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森回憶錄 · 第六章 總統職位（1969-1972） 1972年
1972年
當這個高潮的年份開始時，我的態度和觀點在我59歲生日，即1972年1月9日口授的一則日記中反映出來。
日記
第59個年頭現已結束了，從迄今為止的成就來看，這也許是最成功的一年。第60年預示著極大的機會，當然也孕育著很大的危險。重要的是，要始終保持冷靜和客觀的態度，如有可能，要居高臨下地看待鬥爭，不為選舉過程的起落和不可避免的政治攻擊所左右。
我在就職總統三周年時，舉行了宴會招待內閣部長和白宮的高級助理。我在宴會後的講話里談到今後這一年，我一開始就說：「今天是1972年1月20日，從今夜起第四個1/4任期開始了。像橄欖球賽一樣，第四個1/4是真正決定勝負的。我們在這裡大概只待四年，也許長一些，但是你們只能假定是四年。不過在這四年里，讓我們相信，凡是能做到的事情都已做了，目的是要使我們這個國家從我們自己的相互關係中以及處理我們面對的無數問題上，成為一個更加像樣的國家。」
總統的政治活動：1972年
1972年1月5日，我寫信給我的新罕布希爾競選委員會主席，宣布我參加總統競選，爭取連任。1972年有11位民主黨人和另外兩位共和黨人謀求提名為總統候選人。那兩位共和黨人是反越南戰爭的加利福尼亞州眾議員保羅·麥克洛斯基和右翼的俄亥俄州眾議員約翰·阿什布魯克。
有些民主黨的候選人，像埃德蒙·馬斯基、喬治·麥戈文、威爾伯·米爾斯和萬斯·哈特基，已經在新罕布希爾州競選了，他們都想在3月7日初次預選中取得決定性的成績，以造成影響全國的聲勢。另外有些人，包括休伯特·漢弗萊、喬治·華萊士、亨利·傑克遜和約翰·林賽，卻認為還是不冒開始就遭到打擊的風險為好，而是在一個星期以後在佛羅里達州的第二次預選中以新人的面貌出現。
由於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在代表大會以前需要保持正式中立態度，由於我在得了1970年的經驗以後要把政黨政治排除於白宮之外，我決定另外設立一個競選組織。這個組織叫作「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
民主黨方面競選走在前面的是埃德蒙·馬斯基。1971年年底在民意測驗中他和我不相上下。馬斯基的不利條件是他脾氣暴躁，而且在政界中有優柔寡斷的名聲。他面對的主要問題是他以前的競選夥伴休伯特·漢弗萊野心勃勃。漢弗萊參加競選，將從他那裡搶走許多傳統的基層民主黨人的支持和選票。
在其他民主黨候選人中間，我們必須最認真對待的是喬治·華萊士。他如果再次作為第三黨候選人參加，勢必要從我這裡抽走許多保守派的選票。
極端自由派的喬治·麥戈文是一個實力難測的競選者。他只引起微弱的興趣，因為看來他獲得提名的希望很小。萬一出現奇蹟，他得到提名，我相信他將是最容易擊敗的民主黨人。最難對付的將是堅決表示不做候選人的特迪·甘迺迪。
不做候選人當然是甘迺迪的最高明的策略，但在查帕奎迪克事件之後他大概也非如此不可。1969年7月他在馬薩諸塞州的查帕奎迪克參加酒會之後開車過橋時落水，車裡淹死了一個年輕的女子。甘迺迪獲得機會在全國電視節目中對此事進行解釋。他的談話經過精心炮製，但許多人仍感到他的說法充滿著漏洞和矛盾。我不禁想到，要是換了一個人，不是甘迺迪家族的成員出了這件事，並且作了這種顯然讓人無法接受的解釋，新聞界和公眾是不會允許他繼續參加政治活動的。
然而就我個人來說，我深為特迪·甘迺迪惋惜。幾天後我在內閣會議室開會時看到他，對他的面容蒼白和心緒不寧感到震驚。會後我在橢圓形辦公室里同他談了幾分鐘話，竭力勸他下決心克服這一悲劇的影響，滿懷信心地繼續過他原來的生活。
在政治活動中，有可能對一個對手感到真正的關心，同時仍舊冷靜客觀地對待他的競爭地位。就在我真正同情特迪·甘迺迪的遭遇時，我像他本人多半已經體會到的那樣認識到，這齣個人的悲劇具有多麼深遠的政治影響。我知道，查帕奎迪克事件在短期內會破壞甘迺迪作為批評政府政策的反對派領袖的作用。從長期看，如果他決定在1972年競選總統，這將成為他最大的不利條件之一。
那天夜間，在查帕奎迪克發生的事的全部真相顯然沒有說出來，並且我料想報界不會花力氣去揭發。因此我叫埃利希曼派人替我們進行調查，弄清楚事實真相。我說：「這件事一分鐘也不要放鬆。你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我們這方面發生這樣一件事，他們會怎麼樣。」實際上後來我們的私人調查員除了謠言以外什麼也發現不了。
在一個大陪審團審理了這個案件之後，主持的法官詹姆斯·博伊爾發表了一項報告，說甘迺迪在作證時講的話不可能是事實。甘迺迪立刻發表談話說，博伊爾法官的報告是「沒有道理的」。民意測驗表明，大多數人不相信甘迺迪關於查帕奎迪克事件講了實話。但是測驗也表明，馬薩諸塞州的選民並不認為甘迺迪因此必須辭去參議員職務。第二年他們用63%的選票把他再次選進參議院，從而以很大的多數給了他信任票。即使在需要克服查帕奎迪克事件影響的情況下，特迪·甘迺迪如果在1972年被提名，仍然會是最強的民主黨競選人。
我認為馬斯基有相當好的機會可以擊敗我，而漢弗萊在勞工的支持下所得的票數可能同我很接近。任何民主黨人都因民主黨是個大黨而獲得好處，1972年它登記的選民比共和黨要多幾百萬人。他們似乎還可能得到額外的助力，那就是喬治·華萊士作為第三黨的首領而和我競爭。
最後，似乎越來越有可能的是，所有的候選人都能拿反對越南戰爭作為競選口號，而這場戰爭我既無法打贏，也無法結束。
最極端的反戰候選人是喬治·麥戈文。對於這個極為複雜的問題，他提出的解決辦法十分簡單，很合擁護他的人的心意。他說：「如果我當了總統，只要花24小時和我大筆一揮，就可以結束在東南亞的一切軍事行動。」他說他將在90天內撤退所有軍隊，不管我們的被俘人員獲釋了沒有。他說阮文紹總統應該準備逃往隨便哪個願意收留他的國家。即使被俘人員沒有釋放，麥戈文也不會恢復作戰，因為像他在競選時所說的：「乞求比轟炸好一些。」
在越南問題上，麥戈文和其他民主黨人之間存在一個根本差別：停戰對其他人是一個辯論的題目，對麥戈文卻是神聖的事業。
在新罕布希爾州的預選中，馬斯基以46%對37%擊敗了麥戈文。鑒於在競選之初馬斯基本來就大占優勢，評論家認為他只得9%的多數是一個嚴重的挫折。新聞界的吹捧使麥戈文一夜之間從一個比較次要的候選人變成了重要的競選對手。
在佛羅里達州的第二次預選中，喬治·華萊士提出「給華盛頓送個信息」的口號，鼓動了選民。他的信息就是：不要由政府派大轎車接送學童。華萊士得到選票的41.5%，從而贏得了這個州的預選勝利。休伯特·漢弗萊名列第二，亨利·傑克遜參議員得了第三。馬斯基曾指責華萊士為種族主義者，落了個第四，得票率只有8.8%。
麥戈文4月4日在重要的威斯康星州預選中獲勝，也在馬薩諸塞州和內布拉斯加州獨占鰲頭。看到他穩步上升，我既感到高興，又覺得幾乎不可置信。到了殘春，只剩下漢弗萊和甘迺迪還有可能擋住他了。
在我們共和黨方面，預選的結果像預計那樣令人滿意。我雖然沒有發表競選演說，卻在共和黨的所有預選中得到了壓倒性的多數。
中國
1971年7月15日晚上7點半鐘，我從加利福尼亞州伯班克城的一個電視廣播室里向全國人民講話。我只講了三分半鐘，但是我的話成了20世紀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聞之一。
我一開頭說：「我要求占用今晚的電視時間，是為了宣布我們在爭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的進展。」接著我念了一個公告，這個公告同時也正在北京發表。
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森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於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獲悉，尼克森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森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森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在這簡短的公告背後，有著兩年多複雜、微妙和堅定的外交招呼和談判。雖然我們能夠保持近乎奇蹟般的機密，其實對華採取主動是經過最公開的準備步驟的出人意料的歷史事件之一。
我認為美國和共產黨中國建立關係非常重要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為《外交季刊》寫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職演說中間接地提到了這一點，那時我說：「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國家無論大小，它們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不到兩個星期以後，在2月1日，我寫了一個備忘錄給基辛格，主張我們竭力鼓勵政府探索同中國人改善關係的可能性。我還寫道：「當然，這事要私下去做，絕不能由我們這方面公開到報刊上去。」1969年這一年，中國人沒有理睬我們幾次在低水平上發出的重要信號。到了1970年，我們才著手認真尋求開始對話的途徑，看看能夠產生什麼結果。
對華主動行動的第一個認真的公開步驟是在1970年2月採取的，那時我向國會提出了第一個外交報告。關於中國問題的那一段是這樣開始的：
中國人民是偉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們不應該繼續孤立於國際大家庭之外……
指導我們同共產黨中國關係的基本原則，是同指導我們對蘇政策的原則相似的。美國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對中國的行為產生多少影響，更不用說對它的思想觀點了。但是，我們採取力所能及的步驟來改善同北京的實際上的關係，這肯定是對我們有益的，同時也有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北京的領導人清楚地了解這一報告措辭的意思。兩天以後，中國駐華沙大使在同美國大使沃爾特·斯托塞爾的會談中，引人注目地建議把他們到那時為止斷斷續續的、沒有結果的會談搬到北京去舉行。他還暗示，他們將歡迎一位高級官員擔任美國代表團團長。
1970年3月，國務院宣布放鬆對於去共產黨中國旅行的大部分官方的限制；4月，我們宣布進一步放寬貿易管制。
把華沙會談搬往北京的建議在5月遭到了挫折，那時中國人為抗議我們對柬埔寨的軍事行動而取消了一次原定舉行的會談。有幾個星期，看來同中國的對話倡議似乎告吹了。但倡議的基本原則是以對雙方互相有利這一明確的估計為基礎的，因此，在幾個月後中國人表示願意重新開始我們的外交小步舞時，我並不感到奇怪。7月，他們釋放了美國天主教主教詹姆士·愛德華·華理柱，這位主教是在1958年被捕的，已經被關了12年。
10月初，我接見了《時代》雜誌的記者。我說：「如果說我在死以前有什麼事情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
10月25日，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來看我，我利用這個機會建立了「葉海亞渠道」。我在1969年7月訪問巴基斯坦會見他時，我們就籠統地討論過這個想法。現在我告訴他，我們已經決定設法使我們的對華關係正常化，我要求他作為中介人提供助力。
葉海亞說：「我們當然要盡力幫忙的，不過你一定知道這將是何等困難。宿仇不容易成為新交。事情會進行得很慢，並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準備。」
第二天，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來進行國事訪問。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我曾同他談過需要有一種新的中美關係。在歡迎他的宴會上祝酒時，我作為美國總統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稱稱呼共產黨中國，即稱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我的外交政策報告還稱其為「共產黨中國」。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外交信號。
我在第二天同齊奧塞斯庫會談時說，即使不能達到同中國重新建立完全外交關係的最後理想，也可以進行高級私人代表的互訪嘛。他答應把這個話轉達給北京，這就是「羅馬尼亞渠道」的開端。
一個月後，在11月22日，我口授了一個給基辛格的備忘錄：
我想請你在很機密的基礎上，讓你的助理人員起草一份研究材料，建議我們在聯合國接納赤色中國的問題上將採取什麼方針——不要告訴任何可能會泄密的人。我認為，在我們沒有足夠的票數阻擋他們入場的情況下，接納的時刻比我們預料的要來得快。
我們確實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們怎樣才能逐步確定一個立場，使我們能夠保持對台灣的義務，而又不致遭到贊成接納赤色中國的人的抨擊。
這個問題的研究不必匆忙著手，不過兩三個月後我要看看你們能拿出什麼辦法。
事實上，後來情況的變化比我預料的要快得多。
12月9日，周恩來要葉海亞總統傳話說，歡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討論台灣問題。他強調說明這不僅是他的口信，而且已得到毛主席和當時還有很大權力的林彪的批准。周恩來最後以其特有的精闢口吻說了句俏皮話。他說：「過去我們通過不同的來源收到美國方面的口信，這次是第一次從一個首腦通過一個首腦給另一個首腦提出建議。」我們通過巴基斯坦大使阿加·希拉利答稱，會談不應限於討論台灣問題，我們提議由中美雙方代表在巴基斯坦會晤，商談今後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的可能性。
12月18日，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會見了他的老朋友毛澤東。毛告訴他，外交部正在考慮允許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國人訪問中國。斯諾問，會不會允許像尼克森這樣一個代表「壟斷資本家」的右派來。毛回答說我將受到歡迎，因為我是總統，中美之間的問題畢竟還得同我解決。毛說他將樂於同美國總統談話，不論作為旅遊者或者總統來都好。毛的這些話，我們在幾天後就知道了。
1971年年初，羅馬尼亞渠道活躍起來了。科爾內留·博格丹大使在拜會基辛格時帶來消息說，齊奧塞斯庫在我們的10月會談以後，派他的副總理去了一趟北京，周恩來讓他給我捎一封信，內容如下：
美國總統的信息不是新的。我們之間只有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就是美國對台灣的占領。中華人民共和國真誠地試圖談判這個問題已經15年了。如果美國有解決這個問題的願望和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準備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國的特使。這個口信是經過毛主席和林彪審核的。
周恩來還說，鑒於我1969年訪問過布加勒斯特，1970年訪問過貝爾格勒，我將在北京受到歡迎。
這封信使我們受到鼓舞。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語氣溫和，沒有罵人，使人感到放心，並且不提越南這一點，表明北京不會把越戰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礙。
我盡力使1971年年初的藍山軍事行動不致掐掉這個關係的萌芽，像前一年對柬埔寨的軍事行動大有可能造成這種結果那樣。我在2月17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強調指出，我們在寮國的干預不應被解釋為威脅中國。在北京，官方報紙《人民日報》激烈地駁斥我的說法：「美帝國主義把侵略的戰火擴大到中國的大門之外，是對中國的嚴重威脅……尼克森凶相畢露，氣焰真是囂張到了極點。」
在這篇措辭激烈的文章發表後五天，我在1971年2月25日向國會提出了我的第二個外交政策報告。這次報告有一節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到了我們兩國間發展關係的可能性，並且反映了聯合國最終會接納北京的前景。這一節最後說：
在今後這一年裡，我要仔細研究我們能採取什麼進一步的步驟，以創造中美人民之間擴大交往的機會，並且怎樣消除妨害這些機會實現的不必要的障礙。我們希望對方也這樣做，但如果對方不這樣做，我們也不懼怕。
然而，我們對前景應採取完全現實主義的態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向它的人民和全世界表明，它決心繼續把我們說成魔鬼。我們為證明自己不是魔鬼而作的一些努力，沒有減弱北京對我們的敵視態度……只要北京繼續堅持敵視態度，我們單方面就沒有什麼辦法來改善關係。凡是我們能夠做到的，我們一定去做。
3月15日，國務院宣布取消對使用美國護照去中國大陸旅行的一切限制。4月6日，誰都沒有料到出現了一個突破：美國駐東京大使館報告說，在日本參加世界錦標賽的美國桌球隊接到了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訪問，以便進行幾場表演賽的邀請。
這個消息使我又驚又喜。我從未料到對華的主動行動會以桌球隊訪問的形式得以實現。我們立即批准接受邀請，中國方面作出的響應是發給幾名西方記者簽證以採訪球隊的訪問。
4月14日，我宣布結束已存在20年的對我們兩國間貿易的禁令。我還下令採取一系列新的步驟，放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貨幣和航運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來親自歡迎了我們的桌球運動員。
幾天以後，當我在華盛頓對美國報紙主編協會的年會演說時，有人問到最近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些事件意義何在。我答道，我們正在看到一個預定的政策進程開始產生效果。我說，如果編輯們尋求最新的頭條新聞，我勢必要使他們失望，而新關係的性質本身也使這種新聞不可能出現。最後我講了一番話，我相信當時的許多聽眾都以為這不過是個人的題外之言，實際上則是直接的暗示。
我說：「那天復活節星期天，我的兩個女兒特里西婭和朱莉都在——特里西婭同埃德·考克斯在一起——據我了解他們倆今年6月就要結婚——還有朱莉和戴維·艾森豪威爾。
「談話講到旅行的事，當然還談到蜜月旅行等。他們問我，你想到哪裡去?你認為我們應該到哪裡去旅行?
「於是我把身子靠到椅背上，想了一會，然後說：『應該去的地方是亞洲。我希望你們在一生中某個時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夠到中國去，去看看那裡的大城市、那裡的人民、那裡的一切。』
「我希望他們能去。其實是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夠去。我在職的時候能否做到，我沒有把握。我不想預測外交上的這兩個問題。談承認問題，時機還沒有成熟。談改變我們對聯合國的政策，時機也還沒有成熟。」
這時候，突然有人出來就對華外交工作信口開河，大放厥詞，此人就是特德·阿格紐。他到弗吉尼亞州威廉斯堡去參加共和黨州長會議，半夜以後他在旅館房間裡和一批記者進行了長談，談話之間他對記者說，新聞界對桌球隊訪問北京作了讚許的報道，這是幫助中共政府獲得一次宣傳上的勝利。他指出，有些記者對於北京居民的滿足而豐富的生活發回了幾乎是歌頌的描寫。
阿格紐在最近的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關於我們在貿易和簽證問題上對中共作出的姿態表示保留意見。但是我從沒有料到他會同記者討論他的懷疑。我叫霍爾德曼傳話給阿格紐，叫他不要再談這個題目。
速度開始顯著加快了。4月27日，希拉利大使前來白宮，帶來了周恩來通過葉海亞總統捎來的另一個口信。在照例堅持台灣是恢復任何關係之前必須解決的主要和先決問題以後，口信接著說，中國人現在對於作為達成和解的直接會談感興趣，因此，「中國政府重申願意在北京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的一位特使（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國國務卿，甚或美國總統本人，以進行直接會晤和商談」。
在若干重要的方面，這個口信所引起的問題同要解決的問題一樣多。台灣仍然作為中心問題被提出來。而且，中國人談到公開接待去北京的使者。我覺得，為了使這個主動行動能有成功的機會，必須完全保密，直到為總統的訪問所作的最後安排達成協議為止。如果預先透露風聲，保守的反對派就可能在國會裡進行動員，破壞全部工作。
基辛格和我花了兩三天時間考慮派誰去北京參加初步會談。
我們一致認為，最合適的人選是戴維·布魯斯，但我們很快把他排除了，因為他是我們在巴黎的談判代表，中國人無疑會感到不滿，反對我們派出一個和越南問題這樣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人。我們也考慮了卡伯特·洛奇，但是他與越南問題甚至比布魯斯牽涉得還要多。
「那麼，比爾怎麼樣?」我問道，「如果我們派國務卿去，他們肯定會相信我們是認真的。」基辛格把他的眼珠朝天轉動了一陣。我知道他不管怎麼樣總是會從個人原因出發反對羅傑斯的，不過在這個問題上他倒有政策方面的充足理由。對於初步會談來說，國務卿的形象太高了。此外，他幾乎沒有辦法秘密前往中國。
最後我說：「亨利，我想得你去才行。」
他反對說，他像羅傑斯一樣目標太大。
我說：「我相信一個能夠進出巴黎而不被人發現的人，也一定能夠進出北京而不讓人覺察。」
4月29日在我的記者招待會上，我又對正在進行的事情作了一個重要的暗示。但是，連十分密切注意和分析尼克森講話的人也沒有聽出我要論證的是什麼問題。
由於沒有一個記者問到訪華這個具體的可能性，我就自己問了自己。我在回答一個關於我們對華政策的一般問題之後說：「最後我想說一下——我知道這個問題即使現在不回答，也會有人提出來——我希望，並且事實上我希望在某個時候以某種身份——我不知道是什麼身份——訪問中國大陸。但是這隻表明我的一個長期的願望。我希望能幫助制定一項政策，使我們能同中國大陸發生新的關係。」
大約在同一個時候，報攤上出現了載有12月埃德加·斯諾和毛澤東談話的《生活》雜誌。現在，毛歡迎我去北京這一點已經公開了。
信號和口信往返進行了兩年多的時間。我們曾通過葉海亞渠道和羅馬尼亞渠道小心謹慎地行事。現在基辛格和我都認為，我們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必須冒一點風險提出一個主要的建議，否則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輪長期的試探和摸索階段。我斷定，邁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議進行總統訪問的時候已經到來。
因此，5月10日，基辛格召見希拉利大使，給了他一個通過葉海亞總統送致周恩來的口信。口信說，由於我重視兩國關係正常化，我準備接受周的邀請去訪問北京。我提議由基辛格在我訪問之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並初步交換意見。
木已成舟。現在只有等待周的答覆，別無他事可做了。倘若我們行動得過早，倘若我們所建立的基礎還不夠牢固，或者倘若我們過高估計了毛和周對付他們內部反對這樣一次訪問的人的能力，那麼我們長期的謹慎努力就會前功盡棄。我可能甚至不得不準備陷入嚴重的國際窘境，如果中國人決定拒絕我的建議並加以公布的話。
我們等待了將近兩個星期，不知道在北京進行著怎樣的決策過程。
到5月31日，我們通過希拉利大使收到葉海亞·汗總統的口信，內容是：
1.對上次口信反應很積極，非常令人鼓舞。
2.請告基辛格先生，會晤將在中國境內舉行，行程由我們安排。
3.會談級別將如你們所建議的那樣。
4.口信全文將用安全方法傳遞。
兩天以後的晚上，我們舉行國宴歡迎尼加拉瓜總統索摩查。帕特和我同客人在藍廳喝完咖啡以後，我到林肯起居室處理文件和閱讀材料。不到五分鐘後，基辛格進來了。他一定是跑著從西側樓過來的，因為他上氣不接下氣。
他交給我兩頁打了字的紙，說：「這是剛由巴基斯坦用外交郵袋帶來的。希拉利趕著送過來，他太激動了，交給我時手都在發抖。」
我讀信時，基辛格站在一旁，滿臉堆笑。信里說：
周恩來總理認真研究了尼克森總統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並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澤東主席報告尼克森總統準備接受他的建議訪問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進行直接會談。毛澤東主席表示，他歡迎尼克森總統來訪，並且期待著屆時同總統閣下進行直接談話，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關心的主要問題……
周恩來總理歡迎基辛格博士來華，作為美國代表先來同中國高級官員進行初步秘密會談，為尼克森總統訪問北京進行準備並作必要的安排。
我讀完時基辛格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總統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將近一個小時，我們談了對華主動行動——它對美國可能意味著什麼，以及我們必須如何靈活處理，以免失去主動。快到半夜我們才注意到時間，基辛格起身告辭。
我說：「亨利，我知道你像我一樣，晚飯後從不喝酒，並且時間很晚了。但是我認為這次我們應該破一下例。請你在這裡等一會兒。」
我起身沿著走廊走到二樓另一頭的家庭小廚房。我在一個頂櫥里找到一瓶沒有開過的陳年庫瓦西埃白蘭地，那是什麼人在聖誕節送給我們的。我把它夾在腋下，又從玻璃櫥里拿了兩隻大的矮腳杯。在我們舉杯時我說：「亨利，我們喝這杯酒不是為了祝賀我們個人或者我們的成功，也不是為了祝賀使我們能夠收到這封信和享受今晚難忘時刻的我們這屆政府的政策。讓我們為今後的世世代代乾杯，他們可能會由於我們所採取的行動而有過和平生活的更好機會。」
現在寫下的這些話，聽起來似乎很有條理，但當時確實不僅是個人異常興奮的時刻，而且有一種深刻的共同認識，感到這真正是一個頗有歷史意義的時刻。
7月6日，我飛往堪薩斯城，向一大批中西部新聞機構負責人講話。那是我們在全國不同地區定期召開的介紹政府政策的一個吹風會。
基辛格已去遠東作10天的訪問，距離他秘密前往北京只有幾天了。我要在他到達北京之前簡短地說明我們接近中國的理由，將它記錄在案。
我對那個集會說，由於中國與外界隔絕，大多數美國觀察家看不清中國的潛在力量，但是中國的潛力極大，任何靈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對其加以忽視或拒絕考慮。我說：「因此我覺得本屆政府必須採取最初的步驟以結束中國大陸孤立於國際大家庭之外的情況。」雖然有最近這些匆匆的活動，我說我並不認為我們的關係有迅速發展的很大希望。我說：「我們所做的事情不過是開了門——為旅行開了門，為貿易開了門。現在的問題是，他們那方面會不會另外開一些門……中國大陸置身於國際大家庭之外，完全孑然獨處，其領導人和世界領導人不大溝通，這樣對全世界將是一種危險，而這種情況是不能接受的——是我們不能接受的，也是其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現在必須採取這個步驟。在對方作出響應的情況下，還必須很明確地、很審慎地採取其他的步驟。」
我的講話在堪薩斯城不大引人注意。然而，我們後來知道，它在北京卻受到極大的注意。
我們安排基辛格在7月初飛往越南進行磋商，然後在回程時在巴基斯坦停留。他在那裡將出現肚子痛的症狀，需要臥床休息，謝絕報界採訪。然後，在葉海亞總統的協助下，他將被送到一個機場，從那裡，一架巴基斯坦噴氣機將載他飛過高山進入中國。預定肚子痛的日期是7月9日到11日。事後基辛格將飛到聖克利門蒂向我匯報。
仿照另一個前往中國旅行而創造了歷史的西方旅行家馬可·波羅的名字，給基辛格的中國之行起個代號叫「波羅」。一切進行得很順利。他在伊斯蘭瑪巴德得病只引起採訪他的記者們較小的注意。他們接受了這種說法，即他將至少臥床休息兩天，於是他們開始安排自己的娛樂活動了。
由於需要絕對保密，並且北京和華盛頓之間又缺乏直接通信的設備，我知道基辛格在中國期間我們將得不到他的消息。即使在他回到巴基斯坦之後，也需要保守秘密，因此在基辛格出發前，我們就商定採用一個電碼單詞Eureka（我已經發現了），如果他完成使命，安排好了總統的訪問，就用這個詞來表示。
雖然我相信中國人和我們一樣樂於看到我的訪問能夠實現，我並不低估台灣地區和越南給我們雙方可能提出的難題，我竭力告誡自己不要心存僥倖，產生奢望。
7月11日，知道我們的電碼單詞的黑格打電話告訴我說，基辛格已經發來了電報。
我問：「電報說什麼?」
他回答說：「Eureka.」
基辛格關於他在中國期間的一段描述是引人入勝的。中國人同意了我們為我的訪問作出安排和預定日程的幾乎每一項建議。初步會談談到了我們兩國間的全部爭論焦點的問題。他發現中國人是堅韌的、理想主義的、狂熱的、專心致志的、卓越的，他們並非輕鬆愉快地意識到安排頭號資本主義敵人來訪所牽涉到的理論上的矛盾。基辛格說：「這些人有一些苦惱。」
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來。他們在一起會談和閒聊，相處了17個小時。基辛格發現「他對哲學的泛論、歷史的分析、策略的試探和輕快的巧辯無不應對自如。他對事實的掌握，特別是對美國情況的了解，十分驚人」。談話中周問到我在堪薩斯城的演說，基辛格只得承認他只看過新聞報道。第二天進早餐時，基辛格發現桌子上放著一份我的演說，上面有周畫的橫道和中國字的旁註，還有一張便條，請他閱後退還，因為這是周唯一的一份。
基辛格訪問回來後所寫的長篇報告裡有一段精彩的總結：
我們已經為你和毛翻過歷史的一頁奠定了基礎。但是我們對將來不應抱有幻想。我們和中國人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絕。在最高級會談以前和會談期間，他們在台灣地區和其他重大問題上將堅持自己的立場。如果我們的關係變壞，他們將成為不可調和的敵人。據我看來，這些人具有自己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他們有強烈的信仰，近乎狂熱。同時他們表現出一種內向的安全感，這使他們在自己的原則範圍內能夠細緻地、萬無一失地同旁人打交道……
我們無論同中國人或其他人打交道，都需要可靠性、確切性和策略。如果我們能夠掌握這一套處理問題的方法，我們將完成一次革命。
7月15日，我在電視上宣布我將去北京。最初的反應絕大多數是非常積極的。馬克斯·勒納寫道：「意料不到的政治活動通過驚異之門直達希望的王國。」
有些評論家附和黨派色彩較濃的民主黨人，在讚揚聲中夾進猜測，說我是出於黨派鬥爭的動機。然而，大部分嚴肅的批評，如我所預料的那樣，來自保守派。加利福尼亞州眾議員約翰·施米茨指責我接受邀請是「向國際共產主義投降」。喬治·華萊士沒有真正譴責我的訪問，但是他警告我不要向中共「乞討、哀求和卑躬屈節」。他對記者們說，他疑心這次訪問實際是一種牽制性的策略，目的在於轉移人們的視線，使他們不去想「通貨膨脹和豬排漲價」。
總的說來，國外比較贊成我們對華採取主動，但也有一些可以理解的保留。我們在台灣地區的朋友們十分苦惱。然而，他們感到寬慰的是，我們並不撤銷對他們的承認，也沒有放棄我們所承擔的共同防禦義務。日本人提出了一個特別棘手的問題。他們對於事先沒有得到通知感到生氣，但是我們沒有別的辦法。我們不能只通知他們而不通知別人，而如果統統通知，就有可能泄露天機，使整個主動行動歸於失敗。
我從聖克利門蒂剛回到華盛頓，就在內閣會議室舉行了一次短會，向兩黨領導人介紹情況。我強調了保密的重要性，因為解釋的話說得越多，我們同中國人打交道的機動餘地就越小。我知道這對兩黨的許多領導人來說是多麼彆扭，但是我只好要求他們信賴我。結果他們都積極地支持我的意見。約翰·斯坦尼斯說：「總統下了一著很好的棋；現在應該由他把這盤棋下完，我準備支持他。」
邁克·曼斯菲爾德說，對華主動行動像曼哈頓計劃[1]一樣：兩者都需要絕對保密才能成功。
10月20日基辛格又去北京執行第二次波羅行動。這次他為時六天的旅行是公開宣布了的，目的是為我同中國領導人舉行會談的議程作準備，並起草在我訪問結束時將發表的公報的基本文字。
經我同意準備向中國人提出的公報草案，採用了標準的外交公式，使用了含糊折中的語言來暫時掩蓋爭論最激烈和最難解決的問題。
當周表示無法接受我們關於公報的做法時，基辛格有些愕然。周說，措辭如果不反映我們的根本分歧，就會產生一種「假象」。他認為我們提出的草案是蘇聯人願意簽字的那種不說真話，也不打算遵守的陳詞濫調的文件，這是不可取的。
接著中國人交給基辛格一份對應草案，這使他大吃一驚。我方草案掩飾了分歧，而他們的草案卻突出了分歧。基辛格用極大的克制看了這個草案，然後平靜地說：「我們不能讓美國總統簽一份文件，上面說革命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或者『人民的革命鬥爭是正義的』!」
中國人似乎感到為難，但基辛格繼續說下去：我們不能允許提到種族歧視；我們像中國人一樣強烈地反對種族歧視，但是這個公報提到種族歧視，將被解釋為批評美國的國內問題。與此相類似，他們還打算提到中國是北越的「可靠後方」，中國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為實現他們的目標而鬥爭到底」，當美國人正在印度支那作戰和有人被俘的時候，這種提法是不能接受的。
在這第一次會談以後，基辛格發現中國人願意搞一個折中的公報，它既闡明最高級會談的基本目的，同時以冷靜的語言保留各方的基本立場。
對這些長時間的、有時是困難的會談，基辛格總結說，中國人願意指望歷史潮流的推動而不是一份公報的具體措辭來追求他們的目的。他寫道：「他們將繼續堅持自己的立場，但是他們基本上接受了我們的論點，即認為我們往往是做的比說的多，並認為進程必須是逐步的，有些問題必須留待逐漸產生的壓力去解決。由於他們過去公開提出過要求，並且在他們自己的營壘里有過持不同意見的人，這種做法使他們在國內和國外要冒很大風險。」
基辛格報告說，在會談快結束時，周特別指出，如果我這屆政府不再執政，他們可能碰到很大的麻煩。「他表示也抱有他認為你抱有的願望，即你還能主持美國建國200周年的慶祝大典。」
當基辛格在中國執行第二次「波羅」行動時，聯合國大會正就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成員國的問題進行表決。我指示基辛格在外面多待一天，不要正巧趕在表決這一有爭論的問題時回到國內。
早在8月，我們就已公開撤回我們對審議這個問題的反對態度，並且表示我們支持「兩個中國」的想法，台灣蔣介石的政權和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具有聯合國的會員國資格。
採取一種使我們的老朋友和忠實盟友蔣介石感到失望的立場，在我來說是不容易的事。不過我早在春天就了解到，反對接納北京的傳統投票集團已經無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我們的幾個國家已經決定在下次表決時轉而支持北京。按我的個性，我從來不願意僅僅因為事情已經不可避免而向它低頭。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感到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關係牽涉到美國國家的安全利益。此外，不論在聯合國里發生什麼情況，我都決心遵守條約義務，繼續對台灣地區提供軍事和經濟支援。
10月25日，聯合國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通過開除台灣、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代表中國的唯一政府。這比我們原來預料的要走得遠得多；我們原來以為最大的問題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接納而享有同等地位以後，勸說台灣地區仍舊待在聯合國里。
在動身去中國的幾天以前，我邀請法國大作家和哲學家安德烈·馬爾羅到白宮來做客。
馬爾羅在20世紀30年代就在中國認識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並從那時以來斷斷續續地和他們保持著聯繫。他在《反回憶錄》中關於中國領導人的描寫，是我在為訪華進行準備時所讀的最有價值和最有趣味的讀物之一。
馬爾羅那時已70歲。歲月並沒有減弱他思想的光輝或他言詞的敏捷。他講的優美法語即使經過國務院譯員的過濾，也是精闢而獨特的。
我請馬爾羅講講他對毛的印象。他說：「五年前，毛擔心一件事：美國人或者蘇聯人用十顆原子彈就可以破壞中國的工業中心，使中國倒退50年，而在此期間他自己會死去。他對我說：『當我有六顆原子彈時，就沒有人能夠轟炸我的城市了。』」馬爾羅說他不懂毛說這番話的意思。「毛接著說：『美國人永遠不會對我們扔原子彈。』這話我也不懂，不過我給你複述一下，因為一個人不懂的話才往往是最重要的話。我沒有就此向毛再提出什麼問題，因為人們總是不向毛提很多問題的。」
馬爾羅滔滔不絕地講了許多話和他的想法。
在喝咖啡時，馬爾羅對我說：「你即將嘗試本世紀最重大的事業之一。我想到16世紀的那些探險家，他們出去尋找一個具體的目的地，但往往發現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地方。總統先生，你要做的事情很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完全不同的結果。」
那天夜晚會見結束時，我送馬爾羅上車。當我們站在北廊台階上時，他轉過身來對我說：「我不是戴高樂，但我知道要是戴高樂在這裡他會說些什麼。他會說：『所有理解你正在著手進行的事業的人都向你致敬!』」
1972年2月17日10點35分，我們離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飛往北京。當飛機加速、離開地面時，我想到馬爾羅講的話。我們正在開始一次在哲學上爭取有所發現的旅程，這個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發現新大陸的航行一樣不可預卜，並且在某些方面一樣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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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亨利和鮑勃在飛機上所指出的，我們從全國各地收到的祝願，我們成功的電報幾乎使我們產生一種宗教的感覺。我對亨利說，我感到真正的問題在於美國人民拚命地，幾乎是天真地爭取和平，任何代價都在所不惜。他認為，對於這次大膽的行動以及訪問一個為許多美國人所不熟悉的國土這一事件，還有某種興奮的成分。
我們在上海作短暫停留，讓中國外交部官員和一位中國領航員登上飛機。一個半小時以後，我們準備在北京降落。我從舷窗向外眺望。時值冬季，田野是一片灰黃。小村鎮就像我看過的圖畫裡中世紀的村鎮一樣。
我們的飛機平穩著陸，幾分鐘後停在候機樓前。門開了，帕特和我走了出去。
周恩來站在舷梯腳前，在寒風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蓋不住他的瘦弱。我們下梯走到快一半時他開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國的習慣鼓掌相報。
我知道，1954年在日內瓦會議時福斯特·杜勒斯拒絕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級時一邊決心伸出我的手，一邊向他走去。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我被介紹給所有中國官員，然後站在周的左邊，其時軍樂隊演奏兩國國歌。在共產黨中國首都的颳風的跑道上，《星條旗歌》在我聽來從來沒有這麼激動人心。
儀仗隊是我看到過的最出色的一個。他們個子高大、健壯，穿得筆挺。當我沿著長長的列隊走去時，每個士兵在我經過時慢慢地轉動他的頭，在密集的行列中產生一種幾乎使人認為行動受催眠影響的感覺。
周和我同乘一輛掛著帘子的轎車進城。在我們離開機場時，他說：「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25年沒有交往了啊。」當我們到達北京中心的天安門廣場時，他指給我看一些建築物；我注意到街道是空的。
周夫人在我方官員下榻的地方等候我們，那是兩座很大的政府賓館樓。我們在起坐間喝了茶，然後周說，他相信大家在國宴以前一定都想休息一下。
大約一個小時以後，我正準備洗個淋浴，基辛格闖了進來報告說毛主席要會見我。那天深夜，我寫下了會見時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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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動身前，羅傑斯走上飛機，他很關心地說，我們應該很快同毛會見，並且我們不能陷入這樣的境地，即當我會見他時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階梯而他卻站在階梯頂端。
我們在這方面的顧慮大約在兩點鐘就完全打消了，這時亨利氣喘吁吁地走進房間告訴我，周在樓下，說主席現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見我。亨利下樓去了，我等了大約五分鐘，然後我們乘車去毛澤東的住所。
我們被引進一個陳設簡單、放滿了書籍和文稿的房間。在他坐椅旁邊的咖啡桌上攤開著幾本書。他的女秘書扶他站起來。我同他握手時，他說：「我說話不大利索了。」周后來告訴我，他患了所謂支氣管炎已經有一個月光景。但中國公眾並不知道這件事。
每一個人，包括周在內，都對他表示他應得的尊敬。房間裡站有兩三個文職和軍職人員，在談話進行了大約10分鐘後，周揮手讓他們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們仍舊站在前廳里看著。
他伸出手來，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約一分鐘之久，這一動人的時刻在談話的記錄里大概沒有寫。
顯然，他有一種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斷吸引亨利參加談話。這次談話本來料想只會進行10分鐘或15分鐘，卻延續了將近一個小時。我發現周恩來已經看了兩三次表，便意識到大概應該結束了，免得他過分疲勞。
值得指出的是，周后來在全體會議上不斷地提到我們同毛澤東的會晤以及毛說過的話。
為了把我們第一次的會晤記錄下來，幾名中國攝影記者趕在我們前頭擁進會場。我們都坐在長方形房間的一頭圍成半圓的軟沙發上。當攝影記者還在忙碌的時候，我們彼此先寒暄了一會。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曾經指定他班上的學生研讀毛澤東的著作。毛澤東用典型的謙虛口吻說：「我寫的這些東西算不了什麼，沒有什麼可學的。」我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可是毛回答說：「我沒有能夠改變世界，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
儘管毛說話有些困難，但他的思緒顯然像閃電一樣敏捷。「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委員長可不喜歡這個。」他說，同時揮動了一下手，這個手勢可能指我們的會談，也可能包括整個中國，「他叫我們共匪。最近他有一個講話，你看過沒有?」
我說：「蔣介石稱主席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麼?」
當我提的問題翻譯出來時，毛髮笑了，但回答問題的是周恩來。「一般地說，我們叫他們『蔣幫』，」他說，「有時在報上我們叫他匪，他反過來也叫我們匪。總之，我們互相對罵。」
毛說：「其實，我們同他的交情比你們同他的交情長得多。」
毛談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第一次北京之行嚴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個特工人員，」我說，「但只有他能夠在行動不自由的情況下去巴黎12次，來北京1次，而沒有人知道——可能除了兩三個漂亮的姑娘以外。」
「她們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說，「我是利用她們作掩護的。」
「在巴黎嗎?」毛裝作不相信的樣子問道。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護的，一定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外交家。」我說。
「這麼說，你們常常利用你們的姑娘囉?」毛問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護，麻煩可就大了。」
「特別是在大選的時候。」周說，這時毛同我們一起哈哈大笑。
談到我們的總統選舉時，毛說他必須老實告訴我，如果民主黨人獲勝，中國人就會同他們打交道。
「這個我們懂得，」我說，「我們希望我們不會使你們遇到這個問題。」
「上次選舉時，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著說。
「當主席說他投了我的票的時候，」我回答，「他是在兩害之中取其輕的。」
「我喜歡右派，」毛顯然開心地接口說，「人家說你們共和黨是右派，說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還有戴高樂。」我補充了一句。
毛馬上接口說：「戴高樂另當別論。」接著他又說，「人家還說西德的基督教民主黨是右派。這些右派當權，我比較高興。」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國的左派只能是誇誇其談的事，右派卻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說。
談話轉到我們這次會晤的歷史背景，毛說：「是巴基斯坦前總統把尼克森總統介紹給我們的。當時，我們駐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們同你接觸。他說，尼克森總統跟約翰遜總統一樣壞。可是葉海亞總統說：『這兩個人不能同日而語。』他說，一個像強盜——他是指約翰遜。我不知道他怎麼會有這個印象，不過我們不大喜歡從杜魯門到約翰遜你們這幾位前任總統。中間有八年是共和黨任總統。不過在那段時間，你們大概也沒有把問題想通。」
「主席先生，」我說，「我知道，多年來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態度是主席和總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們帶到一起來的，是認識到世界上出現了新的形勢；在我們這方面還認識到，事關緊要的不是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哲學，重要的是它對世界其他部分和對我們的政策。」
我同毛會見，主要談到我們之間有發展潛力的新關係的他所謂的「哲學」方面，但我還籠統地提出了雙方將要討論的重大實質性問題。我說，我們應該審查我們的政策，決定這些政策應該怎樣發展，以便同整個世界打交道，並處理朝鮮、越南和台灣地區等眼前的問題。
我接著說：「例如，我們應該問問自己——當然這也只能在這間屋子裡談談——為什麼蘇聯人在面對你們的邊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對西歐的邊境上部署的還要多?我們必須問問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我知道我們雙方對日本問題是意見不一致的，但是，從中國的觀點來看，日本是保持中立並且完全沒有國防好呢，還是和美國有某種共同防禦關係好呢?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決不能留下真空，因為真空總是有人會來填補的。例如，周總理已經指出，美國在『到處伸手』，蘇聯也在『到處伸手』。問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面臨的危險究竟來自何方?是美國的侵略，還是蘇聯的侵略?這些問題都不好解答，但是我們必須討論這些問題。」
毛很活躍，緊緊抓住談話中的每一個細微含義，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勞了。周越來越頻繁地偷看手錶，於是我決定設法結束這次會談。
「主席先生，在結束的時候，我想說明我們知道你和總理邀請我們來這裡是冒了很大風險的。這對我們來說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決定。但是，我讀過你的一些言論，知道你善於掌握時機，懂得只爭朝夕。」
聽到譯員譯出他自己詩詞中的話，毛露出了笑容。
我接著說：「我還想說明一點，就個人來講——總理先生，我這也是對你說的——你們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們就不信任我。你們會發現，我絕不說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總要比我說的多。我要在這個基礎上同主席，當然也要同總理，進行坦率的會談。」
毛用手指著基辛格說道：「『只爭朝夕』。我覺得，總的說來，我這種人說話像放空炮!」周哈哈大笑，顯然我們免不了又要聽另一番貶低自己的話了。「比如這樣的話：『全世界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建立社會主義。』」
「像我這種人，」我說，「還有匪幫。」
毛探身向前，微笑著說：「你，作為個人，也許不在被打倒之列。」接著，他指向基辛格說，「他們說，他這個人也不屬於被打倒之列。如果你們都被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說，「我們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於一個很窮的家庭，結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一個偉大國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沒有那麼出名。我也出生於一個很窮的家庭，登上了一個很偉大的國家的最高地位。歷史把我們帶到一起來了。我們具有不同的哲學，然而都腳踏實地來自人民，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實現一個突破，這個突破將不僅有利於中國和美國，而且有利於今後多年的全世界。我們就是為了這個而來的。」
在我們告辭的時候，毛說：「你那本《六次危機》寫得不錯。」
我微笑著搖搖頭，朝周恩來說：「他讀的書太多了。」
毛陪我們走到門口。他拖著腳步慢慢地走，他說他身體一直不好。
「不過你氣色很好。」我回答說。
他微微聳了聳肩說：「表面現象是騙人的。」
在人民大會堂同周舉行的第一次全體人員參加的會談，由於臨時插入的同毛的會見而被打斷了，我們只來得及就會談進行的方式泛泛地商量了一下。周喜歡的方式是，一方在一次會談中闡明他們對某個問題的觀點，另一方則在下一次進行回答。
這次訪問最困難和需要小心對待的部分是發表聯合公報。我重申了我們對這件事採取講求實效的態度。「像這樣一次舉世矚目的首腦會議，」我說，「通常的做法是，像我們就要做的那樣開幾天會，經過討論，像我們也會做的那樣發現意見的分歧，然後發表一篇含糊其詞的公報，把問題全部遮蓋起來。」
「如果我們那樣做，就會不僅欺騙人民，而且欺騙自己。」周回答說。
「當國與國之間的會議並不影響世界的前途時，這樣做是可以的。」我說，「但是，我們的會談受到全世界的矚目，並且會對我們在太平洋地區乃至全世界的朋友產生持續多年的影響。對這樣的會談，如果我們也那樣做，那將是不負責任的。我們在會談開始的時候並不幻想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我們可以發動一個過程，它將使我們能夠在今後解決其中的許多問題。坐在這間屋子裡的男男女女為了一次已經獲得成功的革命作過長期的艱苦鬥爭。我知道你們堅信你們的原則，我們也堅信我們的原則。我們並不要求你們在你們的原則問題上讓步，就像你們不會要求我們在我們的原則問題上讓步一樣。」
或許是因為我提到了對立的原則，周想起了一件往事，他說：「正像你今天下午對毛主席說的，我們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當年不想這樣做。」
我反駁說：「可你說你也不願意同他握手啊!」
周答道：「不一定，我本來是會握手的。」
我說：「那好，讓我們握手吧!」於是我們隔著桌子又握了一次手。
這個話題似乎使周興奮起來了。他接著說：「杜勒斯的副手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違反杜勒斯定下的規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為一般人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搖了一下我的手臂。」在場的人，包括周自己，都笑了起來。他又說：「不過那個時候我們不能怪你們。因為國際上普遍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是鐵板一塊，西方國家也是鐵板一塊。現在我們知道情況並不是這樣。」
我附和說：「我們已經衝破了老的格局。我們是根據每一個國家自己的行為來看待它的，不是把它們統統歸在一類，說它們因為有這樣的哲學，所以都是一團漆黑。我想老實告訴總理，因為我是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成員，我當時的觀點同杜勒斯先生的觀點是相似的。但後來世界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美國的關係也必須改變。正如總理有一次對基辛格博士說的，舵手一定要順應潮流，否則他會被淹死的。」
一小時後，我們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宴會，彼此又碰頭了，這時中國方面的人好像自在得多了。這或許是因為我們的訪問已經得到毛的正式認可，也可能只是因為我們已經開始合得來了。
我在祝酒詞里試圖用理想主義的語言來表述對華主動行動的實用主義基礎。我說：
