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森回憶錄 · 第七章　總統職位（1973-1974）上

我本來想留任並繼續戰鬥，可是要在參議院裡受審六個月，那對國家來說太長了。現在需要有一個能把全部時間都花在處理國務上的總統，來對付即將來臨的艱巨任務。 1973年 就在1972年大選前不久，我有一次接見記者時說，在今後的四年中，我的這屆政府將以主張進行自1932年羅斯福政府以來最有意義的改革的一屆政府而著稱。但是我所設想的改革跟「新政」的改革是迥然不同的。我對前來採訪的《華盛頓明星報》記者加尼特·霍納說：「羅斯福的改革導致華盛頓的權力越來越大。在那時，這或許是需要的……我們現在要著手進行的改革將是……把權力分散到全國各地去的改革……這會使政府比較精簡一些，但在某種意義上，也會使政府更加強有力一些。一個臃腫不堪的政府畢竟是軟弱的，在處理問題上是無力的。」大選後的第二天，我對白宮全體工作人員作了一次簡短的談話，說得更加簡單幹脆，「不存在什麼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我們要把禁區打破」。 在我第二屆任期開始時，國會、官僚機構、輿論界仍在配合一致地進行努力，要維護傳統的東部歷經「新政」「新邊疆」和「偉大的社會」延續下來一直到1973年的思想和意識形態。現在我計劃要在全國實現「新多數」的較為保守的價值準則和信念，利用我的權力加強我的這場「新的美國革命」的實力。我在日記中寫道：「這將使那個權勢集團大吃一驚，但這是唯一的辦法，可能也是最後一次使我們能把政府置於控制之下，不讓它變得如此龐大，以致會把個人完全淹沒，破壞使美國制度之所以有今天這樣的成就的那種動力。」 在我第一屆任期中，我按照更有效率的方針來改組或改革聯邦政府的一切嘗試，都遭到國會和政府官僚機構的抵制，他們聯合起來，決心不為所動。這一部分是由於兩黨黨爭的原因：民主黨的機構當然要抵制共和黨的總統。但造成這種情況的另一部分原因是：我所提出的計劃和綱領威脅到他們幾十年來通過歷屆政府積累起來的根深蒂固的權力和特權。由於種種原因，我不得不默認這種現狀，接受這樣的事實：在我第一屆任期中，國會不會進行任何重要的組織改革或自動地限制財政開支。但是，我在這一次選舉中得到了占壓倒性優勢的選民的委託，而且我知道我只有四年時間來施展我的抱負了，所以我計劃迫使國會和聯邦官僚機構公開站出來，在公眾輿論面前，把他們的阻撓破壞和在花錢問題上的不負責任等行為說清楚。 1973年1月31日，我在第二屆任期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直言不諱地說：「我們這裡存在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國會要抓權……但如果你要有權，你就必須負起責任來，而這屆國會……在花錢的問題上是不負責任的。當然，困難在於國會代表著特殊的利益集團，因為我自己當過國會議員。」 在我第一屆任期中，我還得同越來越抱敵意態度的輿論界作鬥爭。關於他們的權力和偏見，阿格紐說過一些擊中要害的大實話，但我得按總統和輿論界之間並不存在根本的敵對關係這種官方神話行事。不過，在我目前的第二屆任期內，我打算讓他們知道，我不會再毫無怨言地洗耳恭聽他們帶刺的話，或讓他們的不負責任的權力不受到挑戰。 我在1月31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越南問題和平解決時就毫不客氣了。我說，我們盡了最大的可能，克服了巨大的障礙，最後取得了光榮的和平。我說：「我知道，你們中間有些人在寫這句話時會感到不痛快。但事實就是這樣，而且大部分美國人也認識到事實就是這樣。」 到1976年立國200周年那一年新總統當選時，我希望我已為美國初步組建起一個新的領導階級，這個新的領導階級的價值準則和抱負將能更真實地反映全國的要求。這不單純是保守派的觀點，帕特·莫伊尼漢在1969年曾憂心忡忡地寫道：「大概從1840年以來，美國有文化的上層分子就已經相當普遍地把廣大社會的價值準則和活動給否定掉了。」 我任總統的頭四年中的所見所聞證實和加深了我對美國領導階級所懷有的這種憂慮。在政治界、學術界、文藝界，甚至在工商界和宗教界，都盛行著一種很成功、很時髦的消極態度，在我看來，這些現象的根本原因是他們喪失了意志，背離了傳統的美國觀點和態度。越南戰爭破壞了傳統的愛國觀念，從而使這個階層得以完成其異化過程。 在我第一屆任期內，我注視著這個惡疾不斷發展和蔓延。我在輿論界看到這一點，他們把造反的學生捧為英雄，對那些堅持傳統價值準則的人，要麼加以忽視，要麼就把這些人說成孤陋寡聞，或思想不開通。1970年帕特·莫伊尼漢說過一句很有見地的話：「應該有個人出來指出這種傾向：當一個出身中上階層的東部名牌大學學生說了句特別荒唐的話時，美國官方就得認為『他是向我們進忠言』；但當一個年輕的建築工人針對這種荒唐的話發表點什麼看法時，我們便得認為，他是一個危險的新法西斯分子，必須把他的嘴封住。」 在自由主義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文化界人士中則瀰漫著一種比較微妙的態度，我在這裡也看到了這一點。這種態度好像並不那麼重要，但我認為這不等於這種態度就不那麼令人感到擔心。舉例說，在競選期間，有一天晚上我們在戴維營看的一部電影中就有一些鏡頭使我感到很煩惱。 日記 昨晚，我們看了一部很有意思的電影，片名叫《人》。這部電影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地方在於，影片中的那位國務卿的上衣翻領上別上一面美國國旗，而這個國務卿當然是被描寫成一個很壞的人物。霍爾德曼對我說，他看過一部叫《候選人》的電影，在這個電影中，他們也在那位共和黨候選人身上別上一面美國國旗。我對霍爾德曼說，從現在起，我也要別上一面美國國旗，就是天塌下來我也照辦不誤。他說，麥格雷格從現在起就要讓大家都知道，總統既然別上一面美國國旗，他們中間許多人也可能這樣做，以表示他們對總統和國家的支持。當然，這樣做時要注意，不要使人感到，你是在有意讓人懷疑某些人的愛國主義，而這些人是你的對立面。人們竟然會這樣糟踏我們的國家，這真使人感到奇怪。 這不是我出於政治動機的一種偏見。我感到我們正處在歷史的轉折點。我從歷史書中領會到：當一個國家的所有領導機構都由於自己懷疑自己和猶豫不決而癱瘓時，除非把這些機構加以改革、替換或甩開，否則這個國家將無法長期存在下去。在我第二屆任期中，我準備在必要時採取這三個辦法中的不論哪一種方法，或者這三個辦法不論哪種形式的結合。 我認為美國需要一種積極自豪的新意識和新精神。現在越南戰爭既已結束，我感到我在創造這種意識和精神方面就能有所作為了。我感到美國人中的「沉默的大多數」主要以中西部、西部和南部為基地，從來就沒有人鼓勵過他們，在控制國家的關鍵機構方面同東部自由派上層分子作一番有力的競爭。 鑒於即將襲擊我和我的政府並使我的總統任期提前結束的醜聞，這看來也許具有諷刺意味。然而在1973年剛開始的頭幾個月里，我正計劃在美國做一個積極的領導榜樣，當然，我也希望是個令人鼓舞的榜樣，這個榜樣會成為重新產生樂觀主義、決斷和民族自豪感的基礎和動力。 在我第二屆任期內，我想要在三個主要領域進行改革。我要改革預算，停止那些浪費而且無效的計劃，並計劃大規模改組和精簡聯邦政府的官僚機構和白宮工作人員。正如專欄作家尼古拉斯·馮·霍夫曼後來所說的那樣：「尼克森想做的事實際上是把政府管起來，這是70年來哪一個總統也沒有試圖做過的事。」最後，我打算按照「新多數」的方針重振共和黨。這樣的一些改革會激起官僚機構和國會什麼樣的反應，輿論界又將如何報道，對此我絲毫不抱幻想。但是我有準備、有決心，而且我認為我有能力為這些改革進行戰鬥，因為我相信這些改革是好事，並認為它們是最符合美國需要的事情。 1月11日，我在比斯坎島的書房中的案頭記事冊上，概括地記下了我的全部希望和計劃。這本來要成為我第二屆總統任期內的藍圖的。 大選前，我要求管理與預算局局長卡斯珀·溫伯格和約翰·埃利希曼審查一下聯邦贈予計劃。他們發現，在他們所研究的1000多項計劃中，至少有115項浪費很大。例如：聯邦農業補助計劃把42%的錢給了只占農民7%的最富裕的農民。另一個聯邦計劃仍在鼓勵學生報考師範專業，儘管全國已有7萬名過剩的教師，造成嚴重的失業問題。儘管醫院病床總數過剩，但我們還對修建醫院進行補貼。總之，我1月29日送交國會的第二屆任期的第一個聯邦預算中所建議削減的預算支出將在1973年節約65億美元，在1974年節約163億美元。削減這些計劃是個大膽的建議，因為這些計劃每年都得到成百萬成百萬的美元，意味著成千上萬的職位和政府合同。但我準備承受這個壓力。艾琳·沙納漢在《紐約時報》上寫道：「懷疑論者是從來不相信有人會真正下決心干一件事情的，而尼克森對待這些目標卻這麼認真，真使他們百思不得其解。」 我們終於提出要改組、縮減或取消「偉大的社會」殘餘的那些龐大的計劃——它們在幫助窮人方面什麼事也沒幹，而目前主要是為執行計劃的聯邦官僚的利益服務的。在「經濟機會局」的25億元經費中，有85%的錢還沒有到窮人手裡，便作為薪金和一般管理費用花光了。繼續為這些不起作用的計劃撥款，並不能為窮人服務。但我準備接受國會中那幫為窮人說話的人、自由派和輿論界必然要提出的指責——說我們提出削減的建議是冷酷無情——不用等多久，果然這些指責就都來了。「尼克森總統的新預算使人們大吃一驚。這個新預算想要把他自己所篤信的勞動道德觀念強加給我們整個社會。」約瑟夫·克拉夫特的原意是要批評我，但在我聽起來，它卻像音樂一樣悅耳。 一年前，早在1972年1月24日，我就向國會提出請求對聯邦開支定一個最高限額。由於國會只對單個撥款計劃進行投票，從來沒有一個辦法控制總預算，某些有價值的計劃可能最終會造成政府赤字開支，然而，從來沒有要眾議員和參議員對此承擔責任。因此這些立法人員們兩面沾光。不論他們的良心、他們的選民和他們本黨領袖要他們投票贊成什麼花錢的議案，他們都可以這樣投票，而又不必因為聯邦赤字開支造成了通貨膨脹和稅收增加而挨罵。毋庸贅言，對於取消這個舒服的特權，國會方面從來不熱心，可是他們確也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要為控制預算提出新的辦法。 1973年1月，我又向國會要求不僅把1973年的開支限制在2500億美元之內，而且要他們同意一直到1975年都要給開支規定一個極限。許多議員真誠而認真地關心將由誰來決定優先批准哪些開支項目，以及使用什麼標準的問題。但有些議員則被這樣的前景嚇怕了：限制預算會影響他們再次當選的能力，因為他們競選連任靠的就是他們能為自己的選區爭取到多少聯邦撥款。我對哪些計劃需要優先批准撥款作了一番選擇，現在要由國會來這樣做了。一個記者在《紐約時報》上寫道：「新的預算對各項計劃和國會都提出了全面挑戰，不僅只是感到意外，而且引起了震驚、畏懼和憤怒……有跡象表明，國會將團結在一起，捍衛被總統所褻瀆的每一樣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 正當我的預算和開支最高極限的建議在國會中引起震盪時，我的改組政府的計劃又在聯邦官僚機構中引起了地震波。國會曾經扼殺了我1971年試圖精簡政府的嘗試，所以我要求埃利希曼和新上任的預算局局長羅伊·阿什成立一個工作組並跟憲法專家們一起研究一下，我可以獨立進行哪些合法的改組。他們的意見是，我實際上可以憑行政權力，建立一個跟我1971年提出的改革建議非常接近的體系。 我們決定把內閣11個部中的6個部和幾百個聯邦機構中的一部分機構組織起來置於四個總管理口之下：人力資源口、自然資源口、社會發展口和經濟事務口。喬治·舒爾茨將主管經濟事務口，再從現任內閣部長中選人分別擔任其餘三個總管理口的總統顧問。這些人對他們主管的所有計劃直接對我負責。例如：在1972年，某一個由聯邦政府提供經費的城市改建計劃為了要買一項建築器材就要經過71個人簽字。為了雇用一個人，有時需要5個機構和56個人簽字才行。有9個聯邦政府的部和20個局都對教育計劃負有責任。一個地方上的給水和排水計劃要牽涉到7個局。在我的改組計劃中，主管各口的總統顧問將負責消除這種重複和無效率的現象。 我也宣布我再一次下決心要打破聯邦政府對國家稅收的鉗制，而把有些稅收歸還給地方。從1960年到1970年，單純贈予計劃——把聯邦的錢交給地方和州政府從事各項工作，但仍受聯邦官員控制和監督的計劃——從44項增加到500項。1969年一次民意測驗發現，大多數人認為，大政府對國家的威脅要比大企業或大勞工組織的威脅更大。我認為這種擔憂不是沒有理由的。 在1969年、1970年和1971年，我提出了體現稅收分享原則的建議，根據這種原則，錢可以從聯邦政府交回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那裡，由它們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輕重緩急來使用這些錢。1972年國會通過了稅收分享計劃，乾脆規定把錢歸還給地方，不受任何計劃和項目的限制。在執行的第一年中，指定還給州和地方政府的錢達50多億美元。此外還有好幾個特別稅收分享計劃，把錢歸還給地方上時只有一項規定，就是這些錢必須用於有大致規定的計劃範圍內，如城市發展、執行法律、教育、職業訓練、運輸、農村發展等方面。特別稅收分享計劃本來可以取代困於繁文縟節中的125項單純贈予計劃。但迄今為止，國會沒有通過其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在1973年，我又提出其中的四個部分。 從實際上來說，稅收分享計劃是發揮地方管理能力和地方責任感的辦法。從哲學上來說，它是40年來聯邦政府發展方向上的第一個大轉變——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場新的美國革命。 從政治上來說，稅收分享加劇了華盛頓的敵對情緒，因為它勢必要廢棄一部分官僚機構，而在這裡，誰也不願意放棄任何一點權力和控制。 大選後，我立即採取行動，大幅削減行政部門的人員。1969年我就任時，總統行政辦公室人員達4700人。我們宣稱，到1973年年底我們計劃削減60%。我很遺憾，在第一屆任期中，我們在一項基本工作上做得很差，而這項工作不論對哪一黨的新上任的政府都是最根本的工作，這就是：我們沒有在各部和各機構的所有關鍵職位上都安插上忠於總統和他的綱領的人。在這些由總統委派的職位上如果沒有這種人員擔任領導，總統休想動一下官僚機構。這對一位共和黨的總統來說尤其如此。而這點在幾年以後《美國政治科學評論》發表的一個研究報告中得到證實。研究人員喬爾·阿伯巴赫和伯特·羅克曼發現，在1970年，在行政部門的高級職業官員中只有17%是共和黨人，47%是民主黨人，36%是無黨派人士。這些無黨派人士常常是傾向於民主黨而不是共和黨的。研究報告的作者證實了我們對官僚機構感到的失望是有其確鑿原因的：「我們的研究結果是，職業官僚機構中共和黨比例極少，而尤為突出的是，社會服務官僚機構中大多數管理人員在思想上對尼克森政府在社會政策領域內所遵行的方向是抱有敵意的。」伯納德·門尼斯所作的另外一個研究報告集中研究外交官僚機構，他發現只有5%的外交官認為自己是共和黨人。 我決心不在這方面重蹈覆轍。在我再次當選的第二天早上，我要求行政部門的每一個非職業雇員提出辭呈。大多數辭呈將不會獲得批准，我採取這一行動的目的是象徵性的，表示現在一切都要重新開始。在大選前的好幾個星期里，我在讀布萊克著的《迪斯累利》[1]一書時，我對迪斯累利形容格拉斯東[2]和他的內閣時所說的話印象很深，他說，他們是「死火山」。我宣稱在我第二屆任期內，我決不犯同樣的毛病。我下決心不要像艾森豪威爾那樣，在1956年以壓倒性優勢重新當選以後，在他的第二屆任期內仍毫無作為。我要我的內閣成員，尤其是新成員，感到他們完全有挑選他們第二屆任期中的工作人員的自由。在有些情況下，我計劃把白宮的工作人員調一些到內閣各部中去，以確保我們的政策得以貫徹執行。 只要是在我的權限之內，我決心要在第二屆任期中打破東部集團對行政部門和聯邦政府的控制。我建議向西部和中西部去找尋新的人。我告訴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我要一個充滿著1972年「新多數」精神的政府。我給他們明確了選用人員的四條標準：忠誠、寬厚、有創造性、有膽略。我要任用工會領袖、婦女和在過去的政府中沒有適當代表的少數民族集團的成員，諸如波蘭裔、義大利裔、墨西哥裔美國人等。 白宮全體工作人員和所有內閣成員都被要求提出辭呈。現在我才明白這是一個錯誤。我沒有估計到這一行動在那些在大選中出過力的人們中間會造成怎樣令人寒心的影響，他們在大選中這麼努力工作，自然希望有一個機會來好好地嘗一嘗巨大勝利的滋味，而現在卻突如其來反而要擔心如何保住自己的職位了。這種情況由於我把自己關在戴維營里而更加嚴重了。在大選後的四個星期中，我在那裡待了18天，與新、舊官員舉行了40多次會議，制訂第二屆任期計劃。 民主黨手中掌握了華盛頓的四張王牌——國會、官僚機構、輿論界的多數和在華盛頓幕後活動的一批令人生畏的律師和政治掮客——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反對黨膽小怕事，這就等於給了他們第五張王牌，那卻是另外一回事了。 當我開始第二屆任期時，我感到迫切需要重振共和黨，否則我們就會失去新多數。有好多天，我們甚至在議論成立一個新黨。共和黨仍然是有能力的，這是毫無疑問的——它擁有政治生活中一些最能幹和最有原則的男女人士。我覺得，我們最缺少的是沒有那種能力，像一個多數黨那樣來思考問題，敢冒風險，表現出像民主黨那樣單憑人多而有的那種自信心。對於這點，我在競選期間，在約翰·康納利的牧場上舉行的民主黨人支持尼克森大會演講以後就記了下來。 日記 我們就是需要我們方面有更多的人對於政治要像我們的許多民主黨朋友那樣熱愛，他們似乎是極有那種感情的，正如我對康納利所說的那樣，共和黨人比較內向，比較節制，比較循規蹈矩。民主黨人什麼都講出來，喜歡大喊大笑，喜歡高高興興。共和黨人也喜歡高高興興，但他們不讓別人看到，而民主黨人卻在他們不那麼高興的時候也做出他們似乎很高興的樣子。 我們做了各種計劃來重建黨的組織機構。我跟鮑勃·多爾、喬治·布希、克拉克·麥格雷戈、巴里·戈德華特、傑里·福特討論了我們在1974年和1976年的全國競選中獲得最好候選人的辦法。我感到，在展望我們的機會和前景時，我們都越來越激動；如果我們努力工作，又交好運的話，到1974年我們可能為20年來的第一次由共和黨占優勢的國會奠定基礎。 顯而易見，國會決心要斗一下。康納利向我報告說，國會山上的情緒是「我從未見過的那樣有惡意。他們的脾氣又乖戾又暴躁」。越南的和平協定剛宣布，在改組計劃、削減預算建議、12月轟炸，以及不久即被稱為「帝王式總統」的態度和作風問題上，各種責難就開始了。過去也有同樣的例子，一場戰爭結束後，國會就想方設法要恢復它的權力和重新確立它的特權。牢記著這個先例，為使我的綱領得到通過並能實現，我準備進行一場漫長而艱巨的戰鬥。 1月份的蓋洛普民意測驗中有68%的人贊成我，國會方面更加感到沮喪了。在1971年年底測驗結果表明對國會的擁戴下降到從未有過的26%。沃爾特·李普曼說，他不相信國會在決定應提出哪些計劃以及如何領導國家方面有那樣的智慧。 我過去是國會中的一員，並為此感到自豪。但到1973年，我得出結論，國會已變得礙手礙腳，無法駕馭，傾向孤立，在財政問題上不負責任，公開屈服於有組織的少數人的壓力，而且過分聽從輿論界的擺布。 我知道，我對國會感到失望的部分原因，簡單來說就是由於我不是從國會山而是從賓夕法尼亞大道這一端的白宮來看問題。儘管如此，我還是認為，從我來到華盛頓以後的26年中，國會已發生了劇烈的變化。 在1947年，一個議員還可能辦些公事，做些準備工作，與他的選民保持接觸，隨時留意自己的政治前途。但現在，聯邦政府變得如此龐大，政府的事務如此廣泛，甚至那些最自覺的議員都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職責委託給助手或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去做，而這些人便由此在數量上和影響上都相應地膨脹起來。 電台和電視證明它們有能力在一夜之內，使一個政治家成為全國名人，受重視的不是踏實的埋頭苦幹作風，而是動人的聲色和善於引起爭論的能力。這種情況不僅對國會與白宮之間的關係，而且對國會內部的傳統關係也發生了根本的影響。越來越多的議員不受黨紀的約束，都搞自己的事業去了。 甚至可以說，越南造成了這些變化中最嚴重和最重大的變化：兩黨共同支持總統對外政策的這一傳統的消失。長年累月的戰爭和在越南問題上發生的全國性的思想混亂腐蝕了這種觀念，進一步分裂了國會與總統，進一步分裂了兩院，使它們互相對峙。 在1973年初期，我覺得國會似乎在到處尋找辦法解決其效率不高或辦事不力的問題，但它就是不從本身去尋找辦法。我認為，國會議員埋怨說行政部門竊取了他們的權力，這是十分荒謬的。相反，近代的幾位總統僅僅是填補了由於國會不能嚴格律己在決策方面起強有力的作用而造成的真空。 「帝王式總統」是一批為自己文過飾非的議員和一些失望的自由派創造出來的一個稻草人。這些人在羅斯福和約翰·甘迺迪的時代，把強有力的總統這一種理想偶像化了。現在他們有了一個強有力的總統，這個總統卻是一個共和黨人，而且又是理察·尼克森，於是他們就改變了主意，開出了把重新確立國會權力作為重振共和國的藥方。 當然國會急於想為自己的各種問題找個替罪羊。民主黨的領袖認定，要發揮民主黨多數派的權力和恢復國會過去的威信，最好的辦法是從行政部門的身上割下一塊皮來。在我提出預算最高極限和改組政府計劃的建議以後，華盛頓的專欄作家伊文斯與諾瓦克找那些熟悉內情的人士商談後報告說，國會已在制訂一個「狠毒的」反攻計劃。休伯特·漢弗萊宣言，很快就要發生一場「憲法危機」。 在總統擁有程序方面的特權這種表面看來屬於外圍的問題上拉開了第一條戰線。早在1月間，參議院民主黨幹部會以35票對1票決定要削減總統援用行政特權的傳統權力。同一天，58名參議員組成的兩黨集團提出一項立法議案，這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限制總統在戰爭問題上的權力的嘗試。2月5日，參議院投票決定，預算局局長的任命要國會認可。這個職位從它開始設立至今52年以來都是由總統委任而不須國會認可的。 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的衝突在扣發撥款問題上也進行了公開的大戰。對國會已經撥出的經費開支，如果那些計劃還未準備就緒，或者如果通貨膨脹特別嚴重，再投一筆錢到經濟中去會使通貨膨脹更加惡化，總統可以扣發撥款。從托馬斯·傑斐遜總統以來的歷屆總統都認為這是他們的特權，而且的確也是他們的責任。這就是所謂扣發撥款。事實上，到1973年1月29日，我扣發了總預算的3.5%；1961年甘迺迪扣發7.8%，1962年扣發6.1%，1963年扣發3%；約翰遜在1964年扣發3.5%，以後逐年提高，到1967年達到6.7%。民主黨占多數的國會並沒有因為我的民主黨前任比我更加嚴重地使用這項權力而對他們提出責難，所以，我把1973年的這場扣發撥款之戰看成純粹出於黨派之見的攻擊。 儘管我呼籲節約開支，並請求給預算開支定一個最高極限，但到了3月份，國會已準備好15項大量花錢的提案，單就這15項就要使1974年預算超支90億美元。正如《華盛頓郵報》3月28日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樣，儘管說了那麼多關於節約的「虔誠的話」，但我在削減開支方面繼續遭到抵制。這也不完全是一種黨爭現象。譬如說，只有很少幾個共和黨參議員每次都站在我的一邊反對那些使預算膨脹的主要的花錢提案。我對休·斯科特說，除非在我們的隊伍里能夠做到一定的團結，否則我要放棄參議院了。 在國會與總統之間的這種對抗日益發展的同時，參議院民主黨幹部會要求對1972年的競選活動進行全面調查。當然，他們的意思是要調查共和黨的競選活動，特別是水門事件。邁克·曼斯菲爾德選定北卡羅來納州的參議員薩姆·歐文來領導這個調查。 我手下的一些人和顧問感到選擇歐文對我們是有利的。他們認為，輿論界很難把許多自由派認為過去一向只是投贊成種族隔離票的一個人大肆吹捧成為一個英雄。但是我知道，儘管歐文裝出一副滿不在乎和貌不驚人的樣子，但他卻是一個敏銳、機智，而且極有門戶之見的政治動物。我在日記中寫道：我認為曼斯菲爾德此舉是國會鬥爭中一個有目的的行動，旨在把總統置於被動地位。「我們今後的四年將是非常艱巨的四年，跡象就是曼斯菲爾德宣布他要歐文領導一個委員會來調查水門事件。毫無疑問，曼斯菲爾德此人是會抱著極其深刻、強烈的黨派之見的。實際上民主黨為爭奪白宮的位置，提早四年進行競選了。」 水門事件又起 在我重新當選時，我知道，將近五個月來，我們做了我們所能做的一切來減少水門闖入事件的影響。約翰·迪安負責處理這方面的日常事務，他應付了民主黨人的民事訴訟的作證：帕特曼聽證會、總務署的調查和報紙上的各種揭露。他密切地注視著聯邦大陪審團和聯邦調查局進行調查的進展情況，使我們不要由於他們那裡出現什麼名堂而感到意外。他對那些被傳去作證的人提供法律方面的協助。他建議司法部的官員要對這個案件的政治牽連提高警惕，不要轉移注意力到不相干的領域中去。我認為他就像一個聰明、靈活的政治律師在處理一個變化無常的政治案件。 就像我非常肯定我們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來限制這個醜聞的影響一樣，我也同樣地自信，我們並沒有試圖進行掩飾。首先，聯邦調查局進行的調查無疑是很廣泛的。米切爾和科爾森都被傳訊過，甚至連我們大家都對之有懷疑的馬格魯德也曾三次出席聯邦大陪審團作證，而且不管多麼勉強，他總還算過了關。儘管整個案件具有巨大的政治敏感性，我個人並沒有對司法部施加壓力。我確信，如果換了其他的政府，他們是一定會這樣做的。在這一切之後，仍找不出證據說明白宮有任何人與闖入水門事件有牽連。 我能意識到，白宮上空仍籠罩著一團疑雲。但我將這歸咎於在選舉前夕關於西格雷蒂問題的宣傳以及麥戈文提出關於貪污的指控。我確信，那只是一個公共關係的問題，只需要在公共關係方面想辦法來解決就行了。 在選舉後，我決定查克·科爾森和德懷特·蔡平應離開白宮。科爾森是在與水門問題無關的其他政治問題上招來批評的導火線。埃利希曼特別要求他儘快離職。我想他的離職會減少我們政治上的弱點，使我們能從頭開始。科爾森當然擔心，如果他離開白宮，那就顯得好像他在什麼問題上是有罪似的。所以我們採取的辦法是，宣布他將離職，但把他實際離職的時間推遲到3月份，我在11月13日，以後又在11月18日對這項決定作了分析。 日記 由於科爾森將遭到攻擊，我們知道這裡有風險，然而，我不願給人以他是被人攻下台的印象。因為這對他是一種不公平的責難，同時也會使人錯誤地解釋我在我們開始新的一屆政府時帶來一個新班子的行動。 科爾森在這個問題上可能是對的——我想他在水門問題和西格雷蒂問題上是清白無辜的——但在多數人的頭腦里，他成了問題。這是一個令人極其悲哀的例子，說明可以對一個人進行種種傷害、打擊、誣衊、誹謗，然後又把他犧牲掉。但在政治鬥爭中恐怕就是這樣一回事。 約翰·埃利希曼當然會比大部分人走得更遠。如果照他的主張辦，到目前，我們的工作人員就會去掉一半，因為他堅持認為，不論是誰，哪怕只要看上去好像做了點錯事，就得打發走。由於人總難免有差錯，我是永遠不會採取這種做法的。 我相信，凡是一個人看上去幹了壞事，那應該給他一個澄清事實、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在別人遭到攻擊時拋棄他，其後果只能鼓勵食人魚的肆意復仇，把你啃得只剩骷髏為止。 德懷特·蔡平的事情使我感到更加痛心。從我1967年開始競選總統以來，他就跟我在一起。他年輕、聰明、前途無量。但他同西格雷蒂的關係使他不可能繼續留在白宮。當我知道下面這個事實時，我的情緒更加複雜化了：正是我自己對霍爾德曼和其他工作人員堅持說，在這次競選中，我們總算有了一個能對反對黨來個以牙還牙的人。他們知道，這一次我要使民主黨的主要人物感到生氣、煩惱、困窘——就像我過去所感到的那樣。而西格雷蒂卻成了一個充當這個角色的錯誤人選。 當約翰·迪安在11月初就西格雷蒂問題第一次向我報告時，他說西格雷蒂的活動是典型的政治惡作劇，我在日記中說：「今天，在霍爾德曼同迪安談話後，我同霍爾德曼談了話。我很高興地注意到，西格雷蒂一夥所乾的不過是狄克·特克[3]式的那種把戲，雖然，他們有的活動也許比狄克·特克組織得好一些，儘管效果不如它們。」 但到11月中，我們叫迪安去訪問西格雷蒂，以便我們能確切知道他究竟幹了些什麼，蔡平可能被人家抓到什麼把柄，這時我們才知道，他的全部活動並不像我們當初所想像的那樣天真無害。 在民主黨代表大會期間，西格雷蒂租了一架飛機在邁阿密上空飛翔，尾巴上掛著一個大標語「和平、吸毒、亂交派投麥戈文一票」。他冒充是支持馬斯基的組織者之一，在華盛頓舉行盛大的晚宴，訂了200份餡餅、鮮花和招待節目。在4月1日愚人節他印刷了傳單，邀請人們到漢弗萊在密爾沃基的總部免費吃喝，他花錢僱人到支持馬斯基的會場外面拿著「支持甘迺迪當總統」的標語牌。這一切都屬於典型的政治胡鬧範圍內的活動。但當他用民主黨各個競選辦公室的信箋發出偽造信，說兩名民主黨候選人在兩性問題上有行為不當的記錄，另一名候選人有精神病病史時，他就超出了政治搗亂的界線了。 我感到，在輿論界對待蔡平和西格雷蒂問題的做法上，有一定成分的雙重標準在起作用。例如，我記得，他們很少談到1960年漢弗萊與甘迺迪之間競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許多惡毒的反天主教的信件寄到威斯康星天主教徒集中居住區的事。在這些信上的郵戳蓋的是發自明尼蘇達，其目的是要人認為信件是漢弗萊的支持者發出的。一家雜誌事後查出這些信是羅伯特·甘迺迪的一個朋友搞的鬼。 我也感到《郵報》對西格雷蒂問題的報道是言過其實的、不公平的。事後證明，揭露事實的記者也同樣地使用骯髒的手段，利用私人途徑查閱西格雷蒂的電話費賬單和屬於保密的信貸方面的情報。正如迪安在幾個月以後對我所說的那樣：「當初雇用西格雷蒂時，我們的用意並沒有什麼邪惡、錯誤或不對的地方，什麼錯也沒有，沒有搞間諜活動，也沒有搞破壞活動。只是惡作劇做得太過頭了。」即便如此，蔡平還是受到了無可彌補的傷害。我認為，從他本人的利害關係來考慮，他離開比忍受報界的攻擊好，因為如果他留在白宮的話，報界是肯定要攻擊他的，他在私人企業界是能夠謀得一個很好的職位的。但這個經驗仍然是悲傷和痛苦的。正如我在日記中指出的那樣：「蔡平以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概對待此事。他會得到很好的安置，而且可以幹得很出色。關於西格雷蒂問題，決定讓它掛著，當然是對的。我還認為，讓蔡平離職的決定也是正確的。正如我對霍爾德曼所說的那樣，時間是一劑了不起的良藥。」 在11月中旬，我們還在設法尋找某些積極的行動，把我們自己突出起來，最後讓大家把水門事件忘卻。11月22日，我對埃利希曼和霍爾德曼讀了我們的一個支持者寫給白宮的一封信，他力促我把事情收拾乾淨。我說：「那種認為事情會慢慢銷聲匿跡的理論是行不通的。這樣看起來好像我是在試圖隱瞞一些什麼東西。」同時，一些保守派的專欄作家開始批評我們，因為我們沒有能夠消除人們腦子裡殘餘的懷疑。有一天晚上我口授了以下的內容：「我們的朋友對我們甚至比對方更為嚴厲：對於保守派應有更高的標準來要求。」 我說，我們應該發表某種公開聲明，說明聯邦調查局和聯邦大陪審團的調查結果，那就是白宮與水門事件沒有牽連。我也準備詳細講一下西格雷蒂事件，不管這會給我們帶來怎樣的困窘。 並不是每個人都同意這個行動方案。我聽說，尤其是迪安，他認為我們應該隨它去，對其置之不理。新聞報道已經平靜下去了，所以當前也沒有需要去答覆新的指控。事實上，我們隨便做什麼事，都只會有引起大家重新注意我們的危險，結果就會把新的壓力集中到馬格魯德，甚至米切爾身上。最後，還有一種從法律角度出發看問題的論點：水門審訊即將開始，白宮不論說什麼話都會影響陪審團對證據產生偏見。 這些都是很好的論點，但我們不滿意就這樣無所作為。12月8日，我對霍爾德曼建議，要迪安對報界作一次談話，我在12月10日第一次，12月11日又一次要求，發表某種公開聲明，但什麼下文也沒有。霍爾德曼、埃利希曼和我都在政府改組問題上花了好多時間。在當時，在我們看來，這個任務遠比那個棘手的水門事件更為重要，而且是使人更愉快的任務。後來，在聖誕節前的幾個星期，我自己的時間幾乎全部花在越南問題上了。 當我們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別處時，水門事件的形勢變得更加複雜化了。在12月份的最後幾個星期和來年1月初，情況發生了變化，儘管是很細微的變化。水門審訊即將開始，對被告的壓力日益增加。在白宮也感到了震波，特別在霍華特·亨特問題上，他的妻子之死給他帶來的絕望情緒也傳到了科爾森那裡。 科爾森與亨特的私人感情很深，他們是多年的朋友。同樣確切的是，亨特日益增長的絕望情緒中隱藏著一種要開始揭發問題的威脅。雖然，我對他到底要揭發什麼一點譜也沒有。 在這個階段，如同在闖入水門事件剛發生後的幾天一樣，我們開始根據沒有說出來的假設、推測以及未經證實的憂慮來採取行動。每個人都開始表示關心其他的人是否有可以被攻擊的弱點。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說，他們認為科爾森可能比他自己所承認的陷得更深。科爾森也這樣看待埃利希曼和霍爾德曼。也正是在這個階段，科爾森去見亨特的律師，想使亨特感到放心。我們正處在越南問題即將解決的關鍵時刻，我們又正在預算問題上跟國會進行一場鬥爭，還要對付被大肆渲染的水門聽證會，誰也不想冒險。 1月8日，我在日記中記下了與科爾森的一次談話。 日記 科爾森指出了很有意思的一點，從事這次活動的那些人在幹這件事時的想法是，如果他們萬一被抓住了，不管檢察官是誰，我們都會進行活動，以保證他們平安無事。當然，我很難相信他們真的會有這樣的想法，但我想，他們是在回想約翰遜的時代，那時，約翰遜在調查博比·貝克一案時，就曾動用了總統的所有職權去保護他自己和其他人。 到2月份，我仍然很關心人們已經普遍有了我們在水門事件上進行了掩飾活動的印象，我們卻沒有什麼辦法可想。不論我們懷疑什麼，我們實際上並不知道究竟誰應對此事負責，而我又不想強迫什麼人僅僅為了給我解決一個公共關係問題而改變他的證詞。但我仍對科爾森說，「在掩飾問題這筆交易上，必須減少總統的損失」，因為「我們並沒有掩飾什麼呀」。科爾森表示他非常同意。 2月14日我口授的日記總結了在這新的一年的頭幾個星期里我對形勢的新看法。 日記 科爾森真正關心的似乎是亨特可能告發。他好像老擺脫不了那種想法：是他害死了自己的妻子，因為是他派了她帶著錢或其他什麼東西去芝加哥的。他之所以沒有要那25萬美元保險費就是因為他承認了使妻子送命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我知道，如果法官傳訊他，威脅要判他35年徒刑，人家很可能以給予豁免權相誘，要他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部說出來。 我真不知道他了解多少事情。埃利希曼和霍爾德曼聲稱，他們也不知道，當然科爾森也是如此。我想他們三個人知道的事可能比他們自己承認所知道的東西要多一些，但是到底多多少，我也真說不上來。整個事件中的真正問題，我想在於米切爾，以及那裡的第二把手〔馬格魯德〕。 我不知道形勢如何發展，但不管怎樣，我們還得忍受下去，並儘快把事情了結。我說的是儘快，可是所採取的戰略卻是儘可能地拖延，讓它一拖再拖。我傾向於認為，後一種戰略可能較好，雖然在這過程中，看來可能會一點一點地抽盡我們的血。 1972年埃德加·胡佛死後，我任命當時的司法部助理部長帕特·格雷為聯邦調查局代局長。格雷在華盛頓頗有名望，被認為是全市最有效率、最穩妥、最和藹的行政官員之一。在1972年夏、秋兩季，他作為代理局長一直在監督聯邦調查局對水門事件的調查。他對這次調查的深度和廣度頗為自豪，並熱心地願在任何論壇上為之辯護。 我決定任命格雷為聯邦調查局的正式局長。2月14日我跟他見面討論這個職位的問題。我向他保證，我不擔心在認可他的任命的聽證會上會出現涉及水門問題的事。我說：「我倒不擔心事情的本身或揭出什麼事實。」我唯一擔心的是他在聽證會上預期會遭到反對黨的攻擊之後，他的精神狀態會怎樣。 他回答說，他對此有所準備。他說：「我對事情拖下去一點也不感到不光彩。因為我認為政府對此事的調查幹得很漂亮。」他告訴我，在第一個星期結束時，他召見了進行調查的特工人員，「狠狠地要求他們放手去干，用盡一切力量去干」。他說，闖入水門後的那個星期，連民主黨的拉里·奧布賴恩都說，他對聯邦調查局做的工作很滿意。 格雷很肯定地說，他甚至能說服那些不願相信的人們，使他們確信聯邦調查局對水門事件進行的調查決無任何偏袒的行為。他對此當然很自信。 日記 讓格雷出席參議院的委員會，他至少可以把這個故事講得很出色。這是一個關於徹底調查的真實故事，而這當然會把掩飾的說法給打消。我向埃利希曼、霍爾德曼和科爾森強調指出這點，但我不能肯定他們都相信這點。真正糟糕的是進行掩飾，而不是事件本身。當然，如果牽連到米切爾的話，那件事本身也會糟糕的，如果只牽連到馬格魯德，那就稍好一點。 很快便到2月底，歐文聽證會已逼到我們頭上來了。但我們在是否要援用行政特權，拒絕讓白宮的任何助理出席作證這個關鍵問題上還沒有作出決定。霍爾德曼、埃利希曼、迪安他們剛努力想出一個戰略，往往又被其他事情給衝掉了。同時，國會中的共和黨人開始焦急起來，有的甚至公開堅持要我對水門事件採取一點行動。我在日記中寫道：「很難理解，得到我們如此強烈支持的人們怎麼會像蠢驢一樣，在這種問題上跟反對黨一樣大喊大叫，而他們明知道在白宮這一級是不可能有任何牽連的。」埃利希曼和我決定，我今後要直接領導迪安進行工作，而不是通過埃利希曼和霍爾德曼領導他。我想這樣也許可以打破障礙。幾個月來，我故意讓別人去應付和策劃對付水門事件，但這個問題既沒有解決也沒被遏制住，現在都開始像滾雪球似的越鬧越大。我決定親自出馬過問此事。 我在2月27日與迪安會面，這是從去年9月15日就水門事件進行起訴的那一天他向我報告以來我第一次跟他談話。 日記 與迪安的談話很有價值，他是一個非常能幹的人。迪安講了約翰遜如何利用聯邦調查局的一大堆令人驚奇的事。顯然，約翰遜曾讓聯邦調查局在1964年民主黨的新澤西州代表大會上搞過竊聽，或至少搞過諜報工作。 次日，2月28日跟迪安再次會面後，我寫下另一篇日記。 日記 我跟迪安進行了另一次很好的談話，他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表現出充沛的精力、極大的智慧，以及高度的靈活性。他不僅回去讀了《六次危機》，而且特別看了我在國會中的演講。那裡面說到我在這裡想說清楚的事——當我們想進行一項調查時，杜魯門政府豎起了一堵石牆，他們不讓聯邦調查局或司法部或政府的任何其他機構跟我們合作，可那時候，報界卻全力支持他們。 我很高興我現在直接同迪安談話而不是通過埃利希曼和霍爾德曼傳話了。我想，有一個像迪安這樣我可以直接談話的能幹的人，我還通過其他人傳話，那真是個錯誤。 當我和迪安在那次談話結束後一起走到門口時，我們估計了一下歐文委員會可能要傳訊哪些人出席作證——他們恐怕最想要傳訊霍爾德曼、科爾森或埃利希曼。 迪安補充說：「可能還有迪安。」 我立即表示要他放心，我強調說：「關於你嘛，我想他們知道你是個律師，而且他們也知道你跟……競選毫無關係。」 迪安說：「對。」 我說：「我就是這樣想的。」 在3月份的頭幾個星期中，我與迪安繼續會面，我們討論了歐文委員會的戰略和我們3月12日發表的聲明。聲明重申我們對現任和前任的白宮助理都要援引行政特權。我們討論了認可帕特·格雷任命的聽證會，我們也討論了他正在收集的關於民主黨在政治上濫用職權的材料。3月13日，我們討論了在兩天後我舉行記者招待會時，他們認為記者可能在水門事件上向我提出哪些問題。 3月15日的記者招待會肯定要比往常的招待會更加激烈。格雷以同樣程度的天真而且頑強的態度把他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上的聽證變成一場災難。他把聯邦調查局的原始檔案材料交給委員會公布，這就激怒了從美國民權自由委員會一直到他在聯邦調查局下屬中的每一個人。在每次出席作證時，他總把迪安的名字越來越深地扯進爭論之中，有一次他甚至暗示，迪安可能非法地將聯邦調查局的報告給西格雷蒂看過。迪安讓白宮新聞室否認他曾不恰當地處理過聯邦調查局的報告。但是司法委員會的民主黨議員們看到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有了文章可做，於是他們堅持要迪安出席作證，然後才能批准格雷的任命。 我完全準備為迪安辯護。在3月13日會見中，我們同意如果人家向我提出要求他作為見證人出席時，我將說，他將用一封信的形式宣誓回答問題。我說，我將重申我們打算與歐文委員會的調查合作，以此為手段來應付在水門事件上提出的其他問題。迪安補充說，我還可以說，過去我們與聯邦調查局合作，現在將與參議院委員會的適當調查進行合作。 我說：「我們將發表聲明。」 迪安肯定地說：「的確，我們沒有什麼事要隱瞞的。」 我又重複一句：「我們提供了情況，我們沒有什麼事要隱瞞的。」 然後，我和迪安開始回顧一遍事實，首先從我的記者招待會的觀點出發，以後又從我們在歐文委員會上可能有弱點這個觀點出發。我想我已熟悉全部事實。在水門問題上，我想我們主要擔心的是馬格魯德和米切爾。雖然，我確信歐文委員會也想把霍爾德曼拖進去，我仍然準備毫不含糊地申明並毫無保留地辯護說，在水門闖入事件中，白宮沒有牽連。 迪安提醒我注意，在參議院水門聽證會中也許會揭發出新的事實，但他說他認為事情不會發展到「無法控制」的地步。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委員會上的民主黨人，在輿論工具的唆使下，想拉進一個「高級人士」來增加戲劇性。 我說：「咱們乾脆說，我想他們真正的對象是霍爾德曼。」 迪安表示同意說：「霍爾德曼和米切爾。」 我說霍爾德曼的問題是蔡平。霍爾德曼批准蔡平同霍爾德曼的另一個助手斯特羅恩著手進行西格雷蒂活動，報界不斷把西格雷蒂跟水門事件掛起鉤來。但迪安向我保證，蔡平根本不知道水門的事。 我隨便問了一句：「斯特羅恩知道嗎?」 迪安回答說：「知道。」 我吃了一驚：「他知道?」 「是的。」 「知道水門的事?」 「是的。」迪安重複道。 我感到大吃一驚。就在兩個月前，斯特羅恩還在白宮工作，如果他知道闖入水門的事，這本身便夠糟糕的了。但我立即看出這會引出更深一層的問題。眾所周知，霍爾德曼的工作人員都是他的耳目，如果斯特羅恩知道像闖入水門計劃這樣重要的事而不告訴霍爾德曼，恐怕不大可能吧。 我說：「啊，那麼鮑勃也知道了。他可能那時就告訴了鮑勃。」但我馬上又說，「他也可能沒有告訴他。」 迪安在後一點上的態度使人感到放心。他說斯特羅恩向霍爾德曼匯報情況時是「很審慎」的。他把斯特羅恩說成「像釘子一樣硬」。他告訴我，有兩次問到斯特羅恩，他都回答說：「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迪安似乎在暗示，斯特羅恩說了謊。 我說：「這樣說可不公正吧!問題是你怎麼能證明這點?」 迪安說：「根本用不著去問他嘛，他認為這就是他應付情況的一種辦法。」 在過去的幾個月中，在我們考慮水門事件時，斯特羅恩一直是一個外圍的和次要的人物。現在他一下子變成了主要的問題，這真是令人難以相信。 我又一次問道：「那麼他是知道的?他是知道水門事件的?斯特羅恩是知道的?」 「是啊。」迪安回答說。 「真該死!這可是鮑勃身上的問題了。現在鮑勃的問題不在於蔡平而在於斯特羅恩了。因為斯特羅恩為他工作呀。」 我仍然感到難以接受這個事實：按照迪安的說法，斯特羅恩早就知道水門竊聽的事。如果這是真實的話，那么九個月來白宮一直否認與水門有牽連就算白搭了。談到後來，迪安似乎又緩和了一下斯特羅恩所引起的問題。他說，我們仍然可以不違背事實地說白宮與此沒有牽連，因為沒有人知道闖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事。斯特羅恩顯然是在事後才知道有竊聽這回事，但他沒有參加任何犯罪的陰謀，這是律師才能做出的區分，但至少從這種法律意義上來說，白宮還是沒有「牽連」進去。無論如何，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指責或批評什麼人，而是要團結人。 我們把其他可能被攻破的弱點檢查了一遍。迪安把他對每一個人的看法告訴我。他說，馬格魯德比斯特羅恩知道得還多；科爾森不知道水門事件的具體情況，米切爾知道全面收集情報的事，但不知道闖入事件的具體細節。迪安指出，他自己的名字也出現過——他作為把利迪派到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去工作的人而被扯了進去。他說，這是事實，但他這樣做只是因為他們要求派一個律師去，而人家告訴他利迪是一個好律師，所以他把這情況轉告馬格魯德，利迪就被錄用了。 我們正處在有黨派偏見的參議院調查的前夕，可是突然又碰到了新的又不明確的弱點。「那麼，拖下去這辦法如何?……坦白地說，現在再走拖下去這條路是不是已經晚了?」我提出這個問題，我自己又解答說，「是的，是晚了。」 迪安回答道：「我想也是。」 我說：「我知道埃利希曼一直認為應該拖下去。」 迪安說，他認為他說服了埃利希曼，埃利希曼現在也不是真的想要「拖」下去了。迪安說：「形勢肯定有點像多米諾骨牌，如果一旦有的東西開始倒下來，會發生一連串的問題。所以，總統先生，危險是有的。如果我不告訴你，那我就沒有做到直言不諱……是有危險。這就是我們不要去——不是每個人都去——作證的理由。」 我又提出發表某種白宮聲明的可能性。但迪安認為，不管我們怎樣聲稱白宮與闖入水門事件沒有牽連，黨見極深的民主黨和輿論界決不會相信我們所發表的任何聲明。他還警告說，人們也不會相信或理解西格雷蒂案件的真實情況。他說：「他們一定會把它說得還要壞一些，涉及更多的東西，說那是總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我3月15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水門事件和迪安在調查中的作用問題。 我為迪安辯護說，要總統的一位法律顧問接受傳訊到國會的一個委員會上去作證，這是沒有先例的，也是不可想像的。迪安不僅受行政特權的保護，而且也受律師和委託人之間存在著的那種長期來受傳統所尊重的保密關係的保護。我說，我準備允許他提供情況，這一點本身就是超過憲法或先例所要求的一種合作了。我提醒記者們，其他各屆政府都不像我這樣持合作態度。我提醒他們，我這樣的合作是從前杜魯門在希斯案時所拒絕的合作。 提問不斷回到水門事件上來，那種毫不留情幾乎到了感情用事的程度，這種情況只有在越南戰爭中大家最激動的日子裡我才看到過。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上，我第一次開始認識到，在水門問題上，我們同輿論界和國會之間存在的問題有多麼深廣：越南戰爭一波未平，現在一波又起了。 我也馬上意識到——甚至在我用迪安和我一切商量好的辦法回答問題的同時——我們目前對付水門事件的辦法是行不通的。我們已經處於守勢，我們已經落後了，我們已經讓人看上去似乎有什麼事要隱瞞。 像一個突然發現被暴風雨所包圍的人一樣，我死命地抱住我的一塊路程牌——儘管這塊路程牌現在明顯的是以一個法律上的界線為基礎的，那就是白宮沒有人牽連在闖入水門的事件里。我得悉斯特羅恩是在事後才知道搞竊聽的，但他沒有參與決定這件事。即使我們只能說這一些，我感到，我們至少應該找到一個能說服人的新辦法來說這話。從這點出發，我們才能夠為自己進行辯護。 在我的記者招待會後，我決定比以前更加堅決地要求迪安草擬出一項書面聲明，把他這些天來一直對我們說的話再說一遍：在水門事件上沒有不利於科爾森、蔡平或霍爾德曼的證據。 當我在3月16日再見到迪安時，我建議他去戴維營，專心致志地集中精力準備他的聲明。次日，我又催他去寫聲明，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本人也參加了在司法部部長米切爾辦公室里舉行的那些會，討論戈登·利迪收集情報的計劃。迪安急忙加上一句話說，他當時就曾表示，在司法部部長面前，不應該討論這些事情。他說，他曾向霍爾德曼報告，並對霍爾德曼說，今後遇有這類的事，白宮必須「置身於10英里之外——因為這是不對的，我們不能和它發生任何關係」。他說霍爾德曼同意他的意見，他說：「我以為事情到此就結束了。」 我問道：「那麼你沒有聽到討論竊聽的事，是嗎，還是已經聽到了?」 「我是聽到了。」他回答說，「這是使我感到很不安的事。」他解釋說，利迪在會上說，他們應該進行竊聽，米切爾不同意，可是只坐在那裡抽菸斗，什麼話也不說。我可以想像得出當時的情景和米切爾的那種神秘莫測的表情，這是他不得不跟外行人打交道時常常採取的態度。 我告訴迪安，在他準備發表的聲明中，談到這次會議時，他不必提到討論竊聽問題的情況。我的理由是，不管怎樣，他是試圖制止此事的，而且米切爾也沒有批准。迪安說，白宮知道有這麼一個收集情報的活動計劃，這本身就是一件窘事，儘管我們以為這是一種合法活動。對此，我並不感到擔心，並說，如果我們非要找個理由，我們是可以找到的，根據就是因為有人對我們搞了那麼多暴力和示威行為。至少，我們不像前任的歷屆政府，我們沒有利用聯邦調查局。 後來，我又回到我們的薄弱環節這個問題上。我說，根據我的理解，在迪安看來，在這些薄弱環節中米切爾、科爾森和霍爾德曼是間接或許可能是直接的；下面一層是蔡平。迪安說，他得把自己的名字也加上去。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他「像一條毯子似的，在這一切事情上都有份兒」。我說，這個我知道，但他的活動都發生在竊聽之後，我看不出這裡有什麼問題。我說，不像其他人那樣，他沒有刑事罪責。迪安表示同意說：「對。」 當我們回到斯特羅恩的問題上時，迪安似乎又改變了他在四天前對我說過的話。那時，他說斯特羅恩不知道闖入事件。現在他卻說，利迪告訴過他，到底斯特羅恩知道多少事，他真的說不準。 迪安告訴我，利迪指名說馬格魯德是對他施加壓力要他進行這次闖入的人。我問，誰對馬格魯德施加壓力。迪安從理論上推論說，斯特羅恩很可能籠統地說過，大家要在收集情報的問題上行動起來。我再一次問道，他們到底在尋求什麼樣的情報。但現在，闖入事件發生後九個月，連迪安都回答不出，為什麼他們偏偏就要闖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去呢。他說：「對我來說，這簡直是不可思議。」 事情似乎日益複雜化了。有傳聞說，馬格魯德在私下說，科爾森和霍爾德曼事先是知道這次闖入事件的。我不相信這種說法。但我想，正如迪安所指出的那樣，如果馬格魯德發現自己快要淹死了，他會伸手抓住一個能抓到的隨便什麼人。而現在，其他間接的聯繫和牽連又這樣多。我告訴迪安，我看沒有其他辦法，只有說利迪和他的一夥闖入水門是執行他的一部分職責，這樣來「把事情徹底了結」，然後，我們把一切推在西格雷蒂身上。我說：「情況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壞嘛。」 然後，迪安又說，還有一個潛在的困難。在亨特和利迪身上，埃利希曼還有一個問題。我試探道：「他們為埃利希曼幹事?」我想可能是因為這樣，他可能遭到牽連。這時迪安告訴我，亨特與利迪帶著中央情報局的裝備，闖入了埃爾斯伯格的心理醫生的診所。 我說：「天曉得——」 迪安告訴我，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想取得埃爾斯伯格的精神病病歷，這與五角大樓文件有關。但他不知道為的是什麼。