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 · 第三章 早期仕宦生涯
THREE EARLY CAREER
晚唐文化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是長江下游地區，尤其是自南京向東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在五代軍事混亂和政治動盪時期，許多在內陸和長江上游任職的下級士大夫，都選擇定居在現在的江西省。江西重山復嶺，土地也較為貧瘠，卻相對免受外界干擾。正是在這裡，由下游低地地區移民帶來的傳統文化的種子，又重新綻放出璀璨光華。11世紀中葉，來自江西的一群個性鮮明、充滿活力且目光遠大的學者們在政治舞台上冉冉升起，打破了北方人對朝廷高官的壟斷。來自宋朝發源地黃河流域的北方人，自100年前宋朝初建以來一直牢牢掌握著高階官職。在這些最為著名的南方學者中，除了歐陽修和眾所周知的改革者王安石之外，還包括首位南方人宰相王欽若、第二位南方人宰相晏殊、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和歐陽修的首席門人弟子曾鞏。所有這些人的家族史都一脈相承，顯示出這樣一種軌跡，即通過幾代人的努力，他們從相對默默無聞的文人背景逐漸邁上政治與社會階梯的頂端。
歐陽修為其家族編纂的族譜圖序顯示，歐陽家族起源於唐朝時期幾位傑出人物。這一說法疑點重重：其家譜中存在幾處明顯的空白，而這些空白完全無人知曉或幾乎不曾被提及。實際上，歐陽家族直到歐陽修本人的前一代一直籍籍無名。他的三位叔父都在宋初為官，他們是家族中最早獲得官職的人。歐陽修的父親於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中進士第，迎來了充滿希望的開端，卻在擔任長江上下游地區數個低級職位後於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撒手人寰。歐陽修的母親據說「世為江南名族」，鑒於其家族不可考，其顯赫地位很可能是誇飾。
雖然根據習俗和法律，從父系血緣角度來看，歐陽修是江西人，但他並非真正土生土長的江西人。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歐陽修生於綿州（今四川綿陽），當時他的父親任綿州軍事推官。父親去世後，母親攜同歐陽修來到叔父歐陽曄任職的隨州（今湖北隨州），並在那裡將他撫養長大。歐陽修僅在安葬雙親時對祖籍廬陵進行過一次重要訪問。雖然他當時寫下一篇感人肺腑的祭文《瀧岡阡表》，表達了最深摯的孝子之情，卻從未像虔誠的孝子應該做的那樣，返回祖籍祭掃先人之墓，而是讓一些道士照看祖墳。歐陽修更加眷戀潁州（今安徽阜陽）美麗的湖光水色。他在潁州購置田產，並最終致仕後歸老此地。在對待祖先的問題上歐陽修貌似背離儒家思想的行為，使其在後來數百年間遭受到相當尖銳的批評。然而，歐陽修的批評者們在批評時卻未能將不斷變化的歷史背景考慮在內。在宋初，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很大，隨之而來的是家庭的遷徙，這種現象在宋初要比之後普遍得多。很多出身相對卑微的官員在全國各地任職多年之後，都選擇在他們自己喜歡的地方定居，而不是返回祖籍。與歐陽修一樣，他的叔父及其親眷也從未返回廬陵居住。
