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森回憶錄 · 第六章 總統職位（1969-1972） 歐洲和戴高樂
回顧1969 年，我認為那是一個起點，一個牢靠的起點。我們已經堅持了下來。新年將是一個新的十年的開始。我盼望有機會超過動盪的20世紀60 年代，為美國和全世界開創一個富有創造力的和平發展的新時代。
1971 年證明了一條政治準則：在選票投完點完以前，切莫悲觀。總會在一個往往是料想不到的地方出現什麼事情，徹底改變你的處境和前景。
1969年1月20日舉行就職典禮的那天，我7點45分就醒了，我和帕特在我們的套間裡吃過早餐以後，參加了在國務院禮堂舉行的祈禱會，然後驅車前往白宮。車子徐徐轉入樓前車道時，我看到約翰遜夫婦在北門廊下等著我們。
我們走進去，按照傳統在紅廳用了咖啡和麵包卷。為了使氣氛輕鬆些，我對漢弗萊說：「休伯特，我想今天也許應該由你而不是由我來致詞吧。」
「我本來是打算這樣做的，迪克。」他微笑著回答。
我從1961年的經歷知道，對於一個幾乎當選的落選者來說，參加這樣的典禮是多麼痛苦。因此，當漢弗萊如此通情達理地表現出愉快的心情時，我很受感動。
在驅車前往國會大廈的短短路途上，約翰遜一面對沿途群眾招手致意，一面談笑風生。當天晚上，我口授的一段日記提到了他所說的一些話：
約翰遜在驅車前往國會大廈時情緒激動地談到了馬斯基和阿格紐。
他說，在前一天的晚宴上，有一群人談論馬斯基對這次競選的貢獻多麼大。他——約翰遜——卻回答說，所有的報紙都吹捧馬斯基，可是到了選舉的時候，馬斯基竟以四票之差丟了緬因州，而阿格紐在爭取南卡羅來納、北卡羅來納、弗吉尼亞、田納西和肯塔基等州方面卻立了全功，至少可以說是立了大功。顯然，約翰遜喜歡阿格紐，有點討厭馬斯基。
在準備宣誓時，帕特仍然捧著她在1953年和1957年捧過的兩本米爾豪斯家傳的《聖經》。我讓她翻到以賽亞書二章四節：「他們將把劍鍛製成犁頭，把長矛鍛製成鐮刀。各族不再向他族舉起刀劍，他們都不再學習征戰。」
首席法官厄爾·沃倫主持完宣誓儀式以後，我發表了就職演說。
我講的主題是和平。我說：「歷史所能賜予的最大榮譽，莫過於和平締造者的稱號。這個榮譽目前正在向美國招手……如果我們取得成功，我們的子孫後代在談到我們這些現今活著的人時會說，我們掌握了時機，促使世界成為人類得以安居樂業的場所。這一點激勵著我們獻身於崇高的事業。」
當我們準備開始從國會大廈到白宮的就職遊行時，我看到特工人員已經把總統專用的高級轎車的車頂蓋上了。特工負責人解釋說，這是因為沿途有好幾百名示威者，他們已經同警察和觀眾發生了一些零星的衝突。
在頭幾條街區，歡呼的群眾是友好的。到了第十二號街附近，我就看到有人高高地揮舞著抗議標語牌，前面有兩行警察拚命把他們往後推。突然間，一陣棍棒、石頭、啤酒瓶和類似爆竹的東西從空中向我們飛來。有一些砸中車身的側面，彈回街上。我聽到抗議的人齊聲尖叫：「胡-胡-胡志明!民族解放陣線必勝!」一面越共旗子被舉了起來，人群里有人想要把它扯掉，引起了一小陣騷亂。幾秒鐘後，我們拐過街角，駛入第十五號街，氣氛就完全變了。華盛頓旅館和財政部大樓門前人行道上的人群發出洪亮的歡呼聲。我因為剛才被一群手執越共旗子的示威者困在車裡，心裡很生氣，這時便叫司機打開車頂，並且要他通知其他特工人員說，帕特和我要在車裡站起來讓人們看到我們。
當晚舉行的四個慶祝舞會，我們都先後參加了。當我們回到白宮，已經是凌晨1點半了。特里西婭和朱莉發現冰箱裡還有約翰遜家的姑娘們剩下來的黃油鬆脆冰激凌和啤酒。
我在白宮住宅中央大廳里的大鋼琴前坐下，彈奏了《春之絮語》和我同帕特結婚以前為她創作的一首曲子。
當我們全家圍坐在西大廳沙發上的時候，帕特愉快地出了一口長氣：「這樣的家可真不錯。」這時大家都抬頭向四周掃視了一下。白宮現在是我們的家了。
白宮既是一個國家博物館，又是一個家。那些偉大的有歷史意義的房間大都在一二層，如東廳、綠廳、藍廳、紅廳和國宴大廳等。三四層的私人住房稱為官邸或住宅。這些房間的風格隨著每屆政府的更替而有所變化。
帕特選擇了黃色、藍色和金色來布置住宅。這些都是令人愉快的加利福尼亞的色彩。特里西婭在1971年結婚以前一直和我們住在一起，她住的是林達·伯德·約翰遜的房間。它的窗子面向賓夕法尼亞大街和拉斐特公園。四樓上明亮通風的日光浴室曾經是甘迺迪家孩子們的教室，後來成為露西·約翰遜和林達·約翰遜的青少年專用遊樂廳，現在成了我們的家庭聚會室。
儘管是住宅，也到處有歷史。我想要一張普通的床來替換約翰遜用過的掛著幔圍的四柱大床，人們就從倉庫里給我拿來一張先是杜魯門總統、後來是艾森豪威爾用過的床。我不禁想到，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政治確實已經造成了一些奇妙的同床人。
從約翰·亞當斯到西奧多·羅斯福時期，總統和他的工作班子都在白宮裡工作。但是西奧多·羅斯福有六個孩子，加上他們飼養的那些狗啊、貓啊、浣熊啊、蛇啊，還有一匹小馬和一頭熊，地方就顯得小了，因此他要求加建了西側樓。
西側樓實際上是一幢三層的小辦公樓。一樓有橢圓形辦公室、內閣會議室和我們稱之為羅斯福室的一間會議室。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又加蓋了東側樓，供總統的工作班子和第一夫人的工作班子辦公。
雖然帕特在橢圓形辦公室里舖上一塊由藍色和金色組成的色彩濃艷的地毯，擺上金光閃閃的沙發並掛上金色的窗簾，使房間增加點溫暖氣氛，但還是顯得非常嚴肅。因此，我決定在舊的行政辦公大樓里布置一間更舒服的辦公室，它和白宮只隔著一條狹窄的死胡同。記者們常把辦公樓里的這間辦公室稱為我的「偏僻的小辦公室」，其實它和橢圓形辦公室幾乎一樣大。帕特在書架上擺滿了我最愛看的書，還陳設了多年來我搜集的一些紀念品。這裡有許多家庭照片；對我說來，最珍貴的莫過於1960年我競選總統失敗後全家搬回加利福尼亞的那天同帕特、特里西婭和朱莉合照的那一張了。朱莉有一次寫信告訴我：「我愛這麼想，你把這張照片一直放在你的寫字檯上，是因為它象徵著我們一家人經歷了這次痛苦的失敗並在你擔任了多年的眾議員、參議員和副總統以後又艱難地重新開始過平民生活時所感到的天倫之樂。」我寧願在周圍擺滿這些個人物品的環境裡而不願在橢圓形辦公室的嚴肅氣氛中進行思考和工作。
自就任總統之初，我便以白宮三樓的林肯起居室作為晚餐後的辦公室。這是林肯的兩位秘書約翰·海和約翰·尼古拉用來辦公的一個小房間。帕特在布置的時候加上了一些特殊的點綴，其中有我心愛的棕黃色絲絨面的舊安樂椅和腳凳，是從我們紐約寓所的書房裡搬來的。
我要求把我任副總統時在國會大廈正式辦公室里的古色古香的寫字檯放在橢圓形辦公室里。我們又把艾森豪威爾在橢圓形辦公室里用過的寫字檯和椅子擺在行政辦公大樓的辦公室里。自從甘迺迪決定換用富蘭克林·D.羅斯福任總統期間使用過的寫字檯以後，艾森豪威爾的那張寫字檯就一直放在倉庫里。
在橢圓形辦公室的壁爐架上方，約翰遜原來掛了一幅富蘭克林·D.羅斯福手持《大西洋憲章》的畫像。我把它取下來換上吉爾伯特·斯圖爾特畫的喬治·華盛頓肖像。我按照白宮的傳統，親自選定三位前任總統的畫像放在內閣會議室里。我選的是艾森豪威爾、伍德羅·威爾遜和西奧多·羅斯福。
林登·約翰遜特別喜愛小機件和電子設備。他覺得有必要不斷地了解報紙和電視對他的評論。在橢圓形辦公室他寫字檯左邊靠牆的地方有一個特製的大柜子，四壁絕緣，上有厚厚的玻璃蓋，裡面放著兩台不斷地滴滴答答響著的電傳收報機。柜子旁邊還有一個又矮又長的柜子，裡面並排放著三台大螢幕彩色電視機。通過一種特殊的遙控裝置，約翰遜可以同時收看三大電視網，並且可以分別切斷或接通各台的音響。橢圓形辦公室旁邊的小辦公室里也有同樣三台一套的電視機。在總統臥室里還有一套。我對霍爾德曼說，我只要小辦公室里有一台電視機就夠了，其他電視機和電傳機件統統給我拆掉。
我發現約翰遜的床底下有一大堆電線。他們告訴我，有的是他的電話線，有的是電視機遙控電線，有的是電話錄音機的電線。我叫他們把這些全拿走。
約翰遜還有一件特殊裝置，那就是官邸里總統私人浴室的淋浴設備。這套設備由六個各式各樣的噴射器和噴頭組成，由一個複雜的按鈕控制板控制。我頭幾次使用這套設備時，差點讓噴頭的水把我從淋浴分隔間裡沖走，因此我叫人換上一個裝在頭頂上方的普通淋浴裝置。
我在白宮的第一個晚上只睡了大約四個小時，清晨6點45分就起床了。剃鬍子的時候我記起11月拜訪約翰遜的時候，他曾經領我看過一個隱蔽的保險柜。當我打開的時候，保險柜乍看好像是空的，隨後才發現頂上一格有個薄薄的文件夾，裡面是情報部門前一天、即約翰遜擔任總統最後一天關於越南形勢的報告。
我匆匆翻閱了一下。最後一頁上寫著最近的傷亡數字。截至1月18日為止的那一個星期，美國人陣亡185人，傷1237人。從1968年1月1日到1969年1月18日，共陣亡14958人，傷95798人。我合上文件夾，放回原處。這份報告我一直保存在那裡，直到戰爭結束，為的是使自己不忘戰爭的慘重代價。
2月17日，蘇聯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前來白宮作首次正式拜訪。
我對他說，我希望同他以及他的政府領導人保持暢通無阻的聯繫：「大使先生，你和我都了解我們之間存在著很大的根本性分歧。我們也許能夠解決這些分歧，也許不能夠。我希望能夠解決。但是，你我至少應該確保我們之間不致因為缺少聯繫而產生不和。」
基辛格曾建議在他和多勃雷寧之間建立一條秘密渠道。我也認為，多勃雷寧在絕對不聲張的私下會談中可能會更樂於提供一些消息，因此，我們安排他悄悄地出入很少使用的東側樓大門，這樣就沒有人知道他們兩人的會面了。在一段短時間內，他們每周碰頭，往往共進午餐。
當多勃雷寧說他的政府希望就限制武器問題開始進行談判時，我表示意見說，一個方面的進展理應同其他方面的進展聯繫在一起。
「歷史清楚地表明，武器甚或軍備競賽導致戰爭的可能性不如根本的政治分歧和政治問題導致戰爭的可能性那樣大。」我說，「因此我認為，當我們開始戰略武器談判的時候，我們義不容辭地應該同時盡一切努力來緩和諸如中東、越南、柏林等劍拔弩張的地區的緊急政治形勢。」
多勃雷寧在離去之前交給我一份來自莫斯科的長達七頁的正式照會，表示蘇聯人準備就中東、中歐、越南和武器控制等一系列問題求得進展。
從我們想把各方面問題聯繫起來解決的政策來看，這份照會似乎是個好的預兆。當然，主要的問題還在於蘇聯人是否願意把言論變成行動。
歐洲和戴高樂
2月23日，我離開華盛頓到歐洲作一次為期八天的工作訪問。這是我以總統身份第一次出國。我想通過這次訪問樹立一條原則，那就是在和潛在的敵人談判之前，我們一定要先和盟友商量。我還想向全世界表明，美國新總統並沒有完全被越南問題纏住，同時要讓國內的美國人明顯地看到，儘管有人反對戰爭，他們的總統在國外還是受到尊敬甚至熱情的接待的。
尤其重要的是，我認為戴高樂總統的合作對於結束越南戰爭以及打算同共產黨中國開始建立新關係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法國同河內和北京都有外交關係，巴黎將是我們和他們建立秘密聯絡渠道的最理想的地方。但是，戴高樂在最近幾年變得和美國十分疏遠。1966年，他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總部遷離巴黎。我們能否利用巴黎作為我們採取主動外交行動的場所，取決於我能否克服我們之間的疏遠以及與戴高樂建立互相信任的親密關係。
我逗留的第一站是布魯塞爾。我在那裡對北大西洋公約理事會所說的話，為這次訪問定了調子。我說：「我到這裡來是為了工作，不是為了禮節；為了徵詢意見，不是為了堅持意見；為了協商，不是為了說服別人；為了傾聽和學習，並揭開我所希望的經常交換意見和看法的新篇章。」
在倫敦，我和伊麗莎白女王共進了一次午餐，並且同19位知名的英國公民非正式地交談了很長時間。我還和威爾遜首相在唐寧街十號一間舒適的房間裡進行了單獨談話。溫暖的爐火映得滿室通紅，威爾遜不久就背靠座椅，把兩腿擱上桌子。他穿著氈拖鞋。我們從美國在越南的處境談到英國在歐洲的作用。威爾遜在訪問莫斯科時曾會晤過蘇聯的一些領導人，他談了對他們不同性格的印象。他說：如果勃列日涅夫生在英國，他很可能最後當上職工大會的總書記；假如柯西金是個英國人，他大概會成為帝國化學工業公司的董事長。
威爾遜在唐寧街十號為我舉行了一次小型宴會，席間出現了一種有可能變成尷尬的局面。1962年，一家英國雜誌《新政治家》用「政治生活中正派作風的勝利」來形容我被帕特·布朗擊敗的事情。雜誌當時的編輯約翰·弗里曼最近被任命為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那天晚上我和他第一次在唐寧街一個親切的小型社交場合相遇。
我決定直截了當地談這件事，以消除緊張氣氛。我在宴會結尾的祝酒詞中說，美國新聞記者在文章里把我描寫得比弗里曼的雜誌所形容的還要糟糕。現在這已成為陳跡，最好是把它忘掉。我說：「歸根到底，他是新的外交家，我是新的政治家。」
在座的人用手指敲著桌子喊道：「說的對，說的對!」我坐下時，威爾遜悄悄地把他的菜單塞給我，背面寫道：「這是我在1/4世紀政治生活中所看到的最懷有善意和最豁達大度的行為。這件事證實了我的一個觀點：人不能保證生下來就是貴族，但有可能生下來就是個謙謙君子——像你所證明的那樣。」
我們曾經擔心遇到反戰示威。這次旅程中發生過幾次，但沒有一次使倫敦、巴黎、波恩、布魯塞爾、柏林和羅馬等地廣大群眾對我們的十分友好的歡迎有所減色。只要可能，我就臨時下車走幾步或者深入人群中去同人們握手談話。
我和戴高樂的一系列會談，不論從我個人來說或者從實質上來說，都是這次旅行的高潮。當「空軍一號」座機在奧利機場向終點滑行時，我看見戴高樂站在舷梯旁，沒有穿大衣。有人告訴過我，室外氣溫剛剛高於零度，但我還是立即脫掉了大衣。握手的時候，戴高樂用英語向我表示歡迎——這在他說來實際上是一種破例的親切姿態。
當天下午我們在愛麗舍宮單獨會談，討論的第一個話題是蘇聯。
他說，對戰後的歐洲來講，最重大的生活現實是蘇聯的威脅，但是他認為蘇聯人已經全神貫注於對付中國。他說：「他們正在從可能與中國發生衝突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並且他們知道自己不能同時與西方作戰。因而，我認為他們最後可能選擇一種與西方和解的政策。」他覺得，不管蘇聯人當前對緩和的傾向如何看待，由於他們對德國軍隊歷來懷有戒心，他們希望緩和的傾向只會增強。
「就西方來說，」他繼續說道，「我們能有什麼選擇的餘地呢?除非你準備打仗或者把柏林圍牆推倒，別無其他合意的政策。促進緩和是明智的：如果你還沒有做好打仗的準備，那就只有同對方言歸於好。」
「如果蘇聯人開始採取行動，」我問道，「你認為他們相信美國會用戰略武器作出反應嗎?歐洲人是否相信我們會以大量常規地面部隊來回擊蘇聯人的襲擊或襲擊的威脅呢?」
「我只能代表法國人回答。」他說，「我們相信蘇聯人知道美國人是不會容許他們征服歐洲的。我們還相信，如果蘇聯人向前推進，你們也不會馬上就使用核武器，因為這將意味著一種不留餘地的努力，把對方所有的人都消滅乾淨。假如蘇聯人和美國人都使用戰術核武器，歐洲就要毀滅。西歐和聯合王國將被蘇聯的戰術核武器所摧毀，東德、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將毀於美國的戰術核武器。與此同時，美國和蘇聯卻不受損害。」
那天晚上，在愛麗舍宮舉行了國宴。我和戴高樂夫人談了話。她是一位意志堅強、性格偉大的婦女。她主要關心她的丈夫和家庭。她說：「總統的職位是暫時的，家庭卻是永久的。」
次日，戴高樂和我在凡爾賽的大特里亞農宮會談。「路易十四曾在這間屋子裡統治歐洲。」他站在一個面向好幾英畝整齊花園的大窗戶前說道。
我們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給歐洲各偉大民族帶來的悲慘後果。他把大量的歷史事實壓縮成這樣一句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所有的國家都遭受了損失。兩個國家被打敗了。」
我把話題轉到了中國。從談話中可以發現，他的想法和我有雷同之處。「我對他們的意識形態不抱幻想，」他說，「但是我認為，我們不應該讓他們怒氣沖沖地與世隔絕。西方應該力圖了解中國，同它接觸，對它產生影響。」
「考慮到將來，」我說，「在我和蘇聯人進行對話的同時，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國問題上為自己找個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十年，只要中國有了巨大的核進展，我們就毫無選擇的餘地了。極為重要的是，我們和他們的來往必須比目前增多。」
他同意說：「你現在承認中國，總比將來中國強大後被迫這樣做來得好。」
那天傍晚，我們從凡爾賽回到巴黎。晚上，我舉行宴會答謝戴高樂。他進一步確定了接受訪問美國的邀請，並且我們一致認為，像這樣的工作訪問是最有好處的。我們把1970年1月或2月定為最適宜的時機。
戴高樂在當晚的祝酒詞中說：「我對你了解得越是深切——通過這次訪問，你向我提供了這種我認為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機會——我就愈加欽佩你作為政治家的風度和你的為人。」
我認為，他的話表達了法國總統和美國總統之間一種新的真誠諒解，而單是有了這種諒解就足以證明我的歐洲之行是值得的。
在法國的最後一天會談中，我們討論了越南問題。美國曾經不顧戴高樂的警告，也沒有徵求他的意見，便深深陷入了越南。因此，會談一開始我就問道：「總統先生，關於越南問題你看該怎麼辦?」
他沉吟了好長時間才開口。「總統先生，你希望我幹什麼呢?」他問道，「是否要我告訴你，如果我處在你的地位該怎麼辦?可是我並不處在你的地位!」
他說，他認為結束戰爭的唯一辦法是同時進行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的談判，並且規定一個撤軍的時間表。「但是，我認為你們不應該過分倉促地撤出。」
他往前靠了靠，把他那雙巨掌平放在桌子上說：「我承認法國對此也有責任，因為它沒有及早給越南人以自由，以致共產黨人得以扮成民族獨立的衛士，先是反對我們，繼而又反對你們。可是你們美國人能夠達成解決的辦法，因為你們擁有雄厚的實力和財富，可以不失尊嚴地這樣做。」
當他提出意見，認為直接和越南對話是取得進展的最好辦法時，我對於作這樣的嘗試表示極大的興趣。戴高樂沒有再吭聲，會談到此結束，但是我相信，這個信息是會傳達給北越大使館的。
我們的最後一站是梵蒂岡，在那裡我會見了教皇保羅六世。我們討論了世界上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他特別希望知道我對越南的打算。他談到在東南亞抵制共產主義傳播的重要性。他回顧了共產黨人在1954年接管北越以後取締宗教的情況，並用充滿激情的聲調錶示贊同美國繼續堅定不移地在南越抗擊共產黨人。
我覺得歐洲之行已經完成了我們預定的一切目標。它向北約的領導人表明，一個尊重他們觀點的有利害關係的新政府在華盛頓掌權了。這有助於警告蘇聯人，他們不能再想當然地以為西方是不團結的，也不能再藉此渾水摸魚了。電視和新聞報道也對國內起了積極的影響，給我們萎靡不振的民族士氣注入了——不管時間多麼短暫——一點極為必要的自豪感。
艾森豪威爾
艾森豪威爾總統健康情況的急劇惡化，給我上任之初的那些日子投下了陰影。他從1968年4月以來一直住在沃爾特·里德醫院，幾乎毫無出院的希望了。
這次出國之前我去看望過他。他要我代為問候幾位老朋友，特別是戴高樂。他說：「現在回想起來，我認為我們沒有正確地對待他。羅斯福和丘吉爾太不體諒他了。他們把他的自尊心當作虛榮心來看待，沒有懂得只要作出一些重視他的姿態就可能使他不那麼和我們對立。」
我從歐洲回來後又去看他，他健康情況惡化的程度使我深為震驚。對此我後來作過這樣的描述：「蠟黃的臉色，看起來像一具屍體。」雖然如此，他一看見我就喜形於色，舉起手來喊道：「嗨，你好!」
他即使講起話來顯然很費勁，還是堅持要和我談話。「告訴你，醫生說我身體逐漸變好了。」他說。他始終是那麼樂觀，可能他真的相信這種說法。
我告訴他，歐洲的幾位領導人都向他致意，並且說：「關於戴高樂，你上次說的話完全正確。」我還告訴他，教皇對我講他正在為他祈禱，希望出現一種奇蹟，使他完全恢復健康。
3月28日星期五中午剛過，我開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次會議後同霍爾德曼、基辛格、梅爾·萊爾德一起走回橢圓形辦公室。當我們正在談話時，白宮醫生沃爾特·特卡奇走到辦公室，站在門旁說：「總統先生，艾森豪威爾總統剛剛去世。」我知道他病情惡化得很快，但噩耗傳來對我仍是個沉重的打擊，使我連話都說不出來了。我悲痛萬分，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當我們到達沃爾特·里德醫院時，瑪米在總統套間的門口迎接我們。我擁抱了她，告訴她我們都和她一樣感到莫大的哀痛。艾森豪威爾臨終時，朱莉和戴維在場。戴維面色蒼白、心神不寧。我看出朱莉一直在哭泣。
回到白宮後，我決定去戴維營，起草我將於星期天在國會大廈的圓形大廳里發表的悼詞。
我通過電話和瑪米簡短地商洽了喪禮的安排，然後她說：「你可能想知道艾克臨終前對我說的最後幾句話。你知道他身體多麼虛弱，不過他很清醒。他知道我坐在身邊，說道：『我始終愛我的妻子。我始終愛我的孩子們。我始終愛我的孫子孫女。我始終愛我的國家。』」我把這些話記了下來，因為我知道我要在悼詞中引用這些話。
也許我這樣來描繪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最為確切：他有一副熱情的笑容和一對冷淡的藍眼睛。這不是說他外表熱情而內心冷若冰霜，而是指他在那富有魅力的外表下隱藏著久經鍛煉的鋼鐵意志。他非常熱情，但總是有點克制，甚至有點若即若離，從而使他的性格獲得平衡。全世界有很多人自以為了解艾森豪威爾，然而最接近他的人、最愛慕他的朋友和同事都知道，即使是他們也並非真正對他有深切的了解。
大多數人可能懷念他那親切開朗的性格，我卻懷念他那果斷的領導才幹。在危機時期，當他必須解決重大問題時，這一點尤其顯得突出。現在大家都普遍用懷舊的筆調把20世紀50年代描繪成國內平靜、世界穩定的時期。其實，在艾森豪威爾就任總統的當時，美國和世界正進入歷史的一個轉折關頭，核武器的擴散和蘇聯黷武主義的抬頭從此改變了國際關係的性質。
艾森豪威爾必須解決的問題之一是：究竟我們應該利用核優勢來進行一場總體戰爭，還是只應當限於使用有限的軍事力量。我曾經口授過一段日記，記述了1954年3月25日艾森豪威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果斷地處理這一問題的經過：
今天上午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討論了美國一旦與蘇聯進行大規模戰爭時應採取何種戰略的問題。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此意見分歧。總統以我從未見過的斷然態度接著發表了意見，認為這是一個基本上應由總司令解決的問題。他說，一旦有人向我們開戰，我們能夠採取的唯一方針是奪取勝利。有人認為，通過有限戰爭取得的勝利不至於像全面勝利那樣帶來一系列重大問題，我們決不聽信這種言論而束縛自己的手腳。實際上他是說，由於我們面對那樣的一種敵人，以及我們必須依靠那樣的一種武器，有限戰爭的想法是完全不現實的。他說，我們在談論巨型的炸彈和難以想像的潛在的毀滅力量，談論一天的傷亡就要達到700萬，另一天的傷亡可能達到800萬。他指出，換句話說，這些將是古代預言家口中說出來的數字。