「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這件事。」我回答說。 迪安又說，埃利希曼可能事先不知道要發生這次闖入事件。我在日記中寫道：「我與迪安談話。他提到與埃利希曼有牽連的一個弱點，這顯然跟調查埃爾斯伯格一案的事有點什麼關係，這在我看來似乎很滑稽可笑。顯然，他們想從埃爾斯伯格的醫生那裡弄到一些關於埃爾斯伯格患有精神病的情報。」 情況又發生了變化。四天前，迪安告訴我斯特羅恩知道水門竊聽的事，而現在，又出了這件事。 然而，我確信在歐文聽證會上，不會提出跟埃爾斯伯格有關的任何事。這意味著，我們現在有比埃爾斯伯格一案更加重要的問題。 我們對水門事件的處理繼續犯拖延和按兵不動的老毛病。有一次迪安建議寫封信給（認可任命）格雷的聽證會說，他只是把利迪作為一個法律顧問推薦給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而且白宮與聯邦調查局進行了充分的合作。我提出要他在這封信上宣誓簽名，後來這個建議就此吹了。 我迫切需要把注意力轉移到別的事情上去。我們面對的問題有：可能要繼續轟炸寮國，以此作為對北越不遵守巴黎和平協定中停火條款的報復；國內經濟令人不安地變幻無常，喬治·舒爾茨幾乎想要承認，經濟政策第三階段的放寬控制措施為時過早了。 我還在考慮需要為第二屆任期制定對外政策新目標。現在越南戰爭既已結束，我們可以把注意力轉到世界上其他那些戰爭總是迫在眉睫、大國核對抗的危險遠比東南亞要大得多的地區。2月3日，我第一次記下了好幾篇這一類的日記。 日記 在中東問題上，我猛擊亨利一掌。他現在要想推遲到10月間以色列選舉以後解決中東問題。但是我告訴他，除非我們今年辦這事，否則我們在這四年的任期內就根本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那個埃及人〔薩達特總統的顧問，哈菲茲·伊斯梅爾〕要來。我不知道他在搞什麼，但我感到我們得想辦法，使以色列鬆動一下他們那絲毫不肯讓步的立場。不用說，我們說什麼也不能完全站到埃及或阿拉伯人的立場上去，但是在兩者之間我們還是有移動的餘地的。當然，臨時解決辦法將是我們能討論的唯一的東西——這是以色列人肯接受的唯一的東西——埃及人，也就是說阿拉伯人，也只能接受這樣的一種解決辦法，附帶的保證是我們將盡最大可能在以後求得一個全面解決。 我對亨利談到需要在中東行動起來。我竭力催促他，我要求他在今年必須解決問題這一點上不要放鬆，因為我們明年將無法辦到這件事了。以後由於1976年競選就要來到，就更無法辦到這件事了。亨利自己提出了這一點，所以，口信顯然是已經傳過去了。他擔心的是，羅傑斯等人會抓住這個問題並試圖在這個問題上大肆公開宣傳，那就會破壞它。這點我向希思提出過，我們不能在這個問題上召開最高級會議而又一事無成。當然，英國人完全懂得這點。 另外，亨利常常一次又一次地推遲行動，說政治問題太困難了。這當然是必須由我來作出判斷的一件事。他同意說，在以色列對付以色列人不見得比對付這裡的猶太人困難。但我決心啃這塊石頭而且馬上就這麼做，因為我不能讓這件事拖下去，使1億阿拉伯人恨我們，不僅給激進派而且給蘇聯人提供一個渾水摸魚的魚場。我想，在實際上，激進派是我們更大的危險，因為蘇聯人多少還要對他們的人民負點責任，而激進派卻能夠完全不受任何管束地採取行動。 正如我告訴鮑勃的那樣，我認為亨利現在有點鬆勁兒，因為他認為他已經參與了恐怕可以說是戰後年代的三件大事——蘇聯、中國、越南——任何其他事同這相比都顯得遜色，所以對中東問題，他有點不想碰。我肯定這是由於他怕受到我國猶太人集團的巨大壓力。 亨利需要有另一個偉大的目標。黑格強烈地感到這個目標應該是歐洲。我注意到，亨利在上次跟我的談話中接過了這個話茬，但我卻不斷地對黑格強調需要在中東問題上有所作為。 我還需要有點個人的時間來制定自己的日程，到目前為止，我發瘋似的往前趕路。從第二屆任期開始後的兩個月內，我做了十次重要講演，舉行了三次記者招待會，提出了規定開支最高極限的1974年預算，並在環境、衛生、教育、人力訓練、執行法律、運輸等問題上提出了新的立法建議。果爾達·梅厄夫人、約旦的海珊國王、英國首相愛德華·希思先後訪問華盛頓。迄今，我很少有機會跟公眾見面，而為了爭取人們支持我的政策，這樣做是很有必要的，我需要開始在全國各地走走。事實上，我曾計劃在越南戰爭結束後做一次全國旅行，向人民表示，我感謝他們在那個長期考驗過程中堅定不移。我還想在復活節後去拉丁美洲訪問一次。 白宮在水門事件上什麼也沒幹，什麼也沒說，霍爾德曼跟我對此同樣感到失望。他特別渴望我們能在西格雷蒂問題上公開講講話，把事情經過如實地說出來，以澄清神秘氣氛。3月20日星期二晚上，我們會面時，他抱怨說別人都堅持認為，他不論在西格雷蒂問題上說些什麼，都會傷害在「水門這邊」有牽連的人。 「我是代人受過……」霍爾德曼說，「我們仍然認為，在某種意義上……為了保護一些別的人就得在我臉上抹黑。」他又補充說，蔡平——他也準備公開充分地解釋西格雷蒂的問題——「則被抹得更黑，為的也是要保護別人」。我說，問題是，那些在水門事件上有弱點的人都是我們的朋友。霍爾德曼表示同意。他說，西格雷蒂問題可能只反映我們用錯了人，而水門事件則是嚴重的問題。迪安不斷地堅持說，整個形勢是一環扣一環的，如果在一環上鬆了口，把西格雷蒂的問題全部說了出來，可能會危及其他。 這使我們繞了一個圈子又回到了一個不可接受的結論，那我們就要死釘在原地不動：不發表公開聲明，跟國會在行政特權問題上來回爭吵，並給人一種白宮在進行掩飾的印象——對我們來說，這是最糟糕的境地。 霍爾德曼答道：「這不算真正的糟——這不會比米切爾為了偽證或共謀而進監獄更糟。」我不得不表示同意，說我也考慮到這點。我也懷疑過，馬格魯德怎麼會自作主張做這樣一件事。 霍爾德曼指出，不管我們對米切爾牽連程度作什麼猜測，迪安似乎總認為米切爾可能並沒有批准闖入。而馬格魯德則發誓他本人事先也沒有批准，這也是可能的。如果你接受這種前提，即利迪是按照泛泛的命令自己採取行動的。不過利迪是否能頂住壓力，還是會開始咬別人，這總是一個問題。不論怎樣，迪安的辦法是繼續限制在利迪一個人身上。霍爾德曼說，如果沒有新的因素——白宮聲明——加進來，迪安似乎認為米切爾可能有希望不被拖進去。 現在到了3月20日，我們又回到了九個月前闖入事件發生後第四天的地方，誰也不敢肯定米切爾有無牽連，或者根據第一手材料，甚至誰也不敢說馬格魯德有無牽連。但是圍繞著水門事件的間接牽連和弱點是如此之大，利迪或馬格魯德哪怕說了一句假話，就可能是致命的。 在我們會談結束時，霍爾德曼和我又討論了發表一個籠統的公開聲明的想法。當我提到迪安說這樣一來會打開太多的門時，霍爾德曼說，我們還是應該發表個聲明看看。他說，門總是要打開的。這正與我的想法相同。如果是事實總要揭露出來。我說：「我寧可由我們自己來把事實在可能範圍內直截了當地揭露出來。」我們一致認為聲明不要很全面，免得以後萬一又出現什麼事陷入被動。聲明只要表示，願意答覆以後出現的進一步問題。 在我們的會見結束前，霍爾德曼好像事後又想起一件事，提出了迪安向他提出來的又一個問題。他說，從1972年的競選經費中轉了35萬美元現款給白宮，作為諸如非正式民意測驗之類的政治活動所需的經費。這筆款沒有花掉，大選後又轉賬還給了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我說，這有什麼問題。他說，這不就可以證明確實存在「秘密經費」了嗎?報紙就會加以利用。他說：「倒不是說這使我擔心，它從沒有使我擔心過。」但他又說：「可能這裡面有問題，比……我所發現的問題還要多。」 霍爾德曼離開我的辦公室後，我就給迪安打電話，他似乎有點激動。他對我說，他要來見我，回顧一下「整個事件的最廣泛的含義」。他說：「你知道，或許我可以用30分鐘把事實對你說清楚，使你能夠從所有其他人都知道的那些事實出發來行動……我們以前一直沒有這樣做，搞的都是些零敲碎打的材料。」 我說我們在第二天即3月21日早晨見面。然後我又回到我一再提出的要求，由他起草一個我們可以用白宮名義發表的某種一般性的聲明。我建議，他或許可以向內閣作一次口頭匯報，把他告訴我的話向他們說一遍，保證白宮沒有人與闖入事件有牽連，好叫他們放心。像往常一樣，一提到發表聲明，迪安的反應總是很冷淡。他重複他的建議說，在發表任何聲明之前，他要同我個人見一次面。我說：「不，我要知道。我首先要知道的是，所有的人現在處境如何。」我想到我同霍爾德曼討論時談到要避免發表有定論的聲明，我說，我正在考慮發表一個「全面的聲明，但又要使它非常籠統」。——我的意思是，章節不必分明，只是一般性的結論，如：「霍爾德曼在這件、那件或者別的事情上沒有牽連，科爾森先生沒有幹這件事……提一些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如果有進一步的問題，請告訴我。」 日記 今天真是夠嗆，因為我們開始越來越多地涉及水門——西格雷蒂事件的真正問題所在。就弄清事實而言，我們似乎總是只能得到基本上是死胡同式的答覆。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實際上就讓它那樣下去。事實上我們不是在設法弄清事實，而是要把我們這方面的真實情況講出來。 我很晚才找到迪安，大約在7點鐘。照埃利希曼的說法，他今天顯然有點氣餒。雖然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跟他在一起，並明顯地使他大大地振作起來。他一直在努力使事情不至於搞得一發不可收拾。他說他想找時間跟我談半個小時，把事情都擺出來，使我能夠知道他所知道的一切事情，並且使我能夠知道如果讓白宮工作人員出席作證或發表聲明或不管你想幹什麼，那麼這裡面可能都會牽涉到一些什麼樣的危險。我定於明天上午10時見他。 總之，從迪安今晚所說的來看，他和穆爾都主張目前不發表任何聲明，乾脆頂住。 我跟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提出的論點是，如果這些問題遲早要提出來，恐怕還是讓我們主動講出來而不要被迫講出來的好。 我也得悉地區法院法官即將對亨特、利迪、麥科德和在水門被捕的其他人進行判決。 日記 一個主要關心的問題是，星期五法官採取行動時會發生什麼事。法官雖然會極其嚴厲，但這並不會使我感到意外。 他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麥科德可能會頂不住，因為他不願進監獄。他在幾天後可能會對法官說，他願意把一切都招供出來。問題是他知道多少事。當然關於米切爾的情況他知道得不少。米切爾是我最擔心的一個人。 總之，回想到幾年前，今天3月20日正是宣誓就職的日子，我們有許多競選遺留下來的問題要處理。霍爾德曼諷刺地說，這不過是一件一般的破門案件，如果不是守夜的人看到門上的膠帶或者什麼別的東西，水門事件就不會發生，其他的事也都不會牽連進去。但這是為了競選必須付出的一種代價，也是雇用這樣一些用心良好但又相當愚蠢或至少是判斷能力極差的人為你工作所必須付出的一種代價。 米切爾就是沒掌住舵，因為這時他跟瑪莎之間出現了好多問題，雖然我並不為此而責怪他，我知道為什麼發生這樣的事。沒有比米切爾更好的朋友或支持者了，也沒有什麼人比他更能經受得住壓力，但在目前，我們真的在這裡給卡住了，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個問題才好。 3月21日的談話 3月21日，星期三，剛過10點鐘，約翰·迪安進了橢圓形辦公室。 在對格雷聽證會隨便交換了幾句話以後，他說他認為我們應該談一談，因為在我們早先的一些關於水門的談話中，他的印象是我並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每一件事。他說，這就使我們作出一些只有我才能作出的判斷時會遭到困難。 我說：「換句話說，我必須知道你為什麼感到……我們不應該把有些事情說出來。」 他開始說：「我認為……我們的……這個問題毫無疑問是很嚴重的……我們得了癌症——在內部——在接近總統的地方，這癌症正在發展，它每天都在發展。它越來越加重，它現在按幾何級數的速度在發展，因為它本身就在加重。我跟你一解釋其中某些為什麼會是這樣的細節，你就會明白，這基本上是由於：第一，我們受到了訛詐；第二，那些本來不需要作偽證來保護別人的人很快就要開始作偽證了。這簡直就是——一點兒保證也沒有……」 我接上去說：「這事情不會完蛋。」 他重複道：「是不會完蛋。」 他開始講細節，其中有些我以前聽說過，有些是我以前雖然聽說過但說法不同，而有些則是新的東西。 他開始說，霍爾德曼想在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開展「完全正當合法」的情報活動。迪安就讓他的一個助手起草一個計劃進行「正常的滲透……從某些當秘書的人手中收買情報等這類事情」。迪安說，埃利希曼、米切爾和一些別的人都一致認為，他所挑選的助手不適合處理這種事，他們要一名律師。他說，就是在那時候，他推薦利迪來負責情報活動。這是迪安第一次告訴我這一點，以前他只說他將利迪推薦給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作為一名法律顧問。 迪安又重複了一遍：當利迪在司法部部長辦公室里向米切爾提出他的粗魯笨拙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收集情報計劃時他自己感到憤慨的情況，當時他又是怎樣對利迪和馬格魯德說：「你不能在這個辦公室里這樣講話……你應該重新檢查你的整個想法。」他又重複講他以前說過的霍爾德曼後來同意迪安和白宮不應參與這種活動。他說：「我認為，在那時候事情就結束了。」 我的理解是，他了解的第一手情況就是到此為止，然後他就轉而談到在闖入事件發生後他才知道的一些詳細情況，當然他竭力想把以後發生的事拼湊起來，這些都是他的推論和猜測。 看來，在米切爾辦公室的會議之後，亨特和利迪請求科爾森幫助使他們的計劃得到批准。科爾森於是打電話給馬格魯德，要他在亨特和利迪身上「要麼釣魚上鉤，要麼索性放棄魚餌」。我問道，科爾森是否知道亨特和利迪的計劃是什麼內容。迪安說，他猜想科爾森「對他們在談論的事是相當清楚的」。 科爾森!我最初的憂慮又出現了。迄今為止，所有的人包括迪安在內，都對我說，科爾森沒有牽連進去。我問道：「你想科爾森是推動此計劃的人嗎?」迪安說他認為科爾森曾幫忙推動此事。他也認為霍爾德曼通過斯特羅恩做了些推動的工作，但霍爾德曼之所以推動他們進行一些收集情報活動是建立在無害的假設上的，即他們沒有計劃幹什麼不合法的事。迪安肯定地說：「我想鮑勃假定他們所幹的事是正當的。」 迪安猜想道，馬格魯德向米切爾報告科爾森和斯特羅恩作過「推動」，在那些壓力面前，米切爾坐在那裡抽著菸斗說：「那就干吧!」根本沒有真正考慮過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就是迪安對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竊聽事件是怎麼搞起來的推論。我感到有些難以保持自己不暈頭轉向了：就在24小時以前，霍爾德曼還暗示說迪安認為米切爾並沒有批准闖入事件。 迪安說，安裝了竊聽器之後，斯特羅恩從中收到一些情報，並將情報送交霍爾德曼。迪安說，霍爾德曼可能不知道情報來源，但斯特羅恩是知道的。 迪安說：馬格魯德是「完全知情的」，但他作了偽證。迪安說馬格魯德編造了「一幕戲」，他有一次碰上迪安，便問道：「怎麼樣?」迪安說，他當時的回答是：「那，我不知道……如果這是你們要堅持做的事，那好嘛!」迪安說，儘管馬格魯德作了那樣的證詞，馬格魯德的確曾具體指示利迪進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迪安說，但是他真實地相信，白宮裡是沒有人知道那事情的，但他顯然又自相矛盾地說，他認為斯特羅恩知道。 談到闖入事件發生後的活動，迪安說他本人「得到相當明確的指示要他不去進行真正的調查」，他按照「限制理論」行事。我說：「對。」我記得霍爾德曼在前一天晚上說過，迪安希望把闖入的罪責限制在利迪身上，不讓往上追到米切爾身上。 迪安說，他一直在密切注視聯邦調查局和聯邦大陪審團的調查。他說被告們在水門被捕後不久，便警告說：「我們得有一筆請律師的費用……如果你們要我們把這事拖到大選以後的話。」迪安說，在他和米切爾都在場的會議上作了付款安排。他補充道：「卡姆巴克被找來了。卡姆巴克籌措了一些現款。」 我問這事是不是用過一個所謂「古巴委員會」打掩護。迪安說是的，而且還用了亨特的律師。我說：「不論花什麼代價，我也願意保留這個掩護，保留這個委員會。」 然後，迪安說出了他的妙語：「鮑勃牽連在內，約翰牽連在內，我牽連在內，米切爾也牽連在內。而這可是阻撓司法的行為。」 我不明白。我想迪安總得言過其實一些吧。 我問道：「鮑勃怎樣牽連進去的?」 迪安說，霍爾德曼讓他動用放在白宮的一筆35萬美元現款經費來付款給被告人。迪安說：他自己，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決定，只要「不讓這件事在大選前爆發，付多少錢作代價都不為多」。這是一個新的轉折。前一天晚上，霍爾德曼剛說，這筆款沒有動用就已還給了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唯一存在的問題是輿論界會稱之為「秘密經費」的東西。我說：「我想你應該很快處理此事。」迪安表示同意。 迪安說，麥科德跟白宮的什麼人談到對他的判決減刑的問題。他說：「你知道，科爾森間接地跟亨特談到過減刑的問題。這一切事都很糟糕……因為這些都是問題，是許願，是承擔了義務。這些都是參院最想找到的東西。」 這時迪安說到了造成他近來心神不安的核心問題。五天前，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一個律師接到霍華德·亨特的一個口信，他直接把口信轉給迪安：亨特要求給他12.2萬美元的律師費和個人費用。迪安說，當他接到這個口信時，他對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律師說：「我跟錢的事沒有關係。我對此一無所知，無法幫忙。」 亨特的口信還附有一項威脅：「我要把約翰·埃利希曼拖下來跪倒在地上，讓他坐牢。我已為他和克羅幹了好多骯髒的勾當，他們跑不了。」照迪安的說法，亨特的最後限期是「昨天交易所收盤時間」。 我問道：「那是指什麼?是指埃爾斯伯格案嗎?」迪安回答說：「埃爾斯伯格以及顯然還有些其他什麼事。我也不知道其中的全部情況。」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事。」我說道。我想到早在1月份，科爾森就猜到亨特可能把霍爾德曼或埃利希曼拖下水，他們同時都猜到亨特會對科爾森做什麼。迪安說他也不知道還有什麼事，接著他告訴我都有哪些人知道闖入埃爾斯伯格醫生診所事件，這裡面有在水門被捕的古巴人和他們的律師。 亨特的威脅正是一個最緊急而又最有戲劇性的例子，說明所有被告有可能不斷進行訛詐這個更大的問題。如果我們繼續付款，那就會加重對司法的阻撓。此外，還有如何籌款的問題。我問他得需要多少錢。迪安估計，要付錢給所有的被告人，在今後兩年內恐怕需要100萬美元。 我說，這可不那麼容易，但我知道可以從哪裡搞到這筆錢。事實上，我腦子裡也沒有什麼具體辦法。但我設想，如果有足夠迫切的需要，我們可以從那些過去曾大量捐助我們的一些人那裡籌得這筆錢。 迪安又回過來說他關於總統職位「得了癌」的話。他說巴德·克羅在埃爾斯伯格事件上被迫作偽證。關於克羅的這個消息對我又是一個打擊。他是我最喜歡的年輕的工作人員之一。我知道他是一個有原則的人。但顯然，他曾作證說，他不認識這些古巴人，而事實上，他是認識的——當然不是通過水門事件而是通過埃爾斯伯格事件認識的。 「偽證是很難證明的刑事責任。」我說道，但我自己對此也沒有太大的信心。 我們又回到亨特的威脅。在所有的新的細節和亂七八糟的事中，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霍華德·亨特是一個定時炸彈，他的最後限期是昨天。兩天後，他將被判刑，他肯定會實現他的威脅。 「就眼前急迫的問題而言，你得很快地處理亨特的經濟情況吧?」我問道，「為了留有選擇餘地，你得把瓶蓋留在瓶子上——不這樣，就得讓他現在就爆炸。」 迪安說：「不錯。」我讓他繼續敘述事實。他講完後，又回到他說的正在發展的形勢。問題是，如果水門案件開始暴露出來，霍爾德曼、米切爾、埃利希曼和他本人都要被指控犯刑事罪。他說他認為，他、霍爾德曼、埃利希曼和米切爾應該把全部事情都拿出來討論一下，並談一下如何把這同總統職位分開。 他對我說：「你沒有牽連進去。」 我回答說：「這是事實。」 「先生，我知道這是事實。從我們的談話中我就可以知道，這些你都不知情。」 我們談到了問題的實質和真正的問題：有什麼別的辦法沒有?我提出了一個假設：當他與霍爾德曼、埃利希曼和米切爾碰頭時，他們可能得出結論，沒有辦法使整個事情不暴露出來。我問迪安，那時該怎麼辦呢?我說：「你們是不是就把事實全部揭露?這不是最好的辦法嗎?這就是我對它的看法。」 迪安躲躲閃閃。他提出另外一個辦法：召集另外一個聯邦大陪審團，給某些見證人以豁免。我起初以為他想的是給馬格魯德以豁免，但後來越聽越清楚，原來他想的是給他自己以豁免。他告訴我，他認為他自己將面臨坐牢的可能性。 我說：「天哪，不會吧!我看不出你怎麼會被判坐牢。」根據他自己所說的，他譴責過利迪的竊聽計劃；他同處理錢的問題沒有牽連；他沒有向任何人許諾可獲寬大處理或作任何偽證。但他顯然很發愁，所以我要他再跟我解釋解釋，在阻撓司法方面他有些什麼問題。我告訴他，我看不出怎麼能對他進行起訴。他解釋說，他在訛詐問題上是「情報渠道」。 在他繼續往下說時，我卻一直在擔心訛詐的事以及如不付錢會冒多大風險的問題。我告訴他：「讓我坦率地說，我就不信這種事情非得繼續存在下去不可。」於是我開始從迷宮中找出一條出路。至少，如果我們有100萬美元並且有辦法把錢交出去，那就會把所有的事再拖一段時期，但能做到嗎?還有亨特和他期待寬大的問題：如果有人讓他以為可以得到自由，那錢就滿足不了他。迪安說，其他的人也會要求寬大，並說：「我不敢說，你是否能夠給他們寬大處理。這樣做可能太擔風險了。」 我說：「在1974年大選以前不能這樣做，這是肯定的。你的看法是即使到大選後，即使到那時也不能這樣做？」 他回答說：「是的，它可能會以一種你不應該被牽連進去的方式把你進一步牽連進去。」 我說：「不，那是錯誤的；這一點是肯定的。」 這分明不是一個答案，於是我們又回到原地。 迪安分明十分沮喪。他幾乎用一種表示很抱歉的方式說，在大選前是做了一些錯誤的判斷——當然也有些是必要的判斷——但現在這已成了第二屆任期中的包袱，而且是甩不掉的包袱。我試圖使他放心，現在不是互相埋怨的時候。我說：「我們大家在這個問題上都有份兒。」我又一次告訴他，我認為他把他自己負有刑事罪責的可能性估計過分了。 迪安說他沒有一個可以解決所有這些問題的方案，但他認為我們應該考慮儘量減少損失而不是進一步付錢來使問題加重。我表示同意，但亨特是例外。對他，我們已經處理晚了，如果他開始對白宮進行攻擊，那就無法知道他能對我最親密的助手——科爾森、埃利希曼、霍爾德曼、米切爾——因而也是對我自己，造成什麼樣的損害。 我問道：「但目前，你是否同意你還是把亨特的事解決一下？我的意思是，在目前，這是值得的。」 迪安說：「對，為了換取時間這是值得的。」 我們於是商定，迪安立即與米切爾、埃利希曼和霍爾德曼碰頭。他說：「對每一個會損失最多的人來說，我們還從來沒有讓他真正輸光過呢。」 我按電鈕要霍爾德曼參加我們的談話。在跟迪安談話時，迪安告訴我，當天早晨他同霍爾德曼談了他同我所談的同樣一些問題。所以這時，我認為霍爾德曼了解迪安對我所講的所有問題。但當霍爾德曼參加了我們的談話後，他好像頭一次聽說亨特的訛詐、科爾森給馬格魯德打那個可能導致水門計劃得到批准的電話，以及科爾森直截了當地答應亨特在聖誕節時會得到赦免這些事情。 霍爾德曼坐下來以後，我告訴他我們正要做出決定。從全面的戰略考慮，我認為我們有兩種選擇。如果我們認為，人人都得負刑事罪責的這種潛在的危險太大，我們可以一點也不讓步，頂回去，拒絕出席歐文委員會作證。照迪安早些時候的說法是：「放低姿態；而實際上我們現在所講的是進行掩蓋。」如果這行得通的話，不可否認，這種辦法是吸引人的。我對霍爾德曼說：「我可不想負任何刑事罪責，對白宮的工作人員我所關心的就是這件事。我想委員會的成員也是這樣。」 同時，選擇這辦法只會給我們造成一場惡性循環，我對霍爾德曼解釋了這一點：想法拖延，使被告人暫不揭發，唯一的辦法就是照付勒索款；這樣做是可能的；但即使我們認為決定這最後一著是有理由的，並值得在當前冒一下風險，但最後我們仍然有怎樣對付他們必然會提出要求寬大的問題，而這是我們根本不能給的東西，所以最後我們的討論又回到了原地。 另外，我對他們說：如果我們決定，「我們最終總要被放完血然後死去，這一切到最後無論如何還得要暴露出來，那麼你就兩頭倒霉……我們就被看作在進行掩飾，所以我們不能那樣做」。於是我們只能採取第二種選擇方案：不管自己提出出席聯邦大陪審團或歐文委員會作證，或是發表一項公開聲明，總之要儘可能使我們處在最有利的處境，然後讓事情爆發出來，碰碰運氣，想辦法熬過去。 對於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方針，霍爾德曼的態度是毫不含糊的。他說：「我不明白，他們訛詐這筆錢怎麼就能把白宮或目前在白宮的任何人牽連進去!」我問迪安，我們大家是否一致同意不去對被告人說，「我很抱歉，一切都吹了」，而讓他們去揭發。我問道：「就該這樣辦，是嗎?……如果你要做得乾乾淨淨的話。」迪安看來不大肯定。霍爾德曼則很肯定，他說：「你要知道，你做一件事時，它必須是你以後不會後悔的。」他說到敲詐勒索的問題：付第一次款是一回事，「但是明天、明年以至五年以後你還需要付多少呢」?他指出，在前幾個月當迪安說有一個付錢的問題時，他就對迪安說過這些話。 至於說到目前為止已經付出的錢，我說我們的掩護辦法是說大選期內這些被告人一直是由古巴委員會負責的。 迪安說：「哦，是啊。我們可以那麼說。事情當然不完全是這樣發生的。但是——」 我說：「我知道，但事情的發生就得按照這樣講才行。」 我又一次問迪安，他的建議是不是也要走「這條幹淨的道路」，別去管它，聽其自然發展吧。 這次他不躲躲閃閃了。他回答說不行，他又一次主張我們的人出席聯邦大陪審團有好處，因為聯邦大陪審團與參議院水門委員會不同，它有關於證據的規則。 霍爾德曼問：「你可以說你記不起來了，對嗎?」 一個律師總是勸他的委託人說，他最好說他記不起來了，最好在記憶力上犯錯誤，而不要冒險去瞎猜或者重新編造一套。但這種辦法在委員會聽證中沒有多大用處，因為在這裡援引憲法第五項修正案，或聲稱記不起來了，在公眾的心目中就等於自動定了罪。迪安提醒霍爾德曼，聯邦大陪審團也有它的危險之處，要冒很大的犯偽證罪的風險。希斯案件就證明了被控犯偽證罪的危險性。我說：「對的，你就一口咬定說我記不得了，我記不起來了；對我記不得的事，我不能有一個誠實的回答。」 我同意出席聯邦大陪審團這個主張。埃利希曼建議，作為一個解決辦法，我們請求水門事件聯邦大陪審團重新開庭，聽取白宮工作人員的證詞。那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有一個有條有理把事實一一擺出來的機會。我後來又說：「應該通過聯邦大陪審團來擺事實，而不是在委員會的弧光燈下擺事實。」 我最後一次回到亨特的問題上。我們同意不再付錢給所有的被告，但亨特仍然是個定時炸彈。我告訴霍爾德曼，亨特問題使我不安的原因是「它跟競選沒有關係……他跟埃爾斯伯格事件有關」。如果兩天後對被告宣判時，亨特開口捅了出來，即使用聯邦大陪審團的辦法也為時太晚了。因為就是亨特威脅我們，使我們沒有選擇餘地，甚至連正常地做點正確而又負責的事的選擇餘地都沒有了。 我轉向迪安：「這就是為什麼你認為最急迫的事是在亨特問題上你沒有其他選擇，只有給他12萬美元或者不管他要多少錢，對嗎?你是不是同意，這是個換取時間的好辦法，最好還是把這件事辦了，而且要快?」 迪安說：「我想應該給他一個信號，無論如何——」 我打斷他說：「唉，看在基督的份兒上，要做得……但誰去跟他談?」 迪安重申說，問題是無法搞到錢，而我們講的卻是如何把錢送給被告的問題。我們又一次討論了重開聯邦大陪審團的主意。然後我又回到亨特的問題上來。 我開始說：「再找找看有沒有其他出路。在亨特的問題上，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只有想法使他……」 迪安說：「眼前我們是沒有什麼可選擇的。」 我說：「但我要說的是，難道你在亨特的問題上有過什麼選擇的餘地嗎?問題就在這裡。」我們又一次回到原地，不可避免的循環現在到了頭。連付給勒索款項這種極端的措施都不是解決辦法，這也只能給我們換來很少的時間。 然後迪安想出了給我們換取點時間的另一種辦法：我們可以讓賽里卡法官把判決推遲兩星期。這將在亨特問題上減輕我們受到的壓力，並給我們使每個人都出席聯邦大陪審團所需的時間。我馬上接受這個主意，告訴迪安快去照辦。 在會議快結束時，我說：「坦白地說，討論一下這些不同的辦法還是好的。一旦……決定了計劃——約翰，你在大選之前就有了個正確的計劃，而你也處理得很正確，你把它限制住了。現在大選以後，我們必須有另一個計劃，因為我們不能，我們不能讓這件事在四年之內，老是掛著——你會被人慢慢吃掉的。我們可不能那樣做。」 霍爾德曼表示同意。我們必須以儘可能低的代價，但不論什麼代價，來避免進一步的牽連。因為正如他指出的那樣，牽連已開始越來越逼近我本人了。 我說：「唉，不管怎樣，除了別的以外，侵蝕將不可避免地發展到我這裡來。你們知道人們說水門不是個主要問題。這不是主要的問題，但這會成為主要的問題，這一定會成為主要的問題的。」 迪安很誠懇地說：「我們不能讓那種形勢玷污了你。」我對他的關懷很感激——並且同他的看法完全一致。 我說：「白宮不能幹這樣的事，對嗎?」會議也就結束了。 會議只產生了兩項決定：霍爾德曼去叫米切爾馬上從紐約來同迪安和埃利希曼會談，迪安要設法使宣判日期推遲。 這次會議後，我直接見了正在美國訪問的蘇聯青年奧林匹克體操運動員奧爾加·科爾布特和她的一些隊員。會見後，還有一個關於壓縮聯邦開支的會議。但在這段時間，霍華德·亨特，他的威脅和他要錢的事都壓在我的心頭。 這些會議一結束，我就叫羅斯·伍茲進來，問她我們還有沒有未花完的競選經費。她說我們有，但她要查一下才知道還有多少。結果還有10萬美元。過了一會兒，霍爾德曼進來時，我就對他提起這事。但他再一次乾脆拒絕我們因為再付錢而進一步牽連進去的主張。他說：「你應該不介入這件事。」 那天下午晚些時候，霍爾德曼、埃利希曼和迪安來到行政辦公大樓辦公室同我就水門事件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現在我在事後再回過頭來看這次會議，我看清楚了，我們都從各自不同的理解基礎出發來行事，對各自不同的弱點也有不同的看法。霍爾德曼最關心的似乎是馬格魯德可能亂咬他，說他在事前就知道闖入事件，而不是他對付錢給被告一事知情與否的問題，但迪安卻說這才是真正的危險所在。事實上，遲至第二天早上，霍爾德曼對迪安所作結論的嚴重性似乎毫無意識。我提到迪安由於自己對付錢給被告一事知情而感到擔心，霍爾德曼沉思了一會兒，說道：這個事是我、埃利希曼和迪安一起商量過的呀。他還評論了這麼一句：「也許他會以為我也牽連在內咯!」 在3月21日下午，埃利希曼對形勢的詳情的了解似乎比霍爾德曼知道得更少：他表示他仍然認為，戈登·斯特羅恩的問題就是他沒有對競選經費的支付情況提出報告。看來埃利希曼沒有覺察到斯特羅恩可能早已知道竊聽計劃。這些不同的了解，以及由此產生的對全面情況的缺乏了解現在就看得很清楚了。不過，在那個時候，我們的問題只是看起來非常複雜，而我們開的那些戰略會議只不過是繞著問題跳小步舞，令人沮喪，毫無效果。 那天晚上，我口授了一篇有關這一天活動的很長的日記，事後證明這一天是我總統任期內的一個災難性的轉折點。在日記中我寫道： 日記 除了與迪安談話外，今天這一天是個相對來說不算多事的一天。迪安說在總統職位周圍得了癌，而這癌肯定會繼續發展下去，我們最好把癌切除，別讓它繼續發展下去，否則最終會把我們毀掉。其實他這麼說，實際上是想把事情挑開。他的情緒顯然十分低落，什麼也看不到——看不到有什麼其他出路，只有採取行動把事實都揭發出來。 當我仔細問他時，看起來他甚至感到他可能犯了某種刑事罪似的，因為他參加了照顧這些正在受審的被告人的活動。他指出，使他不安的是，現在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各自在想辦法找出路，而這樣做是會產生相當大的問題的。因為這意味著，人人都只顧保自己，不惜出賣別人了。 第二天，3月22日，霍爾德曼和我又一次回顧了越來越變幻無常的水門形勢。當我們的談話轉到利迪以及廣泛傳播的謠言（他跟其他的被告將被判35年徒刑）時，我說，我認為為他們籌點款是完全正確的。我告訴霍爾德曼說：「我的意思不是接受亨特的敲詐，那就走得太遠了。但是我們要照顧那些坐牢的人……我們為他們感到難過。我們這樣做是出於同情心。」霍爾德曼表示同意，說這就是為什麼他認為迪安完全沒有必要擔心這會構成司法阻撓。畢竟被告已經服罪。霍爾德曼說：「當一個人前去投案服罪，你還能說這是阻撓司法嗎?」 我說我不明白為什麼迪安擔心自己會牽連到阻撓司法的行為中。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他畢竟沒有去把錢送交給被告呀。我說，我認為正是因為亨特直接向他要過錢才把他弄得如此心神不定。我說：「你要知道，如果迪安真的搞到了這筆錢，那他媽的就會構成真正的訛詐事件了。」但是由於迪安並沒有搞到錢，所以我看不出他會有什麼問題。 從事後來看，這就很清楚了。在3月21日，約翰·迪安是在試圖使我警惕到，九個月來，我一直認為水門事件的主要問題是誰批准了闖入的問題，但這問題已被新的、更為嚴重的、進行掩飾的問題所壓倒了。那天會見後，我離開時只是因為他所說的問題涉及新的方面而感到不安，而不是由於我們處境的緊急和危險而激起我採取行動。迪安沒有告訴我他本人在進行掩飾中的積極自覺的作用達到什麼程度，所以，我把他所說的許多話都看作猜想和推論，而不是對一個已經無法收拾的爆炸性的形勢所作的第一手報告。因此，我的反應就是擺開來研究每一種可供選擇的對策。連迪安堅持說批准付錢給被告是阻撓司法這一點，在我看來，也只不過是反映了迪安個人的情緒低落而不是說出一個經過考慮後得出的法律結論。只是在三個星期以後，當我終於看清了掩飾活動的全面情況，並且認識到付錢給被告這事在掩飾活動中所占的地位，我才懂得迪安那天想告訴我的實際上是什麼。 在3月21日的會議後，我感到的是不安而不是震驚，是焦急而不是驚慌。由於我沒有理解人家告訴我的事情的充分含義，其實際後果就是，我頑固地堅持我在談話前所持的方針：我繼續集中精力在弄清是誰由於事先知道闖入事件而成為最容易被攻破的薄弱環節，繼續尋找辦法來改變我們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使得白宮在水門事件上不要顯得老是那麼被動。 3月22日下午，我跟霍爾德曼、埃利希曼、迪安在行政辦公大樓開會，約翰·米切爾建議我們放棄行政特權，允許所有的白宮助理出席歐文委員會的秘密會議去作證。他說這是使白宮進入一個公開的新姿態的唯一辦法。當有人開玩笑地說，這個決定是一個「經過改良的有限拖延」時，我說道：「唉，問題只是公開拖延或秘密拖延之差而已。」 有一次迪安本人說過：「如果我們的姿態是，除了舉行一場公開開庭之外，別的什麼都做到了，那我們不就做到毫無隱瞞了嗎?」 我們也決定，現在是由迪安發表一個報告或聲明的時候了。迪安表示同意，說：「我想這確實是現在應該做的事。」 每個人都同意發表一個聲明或報告，但每個人對為什麼需要這樣做卻都有不同的想法。我想用它來證明我以前所作的關於白宮沒有人跟水門事件有牽連的公開聲明都是真實的。我需要有一個文件來表明，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別人這樣告訴我，而且我也相信他們的說法。我不要一個把迪安的所有推論和猜想全都包括進去的文件，只要對一般的指責作出答覆就行了。當時也談到，迪安的報告應該作為一個可以提交歐文委員會的文件，說明不同的人牽連到什麼程度，從而有助於限制傳訊證人的數目。當時也談到，要把文件廣為宣傳，目的是要搶在歐文之前拋出一些有關水門事件的新的事實，使得歐文拋出的事實在聽證會開始之前就成為舊聞。當然，最後，這個文件到底會起什麼作用還得由它本身的內容來決定。這時，迪安說：「要檢驗布丁還得看布丁本身。」[4]不管是什麼樣的聲明，我想我們一定得發表一個。我說：「如果它捅開了門，就讓它捅開吧!」 會議結束後，我感到輕鬆了。前一天，我提出兩個可供選擇的道路：要麼寸步不讓，反攻過去，要麼想法穩住自己的陣腳，儘可能根據我們自己的條件把事實擺出來。現在，到3月22日為止，我們已經在第二條道路上採取了第一個行動。 我們一直認為，之所以在水門事件上避免發表公開聲明，或避免主動提供證詞，其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要避免對約翰·米切爾增加壓力。所以，我擔心他會對這個新戰略作出反應。在其他人離去後，我單獨接見了他。我不想讓他認為我是在把他一個人推出來受過。 我說，我並不認為應該撤換謝爾曼·亞當斯[5]，即使他犯了錯誤，那是一個殘酷無情的決定。在目前的案件中，我不準備採取殘酷無情的行動。我不會背棄我的朋友。然後我想到每個人將要在歐文委員會面前吃苦頭，我對米切爾說，「結果怎樣我他媽的一點也不在乎」。就我而言，他們可以「援用憲法第五項修正案，進行掩飾或干其他任何事，如果這樣可以得救的話——那就讓他們得救吧。這就是全部的要點。另外……就像我跟你說過的，我倒是情願你採用另一種辦法。如果事情終究會以那種方式暴露出來，我就更希望採用另一種辦法了……他們通過走露消息、指控以及影射等而透露出來的事實，要比讓其自然暴露出來的事實壞得多」。 我知道米切爾會懂得，我這是在拐彎抹角地說明，必須對我們的水門戰略進行痛苦的修改。到目前為止，這個戰略已經失敗得很慘、損失很大，現在我們要碰碰運氣，試試另一個辦法。令人感到鬆了一口氣的是，米切爾也已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第二天，3月23日的早上，約翰·賽里卡法官為了宣布對水門事件的判決，舉行公開開庭。在開庭前不久，有人把詹姆斯·麥科德的一封信交給了他。麥科德在信中說，有人對他施加了政治壓力要他保持緘默；他在審訊中作了偽證；保持緘默的交換條件是答應日後給他寬大處理。賽里卡在法庭上公開宣讀了這封信。 我已去佛羅里達度周末，當埃利希曼打電話給我時，我正在比斯坎島我的書房裡。此後不久，我口授一篇日記：「我剛接到約翰·埃利希曼打來的電話，是關於麥科德在水門事件上引爆的一顆炸彈。我想，這本來是意料之中的、遲早要爆發的事。我的看法是，既然要爆發那就現在爆發出來。讓我們來弄清楚，屍體究竟埋在哪裡，看他還有什麼可說的。」 賽里卡讓麥科德保釋。他對亨特暫判35年監禁，其他四人每人判40年。利迪早就因為拒絕揭發而被控蔑視法庭，最終被判6年8個月到20年的監禁並罰款4萬美元。這些判決完全是亂來一氣。在哥倫比亞特區，對殺人犯的判決比這都要寬大得多。賽里卡承認判決過嚴，但說這是一種策略，目的是要使被告揭發問題。後來，戈登·利迪挖苦地說，他跟賽里卡兩人的想法一樣，因為他們都相信，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日記 我滿以為這事會沿著米切爾-馬格魯德這條線發展而不是朝白宮這條線發展。不管是哪種情況，我們現在已被迫要在水門事件上表態了。當然，我們最主要的事是要擺脫整個政治壓力的問題。 正如我告訴埃利希曼的，既然事情總要暴露，我們不如早一點挑穿膿包，早一點完事。我問他，他是否認為我們應該由總統帶頭要求召集聯邦大陪審團，讓白宮裡的每一個人都應召出席作證。 他說他要同米切爾商量這問題，並且也要同迪安談談，但是他為了一些教會上的事要去一趟加利福尼亞州，星期日才能回來，所以我要抓住霍爾德曼和齊格勒，同時我也要在這個問題上想一想才能打定主意。我要打電話給迪安，了解他對這問題的看法，恐怕還要了解克蘭丁斯特的看法。 當然，在目前，我想我們的情緒都有點低落。我只能讓水門事件自行發展，不知道結果會如何。但我想現在最重要的事，是在這件事上讓白宮洗刷乾淨，而且儘快洗刷乾淨。現在法官已經行動起來，我更傾向於召集聯邦大陪審團的意見。 商品價格指數發表了，這是20年來最壞的，市場繼續在走下坡路。這真是一個不吉利的3月，對我們這個政府來說，3月好像生來就是不吉利的。3月通常是很壞的一個月，而4月將是採取行動的一個月。我們看吧。 我告訴霍爾德曼同科爾森取得聯繫，弄清在赦免問題上他對亨特究竟講了些什麼，包括他有沒有提到過我的名字。科爾森說他見到亨特的律師威廉·比特曼時，比特曼說到亨特希望在今年年底以前能出獄。對此，科爾森告訴比特曼說，他是亨特的朋友，會盡力想辦法的。他說他沒講具體東西，也沒有提到我。科爾森承認，從他所說的話中比特曼可能推斷出同他實際所說的話不同的結論。 霍爾德曼問到科爾森關於迪安所作的新揭發，是科爾森打電話給馬格魯德，催促執行亨特和利迪的收集情報計劃才導致發生水門闖入事件的。霍爾德曼說，科爾森似乎對這個問題感到吃驚。他說他沒意識到大家都已知道他給馬格魯德打過電話這件事。他發誓說他不知道亨特和利迪的建議究竟是什麼內容。 霍爾德曼就我要求再召集聯邦大陪審團調查水門事件的計劃同米切爾接觸。米切爾反對這樣做。他說，在這個時候這樣做會使人們更加相信麥科德所說的一切而損害其他人的權利。迪安同意米切爾的意見，並說我們不必作過多的反應。但就目前我們這方面來說，根本不存在反應過多的問題。麥科德的信是一條爆炸性的新聞，我不斷地主張由我來說點什麼或做點什麼事，使我們能把急轉直下的形勢控制起來，如果不召集聯邦大陪審團，那麼是不是應該委派一個特別檢察官呢。但總是有人表示反對。3月25日，我記下了前一天的日記。 日記 昨天我們繼續就水門事件進行觸及靈魂的自我反省。我跟霍爾德曼進行了一次長談。他告訴我，迪安的計劃是，可以出席聯邦大陪審團，要求豁免，然後把一切都說出來。我不能肯定這樣做對我們有利。因為這樣就等於在行政特權方面我們最有力的一點上作出讓步。我對霍爾德曼說，聯邦大陪審團指定的人，或者特別是麥科德星期四的信中提到的人，都得自願出席聯邦大陪審團，將他所知道的一切提供出來。 霍爾德曼終於站到我這邊來了，而且並不是勉強的，他同意我們必須做的事是出席聯邦大陪審團。 在這裡，科爾森是最不情願出席的一個，我也明白他為什麼會這樣。但是就應付聯邦大陪審團來說，他恐怕是最聰明的一個。 我擔心的是，那些古巴人可能很隨便地同麥科德說到他們希望得到豁免和別人許願給他們以豁免的事，這看起來就很像政府在進行大規模掩飾，或阻撓司法了。 科爾森發誓說，凡是他對比特曼說過的話，事後他都寫在一個詳盡的備忘錄里。他說，他只對亨特一個人講了，那是根據老交情。科爾森說他會幫他說說情，並說有理由相信有人會傾聽他的意見。說這句話本身就夠糟的了，何況科爾森又說得過頭了。 我跟霍爾德曼說不論給予哪一種寬大處理都有困難。他同意說，在1974年大選前一定不能有什麼舉動，大選以後，或者大選結束時能不能有所行動也還要看情況。亨特可能是個例外，因為他為我們服務時間長，他又不像其他人那樣牽連得那樣深，而且他還有很嚴重的個人困難問題，他的妻子死了，孩子們沒有人照顧。 我跟霍爾德曼說到有必要把整個事件全盤弄清，我說，如果我們讓事態這樣繼續發展下去，我們就根本無法管理國家，也無法為國家做我們能做的事。我說：每個人都要出席聯邦大陪審團，誰被控告有罪，他就得請假離職。我當時心裡想到的是馬格魯德。 我說，問題是，如果我們走得那麼遠，要是白宮有什麼人被控告，那又會怎樣?霍爾德曼立即回答說：「唉，這當然正是他們所求之不得的，把最高司令部的某個人趕下台，以此來證明整個白宮都腐敗透了。」他說的對，我們必須想個辦法把事情徹底了結掉，不讓它發展到那種地步。因為在我腦子裡還從未懷疑過霍爾德曼或埃利希曼有罪。 科爾森的問題又是另一回事。他那邊發生的事給我帶來很多麻煩，他能否從看來是相當複雜和困難的處境中解脫出來，只有時間才能證明。 昨天，24日，我寫了一段筆記說，3月24日正是我作了越南問題演講後的60天，那是我們在民意測驗中威望最高的時候。又說，整個水門事件一發不可收拾，或者至少在很大的規模上爆炸開了。我也想起，西奧多·羅斯福結束他的極為成功的國外旅行回國時，在紐約市幾乎受到英雄凱旋式的歡迎，但幾個月後，他自己的黨把他趕下領導崗位，甚至連全國代表大會的一名代表都當不成。 也是在3月23日，星期五，詹姆斯·麥科德秘密會見了歐文委員會的主要法律顧問塞繆爾·達什。3月25日，達什舉行記者招待會，宣稱麥科德的交代「既充分又真實」。對這樣一種明目張胆帶有偏見的行動，連出席招待會的有些記者都感到不可理解，他們之中有的人猜測達什是蓄意這麼幹的，要對被告施加壓力，尋找漏洞。他們不久便發現，尋找漏洞並不那麼困難。麥科德與達什秘密會談的實質問題馬上就泄露出來了。而這在以後變成了委員會「態度公正」的典型例子。 結果證明，麥科德的一個具體目標是約翰·迪安。在3月25日晚上，我們得悉，第二天的《洛杉磯時報》將報道：麥科德「告訴參議院調查人員」，馬格魯德和迪安是事先知道水門闖入事件的。迪安對齊格勒說，這個消息是誹謗，他的律師將通知該報這是誹謗，但這條消息還是登出來了，大標題是：「麥科德說，迪安、馬格魯德事先知道竊聽計劃」。霍爾德曼又打電話給迪安，迪安又一次斷然否認。起先，我想乾脆宣布迪安自願出席聯邦大陪審團作證，但後來我決定再等一等。當齊格勒在每日例行的新聞發布會前來見我時，我告訴他要對迪安表示信任，但對馬格魯德迴避作任何聲明。 《洛杉磯時報》的這則消息標誌著我對水門事件嚴重性的認識進入一個重要的新階段。 日記 我們似乎可以說生活在這樣的想法裡，認為水門事件在全國來說並不是那麼大的一個問題，它主要是在華盛頓、紐約受關注。但現在遠遠不是那樣了，由於輿論界的大力協助，它會變得更糟，尤其是如果這些被告開始揭發，對過去的事提出各種真真假假的回憶來，就會在白宮工作人員身上留下可能有罪的可怕污點。羅傑斯說，羅傑·馬德在報道麥科德的信時，肯定感到幸災樂禍。 另外，我們在報界的大多數朋友，包括迪克·威爾遜、比爾·懷特、羅斯科·德拉蒙德、弗蒙特·羅伊斯特現在都在說，在6月間還只是一件開玩笑的事，現在看來卻像是大規模的掩飾行為，除非我們採取行動正面地把事情解釋清楚，否則會對總統以及政府在今後的四年中留下嚴重的污點。 我認為這說法是對的。 今天的日子不好過，但總的說來，這一天對別人來說一定也很不好過。我想到在牢中的人，我當然想到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很自然地，還想到此刻一定很發愁的米切爾。不用說，我還想到馬格魯德，他知道他一定在法庭上作了偽證；我也想到迪安，他才是應得到人們最大關懷的一個人，因為他總是充當顧問，出最好的主意，避免干任何有非法或不正當行為味道的事情。 霍爾德曼在當天跟迪安談過話，迪安說：「我越看越深信不疑，如果我們要斗下去，我們最終要失敗的。時間拖得越久，我們會失敗得越慘。」迪安告訴霍爾德曼，我們應該重新考慮不再援用行政特權而去聯邦大陪審團把一切都說出來。我仍然拿不准這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方針。迪安還告訴霍爾德曼說，米切爾早些時候曾建議派人去「摸一摸麥科德的脈搏」。迪安說，因此有人傳出一種看法，說曾答應他在一年後得到寬大。迪安還表示很擔心，因為他自己也曾去看過利迪，叫他別憂慮。我在日記上繼續寫道： 日記 在赦免問題上，到底許了多少願，也是個問題。照迪安的說法，當然這都是由於他們對我們進行訛詐，但另一方面，正如我告訴霍爾德曼的，雖然沒有法律依據可以對那些付訛詐款的人進行起訴，但總統說什麼也不能把這樣的人繼續留在他的工作人員中吧。我雖然沒有這樣對他直說，但這是我經過考慮後作出的判斷。 根據霍爾德曼的說法，迪安對他說，他怕出席聯邦大陪審團作證是因為，他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關於米切爾是否有牽連的問題，這是因為他對米切爾究竟扮演一個什麼樣角色的問題，沒有掌握他認為有充分事實為依據的證據。 迪安還告訴霍爾德曼，在馬格魯德問題上，除了某一點以外，他也一無所知，因為馬格魯德並沒有把什麼都告訴他。他告訴霍爾德曼說，他跟馬格魯德的唯一牽連是，在馬格魯德出席聯邦大陪審團之前，他去見過迪安，並要迪安同他設想聯邦大陪審團可能會提出的問題來試審他一番，作為一次演習，迪安照辦了。他說馬格魯德在回答問題時回答得很好。但他說：「我沒有跟馬格魯德進行那些不供發表的談話讓他把事實全講出來。所以我也不知道馬格魯德真正知道些什麼。」 迪安還跟霍爾德曼提到一點，說他也不知道戈登·斯特羅恩到底知道多少事。 霍爾德曼說他問迪安，斯特羅恩有沒有作偽證，迪安說：「他沒有。」我對霍爾德曼指出，如果迪安出席聯邦大陪審團，聯邦大陪審團就要傳訊霍爾德曼、米切爾、科爾森、埃利希曼，還可能傳訊在審問迪安的過程中出現的其他人，在這種情況下，這些人都得出席聯邦大陪審團。霍爾德曼又一次說，科爾森非常不願意受到聯邦大陪審團的訊問。迪安對霍爾德曼說，他有意不問科爾森關於水門以外的事，而科爾森似乎對這些事很擔心，而迪安則真的不想知道這些事。我告訴霍爾德曼，我不知道科爾森做過什麼不合法的事情，除非他叫那些古巴人在別的地方干過些什麼混賬事。霍爾德曼答稱：「他可能這樣干過。」我說：「你知道他干過?」霍爾德曼回答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在這個階段，迪安從戴維營打電話告訴霍爾德曼的助手拉里·希格比說，就白宮工作人員中的其他人而言，迪安的報告可能算不得一篇很好的辯護詞。但是，這份報告對迪安本人卻是一篇很好的辯護詞。 在水門問題上，所有的事都越來越不穩定了。我仍然在尋求採取某些行動使白宮超脫於議論之外——給人們一些印象，表示我們，不光是歐文委員會，也是站在正確一邊的。 有一陣子我考慮過迪安所出的一個主意，成立一個像調查甘迺迪總統暗殺案的華倫委員會那樣的總統特別委員會。迪安說，他喜歡這個主意，因為這樣就可以把事情一直拖到1974年大選以後。那時，我就可以考慮寬大的問題了。但我徵求比爾·羅傑斯對水門事件的意見時，他強烈反對成立這樣一個委員會。他警告說，委員會的所有委員都只會想自己出風頭，到最後人們一提起尼克森政府時，恐怕就只記得有過這樣一件大事了。我最後終於同意這個看法，我告訴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說：「關於成立一個委員會可能拖過1974年大選的主張……我的看法是，反正這件該死的事總要暴露出來的，我想你們最好還是趕緊脫手為好，儘量少受損失，而且說實在的，脫手得越快越機靈越好。」 我提出另外一種可能：我去找賽里卡法官，告訴他，他認為怎麼辦好就怎麼辦，或者召集新的聯邦大陪審團，或者指派一名特別檢察官。羅傑斯喜歡這個主意。但科爾森反對在任何情況下指派一名特別檢察官的做法。他直率地說，他認為白宮裡幾乎所有的人都牽連進6月17日以後的活動中了，只有他本人是例外，所以我們不應該有意識地去增加我們被人攻擊的弱點。迪安也反對我去找賽里卡的這個主意。他提醒霍爾德曼，說他早些時候曾提出過一種解決辦法，那就是我們設法為他，即迪安，弄到豁免權，然後讓他到聯邦大陪審團去作證。他說，用這個辦法他就可以把馬格魯德不公正地株連別人的可能性給排除掉。 3月27日，迪安打電話給霍爾德曼，他說他跟保羅·奧布賴恩——他是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聘請來處理水門訴訟案的律師之一——兩人得出了結論，事實上是米切爾批准了水門竊聽計劃。迪安認為米切爾現在利用白宮保護自己，他說米切爾和馬格魯德為了保護自己而把「蘋果和橘子」混起來。例如，馬格魯德顯然在說，整個情報計劃都是迪安根據霍爾德曼的指示首先想出來的。馬格魯德甚至說，斯特羅恩有一次打電話給他，告訴他「這是總統交辦的」。 