有故事描述了歐陽修的童年，這個故事是根據《宋史·歐陽修傳》中的一段描述編寫而成，這個故事在今天甚至還會出現在中國的童書中。根據這個故事的說法，歐陽修幼年家貧，他只能用蘆葦稈在地上練習寫字。從字面意義上來說，這個故事並不真實：歐陽修的叔父歐陽曄進士出身，還是政府官員，因此不可能是貧窮之人，而歐陽修是在叔父的庇佑之下長大成人的。但從象徵意義上來說，這個故事又是真實的，而且這也正是官方歷史編撰者的本意，他們想要強調這樣一種隱含的意義，即歐陽修從根本上來說是自學成才。歐陽修從未在正規學校求學，而且就像他自己證實的那樣，在相當落後的隨州地區，當地也沒有知名學者教書育人。歐陽修是個聰敏好學的孩子，而且他學習極為刻苦。根據蘇轍的說法，儘管歐陽修近視，但他的閱讀速度非常快，基本上可以一目五行。歐陽修年輕時，自稱擁有的書籍寥寥無幾，他有一位富有的李姓朋友，其家藏書頗豐。在登門拜訪這位李姓朋友時，歐陽修在一個破舊的筐中發現了殘缺不全的韓愈文集。韓愈是唐代偉大作家，又是新儒學的先驅。歐陽修被韓愈的古文深深折服，並暗下決心，自己也要掌握這種文體。雖然早年對這一文體的接觸對歐陽修的未來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在當時，他只能暫時放棄理想，因為古文根本無人知曉，更說不上受人尊重，在科舉考試中，具有關鍵意義的是時文。
宋仁宗天聖三年（1025年），16歲（周歲）的歐陽修首次參加科舉考試，結果因押韻錯誤而落榜。天聖五年（1027年），歐陽修再次應舉，運氣仍然不佳。唐時舊俗，年輕舉子可以通過向擁有文學權威的高級官員進呈其作品尋求認可（指行卷。——譯者），宋時，人們仍在某種程度上遵循這種舊俗。天聖六年（1028年），歐陽修便帶著自己的一些作品前去拜見翰林學士胥偃，胥偃當時待在隨州附近的漢陽。胥偃喜愛古文，當時結交了幾位文人朋友（比如柳開），這些朋友強烈反對當前的文風。胥偃發現歐陽修才華卓著，故而邀請他留下。次年，胥偃帶著歐陽修前往開封，並將其引見給其他喜愛文學的高級官員。歐陽修在都城開封受益良多，變得更為引人注目。天聖七年（1029年），歐陽修通過了解試，並於天聖八年（1030年）高中進士。
按照當時的風俗，前途遠大但出身卑微的金榜題名者會被顯宦擇為乘龍快婿。依照這種風俗，歐陽修迎娶了胥偃之女。胥氏三年後去世，沒有為歐陽修留下一兒半女。景祐四年（1037年），歐陽修續娶了另一位高官薛奎的女兒。婚姻關係通常會加強個人的政治聯繫，但並非絕對，歐陽修的婚姻就屬於後者。景祐三年（1036年），改革者范仲淹抨擊宰相呂夷簡，胥偃支持好友呂夷簡，然而，一直受胥偃栽培提攜的歐陽修卻站在范仲淹一邊。對歐陽修來說，政治原則先於戚誼之私，但胥偃至死都沒有原諒他。胥偃的辭世使歐陽修遭受了錐心之痛，因為他報答恩師的願望再也無法實現了。通過第二次婚姻，歐陽修與王拱辰成為連襟，王拱辰同樣於天聖八年（1030年）中進士第並迎娶了薛奎的女兒。但王拱辰在其仕宦生涯中一直強硬反對所有改革者。
中進士第後，歐陽修被派到洛陽任職西京留守推官。數百年來，洛陽一直是中國北方重要的文化之都。作為政府低級官員，歐陽修工作清閒，故而擁有大量時間進行寫作並參與社交活動。幾位享有文學盛名的同僚對他幫助極大。歐陽修向傑出的作家和史學家尹洙學習如何寫作優秀的古文，在這一過程中，歐陽修既在精神上追隨韓愈以及其他早期古文大師，同時又發展了自身的寫作技巧。梅堯臣或許是當時最為傑出的詩人，在他的鼓勵下，歐陽修不僅在傳統詩歌形式而且在日益流行的宋詞創作上，都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歐陽修在散文和詩詞兩方面的進步非常迅速，以至於他的文學盛名很快就與其友人不相上下。
除文學以外，歐陽修還與朋友們一起研究和探討了多個主題：儒家經典、哲學（他們偶爾會與一些高僧進行討論）的闡釋以及一些實際問題，尤其是軍事問題。宋帝國在北部邊境從未取得過優勢，在歐陽修及其友人看來，由於朝廷的和議政策，國家在北部邊境的力量正日漸羸弱。年輕的歐陽修懷揣著有朝一日投筆從戎的夢想，渴望與所有了解軍事問題的人交友。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富有潛力的軍事統帥石延年（表字曼卿，更為人知）。石延年博學多才且威猛剛健，灑脫奔放且令人振奮，同時他又酒量驚人，嗜酒如命。石延年因為太過離經叛道而無法取悅大多數人，尚未得到施展才華的機會就英年早逝。石延年的至交好友是僧侶釋秘演，在為釋秘演所作的詩集的序言中，歐陽修對由於乏人關注而空負一身才華的石延年深表痛惜：
