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 · 第二章 歷史背景
TWO THE HISTORICAL SETTING
在8世紀中開始的中唐（約766—835年），中國歷史出現了巨大的分水嶺。從8世紀至宋朝（960—1279年）建立，中國的統治階級由門閥世家緩慢地向職業官僚轉化。世家大族逐漸淡出歷史舞台，藩鎮割據的情況不復存在。由職業官員掌控的政府有效實現了從都城到每個城鎮的集權，大多數職業官員需要通過充滿競爭性的科舉考試並憑藉資歷才能一步步得到升遷。大部分官員仍是擁有土地的士紳，其待遇主要來自作為政府官員的俸祿，而不是來自其與生俱來的地主身份，作為士紳，他們自動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還有很多其他因素造成了統治階級由門閥世家向官僚的轉化：商業與貨幣經濟的發展，城市化進程，活字印刷術的廣泛應用以及隨之而來的教育普及化，科舉考試為普通人化身精英提供了機會。從宋初到20世紀初，這一系列情況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中國的特色。
宋朝在整個中國歷史上處於何種重要地位？學者們普遍認為宋朝是新的社會形態與文化模式的形成時期。一些史學家將這種新的發展稱為某種「文藝復興」，這是對這個被濫用的術語一種非常特殊意義上的使用。更有甚者，有人提出宋朝是「早期現代」的發端。以上種種論斷都有一個共同的錯誤：它們都試圖把中國歷史裝進歐洲歷史的參考框架內。其實，兩者之間最多具有相似性，不能用歐洲歷史的框架去解釋中國歷史。這些論斷無助於解釋中國在經歷「文藝復興」後為何沒能繼續沿著這個方向發展，中國在「早期現代」之後為何沒能走向「晚期現代」，或者這種新的模式為何以及如何成為中國國家秩序，並持續了如此長的時間。
要想較為全面地認識宋朝，我們既不能高估這些變化帶來的前進勢頭，也不能低估歷史連貫性帶來的穩定惰性。畢竟，連貫性與變化的力量並非彼此排斥，而是相互作用。雖然變化的力量改變了連貫性，連貫性決定了可能發生的變化的類型。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就具有較強的連貫性，這種連貫性根深蒂固且得到了有效傳承，並一直延續至唐，因此唐宋之際的變化必然是漸變而不是突變，是部分變化而不是完全改變。這些變化創造出取代舊模式的新模式，但這並不意味著它鼓勵發生更多改變。因此，我在其他著作中提出了「新傳統」(neo-traditional)發展階段的概念，這一階段始於晚唐，定型於宋初，前後持續了近一千年。所謂新傳統，本質上是指將特定古代文化傳承與變化因素相互融合形成。這一新傳統並未局限於精英階層，而是貫穿了整個中國社會，並觸及廣大民眾，比舊傳統更難被加以改變。由於這種新傳統是通過新舊兩種因素柔和交織而成，它總是阻礙突然而徹底的改變，更遑論具有革命性的變革了。最終，新傳統的保守取嚮導致了社會發展停滯不前。
當然，宋初遠沒有停滯不前，新傳統此時朝氣蓬勃。具有前瞻思想的人才層出不窮，歐陽修就是其中之一。這些人才用舊傳承來定義新問題，提出新思想，嘗試用新方法來解決舊問題，並用新方法來應對當時的新問題和新挑戰。
宋朝自身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軍事上，這個農業帝國雖不能說軟弱，但其軍事實力確實無法匹敵其北方鄰國。宋朝統一了今天中國的絕大部分地區，唯獨在統一北方地區時遭遇失敗。緊貼長城以南的中國北方大片地區被牢牢掌握在遼帝國手中。遼國的契丹統治者在治理北方遊牧領地的同時，非常善於控制這部分農耕地區。而該地區在歷史上曾是傳統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宋朝統治者無力收復該地區，導致了全國上下不斷滋生出屈辱和怨恨的情緒。雪上加霜的是，景德元年（1004年），宋與遼達成和議（即澶淵之盟。——譯者注），向其繳納歲幣。隨著時間的推移，失敗主義外交政策逐漸成形並一直持續下去。隨後接二連三發生的危機，對宋朝愈加不利。