在過去十個月中，我由於過分敏感，再加上不願去了解真實情況，生怕結果會鬧得大家不愉快，因而就一直推遲同約翰·米切爾直接交鋒。現在看來這是不可避免的了。我跟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談到要米切爾親自對我們講講竊聽計劃和闖入事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但甚至在我們對此能夠做出任何決定之前，我們又得對付最近出現的另一個問題。迪安現在又說，如果他出席聯邦大陪審團作證，他要駁倒馬格魯德——可能還有米切爾——早先的證詞。首先，在米切爾的辦公室里事實上開過兩次會討論利迪的計劃。馬格魯德原來作證說，只有一次會議，而這次會議討論的是關於競選費用的新法律規定。迪安搞不清楚米切爾在這點上是怎樣作證的。迪安和馬格魯德都說，米切爾曾對他們施加壓力，要他們維持原來的說法，即只有過一次無關痛癢的會議。霍爾德曼說，他打算勸馬格魯德到法庭上去說「我說了謊」，並更正一下記錄。我問，馬格魯德是否有可能不堅持原來的說法，但埃利希曼說他不能，因為矛盾太多，我表示同意，但又不知道我們能否為他取得豁免。 3月28日，霍爾德曼安排米切爾、馬格魯德和迪安開會，研究一下能否解決他們同利迪開會的次數問題和會議內容問題上的矛盾。 開始，米切爾單獨會見霍爾德曼，他說他的第一個錯誤是，在利迪一提出這計劃時，他沒有把這事給否定掉。但是，他說他當時沒怎麼太注意這事。 馬格魯德告訴霍爾德曼說，利迪在到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報到之前，就接到命令要他準備為競選收集情報的計劃。他不能肯定是誰下的命令。但是，馬格魯德肯定，在跟利迪開會的次數問題上說謊是迪安的主意。儘管對馬格魯德的說法要持懷疑態度，但對於迪安為使水門事件不致鬧得不可收拾而做到什麼程度，我們由此可以得到一個了解。馬格魯德報告說，迪安不僅建議馬格魯德說只有一次會議，並且要馬格魯德銷毀他的辦公桌上的日記本，因為其中有一條關於這兩次會議的記載。馬格魯德還說，是迪安建議他在會議目的的問題上說謊，說會議只是討論新的競選法。事實上，馬格魯德說，他之所以那樣作證只是為了保護迪安。他指出，他就是承認了會議是討論收集情報，也不會對他自己不利，但他這樣一承認卻會損害迪安，會把迪安拖進收集情報計劃的活動中去。 所以傑伯·馬格魯德為了保護迪安作了偽證——而現在迪安卻要揭露他是一個作偽證者而毀掉他。 霍爾德曼說馬格魯德的樣子很可憐，並問及有無可能得到寬大處理，霍爾德曼想法安撫他，但說明他不能承擔義務。 在與米切爾和馬格魯德開過這些會以後，霍爾德曼跟迪安開會，迪安說他不能做米切爾和馬格魯德要他做的事——證實他們事先不知情的說法。他說要避免這個問題，唯一的辦法是讓他根本不出席作證。當霍爾德曼把這告訴我時，我反覆考慮是否應援引行政特權讓迪安可以不出席作證。 迪安告訴霍爾德曼說，他認為我們大家都需要聽聽專搞刑事訴訟的律師的意見。他說他自己要去找一個，我們大家都可以請律師來給我們出主意。 歐文委員會繼續透露帶有偏見的消息，報上頭條大標題宣稱麥科德把米切爾跟事先批准水門計劃牽連上了。同時，委員會的一個想出風頭的共和黨委員、康乃狄克州的洛厄爾·韋克爾開始攻擊霍爾德曼，指控他對政治諜報計劃是「完全知情的」。委員會資深的共和黨成員、田納西州的霍華德·貝克，私下對韋克爾的「表演」表示震驚，但是不論是他還是我們都對此毫無辦法，而韋克爾則如願以償，大出了一番風頭。 共和黨保守派參議員詹姆斯·巴克利、約翰·托爾和諾里斯·科頓公開要求我讓白宮的助理和前任助理出席歐文委員會作證。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喬治·布希私下主張採取一點行動使我們擺脫被動地位。 3月29日下午，我決定在水門作證問題上放棄行政特權，派迪安出席聯邦大陪審團。埃利希曼為宣布此事寫了一張紙的筆記要點，我們要求齊格勒召集一次特別新聞發布會。 然而，齊格勒從實際出發提出了反對意見：大部分記者已離開白宮，當天不會回來，而幾個小時後我將在那天晚上發表重要電視演說。我同意齊格勒的建議，我們等到第二天再予以宣布。後來我有時在想，如果當時像我要做的那樣立即發表該項聲明，事情又會怎樣發展呢？因為迪安本人那時是贊成這個主張的，我怎麼也沒想到他在短短的幾天內會改變主意。當我們同他提到這事時，他極力反對並說他的律師告訴他，現在不應該表示願意出席聯邦大陪審團的聲明。 所以，我不得不取消了這項聲明，把這個計劃作廢。又一天過去了，什麼事也沒有做。 在當晚的演說中我宣布暫時凍結肉價，並對河內破壞印度支那停火協議提出警告。我歡迎最後一批戰俘回國。我說：「12年來第一次，在越南沒有美國軍隊了。」但是，在華盛頓，注意力已經集中到水門事件，輿論界幾乎沒有人關心越南問題了——現在已不再關心了，因為關於越南的消息是好消息，而關於水門的消息卻是壞消息。 在月底，又連珠炮似的透露了一批關於水門的新消息，各電台採用了美聯社的一條消息，引用消息靈通人士的話說，麥科德指出霍爾德曼肯定是事先知道闖入計劃的。《紐約時報》的「可靠人士」說麥科德只是通過道聽途說把霍爾德曼牽連進去，但卻斷然聲稱科爾森是知情的。其他人士對《華盛頓郵報》說，麥科德根本沒有牽連霍爾德曼。 在日記中，我寫道：「我對霍爾德曼的剛強感到欽佩。他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我只祈求上帝，讓我們能夠找到一個辦法使他能免受這一切災難，雖然這樣做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因為他們都在盡力想揪住他。」 3月30日，我們動身去聖克利門蒂之前，齊格勒宣布，白宮工作人員如被召去出席聯邦大陪審團，他們將進行充分合作。他還透露，正在就放寬我們在行政特權上的立場與歐文委員會進行談判。 我要求埃利希曼接替迪安，負責處理水門問題。迪安受到的攻擊太多，顯然今後還會受到更多的攻擊。為了確立一種律師與委託人之間的特殊關係，埃利希曼起草了一封信要我簽字，正式把這些責任委託給他。 那天晚上，我們到達加利福尼亞州之後，我在洛杉磯舉行的一次向電影導演約翰·福特表示敬意的宴會上，授給他自由勳章。他已78歲，患了不治之症，但他堅持要人家扶他到話筒前接受勳章並致辭。他對與會的大批著名人士說，當他看到戰俘回家時，他哭了。他說：「於是，我拿出我的一串念珠，數了幾十個念珠，我做了一個簡短而熱誠的禱告，這可不是一個別出心裁的禱告，而是今天千百萬美國家庭都在做的禱告。這禱告很簡單，就是『上帝祝福尼克森』。」 4月2日阮文紹總統抵達聖克利門蒂作國事訪問，他對共產黨公然破壞巴黎和平協議所表現的毫無信義感到擔心，我同他一樣感到擔心。我向他保證，我們將不會容忍任何真正威脅到南越的行動。他對我的保證表示感激，但我知道他一定也擔心我們國內被水門事件搞得精疲力竭，必然要影響我在國外採取強有力行動的能力。 埃利希曼果斷地擔當起白宮處理水門問題負責人這個新角色。他想出了一個對付歐文委員會的談判戰略，並開始進行一場收集事實的全面調查。 4月5日，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律師保羅·奧布賴恩來到聖克利門蒂，提出他對案件的估計。埃利希曼發現奧布賴恩對當前的事實和形勢所了解的情況又不一樣，根據奧布賴恩得到的消息，馬格魯德現在又說，科爾森打了不是一次而是兩次電話給他，催促他們在亨特-利迪計劃上行動起來。就在上一周前，迪安還告訴我們，奧布賴恩感到米切爾批准了這計劃，而現在奧布賴恩卻又告訴埃利希曼說，米切爾事先不知道闖入事件，但馬格魯德毫無疑問是知道的。 4月5日，奧布賴恩會見埃利希曼的同日，我們回到批准任命帕特·格雷為聯邦調查局局長的聽證會問題。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一直把這項提名壓著，要等到迪安肯在該委員會作證才予以批准。批准格雷的機會很小，即使我們可以設法得到足夠的票數，他的聲譽現在已蒙受了很嚴重的損失，認為他已不可能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局長。所以我要霍爾德曼打電話給他，要他自己出面請求撤銷對他的提名。格雷馬上給我打電話，以豪爽的氣概做了我要求他做的事。 後來那天下午，埃利希曼跟馬修·伯恩法官簡短地碰了面，伯恩是司法部部長克蘭丁斯特和亨利·彼得森幾周來竭力推薦作為未來的聯邦調查局局長的人選。伯恩是民主黨人，是很受人尊敬的一位法官。唯一的缺點是，一旦格雷的提名被撤銷，重要的是要馬上提出另一人選。如果我們決定提名伯恩法官，我們就得等到他主持審理的丹尼爾·埃爾斯伯格一案的審訊完畢之後。埃爾斯伯格是因未經授權占有機密文件而受審的。 日記 跟帕特·格雷通了電話，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真是好樣的。他說他一貫忠於總統。他說他手下的工作人員得知消息後都感到很難過。我說，沒有人比我感到更難過的了。 我跟伯恩法官作短時間的會見，我走出辦公室的門還跟他談了幾句。我對他像鋼一般堅強有力的握手印象很深。他雙目炯炯，堅強而冷靜，他42歲，正是合適的年齡。可是不巧得很，他審理的案件一個月之內還結束不了。 康納利給我打了電話。正像我預料到的，康納利對水門事件感到很不安，認為總得要打發走幾個人。康納利對喬治·布希提出，總統周圍的人太多了，他們把總統與外界真正發生的事情隔離起來了。當然，我們在這裡還得承認，有些人忽視了這樣的事實：我們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而且我們也一定做了一些正確的事。 我通過哈洛從阿格紐那裡得到了一個令人十分驚奇的口信，他說他將為水門事件講講話，但有一個條件，那便是他必須見一見總統。我告訴埃利希曼向哈洛傳個口信，說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願要求阿格紐做連他自己也不確信是否應該由他本人出面做的事，在目前情況下，他只需為自己的事操心，而我當然會為自己的事操心。我只希望哈洛傳達這口信時能把我想表達的意味深長的意思如實地轉達給阿格紐。 我告訴霍爾德曼，我們兩人幸好在水門事件爆發前一點也不知情。如果他們事先問過我們，我也不敢肯定我們究竟會說些什麼，儘管我想我們一定會因為這個計劃極端愚蠢而把它一筆勾銷。 基辛格來了，他告訴我，他認為我應該堅決讓霍爾德曼留任。我說：「如果他有了犯罪的跡象呢?」他說：「即使他有一部分罪責，別人死盯住他是因為他們知道霍爾德曼是政府中的鐵腕人物。他是你身邊最無私、最能幹的人，你必須得留住他。」 我們在這四個月中遇到的問題，比大多數當過兩屆總統的人在第二屆的四年中遇到的問題還要多。在去年12月，有人指控我們搞孤立主義並轟炸北越。在1月，看來戰爭就要結束了，但又有人攻擊我們慘無人道，同國會關係緊張，扣發預算中的撥款，以及預算問題上的種種事情。在2月，他們又在經濟問題上進行攻擊。3月，又是水門事件。所以每個月都有點事，而每一件事都產生腐蝕性的影響。 有一種很有見解的看法是，如果其他事情都進行得相當順利，水門事件是損傷不了我們的。但是，舉個例子說，如果把經濟搞垮了，那水門事件就會使其他方面的失敗影響加劇。這就是為什麼把國內的事情和經濟問題等解決好是非常重要的。這不僅是為了轉移注意力，而且也使人民不要認定政府出現了崩潰的裂痕，而這正是杜魯門執政的年代所發生的事。這不僅是那5%的人的問題，而是除了那些人以外，人們都認為杜魯門政府就是不好。我們一定不能讓那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我們身上。 在4月初，迪安告訴我們，他的律師將去會見美國檢察官並進行試探，看看如果迪安出席聯邦大陪審團會涉及一些什麼問題。4月7日，他告訴霍爾德曼——從我們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年代，他同霍爾德曼就一直保持經常接觸——說他第二天要跟美國檢察官舉行一次非正式會議。他說，人們對闖入事件發生後的活動並不感興趣。他預料要被召出席聯邦大陪審團作證，因此要求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一回到華盛頓就和他見面。4月8日，我們回到華盛頓的早上，我記了一篇日記，談到看來整個形勢的發展很不利，但仍表示樂觀，認為我們能夠渡過難關。 日記 科爾森打電話來說，他有證據說明米切爾可能要讓霍爾德曼充當替罪羊。我決不允許這種分裂活動傷害我們之中的任何人。誠然，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打算，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決不能讓它發展到互相毀掉對方的地步。 在事後，當我回過頭來看國會復會後幾個月的情況，我想我的情緒被當時發生的問題弄得過於消沉，實際上弄得像被鬼纏住了似的才是更恰當的詞。我們現在有三個問題：物價問題、水門問題、越南動亂加劇問題。但跟戰爭這個大問題和我們在過去四年里所經歷的各種各樣的問題來比，這些問題也並不是那麼太困難的。它們是可以解決的，也會過去的。但就當時的戰爭來說，我們簡直就不知道能否把它結束掉。 我們一回到華盛頓，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便會見了迪安。迪安告訴他們，他即將出席聯邦大陪審團。 當我聽到這消息時，我說米切爾必須決定他是否要告訴迪安，要他在與利迪開會的問題上說謊。關於迪安，我說：「約翰不會說謊。」埃利希曼說，迪安能夠做的最聰明的事是到檢察官那裡去，表現出他將持合作的態度。 我回答說：「對。」 埃利希曼說迪安強烈地感到現在已是「你得讓事情自行發展」的時候了。我完全同意這一點。 4月10日，特德·阿格紐問霍爾德曼，他能否到霍爾德曼的辦公室去見他，因為他有一個問題需要幫助。他告訴霍爾德曼，在巴爾的摩有一個給他工作過的人，在一項關於佣金和競選運動捐款的調查中受到訊問。阿格紐對霍爾德曼保證，他本人是清白無辜的，沒幹什麼錯事，但是這個人看來保留著向那些從他的政府中得到好處的人那裡籌募競選捐款的記錄。而阿格紐認為這有可能引起難堪的局面。他問白宮能否派個人去見馬里蘭州參議員J.格倫·比爾，他是巴爾的摩檢察官的兄弟，提醒他注意，我們不願使阿格紐的名字以不必要的或令人難堪的方式見報。 霍爾德曼將這次會見的情況向我報告。對阿格紐有可能被不公平地拖入泥淖這種前景，我是十分關心的。可是由於所有的其他問題，以及我們同國會山的緊張關係，我看不出我們能做什麼事情來幫助他。實際上，現在的氣氛是我們不論做什麼事情來幫助他，都可能反過來對自己不利，而且顯得好像我們是在為他進行掩飾。 4月13日，迪安告訴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在聯邦大陪審團對水門事件的調查中，白宮還不是一個目標，雖然檢察官們開始在為6月以後的階段準備材料。 但是馬格魯德似乎意識到他的日子不長了。早些時候，他帶話給霍爾德曼說，如果他去檢察官那裡，他的證詞會把約翰·米切爾拖下水。這只能意味著一件事：馬格魯德要說米切爾批准了竊聽計劃。他徵求霍爾德曼的意見，霍爾德曼回答說，律師叫他怎樣做他就應該怎樣做，換句話說，他應該站出來說話。 當埃利希曼會見科爾森和科爾森的律師戴維·夏皮羅時，科爾森說，下星期一，霍華德·亨特在聯邦大陪審團作證後，米切爾和馬格魯德都將被起訴。 看來我們回到華盛頓好像成了一種催化劑，現在指控和反指控四面八方滿天飛。我盡我最大的可能把每個人都找來，想制止這種互相指責，但是已經發生了誰也控制不住的恐慌局面。科爾森說，馬格魯德又放出消息說霍爾德曼、米切爾、科爾森、迪安和我事先都知道闖入水門的計劃。但馬格魯德給霍爾德曼的一個助手打電話說，他的證詞會損害米切爾、斯特羅恩和迪安，但不會損害霍爾德曼。 霍爾德曼報告說，科爾森聲稱，埃利希曼和迪安曾告訴他去答應亨特到1月份可獲得寬大處理，但科爾森比較聰明，他沒有這樣做。埃利希曼又有另一種說法。根據他的說法，他指示科爾森，不要對亨特說任何關於寬大處理的話，並且不要向我提出這個問題。 顯然很快就要有事情發生了，我們無法再迴避令人不愉快的事實，即整個事情已完全無法控制，無論如何必須設法把白宮挽救出來。現在不僅是對水門闖入事件知情或事後加以掩飾的問題，而是可能必須答覆那種指責，說我在過去的幾個星期里沒有及時根據已了解的情況採取行動。關於最後這一點，埃利希曼說，迪安在過去幾個星期、幾個月里提供給我們的情報不是直接的，他只是根據第二手了解提出各種推論，諸如某某事情可能發生過，或某某人可能知道此事等。所以我們就談不上有明確的法律義務去採取行動。但前一天，馬格魯德給霍爾德曼的助手打電話，明確地說他要把約翰·米切爾拖下水，這是第一手的「有關行動的了解」，我們不能再在一旁袖手旁觀了。 自從約翰·迪安第一次告訴我在接近總統職位的部位得了癌症以來，已有三個星期了。從那以後，水門事件幾乎是經常盤踞在我們心頭的事。我試圖弄清事實，但卻發現它們不像一個拼圖板一樣，可以把各個碎片拼出一幅真實的圖像。這些事實更像一個萬花筒里的碎片，一會兒就可以排列出一個花樣來，好像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圖案，每一細節俱全。但是只要有某一點猜想稍有改變，就會把它們全打亂，又可以拼成另一幅截然不同的圖案。 例如，3月13日迪安告訴我，戈登·斯特羅恩事先知道竊聽一事，並暗示斯特羅恩作了偽證。3月17日，他又說斯特羅恩很可能知道闖入事件。但是，3月20日，霍爾德曼說斯特羅恩事先並不知道闖入事件，也沒有說謊——而是「忘了」，並且當時也沒有好好問他。3月21日，迪安說他認為斯特羅恩事先知道闖入事件。3月26日，迪安告訴霍爾德曼，他不知道斯特羅恩究竟了解多少情況，不過他知道斯特羅恩沒有作偽證。4月14日，斯特羅恩對埃利希曼否認他事先知道闖入事件。可是，到4月底，我被告知，關於斯特羅恩事先知情不知情的問題，馬格魯德通過了一次測謊試驗。斯特羅恩也參加了測驗，而他卻沒有通過。幾年後，斯特羅恩告訴我，事實上他通過了那次測驗。斯特羅恩從未被指控說他事先知道水門竊聽電話的事。 關於科爾森有何牽連的問題，也像萬花筒一樣的混亂。從一開始，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就告訴我，科爾森根本沒有任何牽連。然後到了3月13日，迪安說，科爾森不知道闖入水門的具體情節，但是他像其他人一樣「知道那裡有點什麼事情在進行」。3月21日，迪安又告訴我，科爾森的一次電話可能等於扣了竊聽計劃的扳機，因此迪安「假定」科爾森對他在催促別人幹什麼事是「相當清楚」的。3月23日，科爾森完全否認他知道這種情況。然而，五天後，馬格魯德和米切爾都推測說，科爾森事先是知道的。4月8日，新聞報道透露，科爾森在事先是否知情問題上進行了一次測謊試驗，他通過了這測驗。他從來沒有被控事先知道闖入事件。 關於霍爾德曼，同樣存在著一個混亂但極其重要的問題。迪安和馬格魯德都說，霍爾德曼和斯特羅恩收到了水門竊聽報告的抄件，霍爾德曼可能知道這些報告中的情報說明什麼問題，並知道情報的來源。霍爾德曼卻對我說，雖然事實上他可能曾接到這些報告，但對來源，他一無所知。以後證明，他和斯特羅恩並沒有接到任何報告，在別人這麼控告他們時，他們卻認為他們收到的一些無害的情報，也許可能就是水門竊聽的記錄。 關於米切爾的作用問題，這是所有問題中最基本和最敏感的問題。十個月來，人人都在猜測米切爾事先是否知情。3月21日，迪安告訴我，他不知道這問題的答案。但在3月27日，他告訴霍爾德曼，他和保羅·奧布賴恩斷定，米切爾確實批准了闖入計劃。然而，到4月5日，奧布賴恩又告訴霍爾德曼，他的結論是，米切爾沒有批准此事。4月14日，米切爾告訴埃利希曼，他沒有批准闖入計劃。而實際上也沒有人對他提出這類控告。 我們一直在想，如能確定所有事實，我們就能找到一條出路，減少受牽連的人們可能要負的刑事罪責，如果不能排除這種罪責的話。但我們始終未能肯定這些事實。而每一行動方案，不論是全體出席聯邦大陪審團或特別檢察官作證，或出席總統委員會作證都有人反對，不是我們這個助手或朋友，就是另一個助手和朋友，由於自己突然發現處於軟弱的地位就表示反對。 結果是，當迪安在3月21日對掩飾活動的後果正式向我提出警告以後的三個星期以來，我們什麼也沒有干，只是對捉摸不定的事實幹著急，繼續想找點什麼辦法來防止造成損失。到了4月14日，一切防線都開始崩潰，我所能做的只有設想使自己能夠聲稱我已經在著手解決這個案件了，這樣來為我過去沒有發揮領導作用挽回一些威信。 我決定，為了表示我有所作為的一個步驟是叫米切爾來華盛頓。這也可以提醒他，我們現在的處境如何，必須行動起來。不是簡單地把情報統統交給檢察官，我要米切爾有自己獨立採取行動的機會。 埃利希曼說，他將告訴米切爾：「總統極力主張，為了使這件事的結局能對政府略微有一點益處，那唯一的辦法是由你發表一個聲明，基本內容是：『我在道義上和法律上要負全部責任。』」埃利希曼說，如果米切爾和馬格魯德還想硬頂，那我們就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對他們說，我已掌握了充分的證據迫使我採取行動。 我第一次被迫在水門事件上與約翰·米切爾攤牌。 霍爾德曼仍不相信米切爾有罪。「我不認為米切爾曾下令在水門進行竊聽。我也不認為，在發生水門竊聽事件時，他當時就知道得很具體。我真的不這樣認為。」他一再說。我表示同意說，沒有足夠的證據能說服我相信米切爾是有罪的。但肯定會有足夠的證據使他不得不出席聯邦大陪審團作證。霍爾德曼提出，如果米切爾出面承擔責任，調查人員和報界也許就不會再去追究掩飾行為了。我悲觀地說，他們應該不再追究，但他們可能還會追究的。 我說：「米切爾的事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我告訴埃利希曼去跟米切爾說，這是我所作決定中最棘手的一個決定，比柬埔寨、5月8日和12月18日的決定加在一起還要難辦。我說，他應該告訴米切爾，我不忍自己跟他當面說這事。我對埃利希曼說：「約翰，我坦白地告訴你，我現在的做法是把你放在一個同艾森豪威爾當年在亞當斯問題上把我放在的同一個位置上。但我敢說，約翰·米切爾永遠不會進監獄。我同意那種設想。我想很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他會拚命地為自己辯護。」 當我們轉而談到約翰·迪安的問題時，迪安即將應召出席聯邦大陪審團作證。埃利希曼反對讓迪安離職。他感到迪安在6月份以後的活動還沒有嚴重到使他必須離職的程度。他還認為，如果迪安仍留在白宮工作，聯邦大陪審團會給他比較好、比較體面的待遇。而且，我們都認識到，把迪安踢出白宮可能使他轉過來反對我們。 我說：「迪安只是試圖盡他的能力收拾殘局。這裡每一個人都知道，不這樣做不行。」 霍爾德曼補充說：「為了有利於高一級的人員，迪安的所作所為是正當的。」 我提起了埃利希曼最早提出來的一個論點：如果迪安有罪，那他的罪並不比白宮半數工作人員的罪更大些。我又補充說：「他的罪也不比我在一兩個星期以前的罪更大一些。」 至於馬格魯德，我要求埃利希曼跟他談談並告訴他，如果他認為保持緘默是對我有利的，那麼他就錯了。我告訴埃利希曼對他要講一些「好聽的話」，那樣會有助於緩和這種痛苦的局面。我提出，要他把我對馬格魯德本人和對他的家庭的深情厚誼轉達給他。事實上，我在前一天晚上，還想到馬格魯德那些還在學校念書的孩子和他的妻子。我說：「這真叫人心碎。」我回想起兩周前，霍爾德曼曾談到馬格魯德在請求給予寬大時是多麼可憐。我告訴埃利希曼轉告馬格魯德，帶這個口信給他對我是很痛苦的。我說：「我要把這一點告訴他，使他知道我對他是有感情的。所謂請求寬大處理的問題必須用這種方式來處理。」 4月14日下午1點40分，埃利希曼會見了米切爾。會見後，埃利希曼向我報告說，米切爾是個完完全全清白無辜的人，他沒有錯過一個機會把對白宮的誹謗中傷給轉移開去。他拒絕承認他對闖入事件負有任何責任。 米切爾證實了馬格魯德所說的，是迪安說服馬格魯德在同利迪會見的次數和內容問題上對聯邦大陪審團撒了謊。我感到十分震驚：第一，米切爾居然參加了這些會議；第二，明確證實了是迪安說服馬格魯德去撒謊的。 我問道：「對這，迪安是怎麼說的?」 埃利希曼回答說：「迪安說那是米切爾和馬格魯德講的。」他苦笑道，「這個會議一定是有史以來最安靜的會議。因為每一個人都說，話是另外兩個人講的。」 埃利希曼還有一個令人不安的報告，那是關於他與迪安最近的一次談話。迪安現在說，「這裡的每個人」都要被起訴。迪安有所指地對埃利希曼暗示，檢察官是要抓比約翰·迪安大得多的目標——他們正瞄準像約翰·埃利希曼這樣的目標。 問題顯然出在錢上——迪安為水門被告向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要錢的事。埃利希曼稱為迪安的「假設」是：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同意利用卡姆巴克去籌款，同有具體籌款行動一樣有害。我說，我仍然不相信，檢察官居然能夠控告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犯了陰謀罪，僅僅因為人家問了他們一下，是否可以去籌募一些款項。霍爾德曼說：「從法律上來說，我肯定他們是能夠這樣做的。實際上，這卻似乎是根本不沾邊的事。但可能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4月14日傍晚，我口授了這一天的長篇日記。 日記 我剛吃過了鹹肉和雞蛋，等著去參加白宮新聞記者宴會。具有相當諷刺意味的是，得獎人是《華盛頓郵報》的記者，而他們的大部分報道都是誹謗性的。但另一方面，有重大意義的是，昨天和今天，水門案件第一次真正揭開來了，而我對有關事實總算是有數了。 在星期五的會議中，我對埃利希曼第一次提到准許霍爾德曼和迪安請假離職的主意。他回來說霍爾德曼不會接受這個主意，我想埃利希曼也不認為迪安會接受，因為事實是，迪安有辦法把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兩人都牽連進去，這倒並不是說我的主意會使他們兩人無法為自己辯護，但卻會造成令他們難堪的局面。無論怎樣，迪安現在不請假離職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這樣做的結果就等於還沒有等到斧子落在頭上就自己先承認有罪。 有趣的是，霍爾德曼說，馬格魯德去見他時講過：「再見吧，我就要去坐牢了。」當時馬格魯德說他自己像個如釋重負的人，一個和以前完全不一樣的人。他已決定聽天由命，準備任憑命運擺布了。 照馬格魯德的說法，美國檢察官的主要目標是科爾森。如果迪安頂不住了，顯然科爾森也就完了。當科爾森說他事先不知道要在水門進行竊聽時，他可能講的是老實話。但另一方面，他似乎深深地牽連在催促利迪執行計劃以及要取得關於〔民主黨的〕奧布賴恩的材料等事情上，至於他這樣說是什麼意思我就不知道了。但是米切爾也提到過要取得關於奧布賴恩的材料。 同樣相當清楚的是，在整個事件中，迪安是個演員，而且演技比我們想像的還要高超——情況也可能是：馬格魯德在這方面也遮遮掩掩地演了一點戲。特別在迪安是否教過馬格魯德如何作證方面的問題上，迪安所說的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在這方面，米切爾整了迪安一下，因為他說迪安曾在一次米切爾也參加了的會議中教馬格魯德如何作證。迪安在那次會議上好像是非常活躍的。 我在這裡有一條筆記說「那門亂炮終於放了」，能夠說的大概就是這樣了，因為馬格魯德去向美國檢察官交代時，就是這樣說、這樣乾的。然而，我很高興他這樣做了，現在是時候了，應該讓這該死的事件都抖摟出來收拾清楚。 這些人會碰到這樣的事真是太糟糕了。他們這樣做都是出於良好動機，一片忠誠，但他們就是稍微做過頭了一點，並且後來又企圖進行掩飾，所以把事情弄得更糟了。我們對此無能為力，這是很遺憾的。我想在大選期間，大家覺得怕影響大選，所以我們不能輕舉妄動。事後證明，這是一個錯誤，因為我們只是把遲早要到來的日子推遲了一下。當然，大選以後，本來是正面解決這事件的時機，但我們那時沒有採取行動，其中的道理我大概要在以後才能明白過來。那時，我就是嚴密注意，也沒有人真正把這件事管起來。我們把太多的責任交給米切爾等人了。 在我們今天的談話結束時，霍爾德曼自己提出了他辭職的問題。他很直率地說他不願辭職，也感到他不應該辭職，但他可能不得不辭職。在這問題上我沒有明確表態，因為我想我們可能在某個時候得考慮這個問題。但是，正如我昨天對埃利希曼以及今天早上對基辛格所表示的那樣：我目前的傾向是，我們必須在霍爾德曼周圍築起防線保護他，這是由於，首先，他是真正無辜的，儘管他跟整個事件略微有點牽連；其次也由於不保護他就等於政府方面明確承認自己有罪，以後就真的很難使人覺得我們還有什麼道德品質了。 讓米切爾和大部分競選人員都牽連進去，加上迪安還可能是一個候補者，這種情況本來已經夠困難的了，如果再讓霍爾德曼也犧牲掉，我想這將更是額外的打擊了。 當然現在我們需要爭取一些共和黨人來支持我們。但我們預料的事情卻開始發生了，像約翰·安德森、約翰尼·羅茲、喬治·艾肯，當然還有完全可以想到的馬賽厄斯和薩克斯比這樣一類的人物都紛紛離去，這種情況會逐步升級，這會發展成一個普遍現象，跟布里奇斯當年在謝爾曼·亞當斯案件上把水攪渾時所發生的情況一模一樣。 阿格紐否認這樣的消息，說他對總統以這種方式處理水門事件感到吃驚。阿格紐雖然關心馬里蘭州大陪審團進行的調查，可能牽涉到他手下的工作人員之一以及一些對阿格紐很不利的備忘錄——關於他跟一些給他提供競選經費的人物在他們得到州政府合同之前所作談話的備忘錄。當然，這在各州中是常有的事。當霍爾德曼告訴我這事時，我對他開玩笑說：「感謝上帝，虧得我沒有當上加利福尼亞的州長。」 克蘭丁斯特在這裡似乎是個奇怪的演員。埃利希曼根據我的指示給他打電話，這時他剛打完一場高爾夫球。他對事態發展感到驚訝，但仍然支持任命一位特別檢察官的主張。而米切爾則完全反對這個主張，我也覺得這樣做會是很錯誤的。特別是在目前，美國檢察官在這案件中的活動是如此有成效，代之以一位特別檢察官等於當面打了他一記耳光，而且也等於對我們的司法制度投了一張不信任票。 具有諷刺意味的一件事是，今天早上〔哈羅德〕利普賽特所透露的情況說，他在1966年從事竊聽被控犯了重罪，但最後卻作為輕罪判處，暫緩執行。而他現在卻成了歐文委員會的主要調查人。《華盛頓郵報》還儘量為他塗脂抹粉，而且達什還說，找一個有做錯事經驗的人來充當調查人是很有必要的。這種雙重標準實在令人震驚不已。 今天我對霍爾德曼說，羅傑斯一定不能離職。這對基辛格將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但我們只能這樣做。當我們正為水門事件受到煎熬的時候，只要能夠避免，就不讓任何人離職。 過去三天來，唯一令人高興的事，也可以說是少數幾件令人高興的事情之一是：在星期一將發表的蓋洛普民意測驗的結果是，60%的人擁護我們，33%的人反對。這大概是在一段時間內，我們最後一次看到有如此高的贊成多數了，除非在明年年底前我們能有幾項驚人的突破。但另一方面，這確實表明，到目前為止，水門事件並未嚴重影響到公眾，受到影響的大概只有5%的人。但是，蓋洛普正在進行另一次民意測驗。這次測驗大概將表明，由於過去幾天內揭發的消息，將會有更多的人受到影響。 我跟黑格和亨利就越南問題開了一次很好的會。在這裡，事情似乎越堆越多了，越南和經濟情況現在都成了問題。 明天我要處理這些問題，如果我能從這些問題中解脫出來，我將這樣做。 我剛寫了一個條子建議埃利希曼或許可以跟歐文談談今天揭露的消息。這辦法有點不尋常，但我們可以試一下。 無論如何，今天就到此為止。 這是到1974年6月以前我最後一次口授日記的全文。事情的發展令人如此悶悶不樂，弄得我不再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去口授我每天的回憶了。 我1月份的日記表明，我們那個時候已知道通過一個古巴委員會把錢送給了被告，當時，我們希望亨特和其他人會表示服罪，避免由於審訊而引起公眾注意。在那之前，我相信從來沒有人要求我批准讓卡姆巴克參與籌款，我也不知道，有35萬美元從白宮轉賬到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而其中至少有一部分轉給了被告。4月初，埃利希曼告訴我，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律師奧布賴恩說，從法律觀點看，批准這些付款究竟算犯罪還是算無罪，關鍵要看動機。如果給錢的目的是為了律師費和家庭贍養費，那便是合法的。如果目的是為了收買被告保持緘默，那就是阻撓司法。 日記 當然，目的是想保證被告在坐牢期間，能得到適當的法律協助，讓他們的家庭得到照顧。這，我想是完全合法的事。但我想你也可以說給他們錢是收買他們不開口，別說出內情。現在這是否構成一種罪行——目的不是為了讓他們不說出他們掌握有關其他人的罪證，甚至不說出有關他們自己的罪證，尤其由於他們是犯了罪的——則還有待觀察。 4月中旬，越來越清楚的是，付錢給被告即將成為最大的問題了。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在回憶他們當時的動機時，開始發現，對水門事件進行掩飾的這種陰影籠罩著一切，以致不可能按照早先的活動和決定的本來面目把它們提出來。難道付錢的目的是為了要被告不揭發其他有牽連罪行的人?或者僅僅是為了——我認為他們是這樣——付律師費和家庭贍養費，免得被告一不高興起來就亂咬?這是為了照顧人情，也是為了避免發生政治問題。這不是為了壓制第一手罪證情報。 談到動機問題，真正的答案存在於每個人的頭腦里和良心裡。我不知道這答案是什麼，我也不知道每一個參與者會提出什麼主張。但我知道，要熬過這一難關最好的辦法是，參與這項不幸事件的每一個人團結一致，堅持付錢給他們並不是為了收買他們保持緘默這一立場。由於對付錢這件事可以作各種不同的解釋，只要有一個人承認這錢是為了封住別人的口的賄賂，就可以把其他所有人的行動——包括無意和無害的行動都給玷污了。如果迪安說籌錢是為了保護有罪的人而且參加籌款的人都知道這一點，那他就等於這麼做了。我說：「我希望我們能使迪安不這樣做。」我告訴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說，我認為有牽連的每個人應團結一致，堅持一個說法，即他們籌款不是為了阻撓司法。幾天後，當我們又討論這個問題時，我說：「我的意思並不是要說謊，而是要有一個統一的說法。」 我在新聞記者宴會上講完話回來，先打電話給霍爾德曼，之後又給埃利希曼打電話。我對他們重申，我很關心參與籌款的人對籌款動機要有同樣的解釋。我還說，我要提醒科爾森注意所發生的事，使他不至於在聯邦大陪審團要他出席時，稀里糊塗地被人抓住說他作了偽證。我還對他們兩人說，我現在得出結論，對付歐文委員會最好的辦法是徑直往前，讓每個人都出席公開作證。霍爾德曼本人也得出這個結論，他甚至想，我們可以同意在電視上公開播送實況。 我告訴他們兩人，那天晚上，我在準備新聞記者宴會上的講話時，我在想些什麼。這樣說似乎顯得有些誇張，但事實是，在今後的四年中，美國總統的所作所為很可能會決定整個世界在今後的25年中能否有個機會保持某種不安的和平。在對外政策方面，總統領導得好或壞是會產生很不一樣的結果的。我對埃利希曼說：「不論我們得到的遺產是什麼，他媽的總不會是得到一個溫尼特卡[6]的污水井吧，那應該留給溫尼特卡。」我又說：「我深切感到，我的地位必須是清清白白的——坦率的。」 我告訴埃利希曼，我特別關心霍爾德曼。霍爾德曼顯然是最容易受攻擊的。「你已經度過很困難的一周，不，兩周了。當然，可憐的鮑勃現在要像被罰入地獄一樣地在受罪了。」我補充說，「他是一個把自己的每時每刻全部貢獻出來的、完全無私、誠實、正派的人。」我說，有的人會主張，某人一旦被人控告就應該被開除。我對埃利希曼說：「我認為咱們可不能那樣做。也許是我錯了?……難道我們的制度就是這樣的嗎?」 埃利希曼答稱：「這不是個制度的問題，這是一部機器。」 我說：「不論我們怎樣說杜魯門，當他受到傷害時，許多人都敬佩這個老傢伙，因為他不拋棄那個肯定有罪的人。他媽的，我也是這種人。我不是說這種話的人：看，當這個傢伙遭到攻擊時，我就丟下他不管了。」 4月15日，星期日下午，在白宮做完禮拜後，狄克·克蘭丁斯特到行政辦公大樓我的辦公室來告訴我，霍爾德曼與埃利希曼都被拖進水門刑事罪案中去了。他認為，到那天為止，他所得到的情況還不足以對他們進行依法起訴，但他感到，從旁證來看，至少引出了很嚴重的問題。他說，主要的控訴人是約翰·迪安。事實上，迪安自己承認了在阻撓司法中他所扮演的角色，現在又把別人拖下水。我問他，有沒有足夠證據需要讓霍爾德曼請假離職。他說，現在是沒有，但說不定哪一天就會有的。他說，預計到可能發生的情況，我應該考慮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現在是否就請假離職的問題。 克蘭丁斯特很激動，有時連話都說得不連貫了。他幾乎一夜沒睡，兩眼通紅，又疲勞，又有淚水。他轉述迪安的指控說：迪安稱，在闖入事件後不久，埃利希曼告訴他把亨特保險柜中的材料「隱藏起來」並把亨特弄到國外去。迪安控告霍爾德曼，說他知道退還給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35萬美元被用來付給被告，而且霍爾德曼是否曾看到過馬格魯德為竊聽計劃所擬出的預算建議，這也是一個問題。 迪安指控的這些罪狀，我認為還不足以作為證據來對他們兩個人中的任何一人起訴。我想，如果我現在就讓他們走，就等於在他們有機會表白自己是無罪之前，先給他們貼上了犯罪的標籤。我告訴克蘭丁斯特，我要關於罪證的更詳細的材料，並要求他給我提出具體建議，我應該怎麼辦。 當天下午晚些時候，他跟亨利·彼得森一塊來了。我一見彼得森便很喜歡他。他是在司法部工作了25年之久的民主黨人，先在聯邦調查局，後在司法部刑事司工作。他效忠於法律，而不是效忠於那一屆政府。克蘭丁斯特找到彼得森時，他正在擦洗他的遊艇，他就從那裡被直接帶到白宮來。他穿著一件弄髒了的圓領汗衫、球鞋和勞動布褲。 彼得森告訴我，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應該辭職。他承認，指控他們的罪證並不過硬。但他說：「總統先生，問題不在於是否能在法院達成一個指控他們犯有刑事罪的案件。你必須認識到，這兩個人沒有很好地為你服務。他們已經而且將來還要給你和總統職位造成困窘。」 我為他們辯護說，不管霍爾德曼是否事先知道竊聽和闖入的計劃，他們兩人都自稱，在付錢給被告時，動機是清白無辜的。現在要求我做的，實際上就是，要我根據連檢察官都還不能證實的罪狀給他們判罪；還要求我，為了避免自己處境困窘，而在公眾心目中使他們的案件受到不利甚至無可彌補的影響。 我說：「我不能僅僅因為他們有犯罪的表象就把他們開除。我必須得到他們犯罪的證據。」 彼得森直起腰來說：「總統先生，你剛才所說的話，作為一個個人，那是說得很好的，但作為一位總統，就不太好了。」 我極力主張他跟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談談，聽聽他們說些什麼。但他說，他首先要給他們立案。我要求他第二天再來，並帶一份書面罪狀給我。 這時已過5點鐘，貝比·雷博佐早上從佛羅里達趕來，當我走出辦公室時，他正等著我。我們決定到遊艇「美洲杉」號上去航行一會兒。這是一個春風和暖的傍晚。我們坐在甲板上，我簡要地把司法部對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的訴案告訴了他。 我問他，我在他的銀行中還有多少存款。我說，不管發生了什麼事，他們曾忠誠無私地為我服務過，我要在訴訟費用方面幫助他們。雷博佐斷然反對我動用自己的存款的想法。他說，他跟鮑勃·阿普拉納爾普可以籌上二三十萬美元。他補充說，他得把這筆錢用現款私下給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因為他無法以同樣的方式幫助所有其他的需要幫助而且也應該得到幫助的人。 當「美洲杉」號準備停靠碼頭時，我真害怕回到白宮去面對正在等待我作出的令人傷心的抉擇。 在當晚7：50，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來到行政辦公大樓我的辦公室時，我強顏歡笑地跟他們打招呼。 在我跟雷博佐在「美洲杉」號上的時候，他們與比爾·羅傑斯一起開了會。他們說，羅傑斯感到，對任何人正式提出控訴之前，不應該停他們的職。羅傑斯認為，如果一個人被依法起訴了，那他就應該請假離職。羅傑斯說，迪安已經向檢察官坦白承認自己在刑事罪方面有牽連，所以他現在就應提出在將來一定日期起生效的辭呈，在目前，他認為迪安應請假離職。 我對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敘述了我與克蘭丁斯特和彼得森的會見，告訴他們，彼得森說，迪安以他的合作大概可以換取到美國檢察官的「從中協助」。在聽說克蘭丁斯特和彼得森都認為他們應該離開白宮時，他們跟我一樣，都愣住了。 約翰·迪安帶口信給我，說他希望我了解他採取這些行動的動機是出於忠誠。他隨時都準備見我。我先跟彼得森商量了以後才安排會見迪安。 當晚9：15，迪安走進行政辦公大樓我的辦公室。我坐在安樂椅上，他面對著我坐在一張靠背椅上。從我們上次談話以來，快三個星期了。 他的聲音像以前一樣平淡沒有變化。他說：「你應知道，在這方面，我每走一步都把細節向鮑勃和約翰作過匯報。」他說，不論他們的動機如何，霍爾德曼與埃利希曼都牽連到阻撓司法的事情中去了。他挖苦地說道：「阻撓司法這個概念同人們的想像力一樣是非常廣泛的。」他說，他們都陷進了「偶然情況造成的陰謀」。迪安每次提到埃利希曼時，聲音中總帶有一種報復情緒，我對此印象很深。 我們在談到一些罪狀時，迪安對自己的處境感到非常自信。從他的話中，明顯地可以聽出，他很有信心地認為他的律師向檢察官懇求寬恕會得到成功。我對此的理解是，他預料自己可以獲得豁免。 我說道，現在我明白了，我不應與科爾森討論對亨特寬大處理的問題，這時他沒有反應。當我們的會見結束時，我們握手道別，互祝晚安。 我在晚上10：15又與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會見。我把迪安關於「偶然情況造成的陰謀」這個看法告訴他們，並把迪安告訴我的一些其他事轉告他們。他們仍然感到我應聽從羅傑斯的勸告，把迪安的辭呈拿到手，以便一旦大家知道他在為了換取法庭寬恕而進行討價還價時，不會使人覺得好像我已寬恕了他的罪行。但彼得森堅持認為，我不要開除迪安，甚至不要強迫他離開白宮，免得這種行動引起不利的影響，促使他下決心同檢察官進行合作。 我告訴埃利希曼說，彼得森問過我，在闖入事件發生後，亨特的保險柜中水門事件以外的材料是否立即都轉交給了帕特·格雷的事。迪安說這些材料交給了格雷，但彼得森說格雷否認收到過這些材料。迪安把材料交給格雷時，埃利希曼是在場的。將材料交給格雷而不交給主管調查水門事件的聯邦調查局人員，其目的是為了減少可能發生泄密的危險。他不明白，格雷為什麼否認收到這些材料。埃利希曼拿起了電話，要接線員接格雷家中的電話。他在電話中問格雷關於亨特保險柜中的文件的事，這時我和霍爾德曼在旁邊聽他打電話。當他聽到格雷的回答時，我們看到他的臉色刷的一下子變得毫無血色。他放下話筒後轉向我們，噘著嘴，很不高興地說：「好啦!我的律師開業執照這下子也完了。」帕特·格雷把霍華特·亨特的檔案給銷毀了。 4月16日，星期一早上，我和迪安再見面時，我交給他兩封信稿。一封提出他的辭呈，另一封要求請假離職。我按照羅傑斯的建議，告訴他要在兩封信都簽上字；雖然在他離開白宮之前，兩封信中的哪一封都將不予公開。 前一天晚上，迪安很自信，甚至相當自負，可現在他緊張起來了。每一次提到他時，他都要回敬一句，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怎樣。我告訴他，如果我提出要求，他們也願意請假離職。他說，他將把我交給他的信稿拿去，但他將起草自己的信稿。談到後來，他忽然盯著我說道：「我認為有一種虛構的信念……認為〔鮑勃和約翰〕沒有問題，我真的不能肯定，你是否確信他們有問題。但我現在告訴你，他們確實有問題。」 我們又談到他對我講「總統職位得了癌」的那次會見。他說那次談話發生在水門事件被告被判決前的一個星期三，就是3月21日。 我問他，那次會見後發生了什麼事。他說，當米切爾來到華盛頓時，埃利希曼曾問，亨特的事「解決了沒有」，米切爾答稱，他認為問題解決了。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對3月22日發生的事後來卻有一種不同的說法：他們說，米切爾曾問迪安，問題是否處理完畢，然後米切爾自己回答說，他猜想這事已妥善處理了。我說，我對當時提出的要求是知情的，因而我也應負點責任，但他說，他並不認為我應負責任。 我有意告訴迪安：我認為所有的有關國家安全的事，如1969年竊聽電話是受特權保護的。他對我保證說，他同意這點，他無意提出這些問題。 迪安提醒說，有一次他說過，他不會說謊。我強調說：「我要你講真話，我對這裡的每一個人都說過這樣的話……我說，『他媽的，要說真話』。約翰，我這樣說是因為他們都把問題弄糟了。」我又補充說：「那個狗娘養的希斯，如果他沒有在自己進行的間諜活動上說謊的話，本來今天他會是自由的。」 4月16日下午，彼得森又來看我。我告訴他，我已要求迪安辭職，但先不公布，我只是要手頭有此準備。彼得森說，在這點上他沒有問題。我問他是否仍然認為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應離職。他說：「是的，考慮到需要人們對你的職位充滿信任，他們應該離職。這跟有罪或無罪是兩回事。」我真奇怪，他怎麼能期望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如果我僅僅為了自己的面子過得去而拋棄我的朋友。他交給我他寫好的關於他們兩個人的罪狀。歸納起來，他們的罪狀是： 埃利希曼——關於銷毀（材料）的指示並通過迪安通知利迪說亨特應當到國外去。 霍爾德曼——馬格魯德說，關於利迪計劃的預算情報交給了斯特羅恩，這就很有可能也交給了霍爾德曼。利迪計劃被制訂後，迪安將這計劃告訴了霍爾德曼，顯然沒有人指示制止這個計劃。馬格魯德說，他將竊聽得來的材料的摘要交給了斯特羅恩，於是又提出了一種可能，這也交給霍爾德曼看過。 這些日子裡，我們所進行的一切討論和做出的一切決議都是在輿論界和國會的壓力日益增長的這種背景下發生的。水門事件在電視新聞中占壓倒一切的地位。幾乎每一天，每家主要報紙都要刊登一段泄露出來的有關水門事件某方面問題的新聞。 我感到白宮必須發表某種聲明。4月17日，我到新聞室去宣布：我們已跟參議員歐文達成協議，我的全體工作人員，在歐文委員會要求他們出席作證時，他們將自動出席宣誓作證。他們將回答一切有關的問題，除非行政特權准許他們不作答覆。我又補充說： 3月21日，由於一些嚴重的指控引起我的注意，其中有些已在報上公開披露，我開始重新對整個事件進行深入的調查……在這案件中有了重大發展，對此，現在還不宜太具體地說明，只能說，在弄清事實方面，取得了真正的進展。 如果行政部門或政府中的任何人被聯邦大陪審團依法起訴，我的政策是，立即停止他的職務，如果他被判有罪，當然，就自動解除他的職務。 應埃利希曼的請求，我也表示我個人反對在這案件中給任何人以豁免權： 我對有關當局表達了我的看法：不論是現在或是過去，在本政府中擔任要職的任何個人，都不應給予免受起訴的豁免權。司法程序是按其規定在進行的……我譴責掩飾案件真相的任何企圖，不論這牽涉到哪一個人。 關於「不予豁免權」這段話的措辭是我跟彼得森共同擬定的。我向他表示，我關心的是不要給人以印象：如果白宮的高級官員承認參與犯罪後，可以免受處分便過去了。但是，這只是說這段話的一部分理由。另一部分理由是埃利希曼和科爾森提出來的，他們認為，如果迪安認為豁免權唾手可得，那就會促使他在有關其他人的問題上說謊，他自己則可以蠻有把握地認為他受自己證詞的後果的保護。最後還有一個理由，這是出自我自己的估計，我認為如果不給豁免權，迪安出來反對我的可能較小，因為他會抱有希望，認為我到最後還會赦免他。 迪安顯然懂得我的意圖。萊恩·加門特帶話給我，說在我的聲明中，這段「不予豁免權」的話使迪安「像頭野獸一般地圍著白宮團團轉」。 兩天後，《華盛頓郵報》報道，傑伯·馬格魯德向檢察官坦白交代了所有事實，他一交代，約翰·迪安也就翻不了身了。這則新聞說，馬格魯德指控米切爾和迪安，說他們共同策劃了闖入計劃。這則新聞再加上我4月17日的聲明激發了迪安採取行動。他打電話威脅齊格勒說，他將不得不「召見幾個友好的記者」。當天下午他發表聲明說：「有些人希望或者認為我將成為水門事件的替罪羊。誰要是相信這點，誰就不了解我，不了解事實真相，也不懂得我們的司法制度。」 我告訴齊格勒答覆他說，我們尋求的不是替罪羊，而是真相。 已經清楚的是，關於水門事件的真相可不止一個。有事實上的真相，這涉及所發生的事件的確切敘述，而這個事實上的真相可能永遠不會完整無誤地重述出來，因為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牽連進去，而沒有一個人所知道的、在某一特定時間所發生的事與另外的人所知道的完全一樣。 在法律上的真相，我們現在明白了，這涉及對動機的判斷。有道義上的真相，這牽涉到是否認為所發生的事足以對白宮的道德觀念進行起訴。還有政治上的真相，這就是，所有上述各方面的真相對美國人民和他們對我以及我的政府的看法所產生的一切影響的總和。 我看到，在我自覺承認之前很久，我就從本能上感到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非得離開白宮不可。即使我相信，他們有很好的機會能夠把他們被控的刑事罪洗刷乾淨，但我知道，間接證據是如此確鑿，他們是怎麼也無法通過這場政治考驗的。我認識到，如果他們留下來，就會損害白宮，損害我。 我捫心自問，我沒有牽連到使他們可以被控犯有刑事罪的那些事情中去。我肯定，事先我沒有聽說要闖入水門，我沒有看到通過竊聽電話得來的報告，我完全不知道據說埃利希曼指示迪安要把亨特保險柜中的材料「銷毀」的事。我還可以肯定，沒有人問過我是否找卡姆巴克籌募過經費，或者是否動用過那35萬美元的現款來付給被告。 但有些事我是知情的。我曾跟科爾森討論過寬大處理的問題，我也懷疑過馬格魯德講的恐怕不是真話，但我對這些可疑之處沒有採取行動。我知道有一筆支持經費將用在被告身上，3月21日我甚至考慮要付錢給進行訛詐的人。我跟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的不同在於：他們是間接受牽連了，而到目前為止，我沒有。 我面對的問題是：為了我自己也參與的一些事情要把朋友開除掉。而說這些事情在道義上或法律上是錯誤的，我又接受不了，儘管我這樣說是很容易被人攻擊為不知羞恥或沒有是非感。沒有發生過任何偷盜或貪污受賄的行為，我們只是不知不覺地陷入了一種沒有想到的局面，一心只想保護自己，不受我們心目中那個政治問題之害。現在，突然地，這變成了一種羅沙赫墨跡圖[7]：別的人從我們的行動中看出了一幅我們自己沒有看到的圖案。 我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他們離職，這在我已經是夠自私的了，但我還不至於如此無情無義，眼看我如此深切愛護的人要受到傷害，自己卻能無動於衷。我擔心如果他們被迫離職，他們將會受到什麼樣的打擊，但我又擔心，如果他們不離開，對我又會產生什麼影響。所以，在以後的兩個星期中，我充滿著矛盾：我一方面要說服他們離職——同時，我又堅持認為我不能把自己的朋友奉獻出來當犧牲品。我一方面說，不論會有多麼痛苦，我們也必須做應該做的事——同時，我又想方設法尋找辦法來迴避這種損害，即使這種辦法會把我帶到犯法的邊緣。 