過去我們有時候曾是敵人。今天我們有巨大的分歧。使我們走到一起的，是我們有超過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討論我們的分歧時，我們雙方都不會在自己的原則上妥協。但是，雖然我們不能彌合我們之間的鴻溝，卻能夠設法搭一座橋，以便我們能夠越過它進行會談。
因此，讓我們在今後的五天裡在一起開始一次長征吧，不是齊步走，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走向同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和平與正義的世界結構。……全世界在注視著。全世界在傾聽著。全世界在等著看我們將做些什麼……
我們沒有理由要成為敵人。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取得對方的領土，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支配對方。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伸出手去統治世界。
毛主席寫過：「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現在是只爭朝夕的時候了，是我們兩國人民攀登偉大境界的高峰，締造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時候了。
在雙方祝酒後，樂隊奏了《美麗的亞美利加》。我說，這是我在1969年為我的就職典禮挑選的一支歌。周舉杯說：「為你的下一次就職乾杯!」
第二天下午，我們在人民大會堂會晤時，我提醒周說，儘管他可能會從美國報紙關於這次訪問的一些報道中看到什麼說法，但我對目前的情況並不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現在我們說，中美之間的新關係是由於兩國人民之間存在著一種根本的友誼。大部分相當天真的美國報紙也相信這種說法。但是總理和我都知道，光是友誼不能成為建立關係所必須依靠的基礎，儘管我覺得我們個人之間是有友誼的。我記得當我還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時，有一個法學教授說過，任何契約的效力只相當於有關各方願意遵守的程度。」
周一動不動地坐著，注意傾聽，面部毫無表情。
「我認為中國的利益和美國的利益都急切需要美國把自己的軍事設施大致維持在現有的水平上，」我說，「除了某些例外情況我們以後可以討論外，我認為我們應該維持美軍在歐洲和日本的存在，並使美國海軍留在太平洋。我認為，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利益同美國的利益一樣大。」
這番話果然達到了我原來的目的，引起桌子對面中方人士中間一點小小的騷動。
「讓我現在作一個比喻，希望這不會引起反感。」我接著說，「我是一個教友會的教徒，儘管不是一個很好的教徒。我相信和平。我的全部本能使我反對龐大的軍事機構、反對軍事冒險。正如我剛才所說的，總理是貴國那種哲學在當今世界上的主要發言人之一，所以他只能反對美國這樣的國家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但是，我們兩個人都必須把自己國家的生存放在首要地位。如果美國削減它的軍事力量，如果我們從我提到的世界上那些地方撤退，那就會給美國帶來巨大的危險——中國所遭受的危險甚至會更大。」
「我並不想硬說蘇聯的現領導人有怎樣的動機，」我說，「我只能尊重他們自己的說法。但是我必須依據他們的行動來制定政策。就核力量的對比而言，蘇聯在最近四年來一直以非常驚人的速度向前發展。我決心不使美國落在後面。如果我們落在後面，我們對歐洲提供的保護盾牌、對太平洋地區同我們訂有條約的各國所提供的保護盾牌就會變得毫無價值。」
在把這種分析運用於美國的對日關係問題時，我說中國人是根據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哲學來確定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的：他們要求美軍撤出日本，廢除美日共同防禦條約，從而使日本處於中立和沒有武裝的地位。
「我認為總理依據他的哲學，已經在日本問題上毫不含糊地採取了正確的立場，」我說，「並且我認為他還不得不繼續採取這種立場。然而，我希望他理解我為什麼強烈地感到我們的對日政策符合中國安全的利益，儘管這種政策同他信奉的哲學學說是矛盾的。
「美國可以離開日本的近海，但是其他國家仍然會在那裡捕魚。如果我們讓日本赤手空拳，缺乏防務，它就不得不轉向別國求助或者建立自衛力量。如果我們缺乏同日本的防禦安排，我們在與它有關的問題上就發揮不出影響了。」
「如果美國離開亞洲，離開日本，」我說，「那麼我們的抗議，不管多麼響亮，也只會是一陣空炮，不會有任何效果，因為抗議的聲音遠在幾千英里以外，是聽不見的。」
「我知道我剛才描繪的一幅圖景使我聽起來像一個老牌的冷戰分子。」周聽到這一句輕輕一笑，我接著說，「但這就是我所了解的世界現狀。分析起來，正是這個世界現狀使我們美國和中國走到一起來了，不是由於哲學概念，不是由於友誼——儘管我認為友誼是重要的——而是由於國家的安全。在我提到的這些方面，我認為我們有共同的利害關係。」
中國人對蘇聯既有極端的蔑視，又有相當大的擔心。周完全意識到我在去莫斯科之前先來北京的象徵意義和影響，他看到蘇聯報紙譴責我這次訪問，感到非常高興。「你先到這裡來，」他說，「莫斯科氣得要命!他們廣泛動員他們的人、他們的追隨者，來罵我們。讓他們去罵吧。我們不在乎。」
後來，當他的激昂情緒在很大程度上鬆弛下來以後，他給我們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他說這事發生在1969年一次中蘇邊界衝突的時候。他說：「那個時候，我們同蘇聯之間有一條熱線，但由於克里姆林宮從來不用，這條熱線已經變成了冷線。然而在珍寶島事件發生時，柯西金拿起電話，要同我們通話。我們的電話員答話時，他說：『我是柯西金總理。我要同毛主席講話。』電話員完全自發地答覆說：『你是修正主義者，我不給你接電話。』於是柯西金說：『既然你不肯接主席，那麼請你給我接周總理。』可是電話員還是用那句未經請示的話答覆，把電話掛斷了。」
我們會談進行到大約一半的時候，周吃了幾粒白色的小藥丸。我猜想這藥是治他的高血壓的。我對他思想的敏銳和耐久的精力有很深的印象。我注意到隨著下午會談時間越來越長和譯員低聲地講個不停，雙方的一些年輕人開始打瞌睡，然而73歲高齡的周在四個小時的會談中自始至終都保持著機警和全神貫注的神態。
「當前最緊迫的問題是印度支那。全世界都在注意那裡發生的事。」他說，「民主黨想給你製造困難，說你來中國是為了解決越南問題。這當然是做不到的，我們沒有資格在會談中解決這個問題。」
我表示完全理解我們會談的局限性，並且對於在北京能解決印度支那戰爭問題不抱幻想。「這個問題很簡單，戰爭拖下去，唯一得到好處的是蘇聯。」我說，「他們要把我們拖住，因為他們想藉此擴大他們在北越的勢力。從我們得到的所有情報來判斷，他們甚至可能在慫恿北越堅持打下去，不要解決問題。」
周明確表示，在他看來，我們從越南撤得越晚，撤退就會越困難，結果對我們越不利。他知道北越人的堅韌性。「胡志明是我的老朋友，」他說，「1922年我在法國就認識他。」周指出我曾經承認戴高樂撤出阿爾及利亞是明智的；他認為撤出越南是唯一正確的做法，雖然這樣的決定會使我在國內政治鬥爭中遇到困難。他說：「只要你們繼續推行越南化、寮國化和柬埔寨化，只要他們一天繼續打下去，我們就不能不繼續支持他們。」
我扼要地說明了美國的立場，我說：「不談那些8點、5點、13點和其他什麼點，讓我們直截了當地說出我們建議的實質。如果我能同北越的領袖，不論他是誰，面對面地坐下來談判，我們就可以商談停火和遣返我們的俘虜，從那天起六個月內把全部美國人撤出越南。我還想指出一點，這項建議我們早在去年年中就向北越人提出，可是他們拒絕了，並且堅持除軍事解決以外，同時必須由我們強制實行政治解決。」
我說：「我知道人們可能有相反的看法，但是我們的國家有自己的處境，世界上有些國家的防務要依靠我們，如果我們不守信義，那麼我們這個國家就不配做朋友，全世界的人民就不能把我們當作可靠的盟友。」
在我同周進行會談時，帕特的日程也排得很滿，其中包括參觀北京動物園和頤和園。當晚我們在賓館碰頭時，她說雖然她遇到的中國人都很客氣和有合作的願望，但她感到對我們的接待多少有點拘束，不讓她同外面的人接觸，只有在北京飯店參觀廚房時她才接觸到官方陪同人員以外的人。我們談到這次訪問對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巨大問題，不僅從他們同蘇聯、北越和整個共產黨世界的關係方面來說是如此，而且從他們的國內政治方面來說也是如此。20年激烈的反美宣傳不是在一夜之間就能夠消除的，需要有一段時間才能使中國的群眾消化北京提出的新路線。
那天晚上，周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陪我們去看舞劇。他們安排了一場專場演出，是由江青設計和搬上舞台的大型節目《紅色娘子軍》。
我從事先為我們準備的參考資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識形態上是個狂熱分子，她曾經竭力反對我的這次訪問。她有過變化曲折和互相矛盾的經歷，從早年充當有抱負的女演員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領導激進勢力。好多年來，她作為毛的妻子已經是有名無實，但這個名在中國是再響亮不過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這個名來經營一個擁護她個人的幫派。
當我們就座的時候，周提到1965年赫魯曉夫來看過這齣戲，就坐在我現在坐的地方。他突然糾正自己的話說：「我指的是柯西金，不是赫魯曉夫。」
在我們等待聽前奏曲的時候，江青向我談起她讀過的一些美國作家的作品。她說她喜歡看《飄》，也看過這部電影。她提到約翰·斯坦貝克，並問我她所喜歡的另一個作家傑克·倫敦為什麼要自殺。我記不清了，但是我告訴她說好像是酒精中毒。她問起沃爾特·李普曼，說她讀過他的一些文章。
毛澤東、周恩來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種隨隨便便的幽默感和熱情，江青一點兒都沒有。我注意到，替我們當譯員的幾個年輕婦女，以及在中國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幾個婦女也具有同樣的特點。我覺得參加革命運動的婦女要比男子缺乏風趣，對主義的信仰要比男子更專心致志。事實上，江青說話帶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頭轉向我，用一種挑釁的語氣問道：「你為什麼沒有早一點到中國來?」當時，芭蕾舞的演出正在進行，我沒有搭理她。
原來我並不特別想看這齣芭蕾舞，但我看了幾分鐘後，它那令人眼花繚亂的精湛表演藝術和技巧給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試圖創造一出有意要使觀眾既感到樂趣又受到鼓舞的宣傳戲方面無疑是成功的。結果是一個兼有歌劇、小歌劇、音樂喜劇、古典芭蕾舞、現代舞劇和體操等因素的大雜燴。
舞劇的情節涉及一個中國年輕婦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領導鄉親們起來推翻一個惡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戲劇藝術上，這齣戲比較膚淺和矯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記中所記的，這個舞劇在許多方面使我聯想起1959年在列寧格勒看過的舞劇《斯巴達克思》，情節的結尾經過改變，讓奴隸取得了勝利。
每天晚上的社交活動以後，基辛格同副外長會晤，逐字逐句地研究正式公報的每一個新草案。有時周同他們一起工作；有時基辛格走過兩棟賓館樓之間的小橋來向我匯報他們取得的進展或者遇到的問題。由於晚上還要進行這些談判，我們都睡不了多少覺，基辛格則幾乎完全沒有睡覺。
台灣問題是對雙方的試金石。我們覺得我們不應該也不能夠拋棄台灣人；我們承擔了義務，保證台灣地區享有獨立生存的權利。中國人同樣決心要利用公報來毫不含糊地聲明這個島嶼是屬於他們的。這正是我們在確定起草公報的方法時所應當考慮的那種分歧：我們可以申述我們的立場，他們可以申述他們的立場。但是在台灣問題上，國內的政治考慮促使基辛格和我試圖說服中國人，讓他們感到有必要搞得溫和一些。
我們知道，如果中國人在公報里對台灣提出非常好鬥的主張，我將受到國內各種各樣親台灣、反尼克森、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院外集團和既得利益集團的交叉火力的拚命攻擊。如果這些集團在總統競選的前夜找到這個共同的理由，整個對華主動行動就有可能成為兩黨之間的爭議問題。到時候，不論我是否由於這個具體問題而落選，我的繼任就可能無法繼續發展華盛頓和北京的關係。因此，在同周舉行的正式會談中，我很坦率地指出，公報如果在台灣問題上措辭強硬，勢必會給我造成怎樣的實際政治問題。
我們知道在現階段還不可能就台灣問題達成協議。儘管雙方可以同意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北京政府和台灣地區都保持的立場——我們卻不得不反對北京使用軍事力量把台灣地區置於共產黨的統治之下。
我們長時間的討論得出了我們預料的結果：雙方都認為存在著分歧，這些分歧要在公報中反映出來。主要由於基辛格的談判手腕和周的通情達理，中國人終於同意採用十分緩和的公報措辭。
我們發現中國人看起來比較容易相處，原因之一是他們一點兒也不驕傲自負。他們和蘇聯人不同，蘇聯人一本正經地堅持他們所有的東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國人幾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評，常常向人請教怎樣改進自己。甚至連江青也不例外，當我對她說她的芭蕾舞給我多麼深刻的印象時，她也說：「我高興地知道你覺得它還可以，但是請你講一講有哪些地方要改進。」周不斷地提到他們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點，我就不禁想到赫魯曉夫怎樣說大話，和他相比，中國人的態度要健康得多。我當然知道，這只是他們的一種態度，他們有意作出決定要保持謙虛，事實上他們絕對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學極端優越，認為總有一天要勝過我們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學。
然而，我發現自己對這些嚴肅和具有獻身精神的人發生了好感。帕特和我遊覽紫禁城時，陪同我們的是72歲高齡的國防部部長葉劍英元帥。
日記
他是一個有巨大內在力量的極其可愛的人。他講了一句有趣的話，說美國音樂和中國音樂似乎能夠互相配合，美國記者和中國記者也合得來。我覺得他這個看法很對，特別是那些比較深沉和敏感的美國人，而不是那種好鬧磨擦的大嗓門的美國人，後一種人是使中國人感到反感的。我們的關係有一個好處，今天的美國人不像19世紀末的美國人，同英國、法國、荷蘭等歐洲人不大相同。我們不驕傲——我們近乎天真地誠心誠意喜歡別人，想同他們融洽相處。我們往往不夠細密，不過再有幾個世紀的文明，我們就會好一點。正是中國人的細密給了我最深刻的印象。我聽人說過，也在書籍和引語中讀到過中國人的這種細密。當然，周恩來不僅有中國人的細密，而且還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廣泛經驗。
我們在北京逗留的第三個晚上，他們請帕特和我去觀看一場體操和桌球表演。
日記
體操表演豐富多彩，蔚為壯觀，和昨天晚上的芭蕾舞一樣，自始至終貫徹了一種巨大的獻身精神和專一的目的性。
他們搬出體育器械的方式和高舉紅旗的入場式顯示了驚人的力量。男女運動員的外表，當然還有那精彩的桌球表演，不僅給人以持久的印象，而且還給人以不祥的預感。
亨利的警告無比正確，隨著歲月的推移，不僅我們而且各國人民都要儘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國人民的巨大能力、幹勁和紀律性相匹敵。
那天晚上我上床以後久久不能入睡。到早上5點鐘，我起來洗了一個熱水澡。我回到床上後，點燃了一支主人體貼地提供的中國制「長城牌」雪茄菸。我坐在床上一面吸菸，一面記下這一星期里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
2月26日星期六，我們和周一起坐他的飛機去杭州。這時，我們兩人交談起來已經很隨便了。
日記
周恩來和我在驅車前往北京機場途中作過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談。他提到毛在闊別32年之後重返故鄉時填的一首詞。他再次提到他常常談到的一點：逆境是個好老師。我聯想到一般的逆境，指出在選舉中失敗比打仗受傷還要痛苦。後者傷的是身體，前者傷的是精神。另一方面，在選舉中失敗可以助長力量和砥礪品格，這對迎接將來的戰鬥是必要的。我對周說，我發現從失敗中學到的東西比從勝利中學到的還多，我唯一的希望是一生中勝利的次數比失敗的次數多一次。
我還舉了戴高樂的例子，他在野的那幾年是有助於鍛煉他的性格的一個因素。他重返政壇以後認為畢生一帆風順的人不會有堅強的性格。
周說，我在上次祝酒詞中講到我們不可能在一星期之內搭起跨越1.6萬英里和22年的橋樑，說我的這種想法就像毛主席的一樣，富有詩意。當然，毛的詩詞充滿了豐富多彩的、生動的譬喻。
他再次提到他欽佩我的《六次危機》。我開玩笑地說，他不應該全信報紙上說我的壞話，我也不會全信報紙上說他的壞話。
杭州是環繞著大湖和花園建築起來的。過去的皇帝把杭州當作避暑的地方，它當時就以中國最美麗的城市著稱。我知道毛喜歡在杭州度假，住在一座由精美的古代宮殿改建的政府賓館裡。
雖然我們去杭州的時候不是遊覽季節，天氣陰沉，但還是容易看出毛為什麼被這座城市所吸引。遠處有煙霧籠罩的高山，湖裡長滿了荷花。賓館像一座寶塔，有很陡的綠瓦屋頂，它坐落在名為「三潭印月」的湖中小島上。賓館有一股霉味，但極其整潔。後來帕特和我一致認為我們在杭州的逗留是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時間。
我同周舉行了超過15小時的正式會談，討論了範圍廣泛的問題和想法。由於我們在這次訪問期間的全部討論都很坦率，中國人自然對泄密的可能性感到不安。我相信周不難想像克里姆林宮將來怎樣利用我們的會談記錄大做宣傳文章。在談到印巴戰爭期間美國國內有人反對我的一些決定時，周提到傑克·安德森泄露機密的事件。他面帶冷笑地說：「你三次開會的記錄都公布出去了，因為你請了各種各樣的人參加。」在他開玩笑的語氣背後，我感到一種真正的關切。事實上，當我們從機場驅車去北京的途中進行第一次談話時，周就提到中國人非常重視我們這次交往的保密問題，毛主席在和我會晤時也著重講了這一點。
為了使周放心，我告訴他我們打算採取哪些嚴格程序來使雙方今後的接觸能夠做到保密。「總理也許認為我們過於謹慎，」我說，「但是你知道我們的上一屆政府遇到了五角大樓文件泄密事件，而本屆政府又遇到了安德森文件泄密事件。基辛格博士和我決心使這類事情在同貴國政府建立的新關係中永遠不會發生。」
我說，當事情關係到我們兩國的命運，甚至可能關係到世界的命運時，我決心使我們能夠在保密的條件下對話。
在我們開始討論中東局勢時，周開玩笑說：「連基辛格博士也不願意討論這個問題，因為他是猶太人，他怕人家懷疑他。」
我說：「關於中東問題，我所關心的要比以色列大得多。基辛格也一樣，因為他固然是猶太人，卻首先是美國人。我們認為蘇聯正在向那個地區伸手。這必須加以阻遏。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我們在約旦危機中便採取了堅定的立場，向蘇聯人提出警告，如果他們在那個地區進逼，我們就認為我們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損害。」
我強調說明，兩黨都支持我的這次訪問，今後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完全可以前來訪問了。「正如我對總理說過的，不論明年誰坐在這把椅子上，必須保證使政策得以延續下去。」我說，「根據我們的制度，我明年可能會在位，也可能不會。我一定要有確切把握，不論那時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擔任總統，我們的這個開端能夠繼續下去。這一點比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都重要。它關係到今後許多年的命運。」
由於我們越來越自在和彼此更加熟悉，我們的談話有時相當輕鬆，甚至富於幽默。
有一次在我們驅車去機場的途中，周講了在我的中國之行宣布前幾個月毛主席會見海爾·塞拉西皇帝的情況。毛主席徵求老皇帝的意見，問他「社會主義魔鬼」（毛用這個詞開玩笑地指他自己）是不是應該同「資本主義魔鬼」坐下來談判。我說：「我想你的許多同事一定認為，我這次來沒有戴帽子，是因為我頭上長角，戴不了帽子。」
在我們的交談中，年齡是一個反覆出現的問題。正如馬爾羅說過的，使中國領導人發愁的一個問題是：有那麼多工作要做，而留給他們的時間卻那麼少。
日記
周恩來有兩三次談到年齡問題。我說，我真佩服他的精力這樣旺盛，並且說，其實年齡並不是指一個人活了多少年，而是指他在那些年裡經歷了多少事。我隱約感到，他認為一個人參與大事就能保持活躍和年輕。但同時有一個反覆出現的陰影，那就是他感到現在的領導班子已經日子不長了，而要做的事還那麼多。
我們見過的中國領導人無不對美國整個代表團比較年輕特別感到驚訝。在我們第一次會談時，周專門點到德懷特·查平，他只有31歲，看上去甚至還要年輕一些。「我們的領導人中，老年人太多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向你們學習。」他說，「我發現你們有許多年輕人；查平先生很年輕，格林先生也不算老。」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馬歇爾·格林是56歲。
儘管我比毛澤東幾乎小四分之一世紀，但我是把這次訪問當作我能為中美關係出力的最後一次機會來看待的。我回國後不久在口述我的日記時曾說：「其實我大概比他們還要老，我只有十個月的（政治）生命，充其量也只有四年零十個月，我必須在目前就取得成果。因此，眼下對我來說，甚至比對他們來說更是關鍵的時刻，儘管在通常的意義上他們比我年紀大。」
一天下午，我們談到解決問題要有耐心，這時周說：「我等不了十年。你可以等十年。總統先生也許會第三次當選。」
「這是違反憲法的。」基辛格插話說。
周說：「等四年，你可以再競選嘛。你的年齡准許你這樣做。但是，對中國現在的領導人來說，這是做不到的。我們太老了。」
「總理先生，」我回答說，「美國的前任總統像英國國王一樣，責任大，但沒有權力。我指的是卸任的總統。」
周說：「可是你的經歷在歷史上是少見的。你兩次擔任副總統，接著在選舉中失敗，後來卻又贏了一次。這在歷史上是少見的。」
訪問結束時，在上海發表了我們的聯合聲明，後來被稱作「上海公報」。
按照基辛格在第二次波羅行動計劃中商定的辦法，這個公報打破了外交上的常規，坦率地說出而沒有掩飾雙方在主要問題上的重大分歧。因此，作為一個外交文件，公報的文字是異常生動的。
實質部分的第一段開頭是「美國方面聲明」，接著詳細列舉了我們討論過的每一個重大問題的立場。下一段開頭是「中國方面聲明」，然後就同樣的問題列舉了對應的觀點。
例如，美方宣稱支持我們和南越1月27日在巴黎提出的八點和平建議，中方則聲稱支持越共在2月提出的七點建議。
我們表示打算保持同韓國的密切聯繫和對它的支持；中方則表示支持朝鮮提出的朝鮮和平統一的八點方案和取消「聯合國韓國統一復興委員會」的主張。
我們聲明我們最高度地珍視同日本的友好關係，並將繼續發展現有的緊密紐帶。中方表示「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向外擴張，堅決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願望」。
中方重申自己的主張：他們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他們聲明，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別國無權干涉，並要求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台灣撤走。他們最後說：「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
美方關於台灣問題那一段話的措辭迴避了意見的衝突，只是簡單地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我們說，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從台灣地區撤走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但我們沒有規定最後期限。我們同意在此期間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我們在台灣地區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也許「上海公報」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規定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因為雙方同意了這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都等於給自己加了約束。不過更重要的是，特別是從中國方面著眼，這個規定微妙地但明白無誤地表明，我們雙方將反對蘇聯或任何別的大國想支配亞洲的努力。
回顧在中國度過的那一個星期，我感到最鮮明的印象有兩個。其一是在北京觀看體育表演時，觀眾既守紀律又激動得近乎狂熱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證實了我的這一信念，即我們必須在今後幾十年內在中國還在學習發展它的國家力量和潛力的時候，搞好同中國的關係。否則我們總有一天要面對世界歷史上最可怕的強大敵人。
這次訪問給我留下的另一個鮮明印象是周恩來無與倫比的品格。我和毛澤東會晤的時間太短，又過於正式，使我對他只能有一個膚淺的印象。可是我和周舉行過許多小時的正式會談和社交場合的交談，所以我能看到他的才華和朝氣。
世界上的許多領導人和政治家往往全神貫注於某一事業或問題，周恩來卻不然，他能廣泛地談論人物和歷史。他的觀點為他那種意識形態的框框所影響，然而他知識的淵博是驚人的。
在北京的一次宴會後，我記下了我們交談的情況。
日記
我極有興趣地注意到周恩來顯示了淵博的歷史知識，同時也注意到他所信奉的意識形態怎樣影響了他的歷史觀。例如，在他看來，法國對美國革命戰爭的干預不是由法國政府而是由〔拉斐特率領的〕志願軍進行的。
周還把林肯說成是「經過多次失敗」最後才取得勝利的，因為人民站在他一邊。固然林肯是歷史上少有的偉人之一，他卻完全是個實用主義者。他打南北戰爭並不是為了解放黑奴，儘管他是堅決反對奴隸制的；後來當他解放黑奴時，他也沒有把解放黑奴當作目的本身——他這樣做純粹是一種戰術上和軍事上的策略，只宣布解放南部的黑奴而不包括北部邊緣各州的黑奴。
我很惋惜，等到我1976年2月第二次訪問中國時，周恩來已經逝世，不能再見面了。我覺得，雖然我們相識的時間不長，並且不可避免地有點拘束，甚至存有戒心，我們之間卻已經形成了相互尊敬的個人關係。
我們在北京賓館舉行最後一次長時間的會談時，周說：「在你樓上的餐廳里，我們掛了一首毛主席書寫的關於廬山的詩，最後一句是：『無限風光在險峰。』你到中國來是冒了一定風險的。」
「現在我們已經在頂峰了。」我說。
「那是一首，」他接著說，「還有一首《詠梅》，我想掛卻找不到合適的地方。主席在那首詞里指的是，採取主動的人不一定是伸手的人。等到百花盛開時，他就要消失了。」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本小書，讀了這首詞。
風雨送春歸，
飛雪迎春到。
已是懸崖百丈冰，
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
只把春來報。
待到山花爛漫時，
她在叢中笑。
「因此，」周接著說，「我們同意你的想法：你是採取主動行動的人。你也許看不到它的成功，但是我們當然會歡迎你再來的。」
基辛格用外交的語言指出，即使我再度當選，也不大可能再次前來訪問。
「我只是舉例說明中國人的想法，」周說，「這事反正不要緊。」
周提到這次訪問前不久我把專機的名字從「空軍一號」改為「76年精神號」的事情。「不管誰是下屆總統，」他說，「76年精神將依然存在，並且會占上風。從政策的角度看，我希望我們的對手不變，以便繼續我們的努力。我們不僅希望總統能繼續任職，而且希望你的國家安全顧問和助理能繼續任職。變化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如果我突然心臟病發作而死去，你就不得不同另一個對手打交道了。因此，我們讓更多的人和你會見。希望你不會討厭我講話太長。」
我向他保證，情況正好相反，我對他講的話很感興趣。
他指著攤開在他膝蓋上的那本詩詞說：「這屬於哲學範疇，但也是一種政治觀點。例如，這首詩是在對敵人打了一次勝仗後寫的。全篇沒有一處提到敵人；寫這首詩是很難的。」
「當然，我認為從哲學上考慮問題是很有益的，」我說，「在太多的情況下，我們用策略眼光來看待世界上的問題。我們的目光短淺。如果寫那首詩的人也目光短淺，你今天就不會在這裡了。更重要的是，我們觀察世界時不應該僅看到當前的外交戰役和決定，而應該看到推動世界的那些巨大力量。也許我們有一些不同的意見，但是我們知道一定會發生變化。我們知道，儘管我們之間有分歧，但只要我們能找到共同點，我們兩國人民一定能夠在一個更美好的，我想也是更安全的世界裡生活。」
2月24日星期五清晨兩點半，我記下了我打算在當天下午同周恩來會談時說的幾個要點，這些要點說明了我之所以採取對華主動行動的真實思想。如果我當時能夠公布這些筆記，或許那些批評我的對華主動行動的保守派起碼會放心地認為我不是出於天真爛漫的心理去接近中國人的。
第一點，強調海外華僑有巨大的潛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必要利用這一潛力，學會和它共存，而不是迫使他們接受這個制度，從而挫傷這支力量。
第二點，強調尼克森會像眼鏡蛇那樣起而反擊蘇聯人或其他任何人，如果他們違背對他作出的諾言。我在越南問題上的記錄有助於使別人相信這一點。
第三點，用現身說法和直率的口氣強調我對我們的制度深信無疑，並相信我們的制度在和平競賽中一定會取得勝利。我想我們已經把這一點說清楚了。我認為絕對不能讓他們想當然地以為他們的制度優越並終將取得勝利。
與此有關的是，我們不會變得軟弱起來，我們的制度不是在走向崩潰。縱然對我們的制度有那麼多公開的批評等，這些都不應當被視為軟弱的表現。
我在離開中國前夕的宴會上祝酒說：「我們今天所發表的聯合公報概括了我們會談的結果。這個公報明天將成為全世界的重大新聞。但是，我們在那個公報中所說的話，遠不及我們在今後為建立跨越1.6萬英里和過去分隔我們22年的敵對狀態的橋樑而將做的事情來得重要。」
我舉杯說：「我們在這裡已逗留了一周時間。這是改變世界的一周。」
國際電話電報公司
我們從中國回來後的第二天，傑克·安德森開始在報紙上寫一系列專欄文章，聲稱發現了政府的一件重大醜聞。他指控的依據是一位替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在國會進行活動的婦女迪塔·比爾德向上級寫的一份備忘錄。他說，備忘錄暗示，政府與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就反托拉斯問題所達成的解決辦法受了該公司給予即將舉行的共和黨代表大會一筆捐款的影響，約翰·米切爾和我都由於這筆捐款而竭力主張給予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優惠的待遇。據稱，這整個交易幾乎是比爾德夫人一手操辦的。
其實，這項反托拉斯的解決辦法對政府有利，而不是對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有利，因為它要求這家公司放棄相當於10億美元售價的證券。在解決以後第一天開盤時，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股票下跌了11%。而且，據稱，影響了這一解決辦法的那筆款項並不是捐給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或者共和黨的，而是捐給聖迭戈市，以便該市能夠爭取成為1972年舉行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地點。工商業資助本地的市政當局，以便爭取該市成為舉行全國代表大會的地點，本來是慣常的做法。當時，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喜來登業務部正在聖迭戈市籌建一家新旅館，把它這筆捐款看作廣告投資：這家旅館如果能在代表大會開會的一周內成為總統競選總部，就將在全國享有聲譽，所以給聖迭戈市這樣一筆錢是值得的。
至於我本人在有關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反托拉斯問題上的作用，只限於將近一年以前在司法部對該公司提出三項反托拉斯訴訟時，我曾氣憤地給迪克·克蘭丁斯特打過一次電話。克蘭丁斯特是米切爾的副手，當時他負責處理這個案件，因為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一個子公司是我們以前的法律事務所的顧客，米切爾為了迴避嫌疑，拒絕處理這個案件。
我當時認為，司法部的三起訴訟顯然違背了我的反托拉斯政策。我相信，只有當美國公司能夠像外國許多受本國政府保護的壟斷企業那樣強大的時候，它們才會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能力，所以我曾指示說，不能只因為企業的規模巨大便拆散它們，只有當它們違反公平競爭的法律時才能這樣做。我對白宮班子和在內閣會議上都清楚地說明過這個立場，可是現在司法部的一些下級官員卻採取一種故意與此相牴觸的方針。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高級職員認為對他們的起訴是不公正的，紛紛前來華盛頓設法使政府放棄訴訟。他們走訪了兩黨的國會議員以及政府中他們能夠拜訪的所有願意聽取他們意見的人。當其中的一個案件於1970年年底提交法院審理時，法院也認為起訴缺乏根據，作出了與司法部的意見相左的裁決。
幾個星期以後，我獲悉司法部準備就此項裁決向上級法院上訴，我便打電話給克蘭丁斯特，命令他不要這樣做。原先的起訴已經違背了我特別闡明的政策，我不準備容忍任何下級或任何部門再有違抗命令的做法。兩天以後，當我火氣平息下來時，約翰·米切爾找我來了。他對司法部里有人愛發脾氣和自命不凡的情況很敏感。他勸我撤銷給克蘭丁斯特的命令，認為如果我不這樣做，司法部就會有人辭職，這樣就將招來國會大吵大鬧的聽證和一場政治大混亂。他把這次政策上的衝突解釋為無意之中的認識不清造成的。於是，我同意不干預反托拉斯司準備向上級法院上訴的決定。
結果是，司法部里負責起訴這個案件的官員決定不再上訴，請求通過談判解決，其原因完全與我給克蘭丁斯特打的電話無關，也與該公司用以影響共和黨選擇代表大會地點的任何捐款無關。幾個月以後，水門事件的兩位特別檢察官阿奇博爾德·考克斯和利昂·賈瓦斯基都調查了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案件，並且作出結論，認為在這個案件的解決過程中並沒有進行過任何交易。我交出的我與米切爾和克蘭丁斯特談話的錄音帶也證明，我當時下令不要上訴是由於政策上的考慮，而不是為了黨派鬥爭。但是，我的清白是一年多以後才獲得證實的。在大選前的1972年春天，民主黨人充分利用了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案件。根據我們當時作出反應的方式來看，我們正好幫了他們的忙。
在安德森的文章發表時，迪克·克蘭丁斯特已被提名接替約翰·米切爾為司法部部長。他立即要求參議院召開新的聽證會，以便維護自己的名譽。這個舉動後來證明是極大的失策。主持聽證會的委員會中有打衝鋒的非總統競選人愛德華·甘迺迪和他的兩個朋友伯奇·貝赫和約翰·滕尼。他們很快就把聽證會變成譴責政府的講壇。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拉里·奧布賴恩參加了他們的大合唱，幾個大的廣播電視網突出地報道了這些信口開河的指責，我們那些有時比較複雜的解釋也就湮沒在這片喧囂之中。我認為，委員會裡的民主黨人是靠謠傳的消息吃飯的，並對誇張手法入了迷。
日記
我如果將來在某個時候有空寫書，一定要毫不留情地就這個問題寫上一章。每逢一個委員會調查顛覆分子，報界總是攻擊委員會所採取的調查程序。每當一個委員會調查哪個企業或者政府官員（甚至包括總統在內）的時候，報界對稀奇古怪的程序不置一詞，可是，如果調查是針對顛覆分子的，他們就會馬上加以譴責。
當然，需要有一個單一的標準。在兩種情況下都應該按照公正的程序辦事——這是我一向堅持的原則。我這樣做觸怒了報界，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反對的並不是一個委員會如何調查，而是它在調查什麼。
他們就是不願意承認自己有雙重標準。
一年以後我才發現甘迺迪簡直是偽善透頂。證券和交易委員會前主席威廉·凱西向國會作證時說，儘管甘迺迪在關於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問題的聽證會上偽裝公正地譁眾取寵，他在三個月以後卻給凱西打電話，要求在證券和交易委員會對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一件民事訴訟中不要把他的一個朋友主持的一家投資銀行列為被告，凱西沒有理睬甘迺迪的說情。
接連好幾天，白宮的工作人員到處奔忙，試圖減少政治上的損失，不讓委員會裡那些熱心搞黨派鬥爭的人抓到任何可能引起麻煩的材料。傳聞那份備忘錄本身就是偽造的，所以科爾森派人去見比爾德夫人，鼓勵她公開否認文件的可靠性。我事後才知道這個人名叫E.霍華德·亨特。後來，比爾德夫人果然出來作證說，安德森發表的備忘錄是偽造的；她的女秘書也宣誓證明，她說沒有用打字機打過安德森所說的這個文件；備忘錄上所寫的收件人也作證說他從未收到過這個文件。
國際電話電報公司事件把我們，特別是米切爾和克蘭丁斯特弄得疲憊不堪。在這次兩黨之間的宣傳戰中，我們吃了一個大敗仗；公眾儘管並不確切知道其中的原委，卻已經對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產生了反感。
我沒有其他辦法，只好對這種情況竭力採取達觀的態度。
日記
科爾森就國際電話電報公司一案向我作了匯報，並且說他確實盡了很大的努力去鼓勵工作人員不要因為受到攻擊就悲觀失望。我對他說，這不過是開頭，以後的攻擊會厲害得多，我們要頂得住。
我認為我們必須用更強硬的語言來對付我們的一些民主黨朋友。他們不關心國家大事，卻把全部時間用來造謠誹謗。
霍爾德曼曾經指出，喬·克拉夫特在他的專欄文章里說，政府對各種泄密事件的反應太過分了。同一天稍晚的時候，康納利在敘述他與〔全國廣播公司主持電視新聞節目的廣播員〕約翰·錢塞勒的一次談話時，也表示了同樣的看法。這個意見很可能是對的，但是我認為開頭的問題在於我們不了解所牽涉的事情究竟是什麼。本來我們應該像霍爾德曼所建議的那樣，乾脆把全部證據攤在桌上，而不必為此不安。我們的錯誤就在於沒有這樣做。
北越進攻南方
我曾經樂觀地料想可以在一年以內結束越南戰爭，這樣的日子早已過去了。一年多來，北越方面利用巴黎和談玩了一套把戲。每當基辛格在秘密會談中提出一項新的實質性建議時，他們常常不予理睬，或者加以拒絕。然後他們在公開會議上又常常猛烈地攻擊我們沒有表現任何靈活性或無意達成協議。他們在細節問題上討價還價，但在基本要求上卻從不讓步：除非我們同意推翻阮文紹，否則他們就不肯達成協議。
1971年8月16日，我們提出在達成協議後九個月內全部撤走美國和盟國的武裝部隊；9月13日，他們拒絕了這項建議，繼續堅持要把推翻阮文紹作為達成任何協議的絕對必要的條件。與此同時，他們利用巴黎的公開會談來指責我們不想認真地談判。
這是一種很巧妙的宣傳伎倆，它使許多對這場戰爭持批判態度的美國人受騙。舉例來說，麥戈文於1971年9月到巴黎訪問，同春水談了六個小時。嗣後他對記者說，北越人向他保證，一旦我們同意為撤軍規定一個日期，他們就會交還我們的全部戰俘。這恰恰就是我們在1971年5月31日提出而被他們在同年6月26日拒絕了的建議。當基辛格在下一次會議上當面揭露春水的這一兩面派行為時，春水冷淡地回答說：「麥戈文參議員怎麼說，是他自己的問題。」
我決定再作一次打破僵局的嘗試，主要是為了確實不放過任何求得解決辦法的機會，而不是相信一定能解決問題。因此，這年10月我們爭取到阮文紹同意一項新的重大計劃。這項計劃規定，美國和盟國的全部武裝部隊應於達成協議後六個月內撤出南越，雙方應交換全部俘虜並在印度支那全境停火。阮文紹還同意在達成協議後六個月內在南越舉行國際監督下的總統選舉，甚至還同意他和副總統阮高其在大選前一個月辭職，以便所有的候選人能夠平等地參加競選。
由於有了這個引人注目的新方案，我們建議在1971年11月1日再次舉行秘密會議。北越建議改為11月20日，我們接受了。11月17日，他們以黎德壽患病為理由取消了那次會議。我們建議在他康復後立即開會，或者與另一位有資格的代表會晤。
河內方面沒有再回話，卻傳來了一些不祥的消息：非軍事區的北面出現了大規模的軍事集結，南方的敵軍活動繼續有所增加。西貢受到炮轟——明顯地違反了1968年停炸協議的條款——以後，我下令恢復對北越的轟炸。國內立即發出一片強烈的抗議聲。
1972年1月13日，我批准在接下來三個月內從越南再撤出7萬美軍。由於國會新的一屆會議即將開會，又是開始總統候選人預選的前夕，我覺得必須提出一個較大的數字，以強調我撤軍政策急轉直下的趨向。不到四個月以後，也就是到5月1日，留在越南的美軍將只有6.9萬人，並且他們也將準備離開。但是，儘管我作出這項宣布，我卻面臨著令人不安的前景，即共產黨對南越的一次成功的入侵也許會嚴重地危及仍然留在南越的為數日益減少的美軍的安全。
印巴戰爭期間泄密給專欄作家傑克·安德森的事件，給我們的處境增加了新的麻煩因素。有泄密嫌疑的那個海軍文書軍士曾經接觸過有關基辛格在巴黎舉行的秘密談判的文件，我們無從知道這方面的情報是否轉到安德森或其他人的手裡。如果美國人民通過報界的透露得知秘密談判的情況，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損失將是不堪設想的。我還擔心一件事，基辛格的一位曾經因柬埔寨問題而辭職的助手現在充當馬斯基競選總統活動的外交政策顧問。此人也知道巴黎秘密會談，我們無法肯定他不會把情況告訴馬斯基。
因此，我決定發表一次演說，公開透露北越方面在私底下無意聽取的那個和平方案，同時也透露存在著秘密渠道。現在是表明我們的誠意和揭露北越方面的詭詐花招的時候了。
1972年1月25日，我從橢圓形辦公室發表講話。我在講話中說，自從1969年8月以來，基辛格不斷地同北越人舉行秘密會談。我解釋說，在過去兩年半里，基辛格、羅傑斯和我仔細地斟酌我們的公開發言，為那些會談保密，因為我們決心不去損害他們爭取會談成功的任何機會。但是會談沒有得到結果，現在該是另找辦法的時候了。
在談到1971年9月北越人在戰俘問題上對麥戈文耍的那套騙人的把戲時，我說：「保持沉默已經沒有什麼好處了，因為它導致一些美國人錯誤地指責本國政府沒有做它實際上已經做過的事情。保持沉默已經沒有什麼好處了，因為它使對方能夠把他們私底下早已斷然拒絕的方案在公開場合下作為一種可能的解決辦法提出來。」
我說，正如秘密談判有時能夠打破公開的僵局一樣，我現在覺得把情況公開攤出來倒可能有助於打破秘密的僵局。我還解釋了河內甚至不屑聽取的我方提出的那個重大新建議的要點。
我說，我們仍然對幾乎任何可能的和平協議感興趣，但是我重複說明，我們唯一不能考慮的方案是要求我們實現敵人推翻我們的南越盟友這一目標。我還警告說：「如果敵人以加緊軍事進攻來回答我們的和平建議，我將充分履行我作為武裝部隊總司令的職責來保護我們還留在那裡的部隊。」
我最後說：「誠實和愛國的美國人對於九年前我們是否應該卷進去這一點有不同的意見；對戰爭的打法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今天晚上提出的方案是我們大家都能同意的。」
通向與中國人舉行首腦會議的道路比較平坦，通向與蘇聯人舉行首腦會議的道路卻坎坷重重。在1972年的頭幾個月里，我們的情報表明，有大批蘇聯武器正在源源不斷地運進北越。在我們得悉這個情報時，基辛格說：「我覺得蘇聯人最使我生氣的是他們完全缺乏細緻地辨別是非的能力。他們因為你要到中國去，就竭力給中國人臉上抹黑。他們想擴大自己對河內的影響，可是他沒有看到，給北越的狂熱分子提供新玩具是多麼危險。」
1月25日，我寫信給勃列日涅夫，向他通報我當晚的演說，並且說明：「蘇聯應該了解，如果北越採取旨在使美國丟臉的行動，我們就沒有其他辦法，只有作出強硬的反應。這樣的事態發展對誰也沒有好處，只會使國際形勢複雜化。」多勃雷寧假裝驚奇，說我們的想法太消極了，而幾天後勃列日涅夫發來的覆信則是簡單和帶有火氣的。
3月30日，我正坐在橢圓形辦公室同基辛格談話，這時他的助手給他送來一張條子。他看了以後說：「北越人已經越過非軍事區發動了進攻。這大概是我們一直預料會發生的攻勢的開始。」
這還不只是一次攻勢。它是一次全面的進攻，在此後的幾個星期里，北越陸軍的主力——估計有12萬人——越過了非軍事區這塊國際公認的中立地區，推進到南越的縱深。
可悲的是，共產黨的春季攻勢使北越人干出一些過激行為。傳來的報道使我震驚……
我把北越的進攻看成他們絕望掙扎的一種跡象。他們顯然感到越南化政策正在取得成效。如果不是這樣，他們盡可以坐待這一政策的失敗。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對他們的本土發動一次毀滅性的襲擊，同時又在南方拖住他們的軍隊，我們就會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來進行下一輪談判。我們決定盡力對北越施加軍事壓力，並且對其蘇聯供應者施加外交壓力。我向五角大樓的計劃人員下令，要他們著手調集一支由航空母艦、巡洋艦和驅逐艦組成的龐大攻擊力量，以便從海上進行炮擊，並出動一批B-52轟炸機空襲北越。4月4日，國務院公開宣布蘇聯的武器正在支持北越的入侵。基辛格在此後第一次和多勃雷寧會晤時指出兩種可能，不是蘇聯人實際上策劃了這次入侵，便是他們的疏忽大意使這次入侵得以發生。
儘管如此，當農業部部長厄爾·巴茨去莫斯科談判貿易協定時，勃列日涅夫還是給了他相當熱情的接待。在此期間，我們雙方簽訂了幾個有關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協定。我們還開始就如何解決蘇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根據租借法案對美國的欠款問題進行談判。看來，莫斯科顯然準備不顧戰爭的突然加劇而繼續為舉行首腦會議做出努力。
多勃雷寧告訴基辛格，一俟4月24日在巴黎恢復秘密談判，北越人願意採取積極響應的態度，然而他並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保證。他還再次提到早先的一個建議，就是要基辛格對莫斯科作一次秘密訪問，以便在首腦會議之前先同勃列日涅夫討論一下越南問題和其他議事項目。我同意基辛格接受這項邀請。
在他準備前往莫斯科的時候，我們還就我們總的戰略和目標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關於在會談中應當採取什麼策略的問題，他和我多少有些意見分歧。我在同基辛格的談話中以及發往莫斯科給他的指示里，都強調要他把越南問題放在首要地位，在蘇聯沒有作出幫助結束戰爭的具體保證之前，拒絕討論他們所希望談的任何問題，特別是他們急於想簽訂的貿易協定的問題。可是，基辛格卻繼續認為，靈活性是任何談判取得成功的基礎，要求我允許他試探一下情況，而不要貿然規定任何硬性的先決條件。
我們一致認為應該對北越保持軍事壓力，包括轟炸在內。我方任何軟弱的表現都可能鼓勵蘇聯提供更多的武器，以便使北越獲得軍事優勢。我還希望南越方面相信我們仍然是堅決支持他們的。南越政府和武裝部隊的士氣，對於我們能否抗擊這次進攻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我感到北越的進攻已把戰爭推進到了最後階段。現在可能出現的情況不外乎兩種：如果南越在美國空軍的支持下能夠擊退入侵，甚至使它停止下來，那麼我們實際上可以說是已經打贏了這場戰爭，其結果將是通過談判達成一項有利於我們的解決辦法；但是，如果北越的軍隊能夠橫掃過來同越共會合，擊潰南越軍隊，占領西貢，那麼這場戰爭就輸掉了，剩下的6.9萬美軍將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
基辛格同意這種分析，也許為了安慰我，他還說，即使發生了最壞的情況，我們不得不在敵人勝利的情況下撤離，我還是可以說，由於我們體面地和安全地撤走了50萬軍隊，我們已經光榮地結束了戰爭。大多數人會讚揚我的成績，並且大家都會由於戰爭結束而興高采烈，感到國內局勢不至於無法收拾了。
我認為這個前景實在太淒涼，簡直不堪設想。「如果情況真的是這樣，我可真不在乎他媽的國內有什麼反應。」我說，「這是因為，如果那樣的話，坐在這辦公室里還有什麼意思?美國的外交政策將一敗塗地，蘇聯人會認定他們只要利用第三國的武裝力量就能達到他們的目的。」我說，失敗根本不是一種出路。
我記下了當時對越南局勢發展的想法。
日記
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以致我們的命運竟實際操在南越人的手中，真令人啼笑皆非。
如果我們失敗，原因就在於美國支援外國的方式不如共產黨有效。我不安地感到，實際的情況可能就是這樣。一方面，我們供應最新式的武器給他們，強調物質方面而根本忽略了精神方面，忽略了簡樸艱苦的生活方式，所以很可能我們不但沒有使他們堅強起來去迎接戰鬥，反而使他們軟弱了。
另一方面，敵人卻注重簡樸艱苦的生活，不注重物質享受，並且強調犧牲精神，再加上蘇聯在導彈、槍炮等方面的大量技術援助，他們當然就占了相當大的優勢。
我覺得今天我對亨利也許過分堅持己見和粗暴了，不過我十分討厭軍方沒有提出任何新的辦法和沒有能夠堅持下去，以致我不得不找個人出出氣。而且，儘管亨利有許多優點，他似乎花了太多的心思去準備同蘇聯談判。然而，在他正視事實的時候，他還是意識到，除非我們在越南取得良好的結局，否則是不可能和莫斯科進行任何談判的。
現在實際上至關緊要的是，最後的結局將是怎樣。霍爾德曼和亨利似乎都有一個想法——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錯誤的想法——認為即使我們在南越失敗了，我們在政治上還是不會垮台的。可是我對此並不抱有任何幻想。如果我們失敗了，美國就不會有什麼可靠的外交政策，而我將不得不對那種事態的發展承擔責任。
我到國務院出席禁止使用生物武器作戰的國際公約的簽字儀式時，出現了一個可以對蘇聯施加壓力的罕有的機會。由於多勃雷寧坐在外交官席位里聽我致詞，我就說，我們大家必須認識到，大國負有重大的責任遵循這樣一個原則，即不應當直接或間接地鼓勵其他任何國家對其鄰國使用武力或進行武裝侵略。毫無疑問，我指的是蘇聯和北越。
在離開國務院禮堂之前，我走過去和多勃雷寧握手。我告訴他，帕特非常感謝多勃雷寧夫人最近邀請她去商量我們即將對莫斯科進行的訪問。當天下午晚些時候，多勃雷寧打電話給基辛格，建議把兩位夫人會面的日期定在第二天。
帕特曾經要基辛格給她簡單地介紹一下形勢。他告訴她：「你可以說，你們兩位多麼期待著這次訪問，希望它不會受到目前越南的事態那些事情的妨礙。」
那次會晤很成功。帕特顯示了高明的手腕和敏感。當她提到我們不希望像越南那樣的事情來干擾首腦會議時，多勃雷寧夫人緊緊握了一下她的手，使勁點頭表示同意。
在以後的幾個星期里，我們採取了雙管齊下的方針：一方面對北越施加軍事壓力，另一方面對蘇聯施加外交壓力。雖然首腦會議正在按計劃進行準備，我還是打定主意不遷就蘇聯人兜售的神話，即他們不顧北越之所以能夠發動攻擊是由於蘇聯運去大量新式武器和彈藥這一事實，而硬說他們不能為北越人的行為負責。
我相信，為了施加必要的軍事壓力，勢必要把當時已經開始的對北越南部的轟炸擴大到河內、海防一帶敵人的心臟地區。在這些防守更嚴密的地區，很可能飛機會遭到極大的損失，傷亡和被俘的人員會增多。萊爾德十分擔心國會在轟炸進一步升級以後會大吵大鬧，羅傑斯則深怕這樣做可能會危及同蘇聯的首腦會談。然而，我還是覺得必須這樣做。我批准了代號為「自由走廊好」的行動計劃——在一個周末派大批B-52轟炸機去炸毀河內和海防周圍用以供應入侵所需燃料的油庫。
這次行動完全成功。4月16日星期天早晨，我對霍爾德曼說：「嘿，這個周末我們真正給他們留下了名片。」
與此同時，4月15日，局勢發生了嚴重的變化：北越人取消了原定4月24日舉行的巴黎會議，這就是蘇聯人曾經暗示為對達成協議可能起決定性作用的一次會議。我對基辛格說，我認為在我們弄清他們正在玩弄什麼把戲之前，他不應該前往莫斯科作秘密訪問。
基辛格對多勃雷寧抱怨說，我們曾經相信他關於這次會議的保證，並且警告他說，取消這次會議是為他本人在首腦會議前的對蘇訪問設置嚴重的障礙。「既然蘇聯連使北越按商定的日期去開會也辦不到，總統就懷疑在莫斯科究竟能取得什麼樣的進展。」基辛格對他說。
當晚，我對這些事件可能產生的政治後果作了一番估計。
日記
亨利顯然認為這是一次很大的危機。我定下了一條使他為難的原則，即在這種情況下他不能去莫斯科。我告訴他說，蘇聯人希望辦到的事情是爭取他到莫斯科去討論首腦會議的問題。我們希望的是讓他去莫斯科談越南問題。我看出這個決定給他很大震動，因為他無論如何想去莫斯科一趟。不過，他還是通情達理地接受了我的意見。於是我對他說，我們應該考慮一下進行封鎖的辦法了。
他陪我走到行政辦公大樓去。我們在下面的草坪上等了一會兒，因為正好有幾批人在那裡參觀，我不想在這個時候同任何人談話。
那天下午晚些時候，我同亨利就我們必須怎樣展望未來的問題作了一次相當坦率的談話。我說，我們面前實際上只有一種抉擇，就是取消首腦會議，對越南施加強大的壓力，甚至對它進行封鎖。
我說，在這種情況下，我有義務物色一個繼任人選。
我列舉了幾個人名，包括洛克菲勒、伯格、里根，還有康納利——如果我們能夠使他轉黨的話。像伯格或康納利那樣一個人身上沒有我那麼些傷疤，又得到我的支持，也許對付得了一個分裂的民主黨。
亨利舉起雙手說，他們誰都不行，任何一個民主黨人都不應當在考慮之列。我說，如果我們能夠使亨利留任，我們就可以保持外交政策的連續性。這時亨利非常激動，他說我不應該這樣想，也不應該對任何人這樣講——當然他也知道我是不會對人講的。他斬釘截鐵地說，不能容許北越人毀掉兩位美國總統。
在為美洲國家組織舉行的宴會以後，我的侍從武官前來報告說，基辛格給我打來電話。我上樓接了電話。他告訴我說，多勃雷寧仍然迫切希望他去莫斯科。越南問題將是議程上的第一項。多勃雷寧甚至還談到把北越的外交部部長請到那裡去的問題。
宴會結束後我告訴亨利說，我對局勢重新作了考慮，感到我們必須對首腦會議有充分自由選擇的權利。我們現今在談判戰線上必須儘量放鬆繩索，他應該前往莫斯科。
第二天，我們的轟炸機偶然炸中了停泊在海防港的四艘蘇聯商船。蘇聯人立即抗議我們的所謂「強盜行徑」。多勃雷寧的一名工作人員向基辛格的工作人員遞交了一份照會，警告說蘇聯人將採取「一切適當的步驟」來保護他們的船隻，「不論這些船隻在什麼地方」。他們向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提出了口頭抗議，然後遞交了一份內容相似的照會。這些抗議的調子比較低，從外交上看，這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重要的。