11世紀，宋朝面臨的緊張局勢日益惡化。從西北到內蒙古沙漠地區以南，由党項族建成的新國家西夏於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入侵宋朝。遼朝充分利用這一有利局勢，對宋朝趁火打劫。同時，宋朝內部還發生了多起暴動。上述危機催生了1043—1044年間小規模改革——慶曆新政的出台。由於國內外秩序很快恢復，改革擱淺了。1069至1085年，宋朝又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改革——熙寧變法，重塑宋帝國的軍事力量是變法諸多大力舉措之一。宋在與位於南方的安南以及西北地區的衝突中取得了勝利。但半個世紀後，悲劇發生了。來自長城東北滿洲地區的新勢力女真人滅遼，並建立了金帝國。金曾短暫與宋結成名義上的盟友（指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海上之盟。——譯者注），但隨後在短短几年內就南下至黃河並滅亡了北宋。宋帝國的殘餘勢力維持著淮河流域以南，大致位於中國中南部地區，其建立的政權被稱為南宋(1127—1279)。最終，蒙古人到來，征服了金與南宋。
雖然飽受摧殘，但南宋在蒙古人的攻勢下頑強堅持了大約半個世紀，遠遠長於金朝存續的時間。南宋能堅持這麼久主要是因為內部團結一致。唐帝國與短命的五代(907—960)諸國均毀於藩鎮割據，宋朝政府吸取了這一教訓，小心掌控著軍事力量，將最精良的部隊大部分集中於都城附近，且有意弱化邊防軍隊的力量，以致於有時邊防軍隊甚至無法應對當地的動亂。任何軍事指揮者被授予的權力都很有限，而且這些權力還總是受到約束。無論這項政策有何缺點，它都很好地服務於維護國內安全的目的。由此一來，地方分裂主義從未出現，也沒有篡位者威脅到皇位。金朝入侵者暫時扶植的兩個傀儡皇帝（偽楚的張邦昌和偽齊的劉豫。——譯者注）也不例外，他們難以自立，這是宋朝得到堅定支持的又一證據。促成宋政權穩固還有另外兩個因素：士大夫們的忠心耿耿與對入侵者的同仇敵愾。可能正是出於這種同仇敵愾，與中國歷史上其他時期相比，這一時期大規模農民起義的數量格外少。宋朝政府不時減免農民的稅收，向農民發放救濟糧，還在控制腐敗、限制貴族濫用權利方面做出不少努力。最重要的是，持續發展的經濟帶來的普遍繁榮，使大部分貧民的不滿情緒降到了爆發點以下。
宋朝的財政狀況一開始就運行良好：中央集權管理確保地方稅收足以滿足政府的經費需求；財政收入隨著總體經濟增長而增長；政府支出謹慎而合理，確保財政保持盈餘狀態。支付給遼與西夏的歲幣並未給宋朝的財政造成太大困難。如果不考慮維持戰備狀態的高額軍事成本，據估計，11世紀宋朝每年用於維持和平的總成本不足國家預算的2%。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更高的費用來自維持文官政府的運行。尊禮文官是宋朝的基本政策。最終，出現了類似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的現象。繁榮也並非沒有負面影響。官員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催生了城市生活的奢靡之風。需求擴大又導致了物價不斷攀升，生活成本增高。