這就使我在迪安問題上的處境日益困難。因為，要為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辯護，就會使迪安喪失信譽，而只要我繼續讓迪安留任，我就會顯得是支持迪安對他們兩個人的指控。我感到，我不能不顧及彼得森私下對我提出的要求：不要開除迪安。但我知道，不開除迪安會對公眾對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是否有罪的看法產生多麼不利的影響。 還有一個個人方面的考慮我不能忽視。我已經疏遠了迪安，因為我同意不讓迪安獲得豁免的主張。我知道，如果我現在好像又要反對他，他肯定要來反對我。所以我在處理迪安的問題上必須十分謹慎小心。 我還必須認識並承認，對迪安所起的作用，我們有一種混亂和矛盾的看法。他得到指示，要把水門事件造成的危害加以限制。如果在當時，誰都不知道，他為了做到這一點得走多麼遠，那麼，這是他的過錯還是我的過錯?現在有兩個情況，一個情況是，他明明知道馬格魯德在說謊，但他還在指點馬格魯德在聯邦大陪審團如何作證。還有一個情況是，我們要他幫助馬格魯德通過聯邦大陪審團的傳訊，而同時只是懷疑馬格魯德在說謊——但他沒有設法去證實或消除我們的這種懷疑。這兩個情況，從法律上說是有差別的，但是，話又說回來，我們在這兩者之間究竟又能找出什麼真正的差別呢! 最後這就歸結到迪安的判斷力問題上來了。我們要求迪安，做一切必須做的事，把事情控制起來——但我們有一個沒有明說的前提，那就是他要適可而止，可不能給我們帶來麻煩。但是，迪安只是做了他認為必須做的事，而沒有預見到所產生的一切後果。 現在這樣想也許太晚了：如果當時換一個什麼其他人處在迪安的地位——這個人不像迪安那樣，由於參加了利迪的那些會議而有小辮子被人抓——那麼他是否能早一些識別出那個為他自己和為我們所設下的陷阱呢?究竟迪安是出於真心地相信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保護白宮而必須做的，還是由於他想要保護自己，或者，在他們面對的巨大壓力下，他能否分清這兩者？到了1973年春，這些問題都已成了無關緊要的問題了。 不管迪安在事前或在以後的動機如何，我還是相信，他在3月21日前來見我時，他是真心誠意關心總統職位的。當然，他來見我也出於一些不便說出來的目的，這就是：為認可帕特·格雷的任命所舉行的聽證會引起的報界反應；我要他就水門事件準備書面聲明，並要他寫信答覆別人對他的指控，還要他在信上宣誓簽名，而我之所以提出這個主意是由於我完全不知道這樣一個行動對他會有什麼影響；還有，亨特直接向他提出要12.2萬美元。當他走進我的辦公室，我相信他是真心地希望把總統職位從正在擴散的癌症中挽救出來的。我肯定，他認為我會採取有力行動，把形勢控制起來。然而，我卻在考慮付一筆錢給亨特來換取一點時間，還若無其事地在分析到了1974年選舉後寬大處理被告會涉及什麼政治問題。 早在4月15日，我就提出了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是不是可以請長假離職的想法，理由是，由於報界透露出來的各種消息和指控，他們可能感到支持不住了。4月17日，我又對他們提出離職的問題，可他們都不同意。埃利希曼說，迪安才是應該離職的。他問我是否認為迪安的指控是確鑿的，我向他保證我沒有那樣認為，我認為迪安的牽連比他要嚴重得多。埃利希曼說：「情況就是應該這麼說嘛。迪安對我提出一大堆愚蠢的胡說八道，要打官司，這都一錢不值。」 埃利希曼說，還有跡象表明，最早進行水門事件調查時，亨利·彼得森曾把聯邦大陪審團的情況轉告迪安，因為迪安當時是白宮的法律顧問。當晚，我打電話給彼得森，告訴他以後不要再把聯邦大陪審團的情況轉告我了，除非他認為有些特別需要我知道的情況，那時再轉告我。 儘管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兩人原來外表很堅強，但他們要繼續維持樂觀態度也不是容易的事。當晚，他們向我報告說，他們的律師認為，反對他們的證據在法律上不夠充分，但是，律師勸告說，這案件也可能發展成為很難辦的案子，因為有這麼多的動機和意圖等微妙的問題牽涉在內。有關阻撓司法的法律規定是很不嚴謹、很籠統的。埃利希曼總結道，他們可能「逃過刑事責任，不過反正我們是毀了的貨物」。 我設法安慰他們，但又想不出說什麼能使我們任何人相信、令人鼓舞的話。埃利希曼繼續說：「我想我們的情況大概就是這樣了，我認為形勢對我們很不利。」 他們兩人酸溜溜地互相開玩笑，說埃利希曼今後可以依靠處理交通事故案件來謀生。我提出要幫助他們付訴訟費用。他們表示感謝，但拒絕接受。 後來我們又詳詳細細、逐條地討論了對他們的指控，埃利希曼說：「我就不信光憑這樣一件事就可以寫出一份起訴狀來……我就是不能接受。」 霍爾德曼表示同意說：「你無論如何應該有信心，我們的司法制度還是有效的。」 我說，我們將一起慶祝他們被宣判無罪。我許下諾言：「我們將去戴維營舉行空前盛大的慶祝會。」但這只是給自己壯壯膽。在我們的思想深處，對於將來結果究竟會是怎樣誰也沒有信心。 應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的請求，我會見了他們的律師。他們對我說，他們認為他們的委託人的案件不足以構成依法起訴，但他們很現實地承認，檢察官都是堅持黨派成見的人，因此什麼事都可能發生。他們勸我不要強迫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離職，因為這樣做等於承認他們二人有罪。相反，他們要我發表一個對二人表示信任和支持的公開聲明。他們又說，亨利·彼得森是一個我不應加以信任的人。他們勸我別再聽他的建議。以後，當霍爾德曼也提醒我這點時，我只能說：「鮑勃，他是我剩下的唯一的一個幫手了。」 4月19日晚7時40分，我們獲悉迪安和他的律師第一次向報界泄露新聞的消息，這種手法是迪安和他的律師想出來以支持他的豁免要求的。他們每一次泄露的新聞都比以前更進一步，我稱之為：「逐步加碼。」不久這就形成了一種可怕的慣例：我們每天要接到一次電話，通常是《華盛頓郵報》或《紐約時報》在他們的第一批印刷的報紙截稿前打來的。他們要我們對每一條複雜的水門事件新聞發表即席評論，如果我們不能在截稿前發表評論，這條新聞就將以我們未作出反應的方式見報。 今晚是第一個這樣的晚上。《華盛頓郵報》打電話來，警告我們，他們要刊登一條消息：與迪安有關的人士說，迪安可「不打算單獨被大火燒死」，他要把他「自己的上級和下屬」都扯進去。他們說迪安要控告霍爾德曼，說他策劃了掩飾活動，目的是遮蓋總統助理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竊聽事件中的牽連，還說，證明白宮沒有牽連進水門事件中的所謂「迪安報告」純屬虛構。 第二天早上，《華盛頓郵報》在頭版刊登了這條新聞。 同一天，4月20日，《紐約時報》登載一條未註明消息來源的新聞說，據稱約翰·米切爾第一次公開承認他在事前曾聽說過竊聽的事。按照《紐約時報》的說法，米切爾告訴他的「朋友」，他曾聽說過竊聽計劃，但表示過反對意見，他不知道是誰下命令繼續執行這個計劃的。 在這段時間裡，我竭力堅持把活動日程表排得滿滿的。例如：4月18日，星期三，我花了將近兩小時參加國會領袖們討論能源政策的一次會議，接著又跟議員們一起參加另一個討論蘇聯向外移民政策的會議。義大利總理吉烏利奧·安德雷奧蒂來華盛頓作國事訪問，西德基督教民主聯盟的主席雷納·巴澤爾來這裡進行非正式會談。我會見我國駐義大利大使約翰·沃爾普，然後又參加一個長達兩小時的討論經濟問題的會議。4月19日，我跟美國猶太人領袖討論蘇聯猶太人移居國外的問題。4月20日，我召集一次內閣會議，花了兩小時討論能源和經濟問題，然後我飛往佛羅里達度復活節周末。 本來，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計劃跟我一起去比斯坎島，以便他們的正常工作不致中斷。但當周末臨近時，我感到自己需要有點時間進行思考，他們也有同感。因此，他們決定去戴維營度周末。 4月20日晚，羅恩·齊格勒來到我家。當我們一邊望著夕陽落入比斯坎灣時，我對他說：「如果不可避免的事終於發生，鮑勃同意他們二人離職，但他並不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 齊格勒回答說：「我很清楚，我們將要應付的都是些什麼事。今晚，我看到米切爾在電視上出現。他們把他早先所作的公開聲明跟他現在所說的話進行對比，想要使他丟臉。你不能讓你的辦公廳主任和國內問題的主要顧問也每天受這樣的恥辱。」齊格勒說，在他每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僅三天的時間，記者就水門事件已向他提出了總共300個問題了。我要求齊格勒打電話給霍爾德曼，把他的上述意見作為他個人對形勢的看法告訴霍爾德曼。在我來佛羅里達度周末前，霍爾德曼曾要求我，不要聽信片面的「驚慌失措」的勸告就採取行動。他要我同帕特·布坎南談談，聽聽他的意見。我這樣做了，並要求齊格勒將布坎南寫給我的書面意見念給霍爾德曼聽。布坎南的書面意見如下： 任何無罪的人都不應被拋棄……但是，無法繼續活動的總統助理們應主動站出來……如果早點這樣做，那將是一種無私的行為……如果拖延時日，其結果將是他們要被迫…… 霍華特·K.史密斯在電視中提出問題：尼克森要做親自打掃自己房子的艾森豪威爾，還是要做為他手下人進行掩飾的哈定呢?坦率無情地說，問題就在這裡。 如果霍爾德曼離職，而埃利希曼不離開，那仍然是一種掩飾行為，他們兩人分不開。如果一旦埃利希曼的名字在聯邦大陪審團中出現，他就應該離職。 這些日子裡，白宮工作人員中有一種沉船的心理，我們要放下救生艇，希望能救出總統。 過一會兒，我又打電話問齊格勒，他把口信傳過去後霍爾德曼說了些什麼。他告訴我，霍爾德曼「沉思不語」。 第二天，4月21日的早上，《邁阿密論壇報》引用與米切爾「有關的人士」說，馬格魯德越過了米切爾直接從白宮得到批准進行竊聽的計劃。《華盛頓郵報》說，迪安有文件作證據來支持他對竊聽和掩飾所提出的指控。而《紐約時報》則報道，在迪安的監督下，付給被告的錢多高達17.5萬美元。對此，迪安加以否認。 在復活節早晨，《華盛頓郵報》在頭版登載了有關水門事件的四條不同新聞。主要的一條說，聯邦大陪審團在調查霍爾德曼手頭上是否有一筆35萬美元的經費，下令用這筆錢收買被告，要他們保持緘默。這條消息的來源據稱是「行政部門高級人士」。這些人士還說，迪安試圖阻止付款，但是高一級人士命令他繼續付款。有個人士還說，迪安準備把埃利希曼牽連進水門事件。 《華盛頓明星報》說，霍爾德曼與埃利希曼都是目標。《華盛頓明星報》也引用「某些人士」的話說，米切爾本人批准了竊聽計劃。雖然，接近米切爾的「人士」說，米切爾認為是白宮先批准了竊聽計劃的。據稱，科爾森為了保護自己，已向檢察官提供了文件證據，可以證明確實進行了掩飾。 雖然，沒有一條控告是直接針對我提出的，但蓋洛普民意測驗報道稱，有40%的人認為我事先知道要在水門安裝竊聽器。在同一項測驗中，53%的人認為竊聽只不過是「搞政治——這是兩黨都在乾的那種事」。 多年來，我有一個習慣，在復活節那天打電話給我的助手們祝賀節日好。在這個令人煩惱的復活節早上，我首先打電話給查克·科爾森。他矢口否認報紙登載的關於他的「歪曲報道」。他說，他要再一次告訴我，他打給馬格魯德的現在被指責為造成整個水門事件的那次電話，是清白無辜的。我說，我完全相信他。我們互相祝願節日好。 接著我打電話給迪安。一開始我說：「在復活節的早上，我要你知道，有人在想著你。我祝你好——我們能夠過關的。你說過，這是必須切除的癌，我要你知道，我正按你的這個意見辦。」 迪安說他很感謝我打電話給他。他的感情似乎是真誠的。他說，在一定時候，他願跟我討論他應該如何答辯。他說他不知道他是否要援引憲法第五項修正案。我告訴他，他隨時都可以來見我。 但在有一處，迪安冷冷地說了一句：「我知道你聲明中的那段話，那段關於不給豁免權的話是怎樣加進去的。」我們談了格雷銷毀文件的事以及圍繞著亨特的要求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這些事件導致了我們3月21日的會見。 我告訴他，我仍然認為，我們見面討論他的答辯是合適的，因為他還沒有被白宮解除職務。我說：「你仍然是我的法律顧問。」 9點45分我打電話給霍爾德曼。我說：「我不能讓今年這個復活節悄悄過去而沒有告訴你，去年的復活節比今天還要困難得多。」他說，事實確實如此。 接著，我打電話給埃利希曼。他祝我節日好。但他警告說：「不要急於採取行動，撿起卡爾·羅恩和喬·克拉夫特等人的論調，認為由於這一切，整個政府都腐敗了。要保持堅定。」 我集合全家去參加復活節禮拜。在我們的家庭中，有一項沒有明言的協議：在有些危機中，他們時刻和我在一起，當他們察覺到我的情緒每有變化，他們就給我提建議，詳細討論可供選擇的各種辦法。但是這一次，他們認為我的問題是，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太多了，他們想談點別的事情使我感到輕鬆些。當我們到達佛羅里達時，朱莉寫了一個便條給我，很簡單地說：「我們愛你。我們支持你。」 當我們終於在1月23日達成越南和平協議時，我曾對全家人說，一件對個人有好處的事就是，我們不會再像頭四年那樣，再受到高舉標語的示威者的干擾了。戰爭過去了，但現在標語又出現了。現在是水門事件的標語，而發展到最後，這些標語比那些反戰標語更加難堪，更加針對我個人而來。 那天早上，我和帕特從教堂出來時，人群中有些人舉著標語。有一條寫著：「總統誠實嗎?」有一位婦女衝到那塊標語牌前，舉起她自己的那塊製作粗糙的標語牌：「是的，總統是誠實的。」 當天晚些時候，齊格勒告訴我，迪安打電話對他說，他很感謝我給他打的電話。齊格勒向他提出，關於報紙報道說「接近迪安的人士」說我在8月29日記者招待會中間接提到的「迪安報告」根本就沒有寫過的問題。迪安對齊格勒說：「在總統作這聲明之前，如果我有機會跟他事先討論一下，這聲明的措辭一定會是另外一個樣子。」迪安又說，「我希望當初有人告訴我，我當時是在進行調查；羅恩——我只是每天向約翰和鮑勃報告而已。」 這段對話激怒了齊格勒並使他感到沮喪。他的辦公室保存著迪安和助理新聞秘書傑里·華倫之間通電話的詳細記錄。那時，華倫幾乎每天都跟迪安打電話，向他請求指示，如何在新聞發布會上回答有關水門事件的提問。迪安回答的內容總是：「白宮沒有人有牽連」。他也常常談到他的「調查」，他說，在闖入事件發生後的次日，調查就開始了。迪安還非常明確地指示齊格勒，當他被攻擊時，齊格勒應如何為他辯護：齊格勒應該說，迪安跟利迪在收集情報的問題上沒有發生過任何聯繫；他沒有將聯邦調查局的材料給任何人看；他沒有把亨特保險柜中的材料推遲交給聯邦調查局；等等。而現在迪安卻給齊格勒來了個釜底抽薪，齊格勒擔心，他今後是否還能跟記者見面並再發布新聞。 4月23日，星期一的早晨，我跟齊格勒、帕特·布坎南和查皮·羅斯舉行了三小時的會議。羅斯是個好律師，從艾森豪威爾時代起便是我的私人朋友，我要求他飛到佛羅里達，從局外人的角度給我提一些建議。 布坎南把各種可供選擇的方案總結成幾種辦法：我們可以不採取任何行動，但這樣做不行，因為證據太充分了；我們可以把所有的人都解除職務，但這樣做證據又顯得太不充分了；我們可以要求他們請假離職，但這只能把危害推遲一下。他說：「答案是，他們辭職。」但查皮·羅斯不那麼肯定。他認為，如果強迫他們辭職，可能有損於他們的權利。齊格勒對這兩種意見都從反面進行了有效的批駁。 我看得越來越清楚了，問題的核心在於白宮本身。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已失去了全體工作人員的信任，什麼工作也幹不了，每個人都感到疲勞、緊張、心煩意亂。 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辯論了幾個小時，我們對別人控告的罪狀討論得越多，結果越顯得不可避免。羅斯一度引用格拉斯通的話說：「任首相的第一要素是能當一名好屠夫。」 我說了一段不僅代表我本人而且也代表其他人的話：「10年後，這件事只用幾段話便說完了。50年後，恐怕只占一條腳註的地位。但在目前，我還得擔任總統的職務，在他們不斷受攻擊的情況下，我無法擔任這個職務。不能使整個國家感到總統包袱很重，好像中了邪似的。中東已在沸騰，國際經濟形勢處於危機中，要操心的事太多了。」 當會議在感情激動的情況下結束時，我們一致同意，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必須辭職。 我問布坎南，他是否可以打電話給霍爾德曼，告訴他我已得出這個結論。我說，他要使他們知道，我並不強迫他們這樣做。我仍希望由他們自己來作出這個決定。但這是我的意見，下一步要看他們的了。 布坎南說，他認為應由齊格勒打這個電話。他們之間的個人聯繫密切些，可能這會減少一些痛苦。齊格勒兩眼看著窗外。他是靠霍爾德曼把他引薦到我手下來的，現在卻要他轉告霍爾德曼，要霍爾德曼辭職。他一語不發。 我代表大家說了一句話：「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了。」 打完電話後，齊格勒對我說，霍爾德曼表現得正如預料的那樣淡然，落落大方。霍爾德曼說，他雖然不同意這項決定，但他將照辦。 幾小時後，霍爾德曼給齊格勒回電話。顯然，他跟他的律師談過，也跟埃利希曼談過。埃利希曼強烈地反對，並勸說霍爾德曼改變主意。埃利希曼認為，他的處境不同，即使霍爾德曼辭職，他也不應該辭職。埃利希曼認為，對他的指控軟弱多了，所以他可以被分開。無疑，他是想被分開的。 霍爾德曼跟齊格勒爭論說，我做得太過分了。他說：「在所有其他重要決策問題上，總統都是從實力出發採取行動的，不能因為這個決定是很痛苦的，就意味著它也是強有力的。」他主張我再接見他的律師。他堅持說：「這將是權勢集團反對尼克森取得的第一個真正的勝利。這正是輿論界想要的東西。遲早他們會發現這是一場假的勝利，它不會帶來什麼好處。」 儘管我知道得由我來做出決定，但我仍然要聽取我特別信任和尊敬的幾個人的意見。我要齊格勒打電話給比爾·羅傑斯。羅傑斯說，他認為，看來霍爾德曼要留在職位上是無法挨過去的，這應該是考慮問題時的決定因素。他感到埃利希曼的情況比較接近於兩者之間。約翰·康納利認為，如果對他們的指控，證明它們是不確實的，那就沒有別的辦法。「總有人要被迫辭職。」早在3月里，整個事情剛爆發時，他便對我說過這句話，現在他又重複了這句話。 布賴斯·哈洛說：「如果霍爾德曼、迪安和埃利希曼做了不能贏得公眾輿論信任的事，他們必須很快離職。他們像纏附在國家這條船底上的大甲殼動物，為了個人的原因繼續纏附在船底上，那風險就太大了。」他說，請假離職是錯誤的，因為這只能把不可避免的事往後推遲一段時間，而到頭來，對他們本人可能就更不公平了。基辛格也認為必須採取行動來打破籠罩著整個政府工作的、他稱之為「惶惶不安的瘴氣」。 星期二晚上，我從比斯坎島返回華盛頓時，我想到霍爾德曼的論點：做出這個決定應該跟做出柬埔寨問題、5月8日和12月18日決定時同樣的心狠，同樣不考慮是否受到人們歡迎和有沒有更容易的辦法。但有一點不同，在做那幾項政策決定時，我總是知道，如果我有機會把整個問題向人民講清楚，他們就會支持我。在那種情況下，我是在有力的、得到公認的原則基礎上行動的。但在水門問題上，即使我只提出不虧待自己的工作人員或朋友這條原則，也無法取得公眾的支持。因為對他們不利的情況太嚴重，誰對此都不會視而不見，也不是可以輕輕巧巧解釋一下就過得去的。 在基金危機問題上，艾森豪威爾並沒有救過我，我之所以倖免，是因為我能自救。我認為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沒有犯刑事罪的動機，但我不知道他們能否證明自己無罪。我對齊格勒說：「我的意思是說，在這一點上也是過不了關的。」 當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那天早上晚些時候來時，他們對我說，他們從羅傑斯和康納利那裡聽到的建議跟我所理解的他們二人提出的建議似乎有所不同。當然，我明白，他們把人們的好心善意誤認為是自相矛盾了。我說：「每個人都同意，我們應有所行動。」 談話時，埃利希曼似乎很不平靜而且舉止不安。突然之間，他說，他一直在想而且已經斷定，應該坦率評估一下，這一切事情對總統構成什麼樣的威脅。他說：「讓我……代你把話講出來吧，雖然這可能距離現實較遠。」他說，如果對迪安「完全失去控制」，「完全可以想像得到的是」，我可能要遭到彈劾。提出這種推論的根據是：我犯了罪，而除了彈劾以外是沒有其他司法程序可循的。他對我和迪安3月21日在闖入事件和掩飾問題上的談話的概況是了解的。他說，就他所知，迪安所掌握的東西遠遠構不成我的罪行。 埃利希曼說：「我真的認為，要對此作出判斷，唯一的辦法是，你聽一下你們談話的錄音，看看當時究竟說了些什麼，或者由鮑勃聽一下錄音也可以。」他建議，我採取「任何倉促行動」之前，最好先知道我自己手裡的那張「暗牌」是什麼。 我知道，他所說的話都是實話，不論是他明說的還是暗示的意思。他明說的是，我應認識到，如果他和霍爾德曼被迫離職，我將會處於多麼暴露的狀態，因此，在迫使他們離職之前，我應估計一下，這樣暴露出來的最壞不過的後果。而我想他要暗示的是，如果我認定我跟他們一樣也有牽連，那麼我在迫使他們離職之前，應先捫心自問一下。 在4月的最後兩個星期里，我開始認真地考慮我可能將是迪安的下一個攻擊目標，因為我自己在3月21日談話中給他提供了攻擊我的子彈。我老放不下這個問題，一再提起這事。我把記錄這些談話情況的文本看了一下，從中可以看出，我在介紹這次談話時，我自己也有過好幾種不同的說法。在跟霍爾德曼、狄克·穆爾和亨利·彼得森的談話中，我試圖使這次談話聽起來比實際情況還要模稜兩可一些，或者甚至把它當作開玩笑就放過去了。 但如果要我講真實的想法，我必須承認我是真心想照付亨特所訛詐的那筆錢的。這倒不是為了水門事件，而是因為，他在闖入埃爾斯伯格的心理醫生診所事件上對埃利希曼所提出的威脅，以及他對整個政府所提出的威脅。我也同迪安談到繼續付錢給其他被告的可能性，而且在那次談話中，迪安提醒過我，付錢給被告是構成阻撓司法罪的。 有一次，我對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說，我們不能冒險讓迪安用這次談話來攻擊我，即使這意味著不得不給他以豁免。霍爾德曼表示反對說，我也不能讓迪安永遠在手裡握著對我進行訛詐的把柄。我決定，霍爾德曼應聽一下我們談話的錄音，使我們知道，在那個決定命運的下午，我究竟說過什麼話，做出什麼決定。 不久，我又產生一種令人不安的想法，我總擺脫不了這種想法：如果迪安在我們3月21日會見時，隨身帶了一個錄音機，一個藏在他上衣口袋裡，但是可以把談話的每一個字都錄下來的小錄音機，那怎麼辦?他可以利用這次談話的一些部分來起很壞的破壞作用。 到了4月25日下午，克蘭丁斯特打電話給我要求緊急會見。他有一個新的問題：他認為司法部必須將闖入埃爾斯伯格的心理醫生診所的材料交給正在審訊政府控告埃爾斯伯格非法占有五角大樓文件案的法庭。這是司法部內部作出的決定。此外，如果他們不說出來他們占有這些材料，迪安無疑會告發他們。 4月18日，一個星期以前，在埃利希曼的要求下，我在電話上跟亨利·彼得森談到這次闖入診所事件。我告訴他別去管這件事。我曾說：「你只負責管水門事件，而這是國家安全問題。」迪安曾對我說過，克羅認為，他是根據他得到的有關國家安全的授權而採取行動的。而在我腦子裡，調查埃爾斯伯格事件總的來說，是最高國家安全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毫無疑問的。 當彼得森問我，闖入後，有沒有發現任何證據，有沒有什麼東西必須交給審訊埃爾斯伯格案的法庭，我說：沒有。我對他說：「這裡面沒有油水。」 而現在，克蘭丁斯特卻說，司法部認為這些材料應公開出來。我毫不遲疑地說，他們可以公開這些材料。但我這樣做時卻想到，這樣一來，事情對埃利希曼將會變得更加不妙。 4月25日下午4點40分，霍爾德曼在聽了我跟迪安3月21日談話的錄音兩個小時之後，前來向我報告。他說，有意思的是，原來迪安告訴我的事實情況跟迪安告訴霍爾德曼的說法不同。 霍爾德曼證實了，我曾對迪安說過：「我們能弄到錢。」但是他說：「你是在把迪安引出來。」 霍爾德曼很熟悉我的習慣，用間接方法去引出別人的想法：往往在談話沒有結束之前，有意不說出我自己的意見，生怕這會阻止別人說話，或者，就說一種很偏激的看法或建議，看看別人如何反應。他也知道，在與人談話時，我常常喜歡大聲說出自己在想些什麼，即使我在考慮要排除的完全不能接受的辦法——這是一個做律師的典型的思考方式。在當前的情況下，所有這些因素都是我之所以說了某些話的部分原因——但這只是部分的原因。 在3月21日的錄音問題上，我只有另外一個可供辯護的理由：那次談話後，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我最後沒有命令付錢給任何被告，我也拒絕考慮寬大處理他們的問題。 整個下午，我都在考慮霍爾德曼的報告。當天晚上，我兩次打電話到他家中。我說，我過去對錄音設備總是持懷疑態度：「現在我倒很高興我們有了它，是嗎?」 他回答說：「是的，先生。」他補充說，僅就他那天所聽的這一部分錄音還是「很有幫助的」。 我說，儘管有些話，我應該不說才好，但錄音中還有些好的東西可以把這予以抵消。 4月26日，檢察官跟迪安的談判破裂。迪安立即向白宮發出威脅性的新信號。迪安跟萊恩·加門特談話，並告訴他，水門事件只是冰山的一個尖角。迪安說，在1970年還幹了一些事，這些也是他可以揭發的事。他一再說，他有文件可以證明確有掩飾活動。 同一天，《紐約每日新聞》報道，帕特·格雷銷毀了亨特保險柜里的證據。透露這消息的人士把責任完全歸於迪安和埃利希曼，說是他們二人命令格雷這樣做的。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我給克蘭丁斯特打電話，並對他說，我認為格雷應當辭職。但首先，我要知道亨利·彼得森對這形勢有什麼看法。 彼得森說，格雷將指控埃利希曼和迪安，說他們指示他銷毀文件，而且信誓旦旦地說，他只是因為信任他們兩人才這樣做的。我感到非常氣憤。當埃利希曼在電話上跟格雷談到這件事時，我看到埃利希曼聽到文件銷毀時面部出現的真正驚慌的表情，從這裡我就知道埃利希曼從沒有下命令幹這種事。我說，彼得森必須告訴格雷，他可不能再編造另一個謊言來解決這個問題。我要求彼得森和克蘭丁斯特碰頭，並向我提出建議，在這種情況下，我應該怎麼辦。 埃利希曼要白宮發表聲明說這消息不屬實。當我叫齊格勒進來，告訴他這件事時，他說，他認為埃利希曼應該用自己的名義發表聲明。齊格勒是對的：這一切最後都是涉及人證物證的問題，我們不能站在一方的立場上去作出反對另一方的保證。 我告訴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你們必須請假離職。」我說他們應該在星期六準備好要求請假離職的信。我說，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應該先走，這就表明他們不是像迪安那樣被迫走的。 當晚7點28分，《華盛頓郵報》打電話告知另一條消息：「某人士」說，3月20日，迪安告訴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一切都完了」，他們應當準備去坐牢。這個消息是不確實的，但現在又沒有辦法對付迪安的游擊戰術。透露格雷銷毀文件的消息還說，在這些材料中，有一個偽造電報，把甘迺迪總統扯進暗殺吳庭艷的事件中去了。這個消息顯然來自迪安，他在把材料交給格雷之前，顯然看過這些材料。 第二天，4月27日早上，在與水門事件無關的問題上又出來兩條關於埃利希曼的新聞。這些新聞報道都是庸俗下流的造謠。埃利希曼勇敢地戰鬥，力圖打消它們在公眾輿論中造成的影響。 當天早上，我飛往密西西比州參加用約翰·斯坦尼斯的名字命名的一個海軍訓練基地的命名儀式。我邀請約翰·斯坦尼斯同我一起乘「空軍一號」專機去。在途中，當我們單獨坐在我的機艙中時，這位老友說，他要給我提出一些勸告。他說：「現在是時候了。我們家鄉有個說法：不論是好人還是壞人，雨一樣落在他們身上。時間已經不多了。」 當斯坦尼斯把我介紹給參加命名儀式的歡呼的人群時，他直接對我說：「事情變得難辦時，你要不驚不慌。我相信你有闖過去的能力。我們一向欽佩你在這方面的能耐。」 當我們在密西西比州時，帕特·格雷打電話來說他決定辭職。環境保護局局長威廉·拉克爾肖斯同意暫時接替格雷的職務。 我要求埃利希曼將他認為迪安可能揭發的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活動開一個單子給我。在飛返華盛頓的途中，他跟我一起研究了三項：埃爾斯伯格，1969年竊聽電話事件和印巴戰爭期間的農民事件。埃利希曼不敢肯定還有沒有什麼別的事，因為迪安所接觸到的檔案是幾乎不受限制的。 齊格勒來到我的機艙說，《華盛頓郵報》從「可靠人士」那裡得到消息說，「某人」跟檢察官談話，直接把我牽連到掩飾水門事件真相的行為中去了。當我們到達華盛頓後，《紐約時報》也打過電話來說迪安正在把我牽連進去。後來，《洛杉磯時報》還打電話來要求對同一消息發表評論。 我打電話給亨利·彼得森，要他過來一趟。這可是一次感情激動的會議。我要求知道，這個消息是否屬實：迪安有沒有把我牽連進去?彼得森出去回他的辦公室查對；幾分鐘後，他回來說：消息不屬實。他說，在本周早些時候，迪安的律師曾說過：「我們將把總統牽連進來——不是在這案件上而是在其他方面。」當時，檢察官們認為這只是裝腔作勢，實際上是在努力設法為迪安獲得豁免。的確，他們還沒有提出任何證據可以把我牽連進去。我把齊格勒叫進來，告訴他要立即設法停止傳播這種消息。 在彼得森離開前，他說他建議我現在對迪安採取行動。他認為，我對迪安施加壓力有利於加強政府在對付迪安時的地位。他又一次敦促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也應離職。 霍爾德曼後來進來時，說他的律師們認為他和埃利希曼被利用了，因為他們兩人是忠心耿耿的，而迪安則不是。「他們認為彼得森和迪安在捉弄你。」 我說，我們的計劃應該是：從星期日開始，或許甚至從星期六開始，他和埃利希曼將請假離職。到星期一，我將通知迪安，他被開除。我要求雷·普賴斯為我準備一個講話稿，我究竟是宣布他們請假離職還是辭職，暫時空著。 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辭職 4月27日，星期五晚上，我飛往戴維營。星期六早上，晨霧籠罩著山谷。我在陽台上進早餐後，去小書房工作。大約到10點鐘，我去起居室找馬諾洛要一杯咖啡。當我看到爐火燒得很旺，而特里西婭坐在火旁沙發上時，我吃了一驚。 她說，她一夜沒睡，與朱莉和戴維討論水門事件以及必須做出的決定。他們在清晨跟帕特討論了很長的時間，他們要我知道，他們一致認為，沒有其他辦法，只有讓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辭職。對他們的攻擊已使他們無法再繼續擔任高級職務了。特里西婭說：「我要你知道，我絕不讓我對他們兩人的個人感情來影響我作出判斷。你知道，我從來不認為，他們那樣對待人會對你有好處——但我向你保證，我是很謹慎、很客觀地作出我的決定的。」 特里西婭兩眼含著眼淚，她不像朱莉，她很難得讓眼淚流出來。她說：「我說話代表朱莉、戴維，還有媽媽。這是我們的意見。但我們也要你知道，我們對你是完全信任的。如果你決定不接受我們的勸告，我們也會理解。不管你幹什麼，我們保證會支持你，我們都非常愛你。」 我問她是否願意留下，陪我一整天。她說，她認為，她還是回家去比較好。我擁抱了她後，將她送走了。 11點30分，比爾·羅傑斯來了。他力陳請假離職已不再是可行的辦法了——唯一的選擇是辭職。我很重視他的意見，因為這些年來我深知他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判斷能力都是第一流的，作為一個忠實的朋友，他會對我說我需要聽的話，而不僅僅是我願意聽的話。我告訴他，我已得出同樣的結論。否則我們今後分手的局面只會更加不可收拾、更加痛苦。 我問他，是否能將這決定轉告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他說，他認為他不能，因為他同他們這兩個人的關係不夠好，也不夠超脫，不像我跟亞當斯的關係那樣。在大選後，我們進行重新改組的期間，他們之間曾有些不快，因此他擔心他們會感到他把個人情緒摻到這件事情上來。 當晚，埃利希曼打電話給我，口氣很親切，但也很坦率。他對我說，他認為我應該承認我自己也負有責任這個現實。他說，所有的違法行動，不論是直接地還是間接地，歸根到底都是我拍板的。他暗示說，一切都是我授意的，並提到諸如偽造的吳庭艷的電報之類的事。我認為，他還暗示我也應該辭職。 他的電話掛了以後，我正坐在起居室里，這時齊格勒進來了。他剛得到消息，第二天早上的《華盛頓郵報》要登載一條來自「可靠人士的消息」的新聞，說迪安有證據可證明，當他進行掩飾活動時，他是得到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的指示的，他還掌握1969年以來的「非法活動」。 我請齊格勒代我打電話給科爾森，查問關於吳庭艷的電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幾分鐘後，他回來說，科爾森發誓說他本人根本不知道有偽造電報這回事。科爾森還說，「總統對此一點兒也不知道」。 星期日一大早，我打電話給霍爾德曼，問他是否願意到戴維營來一趟，他表示願意來，而且埃利希曼也表示願意來，但他們希望分別同我見面。我那時知道，他對我將要跟他說什麼心裡已有數了。我還想到，他准意識到，我們之間的關係已到了盡頭。 霍爾德曼下午很早就來了。我們走到窗前，很不自然地講了些無關緊要的話。這時，雲霧已經消散，山上層層青翠的樹木就在眼前。 這時我說，對他來說，正確的方針是辭職。我說，這是我做出的最困難的一項決定。那是一點兒也不假的。他知道我這個人很難得談論宗教，我覺得他聽到我講下面一段話時，面部表情有些驚訝。我說，從1969年1月20日我任總統的第一天起，我就按照我母親的習慣，每晚都要跪下來，為我政府中那些處境困難的人們默禱，但更重要的是，祈求指導使我第二天在履行職責時能做正確的事。我對他說，昨晚臨睡前，我曾希望，實際上幾乎是在祈求，今天早上乾脆別醒來算了。 我說，我知道這是件很不公平的事，但我沒有其他出路。我對他說，我感到自己的罪過很大。我知道，責任在我，所發生的事情的大部分過錯都應歸咎於我。我把米切爾置於那種地位，而科爾森的活動在很多情況下都是在我的督促下進行的。 即使在這個時候，霍爾德曼還是設法要我放心。他覺得很自豪，而且並不感到憂慮。他說他接受這個決定，儘管他內心對此並不同意。他一定要我知道，我以後隨時還可以召見他。他說：「你一定要記住，水門所發生的烏七八糟的事並不能改變你在與水門事件無關的方面人民對你的委託。這些方面才是重要的，這些方面才是你幹得最好的。」他說，他將到另一間小屋裡去寫他的辭呈。 他走後，我走到陽台上去，站在那裡眺望遠處的山谷。這時埃利希曼來了。我跟他握手並說：「我知道今天對你來說是非常難受的一天。我確信你一定了解，今天對我同樣也是很難受的一天。」當我把昨晚的感受告訴他時，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說：「別那樣說，別那樣想!」 回到起居室，我對他說，我願盡我一切力量幫助他，包括經濟方面的援助。我知道他現在的負擔一定很重，他不僅需要養活一家，而且律師費用也夠嗆。 他繃緊了嘴巴，很快地脫口而出：「我只要求你做一件事，我希望你向我的孩子們解釋解釋這件事。」 他抑制住自己的不快說，我所做的決定是錯誤的，而且我一輩子都會後悔的。他說：「我除了接受之外別無選擇，而且我也是會接受的。但我仍然感到我所做的事，沒有一件是不經過你暗示同意或直接批准的。」 我說：「你一直是我們這個政府中最有良心的人。你一直主張辦事要光明正大、乾淨利落。」 他說：「如果說我最有良心，但我這好良心卻沒有得到好報。」 當天下午，我叫克蘭丁斯特來見我。我們兩人都清楚，他在司法部的處境已無法忍受。他跟米切爾的密切聯繫使他不可能繼續在司法部待下去。他曾經大肆宣傳他打心眼兒里認為這次水門案件調查是「從甘迺迪被暗殺以來最重大的調查」，而現在卻當著他的面吹台了。我們同意他應辭職，由當時的國防部部長埃利奧特·理查森來接替。可是我很後悔，克蘭丁斯特的離職正好跟其他幾個人的離職同時發生，這會給人以錯誤的印象，似乎克蘭丁斯特也多少與水門事件有牽連。 在克蘭丁斯特離開後，我在那裡站了好幾分鐘，等待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回來交辭呈。我望著窗外，看到暮色降臨。齊格勒默默地站在我身後的長沙發旁邊。 「羅恩，一切都完了，你知道嗎?」 他說：「不，先生。」他以為我只是在談過去幾天和幾小時所發生的可怕的事。 我重複道：「唉，是的，一切都完了。」 當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回來時，他們把辭呈交給我和剛進來的比爾·羅傑斯看。埃利希曼要求我在電視演說中特別要講「迪安被開除」這句話。我知道他的感受。埃利希曼很忠誠，他總是捍衛我和我們的政府。迪安是不忠誠的，他只顧保全自己。如果讓迪安也「辭職」，那就等於我強迫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接受跟他們的控告人同樣的待遇，在公眾面前同樣身敗名裂。 我們送他們走到汽車旁邊。他們說了一些鼓勵的話，如「明晚一定聽你講話」。 我說：「我真希望我能跟你們一樣堅強。上帝祝福你們二位。」 汽車開走了。 他們曾是我最親密的助手，也是我的朋友。第二天晚上，我在講話中說了我自己深信不疑的話，試圖彌補一下我對不起他們的地方。我說：「今天，我任總統期間作出的最困難的決定之一是，我接受了我在白宮的兩位最親密的同事——鮑勃·霍爾德曼和約翰·埃利希曼的辭呈，他們是我有幸結識的最好的兩位政府工作人員。」 他們應該得到儘可能好的機會來解救自己，而我要求他們離職就等於肯定了他們永遠不能夠證明他們的動機是無罪的。我做了我感到非做不可的但卻並非我認為是正確的事。我一貫引以為豪的是，我總是支持那些倒霉的人。現在，我卻為了自己，犧牲了兩位我欠了這麼多情誼的人。 我留在戴維營跟雷·普賴斯一起，把我在第二天也就是4月30日星期日晚上發表的講話稿最後定下來。當我把草稿交給他時，我說：「雷，你是我所認識的最誠實、最冷靜和最客觀的人。如果你感到我應該辭職，我準備照辦。你不必告訴我，你只須把它寫進下一次的講稿中就行了。」 他說我不應該辭職，我有義務完成我被選舉出來擔任的工作。他說，他知道我在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問題上所做的決定使我多麼傷心，但他試圖減輕我的痛苦，說我只是做了迫不得已的事。 我的感覺猶如先截去了一條胳膊，而後又截掉另一條胳膊。為了能有一線倖存的可能，截肢也許是必要的。但我不得不做的事使我如此的痛苦和憂傷，以致從那天起，總統的職位對我已毫無樂趣可言了。 我的1973年4月30日講話，是我第一次專門就水門事件向美國人民正式講話。對於導致我這次講話的複雜形勢，多數人所能理解的僅僅是：我的兩名最親密的助手被控參與了掩飾水門事件真相的活動，而我的另一名密友，我的前司法部部長，則被控曾下令闖入水門並進行竊聽。 不論我們作了多少相反的表白，但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一辭職，人們就會認為這是因為他們犯了或至少在某種程度上犯了他們被指控的罪。接著人們的注意力自動地轉而集中到我身上：對我是否同水門事件有牽連的問題，人們等待著一個「是」或「否」的答案。這就是他們希望從我4月30日的講話中得到的答覆。我當時決定，不在邏輯推論的基礎上而是更多地從政治本能的基礎上來回答這個問題。但我做這決定時卻沒有停下來想一想，這次講話會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而只要我作出了回答，那麼今後不論發生什麼事，我都不能再改口了。 我認為，簡單的是，或者簡單的否，都不是一個完全誠實的回答。 如果我作出真實的回答，那我就必須說，在我還沒有意識到我的行動會造成一些問題之前，我已經深深地陷入了錯綜複雜的法網中而難以自拔了，而正是這種種錯綜複雜的決定、誤解、不採取行動以及矛盾的動機等構成了對水門事件真相進行掩飾。我還必須承認，我仍然不知道水門事件的全部事實真相。因而我也無從知道我同它的牽連已到了什麼程度。此外，我除了必須把我所知道的已夠糟糕的情況一一說出之外，還得留有餘地，因為今後可能會有更多的事情要被揭發出來。 我也意識到，到目前為止，我們處理水門事件不夠乾脆利落已使我們處在如此被動的地位，以至於人們已不可能在目前這麼晚的時候接受我所作出這樣複雜的解釋。25年從政的本能告訴我，目前反對我的政治力量非同一般。在第二屆任期中，我向國會、官僚機構、輿論界和華盛頓權勢集團提出了挑戰，要跟他們進行一場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戰鬥。我們在官員任命的認可、扣發撥款以及預算之爭等問題上，已就限制特權和權力的問題展開了小規模交鋒。現在，突然之間，水門事件暴露出我們的隊伍中出現了漏洞百出的弱點；因此，我感到，如果我在講話中承認我們有易被攻破的弱點，我的對手一定會用這些弱點來狠狠打擊我。我擔心，我承認有任何錯誤，都會被他們加以利用來把水門事件——以及我有無失職之處的問題——在我第二屆任期中像毒瘡一樣繼續潰爛，使我無法作為總統繼續進行領導。 鑒於這種形勢，面對這種選擇——再加上我認為這些都是命運攸關的問題——我決定對我是否同水門事件有牽連這個問題給以否定的回答。 我希望，在經歷了過去幾周的痛苦煩惱之後，有這樣一個表白我無罪的堅定的聲明，加上以霍爾德曼、埃利希曼和迪安的離職為標誌的政府清洗，然後積極地吸收一些新人，按公開的方針重建政府，這一切會說服人們相信，水門事件的各種調查可以而且也應該很快結束了。我寄希望於民意測驗。民意測驗表明，大多數人民，包括認為我事先知道水門闖入那占40%的人中，都有人跟我一樣認為，這整個事件「只不過是搞搞政治鬥爭而已」。我知道，在真正的重大問題上，我這個總統還是稱職的，我還寄希望於人民會對水門事件感到厭倦，對國會和輿論界施加壓力，要他們把注意力轉到其他事情上，回到那些真正有重要意義的事情上來。我確實希望這次講話能最後一勞永逸地把水門事件拋在我的後面，不再成為一個沒完沒了的全國性問題。這可能是我所作出的最錯誤、危害最大的估計了。 在4月30日的講話中，我給人的印象是，我在3月21日同迪安見面之前對掩飾活動一點也不知道。我表示，在我知道這件事之後，我就立即冷靜地採取過行動來制止它。事實上，我在3月21日以前是知道一些掩飾活動的具體情況的，而且在意識到其後果後，我沒有發揮總統的領導作用來揭露掩飾活動，反而越來越迫不及待地想方設法使我的朋友、我的政府以及我本人只受到最少的損害。 我談到責任問題，談到「最高領導人應負責任……我承擔這種責任」。但這只是一種抽象的說法，而人們也看透了這種說法。最後，我又抓住各種藉口不放。這些藉口正好是我真正相信的藉口，但這個事實也起不了什麼作用。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發生水門事件起源於20世紀60年代各種運動中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心理。如果說我們常常錯誤地像一個四面楚歌的政府一樣行事，這也是實話，這是因為我們的政府確實是一個四面楚歌的政府。而且我深信，如果我不是由於專心一致地在處理越南問題和其他政策問題，我的確很可能會進行了解，使我充分認識到掩飾活動的後果，這樣就會較早地採取行動——如果不是出於道義上的原因，至少也會是由於我總能認識到我們這樣做等於走進了一條死胡同。 但所有這些仍然都是藉口，它們沒有把我自己究竟起了什麼作用講清楚，也不能解釋，怎麼一個美國總統竟會如此無能地讓自己陷入這樣一種局面。而這卻是人們真正想知道，而我的4月30日講話以及我任總統期間關於水門事件所作的其他公開聲明沒能向人們講清楚的問題。 華盛頓好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震動。幾十年來專業活動和政治活動所遵循的各種準則與慣例突然都被拋棄了。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不斷泄露機密證詞、聯邦大陪審團材料和檢察當局的各種估計。在國會上，似乎什麼材料都能泄露出去，什麼壞事都可以被縱容，而一切都可以拿對水門事件有氣作為藉口。 華盛頓記者團的記者們以強烈的個人情緒來報道消息。他們感到，由於幾個月來他們一再不加批評地報道白宮所作否認的消息把自己弄得很尷尬，所以，他們以對所有官方解釋一概表示懷疑的方式來拚命證明他們的獨立性。為了決心表白他們不是白宮的工具，他們走向另一個極端，充當隱姓匿名的泄密者的幫凶。 1971年12月，《華盛頓郵報》頗為驕傲地宣布一項新政策：堅持對公共事務要作公開的交代說明——政府官員不得用「某位人士」這種方式發表談話。但1973年春，《華盛頓郵報》又向提供有關水門事件的聳人聽聞的新聞或獨家採訪到的秘聞的人保證，不透露他們的姓名。出於商業上的壓力和職業上的競爭，其他報紙也跟著照樣辦理。他們稱這為「調查性新聞」，其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把從聯邦調查局、司法部或很容易接觸機密材料的國會委員會內部人士泄露的消息發表出來，這還有什麼「調查性」可言呢？這簡直就是謠言新聞，有真有假，有時真真假假，但都是帶有偏見的。《華盛頓郵報》應該懂得，這是一種很危險的新聞報道方式，其總編輯本·布雷德利後來曾說道：「我們不光出版事實真相，我們刊登我們所知道的東西、人們告訴我們的東西。所以我們連謊言也照登不誤。」 以歐文委員會和其工作人員中的泄密者和檢察官辦事處的泄密者為一幫，以他們在輿論界的吹鼓手們為另一幫，這兩幫人之間結成了一種同生共死的關係。記者們每天聚集在委員會會議室，或等在過道里攔截官員，力圖找到一條水門事件頭條新聞。這個主題已使他們在進行報道時窮凶極惡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新聞記者像獵犬似的跟蹤陪審員，這本身便構成一種犯法行為，而且在有些情況下，還把某些其他的政治垃圾挖掘出來以換取水門事件的情報。重要的是撈到新聞——不管什麼新聞——並且要在別人之前搶到手。在水門事件新聞上的競爭，破壞了一般新聞報道的準則。記者們不再感到刊登一項控告之前要有充分事實作根據。他們改變了這個傳統的職業責任，說什麼被控告的人才有義務證明某項新聞是不確切的——而且要在一個指定的限期之前表示態度，只有這樣他們才不再刊登這條新聞。 許多記者辯解說，因為在水門事件上發生了掩飾事實真相的事，因此，大家對於司法機關是否能獨立地進行工作是信不過的。不久，這種觀點發展成了一批自告奮勇代替執法當局的匿名人士和互相競爭的記者們為自己的行為作辯解的理論根據，實際上，他們已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在這期間，路易斯·奈澤說：「我擔心這是一種改頭換面的麥卡錫主義。在審判的過程中，在尚未向陪審團證實事實之前，也許這個人就被頭條新聞毀了……挖掘情報，甚至向檢察官提供情況以供調查，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醉心於已取得的勝利而開始將謠言當成頭條新聞來刊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這個時刻，要特別小心。要知道，當這個挨整的人正是我們夢寐以求想整一下的人，這就很容易置侵犯公民權利於不顧。」 有良心的同事們的請求或不以為然的局外人的批評都不能制止這股盲目的潮流。 《紐約時報》在頭版每天至少刊登一條水門新聞，但在1973年5、6、7月，每月才登一條。後來的調查表明，在歐文委員會開會期間，主要美國報紙的頭版平均有52%的版面刊登水門新聞。委員會休會時，平均也有35%的版面刊登水門新聞。廣播電視台則用1/3到1/2的時間播送水門新聞。 在許多情況下，水門新聞數量之大純粹是由於問題本身的性質引起的：每透露一個新的情況，就引起另外的一個新透露，像一串爆竹一樣。但是，在其他情況下，數量之大是由於報道過程造成的。新聞競爭造成了一種自發的勢頭：要是那一天沒有一條水門事件頭條新聞，那就說明這一天的頭條新聞給別人搶去了。同樣的新聞，每天重複刊登，有時略加更動，有時根本不加更動，重複刊登。到了周末，又在「水門新情況」或「分析」中炒冷飯，再刊登一次。 在有的情況下，報紙可以自己製造出一個它想要譴責的魔鬼。例如：說管道工是白宮用來進行鎮壓活動的一支「警察部隊」，這完全是華盛頓記者團的創造。當人們後來知道，原來所謂的管道工部隊只有四個人，並且只在1971年進行過兩個多月的工作時，很多人還感到驚訝不已。 1973年4月初，盛傳馬斯基、珀西、普羅克斯邁爾和賈維茨等參議員被置於白宮監視之下。《新聞周刊》刊登消息說，參議員曼斯菲爾德和富布賴特的辦公室也被竊聽。這兩個消息都是不確切的。5月3日，《華盛頓郵報》聲稱，尼克森政府至少竊聽了兩名新聞記者的電話，將這作為對五角大樓文件案進行調查的一部分，而竊聽是在亨特和利迪的監視下進行的。還說，亨特和利迪率領一支「所謂的『自告奮勇的執法者』」組成的竊聽小分隊。按照《華盛頓郵報》的報道，在一次研究競選戰略的會議上，決定派這個竊聽隊的一些隊員去竊聽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電話。這個新聞也是不屬實的。5月17日，《華盛頓郵報》又稱，1969年開始了「龐大的共和黨秘密活動」，並聲稱闖入水門事件和闖入埃爾斯伯格醫生診所案件都是「尼克森政府從1969年以來精心策劃的、持續不斷的非法和半非法秘密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提出這種令人震驚的控告的權威人士被稱為「行政部門中的高級人士」。在這條新聞中，我們還被控告說，在參議員伊格爾頓的健康報告被泄露之前，我們就掌握了這份健康報告（這是不屬實的）。還說，在我第一屆任期早期和1972年大選期間，我們雇用了打手在反對戰爭的示威遊行隊伍中製造暴力行動（也不屬實）；還說我們派遣了聯邦調查局的「敢死隊」對我們認為是反對政府的人們進行秘密政治活動（也不屬實）。記者們說，還有更多的政治盜竊和竊聽案件還沒有被揭發出來（不屬實）。他們說，成批的激進派、記者、白宮助理和民主黨人都同樣受到竊聽、偵察、滲透和盜竊（不屬實）。 6月初，《華盛頓郵報》報道，「某參議院人士」控告稱，他有證據可證明白宮還進行了幾起其他盜竊案，他知道誰參加了，誰指揮這些活動。這個控告是不屬實的，所稱的證據也從來沒有提出來。《新聞周刊》又說，政府有一支秘密警察部隊專門對激進派進行未經批准的電話竊聽和盜竊（不屬實）。全國廣播公司負責採訪法律新聞的記者卡爾·斯特恩報道，有人控告，司法部對麥戈文進行「大規模」電話竊聽，表面上說是監聽激進派打進來的電話，實際上是為了給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提供情報（不屬實）。《巴爾的摩太陽報》說，歐文委員會的證詞將披露，有一個全國的竊聽電話網，專門向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提供關於民主黨的政治情報（不屬實）。《華盛頓郵報》報道說，埃爾斯伯格和《紐約時報》記者尼爾·希恩、塔德·肖爾茨的電話都被裝上了竊聽器，竊聽來的報告都交給了「管道工」（不屬實）。