我發出指示，要求絕對堅持我們的立場。是蘇聯的武器使北越有可能發動進攻的，在這一點上我不準備讓他們擺脫被動的地位。
基辛格在動身去莫斯科之前給我送來了一份備忘錄，說明他打算在會談中使用的策略。看了備忘錄以後，我感到它沒有充分反映我關於堅持以解決越南問題作為討論任何其他問題的前提這一指示。我最後一次和基辛格商量時甚至對他說過，如果蘇聯人在這一點上態度頑固，他就應該馬上收拾行裝回國。
在他們的第一次會談時，勃列日涅夫申辯說，蘇聯政府對河內可能施加的影響並不像我們設想的那樣大。他說，蘇聯已經拒絕了北越對軍事裝備的新的要求。當他聲稱蘇聯本來也沒有向他們提供多少裝備時，基辛格給他點出他們送去的軍火的龐大噸數。直到最後，勃列日涅夫還是拒不答應對河內施加壓力以實現戰爭降級或達成最後的解決辦法。他充其量只同意把我們的最新建議轉告河內，儘管他預期河內對此建議將作出消極的反應。這同蘇聯人早先保證在4月24日的巴黎會議——後來又取消的會議——上很有可能獲得成果的說法不啻於相距十萬八千里。
碰到這個僵局，基辛格就轉而進一步討論首腦會議的議程項目問題。他順利地安排好除了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最敏感的部分之外的整個議程，因為這部分需要由勃列日涅夫和我直接談判解決。但是當我看到他每天發回的電報匯報時，我感到失望，因為我覺得我們可能錯過了最後的機會，沒有摸清蘇聯人為了換取首腦會議準備做出多大的讓步。我也擔心他們也許會把基辛格在沒有取得蘇聯人答應約束北越的可靠保證之前便同意談判一事，解釋為我們軟弱而不是講究實效的表現。
但是，其他方面的討論卻取得了顯著的進展。勃列日涅夫拿出一份限制戰略核武器的建議，它比我們預料的要對我們有利得多，就像基辛格所匯報的：「如果首腦會議開成，你將能夠簽署一項前所未有的十分重要的控制武器協定。」
鑒於基辛格在首腦會議問題上取得了成就，我覺得事後來否定他的工作是不合適的。如果他按照我的指示堅持把解決越南問題列在談判的首位，勃列日涅夫或許就會頑固地守住陣腳，逼他攤牌，打發他回國——只要越南問題仍然毫無進展，首腦會議及其一切可能取得的成就就會成為泡影。那是我認為值得冒的風險。不管怎麼說，首腦會議還是舉行了，它的成就無疑地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基辛格在這次秘密訪問莫斯科期間所進行的談判。
基辛格回來後的第三天，我決定發表一次簡短的電視講話，宣布再一次從越南撤軍。我感到，當敵人正在入侵的時候進一步削減我們的部隊可以更突出地表明我們爭取和平的誠意。因此，我宣布在今後兩個月內將從越南再撤走兩萬人，使我軍的總人數到1972年7月1日只剩下4.9萬人。
我用儘可能簡單明了的詞句描述了越南的軍事形勢：「這裡我們看到正在強加于越南人民身上的，是越過國際邊界的一次赤裸裸的無端攻擊。只有一個詞能夠說明這種行為，那就是入侵。」我說，在北越的軍事進攻停止以前，我們要繼續轟炸北越。「我已經斷然拒絕以我們停止轟炸北越來換取他們恢復談判的建議。」我說，「1968年他們就向美國出售過這種貨色，我們不準備在1972年再買一次。」
這次講話態度強硬，後來我還懊悔當時沒有講得更強硬一點。
北越人把定於4月24日的會期改為5月2日。4月30日，帕特和我參加了約翰·康納利在德克薩斯州的牧場舉行的一次烤肉野餐會。我先說了幾句，然後回答問題。一位客人問我有沒有考慮過轟炸北越的堤壩。我回答說，當然想到過，但是這樣做會造成平民的巨大傷亡。我接著說：「我們準備對北越全境的軍事目標使用我們的空軍和海軍力量，並且我們認為，如果北越人繼續在南方進攻，他們將冒極大的風險。我的話只講到這裡為止，他們可以自己作出抉擇。」
我知道關於這次答問的消息將在5月2日的會議前傳到河內。我想這也許有助於加強我們手中的牌。
當晚，我口述了一份給基辛格的備忘錄，概括地列出了我關於如何對付北越人的指示：
你必須記住，如果他們通過同你的會談得到拖延時日的結果，我們就將失去一個給他們的痛處以狠狠打擊的難得的好機會，這不僅是指現在，而且特別是指今後來說的。
不必考慮國內的反應。現在是打擊他們的最好時機。我們每拖一天，對這種強硬行為的支持便減少一分。
當然，要考慮到我們希望同蘇聯舉行首腦會議，但是你在這方面的鋪路工作已經做得不錯，我們反正不能讓莫斯科首腦會議成為我們作出這種決定的主要依據。正如我今天早上在電話里告訴你的，如果最遲到5月15日軍事和外交形勢還沒有重大的好轉，或者我們從蘇聯人那裡得不到可靠的保證，一定在首腦會議上宣布雙方同意運用自己的影響來結束戰爭，那麼，我打算取消這次首腦會議。
我們事實上已經作出斷然的決定，現在必須取得勝利——不僅是在這次戰役後取得暫時的喘息時間，而且要儘可能使力量對比變得有利於南越人今後的作戰，因為那時我們將不能再用大規模的空中打擊來支持他們了。
經驗告訴我們，根據他們1968年的表現，他們是會違背每一項諒解的。從他們同你舉行的12次秘密會談來看，我們知道他們坐下來談判是為了爭取時間。另一個因素是，越是接近民主黨代表大會的舉行時間，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和國會裡支持河內的人就越會鼓勵北越人堅持下去，使他們懷著在大選後同民主黨人打交道的希望不來同我們妥協。
我還要和你談一下你見到他們時該講些什麼話，不過我現在直覺地認為，你應當從一開始就非常直率，特別是在語調方面……一句話，你應當對他們說，他們破壞了一切諒解，加劇了戰爭，拒不認真談判。因此，總統已經忍無可忍。現在你只有一句話轉告他們：快快解決問題，否則可就……
1972年5月
5月1日，也就是基辛格預定動身去巴黎的那天，我接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它使我更加擔心我們沒有能夠使蘇聯領導人相信我在越南問題上堅持立場的不可動搖的決心。勃列日涅夫直截了當地要我避免在越南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因為這樣會破壞一次舉行有成效的首腦會議的機會。
基辛格全神貫注地制定他5月2日與黎德壽會談時準備採取的策略。我花了幾個小時來弄清我們兩人對他在會談中應當遵循的策略是否真正意見一致。
下午稍晚一些時候，基辛格在開了一個半小時關於限制戰略武器問題的會議以後回到橢圓形辦公室來，這時我正在和霍爾德曼談話。基辛格剛收到一份電報。這是艾布拉姆斯發來的，他說：「廣治已落入共產黨的手裡。順化的爭奪戰正在開始。」
他審閱電報的時候，我們沉默了片刻。艾布拉姆斯說：「廣治本身並不那麼重要，除了它對南越的士氣是有影響的，不過順化的失陷將是十分嚴重的打擊。」
「他還說了些什麼?」我問道。
基辛格不舒服地清了清嗓子說：「他認為他必須報告，南越人很可能已經喪失了戰鬥的意志或團結一致的決心，整個局面很可能已經沒有希望了。」
我幾乎不能相信我聽到的話。我拿過電報來親自看了一遍。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問道。
「南越人似乎是按積極到消極這樣的周期行事的，」基辛格發表意見說，「他們表現得很好的時間大約有一個月，之後他們就好像垮掉了。這次危機逐漸醞釀了大約一個月，現在他們正在按照預計的時間垮下來。」
「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不會改變我對談判的想法，」我說，「我不希望你對北越人作任何讓步。他們會由於這一切而趾高氣揚，因此，你應該用你的態度使他們老實下來。不說廢話，不講客氣，不要遷就。我們還得讓我們的蘇聯朋友知道，如果這是他們打定主意要我們付出的代價，我就寧可放棄首腦會議。只要我們在越南還遭到麻煩，我是絕對不會去開首腦會議的。」
接著我想到了暗淡的前景——整個南越失陷的結局並不是不可想像的。那樣，我們就沒有其他辦法，只好實行海軍封鎖來索回我們的戰俘了。
「到那時候，我們就失敗了。」我對霍爾德曼和基辛格說。
「那時我們就只好勒緊褲帶了。」基辛格悶悶不樂地回答。
1972年5月2日上午，我到了辦公室以後不久，鮑勃·霍爾德曼進來告訴我說，埃德加·胡佛昨夜在睡夢中逝世了。
這個消息使我十分悲痛。我也感到很突然。儘管胡佛已經77歲了，但他的精力和幹勁使他看上去年輕得多。他是1924年開始任調查局局長的。在此後的48年中，由於他具有強烈的愛國心和政治上的敏銳感，他成為七任總統的忠實公僕。從我記事的時候起，他就一直是我們國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1947年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就已經是一位民族英雄了。
埃德加·胡佛能量很大，主要是因為他掌握了情報。對於正在發生的每一件事，他通常都知道一點內情，這種情況使他對朋友很有幫助，也使他在敵人眼中是個危險人物。在艾森豪威爾的年代，他的權力和威望達到了頂峰。在甘迺迪任總統時，胡佛已經66歲了，甘迺迪的許多顧問勸他找一個人代替胡佛。羅伯特·甘迺迪當時是司法部部長，他發現胡佛在司法部里的勢力干擾他推行一些具有政治意圖的有力的行動計劃，因此，有一段時期兩人的關係很緊張。
我記得，1961年有一次我在華盛頓時，曾經坐在胡佛的家裡，聽他沒完沒了地痛罵那個正好是總統的弟弟又是他上司的「鬼鬼祟祟的狗崽子」。但是，在我認識他的所有年月里，我從來沒有聽到他用無禮的語言談論過約翰·甘迺迪或領導過他的任何其他總統。
在林登·約翰遜手下，胡佛是總統的一位親信。約翰遜對胡佛的欽佩簡直是五體投地。我記得1968年他對我說，要不是有埃德加·胡佛，他還當不上總統呢。約翰遜愛聽情報和流言蜚語的程度，同胡佛對此的貪得無厭不相上下。從許多方面看，他們之間的關係也許是不健康的，因為正如後來參議院的調查所表明的那樣，胡佛正是在約翰遜任內使聯邦調查局在捲入政治方面達到最高峰的。
我就任總統時，曾要求胡佛留任局長，但是我意識到，由於他年事已高，他的漫長任期在聯邦調查局內部正在引起各種問題，所以我勢必要開始考慮接替的人選。
1971年，約翰·埃利希曼和我手下的其他工作人員竭力主張，為聯邦調查局、本屆政府和胡佛本人著想，我們應該採取主動，促使他自願提出辭職，免得事情發展到他在壓力下被迫辭職的地步。我們聽說，聯邦調查局的士氣日益低落，一度是胡佛力量來源的紀律和自豪感這些特徵，現在已被人們看作他喜怒無常和剛愎自用的表現。
那年，米切爾手下的助理司法部長羅伯特·馬迪恩還聽到其他一些問題。他報告說，他得到了胡佛在局裡的一位最親密的助手威廉·沙利文表示擔心的消息。沙利文顯然認為胡佛擺脫不了舊日關於共產黨威脅的想法，所以在對付有暴力傾向的新激進分子時缺乏靈活性。沙利文還不安地感到胡佛正在變得反覆無常，近年已經同沙利文翻臉，打算把他撤職。
馬迪恩報告說，胡佛可能試圖利用1969年我們對政府助理人員和記者安裝的17部竊聽器作為訛詐手段，以維持他的局長職位。我倒不相信他會幹出這種事來。我早就聽人說胡佛是依靠對歷屆總統進行威脅和巧妙的訛詐才保持住自己的職位的，可是我對這些說法一直抱懷疑態度。我還相信，不管胡佛可能多麼想揭露各種政治把戲，他決不會故意暴露旨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竊聽活動，因為這種事情張揚出去，就可能不利於我們的停戰努力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其他主動行動。但是，聯邦調查局正處於大動盪時期，雖然那些竊聽活動已經停止了，我也不能讓這方面的報告落入埃爾斯伯格那樣的人手裡，因為這樣的人會伺機加以公布，成為新聞界的英雄。
發給聯邦調查局的關於電話竊聽報告的幾份副本都在沙利文那裡，所以我叫馬迪恩從他手裡要來，以便把所有的文本都保存在白宮。後來埃利希曼說他要親自保管這些文件，我同意了。這是我最後一次聽說所謂來自胡佛的威脅。我從來沒有對他提過這件事。
1971年10月，埃利希曼送給我一份由白宮工作人員、前聯邦調查局特工人員G.戈登·利迪替他起草的一份說服力很強的備忘錄。該備忘錄詳細分析了由於胡佛長期擔任局長而造成的複雜局面，最後竭力建議讓他辭職。
埃利希曼贊成立即採取行動，約翰·米切爾卻抱有比較克制的看法。他知道胡佛的弱點，但是他覺得，如果想要撤換他——特別是萬一引起公開的對抗——那就會給我造成許多困難，並且使本屆政府大失人心。他指出，儘管有那麼多批評，胡佛在全國和國會裡仍然有很多支持者。在千百萬美國人的心目中，埃德加·胡佛仍然是民間傳說的英雄人物。
我告訴埃利希曼和米切爾，我認為這一陣新的反胡佛的批評浪潮主要來自可以猜想到的方面，指控的內容也在意料之中。十分突出地公開對他批評的人之所以反對他，並不是由於他的政策，而是由於他代表這些人所反對的信仰和社會準則，特別是他對國內共產主義和顛覆活動的討伐、他主張制定嚴厲的反犯罪法案的堅定立場，以及他對立法和司法上的過分寬容所持的反對態度。我決不會因為一位偉大的人物、一位忠實的老朋友受到攻擊便拋棄他。
不過，我確實還有兩點擔心，一點是國務方面的，另一點是政治方面的。我最感不安的是，有跡象表明，胡佛的日益反覆無常的行動正在損害聯邦調查局的士氣。我對米切爾說：「在這類事情上往往出現的真正的難處，在於那個人本身已經成為爭論的焦點。多年來幾乎完全用來為調查局和國家服務的那種十足的自負感，現如今正在被用來為他自己服務了。我敢肯定胡佛自己並沒意識到這個變化。但是我們必須正視這樣的現實，即他目前考慮自己過多，而對他想要為之服務的事業卻考慮得不夠。」
我的第二點擔心是從我自己的政治現實主義出發的：我沒有把握一定能夠當選為下屆總統。我知道聯邦調查局一旦落入一個競爭意識很強的反對黨手裡會發生怎樣的情況，所以我很不願意讓民主黨人有機會任命一位在今後四年或八年里無疑地會執行他們反對共和黨人的指示的新局長。
最後米切爾建議說，理想的折中方案是說服胡佛在1972年77歲生日時自願宣布決定退休。這樣的宣布既可以剎住日益增多的批評，又可以避免人家指責說是我們把他逼走的。
由於聯邦調查局局長在行政上屬司法部部長管轄，照例應該由米切爾向胡佛提出他自願辭職的問題。但是，正如米切爾所說的：「總統先生，你我都知道，碰到這樣的問題，埃德加·胡佛是除了美國總統的意見之外誰的意見也聽不進去的。」我知道他的話很對。儘管這對我們兩人來說都是痛苦的事情，我還是決定請胡佛到白宮來同我一起吃早點，準備到時候向他提出這個問題。
在吃早點時，胡佛的談吐像往常一樣地機敏、清晰和果斷。顯然他是在設法表示，儘管他已屆高齡，從健康、智力和情緒方面來看都還適宜於繼續工作下去。
我對他說，我知道他因為最近國會裡有人對他攻擊和普林斯頓大學舉行一次非難聯邦調查局的會議而有點生氣。
「埃德加，你不應當讓這類事情影響你的情緒。」我說，「林登對我說過，要是沒有你的指點和幫助，他可能當不上總統。你也知道，我同樣很尊敬你，並且在將近25年前我就開始對你有深厚的私人感情了。」說了這番話以後，我儘量溫和而婉轉地指出，作為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一定認識到，攻擊他的次數和激烈程度在今後幾年裡還會增加。如果他在那些長期批評他的人的持續攻擊下結束自己一生的事業，而不是在理應受到的舉國頌揚聲中告老，那將是一場悲劇。
他的反應直截了當。他說：「我最希望的莫過於看到你在1972年重新當選。如果你認為我留任局長會妨礙你再次當選的機會，就請告訴我好了。至於眼前的這些攻擊，以及將來人們打算進行的攻擊，我都滿不在乎。我想你是了解的，人家攻擊得越凶，我就越狠。」
顯然他是不準備主動提出辭職了。1952年我也有過這樣的經歷，那時我對艾森豪威爾說，他應該確定我對他的競選有沒有妨礙。現在，胡佛恰恰就是用同樣的態度來對待我的：除非我明確要求，否則他決不提出辭呈。我決定不這樣做。私人感情在我作出決定時起著一部分作用，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胡佛在大選前辭職也許會解決一些政治問題，但很可能會引起更多的政治問題。
現在有一種時髦的看法，就是把我們當年對有組織的犯罪行為和共產黨顛覆活動的擔心看成一種民族神經病。由於胡佛一直站在戰後時期反犯罪和反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前列，他在人們的觀念轉變以後便被描繪為頭號神經病患者。但是胡佛從事這種公眾所需要的工作已經有48年了。
他在自己漫長的和評價不一的一生中樹敵眾多。他挨過不少批評，其中一部分是應得的。但是，批評他的人責備他「反對」這個或那個集團，卻是不公平的。其實，他堅定地維護美國，只反對那些他認為可能在從事危害美國安全的活動的團體或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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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死得正是時候；幸而他是在在職的時候去世的。如果他被迫離職，甚或自願辭職，他是絕對受不了的。我還記得大約兩周前和他的最後一次談話，當時我在電話里表揚了聯邦調查局在處理飛機劫持案件方面的成績。他感謝我的這個電話，並且表示完全支持我們正在越南採取的行動。我現在感到特別高興的是去年年底我沒有強迫他離職。
我請布坎南替我起草〔關於胡佛逝世的〕講話稿，我想我當時只把一處改動了一下，內容是：雖然我已下令全國下半旗，但聯邦調查局上空的國旗卻將永遠高高飄揚，因為埃德加·胡佛英勇地抗擊了對他的機構的惡毒攻擊。
當我們正在設法確定胡佛的繼任人選時，我接到了基辛格關於他5月2日在巴黎同北越人會談的報告。北越人的態度冷酷。忍受了三小時的侮辱和謾罵以後，基辛格中斷了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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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以為奇地看到，北越人沒有作出任何讓步，這是基辛格歷次出國最無成效的一次。在處理這類問題時，他就是有這個弱點。他顯然一味地抱有這樣的想法：應該可以通過談判求得解決；既然我們已經想盡一切辦法，就應當能夠得到解決。因此，他就無法看清為什麼現在還不足以迫使敵人認真地進行談判。我和黑格作過一次長談，我們的結論是，必須實行連續兩天轟炸的辦法，而不是像亨利在本周早些時候所建議的那樣隔日轟炸一次。目前我們手中能夠打出去的牌沒有幾張了。
我給亨利發了一封電報，指出我認為他在飛行途中應該認真考慮一下我們是否需要搶在蘇聯人之前宣布取消首腦會議。
黑格強調指出，比越南問題的結局甚至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妥善處理這些問題，使我得以繼續任職。我沒有把握能一定做到這一點。無論如何，我堅決認為與其像約翰遜那樣離開白宮，還不如做出哪怕是最困難的抉擇，甘冒一切必要的風險，以保持美國在越南的地位。
當然，在我們的整個鏈條中，薄弱的一環是究竟南越人是否有戰鬥決心的問題。關於這一點，艾布拉姆斯的信心顯然已大為動搖，只要我們把他5月1日的備忘錄與僅僅一周前的備忘錄對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今天我以個人名義給阮文紹拍了一封電報，想使他振作起來，因為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在戰場上不斷傳來壞消息的非常困難的時刻，我們決不能眼看著他喪失勇氣。真正的問題在於敵人甘願為了贏得勝利而做出犧牲，南越人卻根本不願付出很多代價來避免失敗。而且，正如黑格所指出的，如果南越人不能堅守陣地，哪怕動員世界上的全部空軍力量去襲擊河內、海防地區也是無濟於事的。
當晚，基辛格從巴黎回來以後還為黎德壽的傲慢態度而感到沮喪。他覺得同蘇聯舉行首腦會議的可能性現在幾乎完全沒有了，因此他同意我當初的想法，認為我們應該立即取消首腦會議，免得蘇聯人搶先這樣做。
我們討論了一些主要的問題：取消首腦會議是否是贏得戰爭的關鍵?它能否迫使蘇聯最終對北越施加一些壓力?它是否能夠使我們不受約束地進行轟炸，直到他們屈服為止?我們一致認為，這些事情看來一件也辦不到。
我說，要是這樣，我就必須考慮一下它會引起什麼問題了。它會給國內許多希望和平的人潑一盆冷水，並使民主黨人有了同我們真刀真槍地進行爭論的題目。它將使蘇聯人有機會發動一場全球性的宣傳攻勢，宣稱他們已經粉碎了我們的外交政策。「從這個角度看，很難說取消首腦會議是真正明智的辦法。」我最後說。
基辛格認為，問題在於我們不能既進行轟炸又舉行首腦會議。現在我們只好轟炸了，因為我們曾經說過，如果我們在巴黎見不到某種有意義的行動，我們就要轟炸。蘇聯人知道這一點，所以，除非他們認為我們要放棄我們的威脅，他們很可能自己會先取消首腦會議，並把這方面的過錯諉之於我們的轟炸。這將是最壞的結局：國內有許多人強烈抗議轟炸，而首腦會議又已經取消了。
兩方面擺出的論據似乎都有說服力。很難設想我怎麼可能在蘇制坦克隆隆駛過順化或廣治的時候前去參加首腦會議，並同勃列日涅夫碰杯。這樣做將顯得麻木不仁或軟弱無能，甚或二者兼而有之。然而，要是由我們來取消首腦會議，人們就一定會批評這是一時的感情衝動，只會使走向更和平的世界的希望成為泡影。
我決定冒個風險，推遲做出決定，起碼等幾天再說。與此同時，我決心不顧最近的一切挫折，仍然保持強硬的態度。我首先是對勃列日涅夫5月1日來信做出乾脆的答覆。在那封信里，他曾經警告我不要在越南採取任何可能危及一次成功的首腦會議的行動。我的回答是，北越人欺騙了我們，他們顯然希望他們的攻勢能迫使我們讓步：
然而，總書記先生，這種事情是不會發生的。現在我必須根據既成的局面，決定以後的幾個步驟。由於近來的一些事件，看來沒有多大希望把更多的實質性考慮告訴你了；現在已經沒有根據可以相信這樣做會對局勢有什麼積極的影響。正如黎德壽先生已經表明的那樣，河內輕視第三方所轉達的任何信息。事實依然是：蘇聯的軍用物資為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行動提供了手段，而蘇聯答應施加的影響，即使已經實施，也已證明是不起作用的。
我要霍爾德曼和基辛格把情況扼要地告訴約翰·康納利，徵求他的意見。據霍爾德曼報告，康納利強調說：「最要緊的是——總統決不能輸掉這場戰爭!他也不應該取消首腦會議。在這個問題上他必須表現出他的毅力和領導才能。別那麼謹小慎微——如果他們一定要取消，就讓他們自食其果，不過我料想他們不會這樣做。」
我同基辛格、霍爾德曼、康納利和黑格一道討論了這個問題。「就我來說，真正的錯誤總是在我不按自己的直覺行事的時候犯下的。」我告訴他們，「EC-121飛機被擊落時，我曾意識到我們應該採取行動，轟炸北朝鮮。我們沒有這樣做，大家都以為我們軟弱可欺。從那以後，我們一直吃著那份虧。在我們打進柬埔寨的時候，我知道我們應該同時轟炸北越。要是我們當時這樣做了，這場該死的戰爭早就結束了。目前在這個問題上，我直覺地感到，有一件事是明擺著的：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能輸掉這場戰爭。如果舉行首腦會議的代價是在越南吃敗仗，那麼它就一文不值。我直覺地感到，不舉行首腦會議，全國人民還能夠接受，但他們不能接受輸掉戰爭這一結局。」
我認為我們必須採取決定性的行動，切斷敵人為攻占南越所必需的燃料和武器裝備的供應，以挫敗北越的進攻。因此，我下令立即制訂在海防港布雷和轟炸河內主要軍事目標，特別是運輸軍用物資的鐵道線的計劃。
我到戴維營去起草宣布這個決定的演說稿。星期天晚上，我記下了那個緊張的周末發生的事情。
日記
星期五下午4時，朱莉和我一起到戴維營，6點鐘左右特里西婭和埃德也來了。晚上，我們看了鮑勃·霍普主演的一出出色的喜劇。
星期五我把這個決定告訴了朱莉，星期六告訴了特里西婭。
朱莉看起來擔心這個措施是否能夠見效。她顯然看過不少關於我們過去在越南軍事失利的材料。她也意識到許多人對這場戰爭已經不再存什麼幻想，以致我們可能得不到足夠的公眾支持。我指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美國將不再成為受人尊敬的大國了。她回答說，有許多人認為美國不應該當大國。當然，這正是教授們向許多年輕人灌輸的那種毒素。不過，朱莉相信戴維一定會完全同意這個決定，並且她似乎意識到局勢需要我們這樣做。
特里西婭的反應是馬上就贊成，因為她覺得我們總該有所作為，但是她也確實不知道我們還能用其他什麼辦法來避免戰局繼續惡化。
帕特是星期五深夜才到這裡的。我剛從樺舍回來，我一直在那裡起草演說稿。我看見帕特房裡燈還亮著。我進去後，她從床上起身走過來，摟著我說：「什麼都不用擔心。」
那個周末，我對約翰·米切爾談了這件事。他表示完全贊同我的決定。
有一點似乎使亨利很高興，那就是除了一個人以外，他手下的工作人員，包括他那位有點兒鴿派傾向的越南問題專家，都贊成搞封鎖。他們都認為，這樣一來首腦會議就吹了。米切爾和康納利一樣，不同意這個估計。
我和基辛格討論是否有必要準備一個在首腦會議萬一取消後的應急計劃。今天上午，儘管他仍然認為蘇聯人不可能有別的反應，他還是把首腦會議不被取消的可能性從原來估計的20%提高到25%。我一再提醒他在我們做出這項決定時康納利提出的論點，即我們可以不開首腦會議，也可以在其他若干戰役中吃敗仗，但是我們不能在越南輸掉。不僅是大選，更重要的是全國人民，要求美國不在越南遭受失敗。既然我們已經下定決心，我們的全部精力就必須集中到一個目標，就是保證我們不致失敗。
我們仔細研究過的演說稿將說明事情演變的過程。也許最重要的是涉及蘇聯的那一部分，亨利非常贊成我最後提出來的意見。這段話必須寫得非常巧妙，我覺得我們已經儘量把意思說清楚，並且給他們留下一條出路，如果他們想要找條出路的話。
這整段時間使我們一家非常難受。特里西婭和埃德決定在戴維營再住一段時候。我很高興兩個女兒能充分利用這個地方，因為正如我對女秘書羅斯說的，誰也不曉得明年我們還能不能利用這個地方，我希望她們對這幾年的經歷留下最愉快的記憶。
星期一上午，我通知國家安全委員會說，我已經決定要進行轟炸和布雷，並將在當晚的電視演說里宣布這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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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是相當費勁的一天，因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開了三個多小時。萊爾德反對這個決定；羅傑斯則說，如果這個行動真能收效，他就贊成。不出所料，康納利和阿格紐都採取堅決支持的態度。會議記錄本身可以說明問題。當然，老實說，這件事對萊爾德和羅傑斯來說都是聲名所系，我想他們大概非常懷疑這個行動能否成功。不消說，真正的考驗還要看做出這項決定以後他們是否支持，對這一點我倒沒有什麼懷疑。
最大的問題還是蘇聯將如何反應。星期一上午，我給勃列日涅夫寫了一封長達四頁的信，說明我已決定採取什麼行動及其理由。我重申我要致力於把我們的新關係發展成為世界和平基礎的意願，並說我不想讓北越人的行動強加於我們的局面使我們偏離兩國已經開始走上的道路：
總書記先生，最後請允許我向你表示，現在正是需要顯露政治家風度的時刻。當前，只要共同努力，我們就可以結束長期以來越南衝突給我們兩國關係和世界和平造成的有害影響。我準備立即同你一道締造一種不使任何一方屈辱而又有利於所有有關國家人民的和平。我知道，我們同心協力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
演說稿的最後文本是到5點鐘以後才準備好的。為了朗誦方便起見，我標了一些記號，然後在5點鐘去理了個發。大約6點鐘，我照往常在講演前的做法，喝了一小碗麥粥，略為充飢，然後又看我的稿子，直到7點30分。
我原地活動了大約10分鐘，慢條斯理地洗了個冷水澡，然後到白宮西側樓的羅斯福室，和兩黨的國會領導人開會。
這個房間舒適、暖和，壁爐燒得很旺。我掃了一眼那些熟悉的面孔，有的緊張；有的保持警惕，反正都全神貫注。他們是：卡爾·艾伯特、休·斯科特、比爾·富布賴特、邁克·曼斯菲爾德、約翰·斯坦尼斯、喬治·艾肯、傑里·福特、黑爾·博格斯和另外六位。有的人將會反對我；有的人雖然但願我沒有做出這項決定，還是會勉強支持我的。當我說明當前的局勢和我決定採取的行動時，沒有一個人打斷我的話或者提出問題。
我承認這是一服非常猛烈的藥劑。做出這一決定對我來說是很困難的，並且我知道，他們決定表示支持也是十分困難的。
「如果你們能夠給我支持，我將非常感謝。」我說，「如果你們辦不到，我也會諒解。」
當我站起來往外走的時候，屋裡鴉雀無聲。
基辛格約了多勃雷寧在我預定發表演說前不久到白宮來。當他介紹我講話的內容時，多勃雷寧顯得異常激動。「向你們挑戰的是河內，為什麼你們要向我們出氣呢?」他問道。
基辛格仍然很冷靜。多勃雷寧說，除了事態向壞的方面發展以外，他看不出有別的前景。
當晚9點我發表了演說。在敘述了軍事形勢和談判僵局以後，我說：「只有一種辦法可以停止這場戰爭，那就是不讓北越的人得到作戰武器。」我接著說，「我已經下令採取下列措施，當我現在向你們講話的時候，這些措施正在執行。北越港口的一切通道都將布雷，以防止船隻進入這些港口並不讓北越海軍從這些港口出發進行軍事活動。美國武裝部隊已奉命在北越的內海和它所主張的領海採取適當的措施來阻斷任何物資供應。我們要最大限度地切斷鐵路和其他交通。對北越軍事目標的海軍襲擊將繼續下去。」
然後，我提出了一項新的和平建議，它成為第二年1月最後解決方案各條款的重要依據：
第一，必須遣返全部美國戰俘。
第二，必須在印度支那全境實行國際監督下的停火。
一旦釋放了戰俘並在國際監督下實現了停火，我們就將在印度支那全境停止一切武力行動，屆時我們將著手在四個月內從越南撤走全部美國軍隊。
你們看，這是一些寬厚的條款，這是一些並不要求任何一方投降或遭受屈辱的條款……北越理應立即加以接受。
最後一段是我親自起草的給蘇聯的措辭謹慎的信息：「我們料想你們會幫助你們的盟友，你們也會料想我們不致停止幫助我們的盟友。但是讓我們、讓所有的大國都只幫助盟友提高防禦力量，而不去幫助它們對鄰國發動侵略……近幾個月里，我們兩國的談判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在限制核武器、貿易和其他許多問題上，我們都接近於達成比較重要的協議。讓我們不要滑回到以前那種陰暗的時代。我們並不要求你們犧牲你們的原則或朋友；但是你們也不應該讓河內的毫不妥協的態度勾銷我們雙方曾經如此耐心地共同開闢的良好前景。」
國會和新聞界隨即提出尖銳的批評。特迪·甘迺迪說，布雷是一種「在絕望中採取的毫無作用的軍事姿態。我認為他的決定是不祥的，並且我想也是愚蠢的」。《聖路易斯郵報》說全國人民是不會支持我的，因為「這一次戰爭的起因是不光彩的，是可恥的」。《華爾街日報》報道說，消息靈通的外交觀察家現在都推測首腦會議將無限期推遲。大部分電視網的評論員還一致認為我的演說嚴重地危及首腦會議的召開。全國廣播公司駐莫斯科的記者說，要克里姆林宮輕易接受我的決定是不容易的，這個決定將「實際上消除舉行首腦會議的前景」。
軍事計劃人員的縮手縮腳仍然是一個問題。
五角大樓送給我審批的轟炸計劃充其量也只能說是膽怯的。就像我給基辛格的一份長篇備忘錄里所寫的：「軍方只打算對北越進行200架次的襲擊，我擔心這會變成約翰遜政府1965—1968年間進行的那種令人意氣消沉的『不擔風險的轟炸』。」
既然已經忍痛做出這項決定，並且準備承擔由此引起的政治風險，我決心按照我原來設想的方式加以貫徹。我在備忘錄里接著寫道：
我不能過分強調我已下定決心打算孤注一擲地干它一場。但我們必須讓敵人得到深刻的印象，覺得我們就是那樣乾的。我們的言論是會有一些幫助的，但我們今後幾天的行動則要比我們的言論有效得多。
我現在根本不滿意軍方就空軍活動問題提出的計劃……
我們目前可能犯的最大錯誤是做得太少，動手得太晚。現在正是我們可以爭取公眾儘量支持我們的行動的時候，做得過分一點是十分必要的。
我們大家都應當記住，我們現在必須用那種真正能戳痛敵人的方式去懲罰他們……
既然我已經做出了這項極其困難的關鍵性的決定，我就打算堅持到底，非迫使敵人屈服不可。我希望你把這種精神灌輸給全體工作人員，尤其是我希望軍方積極行動起來，向我提出一些怎樣實現上述目標的建議……
我覺得我們往往是說得多，做得少。這種傾向實在要不得。約翰遜政府的弱點就在於此。這在某種程度上可能也是我們的弱點，因為我們曾經一再警告敵人，而當敵人考驗我們的時候，我們的行動卻相當溫和。現在敵人已經越過了邊緣，我們也是這樣。我們是有力量摧毀他們的作戰能力的，唯一的問題是我們沒有使用這種力量的決心。我和約翰遜的區別就在於我肯定有這種決心。如果我們這次失敗了，其原因一定在於那些官僚及其官僚作風，特別是國防部的那些官僚及其官僚作風，這些人當然會得到他們在國務院裡的盟友的大力幫助，想出各種辦法來削弱我已經指定要採取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堅強行動。這一次我希望軍方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提出他們自己的一些見解，有助於採取非常有威脅性的、有力的和有效的行動。
蘇聯塔斯社發出強烈的譴責，說布雷將對「國際和平與安全帶來許多嚴重的後果」。在我講話的第二天上午，蘇共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宮召開了緊急會議。我充分準備等他們發表譴責我的行動並宣布取消首腦會議的官方聲明。
第二天，多勃雷寧在地圖室與基辛格會晤。多勃雷寧完全改變了通常的輕鬆談吐，冷冰冰地聲稱他奉政府之命宣讀一項正式照會。使基辛格大為寬慰的是，照會是比較溫和的，並且只就我們的封鎖以及我們的一枚炸彈偶然擊中停泊在海防港的一艘蘇聯船隻和炸死一名蘇聯海員一事提出私下抗議。在第二天下午他們再度會晤時，基辛格隨便問起蘇方為什麼沒有提到首腦會議。
「你們沒有問起有關首腦會議的問題，」多勃雷寧回答說，「所以我國政府認為沒有必要做出新的決定。」
基辛格說：「這是不是說我們本來應該提出有關首腦會議的問題呢?」
「不，」多勃雷寧回答說，「你們把一個困難的局面處理得很不錯。」
在他們會晤的同時，我去醫院探望手術後正在休養的馬諾洛。我一回來，基辛格就趕到我的辦公室來報告消息。「我認為我們已經度過這場危機了。」他興高采烈地說，「我想，我們可以一面布雷和轟炸，一面舉行首腦會議了。」
第二天，多勃雷寧打電話對基辛格說，他接到莫斯科的一封電報，是談到首腦會議的詳細程序的。他甚至提出了雙方交換什么正式禮品的問題。蘇聯人打算送我一艘水翼艇，供我在比斯坎島使用。他還說，要是勃列日涅夫能得到一輛新車來豐富他收集的豪華汽車的品種，他肯定會很高興的。
現在似乎可以斷定，首腦會議是不會因為那次講話而流產了。曾經預言災難臨頭的新聞界權威和國會裡的批評者，這時也不再做首腦會議將被取消的文章了，而是開始集中指責我們的轟炸機正在襲擊非軍事目標。
5月15日星期一，我一大清早就回到辦公室準備應付排得滿滿的各種會議和約會。下午稍晚的時候，我正在和唐·肯德爾談話，鮑勃·霍爾德曼進來問我能否到我的私人辦公室同他談幾句話。關上門後，他說：「我們從特工系統的電訊上得到消息，喬治·華萊士在馬里蘭州的一次集會上遇刺。」
我問，他是否還活著。霍爾德曼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說，開槍的是個白人，但是這個人的其他情況目前還不了解。
華萊士遇刺的消息不免使人回想起約翰·甘迺迪、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甘迺迪被刺的恐怖情景。不管這次新的打擊如此可怕和令人震驚，我還是決心不讓全國在一片議論聲中陷入恐懼狀態。
第二天早晨，《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建議，由於國內充滿暴力氣氛，總統候選人應該避免參加露天集會，只通過電視或在安全有保障的緊閉的大廳里競選。我對霍爾德曼說，無論如何我不同意再增加負責保護我的特工人員。
中午前後，約翰·康納利到我辦公室來。這時剛剛宣布他辭去財政部部長的職務並提名喬治·舒爾茨接替他的工作。我對他和辦公室里的其他人說，我想出去散散步。
「什麼時候?」羅恩·齊格勒問道。
「就是現在，」我說，「咱們走吧。」
我決定陪康納利一道步行回財政部大廈。當我們從隔街對著財政部大樓的白宮東側樓走出來時，一小群人從街上圍了過來；我停下來和一些帶著照相機的年輕人和幾位外國遊客聊天。一位看來像是有身份的人自稱是律師，上過弗吉尼亞大學的法學院。當我拔腳走過馬路時，他說：「謝謝你今天到外面來走走。」
周末，我到醫院探望了華萊士。
日記
星期五上午回華盛頓的途中，我下車去探望了華萊士。華萊士太太頗有吸引力的風度再次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很熱情，可以想見她在華萊士的競選活動中一定是個好幫手。
他的體力看來是完全能夠讓他同人家晤談了，但我覺得他的聽覺和理解力有時不怎麼好。他對自己在預選中的成績很得意。我告訴他，我從蘇聯回來後一定派人向他介紹情況，對此他很高興。他說他考慮以後去沃爾特·里德醫院住院。我對他說，只要他在華盛頓地區，隨時都可以住進去——那裡的安全有絕對保證，病房也特別舒適。
他雖然是個蠱惑人心的政客，但像大多數南部人一樣，有強烈的愛國心，因而多少有點容易感情衝動。這點在我們這次見面時表現得特別明顯。他指出，他曾反對漢弗萊和馬斯基，因為他們過去都投票贊成把美國卷進東南亞戰爭的每一個步驟，現在卻批評我為使美國擺脫戰爭而做的努力。他床邊有一個花編的國旗圖案，我在辭別時叮囑他要使我們的國旗高高飄揚。他敬了個禮說：在總司令面前，我保證一定這樣做。我回了一個敬禮，離開了病房。
第一次首腦會議
5月20日星期六，「空軍一號」離開華盛頓，途經奧地利的薩爾茨堡前往莫斯科。起飛以後，基辛格到我的機艙來興高采烈地說：「這應該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次外交成就!三個星期以前，誰都預言這次首腦會議要取消，可是今天我們卻在赴會的路上。」
我們在薩爾茨堡過了一夜，5月22日星期一下午4點鐘在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機場降落。
我們抵達前不久下起了小雨。正式前來迎接我的是尼古拉·波德戈爾內主席，柯西金和葛羅米柯也在場。只有一小群人站在欄杆外，手裡搖著小紙旗表示歡迎，整個場面十分冷清。當我們的車隊快速通過寬闊而空無一人的大街駛向克里姆林宮時，我注意到為數不少的群眾被擋在側路路口一個街區之外的警察屏障的後面。
帕特和我被安置在克里姆林宮一側的整整一層樓里下榻。正當我們四處觀看我們富麗堂皇的住處時，基辛格帶來消息說，勃列日涅夫正在他的辦公室里等著迎候我。
勃列日涅夫的辦公室就是13年前我第一次會見赫魯曉夫的那個房間。同赫魯曉夫一樣，勃列日涅夫看上去和他的照片一模一樣，臉部最突出的是那雙濃眉，嘴角露出一絲帶幾分警惕的微笑。我敢說，13年前我和他並肩站在美國展覽會的那間廚房裡的時候，我們誰也沒有想到有一天我們會作為各自國家的領袖在一起舉行首腦會議。
我們握手後站著聊天，這時有人給我們端來了茶。他把我讓到屋子一邊的一張長桌跟前，兩人隔著桌子相對坐下，蘇方的譯員維克托·蘇霍德列夫坐在桌子的一頭。有人曾經表示關心，認為我應該帶一名國務院的翻譯在場。但是我知道蘇霍德列夫是位高明的語言學家，英語講得和俄語一樣好，並且我覺得，如果只有一個人在場，勃列日涅夫說起話來也許會隨便一些。
勃列日涅夫的語氣友善，但用的字眼很直率。他說，他必須首先告訴我，在我們最近在越南採取行動以後，他如期舉行這次首腦會議很不容易。完全由於改善蘇美關係和兩國間就某些重大問題達成協議十分重要，才堅持了原計劃。
在做了這番幾乎必不可少的表白以後，他明顯地熱情起來，開始談到發展我們之間個人關係的必要性和好處。他說，蘇聯人民銘記著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名字，因為他是1934年給予蘇聯以外交承認的第一位美國總統，並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反希特勒同盟的領導人。
我說，我曾經研究過史達林與羅斯福之間以及史達林與丘吉爾之間關係的歷史，發現戰爭期間下級之間的分歧往往由於在最高一級達成協議而得到解決。「我希望和總書記建立的就是這樣一種關係。」我說。
他爽朗地回答說：「我當然非常高興，我這方面是完全準備這樣做的。」
「如果我們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給那些官僚去決定，我們就永遠不會有什麼進展了。」我說。
「他們只會把我們埋在紙堆里!」他開心地大笑，把掌心往桌面拍了一下。這個開端看來還不錯。
大約半個小時後，我們在葛拉諾維特大廳舉行的國宴上再次會面。這是15世紀修建的美麗大廳，在克里姆林宮最古老部分的中心。鑲木地板擦得鋥亮，有拱頂的牆上掛著好幾幅富於金黃色和褐色色彩的像聖像那樣的巨幅油畫。勃列日涅夫和我並排坐在第一桌，直接面向對過牆上比真人大幾倍的「耶穌和使徒最後晚餐」壁畫。勃列日涅夫說：「那是當年的政治局。」我搭話說：「那一定是意味著總書記和教皇有許多共同點囉。」勃列日涅夫放聲大笑，伸過手來和我握了一下。
像往常那樣，時差使我第一夜難以熟睡。我終於在凌晨4點半左右起床，穿上便褲和夾克，決定到克里姆林宮院子裡去散步。按照莫斯科的北緯度，這時天已接近大亮。我能聽到紅磚牆外河上的船聲和路上的卡車來往聲。我停下腳步，抬頭看了一會兒那面飄揚在我們住處房頂上的、周圍由克里姆林教堂和鐘樓的金色蔥頭式圓頂和紅星簇擁著的美國國旗。
上午11時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爾內、葛羅米柯和多勃雷寧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我決定一開始就定下我打算在這次首腦會議整個過程中使用的那種坦率的調子。
「我想講一點蘇聯朋友們可能由於客氣而不願說出口的話。」我開始說，「我知道我是以非常強硬、注意冷戰和反共出名的。」
柯西金冷冰冰地說：「不久以前，我也聽到這種說法。」
「固然我對我們的制度有堅定的信仰，」我接著說，「不過同時我也尊重那些同樣堅定地信仰他們自己的制度的人。兩個社會制度不同的大國一定是有可能在這個世界上共同生存和合作的。但是，靠溫情或者靠掩蓋實際存在的分歧這種辦法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坐在桌子對面的人都點了點頭，不過我猜想，他們實際上都寧願我們繼續採取我們過去常常用以對待蘇聯的那種溫情的態度。
當天下午，我和基辛格同勃列日涅夫和他的美蘇事務顧問安德烈·亞歷山德羅夫就限制戰略武器問題舉行了兩小時的會談。勃列日涅夫雖然裝出對細節和數字厭煩的樣子，卻顯然事先對問題有比較充分的了解。我們討論監督和限制的時限和技術的時候，他用一支紅鉛筆在面前的便簽本上畫出幾枚導彈。
我說，我們覺得具體規定查核雙方履行義務的情況的辦法可以給雙方提供必要的信心，這時他朝著我有點生氣地說：「要是我們都打算欺騙對方，又何必要這一紙協定呢?我們方面是不準備搗鬼的。那種『互相抓辮子』的辦法完全要不得。」
那天晚上，我們又舉行了一次時間很長的會談來討論一個爭執不下的重大問題，那就是蘇聯的新型反彈道導彈系統應該部署在離莫斯科多遠的地方。在我們開始討論的時候，勃列日涅夫就隨便把我們幾小時以前剛商妥的數字減掉300公里。「關於反彈道導彈的問題，」他說，「看來已經解決了。1200公里，我們同意。」
「是1500公里。」我說。
「你的意思是我們應該把它放到中國去嗎?」他假裝生氣地說。
「可是，總書記總該覺得，我是從來不斤斤計較的。」我回答。
「1500公里，行啊。」他不錯過搶先表白的機會，說道，「你要我們東移，我們現在就同意這樣辦。1200公里我們接受起來容易一些，不過1500公里也行。這個問題我們就不再談了吧。」
共產黨的談判代表慣用的一種手法是，就某一個在細節上已經商妥的問題提出一點似乎很理想但行不通的修改意見。本來雙方早就同意限制戰略武器協定的具體條款的有效期為五年，可是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勃列日涅夫突然問道：「為什麼不規定為十年呢?幹嗎只定五年?」基辛格冷靜地指出，原先蘇方自己提出的有效期甚至還只有一年半。
「我認為，這個暫時性的協定對我們和全世界來說都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我說，「我倒希望來個永久性的協定，不過我的任期有限——到不了五年。在那以後，我就離開了——到太平洋游泳去了。說不定還在那之前呢。」
「總統先生，可別在那之前離開。」勃列日涅夫說。
突然襲擊是共產黨談判代表喜歡使用的另一種手法。星期三下午，在我們舉行了美蘇聯合探索太空協定的簽字儀式以後，勃列日涅夫和我一起走出房間。他開始談起當天晚上打算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政府別墅里為我們舉行宴會。快走到走廊盡頭的時候，他拉住我的臂膀說：「我們何不現在就到鄉下去，在白天看看那裡的景色呢?」他把我推進了電梯，下到一樓，門外停著他的一輛大型高級轎車。
我們上了車很快就開走了，這時特工人員和其他人員忙著找車子和司機來追趕我們。莫斯科所有主要街道中間的行車道都是專門留給黨的高級官員使用的，所以我們的車開得很快。
一到別墅，勃列日涅夫就提議坐船遊覽一下莫斯科河。這和13年前赫魯曉夫的做法一模一樣。但是時代變了：他帶我們去乘坐的不是汽艇，而是在水上輕輕浮動著的小水翼艇。駕駛員很熟練，小艇開得十分平穩。勃列日涅夫不斷指著速度計，上面的指針表明我們的速度是每小時90公里。
我們談到工作習慣，他告訴我說，他不用口述錄音機。我說，記得丘吉爾有一回對我說過，他寧可口授給一位漂亮的年輕婦女。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人都同意這個看法，並且勃列日涅夫還開玩笑說：「何況，當你夜裡醒來想記下一點什麼東西的時候，女秘書可就尤其有用了。」他們都放聲大笑。
我們回到別墅時心情都不錯。晚宴的時間預定為8點鐘，勃列日涅夫提議飯前再開一次會。
基辛格和我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溫斯頓·洛德和約翰·內格羅蓬特坐在桌子的一邊，對面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爾內和蘇霍德列夫。一連三個小時，蘇聯領導人在越南問題上非常激動地狠狠向我進攻。
我頓時想起《化身博士》那本書[2]，因為勃列日涅夫剛才還笑著拍我的肩膀，現在卻憤怒地大聲責罵我不是真心努力結束戰爭，而是想利用中國人作為工具來壓制蘇聯人干預北越人的事務。他說，他們懷疑我5月8日是不是氣昏了才做出那樣有欠考慮的行動，因為他們相信，如果我真的希望和平，我是不必藉助外力就可以找到解決辦法的。「全體美國人民肯定不會一致支持越南的戰爭。」他接著說，「我當然不相信那些在越南死傷或殘廢的人的家屬會支持這場戰爭。」
當勃列日涅夫最後好像脾氣已經發夠的時候，柯西金接過大棒。他說：「總統先生，我認為你過高估計了在目前情況下從實力地位出發解決越南問題的可能性。在關鍵時刻，北越人也許是不會拒絕其他國家的軍隊開進去和他們一道作戰的。」
這話說得太過分了。我第一次開了口。「這種威脅一點兒也嚇不倒我們。」我說，「不過，你不妨再說下去，把話說得具體些。」
「不要錯誤地以為我們說的話是威脅，你們說的話就不是威脅。」柯西金冷冰冰地回答，「剛才我們只是對可能發生的事作一番分析，這比威脅要嚴肅得多。」
柯西金似乎越說越來勁，他接著集中力量奚落阮文紹總統，把他叫作「受僱傭的所謂總統」。由於我對他這種激烈的長篇大論依然沒有反應，柯西金開始沉不住氣了：「難道你們還需要保留這個所謂的南越總統，保留一個未經任何人選舉而你們卻稱為總統的人嗎?」
「北越的主席又是誰選舉的呢?」我問他。
「全體人民。」他答道。
「說得倒好聽。」我說。
柯西金講完後，輪到波德戈爾內出擊了。他的口氣比較友好，但措辭一樣厲害。當波德戈爾內和柯西金對我輪番敲打、試圖壓倒我的時候，勃列日涅夫離座踱起方步來。
大約20分鐘後，波德戈爾內突然收住了話題，勃列日涅夫接上去說了幾句。之後，室內一片寂靜。這時已經將近11點鐘。我想在我能夠讓這次談話結束之前，我必須讓他們明確知道我的立場。
我指出，我已經從越南撤走了50多萬人。當北越在3月間開始大規模軍事集結時，我表現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因為我不想讓任何事情干擾首腦會議。但是，既然北越人確實入侵南越，我就沒有別的選擇，只能作出強烈的反應。
「總書記剛才說，有些人可能懷疑我上月採取的行動是出於惱怒。」我說，「如果情況是那樣，由我擔任現在的職務就太危險了。事實並非如此。恰恰相反，我是完全冷靜而客觀地做出決定的。那是我的一貫做法，因為要考慮到後果和風險。
「我國人民希望和平，我也希望和平。但是，我想讓蘇聯領導人知道，我是多麼認真地看待北越的這次戰爭新升級帶來的危險。我國南北戰爭時期的一位偉大將領謝爾曼將軍說過：『戰爭是地獄。』對此，蘇聯人民比誰都清楚。自從這次新攻勢開始以來，已經有3萬名南越平民，其中包括男子、婦女和兒童，死於使用著蘇制裝備的北越人之手。
「我這話絲毫不是說蘇聯領導人就希望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只是想說，我們的目標和你們的目標是一致的。我們並不想把任何解決辦法或任何政體強加於任何人。」
他們全神貫注地聽了我說的話，但是誰也沒有試圖回答。
在這以後我們就上樓了，那裡有一席豐盛的酒菜在等待著我們。我說了一句一般的開玩笑的話：別給基辛格灌酒，他回去還得和葛羅米柯會談呢。他們好像對此很感興趣，就開始鬧著假裝給基辛格灌伏特加和白蘭地。宴會上一片笑聲，又是說笑話，又是講故事，就好像剛才樓下那場唇槍舌劍的會談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
吃飯當中，柯西金開腔說，我們剛結束了三小時那樣激烈的討論，還能在飯桌上輕鬆地親切交談，這是我們今後關係的一個好兆頭。我回答說，我們必須承認並開誠布公地討論我們之間的分歧。他使勁地點點頭，再次舉杯祝酒。
我們回到克里姆林宮時，已經過了午夜。基辛格和葛羅米柯馬上開始就限制戰略核武器協議中懸而未決的幾個關鍵問題舉行會談。
凌晨1點左右，當里蘭大夫在我房間裡給我治背痛的時候，基辛格進來報告說，蘇聯人仍舊堅持我們所不能接受的主張。他們很可能是希望我們國內那種要我帶回一個限制戰略核武器協議的壓力會迫使我接受他們的條件。在我們離開華盛頓之前，我就預料到有這種可能性，所以我已經做好和他們攤牌的準備。
但是，基辛格還有一些消息是我沒有預料到的。他匯報說，五角大樓幾乎是在公開造反，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在限制戰略核武器問題上也正在從他們原來已經同意的立場後退。基辛格用緊張的口氣提醒我，要是這個分裂的消息傳到新聞界，或者五角大樓拒絕支持從首腦會議上帶回去的限制戰略核武器協議，國內的政治後果就不堪設想。其實這一點用不著他提醒，我也是心中有數的。
「什麼政治後果，讓它見鬼去吧!」我說，「即使五角大樓不贊成，我們也顧不得什麼政治後果，仍然要按照我們的條件達成協議。」我決心不讓五角大樓從右面，也不讓蘇聯人從左面來動搖我認為符合我國最大利益的立場。
「你盡力而為吧。」我說，「請記住，照我看來，我們並不一定要在本星期解決問題。」
當晚，基辛格又花了幾個小時試圖訂出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協議。會議最後在清晨休會，問題還是處於僵持狀態。
第二天晚上，我們到大劇院觀看《天鵝湖》的盛大演出。我坐在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中間，帕特坐在柯西金的右邊。按照禮節，勃列日涅夫不需要出席，我倒很高興有機會看看這位強有力的人物不在場時他的同事們是如何表現的。
在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間，觀眾里有一個婦女站起來對著我們的包廂高喊：「越南萬歲!」人們馬上把她帶走了。後來我們聽說這是一家親共報紙的一名義大利記者的夫人。劇場又一次幕間休息時柯西金說，如果我們撤離越南，我們的威望只會增加，而不致像法國人在奠邊府和阿爾及利亞吃了敗仗以後那樣威信掃地。這是整個晚上談到實質問題的僅有的一次。波德戈爾內馬上改變話題說，這個舞劇中他最喜歡的是第二幕的四小天鵝舞。
看完芭蕾舞后基辛格和葛羅米柯繼續會談。第二天早晨他向我匯報說，他們已經盡最大努力就現實情況作了磋商，但休會時還是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後來，當我和基辛格在我的套間裡談話時，多勃雷寧帶來了一個消息，說政治局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同意接受我們的最後主張。
當晚，我們在駐蘇大使的官邸斯帕索大樓舉行宴會，席間人人興高采烈。勃列日涅夫顯得頗為開朗。宴席上的主菜是冒著火焰的「烤阿拉斯加」。上這道菜的時候勃列日涅夫說：「瞧!美國人真能創造奇蹟!居然有辦法把冰激凌點著了!」
夜裡11點剛過，勃列日涅夫和我在克里姆林宮簽署了反彈道導彈條約和進攻性核武器臨時協議，把每一方允許擁有的洲際彈道導彈和潛艇發射的導彈的數目暫時凍結，到另行締結一項永久性協定時為止。帕特曾問我她能否參加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儀式。因為其他幾位夫人都不會出席，我建議她等正式代表入場後悄悄進去站在一根大柱子後面。她就這樣觀看了簽字儀式。
第二天，我們飛往列寧格勒。我們參觀了皮斯卡爾葉夫公墓，在納粹圍城期間犧牲的幾十萬人當中有許多人就埋葬在這裡。我們到得太晚，所以先遣人員建議我取消原定到那裡一個小紀念館去參觀的計劃。年輕的女嚮導聽說我可能不按預定計劃全部都參觀，顯然不高興了。我說我當然還是要看看這個紀念館的。當她把葬在公墓里的12歲姑娘坦尼婭的日記給我看的時候，我深受感動。她把敘述坦尼婭全家人如何相繼犧牲的幾段記載翻譯給我聽；令人悲痛的最後一段寫道：「都犧牲了。只剩下坦尼婭一個人了。」念這句話的時候，女嚮導激動得聲音發抖。最後她抹著淚水說：「坦尼婭也犧牲了。」
在我們離開之前，他們要我在來賓簿上留言。我寫道：「向坦尼婭和列寧格勒的所有英雄們致敬。」臨走時我說：「我希望這樣的事永遠不在全世界重演。」
我們飛回莫斯科，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們到莫斯科唯一的一座浸禮會教堂——福音派浸禮教全蘇理事會教堂——去做禮拜。教友們虔誠的禮讚歌聲使我想起早期的基督教徒。我感到奇怪的是，有那麼多年輕人參加禮拜。後來有人告訴我，許多老年的善男信女或者被克格勃的特工嚇跑了，或者被他們迫遷到別處去了。
我用那天其餘的時間草擬我準備對蘇聯人民發表的電視廣播演說。像在1959年一樣，我認為這是很難得的機會，可以不受蘇聯政府的刪節或限制，向蘇聯人民介紹美國對各項國際問題的觀點。
在演說里，我談到了無限制地進行軍備競賽的危險性，著重說明了美國爭取和平的真誠願望。最後我描述了前一天參觀列寧格勒公墓的感受，我說：
當我們為締造一個更為和平的世界而努力的時候，讓我們想想坦尼婭，想想全世界各處的其他坦尼婭和她們的兄弟姐妹。讓我們竭盡一切力量來保證使其他兒童不致遭受坦尼婭經歷過的苦難，使你們的孩子、我們的孩子和全世界的孩子都能友好地、太平地生活在一起，度過他們的一生。
廣播過後，勃列日涅夫對我說，我的結束語使他熱淚盈眶。
首腦會議期間最出乎意料的事發生在我和勃列日涅夫倒數第二次見面的時候。我到他的辦公室去，本來是為了作一次半小時的例行禮節性拜訪，結果我們卻花了兩個小時討論越南問題。不過，這回同我們在別墅會談時不一樣，他的態度是平靜和認真的。
起初我們有些小交鋒，接著他說：「你是否希望我們為了和平的利益派一名最高級的蘇聯官員到越南民主共和國去跑一趟?」
我回答說，這樣一次訪問可能對結束戰爭大有幫助，並且說，在這位蘇聯官員逗留河內期間，我將暫停轟炸。
在我告辭的時候，我們在門前停了一會兒。我說：「我向你保證，不論是在私下或公開場合，我決不採取任何損害蘇聯利益的步驟。但是，你應該相信我通過私下途徑對你說的話，千萬不要相信任何人對你進的讒言。不僅世界上有某些力量，而且有新聞界的代表，他們不願意看到我們改善關係。」
第一次首腦會議的主要成就是達成限制戰略武器的協議。反彈道導彈條約阻止了一場本來不可避免要出現的防禦性武器的軍備競賽，使雙方不致再花數十億美元來部署越來越多的反彈道導彈。這個條約的另一重大作用是使那種通過「相互恐嚇」來達到威懾效果的概念永久化：既然雙方都放棄對導彈的防禦，彼此的人口和領土便暴露在對方的戰略導彈的襲擊之下，變成了抵押品。因此，雙方都會極度關心防止發生那種勢必使雙方同歸於盡的戰爭。