到11世紀中葉，宋朝的財政情況開始出現惡化的跡象。財政入不敷出，且政府收入持續低於預期。雖然城市地區的收入在增加，部分彌補了財政赤字，但可能由於行政管理不善、逃稅以及政府把財政重擔轉移到無助的貧民身上，而他們根本無法上繳新增加的稅收，農村地區的收入在不斷減少，這造成了嚴重的問題。此後，政府不斷採取措施，希望能精簡開支。當這些緊縮措施收效甚微時，政府的財政政策轉向強硬，尤其是在貿易與財政領域。在1069—1085年重大改革期間推出的新法中，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強有力措施，諸如通過農田水利法重塑財政結構，根據新評估辦法調整土地稅使之更為合理，通過市易法更新收繳運送稅收的方式，使政府在適當範圍內參與商貿活動，青苗法讓農民可向政府申請有息貸款，募役法還將從前的差役改為募役等。這些改革措施確實大幅增加了政府收入。不幸的是，新增加的收入很快又萎縮了。讓精英階級頗為不滿的是，大改革雖然消除了一些階級不平等現象，普通人的稅收負擔卻更為沉重。如果改革措施真能按照計劃被有效執行，也不至於帶來災難性結果。但政府的新經濟活動特別是在地方政府中，為濫用權力與腐敗提供了更多機會，讓官吏和與其勾結的商人大發橫財。更為嚴重的是，改革計劃帶來的短暫成功讓宋朝沉浸在自我滿足之中，使皇室更加無所顧忌地奢侈浪費，並毫不明智地發動軍事冒險（指宋、金聯合滅遼。——譯者注），這兩者最終直接導致了北宋的滅亡。而南宋的財政狀況一直欠佳，賦稅沉重且稅收程序不規範的弊端日積月累，使得腐敗橫生，紙幣大量發行又導致了通貨膨脹，宋朝的這些問題在歷史上飽受詬病。
較為發達的農業採掘業賦予了宋朝基本國力，使宋朝經濟免於崩潰。宋帝國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宋朝的農業蓬勃發展，在其南部與西南邊境，不斷開墾出來新的土地並進行耕種，逐一克服了山地與土地貧瘠的問題。在人口密集區域，舊土地得以重新開墾，一些邊角土地被重新加以利用。引進了更優良的種子，尤其是引進了早熟稻（即占城稻。——譯者注）的種子；水利灌溉和許多農耕先進技術逐漸從經濟發達地區擴散到經濟落後地區。糧食、絲綢、茶葉與棉花的產量都得到大幅提升。加工業產品（鹽、銅、金、銀、鉛、錫、鋁等）產量也顯著上升，為整個國家積累了巨額財富。此外，煤炭與冶鐵業的技術進步尤其引人注目。雖然不合理的稅收以及一定的國家禁榷給產業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宋朝經濟仍在持續地蓬勃增長。加工業與製造業貿易繁榮，生產出大量紡織品、金屬器皿、紙張、印刷品、漆器等。宋代的藝術品，尤其是瓷器非常有名，加之國際市場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不斷擴大，以至於當時的中國逐漸發展出地區專業化的商業模式。
無論在集市、地方市場還是在地區與長途貿易中，商貿都在蓬勃發展。商品主要通過水路運往海岸線和海外。交通條件的改善、信貸與銀行系統的發展，尤為重要的是紙幣的廣泛應用，都促進了商貿繁榮。對農業社會來說，宋朝經濟多元化與貨幣使用的廣泛程度令人驚嘆，這在中國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這個富足的社會（按照前現代的標準來衡量），城市變得日益繁華。整個北宋的人口大約不足6000萬，都城開封與其他幾座大城市均大約有100萬居民。人口較少的城市居民在10萬人以上。一幅優美的宋時畫卷《清明上河圖》（今天看到的主要是後世的複製品）生動展現了開封當時的面貌，畫中河運繁忙，穿過虹橋可見店鋪林立，藝人們給大人和孩子們表演各種技藝，小商小販則在兜售雜貨。街道旁邊矗立著精英階層雕樑畫棟的宅院。在這幅畫卷的背景中，可看到被隔離起來的規模宏偉的皇宮大內。可以說，這幅畫卷從諸多方面詳細記錄了當時的都城生活。後來南宋的都城臨安（今杭州）成為更加引人注目的大都市，蒙古的入侵併未給這座城市帶來太多破壞。繁華的臨安給馬可·波羅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在《馬克·波羅遊記》中對這段旅程的描述，讓臨安驚艷了世界。
