。由於要為改革者崛起讓路，夏竦之前受到降職處理，因此他早就計劃一雪前恥。一年多來，他一直命婢女模仿石介的書法風格，書如其人，石介的書法明顯具有標新立異的風格。如今夏竦偽造了一封石介寫給富弼的書信，信中密謀策劃推翻皇帝。夏竦清楚地知道，仁宗雖不相信此信的真實性，但景祐三年（1036年）流傳的言辭模糊的傳聞稱，范仲淹包藏著此類禍心。在累加作用下，這封書信和這些舊時傳聞動搖了仁宗對改革者的信任。雪上加霜的是，又有幾個內侍因富弼在其升遷問題上態度嚴厲而心存不滿，故而繼續含沙射影地誹謗范仲淹和富弼不忠。這最終導致仁宗派兩人前去執行臨時任務。
雖然幾位改革領袖於慶曆三年（1043年）年底被貶出京，他們的追隨者仍然具有影響力。但在慶曆四年（1044年）冬，蘇舜欽、王益柔及其他幾位年輕的改革支持者舉行宴會，一番觥籌交錯之後，他們吟詩唱賦，其中有幾句無心之語似對皇帝有不敬之意。趨炎附勢的李定因為沒有受邀參宴而心懷不滿，聽聞這些歌賦之後，為了報復，他四處散布此事。此事很快就傳到御史中丞王拱辰耳中。王拱辰之妻是歐陽修第二任妻子的姐姐，不過他既反對夏竦也反對改革者。在王拱辰這位專家的指導下，他手下的御史將此事羅織成對皇帝大不敬的案件，改革的支持者們很快就被逮捕入獄。賈昌朝（名義上的宰相）及其他幾位公卿大臣主張對這起事件進行犯罪調查，在韓琦的阻止下作罷，韓琦提醒他們說，年輕人醉酒之後行事荒唐似乎不算大罪。因此，這幾個年輕人僅被降職，而沒有受到法律制裁。但無論是韓琦還是其他任何人，都無法緩解皇帝對整個改革派的憤恨情緒。朝廷頒布詔令警告道，「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詆斥前聖，放肆異言。以訕上為能，以行怪為美。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台，采察以聞」。王拱辰口出狂言道：「吾一舉網盡矣。」
顯而易見，這是不祥之兆。遠在西北地區的范仲淹意識到自己正在遭受間接攻擊，並感到自己應當辭去參知政事一職。一直暗中反對改革的章得象巧言陷害范仲淹，他提議，范仲淹「素有重名」，他一上奏請辭朝廷馬上就批准，「恐天下皆謂陛下黜賢臣」，會留下惡劣的印象。「不若且賜詔不允」，看范仲淹是否誠心辭職。如果范仲淹就此向皇帝上表謝恩，則毫無疑問地表明，他不過是「挾詐要君」，惺惺作態而已，「乃可罷」。范仲淹直接落入已經鋪就的陷阱中，「果奉表上謝」。仁宗從此不再信任范仲淹，當即將其貶為低級的知州。
范仲淹的貶謫標誌著改革的失敗和改革者們名譽掃地。皇帝選擇的接替他們的幾位宰輔大臣均為保守派，這些人根本無意於在政策問題上脫穎而出。他們僅僅只是以常規方式進行例行行政管理。
然而，真正的穩定並未實現。官僚體制重新陷入停滯狀態，朋黨問題卻仍未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