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
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
歐陽修一直未能實現其年輕時的軍事抱負，但他卻一直樂於交友，並從中發現「天下奇士」。任翰林學士時，歐陽修隨身攜帶數十張空白拜帖，每當聽到某個陌生人備受讚譽，歐陽修就會打聽此人的住址，遞交拜帖，然後前去拜訪。歐陽修保持了這一習慣多年。若確定某人極具潛力，即使是輾轉通過友人得知的消息，只要覺得友人的判斷可靠，歐陽修就會把這位新人舉薦給能夠提供幫助之人。歐陽修用這種方式幫助了整整一代年輕才子，這種做法完全符合儒學宗旨，即君子是國家與社會的基本財富；從心理上來說，歐陽修樂於助人的部分原因可能來自他在孤獨的青年時代進行過的種種奮鬥。無論如何，歐陽修似乎是一個既開朗外向又精力充沛的人，既喜歡生動的交談，又熱愛嚴肅的探討。
在洛陽的數年歲月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時光。對歐陽修來說，學習與寫作似乎和美酒佳人及歡歌笑語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然而，據說他和娼妓往來親密，妨礙了履行公務。上司們接連勸說他放棄這段關係，以免生出醜聞，但歐陽修依然我行我素。當時，歐陽修的放縱並未產生嚴重後果，但數年之後，他的政治對手卻利用這件事對歐陽修發起了攻擊。
歐陽修的遠大抱負和活躍個性很快就使其捲入了政治爭議，即慶曆新政之前，發生在范仲淹與呂夷簡之間的衝突。這實質上是新儒學與宋朝既定秩序之間爆發的首次衝突，當時新儒學正在蓬勃發展，而既定秩序此前從未遭遇過挑戰。雖然范仲淹的出身比歐陽修還要卑微，但他通過努力得以脫穎而出。他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顯示了他不懈奮鬥的精神。范仲淹無所畏懼地反覆跨越種種常規限制，拋開對仕途的擔憂，公開指出國家存在的弊病，並從文人的角度對他認為朝廷偏離儒家學說的諸般做法提出批評，而他所跨越的這些限制通常會阻礙低級士大夫這麼做。
宋仁宗天聖七年（1029年），在范仲淹入仕早年，他反對垂簾聽政的皇太后及宰相，堅持認為年輕的宋仁宗不應如百官一樣，在皇太后壽辰之日向她行跪拜之禮。這次大膽的抗議行為備受矚目，引起了廣泛關注，范仲淹被貶黜離京，但那些欽佩他勇於捍衛帝王尊嚴的人將范仲淹被朝廷貶黜視為「榮貶」。明道二年（1033年），已經親政的宋仁宗將范仲淹召回，並讓他擔任諫官。對宋仁宗的感激並沒有讓范仲淹緘口不言。不久之後，他就批評宋仁宗廢黜皇后的做法有失公允，並含蓄地指出呂夷簡在此事背後推波助瀾。范仲淹此舉的直接後果是他第二次被「榮貶」。
范仲淹的抗議為其他類似爭議埋下了伏筆。從表面看，這些爭議是權力鬥爭的一部分：范仲淹及其他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士大夫們與皇帝及其宰輔大臣之間的鬥爭，這些爭議的背後卻是階級與地區的對立。大多數宰輔大臣都是出身高貴的北方人，而很多直抒己見的士大夫卻是出身卑微的南方人。但導致這些爭議的根本原因，是宋朝這個儒教國家在意識形態和權力結構之間存在的固有矛盾。理想主義者們想要在政策制定中獲得正式發言權，而國家需要的是由既有能力又忠心耿耿的官員去執行其既定政策。