城市化必然影響著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它使得精英與普通民眾更加接近，豐富了這兩個階層的生活。精英階層對他們享受到的多元高雅文化倍感自豪，這些元素包括古典文學，以及吸收了大量流行元素的其他複雜的文學形式，如文學評論、創造性哲學、繪畫以及其他精美藝術，此外，精英們在城市中還能享受到舒適的生活和珍饈美味。
接觸到精緻生活的較低階層的百姓被其深深吸引，許多人開始模仿精英的品味。而上層精英則認為城市中的大眾娛樂生活充滿趣味，尤其是戲劇和說書表演。通過這種融合，舊的階層壁壘逐漸瓦解。因此，通過科舉考試的普通人有機會成為統治精英中的士大夫便合情合理。此外，商人數量不斷增多，其重要性與日俱增，其他城市團體也逐步走向繁榮。城市生活方式從大都市的中心地帶逐漸向小城市擴散。官員履新讓宋帝國的偏遠地區也可以接觸到印刷書籍，甚至在偏僻的小城鎮，貿易網絡也在不斷擴大，集市、市場、飯館、酒肆以及茶館的興盛，各色藝人的遊走等因素促進了這種擴散。簡而言之，城市化進程促進了文化在整個宋代社會的傳播。
士大夫矗立在宋朝社會的頂點。在政治上，他們手握大權；在社會上，他們是不容挑戰的精英；在文化上，他們還是領袖，沉浸在自身的文化中，以之為榮，也樂於不斷努力使其盡善盡美。從經濟角度看，大多數士大夫出身地主家庭，雖然很多人也是從相對卑微的階層中通過不斷奮鬥才崛起。一旦入仕，他們將獲得豐厚的俸祿與優待，在國家節日這樣的特殊日子裡，他們還會獲得來自政府饋贈的禮物與各種獎賞。官員自身享受到的各種優待與補貼，除了封贈和價值不菲的致仕賞賜，還有惠及其家庭成員的其他優待。他們可將盈餘的收入用於購置土地，而官員擁有的土地是免稅的，當然也有一定限制。還有一些人入股親戚朋友經營的生意。只有少數商人能夠和最有錢的士大夫一樣富有，但經商帶不來聲望。在宋代，身份地位主要來自官職，其次才源於財富。富商想要提高其聲望的唯一辦法就是結交士大夫，更好的辦法是讓兒子加入士大夫的行列。
宋朝皇帝對節度使和世家大族的不信任，導致了士大夫階層的崛起。相比依賴這些傳統上野心勃勃、存在潛在顛覆性的勢力，宋朝統治者更願意選用職業文官。科舉大門對所有具備資格的舉子們開放，其中還包括那些平民出身的考生。科舉中第之人不僅風光無限，還能獲得俸祿優厚的穩定官職。昔日名門望族的後人別無選擇，只能適應機會均等的新系統，而那些出身卑微卻憑藉科舉考試崛起之人則對科舉制感恩戴德，並對其死心塌地。
官員擁有的所有權力都源自其所任命的官職，這受制於文官規則，而最終的決定因素則是皇帝的意願。官員是皇帝的傀儡，他們自身並沒有任何權力，官僚權力的這種衍生性質是其忠君的最佳保證，而儒學思想又進一步鞏固了這種忠君思想。
宋朝政府像一部機器，乾綱獨斷的皇帝擁有這部機器並加以指揮，官員則負責操作這部機器。官員升遷一般是根據業績、資歷、舉薦，尤其是保舉，而裙帶關係與私人偏袒的機率被控制在較低的水平，除非是在腐敗的官府衙門。貶官的主要原因包括負面報道、明顯錯誤、審查人員的指控以及有時候的政治陷害等。一般情況下，政績考核的標準較為公平，尤其是在宋初。在宋代煥發了新的活力，並獲得新力量的儒家道德規範強化了這一標準。在當時不斷發展改良的社會習俗中，這一標準被建立起來，品行高尚的士大夫們對這一標準更是勤勉躬行。