他緩和了一下語調，建議三軍參謀長如果願意的話可以在任何時候前來同他單獨談話，試試能不能使他相信自己的觀點是錯誤的。目前，他認為這是應該採取的唯一正確的立場。
他提出的唯一條件是：假如從軍事角度著眼，認定使用我們最強大的武器將引起嚴重後果，以致這種做法看來並不可取，我們才能考慮不予使用。例如，他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在攻占德軍陣地時曾發現幾千噸毒氣，其毒性的劇烈遠遠超出人們的預料。德國人之所以沒有使用這些毒氣，是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龜縮在有限的陣地上，比盟軍更容易中毒。
他還反對這種說法：我們應該堅決要求各國在戰後保持實際上的自由和民主。他指出，在下次戰爭結束後，每個國家都將不可避免地變為獨裁國家，並且這種狀況勢必要維持一段時期。當然他還說道，那時人們將力求儘快使美國恢復自由經濟，但是這一點將比以往任何一次戰爭之後更難辦到。
他待人親切、性格開朗，但也有異常明確的尊嚴感。他不喜歡那種過分親昵的舉動。我還記得，他對那些扯他衣袖或者拍他肩膀的人總是投以嚴峻的目光。在這方面，他和林登·約翰遜判若兩人：約翰遜如果不用胳膊肘推一推你、捅一捅你，甚至搖晃搖晃你，似乎就無法和你談話。傑里·帕森斯將軍在戰爭年代一直跟隨艾森豪威爾，戰後擔任過總統的國會關係處主任，1958年繼亞當斯任白宮辦公廳主任。他曾經告訴我，1959年有一次，當約翰遜就要到艾森豪威爾辦公室開會之前，艾森豪威爾把他叫進去說：「我希望你站在林登和我的中間，我的滑囊炎正在發作，不想讓他抓我的胳膊。」
看來，艾森豪威爾最大的特點是他那堅定的樂觀主義。他經常致力于振奮他手下工作人員的精神。幾乎每次會議上他都要提倡保持愉快的情緒。有一次他對內閣成員說：「愁眉苦臉是贏不了艱苦的戰鬥的。」又一次，在同國會領袖舉行的會議上，他問道：「我們的人為什麼總是皺眉蹙額，就不能掛上笑容嗎?」雖然他喜歡有意思的說笑，但在重大的公事上他可是不苟言笑的，尤其不喜歡別人在嚴肅的討論中插進俏皮話。
他執政初期的一個下午，國會領袖開會辯論是否需要讓公眾對核戰爭的恐怖有所準備。艾森豪威爾強烈主張有必要採取行動來促進民防和加強全國的戒備。在討論當中，科羅拉多州保守派共和黨人參議員尤金·米利金回想起一件事來：有一次，當有人對他的政策發表了過分悲觀的預言時，科羅拉多州州長說，事情果真那樣糟，也許我們就應該把自己的屁股塗白，混在羚羊堆里逃跑了。大家都笑起來，可是艾森豪威爾卻笑得十分勉強。在繼續討論時，他相當粗暴地說：「哼!要是他們開始扔炸彈的時候我們毫無準備，也許我們就連塗白屁股的工夫也沒有了。」
艾森豪威爾常說自己從來不看報紙社論和政治漫畫，事實上他對這些東西倒是極為敏感的。我在1954年6月寫的一段日記就是明證，當時艾森豪威爾以強有力的措辭表達了他對報刊評論的看法：
6月21日星期一上午，在與國會領袖舉行的會議上，傑里·帕森斯提到了德魯·皮爾遜寫的一篇文章，文章的大意說總統不準備支持布里奇斯和其他幾位參議員。
總統勃然大怒說，他希望自己機構里的每個人都不要再看報上的專欄文章，也不要再向他匯報這類事情。
艾森豪威爾不習慣受人批評，並且覺得很難接受批評。杜魯門說過：「當然，這個傢伙根本不懂政治，就像豬不懂星期日一樣。」這句諷刺艾森豪威爾缺乏政治經驗的話，在1952年競選中被人大量地引用，為此，艾森豪威爾一直不能原諒杜魯門。
在他任職期間，有一次我們準備召開一個兩黨的群眾集會，以支持兩黨關於安全問題的共同綱領。我建議請當時支持這個綱領的杜魯門上主席台。艾森豪威爾的臉上頓時顯露出一種冷酷無情的神色。他說，不管關係多麼重大，他都不願意和杜魯門出現在同一個主席台上。
作為一位政治領袖，艾森豪威爾知道他比自己的黨有力得多。他認為自己幹得好就能把他的黨拉扯上來，他不希望自己的黨成為他的絆腳石。共和黨的力量在他執政期間嚴重地削弱了，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他撒手不管黨務並同黨保持一定距離的緣故。可是他比大多數政治活動家更懂得如何推動別人，如何團結全國的力量作為他的後盾，如何激發人們的信心和取得他們的信任——這些都是從事政治活動的必要條件。
一般都認為艾森豪威爾是個穩重而保守的人。恰恰相反，他其實是歡迎並鼓勵別人提出新穎的甚至非正統的意見的。
1954年年初，我有一段日記敘述我和帕森斯的一次談話。他對艾森豪威爾的作風的描繪給了我特別深刻的印象：
傑里說，同總統周圍的有些人難以相處，是因為他們把總統所說的每一句話都當成聖旨。他又說，以前曾和總統一起工作過的那些人知道不應該這樣做，並且知道總統往往是在開始時採取激進的立場，但最後落實時卻並不跑得那麼遠。
「說實在的，」他說，「艾克的確喜歡打高拋球，看看能起到什麼作用！」
在許多人看來，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似乎是一位相當仁慈寬厚的爺爺，可是他對自己和對總統職位的看法卻截然不同。他十分主動地把自己看作應該為美國做出正確決斷的負責人。
我最後一次見到艾森豪威爾是在他去世前兩天。他的醫生在總統套間的門外迎接我。「他情況怎麼樣?」我問道。
「恐怕沒有多大希望了，總統先生。」他回答說。
我和艾森豪威爾談了大約15分鐘，醫生就進來暗示我該走了。艾森豪威爾顯然不願讓我離開。但是我看出他非常疲乏，因此我和他握了握手便迅速走向門口。
突然我想起這可能是他生前最後一次的會面了，不禁心情激盪地轉過身去，儘量克制住自己話音里流露的情感，對他說：「將軍，我很想讓你知道，歐洲所有的自由人民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千百萬人民將永遠感激你在戰爭年代和和平時期的領導。歷史上還沒有一個人能像你這樣在把美國和全世界建設得更美好、更安全的事業中做出如此偉大的貢獻。這是你可以永遠引以自豪的。」
當我說話的時候，他閉著眼睛，但是過不了一會兒，他睜開了眼睛，從枕頭上抬起頭來，異常嚴肅地對我說：「總統先生，你剛才的話使我感到非常榮幸。」接著，他把手慢慢地舉到前額，行了最後一個軍禮。
「早餐行動」
我們不知道一位新總統就任和認真的和平表示是否能在結束越南戰爭方面造成突破。北越人在2月份對南越發動了一次小規模的但又很猛烈的進攻，作為對我們的答覆。這是一次有意的試探，顯然是想一開頭就估量一下我和我的政府的力量。
我本能的反應是以牙還牙。基辛格和我一致認為，如果我們在初期就讓共產黨人隨意擺布，我們就可能永遠無法以平等地位，更不必說從實力地位和他們談判了。約翰遜犯過這樣的錯誤，後來始終沒有能夠恢復主動。
美軍在越南的司令官克賴頓·艾布拉姆斯和美國駐西貢大使埃爾斯沃思·邦克同意這個觀點。當共產黨人逐步加強攻勢時，艾布拉姆斯和邦克就建議用B-52轟炸他們在柬埔寨庇護所的補給線。
比爾·羅傑斯和梅爾·萊爾德反對這個建議。他們擔心我把戰爭擴大到柬埔寨以後會激起國會和新聞界的憤怒。但是基辛格爭辯說：「如果這樣做有助於早日結束戰爭，為什麼要在乎《紐約時報》對我們的抨擊呢?」我同意他的意見，但打定主意要等我從歐洲訪問回來以後再作最後決定，因為轟炸柬埔寨的計劃一旦走漏風聲，就可能在國外引起嚴重的反戰示威。我指示通過正常渠道給邦克發去電報，命令他們暫時停止有關轟炸的一切討論。與此同時，我又避開官方路線，給艾布拉姆斯將軍發了一份通過「秘密渠道」的絕密電報，叮囑他不必理睬我給邦克的電報，還應該繼續準備在必要時出動B-52實行轟炸，雖然我在訪歐歸來之前大概不會批准這項計劃。在我訪問歐洲期間，共產黨人加強了攻勢。在我回國兩天以後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人問我對此將作何反應。我說：「我們並沒有魯莽地向前推進，但是不能把我們採取的忍耐和克制的態度理解為軟弱的表現……如果他們繼續進攻，我們將做出適當的反應。」
十天以後，在我舉行下一次記者招待會的那個上午，北越人越過非軍事區發動了一次新的進攻。有人問我，這種挑釁是否會使我不再能夠忍耐。我說：「你們大概記得，3月4日那天，即在一個早期進攻的階段，有人向我提過同樣的問題。我發表了一次被廣泛地解釋為警告的講話。作為總統，我的方針是警告只能發出一次，現在我不打算再提出警告了。任何在將來需要做的事情都是會做到的。」
3月16日星期天，我和羅傑斯、萊爾德、基辛格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厄爾·惠勒將軍一起開了兩個小時的會，研究我們在越南的軍事和外交形勢。
我詢問了最近的傷亡數字。由於共產黨人發動攻勢，傷亡數字比以前增高了：上周有351名美國人陣亡，前一周是453人，再前一周是336人。
我們的情報指出，有超過4萬人的共產黨部隊秘密結集在柬埔寨邊境內一個10至15英里寬的地帶。柬埔寨是個中立國家。我們尊重那種中立的地位，但是共產黨人卻公然越過柬埔寨邊境竄入南越進行襲擊，然後又退到那裡的叢林庇護所以求得安全。
「諸位先生，」我說，「我們已經到了需要決定是否轟炸的時候了。」
我使在座所有的人相信，我了解問題的性質，也認識到轟炸庇護所包含著什麼樣的風險，儘管採取這樣的行動有多麼充分的理由。
「但是，我們必須看清我們當前的處境。」我接著說，「在巴黎進行的那種勾心鬥角的談判毫無結果。我相信，使談判擺脫僵局的唯一辦法是在軍事上採取行動。只有這樣，他們才懂得利害。」
我說，除了恢復轟炸北越之外，這是我們為了挽救美國人的生命並促進和談而可以採取的唯一軍事行動。
我的結論是：「我已決定下令儘快開始轟炸，如果天氣適宜，明天就開始。」
3月17日，天氣晴朗，B-52轟炸了柬埔寨境內的共產黨庇護所。五角大樓把這次秘密轟炸的代號定為「菜單」，各目標區分別以不同餐次標明。例如，對第一區的襲擊稱為「早餐行動」。這是我執政期間指導越南戰爭的第一個轉折點。
由於若干原因，我們對這次轟炸採取了最嚴格的保密措施。我們知道柬埔寨政府首腦西哈努克親王強烈反對北越軍隊駐在他的國境之內。早在1968年，他就曾要求美國對北越採取報復行動，在地面上「窮追」或者轟炸庇護所。我們也知道，由於柬埔寨的中立地位，西哈努克不能正式贊同我們的行動。因此我們知道，只要我們秘密轟炸，西哈努克是不會聲張的。如果轟炸傳了出去，他就只好公開表示抗議。
我們還預計到，只要轟炸保持秘密，北越人就會覺得很難提出抗議，因為他們在正式場合是否認有任何軍隊駐在柬埔寨的。
保密的另一個原因是防止國內的反戰抗議。我上任只有兩個月，我希望在執政之初儘量避免激起公眾的強烈抗議。
為了使轟炸保密，我們只通知了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理察·拉塞爾和高級委員約翰·斯坦尼斯。雖然拉塞爾大體上正在開始對這場戰爭表示懷疑，他們兩人卻都認為決定轟炸是正確的，並且表示，萬一這件事情公開出去，他們一定支持我的行動。
「早餐行動」開始後不久，美國人在南越的傷亡數字便不斷下降。
EC-121飛機事件
秘密轟炸共產黨人在柬埔寨的庇護所不到一個月，我們突然面臨共產黨世界裡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地區發生的一次重大危機。
4月15日早晨7點不到，我床頭的電話鈴響了。是基辛格打來的，他說，根據可靠但尚未證實的報告，朝鮮的噴氣機擊落了我們的一架海軍偵察機，機上有31人。
我一到橢圓形辦公室就看到了一些片斷的情報報告。朝鮮人擊落了一架正在朝鮮海岸外作例行偵察飛行的四引擎螺旋槳推進的EC-121海軍飛機。這種飛行已經進行了將近20年，一直嚴格遵守這樣一道命令：飛機不得進入離北朝鮮海岸40海里以內的地方。這個距離遠遠超過國際公認的領海界限。
EC-121的機組人員有一線希望像15個月前「普韋布洛」號的乘員一樣，被北朝鮮人俘虜。整整一天，我們始終抱著這點僥倖的希望，同時也作了最壞的設想——全部人員都死亡了。
對於這件事，我油然產生了北越人開始進攻時給我的同樣感受，並直覺地認為我們正在經受考驗，必須以暴力回答暴力。
次日上午華盛頓時間10點，我在內閣會議室與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委員們碰頭，考慮如何對我們的首次國際危機作出反應。
一方面，羅傑斯和萊爾德兩人力主克制。他們推想這可能是完全孤立的事件，因此認為在徹底查明事實真相和起因以前不宜動手。特德·阿格紐不同意，他顯然感到灰心喪氣地問道：「為什麼我們總是替別人設想呢?」
那天上午沒有作出決定，但是明顯地有兩種可以認真考慮的辦法。第一種辦法是對北朝鮮的一個飛機場進行報復性的軍事襲擊。第二種辦法是繼續進行EC-121飛機的偵察飛行，但是派戰鬥機護航，免得再發生事端。
兩種辦法都不夠理想。朝鮮人防禦很嚴密，我們假如採取第一種辦法，就必須準備再遭受損失，並且有可能重開朝鮮戰局。用第二種辦法可以明確堅持我們有權在國際空域進行偵察飛行的原則，但對於那種看來是故意大掃美國的面子和謀殺31人的行動來說，這樣做顯然是一種非常軟弱的抗議方式。如果在這樣明顯的情況下我們無法恰當地保全我們的人員和面子，美國人就完全有理由懷疑我們花費巨款去承擔海外義務究竟有多少價值。
下午我們得到消息說，從離岸90英里的海里找回了兩具屍體和一些飛機碎片。機上有人生還的希望已經破滅，這個事件無疑是一種預謀的殘忍挑戰。
情報報告說明，擊落EC-121飛機和扣留「普韋布洛」號一樣，是孤立的挑釁行為。其中一份報告指出，4月14日是朝鮮領導人金日成的生日，這個事件甚至可能是他送給自己的一件生日禮物。駐漢城的威廉·波特大使發來急電，強烈反對採取報復行動。他警告說，我們如果採取任何重大的軍事行動，最終將有利於北朝鮮的極端主義領導。
另一方面，基辛格和我繼續認為報復是很重要的。如他所說，美國的強烈反應將是一種說明美國多年來第一次充滿自信的信號。它會鼓舞我們盟友的士氣，使敵人有所躊躇。我們還討論了朝鮮是否可能以進攻南朝鮮作為回答。基辛格說，他認為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但是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就必須準備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來迫使朝鮮人屈服。
我說，應該按第一種辦法進行準備。由於第二種辦法，即立刻恢復有戰鬥機護航的偵察飛行這一辦法並不妨礙其後實行第一種辦法，我決定立即實行，並在次日上午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
在4月18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我宣布說：「今天我已經下令繼續進行偵察飛行。他們將受到保護。這並不是威脅，只是說明事實。」
在此期間，我們開始討論第三種可能性：採用第二種辦法，再加上對北越人在柬埔寨的庇護所的第二輪轟炸。這樣既可以不冒對朝鮮直接報復的風險，同時又能有效地使朝鮮和北越的共產黨領導人知道我們是決心支持我們的盟友和抵抗攻擊的。
在第一種辦法所選定的轟炸計劃實施之前，我臨時決定取消，改為採取第二種辦法加上重新開始對柬埔寨的秘密「菜單」轟炸。這次針對第二目標區的第二輪轟炸稱為「午餐行動」。
基辛格仍然認為，我們對共產黨世界的蓄意挑戰所作出的反應還不足以維護美國的信譽。蘇聯人、北越人和中國人都將注視事態的發展。「我們實行反擊，固然擔一點風險，」他說，「但如果這樣做了，他們就會說，『這傢伙快要喪失理性了——我們還是同他和解為妙』。可是，如果我們讓步，他們便會說，『這傢伙和他的前任一樣，等不多久就會落得個同樣的下場』。」
我還是贊成我們必須採取大膽的行動，只是認為目前還不是時候。假如我們只對朝鮮的一個機場進行一次報復性的襲擊，估計朝鮮人還不致於使局勢進一步升級，但這畢竟是一次冒險。萬一他們真的使局勢升級，以致我們突然在朝鮮陷入戰爭，那該怎麼辦呢?只要我們在越南還不能脫身，我們根本就沒有力量在另一個地方進行另一場戰爭，同時也絕不會得到公眾的支持。
我還必須考慮到，除了阿格紐和米切爾之外，我的大多數高級國家安全顧問強烈反對第一種辦法，特別是羅傑斯和萊爾德。基辛格贊同我的意見，認為新政府成立不久，我們是經受不起內閣的一次造反的。他還同意，如果對朝鮮共產黨人進行一次猛烈的報復，國會和輿論對這突如其來的舉動一定毫無思想準備。
作出採用第二種辦法的決定比較容易，貫徹起來卻困難得多了。儘管有我4月18日的指示和我的公開聲明，五角大樓還是以種種藉口拖延和耽擱，過了將近三個星期才執行我的命令。尤其糟糕的是，我們發現五角大樓沒有報告白宮便擅自取消了原來在地中海的偵察飛行。這樣，從4月14日到5月8日，美國在地中海和北太平洋——地球上兩個最敏感的地區——都沒有按計劃進行空中偵察。
我對這種情況感到驚訝和憤怒。朝鮮人肯定會認為他們已經能夠迫使我們取消偵察飛行了。由於這次事件，我從執政之初就懂得：一位總統不僅應當經常檢查他的命令是如何執行的，而且應當經常檢查那些命令究竟有沒有執行。
不久，其他的問題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EC-121飛機事件就基本上被忘掉了。但是，我仍然由於我們對此作出的反應——或者像我所認為的那樣根本沒有作出任何反應——而感到煩惱。我對基辛格說：「這次他們僥倖溜掉了，下次他們就再也逃脫不了啦。」
4月28日，戴高樂辭去了法國總統職務。他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孤注一擲地寄希望於有關參議院和區域改革問題的公民投票的結果。
我除了在公開聲明中對戴高樂表示祝願之外，還給他寫了一封私人信件。我說，「我通過官方渠道給你的電報並不能充分表達我個人對你宣布引退所深切感到的損失」，「我相信歷史將大書特書，你的辭職是法國和全世界自由和正義事業的重大損失」。
我公開邀請他和戴高樂夫人訪問美國，並且最後在信里寫道：「老實說，在這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領導人都很平庸的時代，美國的精神需要你大駕光臨。」
當這封信在科龍貝被直接交給戴高樂時，他看了以後說：「他是一位真正的戰友。」接著他坐到寫字檯前寫了回信，要求當天送交：
親愛的總統先生：
你那通情達理的正式聲明和熱情洋溢的私人來信深深感動了我。這不僅是因為你身居美國總統要職，而且也因為它們是出於你理察·尼克森之手。我對你懷有最崇高、最誠摯的尊敬、信任和友誼，這是有充分理由的。
也許有一天我將有幸再次得到同你會晤的機會；同時，我衷心向你表示最良好的祝願，祝你順利地完成你那繁重的國內和國際任務。
請向尼克森夫人轉達我最恭敬的問候，並請代我的妻子轉達她最熱烈的祝願。親愛的總統先生，你完全可以相信我對你懷有忠誠的友好情感。
夏爾·戴高樂
一年半以後，戴高樂去世了。我前往巴黎參加在聖母院大教堂舉行的喪禮，然後拜訪了擔任過戴高樂的副手、現在是他的接班人的喬治·蓬皮杜。
蓬皮杜素以不動感情著稱，並且他多年來同戴高樂有分歧。可是，當我等了一會兒不見他開口的時候，我察看了一下，發現他正在哽咽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我一邊想起自己在艾森豪威爾逝世後的心情，一邊默默地等著他的感情平靜下來。我們兩人擔任公職期間曾分別在艾森豪威爾和戴高樂這兩位巨人的身邊生活和工作了多年，現在他們兩人都已不在人世了。
蓬皮杜嘆了口氣，瞧著我說：「終於只剩下我們了。」他一定也想到我們所共有的這種關係；現在我們都成了孤單的人。
泄密和竊聽
在林登·約翰遜總統執政的最後幾年，關於越南戰爭的泄密問題使他深感苦惱。最初他灰心喪氣，繼而感到憤怒，最後則幾乎全神貫注於防止泄密事件的發生。為了杜絕泄密，他和越來越少的人一起工作，直至把制定國家安全政策的工作放在星期二午餐會上同為數極其有限的可靠顧問一起研究。我在上文曾經提到，他一聽說我決定要重新開展國家安全委員會系統的活動，便向我談起他怎樣吃了泄密苦頭的經過，並斷定我將後悔作出這一決定。
很快我就看出他的擔心是完全有道理的。泄密幾乎和我的就任同時開始。過不多久，我就親身經歷了約翰遜形容的那種憤怒、憂慮和沮喪。在我任期的最初5個月，紐約和華盛頓的報刊出現了至少21則根據國家安全委員會泄露出來的檔案資料寫成的重大新聞報道。中央情報局1969年一份報告列舉的帶有嚴重泄密性質的報刊文章達45篇。
2月1日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關於中東問題的第一次會議後不出幾天，會議討論的詳情就向報界泄露了。我曾親自向艾森豪威爾簡短地介紹過這次會議，他認為不管是戰時還是平時，泄露外交政策的機密情報都是通敵叛國的行為。他看到新聞報道後，馬上打電話給基辛格，斬釘截鐵地提出警告。「緊縮你們的辦事機構。」他說，「如有必要，還可以開除一些人，可不能讓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4月4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關於蘇聯導彈部署的報道，這是根據秘密情報偵察得來的絕密材料寫成的。
4月1日，國家安全委員會發出指示，要求就各種可供選擇的對越政策重新進行全面研究；為了完備起見，其中也包括單方面撤軍這種激進的政策。在提交研究報告五天之後，4月6日的《紐約時報》便報道說美國正在考慮單方面撤軍。這對我們盟友來說無疑是個晴天霹靂，同時無疑地助長了我們敵人的氣焰。
4月22日，《紐約時報》以我們為即將舉行的美蘇裁軍談判做準備而召開的會議為依據，發表了一篇報道文章。兩天之後，《紐約時報》詳細報道了我們關於是否在北朝鮮海岸外部署情報船的討論情況。次日，《紐約時報》又根據「可靠人士」透露的消息，報道了我們和海珊國王談判出售武器的事。
我同埃德加·胡佛和約翰·米切爾談論了這個問題。胡佛建議對泄密嫌疑人採取三項措施：調查他們的背景、進行跟蹤，以及竊聽他們的電話。他說，竊聽是發現泄密人的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他告訴我，從富蘭克林·D.羅斯福開始，歷屆總統一向都是批准竊聽的。
我們決定，每逢發生泄密事件，基辛格即向胡佛提供那些接觸過該項機密材料的人以及他有理由認為可疑的人的名單。我授權胡佛採取包括竊聽在內的必要措施，以調查案情和查明泄密者。
5月1日，《紐約時報》泄露了政府關於美國戰略力量態勢的研究材料，其中包括從反彈道導彈到進攻系統的各種改進方案，以及各種方案的費用估算數字。5月6日，同一記者又報道了我們在EC-121飛機危機期間討論的內情。
5月9日，我正在比斯坎島，《紐約時報》晨刊以頭版報道了我們幾個月來一直害怕泄露出去的事情。秘密轟炸不再是秘密了。標題是：「美國對柬埔寨的襲擊未遭抗議。」報道發自華盛頓，並且據記者說，他的消息來自尼克森政府。
轟炸柬埔寨的政策很有成效。它挽救了美國人的生命，使敵人遭受了損失，增加了進行談判的砝碼。《紐約時報》的泄密有使我們前功盡棄的危險。
基辛格非常惱怒，我也是如此。他立即推測機密消息多半是從國務院或國防部泄漏出去的。我們知道國務院的官僚經常泄密。可是，就這件事來說，國務院裡只有羅傑斯一人知道，而我可以肯定他是絕不會泄露秘密情報的。
我們也很清楚，五角大樓喜歡透露風聲，只要這樣做才有利於提高他們的聲譽和地位。可是，這次泄密會給萊爾德造成麻煩，並且很可能使他在即將來臨的國會山聽證會上不那麼好過。