《紐約時報》報道說，我們把竊聽器安裝在瑪麗·喬·科佩尼奇的朋友的電話中。科佩尼奇是愛德華·甘迺迪的女秘書，在查帕奎迪克島死在甘迺迪的汽車裡。這些新聞沒有一項是屬實的。 而且他們也採用了雙重標準。1973年，在所謂的事件發生後的13年，約翰·甘迺迪的醫生聲稱，他的診所在1960年競選中被闖入，而且說這闖入的做法同闖入埃爾斯伯格的醫生診所的情況是相似的。三家大廣播公司都播送了這條消息。但我的私人醫生，約翰·倫格林也提出，1972年競選中，他的診所也被闖入，他向記者出示當時警察拍下的照片副本。但是，只有一家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願意播送這條消息。 當鮑勃·霍爾德曼和約翰·埃利希曼離開白宮後，我們知道，他們能否在聯邦大陪審團和法庭上為自己辯護就要看他們能否證明，他們的動機從來不是想要犯罪，也非蓄意進行收買。關於動機的判斷不可避免地要看對某個人可信程度所得出的微妙的和常常是不可捉摸的印象而定。在5月份的頭幾天，他們遭到國會和輿論界那樣的待遇後，他們將永遠沒有希望得到公平的審訊。 在他們離開白宮的第一個晚上，全國廣播公司的約翰·錢塞勒就宣稱，他們兩個是220萬名聯邦政府雇員中「最最」不受愛戴的人。他引用國會「人士」的話說，「人們在大廳里跳舞」歡呼他們倒台。美國廣播公司說，國會山的反應是「再高興不過了」，因為他們兩人都是「非常令人討厭的」。休·賽迪在《時代》周刊專欄中早已把他們兩人辱罵了一通。 到4月底，新聞報道充斥著泄露約翰·迪安對他們兩人的指控，以及不具名的國會人士指控他們「進行掩飾」。但這還不是唯一的惡意控告人。4月25日，《紐約時報》的頭條新聞指控說：「據稱竊聽材料均已送交白宮。」這項控告來自匿名的「聯邦調查人員」。他們說，他們肯定白宮官員定期收到關於從水門竊聽來的情報報告。他們提出霍爾德曼是可能的報告收件人。這項指控是不屬實的。 5月27日，《紐約時報》說，有證據表明霍爾德曼與闖入埃爾斯伯格醫生診所事件直接有關。這也是不屬實的。6月17日，《華盛頓郵報》登載頭版頭條新聞說，戈登·斯特羅恩要揭發，竊聽計劃事先曾送霍爾德曼審閱。第二天，《紐約時報》又刊登同樣的指控。斯特羅恩從來沒有這樣說過。埃利希曼也同樣地被亂咬。例如：6月13日《華盛頓郵報》報道，「水門事件檢察官」掌握了一份送給埃利希曼的備忘錄，內容「詳細介紹了」盜竊埃爾斯伯格的醫生診所的計劃。這條新聞同埃利希曼一再堅持說的，他對這些計劃事先全不知情是直接對立的。根本不存在這樣一個備忘錄。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丹尼爾·肖爾在1973年秋天對形勢作了一針見血的評論： 過去的一年中，發展了一種新型的新聞報道。我發現我每天所做的事都是我以前說什麼也不會這樣做的。調查工作中出現了真空，報界開始在這個國家中最有效的法庭上審訊人。跟水門事情有牽連的人被輿論界宣判有罪，這種判決恐怕要比他們最終被判處徒刑更厲害。 一個月接一個月地過去了，消息繼續泄露。有一些表示關心和抗議的聲音出現了。民主黨參議員威廉·普羅克斯邁爾把報紙的報道比作麥卡錫主義。埃利奧特·理查森要求記者在使用泄露的消息時應有公平合理的原則。特別檢察官阿奇博爾德·考克斯指責報紙說，他們自認為是政府的第四個部門[8]，他對報紙在水門事件中所起作用感到疑慮不安。美國廣播公司的哈里·里森納譴責《時代》周刊和《新聞周刊》。他在一則廣播中對這些雜誌如何對待水門事件發表評論說：「周復一周，他們關於〔水門〕事件的主要新聞報道更像是誹謗中傷的宣傳小冊子，而不是客觀的新聞報道。由於這些雜誌是我們大家經常看的，而且一般說來，也是很受大家尊重的喉舌，他們這樣做使我們都感到尷尬和丟臉。」 1973年9月，在進行調查阿格紐事件期間，詹姆士·賴斯頓寫道： 很容易理解為什麼阿格紐和埃利希曼那樣的人對這一切有反感，因為他們還沒有作什麼申辯就被定罪了。顯然，他們的不滿是有理由的。報紙沒有解決問題，甚至沒有很好地把問題抓住。他們知道，他們應盡力保護聯邦大陪審團的程序，但他們沒有這樣做……報紙在迴避問題，但這樣長久下去是不行的。它不能老是在監督政府的權力而不監督自己。 在這一階段，輿論界的行為是不負責任的。然而時至今日，就水門事件而言，大多數記者寧願自鳴得意而不願自我檢查，這同他們動輒譴責其他機構時所表現的妄自尊大作風如出一轍。 5月2日，鮑勃·霍爾德曼來看我。就在兩天前，他還負擔著政府中的一些最重要的責任，而現在他得偷偷地溜進白宮來免得給我帶來困窘。 他說，他考慮了我所作的關於不另外找人接替他而由我自己擔任辦公廳主任的決定。他勸我改變主意。事實上，我也得到同樣的結論。在平常沒有事的時候，處理一些日常事務也很耗費精力，何況現在又有水門事件，我根本無法親自處理所有這些事情。 我們共同想到有一個人可以接替他，這就是艾爾·黑格。1月，黑格從基辛格手下轉任陸軍副參謀長。他很沉著、機敏、堅強。他可能缺少些政治經驗和組織能力，但憑他的個性是完全可以彌補這一點的。他也有擔任這個職務所必需的過人精力。他知道如何推動人們去工作，也知道如何去鼓舞他們、啟發他們。對我有同樣重要意義的是，他也了解基辛格。 我請霍爾德曼替我作初步的試探。黑格說他願意接受，他只是要求我進一步考慮，用一個軍人擔任白宮的辦公廳主任，公眾會有什麼反應。霍爾德曼在同我討論了這點後，又打電話告訴黑格，說他仍然是我需要的人選。 第二天中午，我同黑格會見時，我對他說，我知道我要求他作出的犧牲有多麼大。以他的能力，他本來很可能成為陸軍參謀長，甚至有可能成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我解釋說，我不希望他捲入處理水門事件的問題。我要他專門管理白宮工作人員，並為我組織收集決策所需的情報。然而我知道，他接受這個職務所作的犧牲大大超出了僅僅放棄他在軍隊中的晉級機會的特權。我們正在進行長期流血的鬥爭。對黑格來說，這好比志願回到戰場上去作戰，但對這場戰鬥的結局會怎樣則毫無保證，而且在戰鬥結束時，也得不到什麼勳章。 早一天，約翰·康納利勇敢地宣布，他要改變黨派關係，轉而效忠於共和黨。他說，共和黨是他意識形態方面的老家。5月7日，他同意回到白宮工作，充當顧問，不拿薪金。我們決定，與其把他的職責加以具體規定，不如在工作過程中，按照他的才能給他安排適當的職責。 在以後的幾個星期中，我們開始恢復了重建政府的勢頭。我任命威廉·科爾比為中央情報局局長，把詹姆斯·施萊辛格從中央情報局調到五角大樓任國防部部長。我還任命了一位強有力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原堪薩斯市警察局局長克拉倫斯·凱利。梅爾·萊爾德和布賴斯·哈洛同意回到白宮擔任總統顧問。黑格又把國防部的總顧問弗雷德·巴茲哈特找來協助萊恩·加門特處理水門事件。 對水門事件的批評，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針對白宮新聞室的。康納利·萊爾德和黑格都認為羅恩·齊格勒應離職。他們對他個人並沒有意見，但他們認為他是霍爾德曼舊體制的一個象徵，而他在記者團中享有的信用已受到不可挽回的損害。我明知這是屬實的，但覺得這樣對待齊格勒不太公平。基辛格也這樣認為，他說，如果我們為了姑息報界而損害無辜的人，我們將會永遠後悔。 黑格在物色一個可以恢復新聞室信用的人物。但一點也不奇怪，很少有人志願擔任白宮新聞室里每天進行的新聞發布工作這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使。在大部分時間裡，齊格勒的助手傑里·華倫已開始接過這個講壇。齊格勒更多地成了我的顧問。儘管他很年輕，有時有些急躁，但他思想堅定，能夠正直而精闢地分析問題。 我們受到了一些相當沉重的打擊，但逐漸地，我們又積蓄起力量，開始爬起來了。國內外的許多朋友和支持者提出他們的看法和幫助。 我接到哈羅德·麥克米倫發來的一封信： 雖然我現在的生活遠離時局，想過去想得多，想現在想得少，但鑒於我們的長期友誼，我感到有必要向你發一封表示同情和祝願的信。 我相信烏雲不久會散開，你可以熱情地承擔起促進世界和平和繁榮的重任。對此，你已經做出了如此顯著的貢獻。 我國駐義大利大使約翰·沃爾普在梵蒂岡得到教皇保羅六世接見後寫信給我： 教皇陛下說，歷史將記載下來，你在過去四年中作為一個有效的和平締造者所做的贏得世人尊敬的事比任何人都多……他告訴我說，他簡直不能理解，在美國報紙中寫文章的美國人怎麼可以如此粗暴地拆他們自己的國家和制度的台。但是，他確信你能夠度過這個困難的階段，繼續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羅馬教皇說他將為你祈禱，並為你做彌撒。 我收到前日本首相佐藤的來信： 懷著深厚的個人同情，我今天聽了你在電視上對美國人民的講話。你說的這句話是對的：「美國是世界的希望。」作為你的老朋友之一，我對你抱有堅定且平靜的信心，相信你作為世界的希望的偉大領袖，能恢復你的職位的更大權威性和正直性。請接受我的祝願。 有一天下午，我接到老朋友克萊爾·布思·魯斯的來信： 引自《安德魯·巴頓爵士之歌》：「安德魯·巴頓爵士說：『我受傷了，但我沒有被殺死。我將躺著，流一會兒血，但我將爬起來繼續戰鬥!』」 在5、6、7月這些月份里，我跟11位外國領導人舉行了會談，主持了14次討論主要立法的國會會議，召開了4次內閣會議，主持了13次討論經濟和能源問題的會議，發表了4次重要的公開演說，並準備與勃列日涅夫舉行最高級會議。 在這段時間裡，我們也制訂了改革選舉的新計劃，建議增加糧食生產。在 6月中旬，再次實行有限的凍結物價以穩定經濟，同時我們在考慮第三階段之後將要採取的行動。我們建立了新的能源政策辦公室。由於阿格紐投以決定性的一票，我們得以在參議院通過重要的阿拉斯加鋪設管道法案。我們繼續努力改革預算制度和改組政府。到6月份，我們實際上已取得了我們的批評者認為我們做不到的事：我們將1973年的聯邦開支壓縮在2500億美元以下。雖然，從政治摩擦的角度來看，付出的代價是極為高昂的。但是我對使預算膨脹的每一項立法所投的否決票都站住了。 儘管有這些看得見的積極成果，「癱瘓」這個幽靈仍在縈繞我們不放。這個威脅經常出現，因為輿論界老在窺測我們的動向，斷定說水門事件已把我的領導能力消耗殆盡。對我來說，形勢是個打不贏的局面。如果我有一天沒有正式宣布日程，消息報道就會說我隱居起來了，在鬱郁沉思，陷入癱瘓；如果我有一個積極的活動日程，報道又會說，我在設法儘量活動，以顯示我沒有癱瘓。 如果我談水門事件，我就被形容為力圖從泥淖中拔出來；如果我不談水門事件，我就被指責為逃避現實。如果我號召全國考慮經濟和對外政策問題，人們就會指責我力圖轉移大家對水門事件的注意力。水門事件成了輿論界的旋轉乾坤的中心，在我任總統的最後一年裡，輿論界力圖強使所有的事情都圍繞著這個中心轉。 戰俘回家 越南的戰事是在遠離華盛頓的地方進行的。但在那裡服役的人們的犧牲和苦難無時不使我感到切身的痛苦。在寫信給陣亡的戰士的親屬時，我找不到適當的詞句來表達我跟他們一樣感到悲傷之情。在給死者追贈榮譽勳章的儀式上，家屬前來接受勳章，這往往是使我感情上極為痛苦的事。我過一陣子總要打電話給在戰場上犧牲的人們的妻子或母親。這使我內心痛如刀絞。 1969年聖誕節假期里，帕特和我接見26名戰俘和失蹤人員的妻子和母親。這些婦女們很恭敬有禮但也很激動地談到迫切期望她們的親人儘快獲釋。當我們聽她們訴說這麼多年的等待對她們和孩子們產生了什麼影響，以及她們不知道自己的男人是死是活而日夜懸念不安時，帕特和我一樣都淚珠盈眶。從那次以後，每一個戰俘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活生生的個人，使他們獲釋成了一個迫切的問題。我的老友和首席軍事助理唐·休斯將軍在白宮與戰俘和失蹤人員家屬之間的聯絡工作，幹得很出色。 1970年11月，我們作了一次最戲劇性的但也令人傷心的嘗試，力圖使他們獲釋。那一年夏末，梅爾·萊爾德和五角大樓向我提出一項建議，我們將在北越的一個戰俘營上空進行一次大膽的突然襲擊來營救戰俘。他們選定在山西的大戰俘集中營進行這次襲擊。山西位於河內城外，1953年，我和帕特曾到那裡訪問過，當時那是一個難民營。如能絕對保密並精確無誤地進行突然襲擊，有可能使戰俘營的衛兵猝不及防，而在敵人能組織反擊之前，我們可以搶救出90名美國人。當我接到這個計劃時，我立即批准執行。在這月初，我曾接到報告，有28名美國戰俘由於受折磨和虐待而在最近死去。我說，我要戰俘們在白宮吃感恩節晚餐。 經過兩個半月的緊張訓練和演習，襲擊在11月20日進行。在華盛頓，到了下午，我們知道襲擊失敗了。襲擊隊發現，戰俘營已經空了，俘虜已被轉移。顯然，計劃這次行動時所依據的情報是好幾個星期以前的情報。但在計劃這次行動時，即使我知道情報過時，也仍然會批准這個計劃的。 雖然襲擊沒有達到目的，但這是個重要的心理勝利。我們得到情報說，它在北越的軍事和政治領導人中間引起了嚴重的焦慮。因為這暴露了，在這種北越人沒有經驗的攻擊下，他們是容易被襲擊的。以後，當戰俘們回來後，我得悉這次襲擊對戰俘所受待遇以及戰俘士氣都起了好的影響。襲擊發生後不久，北越把分散在全國各地的戰俘營中的大部分戰俘都集中到河內的一個監獄中去。這後來被稱為河內希爾頓大飯店。戰俘們能夠組織起來，從北越人那裡得到較為一致的待遇，如果不是在實質上較之前更好的待遇的話。 我們的戰俘在戰鬥中表現勇敢；在被俘後，他們表現得甚至更為勇敢。這就是我在戰爭結束後繼續反對赦免那些逃避兵役和開小差的人的一個原因。我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在紀念那些為戰鬥而死去的人，那些服過兵役的人和那些戰俘時，如果我對他們說，我們現在要赦免那些拋棄自己的國家和那些拒絕為自己國家服役的人，我想這將是對他們再大不過的侮辱。」 2月12日，591名戰俘中的第一批在河內獲釋，直接從河內飛到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在第一批戰俘回到美國國土上時，我下令將國旗驕傲地、高高地飄揚。我因此打電話給約翰遜夫人，問她我們是否可以縮短由於約翰遜總統逝世全國下半旗30天的誌哀時間。她說她願意考慮一下，過幾分鐘給我回電話。當她給我回電話表示她同意時，她說，她肯定林登要是在世的話，他也會願意這樣做的。 克拉克空軍基地的場面非常動人，戰俘一個接一個地從舷梯上走下來，有的拄著拐棍，走向國旗敬禮，有的發表雄辯的演說，有的跪下來親吻大地。我曾擔心他們經歷過的這些事會使他們難以忘懷，以致他們會感到怨恨和失望，或者受到挫傷而不能適應他們回國後的情況。但他們不是普通的人，他們是真正的英雄。 從第一架飛機上下來的第一個人是海軍上校傑里邁亞·P.丹頓。他走到話筒前說：「我們有幸能有機會在困難的條件下為我們的國家服務。為了有今天，我們要深深地感謝我們的總司令、感謝我們的國家。上帝祝福美國。」 為表示我對這些人能回來而感到的喜悅，我以個人的名義訂購了600束蘭花，送給戰俘的妻子或母親每人一束。當我聽說，他們中間有的人戴上這些花束去歡迎她們的丈夫或兒子回家時，我感到十分高興。 回來的人在以後的幾天中向記者發表談話。空軍上校詹姆斯·卡斯勒說：「我們到越南去完成我們必須完成的任務，我們願意待在那裡直到這項任務完成。我們要回家，但我們要光榮地回家。尼克森總統使我們光榮地回家來了。上帝祝福那些在這漫長而苦難的經歷中支持我們總統的人們。」 空軍上尉小戴維·格雷簡短而熱情地說：「我熱愛的上帝使我成為一個美國人，而我現在回到了美國。我熱愛的總統維護了我的榮譽，我載譽歸來了。我熱愛的妻子以一顆堅強的心等待著我，我回到了她的懷抱。感謝慈愛的天父，感謝尼克森總統，感謝林達，感謝美國。」 2月12日早上，我接到空軍上校魯賓遜·里斯納打來的電話，他是第一批回來的戰俘中的高級軍官。他在北越被俘七年半，大部分時間被單獨囚禁。 我拿起電話，聽見他說：「先生，里斯納上校向您報到。」 我們交談幾分鐘。我對他說，我期待著在白宮見到他和其他所有的人。我們的簡短談話結束時，他說，跟我談話是他一生中最偉大的時刻。 日記 里斯納說，這是他一生中最偉大的時刻，這話對我來說，當然起一種十分令人清醒的作用。聽到這位長期受苦而且冒著極大生命危險的人這麼說，我感到極其惶恐。他最後表示，他和跟他在一起的人只要活著一天都會支持我。 3月6日，空軍軍官傑里·辛格爾頓上尉和羅伯特·賈弗里少校來白宮見我。 日記 10點鐘，我接見第一批來見我的戰俘。看到他們兩個人的妻子和他們兩個人——憔悴、消瘦、平靜、有自信，對他們的國家、對上帝、對他們自己都抱有極大的信心。這是一次非常動人的經歷。 顯然他們一直受到敵人宣傳的影響，但他們從來沒有對之屈服。例如，給他們看過大批群眾示威遊行反對總統的照片。他們當然也聽到過拉姆賽·克拉克、簡·方達以及其他和平派團體的講話錄音，但他們對這些人只有輕蔑，別無其他。 我只希望，現在這些人回來了，不要令他們感到失望。我想他們也不會失望。我想在他們經歷過這一切之後，由於他們曾在敵人的烈火中受過錘鍊，他們會變得更堅強。他們是優質鋼而不是軟鐵。 不久，回來的人證實在戰俘營中廣泛使用刑罰虐待戰俘。有的人由於拒絕同來訪的反戰小組一起拍宣傳照片而受刑。方達小姐說，戰俘們這樣說是「撒謊」；有一個戰俘因為拒絕會見方達小姐，胳臂和大腿被打斷。她1972年訪問北越時，在河內電台廣播要求美國飛行員拒絕轟炸北越。只要我能抽出時間，我就接見其他戰俘，其中有他們之中軍銜最高的軍官、空軍准將約翰·P.弗林，他當了五年半的戰俘。我們結束談話後，我送他到門口，對他說，他離國離家這麼多年，忍受這麼可怕的健康狀況，我深表同情。 他說：「總統先生，不要再想這些了。否則，約翰·彼得·弗林怎麼能夠站在美國總統的辦公室里呢?」他很漂亮地立正，敬禮，在我能夠回禮前，他已經走了。幸虧他走了，因為我當時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一下子也想不出該說些什麼以不辜負這個寶貴的時刻。 3月12日，我同空軍上校里斯納和海軍上校丹頓進行長談。 日記 我問里斯納，他怎麼能夠熬過他的那一段經歷。我原先還不知道，他被單獨囚禁達四年之久。這時他說：「要我來談這件事可是難以啟口。」他的聲音變了，他說，「全靠我對上帝和對國家的信仰。」 他顯然是吃盡了地獄一般的折磨的苦頭。他詳細介紹他受過的一些刑罰，但並沒有把它說得怎樣了不起。 他告訴我，他一度已達到了快要垮下來的程度，因為他的神經支撐不住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一回事，他的後頸燒紅了一塊——他感到渾身好像要崩裂了。但他活動活動筋骨，最後終於睡了幾個小時。 我問他們轟炸產生了什麼效果。他們指出，當其他類型戰鬥機在上空出現時，北越人就跑出來做出好像是在對空射擊或類似行為的樣子。但當B-52飛機飛來時，儘管天氣不好或其他等不利條件，它們的出現猶如晴天霹靂，破壞性的效果是很大的。 他說，在轟炸進行時，他們都歡呼、喊叫、互相擁抱。他說，北越人還認為他們都是些瘋子呢。有些牆上的石灰顯然是被震落下來的，這時有個北越人跑進來對他們說：「你們不知道他們要殺死你們與平民嗎?」他們答稱，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他們知道轟炸是針對軍事目標的。 丹頓很令人感動地談到他對自己的國家的深切關懷。他是宗教觀念很深的人。每當我提到他受的苦以及這一類事時，他總要提出，我也有過一番困難的歷程。他對我表示非常尊敬——他說，他能從我的眼神中看出我忍受的痛苦，跟他在其他戰俘的眼神中所看到的一樣。我告訴他，在知道他們的經歷之後，我的經歷就算不得什麼了。但他說，他了解到，在我做出那些決定時，支持我的人恐怕很少。 他指出，北越人說，尼克森難對付是因為他捉摸不定。當然，這不是譴責而是讚譽。他說，北越人知道尼克森是一個堅韌不拔的人。他深信，正是由於承認這個事實，最後他們才同意達成協議。 他做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說北越人真的認為總統是發瘋了——完全失去了理性。他說，北越人這種想法是完全必要的。他說，事實上，就是這才挽救了戰俘，因為北越人認為戰俘們都是些像這樣沒有理性的人，簡直無法使他們屈服，所以，也不能再為他們擔風險了。 當時是里斯納或丹頓說（我想大概是丹頓說的），如果有必要，為了看到美國以正確的方式從越南脫身，他寧願再待上8年，12年，16年。他們不願意耷拉著腦袋回來。 他說，哈里曼在1968年打算同意的那個解決辦法是很不光彩的。如果戰爭在那個基礎上結束，他們不會感到自豪。 丹頓一再重複說，如果我離職，他不知道這個國家將會發生什麼事。他強烈地感到，我們必須利用這段寶貴的時間——他說大約三年，一定要使美國在對外政策上儘可能地起良好的作用。 我說，人類文明的歷史表明，往往是領導階級而不是普通人民，先從內部瓦解。在我們這個國家裡，發生問題的不是普通老百姓，他們是支持我們的，他們是沉默的多數。 現在是3月13日凌晨零時50分。我睡在這個舒服的房間裡，房裡掛著遮光的窗簾，有空調設備，有一張很舒適的床，我想，我們享受著這些東西，可這一切來得一點也不困難。我想到，這些戰俘們所經歷的歷程。我認識到，我們要怎樣才能比現在做得更多些，耗費比現在更多的體力，過比現在更艱苦的生活呢! 3月3日，我們在白宮開了一次晚會。會上，小薩米·戴維斯作了表演。之後，他建議舉行一次盛大遊藝慶祝晚會向戰俘表示敬意。我跟帕特商量，她說，我們應該全力以赴，還要舉行一次正式晚宴招待這些人和他們的家屬。 需要解決的問題是驚人的。過去，在白宮，我們宴請人數最多的一次是1969年感恩節，那時我們邀請了231位年長的公民參加晚宴。而現在我們想邀請1300多位客人。有的工作人員建議，我們到當地旅館的大跳舞廳去舉行這次宴會，他們那裡有接待這麼多客人的設備。但是我和帕特感到，這次晚宴的意義就在於要在白宮招待這些人。 因為室內無法容納，更談不上請他們坐下來了，帕特安排在南草坪上搭了一個比白宮本身還要大的帳篷。然後，她又找到並租賃到足夠的杯盤燈具，華麗得足以配得上這個重要場面。幾百瓶香檳酒冰鎮在裝滿冰塊的鋁盆里；成箱成箱的草莓送到五角大樓的廚房裡，在攪拌機里加工，以便製成草莓奶油凍作為餐後甜食，因為白宮根本無法處理這樣大量的食品。帕特忙了幾個星期，做好各種準備，檢查各項安排，從排列每一個座位一直到126張桌子上的花束擺設。 我們還要為晚餐後安排一些特別好的文娛節目。帕特和她的助手們跟薩米·戴維斯和鮑勃·霍普以及我們的加利福尼亞老朋友、電視製片人保羅·凱斯一起作安排。她提出的唯一條件是，不要那些「半裸體」的表演，她認為，這對戰俘和他們的家屬都是不適宜的。結果，當晚的節目組織得非常漂亮、高雅、動人，看過的人對這些節目經久不忘。 5月24日，舉行戰俘晚宴的那天，飄揚在白宮上空的國旗就是2月12日第一批戰俘從河內回來時在克拉克空軍基地上空飄揚的那面國旗。 下午，帕特和我的兩個女兒參加了招待戰俘的妻子們的茶會。特里西婭在她的日記中記載了當時的情景： 在白宮晚宴前，媽媽、朱莉和我參加了為戰俘的妻子們舉行的招待會。 記者們也參加了招待會。我們分散在接待室里，戰俘的妻子們圍著我們談話，記者們包圍了我們。他們不是問我們關於這次宴會的問題，甚至對戰俘的家屬們都不表示一些人之常情的關懷，卻立即熱鬧地向我們提出了一大堆關於水門事件的問題。 最後，戰俘的妻子們再也忍受不了這種攻擊了。她們不等人家提問便主動向記者們說，理察·尼克森是多麼好。她們說這一類的話：「他是我們國家從來沒有過的最偉大的總統」，「如果不是由於他，我們的丈夫還在做俘虜呢!」 當婦女們在喝茶時，我在國務院禮堂里對男人們講話。我的講話好幾次被掌聲打斷。但人們對有一句話的反應卻使我感到有些意外。兩個星期前，對丹尼爾·埃爾斯伯格的審訊結束了，他被釋放。當我說道：「讓我說，我認為我們這個國家，現在應該是不再把那些盜竊國家機密並將它們發表在報紙上的人捧為全國英雄的時候了。」人們跳了起來，大聲歡呼，表示同意。 整天都在下雨，一直下到晚上。當第一批參加晚宴的客人開始到達時，南草坪全濕透了。許多婦女的長裙子都濺上了泥漿，但什麼東西也不能打消當晚的興高采烈的情緒。帕特決定，整個白宮都開放，戰俘和他們的家屬可以到各個房間裡瀏覽，仔細觀看陳列品和拍攝照片。 晚宴前，海軍上校查爾斯·吉萊斯皮自動出來帶領大家祈禱。他在河內戰俘營里就執行隨軍牧師的任務。然後，由35人組成的戰俘合唱團唱了一首他們在監獄中自己創作的讚美詩。 當大喇叭宣布三軍儀仗隊獻旗時，每個人都立正。國旗不是正常尺寸的那面大國旗，而是一面插在一根短旗杆上的小旗。這是空軍中校約翰·德雷門西在一個北越監獄中秘密製作的一面國旗。旗是用一條白手絹、一件紅色內衣上扯下來的小布條、一條毯子上取下來的金色繡線、一件舊外衣上取下的藍布和一個紅十字會慰問袋上取下來的線拼湊製成的。當儀仗隊進來時，所有的眼睛都注視著這面拼湊起來的小國旗，從前排的桌子開始，歡呼聲越來越大，一直傳遍整個帳篷。 在晚餐過程中，帕特和我挨個地從一桌走向另一桌，停下來照相併簽名留念。當我來到約翰·斯坦尼斯坐的那一桌時，他對周圍的人說：「如果不是由於這位先生的膽略，你們這些人哪能有機會來到這裡？」 晚餐結束時，我站起來開始祝酒。「我擔任總統以來做出的最困難的一個決定是去年12月18日的決定。」我剛說到這裡，便被一陣暴風雨般的掌聲和歡呼聲所打斷了，「在做出這個決定後的十天裡，我曾經問過自己多次，這個國家裡是否有人真正支持我的這項決定。但我可以告訴你們，在會見了今晚在座的貴客們中的每一位以後，在同他們談話之後，我想我們大家都會願意一起來為那些駕駛B-52執行這項任務的勇敢的人們鼓掌。因為你們都知道，如果他們沒有這樣做，你們今晚不會來到這裡。」 我說，我不僅要為第一夫人帕特祝酒，而且要為所有戰俘的勇敢的母親們和妻子們祝酒。特里西婭在她的日記中寫道：「當男人們都站起來，為他們的妻子和親人們祝酒時，所有的犧牲、深情、悲傷、往事和未來全都凝聚在這一時刻之中。」 弗林將軍致答辭：「我想聲明一下……我們不認為我們是一批獨特的人。相反，我們是被命運隨意挑中的人們……總統先生，關於你12月18日的決定，我可以向你保證，先生，我們知道你當時的處境很孤立。這個決定遭到了反對。但我也願意向你報告，當我們聽到重型炸彈在衝擊河內時，我們開始整理行裝，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快要回家了，而且我們是要帶著榮譽回來的。」 戰俘們向我獻了一個小匾，上面刻的字是：「我們的領袖——我們的同志，獅心王理察。」[9]鮑勃·霍普宣布文娛節目開始。在今晚參加表演的所有明星都曾到南越為部隊作過慰問演出，其中許多節目是霍普每年在聖誕節演出的節目。約翰·韋恩贏得了最多的掌聲，當他對戰俘們說：「任何時候，我都願意和你們一起並肩前行。」在他結束表演走下舞台之前，他朝坐在前排一張桌邊的我看了一下，並說：「我要感謝你，總統先生，不是為了任何一件具體的事，而是為了所有的事。」 著名的流行歌曲、鄉土歌曲演唱家、滑稽演員和電影明星們都作了表演。壓軸戲是小薩米·戴維斯的表演，他又唱又跳，兩眼含著眼淚，特別讚譽婦女們，因為正是她們的祈禱才「使你們這些傢伙能回到家裡來」。 然後我向大家介紹歐文·伯林。他因年邁和身體不好而不能參加當晚的其他活動，但當他唱出最有名的那首歌的第一句歌詞時，他的嗓音響亮有力。當我們大家都唱著這句動人而又簡單的歌詞時，許多人哭了起來。我們一遍又一遍地重複這句歌詞，直到最後，有些人幾乎是大聲喊叫起來，這句歌詞唱得之響恐怕連河內都聽得見：「上帝祝福美國，我的家鄉，可愛的家鄉。」 表演直到午夜後才結束，跳舞一直持續到清晨2點鐘。我和帕特在12點30分便回到樓上去了。我吻她並祝她晚安後，便到林肯休息室去了。當我坐在火爐前，聽著樓下傳來的音樂聲和歡笑聲，我感到這是我一生中最偉大的夜晚之一。那時，我找不到詞句，而現在也找不到什麼詞句能夠形容我所感到的喜悅和滿意的心情。當時我想到的是，我在使這些人能夠回家方面起了作用，而他們是如此勇敢，令人欽佩。 我從口袋裡掏出一位戰俘的妻子交給我的一張小紙條。這是一封用斯塔特勒—希爾頓飯店信箋手寫的短函： 親愛的總統先生： 當我被單獨囚禁時，條件特別壞，人們往往給那些受到很大壓力的人寫小條子以示鼓勵。條子往往是藏在洗澡間附近，這對收件人常常是很大的安慰。條子上通常寫的標準話是：「別讓那些壞蛋把你壓倒。」 總統先生，別讓那些壞蛋把你壓倒。 喬伊和鮑勃·傑弗里 這天晚上，情緒的高昂和每天搞得人精疲力竭的水門事件形成了一個明顯的對比，幾乎以一種突然的具體力量襲擊了我。過了一會兒，當特里西婭和朱莉從舞會回到樓上來時，我請她們到林肯休息室坐一坐。特里西婭針對這次會見寫了一篇日記。 我們走進屋裡，本想他大概要談談晚上這個盛大的聚會，談談它是怎樣發起的，又是怎麼實現的。 但當我們看到他的面部表情時，我們知道，他的精神不安。顯而易見，他的情緒低落。在他結束一次演講或辦完一件消耗很大精力的大事以後，情緒低落總是難免的事，但他現在情緒之低落則遠遠超過這種情況。他開始平靜地談話，沒有過分地動感情，他講到報紙對在華盛頓舉行的這些接待戰俘的活動反應消極。他正確地指出，這種淡漠態度是由於：如果對這些活動好好報道的話，他們害怕這又會把他捧起來。 他給保羅·凱斯打電話，感謝他所安排的文娛節目。他們互相說了一會兒笑話。但我們看到，儘管他在談話中笑聲朗朗，但爸爸的臉部表情是如此的悲傷，真使我們感到心痛。 他放下電話後，我們都沉默了一會兒。然後，他很簡單地對我和朱莉說：「你們認為我應該辭職嗎?」 倒不是他說的話，而是他說這話的方式，在我們的內心深處引起了地震般的震動。他不是輕率地說出這句話的，他說這話時態度很嚴肅認真，這使得我們接二連三地驚呼：「你可別這麼做!」「你連想都別這麼想!」 他實在是要我們給他提出他不能辭職的理由。對我們來說，這樣做一點也不困難。我們說他應該留任，因為他沒有做什麼錯事，也沒有理由要辭職。如果讓別人來當總統，國家不會這樣興旺。他對我們微笑並說了些鼓舞我們的話。但我幾乎忍受不了，繼續待在那裡看著他，在這樣一個不僅對他個人而且對所有其他的人都應該是一個狂歡的勝利的夜晚，而他卻如此的悲傷。 這個夜晚就這樣結束了——這個夜晚對爸爸來說是偉大的歷史成就和個人成就，但卻被一個巨大的個人悲劇給損害了。我不由得要想，人希望生活在完美之中，但卻總是生活在他自己和他周圍人的不完美的現實之中。 5月22日聲明 約翰·迪安對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的引人注目的指控並沒有能夠使他獲准免予起訴。 他後來聲稱，他一直非常小心地不在報紙上申述他的案件。他在歐文委員會作證說，他沒有這樣做。但《紐約時報》乾脆報道說，迪安的律師是泄露消息的人。 5月4日，迪安通知賽里卡法官說，他有整整一保險柜從白宮拿出來的機密文件，他計劃以此為根據來進行水門訴訟。我們一點也不知道，這些文件可能是些什麼文件。唯一的線索是報紙所報道的，文件之一長達43頁，上面標有政府最高保密等級。弗雷德·巴茲哈特根據報上所說的保密等級和頁碼數開始查找，最後找到一個文件，他肯定這個文件就是迪安所說的文件，即1970年6月各機構間情報報告——休斯頓計劃。 4月里，迪安曾明確地向我許諾，他不會透露任何有關國家安全的事，但看來他現在要不遵守諾言了，如果這有助於他取得豁免的話。 看過文件的司法部官員說，這文件涉及國家安全問題，但與水門事件無關。但是參議員歐文抓住這個機會來製造新聞。他對記者說，這是「暗中對一般美國人民進行偵察活動的計劃」，他以此為證據來說明政府有「希特勒式的秘密警察思想」。 即使如此，如果這就是迪安的驚人文件，那我倒感到放心了。因為我確信我們完全可以為自己辯護，並用人們能夠理解的方式將這問題解釋清楚。 幾天後，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弗農·沃爾特斯將軍通知我們，正在調查中央情報局跟闖入水門事件的牽連及其後果問題的參院軍事委員會要求調閱他從1972年6月以來的一些「談話紀要」——進行談話後記錄下來的備忘錄。沃爾特斯的談話紀要之一記錄了赫爾姆斯、霍爾德曼、埃利希曼和他本人在1972年6月23日的談話。沃爾特斯的其他談話紀要還包括他在那以後跟約翰·迪安和帕特·格雷的談話。這些談話紀要的主題都是水門事件。沃爾特斯將這些談話紀要帶到白宮來檢查，看它們是否受行政特權的保護。我們一見到這些文件便知道又出問題了。 沃爾特斯、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6月23日的談話紀要記錄了霍爾德曼曾對水門事件所造成的尷尬局面發表的意見，霍爾德曼說總統希望沃爾特斯去見帕特·格雷，建議他在調查中不要進一步深究，特別是不要追問看來是給闖入事件提供了經費的那筆來自墨西哥銀行的錢。 這些談話紀要很麻煩，原因之一是沃爾特斯是我的一個老朋友，他不會製造什麼事端來陷害我。而且，他的記憶力像照相機一樣準確，這點是眾所周知的。一般人都很尊重他，認為他是一個一絲不苟、忠誠老實的人。 但是巴茲哈特注意到，6月23日的談話紀要實際上並不是6月23日記的，而是在五天以後的6月28日追記的。在這五天裡，約翰·迪安去見過沃爾特斯，並試探中央情報局是否可以幫忙，把水門案的被告從監獄中保釋出來，如果他們被判有罪，則照付他們薪金。他還間接暗示，中央情報局是否可以承擔闖入事件的部分責任。沃爾特斯聽到迪安的建議後，反應是既驚奇又恐慌。他拒絕這些建議，並堅持說他將不採取任何行動，除非他接到我的直接命令。事實上，迪安向沃爾特斯作這種試探前完全沒有通過我，後來迪安就放棄了他提出的要求。 巴茲哈特推論說，6月28日，當沃爾特斯寫6月23日的談話紀要時，他不自覺地從預感到迪安試圖要做的一些事情出發來追憶當時的談話，而不是把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當時真正說了些什麼如實地記下來。 那次談話後，一年快過去了，這期間發生了許多事。但我可以肯定，我們的動機不可能像看起來那樣露骨。我們當時究竟在想些什麼呢?我們一定是擔心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之間長期存在的競爭問題。我在5月10日、11日，又在18日見到霍爾德曼，他毫不猶豫地肯定這就是我們的動機。他再一次告訴我，正如他在4月25日同我見面時告訴我的那樣，我在3月21日曾對迪安說過，我們可以籌到100萬美元，但這是錯誤的、是行不通的。 早在4月份，我曾同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談論過，回憶好幾個月以前發生的事是很困難的：「你怎麼能記得已經過去這麼久的事?……你只記得那些你想記住的事。」現在，我們自己在為沃爾特斯的談話紀要的含意找各種解釋。我們圍繞著對自己動機的回憶，胡亂地在重新組織事實——我們只記得我們想記住的那些事。 我對霍爾德曼態度那麼肯定感到放心。我問他是否能回憶起在把中央情報局的人找來時，有沒有從政治上考慮問題的任何一點跡象。他說，他肯定沒有任何政治上的考慮。 到5月中旬，我們又被新的指控所淹沒了。除了有關水門事件的控告和指責外，1969—1970年竊聽電話的事也公開了，「管道工」問題也公開了。而且我們知道，迪安還有一份各機構間的情報報告。在合法的國家安全問題和純屬水門事件問題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線。在我4月30日的講話中，我只是泛泛地、籠統地談到承擔責任和過失的話。現在我明白了，我們必須對水門事件的許多具體的指控，作出詳細的答覆。 5月22日，我從白宮發表聲明，介紹1969年竊聽電話問題，以及發生了促使我們必須這樣做的一些事件。我也講到了1970年各機構間的情報報告問題和「管道工」問題。然後我又談到水門事件。我否認事先知道闖入事件，我全面否認我知道或參與了掩飾水門事件真相。我說，我們把中央情報局找來的目的，是確保調查水門事件時不要把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活動給暴露出來，並且確保調查不會導致對特別調查組進行查詢。我聲明：「想以任何方式阻撓調查水門闖入事件和有關的活動，肯定不是我的意圖，也不是我的願望。」我明確說，只有在「我自己進行了調查」之後，我才知道有籌集經費給因闖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而被定罪的人這回事。我說我沒有授權向這些被告中的任何一個表示要給予寬大處理。這樣一來，我就為自己設下了更多的陷阱，幾個月後，錄音帶的問題便把這些陷阱都為我打開了。 5月22日的聲明震驚了美國的公眾。一個美國總統第一次公開承認，政府批准闖入事件那樣的事確實是有的。那時，參議院1975年研究情報活動問題後所揭發出來的問題還沒有公開到華盛頓的政界人物和新聞記者圈子以外的人們中去。因此，公眾對我的論點既無任何思想準備，也無任何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具體東西。我的論點是：我批准的休斯頓計劃中的一些事件以及竊聽電話等，從客觀上說不僅是有理由的而且是有先例可循的，這種先例最早可以追溯到羅斯福以來幾位前任總統的決定和實踐。1973年《新聞周刊》說，休斯頓計劃是「曾經得到批准的最廣泛的秘密警察活動」。後來，威廉·V.香農在《紐約時報》中寫道：「1970年計劃所提出的辦法並不是什麼新的或沒有過先例的東西。」 但也有人甚至否認存在先例。例如：《華盛頓郵報》說，甘迺迪和約翰遜一般都認為，使用電話竊聽是太危險的辦法。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中，我回答問題時歷數了政府批准闖入事件的歷史事實後，約翰遜的司法部部長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和拉姆賽·克拉克說，他們不知道有這些事。薩姆·歐文則在向全國播放水門事件聽證會的電視講壇上，錯誤地斷言，J.埃德加·胡佛也不會批准任何闖入事件。這樣，他們放著過去的那些假聖賢不去碰，卻把我為自己的行為所作的解釋全給毀了。 由於他們以偽裝聖賢的態度來對付我5月22日的聲明，我決心要把以前歷屆政府進行過的電話竊聽一五一十都給暴露出來。羅伯特·甘迺迪授權批准對馬丁·路德·金進行第一次電話竊聽。最後，金的旅館房間裡被安裝了五個電話竊聽器，15個小型話筒竊聽器。甘迺迪兄弟對新聞記者進行竊聽，他們還對一些與通過一項他們認為是很重要的進口食糖法案有關係的人物進行竊聽。我尤其想要把林登·約翰遜為政治目的利用聯邦調查局的具體情況給揭露出來。他用了30名聯邦調查局人員偵察1964年民主黨代表大會的情況，並監督對馬丁·路德·金的電話竊聽。他對一個揚言要揭露他某個政治問題的團體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進行竊聽，竊聽的報告曾直接送交白宮。他的新聞秘書要求查對戈德華特的支持者名單。他的司法部部長批准對一名作家進行電話竊聽，這名作家寫過一本關於瑪麗蓮·夢露[10]和羅伯特·甘迺迪的書。胡佛的助手威廉·沙利文寫道：「在我的記憶中，為政治目的利用聯邦調查局最多的兩屆政府是羅斯福先生和約翰遜先生的政府。我們對他們都給予完全的和非常自願的合作。」我要把關於民主黨的所有事都揭發出來，但我的助手們反對我這樣做。幾個星期以來，我們爭論來爭論去。我好像一個有一隻手被綁在背後在進行搏鬥的人。我的大多數的顧問辯稱，如果我把過去歷屆政府的活動都透露出來，別人會覺得我好像是用給別人抹黑的手法來為自己轉移目標。但如果我不這樣做，我擔心我將永遠被看成一個有意背離常規的人，因為我合法且適當地使用了我的前任不僅更加廣泛而且更加肆無忌憚地為政治目的而使用過的相同手段而受到譴責。最後，我被說服了，我們什麼也沒有揭露。 如果說公眾對我5月22日的聲明的反應是消極的，那麼白宮新聞發布室里的反應則近乎一場大風暴。萊恩·加門特協助齊格勒發布新聞。記者們經常打斷他們的話，又叫罵，又嘲笑。 到夏天，白宮和我的競選組織已受到下列單位的調查：聯邦調查局，歐文委員會，國會四個其他委員會，審計總局，眾議院一個委員會，洛杉磯、紐約、佛羅里達、德克薩斯的大陪審團和邁阿密地方檢察官辦公室，提出了十多個民事訴訟案。現在我們也有了一個特別檢察官阿奇博爾德·考克斯，他的唯一職責是調查水門事件。 歐文委員會有92名工作人員，特別檢察官辦公室有80名工作人員，而我們只有不到10人——弗雷德·巴茲哈特和萊恩·加門特用全部時間負責這項工作。查爾斯·阿蘭·賴特是德克薩斯大學法學院的一位傑出憲法學者，他抽出部分時間來幫忙，還有幾個年輕律師當他的助手。跟我們相對立的力量相比，我們好像一個中學的球隊跑去參加全國大聯賽似的。 5月末，迪安想從聯邦檢察當局取得免予起訴的努力顯然失敗了。他現在只能努力要求參議院給他豁免了，希望他在歐文委員會的證詞能夠施加有利於他的壓力，從而使司法部重新考慮其決定。 6月3日，星期日早上，《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頭版頭條標題是：據說迪安交代，1973年他跟尼克森會見40次，迪安稱尼克森知道掩飾計劃。我很快地把《華盛頓郵報》的報道掃了一眼。它一開始報道說：「據可靠人士說，前總統法律顧問約翰·迪安告訴參議院調查人員和聯邦檢察官，他跟尼克森總統一起，或者在尼克森先生在場的情況下，在今年1月至4月間至少有35次談到對水門事件真相進行掩飾的各方面的問題。」《紐約時報》的報道同樣說，迪安說我從1月至4月單獨會見他或同少數幾個人一起會見他40次以上。在這些會見中，我對確保這些事「被妥善處理」表示了「極大興趣」。 我繼續讀《華盛頓郵報》，當我看到另一部分時，我突然害怕起來。按照《華盛頓郵報》的說法：「最強有力的指控之一」是：迪安說1973年3月，在水門盜竊犯被判刑前不久，我跟迪安會見並問他，為保證被告繼續緘口要付給多少錢。據稱，迪安告訴我還要另外再付約100萬美元；據說，我曾答稱，就是要付這麼多錢也沒有問題。迪安還聲稱，1月份以後，我開始單獨召見他，了解「掩飾活動進行到了什麼程度」，在3月21日，他告訴我，「為了挽救總統職位」，有必要使霍爾德曼、埃利希曼和迪安本人把他們與水門事件的牽連全部講出來。他指控說，會後我與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會見，然後對迪安說，我不能容忍白宮隊伍里出現分裂，並警告他，如果他去見檢察官，他將陷入孤立。 我感到失去勇氣、渾身無力而且壓力很大。我問黑格，我是否應辭職。他的回答是堅定的「不」。他勸我不論要花多少時間和精力，一定要堅持下來，去聽一下我跟迪安談話的錄音，並從中組織一個別人無懈可擊的辯護詞。我同意看看我在這方面可以做些什麼。黑格說，他去做好必要的安排。 查對我的每日活動表後，我發現從1973年2月27日到1973年4月，跟迪安會見21次，跟他通電話13次。除了3月21日的談話以外，我對其餘會見都談了些什麼不是印象很少就是完全記不起來了。當我坐在那裡注視著這張清單時，我感到十分不安，不知在這些談話中我們都談了些什麼。 6月4日，星期一，我第一次聽錄音。史蒂夫·布爾拿來一個錄音機放在行政辦公大樓我的辦公室里，並給我裝好一盤錄音帶。我拿起耳機，摁下「播放」的鍵鈕後，錄音帶開始轉動。聲音忽起忽落，互相蓋過，逐漸地我聽習慣了，我可以聽得越來越清楚。我聽完3月21日以前，我同迪安在2月份和3月份的一次又一次的談話。這一天結束時，我很累，但我又感到放心了。 我知道這裡頭有問題，但我肯定這些問題都可以被解釋清楚。我說過，我到3月21日才第一次知道進行了掩飾。錄音帶表明，在3月21日前的談話中，我同迪安談到水門事件、歐文委員會、行政特權、對民主黨的政治報復必須嚴格地限制在政治方面。迪安告訴我，白宮沒有人與水門闖入事件有牽連。 他向我保證，從白宮的角度看，水門事件和西格雷蒂問題都不像從報紙上看來那樣糟。他同意我的看法，他本人同競選活動沒有關係。而在3月21日我們會見之前，他肯定沒有對我透露他在掩飾活動中所起的作用。 我把黑格和齊格勒叫進來，把好消息告訴他們：我認為錄音帶證明迪安在撒謊。在我剛讀了報紙消息以後有那麼一陣子，我擔心可能迪安和我的確談到過掩飾活動。但是現在檢查了錄音帶，我對齊格勒說，我感到心頭大石落地。我以幾乎是興高采烈的口氣說道：「真的，這個該死的記錄並不壞，是不是呀?」 約翰·迪安預定要出席水門委員會開始作證的那一天，6月18日，也是勃列日涅夫要到華盛頓來開始舉行美蘇第二次最高級會議的那一天。在最後一分鐘，歐文——照他自己的說法，「帶著一定程度的勉強心情」——把迪安的露面推遲一星期，到最高級會議舉行以後再說。 第二次最高級會議 到1973年早春，蘇聯人似乎在開足馬力搞緩和。據報界和情報機構報道，勃列日涅夫已對政治局悄悄進行重組，目的顯然是要清除反對緩和的死硬分子。2月份，他給我寫了一封信，扼要地表示希望舉行最高級會議，信中說他期望：簽訂不使用核武器條約，對中東問題進行有益的討論，使限制戰略武器會談達成進一步協議，簽訂貿易和經濟協議以及在科技、衛生、和平利用核能等方面進行合作的協議，討論兩個德國之間的關係，並就歐洲安全和歐洲共同均衡裁軍舉行會談。自1972年我們在莫斯科對在經濟和其他非軍事方面進行合作達成協議以來，又有了很大的進展。因此，舉行一次成功的最高級會議的前景看來是良好的。 但國內出了水門事件且不說，還出了別的問題。從上次美蘇最高級會議到這一次最高級會議的一年中，政治上極端對立的兩派力量走到一起，形成了一種奇怪的聯盟。基辛格事後稱之為如日食般罕見的匯合。一方是自由派和美國籍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們斷定，向蘇聯限制極嚴的移民政策，特別是向有關蘇聯籍猶太人的移民政策提出挑戰，現在正是時機。另一方是保守派，他們一向反對緩和，因為緩和與他們反對和共產黨國家交往的思想是相違背的。1973年4月我向國會提出了給予蘇聯以最惠國貿易地位的要求，這就更加促使兩派有了共同點：自由派要求若通過此項法案，必須以蘇聯放寬移民政策為條件；而保守派則希望根據緩和根本不是好東西的原則否決此案。 我對於蘇聯社會的那種壓抑的本性從未有過任何錯覺。但是我知道，我們越是向蘇聯領導人公開施加壓力，他們越是不會妥協。我也明白，如果認為我們拒絕給予蘇聯以最惠國待遇，就會促使蘇聯制度產生根本的變化，那完全是不現實的。 我感到在猶太人移居問題上要取得成果，在我們與蘇聯人進行談判的時候，比不同他們談判的時候可能性大得多。正如我向一批美籍猶太人領袖所說的：「克里姆林宮的牆是很厚的。如果你在牆內，你就有機會使他們聽取你的意見；如果你在牆外，那他們就連你的聲音也聽不到了。」我們所採取的正是這種做法。對於蘇聯認為上述問題純屬蘇聯內政這個論點，我們儘管並未公開提出挑戰，但我和基辛格私下都曾向勃列日涅夫、葛羅米柯和多勃雷寧提出過這些問題。這種做法已見成效。1973年3月，多勃雷寧通知基辛格說，高額離境稅已予以取消，從蘇聯移居以色列的移民現在只付很小一筆費用就可以了，而原來蘇聯人說離境稅乃是離境者對國家教育費用所付的補償。他說以後也將採取類似的態度。勃列日涅夫還私下寫信給我，聲稱在1972年要求移居以色列的申請人中，已有95.5%的人獲得了簽證。不管這種說法是否誇大其詞，但從統計數字可以看出，我們無可否認地獲得了成功：從1968年至1971年，只有1.5萬名蘇籍猶太人獲准移居。然而，僅1972年一年數字就躍升至3.14萬名。1973年，即在我任總統的最後整整一年中獲准離蘇的猶太人已近3.5萬名；這至今仍是最高紀錄。 1973年12月11日，眾議院通過一項貿易法案。這項法案實際上是因蘇聯執行限制移民的政策而不准給予蘇聯最惠國待遇。12月26日我會見多勃雷寧時，我對兩派議員結成聯盟反對給蘇聯最惠國待遇表示了極大的蔑視，但我說我們絕不能讓一時的挫折——不管是多麼令人沮喪——妨礙和毒化仍然掌握著世界命運的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關係。不幸然而又是預料中的是，國會所採取的行動終於產生了與主觀願望正相反的效果：猶太人獲准移居的數字從1973年的3.5萬名減至1975年的1.32萬名。 6月16日下午，勃列日涅夫的飛機在安德魯斯空軍基地降落。由於我們決定星期一才正式開始最高級會議，我已去佛羅里達州度周末。他到達戴維營不久，我即從比斯坎島打電話給他；他將在戴維營休息兩天，適應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的時差。我從未聽到過他的聲音像那天下午電話中那樣友好和毫無拘束。我說我很歡迎他到美國來。多勃雷寧在一個分機上當譯員，但他還未來得及開口翻譯，勃列日涅夫就用英語連聲說：「謝謝你。」 我要他儘量休息好，因為我深知，乘噴氣機的疲勞不是一下子恢復得了的。他說，感謝我考慮得很周到，給他準備了戴維營這樣幽靜而舒適的地方；並對他的妻子未能與他同行感到遺憾。我說我和帕特期望兩年之內在美國舉行美蘇第四次最高級會議時，他的夫人能與他同來。至少就氣氛而言，第二次最高級會議已有了一個最好不過的開端。 蘇聯人十分注意水門事件，但他們並不隱諱他們不能完全理解這個事件。多勃雷寧告訴基辛格，他對美國人在整個事件上的做法感到非常震驚。他稱水門事件為「一團糟」，並說別的國家絕對不會容許人們如此公開地把國家搞得四分五裂。 迪安在歐文委員會上的作證已延期到勃列日涅夫走後進行，但是迪安及其無名同夥以及歐文委員會姓名不詳的人士對水門事件進行揭露和指控之聲仍不絕於耳。在勃列日涅夫到達的當天上午，《華盛頓郵報》在頭版就有一篇報道透露：「某些人士」說，我為了拚命保住自己，將拋棄埃利希曼和霍爾德曼二人。這種說法純屬虛構，但它也許比其他許多說法更容易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尼克森的白宮是一個極不講道義的地方，在這裡我可以為了保住自己而翻臉不認自己最親密的助手。我們對這項頭版刊登的虛構說法予以否認，但第二天該報卻把我們的否認登到第五版去了。阿奇博爾德·考克斯也選了勃列日涅夫到達的當天舉行記者招待會，他在會上答記者問時說，他正在研究能否在我被彈劾之前對我進行起訴的問題。他後來又趕緊補充一句說：當然，這種研究完全是純理論性的。 星期一上午將近11點，勃列日涅夫的汽車順著彎曲的車道開到白宮的南門廊前停了下來。我致歡迎辭說：「目前全世界都寄希望於我們即將舉行的會議。」他的答詞是熱烈的：「我和隨行的同志們準備努力工作，以保證我們與你們即將舉行的會談……不負我們兩國人民的期望，並有益於全人類的和平前途。」 在雙方簡短致辭後，我們走出去，到被雨淋濕的草地上檢閱儀仗隊。當我們檢閱完前排儀仗隊，正要回頭檢閱後一排時，勃列日涅夫再也抑制不住興高采烈的心情。他向正在鼓掌和揮動美、蘇國旗的群眾熱情招手，然後闊步走到他們面前，好像一個美國政客在農村集市上爭取群眾一般。好幾個人向他伸出手來，他滿面笑容地和他們握手，一直到我提醒他儀式尚未完畢，他才罷休。我們走回南門廊時，他用一隻手臂摟著我的肩說：「瞧，我們已取得進展了!」 我們在橢圓形辦公室舉行的第一次會議是秘密的，只有在1972年就曾是譯員的維克托·蘇霍德列夫在場。勃列日涅夫一開始就向我保證，他是代表整個政治局說話的。我的回答是，儘管國內意見有分歧，但我是代表大多數美國人說話的。他使勁地點頭。 我們檢查了今後幾天總的時間表和會議議程。會談時，勃列日涅夫越來越生氣勃勃。他幾次都緊緊抓住我的手臂，以強調他所闡明的論點。我不由得想起上次在這個房間裡林登·約翰遜在發揮他的論點時也使用了這種觸覺外交。 到勃列日涅夫闡明有關我們兩國之間關係的看法時，他的神情變得極其嚴肅。他說：「我們知道就力量和影響來說，世界上只有蘇聯和美國這兩個國家真正管事。任何事情只要我們兩國決定了，世界上其他國家即使可能不同意也不得不跟著我們走。」雖然沒有提到中國，但他顯然想使這次最高級會議表明美蘇關係比美中關係更為重要；如果我們不得不在兩者之間作出抉擇時，我們同蘇聯的關係會占優勢。 我回答道，我承認，我們是兩個最突出的核超級大國。這是現實，但我們雙方都有盟國。我說：「他們全是有自尊心的人民，我們做事絕不應顯得漠視他們的利益。」 12點半秘密會議結束，這時雙方其他參加會議的人進來了。勃列日涅夫引用了他後來在訪問期間屢次引用的一句俄羅斯諺語，他對我說道：「我們常說『生活永遠是最好的老師』。