范仲淹被貶至蘇州，在那裡他向世人證明了自己從政極為成功，特別是在水利發展方面。景祐二年（1035年），他被召回都城，任權知開封府，儘管這並不完全是一個可以上朝議政的職位，卻便於他入朝。次年，范仲淹向皇帝進呈「四論」（一論帝王好尚，二論選賢任能，三論近名，四論推委臣下。——譯者注），勸諫皇帝必須重視賢德官員的價值；選拔學識與能力兼備的官員在朝廷任職；接受這些官員的建議在思想上所具有的權威性；根據他們的職責賦予其相應的權力，而不是將權力集中於皇帝一人或其宰相手中。范仲淹還向皇帝進呈了《百官圖》，該圖顯示了呂夷簡在官員任命中偏袒私人。宋仁宗認為范仲淹的這些上疏和這張《百官圖》是在指責他本人及宰相治國失當，第三次貶黜了范仲淹。仁宗的這一做法在官僚內造就了一個反對陣營，那些同情范仲淹的士大夫們為了維護自身的思想獨立性而緊密團結在了一起，而且他們還相互鼓勵，繼續批評呂夷簡主導下的政策方針。
呂夷簡在很多方面都堪稱文官典範。憑藉家庭背景和長年仕宦經驗，呂夷簡熟悉政府錯綜複雜的各項事務，作為一絲不苟的長官和老練的政治家，他贏得了人們的廣泛尊重。呂夷簡的主要政績之一是編修行政手冊，概括了所有官僚機構的規章制度和先例，目的是防止有人利用後來的制度來規避之前的制度。呂夷簡尤其擅長處理朝堂上的棘手問題。正是他悄悄告誡皇太后要善待養子仁宗，以免其家人在她百年之後遭到報復。後來，仁宗親政時，皇后向仁宗提議，呂夷簡和劉太后走得過近，不應得到信任。仁宗暫時將其罷相，但很快就意識到，由於呂夷簡擁有長期朝堂問政的經驗，他可能是宰相的最佳人選。復相之後，呂夷簡支持仁宗廢黜了皇后，此舉一半是為了取悅仁宗，一半是為了報復皇后。儘管呂夷簡因在廢后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飽受批評，但他當時的其他一些行為並不為人所知。皇后被廢之後，呂夷簡慎重地說服皇帝立即另立了新後，因為呂夷簡清楚地看到，如果不馬上另立新後，仁宗與多名嬪御的情愛關係，很快就會給朝堂帶來比正常情況下更多的分歧與陰謀。呂夷簡可能對朝堂生活過於投入，因此他在政策問題上幾乎沒有任何建樹，而范仲淹及其他理想主義新儒家卻對政策問題最為關注。
直到景祐三年（1036年），呂夷簡一直牢牢占據著保守的北方官僚公認的領袖地位。在呂夷簡看來，新一代雄心勃勃的南方士大夫是對現狀的威脅，但他依然決心要維持現狀。北方人牢牢控制著國家行政機關，這足以妨礙范仲淹及其友人在行政部門獲得更多的權力；因此，展示卓越的學術水平成了范仲淹等人擴大影響力的唯一方法，這就意味著他們要對儒家理論提出新的挑戰性解讀，或者巧妙利用士大夫們在向政府提出反對意見時所享有的批判特權。這種批評滋生了朝廷企圖讓批評者噤聲的企圖，雙方最終形成了兩個羽翼豐滿的朋黨；他們之間的衝突變成了激烈的鬥爭。
歐陽修很快就捲入了這場黨爭的暴風驟雨中。范仲淹遭遇第二次貶謫時，歐陽修從洛陽寫信給他，鼓勵他不要喪失信心。在洛陽任滿後，歐陽修被委派到學士院。當時，范仲淹也再次回到都城任職，兩人自此逐漸成為至交好友。兩人一致認為，為了取得成效，或者至少為了引起人們的注意，范仲淹必須用批評來突破傳統的官僚渠道。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恰恰就是這麼做的。權知開封府，范仲淹無需對皇帝及其宰相處理政務的方式提出批評。他這樣做，無視了正當程序的相關規則。呂夷簡意識到，絕不能容許范仲淹的這一行為成為先例。因此，不僅范仲淹受到了貶謫，朝廷還發布了一項禁止諫官之外所有官員越職言事的特別禁令。這一舉措引出了行使批評特權這一問題。一方面，此項禁令在傳統儒家價值觀中有服從等級秩序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它又與同樣重要而典型的新儒家信仰相牴觸：忠誠要求士大夫們開誠布公地提出意見。在歐陽修看來，禁令是壓制賢士的一種舉措。大多數同僚奴顏卑膝的沉默和軟弱無力的反應令他倍感憤慨。但他如何才能採取行動？禁令問題遠遠超出歐陽修卑微的職責範圍，如果在這個問題上發表評論，那他本人就會違反這項禁令。最後，歐陽修抨擊了呂夷簡的主要支持者高若訥，指責他沒有出面反對這一禁令。高若訥是北方人，作為諫官，他有權就這項禁令公開發表意見。歐陽修用極具污辱性的措辭致信高若訥：