和前幾次泄密事件發生後的情況一樣，我建議基辛格嚴密地、客觀地觀察一下他自己的工作人員：假如國家安全委員會裡有人泄密，最好現在就把他清查出來。基辛格同意了，並且當天就和胡佛通了電話。
根據胡佛就那天談話所寫的備忘錄，基辛格表示了我們共同的看法，認為泄密不僅造成損害，而且可能危及國家安全。基辛格給了胡佛接觸過這項機密材料的四個人的名字。聯邦調查局立即安裝了四架竊聽器。
關於這次竊聽計劃，我要求絕對保密，同時還指示要儘早撤除。我知道，安裝竊聽器一事一旦泄露出去，對白宮工作人員的士氣將是一個打擊，同時會給國內反戰團體提供有力的把柄，並給北越人提供宣傳武器。事實上，在我任職期間，每年擅自進行竊聽的平均次數比富蘭克林·D.羅斯福以來的歷屆政府要少。可是我覺得，只要新聞界和反戰積極分子發現尼克森正在搞竊聽，前幾屆總統是否也有同樣事情就無關緊要了。
與此同時，泄密事件繼續發生。5月20日，《華盛頓郵報》泄露了我將和阮文紹總統會面的計劃。5月22日，《紐約時報》報道了政府關於是否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開始前試驗一種新型導彈彈頭的問題進行討論時提到的一些高度機密的細節。6月3日，《紐約時報》又刊載了一篇根據國家安全委員會備忘錄寫成的文章。那份備忘錄在一周前才發出，其中概述了我們和日本談判沖繩問題時準備採取的最後立場。備忘錄的過早暴露嚴重地損害了我們討價還價的餘地；這樣一來，日本方面在談判開始之前就已經知道我們願意妥協到什麼程度了。
同一天，《華盛頓明星報》刊登了一篇關於政府決定開始從越南撤軍的報道。這次泄密對阮文紹是背後一刀，因為我們曾經向他保證，這事將由雙方聯合發表聲明，以免共產黨人把它解釋為我們開始拋棄南越的一個跡象。
從1969年到1971年年初，聯邦調查局為了破獲泄露國家安全機密案，一共對17個人進行了竊聽，其中包括4名新聞記者以及白宮、國務院和國防部的13名助手。我只是批准了整個計劃，沒有審批對各個人的竊聽。九年後的今天，我已無法逐個重述導致對他們進行竊聽的具體細節了。
為了國家安全，還對第18個人進行竊聽，這個人就是報業辛迪加的評論員約瑟夫·克拉夫特。想起克拉夫特，我現在還感到心煩意亂。他在白宮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中以及在國務院和國防部都有很多熟人，消息靈通，同北越人也有直接聯繫。我記得我曾不止一次告訴過埃利希曼，我們唯一感興趣的是克拉夫特與北越人的接觸。
我記不得促使我下決心採取行動的具體情況。我授權竊聽克拉夫特在華盛頓家裡的電話，但是聯邦調查局反對在那個場所搞竊聽。因此，我批准了一個不通過聯邦調查局安裝竊聽器的計劃，可是當聯邦調查局在克拉夫特有一次前往巴黎與北越人會面的期間進行了竊聽時，我就放棄了上述的安排。
不幸的是，沒有一個竊聽報告能證明政府部門中有任何人與泄露國家安全機密的某一項具體事件有關。
總統和司法部長授權使用竊聽器來獲取有關國內外安全問題的情報，至少已經有25年歷史了。直到1972年——我們拆除了最後一個為國家安全安裝的竊聽器一年多以後——最高法院才裁決：為了國家安全而對美國公民進行竊聽，除非這個公民「與外國、外國的間諜或諜報機關有明顯的聯繫」，否則均須持有法院頒發的許可證。
在我任職的初期，我發現泄密損害了政府有效地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我認為，泄密既違背為人正直的準則，也違反法律。特別是有關越南問題的泄密，只要美國人還在那裡作戰和死亡，我就不能容忍人們說什麼泄露消息是出自反戰的道義觀念。因此，雖然我不喜歡採取竊聽手段，認為它充其量只是一種作用有限的技術，但是，這似乎是我們發現泄密人和制止泄密的唯一途徑。
當我們查明泄密根源的努力未能奏效時，我們便開始在更小範圍內討論我們的外交政策實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泄密不僅沒有使行政工作更為開放，相反，卻必然迫使政府以更封閉和更秘密的方式進行工作。這樣就使經過大肆渲染的尼克森政府具有保密「偏執狂」的說法廣為流傳。保密要求付出的代價無疑是很高的，因為它減少了在政府內部自由地、創造性地交換意見的機會。但是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說，沒有保密就不可能接近中國，就不會和蘇聯就限制戰略武器達成協議，也不會有結束越南戰爭的和平協議。
越南：公開建議和秘密表態
本屆政府成立後的最初幾個月里，雖然共產黨人在2月發動了攻勢，巴黎談判又陷入了僵局，但我仍然相信，秘密轟炸所造成的軍事壓力以及我反覆建議進行談判所造成的輿論壓力結合起來，終將迫使共產黨人作出反應。在3月，我滿懷信心地告訴內閣說，我預計戰爭將在一年之內結束。我們在巴黎採取了主動，建議恢復非軍事區作為南越與北越的邊界，並提出美國和北越的軍隊同時從南越撤出的原則。阮文紹總統方面也主動表示要就政治解決和自由選舉問題同北越人開始談判。
但是北越人寸步不讓。他們堅決主張：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不可分開，美國軍隊必須單方面撤出，阮文紹下台是進行認真談判的先決條件。
4月中旬，我們增加了外交壓力。基辛格給多勃雷寧看了由我親筆簽署的三點意見。根據外交慣例，這種做法表示我對它們極為重視。它們所傳達的信息是明確無疑的：
一、總統願意重申他的信念，認為公正的和平是可以獲得的。
二、總統願意在現有的談判架構以外探索其他的渠道。例如，美國和北越的談判代表不妨繞過巴黎架構而另行討論解決問題的總的原則。
如果美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特派代表能在原則上達成協議，最後的技術性談判仍可移回巴黎舉行。
三、美國政府深信有關各方都需要做出重大的抉擇，採取非常的措施來扭轉戰爭擴大的趨勢。
理·尼
基辛格對多勃雷寧說，這裡涉及美蘇關係，因為我們固然可以談論其他方面有些什麼進展，但是越南問題的解決卻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
多勃雷寧說，我們必須理解蘇聯對河內的影響是有限的，並且他補充說，蘇聯絕不會以停止援助來威脅其北越盟友。然而，他還是答應在24小時內把我們的建議轉給河內。
幾個星期過去了，毫無答覆，我們決定再度採取主動。在5月14日的一次電視演說里，我提出了第一個越南全面和平計劃。我建議大部分外國軍隊——包括美國軍隊和北越軍隊——在簽訂協議之後的一年內撤退。一個國際機構將監視撤軍，並監督在南越的自由選舉。我警告敵人不要把我們的靈活性當成軟弱。我說：「從河內來的報告表明，敵人已經放棄在南越獲取軍事勝利的希望，而是指望美國意志力的崩潰。沒有比這種判斷更為錯誤的了。」
對我5月14日的建議，北越人不論在河內或巴黎都沒有做出認真的反應。我本來並沒有認為越南和平唾手可得，可是現在我不得不第一次考慮到和平是否根本就不可能到來。儘管如此，我還是決定繼續按照既定的方針辦理，希望敵人終將接受我們的建議，和我們一道找出解決的辦法。
本屆政府執政之初，我們便認定，從越南撤出若干美國戰鬥部隊，可以向河內表明我們尋求外交解決的誠意，同時可以向國內生動地說明我們正在開始收縮戰爭，藉以平息國內的輿論。
梅爾·萊爾德長期以來一直認為，美國可以使戰爭「越南化」，就是說我們可以訓練、裝備和鼓勵南越人去填補美國部隊撤離後留下的缺口。3月間，萊爾德訪問南越歸來，帶回了一份樂觀的報告，談到有可能使南越人接受訓練以實行自衛。我們採用了越南化政策，主要就是由於萊爾德的熱情倡導。這項決定是我的政府在對越戰略上的又一轉折點。
對我們所建議的美軍撤出南越的計劃，阮文紹總統也是反對的。我通過邦克大使向他私下保證，我們對他的支持是堅定不移的。為了使這個保證更有分量，我建議在太平洋的中途島和他會晤，阮欣然同意。6月8日，我們就在那裡見面了。
會晤之後，我們兩人都向記者發表了簡短的聲明。我宣布，根據阮總統的建議和我們戰地指揮官的估計，我決定下令立即從越南撤軍2.5萬名左右。這包含著一些外交上的誇張措辭，因為阮文紹和艾布拉姆斯私下都表示反對撤軍。
我說，在未來幾個月內，我還要考慮進一步撤軍，其程度將根據三項標準：訓練和裝備南越武裝部隊的進度、巴黎會談的進展情況以及敵人活動的程度。
中途島會談後，阮文紹雖然得到一些安慰，但是仍然非常不安。他知道撤出第一批美軍就將開始一個不可扭轉的進程，其結局將是所有的美軍都撤離越南。
為了確保河內了解中途島的信息，我在回到白宮後又把它說明了一番。我對聚集在南草坪歡迎我們的人群說，我5月14日提出的和平計劃和在中途島宣布的撤軍措施，敞開了通往和平的門徑。「現在，我們邀請北越的領導人和我們一起走進這座大門。」我說。
6月底，看來我們可能要得到河內的某種答覆了。戰鬥似乎沉寂了下來，我們的情報指出，北越的一些部隊正在撤離南越，巴黎北越代表團的特別顧問、政治局委員黎德壽突然返回河內，據推測他是被召回去接受新的談判指示的。
這種戰鬥沉寂持續到7月初。儘管這種跡象還純粹是偶然的，儘管我們方面和以前一樣有顯得心情過分急切的危險，我還是決定再次力求打消任何可能仍然使河內躊躇不前的疑慮和誤解。我決定「全力以赴」，也就是說我要力圖用某種方式結束戰爭——或者通過談判達成協議，或者加緊使用武力。
在這個時候作出這種決定的原因之一是，首先，我覺得如果我不在今後幾個星期里造成促進和平努力的聲勢，時間就可能使這種努力歸於失敗。夏天一過，9月假期結束了，學生回到學校，國會也要復會，一個新的大規模反戰浪潮勢將在秋冬期間席捲全國。其次，由於越南的旱季即將來臨，共產黨人幾乎肯定要在2月的春節假期發動新的攻勢。到了早春，1970年11月選舉的壓力會使國會要求撤出更多的軍隊，對此，我既無法阻止，又很難置之不理。
向共產黨人發出和平信號半年之後，我準備使用任何必要的軍事壓力去阻止他們武力接管南越。在舉行幾次長時間的會議期間，基辛格和我制訂了一整套在外交、軍事和宣傳上密切配合的向河內施加壓力的詳細計劃。
我決定把1969年11月1日——約翰遜停止轟炸一周年的日子——定為實際上是對北越發出的最後通牒所規定的限期。
離11月1日只有三個半月了，因此必須抓緊時間。7月15日，我以私人名義給胡志明寫了一封信。讓·桑特尼再次充當了我們的信使。我在白宮會晤了他，以便他能夠把我強烈的和平願望作為第一手材料轉告對方。但是我也要他告訴對方，如果到了11月1日這個最後期限仍無重大的突破，我將十分遺憾地感到不得不採用「後果重大的武力措施」。
我把給胡志明的信通過秘密信使送交桑特尼，7月16日他將信交給巴黎北越常駐代表團團長春水轉交河內。信中我力求表達我們對達成一項解決辦法的真誠意願和迫切心情：
我認識到，要越過四年戰爭的隔閡來深入地交換意見是困難的。但是，正因為存在著這種隔閡，我才需要利用這個機會莊嚴地重申我的爭取公正和平的願望……
正如我多次聲明的那樣，等待將一無所成……
你將發現，在我們共同致力於把和平福音帶給勇敢的越南人民的過程中，我們是樂於合作和開誠布公的。讓歷史這樣記載吧：在這個關鍵時刻，雙方都寧願朝著和平前進，而不是走向衝突和戰爭。
我認為，通過這封信我已經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下一步應該由北越人來表示他們也有意於達成協議了。現在，我們只有等著看胡志明如何作出反應。就我來說，我的信已把戰爭或和平的選擇權送到他的手裡。
幾天以後，話就傳過來了，北越人建議由基辛格同春水進行秘密會談。
7月23日，我為「阿波羅11號」的濺落飛赴南太平洋。這是我環球旅行的第一站。這次行程包括關島、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南越、印度、巴基斯坦、羅馬尼亞和英國。為了祝賀阿波羅的成功，我們給這次旅行起了個代號叫「月輝」。
這次旅行為基辛格和北越人的首次秘密會談提供了極好的偽裝。根據安排，基辛格將去巴黎，表面上是向法國官員介紹我出訪的結果，實際上是和春水秘密會談。
阿波羅濺落後，我停留的第一站是關島。抵達後不久，我便舉行了一次非正式的隨行記者招待會。就在這次會上，我闡述了一些原則，這些原則最初被稱為關島主義，後來大家又稱之為尼克森主義。
我說明，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強國，今後應該仍然如此。但是我認為一旦越南戰爭得到解決，我們將需要實行新的亞洲政策，以確保將來不再發生越南那樣的事情。我首先提出一個原則：我們將繼續承擔我們業已承擔的條約義務，但是，除非出於我們切身利益的需要，我們將不再承擔任何新的義務。
我們以往的政策是向別的國家提供武器、人員和物資以幫助它們反抗攻擊，保衛自己。過去我們在朝鮮就是這麼做的，在越南我們也是這樣開始的。我說，但是從現在起，我們只準備向那些願意承擔責任以自己的人力來自衛的國家提供物資和軍事經濟援助。只有一種例外情況：如果一個核大國對我們的盟國或友邦發動侵略，我們就要用核武器作出反應。
在關島宣布的尼克森主義，被有些人誤解為一種將導致美國完全撤出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一種新政策的信號。在我回國後的一次例行的早餐會議上，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就表達了這種錯誤的理解。如我對我們亞洲各國的朋友所作的解釋一樣，我對曼斯菲爾德強調說明，尼克森主義不是一個使美國退出亞洲的方案，而是一個為美國繼續留在亞洲並繼續負起責任以幫助非共產黨國家、中立國家和美國在亞洲的盟國保衛其獨立提供唯一牢固基礎的方案。
8月2日，當我們在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降落時，我成為對共產黨衛星國作國事訪問的第一位美國總統。
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總統是一位堅強的、有主見的領袖。雖然他必須在一條很細的鋼索上行走，免得蘇聯人像1956年在匈牙利和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樣決定在羅馬尼亞進行干涉。他至今一直施展精湛的技藝在鋼索上走著。
事先有報告說，我們將受到有禮貌的接待，可是歡迎的規模以及群眾自發的熱情卻完全超出我們的預料。在一處地方，齊奧塞斯庫和我幾乎被街上跳舞的人群裹進去。
羅馬尼亞和北越人有著良好的外交關係，我知道我所說的一切都將傳達過去，所以我利用同齊奧塞斯庫的一次會談來加強說明我給河內的信息。我說：「我們不能無限期地繼續每周在越南死亡200人而在巴黎毫無進展。到今年11月1日，我們停止轟炸就滿一年了，我們已經撤出了一些軍隊，並為和平談判提出了若干合理的建議，如果還是沒有進展，我們就不得不重新估價我們的政策了。」
我告訴他，為了贏得和平，我們可能需要在雙方之間開闢另一條交換意見的渠道。齊奧塞斯庫說，他將盡一切力量來促進談判。
基辛格與北越人的秘密會談，於1969年8月4日開始，持續達三年之久，其間的過程很不平凡，充滿著典型偵探小說的種種情節，如基辛格耷拉著帽子斜靠在飛駛的雪鐵龍牌汽車的后座上，巧妙地避開愛打聽的新聞記者，使好奇的使館外交官得不到任何線索。
第一次會談是在巴黎時髦的里沃利大街上讓·桑特尼的一套公寓房間裡進行的。基辛格在那裡會晤了春水和梅文蒲。
基辛格一開始就說他要傳達我的一個口信。他提醒他們，11月1日是停止轟炸一周年紀念。在這段時間，美國已經採取了我們認為有重大意義的行動：我們停止派遣援軍；我們遵守了部分停炸的諾言，以後又全部停止轟炸；我們已經撤出了2.5萬名作戰人員；我們還表示要承認自由選舉的結果。但是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什麼意義重大的反應。現在，為了加速談判的進程，總統準備再開闢一條與他們接觸的渠道。「但與此同時，」基辛格補充說，「我奉命嚴肅地告訴你們，如果在11月1日以前還沒有就解決辦法取得重大的進展，我們將被迫採取後果極為重大的措施，雖然這樣做我們是很不願意的。」他指出，北越人在宣傳上和巴黎會談中都企圖把越南戰爭說成是「尼克森先生的戰爭」。「我們認為這是不符合你們的利益的，」他說，「那是因為，如果這真的是尼克森先生的戰爭，他就非打贏不可。」
在回答時，春水比較克制地重申了河內的極端立場：他要求撤出全部美軍，遵從民族解放陣線的十點計劃，這實質上就是要由共產黨人完全統治南越。他再三重複早就提到過的那種獨出心裁的編造，說什麼南越境內沒有北越軍隊。他還繼續要求我們推翻阮總統的統治，然後才談得到達成任何協議。
最後，基辛格斷定他對這些並非真正有權談判的代表已經說了他所能夠說的話，於是他施展驚人的技巧，把會談的口氣變得溫和一些。他說：「我們寧願使越南人成為朋友而不是敵人。我認為，從現在起到11月1日為止，我們必須努力找出一項解決的辦法。」
三個人握手後各自單獨離去，免得引起任何注意。
在公開宣布尼克森主義並開始對河內施加壓力之後，我認定現在該是在巴黎和談的公開講台上採取攻勢的時候了。卡伯特·洛奇一向彬彬有禮、和藹可親，外交官和記者對此都很熟悉，所以，當8月7日他從座椅上站起來盯著共產黨代表提問時，他們都為之愕然。他說：「為了通過談判在越南實現和平，只要是能做到的事情我們都做了。現在輪到你們做出反應了。」報紙認為這是洛奇1月接任美國首席談判代表以來最強硬的發言。
胡志明於8月25日答覆了我7月的去信。他在信中提到所謂「美國對我國人民的侵略戰爭」，他說「對美國青年死亡數字的上升深為感傷，因為這些青年是由於美國統治集團所奉行的政策而在越南犧牲的」。
我在去信里曾說，我們願意討論任何建議或計劃，以便通過談判達成解決戰爭的辦法，對此胡志明答覆說，民族解放陣線提出的十點計劃「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他在信的結尾聲稱：
你在來信中表示願意為爭取公正的和平而採取行動。為此，美國必須停止侵略戰爭，從南越撤出軍隊，尊重南方人民和越南民族在沒有外來影響的情況下自行解決問題的權利。
考慮到我給他的信的語調，甚至把共產黨刺耳的術語也估計在內，胡的答覆無疑是一種冷酷的回絕。
在收到這個無可指望的答覆以後，我知道我必須準備接受戰爭升級所引起的尖銳批評和巨大壓力了。
9月3日，胡志明去世。在范文同擔任河內政治局領袖以前，一連幾天都謠傳他們正在進行著繼承權力的鬥爭。即使是越南問題的老手，也難以預測這一事件對戰爭將有何種影響。
9月中旬，我宣布在12月15日以前從越南再撤出3.5萬人的部隊。我在聲明中指出，前後總共撤出6萬人的軍隊是一個重大的步驟，「因而，進行有意義的談判的時刻已經到來」。這個聲明的目的是想讓北越的新領導人知道，我並不認為他們應該受胡志明覆信的約束。
兩天以後，我在聯合國大會開幕式的講話中說：「爭取和平的時刻已經到來，我以和平的名義強烈要求在座諸位——126個國家的代表——作出你們最大的外交努力，說服河內認真地參加結束這場戰爭的談判。」
9月20日，基辛格接到桑特尼給他的一封信。桑特尼曾去河內參加胡志明的喪禮，在那裡的時候曾和范文同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這位新總理在提到美國時引人注目地未加謾罵。桑特尼向范文同強調指出，他親自和我談過話，知道我如何熱切地希望實現和平，這時范回答說：「我看得出來，他們已經把你說服了。可是我們，我們卻不能輕易聽信他們的話：只有行動才能使我們信服。」
由於這次談話是在我9月中旬宣布進一步撤軍之前進行的，我認為我已經用行動證實了我們的話。再一次輪到河內做出抉擇了。
在11月1日以前餘下的幾個星期里，我要各方面配合起來對河內施加最大限度的壓力。我相信我們在外交方面是能夠施加足夠的壓力的。不過，我的最後通牒要取得成效，唯一的希望在於使共產黨人相信，如果他們決心要我攤牌，我是能夠得到國內的堅強支持的。可是，我能夠真正獲得這種支持的機會卻越來越渺茫了。
1969年冬和1970年春，20多所大學的校園內發生了嚴重的暴亂和騷動，其起因在於各色各樣的失望情緒，越南問題絕不是主要的原因。伯克利大學的學生要求該校成立一個獨立的民族學院。黑人學生占領了杜克大學的行政樓，要求黑人教育計劃不分等級，並給黑人學生會提供經費。100名手執長短槍的黑人學生占領了康奈爾大學的學生會，要求撤銷對三名黑人學生的紀律處分。校方先是拒絕，後來還是屈服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當局為了避免和舉行反戰抗議的學生對峙，卸下了所有的美國國旗，放進儲藏室。
我對教授和行政人員向使用暴力的學生屈膝投降很有反感，並且公開這樣講了。我表揚了那些站穩立場的人，如舊金山州立大學的S.I.早川博士，他把一群破壞校規的激進分子架起來的廣播線扯掉了。聖母學院的西奧多·赫斯伯格牧師限定「以暴力代替說理」的抗議者在15分鐘內解散，否則就暫令其停學；如果他們再過5分鐘繼續鬧事，便開除他們。
在我擔任總統的最初幾個月，大學裡的示威活動主要不是針對越南問題，這首先是因為約翰遜的停炸已經使這場戰爭最有爭議的一個方面暫時消失。其次我宣布成立純志願部隊和改革兵役制度的計劃，減少了由於徵兵而引起的嚴重分裂，也有助於緩和學生對戰爭的抨擊。
我知道這種形勢必然會發生變化。隨著大學秋季學期的開始和國會暑假的結束，報刊和電視台又出現一些跡象，預示著反戰運動將進入新的高潮。傳聞10月15日已定為全國性抗議日，屆時將舉行「反戰大示威」。這個日子正好是在我以11月1日為限期的最後通牒成敗的關鍵時期之內。
在9月26日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我回答了記者提出的有關「反戰大示威」和其他反戰活動的問題。我說：「不錯，我知道各個大學裡以及全國已經產生並將繼續產生反對越南戰爭的行動。就這種活動來說，我們是預料到的。但是，我無論如何不會受它的影響。」
我完全意識到這一席話將引起公眾的騷動。然而既已開始實行一項對北越施加壓力的政策，並且現在這項政策不僅涉及我國政府，也把外國政府牽連進去，我就認為，除了堅持到底，別無其他選擇可言。面對國內即將掀起的無從制止的示威遊行，我唯一的出路是設法使敵人清楚地知道，抗議活動絲毫不會影響我的決定。否則我的最後通牒便成為一紙空文了。
我們繼續對蘇聯人施加外交壓力。9月27日，基辛格對多勃雷寧說，鑒於我國請蘇聯協助結束戰爭的要求明顯地落空，我們兩國很難建立比一般的外交關係更為密切的關係。
就在這次討論過程中，我打電話給基辛格，談了幾分鐘。當他們恢復會談時，基辛格說：「總統剛才在電話里對我說，關於越南問題，列車剛開出車站，現在正在軌道上行駛。」
多勃雷寧試圖以外交辭令緩和一下氣氛。「我希望這是一架飛機而不是一列火車，」他說，「因為飛機中途還能改變航向。」
基辛格回答說：「總統是非常注意選擇詞彙的，我相信他說一不二，他說的是火車。」
作為我們對河內施加壓力的另一部分，我下令監視非共產黨國家對北越的海上運輸。我們發現有一些在賽普勒斯、馬耳他、新加坡和索馬利亞等國註冊的船隻駛往河內。當前兩個國家拒絕和我們合作時，我下令取消對它們的援助。新加坡和索馬利亞同意減少那些掛它們的旗幟開往河內的船隻數量。
我會見了共和黨國會領袖，告訴他們說，未來的60天對結束戰爭至關重要。「我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團結。」我說，「我不能把即將發生的事情統統告訴你們，因為如果有什麼成功的希望，那就必須靠秘密行動。我只能告訴你們，我正在竭盡一切力量結束戰爭。我只遵循兩個行動方針來處理這整個問題：如果北越人真正希望解決問題，我絕不使他們感到為難；但是，我不想當第一個戰敗的美國總統。」