最開始，宋朝皇帝在治國時聽取宰輔們的建議後再做決策，隨後再指示宰輔大臣們具體執行。然而，到了11世紀中葉，一些秉承理想主義的士大夫們開始大膽要求被賦予更多權力。他們這一要求是基於儒家思想，即大臣需匡扶皇帝的道德標準。即位前後，大臣都是皇帝的導師。大臣們擁有這一特權，且從理論上講，皇帝行為失當時，大臣們有義務提出異議。事實上，言官的義務就是指出皇帝的錯誤。這一舉措來源於士大夫最善治國的理想主義的儒家思想。皇帝應該選擇最優秀的士大夫為宰輔或言官，並賦予他們充分的權力以便輔佐皇帝治理國家。
儒教國家的本質，在於作為意識形態權威的儒家學說與作為權力結構的國家之間的基本對立。既要尊重士大夫的意識形態權威，又要謹慎地限制他們手中的權力，這讓皇帝的態度十分矛盾。如果眾多士大夫們能團結一致，那麼他們就可以獲得更大的權威與權力。畢竟，一旦失去士大夫們的集體支持，帝國將面臨巨大危險。不過，士大夫們彼此不和的政治天性排除了這種可能性。個人野心、個體利益的衝突以及毫不隱晦的意見不合都會起作用。一旦有重臣的影響力超乎尋常，其他人就會影射他圖謀篡奪權力，或者乾脆說他不忠。一旦一夥官員長期掌權，那些被排除在權力圈之外的人便會指責他們結黨壟斷朝政，蒙蔽天聽，讓皇帝無法兼聽則明。在朋黨鬥爭中，兩派都會盡力爭取皇帝的支持，這使得皇帝的絕對權力進一步上升，士大夫們手中的權力最終減少，甚至他們在意識形態上的權威被削弱。如果團結起來，士大夫們會得以立足，但他們從來都沒有這樣做。如果分裂，他們只會衰落，而士大夫們最終確實走向了衰落。對他們來說，11世紀似乎是黃金時期，他們本可以在政治上達到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高的高度，荒謬的是，他們卻親手毀掉了自己的機會。
在非官僚系統的意識形態領域，宋代士大夫們的影響力更為持久。他們不僅復興了儒家思想，還豐富了其內涵。在宋代之前的近一千年中，儒家思想已經在新道教尤其是佛教面前失去了優勢地位，而新道教和佛教在普通百姓中極受歡迎，受過教育之人甚至也成為它們的追隨者。例如在唐朝，許多士人都在佛寺中學習，那時佛寺是一流的學習中心。但到了宋代，儒學研究再度興盛，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政府的科舉考試。教授儒家思想的學校快速湧現。富人們給私人學術機構捐田捐房，地方官員使用政府經費興辦了一些學校，還為學校的興建募集私人捐款。到11世紀中期，在所有州府以及重要的縣建立官學已經是宋朝的基本國策。隨著印刷術的進步和活字印刷術的使用，書籍的價格日益低廉，因而經濟情況一般的人也能買得起書。太學、經濟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感興趣的士大夫、學校以及許多城市的書商開始出版越來越多的圖書，且圖書種類各式各樣。嚴肅著作、純文學、經典文學和新文學著作都得到了更為廣泛的流傳，便攜式參考書在應舉時尤為有用。受教育人群迅速擴大，他們之間的激烈競爭促使儒家學術取得了超越過去的成就。這就是新儒學的起點。
自耶穌會之後的歐洲漢學家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使用「新儒學」這一術語時採用其狹義定義，主要是指由朱熹在12世紀創立的儒家正統哲學，中國人習慣稱之為理學思想。根據近年來其他學者對該詞的使用情況，我決定在本書中使用這一術語更為廣義的定義，來泛指一種知識體系與生活方式。這一體系以儒家主要思想為基礎，發端於11世紀初，是為了滿足日益複雜的社會需求變化而出現的。簡而言之，「新儒學」這一術語所指的就是新傳統社會在思想和道德方面的內容。這是經典儒家思想的延伸，並不具有獨立性：它與經典儒家思想一同構成了中國的新正統思想。儘管如此，這兩種哲學之間存在著重要區別。