生活已引導我們得出了結論：在我們兩國之間，我們必須建立一種新的關係。」然後他轉向室內其他人宣布，他已邀請我於1974年回訪蘇聯，我已接受了邀請。 我回想起1959年。當時我坐在這同一間辦公室內參加了艾森豪威爾和赫魯曉夫之間的第一次會見。赫魯曉夫知道他是從軟弱的地位出發講話的，因此感到有必要採取咄咄逼人和自誇的態度。自那時以後，力量對比業已平衡，特別是在具有決定性的核發展和核能力方面，差距已經彌合。勃列日涅夫已有力量比較從容不迫地講話了。1973年，總的說來美國仍占優勢，但勃列日涅夫手中握有很好的牌，信心十足，所以他可以有說有笑，進行逗樂，嚴肅的神情中又摻雜著熱情。 當晚在白宮為他舉行了國宴。我和勃列日涅夫在藍廳逐一接待來賓。來賓包括政治、商業、勞工各界領袖，其中有許多人在政治上是互相對立的，但在社交上居然都來到總統住所聚會一堂，歡迎蘇聯領導人。這顯然給勃列日涅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使他感到有些驚訝。這再一次令我想起，由於歷史、地理以及蘇聯人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等原因，蘇聯人直到今天仍然是何等閉塞!勃列日涅夫幾次問我：「他們都支持蘇美新倡議嗎?」我在祝酒詞中說：「不僅是在這個大廳，而且是在全國，無論是哪種組織，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支持蘇美友好這個目標。」 與勃列日涅夫進行的第一輪會談，沒有什麼驚人之處。他對於未能給予最惠國待遇表示失望，但他明白責任在於國會，非我力所能及。蘇聯人還不準備對他們本國多彈頭導彈的發展加以限制，所以勃列日涅夫仍堅持反對在這次最高級會議上就進一步限制戰略武器達成協議。然而，他還是勉強地默然同意了我的要求：以1974年年底而不是以1975年為限制戰略武器會談達成永久性協議的最後限期。 在公開集會上，勃列日涅夫的舉止依然熱情洋溢。他顯然欣賞他所受到的注意，他像一個熟練的演員，或是一個天生的政客，懂得如何占有舞台中心。在一次簽字儀式上，他使勁舉杯祝酒，結果把香檳酒濺到衣服上了，於是用手帕掩面，故作窘態。在另一次簽字儀式上，他帶頭演了一出啞劇，裝作要同我比賽，看誰先簽完各種文本。 星期二夜晚我們乘「美洲杉」號遊艇出遊，然後坐直升機飛往戴維營，在那裡繼續討論。我送給他一件皮夾克，上面蓋有總統的印章，下方一端印有「戴維營」字樣，另一端印著「列昂尼德·I.勃列日涅夫」。他很高興，在戴維營期間，他大部分時間都穿著這件皮夾克，與新聞界合影時也如此。為了紀念他訪問美國，我還送給他一件正式的禮物，一輛由〔福特〕汽車公司捐贈的林肯牌大陸型深藍色小轎車，車內的坐墊是黑絲絨面的，儀錶板上刻有「特別良好的祝願——向您致意」的字樣。勃列日涅夫喜歡收藏各種類型的豪華汽車，見了這輛汽車他眉開眼笑，毫不加以掩飾。他堅持要當場試車。他坐在駕駛座，熱情地向我做手勢，要我也上車。當我上車時，我的特工隊長嚇得臉色煞白。我們的車開動了，沿著一條環繞戴維營的窄路而下。勃列日涅夫是在莫斯科的中心車道上暢行無阻地開慣了車的，如果有輛特工隊或海軍的吉普車急轉彎突然在這條單行道上出現，那會發生什麼事，就只有天知道了。 路上有一處是個很陡的斜坡，坡頂上豎了塊牌子，上面寫著「慢行，前有險彎」。我就是駕駛著高爾夫球車下坡，由於怕在坡下急轉彎的路上出事，也還得踩剎車。但勃列日涅夫在我們快到斜坡時卻以50多英里的時速開車。我傾身向前說：「慢點開，慢點開。」但他毫不在意。我們到達坡下時，他猛然急剎車，使車拐了彎，汽車輪胎髮出尖叫聲。試車完畢，他對我說道：「這輛車好極了，走得真穩。」我回答道：「你真是個了不起的駕駛員。以我們剛才的速度拐那個彎，我恐怕永遠也辦不到。」 外交並不總是一種輕而易舉的藝術。 我們在戴維營舉行的會議上，長時間地討論了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問題、歐洲安全問題以及有關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和華沙條約組織國家之間軍事力量對比的共同均衡裁軍談判問題。 我們在第二次最高級會議上進行談判的問題中，最困難和最有意義的是有關擬議中的防止核戰爭協定問題。我們在未舉行最高級會議前的來往中，勃列日涅夫曾強烈要求我們同意簽訂一項不使用核武器的條約。但是我和基辛格認為簽訂這種條約的實際後果必然是防範我們，至少也是不准我們使用核武器保衛我們的盟國或保衛我國本身的重大利益。事實上，我們感到勃列日涅夫之所以關心簽訂不使用核武器條約，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他懷疑我們即將與北京簽訂軍事協定。蘇聯人覺得禁止使用核武器將會大大削弱我們在中蘇戰爭中對中國人起的作用。就我們同北京的關係而言，蘇聯的擔心是毫無根據的。但如按蘇聯的意圖簽訂這樣一項條約，那就會在我們歐洲北約盟國中引起大混亂，並將嚴重破壞我們與以色列和日本等國的關係，因為這些國家是依靠我們的核保護來防止蘇聯襲擊的威脅的。 5月份，基辛格擬出一個方案，部分地滿足了蘇聯的建議，但並沒有削弱一旦受到蘇聯襲擊指望我們給予援助的盟國和其他國家。基辛格所建議的不是簽訂一項在發生戰爭時不使用核武器的條約，而是我們雙方不僅在我們之間，而且在我們任何一國和第三國之間都不應使用武力，並同意在使用核武器的危險迫在眉睫時彼此進行磋商。我知道勃列日涅夫對此方案並不會感到完全滿意，因為它並不妨礙我們同北京的關係進一步發展。但從他的目的來說，聊勝於無，於是他便同意了該方案。6月22日星期五，我們在白宮東廳舉行了正式儀式，簽訂了這項協定。 那天下午晚些時候，我們飛往加利福尼亞州。途中越過科羅拉多大峽谷時，總統專機「空軍一號」作了低空飛行，使勃列日涅夫看到了峽壁上明暗輝映的奇觀。勃列日涅夫說道：「我在新聞片和美國西部牛仔影片裡看過許多這樣的畫面。」 我回答道：「是啊!約翰·韋恩[11]。」 他突然從窗口跳了回來，聳起雙肩，將雙手放在臀部，裝作從槍套中取出六髮式手槍的樣子。 乘短程直升機從埃爾托羅到聖克利門蒂去時，我請勃列日涅夫坐在窗口旁好好地看一看我們下面的高速公路網和郊外風景。我感到他對這一切，特別是對馬路上眾多的小汽車和大批的私人住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告訴他海濱區的房子，一小部分為富人所有，但大部分屬於在工廠和各種機關工作的人們；他若有時間到我國其他各地去訪問的話，他也會看到大體上相同的情況。 那是聖克利門蒂一個美麗的夏晚，於是我帶勃列日涅夫坐我的高爾夫球車去兜風。我曾建議他住在附近的海軍陸戰隊彭德爾頓營基地長官的大房子裡，但他硬要和我們同住。我認為他之所以這麼做，是為了要強調我們之間的個人關係。我們在聖克利門蒂的房子儘管很漂亮，但按蘇聯領導人的標準，就未免太小了。他們習慣於沙皇貴族的鄉間住宅和別墅，而我們這房子的設備根本不適於接待國賓。朱莉和特里西婭的臥室是僅有的空房。因為特里西婭最近重新裝飾了她的臥室，所以我們就把勃列日涅夫安排在那裡。整個房間大約只有10英尺寬15英尺長，特里西婭所選的牆紙上有柔和的淡紫色和藍色相間的大花卉圖案。我們竟然把勃列日涅夫那樣巨熊般的人物安置在一間女性味十足的房間裡，想來倒也蠻有趣的。 在華盛頓和戴維營進行的會談中，勃列日涅夫在中國問題上極其克制。但星期六下午，在聖克利門蒂我的辦公室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他對中國問題講了幾分鐘的話，就很少掩飾他的憂慮。他顯然仍擔心我們正在考慮與中國人進行一些秘密的軍事安排，可能要簽訂一項共同防禦條約。 我向他保證，雖然我們同中國將繼續交往，但我們絕不會同中國或日本作出任何違背我們在華盛頓剛簽訂的防止核戰爭協定精神的安排。我知道他的意圖並不在此，但我不能同意與他建立一種將我們同中國人打交道的情況向他通報的關係。 我對他說，我確實認為他對中國人的憂慮是沒有道理的。他問我為什麼沒有道理。我說我的判斷並非根據我們與中國領導人進行過的談話，而是根據軍事力量的實際情況而作出的。我表達我的意見說，中國人要獲得足以對蘇聯或其他主要核大國冒險採取攻擊行動的核能力，至少需時20年。 勃列日涅夫說，在此問題上他不同意我的意見。 我問他：「你認為中國成為一個主要的核大國需要多長時間?」 他舉起雙手攤開十指。起初我以為他在做某種投降姿勢，後來他挺直了手指說：「10年，10年之後，他們就會擁有我們現有的武器。到那時，我們當然又向前發展了，但我們一定要使他們明白：不能老這樣下去。1963年，在我們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期間，我記得毛澤東說過：『中國人死了4億，還有3億。』」勃列日涅夫給人的印象是，他並不認為中國的政策會發生變化，即使在毛澤東去世後也不會變。 我把話題轉到柬埔寨，這個問題我在會談中已提過幾次。我指出北越又在那裡活動，這對世界和平是一大威脅。我說：「這種情況如果繼續下去，我國許多人會說這應歸咎於蘇聯的武器。」勃列日涅夫聽後非常激動，堅決否認蘇聯曾把任何新的軍事裝備運往印度支那。他說蘇聯完全贊成早日結束柬埔寨和寮國的戰爭，並答應向北越人嚴肅指出這一點。關於該地區出現新武器的事，勃列日涅夫說，他認為中國人要對此負責，中國人不僅應對武器本身負責，而且也應對散布武器是蘇聯人運去等消息負責。 會議結束時，勃列日涅夫儘管情緒顯得很激動，但他還是儘量用外交方式敦促我們不要同中國簽訂任何軍事協定。他說1972年他未提這個問題，但現在他為未來擔憂了。他宣稱蘇聯人無意進攻中國，但是如果中國與美國簽訂了軍事協定，他說：「那就把問題搞亂了。」 我們中止了對中蘇分裂這一意識形態上的嚴峻問題的討論，去參加在游泳池旁舉行的雞尾酒會。來賓名單簡直像是好萊塢的名人錄。來賓排成一行來見我們，因此勃列日涅夫有機會會見每一位。當一個巡迴演出的墨西哥流浪樂隊在黃昏時分奏起歡快的音樂時，勃列日涅夫熱情地向每位來賓致意。他有好幾次顯得對一些老影片頗為熟悉，這說明不是事先有人向他很詳細地介紹過，就是他常在克里姆林宮內專設的電影室里看電影。 我在歡迎詞中特別提到客人中有許多美國西部的動作明星和其他電影明星，但我又一次向勃列日涅夫保證，他們進來時已把手槍和槍套存放在入門處。他致辭極為彬彬有禮，他說：「我在尼克森總統和夫人家裡做客，感到幸運。」 歡迎會舉行完畢，我們為他設了便宴。我們的餐廳只坐得下十個人，我們有意安排了這個非正式宴會，這樣他可感到隨意一些。我在祝酒時說，他曾告訴我他通常在大型的國宴上吃得很少，回家以後再同他擅長烹飪的妻子一起吃夜宵。我說我認為我們家裡舉行的這次便宴，比我們雙方都很習慣出席的正式官方宴會更有意義。我指出他是第一位與我們同住在一起的外賓，他睡在特里西婭的臥室，多勃雷寧和葛羅米柯則合住在戴維和朱莉來探望我們時所住的那間待客的小屋裡。 我說：「主席先生，你可以看到，這房子不大，但它就是我們的家。在這種場合，我們的思想就離開政務，轉向我們的家庭，轉向可能遠在外地的親人。我希望我們的子女能在一個和平的世界裡成長，正如我確信你希望你的兒孫能在一個和平的世界裡成長一樣。你和我於去年和今年舉行的會議皆有助於實現這個目標。我只希望將來世世代代的蘇聯人和美國人會像我們一樣，在彼此家裡會晤，這是由於我們彼此的情誼而產生的朋友之間的會晤，而並不是由於我們兩國之間存在著分歧需要解決而舉行的官員之間的會晤。因此我除建議為你的健康，為其他來賓的健康乾杯外，更要為勃列日涅夫夫人，為你們的孩子和我們的孩子以及全世界所有的孩子乾杯，因為我們相信，由於我們所做的工作，他們將有一個更加幸福、更為和平的未來。」 當我的祝酒詞譯出後，勃列日涅夫熱淚盈眶。他感情衝動地離開他的座位，向我走來。我也站起來向他走去。他伸出兩臂，給了我一個真正熊式的擁抱，然後動人地建議為帕特和我們的孩子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乾杯。 宴後，他向其他來賓表示歉意，說我們要離開片刻。然後他將帕特和我拉到一旁說：「我們已經交換了正式的禮物，但我還專為你和尼克森夫人帶來了一樣東西。」他送給帕特一條由他家鄉手工藝工人手織的圍巾，他說道：「這件禮物很輕，但這條圍巾的每一針都體現了蘇聯全體人民對美國人民懷有的友好感情，體現了勃列日涅夫夫人和我對你和尼克森總統的友好感情。」他講話時再一次熱淚盈眶。 在這次感情相當激動的便宴後，勃列日涅夫說由於這裡與華盛頓有三小時時差，他感到累了，打算早點睡覺。我同他一起走到特里西婭的臥室門口，我們在那裡道了「晚安」。我自己也決定這天晚上早點睡，10點半左右我已換了睡衣，躺在床上看書，突然有人敲門，是特工人員送來一封基辛格的信，說蘇聯人想要會談。 我叫馬諾洛到我樓上書房裡生上火。接著我就穿衣服，剛穿好，基辛格就進來了。 我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基辛格答道：「他說他想要會談。」 我問：「這是由於他們睡不著覺的緣故呢，還是耍些什麼花招?」 「誰知道他們搞的是什麼名堂?」基辛格聳聳肩回答道。 我們走到書房，勃列日涅夫、多勃雷寧和葛羅米柯不久也來了。 「我睡不著，總統先生。」勃列日涅夫滿面笑容地說道。 「這倒給我們一個毫不分心地進行會談的好機會。」我一面回答，一面坐在我的小沙發上。 接著我們會談了三個小時，其情緒之緊張，幾乎與在蘇聯人夏季別墅舉行第一次最高級會議討論越南問題時不相上下。這一次討論的是中東問題，勃列日涅夫試圖逼我把根據阿拉伯人的條件擬定的解決方案強加於以色列。他不斷重複說，為了解決中東問題，我們雙方必須就一系列「原則」達成協議（即使是秘密協議也好）。關於這種原則，他舉例如下：以色列軍隊從它所占領土撤走，承認國界，船隻可自由通過蘇伊士運河，解決方案須有國際保證。 我指出，我沒有辦法同意任何一條這樣的「原則」而又不致損害以色列的權利。我堅持說，重要的是要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間開始談判。我還向他說明，如果我們事先定下將會引起爭論的原則，雙方就會拒絕談判——這樣一來，上述原則反而會適得其反。 勃列日涅夫態度直率強硬。他說至少也得根據這些原則簽訂一項非正式協定，否則他就會空手離開這次最高級會議。他甚至暗示，如不簽訂一項原則協定，他就不敢擔保戰爭不會重新爆發。 有一次，他裝腔作勢地看了看錶，皺起了眉頭。他說道：「我也許使你累了吧!但是我們必須取得某種諒解。」 他仍堅決要求我們對上述原則達成協議——實際上就是我們共同強制執行對阿拉伯人非常有利的解決方案——我則堅決加以拒絕，並重申重要的是使雙方自己開始談判。 這次惱人的子夜會議令人想起共產黨的動機在緩和外交的面具下根本沒有改變，也毫未鬆勁。勃列日涅夫知道在華盛頓和阿拉伯各國首都之間在重新開闢聯絡渠道方面，我們已取得緩慢而穩步的進展；他也知道，如果美國能有助於和平解決阿—以分歧，我們將會給蘇聯在中東的勢力及威望一個沉重的打擊。因此，從他的觀點看來，在聖克利門蒂我的書房所舉行的顯然是臨時性的會議上，他使用了突擊戰術，這是一種有意的冒險。勃列日涅夫不可能真的認為我會上他那代價少得可憐的鉤，來換取我們在實際上放棄以色列。他是否已對阿拉伯人承擔了支持他們進攻以色列的義務，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我在那天夜晚所表示的堅定性，對四個月後在贖罪日戰爭期間我把命令軍隊處於戒備狀態的信息傳給蘇聯人時一定起了加強信息分量的作用。 在這個難題上，雙方由於意見分歧，未能取得共同點。對此，勃列日涅夫和我於次日簽署的聯合公報並未使用外交辭令加以掩飾。關於中東問題只寫上了很短的一節：「雙方在此問題上都闡明了各自的立場。」 我和勃列日涅夫在我房子旁邊花園裡的話筒前，分别致了告別辭。他說下一次他將在莫斯科會見我。最後他用英語說「再見」。 勃列日涅夫走後，我試圖從各個角度來看第二次最高級會議。在1972年簽訂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協定後，在這方面要再來一個重大突破，為時尚早。但我利用一切機會闡明了1974年將是決定性的一年；那一年我們必須要在消除分歧方面，特別是在消除關於進攻性武器的分歧方面取得進展。我知道在進攻性武器方面，蘇聯人的進展要比我們快得多。除非我們迅速達成一項協定，否則我們就可能面臨這樣一種情況：在我們的盟國、我們的友邦以及中立國家的眼中，我們要比蘇聯人弱了。因此，除了使勃列日涅夫同意於1974年年底和我們簽訂一項新協定外，我還說明，我們不僅要談判限制核武器，還要談判裁減核武器。 在第二次最高級會議上簽訂了好幾項重要協定，包括以下具體方面：運輸、農業、海洋研究、稅收、民用航空、和平利用原子能和貿易。上述決定是1972年已開始建立一個多方面關係網的進程的繼續，以促進蘇聯人對安全和合作的關心。 這次最高級會議也給我一個機會，使我能更好地了解勃列日涅夫，對他作為一個領導人和一個普通人作一番衡量。1972年我和他一起度過42小時，現在1973年，又同他一起度過35小時。不管這種個人接觸是如何的表面化，它還是使我能夠洞察到一些重要的東西。 我發現勃列日涅夫比我們舉行第一次會議時更加令人感到有趣並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能擺脫克里姆林宮的一些框框，發揮出他性格中更富有人情味和懂得政治策略的一些方面。有一次在簽字儀式上，當他的一些滑稽姿態使他成為眾人矚目的中心時，我開玩笑說：「他是這房間中最傑出的政客!」他仿佛把我的話當成對他最高的讚譽。 他在許多公開露面的場合的舉止和脾氣簡直像個小丑。在這些場合，我儘量扮演丑角助手的角色，但對我來說，有時很難做到既彬彬有禮而又嚴肅莊重。 勃列日涅夫表現出典型的蘇聯人性格，有時律己頗嚴，有時卻很放縱。這種矛盾性格的有趣象徵就是他那新奇的內裝定時器的香菸盒，這個煙盒每小時自動配給他一支香菸。這是他減少自己接連抽菸的方法。每過一小時，他就鄭重其事地取出一支配給的煙，然後把煙盒關上。再過幾分鐘，他又將手伸入自己的上衣口袋裡，另從他經常帶在身上的普通煙盒裡取出一支煙。因此他照樣能一支接一支地抽，這樣一直到煙盒定時器又開啟，這時他又可以從煙盒裡取出一支有節煙之功的煙了。 在第一次最高級會議上，我不由得暗自把勃列日涅夫和赫魯曉夫進行一番對比。但在第二次最高級會議期間，我則有機會更加深入細緻地對他們的不同點進行了觀察和分析。他們都是很強硬、難以對付和講究實際的領導人，在這一點上是很相像的。在談話中他們都愛夾雜些軼事。赫魯曉夫往往很粗俗，而勃列日涅夫則僅僅是土裡土氣而已；赫魯曉夫粗魯而愛嚇唬人，勃列日涅夫則胸襟開闊，比較有禮貌。兩人皆富有幽默感，但赫魯曉夫看來更為經常地用其幽默感來開周圍人的玩笑。赫魯曉夫的心理反應能力似乎要快一些。在討論問題時，勃列日涅夫說話毫不留情，斬釘截鐵並且總是從容不迫，而赫魯曉夫則比較容易暴躁和衝動。兩人都有脾氣，都容易激動。勃列日涅夫有一次對我說，他快當曾祖父了，我們現在又得多為一代人保證和平。當時他臉上呈現出的純樸而自豪的神情，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勃列日涅夫的訪問雖短，但我覺得他已看到了多樣化的美國生活，這是他從任何介紹美國情況的書籍和報告所看不到的。我知道他回國後對美國和美國人的了解會比他來美國之前進一大步。 6月25日，即勃列日涅夫離開華盛頓的那一天，眾議院同意參議院的一項法案：立即停撥美國在柬埔寨進行轟炸所需的軍費。這項法案所產生的效果就是把我保證越南和平協定得以履行的手段給剝奪掉了。我們眼看著只有放棄支持正在力圖阻止共產黨紅色高棉前進的柬埔寨人，而共產黨紅色高棉則不斷得到違反和平協定的北越人的供應和支持。柬埔寨人理所當然地感到困惑不解，他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突然——特別是在軍事上對他們有利的時機——拋棄了他們。 然而，國會不願聽取任何不同意見，硬是不顧後果，一意孤行。早在幾周以前基辛格準備動身去與黎德壽舉行會議討論違反停火協定問題時，國會這種冥頑不靈的態度就已有引人注目的徵兆了。我們曾懇求國會，既已失去談判實力，那就不要再派基辛格去巴黎了。但邁克·曼斯菲爾德的回答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對此表示「同情」，僅此而已。緊接著，參議院兩個委員會就各自投票表決停撥作戰軍費。 停撥軍費法案於6月25日通過。我行使了否決權。在行使否決權的聲明中，我說道：「經過十多年充滿痛苦和犧牲的艱難歲月之後……假若這項用無數亞洲人和美國人的鮮血換來的巨大成就，而今由於國會的行動而毀於一旦，那簡直是悲劇。」同日，即6月27日，眾議院雖然接受了我的否決，但是看來很明顯，國會又將提出另一項停撥軍費法案，而我是不可能永遠在這些問題上取勝的。因此，我們同意達成一項妥協，將1973年8月15日定為美國停止在柬埔寨轟炸的日期，同時規定撥款供美國在印度支那任何地區採取軍事行動之用時得由國會批准。這至少使我們多了一些時間，但停撥軍費之日，即招致侵占之時，這一點並沒有改變。 我決心要在歷史記錄中載明國會對這項輕率的法令所負的責任。於是8月3日，在所定停撥軍費日期未到期之前不久，我寫信給眾議院議長卡爾·艾伯特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 此次遺棄朋友之行為，對於依靠美國忠貞與決心的其他國家，如泰國等，將產生深刻的影響；我希望國會充分認識此舉之後果。……我尤其希望勇敢的、遭到圍攻的柬埔寨人了解，在柬埔寨停止轟炸並不標誌著美國已放棄為印度支那的持久和平而努力的決心…… 我只能希望北越人不要從國會這一行動得出錯誤的結論，認為他們可以任意在印度支那其他地區發動軍事攻勢。如果北越以為在柬埔寨停止轟炸是發動侵略行動或進一步違反巴黎協定的機會，那就要犯極其危險的錯誤。美國人民對這種侵略將以適當的行動作出反應。 我知道自從國會取消了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以後，我只能說些嚇唬人的話。共產黨人也知道這一點。在此期間，基辛格同多勃雷寧舉行了定期午餐會。當基辛格提出共產黨人在柬埔寨違反停火協議時，這位蘇聯大使以輕蔑的口吻反問我們：既然國會對轟炸已停撥軍費，我們已失去了談判實力，那我們還指望什麼呢!基辛格儘量用強硬的口氣說話，雖然他明知多勃雷寧說的是實話。 他說：「不要有這樣的錯覺，以為我們會忘記是誰使我們處於這種令人不快的境地的。」 多勃雷寧答道：「那你應該找參議員富布賴特去，而不是找我們。」 和平協定簽訂兩年多以來，南越人一直靠自己來抵抗共產黨人。這證明了南越人民的意志和勇氣以及他們想要自由生活的願望。這也證明了越南化已取得成功。不出所料，國會一拒絕履行根據協定規定的義務，共產黨人立即乘虛而入。由於國會對轟炸停撥了軍費，再加上1973年11月又通過了一項限制總統戰爭權力的決議，於是發生了一連串事件，結果是共產黨接管了柬埔寨，北越人於1975年4月30日征服了南越。 在北越人公然違反巴黎協定之際，國會首先剝奪我、後又剝奪福特總統履行巴黎協定的手段。更具有破壞性和不可寬恕的是，1974年蘇聯人增援北越，國會卻對南越開始削減軍援。結果是1975年春，北越人對南方發動全面進攻時，他們的武器占了優勢，美國為執行協定而將採取行動的這一威脅則全部失靈。南越垮台後一年，負責河內總攻勢的戰地司令官說，美援的削減是北越勝利的重大因素。他說，阮文紹「當時被迫打一場窮人的戰爭」，由於缺乏飛機、車輛和燃料，火力削減了60%，機動性減少了一半。 一旦國會拒絕履行我們的義務，美國以12年犧牲和戰鬥這樣大的代價在印度支那贏得的戰爭與和平在幾個月之內就喪失殆盡。國會必須對此悲慘的後果承擔責任。在征服者手下，數十萬反共的南越人和柬埔寨人死亡，而現在攻擊仍在繼續。 國會可悲的、不負責任的行為，致命地破壞了我們在印度支那贏得的和平，但它卻由於新聞界忙於報道約翰·迪安在歐文委員會面前所作的證詞而被遺忘了。6月25日星期一，當迪安在證人席上作證時，在全國——甚至在聖克利門蒂的院子裡——人們都被他那使人昏昏欲睡的單調聲音吸引到電視機前。三家大廣播公司的電視網整天不停地向電視觀眾報道會上的詳細情況。 約翰·迪安作證 迪安作證了五天。他花了整整一天讀他那篇長達245頁的開場白；他對我的控訴，大都包括在這篇開場白內。他的證詞的基礎就是指控我自從1972年9月15日和他見面以來，我積極參與水門事件的掩飾活動至少有半年之久。在迪安第一天作證後，《華盛頓郵報》的大字標題是：「迪安對委員會說，總統在9月份、3月份、4月份討論過掩飾活動」；《紐約時報》的大字標題則是：「迪安對調查人員說，尼克森參與水門事件的掩飾活動達八個月之久。」 我沒有看電視轉播的聽證會實況，但我所看的新聞報道，使我感到又喪氣又氣憤。我感到迪安是在按照他自己辯護詞的調子改寫歷史。 迪安作證說，1972年9月15日他明確地同我商討過如何掩飾水門事件的問題。他說他還特意跟我說過，他不能保證哪一天整個事情不會「暴露出來」；他表示擔心「掩飾活動」不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他說他告訴過我，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設法使這件事不涉及白宮」；他還說我對他完成的艱巨任務表示感謝。迪安說，當他想到馬格魯德所犯的偽證罪時，曾對我說，有人幹了比馬格魯德更為棘手的事哩。 那次談話的錄音帶證明，迪安根本沒有說過有人幹了更為「棘手的事」，也沒有說過他在「使這件事不涉及白宮」。他也沒有說事情可能開始「暴露出來」的話。事實上，根據錄音帶，他說的話恰恰相反：他說：「3個月以前，我是難以預計到我們今天會如何的。我認為我現在可以說，今年大選之前不會稀里嘩啦突然發生任何使我們吃驚的事了。」 當然，錄音帶上有些話含義不清。譬如說，我談過：「只要堤壩上出現漏洞，你就得用手堵住。」但我所想的是，許多具有潛在政治影響的國會、民事、刑事等調查活動都是他負責注意的範圍。從錄音帶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不管迪安如何專心致志地考慮刑事犯罪方面的弱點，我反正只注意那些會使我們在政治上難堪的潛在因素。 迪安作證說，1973年2月28日我們見面時，他對我談過他自己與「阻撓司法」有關的法律問題。他說他還把他的「渠道活動」的「梗概」告訴了我，使我明確了解他在「掩飾活動」中的作用。這裡又與錄音正相反。那次見面時，我曾對迪安說過，至少他不會受到水門事件委員會的攻擊，我說：「我想他們知道你是律師，而且他們也知道你跟競選什麼關係都沒有。」 迪安回答：「是這樣。」 錄音帶證明，我說過整個水門事件這樁糟糕的事的關鍵就在於我自己被蒙在鼓裡。我說：「幸好這完全是實話。」 他肯定地說：「我知道這一點，先生。」 四個月以後，他卻在作證時說，這次談話是他確信我已捲入掩飾活動的主要理由之一。 迪安作證說，3月13日他已將付錢給水門事件被告的事告訴了我。如果這是事實，那就把我公開說的我在3月21日才第一次知道掩飾活動的說法給推翻了。但迪安錯了。在我看來，他準是故意改掉正確的日期，因為在1973年4月16日我們最近一次談話中，他還記得我們關於「總統職位的癌症」討論發生在「那些被告被判刑前的那個星期三」——那就是3月21日。 在有關我們3月17日見面的證詞中，迪安還有一件事未交代，這事至關重要，根本不像是偶然的遺漏。就在這次見面時，他告訴我有人闖入埃爾斯伯格的心理醫生的辦公室一事。正如錄音帶所證明的，我的反應是感到非常震驚。但迪安顯然要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想知道闖入埃爾斯伯格的醫生的辦公室事件正是我捲入水門事件掩飾活動的動機。他作證說，那次見面包括「隨便閒談」，只是簡單地提到批准帕特·格雷的任命的聽證會以及白宮面臨的一般問題。同日，我說他和別人不同，他沒有參與闖入事件，因而沒有刑事責任。迪安表示同意，說：「對。」 迪安作證說，1973年3月21日，他終於將一切事情都告訴我了。他在被質詢時直截了當地說：「在3月21日，我當然將我那時所知道的一切情況及時地告訴了總統。」然而正如錄音帶所證實的，他並沒有把他積極參與唆使別人作偽證、向人許諾寬大處理以及將聯邦調查局的絕密情報透露給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律師等全部情況告訴我。關於他把霍華德·亨特保險柜里的證據銷毀掉的事，他既未告訴我，也沒有告訴水門事件委員會。他縮小了他在籌款方面所起的作用，並說他的主要問題只是他在對被告付敲詐款項的問題上做了「情報的渠道」。由於上述種種情況，我當時認為他只是在無意中、不公正地、偶然受到牽連的。遲至3月26日，我口述一段日記還說，迪安總是充當顧問，出最好的主意，「避免干任何有非法或不正當行為味道的事情」。 迪安含有這樣的意思：從發生闖入事件後頭幾天起，白宮的每個工作人員心裡都明白，白宮即使沒有直接參與布置1972年6月17日的闖入，但也與水門竊聽事件「有牽連」。可是在3月份，他說戈登·斯特羅恩知道在水門裝竊聽器的事，並告訴我這事可能是由於科爾森打了個電話的結果，我當時聽了大吃一驚——這是闖入事件後九個月的事。 迪安在證詞中說，我「從未在任何時候」要他寫過有關水門事件的報告。事實上，我於3月22日明確地要他到戴維營去，不受電話干擾，準備出一份書面報告來。 迪安現在卻含有這樣的意思：他從一開始就確切知道馬格魯德有牽連並作了偽證的事，而且別人也都知道。然而根據3月22日的錄音帶，霍爾德曼講到馬格魯德時說：「另一方面，我們沒有也不能證明他作了偽證，這是迪安的意見。」3月26日迪安仍然說他沒有獲得第一手「不公開的」消息說明馬格魯德是否牽連進闖入事件了，因此他不能肯定馬格魯德犯了偽證罪。 在春天裡，我和霍爾德曼一再催促迪安將有關西格雷蒂的情況和盤托出，可是他始終反對；現在他卻指控說，白宮力圖「掩飾」西格雷蒂事件是同「白宮（緊接水門事件以後）全面進行其他掩飾活動相一致的」。同樣的，他現在還堅持說，我們力圖挫敗那種出於黨派偏見要在大選前建議國會舉行關於水門事件聽證會的主張，是力圖防止「揭露掩飾活動」的組成部分；然而，當時我是這樣分析聽證會問題的：「就是這麼一回事，要考慮到公共關係。」約翰·迪安表示同意說：「情況就是這樣。」 迪安聲稱，在3、4月間，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試圖犧牲他來保全他們自己，而他所關心的只是要把真相說出來。富於諷刺意味的是，弄虛作假、進行操縱的不是別人，正是迪安自己。3月份他把他的證詞會對別人造成的問題加以縮小，顯然是希望白宮能為他爭取豁免權。3月21日下午他說：「就算是總統派我去向大陪審團匯報吧。實際上我會對誰怎麼樣，會給誰造成問題呢?事實上，就第一手材料而言簡直對誰也不會造成問題。」在他同檢察官們進行了頭幾次接觸之後，他仍與霍爾德曼通電話，表面上仍互相關心，不斷提到掩飾活動中「可能出現的」問題，而他認為這些問題都是他可以應付得了的。只是到了4月中旬，正當他和檢察官們進行交易的時候，他的真相才暴露出來：事實上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不過是他進行交易的籌碼，而他卻一直在使自己處於有利地位，靠毀掉他們來取得最大的好處。 我認為約翰·迪安關於水門事件的證詞是把真話與謊言混在一起的大傑作，是把可能是真正的誤解和顯然是故意的歪曲混在一起的大傑作。他為了力圖減輕自己所起的作用，將自己對掩飾活動的全部了解和自己的不安一股腦兒都栽到別人的頭上，說成是別人的言行。為了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只是一個配角，他將自己周圍人們的許多不同的理解、感覺和擔心糅合在一起，混為一談。 但是迪安作證一完，我重犯水門闖入事件發生以後犯過的錯誤：我所擔心的是不用擔心的問題。我完全跑偏了，把我們全部注意力和精力都用於駁斥迪安誇大其詞、肆意歪曲和矛盾百出上去了。但就在我們正開足馬力這麼做時，真正的問題已經轉變了。迪安的證詞是否全部都準確無誤的問題已無關宏旨，關鍵在於他的證詞中有哪些部分是準確的。迪安關於我們3月21日那次重要會談的敘述比我自己講得要準確得多。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不過到了最後，我是否像迪安所說的那樣在水門事件上牽連得很深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否像我自己所宣稱的那樣，根本同水門事件沒有牽連。 迪安的證詞中，還有一個方面是我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根據報紙報道，歐文委員會的民主黨成員和工作人員曾經敦促迪安一定要用許多關於白宮的「氣氛」如何之類的話來充實他的開場白。他不僅欣然同意，而且把話說得比關於水門事件本身還過頭。正是因為這個，我們才再也沒能恢復過「元氣」來。這就給了反對派一件他們朝思暮想的東西：將水門事件轉移到我的政府的其他方面。約翰·迪安拚命收集各種政治上的鬼名堂，硬說這就是我們做的一切事情的典型代表。他把尼克森的白宮放在他自己的辯護詞——把自己說成基本上是環境的犧牲品——的三稜鏡下，製造出這樣一種形象：沒有想像力，沒有理想，沒有認真工作，沒有重大目標。他談到我企圖讓國內收入署審查我們的政敵的收入情況，但他對民主黨人多少年來廣泛地使用過這種做法，則一聲不吭。我們雇用了一名政治調查員，這事也被當作一項罪大惡極的創造發明，其實審查政治上的反對派自古以來就是政治中的一個內容。我們是從政治經費中付給調查員工資的，而其他歷屆政府甚至還用過聯邦調查局的人員哩!迪安交出了一份「政敵名單」，而後來連他自己也承認，這個名單被新聞界渲染得太厲害了。在此之外，迪安將容易引起爭論的國家安全活動也扯了進去——為了找出對外政策泄密原因而進行的17起電話竊聽、休斯頓計劃和「管道工」——將其歸因於偏執狂，對於我們進行這些活動有正當理由則根本隻字不提。 如果5月22日聲明是向美國公眾首次透露了政府所進行的有關國家安全的秘密活動的話，那麼迪安的證詞就是首次透露了白宮的政治暗流。由於他採取了這樣的做法，結果民主黨人就完全可以把自己的骯髒政治歷史遠遠地擱在一邊，宣稱我的政府才是這方面的罪魁禍首。 歐文委員會的正式名稱是參議院總統競選活動特別委員會，它是一個研究一般人性弱點，特別是研究國會議員變成新聞人物時所暴露出的黨派偏見與人性弱點的活標本，極其發人深思。那幫參議員及其工作人員不久就得意地發現，不管他們說了（或泄露了）什麼，都成了新聞。結果往往為了破壞霍爾德曼、埃利希曼和米切爾等人可能在作證時進行的辯護，不惜大量泄露機密。 邁克·曼斯菲爾德公開斥責了這個委員會。阿奇博爾德·考克斯後來將他們的做法同麥卡錫的做法相比。參議員詹姆斯·巴克利曾建議歐文要他的工作人員宣誓，保證把這麼幹的人說出來。歐文回答說那樣做會打擊他們的情緒。有一次有一個走漏消息的人受到追查和處分，這倒可說明該委員會辦事公平的標準：原來是多數黨法律顧問塞繆爾·達什，由於一個工作人員曾把不利於他的言論透露了出去而將該工作人員停了職。 司法部的檢察官抱怨該委員會走漏消息和舉行的聽證會，把他們的案件都給破壞了。特別檢察官阿奇博爾德·考克斯呼籲歐文不要進行公開的聽證會，因為這樣宣揚就會影響將來有可能作被告的人得不到公正的審訊。厄爾·沃倫有一次對把那些將來有可能作被告的人拉到公開聽證會上去的做法叫作「邊疆司法」。但歐文卻說，必須竭盡全力使真相大白。人們不用多久就能發現，原來他們頭腦中是有一種特殊的真相的。 譬如說，歐文委員會從約翰·迪安那裡獲得的文件中有胡佛的助手威廉·沙利文寫的兩份備忘錄。這兩份備忘錄概述了早先民主黨政府為了政治目的肆無忌憚地利用聯邦調查局的情況。歐文的行政助理宣布，由於這些說法「牽涉到個人方面的事太多」，而且沒有確證，所以委員會不予追究。他稱之為「廉價的人身攻擊，純屬低級趣味」。 該委員會總結報告的原稿本來打算把喬治·麥戈文在競選後將一部分經費分掉的行為說成「顯然違反法律精神」。但麥戈文一提出反對意見，歐文就將該段文字刪去。 1964年林登·約翰遜的門徒及在參議院的幫手博比·貝克被指控搞過有巨額款項來往的行賄受賄活動。許多人覺得這件醜聞涉及而且可能牽連到幾位參議員甚至約翰遜（他當時還是總統）。國會民主黨多數派投票決定不對貝克案件舉行公開聽證會，並拒絕傳喚白宮的任何助理去作證。歐文委員會三名成員——歐文本人、夏威夷州參議員丹尼爾·井上和喬治亞州參議員赫爾曼·塔爾梅奇——曾七次正式制止國會對博比·貝克案件進行調查。他們顯然認為水門事件應是特殊的例外。 莫里·斯坦斯因用虛設委員會的手法籌集競選經費而受到歐文的譴責。新墨西哥州參議員約瑟夫·蒙托亞後來聲稱，當他在自己競選籌款報告上發現有偽造簽名時「感到震驚」；但當報紙報道說：為了防止此事敗露，曾用款10萬美元，此款後來登在虛設在華盛頓的委員會的賬上，蒙托亞則對此緘口不言。 歐文委員會中民主黨的主要調查人是卡邁因·貝利諾，他以前為甘迺迪兄弟進行過政治活動，包括在1960年競選期間跟蹤一名前共和黨議員。歐文稱讚他是「忠實的模範公僕」。 第一批作證者來到委員會後，他們所受到的待遇直接取決於他們是否願意卑躬屈節和牽連別人。如果他們敢於反抗，為自己申辯，那就會被糾纏不清並蒙受羞辱。如果他們至少表現出稍有一點自卑的話，那就會首先受到訓話，然後得到表揚。倫敦《泰晤士報》政治評論員伯納德·萊文寫道： 參議員薩姆·歐文主席的行為如此令人嘆息，但竟無人提出認真抗議，這本身已說明報界、學術界以及政界中許多傑出的美國人是如何的不知所措；如果在過去，處在同樣的情況下，他們肯定會竭力鼓吹，使他就範的…… 然而，比參議員歐文這樣胡來更糟糕的是，他把在他面前作證的有各種不法行為嫌疑的人明確地分了個類；有的是好人，有的則是壞蛋……當然，這正是當年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所用的手法…… 這種訊問的弊病所在看起來是司法程序問題，而實際上是政治問題…… 有些人在千百萬人眾目睽睽之下名譽掃地了；更糟的是，他們不久就會面臨刑事審訊，可是事實上他們的案件已是未審而判了，真正的法律程序保障是沒有的。 歐文委員會中民主黨人的這種手段之所以能得逞，是因為他們是多數派，是因為共和黨人不言而喻對水門事件忐忑不安。該委員會中的共和黨人除韋克外，都勤勤懇懇、嚴肅認真地在追查一些線索，他們以為這些線索能夠把局面拉回來一些。然而他們既無錢，又無人，也沒有持客觀態度的報紙願意促進和宣傳他們的工作。 參議員歐文本人曾給歐文委員會的公正與準則下了一句很恰當的評語。那是在1974年3月10日，美聯社報道了同他進行的一次談話。他在那次談話中說：必須有圖謀反對聯邦政府的罪行，才可進行彈劾，並說「在參議院水門事件聽證會上沒有可以支持彈劾的證據」。在同一時間參加同一次訪問的另一位記者作了完全相同的報道，非常明確地說明那是歐文說過的話。過不多久，歐文發現了他那次講話的政治意義，它可能對民主黨正在提出的彈劾動議產生有害的影響。他發現自己陷入政治需要和原則性兩者不可兼得的困境，於是他迅速而富有諷刺意味地作出了抉擇：儘管證據確鑿，他顯然還是為了限制壞影響而否認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大多數美國人對於政界的一些虛偽做法都是聽之任之。但我相信歷史學家最終會作出這樣的結論：就連水門事件引起的嚴重問題和暴露出來的弊病也不能證明歐文委員會成員這樣濫用權力是有道理的。他們帶著偏見走漏消息，搞雙重標準，譁眾取寵，這一切都證實了我的看法：這是出於黨派的攻訐，拚命小題大做。所以我們必須反擊。 不准任何白宮助理人員出席歐文委員會作證，在歷史上是不乏先例的。但我意識到，鑒於當時公眾對水門事件的情緒，如果我那樣做，就難以得到公眾的寬容和諒解。因此我放棄了所有行政特權，讓白宮工作人員接受歐文委員會的質詢。結果行政部門同國會調查進行了空前的合作：過去和現任白宮助理人員公開作證達118小時，舉行非正式或秘密會議達數百小時。即使如此，委員會成員仍不滿意，他們還要求公開調閱白宮檔案。 椐據憲法規定，政府的三個部門既三權分立，又相輔相成、互相制約。但三個部門中沒有哪一個部門有控制其他部門的權力，可以索取其他部門的內部工作文件。持此觀點的歷史先例可追溯到喬治·華盛頓，他任總統時就不准將行政部門的文件交給眾議院。 1972年薩姆·歐文本人曾為不受另一部門傳訊的權利辯護，那是因為民主黨阿拉斯加州參議員邁克·格拉韋爾宣讀了五角大樓一部分機密文件，因而載入了《國會記錄》。當時提到最高法院的問題是：格拉韋爾的助手之一在法律上是否必須為參議員擅自宣讀文件一事而去作證，而歐文就是提出義務辯護狀的人之一。他們在辯護狀中說，不可讓一個部門強制別人對另一部門的內部事務作證。辯護狀堅持認為：「假若一名助手總覺得他給參議員所出的主意、他所了解的情況以及他給予參議員的幫助，會遭到行政部門的責難，那麼在爭論最大的問題上，在參議員最需要幫助時，他的助手就會不敢工作了。」 歐文以前在有關他另一位民主黨朋友的案件中對三權分立採取了相同的態度。在約翰遜提名阿貝·福塔斯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後舉行的聽證會上，歐文問福塔斯關於他與總統一次討論的情況，但立即親切地補充了一句：「我不會堅持要你回答，因為政府行政部門內有權彼此交換意見。」但在水門事件上，他出於一黨私利，反對一個共和黨總統，他就不這麼親切了。 我預料歐文即將提出正式要求查閱總統文件，便於7月7日寫了一封信給他。我在信中指出，只要查一查歷史上的先例，就可以知道我們與國會調查進行的合作已屬空前。據傳聞，他們打算票傳我親自出席，因此我提醒他們，1953年哈里·杜魯門曾被票傳出席一個國會委員會，但他拒絕了。 我告知委員會的委員們，我將和杜魯門一樣，既不出席歐文委員會，也不提供文件： 假若公眾可以查閱總統機要人員擬定的總統機密工作文件，那麼總統就無法履行其職責了。要制定健全的公共政策，總統及其機要人員必須彼此能夠毫無保留地交換意見，並對大家所提的看法、對各種方案的探討以及對國內外問題和人物所進行坦率的討論嚴加保密。 歐文一反他以前為三權分立的優點以及對有權交換意見的看法進行的辯護，現在竟然斥責起我的「關於三權分立和行政特權的令人費解的論點」來了。7月12日，他寫信給白宮，說擔心我們所採取的兩項觀點「會引起一場根本性的憲法爭論這種非常嚴重的可能性」。他要求會見我，以免發生這樣一場衝突。歐文寫給我的信還未送到白宮，就先透露給記者了。我是從新聞廣播中首次知道此信的。這是歐文的典型做法。 白宮裝有錄音系統一事被泄露 7月12日清晨5時半我醒來時，胸部感到劇痛。昨晚我睡覺前已開始疼，但現在疼得幾乎不能忍受。這使我想起過去我在惠蒂爾比賽橄欖球不慎斷了一根肋骨時也這樣疼過。我打開電燈，想要看看書，但我感到難受得連思想都不能集中，所以我又把燈關上，睜著眼睛一直躺到早晨。 白宮的醫生們給我作了簡單的檢查，但作出不同的診斷：特卡奇大夫認為是肺炎，威廉·盧卡什認為只是消化不良，但他們都認為我應作一次全面的檢查。 將近中午時分，我躺在床上不能入眠。這時黑格走了進來，告訴我參議員歐文來電話，希望和我講話。他是為了他的信而來電話的。我們談了16分鐘。我的聲音很低，因為我每吸一口氣，就會引起劇痛。 歐文一開口便說，他的委員會寫給我「一封簡訊」。 我回答：「我看到你的信了。你知道，你的委員會走漏了消息。」 他說他不知道他的信怎麼會見報的；他又說他們並不希望發生爭論，但他們的看法是行政特權並不包括刑事行為和政治行為。我說：「你要你的工作人員來查閱總統的檔案，我的答覆是：不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意見不一致。但是對你的信，我還是會仔細考慮的。」 即使這短短的通話也使我疲憊不堪，但我繼續講下去：「你究竟具體想要什麼?我不能讓任何人查閱我的全部檔案。假若我們見面，那你首先得告訴我，你要哪方面的檔案。」 他說他認為工作人員會定出具體細節，但他一再重申他信中所提的那個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想法，即要索閱「與該委員會授權調查的任何問題有關的」總統文件。這實際上意味著他的工作人員必須查閱我的全部文件，才能找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我顧不得胸痛，略為提高了嗓門說：「你在聽證會上的態度是明確的。你們想要搞誰是很清楚的。」 他說：「總統先生，我們並不想搞任何人，只想搞清真相。」 我又回身躺到床上。我告訴他，他的任何工作人員都不得查閱白宮的任何檔案。我說我願意考慮一次會見——但只限他和我兩個人。我說：「一次坦率的會談可能是有益的。我儘量用各種方式進行合作，但是我有責任保衛我的總統職權——正如你曾認為你必須在最高法院為三權分立的思想辯護一樣。如果你仍抱有在格拉韋爾案件中所抱有的同樣目的，那麼我們就會相處得很好。」 他似乎有點狼狽，他表示對我們能否解決問題並不樂觀。他說他會向委員會報告，並再次堅決認為委員會並不想搞哪個人。 我抬頭看黑格和齊格勒，打電話時他們倆均在房內。我對他們說，我準是發燒了，使我不能冷靜地答覆歐文，如果冷靜些的話，肯定會對我們的事情要好一些。但我補充了一句：「不過我說出了我的信念。」 儘管我的體溫已達華氏102度（38.9攝氏度），我還是起床穿衣，決定按當天業已安排的日程進行。一個總統即使稍有微恙，也會在全國引起騷動，所以我要儘量忍到最後，不顯出我身體有不適之處。我與西德外長瓦爾特·謝爾會見半小時，然後是比爾·蒂蒙斯來討論立法問題。接著我聽了我指定研究防火問題的一個委員會委員們的匯報。 當所有日程進行完畢後，我進行胸部X光透視，確定特卡奇大夫的診斷是對的：我患有過濾性肺炎。當晚用車將我送至貝塞斯達海軍醫院。 我決心表明，即使住院也還能繼續履行總統的職責。我一面進行吸入治療並作各種試驗以及X光透視，一面繼續接電話，並照常與齊格勒和黑格碰頭。我打電話給基辛格，並同舒爾茨一起審查我國經濟政策第四階段計劃。最糟糕的是，肺炎使我難受得不能入睡。夜間我躺在床上睡不著，一分鐘一分鐘地數著。最後我就打電話檢查一天的工作，一直到深夜。 到了7月15日，星期日，我的體溫降至華氏100度（37.7攝氏度）以下。這是我住院以來第一次能夠吃一頓全餐。星期六晚上，我甚至還足足睡了兩小時。 星期一一早，黑格把我叫醒，告訴我霍爾德曼的前助手亞歷克斯·巴特菲爾德已向歐文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泄露了白宮裝有錄音系統的事，並說當天就會成為人所共知的事了。 這消息使我感到震驚。就是現在看起來也都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我一直認為，白宮裝有錄音的事是永遠也不會泄露的。我認為在證實白宮裝有錄音系統之前，任何白宮工作人員起碼一定會首先提出行政特權問題的。 我們的錄音系統一經泄露，反應極為強烈。《紐約每日新聞》的大字標題是：「尼克森竊聽他自己的各辦公室」。 弗雷德·巴茲哈特寫信給歐文證實了白宮確有巴特菲爾德所說的錄音系統，並指出此錄音系統與上屆政府使用的錄音系統雷同。巴茲哈特的信立即引起夾雜著義憤填膺口氣的反響。《華盛頓郵報》的大字標題是：「林登·約翰遜的助手不承認有此錄音系統。」約翰遜前內政助手約瑟夫·卡利法諾說：「我認為，這是對一位已去世的總統的不可容忍的誹謗。」小阿瑟·施萊辛格說，要是說約翰·甘迺迪會批准這種錄音系統，那簡直是「令人難以想像的事」。甘迺迪的前助手、此時任甘迺迪圖書館館長的戴夫·鮑爾斯也否認有錄音系統。但是在約翰遜總統任職期間安裝了錄音系統的陸軍通訊兵技師向弗雷德·巴茲哈特宣誓證明白宮的確安裝過錄音設備和話筒，幾天後，奧斯汀的約翰遜圖書館檔案保管員證實約翰遜時期確有錄音設備。接著第二天，甘迺迪圖書館也承認事實上有125盤錄音帶和68盤口述錄音帶，都是記錄有關各種會議和電話交談的。 我和黑格在我的病房談論了幾個小時關於泄露有錄音系統的後果。富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回想了一下，就在幾個月以前，4月10日，我在接見兩個戰俘以後，就曾告訴霍爾德曼將所有錄音帶處理掉，只保留與重大的國家安全事務有關的錄音帶。之後，我就此事寫了日記。 日記 今天我會見了斯托克代爾和弗林。這些會見的動人情景與我早些時候分別接見里斯納和丹頓時一樣。我希望保留這些談話的錄音。 事實上我同霍爾德曼充分討論了錄音帶問題——決定：我們將仔細檢查進行錄音的時期，將錄音帶銷毀，只保留5月8日，可能還有12月18日在柬埔寨戰爭時期有關國家安全的錄音；我想如不這樣做，那只有他或我能聽這些錄音帶，並決定哪些錄音帶可以用——那將花我們好幾個月的時間啊! 但這次討論是在我們擔心水門事件時進行的，三星期以後，霍爾德曼已離開白宮，管不了這個事了。 我在醫院時曾提出我們是否應該馬上銷毀錄音帶的問題。黑格說，他要同律師談談。同時我們同意錄音系統本身應予以拆除。 以後的三天，醫生們焦慮不安地將我接見的次數減至最低限度，但我還是同黑格、齊格勒、巴茲哈特和加門特討論了形勢。從法律角度看，錄音帶實際上不能算一種證據，除非有傳票索取它。但自從我們知道歐文委員會或特別檢察官馬上會傳票索取錄音帶以後，要銷毀錄音帶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論。然而，巴茲哈特覺得錄音帶屬於我私人所有，他贊成予以銷毀。加門特認為錄音帶將是證據，雖然他不贊成交出錄音帶，但他明確表示，他堅決反對採取任何銷毀錄音帶的行動。黑格一針見血地指出，銷毀錄音帶除了可能產生法律問題外，還會在公眾心目中永遠留下有罪的印象。特德·阿格紐來醫院探望我時，他說我應銷毀錄音帶。 我們同霍爾德曼取得了聯繫，想了解他認為我應怎麼辦。他的意見是援引行政特權，在歐文及其委員會工作人員進行政治迫害面前，在原則問題上應寸步不讓。霍爾德曼說錄音帶仍是我們最有力的答辯，他建議不予以銷毀。 7月12日我住院後，就一直指望打開一條出路，擺脫迪安的證詞把我們搞得很被動的局面。但是在7月20日我準備出院時，泄露錄音帶一事使一切發生了變化。7月19日清晨我在床側便簽本上寫道： 我們的政府工作必須繼續進行三年，這是我們能經受住這次嚴峻考驗的唯一辦法。我們絕不能讓這種不斷的調查影響我們，有如泄露錄音帶一事對加門特和其他一些工作人員產生的影響那樣。我們一定要堅強，而且要稱職。我們一定要向前進。 本應在1973年4月30日以後就把錄音帶銷毀的。 我出院回到白宮時正是一個美麗的夏日。大多數工作人員都來到玫瑰園迎接我。當我登上通向橢圓形辦公室的階梯時，我轉身向他們講話。這篇簡短的講話仍是我在此艱難時期所有的講話中最令人滿意的一篇： 我感到我們大家任職時間這麼短，要做的事情又是這麼多。儘管我們有那麼多必須做的事情而時間卻那麼少，在三年半以後回顧往事，如想到要不是因為那一天，有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我們卻沒有做，而這又關係到我們在世界上是否獲得和平、國內是否有較好生活，那才是最令人掃興的事哩! 我接著談到他們將會聽到一些議論，說什麼我由於有病和受到劇烈的攻擊，將會考慮要麼放慢工作速度，要麼辭職。我用我的父親愛使用的字眼「廢話」來回答這種說法。我談到我們能完成的事情——沒有戰爭的繁榮，控制犯罪、麻醉品，提供就業機會。然後我說： 以上及其他種種偉大的事業都是我們在11月以壓倒性多數當選時大家要求我們去完成的。當初選舉我們來做的事，我們都要做到。讓別人沉湎於水門事件吧，我們要進行我們的工作。 如果我確實像我被控告的那樣是水門事件的狡猾的同謀犯，我早在1973年就會認識到錄音帶上有極為有害的談話了。我也早會看到，我要是想過關就應將錄音帶銷毀掉。 我決定不銷毀錄音帶是有許多因素的。當我在1973年7月4日首次聽錄音帶時，我承認就我而言，那裡面什麼內容都有。錄音帶上的談話有些在政治上是會令人很難堪的，也有許多含糊之詞，但我認識到錄音帶的內容無可置疑地反駁了迪安控告的基本點，即我與他同謀阻撓司法達8個月之久。