同日晚些時候，我會見了九位共和黨參議員，編了一段話，有意讓它泄露出去，從而把對河內的壓力升了一級。我不必等待很久。八天以後，羅蘭·伊文斯和羅伯特·諾瓦克發表了一篇專欄文章，說我正在考慮封鎖海防和進攻北越。我希望這個謠言能引起河內的一些注意。雖然我一直不能肯定那個謠言是否起了作用，我卻知道它引起了梅爾·萊爾德的注意。他和比爾·羅傑斯立即要求我在採取任何激烈行動之前先考慮到，由於我們正在加緊實行越南化計劃，幾個月來美軍的傷亡率極低，南越人的作戰成績也有所提高。
反對越南戰爭大示威
大學、國會和新聞界的反戰力量已經圍繞著將於10月15日在華盛頓舉行的「反對越南戰爭大示威」而聯合起來。他們還策劃在每月15日在各城市舉行類似的示威遊行，直到戰爭結束。
到10月的第一周，抑制著的怒火達到了頂點。反戰演說、反戰宣講會和反戰群眾大會紛紛出現。對於我提名克萊門特·海恩斯沃思出任最高法院法官一事的爭吵，對於福利改革問題的爭論，在馬薩諸塞州特別選舉中一位共和黨在職議員同反戰的民主黨競選的失敗，一些民權運動領袖對我們取消種族隔離政策進展緩慢表示的不滿——在報刊上都占顯著地位——造成一種政府業已四面楚歌、搖搖欲墜的印象。新聞界把這些因素加到一起，稱之為領導危機。《新聞周刊》的標題是「尼克森先生處於困境」，《時代》周刊的整個國內版都用來報道「尼克森最倒霉的一周」：「用不著像初出茅廬的人那樣大驚小怪，我們都很容易看出尼克森政府的一片天正在塌下來了。」
喪失信心的看法和關於政治癱瘓的預言廣為流傳。10月7日，戴維·布羅德在《華盛頓郵報》上寫道：「事情日益明顯，1968年搞垮林登·約翰遜權威的那些人和那個運動，現在又出來要在1969年搞垮理察·尼克鬆了。他們再次取勝的可能性很大。」幾天以後，迪安·艾奇遜警告說，要注意「許多股力量正在企圖搞垮尼克森」。在《紐約時報》的一則獨家採訪的消息報道中，他說：「我認為如果我們養成一種搞垮總統的習慣，我們就將發生重大的憲法危機。」
我故意不理睬這些成了所謂危機的一種因素的可怕預言。《時代》周刊報道說：「尼克森似乎對這一切都無動於衷。」這家雜誌的華盛頓辦事處主任休·賽迪認為「在尼克森任總統以來最困難的時刻」，我的態度「也許和那些事件本身一樣令人驚訝」。
我真正擔心的是，這些旨在迫使我結束戰爭的廣泛宣揚的活動正在嚴重地破壞我為了同一目的而從事的幕後工作。幾周以後，北越大使和卡伯特·洛奇會晤時引用了參議院主要鴿派人士的話。《紐約時報》報道，黎德壽「滿面笑容地」對一位美國來訪者談到富布賴特參議員指控我正在試圖用越南化計劃來拖延戰爭。我雖然在公開場合繼續不理睬洶湧澎湃的反戰浪潮，卻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即這股浪潮可能已經破壞了我給河內的最後通牒的威信。
10月13日，羅恩·齊格勒宣布，我將在11月3日星期一向全國發表關於越南問題的重要演說。
人們對這個預告一般作兩種解釋，一種是說我企圖破壞只差兩天就要舉行的「10月15日反戰大示威」，另一種則認為這標誌著「反戰大示威」已經成功地迫使我重新考慮對越政策。事實上，我宣布將在11月1日這個最後限期的兩天以後發表重要演說，是希望河內重新考慮他們想利用我們國內糾紛渾水摸魚的做法。
10月14日，基辛格告訴我，河內電台剛剛廣播了范文同總理致美國人民的一封信，這時我確切知道我的最後通牒已經失敗了。范在信中宣稱：
這個秋天，美國各階層廣大人民在許多熱愛和平和正義的美國人士的鼓勵和支持下，正在美國全國掀起一個波瀾壯闊的強大攻勢，要求尼克森政府結束侵越戰爭，立即把全部美軍撤回國內……
我們堅信，由於我們兩國人民的精誠團結和英勇鬥爭，由於有了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贊同和支持，越南人民和美國進步人士反對美國侵略的鬥爭必將取得徹底的勝利。
祝你們的秋季攻勢取得輝煌勝利。
為了表明我認真地看待這種對我國國內事務的公然干涉，我讓阿格紐在白宮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他在會上把范文同的信稱為「令人難以置信的信息」，並為記者們朗讀了其中一些段落。他說：「明天『反戰大示威』的領袖和贊助人、公職人員和其他領導這些示威的人士應該公開拒絕接受這個手上沾滿4萬美國人鮮血的極權政府的支持。」
我認為，白宮記者團在阿格紐講話後的提問階段表現得很不得體。有一個記者似乎認為范文同寫這封信是我們的錯誤，問道：「副總統先生，讓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政府是不是企圖抓住這封信在最後一分鐘撲滅反戰大示威呢?」
新聞界總的來說或者是縮小這封信的意義，或者是認為政府毫無道理地拿這封信作為藉口來壓制合法的異議。
我必須決定如何處理最後通牒。我知道，如果我想不出一些駁不倒的理由來解釋我為什麼在11月1日最後通牒到期後仍不實行原來關於使用更大武力的威脅，共產黨人就會看不起我們，甚至變得更難對付。然而我知道，經過這樣大量的抗議和反戰大示威，任何戰爭升級的措施都將使美國的輿論產生嚴重分歧。
前來華盛頓參加10月15日「反戰大示威」的有25萬人。雖然曾廣泛謠傳某些比較激進的左翼組織將同警察進行暴力對抗，遊行示威一般說來還是平和的。
對示威遊行應該作何反應，政府內部的意見有分歧。基辛格要我們不作任何表示，聽任抗議自然地發展下去，以免打亂我們的外交策略。約翰·埃利希曼卻由於我們明顯地對許多抗議者的真誠熱情無動於衷而感到不快，他要我宣布10月15日為全國祈禱日，以默許的方式來表示支持根本的和平目標。
《華盛頓郵報》讚揚了抗議者，說反戰大示威「意味深長地表達了」他們對戰爭所感到的苦惱。但是也有對此持保留態度的。例如，《華盛頓明星報》就說：「值得重視的是，不管示威的目的何在，它實際上起了鼓勵河內的作用，從而有可能延長戰爭。」越共電台好像對這個問題作了回答，它說共產黨人從反戰大示威得到了「巨大的鼓舞」。
反戰大示威在我執政期間第一次但絕不是最後一次提出的一個關於民主國家領導性質的、帶有根本性的重大問題：總統、國會或任何負責的當選官員是否應該讓公眾示威影響他們的決策?
我對這個問題有明確的看法，並且決定直截了當地把話說清楚。我們曾經收到許多信件，批評我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我絕不受示威影響這一言論。我指示從那些信里挑出一封，準備給予答覆。
辦公廳挑選的是喬治城大學的一個學生寫來的一封信，信中寫道：「我認為，對於美國總統來說，注意人民的意願是非常明智的行動；歸根到底，人民選舉了你，你是他們的總統，你的職務對人民負有一定的責任。請允許我恭敬地建議總統重新考慮他原來的判斷。」
我答覆說：「如果一位總統——無論哪一位總統——讓示威者來規定他的方針，他就會辜負其他所有人對他的信任。不論是什麼問題，如果讓政府的政策在大街上制定，那就會破壞民主的程序。這樣做就會把決策的權力交給吵嚷得最凶的人，而不是交給大多數人，不是交給論據最充分的人……這樣做就等於聽任各個集團通過大街上的對抗而不是在投票箱前來檢驗自己的力量。」
10月15日夜間，我想到了這次爭取和平的示威所包含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特徵。我認為，這次示威已經破壞了本來還可能存在的在1969年結束戰爭的任何一線希望。可是現在我已經無能為力了。我將不得不根據當前的情況調整我的計劃，並盡力加以貫徹。在11月3日演說提綱初稿的上端，我寫上了這樣幾個字：「不要慌亂——不要動搖——不要反擊。」
沉默的多數
反戰大示威以後，人們的注意力立即集中到我的演說上。新聞界和國會裡的大多數鴿派估計，由於反戰大示威給了我深刻的印象——或者說使我膽戰心驚——我大概已經決定要再次宣布大量撤軍，以減弱預定11月15日舉行的第二次反戰大示威的衝擊。美聯社10月20日發出的一段電訊說我可能在演說里建議停火，有的報紙便把這條電訊作為頭版重要消息刊出。弗洛拉·劉易斯在《波士頓環球報》上明確斷言，我將宣布在1970年撤出30萬部隊，並已命令五角大樓制定必要的時間表。丹·拉瑟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則關於反戰大示威的特別報道中說我正在考慮加速撤軍，減少B-52飛機的轟炸，縮小戰鬥規模，也許還會在年內宣布停火。在參議院，休·斯科特要求單方面停火。因為他是少數黨領袖，他的話被廣泛解釋為白宮放出的試探性氣球。休伯特·漢弗萊預言，我將宣布一項從越南「有計劃地加速撤退美軍」的重大計劃。
這些預測和估計有多大偏差，可以從我在10月22日凌晨寫就的11月3日演說提綱里看出來：
在越南，他們無法在軍事上擊敗我們。
他們不能摧毀南越。
插進一段話，講一講為什麼我們要留在那裡。
他們不能搞垮我們。
隨著11月1日最後期限的逼近，有三個因素強烈地影響著我對最後通牒的考慮。
第一個因素是，美軍在越南的傷亡數字一直處於新的最低點。我知道，這可能是共產黨人玩弄的手法，使我更難於把戰爭升級。
第二個因素是，胡志明逝世可能已經為達成協議創造了值得爭取的新的機會。
第三個因素是，我10月17日和英國游擊戰專家羅伯特·湯普森爵士的一次談話。
「你對於『向右轉』怎麼看?」我問，「如果我們決定升級，你又認為如何?」
湯普森顯然不贊成升級，因為這樣做可能在美國和全世界引起軒然大波，並且仍然不能解決一個中心問題：南越人是否有足夠的信心和準備，在未來的某個時候保衛自己以抗擊共產黨新的進攻。他的估計是，美國如果繼續貫徹現行政策，使南越人相信我們決不會撤出，就有可能在兩年內贏得勝利。他認為，在這期間達成協議的唯一機會是使河內明白，我們準備長期待下去。我希望他替我到越南去親自研究一下那裡的形勢，並儘快向我匯報。
我問湯普森是否認為我們有必要在越南堅持到底。他說：「很有必要。依我看來，你們在越南的做法關係到西方文明的前途。」
鑒於存在著上述三個因素，又意識到反戰大示威已經破壞了最後通牒的威信，我便開始更多地考慮如何加速越南化的進程，同時維持目前的戰鬥水平，不求升級。從許多方面來看，越南化計劃比戰爭升級對共產黨損害更大，因為正如湯普森所指出的，戰爭升級並不能解決提高南越人的戰備水平這一基本問題，反而會在美國引起嚴重的國內問題。
重要的是使共產黨人不致把我沒有採取引人注目的行動去貫徹最後通牒這件事誤認為是軟弱。我們能夠在戰場上向北越人表明我們繼續幹下去的決心，但是我認為需要特別提醒一下蘇聯。因此，當多勃雷寧大使於10月20日下午前來白宮進行私下會晤時，我決定利用這次會面向蘇聯領導人徹底說明我們的立場。
基辛格陪同多勃雷寧來到橢圓形辦公室。寒暄以後，蘇聯大使說他接到了政府的一份外交備忘錄，奉命向我宣讀。
「請吧，大使先生。」我說。
「我奉命坦率地告訴總統，莫斯科對蘇美關係的現狀感到不滿。」他開始說道，「莫斯科認為應該坦率地告訴總統，使用武力解決越南問題的做法不僅沒有前途，而且非常危險……美國有人企圖利用蘇中關係在損害蘇聯的情況下得到好處，這一點已經從若干跡象可以看出。我們願意坦率地預先提出警告，如果採取這種做法，那只會造成極為嚴重的失算，並與增進蘇美關係這一目標背道而馳。」
多勃雷寧念完備忘錄以後，我緘默不語，這似乎使他有點不安。過了一會兒，我靠在椅背上，打開我寫字檯中間的那個抽屜，拿出一本黃色便條簿，推過去給他。
「你最好做點記錄。」我說。
他拿起便條簿，放在膝上。
「大使先生，你很坦率，我也要同樣地坦率。我也對美蘇關係感到失望。到今天為止，我任職已經九個月了。嬰兒本來應該出世，可是流產了好幾胎。」
我列舉了一些重大問題——中東、貿易、歐洲安全、柏林——並逐條詳細加以分析。大多數是蘇聯態度強硬或玩弄手段造成的。
在轉到中國問題時，我說：「我們在中國問題上已經採取或者正在採取的任何行動都不想使蘇聯為難。另一方面，中國和美國雙方都不能容忍互相為敵的形勢發展下去，就像美國不想永久與蘇聯為敵一樣。因此，我們希望先在貿易和人員交流方面，並最後在外交方面採取行動。我要再次說明，這並不是針對蘇聯的。不出十年，中國將發展成為一個能夠威懾其他許多國家的核大國。美蘇共同創造一個不同的世界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我把魚鉤放到這個長度以後就使勁往回拉。「只有中國能夠在美蘇關於越南問題的分歧中得到好處，」我說，「因此，這是解決這些糾紛的最後機會了。」
沒有等多勃雷寧插嘴，我就轉入了越南問題。「到11月1日，我們停止轟炸就滿一年了，這一點你是很清楚的。在停炸以前，波倫大使、湯普森大使和哈里曼大使都曾向約翰遜總統指出，只要我們還在轟炸，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就無能為力。他們說，如果我們停止轟炸，蘇聯就會非常積極地從旁協助。於是約翰遜總統便同意了停止轟炸，但此後蘇聯卻沒有提供任何幫助。」
說到這裡，多勃雷寧仿佛被點了名似的舉起手來，但是我揮手讓他把手放下。「當然，現在我們坐在巴黎的一張長方桌邊進行談判，我知道蘇聯曾經為此做出了一點貢獻，但是我們認為你們的成績不大。過去一年裡所有和解的步驟都是我們採取的。」
我說我已經得出結論，也許蘇聯不想結束越南戰爭了。「你們可能認為你們能搞垮我，」我說，「你們可能認為美國的國內局勢已無法控制，或者也可能認為越南戰爭只花費蘇聯很少一點金錢，卻能使我們付出大量的生命。我並不打算就這類估計進行辯論。但是，大使先生，我希望你懂得，在未來的三年零三個月里，蘇聯還必須同我打交道，在這期間，我要牢記今天發生的一切。如果蘇聯不協助我們取得和平，我們就只好用自己的辦法來結束戰爭。我們不能容忍這種邊談邊打的策略繼續下去而不採取行動。」
「老實講，大使先生，」我繼續說道，「你們的所作所為只是重複六個月前北越人用過的陳腐口號。你很清楚這是無濟於事的。現在該是開始談判的時候了，因為我可以老實告訴你，我國是絕對不會接受失敗的恥辱的。我承認蘇聯領導人是堅強而勇敢的，但我們也是如此。」
我只停了一會兒便接著說：「我作了這番認真的談話，希望你不致見怪。如果蘇聯認為還可以在越南出一把力，從而結束越南戰爭，我們就可能為改善我們之間的關係採取引人注目的行動，確實不是目前能夠想像得到的引人注目的行動。但是，在這以前，我不得不說，要取得真正的進展是很困難的。」
多勃雷寧等著看我是否還說下去。但是，這次我沒有接著再說什麼。
「這是否就是說不會有什麼進展呢?」他問道。
「進展是可能的，」我回答，「但主要只限於通過外交途徑可能達到的那種進展。戰爭會拖下去，這樣我們就要用我們自己的辦法來結束戰爭了。光是重複過去六個月的那些建議是沒有意義的。」
對此，我並不要求回答，因此，又說了下面一段話來結束會談：「全世界都要求我們攜起手來。我所最希望的也正是使我的政府能夠作為美蘇關係的分水嶺留在人們的記憶中。但是讓我再說一遍，我們是決不會按兵不動，聽憑人們用欺騙手段把我們拖死在越南。」
說了這番話我站起身來和他握手，把他送到門口。
基辛格送多勃雷寧上車後回到我的辦公室。「我敢打賭，他一輩子沒有碰到誰和他這樣談話!」他說，「真了不起!哪位總統也沒有這樣坦率地同他們談過。」
「我們不應該抱任何幻想，認為這次談話一定有什麼效果或者造成什麼變化。」我說，「不過，讓他們懂得我們並不是那種有時可能為了適應外交需要而顯得呆氣十足的大傻瓜，畢竟是有好處的。」
關於我在11月3日應該說些什麼，我收集到的意見是相互矛盾的。羅傑斯和萊爾德勸我主要談一談爭取和平的願望，在這方面，羅傑斯強調巴黎會談，萊爾德強調越南化的前景。我徵求過意見的大多數白宮工作人員、內閣成員和國會領袖，也都主張我利用這次演說來明確無疑地闡述爭取和平的真誠意願。
基辛格主張採取非常強硬的路線。他認為，如果我們後退，共產黨人就會完全相信他們可以通過輿論來控制我們的外交政策。同時，迪安·艾奇遜請人傳來話說，宣布任何撤軍計劃將使我們在談判中處於不利地位。
隨著演說日期的臨近，有關我演說內容的猜測也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我歡迎這種情況，因為我知道外面議論越多，聽眾也就越多。
我沒有透露自己的意圖，沒有什麼人知道我真正的思路，也沒有什麼人知道我正打算對那些自以為街頭遊行能迫使我按他們的要求來制定外交政策的反戰煽動者進行突然襲擊。
10月24日，我到戴維營去度一個長周末，每天工作12到14小時，一再修改演說稿的各個部分。霍爾德曼沒有安排下周的大部分日程，以便我能不受打擾地連續工作。
到了星期五，稿子已改了11遍，我準備拿到戴維營去作最後審閱。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把他自己的想法寫成一份備忘錄，要求我在最後確定演說內容以前看一下。
當天深夜，我看了曼斯菲爾德的備忘錄，他開頭說：「根據我的判斷，越南戰爭繼續下去將危害我國的前途。」他說他所關心的不僅是人員生命的損失以及金錢和資源的浪費。「最嚴重的是，」他寫道，「這場起因和目的不明的衝突正在我們社會內部造成極大的分裂。」
他說，「如果你根據自己的職責認為下列各項或者其中任何一項決定對於迅速結束越南戰爭是必要的，或者可能是必要的」，那麼他將對這些決定公開地明確加以支持。接著，他開列了一連串等於單方面停火和撤軍的行動。「我知道按這種方式達成的解決辦法是令人不願設想的，」他寫道，「特別是考慮到過去幾年不幸採取的那種一成不變的外交和軍事方針，情況更是如此。」備忘錄在簽名的上邊寫了「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我意識到曼斯菲爾德是想通過這份備忘錄給我提供一個結束「約翰遜和甘迺迪的戰爭」的最後機會。據我分析，他把戰爭說成是「起因不明的衝突」並提到過去幾年「不幸」採取的軍事方針，是要向我表明他甚至願意讓我宣稱我是在努力為我的民主黨前任總統所發動的一場不幸的戰爭爭取最好的結局。我知道，如果我的演說採取強硬路線，反對戰爭的人就不可避免地要成為我的反對者。但是，我又不能迴避這樣一個事實：根據我的看法，以我認為不體面的方式來結束越南戰爭是錯誤的。
我工作了一個通宵。凌晨4時左右，我寫下了一段話，號召「美國人中偉大的沉默的多數」支持我的發言。我上床睡覺，但是恍恍惚惚地睡了兩個小時便醒過來了，所以我又起床繼續工作。到早晨8點，演說稿完成了。我給霍爾德曼掛了個電話，他答話時我對他說：「嬰兒剛生下來!」
我11月3日演說的主要意思是，我們要在越南恪守諾言。我們要繼續戰鬥下去，直到共產黨人同意談判公正和體面的和平或者南越人能夠自衛為止——無論上述哪種情況先出現都可以。與此同時，我們根據尼克森主義的各項原則繼續脫離戰鬥：根據越南化程度、敵人活動規模和談判進展情況來決定撤軍的速度。我強調指出，我們的政策絕不會受街頭示威遊行的影響。
至少部分地由於人們關於這次演說有過種種不同的猜測，我堅決表示準備堅持戰鬥的堅強決心出乎許多人的意料，從而大大增加了演說的影響。我號召美國人民起來支持我的意見：
我已經選擇了一項實現和平的計劃，我相信它將取得成功。
如果它果真取得成功，現在批評者說些什麼就完全無關緊要。如果它失敗了，我現在說的這番話便無關緊要了……
因此，今天晚上我要求你們——我美國同胞中偉大的沉默的多數——一起來支持我的意見。
在競選總統時，我曾保證要以某種能夠贏得和平的方式結束戰爭。我已經制訂了一項使我能夠實現這個諾言的行動計劃。
美國人民給我的支持越大，諾言的實現就越快；我們國內的分歧越大，敵人在巴黎談判的可能性就越小。
讓我們團結起來爭取和平，讓我們也團結起來制止失敗。因為我們應該懂得：北越人是不能打敗或屈辱美國的，只有美國人自己才能使美國戰敗或遭受屈辱。
真正影響歷史進程的演說不多，11月3日的演說便是其中之一。這次演說影響之大使我感到驚訝。但是，向「沉默的多數」作一次雄辯的呼籲是一回事，真正獲得他們的響應又是另一回事。
演說以後，我獨自在林肯起居室吃晚飯。我沒有聽電視評論，可是家裡其他人都聽了，他們聽了以後氣得火冒三丈。他們說，電視廣播網記者的評論和分析既批評了我的言論，也批評了我的動機。大多數記者並沒有客觀地介紹我的演說，也沒有客觀地剖析政界和公眾的反應，只是想當然地憑自己的主觀見解來發表議論。特里西婭走進來說：「照他們那種講法，就像他們聽的是另外一篇演說，而不是你的演說似的。」
但是出現了一些跡象，說明評論員和批評家的說法並不代表輿論。我的電視演說一結束，白宮總機就忙個不停。打來的電話接連不斷，持續達幾個小時，接著又湧來了第一批電報。在接到內閣官員、白宮工作人員和其他人——包括迪安·艾奇遜——的電話以後，我開始意識到，對演說的熱烈反響超過了我最樂觀的期望。
那天晚上，我興奮得沒有睡好。有關公眾對演說反響的各種報告使我頗為激動；關於電視報道的報告卻使我生氣。後來，我寫下了這樣一段筆記：「11月3日以前，大多數報刊預料尼克森將屈服，其他報刊則料想他將對示威作出強烈的反應。結果出乎它們意料的是，兩種情況都沒有發生。尼克森的方針是柔中有剛、軟硬兼施。這就是11月3日演說的主題。」
到第二天上午，公眾的反應得到了證實。白宮收發室報告說，任何一次總統的演說從來也沒有得到過這樣強烈的反響。5萬多封電報和3萬封信曾經如潮水般湧來，其中批評性意見所占的比重很小。演說後立即以電話進行的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有77%的公眾贊成。
明確無誤的一點是，這篇訴諸「沉默的多數」的演說撥動了全國人民的心弦。事實上，「沉默的多數」第一次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公眾傾瀉出來的支持熱情，對國會的意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到11月12日，一共有300名眾議員——民主黨119名、共和黨181名——聯合提出了支持我越南政策的決議草案。有58名參議員——民主黨21名、共和黨37名——寫信表達了同樣的意見。
11月3日的演說既是我任職期間的里程碑，也是它的轉折點。現在，敵人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不能再依靠美國內部的分歧來獲取他們在戰場上得不到的勝利了。我已得到我所需要的公眾支持，來繼續推行一方面在越南進行戰爭、另一方面在巴黎談判和平的政策，直到我們能夠體面地和順利地結束戰爭為止。
11月3日以後的幾個星期，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對我全面贊同的比率躍升到68%，這是我就任總統以來的最高點。國會的反應極好，因此我採取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步驟，親自前往參眾兩院，分別發表講話，感謝他們對我的支持。
與此同時，我也並不抱有幻想，認為沉默的多數的這股支持浪潮會維持很久。我的演說並沒有提出任何新的建議，其目的只是為我們正在執行的方針爭取支持。我知道，由於新聞界和國會中的批評者不斷對我抨擊，人們很快將要求我採取新的行動，來取得進展和結束戰爭。
11月3日演說的意外成功還導致另一結果，這就是它促使我決定同電視新聞網較量一番，指責他們帶有偏見的、歪曲的「即時分析」和新聞報道。如果他們的做法不受責難，總統就無法直接向人民把道理談清楚，而我認為直接向人民講清道理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