關於戰略導彈的臨時協定，連同反彈道導彈條約，構成了熱核時代走向軍備控制的第一步。臨時協定使雙方的戰略導彈凍結在當時實際擁有或者正在製造的水平上。根據這項協定，美國什麼也沒有放棄，因為我們沒有一項計劃受到凍結的影響。但是，蘇聯卻正在執行一項規模龐大的導彈部署計劃。如果沒有這個協定，就不知道部署的範圍會達到多麼廣泛的地步。這項計劃如果繼續執行，就勢必會使我們在導彈數目方面日益處於不利地位，並且十之八九將使我們僅為保持雙方現有比例也不得不搞一項費用浩大的部署計劃。由於這個協定維持了現有的比例，雙方就可以在擺脫軍備競賽壓力的情況下著手談判一項關於進攻性武器的永久性協議。
除了軍備控制方面的這些主要成就以外，在第一次首腦會議上還簽訂了其他一些協定，包括設立聯合貿易委員會以鼓勵擴大貿易的協定，以及關於污染控制、醫藥和公共衛生（特別是關於癌症和心臟病研究）方面的協定。為了擴大若干科技領域裡的合作，設立了一個聯合委員會。此外，還商定了進行一次聯合的空間軌道飛行，後來1975年實現的「阿波羅」和「聯盟」號宇宙飛船在空間的對接，就是這項協議的成果。
最後，我們簽訂了「美蘇關係基本原則」文件，它規定了雙方同意遵守的12條行為準則。這個文件不僅涉及雙邊關係和減少核戰爭危險的措施，而且規定雙方在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中減少緊張局勢和衝突，特別是減少那些可能使大國捲入的緊張局勢和衝突。
首腦會議上達成的這些協議，確立了在幾個不同的領域裡加強彼此的關係和合作的模式。這是緩和的第一階段，也就是說，要使蘇聯人關心採取種種辦法以增加他們與保持國際穩定和維持現狀這一事業的切身利害關係。我們並不認為光憑這種貿易、技術和科學方面的關係就能防止對抗或戰爭，但是，當蘇聯人企圖在國際上從事冒險的時候，他們至少總得把這些關係列入總的損益表上權衡一下。
由於到處都有竊聽裝置，我在蘇聯期間沒有口授任何日記。奇怪的是，蘇聯人對竊聽似乎不覺得有掩飾的必要。我的一個工作人員報告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他隨便對自己的秘書說想吃個蘋果，誰知十分鐘之後一個女服務員便端了一盤蘋果進來，放在桌上。
但是，我在這次旅行期間還是寫了不少筆記，在回國後的第一個周末，我就根據這些筆記口授了好幾篇很長的日記。
日記
我向亨利著重談了我對蘇聯領導人的評價。我說，羅伯特·康奎斯特認為蘇聯領導人只有第三流的智力水平，這話根本說得不確切。我說，我們總是錯誤地估計蘇聯人，因為我們只根據他們待人接物的態度之類來做出判斷，而不更深一層去觀察他們實際的性格和力量。
誰要在共產黨的等級制度里爬到最高的地位並保持那個地位，他就一定要有高明的政治才能和堅強的毅力。這三位蘇聯領導人，特別是勃列日涅夫肯定都有這樣的條件。勃列日涅夫的口才可能不如他一些老練的歐洲或亞洲同事們那樣出色，風度也不如他們瀟灑，可是像美國的工會領袖一樣，有他獨到之處。我們可能犯的最大錯誤是把他看成一個傻瓜或頭腦簡單的粗人。周恩來是既文雅又剛毅的人，在當今世界上是罕見的。
毫無疑問，蘇聯現在的領導人不像赫魯曉夫時代那樣具有自卑感。他們不需要吹牛說蘇聯的一切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東西都好。但是，他們仍然渴望人家對他們平等相待，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我們給了他們很好的印象。
有趣的是，蘇聯領導人都講究穿著。勃列日涅夫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以其特有的方式追求時髦的人。他有一套顯然非常貴重的金制菸嘴和打火機。
我注意到蘇聯三位領導人的襯衫袖口都用鏈扣。這使我想到從赫魯曉夫時代以來已經有了多麼微妙的變化，因為赫魯曉夫當年曾經堅持要穿得比我們大家都樸素。
柯西金確實是一本正經，非常冷靜，不輕易露出熱情；用共產黨的話來說，他是個貴族。波德戈爾內更像美國中西部的一位參議員。勃列日涅夫有如愛爾蘭人後裔的大工會頭子，或許把他比作〔芝加哥的〕戴利市長更加貼切。當然，這些比喻絲毫沒有侮辱的意思。
他們似乎相處得很好，私人交情也不錯。有一次，柯西金、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爾內在一起交談，我給基辛格寫了一個條子說，這聽起來就像我們房間裡那架每當我們想要防止竊聽時便打開的擾頻器發出的干擾聲一樣。
勃列日涅夫非常熱情友好。我們乘車去別墅的時候，他把手放在我的膝蓋上說，他希望我們已經建立起親密的私交。
〔奧地利總理布倫諾·克賴斯基〕曾經分析過勃列日涅夫，認為他屬於「熊的擁抱」那種類型的人，因為不論誰來見他，他都喜歡拍拍肩膀，摟摟抱抱。我不由得想起，如果當年在葛拉斯堡與約翰遜會晤的是勃列日涅夫而不是柯西金，這兩個人倒真是一對。
有一次他對我說：「上帝保佑你。」另一次他把我稱為「現任的和未來的總統」。
他告訴我，在他剛開始從事黨務工作時，有一位老資格的黨員向他強調過個人交情在政治活動以及黨政工作中的重要性。我不知道他所說的這位老資格的黨員究竟是誰，反正聽起來有點像是指史達林。
毫無疑問，勃列日涅夫的力量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比另外那兩位年輕5歲。其次，他說話的聲音深沉有力——不論你什麼時候和他見面，你都能感到他身上洋溢著一種天然的吸引力和魄力。再次，他有時說話過多，並且不盡確切，但常常能夠很有力地表達他的意思，同時也十分精明。他還善於在辯不過人家時轉移話題。
他的手勢富於表情。他有時站起來踱步，這是我們會談時他常用的方法。亨利記得有一次勃列日涅夫說：「我每站起來一次，就做出一個新的讓步。」當然，他這樣做一定是受我的態度的影響，因為和他相比，我是十分克制的。有人也許會說，我這樣對待他是錯誤的，但是我傾向於認為，我對他的各種指責神色不動，反而比感情外露更能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勃列日涅夫有一次對我說：「我是個易動感情的人，特別是對於戰爭中有那麼多人死亡的事情。」我回答說，儘管我是以缺乏感情出了名的，在他談起的這個問題上我卻和他一樣感到激動。
他問起毛澤東的情況。我說，他雖然身體不好，但從智力上說還是敏銳的。勃列日涅夫回答說，毛是個哲學家，是個上帝般的人物。他說，要了解中國人是極其困難的，接著他又說：「我們歐洲人同他們完全不一樣。」
他說，「文化大革命」中中國人進行了猛烈的階級鬥爭。當然，蘇共領導人開始不再處決反對派，只是使他們在政治上銷聲匿跡，如對赫魯曉夫那樣，算起來也不過只有短短二十多年的歷史。
他非常強調「有些人」不希望這次會議取得成功——顯然是指中國人。
有一個側面是很有意思的：中國人總是想到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小國，蘇聯領導人卻不然，除了北越和有一次簡單地提起朝鮮以外，他們幾乎從來沒有談到哪一個小國。我還頗感興趣地發現，蘇聯領導人根本沒有提古巴問題，他們對朝鮮問題的態度是很溫和的。
我注意到1959年以來發生的巨大變化。馬路上的汽車增加了許多，人們的穿著比以前好了。
有一次我指出，我們的會晤絕不是偶然的。世界的局勢要求我們舉行這次會議。全世界希望會議產生成果，我們並沒有辜負這種期望。會議是有充分準備的，現在我們必須前進，消除世界上的一切戰爭溫床。我們決不能讓歷史重演。雅爾達會議導致了美蘇關係的改善，但是後來卻出現了急劇的惡化。讀一讀雅爾達歷史可以發人深省，因為引起後來的一切麻煩的，並不是在雅爾達達成的協議，而是蘇聯沒有遵守協議這一事實。
當前我們面臨的主要任務是貫徹執行我們已經簽署的各項文件。
1972年6月
開完首腦會議從蘇聯回來後的第二天上午，我忙於召開各種會議和向國會介紹限制戰略武器條約的情況，以爭取人們對條約的支持。當天下午，全家一起到佛羅里達州。我隨身帶了一個公事包，裡面裝滿了我們出國期間積壓下來的各種國內情況報告和決策備忘錄。
星期一，約翰·康納利到佛羅里達州來。他就要離開政府，準備回德克薩斯州去。
「嗯，兩三天前，我遇見湯米·科科倫，」他剛在我書房裡坐下就開口說，「他告訴我，特迪·甘迺迪表示希望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可是我想時間來不及了。麥戈文和他的支持者已經憋足了勁，正在脫韁而出。」
我說，我們不應該低估甘迺迪，他還有不小的吸引力。哪怕是麥戈文的支持者，無論他們在感情上怎樣效忠於麥戈文，到頭來很可能轉到甘迺迪一邊。我說：「據我了解，休伯特的希望已經不大了。」康納利點了點頭。
「無論如何，」康納利說，「你一定要向民主黨人和無黨派人士敞開大門。如果民主黨提名麥戈文，叛離民主黨的人一定空前的多。」
「你放心好啦，」我說，「我已經吸取了1960年的教訓。我不僅會敞開大門，而且正在編織歡迎他們的地毯呢。」
6月6日，喬治·麥戈文在加利福尼亞州的預選中獲勝。根據早先的民意測驗，估計麥戈文將以比別人多20%的票數的壓倒性優勢取勝，但結果休伯特·漢弗萊的得票只少於麥戈文5.4%：如果競選再延長一周，漢弗萊很可能會取得勝利。不過加利福尼亞州的預選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麥戈文將贏得民主黨候選人的資格。
民主黨即將提名的這個人曾經主張，即使沒有取得遣返我國戰俘的保證，美國也要立即單方面從越南撤軍；他贊成無條件赦免逃避兵役的青年；他主張減少防務預算，要裁減一半空軍，減少海軍艦艇的數目，削減美國派往北約的駐軍而並不要求蘇聯方面做出相應的裁減；他保證要停止援助我們的北約盟國希臘，同時卻又主張把外援總額增加到大約四倍，其中大部分款項用來援助非洲國家。
在社會福利方面，麥戈文的做法是：由聯邦政府向美國的每個男女和兒童贈送1000美元，這筆錢將主要來自稅收負擔已經很重的中等收入階層。據衛生、教育和福利部估計，僅僅這一項計劃每年就要增加開支500億美元左右。
他的稅制改革方案表面上是為了堵塞漏洞和使稅收負擔較為公平，可是連《紐約時報》也認為太過分了，該報形容這個方案太「極端」，「對可能的得失做出多半是不精確的估計」。在加利福尼亞州預選期間，休伯特·漢弗萊把這個方案稱為「沒收性的」和「一派胡言亂語」。到競選將結束時，我們估計麥戈文所建議的各項內政措施總共將使聯邦財政赤字增加1260億美元。
麥戈文曾經對《華盛頓郵報》說，為了取消種族隔離，「必須」用校車接送學童。他稱埃德加·胡佛是「對正義的威脅」。他說，在他當選總統的時候，凡是揚言要製造大亂和辱罵警察的示威者，「他都要請來參加白宮的宴會」。
所有這些極端的立場和言論都是公開宣布的，然而遲至7月在《時代》周刊組織的一次公民座談會上，十人中只有一人認為喬治·麥戈文是激進派，剩下的九個人對於他究竟是個真正的自由派還是溫和保守派，意見同樣有分歧。之所以有這種混亂的看法，主要是因為新聞界在競選活動初期縮小了麥戈文綱領中過激的或者自相矛盾的因素。許多記者同情麥戈文的立場，還有許多記者無非就是喜歡他所收羅的那些熱情可愛的業餘競選職員和義務宣傳員。
幸虧並非所有的記者都喪失批判能力和放棄客觀報道的義務。《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專欄作家戈弗雷·斯珀林在6月8日寫道：「讀者要警惕，有些新聞記者和喬治·麥戈文之間的戀愛之花正在盛開；即使我們所說的這些人大部分是講究實際的職業觀察家，但這種親昵的關係勢必影響他們的新聞稿。」他接著寫道：
事實上，照筆者的看法，這種情況已經出現了。幾個月來，麥戈文參議員一直在鼓吹一項使我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革命化的綱領……然而，至少大概到上星期為止，麥戈文參議員始終受到新聞界的「優惠」……至於現在，我認為跟蹤採訪麥戈文競選活動的記者中有許多已經暴露出他們的傾向性——主要倒不是表現在他們對麥戈文所作的報道上，而是表現在關於他的情況和他的綱領避不報道的方面。他們的這種取捨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在我看來，麥戈文可能造成的最大的政治危險，莫過於改變他的立場以爭取民主黨溫和派的支持。6月6日加利福尼亞州進行預選那天，我在口授給米切爾的一份備忘錄中指出：
現在，麥戈文的戰略正在變得十分明顯，那就是他認為自己獲得提名已成定局了。足以說明問題的一件事就是他到州長會議上去「澄清」他關於赦免、吸大麻煙、人工流產和福利等問題的立場。我知道有人會說他和戈德華特一樣，是無法僥倖取勝的……其實他們有兩點重大的區別。首先和戈德華特相比，麥戈文比較聰明，更沒有原則性。為了取勝，他什麼都說得出來。其次，麥戈文在竭力表白自己，以便得到新聞界大約100%的支持來最後擊敗我們。這一點突出地說明當前有必要設法讓民主黨人和無黨派人士而不是共和黨人來敲定麥戈文是個左派，因為他過去說過的話清楚地表明他就是個左派。
到了夏天，當我的競選組織開始高度進行工作時，我幾乎立即聽到一些與之有關的問題。傳說分赴各地的活動組織鬆散無力，發生過一些本來可以避免的對當地人的無禮行為；還多次聽說地方競選工作人員越來越不滿意「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華盛頓總部的機構龐大和作風油滑。當我打聽毛病出在哪裡時，對方總是回答說，「米切爾太累了，管不過來」，或說「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案子差點兒把米切爾累垮了」，或乾脆說，「是他老婆瑪莎的關係」。
霍爾德曼和我決定派當時白宮班子裡的弗雷德·馬利克到「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去把那裡的事情整頓一下。馬利克是一位能夠吃苦耐勞的年輕實業家，擅長組織和管理工作。但是，我們最後還是決定再拖幾個星期，主要是怕米切爾會把這看成對他工作的含蓄批評，而不認為是給他配備個急需的助手。
6月12日，我們以乘總統遊艇「美洲杉」號出遊的方式慶祝了特里西婭和埃德結婚一周年。帕特給我們準備了那次結婚招待會上我們都非常喜歡的小吃。游罷歸來，我們觀看了結婚典禮的錄像，回憶了那天的情景和飛快消逝的這一年。
墨西哥總統路易斯·埃切維里亞6月15日抵達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我們作了一次長談，討論了水源含鹽的問題，末了還就美國私人企業在拉丁美洲的待遇問題進行了一番熱烈但又友好的討論。最後，他說他認為我的連任對全世界關係極其重大。
當天晚一些的時候，沙烏地阿拉伯的國防大臣蘇丹·伊本·阿布德·阿齊茲來訪，給我帶來了他哥哥費薩爾國王的問候。
下午，我同埃利希曼一道研究環境保護局的比爾·拉克爾肖斯在禁用殺蟲藥滴滴涕問題上所採取的乍看起來有點慌亂的措施。漫長的這一天是以歡迎埃切維里亞總統的國宴來結束的。
6月16日星期五，先是舉行內閣會議，研究共和黨競選綱領的各種建議。接著，我同詹姆斯·霍奇森、埃利奧特·理查森和我的一些工作人員開了一小時的會，研究福利改革問題。我的正式日程在午後12時45分結束，最後一項活動是出席給直升機失事中犧牲的南越第二區援助小組英勇的組長約翰·保羅·范恩追贈「自由獎章」的儀式。
當天下午，我前往佛羅里達州度周末。我是自己一人去的；帕特正應邀在西海岸參加一些活動，兩個女兒都和各自的丈夫在一起。我公事包裡帶著布坎南起草的競選活動備忘錄、關於福利改革的匯報材料和我經常翻閱的一本書——歐文·克里斯托爾寫的《論美國的民主思想》。我還帶了丘吉爾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里的最後一卷《勝利與悲劇》，因為在參加了最近這次與蘇聯舉行的首腦會議以後，我想重讀一下丘吉爾對雅爾達會議的分析。
水門事件
星期五下午和星期六一整天，我都是在巴哈馬群島的大珊瑚島度過的，這是我的老朋友鮑勃·阿普拉納爾普擁有的一個小島。天氣時陰時晴，不過我還是去遊了一會泳和繞島走了一圈。看島人的妻子送我兩件她專為我縫製的色彩鮮艷的襯衫。我同她的12歲的女兒聊了一會兒，這女孩讓我看了她養的幾隻海龜。
6月17日星期六，我和大陸只通了一次電話，為了同霍爾德曼保持聯繫。我們談了四分鐘。我要他了解一下怎樣能和約翰·康納利聯繫上，因為他正在用35天的時間週遊世界。我還關照霍爾德曼一定要在共和黨競選綱領上列入由聯邦政府資助教區小學這一條。下午，我同雷博佐和阿普拉納爾普一道去划船。
6月18日星期天上午，雷博佐和我動身前往比斯坎島。到家一進屋就聞到廚房裡煮咖啡的香味，我進去倒了一杯。櫥櫃檯面上有一份《邁阿密先驅報》，我把第一頁掃了一眼。頭條新聞是關於從越南撤軍的消息，大字標題是「美國地面作戰任務即將結束」。
這一版中間靠左邊有一條小消息，標題是：「企圖竊聽民主黨總部，幾個邁阿密人在哥倫比亞特區被拘留。」
我略看了開頭幾段，有五個人在水門大廈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被捕，其中四個來自邁阿密。水門是華盛頓的一座時髦的大廈，作旅館、辦公室和公寓之用。這條消息說，五人中有一個自稱以前是中央情報局雇員，其餘的人中有三個原籍古巴。他們都戴了外科手術用的橡皮手套。聽起來十分荒唐：戴著橡皮手套的古巴人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安裝竊聽器!我當它是開玩笑，不加理會。我接著看了一下這一版下欄的一篇關於競選運動的特寫，標題是「麥戈文派打算如何取勝」。我把報紙放回檯面上，去打了幾個電話。
我往比斯坎島旅館通電話，找到了霍爾德曼；他和其他隨行人員都住在那裡。我們簡單地討論了一下要不要為高等教育法案舉行簽字儀式的問題。然後，我們轉而談到有關喬治·米尼的一些令人頗感興趣的新聞——可能對1972年競選活動有極大影響的新聞。米尼曾經對喬治·舒爾茨說，如果漢弗萊不能獲得民主黨提名，他也不會支持麥戈文。要是米尼——這意味著加入工會的大部分工人——持這種善意的中立態度，民主黨各派間的傳統聯盟就將破裂，從而大大有利於我的競選。
我給特里西婭和朱莉掛電話，她們祝我過一個愉快的「父親節」。我還同帕特通了電話，她當時在洛杉磯，接連三天要參加好幾個活動，先是在德克薩斯州，最後是在南達科他州。我又先後同艾爾·黑格和基辛格通了電話，當時基辛格正取道前往北京，在夏威夷過夜。下午，我還和查克·科爾森通話，同他討論米尼的新的動態。然後，我到海里去遊了很長時間。
下午6點剛過，我和在澳大利亞的約翰·康納利通上了電話，聽他得意地向我介紹這次旅行的情況。我又同科爾森通了話，簡單地談到我擔心新聞界的大部分人也許會同情麥戈文。雷博佐過來同我共進晚餐，然後我們一起看了一場電影。後來，我給傑克·尼克勞斯掛電話，他剛在小石灘舉行的美國高爾夫球錦標賽中得了冠軍。我祝賀他取得勝利，並對那些在洞口繞了一圈又蹦出來的球表示惋惜。
我決定早點休息。上床前，我坐在書房裡讀了《勝利與悲劇》的最後幾章。
星期一的天氣特別好，風和日麗。我沒有忙著先看晨報，而是直接到書房裡去打電話。我接連同朱莉、特里西婭、羅斯·伍茲、艾爾·黑格和比利·格雷厄姆通話，還根本沒有想到水門闖入事件。我還和查克·科爾森通了一次話；在我口授的日記里，有關這次通話的唯一記載是：我們詳細分析了一次新的民意測驗的結果，其內容包括對總統的領導能力有無信心一直到對經濟的看法，門類繁多。我同霍爾德曼通了兩次簡短的電話，都是討論當天的日程的，後來他過來同我談了一個小時。我們討論了喬治·華萊士成為第三黨候選人的可能性、食品價格的上漲、任命一位新的禮賓司司長以及下周的日程安排等問題。我下午去划船，晚飯前作了長距離的散步。晚上7時48分，我乘「空軍一號」飛回華盛頓。
回白宮以後，我深夜補記了一下日記。在大量記述周末的天氣、對休息的好處發表的感想等之外，我在日記里第一次提到了水門事件。
日記
我幾乎打定主意要在星期日晚上回去，但是颶風在鄰近地區刮過，風力很強，因此我們認為即使出門所遇到的困難不是太大，路上也會感到很不舒服。
第二天風已經平息了，天氣極好。事實上，這是六個好天——包括兩星期前從莫斯科回來後的三天和最近三天——中最好的一天。我又多休息了一天，上下午都長時間地盡興游泳，這使我覺得精神大振，其作用之大是我以前所沒有體會到的。我決定今後碰到有休息的機會，務必設法連續占用三個整天，當然還總是要儘量找一個優美的地點，使我心曠神怡，並且天氣最好是風和日麗。
我相信多運動是很重要的。今晚我不僅感覺休息得比較充分，而且整個人確實更加生氣勃勃，格外急於想要把工作做完。我認為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我得到了休息，呼吸了新鮮空氣，也進行了體育鍛煉。以後我每天工作後回官邸以前，一定要滾半小時木球。這也許會產生很好的效果。
歸途中，我從鮑勃·霍爾德曼那裡聽到一個令人不安的消息：闖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事件涉及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一個工作人員。米切爾曾在電話里莫名其妙地叮囑鮑勃不要卷進去，因此我對鮑勃說，我完全希望我們的人一個也不要卷進這一事件，這有兩個原因——第一，事情幹得很蠢；第二，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想法在他們的全國委員會安裝竊聽器。
鮑勃指出，喬蒂納的一個私人偵探說過，麥戈文的一個助手曾告訴他，說他們已經在我們委員會的房間裡安裝了竊聽器。當然，這裡的問題是要找一個通過宣傳手段同公眾有聯繫的人員，他將透露對方也干過這類事情的一些反面例證，以說明實際情況。看來並不是我們方面很笨拙地企圖從民主黨人那裡非法獲取情報。
我還勸鮑勃不要讓科爾森和埃利希曼被這件事情困住，免得他們無暇處理其他事務。現在回頭看來，科爾森對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問題過問太多是個錯誤，因為這使他放下了其他看來更為重要的工作。也許解決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問題的最好辦法是聽其自然，不讓我的全班人馬經常吵吵鬧鬧地談論那個問題。我希望我們也能用同樣的辦法來處理目前這件事情。
帕特今晚情緒甚佳，覺得她的南達科他州之行是成功的。她說州長表示發愁，因為我在該州的威信一直很高，而他今年卻要以民主黨人的身份進行競選，心裡感到七上八下。當然，如果候選人名單上是麥戈文，他的機會也許會多得多。
水門事件中被捕的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雇員叫詹姆斯·麥科德。此人以前是中央情報局保安官員，現受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雇用，作為房屋、文件和人員方面的安全顧問。他的職責之一是使共和黨人免遭他被發覺正在對民主黨人所做的那種事情。霍爾德曼還聽說從那些被捕人身上搜出現款——十多張100美元的鈔票——顯然是爭取連任委員會給的。
由於麥科德與爭取連任委員會的關係，他的被捕使水門闖入事件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拉里·奧布賴恩誇張地說：「這個竊聽事件……提出了我在20多年政治活動中所遇到的關於政治過程是否誠實的最嚇人的問題。」約翰·米切爾以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主席身份發表聲明，說被捕者的行動不代表該委員會，也不是由它同意的，並說他本人對於麥科德牽連在內的報道感到驚愕。
我對水門事件的反應完全是實用主義的。如果說這也算是玩世不恭，那是因為我閱歷過多所致。我從事政治活動多年，看慣了形形色色的事件，從骯髒詭計到選舉舞弊，不一而足。對於一件政治竊聽案，我委實不會義憤填膺。
拉里·奧布賴恩也許能裝作驚駭萬狀，但他同我一樣清楚，自發明從電話線上竊取情報以來，政治竊聽幾乎沒有中斷過。近在1970年，一名前阿德萊·史蒂文森競選活動的成員公開說，他在1960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曾在甘迺迪組織的電話線上裝了竊聽器。林登·約翰遜認為甘迺迪家族曾對他搞過竊聽；巴里·戈德華特說，有人竊聽他1964年的競選活動；埃德加·胡佛告訴我，1968年，約翰遜曾下令在我的競選飛機里安裝竊聽器。這種行徑也並不限於政界人士。1969年，全國廣播公司一位節目製作人，由於在1968年民主黨政綱委員會秘密會議上裝了一具隱蔽的話筒，被判罰款和緩期徒刑。在水門闖入事件以後，竊聽專家們馬上就對《華盛頓郵報》說，這種做法「在過去歷屆選舉中並不少見……同一政黨的候選人互相竊聽更是常事」。
事實上，我對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信心有所動搖，主要並非由於企圖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安裝竊聽器一事是非法的，而是由於這種做法十分愚蠢，根本毫無意義。為什麼?我想不明白。為什麼要干?為什麼幹得那麼莽撞?為什麼偏偏選中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稍稍懂得一點政治活動的人都知道，一個全國委員會總部決不是可以刺探到有關競選總統內部消息的地方。整個事情毫無意義，並且搞得很拙劣，幾乎看起來像是事先故意做出的安排。可是，來龍去脈當然就追溯到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頭上。在星期日早晨，古巴人戴著做手術用的手套在民主黨總部偷裝竊聽器的想法似乎是十分荒謬可笑的。到了星期一晚上，這件事已成了競選總統活動中隨時可能爆發的問題。
6月20日星期二上午，即我回到華盛頓後的第一天，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
《華盛頓郵報》頭版以醒目的標題聲稱：白宮顧問與竊聽人物有關聯。文章說，根據「與調查此案關係密切的聯邦官員」提供的消息，在民主黨總部內逮住的人中有兩個人的通信地址錄上發現霍華德·亨特的名字。文章接著說，亨特是中央情報局前特工人員，1972年3月29日以前一直在白宮工作，充當查克·科爾森的顧問。提到科爾森的名字，使我大吃一驚。如果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受牽連，甚至像霍華德·亨特這樣的前白宮低級職員卷了進去，問題都不大。然而科爾森是我的助手和顧問核心的成員，如果他也受牽連，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我一向器重他辦事幹練，頗有魄力。這時我不知道他是否做得太過分了。
民主黨人已經開始發動攻勢。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對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提出訴訟，控告它侵犯私人秘密，違反民權，要求賠償100萬美元。這一訟案可以使他們的律師傳訊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和白宮的幾乎全部人員出庭並宣誓作證。這樣一來，他們表面上是查究在民主黨總部安裝竊聽器一事，實際上可以對我們競選活動的一切方面提出種種問題。正如《時代》周刊所說的，民主黨人起訴的真正意圖是「要在整個秋季使共和黨人忙於應付法院，使案件為公眾所矚目，以破壞看來勢不可當的共和黨競選活動」。在公開場合，民主黨人對水門闖入事件義憤填膺，私下裡他們卻慶幸在大選之年交了意想不到的好運。
肯·克勞森，我們的通信聯絡副主任，在和《華盛頓郵報》編輯迪克·哈伍德吃午飯時，了解到我們即將面臨的問題。克勞森來白宮工作以前，曾任《華盛頓郵報》記者。飯後他和幾個舊同事閒談。他聽說，《華盛頓郵報》出版人凱瑟琳·格雷厄姆正在親自指揮一支記者隊伍，以便深入挖掘水門事件新聞。「我們免不了要遭受猛烈的圍攻。」克勞森警告白宮班子成員。
星期二下午2點20分，科爾森來看我。我們花了幾分鐘時間談論報界怎樣誇張他和亨特的關係，以便把他牽扯進這場醜聞。我們還討論了誰泄露消息的問題。
科爾森說，霍爾德曼在「掌握全面」，並且，根據科爾森本人的看法，到目前為止我們處理得還算恰當。
我認為，我們必須立刻應對的問題是被捕的人會說些什麼。我感到我們將禁受不起他們可能提出的任何指控或譴責——不管是真是假。我說，我聽人家講他們都是些「鐵錚錚的硬漢」。我對科爾森說，根據我的理解，我們要把整個這件事情的責任歸於「那個可笑的傢伙」。我指的是麥科德，但科爾森顯然認為我是指他的朋友霍華德·亨特。
科爾森馬上為亨特辯護。他一再強調亨特精明老練，不會參與闖入水門這種外行人幹的事情。我表示同意：如果我們了解得不夠，也會認為整個事情是故意胡亂拼湊起來的。
科爾森說，他聽到闖入事件後，曾認為這可能是古巴人自動組織的行動。誰都知道，流亡美國的古巴僑民都擔心麥戈文會決定恢復與卡斯特羅的外交關係。反卡斯特羅的古巴人情緒激昂，他們完全可能想對民主黨人進行竊聽，以便獲得有關這種意圖的消息。
我略微思考了一下麥戈文，《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肯定會採取雙重標準：對於埃爾斯伯格非法公布政府絕密文件，他們持默許態度；對於闖入一個政黨總部而並未得手的這種比較小的事情，他們肯定會慷慨激昂、滿腔義憤。我挖苦地建議，既然《紐約時報》由於發表五角大樓文件而獲得普利茲獎金，我們也可以照此辦理，最好由誰發表一篇演說，強烈要求授予水門大廈闖入人員以同樣的獎金。
我對科爾森談了我的看法：我們對水門事件要聽之任之，讓古巴人去對付。
科爾森又談起亨特。他說亨特的名字出現在被捕人員的通信地址錄上，是世界上最合邏輯的事情。《晨報》已經指出，亨特當了20多年中央情報局的特工人員，並說所有被捕的人都與中央情報局有關。但是科爾森告訴我，他們的關係甚至還要深一些；亨特曾為豬灣登陸作戰訓練過古巴流亡分子。這個消息似乎更證實古巴人和水門事件有關。
科爾森說水門事件對我們最大的威脅是，僅僅由於新聞界和民主黨人一定會大做文章，我們有忙於應付的危險。他說：「一般說來，這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他們只是想發泄發泄。因為除此以外，他們找不到機會打擊我們。」
接著他告訴我，《紐約時報》也有它自己的問題。在我訪蘇進行最高級會談期間，這家報紙登過一則廣告，要求因為我的越戰政策而對我進行彈劾。我們對該報提出了正式控告，控訴它沒有向出錢登廣告的人要求提供必要的證件，因而違反了關於公布競選資金的法律。我對我們能否從中得到政治上的好處持悲觀態度。我知道，《紐約時報》是一定會用拖延手段來應付這場糾紛的。
在科爾森離開我辦公室之前，我給他鼓了鼓氣。「愚蠢透頂！」我說，「什麼事情都破壞不了選舉，什麼事情都不會使選舉發生多大變化……你現在注意這件該死的事情，但過不了多久，它就會被人們忘得一乾二淨。」
主要問題是民主黨人能夠通過傳訊作證，使水門一案始終引人注意。我們打算拖到大選之後再出庭作證，但能否辦到，把握不大。可是，科爾森倒一點也不發愁。他說他樂意讓白宮人員宣誓作證，因為「誰都和這件事情毫無干係……這一次你是會贊成讓大家去作證的」。他說這番話時信心十足。我希望情況真是這樣。
6月20日星期二，我兩次接見鮑勃·霍爾德曼：上午從11時26分到12時45分，下午從4時35分到5時25分。關於上午談話的內容，外人將永遠不會完全知道，因為那次談話的錄音帶就是有18分半鐘空白的那一盤。這18分半鐘時間內的有些談話的內容可以根據霍爾德曼的筆記重新整理出來。根據這些筆記，我對水門闖入事件的第一批反應中的一項是發出指示，要定期檢查我的行政大樓辦公室，確保無人對我進行竊聽。那些反應還表明我對水門事件的政治後果十分關切，希望發動我們這方面的反攻來消除它的影響。
幾小時以後，就在當天下午，我們又討論了同一問題。這很能說明上午談話中關於水門闖入事件可能討論到的其他內容。我的習慣是要對問題反覆討論多次，在一般情況下參加討論的人員不變，我的措辭往往也幾乎完全相同。我就是用這種辦法在做出決定之前儘量詳細了解所提供的資料，聽取建議，並從各種可能的角度來考慮形勢的。關於水門闖入事件，我相信我們上午11時26分談到的問題同5個小時以後下午4時35分談的內容大同小異：我們的各級人員中是否有人已經把我們捲入這樣一種令人為難的局面，如果調查和作證的程序採用各種可能採用的手段廣為羅織，那就會給民主黨人提供機會，在競選運動中大做文章。
在下午商談中，霍爾德曼說他認為約翰·米切爾事先並不知道闖入計劃，我表示同意。首先，米切爾非常精明強幹，決不會參與任何這樣的事情。我說米切爾對此一定感到意外。霍爾德曼認為這話很有道理，不過他覺得被捕的那些人應當是相當能幹的一夥，他們一直在進行與競選運動有關的其他工作。
霍爾德曼告訴我，他聽到過發生闖入事件的可能存在的原因。那些被捕的人顯然是進去修理某種早已安裝但運轉不正常的電子設備，並且要把他們在裡面發現的一切東西拍成照片。後來他提到，他們還想發現一些關於民主黨財務方面的情報。
在隨後的幾星期和幾個月內，我聽到其他許多說法，解釋為什麼要闖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並進行竊聽。一種說法是這些人想證實一項消息，即民主黨人正在策劃印刷偽造的候選人名單，以便分發給遊行示威的群眾，藉以破壞我們的全國代表大會；另一種說法是他們打算把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非法掌握的機密文件拍成照片。我聽到各種各樣的說法，因為我多次問了同一個問題：為什麼要對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搞竊聽?
在我們那天下午的談話中，霍爾德曼匆匆地談了一下他那天收集到的其他一些消息。據他了解，麥科德將交代說他當時是與古巴人合作的，而古巴人則出於他們自己的政治動機，一直在搞竊聽。霍爾德曼告訴我，霍華德·亨特不是已經銷聲匿跡，便是正要銷聲匿跡，不過如有需要，他還是會回來的。霍爾德曼表示，可以根據亨特和古巴人的關係來解釋他的名字為什麼會在他們的通信地址錄上出現；他同科爾森一樣告訴我，亨特在中央情報局供職期間與豬灣事件有牽連；事實上，霍爾德曼了解到有一個古巴人還是那次登陸作戰中亨特的副手。霍爾德曼說，我們的人員正在努力使這一事件和古巴人的民族主義動機聯繫起來。當然，問題是現在通過亨特這條線索，外界正在發現這事件同科爾森和白宮有關。報紙已經報道亨特在白宮從事有關國際販毒情報和文件銷密工作。霍爾德曼說，他並不確切知道亨特還干過其他什麼工作，只知道他的工作是根據他過去在情報部門的經驗安排的。但他在後來的談話中提到亨特曾參與「吳庭艷事件」——我們努力揭露甘迺迪總統捲入1963年對吳庭艷實行政變的那件事——那次政變結果使吳庭艷被殺。我想起科爾森也曾提到亨特的情報工作經歷。
霍爾德曼說，就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情報活動而言，我們大家——包括科爾森在內——都知道有些工作在進行。但是他認為，科爾森儘管同亨特有聯繫，但並不確切知道正在進行的水門大廈安裝竊聽器的計劃。我說我認為他是知道的，但我又說這不過是事後的一點認識罷了。然而，霍爾德曼後來在談話中甚至更加竭力勸我對科爾森消除疑慮。他說，經過調查，他可以肯定科爾森與水門事件無關。
霍爾德曼報告說，我在白宮的各個辦公室和行政大樓辦公室他都檢查過了，沒有發現竊聽器。當然他提醒我，我們有自己的錄音系統。
霍爾德曼說，這一切簡直像是一場噩夢，這樣的事情不可能是真的。我表示同意。他說，幸而米切爾和這件事隔著好幾層——但或許這是我們的不幸，因為如果他不是高高在上，這件事情也許決不會發生。然而，總存在著偶然的跡象的問題，看來對方還在千方百計地想把米切爾也牽連進去。霍爾德曼半開玩笑地說，也許我們最好是滿口承認，就說我們正在監視民主黨人，我們聘請麥科德經辦這件事，因為我們驚恐欲絕，深怕有個瘋子會當上總統，把我們的國家出賣給共產黨人！
我問霍爾德曼，霍華德·亨特是怎麼陷入水門事件的。他說，在闖入水門的那天晚上，亨特在水門大廈對面的旅館裡等著，要在他的房間裡監聽那些竊聽器。然而，霍爾德曼無論對亨特和麥科德的關係，還是麥科德和古巴人的關係，都不太清楚。
我對亨特的名字怎麼出現，還是鬧不明白；霍爾德曼又把通信地址錄的事情簡單地講了一遍。他還告訴我，有個古巴人有一張亨特的支票，大約6.9美元，是付給亨特的城郊俱樂部的。
我表示意見，從某種意義上說，古巴人、麥科德、亨特互有牽連，正好說明這實際上是古巴人的行動。無論如何，用古巴人來解釋水門闖入事件對我們有兩點好處：既能使我們不因暴露了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有牽連而在政治上受到影響，又能使人注意到美國的古巴僑民為麥戈文對卡斯特羅的幼稚無知的政策擔憂，從而削弱民主黨人的力量。
霍爾德曼在談話中還順便提到竊聽電話的問題，以及對「利迪預算」的關切。然後他又回到民主黨人要求我們作證的問題，他說這顯然是我們最棘手的事情。我表示我還是不明白這一切是從何產生的。在我們快要結束有關這個問題的談話時，我對他說：「不值得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安裝竊聽器。」
6月20日，忙了一整天。我和埃利希曼花了一個小時討論用校車接送學童和其他內政問題；打了幾個電話給國會議員和工作人員；同艾爾·黑格舉行了長時間的會談。就水門事件來說，我當晚走回官邸時充滿了信心。我過去主要的顧慮是擔心白宮有人牽連進去，而在這一點上，科爾森和霍爾德曼都再三叫我消除疑慮。霍爾德曼還保證米切爾同水門事件毫無關係。我得到了這些保證，準備進行反攻。
當晚，我打電話給約翰·米切爾。我們談了大約4分鐘，後來在夜裡我把他的話簡略地寫進日記本：「他非常惱火，因為他委員會的屬員里居然有人搞那樣的活動，他只後悔沒有更有效地管束好他組織里的所有人員……」
在電話里，聽起來整個這件事情使米切爾深感困惱，因此，我就更加相信事情的發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電話里也聽得出他完全精疲力竭了。
同米切爾談話以後，我打電話給霍爾德曼。那天下午當他和科爾森都提到豬灣事件時，他們觸發了我的一些考慮，現在我向他講到我就水門事件怎樣與公眾聯繫問題的新看法。我提出建議，如果拿古巴人的活動來解釋闖入事件確實能夠為一般人所接受，我就要打電話給雷博佐，叫他把邁阿密的反麥戈文的古巴人動員起來，公開為他們被捕的同胞募集保釋金，並通過新聞報道工具大肆宣傳一下。如果他們能夠藉此使人回想起民主黨人對豬灣事件處理得多麼愚蠢可笑，並進而攻擊麥戈文的外交政策思想，我們也許甚至能夠使水門事件朝著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
那天晚上我在行政辦公大樓辦公室里一直工作到將近晚上11時30分。我花了一些時間補寫日記。記完白天的事情以後，我在結尾這樣寫道：「我感到我今天的精神比幾個月來愉快得多——輕鬆自如，然而能夠把工作做得比平時多，而且幹勁十足，遠非尋常可比。」
水門事件是令人煩惱的，但在許多問題中，它只不過是個無關緊要的小問題罷了。
在6月21日星期三上午的談話里，霍爾德曼告訴我，「幹這件事的傢伙」是戈登·利迪，我問他利迪是誰，他說是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財務委員會顧問。我說，我以為闖入事件應由麥科德負責。這時霍爾德曼說，不是他而是利迪。我們並不知道麥科德的立場，但大家似乎都認為他是會守口如瓶的。
埃利希曼主張讓利迪坦白；他可以說，他是為了要當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英雄才這麼幹的。這有幾點好處：能夠結束民主黨人的民事訴訟，限制他們在與訴訟有關的作證方面進行非法調查的能力；使低級人員認罪，避免歸罪於高級人員，藉以轉移新聞界和政界的一些攻擊；最後，既然所有被捕的人都認為利迪是負責人，他一旦認罪，他們的任何其他想法便將無足輕重，因為一切都會歸結到利迪身上。之後，霍爾德曼說，我們的人員就可以上訴請求寬大，理由是利迪是個偵探小說看得太多而誤入歧途的可憐小伙子。
我說，這到底不是什麼滔天大罪。事實上，如果有人問我是否同意齊格勒所說的這是一樁「三流盜竊案」的聲明，我會表示異議，說這只不過是一種「三流企圖盜竊案」。霍爾德曼說，律師們都認為如果利迪和被捕的人對所犯的罪行提出抗辯，他們只會得到罰款和緩期徒刑的判決，因為他們顯然都是初犯。
我表示贊成埃利希曼的計劃。我們必須認定真相遲早總會大白天下，所以如果利迪是主謀，他就應該站出來承擔責任。我說，我唯一的顧慮是這種做法會不會連累約翰·米切爾——如果是那樣，我認為我們就不能這麼辦。前一天霍爾德曼似乎很肯定，米切爾並無牽連。現在他卻不大有把握了。他告訴過我，米切爾很關心聯邦調查局的調查會深入到什麼地步，並認為應該有人馬上去聯邦調查局，使他們轉變方向。霍爾德曼還說，埃利希曼擔心米切爾可能會受到牽累。那天上午當霍爾德曼和米切爾談話時，他幾乎直接提出了這個問題，但米切爾避而不答；所以他不能確定對方是否有牽連。他指出，米切爾對埃利希曼的計劃似乎有點不大放心，怕利迪不夠堅定，也擔心利迪確實受到壓力時可能會出事。霍爾德曼說，無論如何，埃利希曼只是那天上午才形成他的計劃，大家都要仔細考慮以後才會有所行動。
我還是相信米切爾是無辜的；我肯定他不會下令辦這類事情。他精明強幹，頗有見識，而且一向不屑在競選時收集對方的情報。不過有兩種令人煩惱的可能性：我也許估計錯了，米切爾可能有所牽連；即使他實際上沒有陷進去，如果我們不夠謹慎小心，他也可能意外地受到連累，以致不管是我們還是他本人都無法說明事實真相。無論如何，我希望利迪不會把他扯進去。我說代人受過是常事。霍爾德曼說，我們能夠照顧利迪。我也表示同意，認為我們可以幫他一下忙；如果有人想幫我在大選中獲勝，我是願意資助他的。
我從來沒有親自問過米切爾是否參與策划水門闖入事件，或者對此是否有所了解。他是我最親密的朋友之一，他已公開否認過。我不會對他的話提出異議或質問；我覺得如果有什麼事他認為我應該知道，他是會告訴我的。可是我猜想也許還有別的什麼事情，正如幾個月後我強調指出的那種情況：「假如你打電話給米切爾……他說，不錯，是我乾的，」我對霍爾德曼說，「那我們有什麼話可講呢?」
那天上午，我們還談到有關這個問題的白宮方面的情況。我說，由於亨特曾在科爾森手下工作過，我擔心白宮將要受到我認為是十分嚴厲的責難。我再次問霍爾德曼，他是否認為科爾森有牽連。他說他深信科爾森沒有牽連，如果連這一點也信不過，天下就沒有什麼事可以信得過了。
霍爾德曼說，他認為白宮真正的問題所在與水門闖入事件本身無關，可是他擔心他所說的「其他牽累」——對水門闖入事件在審訊以前用種種非法手段進行的調查，可能會揭露並在政治上加以利用的那些事情。因此，民主黨人的民事訴訟乃是白宮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亨特曾為科爾森辦過不少與水門事件無關的事，民主黨人顯然想一舉獲得那類法律證據並很可能把這些事情都暴露出來。我知道科爾森前幾個月的主要工作是辦理國際電話電報公司一案；我問霍爾德曼，他指的是什麼——文件銷密還是國際電話電報公司?他說，在調查該公司時，是亨特到丹佛去找迪塔·比爾德談話的。如果亨特被傳作證，顯然還會有其他「零零碎碎的枝節問題」暴露出來。他還說，因此我們不應當過分為科爾森辯護，科爾森反應也不應當過分激烈：在竊聽問題上他是清白無辜的，但在和亨特的其他關係方面，他並不是無懈可擊的。霍爾德曼說，由於亨特的政治關係，大家覺得他最好不要露面。他還說這是要去找聯邦調查局的另一個原因；因為就目前來說，除通信地址錄上有他的名字以外，沒有別的問題能把他扯進這一案件。
在我們討論結束時，我又談到有關闖入事件的令人沮喪的局勢。我對霍爾德曼說，這種事情民主黨人似乎一直對我們幹了多年，但他們從來沒有被揪住。霍爾德曼同意我的說法，認為民主黨人似乎總是容易脫身。他說新聞界對他們從來不像對我們這樣窮追不捨。那天後來我還說，以後每逢民主黨人指控我們竊聽，我們就應當說他們在竊聽我們，我們甚至可以自己裝個竊聽器，自己來發現它嘛!
那天下午在我看到科爾森的時候，我們談起當天早上報紙對闖入事件的報道，也談到麥戈文的競選活動。想到預定明天要舉行的記者招待會，我又談到闖入事件，並且說，從最壞的方面來設想，我們至少可以有力地駁斥那種認為白宮牽連在內的說法。「這種事情我們根本不知道。」我說。我們談了其他一些問題，接著又回到水門事件。我問科爾森，他對於讓利迪承擔責任以減少我們的損失的計劃有什麼看法。他說，他贊成任何一種可以減少損失並使我們擺脫困境的辦法。但是他又說，他審慎地置身事外，以便能夠真誠地宣誓說他一無所知。
科爾森又為他的朋友霍爾德·亨特辯護，稱他為「忠心耿耿的愛國者」。他無論如何不相信水門事件是亨特一手策劃的。
6月22日星期四上午，我審閱了準備下午在記者招待會上用的情況介紹材料。齊格勒和布坎南曾寫過一張便條給我，警告說各報記者急於將闖入事件鬧大，他們會逼我發表言論，使事情轟動下去：「尼克森表示關切」或「尼克森要求調查」是他們採用的大標題。看來我在談到闖入事件時必須掌握好分寸，太不關心和關心太多都會成為帶來不利影響的新聞資料。我可說的話並不多。米切爾早已表示過，這類活動是不能被寬恕的，他對此感到吃驚；齊格勒也為科爾森發表聲明，否認他有牽連。
我看見霍爾德曼時對他說，預料記者招待會上人們提出的有關水門事件的問題一定會集中於白宮有無牽連這一點上。我知道記者們勢必會抓住我回答中的任何形容詞或修飾詞大做文章，所以我不如明確聲明，白宮沒有任何牽連。霍爾德曼說，就直接牽連而言，他認為白宮是絕對清白的。
他說，那天有關水門事件的消息都不壞。首先，民主黨人對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提出的集體訴訟犯了一個法律上的錯誤。原來要審理這個案件的民主黨法官換了一個共和黨法官。當民主黨的律師愛德華·貝納特·威廉斯堅持要求立即辦理宣誓作證時，法官說自己要過了周末再和他會見，討論決定作證日期問題。
還有一個好消息，就是聯邦調查局還沒有對霍華德·亨特作正式調查。我們知道他當時在事件發生的現場，但他們並不知道。霍爾德曼說，聯邦調查局還沒有決定要搞他，因此並不關心他的行蹤。最後一個好消息，是聯邦調查局查不出闖入的那伙人被捕那天晚上身邊帶著的幾百美元現鈔的來源。這是個好消息，因為錢是能把闖入事件和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聯繫起來的另一條線索。聯邦調查局只追查到邁阿密的一家銀行，而霍爾德曼說，他們顯然必須通過某個南美國家，才能查得水落石出。
因此，就6月22日來說，形勢使我們至少有一些理由表示樂觀。用古巴流亡者的政治動機來解釋水門事件的說法仍然發生作用，確實混淆了視聽。霍爾德曼說，還要繼續大力宣揚有關古巴人的報道。他說，正是因為我們了解情況，所以我們總是傾向於在我們看到的問題中——別人看不到的部分——過多地加上自己的理解。
我說，主要的一點是，如果廣播電視網認為他們找到了白宮或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一些毛病，他們將怎樣行動。古巴人的問題不是什麼大題目，但是我說，一旦廣播電視網認為他們抓到了我們什麼把柄，他們就會「鬧個天翻地覆」。
霍爾德曼說，正在做出安排，讓一些古巴僑民出面，說麥戈文使他們多麼擔驚受怕。他們還會宣布，被捕的人中有兩個是民主黨的正式黨員。他說，甚至還考慮要叫利迪出國。聯邦調查局現在沒有追查他，萬一他的問題暴露出來——比如說，關進監獄的一些人決定交代問題——他可以回來。霍爾德曼說，與此同時，麥科德要留在監獄裡，注意其他人的動向。那天下午晚一些的時候，我叫羅恩·齊格勒到我的辦公室來，問他我對竊聽事件應該怎樣表態。談完以後，我還未取下眼鏡，就望著他，問道：「當時你在那裡嗎?」
他那孩子氣的臉上圓圓的眼睛一時睜得很大。「在出事地點?」他問，話都有些說不出來了。
「不，你在佛羅里達，對嗎?」我說完以後放聲大笑。
「總統先生，你是說我在水門大廈嗎?」他又問一遍，也笑起來。
「哦，我告訴你吧。」我說，又加了一句：真該有人說被捕的人是為了獲得普利茲獎金才那麼做的。
6月22日下午我出席記者招待會時，準備就水門事件講兩點：一、白宮裡的任何人員與闖入事件毫無關係；二、我完全相信米切爾所說的他對此事一無所知的聲明。在那天下午提出的17個問題中，只有一個涉及水門闖入事件，我的預料完全準確：
問：奧布賴恩先生說，在他總部安裝竊聽器的人和白宮有直接聯繫。你是否進行過任何調查，以確定這話是否真實。
答：齊格勒先生以及代表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米切爾先生，已對這類問題作了極為詳盡的解答。他們說明了我的見解，同時也確切地說明了事實真相。
像齊格勒先生所指出的，無論在我們的競選過程中還是在我的政府工作中都不容有這類活動。誠如齊格勒先生所說的，白宮同這一具體事件沒有任何關係。
現今就這個問題來說，正如應當做的那樣，正由有關司法當局、哥倫比亞特區警察機關和聯邦調查局進行調查。我對那些問題不願加以評論，特別是因為這可能涉及刑事訴訟。
1972年6月23日星期五，我同傑里·福特和黑爾·博格斯共進早餐，他們即將出訪中華人民共和國。飯後，我到橢圓形辦公室，霍爾德曼的一名助手亞歷克斯·巴特菲爾德拿來幾份日常文件和材料。接著，霍爾德曼照例從容不迫地步入辦公室，準備開始工作。
我們談了當天下午基辛格從中國回來時的安排，又談了和羅傑斯會商的打算。然後我們轉過話鋒，談起霍爾德曼所說的「民主黨闖入事件」。
上一天的好消息卻變成壞消息了，我們重新談到霍爾德曼所謂的「問題區」。他說，聯邦調查局沒有被控制住，因為代理局長帕特·格雷不知道如何控制；調查活動正在逐漸深入一些可能節外生枝的範圍中去。特別是，聯邦調查局看來是完全能夠把那些鈔票的來源查究出來的。霍爾德曼說：「它向我們不希望它去調查的方面進行調查。」我的理解是，除非我們有辦法限制調查的範圍，否則就要直接查到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頭上，我們抑制對方擴大政治影響的計劃就要落空。
霍爾德曼說，米切爾和約翰·迪安對於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又有了新的主意。迪安是個聰明伶俐的年輕人，一直在司法部工作，1970年才繼埃利希曼任白宮法律顧問。現在他負責了解和處理任何影響總統或白宮的法律問題。
據霍爾德曼說，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弗農·沃爾特斯將軍準備打電話給帕特·格雷，叫他「不要插手……這裡的事。我們不希望你們再搞下去了」。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長期以來一直有個協議，互不干涉對方的秘密行動。霍爾德曼說，沃爾特斯這種做法並不反常。他說，帕特·格雷想要限制調查，苦於沒有理由；有了這個電話，他就有藉口了。霍爾德曼說，這個辦法會產生效果，因為負責此案的聯邦調查局特工人員早就得出結論，認為中央情報局與此事多少是有牽連的。
霍爾德曼說明，如果不採取行動，從搜到的鈔票就會追查到這筆錢的捐助人，然後追究到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我問，如果捐助人不肯配合調查，他們該說些什麼呢——他們就該說是古巴人向他們募捐的。我問我們是否打算這樣做。霍爾德曼說，如果他們贊成就這麼辦；不過，這就意味著以後一直要依靠越來越多的人了。如果找沃爾特斯呢，就可以不必那麼辦；要實行這個計劃，只要白宮下個指示就行了。
我問霍爾德曼打算怎樣進行，然後說，我們曾在很多事情上保護過中央情報局局長理察·赫爾姆斯。赫爾姆斯很少親自找我要求幫助或干預，但我記得，不到一年以前他顯得滿臉愁容，因為中央情報局有兩個心懷不滿的特工人員可能要出版一本書。赫爾姆斯曾問我肯不肯支持中央情報局的法律行動，雖然這樣做免不了引起「壓製出版自由」的叫嚷。我對他說，我願意支持。
我提到亨特；他參與過中央情報局很多較早的活動，包括豬灣事件。我提出一種同赫爾姆斯和沃爾特斯打交道的辦法，可以對他們說：「要是你們把那個瘡疤揭開，那就要產生一大堆問題了。」我叫霍爾德曼去傳話，我們認為繼續進行調查是有害的，這裡暗指對古巴人、亨特、「許多與我們本身完全無關的愚蠢行為」的調查。
我又問他：「米切爾對這件事情是否多少知道一點兒?」提這個問題幾乎已經成為一種常規了。
「我想是的。」霍爾德曼回答說，「他不一定知道其中的細節，但我想他不是一點兒也不知道。」
我說，我相信他不會知道具體的做法——肯定只有利迪才知道。霍爾德曼猜想，要利迪獲取情報的壓力可能來自米切爾。
「好吧，很好，我都明白了，」我突然說，「我們不要事後猜測米切爾或其餘的人。謝天謝地，只要不是科爾森就好了。」
霍爾德曼叫我放心，說聯邦調查局找科爾森談話以後作了結論，白宮與水門事件沒有牽連；他們相信這是中央情報局乾的。我說，我不知道他們的分析是否準確，不過我不想卷進去。
「你把他們找來商量一下。好吧，很好。」我在結束這個問題的討論時說。我叮囑霍爾德曼「不要心慈手軟」，因為民主黨一向手辣，「我們現在也要這樣」。
我們繼續交換意見，又談了其他一些事情：禮賓司司長的辭職、國會想在擴大國債極限的法案里附上有關增加社會保險津貼的內容、英鎊貶值、新聞界對我舉行記者招待會的報道，以及用校車接送學童上學的問題。接著我又談起找赫爾姆斯和沃爾特斯前來商量的想法。顯然，霍華德·亨特提供了我們找赫爾姆斯商談的最好理由。亨特在中央情報局工作的經歷將使赫爾姆斯和沃爾特斯有充分理由去找聯邦調查局；亨特曾經參與策劃豬灣事件，這一事實勢必會對赫爾姆斯起更大的激發作用。
我又回想從前我派埃利希曼去找赫爾姆斯調閱中央情報局有關豬灣事件和吳庭艷暗殺案的檔案材料的情景。我記得他很不願意照辦。儘管後來我親自找他要檔案，他交給我們的豬灣事件報告也還是殘缺不全的。看來，霍華德·亨特將使我們有機會充分利用赫爾姆斯對豬灣事件的極端忌諱。中央情報局是否確實有充分理由干涉聯邦調查局的工作，我沒有把握。但是從各種情況來看，有足夠的證據說明他們也許是有理由的。無論如何，通過霍華德·亨特，我們可以巧妙地暗示他們去那樣辦。如果中央情報局能使聯邦調查局放過亨特，他們就使我所擔心的白宮在水門事件中的唯一弱點不致暴露——我指的不是闖入事件，而是亨特為科爾森進行的政治活動。
我關心霍爾德曼是否能巧妙地處理這個問題。我不要他對赫爾姆斯和沃爾特斯採取高壓手段，也不要他去撒謊，說我們沒有牽連。我希望他擺明情況，使他們自告奮勇，主動去找聯邦調查局。我關照霍爾德曼這樣去說，我認為這件事情會揭露整個豬灣事件——說那完全是一出錯誤很多的喜劇，他們應該去找聯邦調查局，告訴他們為了國家的利益，他們不應該再追究下去。
同霍爾德曼這樣談了半個小時以後，我召開了一次90分鐘的會議，研究經濟問題，接著又主持了幾個簡短的禮儀性會議。事後我又打電話把霍爾德曼叫來。我要他明白，我不想對赫爾姆斯和沃爾特斯甚或聯邦調查局隱瞞亨特同水門事件有牽連的問題；事實上，我說他應當對他們開誠布公，告訴他們說，我們知道亨特同水門事件有牽連。但接著他應當指出，古巴人捲入了水門事件，這可能對中央情報局或亨特不利；由此還可能重新引起關於豬灣事件的爭論，這對中央情報局、對國家、對美國外交政策都絕無好處。我也不想使赫爾姆斯和沃爾特斯認為我們的關心是政治性的——實際上當然是政治性的。然而，我又不希望霍爾德曼把我們的關心說得太輕描淡寫，使他們真的曲解成非政治性的。他只應該說，我們之所以擔心，是因為「亨特卷了進去」。
那天下午，當霍爾德曼同赫爾姆斯和沃爾特斯商談回來時，他說他開頭沒有提到亨特。他只是簡單地說明聯邦調查局所追究的線索很可能有損中央情報局和政府。赫爾姆斯自動提供情報說，他確實接到過帕特·格雷的電話，對方表示擔心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已經接觸到中央情報局的一項行動。赫爾姆斯當時告訴格雷，中央情報局並不知道有這樣的情況，但是格雷肯定地說，在他看來事情確實是這樣的。
霍爾德曼說，他接著指出，問題是這件事情會追溯到豬灣事件以及一些同水門事件毫無關係但和當事人有接觸或有聯繫的人。這時候他才提到亨特。赫爾姆斯心領神會，說他樂於幫忙，但想知道理由。霍爾德曼說，他明確地向赫爾姆斯指出，他不打算了解具體情況，只想知道個大概。最後決定由沃爾特斯去找格雷處理這個問題。我們的干預看來很快就起了作用。對我來說，我們從此可以不再為水門事件發愁了。
在6月的最後幾天裡，我在討論水門闖入事件時，對於始終看不到有解決這個案件並使它不再引起公眾注意的趨勢而表示生氣。如果案件不解決，新聞界和民主黨人還會繼續拿它來攻擊我們。6月26日我問霍爾德曼，是否有辦法讓那些有牽連的人服罪，從而使白宮能夠撂下這個案件，免得總是受著威脅。我問他，誰在為我們注意動態。他告訴我，這件事由約翰·迪安、約翰·米切爾和其他一些人負責。