我沒有聽3月21日的錄音帶，但是霍爾德曼聽了，雖然我知道在當時抱有敵意和愛挑剔的氣氛下，很難把問題說清楚，但他告訴我還是可以說清楚的。我願意相信他是正確的。 黑格的理由也說服了我：銷毀錄音帶會給人留下難以消除的有罪印象；我倒不相信揭露出來任何我實際干過的事也會造成那樣壞的印象。7月21日，星期六，我概括地記下這麼一條道理：「如果我談論過非法行為的話，那我就不會錄音。如果我談論過非法行為並錄了音，那麼調查一開始，我就會銷毀錄音帶的。」 最後我斷定，面對不可預見的未來，錄音帶是我最好的保險。我思想上做了這樣的準備：別人，甚至與我親近的人都會同迪安一樣翻臉不認我，那麼，錄音帶至少會給我提供一些保護。 當我一決定不銷毀錄音帶，我就得決定將錄音帶交給歐文委員會和特別檢察官還是援引行政特權。當安德魯·傑克遜總統收到國會的一份請求書，要求調閱在內閣會議上宣讀過的一份白宮工作人員的材料時，他說道：「這毋寧是要我將我和那些官員私下隨便就有關他們的職責和我本人的職責的任何問題進行的談話，向參議院詳細匯報。」傑克遜認為這是極端荒謬可笑的事例，但這種極端的態度現在卻變成特別檢察官和歐文委員會採納的最溫和的立場了。 我知道大多數人認為行政特權只不過是一件我披在身上免被揭露的外套而已。儘管我曾想要保護自己，但是這也改變不了以下的事實：我仍堅信這一原則，我確信——我現在仍確信——這應是一個堅強總統的核心原則。即使由於我個人利益和牽連的性質及程度因而不宜應用此項原則，我也不願做歷史上第一個默許縮小該項原則作用的總統。 我不交出錄音帶還有一些其他不難理解的理由。我意識到阿格紐和巴茲哈特肯定認為：有錄音帶一事本身對政治反對派來說，誘惑力是很大的。就民主黨人而言，進行一場把錄音帶搞到手的鬥爭本身，在政治上所撈到的好處就不亞於贏得這場鬥爭。如果交出一盤錄音帶，那就只會使對方胃口越來越大，提出再要兩盤。我國憲法專家查爾斯·艾倫·賴特在上訴法院雄辯的論證中將索取錄音帶的壓力比作「水壓」： 只要在輪船的吃水線下出現一個漏洞，不管這個洞是多麼小，那麼海水的巨大壓力立即就能把船的漏洞擴大，這條船也就岌岌可危了。 如果人們認為水門事件的水壓可以，哪怕是極其有限地違犯自喬治·華盛頓以來歷屆總統所享有的保密性，那就會發生同樣的情況。 我聽到巴特菲爾德泄露的情況後，立即在床頭記事簿上寫道：「錄音帶問題——一經提出，就會沒完沒了。」 最後一點，我不知道錄音帶上究竟錄了些什麼。若是我有把握知道錄音帶所錄內容沒有模稜兩可之詞，並能表明我的講話是像一個一味追求正義的、理想化的總統的話，我認為我就可設法克服我不願將錄音帶交出去的想法。但是錄音帶的情況並非如此——至少我聽過的少數幾盤並非如此——而且對於我沒有聽過也不記得其他錄音帶可能錄了些什麼，我也只有擔心的份兒。因此，我決定援用行政特權，不准把錄音帶的內容泄露出去。7月23日，星期一，我寫信給參議員歐文並通知他，我將不提交任何錄音帶供他的委員會調查之用。 歐文一收到我的信，立即召集歐文委員會全體人員開會，一致投票決定票傳五盤談話錄音帶和大批文件，這都是直接、間接與「1972年總統競選中任何據稱是犯罪行為」中大約25人的「活動、參與、責任和牽連」有關。考克斯提議要票傳九盤談話錄音帶。 我現在相信，從泄露白宮有錄音帶和我決定不銷毀錄音帶起，我的總統職位就不大可能保到任期屆滿了。不幸的是，那時候我的直覺並不那麼清楚和明確。我沒有意識到，銷毀錄音帶固然會顯得不打自招地承認有罪，可是援引行政特權不准把錄音帶公之於世，其結果也好不了多少。到頭來，我拒絕交出錄音帶恰恰是損害了自認為的保護原則。我是第一個去最高法院檢驗行政特權原則的總統，但是由於要求檢驗的理由太不充分——人們必然認為我的個人考慮影響了我的判斷——所以我很可能要敗訴。一旦公眾認為我在試圖隱匿什麼，歐文和考克斯想取得錄音帶的企圖，就越來越得到公眾的支持。 完全撇開錄音帶所錄內容不談，白宮裝有錄音系統的事實和為取得錄音帶所進行的鬥爭眼看就要成為我一開始就最擔心的問題：總統的職位要癱瘓了。 在迪安作證的聽證會以後，歐文委員會休會一星期。7月份，歐文委員會的聽證會復會時，輿論界的報道大為減少，因此出席聽證會對迪安進行反駁的證人幾乎沒有產生多大影響。只有迪安在作證的那五天，三家大廣播公司的所有電視網對他進行了充分和生動的電視報道。一位未署名的電視新聞界高級人士在《洛杉磯時報》寫的一篇文章可以說是有總結性的。他說，電視網把這些聽證會看作劇場，只要活躍，有爭論，就廣播。誰也不特別關心是否公平合理。正如那位高級人士所說的：「就觀眾的反應來說，被告向來不是原告的對手。」 歐文委員會終於開始失去勁頭了。它繼續聽取證人的證詞，但已無法再為電視觀眾提供他們想看的有趣鏡頭了，正因為它以前做過頭了。 給這個委員會以公開的致命一擊的人是帕特·布坎南。布坎南作為證人出席聽證會，以尖銳、富於戰鬥性而且道理簡單明白的話答覆了那些參議員們，並用文件說明，在美國政治中耍弄卑鄙手段的先例是民主黨人開的。歐文顯然受到驚嚇，據報道他對委員會工作人員作了使他如此下不來台的安排感到非常惱火。 不久，該委員會大多數委員都在設法使聽證會收場。他們終於提出了一個挽回面子的藉口：他們假裝仁慈地宣布，他們關心被告權利受損害。 經過37天的聽證會，電視網實況轉播超過325小時後，在8月7日，歐文委員會有關水門事件的聽證會結束了。電視轉播時間有20%以上被約翰·迪安所占用。從聽證會開始到歐文敲木槌宣布結束這部分調查為止，每周有關水門事件的電視新聞實況、專輯和白天的節目平均播送22小時。 8月15日，我向全國發表關於水門事件的第二次演說。我談到我稱之為「我們全國可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和我們現在應怎麼辦的這個壓倒一切的問題」。我說：「該把水門事件轉給法院了，有罪還是無罪這問題屬法院管。我們其他人應該騰出時間處理緊要的國事。」 我重複我所謂的「簡單事實」：我事先根本不知道有人闖入水門的事情，我既未參加也不知道事後的掩飾活動，我既未批准也未贊助僚屬使用非法或不正當的競選手段。我說我絕不打算掩蓋事實：「我始終努力揭露事實真相——將事實提交有關的執法當局，以便伸張正義，懲處罪犯。」 這篇呼籲將水門事件交法院管轄的講話引起了大量贊成的反應。我講話剛完，人們紛紛拍電報和打電話到白宮，數量之多是我對越南問題講話以來最多的。人們對水門事件已感到厭倦。 當時我認為，現在仍然認為，國會中占多數的民主黨以水門醜聞為藉口，有意漠視並且實際上不顧我在1972年選舉中以我的競選綱領和人生哲學所贏得的壓倒性多數的人民的委託。不幸的是，由於我處理水門事件不當，反而幫了他們的忙。 試圖重整旗鼓 國會為水門事件折騰了三個月，使得它對國內外事務反應遲緩，幾乎到了停頓的程度。我在7月份為日本田中首相舉行國宴所致祝酒詞中，對這種情況的憤慨有所流露： 當今之世，人們很容易去考慮其他方面的問題，考慮細瑣的政治問題，我認為這種細瑣政治上的考慮經常誘惑著我們，誘惑著代表兩國人民的人們——在這裡孜孜於小利，暗中致力於黨派的私利——但是真正重要的乃是：我們在這偉大的世界舞台上結束了短暫的生涯後，我們是離開舞台了，但我們留給世人的是什麼呢？ 難道我們留給世人的記憶只是我們打了的仗、打死了的對手、造成了的邪惡?還是可能留下不僅是一個新世界的夢想，而且是一個新世界的現實，在這個世界中無數快樂活潑的兒童……可以在和平與友誼的環境中成長呢？…… 因此，讓別人將時間用在處理見不得人的、微不足道的、懷有惡意的區區小事上吧!我們則已經並且將要用我們的時間來建立一個美好的世界。 我決定不辜負人民在選舉時對我的委託，1973年秋我決定發表第二號美國國情咨文，提請國會和美國人民注意在春夏之交發生水門事件期間未引起人們注意的國內一系列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9月10日的國情咨文於9月5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發布。在該咨文中，我回顧了全國關心的三個重大問題：通貨膨脹、國防和能源。 1973年我們順利地緊縮了開支，儘管發生了水門事件，我還是堅持否決了所有的預算超支議案。但國會現在揚言要通過增加支出的議案，至少會超過預算60億美元。因此為了制止通貨膨脹，降低物價，我要求努力使支出不超過預算。 按美元固定幣值計算，1973年的防務支出比越戰前的1964年還少100億美元。徵兵結束了，我們的防禦部隊在數量上比自朝鮮戰爭以來任何時候都要少。然而參議院卻要提出動議削減駐海外部隊兵力將近25%——並不要求蘇聯人作相應的削減。在國會給三叉戟核潛艇以及為了限制戰略武器會談處於有利地位而需要的其他重要武器撥款的鬥爭上，我們只取得了險勝。 在過去三年中我向國會提出了七個關於能源政策和立法的提案。國會迄今尚未對其中任何一個提案採取行動。我告誡說，這種按兵不動的做法正在使我們任憑中東石油生產國擺布，我請求對這個全國和全世界關注的至為重要的方面立即予以注意。僅1973年一年，我就向國會提交50多個議案和計劃，都受到漠視或被擱置一邊，國情咨文談了其中的許多議案和計劃。這些議案和計劃包括：聯邦政府新的住房計劃，貿易改革方案，稅收改革特別是老年人免繳財產稅的稅收改革方案，環境保護議案，教育、衛生、福利等議案，有關防止和控制犯罪的議案。 8月22日，我宣布我要任命亨利·基辛格接替比爾·羅傑斯任國務卿。9月22日，我們在白宮東廳舉行宣誓就職儀式，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伯格主持宣誓後，基辛格談到五年前新老總統交替之際我們討論的情況——談到我的主張：我們不應受先入之見的阻礙，也不應迴避致力於和平的新途徑。他說我們今天的目標——建成一座和平大廈——同五年前的目標是相同的： 我們所說的世界是一個不僅緊張局勢得到緩和而且得到克服的世界；一個不是建立在實力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正義基礎上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礎上，不單是建立在均勢的基礎上。 然後他令人感動地補充了一句： 我這樣出身的人居然能在這裡站在美國總統身旁，這在世界上無論哪個國家都是不可設想的事。 在此期間，我對白宮工作人員的情況進行了摸底。我所見到的情況使我感到不安，但是我又沒有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儘管我認定不應如此，但是黑格已陷入了水門事件之中；水門事件就像流沙一樣，每當他極力想擺脫出來處理國內外政策問題時，就把他拖了回去。 我確信，艾爾·黑格是頭一個意識到他得把白宮防範得很嚴密的人。記者團如聽到內閣及其工作人員對他的評價，可能會大吃一驚的。他們對他的評價是：黑格儘管在外表上比霍爾德曼彬彬有禮、平易近人，然而在各方面都是一位更為嚴格的行政官員。事實上，黑格一開始就是有目的地將白宮管理成這種樣子的，因為他感到在總統第一屆任期中我們在小問題上犯了大錯誤。水門事件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事例：如果一開始把水門事件處理得很好，就絕不會弄到今天這個地步。黑格決心不讓這類錯誤再次發生。為了防止再犯錯誤，他就越來越加重自己的職責。 黑格必須立即處理的問題之一就是：白宮工作人員情緒大為低落。許多人都筋疲力盡了：過去習慣於一天工作10小時，現在則一天工作12小時、14小時甚至17小時，他們不但在水門事件問題上花很大力氣，還要處理好自己的分內工作。但我們越來越感到，無論我們如何努力工作，無論我們做什麼事，都毫無進展。對一項控告答覆了，又引起另一項需要答覆的控告——水門事件成了無底洞。現在我們管水門事件的人員只有12個，而對方則有200人之多。我們沒有可與之相比的研究人員和調查人員等突擊力量去應付他們的挑戰。我們需要計劃周密的全面戰略，但是我們的律師從這個案件被拉到那個案件，簡直很少有時間考慮除次日鬥爭策略以外的事。我知道在我的律師中間，白宮工作人員也一樣，在腦子裡不斷對事實真相產生了懷疑的態度：他們認為我的辯護有的並不很合乎邏輯，也不符合常識，他們自然不願為這些辯護去做解釋工作而弄得自己下不來台。 約翰·康納利不久就對他在白宮的任務不感興趣了。我們本來計劃給他安排與他才能相稱的工作，但由於水門事件始終沒完沒了，結果他作為總統顧問的實際職責仍不明確。我們6月份在聖克利門蒂時，康納利告訴我他不久將離職。他說他依然支持我們，但他感到他非走不可。我試圖勸他留任，但並非出自內心，我不能要求一個我所敬愛的人——他是我希望能在1976年接我班的人——同我的麻煩牽連在一起。 康納利在舉行告別的記者招待會上，對記者談了他對記者們對我的態度的感想。他說：「老實說，我覺得即使他飛到月球上去，你們也不會表揚他的勇氣的。你們會說他由於恐懼而逃跑了。」 我也很關切舒爾茨、萊爾德和哈洛所表示的不滿跡象。舒爾茨由於經濟的下降趨勢而感到沮喪，並因我對水門事件的處理而幻想破滅。我認為他是內閣中最能幹的閣員之一，並請他繼續留任。他又幹了六個月，終於對我說：「總統先生，我干不下去了。我已筋疲力盡啦。」我明白。我不忍再請他繼續經受包圍著我們的熊熊怒火。萊爾德和哈洛覺得我沒有就水門事件同他們進行充分磋商。我不願同他們磋商這個問題的理由有二：第一點，我感到讓更多的人員遠離水門事件是很重要的；第二點，這個問題同誰磋商都使我很痛苦。後來我越來越感到只能依靠黑格、齊格勒和處理水門事件的律師，儘管我知道這會進一步使萊爾德、哈洛和其他人感到灰心和疏遠。 8月29日，地方法院法官約翰·賽里卡對特別檢察官所提的有關九盤錄音帶的訴訟案，裁決我們敗訴。法院強迫一個總統交出他已決定不交出的文件，這在我國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事。由於三權分立的原則，法院可以頒發命令，但是如果命令侵犯了總統的獨立部門的特權，總統就有權（有的學者認為是有責任）不服從那命令。我當時和現在都覺得，拒絕服從賽里卡的裁決，完全屬於我的職權範圍。在任何其他情況下，我也會這樣做的。但我認識到水門事件的政治實際情況，決定不去根據憲法原則公然對抗賽里卡的命令，而遵守司法制度的正規程序，對賽里卡的裁決向上級法院提出上訴。 從第一次有人向我建議起，我就一直反對單設一個水門事件的特別檢察官。一來，我認為這是給司法部的工作能力一記耳光；二來，在報界矚目和華盛頓權勢集團吹捧之下，檢察官就會分外熱心，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不幸的是，我在4月30日的講話中說過，我在把「對水門事件及有關問題的起訴可作出全權決定的絕對權力」交給埃利奧特·理查森。實質上，正如後來所證明的那樣，我將我的政府的存亡命運交給了他。從批准任命理查森為司法部部長的聽證會開始，顯然參議院在理查森答應任命一個可以獨立處理水門事件的特別檢察官之前是不會批准他的任命的。理查森迫於壓力，於是開始物色可以充任特別檢察官職位的人。他用了兩周時間，遭到了好幾個人的拒絕，最後才選定了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阿奇博爾德·考克斯教授。 哪怕理查森專門去物色一位我最不相信能夠不偏不倚地進行政治上如此敏感的調查的人，也比不上他所選中的這位阿奇博爾德·考克斯了。《華盛頓郵報》說考克斯「與甘迺迪家族有歷史悠久的友好關係」。《波士頓環球報》報道，考克斯實際上是由愛德華·甘迺迪推薦給理查森的。考克斯在1960年總統競選期間曾負責起草約翰·甘迺迪闡明對各種問題立場的文件；他曾任1972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馬斯基派的候補代表；可他公開承認過他投了麥戈文的票。考克斯在他被任命前僅兩周的一次記者訪問時，以挖苦的口吻批評約翰·米切爾對公民自由的重要性「麻木不仁」，並提到他和我的政府「在哲學和思想上」有尖銳的分歧。當基辛格獲悉考克斯的任命後，他感到十分震驚。他告訴我：「考克斯將是一禍。自從我認識他以來，他一直是狂熱地反尼克森的。」 5月24日當考克斯宣誓就任特別檢察官一職時，出席宣誓儀式的來賓中就有愛德華·甘迺迪和羅伯特·甘迺迪夫人。 特別檢察官應監督水門事件的調查，並在理由充分或有必要的情況下提出起訴。5月份，考克斯被任命後不久，他告訴記者說，他的曾祖父參加過安德魯·約翰遜（總統）反對彈劾的辯護詞的草擬工作，這倒下意識地透露了他的最終意圖。新聞報道特別提到，他談到這段家史是「一樁有趣的小插曲——或者我應該說，可以成為一樁有趣的小插曲」時，他笑了。 任命阿奇博爾德·考克斯是夠糟糕的。但是理查森當時錯上加錯，給了特別檢察官一個規定其職責不限於水門事件的特許狀，實際上等於讓他有調查整個行政部門的全權。如果特別檢察官作為獨立的調查人員要取信於人，我們就必須與之保持一定距離。因此我們在制定這個特許狀的過程中沒有起任何作用。特許狀一開始很正確地准許他有全權對「由於未經批准進入水門大廈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所犯的反美國的罪行進行調查和起訴」。但特許狀又規定包括「由於1972年總統競選所犯的、特別檢察官認為有必要並且宜於負責查清的一切罪行，涉及總統、白宮工作人員或總統所任命的人員的控告，以及他認為是由司法部部長委派給他的其他事項」。這項特許狀還使特別檢察官有全權指導大陪審團的工作，決定是否給予豁免權，提出起訴和擬寫訴狀等。特別檢察官辦公室得到了幾乎無限額的經費，其活動也不受時間的限制。還專門規定只有當特別檢察官犯有「特別不正當的行為」時，才可將他免職。 我獲悉此項特許狀的權限時，感到震驚和憤怒。黑格找理查森談話，理查森堅持說，所謂「涉及總統」和「白宮工作人員或總統所任命的人員」的控告應理解為僅與上面說到的那句1972年總統競選運動的話有關。當然，後來的情況並非如此。理查森後來承認，他沒有預見到由於特別檢察官被授予這樣無限的權力而產生的問題。 我對特別檢察官辦公室最大的擔心不久就成為事實了。考克斯所挑選的11名高級工作人員中有7名是同約翰·甘迺迪、羅伯特·甘迺迪或愛德華·甘迺迪有關係的。他們包括：一名曾任拉姆齊·克拉克特別助理的人，他也作過喬治·麥戈文關於犯罪問題特別工作小組負責人；一名前民主黨國會議員候選人；一名在薩金特·施賴弗手下當過研究人員和演說撰稿人的人。《芝加哥論壇報》報道，在11名高級工作人員中只有一名是共和黨人。 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辦公室的高級成員的黨派觀念固然很濃厚，而其下級成員的狂熱則更勝於此，他們大都是莽撞的年輕律師，初次嘗到權力的滋味和受到阿諛奉承的報界的捧場而有些飄飄然。我接到報告說，這些狂妄自大的年輕人用沒有證據的指控來威脅和恐嚇我的私交和我的下屬。 考克斯上任後，他立即開始調查白宮的檔案。5月30日他詢問8宗檔案的情況；6月5日他又增加6宗；6月11日他寫信調聽我向亨利·彼得森提過的4月15日同約翰·迪安談話的錄音；同日他索閱12宗檔案的詳細目錄。然後他索取我每天的約會登記簿，包括我與15名不同人物全部的會見日程；然後索取有關國際電話電報公司一案的資料，然後要我提供敘述事情經過的證明。7月份，據他的僚屬泄露，他已在開始調查我在聖克利門蒂購置住宅一事，以了解我是否使用過哪個工會、社團或總統競選運動的經費。他的工作人員索取關於政府竊聽電話的情報，並試圖打電話給我的特工人員，以便查找他們活動的詳細情況。考克斯本人也承認這事做得過頭了。 儘管考克斯的特許狀理應限於1972年的總統競選運動，他還是調查了1970年的競選經費。他還開始調查特工人員對付集會示威遊行者的情況，而理查森已指出，司法部已為與這些事件有牽連而引起的民事訴訟中的某些人辯護過。考克斯甚至把手伸得長長的，調查了「管道工」，然後開始調查貝比·雷博佐。 到10月12日，即特別檢察官接管了據司法部說已完成90%的這個案件四個月以後，他們只提出了一項起訴，而這一項甚至還與水門事件無關。沒有多久即可看出，他們所謂有權調查「由於1972年總統選舉而引起的一切犯罪行為」主要指的是所謂尼克森營壘所犯的罪行。譬如說，民主黨財務委員會主席羅伯特·斯特勞斯在籌集總統競選經費方面有違法行為，但在1974年特別檢察官辦公室卻以時效法則使該違法行為不受法律管轄了。但同樣的情況發生在我們共和黨財務委員會主席莫里·斯坦斯身上時，他們卻要求法院不援引時效法則，免得使該法則在訴訟案尚待處理期間仍然生效。 考克斯所策劃的那套調查活動，會把歷史上任何一屆白宮政府都搞垮。假若他決心搞掉我（而我知道他和他的下屬是要這麼幹的），在這特許狀所規定的條款下，讓他們像白蟻那樣把整個行政部門都蛀空，那就僅僅是時間問題了。惱人的是，我認為他們明明是抱有黨派偏見的狂熱分子，濫用我給予他們的職權，不公平地要把我毀掉，然而輿論界卻把他們說成美國司法制度的神聖火焰的保衛者，在同一個萬惡的總統及其腐敗的政府作鬥爭，而且公眾基本上也是這樣看的。每次我要說明我的觀點，我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斥為自私自利而不被相信。我不能想像，任何其他總統會准許一個從白宮獲得權力的人，獨自運用該權力，不惜犧牲政府來進行一項懷有黨派偏見的調查工作。當然我也不想開這個例。因此到了秋天，一場衝突是難以避免了。都怪理查森給了考克斯特許狀，使他的權力有如此之大，以致後果遠遠出乎人們的意料了。 阿格紐被控 1973年4月，霍爾德曼第一次向我提到：特德·阿格紐害怕在巴爾的摩進行的調查會給他帶來難堪。自那時以來，阿格紐和巴爾的摩美國地方檢察官之間的問題始終是我未曾過問但又關心的問題。 6月，埃利奧特·理查森通知黑格，對阿格紐有許多嚴重的指責；到7月中旬，這些含糊其詞的指責已變成一系列具體的罪狀，說阿格紐擔任馬里蘭州州長時，在批給州合同時納賄。還有許多控告，說他在任副總統時繼續從過去得到他好處的人那裡接受金錢。阿格紐深信，巴爾的摩那些年輕的檢察官們一心想要成名，不惜拿他作犧牲品，他指出，他們中間有一人曾為馬斯基1972年的總統競選運動工作過——證明他們並非抱著客觀的態度。 到7月底，黑格從理查森處聽到另一說法。這次的指責可非常明確，黑格引用理查森的原話說，他從來沒有碰到過這麼一個鐵證如山的案件。他說，阿格紐大概有40多條可以被依法起訴的罪狀。 8月1日，理查森書面通知阿格紐：根據有人控告他犯有共謀、勒索、受賄、逃稅等罪名，現正對他進行調查。黑格將此事告知我時，我感到現在是我參與這事的時候了。我安排在8月6日星期一同理查森見面；在見面之前，我派巴茲哈特和加門特去看他，我要他們對阿格紐案件作出獨立的分析。我知道我們正在處理政治上具有爆炸性的事件，對於我所獲得的情報和對情報的估計我必須十分慎重。巴茲哈特和加門特同理查森見面後，捎回來的評價調子低沉：他們同意理查森的意見，說這是他們所見到的最站得住腳的案件之一。 約翰·米切爾已向我報告說，阿格紐覺得理查森一心要搞倒他。阿格紐記得理查森在1968年反對提他的名，他還提出他們在內政委員會幾次會議上對政策問題一再意見不合。阿格紐也確信，理查森認為自己日後可能當總統候選人。 在8月6日星期一上午，我同理查森見面前半小時，白宮新聞發布室第一次接到電話，詢問謠傳副總統受到調查一事是否屬實。我們知道這事早晚會爆發出來，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理查森全面介紹了對阿格紐的告發後，又告訴我人證是可信的，在某些方面還有無可辯駁的物證。他說有人控告阿格紐在任副總統期間還在繼續納賄。在客觀上我承認理查森掌握的證據是確鑿的，但從感情上我仍站在阿格紐一邊。我要相信他啊!我告訴理查森，我希望他負全責保證阿格紐不要因懷有偏見的美國地方檢察官和趁火打劫的記者團而受到不公正的審判。 次日，8月7日上午，《華爾街日報》搶先刊登獨家新聞：據「了解情況的檢察官」說，對阿格紐正在進行調查。黑格告訴我，阿格紐對究竟進行反擊或是辭職還拿不定主意。 那天下午我與阿格紐會面一個半小時。他像平時一樣從容不迫、充滿自信地邁著大步跨進我的辦公室，他一開始就表白他完全清白無辜。他說，這些罪名在法庭上是站不住腳的，如果一定要上法庭，他也會被證明是無罪的。他一再向我表示他的看法：巴爾的摩的起訴一方的原形總有一天會被揭穿的。 我告訴他，我對他為人正直是深信不疑的，還說我相信他並站在他一邊，除非最後有確鑿的證據擺在我的面前迫使我改變想法。他說他打算第二天舉行記者招待會，我勸他在說任何話以前一定要仔細考慮，免得以後被纏住脫不了身。 我告訴他有一個我可以完全保證其為人公正的人，這人就是亨利·彼得森。我說我將同理查森商量，安排彼得森親自對此案進行調查，並提出他自己的獨立見解。 到8月8日，報紙和各廣播電視網開始報道泄露出來的一系列有關阿格紐的消息和對他進行的攻擊，這些報道是如此不負責任，以致《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最後在各自的社論中也批評了它們自己新聞版面上的報道。 8月8日，阿格紐憤怒地走進行政辦公大樓新聞發布室，痛斥所泄露的消息。他說：「我不願意讓別人用這種方式戳我一刀。我無所隱瞞。」有人控告他每周領1000美元佣金，他否認有此事，並說那是「無恥的謊話」。他被問到他是否有過一筆由巴爾的摩縣承包商出資的行賄資金。他答道：「從來沒有。」他被問到他是否接受過同馬里蘭州或聯邦政府做生意的私人或公司的錢歸他個人使用。他說：「絕對沒有。」 黑格和巴茲哈特進來告訴我，阿格紐的新聞記者招待會看來像是一場短暫的政治勝利。然而由於證據總歸要拿出來的，所以他們認為這只能是場長期的災難。巴茲哈特搖搖頭並說他簡直不明白阿格紐怎麼能用這種一概否定的話——什麼「從來沒有」呀、「絕對沒有」呀——那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我又面臨無法應付的困境。我知道對阿格紐的控告在嚴肅認真的人看來，是嚴重的而且完全有說服力的。但這尚未公開。報界走漏的消息和阿格紐的矢口否認使許多人確信，控告是對他報私仇。如果我積極為他辯護，而對他的控告以後又被證實了的話，那麼我那已降低的信譽只會再進一步下降。如果我採取中立立場，那麼阿格紐的支持者就會認為我拆他的台。我終於選擇了第二種方針，我認為這是比較正確的態度，決定只好承受即將出現的批評。 阿格紐繼續反擊。8月21日他發表一項聲明，指責司法部有某些官員決定在報上控告他，不管證據是否能證實他們的觀點。埃利奧特·理查森在電視上否認消息是司法部走漏的，但後來他又不得不承認他們司法部事實上可能要對某些消息負責。 報界一致對阿格紐進行攻擊，引起我重新考慮我對巴爾的摩正在進行的調查的可靠性所抱的信任態度。8月22日我在記者招待會上提出警告：司法部或美國政府任何官員若泄露情報，一經發現，立予撤職。 9月1日阿格紐自己要求來找我，要使我了解最新情況。他已開始顯得緊張。他向我訴苦，說檢察官如何逼他交出1962年以來的全面個人賬目。他說他正在考慮是否由眾議院進行彈劾要比在聯邦法院受審訊為好。 在同阿格紐的談話中，我了解到他對他任州長期間的行為是怎樣想的。州政府的薪金微薄。他確實知道其他各州有3/4的州長都干過同樣的事，即從與各州做生意的承包商那裡接受競選捐款。在他看來，整個捏造案件是針對競選運動捐款中合法用於補助他及其家屬在公共生活中的開支的那部分。他說這些承包商全是符合承包條件的，根本不存在什麼報答的問題。他竭力否認在任副總統期間接受過金錢。他再一次對巴爾的摩的檢察官表示不滿。他說，他們要追查他購買過的每件東西和他的私生活的每個細節。 我真正同情阿格紐，我和他同樣擔憂這次論戰會影響到他的家屬和朋友。我說我既審不了也決不會去審他的案子；但是我以律師的角度勸他，要儘可能客觀地去進行分析。只有如此才能做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決定。 我看出他的口氣不再像我們第一次會面時那樣強硬了，那時他認為對他的控告不可能在法院得到證實。現在他在考慮：鄰近華盛頓和馬里蘭的所有法院都不可能對他作出公平的處理。 9月10日上午，弗雷德·巴茲哈特和艾爾·黑格給阿格紐帶來了新的估計。巴茲哈特應我的要求並取得阿格紐的同意，不時將案件的發展情況告訴我。他對阿格紐說，司法部的官員確信，他將被起訴、定罪和判刑。黑格和巴茲哈特的匯報的嚴重性看來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不幾天，阿格紐的律師朱達·貝斯特首次試探性地建議同司法部進行談判。 在談判期間，我又會見了阿格紐。自從6周以前他在第一次見我時表白自己無罪以來，情況已大有改變。現在他問我，我認為他應該怎麼辦，並沉痛地談到他離開政府和開始新生活的問題。 我再次向他說，這種決定只能由他自己作出，因為只有他了解實際情況，也只有他了解哪些人會揭發他。他說他只是不打算按照理查森所提出的條件離職：他說理查森想要置他於死地，他決不讓理查森這樣搞他，他要在法庭上進行鬥爭。他寧肯冒坐牢的風險也決不跪下求饒。在這次會面之後，我又讓黑格和巴茲哈特告訴理查森，他千萬不可堅持不合情理的強硬條件，使國家陷入一場不愉快的審訊。 9月21日星期五，巴茲哈特對我說，他認為已有了突破。理查森和貝斯特已在提法上達成協議，即不說阿格紐在給人優待方面是「明知故犯」地受賄，但同時也提到別人可能會這樣說。阿格紐準備於周末對此協議進行考慮，因此，星期一將是具有決定性的一天。巴茲哈特說：「我認為，這事差不多已經結束了。」 但是星期六上午又走漏了一批新的消息。《華盛頓郵報》在頭版刊登了從「兩個人士」那裡獲得的內幕消息，泄露阿格紐的律師們正在談判認罪以換取從寬處理。然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報道，亨利·彼得森告訴他的同事們說：「我們有證據，我們有絕對把握。」 巴茲哈特說，阿格紐大發雷霆，他認定消息是司法部走漏的，是有意企圖削弱他在談判中地位的策略的一部分。到星期日，他又一次決定要進行鬥爭。 9月25日星期一[12]上午，我和理查森、彼得森會面。彼得森又說了一遍主要的控告內容，並把他下的結論告訴我，這是一個「案情一目了然的案件」。他說，阿格紐是會被判有罪的，而且一定會被判刑。理查森說，他現在準備把證據送交大陪審團。我要理查森讓司法部就控告現仍在職的副總統是否符合憲法問題提出意見。憲法明文規定，一名總統只有在被進行彈劾並定罪時才能被解除職務，只有到那時候才能用刑事訴訟程序對他提出起訴並對其罪行進行審訊。雖然憲法的這一條文沒有明確提到副總統，但我說可以提出論證說他屬於同類情況。 阿格紐上午10時30分走進來。他告訴我，他決定去找議長卡爾·艾伯特請求眾議院進行正式的彈劾調查。他仍然矢口否認他任副總統時接受過錢財，並說，所列的罪名都只不過是為把他打下去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而已。他告訴我，只有讓他獲准免予起訴，他才會重新考慮辭職問題。可是剎那間，他改變了態度。他用憂傷而且溫和的聲調要求我保證，他如果去職，我一定不要背棄他。 那天下午阿格紐到卡爾·艾爾伯特的辦公室去，他正式提請進行彈劾程序。雖然我極為懷疑這是否能獲准，但我仍找白宮與國會聯絡的人員向眾議院共和黨領導人會談，促請他們支持該項請求。次日，艾爾伯特公開宣布他將予以拒絕。同日，司法部提醒我說，該部研究結果認為，對在職的總統是不能起訴的，但對在職的副總統則可以。我要求將此新情況通知阿格紐。當晚阿格紐及其家屬動身到加利福尼亞州去。黑格認為，阿格紐是去考慮問題，與家人談話，使他們對他的辭職在思想上有所準備。 阿格紐的麻煩使我們遭到重大損失。新聞報道不斷衝著我們而來，使本來已經夠嗆的水門事件顯得更加嚴重了。阿格紐的下屬由於不理解他的案件的嚴重性，對於我們採取謹慎態度頗有怨氣。對政府的信任——以及對我的信任——由於發生水門事件已有所動搖，現在則進一步下降。雖然我個人對阿格紐仍懷有莫大的同情，但在過去幾天中他對看來已是不可避免的結局不斷拖延，使我感到日益不安，並覺得他非辭職不可了。 星期六下午我在戴維營，黑格打電話來匯報最新情況。阿格紐在洛杉磯剛同一批共和黨婦女講了話，告訴她們過去幾個月中他在受難，發現自己受到含糊不清和不知來源的控告。當群眾歡呼和擺動上面寫著「斯皮羅是我們的英雄」的標語牌時，阿格紐宣稱他是無罪的，並攻擊司法部的官員。他大聲喊道：「如被起訴，我就不辭職!如被起訴，我就不辭職!」 我接黑格的電話之前，剛同羅斯·伍茲談過話。羅斯那天來得較早，為的是要開始將特別檢察官索要的錄音帶上的談話內容用打字機打下來。 我已開始預感到，上訴法院會作出對我們不利的裁決。我要打破由進行法院鬥爭而引起的癱瘓狀態。我開始考慮，與其將案件上訴至最高法院，還不如來個折中辦法：刪去有關國家安全問題的討論和與水門事件無關的其他問題後，將特別檢察官和水門事件委員會票傳的錄音帶以書面摘要的形式交出。 我要羅斯很快地聽一遍被票傳的錄音帶，給我們摘出談話的要點，無須花時間把全文都打出來。她打字打得很快，所以我認為她只需花兩三天就能完成全部工作。但是她發現錄音帶的質量很糟，聲音難辨，所以她不得不一句一句地核對，為了弄清一些詞句，每段要聽好幾遍。她花了幾個小時才打完第一盤錄音帶的一小部分。 我拿耳機自己聽。起初我所聽到的是一片混亂。我將錄音帶倒回去重聽，才慢慢地聽出幾個詞來，但杯子碰撞聲和手擊桌子聲經常將整段談話錄音蓋住。6月，我聽過同約翰·迪安的談話錄音，幾乎全是在橢圓形辦公室里的談話，約翰·迪安那毫無抑揚頓挫的平淡聲音聽得很清楚。我沒有想到其他錄音帶的質量會不一樣。不過在行政辦公大樓的辦公室，由於話筒的位置和座位的安排不同、房間的形狀以及拱形天花板的高度，顯然產生了完全不同的音響效果。我也沒有想到過聽懂像埃利希曼那樣的聲調會有什麼困難。 史蒂夫·布爾是白宮辦公廳的一個助理人員，他和羅斯一同到戴維營來，以協助她從錄音帶上找出被票傳的談話錄音部分，並在錄音帶上幫她做記號。布爾在特別檢察官的傳票上碰到有一處不明確的地方。票傳索取的是「1972年6月20日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大約時間）在總統的行政辦公大樓辦公室舉行的會議（錄音），參加者包括理察·尼克森、約翰·埃利希曼和H. R.霍爾德曼」,但布爾在工作記錄簿中找不到這次會議，只有一次單獨同埃利希曼進行的談話，時間是從上午10時25分至11時20分，接著有一次單獨同霍爾德曼進行的談話。布爾打電話給黑格，問這怎麼辦。黑格找巴茲哈特談，然後回電話說，據巴茲哈特講，票傳的只是埃利希曼的談話，不包括隨後與霍爾德曼的談話。 到星期天晚上，我們回到華盛頓時，羅斯已用「桑尼牌」磁帶錄音機和一台打字機工作了29小時，但同埃利希曼的第一次談話都還沒有打完。 10月1日星期一上午，我同齊格勒、黑格、萊爾德和基辛格會面，接著會見了歐洲共同體委員會主席一小時，然後參加了軍官晉級儀式和議案簽字儀式。我正在行政辦公大樓的辦公室，這時羅斯帶著焦急的神情走進來。 她說，她認為她可能把6月20日錄音帶上的霍爾德曼那部分洗掉了一點。我有一陣子以為她一定是指與埃利希曼的談話，因為據我所知她一直在搞那一盤錄音帶。當我發現她指的是與霍爾德曼的談話之後，我就叫她放心，並告訴她，既然沒有票傳與霍爾德曼的談話，那就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了。 她說了一下情況。原來特工人員應斯蒂夫·布爾的要求，那天上午給了她一台新的磁帶錄音機。這是一台「尤赫5000型」錄音機，過去她從未用過。與她在戴維營用的那台用手工操作的「桑尼牌」不同，「尤赫牌」有腳踏的控制鍵鈕，使她打字時可以不必從打字機到錄音機來回不斷換位置，這就大大加快了工作速度。她用這台新機器，大約只用了半個小時，就找到了很像是埃利希曼談話的結尾。她讓錄音帶再繼續往下放，以肯定埃利希曼確已離開房間。接著她聽到霍爾德曼在談日程問題——聽到他說關於內華達州伊利的事——此時電話鈴響了，她轉身去接電話。接完電話之後，她又回來聽錄音。結果她只聽到刺耳的嗡嗡聲，她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她說在聽到談伊利後，就沒有聽到談話的聲音了。她猜想，她接了大約四五分鐘的電話。 我請黑格進來，把這件事告訴了他。接著我們又同巴茲哈特進行了核實，查清楚我是對的，即沒有票傳索取霍爾德曼的談話。由於巴茲哈特證實了這一點，因此這件偶然發生的怪事看來並不構成什麼問題。那是個繁忙的上午，我和黑格開車圍著華盛頓轉了很長時間，談我心裡想著的最迫切的問題：阿格紐問題怎麼辦。與此相比，那段沒有被票傳的錄音帶被洗掉了幾分鐘的事似乎不值得再去想了。 在10月3日記者招待會上，我對阿格紐的問題不得不在語言上再次走一番鋼絲。我最初為他辯護，強烈要求不要在報上審問他，給他定罪。但當有人問道，阿格紐說這次事件是一種帶有政治性質的調查，這話是否屬實，我回答說，我所聽到的只是證人可能說些什麼，不過指控的罪狀是嚴重的。 我在舉行記者招待會後，即動身赴佛羅里達度周末。我請巴茲哈特與我同行。那天下午他接到朱達·貝斯特的電話，說阿格紐願意繼續談判認罪問題。貝斯特坐飛機來到佛羅里達，同巴茲哈特會面，一直談到深夜。早些時候貝斯特向巴茲哈特指出，阿格紐只差幾個月就有資格退休並可領聯邦政府的養老金了。他問是否可以想個什麼辦法，讓他有個顧問的職位使他繼續領政府的薪金，直到可享受養老金時為止。我告訴巴茲哈特現在我們還不能這麼做。阿格紐還問，他是否能繼續享受一段時期特工人員的保護，並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的前途表示關切。我答應將予以照顧，特工人員將繼續做保衛他的工作，對他手下的工作人員我們也將盡力給安排工作。 約定巴茲哈特於10月6日星期六打電話給理查森，安排重開談判。 1973年10月 同日星期六上午，我們接到我國駐以色列大使肯·基廷的電報，報告果爾達·梅厄剛才告訴他敘利亞和埃及準備馬上發動戰爭。以色列即將受到兩面夾攻：敘利亞人從北面戈蘭高地進攻，埃及人從南面西奈半島進攻。 即將進攻以色列的消息，完全出乎我們所料。近至前一天，中央情報局還報告說中東不大像要發生戰爭的樣子，並說最近在埃及境內進行大規模、不尋常的軍隊調動，乃是一年一度的軍事演習，不必顧慮。中央情報局將敘利亞引人注目地加劇軍事活動，同樣說成是一種防範性的行動，原因是以色列最近曾擊落三架敘利亞的噴氣機。 我對於我國情報工作做得這麼差感到失望，對以色列情報工作的失敗也大吃一驚。他們的情報工作是屬於世界第一流的，但這次也疏忽大意了。自1948年以來，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在投入戰爭前夕，軍事設施沒有部署好，後備部隊也沒有處於一級戰備狀態。這一天又是猶太教的贖罪日——是猶太人一年中最神聖的節日，大多數以色列人，包括許多軍人都要回家與家人團聚或到猶太教堂祈禱。這是一年當中以色列人最缺少準備的一天。 戰爭將再一次降禍於這個多事地區已是很不幸的事，但還有個更加令人煩惱的問號，即蘇聯究竟起了什麼作用。我簡直難以相信，埃及人和敘利亞人竟會在蘇聯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如果不是直接受到他們的慫恿的話——就採取行動。 在戰鬥實際開始之前幾小時，基辛格分別同以色列人、埃及人和蘇聯人進行接觸，看看戰爭是否可以制止。但為時已晚。就在那天早晨8時，敘利亞人從北面進攻以色列，埃及人則從南面進攻。 到第一天戰鬥結束時，埃及人已越過蘇伊士運河，開始插入西奈半島。在北面，以色列人在戈蘭高地將敘利亞人擊退了，但是和前幾次戰爭不同，他們未能把敘利亞人擊潰。以色列損失慘重。然而梅厄夫人深信，如果以色列人能有三四天時間發動反攻，他們就能扭轉兩線的軍事形勢。戰爭一開始，我們就召開了一次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特別會議，但雙方對進行停火討論都不感興趣。蘇聯反對我們召開安理會特別會議；他們顯然認為阿拉伯人只要有足夠的時間鞏固他們初期取得的勝利，就會在戰場上打贏這場戰爭。法國和英國——均為安理會理事國——則保持一定距離；它們不像我們那樣同以色列有獨特的密切關係；它們知道，這場衝突會影響到阿拉伯的石油。 就美國的立場而言，我看不出有必要試圖強行通過外交談判實行停火，因為雙方均不願意遵守，而且也不能期望他們會遵守。最好等到戰爭打到雙方在軍事上誰也不占決定性優勢的時候。儘管以色列的鷹派有很大的懷疑，我仍相信只有在戰場上相持不下時，才有可以進行有效談判的基礎。任何均勢——即使只是雙方筋疲力盡的均勢——都能使雙方易於達成一項可行的解決方案。因此我確信，一定不要用我們的影響去促成停火，因為這種停火會使雙方處於不平衡的狀態，從而求得永久性解決辦法的談判永遠也無法開始。我同時也擔心，如果阿拉伯人在這次戰爭中開始失利，那麼蘇聯領導人就會覺得他們不能袖手旁觀，眼看他們的盟國再遭受一次像在1967年那樣丟臉的失敗。 就與埃及人的關係而言，我們的處境特別微妙。1973年2月開始，我們抱著要建立更好的關係的目的，同他們有過一系列的私下接觸。雖然在這場衝突中，以色列是侵略的受害者，我們必須將以色列的利益放在首位，但我希望，我們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時，不與埃及人、敘利亞人以及其他阿拉伯國家造成無可挽回的破裂。我們還必須使蘇聯人不要進行任何干涉，以免與我們形成對抗。比一切軍事複雜因素更危險的是阿拉伯人宣布石油禁運，企圖以此對我們施加經濟壓力。 這次意外的戰爭所造成變化多端的形勢實在來得不是時候，因為此時國內形勢恰又處在空前複雜的時刻。阿格紐開始為他的認罪交換從寬處理進行最後談判，這次談判終將導致他的辭職，而我則面臨一項挑選副總統繼任人的任務。輿論界每天都利用水門事件攻擊我們，而我們才剛剛開始檢查那些錄音帶，準備在上訴法院一旦駁回——這雖不幸但又很可能發生——我們的上訴之後與特別檢察官達成妥協。同時國會正在運用其權力，通過一項影響深遠的限制總統戰爭權力的法案。所有這些令人焦慮的事在今後兩個星期都交織在一起。一個地區的危機好像剛平靜下來，另一地區的危機又出現了，結果所有危機在我們接近核戰爭邊緣的時候同時達到了高潮。 到「贖罪日」戰爭的第三天結束時很清楚，以色列人對他們速戰速勝的能力已顯得過於自信了。初戰對他們不利。同整個1967年戰爭傷亡不到700人相比，他們已傷亡1000人，坦克部隊損失將近1/3。到10月9日星期二，戰爭的第四天，我們可以看到，以色列若要繼續打下去，我們就必須向他們提供飛機和軍火來補償他們在戰爭初期的損失。對於下一步我們必須怎麼辦的問題，我已絕對有數，也毫不遲疑。我會見了基辛格，要他轉告以色列，我們將補充他們的一切損失，並請基辛格擬出這樣做的後勤支持計劃。 下午6時，斯蒂夫·布爾走了進來，告訴我下一個約會。他說：「總統先生，副總統到了。」阿格紐跟在後面走進來。他來正式通知我我已知道的事：他已決定辭職。 我們握手後在壁爐前的椅子上坐下來。我先開口，說我知道他作此決定時是很不容易的。我知道他從本性上說，簡直寧可從不利地位進行鬥爭而失去一切，也不願意同敵手妥協，換取不致坐牢的保證。我對他說，我對他艱苦地參加1968年、1970年和1972年競選運動以及他完成我所交給他的任務的獻身精神表示讚賞。我詢問他的夫人和家庭的情況，我理解這對他們來說是很痛苦的。 他對於曾擔任過州長的那些議員們的虛偽性，感到特別痛心。他一再表示相信，其他州的大多數州長也都做過馬里蘭州盛行的那些做法。他強調他總是根據包工的優劣來批合同的；他認為他接受的金額甚小，任何通情達理的批評家都不會說這點錢能影響他作出違反公眾利益的決定。他說他看不出他的所作所為有什麼不合乎道德的地方。 他提到幾個月以後，他願意到國外擔任工作；他認為對他特別合適的是個遠東國家，也許是日本。他說如果我能向哪一個公司說合，聘他做個法律顧問之類的事，他將非常感激。我說我如有能助他一臂之力的機會，我一定效勞。他還說他推測國內收入署以後也不會讓他安生的。他沉痛地說：「你知道，他們連我買領帶花了多少錢都要登記上。」 我們談完後，我握住他的手，希望他保重。我說他可以永遠指望我是他的朋友。 次日，阿格紐走進巴爾的摩聯邦法院，宣布他對故意未報收入稅這一款不進行辯護，並宣布辭去副總統職務。 法官判他緩刑三年，罰款1萬美元。 特德·阿格紐的辭職除了對國家來說是個悲劇以外，對他本人及其家屬來說也是個悲劇，10月10日，他辭職那天，我給他寫信說道： 你，作為副總統，以大無畏和光明磊落的精神，致力於解決當代巨大的問題。你的強烈的愛國心和你致力於全國人民福利的高度獻身精神，對於與你共事過的人以及全國千百萬的人，都是巨大的鼓舞。 我為整個事件的發展深感悲哀；我希望你和你的家屬在未來的歲月中，由於對你在副總統任內為國貢獻力量仍當之無愧地感到自豪，從而得到精神的支持。 10月10日上午，我同國會共和黨和民主黨領袖會面。我對他們說，我們的目的是獲得和平，但不能失去我們在阿拉伯和以色列雙方營壘中逐漸獲得的支持。我們到目前為止是成功的，雙方都感到我們沒有背棄他們。我們當中沒有人，甚至連最親以色列的人也並不熱衷於將來打一場美國可能參與的中東戰爭。邁克·曼斯菲爾德說：「總統先生，我們不想再打越南戰爭了。」 一位國會領袖憂慮地問道：「以色列是不是要吃敗仗了?」 我答道：「不。我們不會讓以色列一敗塗地的。」 那天上午稍晚，正是阿格紐到巴爾的摩法庭上提出他認罪的時候，以色列大使到白宮來遞交了一封果爾達·梅厄的信。她寫道： 今日清晨，我獲悉你決定向我們保證立即提供美國物資。你的決定對我們的戰鬥力將產生巨大的有益影響。我知道在以色列亟須幫助之際，我可以轉向你，指望你的深切同情和諒解。 我們正在以寡敵眾，但是我們滿懷信心，我們終將獲得勝利。勝利後，我們將把你銘記在心。 我幾乎每小時都要向基辛格查詢我們對以色列的供應工作做得如何。所得的報告卻是情況不妙。 他說：「國防部設置重重障礙。」詹姆斯·施萊辛格顯然關心的是不得罪阿拉伯人，因此不想讓以色列航空公司運輸機在美國軍事基地降落。基辛格終於說服他放寬尺度，飛機先在紐約停留，將機尾的標記塗去。我同意，不要無緣無故得罪阿拉伯人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現在接到報告說，蘇聯正在大規模地空運武器和軍需品給敘利亞和埃及，報告還說，蘇聯有三個空降師已處於戒備狀態。阿拉伯人顯然企圖鞏固他們在軍事上取得的初步勝利。當我們正在用噴漆塗掉「大衛之星」標誌時，以色列卻由於缺乏武器而打敗仗，這簡直是不可設想的事。我對基辛格說：「告訴施萊辛格要抓緊辦。」 我們又接獲情報說，我們堅強的盟友海珊國王已決定派一小支軍隊與敘利亞軍並肩作戰。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將軍（接替黑格任基辛格的副手）召見以色列大使，表示我們希望以色列不要進攻約旦，不要擴大戰爭。 在中東危機日益發展期間，我不得不將注意力轉到物色副總統的新人選上。 有好幾位議員到白宮來同我談此問題。許多民主黨議員對一個能力強的共和黨人突然被提拔到全國突出的職位的前景表示憂慮，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在1976年不能再參加競選，我的副總統如被提名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他就會處於很有利的在職地位。抱有較大黨派偏見的民主黨人已大張旗鼓地提出要求：我不得任命擬在1976年競選總統的任何人；他們只想要一個看守副總統，填補阿格紐未當滿的任期而已。 邁克·曼斯菲爾德特別起勁地敦促我選一個看守副總統。他自己挑選的是肯塔基州參議員約翰·謝爾曼·庫珀和比爾·羅傑斯。他說提名康納利、洛克菲勒或里根會在國會遭到非常強烈的反對。這是一個信號，而且我相信他也有意如此：如果我在這些活動力很強的總統競爭者中進行提名，民主黨人則將憑黨派利益行事。我說首要標準是必須能勝任這項工作。我故意提出傑里·福特為例。曼斯菲爾德點燃了菸斗，深深抽了幾口，未加評論。 我請共和黨領袖們按優先選擇的順序列出推薦副總統人選名單，交給羅斯·伍茲。10月11日下午我動身去戴維營，帶了羅斯整理的一大堆推薦材料和宣布人選的講話稿。講話稿的結尾，根據我的指示，準備了四個不同的候選者——約翰·康納利、納爾遜·洛克菲勒、羅納德·里根和傑里·福特。 綜合全國各階層和國會、內閣及白宮班子被徵求意見的高級黨派領袖近400名的意見，其中洛克菲勒和里根實際上同列首位，康納利名列第三，福特名列第四。然而，國會議員們首先選中的卻是福特，而我所提名的人是必須得到議員們的贊同才行的。 約翰·康納利一直是我自己挑選的第一號對象。早在10月6日，我就請黑格打電話給他，問他如果提他的名，他是否會接受這項職務。同時我也想知道，康納利自己對國會批准提名的可能性作何估計。在其後幾天，我們不動聲色地作了一些核對工作，所得報告完全一樣：康納利根本不可能得到國會批准。他會遭到絕大多數民主黨人的反對，他們怕他會是1976年共和黨最強的總統候選人。由於我有水門事件問題要對付，我不能在新的副總統人選上長期捲入大規模的黨派鬥爭活動中去。 我讓黑格再給康納利打電話，告訴他雖然他仍是我選擇的第一號對象，但能否得到國會確認，我極為擔心。他回答說，他也進行了了解，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於是再看其他選擇對象。我斷定，提名洛克菲勒或里根都會使共和黨來個大分裂，大打其派仗；雖然國會確認問題可能不太大，但派仗留下的創傷則可能到1976年還不能痊癒。這樣就只剩下傑里·福特一人了。 我開始物色副總統新人選時就定下了四條標準：有擔任總統的條件，與我思想上相近，忠誠，有可能得到國會的確認。我覺得，如果我由於某種原因不能當滿我的任期，那麼傑里·福特是能勝任總統的；我知道他對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觀點同我的觀點極為接近；他善於與人共事；同時毫無疑問，他又是最容易得到確認的。 10月12日星期五一早，我回到白宮，將我的決定告知黑格。我們唯一另外通知的人就是康納利。他當即表示同意，說在當時情況下福特是合適的人選。我不知康納利可否記得，我有一次曾將1972年我同傑里·福特的談話內容告訴過他。福特那時對我說，照他看，康納利是1976年的合適候選人。 那天上午稍晚時候，黑格臉色憂鬱，帶來消息說：上訴法院以五對二裁決錄音帶一案，我們敗訴。現在我們只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決定我們是否要將該裁決上訴最高法院。 休·斯科特和傑里·福特來談關於以後幾天國會的日程問題。關於副總統職位的決定，我絲毫沒有透露。據某些記者報道，福特一直希望在這次來訪中能獲悉他將被提名為副總統。當我聽到新聞報道說他離開白宮時顯得垂頭喪氣時，我覺得很好笑。 那天下午我獲悉為以色列補充軍事裝備的計劃遭到嚴重阻礙。因為以色列是戰區，沒有一個保險公司願冒風險為包租飛到那兒去的私營飛機保險。為了設法繞過保險問題，我們向五角大樓提出動用部分國民後備空軍部隊的想法。同時也考慮將軍需品空運至亞速爾群島，再轉運到以色列。經過多次討論後，我們終於說服葡萄牙政府勉為其難地同意了此項計劃。與此同時，蘇聯的空運在大規模進行；以色列彈藥奇缺的情況日益嚴重，我斷定不能再拖延下去，於是決定若屬必要，就得動用美國軍用飛機，將軍需品運到以色列。我讓基辛格將我的決定轉達給五角大樓，要他們擬出一項計劃。他告訴我，五角大樓建議我們只派三架C-5A型軍用運輸機去以色列，我聽後大為震驚。他們的理由是派少量飛機去，在埃及人、敘利亞人（也包括蘇聯人）中間引起的麻煩會少一些。我的反應是，派三架飛機和派30架飛機同樣會遭到猛烈的攻擊。 我打電話給施萊辛格，告訴他我理解他的擔憂，對他的謹慎從事表示讚賞。我向他保證說，我深知我所作決定的嚴重性，假如結果是我們同阿拉伯人從此疏遠，我們的石油供應中斷，我個人將承擔全部責任。我說，我們如果搞不到私營飛機，就應動用我們自己的軍用運輸機。我對他說：「不論我們用哪種辦法，你必須讓飛機馬上起飛。」 當我獲悉五角大樓內部對使用哪種飛機進行空運又有爭執時，我感到非常生氣。