演說之後沒有幾天，帕特·布坎南給我送來了一份備忘錄，要求我直接抨擊那些電視評論員。幾天以後，他又送來一份以極其直率明確的語言進行這種抨擊的講話稿。特德·阿格紐在秋天發表的幾次尖銳有力的演說曾經吸引人們極大的注意，所以我認為他是發表這次演說的合適人選。我把布坎南講稿的調子稍為壓低一點，然後交給了阿格紐。接著我們又把阿格紐認為刺耳的一些段落改得緩和一些，然後他又對講稿親自作了潤色，使最後的定稿變成他自己的話。他決定於11月13日在愛荷華州得梅因市發表這篇演說。
預發的演說稿送到電視網以後，引起了一場大混亂。三大電視網都決定實況播映。在30分鐘時間裡，阿格紐猛烈地攻擊了電視網新聞記者這伙「無冕之王」手中掌握的莫名其妙的權力。他說：「一小伙人，可能只有十來個節目編排負責人、評論員和播映監督人，就可以決定向公眾播發什麼影片和評論。他們決定四五千萬美國人當天將看到什麼國際和國內新聞。」在提起我11月3日的演說時，他說我的話遭到不公正的「即興分析和吹毛求疵的評論」。
阿格紐在得梅因市的演說，在全國的影響僅次於我11月3日的演說。不到幾小時，電報便紛紛到達白宮；電話總機整夜應接不暇，人們打來電話表示他們這回放心了，因為終於有人出來說話了。幾天裡，全國各地便湧來成千上萬封信。
電視網故意不理睬阿格紐的演說得到公眾的廣泛支持這一事實，反而企圖把這次演說說成是政府準備進行「鎮壓」。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董事長弗蘭克·斯坦頓稱這次演說為「美國副總統史無前例地力圖威脅一個經政府批准設立的新聞機構」。全國廣播公司董事長朱利安·古德曼說，阿格紐「對電視新聞的攻擊是迎合偏見的需要」。喬治·麥戈文反映了國會左翼和自由派的反應，他說：「我認為這個演說可能是我任公職以來政府高級官員所發表的最駭人聽聞的一次聲明。」
有些人支持阿格紐的意見。傑里·福特說，如果新聞報道機構歪曲了新聞，它們應該負責。他說：「我不懂為什麼它們應該有特權。」約翰遜總統的最後一任新聞秘書喬治·克里斯蒂安說，林登·約翰遜曾經關心過阿格紐所提的這些問題，但是他不敢為此發表講話，因為他知道這樣做會被說成是攻擊新聞出版自由。
甚至有些一向把我們批評得最嚴厲的人也承認，阿格紐的指責並不是沒有根據的。例如，英國記者亨利·布蘭登在《星期六評論》上寫道：「副總統提出了幾個有力的論點。粗看一遍演說稿，不假思考便馬上進行評論是危險的，這樣做會導致輕率的結論或不公正的批評。」
我那11月3日的演說取得巨大成功以後，所謂「新示威」的11月反戰大示威的籌劃工作摻雜了一種絕望掙扎的因素。我們接到警報說，參加「新示威」的幾個好鬥的團體現在認為，只有暴力對抗才能使他們所關心的問題充分引人注目。由於「新示威」的某些組織人具有激進的背景，很多支持過10月反戰大示威的國會議員在「新示威」開始前都設法迴避表態，並在示威進行時一走了事。
11月15日，「新示威」舉行了。在舊金山，當12.5萬名群眾有一部分高呼「和平!」的時候，黑豹黨頭目戴維·希利亞德卻堅持說：「我們要殺死理察·尼克森。我們要殺死任何阻礙我們獲得自由的人。」
在華盛頓，25萬示威者擁入市區，以致《華盛頓郵報》頭腦發熱地報道說：「在這些雄辯的演說背後，可以發現一種極不尋常的、十分美好的東西。到這裡來的人……是為了支持我國最美好的東西而來的。」在華盛頓紀念碑前，迪克·格雷戈里說：「總統說你們這些毛孩子的所作所為不會對他有什麼影響。好吧，我建議他給約翰遜牧場掛個長途電話。」這番話把在場的群眾都煽動起來了。當天晚些時候，發生了零星的暴力事件。一群抗議者沿著大街橫衝直撞，砸碎櫥窗，同警察進行搏鬥。在司法部門前，抗議者一面高喊「砸爛這個國家!」一面衝進大樓，扯下美國國旗燒掉，並且升起了越共的旗子。
我從來沒有想到在我總統任期第一年結束時還要考慮在越南再打兩年仗的問題。不過，11月3日演說的意外成功畢竟使我獲得更多的時間，並且羅伯特·湯普森爵士的樂觀估計也給了我極大鼓舞。他認為我們能夠在兩年內取得勝利——這指的是經過協商達成可以接受的解決辦法，或者幫助南越人自己承擔起戰鬥的重任。因此，我準備不顧國內戰線上可能遇到的嚴重困難，繼續把戰爭進行下去。兩年以後正是1971年年底和1972年年初競選的時候，只要在此以前我能使全國團結一致，贏得體面的和平，當前的各種暫時困難就將獲得補償。
1970年年初，我估計這一年的戰場活動將是有限的，甚至會逐步減少。我還預期基辛格通過秘密途徑進行的活動將繼續下去。至於秘密談判是否能取得突破，我的估計遠不如基辛格那樣樂觀，但是我同意，只要有成功的一線希望，我們就必須繼續進行下去。基辛格和我一致認為，堅持秘密談判最低限度也可以明確無誤地證明我們是抱有和平的願望並努力爭取和平的。
1969年，我們想使蘇聯人對北越施加壓力的嘗試顯然沒有收到效果，我對此感到失望，但並不驚奇。我知道莫斯科為了和北京爭奪共產主義世界的支配地位正承受巨大的壓力，因此我認為重要的是使蘇聯人懂得：我們也許會承認他們確實無法減少對河內的支持，也無法讓北越人談判出一個解決辦法，但我們決不會容忍他們大量增加援助或者鼓勵北越擴大戰爭。不足為奇，促使蘇聯在越南問題上與我們合作的最大動力是我們和中國人的新關係，但是這要到1971年年中才會成為一個重大的因素。
假使我在1969年年終就知道不到四個月以後我將被迫下令襲擊共產黨在柬埔寨的庇護所，或者知道在今後兩年越南問題將再次把美國引向內部分裂的邊緣，我真不知道當時我是否會採取別的行動或別的辦法。在那種情況下，我也許不得不走一條越來越升高的鋼絲，一方面竭力支持我們的盟友和我們的戰鬥部隊，另一方面努力使國會內日益強大的反戰力量不致通過任何中斷戰爭撥款或要求撤軍的法案。
所有這些都是後話。當我元旦坐在聖克利門蒂的書房裡思考這些問題時，我確實油然產生一種謹慎的樂觀情緒，感到我們已經經受住來自越南的最壞的打擊，只要我們堅持下去，有利於我們的時機就會開始發生作用。我認為，就某些方面來說，雙方關於越南問題都作了錯誤的估計。如果說我低估了北越人堅持打下去並拒絕不按照他們的條件談判的任何解決辦法的決心，他們也同樣低估了我不顧國內和國際對我的壓力而堅持下去的決心。
1969年：總統和國會
我下定決心要成為在國內事務方面也有所作為的總統。我腦海中有一個明確的日程，準備利用任期的第一年來結束內部的爭吵，以便動手完成各項工作。「全國各界人士都看出有必要實行變革，」我在新的城市事務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上說，「我們不希望以謹小慎微的名聲被載入史冊。」
但是，過不了多久我就發現，熱情和決心並不能改變這樣的現實：我是120年來第一個在國會兩院均被反對黨控制的情況下開始任職的總統。就在第一年，我送交國會40多件有關國內問題的提案，其中包括自艾森豪威爾第一屆任期以來第一個重大稅收改革提案、調整對外援助計劃提案、選舉改革咨文、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有關人口增長這一爆炸性問題的總統咨文，以及大約20項有關對付犯罪、毒品和色情文學的提案。可是，只有兩項提案獲得通過，就是兵役改革和稅收法案。隨後通過的還有關於使郵政管理局脫離黨派關係而成為超黨派機構的立法。我們在立法方面克服了民主黨的反對，贏得了一些戰術性的勝利，但是不久就變得很清楚，我企圖使國會通過的一些建設性的綜合提案都將遭到抵制。
這一年國會裡出現的三次重大鬥爭，說明了我在首屆任期內同國會打交道時將遇到什麼樣的問題。我要求建立反彈道導彈系統的提案僅以一票的多數勉強通過。這件事清楚地表明，在涉及外交政策和防務問題時，我不得不依靠十分不穩定的兩黨聯合。接著是關於最高法院法官補缺的鬥爭：總統在1969年年底和1970年年初先後提名的兩個人選海恩斯沃思和卡斯韋爾，都史無前例地被國會從黨派門戶之見出發拒絕批准。最後，圍繞我們改革聯邦福利制度的大膽嘗試——家庭補助計劃——所展開的鬥爭說明參議院存在著分裂成若干特殊利益集團的趨勢。正如後來喬治·舒爾茨所概述的：「走中間道路的人總是受左右兩方面的打擊。」
到1969年，我已看得很清楚，不論在核武器或常規武器方面，美國和蘇聯是永遠不可能有絕對均勢的。首先，蘇聯是陸上強國，我們是海上強國。其次，固然我們的核武器比較好，他們的卻比較大。此外，在軍備的每一方面都占絕對優勢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武器發展到一定水平，任何國家都有摧毀另一國家的能力。在超過這個水平以後，最重要的不是考慮如何繼續增加武器的數量，而是考慮如何保持戰略均勢，同時要使對手了解，一次核襲擊即使成功，也將是自殺性的。
因此在本屆政府就任之初，我便開始使用足夠而不用優勢這樣的詞彙來說明我為我們的核武庫規定的目標。制止軍備競賽意味著與蘇聯人就分別領先問題達成協議，所以我要求我方從一開始就具有最足以討價還價的籌碼。我說過，國會絕不應該讓我以世界第二強國首腦的身份坐到談判桌邊去。
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反彈道導彈問題。蘇聯人曾經表示願意就限制防禦性武器達成協議。國會中大部分的自由派、新聞界和學術界人士都傾向於按表面意思來理解蘇聯的聲明，擔心國會如果投票贊成反彈道導彈系統將會破壞現有的軍備平衡，迫使蘇聯人加大他們的擴軍計劃，從而失掉一個達成協議的寶貴機會並把軍備競賽推向更高一級。
我認為他們錯了。我想蘇聯人之所以這時對開始武器談判感興趣，主要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反彈道導彈，從而將處於不利的談判地位。我們的情報指出，1969年蘇聯人在核武器上的耗費相當於250億美元。他們部署了100多枚洲際彈道導彈，而我們卻沒有部署；他們的海軍增加了幾艘發射核導彈的潛艇，我們卻沒有增加；他們還在莫斯科周圍部署了40枚新的反彈道導彈。我們了解到，就在國會關於美國的反彈道導彈進行激烈辯論時，蘇聯人已經著手製造更多的洲際彈道導彈、反彈道導彈和與此有關的強大雷達系統了；他們還正在建造更多的潛艇導彈。我感到，從策略上說，我們需要反彈道導彈作為同蘇聯人談判時討價還價的籌碼：蘇聯人已經擁有一個反彈道導彈系統，所以，如果我們同蘇聯人談判時沒有這種導彈，我們就可能不得不放棄一些別的東西，也許是更為重要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來說，為了達成摒棄反彈道導彈系統的協議，我們就必須擁有反彈道導彈系統。我試圖說服國會相信，關於反彈道導彈的表決所代表的，實際上是表明美國的戰略武器是否可靠的一個合乎情理的轉折點。
我知道，關於反彈道導彈的表決將作為衡量美國決心的尺度響徹全世界。一旦歐洲人或日本人斷定我們在承擔義務和對抗蘇聯人方面不足信賴，美國在歐洲和遠東的地位就將受到嚴重的損害。不過，據我看來，關於反彈道導彈的表決還牽涉到一個深刻得多的問題，即美國人是否仍然認為我們在世界上代表某種信念，在我們的盟友和朋友受到侵略時必須勇於承擔抗擊的重任。我相信大部分美國人是這樣想的；但是，只要我們的敵人中間有人還對此有所懷疑，引誘他們來考驗我們信念的力量就會強大得多。關於反彈道導彈的表決將是我任職期間在防務措施上第一次重大的國會表決，我想發出這樣的信號，說明我們並沒有喪失關於意圖和決心的愛國觀念——因為我認為我們並沒有喪失這種觀念。
不幸的是，越南問題使辯論變得很不愉快。自由派在越南問題的影響下，相信美國由於作出過分好戰的姿態而遭受損失，決定要壓縮我們的軍事開支。正如斯圖爾特·艾爾索普在他的專欄文章中所說的：「當然，在反對反彈道導彈的問題上有一些完全合理的論據。但是，大部分的反對意見實質上是感情用事——這是自由派為了越南問題對將軍們進行報復的手段。」自由派痛恨戰爭，認為最好的解決辦法莫過於退出戰爭。我也痛恨戰爭，但是我認為我們必須在履行我們對南越所承擔的義務的條件下結束戰爭。我認為自由派自欺欺人，因為美國的不光彩行為是不會使世界變得安全一些的。
反對反彈道導彈的一個比較正確的論點是，很多人——艾森豪威爾恰巧也是其中之一——懷疑防禦武器系統的功效，主張把經費花在增強我們的進攻能力上。還有一些技術性的反對意見，涉及這種系統的費用和它實際提高防禦水平的程度是否相稱的問題。這些論點使我在一些負責的保守派和穩健派中間失去了也許本來可以得到的支持票，從而使接近最後表決時氣氛更為緊張。
關於反彈道導彈的表決事實上牽涉到要求增加撥款以繼續執行約翰遜總統時期已經開始的建造計劃的問題。他在1967年提議設立的範圍廣泛的反彈道導彈系統稱為「哨兵系統」。1969年我決定提出的業已壓縮的系統叫作「保衛系統」。
既然我已經作出決定，我們就面臨著我第一屆任期內最大的一次國會鬥爭。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獲得眾議院通過；然而在參議院卻勝負難卜，因為那裡有以特迪·甘迺迪為首的力量強大的自由派。民主黨參議員亨利·傑克遜竭力主張加強國防力量，為我們領導了這場鬥爭。他說，這好比一場戰爭，我們如果想要獲勝，就必須像打仗一樣進行戰鬥。
我們往國會山派遣了大批白宮的工作人員。這是我們使用說服而並非壓服的微妙手法的第一次重要嘗試，我們必須根據每天匯報中提到的對某一位議員推動得不夠或對另一位議員逼得太甚的情況，來不斷地調整我們的策略。開始時，我同議員們通電話和會面，每天的活動非常忙碌，但是經過初步接觸和擺清楚論點以後，我斷定這樣做是浪費將來可能需要發揮作用的總統威信。有些議員企圖利用關於反彈道導彈的表決作為他們本身討價還價的籌碼。有一次，一位有勢力的委員會主席暗示，我如果批准在他的選區興建一個重要的聯邦設施，就可以得到他的支持。
我覺得我們是在一隻手被束縛的情況下作戰的，因為我們既不能公開說明我們需要反彈道導彈作為對蘇談判的籌碼，也不能透露有關蘇聯武器的情報。在國會情況介紹會和其他一些會議上，基辛格和我闡述了上述理由，但自由派的力量組織得很好，大體上能夠控制公開的辯論。
參議院即將對反彈道導彈問題進行第一次投票，一開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是一場勢均力敵的表決。關鍵人物之一是共和黨有獨立見解的參議員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雙方都想贏得她的支持；邁克·曼斯菲爾德說，他還從來沒見過有那麼多的男子公開地討好一個女人。一些表面上看來毫不相干的問題和事件，也要聯繫到在表決反彈道導彈時具有什麼意義來加以考慮。因此，當4月間北朝鮮人擊落我們的EC-121飛機時，作為反對採取報復行動的理由中有一項就是：由此而引起的轟動可能會加強反對反彈道導彈的力量。7月，當特迪·甘迺迪的汽車在查帕奎迪克島上掉下橋去之後，他作為反對反彈道導彈的領導人的作用就明顯地減弱了。由於表決時間迫在眉睫，我對布賴斯·哈洛說：「一定要讓我們所有的人一直都待在那裡。別讓任何一個人病倒。在表決結束以前，甚至不能讓任何一個人上廁所。」
8月6日的表決是以對法案的三項修正案分別表決的形式進行的，只要這些修正案獲得通過，建立反彈道導彈系統的計劃就將擱淺。結果，三項修正案都被否決了。第一項也是最重要的修正案規定不得撥付部署「保衛系統」的一切經費，參議院對此表決的結果是50票對50票。根據參議院的議事規則，票數相等本來就使修正案不能成立，但是阿格紐投了他的打破同等票數的一票，使表決的最後結果變為51票對50票。
儘管勝負之差薄如刀片，投票的結果還是確定美國仍舊準備保持它的軍事實力。我絕對相信，如果我們在參議院的這場有關反彈道導彈的鬥爭失敗了，1972年我們就無法在莫斯科談判簽訂第一個限制核武器協定。但是，一票之差的勝利無疑是傷腦筋的事，這證明我完全有必要下定決心在1970年的國會選舉中投入儘可能龐大的人力和物力，以加強我們在國會的地位，使票差更為安全可靠。
最高法院對政界和社會的動向總是很敏感的。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在首席法官厄爾·沃倫的領導下，法院在政治上空前活躍。像許多政治上和法律上穩健的保守派一樣，我感到有些最高法院法官往往利用他們解釋法律的權力，根據自己的社會觀、政治觀和思想意識來改造美國社會。
到1968年總統競選時，沃倫已經77歲了。看來他不可能再在萬一出現的尼克森政府的四年——也許是八年——任期內始終領導法院了。1968年6月13日，他向林登·約翰遜遞了辭呈，「辭職生效日期請總統裁定」。
6月26日，約翰遜提名阿貝·福塔斯為首席法官。福塔斯自1965年經約翰遜委派到最高法院工作以來，一直擔任法官職務。在宣布他被提名為首席法官以後不久，人們發現約翰遜的這位密友在法院工作期間曾經為約翰遜辦過一些私人的和政治性的事務。這顯然破壞了分權原則。同時還發現，福塔斯曾接受美利堅大學的講學費1.5萬元。福塔斯以前的一位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還曾經向一些與最高法院審理的案件可能相關的有勢力的工商界和金融界領袖籌集款項。
10月2日，福塔斯請求約翰遜撤回對他的提名。那時離選舉已經很近，如果約翰遜另行提名就顯得政治味道太濃了。這樣誰當上總統，誰就有機會在他任期之初選擇一位首席法官。
我在當選總統後不久，便派比爾·羅傑斯去和首席法官沃倫商量，就他辭職的時間安排達成一項諒解。沃倫同意留任到6月開庭期結束為止。我要約翰·米切爾開始物色替代沃倫的人選。我是第37任總統，然而我提名的人卻只是我國歷史上第15任首席法官，所以不能倉促行事，輕易決定。
我第一次挑選的是前司法部部長赫布·布勞內爾。唯一的障礙是他在1957年小石城學校危機時當過艾森豪威爾的司法部部長，我知道南部很多人對於他在動用聯邦部隊強制取消種族隔離方面所起作用的余恨未消。米切爾在獲悉南部主要參議員反應消極後對布勞內爾說，批准對他的任命的鬥爭將是艱苦的。布勞內爾認為這樣一場爭論不論對國家還是新政府都沒有好處，因此，要求不再考慮他的任命。
我讓米切爾試探一下湯姆·杜威。不出所料，他由於自己年老而推辭。他已經66歲，他竭力主張任何一位首席法官都應該至少任職十年。
我還考慮過最高法院法官波特·斯圖爾特。他能言善辯，對沃倫領導下最高法院力主採取有力行動的決定表示異議。可是他於4月30日前來白宮對我說，考慮到其他法官的情緒，他認為把最高法院一位法官提升為首席法官不符合該院的最大利益。
在物色人選的過程中，我心裡逐漸形成了五項選擇標準：下一任首席法官必須有高度的法律頭腦；按他的年齡來說必須至少還能任職十年；如有可能，他應該具有開業律師和上訴法院法官兩方面的資歷；他必須大體上同意我這樣的觀點，即最高法院應該解釋憲法而不是以司法命令來修正憲法；最後，他還必須具有特殊的領導才能，能夠解決同事之間的分歧，從而使最高法院儘可能經常在一些重要案件上意見一致，態度明確，或者至少能有代表大多數人的意願的堅定意見。
我審查了米切爾為我準備的上訴法院法官名單，開始特別仔細地查閱了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院法官沃倫·E.伯格的檔案。1967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發表了伯格的一篇關於法律和秩序在社會上所起作用的演說摘要，我讀了以後留下很深的印象。在1968年的競選運動中，我在自己的演說里幾次引用過其中的一些觀點。米切爾用書面給我提供了伯格的一些見解，我看了以後覺得內容明確有力。我知道沃倫·伯格思想上屬於穩健的保守派，其處世為人令人敬佩。我在5月21日提名他為美國首席法官。他順利地獲得批准，並於6月23日宣誓就職。
當我正要確定新的首席法官人選時，我意外地有機會給最高法院再補一個缺位，因為阿貝·福塔斯突然提交了辭呈。
《生活》雜誌不久前進一步揭露了有關福塔斯的財源和一些可能違背公共利益的行徑。我對米切爾說，為了表示好意，我們應該在絕對秘密的情況下讓首席法官沃倫知道司法部最近的調查所揭露出來的一些新的指控。沃倫對此非常感激，因為他覺得這種新的情況嚴重地威脅著最高法院的聲譽；他相信福塔斯除了下台之外沒有別的辦法可想。
對福塔斯說來，這是一個困難的時期。我認為報刊把他挑出批判，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約翰遜進行馬後炮式的攻擊，所以福塔斯宣布辭職的那天，我打電話給他表示慰問。但毫無疑問，他辦事很不檢點，他的辭職對最高法院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我再次要約翰·米切爾負責物色最高法院法官人選的工作。我們選中了南卡羅來納州的克萊門特·F.海恩斯沃思法官，並於1969年8月18日宣布了這一提名。海恩斯沃思56歲，出身於著名的法學世家，曾在第四巡迴上訴法院工作過12年，表現傑出。
我剛宣布了提名，就受到嚴厲的批評。一些民權組織立即稱海恩斯沃思為種族主義者；有一個團體說他是一個「純粹的種族隔離主義者」。喬治·米尼宣稱，他的經歷是反勞工的。報紙揀起了這些題目，每天變換花樣進行宣傳。不久，這種偏頗的心理支配了華盛頓。有組織的利益集團開動了機器，開展一場寫信和打電話的運動，對參議院施加壓力。
印第安納州參議員伯奇·貝赫成為反海恩斯沃思勢力的領袖。在批准任命的聽證會上，貝赫指控海恩斯沃思有違背公共利益的行為，聲稱他在幾起審理他擁有股份的一家公司的顧客的案件時，本應自行迴避卻沒有這樣做。揭發的這些事情早在幾年前就由當時的司法部部長羅伯特·甘迺迪和第四巡迴上訴法院的西蒙·索貝洛夫進行過調查，結果兩人都認為海恩斯沃思並沒有違背公共利益的行為。關於迴避審理問題的法律權威人士約翰·弗蘭克當時曾作證說，海恩斯沃思不僅沒有迴避的義務，倒是應該積極負責對那些案件作出裁決。但是，儘管有這些事實，仍然未能打消貝赫的指控，因為他和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其他民主黨自由派同記者團狼狽為奸，共同中傷海恩斯沃思。
貝赫和他的支持者最後硬說，被提名人僅僅沒有參與任何不正當行為是不夠的；現在必須是連不正當行為的「跡象」也沒有。這樣，一個被提名人的反對者們可以捏造罪名，說他有不正當行為的「跡象」，從而使他遭受挫折。這是一個懷有惡意的集團：被提名人竟會不是由於自己的所作所為而是由於誹謗者無中生有的指控而遭到譴責。
沒有幾位參議員坦率地公開承認他們反對海恩斯沃思的真實理由，不過有一位不願透露自己姓名的參議員告訴記者說：「所謂違背公共利益的說法並不實在，我們是反對他的信仰。」
在這場騷動當中，一個以少數黨國會督導員、密西根州羅伯特·格里芬為首的共和黨參議員代表團到白宮來要求我撤銷對海恩斯沃思的提名。他們說明他們所承受的壓力以及勞工和新聞界使他們受到的政治影響。
我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事實上，我還進一步說，即使海恩斯沃思自己要求我撤銷他的提名，我也不會答應。這裡涉及一個基本的憲法原則，即總統有權提名最高法院的人選。並且還存在著一個怎樣做人的因素。如果我在海恩斯沃思受到黨派鬥爭的猛烈火力攻擊時撤銷對他的提名，那就可能損壞他的聲譽，使他不能再擔任法官職務和其他公職。因此我明確地說，我準備把提名堅持到底。
參議院在11月21日以55票對45票否決了海恩斯沃思的提名，17名共和黨人追隨民主黨自由派投了反對票。
12月4日海恩斯沃思來到白宮，我們在橢圓形辦公室談了一個小時。看來他對發生的事情感到迷惑不解。他是一位溫和、精細和異常善良的人。當他說到他的妻子比他本人更受到這段艱苦經歷的折磨時，我想起了帕特在基金危機時的感受，並希望海恩斯沃思內心極大的痛苦不致像我們那樣終身留下精神上的創傷。那天晚上我寫下了這樣一行筆記：「海恩斯沃思是他可能並不理解的一些努力的犧牲品。」