霍爾德曼說，服罪要等起訴以後，由於聯邦調查局還在繼續調查並不斷發現新的問題，起訴推遲了。不過，他說，我們可以希望我們已經渡過了難關。霍爾德曼後來又說，問題之一是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還曾叫那些參與水門大廈竊聽活動的人幹了其他一般性的情報工作和政治工作。要不然，他說，我們可以設法把他們放走，使他們銷聲匿跡。霍爾德曼說，他不知道其他工作的具體內容。
雖然我擔心米切爾容易受到攻擊，儘管我和別人一樣偶爾懷疑他在水門事件里有很多牽連，我基本上仍然相信他是無辜的。我認為他對競選活動的一般情報工作有所了解，但對安裝竊聽器這個具體活動卻並不清楚。
6月28日，我對霍爾德曼說，據我了解，米切爾對安裝竊聽器的事情並不明確知道。霍爾德曼也認為這種判斷是正確的。第二天，我說我總覺得大概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一個下層工作人員曾對米切爾說過他們正在設法搞情報。這在競選雙方中都是通常的政治活動。米切爾大概以為他們是說要打進對方組織安插一個內線，所以就回答說：「這種事情不用告訴我。」誰知道，他們竟到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去安裝竊聽器了。
6月30日星期五上午，報上登出一篇不說明來源的新聞，說霍華德·亨特在白宮的保險柜已經被打開，交給聯邦調查局的材料中有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的建築平面圖、電話線路竊聽設備和一隻手搶。齊格勒馬上進行核實，發現確有一隻未上膛的手槍，但並沒有什麼建築平面圖。所謂電話線路竊聽設備，是一部步話機。霍爾德曼說，保險柜里的其他一些東西已由聯邦調查局高級人員慎重處理。我問，有人告訴我，亨特在幾個月里並沒有實際幹什麼顧問工作，那他怎麼會在白宮有保險柜呢。霍爾德曼說，他就是把東西留了下來。他還說，事情實在荒唐已極，使迪安不能排斥這種可能性：我們所要對付的是一個雙面特務，他故意使我們的計劃失敗。否則就實在太難解釋了。
我感到驚奇，因為這條消息說明，聯邦調查局還在追查亨特。我本來以為霍爾德曼同赫爾姆斯和沃爾特斯商談以後，聯邦調查局就會放過他了。霍爾德曼說，帕特·格雷顯然不知道該如何完成他的任務。設在司法部的美國檢察官辦事處追得很緊，使他們很難縮小調查範圍。我說，沃爾特斯應該也去找司法部的官員。
有關亨特保險柜的消息，使我擔心在安裝竊聽器的計劃中科爾森可能同亨特有關係。可是霍爾德曼再次說，科爾森已把「事實真相」告訴了聯邦調查局——他只在同竊聽一案毫無關係的事情上與亨特合作過。
霍爾德曼前一天告訴我，由於利迪拒絕和聯邦調查局調查人員談話，他已被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開除；利迪對此早有思想準備，也同意這樣做。我又問霍爾德曼，他認為米切爾是否事先知道利迪的竊聽計劃。霍爾德曼說，他認為米切爾並不確切知道，不過他說，他認為利迪曾經為米切爾進行過一般的情報活動和反情報活動。我說，這種活動在競選運動中不足為奇。
接著霍爾德曼告訴我，戈登·利迪曾在白宮工作過，在埃利希曼的國內事務委員會為巴德·格羅研究毒品問題。他不能肯定，究竟是只有亨特還是也有利迪參加過對五角大樓文件的調查工作。我說，這些工作完全是合法的。於是，我們就討論別的問題了。
那天晚一些的時候，霍爾德曼還對我談了處理水門問題的最新打算。利迪將要寫一份「情況說明」，把一切不大明確的頭緒聯繫起來：他將承擔策划水門行動的全部責任，強調沒有經過上級授權。至於他活動的經費問題，他將說明是通過兌換一張本該退還捐款人的支票得來的。我問為什麼利迪事實上獲得了這張競選活動支票。霍爾德曼說，顯然是叫他在墨西哥把支票兌成現金，他照辦了，不過他接著多走了一步，把這筆錢用於自己的秘密行動。霍爾德曼說，他們還沒有想好如何解釋亨特牽涉在內的問題。
我告訴霍爾德曼，我確實認為米切爾說的是實話——他一無所知。他同意我的看法，米切爾也許下令收集情報，但是不知道會去安裝竊聽器。
我表示希望在解釋闖入事件的起因時，仍保留一些有關古巴人動機的說法。我說這有幾分是真實的——否則，古巴人為什麼要冒這麼大的風險呢?我再三催促霍爾德曼要趕快進行。我們應該少受損害，「了結這件倒霉的事情」。
我特別關心科爾森不要被牽連進去，但如果調查工作以審訊前沒完沒了的盤問方式繼續下去，那他勢必要受牽連。然而，霍爾德曼說，問題不僅局限於科爾森，因為亨特和利迪同克羅有關係，而他們又都同埃利希曼和他的助手戴維·揚有關係。
我回答說，如果這種關係是因為我們調查五角大樓文件而產生的，那就沒有問題。霍爾德曼說，調查本身——他稱之為「步驟」——就是問題。我問這是什麼意思。他仍說問題就在於他們所採取的「步驟」。我不再追問，但我反覆強調說明，據我看來這完全算不了什麼問題。
我又想起利迪。以前我曾問起他的家庭情況。霍爾德曼說，他家裡有什麼需要，我們都會照顧的。他還大膽建議，如果利迪被判長期徒刑——同以往這類案例相比，長期徒刑顯然是不公平的——我們可以小心地等待一個時期，然後在大選以後對他採取假釋或者赦免的辦法。我表示同意。
在談話快結束時，我又談到利迪坦白交代的問題，希望早日辦完了事。這事會涉及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那是我所不希望的。但這不會削弱我們在競選運動中的力量；當年博比·貝克醜聞都沒有影響到約翰遜的選票差額。「沒法捂蓋子。」我對霍爾德曼說，還說最好是叫負責的人出來承擔罪名。我說：「這不過是件荒唐可笑的糊塗事。」
在我離開華盛頓到加利福尼亞去度過7月4日那一周之前不久，我和科爾森又談到新聞界對水門闖入事件的誇大其詞的報道。在十分氣惱之下，我說如果有人闖入我們的總部大肆破壞，那就有辦法了——那時我們就可以發動反攻了。科爾森表示同意，並指出我們確實丟失過一些競選檔案。我再次強調，渴望能夠擺脫這個闖入事件的精神負擔，因為要是拖延下去，就會造成一種仿佛是白宮下令安裝竊聽器和探聽情報的印象。我說，博比·甘迺迪倒確實做過這種事情，可是只要讓人有我們做過這種事情的印象，我們就會受不了啦。
我從6月21日到30日的日記，內容相當廣泛，主要是關於外交政策、國內問題、競選計劃以及我個人和家屬對一些事情的看法。6月30日，在我到加利福尼亞去的前一天晚上，我口述了我們對水門事件所持立場的簡單看法：
日記
水門事件的主要問題只是讓負有責任的人承認所發生的事情，從而使它告一段落。我當然感到滿意，因為白宮人員中沒有任何人知道或讚許這樣的活動，同時因為米切爾也對此毫無所知。
正是在1972年6月底7月初的那些日子裡，我開始邁出了最初幾步，走上了終於導致我結束總統生活的道路。我沒有阻止人們編造各種解釋水門闖入事件的說法，我贊成盡力促使中央情報局去干涉和限制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後來，很多人以為我在這一時期的動靜是大量有意識的掩蓋活動的一部分。我卻不是抱這樣的看法。我是用一種實用主義態度來處理一個我認為是討厭的、純屬政治性質的問題的。我尋求一種解決水門事件的辦法，以減少對我、我的朋友以及我的競選活動所造成的損害，同時又儘量不使我的政治對手從中得到好處。我認為水門事件純粹是黨派之間的政治活動。我們的手段要狠辣一些。我深信這正是對方本來也想使用的辦法。
我原來很想如實敘述那幾天的情況：在總統一天忙到晚的公務中，關於各種各樣大大小小、重要不重要、有意思沒意思的問題的談話、討論和決策往往占去好幾個小時，而花在討論水門事件上的時間只有三四十分鐘，並且還是分散穿插進行的。但是，為了做到簡單明了，只好犧牲事情之間的相互關係，並把若干複雜的方面壓縮成容易理解的一個方面。在水門闖入事件發生後的一周內，與此有關的一切討論充其量不過是我在辦公室和家裡工作時所花費的超過75小時中的極小一部分。我有時候這樣想，如果我們當時多費些時間來探討這個問題，我們也許會處理得高明一些。
瑪莎·米切爾以其搔首弄姿、自得其樂的神態表現出她的活潑和美麗。她舉止輕佻、驕縱成性，無論走到哪裡都必然十分引人注目。我初次和她見面時，認為她也許就像她後來自我形容的那樣，是「那個可憐人唯一感到樂趣的人兒」。那個可憐人就是她的丈夫，他處處留心保護她，對她那種荒唐可笑的行動報以微笑，並且好像從來不讓任何事情擾亂他外表的平靜。
大選以後，我曾邀請米切爾前來華盛頓任司法部部長，他謝絕了，這時我相信他對瑪莎的關心是他不想出山的根本原因。最後我直截了當地把問題提出來同他討論。我說，我認為華盛頓也許正是瑪莎所需要的地方。他受人重視的顯赫地位會使她產生信心，對她很有好處。米切爾將信將疑，但最後還是同意了。
我的判斷正誤參半。瑪莎在華盛頓像一片杜鵑花盛開怒放。她成為一個出色的新聞傳播者，大家交口稱讚她想什麼就說什麼的心直口快的脾氣。不久她聞名全國。她那鮮明的獨創精神使安排電視節目和募集黨務基金的人紛紛找她幫忙。有一個時期，據蓋洛普民意測驗調查的結果，公認她是全國性人物的票數竟高達76%。選她的人既有確實贊成她的見解的、喜歡她直言不諱的，也有一些是知道她一定在給米切爾和我製造麻煩而幸災樂禍的。我知道她不是總能完全控制自己，對此有時頗為擔心。但這一點我從未向別人談起，免得米切爾因她而在我面前感到不自在。
雖然瑪莎在華盛頓有盛名，獲得成功，她卻仍然心煩意亂，常常為了自己無法理解或控制的情緒問題而苦惱和沮喪。早在1971年3月，貝比·雷博佐就曾私下告訴我，米切爾對瑪莎越來越束手無策了。有一天在比斯坎島，我問雷博佐，米切爾為什麼還容忍她。他說，他也曾問過米切爾，米切爾的回答很簡單：「因為我愛她。」
過去她就常常又哭又鬧，歇斯底里大發作。現在出了水門事件，她就鬧著要自殺。
由於在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問題上受到攻擊，米切爾已經心力交瘁。現在水門事件的公開宣揚又使他心煩意亂，而與此同時他還在盡力籌劃總統競選活動。在水門闖入事件發生後的兩周內，瑪莎又開始給新聞界打電話，說她已經向丈夫提出最後通牒，要他立即擺脫政治活動，並硬說自己是個「政治囚徒」。她說：「我非常愛我丈夫，但我決不容忍所有那些正在進行的骯髒行徑。」這就引起了人家對米切爾的更多猜疑。
「他對此已束手無策了。」霍爾德曼告訴我。比利·格雷厄姆打電話給羅斯·伍茲，問有沒有他可以效勞的地方。但我們並未插手，因為我們知道米切爾會不滿意的。他會說，這是他的問題，必須由他自己解決。只有一次在他情緒消沉的時候，他才一反常態，對霍爾德曼說了心裡話：「你和總統都不知道我得花多少時間使她平靜下來——你們也不知道這多麼影響我搞競選活動的精力啊。」
我覺得在這段時間裡新聞界有些人存心利用了瑪莎·米切爾。幾個月以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她信口開河，說什麼她有一本手冊，其中詳細記載著水門闖入事件的預定步驟，以及她本人了解全部細節等，原來不過是譁眾取寵的手法。但即使在那個時候，凡是和她有些接觸的人都看得很明白，她情緒上有十分嚴重的問題。然而，很多記者慫恿她更趨於極端，我認為這主要是由於他們覺得這樣做就能加強對米切爾的控制了。到6月底，我勉強開始考慮，勢必得讓米切爾退出競選活動了。
我認為約翰·米切爾是我不多的幾位知心朋友之一。我相信，1968年我當選總統，主要應歸功於他當顧問的才幹以及他作為競選活動組織者的能力。我曾說，他是一個不可缺少的人才。這是我的由衷之言。一想到要失去他的幫助，我心裡非常難受。再想到他要在接二連三的猛烈攻擊和以搞臭他為目的的宣傳中被迫辭職，更叫我痛心。無奈，他現在既要抵擋水門事件的宣傳攻勢，又要照料瑪莎，那就勢必無法專心從事關係重大的競選工作了。
我不存幻想，決不認為水門事件將隨著米切爾的離職而告結束。決不會有這樣容易的事。6月26日，當我和霍爾德曼討論這問題時，他大膽提出，解決水門事件的唯一辦法是把責任直接推到米切爾身上。我說：「我寧可落選，也不能做這樣的荒唐事。」
甚至當我剛想到米切爾只好辭職的時候，他自己也得出同一結論。從個人考慮，他知道沒有其他辦法，於是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來向我們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而不是來給我們另出難題。6月29日，米切爾同霍爾德曼見面，告訴他瑪莎的情況十分嚴重。她受不了水門事件引起的對他的批評，米切爾擔心她可能會自戕。後來我問霍爾德曼，瑪莎是否了解水門事件的問題所在，他作了否定的回答。然而，米切爾曾說瑪莎很精明，她知道她的公開抱怨將使米切爾有理由利用辭職這個手段巧妙地退出論戰第一線。
6月30日，我在行政辦公大樓辦公室和米切爾共進午餐。這是一次痛苦的會談。他面容憔悴，手顫抖得很厲害，剛喝一口湯就只好放下湯匙。當天下午稍晚一點的時候，我問前明尼蘇達州眾議員克拉克·麥格雷戈，他是否能接替米切爾負責競選活動，他同意了。我覺得麥格雷戈將給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帶來新的生命和活力。他特別擅長鼓舞人心，也會在改組工作方面做出優異的成績。我們還決定繼續實行以前的計劃，派弗雷德·馬利克去整頓一番。我對霍爾德曼說：「我們要清除那件不愉快的事情，我們會搞好這場競選的。」
7月1日，我們宣布米切爾辭職，麥格雷戈接任。
幾個星期以後，我在兩個不同的場合口述有關約翰·米切爾和水門闖入事件的意見。
日記
在這裡，我認為米切爾一心只顧應付瑪莎，已使我們遭受不幸。不管是在提高1701號〔賓夕法尼亞大街，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總部〕組織的戰鬥力方面，還是在密切注視這類事情上，我們缺乏應有的紀律。如果他有精力關心事務，我們本來是可以有這種紀律的。
同米切爾相處時，我常常由於他對全國各地人士以及各種問題的極其淵博的知識而感到驚訝。
米切爾特別熟悉各種各樣的釣魚方法以及東海岸各地的潮汐情況。不用說，他還知道各種各樣食品及其烹調方法——此外，他對兩黨政界人物的了解以及了解之深，恐怕在全國要算首屈一指。
我相信，如果沒有瑪莎，水門事件是決不會發生的。
格雷的電話
我於7月1日抵達加利福尼亞，準備逗留18天，估計在這一時期將特別繁忙。艾爾·黑格和羅伯特·湯普森爵士從越南歸來，帶來了對當地形勢的第一手分析。基辛格和我忙於計劃他和北越即將舉行的會談，即自5月8日轟炸和布雷以來的第一次會談。米切爾引退以後也有很多競選活動需要規劃。7月6日，我同麥格雷戈和馬利克開了一個很長的會，討論競選活動的組織和管理工作。這一天，由於完全出乎意料的原因，成了值得紀念的日子。當晚我詳細敘述了日後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事件。
日記
今天，我們偶然獲悉有關水門事件事態發展的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
據《紐約時報》報道，聯邦調查局對西太平洋航空公司一架被劫持的飛機採取了行動，他們打死了兩名劫持者，一名乘客不幸殞命。我看到了這個消息以後，打電話給新局長〔帕特·格雷〕，請他代我向他手下人員表示祝賀，也向在越南西貢機場英勇擊斃劫持者的泛美航空公司機長和那位警官或退休警察表示祝賀。
我的話剛完，他就告訴我他對水門事件極為憂慮，並說今天沃爾特斯去找他，表示中央情報局與該案無關，繼續進行調查不會使中央情報局為難。
他說他和沃爾特斯都覺得，白宮和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有人正在企圖掩蓋一些將對我是致命打擊的事情——而不是協助調查。
埃利希曼走進屋來，他知道了那番談話之後，大為震驚。接著他告訴我，就眼前的問題來說，澄清這一案件並不特別令人為難；問題是這將牽涉到在調查埃爾斯伯格案件、豬灣事件以及我們急需掌握事實的其他事件方面一些完全合法但又難以解釋的活動。
6月23日我同霍爾德曼談話時，了解到格雷願意讓沃爾特斯幫助他控制一項他認為即將難以收拾的調查工作。6月30日，霍爾德曼告訴我，格雷願意限制調查範圍，但是美國檢察官辦事處對他施加壓力。現在格雷卻有聲有色地告訴我，他心煩意亂，因為他看到白宮方面企圖阻撓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工作。我突然面臨一件我竭力希望避免的事情：白宮在水門事件中有牽連。我向格雷強調指出，他應該繼續進行全面調查。
日記
當然，最好的辦法是讓調查進行下去，直到符合正常的狀況為止。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容忍這一調查，希望能使它在不太影響大選前總統職位的情況下告一段落。這就是常常發生的那種情況：手下人在競選活動中出於一片好心，開始使事態出現驚人的轉折，其結果必然置領導於尷尬的境地。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處理得是否得當，將影響我們的成敗。
無論如何，正如我向埃利希曼和霍爾德曼所強調指出的，一方面，我們必須小心行事，切勿使帕特·格雷或中央情報局覺得白宮正在力圖壓制調查。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自始至終同調查工作相配合。
我叮囑埃利希曼，一定要使中央情報局的赫爾姆斯和聯邦調查局的格雷知道，我贊成全面調查，我們不打算壓制任何行動。我說，我們也應該坦率地把情況對克拉克·麥格雷戈講清楚，免得他發表一些過後又不得不收回的聲明。
「讓我們接受刑事偵查工作的強大壓力吧，」我對埃利希曼說，「這不至於那麼糟糕的。」
記得第一次聽說傑布·馬格魯德可能同水門闖入事件有關，是我在加利福尼亞的時候，那時埃利希曼告訴我，馬格魯德將受調查人員的盤問。他於1969年由霍爾德曼帶進白宮，被認為是霍爾德曼的門徒。如果馬格魯德陷入水門事件精心策劃的圈套，這對霍爾德曼本人來說將是一個打擊。當晚我日記中有這樣的話：「正如埃利希曼所指出的，霍爾德曼在馬格魯德問題上當然『非常敏感』。我同他一樣，也對此深為關切。」馬格魯德於1971年5月退出白宮班子，幫助建立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負責為米切爾處理行政上的瑣碎事務。他是利迪的頂頭上司，在批准後者的用錢方面負有責任。
埃利希曼認為，馬格魯德也許不得不援用憲法第五項修正案，因為即使檢察官不能確定他同竊聽活動的策劃和執行有任何直接聯繫，他們也許仍然能夠憑他同利迪關係密切這一點，把他作為同謀犯牽連進去。
7月8日星期六下午，我和埃利希曼去海灘散步。這天風和日麗，是典型的加利福尼亞宜人天氣，我們可以看到海岸遠處踏著衝浪板的人們上下浮動，時隱時現。我們邊走邊談，話鋒轉到馬格魯德。
日記
在海邊散步良久，我對約翰·埃利希曼說，在目前形勢下，問題在於馬格魯德怎樣行動更為有利：是預料前途不妙，主動交代他在水門事件中的作用，承擔責任呢，還是情願接受盤問，到後來被迫辭職。我為他著想，堅決主張他應當採取第一條路。
埃利希曼考慮了格雷的電話之後，認為格雷和沃爾特斯也許沒有能夠進行合作，以限制聯邦調查局的調查範圍，因為他們覺得白宮班子裡有人——或許是科爾森——應對水門事件負責，現如今他正在企圖把責任推卸給我，以保護自己。埃利希曼說，格雷和沃爾特斯並不知道白宮事實上與此事毫無牽連，因此可能就認為堅持進行大規模的調查倒是對我有利。
我們討論了寬大處理的問題。水門事件是一場政治胡鬧，馬格魯德、亨特、利迪和五名被告顯然都是初犯。三年前被發現非法竊聽民主黨人的那個全國廣播公司電視節目主辦人只被判處少量罰款和緩期徒刑，屬於從輕處理。從圍繞水門事件正在形成的政治氣氛來看，任何參與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安裝竊聽器的人都不大可能受到如此公允的對待。
我和埃利希曼一致認為，眼前不宜就寬大處理的問題輕易表態。
在後來一次同埃利希曼的談話中，我說，如果遊行示威的人在這次競選運動中像過去一樣犯了重罪，參加者根據警方檔案被起訴，我也許就可以在大選後給予政治大赦，包括水門竊聽事件以及對方所犯的重罪。可是，這將不包括涉及使用暴力、炸彈或傷害人身的重罪。我認為這些罪行不像水門竊聽事件那樣輕微。
大赦政治犯，當然是有先例的。在哈里·杜魯門當選總統時，堪薩斯市彭德格斯特[3]組織中的幾十個民主黨黨務工作人員因在1936年選舉時舞弊而被判刑。杜魯門就任總統不到一個月，就開始赦免他們。他進白宮將近一年，就已經赦免了15個人，並恢復他們的地位，使他們能夠充分參加以後的政治活動。
我和埃利希曼的討論絕沒有批准或答應寬大處理或赦免的意思。任何計議都必須以後做出決定。我在日記里概述了這個問題：如果雙方有類似的犯法行為，「那就會給我們提供必要的根據，用以赦免那些因捲入這場蠢事而可能被判刑的人」。
日記
大家認為這件事幹得太拙劣，也許不會受到幹這類事情通常應得的刑事懲處。然而，由於它所包含的政治影響，我們無論如何必須準備在大選以前認真加以對待。當然，在大選以後，我們就只能不偏不倚地解決這個問題了，我希望會出現這樣的好機會。
民主黨提名的候選人
1972年在邁阿密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是一場政治混戰。在1968年漢弗萊失敗以後，黨的機構由激進革新派接管，他們一心要清除傳統組織和勢力集團的「舊政治」，代之以激進活動分子和少數民族集團的「新政治」。結果，1972年的全國代表大會和過去歷屆的代表大會很不相同。電視觀眾看到，「新政治」的代表們利用大會沒完沒了地闡述並辯論他們當時提出的流行的令人灰心喪氣問題：婦女、黑人、同性戀愛、靠福利救濟金過活的母親、農業季節工人等。演講者受到縱容，自己也忘乎所以。大會雜亂無章，毫無秩序。
喬治·麥戈文是改革產生代表的方法的主要倡議人之一，他在7月12日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說明他們已經獲得了很大成功。他選定密蘇里州參議員托馬斯·伊格爾頓做他的競選夥伴。伊格爾頓年輕瀟灑，信奉天主教，是加入工會的工人所喜愛的人物。
在民主黨代表大會的最後一天晚上，我邀請約翰·康納利到聖克利門蒂我的住宅里來。晚飯後，我們坐在客廳里等著看電視，聽他們接受提名時發表的演說。
我們等了幾小時，麥戈文和伊格爾頓還不露面。大會對新黨章進行了辯論，接著提了39個副總統候選人，包括瑪莎·米切爾。整個場面像一幕大學滑稽劇，演得過分而沖昏頭腦，不知如何收場。最後康納利不想看了，起身回家。帕特和我繼續看下去，先是特迪·甘迺迪，隨後是休伯特·漢弗萊接過話筒發表演說，直到邁阿密時間2時48分——一些機智的人評論說，那是關島電視觀眾最多的時間——麥戈文本人才終於露了面。
日記
他們好幾次把鏡頭對準漢弗萊。看上去他真像一個傷心失意的人物。我很高興亨利今天打電話給他。漢弗萊說他願意幫我們推行外交政策。他似乎對代表大會上發生的情況深感失望，這倒不是從個人的觀點出發，而是普遍都有這種看法。
聽完接受提名演講以後，我馬上給霍爾德曼打電話。他說：「嘿，他們提錯人了。」甘迺迪看上去身體很健康，雖然有人覺得他有些發胖。他的微笑頗有吸引力，風度不凡，演說稿寫得極精彩。
像在歷屆其他競選運動中舉行任何其他代表大會後當天晚上的情形一樣，我家裡的人向我談起他們對對方的估計。帕特認為麥戈文的最大長處是舉止相當莊嚴，外表顯得誠懇。朱莉得了肺炎，不能熬夜，但她認為伊格爾頓太油腔滑調。特里西婭對麥戈文的評價言簡意賅：「他是個令人厭煩的福音傳教士，天下沒有比令人厭煩的福音傳教士更討厭的了。」
我又想起了休伯特·漢弗萊在看著麥戈文發表接受提名演說時的臉部表情。漢弗萊是個正大光明、足智多謀的對手，他不怕表現他的愛國主義、流露他的感情或者暴露他的缺點。如果他在1976年再次競選，即使他非常可能爭取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我知道他是決不會成功的。對他來說，時光已逝，機不再來——正像我如果在1968年敗在他的手下，也就會永遠失去機會一樣。
第二天，我坐在書房裡臨海的窗下，給他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休伯特：
在你黨代表大會結束之際，我知道你一定極為失望。
你多年來作為一名英勇的戰士，不僅獲得了擁護者的尊敬，也贏得了對手的欽佩，對此你堪以自慰。
諒你一定記得，在丘吉爾於1945年大選失利後，他的夫人竭力安慰他，說也許這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丘吉爾回答說：「如果是福，那實在隱蔽得太深了。」
你一定有同感。但你同他一樣，前程無量，大有可為。
作為政治舞台上友好的對手，我希望我們都能以最有利於國家的方式為本黨效勞。
你真誠的
理·尼
1972年7月15日
帕特囑筆向穆里爾和你問好。
我可以用來衡量麥戈文的為人的資料不多。我只知道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不過這就夠了。我認為，他的激進觀點不在11月占據上風，對國家前途具有重大的利害關係。我擔心他現在會逐漸減輕他的激進觀點——據我看來，這是極右派候選人絕對不會做的事情。
日記
戈德華特類型的極右分子寧可為原則而失敗，決不肯為犧牲原則而取勝。反之，極左分子的一貫表現則是他們在危急關頭為了攫取權力，可以犧牲原則。所以，共產黨人常常打敗右翼人物，因為後者總是為原則而鬥爭……
一句話——極左分子要的是權力。為了攫取權力，他們在一些問題上可以讓步，因為他們知道，一朝大權在握，他們就可為所欲為了。他們對原則的信仰不如表面那樣虔誠，也不及極右分子那樣堅定。
喬治·麥戈文在被提名後的頭三天，就無可挽回地失去了他本黨的支持。
代表大會期間，他對一些麻煩的或不方便的承諾往往避而不談或自食前言，表現了他為人極不可靠的特徵。例如，他說他支持男女平等論者向南卡羅來納州代表團的挑戰，但挑戰一開始，他就變卦了。在被提為總統候選人之前和以後，他都要求拉里·奧布賴恩繼續擔任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但當他自己的工作班子提出反對時，他放棄了他的要求。他在一次公共會議上向大家介紹說，皮埃爾·塞林傑是他支持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候選人，但有人表示異議時，他就袖手不管了。約翰·康納利大搖其頭，對麥戈文極不信任。他說：「沒有骨氣，單憑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料到，等不到競選運動結束，他一定會垮台的。」1973年3月，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新主席羅伯特·斯特勞斯在橄欖球場聚餐之後對霍爾德曼說：「你們這些人根本不了解麥戈文——你們以為他是個壞人，其實他是天下頭號大笨蛋。」
在聖克利門蒂，對麥戈文的提名和他所作所為的反應簡直可以說是達到興高采烈的地步。他已經有意識地拋棄了民主黨的保守派和溫和派；而歷來是民主黨中堅力量的種族集團在麥戈文身上看不到他們歷來期望本黨的那種熱誠的愛國主義和自豪感。既然他眾叛親離，我們就有機會不但贏得大選，而且還可以成立新多數派，這在1970年還僅僅是個夢想。只剩下加入工會的工人和喬治·華萊士仍然叫人捉摸不定。
當時謠傳喬治·華萊士對邁阿密發生的事態很不滿意，再度考慮作為第三個黨派提名的候選人參加總統競選。南卡羅來納州前共和黨主席、白宮班子的政治參謀哈里·登特以及其他幾位同白宮有聯繫的政界人物天天打電話到蒙哥馬利，了解那裡形勢的發展。最後，我要求康納利來負責「注意華萊士」：「你上他那兒去看看他，讓我知道他有什麼要求。」
7月25日星期二，康納利去看了華萊士，坦率地向他談了自己的看法：華萊士和第三勢力搞在一起沒有好處；使民主黨將來恢復元氣的唯一辦法是在11月里把麥戈文打得「落花流水」。
康納利第二天打電話給我報告說，華萊士決定宣布他斷然不會以第三黨候選人的資格參加總統競選。「他對你的要求只是希望你務必聽取他對各種問題的意見。他說，民主黨人不聽他本人和他的選民的呼聲。」康納利後來告訴科爾森：「我們不妨說，今天是我們大選獲勝的日子。」
我打電話給華萊士說，我知道他做出這種決定是非常不容易的。「不過你千萬不要因此而灰心喪氣，你來日方長，大有可為。」我告訴他，康納利是我最親密的政治顧問，如果他有什麼政治問題要討論，可以隨時找康納利。我還說，黑格將把外交政策要點摘錄給他看，因為我知道他在國家防務問題上是支持我的。
日記
我和霍爾德曼談了，要他把《坎波貝洛日出》送去給華萊士看。
我還要了解是否有可能給他建造一個海水游泳池，因為我告訴過他，在海水裡游泳，他的腿能夠浮在水面，這比他只用胳臂游泳省力多了。
7月17日，我聽說貨車司機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經過三小時討論，以16票對1票支持我競選連任。我邀請他們的主席弗蘭克·菲茨西蒙斯和全體委員來到聖克利門蒂。
日記
這次會議可能是20世紀美國政治生活中具有十分重大的轉折意義的一次會議。
我對他們說，有時當我要做出一項很困難的決定時，內閣成員、政府成員、新聞界大部分人士，甚至大多數工商界人士不大願意挺身而出站在我的一邊；然而我發現，在涉及國家利益的關鍵時刻，勞工代表們倒確實是堅強不屈的。當然，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他們也都知道我的話完全是肺腑之言。
我還指出：他們大多數是民主黨正式黨員——但我並不認為今年民主黨人會背棄他們的黨，因為很多問題，尤其是國防和外交政策問題是超出黨派路線的；候選人無疑是真誠的，我對他毫無個人恩怨，希望他對我也不懷敵意，但他採取的路線同他黨內大多數的群眾格格不入，違反了他們的意志。
我送菲茨西蒙斯到汽車道。我問他，他認為喬治·米尼對貨車司機聯合會支持我的決定將有什麼反應。他說：「哦，那個老傢伙現在可真遇到難題了。據我了解，勞聯—產聯執行委員會130名委員中有90人不贊成麥戈文。哈，」他抿著嘴輕輕地笑了起來，「等米尼聽到我們今天的行動時，他會急得屁滾尿流的。」
7月19日，我回到華盛頓後的第一天，整天忙於工作。上午大部分時間用於仔細考慮內政和立法問題。然後，我要求埃利希曼報告水門事件的最新進展。他說，迪安當天上午正和米切爾商談此事。他認為過去為馬格魯德進行的一切辯護不會發生作用。他斷定馬格魯德大概只好「滑一跤」了。
我問這是什麼意思。埃利希曼說，馬格魯德將不得不接受任何懲處；他只好承擔責任。埃利希曼認為編造不出一套說法來表明馬格魯德不知道所發生的事情。但是他說，那天上午迪安在研究這個問題。
我問，究竟馬格魯德實際上是否知情。埃利希曼的看法特別明確。他說，可以絕對肯定，他兩條腿都陷了進去。
我說，既然如此，就不該有任何「編造的」情節了。我說我希望看到事情獲得解決，但我知道，在這種局面下，最壞的兩個做法是撒謊和掩蓋真相。如果你掩蓋事實，到頭來總會被人發覺；如果你撒謊，那就要犯偽證罪。杜魯門時期的希斯案和5%的回扣案就是先例。我說，這對馬格魯德來說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我不願意看到它發生，但情況又確是如此。我重申7月初我在聖克利門蒂說過的話：以後把馬格魯德和兩黨在競選運動中被控犯政治罪的人一起赦免，是容易的。
埃利希曼表示同意，那樣可以解決問題——用他的話來說，是奠定基礎——但是，在迪安和米切爾談話以後，我們對情況可以有更好的了解。他還說，亨特在出事那天晚上曾經同一位律師聯繫，請他代表那些被捕的人。由於這位律師作證，亨特和利迪也要被牽連進大陪審團的訴訟中去。
我還在為馬格魯德著想。我問，他能否援引憲法第五項修正案。埃利希曼認為不行。據他推測，即使那樣做了，別人的作證還會將他定罪。他覺得馬格魯德應該乾脆承擔責任，說事情確實糟糕，但他當時頭腦發昏，現在他覺得惶恐萬狀。
這麼一個錯誤勢將毀掉馬格魯德的一生。我不知道他能否說，他不過指示要儘量收集情報，卻沒有料到會採取這種手段，因而只能承擔基本責任。我說，我認為如果他居然說他確實下令進行竊聽，那就糟了。埃利希曼表示同意，認為如有可能，應當使竊聽活動的責任只限於利迪一級，但他又說他情況了解得不夠，不能再多發表意見。
我說這個問題很棘手，重要的是趁早結束了事。埃利希曼說，他已叮囑迪安，要使事情儘快地取得進展。
我問，迪安同誰一起進行這項工作，是埃利希曼還是霍爾德曼。他回答說，他們兩個或多或少一起不斷地同迪安商量。我問馬格魯德交代了什麼。埃利希曼說，馬格魯德說他出於多種原因要獲得大量的情報，因此他叫利迪負責收集。
在埃利希曼看來，問題是馬格魯德一旦開始交代，誰也無法斷定審查的範圍和程度。
我說，我認為主要問題是審查到馬格魯德為止呢，還是會牽扯到米切爾和霍爾德曼。埃利希曼同意我的看法，並說他和霍爾德曼已向迪安提過這個問題。迪安不能肯定馬格魯德能否堅定不移，在審問者的壓力之下守住防線。
我問埃利希曼，他是否認為米切爾對竊聽活動早有所聞。他回答說，他猜想如此，但不確切知道。我表示，我簡直無法相信米切爾真的知道。埃利希曼說，竊聽到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電話內容都已記錄成文，他有一種感覺——他承認也許這種感覺並不公平——米切爾可能看過那些記錄。我問，霍爾德曼看過沒有。埃利希曼說沒有——事實上，他未能發現白宮有誰看到過錄音記錄或了解水門竊聽活動的情況。他談到水門事件以前，霍爾德曼和迪安曾同米切爾、馬格魯德和其他一些人舉行過會議，討論另一項性質完全不同的情報計劃，但把它否決了。由於這次會議做出的決定，霍爾德曼和迪安當然就認為沒有人會進行像水門事件這樣的活動了。不料，在早先的計劃被否定以後，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其他一些人沒有再和白宮人員開會就居然自行其是，進行了竊聽。
埃利希曼說，馬格魯德是否會擔起責任，說明米切爾確實毫無所知，這還是個棘手問題。他認為在追問得緊的情況下，一個人有時會說出他不想說的話。我認為，既然成敗繫於米切爾是否牽連在內，馬格魯德是一定能夠頂住壓力，堅持下去的。但埃利希曼說，有本事的律師可能尋根究底、反覆詰問，問得他支撐不住。這一點在民主黨人對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提出的訴訟中特別危險：他們請的律師愛德華·貝內特·威廉斯就是以善於在審判室施展令人頭暈目眩的手段而著名的。
我向埃利希曼詢問對付刑事案件的最好策略。他說，如果我們能夠按照自己的主張辦事，那就讓利迪和亨特去頂住。不過，他說，如果馬格魯德由於第三方面作證而受牽連，那就最好想出一套使他不致定罪的言之成理的說法。
我努力估計一下，如果在水門大樓被捕的五個人以及亨特和利迪果真被判有罪，對「掩蓋活動」的指責在公共關係方面會產生什麼影響。我說，即使亨特在白宮工作過，我也並不真正擔心可能隨著他的定罪接踵而來的反面宣傳。埃利希曼說，利迪也在白宮工作過，新聞報道也會對此宣傳一番。
埃利希曼說他仍然抱有希望，相信迪安和米切爾會認為他所說的「馬格魯德情況說明」會起作用。但他認為，如果這份「說明」不能成立，那就不寫為妙，寫了只會壞上加壞。我表示同意，因為那樣一來，我們不僅進行掩蓋，而且犯罪。在希斯案件中，杜魯門就遇到過這樣的情況。
埃利希曼表示他已告誡迪安不要編造不能成立的情節。他再次說明，如果還有別的風險，馬格魯德不妨完全承擔下來。
下午我看到科爾森時，還為馬格魯德擔憂。我像對埃利希曼說過的那樣，對他說我們必須把事情了結，以免損失更大。我問科爾森，霍華德·亨特即將出席大陪審團作證，他對形勢作何估計。他回答說，首先他認為亨特不會覺得自己做了什麼錯事。他說，亨特是個有主見的人，對國家十分忠誠，如果有位能幹的律師好好指點他一番，他是會頂住壓力，決不論長道短的。他說，他對亨特唯一不放心的地方是，他也許會說他曾經企圖「用精神分析法治療」埃爾斯伯格，因為這個王八蛋是敵人。我說：「我看不出埃爾斯伯格與此案有任何關係。我不會為此發愁。」
我們討論了馬格魯德的處境以及我對他能否頂住追問的擔心。科爾森說，如果不是在政治上搞得這麼臭，整個竊聽事件就會像竊取工業情報案中所發生的情況一樣，有牽連的人不過被判處緩期徒刑。我們兩人都認為，馬格魯德要是經歷這番遭遇，在檔案上留下污點實在糟糕。我向科爾森提起我曾同埃利希曼討論的辦法：大選後宣布大赦，赦免犯政治案件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
霍爾德曼當天下午來時，對馬格魯德能否不受起訴持悲觀態度。他說有些證詞會牽連馬格魯德，當前唯一要做的事情是設法使米切爾不受證詞的打擊。我問他馬格魯德能否做到這一點。他回答說，馬格魯德答應盡力而為，但能否做到還是個問題。
霍爾德曼匯報埃利希曼的看法：我們應當趕快從這個案件中擺脫出來。霍爾德曼也認為或許最好是承受現有的不論何種損失。我說這對馬格魯德來講是件非常遺憾的事情，並再次談到有可能最後實行大赦的想法。我們談到其他問題，可是後來我又提起馬格魯德。我問，我們能為這個「可憐的傢伙」幫些什麼忙。霍爾德曼說，他會協助馬格魯德獲得法律上的幫助。我表示，希望馬格魯德在受控告以前退出競選工作，這對他本人和對我們來說都較為有利。
我和霍爾德曼一致認為，當前主要的問題在於證明米切爾是清白無辜的。我指示霍爾德曼，不管實際情況如何，馬格魯德都必須劃定最後的界線，不應當涉及任何可能連累米切爾的問題。
我問霍爾德曼，科爾森是否受到大陪審團的傳訊。他說沒有，但可能會在民事訴訟中被傳作證。接著他告訴我，大陪審團顯然在議論是否要傳訊埃利希曼的問題。我大吃一驚，問他原因何在。他說，這與亨特曾為巴德·克羅做過工作有關。我又問，為什麼對埃利希曼如此注意。他回答說，迪安曾企圖從司法部查明情況，但他們顯然不肯吐露消息。
翌日下午，霍爾德曼告訴我，看來馬格魯德將不會因水門闖入事件受到控告。顯然，對於闖入的決定是否了解（如了解就可以被起訴），是有區別的。霍爾德曼表示，馬格魯德的防線可以是：他並不了解這一具體行動——「這顯然是真的。」霍爾德曼又補充一句。馬格魯德可以說，他批給利迪幾筆錢，但並不知道用在哪些方面。他可以承認做事糊塗，但不承認是犯罪行為。
這樣，至少從法律上講，馬格魯德是安全了。他曾經參與競選運動的情報收集工作，但他並不具體了解水門闖入事件。至少這就是他顯然會說的話。我和大家一樣，半信半疑，但我還是認為現在得看司法部是否對他提出起訴，如果他們能夠的話。
霍爾德曼反映，米切爾認為我們不應當叫馬格魯德退出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如果他將被起訴，事先會有跡象，那時他再走也不遲。在霍爾德曼看來，埃利希曼和米切爾處理整個問題的方法彼此不同，米切爾屬於「每個人都堅決頂到底」派，而埃利希曼則是「極端驚慌，斷絕一切聯繫立即告一結束」派。霍爾德曼認為兩者都是錯誤的。
7月25日傍晚時分，霍爾德曼給我帶來一份在南達科他州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後麥戈文休假期間從總部發出的電訊簡報。麥戈文和伊格爾頓剛舉行過記者招待會，會上這位副總統候選人透露，在1960—1966年期間，他曾三度入院治療精神抑鬱症，其中有兩次的治療包括電擊療法。他還說現在偶爾還要服用鎮靜劑。
伊格爾頓發言後，麥戈文說：「湯姆·伊格爾頓在思想、身體、精神各方面都完全有條件擔任美國副總統的職務，如有必要並能隨時接任總統職位。如果我早就知道伊格爾頓參議員今天講話的全部內容，我也仍然不會有絲毫遲疑。」一名記者問他，讓伊格爾頓繼續參加競選的決定是否不可改變，麥戈文回答說：「絕對如此。」
我在日記里記了我當天對約翰·康納利的談話，推斷麥戈文將如何應付這一局面：「我認為麥戈文將給伊格爾頓四五天時間，然後由民主黨各大報要求他辭職，最後由全國委員會另推人選。」
因此，第二天當麥戈文發表了措辭更堅決的聲明時，我頗為驚訝。他對記者說，他「1000%」支持伊格爾頓，無意從候選人名單上取消他的名字。然而，當霍爾德曼拿了要求伊格爾頓引退的當天下午的《紐約郵報》前來找我時，我完全可以肯定，儘管麥戈文發表了不少公開聲明，我向康納利預言的過程就要開始了。
日記
我認為，如果周末不把伊格爾頓除名，他們就會由於形勢繼續發展而面臨十分嚴重的問題。那時他們就會顯得消極被動，等待輿論和民意測驗來告訴他們應該怎麼辦。像我以前指出的那樣，這很能說明麥戈文的精神狀態。
對一個人的主要考驗是看他在棘手問題上是否有能力和膽識作出決定，然後領導共事者追隨他去貫徹那些決定。
7月27日，傑克·安德森報道一則極端虛假的消息：他指責伊格爾頓曾因酗酒和違章開車而幾次被拘留。緊接著，《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和《紐約郵報》紛紛要求伊格爾頓退出候選人名單。麥戈文再次宣布他「1000%」支持他的競選夥伴。伊格爾頓否認各種指責，奮勇自衛，堅持不退出競選。他那堅強不移的自信即使沒有爭取到真正政治上的支持，也博得了人們的同情。
7月30日星期天，伊格爾頓出現在《面對全國》這一電視節目裡。傑克·安德森是提問小組成員之一。他為酗酒開車的指責表示道歉，但是拒絕更正，聲稱他還在核實。我回想到1952年的基金危機，也想起安德森的忠實顧問德魯·皮爾遜曾對我干過同樣的事。我完全能夠體會伊格爾頓遭受挫折的心情，我欽佩他的沉著鎮定。安德森十分卑鄙，伊格爾頓英勇頑強。
這個節目裡一度出現了我認為叫人幾乎難以置信的變化。一位記者說伊格爾頓汗如雨下。伊格爾頓指出燈光灼人。那位記者堅持自己的看法，指出參加這一節目的其他一些人並不流汗，然後評論伊格爾頓精神緊張，老是不安地搓著雙手。當天晚上我口述日記：「即使我一點兒不緊張的時候也會冒汗!」我認為這種做法未免欺人太甚。
與此同時，麥戈文已經有所布置，準備拋棄伊格爾頓了。
日記
據我看來，麥戈文-伊格爾頓這件事發展下去，也許會迫使麥戈文打消他讓伊格爾頓參加競選的計劃，因為麥戈文的宣傳工具和黨內的專業人員都表示反對。如果麥戈文能夠以甘迺迪來代替伊格爾頓，那就可以使面目為之一新。如果他爭取不到甘迺迪，那就很難看出他有什麼辦法改善局面了。
第二天晚上，麥戈文拋棄了伊格爾頓。我馬上想到伊格爾頓一家。我知道，他們的痛苦一定同我們當年在基金危機時期所體驗到的一樣——不過我們是苦盡甘來，結局圓滿。我記得伊格爾頓一年以前曾把他的小兒子帶到橢圓形辦公室來，因此我給這孩子寫了一封信，過了幾星期，我收到了他的回信。
私人函件
親愛的特里：
一周前我看到《生活》雜誌上的照片時，我想起我們在白宮的會面，那時在我簽署建築安全法案後你父親把你介紹給我。我當時想，你也許想要一張白宮攝影師拍的那次會面的照片吧。
我知道這幾天對你和你家裡的人來說都是十分難受的。你父親決定繼續為他本黨候選人而鬥爭，繼續反對我政府的政策。我理解並尊重他的決定，並想就你父親經受的考驗，談談純粹是我個人的一些想法。
政治活動是一種十分劇烈的角逐。溫斯頓·丘吉爾曾經指出：「政治活動甚至比戰爭還要艱難。因為在政治鬥爭中你要死好幾次，而在戰爭中你只死一次。」
不過，我們都能在丘吉爾的那些話語中找到安慰，搞政治的人總是能夠重整旗鼓進行新的戰鬥。
你父親打了異常艱巨的一仗，失敗了，那沒有關係。要緊的倒是經過這次戰鬥他贏得了朋友和敵人的欽佩，因為他在力量懸殊、寡不敵眾的鬥爭中表現了勇氣、風度和十足的毅力。
在我國全部歷史的政治生活中，很少人經歷過你父親所經歷的一切。我希望你不會容許這一事件使你灰心喪氣。
幾年後你回顧時會說：「我為我爸爸在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考驗時刻的表現感到自豪。」
你真誠的，
理察·尼克森
1972年8月2日於白宮
又及：我聽說你的胳膊完全治好了。
華盛頓，白宮
尊敬的理察·尼克森
親愛的總統先生：
我剛從夏令營回家，這就是我沒有及早回復的原因。
我想難得有13歲的孩子會收到總統親筆信這一經歷。儘管我是民主黨人，我認為您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肯花時間寫信給我這樣的小人物。
您知道我爸爸讀了您的信以後說什麼嗎?他說：「這樣就更難說出反對尼克森的話了。」
我認為爸爸和您都是傑出的政治家。儘管您和爸爸有時意見不合，但我想國家有你們倆，真是幸運。
我在學校最喜歡的學科是歷史。我現在覺得我也是歷史的一部分了，因為您給我寫了信。
總統先生，非常非常感謝您。
敬慕您的，
特里·伊格爾頓
1972年9月1日，星期五
1972年競選運動
1972年總統競選，我以壓倒性的優勢獲勝，應該說是我歷次競選中最可喜、最得意的一次。然而，它卻使人大失所望，在很多方面來說也是最不能令人滿意的一次。
在我第一任期的大部分時間，我一直認為我在1972年的對手不是馬斯基、漢弗萊便是甘迺迪。我認為我大概能擊敗馬斯基或漢弗萊，至於能否戰勝特迪·甘迺迪，就難以預料了，因為其中包含很多感情因素。這幾個對手都是勁敵，因此，三年半來我充分估計到，為了爭取連任，勢必有一場苦戰。
甚至在麥戈文以遙遙領先的票數獲勝初選以後，我還不能相信他果真會被提名為候選人。我和很多政治觀察家一樣，認為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最後時刻是會轉而推選甘迺迪的。只是在麥戈文正式被提名以後，我才看清我在競選連任的過程中不必太費心機就能穩操勝券。
如果對付甘迺迪、馬斯基或漢弗萊，我就必須連續進行白刃戰。但同麥戈文競選，顯然覺得我是越少採取行動越好。我完全不習慣這種處境，對壘時不僅不感到特別輕鬆自在，而且在本能上也不知道該怎樣出手才好。
我1972年的競選策略分為五個基本部分。第一，我計劃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以後花一個半月時間在白宮處理公務。對候選人的抉擇已經十分明顯，各種論點都昭然若揭，無須我深入強調。
第二，堪薩斯州參議員、口才極好的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鮑勃·多爾以及內閣和政府的各個成員將作為總統的「代理人」週遊全國，宣傳我們的一般成績和成就以及他們主管部門的政績。最好是，在每個大城市有一個代理人先於麥戈文到達，等麥戈文一走，另一個代理人又馬上前去。
第三，我要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儘量發展一個效率最高、戰鬥力最強的競選委員會組織。在這一點上，我們極為成功，以至西奧多·H.懷特形容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是「整個戰後時期政治技術運用得效率最為驚人的事例之一」。
第四，我計劃在競選運動的最後幾周發表十三篇廣播演說，闡述我的政治原則，以及我對重大競選問題的觀點。
第五，我打算在大選前兩周再離開白宮，親自出馬進行競選活動，主要是到兩黨總統選票可能非常接近或者我的出面能幫助共和黨候選人在當地激烈的爭奪中獲勝的一些州。對於一個在之前多次全國競選運動中總是黨內勤勉且聽話的人來說，這是引人注目的作風上的轉變。我知道，有些黨務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希望我的重大勝利能使他們達到目的的共和黨候選人，對此不免怨尤。但是我當時認為——我現在仍然相信——我們採取的辦法是進行1972年競選的唯一可行的辦法，也是從民主黨吸收新鮮血液的最好措施，它可以使共和黨力量壯大，形成多數派，從而在政治上獲得大有希望的新生。
由於我只打算進行極有限的個人競選活動，我決定我們應當努力在經費上支持各共和黨候選人。我們從競選基金中撥出近100萬美元資助參眾兩院的各種競選活動。我擺好姿勢拍了很多照片，給每個共和黨候選人送去表示支持的錄音材料，只有兩位在密西西比州和阿肯色州競選參議員的候選人除外。這兩州的共和黨人不可能擊敗現任民主黨參議員詹姆斯·伊斯特蘭和約翰·麥克萊倫。在我第一屆任期的歷次國際危機中，他們兩人都站在我一邊，今後四年我還需要他們的支持。
在麥戈文被提名為候選人以後，我知道我們對1972年競選運動最難處理的問題是防止鬥志鬆懈的傾向。即使這種自滿情緒不致於使我們大選失敗，它也很可能使我們在競選結束後不再產生新的活力。
「我們應該養成一種責任感，」我對霍爾德曼說，「不能指望對方犯錯誤而坐享勝利。」
過去40年來，民主黨傳統的實力集團一直是該黨總統競選獲勝的基礎，然而麥戈文剛愎自用，對他們極不尊重，使共和黨有可能在美國政治生活中形成一個新多數派的競選力量。對我來說，這是1972年大選最令人興奮的一個方面。我相信，只要我們能夠打開缺口，我們就能組成這些新多數派的小組。我認為我同他們大多數人的關係遠比他們從前的民主黨夥伴來得密切。我在兩則日記里都談到這一點，一則是一般性的評論，另一則是9月底在紐約同一些工會支持者開會以後寫的。
日記
美國的領導階級按照他們的領導能力來說確實已經毫無希望。我常常要在白宮接待他們，聽他們訴委屈發牢騷，實在叫人厭惡。因此，我更願意接待勞工領袖和美國中產階級，他們倒有品格和膽略，也有一點兒愛國心。
同勞工領袖們會談是再痛快不過的。他們都很友好，幹勁十足。我希望能設法使這個聯盟在大選後不致立即破裂——也希望他們不再重新採取從前民主黨的派性立場。其實，根據個人的觀點來看，我比麥戈文或一般的知識分子更和他們有共同的語言。麥戈文之流喜歡勞工，是把他們作為一個集體，而我喜歡勞工，是把他們作為個人。對於其他一切階層或階級，包括青年、黑人、墨西哥人等，可以說也是同樣的情況。
1972年8月我們獲得驚人的成就，遠遠超過美國歷史上任何一屆政府參加競選連任運動所取得的成績。我們在美國生活的每個重要方面都取得了進展，或提出了引人注目的新改革方案。
1969年，通貨膨脹率平均為6.1%；僅僅在一年之後，我們的新經濟政策就把通貨膨脹率下降到2.7%。1969年第一季度，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僅為3.4%；到1972年第三季度，它增長到6.3%，是1965年以來最高的增長率。在整個競選過程中，證券市場行情不斷上漲，到1972年11月創高達1000點的紀錄。
1965至1970年，美國人的實際收入毫無增加；現在它以4%的年增長率逐步上升。尼克森政府年年都創造了農業總收入的新紀錄。每個農場的平均收入比1961至1968年的平均數高40%。
我們為年收入5000美元的四口之家減少了66%的聯邦所得稅，為年收入1.5萬美元的四口之家減少了20%。聯邦徵收的個人所得稅總額下降了220億美元。
我們提出了自福利計劃實施以來的第一項重大改革。那就是我們所建議的新的全國健康保險計劃——讓那些有能力支付健康保險金的人、僱主和政府分擔費用的計劃——別人也提出過若干社會化的醫療計劃，但只有我們的計劃得以實施並堅持了下來。我們把征服癌症的基金幾乎增加了一倍，把打擊濫用毒品的基金增加了十倍。查封的毒品和危險麻醉劑增加了400%。1960至1968年，犯罪率上升了122%，1971年僅上升了6%，1972年上半年只上升了1%。
我們提出建立全國第一所正式的學習和教育研究所的計劃，並獲得國會通過。我們通過了一項重大的公共運輸法案，使投入的資金從過去的每年近1.75億美元增加到1971年的4億美元以及1973年的10億美元。我們提出一項革命性的措施，以便聯邦同各州和經濟困難的城市分享稅收。我們又建議全面整頓聯邦政府。我們制定了歷史上第一個環境保護綜合規劃，以妥善地處理環境保護論者的科學理想和提供就業機會的工業現實之間的矛盾。我們的文物古蹟公園計劃實施以後，將在50個州內共設公園642座，供一般公民而不是上層社會人士遊覽。
我們的政府已經徹底改變了美國在開支方面的輕重緩急的次序：在1968財政年度內，45%的預算用於國防，32%用於「人力資源」，如教育、社會服務和保健。到1973財政年度，兩者所占的比重完全倒了過來。我們在藝術方面的費用增加了將近500%，社會保險賠償費增加了51%。
1968年徵兵人數為29.9萬人，1972年為5萬人，我們即將取消徵兵制並建立一支純屬志願服役的軍隊。
我們的成績很好，但是我們必須使選民了解——至少要提醒他們注意我們的成就。夏初，我寫了一張便條給約翰·埃利希曼，請他不必再負責檢查國內政策的制定情況，而是要負責監督那些政策的實施：
你以高超的組織才能經管各項計劃的制訂工作，並基本上保證這些計劃符合我自己的想法……
我回顧過去三年的情況，認為我們的不足之處，尤其是在國內事務方面，主要在於總統放了大炮以後，步兵並未及時跟上，掃除障礙、堅守陣地……據我看來，關鍵問題是生活費用、用校車接送學童、吸毒等問題，或許還有與財產稅有關的稅收改革。當然還有一些次要的問題，如環境問題、稅收分配問題……當然總還有反對派正在攻擊的一些問題……
我對我們多數國內計劃的看法是：在制訂計劃方面我們幹得很好，但在宣傳這些計劃方面做得很差……設想出來而不加以宣傳的偉大計劃無異是一個未出母胎便已經死亡的嬰兒。在今後幾個月內，哪怕我們必須採用剖腹取胎的手術，我們也需要讓產婦分娩。我決心同意你為接生而採取任何必要的方法，當然，只要你認識到我最反對任何流產就行。
在我第一任總統期內前三年半的時間裡，我和喬治·米尼的關係可以說是很不平靜的。我在眾議院勞工委員會任職時就認識他，至今已有25年了。他倔強、能幹、好鬥。在哲學上，他對經濟問題開明，對社會問題保守；在政治上，他是個堅定的民主黨人。但當問題涉及外交政策和國家防務時，他首先是愛國者，其次才是黨人。
我們知道米尼在6月間曾告訴喬治·舒爾茨，即使麥戈文被提名為候選人，他也不予支持。民主黨代表大會後，他又打電話給舒爾茨。麥戈文拋棄了皮埃爾·塞林傑這一舉動使他大為憤慨——不是因為他特別喜愛塞林傑，而是因為塞林傑是麥戈文的人，麥戈文應該支持他。「他並不堅決地同自己人站在一起。」米尼抱怨說。
7月19日，傳來電訊簡報，宣布勞聯—產聯執行委員會在其歷史上第一次對總統候選人沒有進行投票表示支持的情況下便休會了。這是一個值得深思和玩味的時刻：17年來勞聯—產聯第一次決定不支持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7月28日，我在華盛頓近郊火燒樹俱樂部同米尼、比爾·羅傑斯和喬治·舒爾茨一起打高爾夫球。當我們走到球場的樹木和草坪之間的第一塊空地時，米尼突然冒出這樣的話來：「伊格爾頓應當早就把一切都告訴麥戈文，可是現在麥戈文舉棋不定，幹得很蠢。」
6點半左右，當我們回到俱樂部會所，坐在走廊上喝飲料時，羅傑斯和舒爾茨同我一起要了雪茄菸陪米尼一起抽。我們在暮色籠罩下坐了一個小時左右，抽著雪茄，聽米尼發表議論。他說麥戈文一定會一敗塗地。在這種情況下，他說，儘管勞工不同意我的一些政策，可是為他們著想，我覺得他們最好在總統競選運動中保持中立，集中力量保全他們所喜愛的參議員和眾議員的地位。花錢為麥戈文競選總統，等於把錢扔到水裡。
當我們離開走廊向汽車走去時，米尼清了清嗓子，粗聲大氣地對我說：「我現在要叫你明白，我不會投你的票，我也不會投麥戈文的票。不過米尼家的人對你倒不錯。」他指的是米尼夫人和他三個女兒中的兩個將投票選我。至於另一個女兒，他說：「她將學她老子的樣，誰也不選。」
在我們正要分手的時候，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說：「你不要因為我的老婆會投你的票而自鳴得意。我要告訴你究竟是什麼道理——她就是不喜歡麥戈文。」
8月上旬，麥戈文想另外找一個副總統競選夥伴。他找過特迪·甘迺迪、埃德蒙·馬斯基、亞伯拉罕·里比科夫、拉里·奧布賴恩、休伯特·漢弗萊、佛羅里達州州長魯賓·艾斯丘——但一個也沒成功。
我在湯姆·麥凱布的度假別墅里消磨了8月4日這個周末。麥凱布是艾森豪威爾時代以來我的好朋友，他的別墅坐落在靠近馬里蘭州東海岸的阿薩蒂格島。和我同去的有米切爾、雷博佐和阿普拉納爾普。屋子裡的電視機壞了，我們打開收音機，聽麥戈文宣布由特迪·甘迺迪的妹夫薩金特·施賴弗充當他新的競選夥伴。
早在6月，我聽那些到過約翰遜牧場的人說，如果麥戈文獲得提名，約翰遜將不予支持。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之後，我打電話給約翰遜，直接向他問這個問題。
我開口說：「我決不想你為難，但你知道，約翰·康納利正在組織一批願意支持我的民主黨人。不少和你接近的人經過聯繫過後表示有意加入這個組織，但條件是要不使你感到為難。我懂得你在你黨內的地位，但我想請問你：對於那些願意參加約翰的組織來支持我的人，你是否仍然不加干涉。」
「總統先生，讓我讀一封信給你聽。」約翰遜說，我聽得出翻文件的沙沙聲，「凡是來信說他對麥戈文已經不抱幻想，問我該怎麼辦的民主黨人，我總是這樣答覆：承我黨40多年來給我這麼大的榮譽，我要支持民主黨各級候選人名單。不過我接下去說——任何人都會領會其中的含義——我一貫的立場是，總統競選運動中個人的行動是良知問題，他的決定我不加干涉。這種回答你覺得怎樣？」
「我只能說我非常感激，總統先生。」我回答說。
幾個星期之後，約翰遜通過比利·格雷厄姆給我提供了一些有關競選的建議：「不用考慮麥戈文，要同民眾一起參加社交活動。但要像我對付戈德華特那樣，超然於競選運動之上。看球賽、下工廠。不用擔心，麥戈文一伙人會自行垮台的。」
比利說，他提起水門竊聽問題時，約翰遜只是哈哈大笑，並且說：「見鬼，傷不了他一根毫毛。」