我對基辛格說：「他媽的!把我們手頭有的飛機都用上。告訴他們，凡是能飛的都派去。」 10月12日星期五晚上剛過7點，我叫黑格打電話到傑里·福特家裡，告訴他我選擇他當副總統，並問他是否打算接受。福特問我們是否可以另撥一個號碼，使他的妻子貝蒂能同時在分機上聽這次談話。 我同傑里和貝蒂打完電話後，回到官邸，將此消息告知帕特。她說：「很好。我猜到了。」 那天晚上9時，我在白宮東廳舉行的電視儀式上宣布了這個決定。後來全家都來與我共同進餐。我剛吃完一小塊牛排，黑格就來同我商討傍晚蘇聯送交白宮的最新信件。 信件說他們聽到我們正在向以色列供應炸彈、空對空導彈、飛機和坦克。他們說他們也聽到傳聞，說將有150名美國空軍駕駛員裝成遊客前往以色列。信件中沒有進行威脅，但語氣逼人，其意圖頗為明顯。當然信件不會提到蘇聯進行大規模空運的事。據估計，當時蘇聯每天供給敘利亞和埃及的武器及物資達700噸。 這個信件未免來得太快了。蘇聯草擬信件時，我們對以色列的空運尚未開始，但到了第二天，10月13日星期六下午3時30分，30架C-130型運輸機已在飛往以色列的途中。 到星期二，我們每天運去1000噸。以後數周美機飛行任務達550架次以上，其規模比1948年至1949年的柏林空運還要大。我還下令增撥10架鬼怪式噴氣機給以色列。 事實上，以色列已憑自己的力量開始扭轉戰局。現在由於有了我們新運去的裝備，他們已能一直推進到大馬士革郊外，並即將對西奈半島的埃軍形成包圍圈。 直到星期六上午我才有時間過目上訴法院的裁決；它對特別檢察官為索取九盤錄音帶起訴一案，裁決我們敗訴。 在某種意義上說，這裁決是一個勝利，因為法院接受了我們的論點，即全面索取政府的所有討論記錄將使政府無法工作。但大多數人的意見是，這裁決應被看作是一種「不尋常而有限度的」要總統交出物證的要求。但是這樣一種勝利充其量也是相對的，因為多數法官否定了我們的論點：只有總統才能決定這種材料是否享有特權。他們自己反倒僭取了這種權力。 這項裁決對我個人是一個沉重打擊（雖然我對此是有所準備的），正如我為了同黑格和齊格勒進行的討論所作的札記中寫的那樣： 我們不應哄騙自己；我們必須正視這些事實。 在我們的8月15日聲明發表後，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支持我們的占38%；自那以後，我們於8月22日和9月5日舉行了記者招待會，還對內政外交方面具有新聞價值的大事做了許多累壞人的工作。我們從國會中一些朋友那兒聽到國會的情緒較好；歐文在公眾心目中的威望已下降；新聞報道也較之前公允些了。 然而蓋洛普民意測驗和哈里斯民意測驗表明對我們的支持均有所下降，蓋洛普民意測驗從38%降至32%，哈里斯民意測驗贊成我辭職的人占比增至31%，反對的占56%。 問題在於：我們是不是正視現實?雖然我個人特別在過去一個月作了很大的努力，我們在同輿論界做鬥爭中是不是仍在節節失利?公眾的態度可能會強硬到我們無法使之改變的地步，我們對此事實正視了嗎? 情況令人難以忍受。我們一周接一周、一月接一月地消耗精力，陷入圈套，被弄得癱瘓無力。歐文委員會繼續不斷地走漏消息，進行指控。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辭職已四個半月，考克斯被任命也已四個月了，但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調查在曠日持久地搞下去。儘管總統只能受到彈劾，但不斷傳聞考克斯要對我進行起訴。國會和我的工作班子中強硬的保守派早已感到考克斯必須離職，理由是他不但建立了一個自由派小天地，還變成了寄生蟲，危險地月復一月地蛀食著行政部門。免他的職看來是使政府擺脫這條藏在我們懷裡的充滿黨派成見的毒蛇的唯一辦法。不管我們是否決定對這一具體的錄音帶案件上訴至最高法院，我知道要不了幾天考克斯又會來要更多的錄音帶，然後要了還要。 這項裁決作出的時機是再糟糕也沒有了：我們正處於中東發生重大的世界性危機之中；副總統辭職使國內受到重創。但是任何這類考慮同此項裁決強加於我們的日程表相比，都變成了枝節問題。在星期五子夜之前，我們必須作出決定：同意裁決，還是進一步提出上訴。 任命特別檢察官已經是一個重大的錯誤，要補救這個錯誤，我知道是困難的，是要付出很高的代價的。假若能在錄音帶問題上達成一項可接受的妥協的話，我就決定免去考克斯的職務，將水門事件調查工作交回司法部；司法部早在好幾個月以前就被認為完成了工作的90%，而且該部的調查人員和考克斯及其工作人員不同，他們不必為鞏固自己的地位操心。 我們在9月底探討只提交傳票索取的錄音帶摘要，而不提交錄音全文的想法時，曾想物色一個能負責核實錄音帶的局外人。弗雷德·巴茲哈特建議密西西比州參議員約翰·斯坦尼斯。斯坦尼斯是個民主黨人，參議院社會準則和行為特別委員會主席，前任法官，由於他為人公正和誠實，是國會中受到兩黨成員尊敬的少數人之一。我們覺得，交出錄音帶摘要並不等於在樹立先例這個關鍵性問題上妥協讓步。 10月14日星期日，在白宮做禮拜後，我和斯坦尼斯談了幾分鐘，並問到他是否可對幾盤錄音帶摘要核實一下。他覺得可以幹這項工作。 第二天是10月15日星期一，黑格請來了埃利奧特·理查森。考克斯在職位上講是理查森的下級，因此應該由理查森來免去考克斯的職務。然而理查森是個未知數。第一次票傳索取錄音帶時，他公開承認我拒不交出錄音帶是有憲法根據的；但他在認可他的任命的聽證會上又答應過，除非考克斯有「特別不正當的行為」，否則不能將他免職。理查森可能覺得，如果他免了考克斯的職，他會由於未遵守對參議院許下的諾言也不得不辭職。黑格在他們會面後，證實這的確是理查森的想法。此外，我認為誰也不能忽視一個現實情況，即考克斯已成為水門事件的一名英雄了。 理查森辭職是我們要不惜任何代價力求避免的事。我和黑格向他提出一項妥協方案：我們並不堅持要免考克斯的職，但我們要把斯坦尼斯計劃執行下去。我仍決定我們同考克斯的妥協到此為止。黑格將此事告訴了理查森，得到回話說，理查森覺得這計劃很好，也很合理，而且認為斯坦尼斯是做這項工作最理想的人選。黑格還說，他得到理查森的保證：考克斯如拒不接受斯坦尼斯妥協方案，理查森即會在必然要發生的爭論中支持我。黑格說理查森相信不會有問題，考克斯是他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導師，後來他和考克斯一直友好相處，所以考克斯會同意這項妥協方案的。 星期一，黑格和巴茲哈特去看斯坦尼斯，把工作安排落實下來。斯坦尼斯將逐行核實我們交出的第三人稱錄音帶摘要，並證實我對與本題無關或涉及國家安全問題的材料進行刪節是適當的。我們還決定將核實過的錄音帶摘要提交給歐文和貝克轉水門事件委員會。 10月17日，我在橢圓形辦公室會見了阿拉伯國家的四位外長。後來沙烏地阿拉伯外交大臣對記者說：「我們認為，能夠解決越南戰爭並能在全世界維持和平秩序的這個人，一定也不難在使我們中東地區穩定並獲得和平方面發揮良好作用。」 10月18日星期四晚上8點45分，我們獲悉蘇聯打算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一項中東停火聯合提案。以色列的戰果，加上我們的軍需空運，已證明阿拉伯人及其蘇聯保護人受不住了。蘇聯提出的決議以下列三項原則為基礎：就地停火；以色列軍立即撤至聯合國第242號決議中所說的邊界——換句話說，就是撤至1967年以前的邊界；開始進行磋商簽訂一項和平協定。 這些條件反映出人們所熟知的蘇聯一貫主張：硬要以色列人在和平磋商尚未開始之前，就得先放棄他們在1967年戰爭中所獲得的領土。這種要求完全是不現實的，因為以色列人不僅把這片領土看作談判的籌碼，而且認為在目前的環境下這片領土對他們國家的安全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最近以色列在戰場上取得的節節勝利又給他們在軍事上帶來了決定性的好處，所以他們根本不可能接受這些就好像阿拉伯人是勝利者所強加給他們的條件。 我的答覆並沒有使我們在接受蘇聯建議方面承擔任何義務，但強調繼續保持聯繫的重要性。我說除非中東實現了和平，而且我們兩國都起了作用，否則我們的緩和是不全面的。 與此同時，黑格報告說，理查森同考克斯會談後未能說服他同意妥協，考克斯不願意接受斯坦尼斯的核實。理查森對黑格說，考克斯對斯坦尼斯是何許人——他的人品——一無所知，這隻有華盛頓了解內情的人才知道。不僅如此，考克斯還要求具體保證日後他可任意調閱白宮一切文件和錄音帶。黑格說，連理查森都認為這是毫無道理的。這時，我就更加覺得非免去考克斯的職不可了。 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即10月18日和19日兩天，理查森同黑格、賴特、加門特和巴茲哈特一連見了兩次面。黑格對我說，理查森曾建議一項不免去考克斯職務的變通辦法，即在考克斯周圍設置許多他所謂的「防線」。特別檢察官作為行政部門的組成部分，必須服從他的上級的命令。「防線」可包括一條命令，不准他進一步提出索取總統文件的要求。同時我們就可以採用斯坦尼斯妥協方案，繞過考克斯，把錄音文本送交法院和歐文委員會。 黑格告訴我，我們的律師分析了考克斯對理查森所提建議可能產生的反應，並斷定他可能有三種選擇：他可能接受斯坦尼斯妥協方案，也可能只是拒絕而無其他舉動，也可能表示拒絕之後就辭職。據黑格說，大家都確信，考克斯如果不接受斯坦尼斯妥協方案，就會辭職表示抗議；這樣一來就不會發生任何使理查森難辦的問題了。 10月19日，我們正在想確定一項應付考克斯最好的辦法時，接到了勃列日涅夫的來函。他說中東局勢越來越危險；既然美國和蘇聯都不願看到我們的關係受到損害，我們雙方就應盡最大努力使中東事態不致變得更加危險。他建議基辛格到莫斯科去直接談判。 我們已到了戰爭的緊急關頭。以色列軍正在戰場上擊敗阿拉伯軍隊，以後幾天內蘇聯就會決定他們下一步怎麼辦。那天下午我向國會申請給以色列22億美元的緊急援助。10月17日，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投票決定減少原油產量。我申請援助以色列幾天後，阿布達比、利比亞、沙烏地阿拉伯、阿爾及利亞和科威特決定對美國進行全面石油禁運。儘管這樣，我也還覺得在如此危急的時刻一定不能少給以色列援助。 10月19日下午晚些時候，黑格跟我說，理查森對於我們計劃對付考克斯的某幾點表示了黑格稱之為「溫和的」不滿。黑格說：「問題不大。」 下午5時25分，薩姆·歐文和霍華德·貝克來到我的辦公室。他們原來已分別前往紐奧良和芝加哥了，後來是用空軍噴氣機把他們接到華盛頓來的。我告訴他們關於斯坦尼斯妥協方案時，他們兩人看來都感到高興和寬慰。 歐文在會見中彬彬有禮。會見結束時，我對他說，我對7月在電話交談中對他態度生硬表示遺憾。他說他當時不知我在生病，因此根本不用向他道歉。貝克和歐文同意斯坦尼斯妥協方案後，黑格隨即通知白宮工作人員、內閣閣員和傑里·福特。所有人都為此消息而歡欣鼓舞。 後來有人對我說，布賴斯·哈洛協助黑格打電話給內閣閣員時，錯誤地連名帶姓地稱呼了埃利奧特·理查森。哈洛馬上道了歉，但理查森仍怒氣沖沖地回答：「我從未受到這樣輕慢的對待。」哈洛將此事告知黑格，黑格立即打電話給理查森，說他聽到理查森對哈洛說的話感到驚訝。理查森馬上表示抱歉，並對黑格說，他當時感到非常疲乏，又喝了酒，還說現在情況看來好多了。 那天晚上8時15分，我發表聲明宣布斯坦尼斯妥協方案。我一開頭就提到當時極為微妙的世界形勢： 在此危急之際，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有採取行動的能力——要能控制事態，而不是被事態弄得軟弱無力，不知所措。在國內，水門事件已含有黨派政爭的味道。同時，國際社會上有些人想要利用我國國內由於水門事件而造成的困難，對美國是否有團結一致和堅定的決心來抗擊國外的挑戰可能作出錯誤的解讀。 然後我闡明了斯坦尼斯妥協方案，並說經過核實的錄音摘要將送交賽里卡法官和歐文委員會。我說完這點後，就對考克斯宣布命令，停止他對水門事件進行的不正當的調查活動。 雖然我不想侵犯特別檢察官的獨立性，但我覺得有必要命令他，作為行政部門的雇員不得再按司法程序索取總統談話的錄音帶、筆記和備忘錄。我認為即將提交法院的文件足以滿足特別檢察官的合法要求，他也可以對那些可能犯了罪的人進行控告。而且我相信我今天採取這些行動之後，美國即可免遭錄音帶所引起的猶豫不決和訟爭不停的痛苦了。 國會和公眾對斯坦尼斯妥協方案的初步反應是良好的。國會兩黨議員們均對斯坦尼斯表示信任。戴維·布羅德寫了一篇專欄文章，稱他是擔任該項工作最合適的人選。 我立即同意了勃列日涅夫的建議：基辛格到莫斯科去直接談判中東問題。10月19日子夜，在基辛格正要動身去莫斯科之前，我打電話給他討論他的莫斯科之行。 10月20日星期六，即第二天上午，我發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給勃列日涅夫。我特意附了一張手寫的便條，緩和一下信件中的強硬用詞，便條上寫著我和帕特向他和勃列日涅夫夫人致以最良好的問候。我知道，勃列日涅夫會理解我這樣做的含義：假若他願意支持認真的和平努力的話，那我就不會認為蘇聯的空運影響了我們之間的個人關係或是偏離了緩和的道路。 基辛格到達莫斯科不久，就給我發來勃列日涅夫的信，對我在信中所表達的感情作了回應，並附來同樣手寫的附言：「勃列日涅夫夫人對所致問候表示感謝，她也和我一起向你和尼克森夫人致以個人的問候。」 星期六中午一過，考克斯就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他以一個謙虛的甚至感到糊塗的教授的神情說：「我當然不是要來搞美國總統的。用俗話來說，我甚至擔心我是否有點太自不量力了，也許我所認為的原則只是虛榮心和名利……要處在這種地位的我來說一聲，我用不著美國總統來告訴我該怎麼幹，這真是有點使人尷尬。」他說儘管我提出了妥協方案，他還是要繼續要求索取錄音帶。他說他認為除去埃利奧特·理查森外，沒有任何別人能夠對他下達他在法律上非服從不可的命令。 我深深感到我絕不能讓考克斯公然抗拒總統的指示。我想到勃列日涅夫：假若我們正在外交上同他們攤牌時，我還非得聽從我的一個下屬的要求不可，那蘇聯人該怎麼看啊!況且我認為考克斯是故意越權；我覺得他就是要搞我個人，所以我一定要撤掉他。 下午2時剛過，黑格打電話給理查森，要他免除考克斯的職務。理查森說，他不干，並說他要見我，提出辭職。傳聞理查森對別人說，現在他正極力要擺脫他自己與制定斯坦尼斯妥協方案的關係以及與不准考克斯進行非法調查活動的指示的關係。 理查森到達白宮時，黑格請他至少在中東危機尚未解決之前暫不辭職。在此危機期間，又正當基辛格與勃列日涅夫會談之時，理查森提出辭職不僅對蘇聯對於我們的意圖和實力的估計，而且對我國政府內部的紀律都可能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後來我問萊恩·加門特：「如果我都不能使我的司法部部長執行命令，那我還怎麼能將軍火運到以色列去呢?」但理查森就連幾天都不願意等。 4時30分剛過，他被領進橢圓形辦公室，提出了辭呈。這是一次情緒激動的會見。我向他談了他所作的決定的嚴重性以及這種局面可能突然產生的後果。我告訴他，我認為中東局勢以後幾天的發展將會如何嚴重，我又重複了黑格的話，作為個人，請他推遲辭職，以免當我們在國外處在危急關頭的時候，又引起國內危機。他又拒絕了。他對我作為他的好友，使他任職高位表示感謝。 理查森的副手威廉·拉克爾肖斯是接任司法部部長的二號人物。但是他告知我們，他也寧可辭職而不免除考克斯的職務。我擔心會發生一連串這樣的辭職，而且我也不知道何時才了。儘管如此，我仍準備干到底。 司法部的第三把手是司法部副總檢察長羅伯特·博克。他的兩位頂頭上司的辭職使博克的處境極其困難。他不是個「唯命是從的人」。但是儘管他作為個人可能非常反對我免去考克斯職務的決定，但他是研究憲法的學者，他覺得我在憲法上有權這麼做，因而他有責任執行我的命令。他說他將免去阿奇博爾德·考克斯的職務。 10月20日星期六晚8時22分，齊格勒走到白宮新聞發布室宣布解除考克斯的職務，理查森和拉克爾肖斯均已辭職，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的辦公室撤銷，其工作交回司法部。 各電視網在正常節目中插入了緊張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公報。那天晚上晚些時候，全部電視網均有專題報道。評論員和記者均用《聖經》中的語言講話，並用政府發動政變壓制反對派的詞句來描繪那天晚上的事情。全國廣播公司的約翰·錢塞勒是這樣開始廣播的：「今晚我國處於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憲法危機之中……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事件，連我國整個歷史上發生過的最嚴重的事件都不能望其項背……在我記者的生涯中，我從未想到我會宣布這種事。」有的新聞報道稱之為「長刀之夜」，同1934年希特勒對其反對派施行的大清洗進行低級的煽動性的對比。不出24小時，電視和報紙都將此事冠以帶有偏見的短標題「星期六夜晚大屠殺」。 星期一晚上電視網新聞節目由形形色色的國會議員對我進行了19次攻擊；而為我辯護的則只有5次，其中3次是由博克一人進行的。 專欄作家卡爾·羅恩問道：「尼克森總統是發瘋了嗎?」拉爾夫·納德說我的「舉動像個瘋子、暴君或兩者兼而有之」，埃德蒙·馬斯基的評語是「帶有獨裁的味道」。愛德華·甘迺迪評論說，這是「總統不顧後果的冒失行動，而這個總統是既不尊重法律，也不把有良心的人們放在眼裡的」。參議員羅伯特·伯德說，免去考克斯的職務是使用「蓋世太保戰術」的「德國褐衫黨的行動」。《紐約每日新聞》反擊說：「狼群在圍攻尼克森。」《明星報》說：「某些觀察家似乎聽到了軍靴聲，但大部分軍靴聲是他們自己的錯覺造成的。」 到10月23日星期二，國會山有21項彈劾我的動議在各種不同的討論階段進行。過去曾堅決擁護政府的六家報紙現在也要求我辭職。10月30日，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表決自己有發傳票之權，表決情況完全按黨派劃線；11月15日，眾議院投票決定撥款100萬美元開始進行彈劾。 雖然對於撤考克斯的職會有大量不利的反應這一點我是有思想準備的，但實際反應如此之激烈，則使我大吃一驚。我第一次認識到水門事件對整個美國的深刻影響；我突然意識到這問題已深深地傷害了美國民族的感情。當我獲知一些本來是通情達理而且講話負責的人對星期六夜晚事件的反應幾乎是歇斯底里的時候，我又發現從我的角度來看問題的人簡直太少了，美國公眾的頭腦受到了多麼大的損傷啊!由於我對這種情況了解不夠，所以我嚴重地錯誤估計了形勢。但由於我簡直不能容忍考克斯繼續擔任特別檢察官，所以我覺得除了照我現在這麼辦以外，也無其他選擇。 10月21日星期日，基辛格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提出擬議中的停火協定草案。由勃列日涅夫將協定條款通知薩達特和阿薩德，而基辛格則動身去特拉維夫將協定草案交予以色列人。基辛格在途中時，我寫了一封信給梅厄夫人，對沒有更多時間進行磋商表示歉意，並介紹了擬議中協定的條款： 1.就地停火。 2.停火後全面要求貫徹聯合國第242號決議。 3.有關各方舉行談判，以便在中東建立正義的和持久的和平。 這些條款特別引人注目，因為這是蘇聯第一次同意一項要求各方無條件地進行直接談判的決議。這也是他們第一次接受「全面要求」貫徹第242號決議，而不堅持以色列先撤出被占領土作為進一步談判的先決條件。 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均接受了草案的條款——當然熱情不大——10月22日星期一，停火生效。然而，未過幾小時，以色列就指控埃及人違反停火協定，恢復了強大攻勢，對蘇伊士運河東岸埃及第三軍團的2萬人完成了包圍。 基辛格現已回到華盛頓，他接到蘇方來電譴責以色列破壞停火，並通知說薩達特建議，美蘇商定措施保證埃及軍隊和以色列軍隊脫離接觸。20分鐘以後，即10月23日上午11時，我從華盛頓-莫斯科熱線接到勃列日涅夫的急電，雖然電文一開頭是「尊敬的總統先生」，但措辭強硬而冷淡。勃列日涅夫不提埃及的挑釁，指控以色列撕毀停火協議。他催促美國採取堅決行動制止違反停火協定的行為。他無禮地暗指以色列的行動是和我們串通共謀的。 我發了復電，電文說，根據我們所獲的情報，埃及是首先違反停火的一方。我還說，這不是爭論問題的時候。我說我們已堅決要求以色列立即採取步驟停止敵對行動，我敦促勃列日涅夫對埃及方面採取同樣行動。我在復電的結尾說，我和他在上一周末已獲致歷史性的解決方案，我們不允許任何人破壞這個方案。 那天下午我到達戴維營時，勃列日涅夫已發來一封電報說，只要以色列同意，埃及人隨時可以停火。我們發回復電，敦促他迫使敘利亞和埃及一同接受停火。我最後說：「我仍然認為，你們和我們已為和平事業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同日，即10月23日星期二，查爾斯·艾倫·賴特準備出庭，向賽里卡法官宣布我對傳票索取錄音帶的決定。斯坦尼斯妥協方案隨著考克斯被解職已流產了。在賴特動身去法院之前不久，我與他、黑格、加門特和巴茲哈特碰了頭，做出了最後決定。 我可以看出，我們一定要迅速行動，否則就有讓眾議院通過議案對我進行彈劾的危險。這種威脅要求我們交出錄音帶。但同時，我也知道對行政特權的原則和我個人情況來說，如此屈從將意味著什麼。作為第三種選擇，我可以上訴到最高法院去。但這會使最高法院作出甚至具有更大約束力的裁決，而且還很有可能又是敗訴，這就更有損於總統職權和三權分立的原則了。 尚有一些其他考慮：有些議員在暗示，對任命福特的認可要取決於我是否交出錄音帶。最後一點考慮是，我覺得，為了減少蘇聯乘我們國內動亂之際利用中東國際危機的可能性，有必要緩和我國國內的危機。碰頭會上，人人都同意我應交出錄音帶。這是一個使我感到很痛苦的決定。但可以告慰的是這些錄音帶至少可最終證明，迪安在作反對我的證詞中說了謊。那天下午賴特出庭宣布：「總統不蔑視法律。」 10月24日，第二次中東停火生效。但是又有新的令人不安的情報。我們得到情報說，蘇聯七個空降師共5萬人已奉命進入戒備狀態；地中海現有蘇聯艦艇85艘，包括登陸艇和裝載運輸軍隊用的直升機的艦隻。 那天下午，薩達特公開要求勃列日涅夫和我派一支聯合和平部隊到中東去。蘇聯人顯然支持這種主張，把它視為在埃及重建他們軍事力量的機會。通過我國現任駐聯合國大使約翰·斯卡利，我們也聽到傳聞蘇聯人正在策劃讓不結盟國家倡議和支持美蘇派出聯合部隊，不管我們是否願意。 我決定使用我們同埃及新辟的通信線路，給薩達特發了一封措辭直率的電報： 我剛才獲悉可能有一項決議草案會於今晚提交安全理事會，敦促外界的軍隊——包括美國和蘇聯的軍隊——派往中東執行停火協定。我必須奉告你，如果這種決議提交安理會，美國將因以下理由行使否決權： 要調集足夠的外界軍事力量對現在在中東進行戰鬥的各方軍隊形成一種有效的抗衡力量，是不可能的。 如果兩個核大國被要求提供軍隊，則將引起一種極其危險的潛在可能性，即大國在該地區進行直接對抗。 當晚9時，又接到勃列日涅夫的來電。他聲稱得到確切的情報，以色列軍隊正在攻打蘇伊士運河東岸的埃及軍隊。我們知道，這是不確切的；那天前線比較沉寂。勃列日涅夫電報後面顯然隱藏著某種別有用心的動機，我們得等著瞧瞧這動機究竟是什麼。 一小時後，勃列日涅夫又來一份電報。基辛格打電話給多勃雷寧，念電文給他聽，以便確定是否正確無誤，因為自從11年前發生古巴導彈危機以來，這次來電對美蘇關係的威脅也許是最嚴重的了。勃列日涅夫再次斷言，儘管安理會作出了停火決議，以色列則仍在作戰。因此他力主美蘇立即各派一支軍隊到該地區去。他要求立即給予答覆，並說如果我們不同意他建議的聯合行動，蘇方就要考慮單方面行動了。 黑格告訴我此電內容時，我說他和基辛格應在白宮碰頭，制訂計劃，對蘇聯公然威脅要單方面干涉給予堅決回擊。單單在口頭上說說並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需要行動，甚至得來個軍事戒備這樣叫人吃驚的行動。 那天深夜，我又給薩達特拍了電報，概述了蘇聯的建議，並說明為何我覺得進行干涉是不能接受的，正如我在前次電報中已說過的那樣： 假若兩個核大國在貴國土地上這樣相互對峙，我請你要為貴國考慮考慮這樣做的後果。我請你進一步考慮：如果核大國之一的軍隊在埃及的土地上有軍事上的捲入，那我們就不可能保持從11月7日基辛格訪問開羅開始的外交上的主動性。 我們在中東正進入一個新時期。讓我們在此刻不要把它毀掉。 與此同時，基辛格、黑格、施萊辛格、斯考克羅夫特、穆勒和中央情報局局長科爾比於晚上11時在白宮情況室開會。他們一致建議，我們應下令將美國全部常規部隊和核部隊處於戒備狀態。凌晨時刻，我們將此令迅速發至國內和全球的美軍基地、軍事設施和海軍部隊。 在我們肯定蘇聯獲悉戒備的初步跡象後，我發了一封信，通過蘇聯大使館立即轉莫斯科。這是我直接寫給勃列日涅夫的信，在外交辭令之下毫不含糊地寫道： 總書記先生： 我仔細研究了你今晚的來電。我同意你以下的意見：我們對為和平採取聯合行動達成的諒解是具有最大價值的，我們應在此複雜的形勢下實現這種諒解。 然而，我必須告訴你，你建議採取某種具體的聯合行動，即派蘇美部隊到埃及去，在目前情況下是不合時宜的。 我們沒有得到消息說明現在停火遭到大規模的違反…… 在此情況下，我必須將你關於單方面採取行動的建議看作是最令人關切的問題，它會引起不可估量的後果。 事實很清楚，要強制雙方貫徹停火條款所需的部隊是大量的，並需進行最密切的協作，以避免流血。這顯然不僅是不可行的，而且在當前形勢下也是不合時宜的。 我說我打算同意派一些美國和蘇聯的人員到該地區去，但不作為戰鬥部隊，他們可以包括在業已擴充的聯合國部隊里。但甚至這種安排也須遵照有周密規定的方針辦事： 我們的理解是，這是一種非常的臨時措施，其目的只是為了提供有關雙方遵守停火協定條款的足夠情況。假若這就是你派部隊的意圖，我們將予以考慮。 總書記先生，根據我們協定的精神，現在不是單方面採取行動的時候，而是頭腦冷靜地採取協調一致行動的時候。我認為我的建議是符合我們所達成的諒解的文字和精神的，並將保證停火得到迅速的實現…… 然而你必須明白，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單方面行動……正如我以上所述，這種行動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後果，對我們哪一國都不利，而且將使我們花了這樣大的努力才獲得的一切成果化為烏有。 10月25日上午7時15分收到薩達特總統的來電。電文說他理解我們的立場，並將要求聯合國派遣一支國際和平部隊。 8時我會見了黑格和基辛格。不到一小時之後，我向國會兩黨領袖談了最新的事態發展。當我敘述最近幾小時內交換函電的情況時，室內鴉雀無聲。他們臨走時，表示全力支持我的行動和政策，包括下令部隊進入戒備狀態在內。 我們仍在等待勃列日涅夫表明蘇聯態度的回話。就在此時，基辛格舉行了記者招待會。這使美國人民醒來時極為震驚，發現一夜之間我們的武裝部隊已在全世界範圍內處於戒備狀態，而且在基辛格舉行的招待會上，有四個問題專門問到下令軍隊進入戒備的決定是否完全根據軍事方面的情況作出的。有的人甚至轉彎抹角地懷疑這個決定是否完全有道理。一名記者評論道：「正如你們所知道的，今天上午就有人推測美國如此迅速地處於戒備狀態既出於中東外交上的實際需要，也可能出於美國國內的需要。」 基辛格對室內充滿敵意和懷疑的氣氛非常吃驚，他冷若冰霜地答道：「居然有人可以這麼暗示說，美國將部隊處於戒備狀態是由於國內的原因，由此可見我國情況之一斑。我們認為在此刻細談外交換文的情況是不明智的……招待會一結束……我們就會向大家提供材料……我絕對相信大家會明白，作為對國家負責的領導人，總統沒有別的選擇。」後來他在記者招待會上承認，我們正遇到重大的國內危機，但他補充說：「現在該由諸位女士們和先生們來決定是否應在這個時刻也在外交政策方面引起信任危機……不過，現在必須有起碼的信任：美國政府的高級官員並不是在拿美國人民的生命當作兒戲。」 正當基辛格招架這些問題的時候，勃列日涅夫的電報來了。他在短短的幾行電文中宣布即將派70名獨立的「觀察員」到中東去，這和他在上次電報中所說的派部隊去迥然不同。我用同樣的低調子回了他的電報，但就連派獨立的觀察員，我也強烈反對： 我建議此次我們將聯合國觀察團的組成工作交由秘書長裁奪……我認為各個國家沒有必要單獨派觀察人員到該地區去工作。 我對蘇聯在中東危機中所作所為的評價是：它不是緩和失敗的例證，而是說明緩和有其局限性——我對此種局限性一直有很高的警覺。10月25日我在國會兩黨領袖舉行的會議上說：「我從未說過蘇聯人是『好人』，我常說的是我們不應與他們作不必要的對抗。」 蘇聯總是按自己的利益行事，美國也如此。緩和改變不了這種情況。我們能寄希望於緩和者在邊緣地區將對抗減少到最低限度，在重要地區至少能提供可供選擇的可能性。 1973年蘇聯人在中東的力量已有所削弱，他們唯恐再失去他們所剩下的小小立足點。當我們同埃及和阿拉伯國家直接接觸取得越來越大的成效時，蘇聯無疑將加劇對以色列虛張聲勢來彌補其損失。這可能間接地鼓勵了阿拉伯國家，它們狂熱地決心收復被以色列占領的領土，如果蘇聯能從旁協助的話。雖然1974年6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三次高級會議上，我和勃列日涅夫談判時他一味否認，但蘇聯人可能走得更遠，直接唆使阿拉伯人進攻，引誘他們的動人前景是：如果他們能集中很大的優勢兵力奇襲以色列，他們實際上是可以迅速取勝的。蘇聯人可能也會想，美國由於有國內危機，我們對以色列的援助就不會像過去那麼多那麼快了。 任何這樣的美夢均由於以色列在美國空運的支持下進行了反攻而成為泡影。阿拉伯人在六年內第二次喪失了蘇聯供給他們的大部分軍事裝備。此外，在阿以衝突中，美國第一次不僅保持而且大大加強了同阿拉伯國家的關係——甚至是在我們重新向以色列大量供應了裝備的時候。埃及和敘利亞的領導人一旦覺察到現在及至少是在今後幾年內，軍事勝利非他們力所能及，他們就會願意走一走談判的道路了。由於我們精心培育我們與阿拉伯各國之間的關係的新政策，阿拉伯國家領導人，除靠莫斯科外，又有另外一個地方可以依靠了。 有些記者和報刊念念不忘水門事件，繼續暗示說我故意挑起或慫恿了中東危機，以分散大家對水門事件的注意力，並表明我仍能進行領導和採取行動。我注意到這一點，並考慮到關於考克斯被免職的報道，所以10月26日我在記者招待會上正面迎擊了這個問題。我說：「我在27年的政治生活中，從來沒有聽到，也沒有見過這麼荒謬、惡毒、歪曲的報道。然而我也應指出，就在本周還有許多人認為總統患了炮彈震嚇症，不能採取行動了，但總統堅決地為了和平的利益，為了本國的利益採取了行動。我可以向你們保證，不論報界的那些先生們或是其他政界人士掌握哪種炮彈，這些炮彈都影響不了我執行我的任務。」 10月底又有一次熱線換文。勃列日涅夫對他所謂以色列的敵對行動正式表示不滿；他特別提到他們對運給被包圍的埃及第三軍團的食物和醫療用品的處理。他還說最近美國的戒備使他感到驚奇，他抱怨說，這並不有助於緩和緊張局勢。 我在答覆中說，我們將負責協助運輸供應品給埃及第三軍團的傷員。在回答他對我們採取戒備措施的批評時，我引用了他寫過的話，當時他威脅說要採取單方面行動，除非我們參加他的計劃派遣美蘇部隊到中東去。我說：「總書記先生，你的這些話是很認真的，所以我們在華盛頓也得認真對待啊。」 我隨即在11月3日寫了一封信給勃列日涅夫，信中談了尊重防止核戰爭協定中所述原則的重要性：力圖以犧牲另一方來獲得單方面利益的做法，是不符合和平關係和避免對抗的目標的。我又談了以下的事實：世界和平取決於我們兩國的政策和行動——不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 將近三星期以後，勃列日涅夫才復了信。他表示願意把在中東危機以前就停止了的緩和對話重新進行起來。他在信中最後很不尋常地提到與我個人有關的一段話：「我們願意，可以這麼說，以個人的富有人情的方式祝願你能精力充沛而成功地克服各種複雜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原因外人是不易理解的。」 11月初果爾達·梅厄來到華盛頓。我們在橢圓形辦公室會談了一小時，她對我們的空運表示感謝。她說：「當我們最最需要朋友的時刻，你們馬上就來了。你不知道你們的空運對我們的幫助有多麼大啊!」 我說：「我從不相信下點小本錢能對性命攸關的大事起作用。」 我力勸以色列實行合理的克制政策。我提醒她說：「當你處在消耗戰的形勢下，就算你是勝利者也會失敗的。現在以色列必須考慮這個問題：你們正在遵循的政策是否能成功。如果沒有解決問題的辦法，那唯一的政策就只有隨時準備打仗。但這根本不能算是一種政策。」我說她可以作為這樣的領袖留名青史：她建立了一個沒有龐大的軍備預算，也無須每隔五年打一次仗的以色列。 梅厄夫人似乎理解了我所說的這種基本常識。她似乎也讚賞我對緩和的局限性以及蘇聯威脅的性質不抱幻想。她說：「歐洲人談論緩和時，他們目光短淺而且幼稚天真。但是你對你所做的事和你的夥伴究竟是何許人卻是心中十分有數。」 11月5日，基辛格開始對中東作多次的訪問，他先親自引導以色列和埃及，然後又引導以色列和敘利亞走上陌生而又往往是痛苦的道路——和平解決它們之間分歧。美國和埃及經過6年緊張的隔絕狀態後於1973年11月7日恢復了外交關係。 考克斯被免職以後，我原想讓亨利·彼得森及其司法部的工作人員來完成水門事件的調查工作。調查工作本來是由他們開始的，而且也屬於他們的職責範圍。但是事實很明顯，國會已決定還要設一個特別檢察官；同樣明顯的是，我在政治上的處境已無法阻止這件事。 羅伯特·博克任司法部代理部長，開始物色特別檢察官的新人選。幾天後黑格向我匯報，他和博克已商定利昂·賈瓦斯基是做此工作的合適人選。他是休斯敦的名律師，曾任美國律師公會會長，是德克薩斯州著名的民主黨人。黑格已向賈瓦斯基進行試探，賈瓦斯基說，他願意接受此項職務，但要我們同意以下條件：當我們遇到僵持不下的情況時，他能向法院告我，要我提供證據。我同意這項條件，為了向他進一步保證，我們宣布，如未獲得眾議院和參議院多數黨、少數黨領袖以及眾議院和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多數黨、少數黨主要委員一致贊同，他不能被免職。 考克斯被免職十天和我為了擺脫他而在政治上付出很高的代價以後，我又陷入了不得不接受另一名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的境地。但有一大區別：有人對我說，賈瓦斯基不像考克斯，他是公正而客觀的。雖然他作為民主黨人會受到其他民主黨人的壓力而偏袒該黨，但人們要我相信他是尊重總統職權的，因此他不會一味為了博得喝彩和出風頭而發動一系列譁眾取寵的挑戰。黑格說賈瓦斯基承認考克斯所配備的工作人員都是極端反尼克森的，他決心不做他們的俘虜。他告訴黑格，他計劃調進他自己的人，並要把工作人員的活動限於適當的有關範圍。黑格喜歡賈瓦斯基，對他有深刻的印象。黑格告訴我，賈瓦斯基是個很厲害的檢察官，但不是一名黨派門戶之見很深、一心要搞掉我的人。11月1日，我們宣布任命利昂·賈瓦斯基為特別檢察官。 我也需要一位新的司法部部長。迫於理查森辭職所造成的政治局勢，為了使我的提名能獲得批准，我挑選的人一定得是一個不會有人說他對我極端忠誠的人。俄亥俄州參議員威廉·薩克斯比早已被認為是沒有這類問題的一位人士。我父親如果還在世的話，他準會說，他是「像冰上的豬一樣不依附任何人」。他的任命和賈瓦斯基的任命是在同一天宣布的。 挫折和挽回頹勢 9月末，我們最初制定斯坦尼斯妥協方案時，斯蒂夫·布爾要找全票傳的九次錄音談話遇到了困難。我的特工人員將錄音帶編了目，但是那編目系統說得好聽一點是不正規，說得難聽點是雜亂無章。有一次，布爾在一盤錄音帶中終於發現了原來丟失的一段談話錄音，因為原來的標籤標得不對。就拿1972年6月20日我與約翰·米切爾的一次電話談話來說吧，我記得我用的是白宮住宅區的電話，由於那裡沒有錄音設備，所以當然沒有錄上；另一次是1973年4月15日我同約翰·迪安的談話，乾脆連錄音帶都找不著了。 近10月底，在布爾初次尋找錄音帶後約一個月，弗雷德·巴茲哈特自己又尋找了一次。他證實給米切爾的電話是從我的官邸打的，所以從未錄過音。他也證實了為什麼布爾找不著4月15日與迪安談話錄音的原因。 我通常在星期日是不去行政辦公大樓我的辦公室的。4月14日和15日即星期六和星期日，我在行政辦公大樓卻進行了好幾次特別長的談話，這是管監聽錄音系統的特工人員沒有預料到的事。因此星期日下午1時15分我同迪克·克蘭丁斯特剛坐下，那盤錄音帶就所剩不多了。在我們談話期間，有一句話只講到一半時，錄音帶就全用完了，因此4月15日下午和晚上我同霍爾德曼、埃利希曼、彼得森、克蘭丁斯特以及同迪安的談話都沒有錄音。 10月30日，巴茲哈特通知賽里卡傳票的談話有兩次並未錄音。我們欣然同意由一專家小組來調查我們對這兩次情況分別所作的說明是否屬實。我們還提供了4月15日我同約翰·迪安談話時作的筆記和我同他第二天會面的錄音，因為將4月15日的筆記同4月16日的錄音相比較，可表明我們在兩次會上涉及的範圍完全相同。 我確信，只要充分說明與米切爾的電話談話和同約翰·迪安談話的經過及未錄音的原因，真相即可大白。當時我根本不理解公眾在九盤錄音帶問題上已存在迫不及待的情緒；現在我才明白這主要是他們對我的信任已大為降低的結果。 上述消息傳出後立即引起了公憤。第二天輿論界開始報道有關兩盤「失蹤的錄音帶」。這是既不公平也會引起誤解的：用失蹤一詞首先就意味著這兩盤錄音帶本來是存在的。人們會覺得我在愚弄他們的忍耐，把他們當作傻瓜。 自從發生水門事件以來，《紐約時報》第一次發表社論，力主我辭去總統職務。《時代》雜誌50年來第一次發表社論，也說我應下台。甚至連老朋友，其中有《底特律新聞》和美國廣播公司的霍華德·K.史密斯也開始表示有疑慮。緊接著兩盤所謂失蹤的錄音帶之後，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愛德華·布魯克在國會的共和黨人中是首先發難要我辭職的。 巴里·戈德華特看到事態急轉直下，就通過廣播要求人們「不要一個勁兒的亂起鬨，把喧鬧停止一下」，考慮一下這種歇斯底里發展下去的後果。他說：「為了上帝，冷靜下來吧!」 11月1日，我在一張匯報用紙的上方寫下了這樣一些灰心喪氣的話： 根本不存在什麼失蹤的錄音帶。 從來沒有什麼錄音帶失蹤過。 有關的談話沒有錄過音。 為什麼我們不能使人相信呢? 同日，我到佛羅里達去度周末。我希望能有機會稍事休息，同時試圖估計一下所造成的損失。我沒有意識到有關我們錄音帶的問題僅僅才開始。 1973年4月，我同亨利·彼得森打電話時無意中說過，我認為4月15日我同約翰·迪安的談話是錄了音的。彼得森把我的話告訴了考克斯，考克斯後來就寫信向我們索取這盤錄音帶讓他進行調查。為了不致泄露我們裝有錄音系統，我叫巴茲哈特寫信給考克斯，告訴他我所說的那盤錄音帶實際上是我在那次會面後所作的口授錄音帶。現已弄清楚，4月15日的談話從未錄音，因為錄音帶用完了。但是還有更糟的消息在後面，我們不久就會知道口授錄音帶也找不到了。 我叫巴茲哈特告訴考克斯有一盤口授錄音帶時，我其實並未核實過。我只是想當然地以為我口授過一盤錄音，因為在那段時期我幾乎每天都口授錄音；我對那次會面所作的筆記也註明是口授錄音。但是我們找不到那次談話的口授錄音帶。 我把巴茲哈特置於很難堪的境地：首先我讓他寫信給考克斯，為了不暴露有錄音系統而改口為只有口授錄音帶；現在則連口授錄音帶也沒有。萊恩·加門特覺得這次錯誤一公開，將會使我們完全亂套。此外，他和巴茲哈特還覺得他們的工作毫無進展，沒有產生什麼效果。我們始終處於完全被動的地位，無論我們怎麼幹，都好像沒有希望改變這種狀態似的。 11月3日星期六，加門特和巴茲哈特來到佛羅里達。黑格送給我一份關於他和他們談話的報告，口氣已沖淡了很多。我感到他在字裡行間所說的意思是，甚至在我們最後證實沒有口授錄音帶之前，這兩個人就覺得夠受了。我不能責怪他們。他們人手極為不足，長期工作過度勞累，經常被客觀事件弄得很被動，現在又被我弄得很被動。他們兩人都極力主張另找一位律師，從白宮外面去找也許較好，專門處理水門事件；黑格也同意他們的意見。 在佛羅里達度過的這個周末，對我個人來說，是個新的低潮，對我們處理水門事件的態度則是個轉折點。甚至在我覺察到我們已陷得那麼深時，我仍認為只有一條出路。我們一直受到反對派的無情攻擊，現在又面臨我們的支持者背叛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制止這種內部腐蝕的現象。我對齊格勒說：「我們要採取一些強有力的厲害措施，這次可不能再犯錯誤了。」 首先我得就越來越多的人要求我辭職的問題發表講話。11月7日在我關於能源危機的電視講話結束時，我把講話打字稿的最後一頁翻了過去，照我剛在幾小時前手寫的筆記說道： 今天晚上我願意答覆那些建議我辭職的人。 我完全無意離開我當選的職務。只要我的身體許可，我要繼續為國外的真正和平事業，為國內沒有通貨膨脹、沒有戰爭的繁榮的事業每天工作16小時到18小時。在今後的幾個月內，我將盡力消除人們對一個在我國身居最高職位的人的正直所抱的懷疑——哪裡有這種懷疑，就在哪裡消除。 我也深信無疑，在今後的幾個月內，美國人民將終於認識到，我並沒有辜負他們過去選舉我當美國總統時所賦予我的信任。今天晚上我向你們保證，我永遠盡我所能，絕不辜負你們對我的信任。 我決定開始會見國會中各個不同集團，與國會每位共和黨人和民主黨方面所有支持我的人親自進行談話。這不僅是闡明我們這邊對水門事件的看法和回答他們提出的一切問題的方式，而且還能提供一個機會，可以開始重建被嚴重破壞了的聯繫橋樑，恢復水門事件所危及的共同目標。在這之後的一個星期中，我分別進行了九次會見，每次達兩小時。我一共會見了241名共和黨人，46名民主黨參議員和眾議員。在每次會見中，我都重述一遍對我的控告並回答問題，重複我在公開發表的聲明中的辯護。我向埃德·布魯克闡明我不想考慮辭職，因為那會改變美國的政治制度。我記得與參議院諸前輩伊斯特蘭、麥克萊倫、斯坦尼斯和朗坐在一起，開始同他們一起回顧對水門事件的控告。吉姆·伊斯特蘭傾身向前說：「總統先生，我們不需要再聽什麼解釋，我們連水門事件都不想談了。只要告訴我們如何能助你一臂之力吧。」70歲高齡的約翰·斯坦尼斯側身向伊斯特蘭說：「安靜點，吉姆。讓這小伙子講下去。」 我對這些國會議員們說，我們將針對主要指控發表白皮書。我還說我們正在考慮散發已提交法院的錄音帶全文或摘要——這都是到會議員們所極力主張的。 有些國會議員建議來一個轟動一時的行動或惹人注目的姿態，回答全部問題，驅除一切妖魔鬼怪，將水門事件就此了結。有人建議我自願出席國會兩院聯席會議，回答每個議員想問的每個問題。這建議出於好意，但我不信在這麼晚的時候，單憑一個姿態會有什麼用處。水門事件已發展得那麼快，決不是我一篇講話所能解決的。我對主張使用這種解決辦法的一個共和黨集團說，如果我發表一篇講話說「我沒有干那種事」，民主黨人就會說「那個狗崽子在撒謊」，共和黨人則會說「嘿，他很可能是在撒謊，但他是我們的狗崽子啊」。 我還說如果對我的指控繼續抱有黨派偏見，「我就要下台——我要體面地下台——但是我不辭職」。而且我告訴他們，我理解水門事件對他們是何等沉重的負擔：「你們都努力工作，你們的事業受到連累，你們擔心民意測驗，擔心將來搞不搞得到競選經費。你們准在納悶，為什麼總統不能澄清問題，如此等等。我也在擔心，因為最近幾個月的日子很不好過啊。」 我勸他們要看得遠一點。我說：「我知道人們會說我不用談同勃列日涅夫和毛澤東會見的情況，人們對這些不感興趣。但是我知道25年後的歷史書籍將記載美國總統在1969年到1976年期間改變了世界。這才是真正重要的大事。」 雅各布·賈維茨在一次會見中，傾身向前，寬慰我說：「你要記住，林肯受到的責罵比你多得多。」我只能回答：「我快要趕上他啦。」 輿論界從來都想給複雜的事物貼上一個簡單的標籤，現在就抓住《新聞周刊》新造的一個名詞不放了。該雜誌有篇文章認為我加快了活動的步伐和反對彈劾的電視講話是「直言戰」。這條標籤當然想貶低我的努力，其含義是：「我認為的直言就像水龍頭似的，可開可關。」粗心大意的記者團不久就忘卻了這個詞兒是他們自己發明的，卻開始經常把它用了起來，既不加引號，也不說明其來源。12月2日《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以權威的口吻寫道：「尼克森總統對水門事件的反攻，白宮稱之為『直言戰』，顯然正在土崩瓦解。」 18分鐘半的空白 11月15日在一次與國會領袖舉行的情況介紹會上，有人問：「還會有新的情況嗎?」 我答道：「就我來說，關於總統的罪行，沒有了。」但我又補充了一句，「萬一出什麼問題，我個人願意承擔。」 那天下午很晚的時候，黑格來到橢圓形辦公室，神色顯得緊張而憂慮。他說律師們這一陣子一直忙於把即將交給賽里卡的錄音帶編一份索引的事。他們把原來的傳票同夏天考克斯發的補充文件加以核對，現已斷定巴茲哈特以前只根據傳票所作的解釋是不對的。補充文件說得很清楚，票傳索取的錄音帶確實包括1972年6月20日同霍爾德曼的談話錄音——有空白的那盤錄音帶。 這簡直太可怕了。我問道，對於一盤具體的談話錄音是否包括在票傳索取的錄音帶之內這樣根本的問題，怎麼能搞錯呢?我問我們是否仍然可以堅持票傳索取的錄音帶並不包括這一盤在內呢。黑格說他打算把1972年6月20日霍爾德曼記的筆記拿來，然後試試看，能不能把我們談話的空白部分說些什麼，重新回憶一下。筆記終於拿到了，但消息是好壞參半。很清楚，筆記說明我們是談了水門事件的，但它又表明我們談話只是泛泛地談了水門事件的政治影響。 一定要經常徹底檢查行政辦公大樓辦公室是否裝有竊聽器，等等 我們的反攻該如何進行 再發動宣傳攻勢—— 打擊反對派及其活動 指出那些自由派分子造成公眾無動於衷 難道他們能說偷竊五角大樓文件、安德森檔案等還不如這事重要？ 我們應該進擊，目的是轉移視線—— 這一天關於空白錄音帶還有更糟的消息：我獲悉情況並不像羅斯估計的那樣，只是她去接電話的那四五分鐘造成的空白。巴茲哈特告訴我，他們聽了一遍，發現空白長達18分鐘半之久。誰也說不清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會這樣；也無法解釋錄音帶上的這一段空白本應無聲，為什麼會夾雜了刺耳的嗡嗡聲? 11月17日，我們要去佛羅里達住幾天，巴茲哈特在此期間待在華盛頓研究這18分鐘半的談話錄音是否可用電子設備加以恢復。他還要研究他是否能將當時造成錄音帶上的空白與現在出現的怪音的現場重新設想出來。 11月20日星期二，我在回華盛頓的途中在田納西州孟斐斯稍事停留，參加共和黨州長會議。在一次秘密的自由談話的會上，我們討論了所有國內外的重大問題，包括水門事件。在會上，有人問道，水門事件是否還會出現新的重大情況，我馬上想到這18分鐘半的空白錄音帶——這當然是屬於新的重大情況一類的事。但是我們還不知道巴茲哈特能否將那段空白恢復；如果不行，又不知能否為此事的發生經過找到合乎邏輯的解釋。我知道如果我表示哪怕還有一點點發生新的重大情況的可能性，那我就得說清楚是什麼事——可連我自己都不能肯定這個答案是什麼。 由於上述理由，我作了如下回答：「如果有，那我現在還不知道。」 在我回華盛頓的途中，黑格對我說，巴茲哈特證實6月20日談話錄音的空白部分已無法恢復。另外，巴茲哈特也未能複製出原有的雜音。 第二天上午，全國報紙的大字標題都是，我斷言水門事件不會有新的重大情況。同天上午巴茲哈特把18分鐘半空白的事告訴了賈瓦斯基和賽里卡，於是賽里卡就向報界宣布了此事。 我知道大多數人會認為，我對18分鐘半空白無法解釋一事，在整個水門事件中是最難令人相信和最不成體統的了。因此，我知道我對待這段空白的態度將被看作檢驗我寫的有關水門事件其他材料是否誠實可信的試金石。我也知道只有說那段空白是我洗掉的或者說是由羅斯·瑪麗·伍茲自作主張或是在我的直接間接要求之下由她蓄意洗掉的，人們才會欣然接受。 但是我知道我沒有去洗掉錄音帶，我也完全相信羅斯所說的，她也沒有。關於18分鐘半的空白，儘管我知道我的說明既不完全，也不會令人滿意，但我也只能從我所處的地位來發表聲明：我是在眼看那段空白使公眾對我的名譽和總統職位所具有的信任和尊敬降到新的低潮情況下發表聲明的。 黑格對我說，加門特和巴茲哈特由於發現18分鐘半的空白而驚慌失措。他們對人人都懷疑，包括羅斯、斯蒂夫·布爾和我。懷疑之風現已吹入了白宮。我甚至懷疑是否是巴茲哈特本人在羅斯認為她可能洗掉五分鐘之後又無意中洗掉了一段。如果單純從誰接觸過錄音帶來看，許多人就會有嫌疑。黑格等人對造成那段空白的「邪惡勢力」還說了一些不祥的玩笑話。但是我認為我們都在懷疑每天可以自由接觸錄音帶的各個特工人員和技師，甚至懷疑就在發現空白半小時之前給羅斯送來過一台顯然有毛病的「尤赫牌」新錄音機的那幾個特工人員。我們還懷疑亞歷克斯·巴特菲爾德，因為就是他泄露白宮裝有錄音系統的。事實上他接觸過全部錄音帶；他定期隨便抽聽錄音，來檢查錄音系統是否運行良好。但只有深信確有某種陰謀存在的人才會認為，恐怕是有人故意為了使我難堪而把這盤錄音帶洗掉了18分鐘半的。 公開聽證會舉行完畢，沒有結果，於是把空白問題轉交給大陪審團和法院指定的專家小組辦理。我認為這些專家的結論是：這是關於水門事件的最大的也是大家最不了解的醜聞之一。白宮並不是沒有責任的，因為我們同意了法院所指定的六個「專家」。假若我們事先調查一下，我們本來是會發現他們只是聲學理論專家，對磁帶錄音機的實際性能並不內行。 這些專家們在1月的報告中所得出的結論是，錄音帶上的嗡嗡聲是「洗去和重錄至少在五個（也許可能多至九個）分開和相連的部分時留下來的。這與錄音機錄每一部分時一開一關都用手按鍵鈕有關」。這個結論得到了廣泛的報道，但以下的事實卻沒有得到廣泛的報道：這個結論立即受到其他科學家和錄音磁帶專家的攻擊，其中有一人稱這個結論為「新聞報道而不是切實的調查結果」。 一家電子公司指出，專家小組認為是由於人工洗掉錄音而造成明顯罪責的聲音和磁音，其實很可能是由於錄音機偶然發生故障而引起內部供電時斷時續所致。《科學》雜誌報道，其他專家也同意這種假設很有道理。法院的專家在發表他們1月的初步報告之前，只是在「桑尼牌」錄音機上而不是在「尤赫5000型」錄音機上試驗過這條假設。他們顯然未能認識到這在標準科學檢驗程序中也算是一種過失。 法院的一個專家在證詞中說，為了檢驗羅斯用過的錄音機，他們「不得不打開機器內部……擰緊幾顆螺絲釘，而且可以想像，例如，還很可能把地線接頭也緊了一下，才使接觸比以前更好一些」。他們發現一個有毛病的部件，就另外給換一個——把有毛病的部件乾脆扔掉了!他承認機器被他們打開又裝好之後，就不再發出他們先前聽到的嗡嗡聲了。 這位專家破例地承認了這一點之後，羅斯的律師查爾斯·賴恩就問道：「這樣，實際上你就把別人需要用來檢驗你的結論的證據給抹掉了，不是嗎?」 回答是：「基本上是這樣。」 加利福尼亞州英格爾伍德的美國尤赫公司是羅斯所用錄音機的製造商，它的國內部經理理察·薩蒙嚴厲地批評了法院專家的報告。他說，在他們專門改進了的一些錄音機上如用一定的方法按「倒帶」的鍵鈕，就會使錄音機自動洗去錄音。薩蒙說，他們用「豐富的經驗和電學方面的知識」——換言之，用專門術語——「來掩飾論據不足的報告」。 法院付給六個專家的報酬為10萬美元。那篇報告，作為法律文件是一文不值的。但它在報紙上製造出加罪於人的大字標題的價值則超過10萬美元了。 羅斯·伍茲在法庭上和大陪審團面前對18分鐘半空白宣誓作證。她在法庭上為此問題受到一連幾個小時無情的反覆詰問。1974年7月17日，利昂·賈瓦斯基通知羅斯的律師，發現羅斯一案構不成任何非法行為，故她免於被起訴。他說，他的助手理察·本維尼斯特也對此表示同意。然而賈瓦斯基並未公開宣布此事，以致至今仍有許多人還不知道在18分鐘半空白問題上特別檢察官已宣布羅斯無罪。 到了1973年年末，在18分鐘半的空白暴露之後，對我們來說好像再壞的事不會有了，然而更壞的事情卻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