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身惜官位……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且希文果不賢邪？……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前日又聞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
高若訥淚流滿面地攜帶這封信入朝覲見，哭訴他所遭受的蓄意羞辱。呂夷簡因為自身權威受到間接挑戰而不得不採取行動，但他意識到，像歐陽修這樣出類拔萃的年輕人有朝一日必會身居高位，因此不想表現得過於嚴厲，所以他只是將歐陽修貶謫到夷陵縣。夷陵縣位於長江三峽下游，距離歐陽修長大成人的隨州不算太遠。
歐陽修遭遇的這次挫折也算是塞翁失馬。首先，歐陽修在南方陣營中的聲望得到了極大提升。著名士大夫蔡襄作了一首廣為流傳的詩，來讚揚范仲淹、歐陽修及其老友尹洙和余靖的獨立立場，上述幾人幾乎均在同一時間受到了貶謫。這首詩還將高若訥痛斥為毫無羞恥心的不肖之徒。歐陽修沒有因為此次貶謫而自怨自艾或怨天尤人，他把自己在夷陵的數年光陰都投入到學習和思考之中。由於許多學者一直都對《舊五代史》深感失望，他開始爭分奪秒地撰寫一部《新五代史》。這本著作最終使歐陽修被譽為傑出的史學家，該書被正式納為正史，而這對於私人作品來說絕對是一種殊榮。歐陽修還對政府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並很快得出結論：作為出色的行政人員，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在實踐方面掌握的實際知識，以及執行政策可能用到的各種方法與手段，單憑儒家理論和崇高理想難以成功。這一結論使他擬定了一套新的行政制度，其相關內容將在後面的章節中討論。這一結論也改變了歐陽修的政治觀點。回想起來，歐陽修意識到自己在攻擊對手時確實有失冷靜，而且在批評對手的政策時應該更積極有效才行。以後他會用現實主義來緩和理想主義，充分考慮相反意見，考慮到實際存在的困難，會實行溫和的改革，而不是做出言辭浮誇但缺乏實效的姿態。
康定元年（1040年），宋帝國的屬國西夏宣布獨立，並開始入侵宋朝的西北邊境地區。當時，景祐三年（1036年）激起的朝廷官員的對立情緒已基本趨於緩和，外部軍事威脅的出現也使人們希望緩解內部的政治分歧。在兩派和解過程中發揮最大作用的人是韓琦。他是一位出身高貴的北方人，也曾在南方度過了漫長歲月。無論是作為地方官還是言官，他均有上佳表現。韓琦既與當權者有著共同的背景，也懷抱反對派的崇高理想，故而得到了所有人的尊敬。當西夏開始入侵時，韓琦建議將守衛西北防線的重任交給范仲淹這樣有勇有謀之人。韓琦承諾，如果最後證明選擇范仲淹是一個錯誤，他本人甘願受罰。對於這一提議，呂夷簡表現出他特有的溫和態度。他了解范仲淹及其朋友們，自遭受挫折以來，他們歷經多年的歲月磨礪，已經獲得了極高聲望，決不可能被永遠壓制。此外，他們極有能力，在與日俱增的危機中，讓他們為國效力將尤為重要。或許呂夷簡也一直在考慮為他幾個兒子的未來仕宦生涯提供保護，因為兒子們與他的許多政治對手年齡相仿。無論如何，呂夷簡不僅支持韓琦的提議，而且建議給范仲淹的職位比韓琦提議的還要高。接下來范仲淹需要表明和解態度了。走馬上任伊始，由於遠離朝堂而無法自辯，范仲淹幾乎不能給對手留下在朝堂上攻擊他的機會。范仲淹正式修書給呂夷簡，為雙方之前的衝突致歉，他稱讚呂夷簡心胸開闊，不計前嫌。范仲淹甚至還表示，希望雙方以後可以精誠合作，並舉出了唐朝的先例，當時兩位長期不和的官員郭子儀與李晟為了國家的利益彌合了彼此之間的分歧。
范仲淹的幾位友人也被授予了新的職位，他們也向呂夷簡做出了和解的姿態。歐陽修希望任武職，卻未能如願。范仲淹舉薦他任掌書記一職，但歐陽修拒絕了。在寫給范仲淹的信中，歐陽修說道：