1970年1月19日，也就是表決海恩斯沃思提名後兩個月，我提名佛羅里達州第五巡迴上訴法院法官G.哈羅德·卡斯韋爾。事先我要米切爾絕對保證我們的第二個被提名人在個人人品和職務活動上都無懈可擊。卡斯韋爾既無股票又無證券，這一事實似乎同那導致海恩斯沃思失敗的所謂不正當行為的「跡象」沾不上邊。
可是沒有多久，自由派便開始反對卡斯韋爾。仿佛事先安排好似的，新聞界和國會都用「種族主義者」這個慣用的名稱進行攻擊。南部任何保守的法官受到這類攻擊原是意料中的事，並不令人驚奇。不幸的是，我們沒有發覺卡斯韋爾很久以前講過的一句話。當他在1948年作為民主黨候選人競選喬治亞州議員的時候說過：「種族隔離是正當的，是我們各州唯一切實可行的和正確的生活方式。對此我堅信不移，並將在行動中加以貫徹。」卡斯韋爾已經拋棄了他22年前的觀點，但是後患卻無法彌補。我由於我們忽視了這幾句不幸的話而感到苦惱，但是我認為，一個人年輕時候的輕率言論既然已經放棄和改正，就不應該在以後的年月里被用來反對他。
從檔案材料看，卡斯韋爾的條件是很合適的。但是，在對他的情況進行了特別仔細的審查以後，加上具有不同特徵的參議員及其助手決意要發掘一切可能找到的不利材料並儘量說得嚴重一些，我們終於發現他並不像我們原來認為的那樣合格。我仍舊相信，按以往的標準來衡量，卡斯韋爾還是符合要求的。但是，在海恩斯沃思事件之後，黨派傾軋實在太激烈了。「平庸」這個字眼越來越頻繁地被用來形容卡斯韋爾和他的經歷。為他辯護的人不得不致力於證明他並不「平庸」。
4月8日舉行了表決，卡斯韋爾的提名以51對45票被否決。我在冷靜和理所當然的憤怒的支配下，不得不在次日發表聲明，評論參議院這一行動。如果說北部的自由派因為擊敗我所提名的第二個人而嘗到了勝利的滋味，那麼我斷定他們至少要在南部為此付出政治上的代價。我說：
我已經違背自己的心愿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不管是誰，只要他像我一樣信奉憲法的嚴格的條文規定，而又碰巧來自南部，就不可能被批准擔任最高法院法官……
撇開一切虛偽不實之詞不談，他們遭到否決的真正原因是他們所抱有的法理觀念，即和我一樣信守嚴格的憲法條文，還有就是他們恰巧出生於南部……
因此，我已經得出結論，下一個被提名人必須來自南部以外的地區，因為目前這樣組成的參議院決不會批准一個和我同樣重視嚴格的憲法條文的南部人。
現在回顧起來，我沒有理由責備一些由於認為卡斯韋爾缺乏最高法院法官所需的高超智慧和司法才能而投反對票的參議員。但是我仍然認為，投反對票的參議員有許多人是拿他的能力問題作為幌子，來掩蓋他們不贊成他的憲法觀念這一真實原因。
1970年4月14日，我提名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法官哈里·A.布萊克門。他是艾森豪威爾任命的聯邦法官，已任職十年半，成績卓著。在此以前，他還當過20年的律師。布萊克門是北方人，來自明尼蘇達州。5月12日，參議院一致批准了任命。
1971年9月的一個星期里，我接到最高法院法官雨果·布萊克和約翰·哈倫因健康欠佳申請退休的函件。
有了任命卡斯韋爾和海恩斯沃思的經驗，我不想再犯同樣的錯誤。雖然如此，我還是決定要任命嚴格遵守憲法條文的人，並且仍然想找一個合格的南方人。這次我還希望物色一個合格的婦女。最重要的是要確保我提名的人能獲得批准。
這一次我決定，除了仍由約翰·米切爾主要負責推薦可能的候選人外，我自己也設法徵詢一些無黨派人士的意見。
我們物色婦女人選的工作是認真而緊張地進行的，另外，我可以補充一點，那就是帕特還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進行堅定的、有說服力的遊說。但是我們發現，適合被提名為最高法院法官的女法官和女律師一般說來都有自由派的觀點，並不符合我所確立的遵守嚴格的憲法條文的標準。
1971年10月19日，我叫米切爾向弗吉尼亞州律師、美國律師協會前主席劉易斯·鮑威爾表示，請他擔任空缺的法官之職。鮑威爾不大願意，因為他已64歲了，但是當天晚上我給他打了電話，勸他接受這個職位。次日下午，他打電話給米切爾，接受了提名。
我的朋友、白宮特別法律顧問迪克·穆爾建議我考慮請司法部部長助理威廉·倫奎斯特補另一空缺。倫奎斯特在斯坦福法學院學習時在班上名列第一，以後又當過最高法院法官羅伯特·傑克遜的書記官。除了他具有無可置疑的法律方面的資格和穩健的保守派觀點外，最使我們感興趣的是他的年齡。他只有47歲，大概可以在最高法院幹上25年。米切爾同意穆爾對倫奎斯特的高度評價，熱情地贊成推薦。
10月21日我在全國電視上宣布鮑威爾和倫奎斯特的提名後，遭到了意想中的指責，說我正在把一些極端保守派塞進最高法院。參議院拖延不決，以便讓那些批評者有時間來設法打倒新的被提名人。但是，他們顯然具有很高的資格，人們只能提出一些黨爭色彩極濃的反對意見。結果兩個人都以壓倒性多數票獲得批准：鮑威爾在12月6日，倫奎斯特在12月10日。
我認為我對最高法院的四個任命是我任職總統期間最有建設性的和意義最為深遠的行動之一。有些批評者把我的這些任命說成是企圖建立一個「尼克森法院」。固然，我所任命的人都贊同我保守的司法觀念，從而極大地影響了沃倫法院時期所形成的力量均衡。但是，就個人來說，他們都是富有獻身精神和嚴格遵守憲法的幹練法學家，往往在重大案件上持不同意見。在任命的時候，我分別對他們說，我決不會試圖影響他們的判斷，他們應該只忠於法律而不是忠於我個人。他們就一些在政治上或個人方面對我有影響的案件所作出的裁決，表明他們是接受了我的勸告的。
從執政的最初幾天開始，我就想取消「偉大社會」計劃中一些花費很大的失敗措施，並且想馬上就動手這樣做。我希望擁護我的選民能夠看到，我正在實現我的競選諾言。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是福利制度，所以我把福利改革作為最優先處理的國內問題。
可是帕特·莫伊尼漢卻一反常態，要求我謹慎從事。在橢圓形辦公室里舉行的幾次冗長的會議上，他在我辦公桌前面踱來踱去，揮動兩臂來強調他的論點。「所有那些充當『偉大社會』積極分子的選民都在那裡等著，」他說，「只要你觸動這些職業福利工作者、城市計劃者、日托保育員、社會工作者等，他們就準備打擊你。老實說，砍得太快，我就心驚膽戰。不妨拿模範城市作為例子。如果你放棄這個計劃，城市少數民族聚居區就要火冒三丈了。」
莫伊尼漢主張在提出任何國內立法之前先用一年時間來穩定國內形勢。但是一年實在太長了，因此，我催促內閣和白宮班子儘快制訂一個創造性的、革新的社會立法計劃。
現行的福利制度一團混亂，效率很低，又參差不一。對同樣情況的家庭的補貼，這個州可以每月高達263美元，那個州每月只有39美元。在大多數州里，對無父親家庭的補貼較高；因此，許多家庭為了多得錢而分居便毫不足奇了。從1961年到1967年，新增加的享受福利的家庭中有93%是沒有父親的。私生子也增加了；到1969年，紐約市享受福利的新生兒中有69%屬於非婚生子女。這個制度漏洞很多，一個坐吃福利的人的收入可能高於幹活所得的最低工資，每年收入超過1.2萬美元的婦女可能還有資格享受福利補助。還有臭名遠揚的欺詐問題，以及一些龐大體系由於規章繁雜和可供開支的款項很多而具有的貪污這一通病。
福利問題的背後還翻騰著惱人的種族摩擦的潛流。莫伊尼漢在1969年5月17日給我的一份備忘錄中概述了這種情況：「目前，社會上從事福利事業的人——教師、福利工作者、城市計劃工作者、營養專家等——都全神貫注於黑人問題，有時幾乎好像不願聽說白人也有困難或者接近困難。」莫伊尼漢還指出，目前的福利服務方針往往不僅把工人階級中的白人排除在外——60%低工資的工人是白人——而且還造成一批從事他所說的「不滿行業」的中產階級白人和黑人：
他們過著優裕的生活，使貧窮的黑人感到自己成了犧牲品。當黑人往往是犧牲品的時候有這樣的感覺，在他們不是犧牲品的時候也有這樣的感覺……
舉個例子來說，我估計從事啟蒙兒童教育的白人婦女每小時掙的錢平均約比這類兒童的黑人父親高兩倍。儘管如此，對那些兒童來說，大人掙多掙少的區別實在是有限的。同時，窮苦的黑人似乎比接近窮苦的白人受優待，所以不滿的叫喊聲就越來越大，溫度也就上升了。
就像一家雜誌的作者所描寫的那樣，這種情況造成的結果是，我們處於「白人中下層階級反叛」的邊緣。
經過對問題的各個方面進行了幾個月的研究和討論之後，我們擬訂了一個「家庭補助計劃」，我在1969年8月8日關於國內立法問題的一次電視演說中加以宣布。
「偉大社會」計劃曾經花費幾十億美元，為窮人提供了範圍十分廣泛的社會福利。只要你能證明自己的收入在一定水準以下，你就有資格獲得許多免費或減價的物品和勞務。我認為這種做法鼓勵了依賴思想，挫傷了那種激勵人們經濟上自立的自力更生精神。我認為，人們應當有節約開支和自己照顧自己的責任。我厭惡社會福利工作者對享受福利的成人和兒童實行的那種愛管閒事和以恩人自居的監督，從而使他們感到屈辱和孤獨的情況。「家庭補助計劃」的基本前提很簡單：窮人需要金錢方面的幫助來擺脫貧困。
我們提出的答案也很簡單，不過它是革命的：我們決定用聯邦的經費不僅補助失業的窮人，而且補助有工作的窮人。款項不僅發給無父親的家庭，也發給有父親的家庭。我們將規定聯邦收入最低額，以減輕各州的財政負擔；我們將制定全國統一的標準和自動化付款辦法，藉以減少煩瑣的手續，並在不久的將來取消社會福利機構和社會福利工作者，消除福利工作所造成的不好的名聲。
但是，「家庭補助計劃」的革命性還表現在另一方面。它不是一種簡單的有保證的收入。計劃規定每個受益人只要在合理的距離內有合適的工作，就必須接受這項工作或參加為適應這項工作而舉辦的培訓班。基本的方針是：不工作就不能享受福利。唯一的例外是年老體弱者以及學齡前兒童的母親。
實行「家庭補助計劃」要承擔風險。這一點我知道。我們要使有資格領取聯邦補助的人數比目前增加1300萬人，以便獎勵工作而不是懲罰那些有職業的窮人。我們第一年將增加40億美元開支，但是我們預計，一旦人們不再由於有了工作而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一旦他們有把握在就業的情況下所得的收入要比單純依靠福利多——他們就寧可工作。我們希望，增發的金錢所造成的穩定局面將刺激人們不斷追求報酬高一些的工作，最後使他們不再依靠福利補助。這是一種推測，誰也不能肯定它是否行得通。由於這些原因，「家庭補助計劃」在白宮班子和內閣中就不大容易通過。以阿瑟·伯恩斯、特德·阿格紐和預算局局長羅伯特·梅奧為首的保守反對派提出批評，莫伊尼漢、芬奇、埃利希曼和勞工部部長喬治·舒爾茨則為這個計劃辯護。
我知道我們實行「家庭補助計劃」帶有冒險的性質。但是我也知道，現行的福利制度是一種逐年惡化的災難，只有「家庭補助計劃」才有可能改變這種狀況。
我在許多方面的處境十分奇特：一方面，我作為八年來第一位共和黨總統，就職還不到八個月就準備提出一項幾乎是革命性的國內立法，為此需要尋求與民主黨人和自由派結成立法聯盟；另一方面，我自己的保守派朋友卻必然會反對這個法案。我認為最大的危險將是來自右翼的非難。我免不了要遭到突如其來的襲擊。
果然不出所料，保守派把這個計劃斥為「巨額施捨」和左派方案。可是，在報刊專欄作家、社論撰寫人和學術界稍稍讚揚了一番以後，自由派便攻擊這個計劃，實際上是要把它一棍子打死。他們抱怨說，款項的數量不足，就業的要求又有許多限制。事實上，「家庭補助計劃」一旦實行，就可以立即把當時60%的窮人的收入提高到原有的水平以上。這是貨真價實的向貧困開戰，然而自由派卻不能承認這一點。自由派參議員馬上開始提出他們自己的耗費浩繁、根本沒有希望通過的法案。正如莫伊尼漢指出的，好像他們不能容忍一位保守派共和黨總統採取一些連自由派民主黨前任也不敢採取的行動似的。
有關的利益集團對此作出的反應也並不美妙。號稱代表福利受益人利益的全國福利權利組織與有被取消危險的社會福利工作者結成了聯盟，一道譴責這個計劃。全國福利權利組織把它叫作「政治鎮壓行動」，指責政府陰謀餓死兒童。這個計劃甚至還被稱為「種族歧視」的計劃，雖然它一旦通過，就會使居住在南部14個州的黑人增加約40%的收入——而全國黑人在1969年有超過一半居住在南部。全國福利權利組織還舉行了吵吵嚷嚷的聽證會，由一些福利受益人出來作證，說什麼「我們只要那種報酬為1萬至2萬美元的工作」，以及「你們最好把我現在的福利收入再增加一點」。全國福利權利組織提出了自己的計劃，要保證每個四口之家有6500美元的收入。這項計劃由喬治·麥戈文向參議院作了介紹，如果獲得通過，就將使大約一半美國人享受福利待遇。
我們作了艱苦的鬥爭。1970年4月16日「家庭補助計劃」在眾議院通過了，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傑里·福特的領導和威爾伯·米爾斯的幫助。但是，由於南部保守派占據著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的重要職位，沒有取得自由派的協調一致的支持，該委員會把計劃擱置下來了。1970年7月1日，莫伊尼漢寫信對我說：「今年通過『家庭補助計劃』的可能恐怕不大了，如果今年通不過，十年之內也別想通過。」他說，沒有一個共和黨人起來抵制企圖扼殺這個議案的種種努力，而「民主黨人卻日益認為，這是不讓你取得輝煌勝利並把這次失敗歸咎於你的大好機會」。
秋天，我對參議院財政委員會施加了壓力，但我的努力失敗了。該委員會在11月20日以10票對6票否決了這個議案。1971年，眾議院再次通過這個法案，參議院財政委員會又把它擱置起來。最後，只有「家庭補助計劃」中有關保證老年人和殘疾人的收入的那一部分得到兩院批准。
到了1971年，「家庭補助計劃」的勢頭已經過去，這一點我是知道的。我仍然相信我的想法是正確的，不過我認為它在政治上已經不合時宜了。美國人民在1969年對變革有思想準備，可是到了1971年他們卻在考慮別的事情——越南和經濟問題。到了1971年，我還要對1972年的選舉預做準備，不想在選舉年就有關「家庭補助計劃」問題在保守派的手裡吃一場敗仗。因此，1972年夏季，當我需要考慮究竟是贊成參議員里比科夫提出的開支更為浩大的法案還是不顧必然要遭到的失敗而堅持我們原來的「家庭補助計劃」時，我決定選擇後者。「家庭補助計劃」這一超越其時代的想法，最後於1972年夭折在參議院財政委員會。
阿波羅11號
對我來說，在擔任總統的第一年裡最興奮的事情莫過於1969年7月一個美國人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在月球上行走的人。登月是一個早在十多年前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軌道衛星之後就開始執行的計劃的頂點。美國輿論界一想到蘇聯人控制著外層空間便感到震驚，但是艾森豪威爾和他的大多數顧問卻沒有這樣不安。例如，謝爾曼·亞當斯曾對一批主要是共和黨人的聽眾說，所謂衛星競賽不過是「一場外層空間的籃球賽」。我認為這種輕率的言論在實質上是錯誤的，在公眾看來是災難性的。第二天晚上，我在舊金山的一個集會上說：「我們如果把這件事看成對月球上的那個人比對地球上所有的人更有意義的科學絕技而加以抹殺，那就大錯特錯了。」
在這段時期，我在內閣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竭力主張擴大我們的導彈和空間計劃。艾森豪威爾最後回心轉意，同意了這個觀點，批准了一項發射載人宇宙飛船的建議。固然他作出這一決定是出於軍事上的考慮，我卻認為這裡涉及一些更為基本的東西。我相信，當一個偉大的國家中途退出探索未知事物的競賽時，它也就不成其為偉大的國家了。
1961年，甘迺迪總統把登月定為60年代末期的目標，引起了全國人民的豐富想像，那時載人空間計劃已經著手進行。約翰遜總統是國家航空和宇宙航天局的熱心支持者，在他執政期間阿波羅計劃取得了巨大的進展。
我作出決定，當阿波羅11號的宇航員確實在月球登陸時，應該舉行大規模的慶祝活動。在國家宇航局官員的協助下，我們制訂了一個用電視轉播白宮與月球之間的電話通話的計劃。在月球表面上，宇航員除了備有一面美國國旗外，還將留下一塊金屬匾，上面有我們的簽名和下列題詞：
來自行星地球的人
在此首次踏上月球
公元1969年7月
我們為了全人類而內心寧靜地來此
7月20日星期天晚上，阿波羅8號的宇航員弗蘭克·博爾曼、鮑勃·霍爾德曼和我一起站在我私人辦公室的電視機旁，觀看尼爾·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然後，我走進隔壁的橢圓形辦公室，那裡電視攝影機早已安放好了，只等著拍攝我和月球通話的雙畫面鏡頭。
傳來的阿姆斯特朗的說話聲音既洪亮又清晰。我說：「由於你所完成的業績，太空已經變成人類世界的一部分。並且，因為你從『安寧之海』和我們通話，這就激勵我們要加倍努力把和平與安寧帶給地球。」
在經歷了往返月球將近50萬英里的旅程之後，阿波羅11號濺落在夏威夷西南約1000英里的太平洋中，離預定地點不到兩英里。我在那裡歡迎宇航員歸來。因為這次登月飛行的指揮艙以「哥倫比亞」命名，我命令海軍軍樂隊在宇航員從直升機踏上航空母艦「大黃蜂」號的甲板時演奏《哥倫比亞，大洋上的明珠》這首歌曲。
當我在檢疫室外隔著窗子和宇航員們談話時，我想到玻璃窗那一邊的三個人是剛從月球回來的，簡直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和肅然起敬的感情。我一時衝動地說：「這是創世以來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周。」幾天後在我和比利·格雷厄姆談話時，他說：「總統先生，我完全理解你當時的感受，也完全懂得你說的那番話的含義，可是，儘管這樣，我認為你可能還是說得有點過分了。」
阿波羅計劃於1972年12月19日以阿波羅17號的濺落而告結束。公眾對宇航的需要已經不再感到興奮，並且厭倦這種航行所經常帶有的危險了。這個計劃也開始成為危及70年代新技術發展的那種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的態度的犧牲品。這種態度也促使國會拒絕支持我那關於繼續執行研製超音速噴氣運輸機計劃的提案，而我認為這個計劃對保持美國商業航空方面的領先地位來說是十分必要的。他們的論點是，只要地球上還有一個窮人，就一元錢也不應該花在宇宙航行上面。可是，據我看來，宇宙空間的探索是要求美國精神作出的最後幾個重大努力之一。空間也許是真正適合美國發揮其創造奇蹟的能力的最後一個尖端領域。
林登·約翰遜：1969年12月
1969年12月11日星期四，林登·約翰遜在華盛頓，我邀請他到白宮來進早餐。我在紅廳同他見面，然後我們直接到一樓的家庭餐廳。我把餐桌安排得使他可以面對火爐。不用他吩咐，一瓶液化糖精已放在他的盤子旁邊，侍者給他端來了很淡的咖啡。
他非常激動，因為有人指責他任總統期間曾利用職權幫助朋友以特殊交易的方式獲得土地和聯邦貸款，在德克薩斯州建立了老年病學中心。在早餐過程中，他幾次談到這個問題。不過，他關於停炸北越和同蘇聯人打交道等問題也談了一些十分有意思的事後的想法。
當天晚上，我口授了有關這次會晤的一些回憶。這是我1971年11月開始幾乎每天口授日記之前保留下來的少數幾份詳細的口授記錄之一。
林登·約翰遜是個十分注意實際利益的人，也許不可能用言語來形容和他在一起的感受。不過，我認為這份口授記錄至少能使人稍稍了解我同他的一席談話可能產生的印象和情感：
他看上去胖得多了，我注意到他一激動就氣喘得很厲害，在談到那個〔老年病學中心〕問題時，甚至似乎眼裡含著淚水。
他詳細地回顧了他對越南問題談判的態度以及他同蘇聯人的關係。如同他在加利福尼亞曾經說過的那樣，他再次告訴我，他擔任總統期間的主要錯誤是過分「信任蘇聯人」了。他說，他認為艾森豪威爾在任職的頭六七年同蘇聯人相處得不錯，這是由於「他們害怕艾克」，因為杜勒斯曾揚言要在朝鮮大幹一場〔使用原子彈〕。他認為，艾克之所以在最後一年遇到一些困難，是由於蘇聯人的那種畏懼心理淡薄了。他覺得同樣的情況在甘迺迪設法安撫蘇聯人期間也曾出現過，直到古巴導彈危機發生的時候，這種情況才告結束。他認為，在他任職期間也有過類似的經歷。
他說，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羅曾表示蘇聯人願意協助解決越南問題，並且提出了一項建議，對於這項建議，約翰遜說他願意加以考慮。約翰遜提議他們在紐約再次會晤。在他們會晤時，約翰遜已經同臘斯克和麥克納馬拉研究了柯西金的建議，並提出了一項柯西金稱之為「同他的建議不一樣但也不算太離譜」的相反建議。約翰遜滿以為會產生一點結果。但兩個星期過去了，毫無結果。臘斯克召見多勃雷寧，在這個問題上碰了壁。兩個星期以後，湯普森〔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拜訪了葛羅米柯，遭到了冷遇。這番主動行動根本沒有結果。
他說，在停止轟炸期間，哈里曼「起碼12次」告訴他，蘇聯人從北越人那裡獲得保證，如果停止轟炸，有關炮轟城市的「諒解」就會付諸實施。他認為，蘇聯人在這方面也作出了類似的保證。
他說，屢次的暫停轟炸都是錯誤的，其結果是一事無成。他之所以每次同意暫停轟炸，是由於他通過蘇聯人或通過其他來源獲得了某種保證，即對方將作出積極的反應。他說，在競選運動後期，他不想再下令暫停轟炸，除非他絕對相信他成交了一筆「買賣」。他知道，要不然他就會被人指責出於黨派政治的需要才這樣乾的。
他十分辛酸地談到《展望》雜誌刊載的關於他兄弟的那篇文章。他講了一個給他大量財務支援的人的情況，這人也有一個遭到許多指責的兄弟；（他們的）母親硬要他給兄弟找點事做，最後他給他一份差事，開一輛滿載炸藥的卡車，穿過他所在的那個州。「他在馬路邊一家食品攤跟前停下車來，喝了兩杯啤酒，向女招待糾纏求婚後，才開車上路，不一會兒就撞在面前的一棵樹上了。」
他以親切的口吻談到阿格紐，說他對阿格紐當馬里蘭州州長時的政績有很高的評價。顯然，阿格紐曾大力支持過約翰遜的外交政策。
他覺得，新聞記者天生是壞心眼兒的，他們非得對什麼人進行攻擊不可，否則就不舒服。他認為，在他就任總統的第一年沒有受到他們的攻擊，僅僅是因為戈德華特是他的對手，等到戈德華特對他沒有妨礙時，他們必然就立刻來對付他了。「新聞界除非攻擊碰巧當上總統的人，否則就不高興」，這是他的結論。
他至少花了20分鐘的時間滔滔不絕地對我大談老年病學中心的問題，娓娓動聽地談到他已經決心要修建這樣一個中心，因為他故鄉的市長去世以前的幾年是在一處休養院裡度過的，那裡簡直是個「豬圈」，並且說他的母親也在類似的地方住過一段時間。
他又講了他〔在1960年〕加入候選人行列的經過，並說他之所以這樣干是因為薩姆·雷伯恩一再強調，既然尼克森「管他叫叛徒」，他非得把尼克森擠掉不可。約翰遜回憶起我任副總統時，有一天我請他到參議院的講台上，給他看了他們所談論的那篇講話稿。後來他把那份講稿拿給雷伯恩看，雷伯恩根本不屑一顧，說裡面的內容在另一次講話時早說過了。無論如何，雷伯恩直到去世還認為情況就是這樣。
在我們告別時，他親切地談到我們給予他、他的女兒以及他的夫人的禮遇。
第一年
到1969年年底，在我進白宮將近一年以後，我認為政府高效率的班子正在順利地開展工作。
鮑勃·雷爾德曼已經講明，同一般人所認為的情況相反，是有可能使白宮在工作上發揮效率，讓工作人員起到最大的作用，並用充分的時間和充足的材料為各項決定作好準備的。這應當歸功於霍爾德曼，因為他不得不為此付出了代價。同每一屆總統任期一樣，本屆的內閣同白宮班子之間從一開始就鬧起矛盾來。到處都流傳所謂霍爾德曼對待內閣成員和黨派領袖態度粗暴的說法。雖然大部分不足為信，我相信有些也並非空穴來風。霍爾德曼思維敏捷，令人信服，但對於那些在當機立斷和獻身精神方面比他遜色的人，他的耐心是有限的。他有偉大的期望，並且他強求白宮工作人員滿足他的期望。