關於1972年競選，我必須決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不要改變候選人名單，另選一個競選夥伴。到1971年年中，特德·阿格紐對他作為副總統這個角色越來越灰心失望。他覺得白宮人員對他不夠尊重，我沒有給他重大的職責。這種感覺，差不多每一個副總統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有的。後來又從布賴斯·哈洛那裡傳來消息，阿格紐很可能在1972年年初主動退出候選人名單，趁機接受政府範圍以外頗有吸引力的職務。
在第一屆任期，阿格紐已成為闡明保守派立場和論點的娓娓動聽的發言人。在這一點上，新聞界和黨內批評家都錯誤地對他評價過低。但我在開始準備1972年選舉的時候，還必須展望1976年。我相信兩黨之中唯有約翰·康納利具備條件，將來可以成為一位偉大的總統。他有從事政治活動所必需的「滿腔熱情」、爭取勝利的幹勁以及從事領導工作的遠見卓識。我甚至和霍爾德曼談過，考慮是否有可能讓阿格紐在全國代表大會之前引退，由我提名康納利接替，雖然我知道這種動議通過的可能性極小。可以認真考慮的唯一抉擇將是在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名康納利為副總統候選人以取代阿格紐。
1972年年初，我同康納利討論了副總統一職。他最初反應含糊，模稜兩可，後來持否定態度。我感到他並不認為擔任副職是他進入白宮的最好途徑。他說，我們當中誰也估計不透共和黨人反對他這個「剛冒頭的約翰」的情緒有多強烈。
幾天以後，我會見了約翰·米切爾。我直言不諱地告訴他，我認為康納利應該成為1976年的總統，我在考慮如果他需要，是否有可能讓他成為我的競選夥伴，幫助他實現一個良好的開端。米切爾也認為康納利是1976年的競選人選，但他竭力反對1972年的候選人名單有任何變動。康納利還是一個民主黨人，米切爾認為把他放上候選人名單會產生意外的後果，得罪保守的共和黨新多數派和民主黨人，特別是在南部，在他們中間阿格紐簡直成了民間傳說的英雄。米切爾警告我說：「必須使黨務工作者相信對黨忠誠是會得到報償的，否則就不會有黨務工作者。」
他認為康納利在競選運動中作為擁護尼克森的民主黨人的主席，實在比在選舉之前就成為共和黨人更為得力有用。而且，康納利曾對米切爾說過，他無論如何都不想當副總統。
事實上，米切爾勸我給阿格紐一個明確的許諾。他警告說，如果我們等待太久，阿格紐可能就要提交換條件——可能甚至會要求保證1976年支持他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米切爾說：「而且，我還挺同情他呢。他經濟上有些困難，他也需要為他的前途做些打算。」
6月12日，我請米切爾轉告阿格紐，說我已經斷然決定，請他作為我的競選夥伴重新名列候選人名單。我說我們要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開過以後再行宣布。這會使人以為我們的人選問題懸而未決，從而引起更多的注意，也可能使民主黨人在他們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放鬆對他的攻擊，免得我決定另選別人。
8月初，我原想花時間專心準備接受提名的演說稿，但難免有很多事情分心，不能集中精力。我在8月16日的日記里提到一件特別惱人的事：「麥戈文的攻擊現在更加猖狂了，竟想說我是民主黨總部竊聽事件的間接負責人。」麥戈文確實是在千方百計地利用水門事件。這時他在一次演講中說，闖入民主黨總部是「那種只有在希特勒那樣的人的指使下才幹得出來的勾當」。其他民主黨領導人也同樣猛烈地進行譴責，儘量利用水門事件來轉移公眾對他們候選人的注意。
民主黨人特別喧鬧的一次攻擊所根據的事實是，我的競選經費的許多捐款人不願公開姓名。實際上，他們很多是資格老、名望高的民主黨人，他們認為擊敗麥戈文十分重要，但又覺得讓自己的姓名公開出來不大方便。無名捐款只要是在1972年4月7日以前，本來是合法的，但民主黨人卻捏造情節，新聞界則把它說成是政治活動究竟應當保守秘密還是加以公開的問題，從而使我們在爭取輿論的鬥爭中居於守勢。到9月，《華盛頓郵報》就要登出匿名人士透露的有關國會裡我黨工作人員的種種消息。例如，有一則消息指責財政委員會主席莫里斯·斯坦斯同由墨西哥轉來的70萬美元非法的競選基金有關。斯坦斯堅決否認這種無稽之談。在以後的幾個月里，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財政委員會還要被指控偷查潛在捐款人的私人銀行賬目，在盧森堡募集捐款，向阿拉伯高級人士以及從國外其他非法的來源籌募款項。這些指責完全是捏造的。
我從一開始就主張還擊。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可以讓麥戈文及其支持者和捐款人平安無事地不受影響。如果當權派在競選運動中有什麼方便之處，那就是它有機會接觸政府掌握的有關對方的情報。我記得在1952年競選運動中國內收入署曾把我的所得稅申報書泄露給德魯·皮爾遜，並在1963年出於政治動機審查我的納稅情況。當年民主黨人執政時曾公然對政府關鍵部門施加政治壓力，不加掩飾。看來即使在他們下野的時候，他們的支持者，尤其是國內收入署的官僚們還繼續為他們效勞。我聽到許多報告——顯然連篇累牘，不可能出於偶然的巧合——說從1960年我敗於甘迺迪以後，我親密的私交和政治上的朋友就常常受到國內收入署的調查，而在我看來那些調查純粹是懷有惡意的。
我們至今還只有半心半意地利用手中的權力，而且沒有收到什麼效果。1972年春的日記中我有這樣幾句話：「這在我們方面真是一場可恥的失敗，並且我很難加以理解，因為我經常指出，既然他們在我們不掌權的時候整了我們，我們今朝至少為了自衛也應該開始對他們進行一些調查。」即使現如今，想到我們沒有趁大權在握的時候取得一些政治上的好處，想到我們這方面的努力同民主黨相比是多麼勉強、軟弱和外行，也不禁深為嘆息。我力促屬下改變這種狀況。在8月3日的日記里，我考慮了我們面對的局勢以及我認為在它的背後所存在的問題。
日記
我向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強調說明，因為我們的一些民主黨對手不斷搞我們的情報，我們對他們也必須這樣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當我們不是執政黨的時候，他們確實一貫想置我們於死地而後快——現在我們執政了，由於下層的那些官僚都向著他們，他們還是那樣做。
我們這裡存在的問題是，由於水門事件，我們所有的人都成了驚弓之鳥，不想調查牽涉民主黨人的檔案。霍爾德曼說，在選舉之後我們才能真正採取措施，在各種極為微妙的職位上安插一些忠誠可靠的人。當然，我們早該這樣做了。在這方面，我們肯定無可厚非，並沒有利用政府機關所擁有的巨大權力——國內收入署檔案、司法部檔案——去探求我們的民主黨對手們一些不可告人的勾當。
我再三力促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雖然沒有顯著的結果——使國內收入署查核一下麥戈文的主要工作人員和捐款人。我在有關這個問題的一份備忘錄中說，凡出現帶有「可疑交易」跡象的事情，應該及早搞清楚。「當然，如果沒有發現什麼問題，就不必再提，」我寫道，「但是我們在把事情撂下之前，必須確實下過十二分功夫，仔細研究過材料。」
拉里·奧布賴恩是民主黨人中特別擅長政治計謀的一個。他在甘迺迪的政治核心受過訓練，後來在追隨林登·約翰遜的年月里進一步得到鍛煉。他是民主黨地地道道的有力的黨徒。在肯特州立大學發生不幸事件之後，他竟然指控我殺死了那四個學生。不論是在越南戰爭還是水門事件的問題上，他都不失時機地狠狠進行打擊，並且總是採用不正當的手段。
國內收入署對霍華德·休斯的金融集團所作的調查已經揭露，休斯年年供給奧布賴恩巨額經費以維持他在華盛頓拉攏議員的機構，據說款額達20萬美元。關於奧布賴恩是否上報全部款項，曾否上稅，傳說頗多。我是又懷疑又希望我們能在這件事情上有所揭露，給予打擊；我在日記中寫道：「如果他容許自己陷入這樣的困境，我將十分驚奇。」國內收入署曾經打算找奧布賴恩談話，調查有關休斯給予經費的某幾點問題，我命令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在選舉之前使賬目得到迅速而徹底的調查。
我想，不論查核結果如何，這總是一個愉快的——有新聞價值的——意外事件：多年來他們一直把休斯描繪為我的財神爺，而事實上這位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才是休斯付款名單上得益不少的人。
結果，國內收入署在例行查賬以後，宣稱奧布賴恩沒有問題；我本想追查他以及麥戈文的支持者，但因競選日程緊迫和越南和平談判有了新的重大進展，這個計劃就擱下來了。
8月20日，即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前一天，帕特和女兒們前往邁阿密，我則留在戴維營最後潤飾我接受提名的演說稿。
第二天晚上，我打開電視機，觀看關於帕特的紀錄片，那是在邁阿密大會會議廳的大銀幕上放映的。吉米·斯圖爾特已經給她作了異常動人的介紹，到影片放完電燈一亮，帕特突然親自出現在矮平台上，伸開兩臂站著。這是她獨特的姿態，既優雅又有禮貌。節目已經演得很晚，她在萬無一失的本能的支配下只講了一分鐘的話，表示感謝。攝影機的鏡頭瞬即轉向朱莉和特里西婭，我可以看到她們的微笑中充滿著真誠的自豪感。我記下這樣的話：「就帕特、女兒們、戴維和埃德的露面來說，那是整個這次代表大會的特色。沒有任何一位總統的家屬比他們顯得更光彩奪目的了。沒有任何一個家庭比他們的一家更像地道的美國家庭了。」
8月22日星期二下午，我飛往邁阿密。晚上我在露天青年集會上出現，這是不在原計劃之內的。我受到的接待使我很難忘懷，迪克·鮑威爾和瓊·阿利森的女兒帕姆·鮑威爾陪我走上主席台，成千上萬個青年高舉雙手，四指伸開，齊聲高唱我初次聽到的頌歌：「再來四年!再來四年!」聲音震耳欲聾、和諧動聽。這是新型的青年共和黨人：他們並不守舊，但他們並不掩蓋自信和自豪的感情。
1972年代表大會期間，最難忘的景象或許是小薩米·戴維斯在青年集會主席台上感情衝動地擁抱我的一幕。當群眾終於安靜下來時，我描述了幾周前在白宮招待會上同他初次見面的情景。當時我們談了各自的經歷以及我們兩人都出身於貧苦家庭的情況。我說：「我知道薩米是民主黨黨員。我那次和他談話時並不知道他在這場選舉運動中將採取什麼態度。但是現在我明白了。我要向薩米作這樣的保證，我要向在場的每一個人保證，不論你們是白人黑人、年老年輕，我還要向收聽我講話的每一個人保證：我信仰美國人的理想。薩米·戴維斯也信仰美國人的理想。我們之所以有這種信仰，是因為我們已經親眼看到這個理想在我們自己的生活中實現。」在我——以及我想還有其他許多人——看來，那次青年集會是全國代表大會最精彩的場面。當天夜裡，我在大會會議廳里以1347票對1票，被提名為競選連任的候選人。
第二天晚上，大會堂外失望的示威者想要放火焚燒坐滿代表的大轎車。他們亂砍車胎，用雞蛋和石頭襲擊代表，並且戴著防毒面具、揮舞著警棍向會場衝來。我步入會場接受共和黨代表大會對我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提名時，眼睛被尚未散盡的催淚彈的余霧所灼傷。
在會議大廳里，無論是不出所料的精心組織的會議日程，還是未曾出現爭奪劇烈的提名戰這一事實，都沒有能夠減弱群眾的熱情。代表們接過我在青年集會上聽到的口號。他們一次又一次地高呼：「再來四年!再來四年!」
代表大會結束後的那一天，我在芝加哥向美國軍團發表講話，然後在密西根州尤蒂卡城為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中學落成典禮致詞。接著我們遠途飛往聖迭戈，又有大量群眾集會以待，會後再乘直升機沿海岸飛到聖克利門蒂，路程不長。所有那些群眾所表現出來的熱情是令人興奮、富有感染力和使人頗為滿意的。他們對我們的歡迎和反應充滿了感情，這種感受不論是我的部下還是我自己在華盛頓都是體會不到的。首都的許多專欄評論文章和新聞報道都說，我受到擁護，不在於我這個候選人自己的任何內在的品德，而是由於民眾普遍對麥戈文感到失望。
日記
的確，誰也不能說，我們在密西根、聖迭戈、聖克利門蒂沒有雀躍歡呼的人。可是和以往一樣，很不容易使新聞界據實報道情況。我傾向於認為我們的人將比麥戈文的人在情緒上更加熱烈和活躍，除非他有所覺悟，開始鼓舞和激勵他們，而不是像目前那樣說話死板生硬，完全類似道貌岸然的加爾文教派那一套。
聖迭戈的人群確實蔚為奇觀。到會的至少有1.5萬人。我的講話實際上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那時我正感到有些疲倦，根本無法充實內容。
我們接著來到聖克利門蒂。沿海岸飛行真是妙極了，當我們到達時，手下的工作人員已經準備要使我大吃一驚。他們原說只有四位市長和本地區的幾個朋友來迎接，結果卻是當天又一次人數眾多的群眾集會。人們熱情洋溢、情緒高昂。
回到住宅，我們真是精疲力竭了。帕特和我在書房裡吃晚飯——她吃了兩份子雞，我可累得胃口大減，幸而我那條叫「國王」的狗跑進來報銷了我的牛排。在過去一周里，帕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演員。
傍晚時分，我坐在游泳池畔抽著一支伊朗雪茄，送走了那一天。
8月30日星期三，霍爾德曼愁眉不展地來了。「壞消息，」他憂鬱地說，「我不是說著玩的——真是消息不好。」接著他把新的蓋洛普民意測驗遞給我：
尼克森64%
麥戈文30%
未定6%
當我抬起頭來的時候，他在微笑。我露出了笑容。這是代表大會之後進行的蓋洛普民意測驗歷史上有利於共和黨候選人的最大得分。
我在競選運動中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預定在8月29日舉行。水門事件顯然將是記者提問的內容之一。埃利希曼叫我放心，說至少有一點我們是可以肯定的：約翰·迪安、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都證實白宮與此事沒有牽連。
在記者招待會上，有人問我是否應該為水門事件任命一位特別檢察官。我回答說沒有必要，因為聯邦調查局、司法部、參議院銀行和貨幣委員會、總審計局都在進行調查。我說，我已命令白宮全面予以合作。「此外，」我接著說，「根據我的指示，總統法律顧問迪安先生在我們自己的工作人員內部已經進行了一次徹底的調查，查明有沒有線索可能涉及白宮任何現任工作人員或政府中的任何官員。我可以明確地說，他的調查表明沒有一個現任白宮工作人員或政府官員牽連進這個十分稀奇古怪的事件……這類問題真正的害處不在於熱心過度的人在競選運動中做了錯事，因而發生這樣的事情。真正的害處在於萬一有人加以掩蓋。」
在9月12日的內閣會議上，司法部部長克蘭丁斯特報告說，對水門闖入和竊聽事件的起訴書將在三天之內宣布，說其中沒有提到競選連任委員會的任何上層人士或白宮的任何人員。他預料民主黨一定會指責這是一種掩飾，因此他已經匯集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統計數字。聯邦調查局對這一事件進行了從甘迺迪遇刺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調查：51個外勤機構的333個特工人員經過總數達14098人時的1551次訪問，追查了1897條線索。
起訴書在9月15日宣布，其中只提到亨特、利迪以及在民主黨總部被捕的五個人。這一天我的日記相當長，但可以看出那時我對水門事件還是不大重視的。我記述了同納爾遜·洛克菲勒的會見，以及同康納利、伯恩斯、舒爾茨、斯坦和埃利希曼關於稅收問題長達兩小時的會議。我思考了當時正在重讀的羅伯特·布萊克所著《迪斯雷利》這本傳記中的一些段落；我記下了同朱莉的談話，她擔心她對一個記者提出的關於越南的問題回答得不夠妥當；我提到了我的憂慮，因為帕特耳朵疼了好久，但她不肯放鬆預定要做的工作；我評論了康納利不久前在電台發表的講話；我追述了在橢圓形辦公室接見歌手雷·查爾斯的情況。我僅在日記將結束時以短短的一句話談到水門事件：「今天是水門事件起訴的日子，我們希望能夠從現在起順利地度過這場風波。」
按照霍爾德曼的建議，那天晚些時候我接見了約翰·迪安，對他的工作表示感謝。自水門闖入事件發生之後的那周起，我就知道迪安以白宮法律顧問身份始終為我們掌握有關水門事件的各種問題的線索，其中包括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大陪審團、民主黨的民事訴訟、莫里斯·斯坦斯對拉里·奧布賴恩提出的誹謗罪控訴、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對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反控告、德克薩斯州眾議員賴特·帕特曼企圖就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財務賬目舉行選舉前意見聽證會的活動，等等。他匯報以後總結說：「三個月以前，我很難預料會出現我們今天這樣的處境。我想我可以說，從現在起54天〔選舉日〕以內，不會有什麼事情出乎我們……我們的意料而落到我們頭上了。」
我說整個事情實在卑鄙，令人作嘔，已經發生的種種情況「叫人萬分為難」。不過我對迪安說，他的處理辦法「很精明，因為你——不管哪裡出了漏子，你都能及時應付，處置得當」。
迪安的匯報涉及所有他正在處理的各種不同的問題。總審計局控告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違反競選財務條例的報告已提交司法部，迪安說，部里另有幾百份據說違反條例的報告——包括對麥戈文、漢弗萊和傑克遜的控告。總審計局還打算審查白宮工作人員使用基金的情況。迪安說：「我認為我們可以為白宮工作人員感到自豪。」他又補充一句：總審計局如果真來調查，也不會發現什麼問題的。帕特曼恬不知恥地要對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財務舉行聽證會的派性企圖，是我們在選舉前面臨的又一種攻擊。我對迪安說，整個事情只是「公共關係方面」的問題罷了，他表示同意。
迪安說：「我們一次只抓一件事。」
「你也確實不能老是坐著發愁，老是考慮，『可能發生最糟糕的事』，而實際上也許還不至如此，」我回答說，「所以你得儘量不露聲色，抱樂觀的希望……還要記住，這件糟糕的事不過是那些不幸的事情之一，並且我們正在設法減少我們的損失。」
接著我們轉而談起長期以來我要改組華盛頓行政機構的決心——改組之後即使對我們無利，它至少也不致再為民主黨人服務了。
兩天以後，我回顧了我對這次會晤的印象。
日記
同約翰·迪安暢談了一次，他給我的印象很深。後來我告訴了霍爾德曼，他說是他推薦迪安進白宮的，並說迪安有一種堅強且真正出色的本能，這正是我們在選舉之後為整頓各部並把國內收入署和司法部置於應有基礎之上所需要的人才。有時候簡直需要同那些反對我們的人劃清界限，然後採取行動有效地對付他們。不然的話，他們一有機會就會毫不放鬆地對付我們。
民意測驗繼續表明尼克森占壓倒性的優勢，這時麥戈文和施賴弗開始孤注一擲。他們吵吵嚷嚷地發動了猛烈的人身攻擊。麥戈文說我們對越南政策是為了保全面子而採取的「新水平的野蠻行動」。他三次拿我比作希特勒，把共和黨比成三K黨。他說，凡是支持我的工人「都應該檢查檢查頭腦」。
施賴弗把我叫作「滑頭大王」「精神病人」「權欲狂」，每天花大部分時間「想方設法使美國保持最大強國的地位以殺害和毀滅國外人民的一等騙子手」和「歷來第一號轟炸機」。約翰遜總統的前新聞秘書喬治·克里斯蒂安正同康納利一起在民主黨人中間進行支持尼克森的工作，我對他說，施賴弗稱我為第一號轟炸機，約翰遜聽了一定很高興。克里斯蒂安哈哈大笑，說：「我不相信，總統先生。約翰遜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不甘心屈居第二位的。」
在這些日益刺耳和惡毒的攻擊紛紛向我襲來時，我仍然在白宮恪盡職守，置身於競選運動不斷高漲的情感浪潮之外。9月初，我在戴維營度了一個周末，之後我的一些日記片斷表述了我所經歷的競選運動與麥戈文、施賴弗所進行的活動是多麼截然不同。
日記
中午前後，因為天氣極好——萬里無雲——我到游泳池裡遊了一會兒。像這樣的日子，我可以靜靜地躺著仰望樹葉。這使我想到春天的樹葉在風中翻動以及春秋兩季的樹葉真是十分相似的情景。春葉代表夏的開始，秋葉預示冬的來臨——一是生之初，一是亡之始。
我料想在下周的整個期間局勢將變得更加難受。顯而易見，麥戈文終於了解他只要單純進行攻擊就可以發生作用；而他正是窮凶極惡、不負責任地這樣乾的。至於我們的人呢，正如我向科爾森所指出的那樣，他們的反應當然和過去一樣，老實而又遲鈍，只守不攻。
麥戈文將去各大城市舉行街頭集會，這是他們絕望掙扎的一種表現，因為選舉之前的八個星期時間太匆促，來不及大張旗鼓地影響大城市。
我的競選活動有條不紊地進行著。特德·阿格紐、克拉克·麥格雷戈、鮑勃·多爾和他們的小組幹得十分出色。他們不僅是代表政府卓有成效的發言人，而且對麥戈文的極左觀點狠刺猛擊，使他忙於招架。在9月的競選計劃中，我增加了幾次政治性的公開露面，不過這仍是我一生中最克制的競選活動，因此我只記得它主要是一系列的插曲。
最難忘的是9月22日前往德克薩斯州的一次競選旅行，最後以我們在康納利的牧場上為支持尼克森的民主黨人舉行熱烈的野宴作結束。
日記
大約在11點30分或12點，當我們坐在一起時我對康納利說，非常重要的是這次選舉之後不能讓特迪·甘迺迪來收拾局面。必須有約翰·康納利這樣的人出來主持政局，因為我們的國家實在禁受不起甘迺迪、麥戈文之流在今後的歲月里哪怕有當上總統的可能。
帕特指出《紐約時報》關於麥戈文夫人的一篇文章說，尼克森一家是20世紀50年代的人物，而麥戈文一家是70年代的人物。我希望報刊繼續抱有這樣的想法，因為到頭來他們是要深受譴責的。
上床時我疲倦得要命，但夜裡還醒了兩次——2點一次，4點一次。最後到7點我又醒了。起床後打開窗簾，眺望青蔥美麗的鄉村景色以及牧場上吃草的牛群。使我大喜過望的是，我按鈴要早飯時，他們不是送來我要的麥片粥，而是堅持端來他們做的鄉下香腸，味道極其鮮美。今後早餐午餐我得花式多樣，免得老吃單調乏味的飯食。
9月底《紐約時報》發表社論，正式表態支持麥戈文。《華盛頓郵報》沒有發表正式文章，但明確表示它願意擁護麥戈文。我在日記里寫下我聽到《紐約時報》表態時的反應：「我說我聽到這消息如釋重負，因為我很不願意我的工作人員中有人慫恿我和他們的編輯部見面，感謝上帝，我們沒有這樣做。誰也沒有輕率地提出過這種建議。我向霍爾德曼指出，應該寫封信給《紐約時報》或者發表一篇聲明，說《紐約時報》完全應該贊成麥戈文，因為他支持《紐約時報》的一切主張——放任自流、撤離越南、新孤立主義等。」
《華盛頓郵報》的決定也並不出乎意料。專欄作家斯圖爾特·艾爾索普曾與該報發行人共進晚餐，他嗣後寫了一份報告由基辛格交給了我。6月26日，我在這份報告上口授如下的批註：「亨利向我講起他同艾爾索普的一次有趣的談話。斯圖爾特顯然病勢不輕，但他還出來同凱·格雷厄姆共進晚餐。他竭力主張應該支持尼克森，因為他在外交政策上頗有成就，同時懇切地說明使麥戈文當上總統的危險。他說凱·格雷厄姆最後大發脾氣說：『我恨他，我要想盡辦法把他打敗。』」
9月26日，我們在紐約為競選捐款人舉行一次晚宴。那天晚上的一次遭遇讓人特別不能忘懷。
日記
給我印象極深的一件事是一個比較年輕的人——至少在我看來他年紀不大；我想他大概40歲，也可能有45歲——對我說，他的兒子1970年死於越南，但他還是擁護我，贊成我的外交政策。
當我想到像他這樣的人，想到士兵們的母親和妻子時，我認識到極為重要的是不僅要考慮結束戰爭，而且要考慮結束戰爭的方式不致使他們的犧牲毫無價值。這是當我們被人群簇擁著走開的時候我對他說的話。
10月12日，亞特蘭大歡迎我和帕特的群眾估計有50萬到70萬。當時發生了一件使特工人員驚惶不安的事情：旅館外面的人群中有個人把我一把抱住，高聲大喊：「謝謝你把南部又變成了美國的一部分。」後來我對埃利希曼說：「南部民眾正在給民主黨上一堂愛國主義的課。」
在俄亥俄州一次長長的車隊的行進中，有人警告我說，前面不遠處有一些不友好的示威者在等待我們。還聽說有人揚言要扔炸彈，所以特工人員要求在這段路程蓋上我坐車的車篷，並且加快速度。
日記
我確實做的一件事是在特工人員要加快汽車速度時，我叫他們放慢速度。我說我們不該避開這些人，於是我們把汽車開得慢如蝸牛，我和帕特分別在汽車兩側把手伸出窗外，對那批氣勢洶洶的人群中的狂熱分子揮手致意。
當我看見一些反戰分子和其他人等時，我就乾脆伸出兩個指頭作「V」字形或蹺起大拇指。這可真把他們驚呆了，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他們的標誌。有些人眉開眼笑了。當然也有些人更加橫眉怒目。我想到戰爭不再成為人們爭論的問題時，這批人將有一部分感到空虛而不知所措了。他們基本上滿腔憎恨，傷心失意，與人疏遠——他們不知道怎樣排遣生活。
我認為，最糟的也許是一群大學甚至中學的教授，特別是年輕的教授和副教授。他們想把自己不能鼓舞學生勤奮學習的過失推給別人。
我想起在肯特州立大學事件發生之後來見我的那些東部名牌大學的校長們。他們說，請不要把問題留給我們——意思是要讓政府出一點力。他們誰也不肯承擔任何責任。
現在責任是他們的，雖然我猜想他們還會提出新的問題。黑人權利問題已經過去——那種環境不存在了，戰爭將要過去——問題還存在，其次又是什麼問題呢?我想那將是大公司貪污腐化或諸如此類的問題，但他們很難找到像戰爭問題這種能在情緒上把青年小伙子煽動起來的問題。
大學行政人員和教授應當反躬自省——照照鏡子——了解到正是他們才負有責任——認識到如果青年人意氣消沉，這是他們的過錯。這樣做將是一件好事。他們不能責備政府或其他任何人。
雖然我很少直接參加競選活動，活動卻很緊張。到競選快結束時，我已作了幾十次演說和非正式講話。
日記
我做了一個怪夢，夢中在某個集會上講話，講得太長了些，於是洛克菲勒站起來，不等我講完就把話筒拿了過去，群眾一片掌聲。當然一個演說的人總是擔心話是否說得太長了。我這個夢是下意識的反應，很有意思。
既然我的戰略是自己儘量少參與競選活動，我的家屬就接過擔子在全國穿梭往來，同公眾見面。帕特、朱莉和特里西婭從8月底到選舉日的九個星期內，總共去過37個州的77個城市。戴維在海軍，只能站在旁觀位置；但埃德·考克斯直接參加，到大學去同一些最頑固的聽眾見面。他那落落大方的風度、機靈而有條理的頭腦使他能夠堅持下去，到處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們在各地的講話以及記者招待會上的所有發言，沒有說過一句錯話。他們受到詰問、推搡，聽到輕蔑的噓聲和示威者下流的叫嚷，但他們像搞這種活動的老手一樣堅持不懈、泰然自若、積極主動。帕特在波士頓即使被惱怒的青年男女謾罵時，還是安詳而不失常態——這甚至更加激怒了他們；我相信，他們並沒有想到他們是多麼傷了她的心。特里西婭介紹了她遇到一群粗手大腳的示威者圍困時應對的策略：「對不起，」她常常平心靜氣地說，「別推倒了孩子們。」
朱莉在說她不惜為南越的自由而犧牲生命時，意志堅定，絕非空談；但當她想到熱愛政治活動的戴維因其軍艦將開往地中海而錯過選舉時，含著眼淚離開餐桌，她又顯得多麼心軟。
日記
朱莉考慮周到，等到招待葛羅米柯的晚宴結束之後才來見我，問我既然戴維不能回來參加選舉，她是否可以去看他。我當然完全同意。
如果選舉使他們不能在他們認為重要的時刻歡聚幾天，那就讓選舉見鬼去吧。
我想起1960年競選失敗之後，朱莉至少就表面的感情來說確實是個決不認輸的人。我記得我走進我們的林巷住宅她的臥室去吻她道晚安時，她總是說：「爸爸，我們不是還能獲勝嗎？」那是選舉後兩星期左右的事情了。
在1960年第一次辯論期間，朱莉曾經為爸爸的勝敗擔心。特里西婭忠心耿耿地站出來說：「他當然勝利了。」
我記得1962年她們的反應就有些不同。朱莉為我在選舉後接受報界的挑戰而道賀，特里西婭卻看來比較沉默，不大放心。
回顧已往十年，我的確使家裡人為我自己的反應而難受。我將永遠不會忘記，當我告訴她們我們將去紐約時，特里西婭怎樣進去把她所有的筆記本撕個粉碎，她們實在憎恨加利福尼亞的學校，因為那些伯奇分子[4]老是和她們作對。
我知道帕特的經歷是最艱難辛苦的。在將近20年的社會生活期間，她一身兼任妻子、母親和全力以赴的競選運動參加者。這不是由於她喜歡顯聲揚名——絕非如此。這是因為她信任我。她把全部工作都做得卓越非凡。現在她為千百萬人所愛戴，沒有一個婦女能像她這樣受之無愧。我深切希望她覺得她的一切辛勞都是值得的。
越南問題的突破
不出我們預料，河內於1972年夏天又發動了一系列宣傳攻勢，企圖利用美國國內的輿論。這次他們使用的手法是聲稱——純屬杜撰——美國轟炸機正在故意襲擊北越堤壩，以便使洪水泛濫，淹死大量平民。反戰領袖們輕信了這種聲明。特迪·甘迺迪指責我們採用一個「故意轟炸堤岸的政策」。我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想至少指出這種責難的不合情理之處，如果事實上已經決定採取故意轟炸堤壩的政策，我們就能夠在一星期內炸毀全部系統。但是，儘管有種種宣傳，並沒有重要的水利樞紐被炸毀，也沒有發生洪水泛濫的情況。
7月27日，前司法部部長拉姆齊·克拉克，就是麥戈文譽為「如能拉他來擔任聯邦調查局局長，最為穩妥」的人物，在一個調查「美國在印度支那犯下的罪行」的瑞典人組織的贊助下，前往河內。他在河內電台發表廣播演說，聲稱我們的轟炸應該立即停止。8月12日，他對新聞記者說，他已經訪問過戰俘營，看到美國戰俘「比我還要健康，雖然我是個很健康的人」。克拉克一回來，特迪·甘迺迪就請他到國會山為美國戰俘受到優待作證。
當克拉克在河內的時候，施賴弗插了進來，「透露」尼克森政府使1969年實現和平的歷史性機會「告吹」，因為我沒有繼續擴大約翰遜政府最後幾個月任期內在巴黎進行的和談所取得的成果。施賴弗又聲稱，他辭去駐法大使的職務就是為了抗議我的戰爭政策。比爾·羅傑斯聽到之後怒不可遏，他公開斥責施賴弗的聲明是「廢話」，是政治性的奇談怪論。羅傑斯的聲明特別有效；它明確有力，具有他在競選運動期間在公共講壇上歷次為我的外交政策辯護時所表現出來的特點。第二天，國務院公布了施賴弗辭去大使職務的文件。這封信很難說是抗議。恰恰相反，他寫明他已經「完成了我前往巴黎想達到的目的——至少是在越南實現和平的開端，以及美法之間友誼的復甦」。
康納利打電話給我說，約翰遜總統知道了施賴弗的指責，「氣得要命」。約翰遜表示，他對麥戈文的業已微乎其微的支持將由於這一事件而變得更少。約翰遜打電話給霍爾德曼，說他從未告訴施賴弗有關巴黎談判的內情。「我從來不信任這個混賬東西，即使在那個時候也是如此。」約翰遜說。
拉姆齊·克拉克從河內回來後沒幾天，合眾國際社透露，皮埃爾·塞林傑奉喬治·麥戈文之命，在巴黎與北越代表團直接接觸。他的目的是要了解共產黨人是否會釋放一些美國戰俘。目標是值得稱讚的，但這種接觸具有一種政治手法的一切特徵。而且，洛根法案禁止私人為了影響美國政府與外國政府之間的爭議，擅自與外國政府接觸。因此，麥戈文必須回答有關塞林傑使命的一些嚴重問題。
當記者向麥戈文問起這一事件時，他說：「我沒有對皮埃爾·塞林傑做過任何指示。」這番話顯然使塞林傑瞠目結舌，因為麥戈文曾經不僅派他出使，而且通過一位著名的反戰領袖為此做出安排。麥戈文撒了一個大謊，被人當場戳穿，性質嚴重，聲名狼藉。
麥戈文拿越南戰爭做文章，對我進行攻擊，全都勞而無功。8月底，我們得到消息，公眾對我戰爭措施的支持實際上有所增加。據9月初哈里斯民意測驗調查的結果，55%的人支持繼續轟炸北越，64%支持海防港布雷，74%認為南越一定不能落入共產黨人之手。麥戈文及其追隨者脫離了廣大的美國人民。但是善於觀察美國輿論的北越卻顯然知道了其中的信息。
經過三年令人失望和毫無結果的僵局，美國—北越的私人渠道於1972年8月突然活躍起來。看來共產黨人第一次確有解決問題的意圖了。基辛格和我認為，他們已經得出結論，麥戈文沒有當選總統的機會，在選舉之前和我談判可以得到比選舉之後較為有利的條件，因此，他們決定充分利用這種可能性。此外，他們一定也為我們與莫斯科和北京的接觸以及越南化措施的成功而感到憂慮；我們還知道5月8日的布雷和轟炸在軍事上使他們深受重創。
在9月26、27日的兩天會議上，北越人提出一個新的十點方案。它雖比過去的任何方案較為可行，但在關鍵性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上還是不能接受的。下一次預定10月8日舉行的會議顯然具有明確的意義，它將決定新的勢頭是否能維持下去，在11月7日選舉前獲得解決。對此我並不樂觀，但決心儘可能對這次會議施加壓力。
當蘇聯外長安德烈·葛羅米柯為簽訂限制戰略武器協定於10月3日抵達華盛頓時，我邀他前來戴維營。他重彈老調，說越南問題如得解決，當能促進美蘇關係。這時我告訴他，基辛格下周再去巴黎時將把我們的最後提議攤在桌上。如果北越人說不行，那麼和談的道路就將封閉，我們只好在選舉後另想辦法了。
即使北越人抱有這種願望，我們似乎也不可能在僅僅五周之內就磋商出一個可以接受的協定來。然而，我覺得我們應該使阮文紹對於這一明顯的可能性有思想準備：共產黨方面真已下定決心要在我們選舉之前締結一項協定了。於是黑格飛往西貢，向阮文紹保證我們不會不計一切地輕率簽訂協定。但他也說明，如共產黨方面提出合理建議而我們拒不考慮，我們將在國內面臨困難的局面。那時他們可以將破壞和平的責任推給阮文紹。
阮文紹顯然大為震驚。他懷疑北越建議的動機，並為我們願意接受它們作為談判基礎這一點深感不安。他責備基辛格，說他在談判中「不屑」考慮西貢的意見。黑格竭力叫他放心。最後阮文紹掉下了眼淚。
我同情阮文紹的處境。幾乎全部北越軍隊——春季攻勢中越過非軍事區，估計有12萬人——仍然在南越，他對於將使美軍撤退而不要求北越作相應撤退的任何計劃自然心懷疑慮。我同意他的見解，認為共產黨人的動機是完全缺乏誠意的。我和他一樣知道，只有南越的力量和美國隨時準備反擊的決心才能迫使他們遵守協定，不至於出爾反爾。但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按照我們的主張談妥一項協定，那麼迫使他們遵守協定的那些條件也就具備了。我給阮文紹寫了一封親筆信：「我向你明確保證，倘若事前未經你我親自討論各項條款，任何解決問題的協議都是達不成的。」但我知道他喜歡採取任性的行動，也提醒他如果激起美國國內和南越的緊張局勢，可能會產生哪些危險。
10月5日，我們接到北越總理范文同與法國駐河內總代表最近進行的一次談話的消息。范文同第一次對和平的可能性表示樂觀。他承認他的專家們過去太重視美國的反戰領袖，又說選舉之後我大概可以不受牽制了。
同一天我舉行了記者招待會，記者們的提問集中在選舉之前實現和平解決越南問題的前景方面。我回答說，無論如何，選舉不會決定我們談判的性質：「如果在選舉之前我們能夠正確地解決問題，我們當然要努力促其實現。如果辦不到，我們是決不會在選舉之前錯誤地解決問題的。」
在10月8日的會談快舉行時，我覺得我們已經用了一切可能的辦法促使河內解決問題：我們重新開始的轟炸正在給予他們的軍隊以沉重的打擊，現在蘇聯領導人大概願意力勸北越人接受他們所能得到的最好條件，在美國大選之前結束戰爭。與此同時，我在選舉中占壓倒性優勢的局面使連任的希望與日俱增。
10月8日星期天，基辛格和黑格抵達巴黎，同北越人舉行關鍵性的會談。當天晚上，他們發來電報作簡短的匯報：「告總統，今日初次會談獲得某些確切進展，請他相信我們會取得積極成果的。」
星期一，基辛格報告說會談緊張而不夠穩定，但又說：「我們處在緊要關頭。」星期二，我們只收到簡短的報告，不大容易領會，有點兒干著急：「這一輪會談極為複雜和微妙，所以我們不能詳陳內容，以免泄密。我們充分了解我們的職責所在。我們過去未曾使你失望，現在亦復如此。」
那天晚上，喬治·麥戈文作了一次事先就大吹大擂的全國性電視競選演說，談越南問題。他說，在他就任總統的那一天，他要停止一切轟炸，立即開始從南越撤退美國全部軍隊和軍事裝備。他又承諾要停止對西貢的一切軍事和經濟的援助。他沒有保證遣返戰俘的計劃，但說他期望河內對他的各項政策做出有利的響應。詹姆斯·賴斯頓寫道，麥戈文「十分賣勁兒地迎合河內的戰爭目的，其結果是經過這次演說，在公眾的支持方面他可能實際上得不償失」。約瑟夫·克拉夫特是這樣評論麥戈文的演說的：「顯然，他不知不覺地準備接受比對方提出的更壞的條件。」
10月11日，基辛格只報告雙方決定再留一天，因為他們希望即將實現一次重大的突破。那一天，我們確定了一個以河內為中心的周圍10英里的免炸區。
10月12日晚，基辛格和黑格回到白宮，立即到行政辦公大樓我的辦公室向我匯報。
從本屆政府最初的幾天起，基辛格和我就談到外交政策中的「三大問題」——中國、蘇聯和越南——以及我們的目標同他們都有關係。到這時為止，其中的兩個目標已經達到：我們打開了通往中國的門路，我們同蘇聯開始有了新的關係，只有第三個目標——解決越南戰爭——仍舊沒有實現。在基辛格開始匯報巴黎和談時，他眉飛色舞，露出我從未見過的笑容。「嗯，總統先生，」他說，「看來我們是連中三元了!」
他極為詳盡地敘述了和談的經過。黎德壽在誇誇其談一番之後，提出了一項新的建議，差不多都合乎我們的主要要求：停火，然後美軍在60天之內從南越撤退，並且雙方釋放戰俘。北越人不願明確同意從南方撤退他們的軍隊，因為他們堅持所謂他們在南越並無一兵一卒的謊言。這種不加掩飾的虛偽說法特別使阮文紹惱火。現在基辛格拿回來的條件是符合我們和阮文紹的目標的，也可以讓北越保全面子：不要求北越撤軍，但商定的條款規定更換軍隊辦法，關閉寮國和柬埔寨的邊境庇護所，這就可以有效地切斷北越軍隊的給養來源，迫使他們不是回到北方，就是在南方逐漸消亡。共產黨人終於放棄建立聯合政府的要求，同意代以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由政府、越共和中立派代表組成，以保全面子。投票表決時需要一致通過方才有效；這樣阮文紹就有了保障，不致被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的多數所壓倒。同樣重要的是，他們放棄了阮文紹辭職的要求。單是這些條款就等於宣告敵人完全投降：他們正在按照我們的條件解決爭端。
還有一條規定體現了美國對北越進行經濟援助的原則，我認為這在整個協定中可能是最值得注意的部分。共產黨人竭力聲稱，這場戰爭是我們發動的，所以這筆錢應當作為戰爭賠款；但不管他們怎樣想方設法說得理由十足，向美國要錢總表明共產主義原則喪失殆盡。更重要的是，當北越人民在25年來開始第一次嘗到和平的果實時，我們的援助勢必增加我們對河內的影響。
若干尚未解決的問題留待10月17日在巴黎舉行的最後一次會議談判解決。其中只有兩個是比較重要的。第一個問題是釋放越南平民犯。北越人如不把那些犯人的釋放作為協定的一部分，就會被指責為出賣他們的越共盟友。第二個問題涉及雙方補充軍用物資的規定。共產黨人要求按「平等原則」辦理。但我們和南越人都不能接受，因為那樣就會立即降低南越對越共擁有的軍事優勢，我們認為這種優勢是維持和平所不可缺少的。我們的主張是以一對一為基礎更換現有的破舊武器。
基辛格提醒黎德壽，協議必須經我審閱和批准。他同意10月17日在巴黎最後一次會議後去西貢三天，把協議提交阮文紹並徵求他同意。然後他將於10月22日前往河內，和北越領導人一起草簽協定。之後他將返回華盛頓，於10月26日發表聯合公告。停火將在10月30日開始，當天各方外長將在巴黎簽署協定。
我關照從白宮食堂端來幾盤牛排，還叫馬諾洛拿來一瓶拉斐特-羅特希爾德堡出產的葡萄酒，以便我們舉杯祝賀基辛格的成就。我注意到黑格的情緒似乎有點兒低沉，不過我認為他只是由於過去幾天的勞累而感到疲倦罷了。最後我正面問他：你覺得從阮文紹的觀點來看這些條款怎樣。他回答說，他確實覺得對阮文紹來說這是個很不錯的協議。然而，阮文紹本人對此作何反應，他感到不能放心。
基辛格曾經答應北越人，在他到華盛頓以後48小時內就讓他們知道我的反應。第二天，我指示五角大樓把對北越的轟炸減到200架次，並下令限制B-52的空襲活動。那天晚上我們給巴黎拍去一封電報：「總統同意『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和恢復和平協定』草案的基本內容，但尚有幾項技術問題需待春水部長和基辛格博士於10月17日進行討論，同時還應當作下列實質性的改動，否則美方就不能接受這一文件。」我要求的一項改動是，刪除一段關於把南越雙方——西貢政府和越共——的各種軍事義務同協定的政治部分聯繫起來的文字。我們想把各種政治問題都包括在政治一章裡面。另外兩處改動是澄清文字上的含糊之處。
北越方面以正式照會答覆說，他們認為我們要求改動的幾點是雙方已經談妥的。他們說目前只能考慮作一些不大的技術性改動，並且要求我們不要作我所列出的那樣的改動。選舉限期顯然是一條雙向道：正如我們可以用它來迫使他們接受我們的條件一樣，他們也可以試圖用它來誘使我們冒冒失失地接受一項草率制定的、考慮不周的解決方案。
因此，我看了這個照會後對基辛格說，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當考慮我們認為不能接受的條款。
日記
我說，就大選來講，達成協議不會對我們有什麼特別幫助，只有在阮文紹或北越方面使協議成為泡影時，才會產生對我們不利的危險。但是，已經發生的事不可能造成致命的損害，反倒只會縮小彼此的分歧。在目前情況下，我們必須怎樣正確就怎樣干。正如我已經向他指出的那樣，如果現在是結束戰爭的合適時機，如果這是合適的方案，我們就不應當把它拖到大選以後再加以考慮，因為那時敵人所受的壓力可能比現在小。
根據我對以往一些協議的研究，每當協議可能達成時，就會出現可以施加壓力的時刻，如果錯過這種時機，戰爭就會拖延幾個月，甚至拖延幾年，然後才有可能再出現這樣的時機。也許目前就是這樣一個可以施加壓力的時刻。我們必須不遺餘力地利用這個機會，因為如果我們把機會錯過，讓大選過去而發現問題老是拖延不決，我們將永遠不能寬恕自己。無論如何，我們現在具有可以利用機會的有利形勢。我們一定要做我們應當做的事情，不管它將對選舉產生何等影響，而其結果倒很可能是對選舉非常有利的。
基辛格提出，是不是可以以停止轟炸作為我方善意的表示。我下令再次減少我們每天的襲擊，從200架次減到150架次。但毫無疑問，如果全面停炸，那就會是個引人注目的行動。我告訴他，我堅決反對大選前實行全面停炸。如果在巴黎和西貢都獲得滿意的結果，因此他能夠前往河內，那麼，我就要考慮在他逗留該地的少數幾天裡暫停轟炸。反正協定不簽字，轟炸是不會停止的。我不會由於看到協定有了一點兒指望就上當受騙，像約翰遜在1968年那樣。就在基辛格動身前往巴黎以前，我交給他一封頭天晚上我寫的信。信中我告訴他，要為爭取實現體面的和平而做他認為應當做的事，不要考慮大選。
基辛格10月17日同春水的會晤是緊張而有壓力的。在處理犯人的問題上，基辛格拒不接受共產黨人要求我們釋放西貢所拘押的全部越共平民的主張；這些犯人中有一些是恐怖主義殺人犯。基辛格對春水說，南越方面是決不會接受這個要求的，把無法實現的條款寫下來是毫無意義的。共方還反對我們關於替換戰爭物資條款的嚴格解釋，也沒有能夠就拘押在寮國和柬埔寨的美國戰俘的問題做出令人滿意的答覆。顯而易見，完成協議的日程勢必要往後推了。他們竭力要求基辛格到河內去解決餘下的問題。基辛格知道我在這一點上的觀點堅定不移，因此他答覆說，在完全達成協議之前他不能到河內去。雖然還有若干問題尚待解決，但基辛格動身到西貢去了。他已經提醒過共產黨人，在簽訂任何協定以前，我們必須先同阮文紹磋商。儘管基辛格知道，阮文紹會對協定的條款心懷疑慮，並且會由於協定是在他未參加的情況下突然意想不到地談妥而感到不快，他也只能安排三天的時間在西貢仔細研究一下協定。毫無疑問，北越方面正試圖利用大選期限的壓力來使我們同阮文紹的關係緊張起來，並且造成一種印象，仿佛協定是在沒有給他足夠時間為某些表面上不太有利的條款作輿論準備的情況下由華盛頓強加於他的，從而給他製造國內的政治問題。但是基辛格曾經抱著僥倖心理，認為如果阮文紹以積極態度對待這一協定，並且如實地把它看成一項勝利，那麼他就會漠視這些問題，並且理解這項協定給他帶來的極大好處。
第二天，我給北越方面發出一份照會，通知他們說，按照我的意見，需要再舉行一次會議，然後基辛格才能前往河內，我們才能停止轟炸。我反覆說明，有關北越部隊撤出寮國和柬埔寨的問題應該得到諒解，有關在押平民和替換物資的問題也必須加以解決。我提出了一個新的日程表，把原有日程延長三到四天，以便基辛格和黎德壽能再舉行一次會談。我還說明，作為一種善意的表示，在談判進行期間我們將保持目前對轟炸出擊架次和B-52空襲所施加的限制，同時重申我希望在所提新的日程內完成協議。
北越方面現在顯然決意要在選舉以前達成協議。他們復照表示願在武器替換和無條件釋放在北越的我方戰俘問題上完全接受我們的主張。我給范文同拍了一份電報說，現在可以認為是已經達成協議了。只有單方面發表聲明的問題，其中包括有關停火的安排和交還在寮國和柬埔寨的美國戰俘的問題，仍然有待澄清，所以我建議再推遲24小時，以便考慮和解決這些問題。我說，一旦這些問題得到處理，就可以指望我們按照修訂的日程進行下去，最後在10月31日簽字。10月21日，北越方面提出答覆，同意我方有關單方面發表聲明的主張。
基辛格10月18日到達西貢時，隨身攜帶著我寫給阮文紹的一封信。我在信中說：「我認為除了接受這一協議外，我們沒有其他合理的辦法可以選擇。」我向阮文紹保證，我將十分認真地看待共方任何失信的行為。
基辛格發現阮文紹彬彬有禮但不明確表態。在他同南越國家安全委員會全體成員和出席巴黎會談的大使們舉行的一次氣氛緊張、情緒激動的會議上，人們連珠炮似的向他提出了許多心存疑慮的問題。事後基辛格報告說，南越領導人出人意外地害怕北越共產黨的欺騙，對他們自己則令人不安地缺乏信心。顯然，眼看要切斷依附於美國母體的臍帶，他們正感受著心理上極大的痛苦。根據基辛格對形勢的分析，我們面臨著一種荒謬的局面：實際上已經打輸了這場戰爭的北越正以戰勝者自居，而實際上打贏了這場戰爭的南越卻在行動上顯得它好像已經吃了敗仗似的。
這種態度無疑有其心理上的原因，但是在阮文紹的行為背後，也存在著各種個人、政治、外交和軍事等方面的實際因素。由於美國新聞界形容阮文紹的那種方式，許多美國人認為他是個鎮壓他的政治對手的小暴君。人們的不同政見在南越基本上被剝奪了發表的權利，但是阮文紹仍然不得不對付一個由選舉產生的國民議會以及形形色色公開的國內政治反對派。除非他能使人民深信這項和平協議會對南越有好處，否則他能否繼續掌權是很成問題的。他們打了那麼多的仗，付出了那麼多的犧牲，並且對敵人了解得那麼清楚，因此，儘管共產黨人口口聲聲說他們真心誠意或願意遵守協議的條款，但他們也是不會輕易受騙的。在最後一批美國人撤走後，他們還必須留在自己的國家裡，當然不願接受任何可能使他們處於不利地位的協定。由於任何協定的條款必然有爭議之處，阮文紹就不得不表明，他既沒有放棄南越的任何重大利益，也沒有接受華盛頓交代給他的條件。問題在於這樣做需要時間，而如果我們要恪守已經商定的簽字日程，時間是我們唯一缺少的東西。
阮文紹還會對立即簽訂協定的軍事後果感到擔憂。許多軍事分析家認為，北越方面之所以堅持要以10月31日作為簽訂停火協定的最後限期，是由於他們已經厲兵秣馬，要在那一日期以前在南越搶占並控制儘可能多的土地。早在10月初，繳獲的北越中央南方局的一項指示就已經透露出這一計劃，要把南越軍隊吸引到北部地區，使湄公河三角洲和西貢外圍各省在最後一分鐘的攻勢下易被攻取；這個文件還布置了在停火後進行恐怖活動的一些計劃。黑格對此感到深為憂慮。
日記
黑格認為，真正的問題是北越方面事實上正以極其強大的兵力活躍在西貢周圍地區，以便儘可能搶占地盤。某種情報表明，他們已經指示他們的幹部：在宣布停火時，立即把他們所控制的地區以內的全部對手擊垮。
這將是一場兇殘的攻擊，在我們力促阮文紹接受一項政治上無疑是合理的，但在軍事上也必須證明是站得住腳的解決辦法時，這是我們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
10月20日，我們開始執行「進一步加強行動計劃」，用大批飛機向南越空運軍事裝備和補給品。如果協定在10月31日如期簽訂，我們就必須立即遵守關於限制物資替換的條款。因此，在截止日期以前，應當儘量完成預定的越南化計劃。
我想再次弄清楚基辛格是否理解我的想法：不必趕在大選以前達成協議，不要對阮文紹逼得太緊，免得他同我們決裂。因此，那天夜裡我給他拍了一份電報：
在你同阮文紹繼續商談時，我想再次著重說明，所採取的任何行動都不應受美國大選日期的影響。我已得出結論，如果在大選以前達成的協議會使我們遭受指責，說我們所獲得的解決辦法還趕不上等到大選以後可能爭取到的辦法，那麼，這種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場慘敗的協議就很可能會嚴重地損害美國國內的情況……
正如我昨天扼要地說明的那樣，我們締結任何協定都必須使阮文紹成為自願的夥伴。切不可強迫結合。
10月21日，多勃雷寧交來一封他所說的勃列日涅夫的緊急信件。信中說，北越人向他抱怨，說我們違背了我們已經同意的方案，他想讓我們知道，蘇聯政府希望我們遵守業已確定的日程表。
同一天，消息傳到華盛頓，說范文同單獨接見《新聞周刊》記者阿諾·德·博什格拉夫，進行了兩小時的談話。當范文同被問起阮文紹在停火後是否可以成為三方聯合政府的一員時，他給人的印象與北越方面在巴黎已經同意的方案截然相反。他答覆說，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可能實際上是或者可能成為聯合政府。這番話必將使阮文紹大為惱火，並使他更難接受這一協定。
北越人正在實行一項精心策劃的戰略。他們同意我們所提的每一點，以便他們萬一決定要把談判經過公布於世時可以有一沓十全十美的記錄。由於把協議說成共產黨的勝利，像范文同對德·博什格拉夫所說的那樣，他們就不僅在國內和國際上保全了面子，而且對阮文紹發動了一場心理戰。他們在把協定翻譯成越文時，故意改動協定的字句，試圖用這種拙劣的手法在西貢和華盛頓之間製造摩擦和猜疑。這樣，即使北越人在我們的轟炸和布雷的影響下搖搖欲墜，並由於我們同他們的莫斯科和北京盟友改善關係而心煩意亂，他們仍然想依靠軟弱的地位一鳴驚人地達到他們從實力地位出發所無法達到的目的。他們試圖在我們和阮文紹之間打進一個楔子；如果他們成功了，他們還可以利用我國的輿論迫使我們撤軍，讓他們如願以償地獲得機會來摧殘阮文紹政府和征服南越。我決意不讓他們得逞。
10月21日，我讓黑格給基辛格拍了另一份電報，要求除了實際上使阮文紹不同我們決裂以外，儘可能給他施加壓力。我還說，如果看來沒有可能取得阮文紹的同意，基辛格就應當通知他，我們不得不考慮同敵人締結一項單獨的協定。其實這時我並沒有考慮要這樣做，也不認為將來有必要這樣做，但是，我想使阮文紹深刻了解，我一俟條件合適就達成協議的決心是認真的。
據基辛格判斷，問題倒不在於阮文紹會幹脆拒絕接受協定，惹得我們同他決裂，而在於他會不給任何答覆，進行拖延，從而迫使我們錯過簽字的日期。因此他建議，在得不到阮文紹對協定的任何反應的情況下，或在他萬一拒絕贊同協定時，他就應當如期前往河內。他懇切陳詞，指出如果取消他所說的「最後一段航程」，那就會造成許多難題，其中最嚴重的是，他仍然相信一旦我國大選結束，共方就會覺得迫使他們達成協議的壓力大為減少，很可能會決心恢復戰鬥：
在最近幾個星期里，我們施展了強硬無情的策略，利用我們的選舉限期作為向對方實行脅迫的手段。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取得了在上個月或者在上個星期沒有人想像得到的讓步……
華盛頓必須懂得，這不是主日學校的一次野餐會。我們與之打交道的是一批狂熱分子，他們已經打了25年仗，並在最近的戰爭中喪失了他們男子中間的精華。他們已經忍痛作出了較大的讓步。我們不能肯定他們要過多長時間才願意按照目前我們所能接受的條件解決問題。如果取消這最後一段航程，那就可能使我們付出巨大的代價。
然而，我強烈地感覺到，北越人將利用基辛格在河內露面的機會謀求宣傳上的勝利，並利用它來使美國輿論轉而反對阮文紹，所以，除非有關各方已經同意簽訂協定，我決不考慮把最後一段航程當作可供選擇的途徑。
10月21日上午，基辛格同以南越外長為首的一個工作小組會談，這位外長在會議開始時要求作一次祈禱，然後提出對協定草案作23處修改。基辛格認為其中16處是次要的，可能比較好辦，因而立即表示同意。可是其餘的7處卻提出了難以滿足的要求，其中包括北越部隊從南越撤走的具體規定，以及實際上等於取消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的主張。他解釋說，共產黨部隊由於已經在戰鬥中遭到削弱並無法得到增援，終將自趨消亡；他還指出，既然委員會的任何表決都必須取得一致的同意，那麼對於西貢來說，該委員會終將成為一種保障而不是障礙。會議的氣氛是親切的，基辛格覺得他能夠頗有說服力地提出他的論點。但是仍然聽不到阮文紹那裡的消息，而時間卻在流逝。基辛格在同南越工作小組會談後拍來電報說：
我已請求今晚同阮文紹會見以摸清他的意圖。顯然我們不能等待太長而不作出抉擇，因為我們正在迅速地為許多事件所困而不能自拔。回顧既往，現在看得十分清楚，我當初是不應當同意給最後一段航程規定一個固定不變的日期的。這樣做，使我們得到了我們任何人都想像不到的讓步，但是它顯然正在使我們為此付出代價。這形成了大水漫過堤壩的局面。我想你看了我們在這裡會談的記錄以後，一定會覺得我們對阮文紹是一直很有耐心的。
與此同時，北越人同意了我們關於寮國和柬埔寨問題發表單方面聲明的方式。我即刻給基辛格送去了一封信，由他在同阮文紹會見時面交。我在信中說，現在我已經極為仔細地研究了整個協議，包括河內最近的讓步在內。由於一些非常實事求是和令人信服的理由，我敦促他接受這項協議：
如果在這個時候你覺得這個協議是不能接受的，而對方又把他們為了滿足我們提出的要求而作出的極大努力公布於世，那麼根據我的判斷，你的決定將極為嚴重地影響我為你和南越政府繼續提供支援的能力。
隨著總統競選活動從1972年夏天進行到秋季，一般有政治常識的人都認為，我可能力圖在大選以前達成協議，藉以使這場戰爭變得在政治上對我有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主要由於麥戈文的極端主義，但也由於他拙劣的競選手法，政治壓力的效果適得其反。民意測驗證實了我的直覺：就選民的支持來說，我處理戰爭的辦法一般被看作可以對我肯定而對麥戈文加以否定的問題，因為人們認為他軟弱，是個投降派。所以，趕在大選以前倉促達成的任何協議都會顯得動機不純，招致猜疑。鷹派將會不公平地指責我為了不錯過一個利己的限期而作了過多的讓步，而鴿派則會錯誤地聲稱我本來在1969年就能夠取得同樣的條件。
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等到大選以後再去解決問題的風險是，共產黨人可能決定要繼續打下去。我準備在大選以後加緊進行轟炸，但是我無法知道，這樣做是否能在美國公眾的耐心喪失殆盡以前、轟炸的舉動使我們同中國人和蘇聯人產生嚴重問題以前或者國會幹脆投票決定要我們擺脫戰爭以前，使共方採取較為通情達理的立場。
日記
當然，問題在於我們根本不知道敵人是否有一個崩潰期限，或者如果有的話，這個期限何時來到。我們也不知道，從美國的政治觀點來看，大選以後的局勢是否會對我們十分不利，儘管我們可能會贏得選民的極其重要的信任。
我傾向於認為，對我們較為有利的討價還價的時機是在緊跟大選以後而不是在大選以前。在大選以前敵人還會作出估計，相信他們的人有最大的機會取勝，或者至少是能夠取勝，因此我們受到那種要我們解決問題的壓力。
我們希望，在大選剛結束以後，我們將獲得大多數選民的信任，來把戰爭勝利地進行到底，那時敵人就不得不老實下來，否則就將面臨我們可能對他們採取的行動的後果。
對於究竟是在大選前還是在大選後比較容易取得和平解決的辦法，我的顧問們意見不一。基辛格堅決認為，北越人在大選前會受到要他們進行談判的大得多的壓力，因為當戰爭仍然是競選中的一個爭論問題時，他們將指望從我這裡得到較好的條件。他擔心一旦大選結束，他們可能又同原先那樣拒不妥協，讓戰爭在較低的水平上拖延下去，希望美國輿論最終迫使我們撤走。
包括黑格在內的另一些人認為，大選以後我將獲得壓倒性多數的選民的信任，在行動上無論如何都要比第一屆任期少受一些約束，這時北越人大概更有可能作出讓步。我個人傾向於這種意見，但是，如果北越人同意我們要求的條件，而我們又能說服阮文紹同我們合作，那麼我完全準備在選舉之前締結協定。阮文紹的表現是決心要儘量拖延達成協議，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困難的問題。雖然我們知道北越人正在執行一種旨在離間我們和阮文紹的關係，使我們聽從輿論支配的精心籌劃的策略，這卻並沒有使那個問題容易處理一些。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看起來北越人的策略似乎已經取得成功。如果談判記錄公布於世，那就會表明他們實際上已經投降，同意了我們的全部要求。如果我們現在由於阮文紹的反對而決定推遲簽署協定，或者由於阮文紹的緣故而要求對協定作出更改，那麼北越人很可能會公開提出他們的理由，要求我們簽字。這樣，阮文紹就將成為實現和平的唯一障礙而陷於孤立。美國反戰領袖們和新聞界將煽動輿論反對阮文紹，並將產生迫使我們拋棄阮文紹和單獨簽署協定的強大壓力。