新儒學有四大特點，倫理原教旨主義、復古主義、歷史思維與人文主義。倫理原教旨主義認為道德具有最基本的重要性，人應該嚴格遵從古代文本關於道德的訓教——這是所有儒家流派的核心思想，但新儒學最為系統而細緻地闡述了道德的哲學支撐，還制定了廣泛而細緻的行為準則。復古主義認為人們應當努力恢復上古黃金時代。這一黃金時代是新儒家學者們根據他們認為的儒家經典中所體現的理想原則而重構的烏托邦。歷史思維則是通過培養一種比早期儒學家對上古以來所發生的實際變化更現實的認識，平衡這種認為上古更優越的信念。人們研究歷史也是為了了解社會是如何退化、為何退化，以便防止重蹈覆轍，還可找到使社會變得更好的辦法。我們在這裡所使用的人文主義，是強調人，強調自我修養，強調人的潛力與人的極限。經典儒學更注重教育貴族階級，認為社會其他階級也會受到他們的道德感召，而新儒學人文主義則與此不同，它對精英與普通人一視同仁，這更適用於一個需要通過競爭性考試來獲取精英地位的社會。但新儒學並非主張人人平等，同經典儒學一樣，它同樣認為適當的階級劃分必不可少。它延續了每個人根據身份不同需遵從不同行為準則的儒學思想。
新儒學在中、晚唐時期有幾位先鋒人物，但其主要發展是在宋代。宋初的新儒學擁護者對其熱情甚至超越了對仕途的追求。他們完全是出於自身興趣而學習儒學，且堅信自己的學術成就能夠超越前人，還相信這能幫助他們與先賢大師建立起直接聯繫。他們相信能夠重新掌握孔子本人的正宗思想。無論在信仰上還是氣質上，他們都是活躍分子。他們的最高理想是運用儒家觀點來修正自己的觀點，以使社會變得更好。這種改革精神在11世紀的新儒學領袖中尤其普遍，甚至可被描述為一種儒家使命感。
這些新儒學先驅們涉獵的學術範圍非常廣泛。他們在哲學上是創新者，在倫理學上，他們達到了前輩們未曾達到的前所未有的心理深度，宇宙學引起了人們相當大的興趣，但這一學科的實踐仍然並不引人注意。古代經典既要經過文本批評，還要根據現實情況對其進行實用性闡釋。「如何治國平天下」這一問題引發了諸多哲學思考：大部分學者強調通過修身提升個人道德水準；少數有重要影響力的學者主張改革政府機構與政策；當然還有些學者提倡從家庭、家族與社區層級重建社會。新儒家重視從歷史中汲取教訓，他們編撰了多種類型的歷史著作，其中包括朝代史、編年史、機構史、方誌、主題史以及類書，這促進了考古學、史學以及文獻學的發展。學術的新進步還體現在文學方面：一種新的文學形式誕生了。這種文學形式的名字非常具有迷惑性，叫作「古文」，實際上它雖然遵循了古代寫作模式，在精神上卻是一種巨大的創新。此外，宋代的大詩人們不僅可以與唐代的前輩們比肩，還創造出一種新的詩歌形式「詞」，這是宋代的巨大成就。
能夠不斷豐富自己是新儒學的一大特點，它在儒學的大樹上嫁接了新枝，並且結出了新的果實。新儒學重新重視了孔子的思想，並試圖對其加以利用來改革時人的生活。新儒學援引上古思想的權威並非要真的回到過去，而是在繼承古代思想精華與當前創新之間達到最大化。如我們所見，歐陽修體現了儒學理想和現實考量之間的平衡。另一個突出的典型案例是王安石，他是宋朝重大改革的領導者。王安石對儒家經典非常推崇，尤其是《周易》，但他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踐行，這樣做主要是為了證明其新法的合理性，畢竟許多新法措施都是史無前例的。新儒家形上學的五位創始人（指北宋五子：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譯者注）也是一樣。在後來的幾個世紀裡，他們因重建哲學正統而被後世銘記，這是在孔孟之後都沒有出現過的功績。然而，新儒家們最大的貢獻是形上學，在這一領域，無論是孔子還是孟子都未曾涉及太多。