在尼克森政府中有觀點的爭論和性格的衝突，可是在人類的任何組織中過去和今後都不免要出現情況。這些衝突中最重要的一次衝突——由於它可能對政策產生影響——把比爾·羅傑斯、亨利·基辛格和梅爾·萊爾德都卷了進去。當這三個性格和氣質迥然不同的人加入國務院、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五角大樓這三個關係複雜的機構時，那就必然會產生十分緊張的氣氛。應該說，羅傑斯值得稱讚的地方是在許多情況下他主要只想及時了解各種事態的發展罷了。他必須向幾個國會委員會作證，而我們的各項決策歷來——並且通常是必要地——遵守的保密習慣往往使他處於尷尬的境地。有一次我開玩笑說，萊爾德就沒有這個問題，因為不論他是否了解內情，他都可以回答問題和陳述自己的意見。
羅傑斯和萊爾德偶然也在未同白宮配合的情況下就進行一些極為微妙的交易和談判。有些時候他們由於不了解我們的秘密外交的內情而無意中這樣做了，有時這樣做卻是為了防止基辛格或我自己提出異議；有的時候，我認為，只不過是為了顯露一手，向他們本部門和新聞界表示他們能夠採取獨立行動而已。在有些情況下，其結果並無害處，甚或是確有助益的，但在少數情況下，其結果很可能損害我們的對外政策和信譽。
基辛格同羅傑斯之間的關係最後呈現出劍拔弩張的情景。基辛格對我在1969年和1970年將全部中東問題交由羅傑斯處理感到惱火。他認為羅傑斯受國務院親阿拉伯分子的影響太深，並且缺乏必要的手腕、敏銳感或全面外交政策策略的觀念。當對外政策權力似乎變得很分散時，基辛格也感到憂慮，並對羅傑斯能夠直接進入橢圓形辦公室這一點表示關切。羅傑斯認為基辛格是個馬基雅弗利式的不擇手段的政客，虛偽、自私、狂妄自大和盛氣凌人。基辛格認為羅傑斯愚蠢、孤陋寡聞、不能保守秘密，並受制於國務院的一套官僚機構而不能自拔。隨著歲月的流逝，問題日趨嚴重。基辛格一再暗示，除非羅傑斯受到約束或調職，否則他可能不得不引退。
我重視這兩個人的不同的觀點和特性，因此，我力求不介入他們通常一碰到與彼此有關的事情就火冒三丈的個人糾紛。在這方面，霍爾德曼挺身而出，做了有益的工作，因為他變成了他們之間以及他們和我之間的一種「非軍事區」。最後，連霍爾德曼也很難調解這兩個傲慢而有實力的人的根深蒂固的看法了。到1969年年底，我開始讓約翰·米切爾來參與許多外交政策的決策，以便他能夠施展穩定局面的個人影響。
我對國內事務顧問中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衝突也許不那麼太動感情，但也同樣是引人注目的和可以深切感覺到的。在夏秋兩季，我逐步把約翰·埃利希曼推上協調一切國內計劃和爭議的地位。他具有創造力豐富的特徵和使人耳目一新的敏銳的幽默感。基辛格已經在對外政策方面成功地運用了範圍相當廣泛但在組織上紀律嚴明的處理問題的方法，我認為埃利希曼是在對內政策方面運用這種方法的理想人選。
就個人來說，帕特和我在第一年最感到詫異的是，我們對於在白宮所體驗到的既不能過寧靜生活又有孤獨感這種荒謬的情況缺乏思想準備。在我擔任副總統的時候，我們參加過許多義不容辭的正式活動，但是一天的工作結束以後，我們回家去和住在華盛頓一個住宅區的家屬團聚，在當地市場上購買東西，並且可以毫無拘束地同一大群朋友往來。但是作為總統和總統夫人，我們不久就發現，我們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成為新聞。我們被特工人員、白宮工作人員、通信聯絡人員、醫護人員以及交通運輸侍從人員團團包圍住。此外，四周還有許多記者和攝影師，他們唯一的任務是設法從總統和總統夫人那裡搞到片言隻語，或者給他們拍張照片。任何真正清靜的時刻都突然顯得十分可貴了，因此帕特和我越來越願意在戴維營、比斯坎島以及我們在加利福尼亞聖克利門蒂的寓所消磨時間。
與此同時，我發現一位身在白宮的總統能夠感到他同美國生活的現實是多麼隔絕。儘管華盛頓有著面向全世界的自信心，它卻是一座迷戀於黨派政治和流言蜚語的眼光狹隘的城市，而黨派政治和流言蜚語有時在華盛頓是同一回事。我同前任和繼任的其他總統一樣，感到有必要走出白宮，走出華盛頓，以便多少保持一點正確觀察事物的能力。
回顧1969年，我認為那是一個起點，一個牢靠的起點。我們已經堅持了下來。新年將是一個新的十年的開始。我盼望有機會超過動盪的20世紀60年代，為美國和全世界開創一個富有創造力的和平發展的新時代。
1970年
從政治觀點來看，我處理美國黑人的民權問題的方法同我處理以色列問題的方法有相似之處。在這兩個問題上，我都處於獨特的地位，在政治上沒有接受過有關的主要壓力集團的好處，這就意味著我更容易得到對立集團或競爭集團的信任；反過來這也意味著我有更大的靈活性和自由，可以全力以赴地辦理我認為正確的事情。
20世紀60年代，特別是約翰遜總統執政期間，在制定保證每個美國人的權利得到保障的法律方面，有很大的進展。由於1964年通過了民權法案和1965年通過了選舉權法案，幾乎所有不利於教育、就業和選舉等方面機會均等的立法障礙都已排除。然而，在華盛頓通過立法是一回事，在全國實施立法卻是另一回事。人們的希望抱得太高，一些黑人過激分子這時鼓吹並從事暴力行動，竭力對聯邦政府施加壓力，以求加快實際進展的步伐。
1964年民權法案通過以後兩個星期，第一批新的種族暴行爆發了。繼1964年的哈萊姆騷亂之後，1965年發生了瓦茨暴亂，其間縱火、搶劫、狙擊甚至殺人突然變成了兩個種族新興的許多積極分子愛用的手段。喬治·華萊士就是利用了白種人不可避免的強烈反應，在1968年抬高其不可輕視的第三黨候選人的地位的。
我在1969年就職時，黑人極端主義分子仍舊得意揚揚。雖然有了法律，儘管在這個問題上花了不少錢，並且實際上也取得了可觀的進展，但美國黑人顯然對他們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的處境比對60年代初期的處境更為不滿。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緊張關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作為一個共和黨人和一個溫和的保守派，我覺得我要比一個公開向某一選區作出保證的民主黨人或自由派更有可能實現種族和解。我在制定政策時，力求達到一種恰如其分的平衡。於是，我就不可避免地使處於兩個極端的人們都感到不滿。我曾在執政初期的一次會議上對白宮班子的工作人員說：「我可以宣講基督教的基本教義，但全國有色人種協會就會批評我花言巧語。那些提倡種族隔離的死硬派也會批評我，說我不是從良心出發，而完全是屈從公眾的壓力。所以，我們還是認真解決問題，少發表宏論為妙。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將根據我們的實際行動而不是根據我們的言論來對我們作出判斷。」
最後，我知道我們不得不在多方面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固然教育問題最為棘手，也最為重要，但還有其他問題，如就業、福利改革、鼓勵少數民族經營工商業和住房，等等。
在就職後的幾個星期，帕特·莫伊尼漢把南部基督教領導人會議主席拉爾夫·艾伯納西牧師和他的幾位同事帶到白宮來。我在1957年第一次見到艾伯納西，那時他是馬丁·路德·金的主要助手。他可能是一個好助手，但我可以看出他不能成為一位指揮全軍的好統帥；他缺乏金所具有的那種非凡的遠見和智慧。大部分內閣閣員和白宮班子的主要成員聚集在羅斯福室來同艾伯納西見面，但是長時間的會見搞得一團糟，因為他事先沒有準備或者不願意（或者兩種情況都有）進行認真的討論。相反，他卻裝腔作勢，發表起演講來了。起初，他宣讀了一份包含各種要求的清單，然後用其餘的時間更加有聲有色地重申那些要求。儘管如此，他對我們作出的這番努力似乎非常高興，在結束時再三感謝我騰出時間來會見他們。他離開內閣會議室以後，走進了新聞發布室，對記者說他剛剛熬過了「我們迄今舉行過的最令人失望、最沒有收穫的會議」。
莫伊尼漢感到尷尬和惱火。他走進橢圓形辦公室，一邊踱來踱去一邊說：「你和我們其餘的人一起認真地聽了他講的話，並指出我們有真誠的願望想設法解決問題，可是過後他竟然走進新聞發布室，故意褻瀆美國總統，實在太放肆了。我向你保證，以後再也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了。」
莫伊尼漢對艾伯納西的行為感到震驚，但我卻不然。我說：「照我看，問題在於他們認為我不關心。我們必須不僅用好話而且要用行動來向他們證明我們確實是關心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莫伊尼漢是我政府里各項民權計劃的最堅決的倡導者之一，然而，恰恰是他在1970年年初寫給我的一份備忘錄中的一些話，後來被人據以指責我們是反動派。在那份備忘錄中，他提出了一系列他認為我們應當採取的積極的主動行動。在明顯地談到需要剎住花言巧語的歪風的一段文字中，他寫道：
種族問題可以從一段時間的「善意忽視」中得到好處的時候也許到來了。這個話題人們已經談論得夠多了。歇斯底里病患者、偏執狂病患者以及各方面被人收買的政客占用這個講壇也已經夠多了。我們也許需要一段使黑人繼續進步和有關種族問題的花言巧語逐漸消失的時期。
「善意忽視」一詞被斷章取義地用來描繪政府對待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態度的特點。這個詞流行起來，並且每當我們想在民權領域採取一點建設性的措施時，就有人用它來反唇相譏。這個事件使莫伊尼漢十分懊喪，他提出了辭呈。我當然拒絕了他的請求。
好的職業同好的教育一樣是一項根本的、重要的民權。許多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成員不能獲得好職業，是由於主要的工會實行不讓他們加入工會或者在雇用和提升方面歧視他們的政策。因此，我們提出來的第一個問題是失業問題。我要求勞工部部長喬治·舒爾茨了解一下能夠採取什麼措施。他提出一項計劃，這項計劃規定一切從事由聯邦政府提供資金的修建工程的承包商應保證作出真誠的努力，爭取做到雇用相當數量的少數民族工人。
舒爾茨指出，在美國130萬建築工人中，黑人只占10.6萬人，其中80%的工資是最低一級的。全國13萬建築徒工中黑人只有5000人。
我擔任副總統時曾任艾森豪威爾的政府合同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在使用說服和宣傳的方式來鼓勵與政府訂有承包合同的公司雇用更多的少數民族工人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我認為，舒爾茨所制訂的計劃雖然需要通過立法手續方能付諸實施，卻畢竟是必要的和正確的。我們不會規定定額，但要求聯邦政府工程承包商用「積極的行動」來達到增加少數民族就業人數的目標。例如，費城在1969年至1973年的上述就業人數的指標是從4%增加到26%。其他城市也將有各自的指標。
國會中的保守派同參加工會的工人聯合起來，強烈反對這項計劃。他們認為，一個共和黨總統提出這樣的計劃是荒謬的異端邪說，而異端邪說在政治上是很少受人歡迎的。埃弗雷特·德克森直到1969年9月去世以前，還力勸我放棄這項計劃。在內閣會議室同國會領袖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他用特有的繪聲繪色的話鋒說：「作為美國參議院的共和黨領袖，我責無旁貸地告訴你，這件事大概像妓院的虱子那樣不受歡迎。如果你硬要推行，你就會分裂你自己的黨。總統先生，我認為我本人是無法支持你的這個餿計劃的。」
到1969年10月底，修建費城一座由聯邦政府提供資金的醫院的六個建築工會按照和政府簽訂的一項承包合同實行了上述計劃。這項計劃後來被稱為「費城計劃」，它不久就擴大到紐約、匹茲堡、西雅圖、洛杉磯、聖路易斯、舊金山、波士頓、芝加哥和底特律等地的建築工會。
喬治·米尼勃然大怒，他指責政府使工會變成替罪羊，並使它們為民權團體效勞。工會說客運用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向國會議員施加了壓力，從而使參議院通過了具有破壞性的修正案。我們對參眾兩院的議員進行了鬥爭。後來，主要由於傑里·福特和休·斯科特的領導藝術，我們所作的努力終於獲得了成功。參眾兩院否決了那些修正案，從而使「費城計劃」免遭破壞。
把這項計劃寫成法律結果證明比執行這條法律要容易得多。我們獲得了一些初步的成績，但是全國大部分的黑人領袖並不熱心支持，這使我們大失所望。他們往往輕視我們取得的成就，或是埋怨我們做得不夠徹底。我再次不得不懷疑黑人領袖是否對戲劇性的表面文章比對爭取真正進步的艱苦鬥爭更感興趣。
讓少數民族經營工商業是我們能夠取得顯著效果的一個重要方面。在1968年競選運動期間，我發表了一篇廣播演說，題目是「通向人類尊嚴的橋樑」。在這篇演說里，我竭力主張作出新的努力，把各少數民族集團的成員納入經濟主流。除非打算讓他們不同於其他美國人而永遠成為經濟上次等的階層，否則我們就必須設法使合格的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在美國私人企業的體系中占有一席地位。在過渡期間，我把這項任務交給了商業部部長莫里斯·斯坦斯，並且告訴他，我認為應當給予這件事以最優先的考慮。統計數字表明，雖然我們沒有達到為自己規定的全部目標，但我們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可觀的進展。
在我1969年任職時，少數民族經營的企業通過同政府簽訂的合同只獲得了價值800萬美元的生意。到1972年，他們的生意已經達到價值2.42億美元了。在同一時期，資助少數民族企業的政府撥款、貸款和保證金總額從2億美元猛增到4.72億美元。在1975年，黑人擁有的一百家最大企業中有2/3以上是1968年以來成立的。最重要的是，所有這類活動都在現金出納機上反映了出來，黑人企業的收入從1968年的45億美元激增至1972年的72億美元。
在我任總統期間，最有爆炸性的民權問題是在學校里取消種族隔離和用校車接送學童的問題。15年前，在「布朗訴教育局案」里，最高法院就作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判決：規定學校實行種族隔離的法律從此都是非法的和錯誤的。只要事實證明哪裡還有種族隔離，就可以援用法律加以制止。比較難於處理的是白人和黑人學生之間存在著教育不平等現象，這是並非由於有意識的法律歧視，而是作為個別居民區和居民點內部經濟和社會生活類型自然產生的結果而存在的種族隔離，即事實上的種族隔離。
在甘迺迪和約翰遜兩屆政府時期，儘管講過許多動聽的話，並且也進行過幾次大事渲染的象徵性的對抗，但在結束南部學校雙重製方面的工作都收效甚微。當我於1969年1月就職時，南部的黑人兒童有68%仍然要到完全容納黑人學生的學校就讀，78.8%的黑人兒童要到黑人學生占80%或更多一點的學校就讀。
1969年的問題是，各級法院是否應當通過強迫實行種族合校的辦法去糾正主要存在於南部的有法可據的種族隔離的殘餘。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主要的手段是用校車接送學童，這樣就可以把學童用校車送到本地區內的各個學校，直到每個學校的學生種族比例反映出本地區的居民總數的種族比例時為止。除了用校車接送學童以外，另一個可行的辦法是由國會撥款以提高任何水平較低地方的教育，從而在不打亂居民點學校的情況下解決這個問題。
我要消除有法可據的種族隔離的最後痕跡，並且要採取對全國各地一視同仁的方法來加以解決。我決心使南部不再成為北部自由主義者的替罪羊。然而，我不願強制實行全面用校車接送學童的辦法，因為我對居民點學校還是很信任的。甚至更為重要的是，我認為學童不應當單純由於種族不同而被迫離開他們原來的生活環境到遙遠的學校去就學，在那裡他們不一定受到歡迎，甚至還不一定安全。強迫性的種族隔離是錯誤的，但是，強求平衡種族比例也是錯誤的。
我相信，採取了正確的辦法，我們就可以說服南部和其他地方的人不但因為那是法律而予以遵守，而且要逐漸使他們理解和承認法律背後的智慧和博愛。同時，我覺得只要不是有意違法，聯邦政府就應當是一種說服的手段，而不應當是壓制的工具；總統應當是調停者而不應當是分裂者。
我認為，應當儘可能在最大限度內讓各校董事會、當地居民區和各地區的法院來制訂取消種族隔離的計劃，而不應該由華盛頓的衛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官僚們來制訂。
許多學校區決定不去阻礙勢在必行的事，完全遵守了1968年最高法院規定的取消種族隔離的最後限期。有些學校區卻決定對抗任何變化，提出了顯然是有意阻撓法令執行的要求延期的申請。我們拒絕這一類的許多申請，並且不再撥付聯邦政府的資金。然而也有一些學校區用負責和合作的態度努力尋求解決的辦法。對此，我們打算準許這些學校區實行有限的和接受監督的延期。
但是，1969年10月29日新學年伊始，最高法院作出了一項一致通過的決定，要求所有學校區立即結束種族隔離的學校制度。我當時認為最高法院所規定的最後限期是不現實的，因而不可能實現，但是我除了執行之外沒有別的辦法。
在緊接著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我被問及關於我在學校中取消種族隔離的政策時，我回答說，我的政策是「執行最高法院的決定。我認為應當執行法律，即使我對這一具體的法令也許並不完全同意」。
我覺得我有維護法律的責任，但我認為我不應該在行動上超出法律要求的最低限度的範圍，同時我希望最高法院最終會認識到它的善意的裁決在法律上和社會上產生了相反的效果。有一件我決心要做到的事是，不允許衛生、教育和福利部以及司法部民權司的許多自由主義的年輕法學家把這項決定當作一張可以藉此在南部肆意妄為的全權證書，強迫人們遵守他們在華盛頓制定的極端的或懲罰性的規定。
最高法院要求立即取消種族隔離的2月最後限期過去了，沒有發生任何事端。依舊實行種族隔離的學校有的遵照法令；有的自行關閉了；有的則置之不理，觀察事態的發展。甚至在此之前，喬治·華萊士就已經挑動南部公然反抗聯邦政府，並且談論要在1972年競選總統。全國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那些同政府合作的學校有半數以上認為取消種族隔離的步伐邁得太快了。
我任命了一個內閣教育委員會在最高一級來考慮這個問題。我對委員會的成員們說：「首先，我希望所有的人特別是黑人領袖知道，我們這裡有一句名言：『我關心。』總統關心這一局勢，打算想辦法求得解決。但重要的問題是要正確觀察事物的相互關係。一旦我們已向大家說明，法律正被維護，全國各地的任何種族隔離都是不合法的，我認為我們就應當考慮到黑人和白人的地方居民區是否有可能希望保持一定程度的隔離。所以我要用聯邦資金儘量辦好每個學校的教育。我們必須制止把課堂和孩子們當作解決其他必須解決的社會和經濟問題的利器。我們的目標應該是辦教育，不是打官司。」
一個星期以後，喬治亞州參議員理察·拉塞爾到白宮來，轉達四位南部州長所見到的情況，即衛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官僚們正在南部東奔西跑，挑撥是非，鼓動起訴。「總統先生，我要是處於你的立場，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我那有病的朋友說，「我只知道你已經遇到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不會自行消失，並且如果你不採取措施，還會變得更加嚴重。喬治亞州的人民對這個問題憤慨的程度，是我在多年的政治生活中所沒有見過的。」
我斷定白宮發表一項重要政策聲明的時候已經來到了。3月24日，我發表了一篇8000字的聲明，涉及民權問題的各個方面。我重申我支持取消種族隔離和反對用校車接送學童的主張，我還指出，主要應當依靠同地方當局合作和自動遵守法律，而不是依靠聯邦政府的捲入和強制。我說，我要優先處理的事情是保持和提高公立中小學教育的質量。此外我宣布，我將要求在兩年內撥款15億美元來協助各學校區取消種族隔離。那些想要迫使南部遵守最高法院裁決的人和那些願意不管好歹進行說明工作的人對這篇聲明的反應各不相同。
我相信，地方公眾領袖和官員的參加是順利地推行說服政策的先決條件。根據我的內閣委員會的建議，南部七個州雖然在不同程度上仍然不遵守最高法院的裁決，卻成立了關於取消學校種族隔離的州諮詢委員會。6月24日，我在白宮會見了密西西比州諮詢委員會，共15個成員，其中有9個白人，6個黑人。一個黑人委員對我說：「前天我因為走錯了一處供日光浴用的海灘，蹲了班房。總統先生，我今天來見你，如果可以允許出現這樣的情況，那就什麼事情都會發生。」
在此後的幾個星期內，我會見了其他幾個州的諮詢委員會，並且分別對這些委員會重申了同樣的論點。首先，我譴責了北部不少地方在種族隔離問題上所發現的偽善態度。我強調我的主張，認為應當以諒解的態度耐心地對待南部，但我也著重指出有必要通過和平地遵從法律的辦法來解決問題。其次，我強調說明了我贊成由當地領導解決當地問題的原則。我巧妙而又毫不含糊地向他們表明我的觀點：如果他們不採取行動去解決問題，我將被迫行使我的職責來執行國家的法律。
參加這些會見的大部分白人認為，最高法院的決定是錯誤的；有些黑人是抱著懷疑的態度來參加會見的，因為他們覺得，只有聯邦政府進行強硬的干預，才能使人們遵守法律。那幾次會見表明，雙方坐到一起來討論他們共同關心的問題是可能的。
我知道，我正在那些主張立即取消種族隔離的人和那些主張永遠保持種族隔離的極端分子之間走著一條細鋼絲，但是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在聯邦政府不捲入的情況下解決問題，冒點風險也是值得的。
7月底，我在南部的政治聯絡員哈里·登特交給我一份長篇備忘錄。他在備忘錄中寫道：「南部保守的政治團體中存在著一種危險的、日益增長的憂慮——對政府在努力撫慰那些反對政府的人的過程中正在『左』傾的憂慮。」他說，人們有一種認為「吱吱作響的輪子才得加油」的感覺。他還說，在不久前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南部各地區共和黨主席多數流露了這樣的心情：「我們當老實人當得太久了，所得到的無非是一些花言巧語，而街上的壞傢伙卻一直得到充分的關懷和幫助。」
8月6日，即喬治亞州諮詢委員會到白宮來的那一天，我會見了主要的保守派參議員和南部共和黨人的頭面人物，其中有佛羅里達州的埃德·格尼，以及巴里·戈德華特、斯特羅姆·瑟蒙德和約翰·托爾。他們強烈抱怨政府在民權問題上急劇地向左轉。他們要求我解除主管民權司的助理司法部長傑里斯·倫納德和其他執行我的政策的官員的職務。我傾聽了他們的意見，並且告訴他們，我實際上正在約束衛生、教育和福利部以及司法部的官僚們，因為他們想要對南部採取更加放肆的行動，而據我看來這是不負責任的。與此同時，我強調指出，我負有實施國家法律的責任，並且我決心要盡到我的責任。
8月14日，我飛往紐奧良，同正在舉行第一次會議的路易斯安那州諮詢委員會見面。在我到達以前，委員們已經毫無辦法地僵持不下。我同他們每個人個別談話後，終於使他們認識到進步的必要性，因而他們同意再嘗試一下。
隨著新學年的來臨，緊張局勢開始加劇。我對說服力量的信念是否會證明是正確的呢?還是不得不出動聯邦軍隊來強制取消種族隔離呢?