我認為我不能讓這樣的事情發生。甚至在11月，當阮文紹的行為變得令人惱火時，我仍然覺得，如果我們把他拋棄，南越將在幾個月內落入共產黨之手，我們在那裡的全部努力就會付諸東流。我相信，在國會於1月復會並投票通過斷絕一切用於戰爭和援助南越的撥款，從而剝奪我們對問題的控制權以前的某個時候，阮文紹最終將和我們一起簽署協定。所以，雖然我希望阮文紹在11月大選以前接受協定，我仍舊打算讓他在12月底以前這段時間內進行他認為必要的內部準備，然後同意簽字。與此同時，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使談判繼續進行下去。
10月22日星期天上午8時，基辛格終於在西貢被召前往阮文紹的辦公室。如果阮文紹決定同我們合作，基辛格仍然來得及按照我們商定的時間前往河內，並且按原定日程於10月31日在巴黎簽署協定。在這次會晤以後，基辛格立即拍來一封電報。午夜剛過，我在戴維營正要就寢時，工作人員通過電話把電報的內容告訴了我：「我們剛剛結束了同阮文紹舉行的歷時兩個小時的緊張而頗有情緒的會談。然而，我認為我們終於取得了突破，可以在他的支持下按原定時間表進行了。」
我接到這個消息後，感到極大的寬慰和滿意。可是等我第二天早晨醒來，又接到基辛格拍來的另一封電報：
阮文紹剛才拒絕了整個方案或任何修訂案，並拒絕在這一方案的基礎上進行任何進一步的談判。他堅持任何解決辦法都必須包括對非軍事區的絕對保證、北越部隊的全部撤出以及南越的完全自決，而沒有提到這個條件如何能夠實現。
我用不著告訴你，這樣一來我們已經碰到多大的危機了。
那天晚些時候，基辛格又拍來電報，說明阮文紹如何在下午召他回去，完全改變了上午他所採取的立場。「阮文紹的強硬態度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基辛格說，「他提出的要求幾乎毫無道理。」
我當即通過在巴黎的北越代表團給范文同拍了一封電報，提醒河內我們一貫採取的立場是我們不能單方面進行談判：「令人遺憾，我們在西貢遇到的困難比原先預料的要複雜一些。有些困難牽涉到美國方面在道義上應當向越南民主共和國方面說明的問題。」我指出，會見德·博什格拉夫的談話泄露了秘密，這是我們在西貢面臨難題的主要原因，接著我告訴他們，我要把基辛格召回華盛頓進行磋商，要求他們在我們於24小時內拍去一封較長電報以前不要採取任何公開行動。我再次聲明我們同意協定草案的基本內容和原則，贊成儘早通過談判達成協議。
黑格召見多勃雷寧，說明在西貢遇到的困難使我們有必要推遲對簽訂協定所作的安排。他說，蘇聯人應當責成他們的夥伴實行克制，河內方面不要在延期問題上公開大叫大嚷。
與此同時，我們接到北越人措辭嚴厲的答覆，聲稱他們不能接受我所提出的要求延期的理由，並警告說，除非我們嚴格履行在有關協定和簽字時間表方面所作的承諾，否則我們就要對戰爭繼續下去的「後果」承擔責任。
10月23日，基辛格和阮文紹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談。阮再次提出了對協定的三大異議：協定未能把非軍事區確定為安全的邊界，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有成為聯合政府的可能性，北越部隊繼續留駐南越。基辛格再次明確表示，固然阮的擔心不無道理，但事實上協定的條款卻是我們對共產黨人的重大勝利。儘管如此，他同意請北越人到巴黎去，在那裡把阮的要求向他們提出，不過他著重指出，要全部實現阮的要求看來是不大可能的。「重要的是，不應當使已經作出的一切犧牲付諸東流，」基辛格對阮文紹說，「如果我們繼續進行對抗，你會取得一些勝利，但到頭來我們雙方都是要失敗的。事實上，美國的整個報界、廣播電視網和知識界都巴不得我們失敗。如果說在最後的日子裡我似乎不夠耐心，那是因為我眼看著機會正在消逝。所以我在離開的時候懷著這樣一種悲劇感。」
第二天，我又拍了一封電報給范文同總理，要求舉行一次決定性的會談。我聲明，這次會談上擬定的協定文本將被當作定稿，同時我主動提出要暫停對北越北緯20度線以北地區的一切轟炸，作為善意的表示。這封電報同北越人的一篇簡短無禮的電文互相同時發出，那篇電文硬說協議已經達成，不必再行開會。他們準備如期在河內接待基辛格；如果我們拖延，戰爭就將繼續進行。他們要求第二天得到答覆。
我們在10月25日作出的答覆心平氣和但態度堅定。我們說，對於有必要稍稍推遲簽字日期，我們和他們一樣感到遺憾，但是我們指出，我們不能在那種聲稱締約的一方表示同意而實際上並無其事的文件上簽字。我們再次要求由基辛格和黎德壽再舉行一次會談，並再次表示他們所同意的文本將被視為定稿。我們甚至比我前一天的說法更進了一步，保證一俟協定文本擬定就緒，即使那時我們還在同我們的盟友進行磋商，我們也要完全停止對北越的轟炸。電報最後說：
現在要由越南民主共和國作出決定，是不是要執行一項公開進行誹謗、私下毫不妥協的政策，從而拋棄一切已經達成的協議了。越南民主共和國硬要提出一些美國無法使其滿足的要求，只能讓人得出結論，它是在尋求延長衝突的藉口。
這時，阮文紹在西貢向國民議會發表了一次演說。雖然他不滿意協定的主要條款，他倒確定沒有排除他在將來某個時候同我們走到一起來的可能性。
日記
阮文紹的演說有點兒像大雜燴。然而，演說所透露出來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基辛格提出的兩種推測——要麼是阮文紹失去了理性，要麼是他像狐狸那樣沒有理性，看來後者是猜對了。
這裡出現的情況是，他確實正在為停火預作準備，但也可以看出，他在參加醞釀停火的活動時還堅持說他不要聯合政府等。
阮文紹發表演說的那一天，我在東廳舉行的一次儀式上簽署了兩項退伍軍人津貼法案。
日記
在向退伍軍人發表講話時，看到那些雙目失明和坐在輪椅中的退伍軍人，我又一次深為感動。
這種情景使我認識到我們對這些人負有多麼大的義務，同時也使我認識到，締造一種真正有助於保證不再發生戰爭的和平，而不僅僅是爭取兩次戰爭之間的間歇的和平，又是何等重要。
很難理解為什麼他們還這樣擁護我們，看來我們的人民中間一定存在著了不起的品質，以致他們寧願受那麼大的痛苦，也要堅決擁護對國家有利的正義事業。
10月26日星期四，我們一直擔心的事發生了：北越人公布了和平協定。他們在河內電台上廣播了協定的一般條款，包括10月31日這個簽字時間表。他們透露了我給范文同的兩封電報，硬說我們正在拖延談判，以便掩蓋我們「維持西貢傀儡政權以繼續進行侵略戰爭的陰謀」。
基辛格在此以前已經計劃在10月26日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除了想分散人們對阮文紹故意拖延談判的行動的注意力以外，還想向北越人再次表明，我們對於達成協議的態度是認真的。現在他的記者招待會有了另一種的意圖和意義：我們必須利用它來揭穿北越人的宣傳花招，並確保我們關於協定的說法能在公眾中產生更大的影響。
基辛格在開場白中說：「我們相信和平就在眼前。我們相信很快就會締結一項協定，這項協定是以總統5月8日的建議和我們1月25日建議的修正草案為基礎的，對各方都很公正。」
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在「和平就在眼前」這句話的措辭上。這次情況介紹會上的另一段話後來也常常縈繞在我們的腦際。基辛格說：「順便提一下，我們認為，只要再同北越代表舉行一次談判，就可以解決留下的問題，依我看來這次談判只要花三四天就夠了，所以我們不是說要拖延很長時間。」當齊格勒告訴我，根據基辛格這次情況介紹會發表的新聞提要是「和平就在眼前」時，我馬上知道我們同北越人討價還價的地位將受到嚴重的損害，我們也甚至更難使阮文紹和南越人跟我們走到一起來了。同樣令人不安的是，國內將引起人們過早地期望出現早日取得協議的前景，同時麥戈文的支持者自然會聲稱我們正在試圖操縱選舉。基辛格本人不久也認識到，為了使北越人相信我們的誠意而公開贊成一種協議的辦法，未免走得太遠，是錯誤的。
在積極的方面，基辛格的情況介紹會無疑地能夠使敵人的詭計完全無法得逞，並消除他們對擬議中的和平協定的錯誤解釋。
日記
北越人本來認為，他們通過民族解放陣線公布一種關於和平計劃的多少有點兒歪曲和斷章取義的說法，會使我們遭到突然襲擊。結果，基辛格發表公開講話並且指出「和平就在眼前」。這的確遠遠超過了我原來打算要說的範圍，我知道亨利對這一點是感到不安的。然而，當我同他談起我們到肯塔基州〔進行競選〕我應該講些什麼話時，他根本不希望我從他已經講過的話後退。
北越人不理會基辛格的情況介紹會，拍電報來表明他們仍然期待他到河內去草簽協定。我們給他們發去一份照會，再次說明我們理解他們由於未能按照10月31日的原定日期舉行簽字儀式而產生的失望情緒，並建議在11月1日舉行一次決定性的會議，以11月20日作為草簽協定的預定日期。
我們同意在這次決定性會議上達成協議後不再要求作任何進一步的改動，並再次表示，一俟達成協議以及在我們就協議內容同盟友磋商期間，我們要暫停對北越的一切轟炸。我們說：「美國方面願意重申他們的信念，只要雙方持合作態度並具有善意，剩下來的一切障礙都是能夠克服的。目前主要的問題是應當著眼於未來，停止對往事的指責。」在提到他們曾把談判的情況公布於世時，我們還加上一句：「公開施加壓力的手法只會阻礙進展。」
同時，我們給北京發了一份照會，說明如果中國人運用他們對河內的巨大影響來促成已經十分接近實現的和平，我們將非常感激；我還寫信給勃列日涅夫，要求他運用他的影響敦促北越同我們合作，按照切實可行的時間表達成協議。
我還給阮文紹拍了一封措辭強硬的電報：「不過，如果我們之間顯而易見地走向分歧的趨勢繼續下去，美國對你和你的政府提供支持的必要基礎勢必遭到破壞。」
日記
我們現在處於這樣一種形勢，如果在大選以後他不跟我們一起走，我們就不得不對他施加一些壓力。我想那時他就會跟我們一起走了。
亨利相信，而我傾向於認為他是對的：一方面，真正影響阮文紹的是他一想到美國人要離開南越就驚慌不安；另一方面，艾布拉姆斯雖然肯定並不對阮文紹持反對態度，卻強烈感到我們撤離的時候已經來到，我們只好割斷臍帶讓這個嬰兒自己走路。如果在我們餵了他們大量武器、彈藥和訓練等的情況下他們還不能自己走路，那麼他們永遠也做不到這一點了。
基辛格的「和平近在眼前」的發言所引起的大量推測，使我們處於非常微妙的地位。雖然我不想不必要地給樂觀情緒潑冷水，我卻不能允許所謂下次巴黎會議一定可以達成協議這種印象繼續存在下去。即使北越人屈服於每一項要求，阮文紹也不一定肯跟我們走。事實上，他曾公開發表講話，譴責擬議中的解決方案是「投降協定」。因此，我在11月2日一次電視競選演說中說：「我們不會允許選舉期限或其他任何期限迫使我們達成一項僅為暫時停戰而非持久和平的協議。協定合適了我們才簽字，早一天也不干。談妥了我們就簽字，一天也不拖。」麥戈文的反應是指責我蓄意使人們對和平的前景產生錯誤的印象。
在我這次講話的同一天，我下令放鬆自10月13日起生效的對B-52飛機轟炸北越所施加的限制。目前的計劃是對河內施加日益增強的壓力，先轟炸非軍事區附近地區，然後每天稍稍向北推進。這好像馬上起了作用：開始實行兩天後，北越人就同意於11月14日在巴黎同我們舉行會談。那時選舉將已經結束；美國人民已選出他們未來四年的總統，他們的決斷將對戰爭的結局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雖然麥戈文和我之間的分歧幾乎體現在各個方面，但我們在越南戰爭問題上的立場可以說是截然對立。他曾保證要立即結束戰爭，先行單方面撤軍而並不堅持對方就歸還我們戰俘問題作出任何安排。我卻決定要繼續戰鬥，直到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和平抵得上我們付出的犧牲，能夠維護南越的獨立地位，在我們撤軍後能成為持久的和平，並保證我們的戰俘能夠得到遣返和我方作戰失蹤人員的下落有所交代。
貪污問題
鑒於在越戰問題和幾乎其他一切問題上都遭到大多數選民的漠視或非難，麥戈文和民主黨人開始集中注意「政府中的貪污」問題。也許完全是一種巧合，與此同時，《華盛頓郵報》登載了一系列關於尼克森競選活動中所謂貪污受賄事件的新聞報道，據說消息來源大部分是匿名「人士」。麥戈文很快就認識到，《華盛頓郵報》的文章在華盛頓和對全國各地新聞界比他本人或施賴弗在競選中所說的花言巧語有大得多的影響，因此他開始把《華盛頓郵報》所提出的指責吸收到他的講話中去。這些報道在大選前兩個星期，即10月25日達到了高潮，等到大選一結束，也就銷聲匿跡了。這一點也可能純屬巧合，但當時我們在白宮卻不是這麼看的。
例如，10月3日的《華盛頓郵報》報道，「提供消息的人」斷言，比爾·蒂蒙斯已被人揭發為收到水門竊聽報告的人之一。這一斷言是誣陷不實之詞，蒂蒙斯加以否認。《華盛頓郵報》在三天以後重複這一斷言，這次是以大字標題登在頭版上的，然而它仍然是誣陷不實之詞。
10月8日，我在日記中評述了這類新聞報道所起的作用。
日記
朱莉對於這家報紙上的一則新聞報道感到煩惱，這則報道大意說，蒂蒙斯·〔羅伯特·〕奧德爾和另一位白宮助理得到了有關水門竊聽內容的報告。她說，如果他們中間有人真正犯了罪，我們就確實應當把他們攆走。我叫她不要為此擔憂，指出那些新聞報道是捏造事實。然而這件事的確表明，她以及大概還有一些像她那樣參與競選工作的人對這個問題是何等敏感。
她提到她曾見到謝爾曼·亞當斯。這種事搞到亞當斯頭上實在是不幸的，我一定記住要找個機會請他到白宮來。由於他在艾森豪威爾手下工作時頗多勞績，本來就不應該讓他在蒙受嫌疑的情況下離職，他的過錯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判斷問題，而不是什麼違法亂紀道德敗壞的問題。我傾向於傑里·帕森斯的意見，他說亞當斯是個不會做壞事的老實人，他離職時景況並不怎麼寬裕。
10月10日，《華盛頓郵報》在頭版登載了一條新的所謂事實報道。在「聯邦調查局查明尼克森的助理對民主黨人進行破壞活動」的標題下，這則報道在開頭一段說：「聯邦調查局特工人員已經證實，水門竊聽事件來源於為爭取尼克森重新當選而進行的大規模政治偵探和破壞活動，並由白宮官員和『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進行指揮。」
這則新聞報道指控說，一個名叫唐納德·西格雷蒂的青年人招募了50名密探，從事一項秘密活動，其中包括「對民主黨候選人的家屬進行盯梢；用印有候選人姓名、住址等文字的信箋偽造信件並加以分發；向報界透露偽造的消息；打亂競選活動的時間表；奪取保密的競選案卷，並對數十名民主黨競選工作人員的生活進行調查」。
唐納德·西格雷蒂是我的約會秘書德懷特·蔡平和霍爾德曼的一位助理戈登·斯特羅恩在大學時代的朋友。蔡平和斯特羅恩雇用西格雷蒂，要他成為他們所說的「共和黨的迪克·塔克」。塔克是個民主黨人，他的名字已經成為對共和黨候選人進行巧妙的恫嚇壓制的同義詞了；他是施展當時被稱為「卑鄙伎倆」的能手：在參加競選集會的群眾中傳播一些令人難堪的流言蜚語，篡改預定的時間表以引起混亂，併到處製造分裂。人們期待西格雷蒂像塔克那樣發揮他的想像力和幽默感，在反對黨中間引起小小的混亂。
蔡平看到《華盛頓郵報》的這條新聞報道時感到難以置信。雖然他並沒有步步監視西格雷蒂的活動，但是《華盛頓郵報》這篇報道陰險地影射的事情卻同他所授權幹的事毫無共同之處。西格雷蒂本人表示極大的憤慨。
照我當時的看法，《華盛頓郵報》通過在大選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發表這篇報道的辦法來指責西格雷蒂進行偵探和破壞活動，而塔克過去乾的同樣的勾當卻被稱為創造性的惡作劇。而且，把西格雷蒂同水門闖入事件牽連在一起，也是十分不正確和不公平的。
幾天以後，《華盛頓郵報》記者給白宮打來電話，預告他們將刊登一條新的消息，指控蔡平和亨特是西格雷蒂的聯繫人並指揮他的活動。這就無形中把蔡平同關於水門闖入事件的報道聯繫起來了。記者們還說，他們將指控蔡平和亨特曾經向西格雷蒂扼要地指點過大陪審團會對他的活動查問什麼問題。這兩項指控都不符合事實，蔡平發表聲明加以否認。
10月15日，《華盛頓郵報》在頭版實際刊登的那條消息同記者電話上給我們講的那條消息相比，有了巧妙的改動。然而，他們沒有告訴蔡平說他們要做任何修改，或給他機會去相應地改動他要發表的否認聲明的措辭。刊出的那條消息沒有指控蔡平就大陪審團問題向西格雷蒂作過指點，也不再強調他同亨特有聯繫。那條消息現在是這樣開始的：「尼克森總統負責約會的秘書和水門竊聽案中已被控告的一名前白宮助理，都在對民主黨人的偵探和破壞活動中充當過『聯繫人』。」
當然，問題是在總統選舉前三個星期根本無從查核這種消息的真偽。最起中傷作用的部分完全是虛構的；但是，蔡平的確雇用過西格雷蒂去擾亂民主黨人競選活動的陣腳。要是設法糾正這條消息，那就有可能出現其他的政治危險。霍爾德曼曾同意蔡平雇用西格雷蒂，由我的律師兼競選助手赫布·卡姆巴克支付薪金。這樣，人們就很可能把他們對這條消息的注意力更集中到白宮身上。齊格勒否認蔡平指揮過任何偵探和破壞活動，譴責那些「散布謠言、含沙射影和株連無辜」的勾當，然後堅決拒絕對具體細節發表評論。採訪白宮消息的記者團十分惱火。
那天夜裡，我口授的日記表達了我對人們由於蔡平同西格雷蒂有所往來而對他提出的這些指控的感想。
日記
關於蔡平的重大消息今天傳開了，它當然是犯了羅織無辜、傳播謠言之類的罪名。真是最惡劣的麥卡錫主義。無論如何，正如我對霍爾德曼所說的，我們不能在這些新聞報道面前手足無措，因為這個星期它們的步伐還會加快。
霍爾德曼指出，蔡平覺得他可能成為犧牲品。我說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會那樣做，這是因為，既然報界在這整個問題上純粹採用雙重標準，我們那樣做是不公平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們為迪克·塔克和其他一些人的行動開脫，說那不過完全是開玩笑，但如果我們幹這樣的事，那就是十惡不赦的偵探和破壞活動了。
幾天以後，我又有了進一步的看法。
日記
我把我午夜的想法告訴了霍爾德曼，那個想法的大意是，對蔡平等人最近的攻擊是「東部權勢集團所打的最後一次飽嗝」。
關於西格雷蒂和水門事件的新聞報道繼續出現，這時麥戈文宣布他知道有人在對他進行破壞，並在10月19日稱我的政府為「一幫兇手……一個腐敗的政權」。10月24日，他憑空捏造說，共和黨人在各州初選中竊聽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電話，並且「一直對我們和我們的家屬進行盯梢」。同時，特迪·甘迺迪決定親自調查這件事情。他宣布他的參議院政府作風小組委員會將開始查究西格雷蒂和可疑的競選手法。
10月25日早，《華盛頓郵報》在頭版登載了鮑勃·霍爾德曼的大幅照片，上面的大字標題是：「證詞表明尼克森的高級助手同秘密基金有關」。這條新聞說，霍爾德曼是受權可以批准使用「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秘密現金專款的五人之一。它聲稱這筆專款是「在聯邦調查局對水門竊聽事件進行調查時揭露出來的。它為一項顯然史無前例的偵探和破壞活動提供資金」。這條消息說，霍爾德曼是同意為這類活動撥付數十萬美元開支的那些人中的一個。記者們說，「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財務主管休·斯隆曾向大陪審團提出過大意如此的證詞，並說聯邦調查局曾為此詢問過霍爾德曼。
固然，「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確實撥過一筆現金專款用來收集情報和進行其他需要慎重處理的競選活動項目。而霍爾德曼既然以我的名義辦事，從理論上說想必是會批准動用同我的競選活動有關的任何款項的。但是，他並沒有指示從「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基金中支付那筆開支，也沒有受到聯邦調查局的盤問，休·斯隆也沒有提出過那條消息所描述的證詞。
日記
我們得到了有關《華盛頓郵報》所登載的關於霍爾德曼的報道的消息。這顯然使他感到不安，不過他是個堅強的人，很好地經受住了這次攻擊。他說，就休·斯隆提供證詞這一點而論，這則新聞報道是不準確的，但是《華盛頓郵報》反正會繼續進攻下去。霍爾德曼相當隱晦地談到，白宮裡有一個竭力想打擊他的小集團。我希望他不致產生一種認為自己遭受迫害的變態心理。
我回到住所後打電話給霍爾德曼，試圖使他安心。我說，這件事並不使我感到緊張，我知道我們在未來的兩個星期內將不得不經受一些壓力，但我們將平安度過，不致手足無措。
耐人尋味的是，《華盛頓郵報》的本·布雷德利說，本屆政府決心要摧毀報界。這當然完全是無稽之談，他自己也心中有數。我認為他擔心的是大選以後那些向《華盛頓郵報》提供消息的人將有什麼遭遇——然而，我們有一切權利並且事實上有一切責任，來保證使那些肯同我們正當地合作的人比那些要給我們捅上一刀的人得到較好的待遇。
雖然說麥戈文應當是個主張和平競選的候選人，他的支持者卻採取了異常凶暴和破壞性很大的手段來攻擊我的競選活動，甚至我的支持者。有一次我在舊金山露面，那裡出現了一位觀察家所說的「戒嚴狀態」：旅館被頭戴鋼盔、全身披掛防暴裝備的警察團團圍住，同時一隊隊示威者截住來往車輛並拋擲石塊。這次示威是由附近伯克利的麥戈文總部散發的傳單引起的。在洛杉磯，麥戈文的加利福尼亞南部競選運動協調人承認，他曾批准使用他們總部的電話系統在當地煽動一次反對我的大規模示威；大約50個麥戈文競選總部散發了宣傳這次活動的傳單。有人後來告訴歐文委員會說，麥戈文的一位發言人向記者聲稱這種活動並未得到批准，那是很不老實的。在西弗吉尼亞州摩根城，示威者企圖以大喊大叫壓倒特里西婭的演說。有些人在俄亥俄州哥倫布舉行的有阿格紐講話的共和黨募集基金的集會上對來賓惡毒咒罵，大聲叫嚷，滿口髒話。在華盛頓，有將近100人沖入了擁護尼克森的民主黨總部，他們撕掉標語，毀壞競選材料，砸爛辦公設備，偷走辦公用品。這些破壞分子離去時，留下了麥戈文的競選傳單。
更為嚴重的是，他們針對我的競選活動使用了赤裸裸的暴力。「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在菲尼克斯和奧斯汀的總部被縱火犯徹底焚毀了。我們在俄亥俄州德頓的總部曾經兩次被人撬門進去，搗毀了設備和工作記錄；在第二次，牆上和窗子上被塗滿了擁護麥戈文的標語。在明尼蘇達州，我們的一個總部大樓被人闖入，他們搗毀材料和宣傳品，把盛有郵寄宣傳品的箱子澆上汽油。在加利福尼亞州阿拉梅達縣總部，爆炸了一枚炸彈，造成了很大的破壞。
在我每次露面以前，有人散發攻擊謾罵的宣傳品，已屬司空見慣。麥戈文的競選工作人員在洛杉磯一帶有大量猶太人聚居的地方散發一本小冊子，其中有這樣一句話：「尼克森使人民陷入絕境，而不是使人民豐衣足食。」
在競選運動過後，有人透露麥戈文的最高指揮部道貌岸然，卻並非不屑於考慮它自己的有組織的偵探活動。在他們競選組織的最高層，曾經有人建議在阿格紐的競選飛機上安插一名雇用的特務，偵察阿格紐的活動並把偵察的結果報告給麥戈文陣營。根據參議院水門委員會的記錄，負責這項計劃的一個人聲稱，他們在我1968年競選期間就曾對我成功地干過同樣的勾當。
在加利福尼亞州長灘我的私人醫生約翰·倫格林博士的辦公室里，也發生過一起闖入事件。沒有丟失錢和藥品，但是我的醫療檔案卻被人從鎖著的壁櫥里抽了出來，撒得滿地都是。
日記
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白天談了這件事。科爾森欣喜若狂，想馬上把它捅出去。然而，埃利希曼的見解也許比較高明，他說這樣做就可能使人得出這種結論，即要麼這是我們布置的，要麼這實際上不值得大驚小怪。我對霍爾德曼說，至關重要的是必須進行一次調查，就了解到的情況提出報告，防備那些搞闖入的人萬一撈到什麼東西時有任何跡象表明我們要掩蓋秘密。
這些示威者和縱火犯在很大程度上毀損了最近這次競選的精神。然而，更加使我感到灰心的是那種雙重標準，它一方面允許人們對水門事件進行大規模的、經常是歪曲的報道，另一方面卻完全不去過問許多針對我們的嚴重違法和不道德行為。根據對方在這次競選中對我們的所作所為來看，關於西格雷蒂的活動所發表的貌似公正的說教聽起來實在太虛偽了。
我作為候選人的經歷中最後一次政治集會是在加利福尼亞州安大略舉行的，該市離我26年前舉行第一次政治集會的場所波莫納只有幾英里。我們是在夜間到達的，在此以前我們在伊利諾伊、俄克拉何馬、羅得島、北卡羅來納和新墨西哥等州各地進行了為時兩天的最後一次競選巡迴旅行。我們離開華盛頓的前一夜，特里西婭來到林肯起居室說：「我希望這能成為真正激動人心的最後一周。」
安大略機場上熙熙攘攘的群眾，似乎意識到這一時刻對我來說具有多麼激動人心的、象徵的意義。我告訴他們，我在過去幾星期里怎樣走遍了全國。我說：「我要給你們講講我國的一些情況……曾經有那麼個時候，並且離現在還不算太遠，如果你旅行全國，你會看到它有很大的裂痕——西部同東部對立、北部同南部對立、城市同鄉村對立，如此等等。但是讓我告訴你們，無論你們現在走過美國任何地方，舉國上下都逐漸變得團結一致了。」
我談到我們的目標，然後把話題轉回到加利福尼亞州，談到加州人民一向對我如何友善，他們分享我們勝利的喜悅，在我們失敗時仍然支持我們。
「當然，這不僅是這次競選中我要在會上發表講話的最後一次集會，」我最後說，「這也是我整個一生中以候選人身份在會上講話的最後一次集會，我要告訴這裡為這次集會出力的所有人士，告訴抽出時間來參加這次集會的所有人士，非常感謝大家使它可能成為我們歷來舉行過的最好的集會。」
1972年11月6日，即在選舉前夕，我口授記下了在聖克利門蒂度過的這一天所發生的各種事情。
日記
今天我到紅灘去，步行了兩英里，下水約20分鐘。我從來沒有見過海潮退得離岸這麼遠——一次真正的低潮。究竟這是吉兆還是凶兆，只有等時間來證明了。
我在海灘上朝海的方向繼續往前走，決定先走到半英里的標誌那裡，然後再往前走到大約有3/4英里遠的和平標記那裡去〔這是有人刻在紅色沙岩的懸崖上的〕。十分有趣的是，和平標記已經由於風吹雨打剝落不堪，難以辨認了。看起來它很像一個皺眉蹙額的男子。這可能表明，那些曾經高舉這一標記的人終於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他們確實免不了要感到十分沮喪。
那天晚上，羅斯、帕特和我一道吃晚飯。在東海岸，幾百萬人已經觀看了那天早些時候由電視台錄像播映的我在選舉前夕發表的簡短演說。我說我不願貶低任何人的聰明才智，把所有的問題再重講一遍，並在最後一分鐘呼籲選民投我的票。我說這次選舉大概是20世紀美國人民能夠在總統候選人之間作出最明確的抉擇的一次選舉。
選舉前夕我的日記的結尾部分在語調上是有克制和分析的。
日記
好啦，在這次選舉以後我的頭四年的任期就結束了，正如我在過去一年經常考慮的那樣，我作為總統實際上只當到11月7日為止，因為到了11月7日——明天——如果我在大選中落敗，總統的職位就要落到別人的手裡了。
當然，除非發生那種到目前為止還無法預料的不可思議的事，我們是不會在大選中失敗的。我每想到這些年來，特別是過去這一年的浮沉，我應當說必定冥冥之中有人一直在佑護著我們。北京之行、莫斯科之行、5月8日的決定以及我們處理競選的方式——對於這一切，連那些經常批評我們的人也不得不表示勉強的尊敬。通盤看來，唯一刺耳的音調當然是水門和西格雷蒂事件。這實在是一些人的愚蠢造成的。
我們在選舉日飛回華盛頓。下午6點我們抵達白宮時，受到了興高采烈的白宮工作人員的歡迎。在我的房間裡，我發現我的枕頭上豎著一個信封，裡面是基辛格的一封親筆信：
親愛的總統先生：
在選票統計出來之前，讓我告訴你過去四年對我來說是何等榮幸，看來是適宜的。我對今天選舉的結果滿懷信心。但是它並不能影響下列歷史性的成就在史冊上放射出越來越燦爛的光輝：你接管了一個分裂的國家，它陷在戰爭的泥淖里，喪失了信心，遭到了毫無信念的知識分子的破壞，而你終於給予了它以新的意志，克服了它的動搖性。看到你在逆境中剛毅不屈，勇於獨樹一幟，的確令人振奮。為此——以及為了你那一貫的親切和體諒——我將永遠感激不盡。
謹致熱烈而尊敬的問候，
亨利
1972年選舉日
我們全家共進晚餐，一面等待著投票結束和報來選舉的初步結果。大約一小時後，我的一顆門牙的假牙突然脫落了。自從1947年鑲好以來，它在25年間一直沒有動搖過。
幾個鐘頭以後我就要在電視上露面了，所以把我的牙醫威廉·蔡斯請來。他來到白宮，經過半小時的勞動，給我鑲上一隻匆忙製成的臨時假牙。我戴上以後覺得很不舒服，並且我知道，如果我過分咧嘴露出笑容，假牙就有脫落的可能。
我回到林肯起居室，繼續寫我待會兒就要發表的講話的提綱。過了片刻，我站起身來用磁帶錄音機播放《海上勝利》這首樂曲。
埃德和戴維在7點30分給我送來第一批報告。他們興高采烈，因為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將以一面倒的票數獲勝。雖然這並不真正出人意料，這個時刻仍然使我們大家非常興奮。
8點剛過，霍爾德曼就開始打來電話，報告設在西側樓辦公室內的選舉監聽小組收集到的較為詳盡的消息。在一個又一個州里，我們正在取得大勝。例如，我們將以超過100萬票的多數在德克薩斯州獲勝。但是也有一些壞消息：我們還沒有取得足夠的國會席位，為我自己的「新多數」授權提供必要的立法支持。在得出全部選舉的結果時，共和黨人在眾議院增加了12席，但是在參議院失去了兩席。新的州長陣容——民主黨31人對共和黨19人——意味著共和黨失去了一個州議院。我為我們未能在國會選舉中取得更好的成績而感到擔心，但是至少我可以肯定，沒有一個共和黨候選人是由於缺少資金而失敗的。經過檢查，我發現在許多情況下我們的候選人敗在得到工會支持的比較年輕的自由派手下。我想這將是1974年中期選舉以前對我黨的一個鞭策：應該改進和加強我們自己，以便找到許多能夠順利地號召選民並開展競選活動的候選人。
晚上11時40分左右，喬治·麥戈文承認我已獲勝，並給我拍來賀電：
祝賀你的勝利。我希望在未來四年中你將領導我們在國外進入和平時代，在國內獲致正義。你將在這些努力方面獲得我的充分支持。謹向你和尊夫人帕特致意。忠誠的喬治·麥戈文。
埃德認為這封電報謙和有禮，但是特里西婭和朱莉卻認為它冷淡而狡黠。我想它只是措辭謹慎罷了。我在日記中寫下了我的反應：「對他來說這是一次不愉快的體驗，我對此並不像有些人那樣不近人情，因為儘管他犯了那麼多的錯誤，但他覺得他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並且正在成為犧牲品。」
成千上萬個電話和電報開始紛紛湧來，祝賀這次偉大的勝利。其中一封來自約翰遜市的電報說：
你的同胞用以表示他們贊同你過去四年政績的方式對你必定是極大的安慰，我知道它將給你在未來的歲月中所十分必需的力量。你和你的全家已經備嘗艱辛，但是我今天知道這一切都是值得的。伯德夫人和我將竭盡我們的一切力量來減輕你的重擔，並協助你在未來的日子裡成為一位好總統。林登·B.約翰遜。
勝利的規模令人心滿意足。我獲得47169841票，麥戈文獲得29172767票：60.7%對37.5%。這在我國兩黨政治生活中選民投票數目對比數值上位居第二，是投給共和黨候選人最多的一次。只有林登·約翰遜在1964年難得的情況下同戈德華特競選時獲得過較此稍多的票數：61.1%。我獲得了歷來投給總統候選人的數目最多的選票和比例上第二多的選票。從來沒有一位總統候選人在這麼多的州里獲勝。
對我的支持是既深且廣的——這的確是我在8月接受提名的講話中所要求的那種占壓倒性優勢的「新多數」。除了黑人和民主黨人以外，我在按蓋洛普民意測驗分類的每一個主要居民集團中都贏得了多數。這些集團中有四個——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天主教徒、工會會員的家庭成員和僅有小學文化水平的人——自從蓋洛普開始記載民意測驗結果以來一向不屬於共和黨的陣營。
幾天以後，我在日記中描述了一種難以理解的感情，也許是一種災禍臨頭的預感，它減弱了我在這一勝利時刻的歡樂。
日記
這樣的時刻往往使人感到不很滿意。
在這大選之夜以前，我曾決心要使這一天儘可能成為每一個相關細節都難忘的一天。假牙的事故大概起了相當大的干擾作用。到我必須為就職電視演說進行準備時，我肯定已經不像應有的那樣歡暢了。
我家其餘的人似乎認為他們由此感到的激動已經是夠多的了。我想這次以壓倒性優勢取勝的事實可以彌補我未能作出更為熱烈的反應這一缺憾。
對於在勝利之夜籠罩我心頭的悶悶不樂的情緒，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許是那顆痛牙引起的。水門事件的不利影響可能是部分原因，我們未能贏得國會這一點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而在更大程度上則是由於我們還沒有能夠結束越南戰爭。或者也許是由於這將是我的最後一次競選。無論原因何在，我只讓我自己用幾分鐘的時間回顧過去。我相信新的時代即將開始，我渴望進入這個新的時代。
戰爭的結束
大選後我優先考慮的問題是結束戰爭。既然壓力已經解除，我希望雙方將懷著這樣的念頭參加談判，即經過一些激烈的討價還價以後，各方將接受一項協定，其中所體現的主張不至於像原來那樣十分極端。我知道這不會是輕而易舉的。客觀因素完全沒有改變，但是現在既已沒有選舉的限期，我們也不知道共產黨人會採用什麼樣的談判策略。西貢和河內雙方都在同我們玩弄著令人心灰意懶的把戲。阮文紹一方面竭力要我們提出他的各項要求——其中有幾項是北越人一定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卻還裝作他打算單獨乾的樣子。黎德壽假裝說共產黨人完全真心希望公平合理地締結協定並遵守它的條款。我們從我們的情報人員那裡獲悉，阮文紹正在私底下命令他的將領準備聖誕節前實現停火；並且我們知道北越人還打算在停火以前盡力搶占地盤，以便使停火對他們有利。
同北越人的下次會談預定在11月中旬舉行。如果要使會談取得任何成果，阮文紹的合作現在是必不可少的。我斷定黑格將再度成為最好的使節，因為阮文紹信任他並喜歡他。黑格在11月9日啟程前往西貢，攜帶著我寫給阮文紹的又一封信。信中我逐點談了阮文紹對10月協定的條款所提的反對意見，闡明了在下次巴黎會談時我們將向北越人提出的主張。「我們願意盡最大的努力來實現協定中的這些變動，」我寫道，「然而，我希望你不要存任何幻想，認為我們在謀求改進我們已經認為很好的一項協定方面會超過這些變動。」
我還叫黑格提醒阮文紹，雖然我以壓倒性多數票入主白宮，他可一定要記住，參議院甚至比大選以前更加具有鴿派的傾向。毫無疑問，如果我們在1月參議院復會前還不能求得一項解決的辦法，如果阮文紹看來要成為解決問題的障礙，參議院就會斷絕為南越的生存所需要的撥款。形勢就是這樣簡單明了、確定無疑。
阮文紹交給黑格一封覆信，重新提出了他的反對意見，尤其是關於北越軍隊留在南越的問題。我回答他時，重申了我們無法取得他所要求的一切調整。我指出，遇到敵人重新發動進攻時，我們的行動遠比任何協定中載明的條文來得重要。「我向你絕對保證，如果河內不遵守這一協定的條款，我就要立刻採取嚴厲的報復行動。」我寫道。
黑格離開西貢時相信阮文紹最後是會和我們走到一起來的。他心中毫不懷疑，阮文紹自己知道，完全採取不妥協的態度勢必會帶來不幸的後果。然而，與此同時，他謹慎小心地不把阮文紹逼得太甚。11月12日他報告說：
我們正在處理一種十分危險的形勢。阮文紹已經把他的聲望連同他的整個政府孤注一擲。我相信，如果我們對他採取一種完全不合理的態度，我們可能會逼他在政治上走自殺的道路。我不敢說這樣做會符合我們的最大利益，因此我建議我們採取一種比較驚險的做法，在解決這個問題的同時，不妨就讓阮文紹堅持己見到底。
黑格正確地指出，如果我們同阮文紹決裂，結果發現北越人仍然頑固不化，我們就會在兩方面都斷絕退路。他最後說：「帶著阮文紹同我們一道走，所花的代價當然要擔風險，但是我認為那種辦法在這個節骨眼上是可以考慮的。」
我同意黑格的估計。後來我在日記中寫道：「當然，我們可能要走到這樣一種困難的地步，以致我們不得不乾脆告訴阮文紹，要麼這樣辦，否則就什麼也無從談起。但是目前我們還不需要這樣做。」我對基辛格和黑格兩人說，我覺得12月8日是最後的日期，那時以前我們必須簽訂一項協定，以便在國會復會以前確實表明一切已經就緒。如果到那個時候還不能說服阮文紹跟著我們走，我就可能要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準備單獨達成協議了。
我們是否能夠在12月8日這個期限以前如願以償，取決於11月20日在巴黎舉行的會談的結果。
日記
假如這個星期我們能夠使北越人在協定問題上態度有點兒鬆動，假如我們得到一項我們認為妥善的協定——其實我們認為現有的協定草案是不錯的，但新的協定會使內容更加完善——那麼，我們就必須立即向阮文紹提出：要麼他接受協定並切實履行協定的條款，要麼我們就只好分道揚鑣了。
當亨利用低沉的聲音談到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有著良好的記錄時，我對他說，亨利，我們並不關心記錄上寫得如何正確。我們關心的是要拯救南越，所以我們不得不同阮文紹儘量實行妥協，因為我們竭力希望南越能夠生存下去，而照目前的情況來看，阮文紹是能夠引導他們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的唯一領導人。
當然，萬一阮文紹不跟我們一起走，那將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但是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就只好自行其是，接回我們的戰俘，撤退我們的軍隊，設法拯救柬埔寨和寮國，然後說越南化已經完成，阮文紹願意幹什麼都隨他的便。
11月20日，基辛格同黎德壽會談了五個多小時。會談開始時，黎德壽宣讀了一篇冗長的發言，指責我們在10月協定問題上背信食言。發言的語調同我們預料的標準詞藻沒有什麼兩樣，但是所謂我們單方面阻撓協議的指責卻是不能接受的。基辛格立即引述以往會議的記錄，指明確切的依據，說明他曾經通知共產黨人，在簽訂任何協定以前必須同南越人商量。基辛格在結束開場白時再次聲明，我們希望通過認真的談判結束戰爭，並且還打算保持10月間所達成的協議的基本內容。
然後他提出了所建議的各處更動。等到南越人所要求的更動在協定的文本中體現出來，加上我們要作的更動和說明，總共達60多條。黎德壽似乎對這個數字感到吃驚。這些更動大部分比較次要，沒有什麼爭議。但是有少數幾處是實質性的，其中最重要的一處涉及阮文紹堅持要北越人從南越撤出一些部隊。還有一項建議要求各方尊重非軍事區；南方存在北越軍隊這一點就會違反這個條款。黎德壽簡單地把清單記了下來，表示他自己也可能有一些更動要提出。基辛格沒有把我們要作的更動和我們代表阮文紹提出的修改區別開來。然而，他的做法表明我們是準備就所有這些建議進行談判的。會談結束時，對方問他究竟這實際上是不是我們的最後建議。基辛格回答說：「可以這麼說，這是我們的最後建議，但它不是最後通牒。」基辛格建議由技術專家當晚開會研究提出修改建議。由於會談是在友好的氣氛中休會的，看來共產黨人有可能把這些建議當作談判的基礎，並且雙方有可能在這一輪會談中達成協議。那天上午我口授的日記中寫道：「能否達成協議，在以後的兩天內將見分曉。」
然而，第二天會上北越人表示反對我們提出的更動，他們關於其餘尚未解決的問題的態度變得強硬起來了；在某些方面他們甚至退回到10月8日以前的立場。看來基辛格擔心的問題已經成為事實，北越人由於不再受到我國大選期限的壓力，準備拖延談判，企圖利用我們同阮文紹之間的分歧。當基辛格報告說11月22日的會談氣氛又趨於緊張而毫無效果時，我給他拍了一封電報，告訴他如果他認為恰當就可以使用這份電報——或者根本不用——以努力促使談判有所進展。這份電報採取指示的形式，說明除非對方願意和我們一樣通情達理，否則他應當中斷會談，那時我們將不得不恢復軍事活動，直到他們準備再次進行談判時為止。電報接著說：
他們必須放棄那種看來是確實存在的錯誤想法，認為我們除了按照他們的條件來解決問題以外沒有別的辦法。你應當直截了當地明確告訴他們，我們是另有辦法的，如果他們由於總統在莫斯科首腦會議之前和美國大選之前斷然採取強硬行動而感到吃驚，他們現在就會發現，隨著選舉已經過去，他將採取他認為必要的任何行動來保護美國的利益。
11月23日在巴黎舉行接下來的一次會議後，基辛格報告說，雖然他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獲得了有限的進展，彼此在阮文紹認為最重要的一些條款上仍然距離很大。因此，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即除非北越人突然轉變，否則我們將得不到一項可以接受的協議。他認為只要西貢堅持非要作那麼多的實質性修改不可，那就不僅達不成任何協議，而且北越人將繼續取消他們已經同意作出的讓步。
基辛格認為我們面前有兩種選擇。第一種選擇是在下次會議上中斷談判，一面大張旗鼓地加緊進行轟炸，一面檢查我們的談判策略，以便確定哪種協議是無論在南越人參加與否的情況下我們準備接受的。這是基辛格贊成的選擇。第二種選擇是就阮文紹每一條主要的反對意見確定後退的立場，把它們作為我們的最後建議提出。如果北越人對此表示同意，我們就仍然能夠說我們已經對10月的條款作了改進。正如基辛格所說的，這一建議「將比我們在10月間達成的協議看起來好多了，在實質上也略有改善。如果阮文紹願意通情達理，這個建議將使他得到他所要求的最起碼的東西，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他還絕對不想這樣做」。
第二種選擇的必然結果是，如果阮文紹拒不接受由此而產生的協議，那就會同他完全決裂。我知道這將是個嚴重的步驟，但是我竭力反對中斷會談和恢復轟炸，除非只有這樣才能迫使敵人進行談判。我對阮文紹的一些做法也越來越感到惱火，覺得我們再也不能僅僅為了給他贏得時間而阻礙協議了。因此，如果基辛格能夠達成一項令人滿意的協議，我就要他那樣辦。那時阮文紹可以自行決定究竟是跟我們合作還是單獨干。
我在給基辛格的復電中說明，我認為第一種選擇已經行不通了：
據我看來，10月8日的協議本來肯定是對我們有利的。你應當儘可能考慮到西貢的種種情況，把它作些修改。但頗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承認這一根本的現實，即我們只有大體上按照10月8日的各項原則達成協議，不可能採取其他的辦法。
在我試圖鼓勵基辛格採取第二種選擇時，我幾乎立刻擔心起來，這是因為，如果沒有別的辦法可以促使敵人認真進行談判，我所說的不願恢復轟炸的話可能是講過頭了。我覺得他不應當拋棄這一討價還價的籌碼，因此在第二天，即11月24日的早晨，我給他拍了一封電報，說如果共產黨人仍舊拒不妥協，他可以把會談暫停一星期，以便雙方同上級進行磋商。我說，在那種情況下，我準備下令在這期間對北越進行一次大規模的轟炸：
我認識到這是風險很大的選擇，然而，如果唯一的辦法是達成一項比10月8日的協議更差的協議，而這一協議又沒有澄清我們和西貢方面共同關心的10月8日協議草案中任何含糊不清之處，我就準備冒那樣的風險。
我們的目標將仍然是體面地結束戰爭。如果由於我們所採取的策略和舉行大選這一偶然的因素使我們在宣傳上處於困難地位，我們就必須自認晦氣並堅持到底。
在發出這一指示時，我們大家必須認識到，我們沒有任何辦法像在11月3日、柬埔寨和5月8日那幾次事件中一樣把輿論動員起來作為我們的後盾。然而，至少是由於我們在大選中得到了選民的支持，我們的正義事業確實多虧那麼多人至今已經作出的犧牲，縱然在我們獲得公眾支持方面所付的代價將是巨大的。
當基辛格通知黎德壽，說我準備採取像5月8日那樣激烈的行動時，北越人的態度立刻變得較為緩和。這似乎證實了我們的懷疑，感到他們的拒不讓步事實上是一種談判策略。他們和我們一樣不希望會談決裂，因此他們準備再次進行認真的談判。
正如基辛格那天下午在他的匯報電報中所說的，問題是雖然我們現在的協議比起10月8日的條款來大有改善，但我們仍然不可能達到滿足阮文紹的一切要求的地步。我們從截獲的電報中獲悉，阮文紹在蓄意進行阻撓。這就意味著，在他斷定他的人民有了接受協議的充分思想準備以前，協議的任何改進對他都不起作用。所以，儘管我們花了很大力氣，能夠對協定作了許多改進，但是如果我們想要立即達成協議，似乎就不得不同阮文紹實行比較引人注目的決裂。基辛格因此再次建議休會一星期，在此期間我們可以迫使阮文紹認真進行考慮，然後以他的決定為基礎來確定我們的最後立場。
然而，我仍舊相信保持談判渠道暢通無阻是很重要的。我認為阮文紹的態度是輕率的，並且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強烈地覺得，如果我們有機會達成合適的協議，我們就應當這樣做，讓阮文紹作出相應的選擇。我立即給基辛格復電說，我認為只要還有達成協議的甚至極小的機會，他就最好還是留在巴黎繼續會談。我說，我甚至決定「在這方面冒些風險」。
然而，北越人仍然在阻撓談判，所以在11月25日舉行了另一次沒有結果的會議後，基辛格和黎德壽一致同意最好是休會幾天。基辛格剛從巴黎回來，就跑來同我商量。
日記
他在10點半左右到達，我們當時花了一小時討論巴黎會談的問題。我不得不幫助他打消這樣的主張，即認為我們完全可以中斷同北越的會談並在一段時間內恢復轟炸。那樣做根本是行不通的。雖然我們同北越人周旋時必須顯出仿佛那樣做會發生作用的神氣，但是現在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除了達成協議外沒有別的辦法。
我們給北越人拍了一封電報，說明我們決定抱著作一番最後努力的想法重新進行會談。為了表示我們具有達成協議的誠意和願望，我下令減少對北越的轟炸。
11月29日，基辛格陪同阮文紹總統出席巴黎會談的個人代表阮富德來到橢圓形辦公室。我們想，如果我同阮富德談得非常強硬，那就能使阮文紹深刻認識到他的地位岌岌可危，有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的危險。我說這不是一個對西貢困境缺乏同情的問題，但是我們必須面對實際的局勢。如果我們在下次巴黎會議上不能達成協議以結束戰爭，那麼國會在明年1月復會時就將採取斷絕撥款的辦法來結束戰爭。我已通知阮文紹，我曾就10月條款徵求過堅決支持我越南政策的國會議員的意見，他們一致公開表示如果阮文紹單獨阻撓接受這些條款，他們在國會復會時就要帶頭反對他。
11月30日，我同基辛格、黑格、萊爾德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開會，討論萬一會談破裂或者業已達成的協議遭到共方違反時我方應採取的軍事計劃。在前者的情況下，我們有對北越進行三天和六天轟炸的應急計劃。在後者的情況下，我堅決主張我們的反應應當是迅速而強烈的。「如果河內違反協議，我們的反應必須不遺餘力。」我說，「我們必須在這個地區保持足以完成這一任務的兵力，我們的反應決不能夠軟弱。首先，B-52飛機應以河內為目標。我們必須擁有我們自己單方面防止違反協議事件的能力。」
基辛格同北越人的下次會議定於12月4日星期一舉行。如果這次會議還得不到解決的辦法，那就很難預料在什麼時候或以怎樣的方式結束戰爭了。基辛格將需要運用他那全套令人難以對付的本領來使北越人相信，除非他們同意解決問題，否則我們就要留在越南，繼續戰鬥；同時也要使南越人相信，除非他們同意一項解決的辦法，否則我們就要停止戰鬥，撤出越南。基辛格自己是樂觀的，認為只要用幾天時間就可以達成一項協議；他說，事實上有七成希望在星期二晚上以前「了結」全盤的問題。他把造成我們目前許多困難的原因歸咎於他那次「和平就在眼前」的講話，並談到如果他不能締結協定，他就辭職。我告訴他，他根本不應該這樣想。
星期天夜間，我在日記中寫道：「我們進入非常棘手的一周，非常關鍵的一周，但是我總覺得，問題總歸是要解決的，因為偉大的歷史力量——實際上也是正義的力量——正在推動我們朝著這些方向前進。只有某些領導人的愚蠢和喪失理性的行徑才會把我們推往其他方向。」
星期一，我們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黎德壽不僅斷然拒絕接受我們提出的每一項更動，而且撤回了上一輪會談中已經同意的一些修改，並提出了幾條新的讓人無法接受的要求。現在，即使我們決定撇開阮文紹達成一項協議，那些條款也不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基辛格來電說：「我們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看來會談的破裂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了。」他在一份分析會議情況的長篇報告中說：
黎德壽很可能正在向我們挑戰，等待我們明天就屈服。但是我並不這麼想。幾乎無可懷疑的是，河內現在準備突然使談判破裂，在軍事上再打一個回合。他們對達成協議的需要現在已經被眼前一種誘人的幻象所超過，仿佛覺得我們不同西貢徹底決裂就要面臨國內難以控制的局勢……
中心的問題是，河內顯然已經決定要像去年5月那樣向我們提出正面的挑戰。如果的確是這樣，那麼他們的賭注就是壓在我們不願去干那種非干不可的事情這一點上了；他們正在拖延時間，想通過我們同西貢決裂或者我們在國內垮台來爭取明確的勝利，而不是冒那種通過談判來求得解決辦法的風險。
這是根本的問題，其餘都是策略問題。假使他們願意現在就解決，我是可以提出一些公允的方案，不必來麻煩你的。如果他們要走另一條路，我們就面臨著像去年春天那樣的困難的抉擇。
基辛格覺得黎德壽的行為再次使我們只有兩種選擇：要麼我們必須同意倒退回去並接受不加任何修改的10月協議的條款，要麼我們必須冒會談破裂的風險。他指出，第一種選擇是無法接受的，那就等於要推翻阮文紹。正如基辛格所說的，「在他和我們表現出這樣軟弱無能以後，他不可能繼續存在下去」。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將無法解釋10月以來我們的行動，同時河內將獲得一次巨大的宣傳勝利。最重要的是，如果同意退回去採用10月的條款，我們就沒有把握保證使協議得到遵守，因為共產黨人將了解到，如果我們願意輕易地承認這種後退，我們也就沒有能力對任何違反協議的事件作出反應了。基辛格的結論是：雖然10月協議不失為一項好的協議，但從那以後一些節外生枝的事件已經使它無法接受了。
基辛格接著說：「因此，我認為我們必須準備中斷談判。問題是從何入手。」他覺得我們在這方面現在有兩種策略上的選擇。第一種是建議根據上周那一輪會談時我們表明的立場達成協議；那將使我們至少可以保持黎德壽已經同意過的更動和改進。這一選擇的問題在於河內和西貢都不大可能接受。
第二種是基辛格主張採用的，它要堅持保留北越人已經同意的那些修改，同時把我們其餘的要求壓縮到最基本的幾條，包括明確說明「民族和解與和睦國家委員會」的非政府性質和職能，並且必須在協定中以某種方式闡明北越軍隊無權無限期地留在南方這一原則。共產黨人大概不會接受這些要求，但是，如果由於某種原因他們接受了，我們就可以利用它們與10月條款相比所表現出來的改進，作為使阮文紹和我們走到一起來的手段。如果北越人真正想要達成協議，這幾條沒有哪一條包含多大的危險，以致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
如果共產黨人表示拒絕，談判破裂，我們就別無他法，只有加緊轟炸，藉以促使他們同意重新規定談判的立場。基辛格建議我發表電視講話，以爭取美國人民支持我們多半有必要採取的嚴峻步驟。「我相信你能夠講出一番打動人心的、有說服力的道理，把他們統統團結起來，像你以往用直接發出號召的辦法那樣。」他寫道。
在這方面，我和基辛格有不同的看法。我寧願不加宣布地加緊轟炸，而不願由我作一番聲嘶力竭的、可能註定要失敗的努力，試圖使美國輿論支持一次重大的戰爭升級。與此同時，基辛格將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說明我們以重新達成一項解決辦法為努力方向的立場，並說明談判為何中斷。然而，據我看來，這仍然不過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日記
亨利所不理解的是昨天他動身前我想對他說清楚的問題，那就是，像11月3日關於柬埔寨以及後來在5月8日那樣號召人民支持我們的措施現在已經難以進行了。
在大選以前和從大選以來，人們的期望很高，因此，如果目前我在電視節目裡向美國人民說，我們又受了共產黨人的欺騙，他們耍盡花槍，現在我們必須下令恢復這場看不到盡頭、沒有希望的戰爭了——如果這樣做，我們就非失敗不可。
基辛格在電報里有辭職的想法。「關於談判破裂會在國內對我們產生什麼影響，我不抱任何幻想，」他寫道，「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回去後要同你談談我個人應負的責任和所起的作用。」
日記
我對〔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理察·甘迺迪上校說，亨利根本不應當存有辭職的念頭。這不是個人的問題。這恰恰是那些使我感到難辦的事情之一，我們必須儘量妥善安排，擺脫困難。問題將是棘手的，但是我們最後將取得勝利。
12月5日星期二上午，我收到基辛格的一封電報。他認為萬一談判破裂，我只有猛烈地加緊轟炸，並利用總統發表電視演說以激勵人民的機會，在宣傳上掌握主動。在另一封電報中，基辛格建議他應當堅持阮文紹提出的從南越撤出一切北越軍隊的要求，造成讓黎德壽使談判破裂的局面。那時他將回到華盛頓，我則發表電視演說，提出明確而又可以達到的目標。這些目標實質上歸結起來就是撤出全部美軍以換回美國戰俘。在北越方面同意歸還我們所有的戰俘以前，我們將繼續轟炸；他估計這一過程將需要六到八個月的時間。「這些問題是美國人民能夠理解的……我相信你能再度使他們振奮起來。」他最後說。
我仍然不相信這種行徑是明智的和行得通的。我堅定的信念是，我們決不能為談判的破裂負責，或者被人說成是我們應該為此負責。
日記
我們必須儘可能把這一點揭示出來，即應當由北越人而不是我們為談判的破裂負責；然後我們應該儘量發表低調的言論和儘量作出堅強的行動，不致由於我們正在加緊轟炸以及主要在亨利的「和平就在眼前」這一著名言論影響下人民的希望大為提高以後，實際上正在恢復無止境的戰爭而引起巨大騷動。
就美國人民來說，他們以為我們一直在轟炸北越，這當然是事實，儘管最近轟炸的規模不像5月8日以後的一段時期那麼大。今後的事實會證明我們是否有出路，但我必須說，在大選以後的四個星期里，局勢肯定不是很樂觀的。
關於採取什麼策略最為妥善的問題，基辛格和我顯然有意見分歧。他再次認為，現在的形勢逼得我們只有中斷談判和加緊轟炸，以便使北越人同意達成一項協議了。我卻仍然相信，只要我們還有解決問題的一線希望，我們就應當繼續進行談判。
為了在整個談判過程中可能是最關鍵、最微妙的現階段不致引起人們對我希望採取的方針產生誤解，我詳細地指示霍爾德曼，要他發一封電報給基辛格，扼要地提出他下一次同黎德壽會談時應該遵循的方針：
我們應當避免給人一種印象，仿佛是我們這方面引人注目地使談判破裂的。恰恰相反，我們應當把目前的情況看作談判已經陷入僵局，雙方都要回國進行磋商的問題。如果談判真正發生這種引人注目的破裂，那也應該來自對方而不是出於我方。無論如何不能讓人覺得我方是在主動終止談判。我們應該要求暫時休會，以便進一步進行磋商。
接著，你回國以後應當舉行一次低調的、不太引人注目的情況介紹會，扼要地說明一下當前的形勢，指出我們在達成一項滿意的協議之前還繼續打算維持軍事行動。你不妨表明，只要時機成熟，我們隨時準備恢復談判。
我同這裡主張採取強硬路線的極少數人非常秘密地談過話，他們堅決地一致認為，如果總統在電視中出現並詳細說明談判失敗的原因，那將是極端錯誤的。
基辛格的回電通過霍爾德曼交到我的手裡。「我們最好是正視實際情況，」他說，「如果在未來48小時內不能達成協議，我們也許就能夠藉口說談判的休會時間很長，可以容許我回國匯報一下情況了。但是，在此以後很快就將沒有辦法不讓越南的兩方把談判陷入僵局的消息捅出去。而且，如果我們恢復全力轟炸，情況將更其如此。由此可見，萬一出現僵局，我們就只有兩種辦法可供選擇：要麼退讓，要麼激勵美國人民支持我們再作一番努力。而我認為，北越人是經受不住我們新的壓力的。如果我們想要把美國人民激勵起來，歸根到底只有總統才能辦到。」
12月6日星期三，基辛格和黎德壽會談了六小時。北越人的立場基本上仍然沒有改變。會談後，基辛格發回電報，說我們已經到了需要作出抉擇的重要關頭，必須決定怎麼辦。他再次把幾個選擇歸納為兩個。按照第一個選擇，我們需要作最後一次努力以達成一項解決辦法，那就是把我們的要求降到最低限度，然後把它們作為我們最後的立場提出來。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北越人會響應這種辦法。即使他們作出響應，這裡面也包含著一種風險，因為阮文紹幾乎肯定要加以拒絕並和我們決裂。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樣：「你因此必須認識到，如果你授權我按照上述方針進行而獲得成功，你將面臨同南越政府的一場重大對抗。除非你準備從事這樣的對抗，否則你就不應該指示我採取這種步驟。」
第二個選擇意味著要挑起談判的破裂，其辦法是提出某種不能接受的要求並恢復大規模轟炸，直到北越人同意遣返戰俘以換取我們從越南撤軍為止。基辛格仍然認為，如果我們能把轟炸再保持六個月——到1973年夏末——北越人就會被迫同意用戰俘換取撤軍的辦法作為解決問題的基礎。可以設想，如果我們能向國會表明北越人不願遣返戰俘，國會就不會斷絕經費。基辛格說：「假使我們願意在國內和國際上付出代價，激勵美國人民，並堅持我們的方針，那麼第二個選擇所包含的風險根據南越政府的態度來考慮要比第一個選擇小。」