新儒學是在面臨巨大阻力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雖然大部分人接受尊重過去的習俗，但很少有人樂意讓這種思想影響眼前的利益。無論是重塑還是創新，每每涉及變化都有人站出來反對。反對者稱這些沉寂許久的東西無法在不同時代中重新煥發活力，或者說這些缺乏先例的做法可能會導致新的離經叛道的行為。還有一些阻力來自新儒家內部。在如何合理闡釋儒家經典，政治與社會改革應該採取何種方向上，或者同時在這兩個問題上，新儒學領袖們的意見常常相左。
關於政治思想的爭論尤為激烈。宋初，大部分士大夫的思想都較為傳統，甚少有人對政治理論感興趣。但不足百年之後，情況就完全改變了。對現實世界的不滿和對理想信念的嚮往，驅使一批頗具聲望的學者們對此發出嚴厲批評，並主張各種改革，他們的做法有時甚至以犧牲個人仕途為代價。在某種程度上，11世紀政治思想的多樣性與中國古代哲學最為活躍的諸子百家時期相似。相比之下，宋代思想是在新儒學的保護之下產生的，其多樣化自然遜色很多。儘管如此，宋代還是自先秦以後政治思想最為活躍的時期。
政治風暴與理論分歧的中心問題是何為正統。一些先驅者熱情飽滿，以致於他們經常用自己對儒學的闡釋取代早期儒家的闡釋，並堅持認為只有自己的闡釋才是正確的。這種自稱正統的做法引來不少非議，尤其是來自持不同觀點的新儒家們。在意識形態上給慶曆(1041—1048)新政提供支持的學派就是這樣自稱正統的一群人。這一學派及其支持的改革帶來的黨爭曠日持久，最終導致政治與學術環境的惡化。1069年，重大改革落實，此後，大規模的類似事件再度發生。大體上看，根據對改革支持和反對的態度，士大夫們分成了兩個對立陣營，不少人自稱正統。黨爭持續了數十年，政局來回搖擺，雙方都通過不遺餘力地施加政治壓力，來確立自身思想的真理地位，而滋養不同思想生長的相對自由的精神已一去不返。
南宋政治思想的活躍度較北宋更遜一籌；社會因傳統而僵化，對已有秩序的批判都會受到質疑。南宋初，朱熹及其追隨者稱自己的思想為理學，而對手則正式稱之為「偽學」，並罷黜了他們在政府中的實權。儘管如此，新儒家們卓越的學術成就、高標準的行為準則以及大量著作，最終為其在學術圈中贏得了無上的尊榮。他們在社會改進與個人修養方面的大量觀念被廣泛接受。政府權重如山，卻無法阻止朱熹及其追隨者成為思想與社會的領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13世紀末蒙古統治時期，新儒家的思想終於被官方認可為正統儒學。這一學派創立的精緻的新儒學哲學系統毫無疑問具有持久的重要性。然而，意識形態霸權的長期鬥爭已經削弱了這一學派曾經擁有的任何政治活力。其政治理念開始變得平淡、狹隘與保守。新儒學的重要矛盾之處在於，北宋時，它一直是國家事務強烈的意識形態衛士，時常與皇帝以及意識形態立場不鮮明的士大夫們產生分歧，最終它卻成為國家主張的思想體系，被用來遏殺質疑與評判。
宋代有著輝煌的成就，為後世建立了新的傳統模式。雖然許多新儒家時常有意見分歧，新儒學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成功地將新舊思想結合為一種富有活力且有效的傳統。因此，對於後世士大夫來說，宋朝是一段近乎能夠滿足他們共同理想的時代。誠然，他們對宋朝的仰慕使其忽視了當時的文化倒退現象：尚武意識淡漠、婦女地位下降、佛教衰落以及民族優越感傾向抬頭等（還可以舉出一些），使後世官員認為這些倒退是君主專制主義、官僚權力濫用以及農民普遍貧困造成的。儘管如此，對這一偉大時代懷有感情的不只是精英階層。正如在流行戲曲與話本中保持鮮活的口述傳統中所聽到的那樣，後世百姓總體上是偏愛宋代的。直到今天，宋代在許多中國人心中仍具有很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