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為作。
歐陽修的拒絕為他贏得了眾多讚譽，他們將此解讀為歐陽修雖甘願與范仲淹一起遭受貶謫，卻不願通過范仲淹的影響來獲得升遷，這兩者對歐陽修來說都是原則問題。實際上，就像歐陽修寫給好友梅堯臣的信中所言，他不介意為范仲淹工作，也沒有受到其他人所說的歐陽修與范仲淹一起共事會引發朋黨之爭這種不實之說的干擾。但他絕不會擔任區區文書之職，因為他認為這樣的職位是對他能力含蓄的低估。不管怎樣，歐陽修還是從政治氛圍的變化中得到了好處。顯而易見，歐陽修的學術進步得到了認可，很快被任命編修《崇文總目》。在這項工作完成時，他又再次獲得了升遷。
在本章的結尾部分應該提一下多年以後發生的一件事。范仲淹死後，范氏家族請歐陽修為其撰寫神道碑銘。歐陽修撰寫這篇碑銘耗費了長達兩年的時間，中間進行了多次修改，並與范仲淹的好友尤其是韓琦進行了反覆溝通。其中主要困難是如何描述范仲淹與呂夷簡之間的和解。范仲淹在那時不僅被視為完人，還是道德「君子」。他的仰慕者依照儒家思想對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將呂夷簡視為「小人」。他們因此認為，范仲淹從未向呂夷簡做出過和解的姿態；如果范仲淹曾做出和解姿態，就意味著他無懈可擊的完美道德形象大打折扣。歐陽修拒絕遵從這種觀點。回首往事，歐陽修並不認為呂夷簡是卑劣之人，而且他也不打算掩蓋重要的歷史事實。不僅如此，歐陽修還曾聽范仲淹在晚年親口表示，他不再對任何人抱有持久的怨恨。對歐陽修來說，這種人生態度彰顯出一種真正偉大的精神。於是，歐陽修為范仲淹寫的神道碑銘手稿中出現了如下非常中肯的一段話：「於是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
范仲淹的兒子們刪除了神道碑中的這段話，還刪除了范仲淹文集中寫給呂夷簡的和解信。范仲淹的老友富弼單獨為范仲淹撰寫了墓志銘，暗示歐陽修出於政治考慮，未能「明白其詞」使「善惡煥然」，歐陽修則據理力爭：「范文正公神道碑事……於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於呂公事各紀實。」
在其後一代又一代的眾多學者眼中，范仲淹的地位甚至更為崇高，而他們發現歐陽修的敘述令人非常苦惱，故而經常質疑其準確性。只有幾位思維異常敏銳的士大夫方能理解歐陽修的寫法。比如蘇東坡的父親蘇洵就指出，歐陽修善解人意，值得尊重。北宋末年的葉夢得則寫道：「文忠蓋錄其本意，而丞相兄弟不得不正其末。」實際上，范仲淹的和解姿態並未帶來真正的合作，他繼續謹慎行事，而呂夷簡也安排其他官員在他身上找茬挑錯。
雖然朱熹經常對歐陽修持批評態度，但他也稱讚歐陽修的這段敘述基於「大節」，並駁斥了關於歐陽修由於與呂夷簡之子交好而不對呂夷簡予以批評的猜測：
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為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為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所書但記解仇之一事，而未嘗並譽其他美，則其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於所謂欲蓋彌彰者。
歐陽修並未作出任何暗示，表明和解實際上已經達成；畢竟神道碑在提及雙方的合作承諾之後立即指出，儘管如此，朋黨之爭仍在繼續。歐陽修沒有對呂夷簡作出過高評價，但後來一代又一代抱有狹隘教條主義思想的許多新儒家學者卻如此認為，其實他們的這種看法是錯誤的。雖然呂夷簡是政治對手，歐陽修依然以一種博大寬廣的胸懷、公平公正的胸襟和悲天憫人的理解態度來簡單描寫呂夷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