在仔細研究了基辛格的電報之後，我回他一封長電，其中包括對第二天上午會議的逐條指示：
讀了所有的來電之後，你為應付一個極端困難的局面而表現出來的巧妙手腕和獻身精神再一次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在作出這樣重要的決定之前，有必要把我個人的意見同你談一談。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建議你在明天會議一開始就說總統已看過你的所有電報和迄今為止歷次談話的正式抄本。老實說，他為北越方面的僵硬態度，特別是他們背棄自己在10月所作的諾言而感到震驚。然後，我希望你根據上次來電所說的最低限度立場中包括的一切建議列出各項具體問題的清單，加上另一個具體問題，即他們是否同意擬定一段有關北越軍隊撤出南越的文字。我推測他們對所有這些問題的答覆將是否定的，但我們的目的在於徹底澄清談判的內容。我還希望你問明白他們的最後建議是什麼。然後你可以告訴他們，你將把他們的答覆立刻報告給總統，在那以後你才會就將來開會的時間和條件同他們進行聯繫。
如果談判破裂，責任要由他們而不是由我來承擔，這一點必須絕對明確。
我也堅決相信，我們不應該講「這是我們最後的建議」或「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次會議」之類的話，以免自陷困境。要為以後的會談留一條門縫。
我知道，你認為我在電視上發表演說就能把美國人民號召起來，使他們僅僅為了弄回我們的戰俘就支持我們無限期地繼續戰爭。我也許也會認為此刻有那樣的可能性。但是，這種希望在幾個星期之內就會逐漸消失，特別是在宣傳機構——不僅有北越而且還有我國的宣傳機構——開始反覆強調以下的觀點時，情況尤其如此：它們說，我們原來快要到手的協議要好得多，後來由於西貢毫不妥協，才沒有能夠達成。
無論你們今天的會議結果如何，如果最後沒有達成協議——當然，我知道並且同意你的看法，在達成協議方面取得任何突破的可能性都非常渺茫——我們就要在北方進行一場十分猛烈的轟炸。但是我們這樣做，將不在電視上引人注目地予以宣布。這方面最恰當的做法是平息華盛頓深知國內有意見分歧的權勢集團對幾天之內加緊轟炸的激憤，只是採取堅決有力的行動，而並不在言論上對此加強宣傳。
12月6日，我們給了多勃雷寧一個緊急口信，告訴他下次會議上我們準備提出我們最起碼的要求，並說如果沒有任何進展，那就將導致談判的終止。他看來很不安，再三說蘇聯一直在說服北越，要他們接受協議。幾天以後，我增加了壓力，打電話對他說，現在結束談判顯然對蘇聯有利，因為莫斯科和華盛頓雙方都有更重大的事情要做，而為了使我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繼續得到改善，消除這個令人惱火的因素是符合我們的共同利益的。我們也通知中國駐法大使，說明情況危急，我們希望在採取「嚴重步驟」之前把問題提到周恩來面前，因為這樣的行動顯然會影響我們按照兩國政府的願望發展中美關係的能力。
基辛格和黎德壽在12月7日會談時，幾乎沒有獲得什麼結果。然而，第二天有些進展。到了12月9日上午，只剩下一項重要的問題，即非軍事區問題沒有解決。事實上，北越人在11月談判期間已對此表示同意，不過，現在黎德壽卻堅決要求增加一項意思含糊的新條款——由雙方對通過非軍事區的人員往來和物資運送「確定條例」。這實際上等於是對非軍事區的完整性提出異議。我給北越人拍了一個電報，告訴他們說，我認為把他們的新條款包括進去會使雙方難以迅速達成協議，並建議恢復11月23日會上他們已經同意的措辭。
12月9日，由於只剩下這一項需要談判，我不禁對於有可能在聖誕節之前簽訂協定這一點抱樂觀態度。如果阮文紹拒絕合作，那將是很傷腦筋的事，但毫無疑問，我們對他的幫助已做到仁至義盡，現在我們不得不照顧自己的利益，在條件可以接受時締結協定了。我回顧了一下上周發生的許多波折，起先是基辛格建議中斷談判，進行轟炸，末了似乎又有希望達成協議了。
日記
霍爾德曼和我總結了一下情況，認為眼前發生的事情實質上是亨利抱著深信他會在兩天之內和北越人很快達成協議的心情返回巴黎。事實上，他告訴我會議將只開兩天——星期一和星期二。
北越人出其不意地揍了他一記耳光。
北越希望儘可能使南越丟臉，也使我們出醜。南越希望把北越趕出南越，在沒有達到這個目的之前要我們同他們一起堅持下去。就我們自己來說，我們必須按照不失體面的原則儘快地結束戰爭。
人們殷切希望實現和平，如果我們不能結束戰爭，那就會對我國產生一種令人十分沮喪的影響，任何電視演說也不會把美國人民激勵起來，雖然亨利根據過去的經驗認為這是可以辦到的。我在以前的備忘錄里已經指出，現在也看得很清楚，當這個國家躺在地上，你要它爬起來繼續進行戰鬥時，它是會振作起來的。反之，當它已經是非常樂觀的時候，如果你去告訴它說事情糟得不成樣子，那並不能把它激勵起來——這樣做只會鼓勵我們的對手，挫傷我們的朋友。
不管怎樣，我們眼前的道路沒有別的選擇，只有儘可能地爭取最好的協議，然後盡最大的努力監督執行。
12月10日，北越人答覆了我的電報。他們認為他們關於非軍事區問題的立場是很合理的。看來很清楚，他們已經決定要使談判陷入停頓了。
當天下午，我打定主意要把事情挑明，消除對我們決心的任何懷疑。我打電話給多勃雷寧，告訴他我個人並不贊成基辛格建議的關於非軍事區的任何妥協措辭。我說河內應該遵守它已經同意的措辭，並且直截了當地對他講，幫助談判順利進行肯定對莫斯科是有好處的，因為我們兩國還有更重大的事情要辦。我說，許多問題大部分已經達成協議，現在河內分明是一心想要改變關於非軍事區所商定的辦法，這就可能給協定的締結帶來危險。多勃雷寧要求給他一些時間同莫斯科進行聯繫。
在12月11日星期一的會議上，北越人對非軍事區問題的態度根本沒有改變。基辛格在報告裡把他們的舉動描繪為集蠻橫、狡詐和拖延之大成，並且這些成分同樣突出。
第二天他們多少有點兒願意遷就，但仍然沒有任何真正的進展。當天夜裡基辛格報告說，他已斷定河內決心要拖延時間：黎德壽有目的地企圖阻撓解決戰爭問題，又竭力不讓談判破裂。他們很可能打算利用我們同西貢之間越來越明顯的裂痕。我不禁這樣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北越人在談判桌上的強硬態度至少一部分是由於我們企圖迫使阮文紹接受一項協定而沒有成功的緣故。毫無疑問，共產黨人已經滲入西貢政府內部，所以河內知道我們警告過阮文紹，國會很可能會在來年1月停止撥款。在一周後12月18日的一則日記中我寫道：「我們正站在鋼絲上面，我擔心北越人由於滲入了南越而認為完全可以擺布我們，從而會繼續對我們施加壓力。所以我們必須採取有力的行動。」
當然，河內的領導人中間也可能有意見分歧，還在考慮是否要締結協定。無論如何，結果並無兩樣——僵局。基辛格在電報里是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的：
他們始終不變的格調是，給予我們一點極小的讓步，使會議勉強可以開下去，但是並沒有任何能夠達成協議的決定性讓步……
另一方面，他們希望保證使我們沒有確鑿的藉口來採取強硬行動。他們對許多問題保持低調，以防止恢復轟炸。
他們如果願意，本來在過去兩三天的任何時候用三個小時就可以解決問題，然而他們故意不肯這樣做。他們每作半點讓步，就提出一項反要求……
北越人的策略我看好像是這樣：他們把許多有爭議的問題縮小到只要雙方交換一下電報就能解決的程度。然而，我認為如果沒有強大的壓力，他們是不會拍這個電報的。
12月13日舉行下一次會議時，黎德壽表明無意達成協議。他定於次日回河內磋商，因此基辛格建議談判暫時休會，在聖誕節以前不再開會。那天夜裡我寫道：「像我預料的那樣，今天——12月13日——真正是我們這屆政府最困苦的日子之一。」
我不得不斷定，我們已經到了採取最強有力的行動的時刻。只有這樣的行動才能有效地使河內相信：同我們談判一項公平的協議比起繼續打仗來是一種更好的出路。基辛格和我都認為這就意味著加強轟炸。唯一的問題是需要多大程度的轟炸才能迫使河內就範。基辛格建議在海防港重新布雷，恢復對北緯20度線以南地區的全面轟炸，加強在寮國南部的轟炸。我立即感到我們需要採取比以上規模還要大得多的行動。我查核一下，發現北緯20度線以南地區大部分是稻田和叢林，因此我對基辛格說：「無論大規模轟炸還是小規模轟炸，我們同樣要受到猛烈的抨擊。如果我們恢復轟炸，採取的行動必須與以往有所不同，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作出用B-52飛機轟炸河內和海防這一重要的決定。任何較小的行動只會使敵人瞧不起我們。」
基辛格指出，河內和海防都是用蘇聯的地對空（薩姆）導彈嚴密防衛的城市。假如我們襲擊這些地方，我們就必須準備遭受新的損失，有更多的人員傷亡和被俘。「這個我知道。」我說，「但是，如果我們相信這是該做的事，那麼我們就必須立刻去做。」
12月14日，我發布一道三天後生效的命令，在海防港重新布雷，恢復空中偵察，用B-52襲擊河內-海防區域的軍事目標。轟炸計劃包括位於河內的16個關於運輸、電力、河內廣播電台發射台等的主要目標，以及河內外圍的六個通信指揮和控制目標。在海防區有13個目標，包括船塢和碼頭。當第一批轟炸計劃實行時，我吃驚地發現，所使用的飛機必須向各個指揮部去借，這裡面牽涉到複雜的後勤工作以及大量煩瑣的公文手續。轟炸開始後的第二天，我在打電話給穆勒海軍上將時大概使他大吃一驚，因為我說：「我再也不願聽說什麼我們不能襲擊這個或那個目標的廢話了。這是你有效地使用軍事力量以打贏這場戰爭的機會，如果你干不好，我要唯你是問。」我強調指出，我們必須打擊敵人，並且要狠狠地打擊，否則就根本沒有意義。如果敵人發覺我們縮手縮腳，他們就會輕視我們的整個行動。
聖誕節前一星期恢復轟炸的命令，是整個越戰期間我作出的最困難的決定；但同時這也是最明確、最必要的決定之一。
日記
亨利相當激動地談到這是一個很有膽量的決定，但是我向他指出，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因為我們要在這裡待上四年，並且，就算我們現在獲得了不壞的、廉價的和平，如果它在一兩年內突然發生變化，我們也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地方，到那時候再要作出抉擇就相當棘手，能夠採取的辦法也比現在要糟糕得多。我們目前要勇於承擔後果，希望這樣做會引起公眾的注意，使他們以後不致再對我們有不利的反應。
我們決定讓基辛格把談判的情況作一番公開的簡單介紹。最重要的是要理所當然地把當前談判陷入僵局的責任歸諸北越方面。為了推敲他要講的話，我和亨利碰了幾次頭。我還口授了兩篇長備忘錄，其中談到我認為他應當講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必須讓人們了解，北越人本已同意一種解決方案，後來在許多條款上出爾反爾，現在又拒絕認真談判。我還說，基辛格應該批評阮文紹，因為他堅持要取得徹底勝利，而我們所希望得到的則是雙方都能夠保持和享受的公正、和平。
12月17日星期日凌晨，我們的飛機在海防港內重新布雷。在24小時以內，129架B-52轟炸機參加了對北越的轟炸。
日記
有關轟炸海防一帶地區的困難決定已經作出，並正在執行。我剛剛獲悉有一架B-52被擊落。亨利說，他們預料損失的飛機可能達到三架。當然，還有兩批轟炸機要出動，但是他們預料薩姆導彈對第二和第三批飛機的抵抗力會被壓下去，或者至少有所減弱。不管怎樣，我們只能祈禱情況像那樣發展，並希望的確如此。
當天又有兩架B-52轟炸機被擊落。
日記
我認為所有的決定都是不容易作出的——回顧起來，5月8日的那個決定也許是最困難的，雖然關於柬埔寨的決定就其特殊的意義來說，並不比前者來得容易。11月3日的決定也很困難。然而這一次的決定卻使人頗為擔憂，因為一切情況都在朝著正常的方面發展，還因為很難斷定我們這樣做了以後會產生什麼反應。
不管怎樣，決定已經作出，我們不能後退。亨利的情緒忽高忽低是可以理解的。例如，今晨他的情緒就似乎比較低落。我給穆勒打電話要他務必挺直腰板，認清把這些襲擊進行到底的必要性。我想我們可能把他逼得太甚，但我擔心空軍和海軍過去執行命令時有時過於謹慎，同時擔心軍方的過分謹慎使我們沒有達到政治上的目的。如果我們要達到自己的目的，就非得承受損失不可。
我記得丘吉爾在其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著作中告誡說，人們可以採取一項大膽的政策，也可以奉行一項謹慎的政策，然而，想要同時奉行一項既大膽又謹慎的政策卻只能帶來災難。非此即彼。我們現在既已走上大膽的路線，就必須繼續走下去，直到我們碰上某種好運氣為止。
很多人不能理解，為什麼我不「公開宣布」12月進行轟炸的理由。正如我已經指出的那樣，我認為這個時候不像在11月3日和5月8日那樣容易使美國人民振作起來。但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我所發表的任何公開講話都會直接妨礙恢復談判的機會。如果我當時宣布我們恢復轟炸的目的是強迫北越人談判，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和意識形態上的狂熱，決不會允許他們甘願屈服於這樣的最後通牒而在國際上丟臉。因此，我在恢復轟炸時儘量少發表言論和聲張，其結果完全如願以償。我們短暫地但大規模地使用武力的行動把信息傳給了河內，同時又允許他們放棄強硬的立場，而無須承認他們是在我們的軍事壓力下那樣做的。
12月18日早上，在給駐在巴黎的北越人發去的一封電報里我們說，仔細審查了最近幾次談判的記錄之後，我們斷定他們是在輕率地故意拖延談判。我們建議恢復11月23日那次會談後起草的協定原文，再加上一兩處事後商妥的更動。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準備在12月26日以後的任何時間再行會談，以便締結協定。
我決定我們也要盡一切努力說服阮文紹，一旦北越人同意恢復談判，他就必須同我們一起提出一些河內可能願意接受的合理條件。我們考慮讓阿格紐、萊爾德和康納利擔負這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是最後我說：「黑格仍然是『把信帶給加西亞』的最合適的人選。」
黑格攜帶著我至今寫給阮文紹的措辭最強硬的一封信，於12月19日抵達西貢。我在信里說：「黑格將軍的使命是盡我最後的努力向你指明共同行動的必要性，並轉達我的不可改變的意圖，即最好是在你的合作下採取行動，但如有必要，美國將單獨行動……我已命令黑格將軍替我請你答覆我這一項絕對不可更改的建議：按照我所批准的路線共同努力尋求一項解決的辦法，否則我們就各奔東西。」黑格告訴阮說，信是我親自口授的，我們政府里的其他人員都沒有看到過。阮把信看了兩遍，抬起頭來說，這顯然不是請他為和平而簽署一項協定，而是要他為求得美國繼續支持南越而簽署一項協定。黑格回答說，作為一個軍人和一個完全熟悉共產黨手段的人，他同意阮的判斷。
阮看起來幾乎陷入絕望的境地。他爭辯說，停火不會持續三個月以上：在最後一個美國人離開之後，共產黨人就會恢復他們的游擊戰。但是，這一次他們會用刀子和刺刀作戰，因為他們會謹慎小心，不讓美國有充分的理由進行報復。這樣，我那關於履行協定條款的保證就永遠不會有機會得到考驗，而共產黨人卻可以放手去反對他和他的政府。
這次會晤後阮文紹向新聞記者透露消息說，我們試圖強迫他接受一項最後通牒，但是他已經拒絕了。我聽到這個消息後很震驚。我認為現在我們完全有理由同他決裂，單獨和河內媾和。但是我還不願因為討厭他而作出任何可能促成共產黨人統治南越的事情。
12月20日是對北越實施猛烈轟炸的第三天。90架B-52型飛機分為三批襲擊了11個目標，損失了6架飛機。12月21日，30架次B-52型飛機轟炸三個新的目標，損失了兩架。
在第一個星期的轟炸期間，我主要關心的倒不是我早就料想到的國內和國際上的一陣尖銳批評，而是B-52轟炸機損失之多。我在12月23日寫道：「我關於他們使多架飛機在同一時間飛越同一目標的做法大發雷霆，對他們臭罵一通。所以，在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們損失五架飛機時，我雖然感覺到失望，卻並不驚訝。最後，我們使軍方改變了主意。」五角大樓開始把空中襲擊安排在不同的時間並按照不同的路線進行。這樣，敵人就不知道何時何地會受到襲擊，從而減少了他們擊落我方飛機的能力。
12月22日，我們給北越人一封電報，要求在來年1月3日舉行一次會談。如果他們同意，我們就自動在12月31日停止轟炸北緯20度線以北地區，並在會議期間暫停轟炸。
新聞界對12月轟炸的反應是可以料想到的。《華盛頓郵報》發表的社論說，它使千百萬美國人「羞愧得無地自容，也使他們對總統的神志是否正常感到懷疑」。約瑟夫·克拉夫特稱這次轟炸為「毫無意義的恐怖行動，玷污了美國的聲譽」。詹姆斯·賴斯頓稱之為「意氣用事的戰爭」，而安東尼·劉易斯則指責我做起事來「像個發了瘋的暴君」。在國會裡，兩黨的議員中間也爆發出一陣陣類似的批評。俄亥俄州共和黨參議員威廉·薩克斯比說：「尼克森總統在這個問題上好像是失去了理性。」邁克·曼斯菲爾德說，那是「石器時代的戰術」。
日記
從另一方面來說，專欄作家和新聞記者在大選期間以及對以往有關越南問題的決定的做法已告失敗。
在越南問題上，自由主義左派新聞界的記錄也許是我國全部新聞報道史上最不光彩的。我不是指開頭就反對這場戰爭的誠實的和平主義者，而是指報紙、廣播和電視界的那麼一些人，他們根本不能設想在我領導下的這屆政府會體面地實現他們長期以來預料不可能實現的和平。
大選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現在是他們第一次從選舉所受的打擊中復原和反擊的機會。
特別令人高興的是納爾遜·洛克菲勒和羅納德·里根打電話來表示支持。參議員詹姆斯·巴克利同霍華德·貝克、鮑勃·塔夫脫和查克·珀西一樣，也支持我。最堅決的支持者之一是約翰·康納利，他每天都打電話來報告一些正面輿論的新情況。
隨著外面的批評增多，白宮內部的壓力也加劇了。當我進出行政辦公大樓同碰見的人打招呼的時候，我能夠感覺到他們的緊張情緒。我知道，由於轟炸，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多麼不安。我也了解到，由於轟炸，他們有很多人在本來應該是愉快的假日又是多麼難以對付他們的朋友甚至他們的親屬。
帕特和我在比斯坎島度過聖誕節。女兒們不在家，我們倆還是第一次單獨過聖誕節。特里西婭和埃德在歐洲旅行，朱莉也到那裡去同戴維待在一起。帕特和我當然力勸她們去，但是當我們發現，由於她們不在家，屋子裡顯得多麼空曠寂寞的時候，我們兩人又都感到悶悶不樂。我們懂得，如果轟炸不能迫使北越人回到談判桌上來，那就沒法知道越南戰爭將如何結束或能否結束。每當想到這一點，我們就覺得什麼事情都蒙上一層陰影。我在這個假期寫了幾則日記。
日記
現在是1972年12月24日——比斯坎島——清晨4點。
在聖誕節前一天的凌晨，除了結束戰爭這個壓倒一切的想法之外，我主要想到的是，我必須消除那種認為總統職位在任何時候都是包袱的念頭。實際上，我並不像艾森豪威爾或在某種程度上像約翰遜那樣，認為總統職位是包袱、苦事，等等。其實，我認為光榮的職責這個說法形容得最為恰當。
在聖誕節前的今天，由於多數選民授權和我國實力強大，我有機會不僅擔任美國的領導，而且在世界舞台上也起領導作用，這是上帝賜給我的極大福祉。
當然，在某種意義上，這樣講並不確切，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我們的力量更為強大，其原因是我們壟斷了原子彈，而歐洲和日本以及中國和蘇聯都還虛弱。但當時台上還有其他一些世界領袖。今天，除了蔣介石以外，世界大戰時的大多數巨頭已不在人間。這一方面使我們必須承擔巨大的責任，另一方面也給個人帶來難得的絕好機會。
從今天起，我要用那樣的觀點來看待問題，儘可能以高昂的情緒、極大的幹勁和熱情，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懷著真正愉快的心情奮起應對這個局面。
我需要上帝的幫助，也需要忠誠的工作人員和家屬的幫助。
不消說，我們迫切需要一批新的忠於尼克森的人士，但現在確實是一個新時期的開始，並且我就是存著那種念頭來結束這段錄音的——在這個新時期里，我要不斷提醒自己，牢牢記住總統的光榮職責。
12月24日西貢時間下午6點，我批准的聖誕節24小時停火在越南開始。沒有飛機飛行，沒有投一顆炸彈。我們整天都處於和平狀態。
聖誕節那天，我給全國許多老朋友和支持者打了電話，表示祝賀。
日記
總的說來，聖誕節的電話除了沒有過多地談到轟炸以外，並沒有涉及任何重大的或異乎尋常的事情。我猜測，他們都關心新聞界對待轟炸問題的態度。里根提到這件事，指出如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況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系統也許會被指控為犯了叛國罪。
瑪莎·米切爾在我打電話給她時聽起來很興奮，這種情況令人感到鼓舞，因為約翰·米切爾同她一道經受過極大的痛苦，我很高興她終於恢復過來了。到這裡來住兩個星期，也許會大大有助於他們回到原來的生活軌道，從而使約翰能夠在政治上繼續發揮作用，因為他是我們整個班子裡最聰明、最能幹的人之一。
亨利打電話來向我們祝賀聖誕節，但他顯然需要樂觀一些，對於這一點，我想是完全能夠辦到的，因為我相信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
不僅是總統，而且還有總統夫人，不可避免地會變得越來越孤獨，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不得不依賴越來越少的人，這些人在他們需要的時候能夠給予鼓舞，縱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另外，還有千百萬了解他們並遇有機會願意幫助他們的人。這不是朋友太多而是朋友確實太少的問題——這個職位不可避免的後果之一。
在這聖誕節日結束的時候，我很感謝馬諾洛和芬娜，感謝那些非常好的菲律賓人和工作人員，感謝貝比，感謝朱莉、特里西婭和帕特，感謝所有那些在我女兒遠在國外期間陪伴我們的人。
哈里·杜魯門在聖誕節後的第一天逝世。按照他的遺願，遺體停放在密蘇里州獨立城的杜魯門圖書館，任人憑弔。12月27日，帕特和我飛到那裡，向遺體告別，並拜訪一下杜魯門夫人。
工作人員中有些人施加了相當大的壓力，要求把聖誕節停火延長几天。可是我完全不能同意。事實上，我親自下令在12月26日進行了一次規模很大的轟炸，出動了116架次B-52型飛機，轟炸河內-海防地區的目標。
那天下午，北越人發出第一個信號，表示他們已經吃不消了。我們收到他們的電報，譴責他們所說的「滅絕性的轟炸」，然而他們並未要求停止轟炸作為他們同意舉行另一次會談的先決條件，而按照他們的建議，會談已寫於來年1月8日在巴黎舉行。我們回答說，假如基辛格參加的會談延期到1月8日，我們希望在1月2日先開始技術性談判。我們主動提出，一旦會談的議程安排就緒並公開宣布，我們就停止對北緯20度線以北地區的轟炸。12月28日，北越人屈服了，他們同意1月2日和1月8日的兩個日期。
12月29日華盛頓時間下午7時，我們暫時停止對北緯20度線以北地區的轟炸。第二天上午，我們宣布巴黎談判將要恢復，基辛格將在1月8日同黎德壽會談。
日記
真正的問題是，公眾的心目中是否會把今天的宣布解釋為我們的一項政策發生作用的結果。新聞界和國會裡反對我們的人是不會那麼解釋的。
我同查克·科爾森仔細討論了這個問題，他又同〔總統特別顧問〕約翰·斯卡利討論了一番。他們兩人都認為新聞界的許多人士將試圖提出「為什麼需要轟炸」這個問題，甚或會說，由於全世界大聲抗議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我們是被迫恢復談判的。
亨利總是根據利弊得失來看待這個問題，而從利弊得失方面來看，現在我們知道實際的情況是敵人異常明顯地屈服於我們的條件了。
大多數電視記者和第二天早上的報紙強調要停止轟炸而不是強調要恢復談判。他們多數人指出，情況還看不清楚究竟恢復談判是轟炸的結果，抑或停止轟炸是由於敵人同意恢復談判。沒有辦法把他們的看法糾正過來，確實令人沮喪。我對科爾森說：「我們只有信任人民，相信他們能夠正確判斷是非曲直。新聞界當然不會為我們作出中肯的論證。」
帕特和我在戴維營度過一年的最後一天。我在電視上看了印第安人隊以26比3戰勝了牛仔隊。快到半夜的時候，我回顧了一下當天的事情，然後又展望來年。
日記
今天我給所有的工作人員放了假，讓馬諾洛烹調了幾個雞蛋和鹹肉〔作為晚餐〕。我喝了大約半瓶馬丁尼酒，後來又喝了些白葡萄酒，吃了雞蛋和鹹肉。
在1972年結束的時候，有很多可喜可賀的事情——中國、蘇聯、 5月8日和大選的勝利。當然囉，儘管需要轟炸河內-海防地區是去年年底的美中不足之處，我卻認為那個決定能使未來的四年比在沒有它的情況下有更多的成就。
1973年將是更加美好的一年。
1月2日，我打電話到約翰遜的德克薩斯州的牧場，同他通了話。我們一起回憶了有關杜魯門的幾件往事。他說他不知道能否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紀念儀式，因為他最近觀看了德克薩斯州對亞拉巴馬州的足球比賽後感到心臟劇痛，醫生叮囑他不要外出旅行。
話題轉到越南，約翰遜說：「我知道在戰爭問題上你經歷了多少折磨。我希望你知道我每天都在為你祈禱。」
我對他說：「我知道，當你擔任總統時，你力圖做你應當做的事，那也就是我正在努力從事的事情。」
不管最後成效如何，我們繼續推行對蘇聯和中國的戰略。基辛格去見多勃雷寧，告訴他說：蘇聯希望實現的事情——解決中東問題、召開歐安會、簽訂核武器協定——在越南問題解決以前不得不置於次要地位。我寫給周恩來一封信，說越南戰爭阻礙了那種對我們都有好處的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1973年1月2日，即國會正式復會的前一天，眾議院民主黨秘密會議以154票對75票通過決議：一俟美軍安全撤出和我們的戰俘獲得遣返，就停撥印度支那軍事行動的一切經費。兩天後，特迪·甘迺迪向參議院民主黨秘密會議提出了一項類似的議案，以36票對12票通過。第二天早晨，國會領袖在白宮共進早餐時，氣氛很緊張。早餐後我發表了一篇簡短演說，解釋轟炸的理由，以及我為什麼認為那樣做是取得協議的唯一途徑。我最後說：「諸位先生，如果這些談判失敗，我願意承擔責任。如果成功，那麼我們就皆大歡喜。」
我對民主黨自由派的行徑並不感到驚訝。自從大選以來，我實際上已經不再抱有獲得他們支持或合作的任何希望。我看得出來，他們將努力利用越南問題使自己在麥戈文垮台之後團結起來。他們的策略似乎頗為明顯：假如我們達成一項協議，他們就會說那是他們逼我停止轟炸並恢復談判的結果；假如我們達不成協議，他們就會堅決要求按照他們大多數人的一貫主張從越南撤軍。
1月6日，在基辛格動身去巴黎之前，他和我在戴維營會晤，討論他應當採取的談判策略。在去年12月最後一輪談判時，他曾談起我們必須從中作出抉擇的兩種辦法。按照第一種辦法，我們將同意根據彼此能夠商妥的最好條件立即達成協議。按照第二種辦法，我們將同阮文紹決裂，繼續進行轟炸，直到北越人同意遣返我們的戰俘以換取我們全部撤軍時為止。
我決心要使這一輪談判能夠達成協議，並把我的想法充分轉達給了基辛格。
日記
我把整個問題概括起來坦率地向基辛格提出。我說，即使我們回到去年10月8日的協議，我們也應當接受，因為我們考慮到許多枝節問題可以得到解決，那時我們就能公開講我們已經把那個協議作了若干改進。我對他說，按照第一種辦法達成的一項不太好的協議，也比結果最理想的第二種辦法對我們有利。
他最後改變了自己的主張，贊成上述看法，雖然他相信，根據長遠的利益來看，從南越的觀點或從我們的觀點來看，採取第二種辦法也許對我們較為有利。我認為他忽略了這樣的事實：就我們目前的情況來說，厭戰情緒十分高漲，使我們根本不可能採取第二種辦法了。
戰爭仍舊占用了我們過多的注意力，顧及不到像中東這樣的其他國際問題，它也損害了我們同蘇聯和中國甚至同我們盟國的國際關係。
我把他送到樺舍門口時對他說：「好吧，不管怎樣，就這麼辦吧!」那天夜裡，我試著把所有的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都羅列出來，看看能否找出事情最後發展到什麼地步的線索。
日記
第一天也許會使我們了解許多問題。當然，就上周周末來說，敵人很可能要回過頭來談判一項解決的辦法。但是，國際上對他們的支持以及國會中民主黨人對他們的支持可能會使他們對談判不太熱心，認為可以再拖延下去。
亨利當然要繼續擺出採用強硬路線的樣子，表明我可能不得不恢復對河內地區的轟炸，儘管我已經告訴過他，就我們內部制訂的計劃來說，我們並不認為這是切實可行的辦法。
他認為，我們手裡的另一張王牌是揚言要完全撤銷協議。他相信河內現在希望達成協議，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在南方取得一點立足之地。另一方面，如果美國撒手不管，那就會意想不到地使他們要被迫在南方贏得軍事上的勝利。
在整個局面的發展中可以看出一些較小的趨勢，那就是關於四個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的技術性談判在本周已經有些進展，四個比較棘手的問題留待下周解決。另外，北越人已在南方發動攻勢，這一點可能表明他們正在竭力想在停火以前搶占土地、村莊等。
另一個有利的因素是南越人似乎比以前聽話一些。我們的情報指出，阮文紹告訴訪問的人說，他想要獲得的不是簽訂一紙和平協定，而是美國在協定萬一被破壞時保證繼續保護南越。不消說，這恰恰就是我在黑格遞交給他的信里透露給他的計劃。
在12月轟炸及其引起的騷動的緊張日子裡，新的水門問題開始顯露出來了。12月8日，霍華德·亨特的妻子在一次飛機失事中喪命。從那時起，亨特顯然鬱鬱不樂，精神近於崩潰。由於亨特將被判處徒刑，科爾森開始為他擔心。
對於白宮工作人員，初次出現了一些毫無根據的、不太明顯的、指指戳戳的跡象。我能夠覺察出，人們正在變得不安和焦慮。我口述了1月3日的日記。
日記
一個令人不安的信號是霍爾德曼說起科爾森可能知道水門事件的內情。我不能確實肯定他是否知道。霍爾德曼的理由是科爾森堅持要搞到民主黨人企圖破壞我們的代表大會等的情報。當然，科爾森可能是一直想要搞到這樣的情報，但他也許並不知道別人是用什麼方法去搞到這種情報的。根據我同科爾森的談話，我根本不能相信他會那麼愚蠢，以為只要通過竊聽手段就能得到對方這樣的情報。
三天後，即1月6日星期六，我又寫了一則關於這個問題的日記。
日記
科爾森在星期五告訴我，他想盡最大努力使亨特不要亂招亂供，成為刑事案件的證人。在發生了亨特的妻子遇難等的事故之後，我覺得我們完全應該對他表示同情。
科爾森顯然認為霍爾德曼或埃利希曼或他們兩個人牽連的程度比已經知道的來得深。這當然不過是道聽途說。科爾森的論點是，馬格魯德經常喜歡提到一些有名人物以炫耀自己，他在命令水門案件中那些人去偷竊情報時可能提到過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的名字。還有，按照科爾森的說法，有幾次會顯然是在司法部米切爾的辦公室里召開的。這似乎很難使我相信，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人們在競選運動中往往不像在正常情況下那樣明白事理或認真負責。我知道，在很不愉快的上一周里，這對於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來說一定是個沉重的負擔，我能看出有什麼事情在折磨著他們，但不知是什麼事情。
我對這些揣測感到關切，但我認為它們至少一部分是工作人員之間日常懷有敵意的表現，而在科爾森和米切爾之間以及科爾森和埃利希曼之間是長期存在著這樣的敵意的。
現在看來很清楚，我當時知道科爾森通過亨特的律師給亨特轉達了叫他放心的口信，而亨特就把這個口信當作最後會對他寬大處理的信號。我當時不相信科爾森已經作出任何保證。我現在甚至也不能絕對肯定他沒有對其他被告說過叫他們放心的話。我確實記不得是怎麼回事，但是就水門事件來說，我已經學會不把話說得太絕對了。不管怎樣，當亨特和其他一些人在1月初服罪時，我感到寬慰。我想這可以使我們不致遇到那種由喧鬧的公開審判所造成的困難，也不致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弄得心神不寧了。
1月8日星期一，基辛格同黎德壽會談了四個半小時，沒有取得任何成就，可是基辛格在當天晚上給我的電報里指出，希望共產黨人在轟炸後第一天回到談判桌上來就表示願意讓步或認輸，那是不現實的。我自然感到失望，然而沒有別的辦法，只有等待和期望。當天夜裡，在我60歲生日的前夕，我寫下了一些感想。
日記
總的來說，在這一天結束時，我回顧了一下以往十年，認識到如何像1963年1月9日那樣似乎到了盡頭，後來到了1973年1月9日又怎樣徹底發生了轉變。正如我給今年只有41歲的科爾森強調指出的那樣，所有這些都與精神有關。今晚他顯然有點兒意氣消沉，可能是由於亨特問題等的關係，不過，在我們談過話以後，我覺得我已稍稍使他振作了一些。
今天會接到基辛格的報告，他在報告裡應該會以某種方式告訴我們在談判過程中是否有什麼突破。
今天早晨，我從報上注意到他們抓住亨利到達時受到冷淡禮遇這一點大做文章。這並不使我感到煩惱，因為到目前為止，每逢他們對亨利的到達反應熱烈，談判就沒有進展。也許冷淡的對待反而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1月9日中午時分，霍爾德曼拿著基辛格的電報走進橢圓形辦公室來。
「發生了什麼事?」我問道。
「總統先生，我認為你應該親自看一看這封電報。」他嚴肅地說。
我接過電報，戴上眼鏡，開始念電文：「我們今天的談判有了一個重要的突破以慶祝總統的生日。總之，我們解決了協定文本中所有懸而未決的問題。」
基辛格警告我們不要過分樂觀：「北越人以往使我們傷心過好幾次，在所有的問題敲定之前，我們根本不能認為已經獲得成功。但是，談判的基調和認真態度是去年10月以來我們所見到的最接近於10月的情況。」他最後說，「我們能夠達到這個地步，是由於總統堅定不移，以及北越人相信國會或公眾的壓力不會對總統發生影響。黎德壽一再向我說明這些看法。因此，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必須保持嚴厲的姿態。稍稍露出一點對和平的渴望都可能是自趨絕境。」
我馬上口授了一封復電：
非常感謝你對我生日的祝賀和報告。我完全贊同你的意見，必須對談判的進展情況絕對保密，一切電文必須「親啟」，直到所有的問題完全敲定為止……
你應該繼續持強硬態度，首先是不要讓對方用空談來阻撓談判的進行。如果對方明天能夠遵循你的軌道，不再故態復萌，那麼，你今天的行動就是我在60年里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禮物。
這樣的勢頭繼續到第二次會議結束的時候。基辛格報告說，根據目前的進展速度來看，三四天之內就可以締結協定。
1月11日，基辛格發來電報說：「我們已經起草好協定的全部文本，包括有關簽字的條款。」從我入主白宮接受結束越南戰爭的任務以來，再過幾天就滿四年了。
基辛格將由巴黎直飛比斯坎島，以便向我匯報同北越人會談的進展情況。當這項消息宣布時，人們普遍地推測雙方已經締結了一項協定。離開巴黎之前，基辛格在機場發表簡短的聲明時臉上綻開他那莫測高深的、嚴肅的微笑，說會談是「有益的」。
幾小時以後他到了比斯坎島。我們一直談到凌晨2點多鐘。他描述了錯綜複雜的談判過程中所有的緊張場面和戲劇性事件。雖然他由於會談和長時間飛行感到很疲勞，他仍然表現出他特有的徹底精神和熱情。第二天清早，我記下了我們會晤結束的情形。
日記
會晤以後，我送他到汽車跟前。我對他說，全國人民都感激他做出的貢獻。我還真不習慣這樣公開地讚揚人。一般說來，我在這方面寧可稍微謹慎一些。我想起艾森豪威爾也有這麼個特點。另一方面，亨利希望受到讚揚，我這樣做是合適的。不料他卻回答說，要不是像他所說的我有勇氣作出12月18日的困難決定，我們就不會有今天的成就。
1月15日上午10時，我們無限期地停止了對北越的轟炸和布雷，並公布了我們的行動。轟炸已經完成了它的任務。它是成功的，現在可以結束了。對我們大家來說，這是好消息。
日記
宣布以後不久，我叫亨利打電話給帕特，向她簡單地介紹了一下情況。亨利說，在他認識尼克森夫人以來的四年期間，從來沒有聽見她發出如此興高采烈的聲音——她顯然非常高興。
朱莉正要打電話來。她喜不自禁，情緒很高。她和她媽媽——顯然和她一起在房間裡——對於已經發生的事情感到自豪。我回答說，我認為停止轟炸是深得人心的事，還說了些諸如此類的話。她說，不是的，她的意思不是那樣。她和她的媽媽引以為傲的是我勇往直前，完成了正義的事業。
我聽說邁克·曼斯菲爾德告訴人們，在上周談判期間，參議院是如何克制和認真負責。我在日記中寫道：「饒有趣味的是，曼斯菲爾德居然作出了那樣的反應。當然，他們在亨利到巴黎去之前就把他的腿砍掉了。」
當天還可以記下一件氣氛很不協調的事情。
日記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停止轟炸北越的消息傳出的那一天，水門事件的4個人服了罪。當看到《紐約時報》的大標題「水門事件的密探服罪」時，我心裡完全明白，如果新聞界沒有另一條蓋過這個消息的新聞，他們會幹些什麼。
關於這方面，還有一個比較難以理解的新消息。一方面，科爾森告訴我，就亨特案件以及與該案一般有關的情況來說，問題在於任何的招供可能逐漸牽涉到霍爾德曼甚或埃利希曼。另一方面，霍爾德曼告訴我，《時代》雜誌和《紐約時報》的揭露將說明那條線是從利迪通到科爾森，再從科爾森通到米切爾的。等到《紐約時報》獲得嚴重警告，指出他們如果採用那條新聞，就會以明顯的惡意誹謗罪被控，他們才沒有刊載那條消息。
老實說，我根本不知道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也許這樣倒好，但我猜想科爾森並不像霍爾德曼等人所認為的那樣對情況了解得很清楚。
霍爾德曼是否了解情況，我完全不知道，儘管我認為他非常聰明，決不會幹出那樣愚蠢的事。
十分明顯，法官將給予他們最嚴厲的懲罰。這種情況到了要赦免的時候就會造成很大困難。值得指出的是，給他們提供資金支持的專款來自佛羅里達州的一個古巴委員會。同樣值得指出的是，就在這個星期，特迪·甘迺迪發表了一篇文章，表示我們應當同卡斯特羅恢復關係。除非這些人深切感到麥戈文分子和一般民主黨人威脅他們所信仰的制度和思想，否則他們是不會冒這麼大的風險的。
我們同北越人就各項條件達成了協議，但我們還必須說服阮文紹跟我們一道簽署協定。阮充分利用了去年10月以來的時間，同共產黨人相比他的地位較以往牢固得多了。我一向認為，如果我們到了締結協定的絕對期限，阮的常識和愛國心理——且不說他的生存本能——就會使他和我們走到一起來，因為過了那個期限，國會就會幹預，奪走我們進行戰爭的手段。現在已經到了那個時刻，我對阮的估計將受到考驗。基辛格在1月14日回到華盛頓，接著黑格就動身前往西貢。
1月16日上午，黑格會見了阮文紹，把我的信交給他。我在信中說，我已無可更改地決定在1月23日草簽協定，27日正式簽字。「我決計這麼辦，」我寫道，「如有必要，我就單獨簽字。」我接著寫道：
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將需要公開說明貴國政府阻撓和平。其結果將是美國不可避免地立即停止對南越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縱然貴國政府事先進行人事改組也不可能阻止其發生。不過我希望，在我們兩國同甘共苦地經過幾年的奮戰以後，我們能夠一起來維護和平、共享和平的利益。
為此，我要向你重申我已向你表達過的保證。在簽署協定時我要著重表明，美國承認貴政府為南越唯一合法的政府；我們決不承認任何外國軍隊有權留在南越領土之內；一旦協定遭到違犯，我們一定要作出強烈的反應。最後，我要強調指出，我將繼續對越南共和國的自由和進步承擔義務。我堅決打算繼續給予全面的經濟和軍事援助。
有了這封信和這個保證，我覺得我已經是仁至義盡了。到目前為止，我從來沒有認為我可以少出一把力。現在要由阮文紹來作出抉擇了。
日記
阮文紹的抉擇不外乎是他要自取滅亡，還是同意一項既能保全他自己又能拯救其國家的協定。正如他向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所說的那樣，問題在於究竟他現在要成為拒絕協定的英雄，還是做一位以後能夠拯救他的國家的政治家。實際的情況就是這樣。然而，我剛剛告訴基辛格，即使阮拒絕協定，我也不相信他會成為英雄，因為南越每周的陣亡人數高達250到300人。我料想他們也厭煩戰爭，希望實現停火。
顯而易見，阮文紹的本性難移，決計耍弄手腕到最後一分鐘了。
1月17日第二次會晤時，黑格和阮文紹進行了一次感情激動的短暫交鋒。阮交付黑格一封給我的密封信。黑格回到大使館後把信看了一下。正像他描繪的那樣，信的措辭是尖銳強硬的。我馬上回復一信，對阮在信中提出的各點一一加以駁斥，並向他指明一個必然得出的結論：「我們面前只有一種選擇：在和平時期要不要繼續維持我們在戰時頗見成效的那種密切的夥伴關係。」
1月18日，華盛頓和河內共同宣布，巴黎談判將於1月23日復會，「以便完成協定的文本」。到處出現了和平熱，新聞記者露出一副蠻有把握的神情乾脆說，協定是穩能締結的了。其實他們當時還不可能知道這樣的自信是否有底氣。
在我們急切等候西貢方面的進一步消息時，邦克來電說他一直未能同阮文紹約定會見時間，因為阮整天都在忙著參加與他女兒結婚有關的宗教儀式。邦克和黑格都認為阮在拖延時間，目的只是為了表示他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他們認為阮文紹把我1月20日的就職典禮看作他的最後期限。
在此期間，黑格走訪了曼谷和漢城。泰國領導人和朴總統不相信北越人打算遵守協定。但是，他們理解美國國內的政治現實，同意公開支持協議，並答應私下敦促阮文紹在協定上簽字。
經過最後一次奮力抵抗並在我們之間又交換了一些書信之後，阮文紹終於決定同意這個協定。他瞧著坐在書桌對面的邦克說：「我已盡了我的力量。我已為我的國家作了最大的努力。」即使阮的行為幾乎令人難以容忍地感到灰心喪氣，我卻不得不佩服他的精神。
在進行最後安排的期間，以及在河內公開宣布這一消息而使北越人無法逃避簽訂協定之前，我們現在只有耐心等待。
1月20日，我作為美國第37任總統宣誓就職，開始我的第二任期。我本來希望我的第二次就職典禮能在和平時期舉行。但是，不可避免的拖延再加上公開規定具體日期會帶來危險性，把和平協定推遲到就職典禮以後簽訂。因此，我在就職演說里無法描繪已經實現的和平的幸福，只能形容一種接近實現的和平，談談我們可以用什麼辦法使和平不致成為兩次戰爭之間的插曲。
我相信1月那個寒冷的下午許多聽我講話的人都認為我是在運用傳統的就職辭令，因為我說：「我們今天有機會作出比以往歷史上任何時候更多的事情，來使美國人生活得更加美好——保證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醫療、更好的住房、更好的交通、更為清潔的環境——恢復對法律的尊重，使我們的社會更適宜於居住——並保證每個美國人享有上帝賜予的充分平等機會的權利。」但是我完全相信，有11月選民的授權為我撐腰，有我不顧反對和政治上的代價而繼續貫徹初衷的決心為基礎，我們是確實能夠在我第二屆任期內比以往歷史上任何時候使美國更接近於實現這些目標的。
這次將是我最後一次的就職演說，我決定利用這個機會來透露一種我希望賦予第二屆任期的鼓舞人心的口氣。
最後我說：「關於如何利用以後這些年月，我們將對上帝負責、對歷史負責、對我們的良心負責。站在這個歷史聖地，我不禁想起那些在我之前站在這裡的人。我想起他們為造福於美國而抱有的理想，想起他們每一個人怎樣認識到，為了使那些理想得以實現，他需要種種遠非自己能力所及的幫助。今天我請求你們為我祈禱，希望我在未來的歲月里在為美國作出正確的決斷時能夠得到上帝的幫助。我也請求你們給予幫助，以便通力合作，不辜負我們的使命……讓我們從這裡前進，滿懷希望，互相信任，以對於創造我們的上帝的信仰為主心骨，為實現他的宗旨而始終努力不懈。」
當天夜裡，在前往參加就職典禮舞會之前，我到林肯起居室寫下一些回憶和印象，從頭一天晚上在甘迺迪中心舉行就職典禮的音樂會寫起。
日記
邁克·柯布在表演完畢後走上舞台，說總統在給世界帶來和平方面做出的貢獻比任何人都大，這時我以為多半有人要對此嗤之以鼻。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受到了相當熱烈的歡呼，這就減少了我去參加就職活動的一種擔憂，因為早些時候我曾看到報上有一段消息，說?尤金·奧曼迪的交響樂團里有11名成員要求有權不參加演出，但是尤金堅決不准，命令他們一定要去。當史蒂夫·布爾告訴他說我不準備到台上去，因為從後勤工作角度來看這簡直無法安排時，奧曼迪說他本來也只希望請我登台去站在他的身旁，「就是為了讓那些左翼的狗崽子瞧瞧這個場面」。他真有勇氣。
就職典禮的那天早晨，我起床後在附近跑了500步。這使我有點兒氣喘吁吁，但是我認為在當天晚些時候舉行典禮時儘量顯得精神抖擻一些，那是個好主意。
下樓之前我走進林肯臥室，站在放著解放宣言和我知道原先安放林肯書桌的地方，低了一會兒頭表示敬意，祈禱上帝讓我能夠在事先準備的比較簡短的就職演說中給予全國人民一些鼓舞、一些鼓勵和一些指導。
在驅車前往國會大廈的那段路上，可以看出以後可能要碰到示威者的跡象。三五成群的人占據著沿途的要衝。帕特和其他一些人沒有聽到他們喊些什麼，可是他們在吼叫著「他-媽-的」等的髒話，真是一群十分兇惡的傢伙。
就職典禮按預定時間進行——或許是我所見過的最好的一次。擴音系統很出色，演說時聽不到當場有人提出詰問，雖然當我開始演說時後面較遠的地方有幾個人喊出一些髒話，接著就平靜下去，也許是有人使他們平靜下去了。
阿格紐夫人吻了阿格紐——帕特沒有吻我。我很高興她沒有那樣做。我有時認為這些愛的表現是非常合時宜的，如在選舉勝利的那天晚上。但在別的時候，我認為不怎麼合適，特別是在這個場合，我確實認為那樣做很不合適。
〔在國會大廈的午餐席上〕我多少有點掃興。我在想，如果這個星期沒有在巴黎可能達成協議這樣的事態發展，情況會糟得多。但是，它來得不夠早，並且我相信它還沒有能夠達到那種足以使我避免在民意測驗方面遭受一些挫折的程度。
就影響我的決策這一點來說，我根本不在乎民意測驗說些什麼。既然政客們注意民意測驗，我才由於它們可能影響我的領導能力而加以關心。
在就職遊行過程中，我一直站著。帕特站了1/3的路程，在示威者開始投擲雞蛋和碎石片時，特工人員請她坐下，她拒絕了。她這樣做是絕對正確的。突然發生了意外的事故，一個示威者竄出來襲擊汽車，特工人員像閃電一般猛撲過去，把他摔倒。
我覺得這很可能是我最後一次就職舞會了。我根本想像不到人們會花那麼多錢去站在那一大群人的中間。從馬薩諸塞州來的一個姑娘簡直像是歇斯底里病發作，她哭喊著：「我是多麼愛你和尊敬你啊!」即使我們正想退場，我還是同她跳了幾分鐘舞。帕特比我注意這些事。她說那個姑娘穿著一件相當樸素的長袍，可能還是自己縫製的。為了到這裡來，她可能花了不少錢。無論如何，這次跳舞成為那天晚上轟動一時的大事。後到的人們說，那些姑娘甚至還有一些小伙子都在流淚，因為我們曾經這樣親密地同他們混在一起。
顯然，我們必須使人們更多地理解羅西特所說的「和藹可親」。一方面，我的工作人員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所以我不得不當眾儘量做一些表示這種感情的事情。另一方面，你不能做得太過分。
在等待1月23日的到來和越南戰爭宣告結束時，時間過得很慢。1月22日黃昏時分，當我們的等待尚無結果時，林登·約翰遜去世了。
日記
我相信，由於他的逝世，人們也會像在杜魯門逝世時一樣，重新評價他在歷史上的地位，儘管他離職至今年數不算很多，並且當前存在著許多使國家陷入分裂的仇恨，因而對他的重新評價當然不會是很充分的。
約翰遜的不幸在於，一方面，他逝世以前沒有能夠看到他在歷史上的地位由於我們在越南贏得體面的和平而真正被確定下來。另一方面，他的家屬是會看到的，這一點當然十分重要，並且我相信他是了解的。
當我想到1968年年初約翰遜在民意測驗中聲望下降的原因以及其他事項時，我也有過有趣的想法。當時的情況是他確實把自己孤立起來——在公眾面前不再為自己的政策辯護——他沒有鼓動公眾來支持他的政策。事實上，他似乎是在躲避他們。正是由於我發表了11月3日的演說，我們才真正獲得了公眾對爭取體面和平的某種支持。約翰遜放棄了這一陣地，因此他最終失敗並被趕下台來。
我認為林登·約翰遜是在身心方面受到有形無形的創傷而含恨去世的。他是一個頗有才幹和自視頗高的人。他拚命想要做個偉大的總統，並且認為可以做到。他激勵自己努力工作，力求超過他的前任。
在1968年獲選之後，我在約翰遜的晚年看到了有些人所描述的他性格上的「較好一面」。他文質彬彬，通常談吐溫和，各方面都考慮得非常周到。他不再是他早年生活中那種竭力鑽營、銳意進取的政客或擅長黨派鬥爭的人物了。
約翰遜主要是希望博取人們的歡心——不僅想贏得每個美國人的讚許，還想贏得每個美國人的鐘愛。他那許多誇張的辭令和很多對內的政策都出於這種追求人們讚賞的迫切心情。約翰遜本來應該以其穩健保守派的天性作為行動的指南，如果是那樣的話，他在美國深深陷入一場費用浩大的戰爭時就不至於還去執行那些開支龐大的計劃了。大炮和黃油兼顧的政策只能在很短期間發生作用。我認為約翰遜開始了解這個道理時已經太遲了，因為在我第一任的四年中，我想不起他在什麼時候曾敦促我推行他的任何「偉大社會」計劃。
約翰遜在1964年競選時的口號是「全力支持約翰遜」。然而他發現，就新聞界的自由主義分子和他本黨的左翼分子來說，要麼是全力支持，要麼是根本不予支持。他們為他開明的國內計劃喝彩，他們稱讚他的偉大社會綱領。但是當他不肯聽從他們所提出的美國軍隊撤出越南的要求時，他辛辛苦苦造成的輿論土崩瓦解了。他們突然兇猛地惡毒攻擊他，使他非常懊喪和痛心。他曾迎合他們的需要，幾乎有求必應，可是再也不能夠把他們爭取過來。
他們對於約翰遜越南政策的仇恨程度，可以從反戰示威者齊聲喊叫的「嗨，嗨，約翰遜，你今天殺了多少年輕人?」這支壞透的、淺薄的小調中體會到。這首先使他灰心，然後使他幻想破滅，最後毀滅了他。同赫伯特·胡佛一樣，倒霉的是，他也是在時運不佳的時候當上總統的。他在和平時期也許會成為一位了不起的總統，但是在國外戰爭和國內衝擊夾攻的局面下，他實在忍受不了。
在我擔任總統期間，我和約翰遜經常保持聯繫，或是直接，或是通過共同的朋友。在他回到德克薩斯州以後，他忙於準備寫回憶錄——一項從中得不到樂趣的計劃。同時他還忙於準備建立總統圖書館——他倒從中得到很大的滿足。他有夫人以及包括孫兒孫女在內的家屬，還有他所喜愛的德克薩斯州土地。然而他仍舊渴望得到人民的讚許和鍾愛，而這些仍舊是他可望而不可即的。他特別能夠理解一些我所經歷的事情，主要是在越南問題上同國會和新聞界打交道的經歷，因此我們變得相當親密。我很高興他沒有支持麥戈文，然而我覺得不幸的是他的黨對他太不公平了。我在1972年10月初寫了一則日記，多少表達了我當時的感情和我們之間的關係。
日記
約翰遜曾經告訴博比·貝克，他覺得自己只有兩三個月可活了。他應該動一次手術，可是他怕割掉一部分大腸的手術——他多年來患了腸憩室病——對他的心臟來說可能是致命的。在受到別人的批評，說他頭髮太長之後，他顯然最後理了發。對於人們從個人的角度來批評他，他是極其敏感的。據博比·貝克反映，他說尼克森總統可能是歷史上最好的總統。這是不是他的真實看法，無關宏旨。他往往情不自禁地顯得很激動。他一定萬分灰心喪氣，因為他自視頗高，而他的黨現在卻對他置之不顧。他無論如何不希望麥戈文當選，但是他當然認為他不能離開自己的黨。正如他所說的，他一直在民主黨的奶頭上吮吸了好多年，現在不能捨棄，即使這頭可憐的乳牛吃得太差，乳汁可能有點發酸。
幾星期以前，我記錄了羅傑斯·莫頓轉給我的約翰遜的來信。
日記
莫頓和約翰遜通過電話。他說約翰遜似乎正處於一種心理狀態，擔心他要再住進醫院去動大手術，並且覺得末日即將來臨。他說他以非常傷感的語調結束了談話，說道：「請你告訴總統，我愛他。」這當然是約翰遜情緒劇烈波動時典型的表現，但他是在很大程度上受感情而不是受理智支配的人。
在舉行約翰遜的葬禮後一星期，我弄清楚了他逝世以來一直使我迷惑不解的一個問題。
日記
我有一份有趣的小小的歷史記錄。我向基辛格問起約翰遜是否確實知道我們達成了一項協議。除了我在2日打給他的電話之外，霍爾德曼在15日打電話給他，告訴他我們已經停止轟炸。約翰遜回答說：「哦，我知道那意味著什麼。」霍爾德曼曾提到談判中取得了突破。基辛格在同一天還給他送去了有關和平協議的一些文件。所以在逝世以前，他確實知道已經發生了什麼事。
1月23日晚上10點鐘，我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聲明，宣布我們已經在巴黎達成協議，越南將於1月27日開始停火。
我在橢圓形辦公室廣播之後回到住所。當我走進日光浴室時，帕特走過來摟住我。朱莉、特里西婭和埃德都在那裡，我們坐下來談論我的聲明怎樣正式表明美國12年來終於第一次處於和平狀態。我到林肯起居室獨自吃了一點東西。我放了幾張唱片，坐在椅子上瞧著爐火。我曾特別吩咐回絕一切電話。上床之前我寫了一張簡單的便條。
親愛的伯德夫人：
我但願林登還活著，能夠聽到我今晚宣布越南和平協議的消息。
我知道，由於堅決主張爭取體面的和平，他忍受了什麼樣的辱罵——特別是來自他本黨的黨員。
既然我們已經達成這樣的協議，我們就要竭盡全力使和平持續下去，只有這樣，他和其他為了這一事業獻出生命的勇士才不致白白犧牲。
1月25日，我同基辛格見面。
日記
坐在橢圓形辦公室的壁爐前面，我和基辛格愉快地談了一次話。我對他說，他幹得出色極了。
他跟我談起他的女兒，說有人在坎布里奇勸她在反對轟炸的一個決議上簽名。他說，那些人企圖脅迫一個13歲的孩子參加，真是十分陰險。
當時他似乎相信，他應該找朋友們談談，而不應該想法迎合敵人。我對他說，一方面，我不希望我們對敵人懷有仇恨或那一類的感情。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認識到——那是我們在去年12月作出的異常困難的決定所指的事情之一——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的敵人已經原形畢露。他們感到不安、苦惱和灰心喪氣，因為我們勝利了。現在，我們必須開始友好地對待那些願意讓我們喘口氣去書寫歷史的人士。
1月27日午夜，停火生效，殺戮停止了——至少暫時是如此。我一向希望在戰爭最後結束時我會感到無限寬慰和滿意，但是我也有一種意外的悲哀、憂慮和急躁感。我感到悲哀，因為林登·約翰遜沒有多活幾天和我共度這一重要時刻，接受我對他的頌揚。我感到憂慮，因為我對協定的脆弱性或共產黨人簽訂協定的真正動機不抱幻想。我感到急躁，因為我深深地意識到我們有很多事情都是由於戰爭而被耽誤或推遲了。
1月28日，我召開了一次內閣特別會議。在談到約翰遜逝世的問題時我說，這是多年來第一次我們沒有一位在世的前任總統。我略談了一些前任總統去世時的年齡。「西奧多·羅斯福61歲，」我說，「富蘭克林·羅斯福去世時只有62或63歲。柯立芝61歲。事實上，60幾歲好像是危險的年齡!在這方面，我自己沒有什麼可擔心的地方。要發生的事，遲早會發生的。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必須把每一天當作我們生命的最後一天。所以我們大家必須使每天都有價值，每天都有成績。」
接著我把霍爾德曼給我定做的一些活頁皮夾子遞給在座的每一位。每一個夾子裡有一份大型案頭日曆，包括1973年1月20日到1977年1月20日的四年日期。在每個日期旁邊印有本屆政府剩下的天數。
每一份日曆前面都印有我寫的一段特別題詞：
歷史的每一剎那都轉瞬即逝、非常寶貴、極不平常。從今天開始的總統任期共有1461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每一天對美國來說都可以成為增強力量的一天，更新的一天；每一天都能增加美國經驗的深度與廣度。
擺在我們前面的1461天只是滔滔不絕的歷史長流的很短一段。讓我們充分地利用這些日子，為達到這些目標而不停頓地工作吧。
如果我們共同努力，如果我們儘量利用這些日子給我們提供的挑戰和機會，它們就會凸顯出來成為美國的偉大日子，成為人類歷史上的偉大時刻。
理察·尼克森
1973年1月20日於華盛頓
* * *
【注釋】
[1] 曼哈頓計劃是1942年8月美國研製第一顆原子彈工程的代號。——譯者注
[2] 這是蘇格蘭小說家、詩人和小品文作家羅伯特·史蒂文森（1850—1894）寫的中篇小說，描寫一個白天為紳士、夜晚是惡棍的雙重性格的人。——譯者注
[3] 彭德格斯特，堪薩斯市民主黨組織領袖，1939年因犯逃稅罪下台。他的組織曾幫助杜魯門獲得密蘇里州的很多職務。——譯者注
[4] 伯奇分子——美國極右組織約翰·伯奇協會的成員。——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