8月底，我親自請比利·格雷厄姆錄製一些呼籲支持自願遵守法令的電視錄像帶。這些錄像帶在南部各州進行了播映，我相信它的影響是實在的和巨大的。
使我深感寬慰的是，這項政策奏效了。南部和全國各地的學校在1970年秋季開學時沒有出現暴力行為，都能遵守最高法院的命令。統計數字雄辯地說明，我國南部學校取消種族隔離的計劃獲得了巨大勝利。同1968年秋季的68%相比，1974年在南部只有8%的黑人兒童在全黑人學校就讀。
我個人關於用校車接送學童和一般民權問題的基本觀點，在我1972年1月28日給約翰·埃利希曼的一份備忘錄中得到詳細的闡述：
我在此首先提出一個問題，即每個美國人應當有自由選擇住房、教育和就業的權利。我支持家庭援助計劃，儘管我十分懷疑這個辦法是否有效。我之所以表示支持，主要是根據這樣的結論，即只有依靠這種計劃，千百萬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家庭的自由選擇權利才有可能成為現實。我所說的選擇自由當然有其深刻的哲學含義，而並不具有1966年到1967年和1968年期間在南部為學校訴訟案進行鬥爭時所使用的那種狹隘的阻撓主義的含義。利用法律手段實行的種族隔離教育、利用法律手段實行的種族隔離住房安排、利用法律手段對平等就業的阻撓，必須全部消除乾淨。
我相信，雖然利用法律手段實行的種族隔離是完全錯誤的，在住房和教育方面強行取消種族隔離也同樣是錯誤的。
我認識到，這一立場將使我們面臨一種局勢，即大部分黑人依然住在黑人居住區，大城市地區還將有黑人占大多數的學校和白人占大多數的學校。在堅決認為那些力主強制實行取消種族隔離教育的人實際上是在推行白人至上主義時，我不能像斯卡蒙那樣走得很遠，然而不幸的是，這種說法多少有點事實根據……
無論如何，我認為布朗所謂在教育上取消種族隔離將提掖黑人而不會壓抑白人的說法是否正確，是值得懷疑的。可是，雖然關於種族隔離教育的質量是否低劣這一點還可能有某種疑問，在另一問題上卻絲毫不容置疑，那就是需要過多地用校車接送學童的教育在質量上肯定是低劣的。我強烈地譴責並毫不含糊地反對為了達到種族比例平衡而用校車接送學童……
在闡明了上述觀點以後，我還強烈譴責我認為是絕對武斷的另一個觀點。我國此時此刻在住房或教育方面強制消除種族隔離的條件尚未成熟……
我們顯然必須面對一個鐵一般的事實，即法律不能超越人民自願支持的程度。在禁酒法問題上如此，在教育問題上更加如此，而在牽涉到經濟問題的住房問題上就尤其如此……
我們不能把這個問題掃到地毯底下去。在明年的一年當中，這個問題將在全國各地爆發……你知道我對種族問題的看法是不是極端自由主義的。然而，我不能規避嚴厲批評正確方面的責任……即使我居然相信（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在教育和住房方面強制取消種族隔離對黑人最為有利，對白人沒有多大害處，我可能也無法問心無愧地加以支持。我想用這個備忘錄來說明：通過我對全部有關問題的慎重評價而不是出於黨派政治的動機，我憑良心得出的結論是，我現在必須堅定地、毫不含糊地針對這兩個有爭議的問題提出我的看法，並且如有必要，我將帶頭提出一項憲法修正案。
儘管我當時曾考慮要提出一項憲法修正案，我現在卻相信，如果那樣做了，那就勢必會使我們面臨的在教育和住房方面取消種族隔離這些已經是爆炸性的問題進一步激化。
我個人始終認為，學校取消種族隔離的癥結所在是教育的質量問題。我認為，布朗一案的判決所根據的原則是：南部的雙重學校制是錯誤的，但這並非由於種族隔離本身的錯誤，而是由於它在實踐中產生了教育質量低劣的黑人學校。我覺得，高等法院後來的各項決定把水攪渾了，因為它錯誤地假定這是關係到種族而與教育無關的問題。我根本不相信「偉大社會」計劃的制訂者所設想的所謂教育是各種社會障礙的偉大剷除者這種說法。我認為住宅環境對人生的成就所起的作用比任何分量的消除種族隔離的教育更為重要，把家境貧困的黑人兒童用校車送到比較富裕的白人的學校去就讀，對他們的學習方式不會產生什麼影響。
我在任總統的年代裡，首先把重點放在改善街道學校的教育方面。1972年3月16日，我在致國會的一項咨文中提議撥出25億美元以上，主要用於改善窮苦家庭兒童的教育。我希望這樣做了以後，我們能夠拯救一代過去註定要在主要城市接受劣等教育的前途渺茫的兒童。
人們對最高法院關於用校車接送兒童的決定應該作何解釋，繼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一些低級法院下令制訂或批准用校車接送學童的計劃，遠遠超過最高法院原來的意圖。1972年，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伯格頒布了一份指導全國各級法院的條文節略，其中明確指出，最高法院並不要求為了達到種族比例平衡而用校車接送學童。
1974年，就在我辭職以前，最高法院認為，除非學校區為了或意圖隔離黑人和白人而被不公正地劃分開來，法律不要求用校車接送學童以保證種族比例的平衡。這樣它就進一步贊同了我的主張。首席法官伯格寫道，他認為「公共教育的任何傳統都比不上地方管制這個傳統來得根深蒂固」。
就我的政府在民權問題上的全部成就來說，我認為我們有理由自豪地指出，我們用和平方法在南部取消學校種族隔離這一問題上是有成績的。1970年學年開始後不久，帕特·莫伊尼漢在一份備忘錄中這樣說：「美國公立中小學教育的結構在過去一個月當中所發生的變化比以往100年還要大。」
柬埔寨事件和肯特州立大學事件
1970年年初，我國的情報表明，北越向南越進行的共產黨滲透有顯著的增加。此外，北越人已經開始把大批軍隊和裝備調進柬埔寨和寮國。
鑒於敵方的這種活動，我認為我們必須考慮可能採取的主動行動，向敵方表明我們依然是認真看待我們對越南所承擔的義務的。
2月21日，基辛格在巴黎同北越人舉行了第二次秘密會談。自從8月的第一次會談以來，局勢已經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主要是由於我去年11月3日的演說加強了我在國內的地位。1月底舉行的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全國65%的人同意我對越南問題的處理辦法。使北越人感到更加不安的肯定是關於我們正在同他們兩個主要的軍事後台進行對話的消息：蘇聯最近提議在波恩舉行關於柏林問題的四國會談；中國共產黨人同意在華沙恢復同我們的大使級會談。
這次黎德壽同春水一起參加了同基辛格的談判。黎是河內的政治局委員，這說明談判至少已經達到作出決定的階段了。
基辛格力圖利用公眾對我講話的反應，著重警告他們不要低估我的越南政策所獲得的強烈支持。基辛格告訴他們：「我知道你們在巴黎見到許多十分同情你們立場的美國人。但是在上次選舉中，選票的大宗匯集來自右派而不是左派。尼克森總統能夠號召約翰遜總統所號召不到的人。」黎德壽溫和地反駁說，他的印象是自從8月以來，美國國內的反戰運動空前高漲了。他說，他看到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民主黨和克拉克·克利福德等發表的要求完全撤出美軍和更換阮文紹政府的許多聲明。黎直截了當地告訴基辛格：「美國人民和新聞界如同南越大多數人民一樣，也反對現在這個阮文紹—阮高其—陳寶劍政府。」
基辛格從一開始就感到黎德壽這番裝腔作勢、故意誇大其詞的話掩蓋了北越人內心的疑慮。這種估計似乎在後來北越人變得比較和解的會談中得到了證實。實際上他們顯然準備在私下進行認真的談判。他們建議3月16日再次舉行會談。
基辛格返回華盛頓後在匯報時說：「這是一次重要的會談，確實是自從你執政以來，甚至從1968年談判開始以來最重要的會談。」
在基辛格建議下次秘密談判我們應採取什麼策略的備忘錄的末尾，我寫了短短几句的批註，講到我認為他在下次會談時應該採用的對付北越人的辦法。我寫道：「不要過多地爭論『他們這是什麼意思或者那是什麼意思』。他們是靠這類討論起家的。你要立即就兩個主要問題作出毫不妥協的決定，並且說『我們打算把細節留給下級去處理』——否則，你會把兩天時間花在枝節問題上，實質性的問題得不到進展。我們需要在原則問題上——在實質問題上——取得突破。告訴他們，我們希望立即討論核心問題。」
3月16日，基辛格同北越人再次會談時，他告訴他們，如果能夠商妥解決辦法，我將在16個月內從越南撤出我們的全部軍隊。他們看來是感興趣的，但意圖還是不明朗。基辛格的結論是：「再有兩次會談，定見分曉。」
幾天以後，一個出乎意料的事件完全改變了局勢。3月18日，在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訪問莫斯科期間，他被一次不流血的軍事政變推翻了，激烈反共的朗諾將軍上了台。
朗諾發動的政變完全使人感到突然。中央情報局未能看到任何跡象表明西哈努克的反對派已經走得這麼遠了。「那些在蘭利[1]的小丑們，他媽的都在幹些什麼?」我不耐煩地問比爾·羅傑斯。
我當即傾向於盡一切可能幫助朗諾，但是羅傑斯和萊爾德竭力主張採取克制態度。他們指出，莫斯科、北京和河內多半手忙腳亂，並且會懷疑我們出錢發動了這場政變。他們爭辯說，如果我們現在就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我們將證實這樣的懷疑，甚至北越人可能以此作為藉口，放棄官方表面上不介入的姿態，從而發動一次對柬埔寨的全面入侵。赫爾姆斯也主張克制。他報告說，朗諾政府不一定能夠維持下去。他說，如果我們急急忙忙去援助一個甚至在我們的援助到達之前就可能被推翻的政府，我們就勢必會陷入極不光彩的境地。
我決定至少在一星期之內暫不提供援助。在此期間，朗諾的軍隊在同樣受過良好訓練的共產黨紅色高棉和北越人的戰鬥中打得異常出色，因此，他著手依靠自己的力量關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從而切斷了共產黨一條主要的物資供應線。
在這種情況下，基辛格準備同北越人在巴黎再次舉行會談。在他出發前，他呈交給我一份備忘錄，請求我批准他想要遵循的策略。他認為時機已到，該由我方採取堅定的立場，並且探索共產黨人是否有誠意進行談判。我同意這一策略，甚至要他加以充實。我在他的備忘錄上寫道：「提出談判的時間限制。」
那次會議進行了近五個小時。北越人還是談不攏。基辛格認為，柬埔寨事件已經使他們很慌亂，他們指責我們策劃了那次事件。根據我的指示，他提出必須為秘密會談達成一項協議規定期限。當他們不同意這樣做時，他建議關閉這條渠道，直到這方或另一方有新的問題需要討論時為止。
柬埔寨和越南的整個局勢日益緊張，因此我認為我個人必須作出一個十分痛苦的決定。我取消了我們預定在春天晚些時候參加戴維在阿默斯特大學和朱莉在史密斯大學的畢業典禮，雖然我知道帕特和朱莉多麼殷切期待我們能去參加。帕特從來沒有享受過父母參加自己的各次畢業典禮的歡慶，因此我知道她一直盼望參加朱莉的畢業典禮。朱莉也萬分失望。她竭力抑制自己的淚水，並且說從中搗亂的只有幾個激進小集團，她所認識的每一個人——包括那些反對越戰和我的政府的學生——都認為我應當可以參加畢業典禮。
特德·阿格紐對這件事的反應特彆強烈。他幾乎按捺不住他的憤慨說：「總統先生，不要讓他們把你嚇唬住。你在那裡也許還不失為一位總統，但你是她的父親，做父親的應當可以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嘛。」然而，特工處得到報告說，有人已經在策劃幾起反對我的抗議示威，此外，還可能發生一起擾亂畢業典禮的醜惡事件，不僅是衝著我來的，而且是衝著其他所有的學生和家長來的。這種可能性很大，不值得去冒風險。
儘管秘密談判陷於僵局，柬埔寨的軍事形勢日益惡化，但我還是決定繼續進行原定於4月20日宣布的撤軍計劃。我就此問題同基辛格作了詳談，我們一致認為給逐漸高漲的春季反戰抗議風暴迎頭一擊的時機已經來了。
越南化已經進行到一定程度，以致我們第一次感到可以規劃來年的撤軍了。因此，我們決定不宣布一個短時期內的少量撤軍數字，而是由我宣布在未來一年中撤出15萬兵員的計劃。
4月20日，我在一次演說中透露這個撤軍數字，使人們大為驚異。只有共產黨作出的反應說那是戰爭升級。
到4月底，共產黨人控制了柬埔寨的1/4，並且向金邊逼近。顯然，朗諾需要獲得支援才能生存下去。如果共產黨人最終把他推翻了，南越將不但從北面而且從西面受到威脅。這種局勢一旦出現，勢必危害我們的撤軍計劃，並實際上使共產黨人在最後一批美軍撤離之後可以放心大膽地攻擊南越。
援助朗諾的問題擬在4月22日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討論。那天早晨我很早就醒來，口述了一份給基辛格的備忘錄：
假如我在我們今天會議上的想法同我此刻（4月22日凌晨5時）的想法一樣，我覺得我們需要在柬埔寨採取大膽的行動，以表示我們是同朗諾站在一起的。
我並不認為他會存在下去，不過，他或許有存在下去的機會，反正我必須採取某種象徵性的行動來幫助他求得生存。
這次我們可真的輸了，因為我們上當了，相信我們如果進行援助，就會破壞他的「中立」，從而給北越人以干涉的藉口。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沒有接受這樣一個教訓：共產黨人從來不需要進行干涉的藉口。
1956年在匈牙利，他們並不需要藉口，那時國務院的專業人員提出了同樣的論點，並獲得杜勒斯的贊同，因為他那時累了，並且又是在競選的期間。
他們在捷克斯洛伐克也並不需要藉口，那時國務院的人員曾提出了同樣的論點。他們在寮國也不需要找什麼藉口，在那裡，因為我們沒有在他們全面進攻開始之前就實施打擊，以挫傷他們的銳氣，以至坐失良機。他們在柬埔寨也是一樣，在這方面，我們完全採取了袖手旁觀的態度，只是向參議院聲明，我們的大使館裡只有國務院七個笨蛋組成的代表團，並且不打算提供任何種類的援助，因為我們擔心，如果提供援助，那就會「刺激」他們進行干涉。
他們正在那裡輕易地取得勝利，過去25年來唯一敢於採取親西方和親美立場的柬埔寨政府正搖搖欲墜……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開始以後，我要同你商談這個問題。
共產黨人在柬埔寨的庇護所主要是在兩個地區。鸚鵡嘴是伸進越南、離西貢僅33英里的一片地方。一支實力特別雄厚的南越軍駐守在這一帶的邊境。我方的情報表明，共產黨軍隊最大的集結地是在另一處邊境地區，即魚鉤這一直插南越心臟的一片狹窄、彎曲的柬埔寨領土，在西貢西北約50英里處。這是情報機構稱為「南越中央辦事處」這一機關的主要活動地區。南越中央辦事處是共產黨人的流動指揮所，統轄軍事司令部、供應、食品和醫療等機構。因此，魚鉤是隱蔽在各庇護所里的共產黨部隊的中樞，防禦一定十分堅固。最初的情報認為，這一地區牢固的防禦工事以及共產黨集結的重兵可能給我們第一個星期的作戰造成十分嚴重的傷亡。
我開始考慮讓南越軍隊進攻鸚鵡嘴，然後派一支由美軍和南越軍組成的混合部隊進攻魚鉤。給予南越人一次獨立作戰的機會，將極大地鼓舞他們的士氣，並用事實證明越南化的成功。此外，這將為更加重要和更加困難的魚鉤作戰提供良好的牽制性掩護。
我毫不懷疑，突入柬埔寨這一決定將使國內的輿論為之譁然。我知道我的主要對外政策顧問對擴大戰爭的問題有很大的意見分歧，我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可能給我個人和我的政策帶來政治災難。
4月26日星期天晚上，我作出了決定，我們要全力以赴。南越軍將進攻鸚鵡嘴，南越軍和美軍的聯合部隊將進攻魚鉤。
星期一上午，我同羅傑斯、萊爾德和基辛格一起開會。會議的氣氛緊張，因為儘管羅傑斯和萊爾德至此已放棄說服我不要在柬埔寨採取行動的希望，他們仍然認為他們可以說服我不要投入美國部隊。羅傑斯說：「那樣做將使我們付出巨大傷亡的代價而沒有什麼收穫。我根本不相信那是一種削弱敵人戰鬥力的打擊。」萊爾德說：「我並不反對搜索南越中央辦事處，但我不贊成採取的那種辦法。」看來使他更為不愉快的是，我們在決策過程中顯然冷落了五角大樓。他還暗示，艾布拉姆斯將軍不一定會同意對南越中央辦事處採取的作戰行動，不過，當基辛格反駁他時，他縮了回去。雖然如此，我還是在會後立即通過秘密途徑拍了一份電報給艾布拉姆斯，命令他把他自己的「原原本本的真實想法」告訴我。
艾布拉姆斯和美國大使埃爾斯沃思·邦克的聯名答覆表明他們給予充分的支持。他們在具體談到進攻魚鉤時寫道：「我們一致認為，對這一地區的進攻會使敵人感到最大的不安，因為他們迄今為止認為他們的庇護所是可以避免地面攻擊的。」艾布拉姆斯在另一段加上了他個人的看法：「我個人認為，攻入柬埔寨境內敵人的庇護所是此時應當採取的軍事行動，因為無論從我國武裝部隊的安全或從推進越南化計劃的角度來看，那些進攻都有助於我們在南越的使命。」
那天晚上，我獨自坐下來，對那個決定作了一次最後的審核。那時要取消行動計劃還不晚：第二天早晨才執行對鸚鵡嘴的進攻，而對魚鉤的進攻則要在兩天以後。我拿起一本便箋簿，開始列出兩場作戰的利害得失清單。所包含的風險和危險無疑是巨大的；戰場上並沒有絕對的勝利把握，國內肯定要掀起軒然大波。然而，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柬埔寨境內庇護所的繼續存在勢必威脅滯留在南越的美軍的安全；並且，只要我們一撤走，共產黨幾乎肯定要發動進攻。
翌日凌晨，我把我的筆記交給基辛格看。他眨了眨眼睛，隨手從他攜帶的文件夾中拿出了一張紙條，遞給了我。紙上開列的項目同我開列的幾乎相同。「總統先生，我做了同樣一件事。」他說，「看來我們能夠從不同的角度作出同樣充分的論證。」
我說，就我本人而言，向共產黨人顯示我們決心保護我們自己和我們盟國這一簡單的事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既然我們已經作了決定，今後在我們之間就不應當再有埋怨，」我說，「即使事情辦糟了，也不應如此。特別是如果整個事情辦糟了，就更不應如此。」
4月29日星期三，南越通過廣播宣布了鸚鵡嘴的作戰行動。參議院主要的鴿派議員在幾分鐘之內就站到了電視攝影機前，要求我拒絕對阮文紹發動的進攻承擔責任，並且不派任何美軍投入柬埔寨。那天一整天，我繼續起草我將在次日晚間發表的宣布作戰行動的演說稿。我請羅斯代我打電話給朱莉。「我不願使她感到不安，但是，在我發表演說以後，各大學學生真有可能會大發脾氣。」我說，「因此，煩你打個招呼，就說我要她和戴維離開學校到我們這裡來。」
那天夜晚我難以入睡。在床上翻來覆去折騰了約摸一個小時以後，我起床到林肯起居室坐到凌晨5時半。上午9時，我走進我在行政辦公大樓的辦公室，閱讀打字講稿的開頭幾頁。那天下午，我請霍爾德曼和基辛格過來，以便向他們朗讀我要發表的公告。我請基辛格把要點告訴喬治·米尼，因為我知道工人的支持是至關重要的。不久，他匯報說，米尼全心全意地支持我的決定。基辛格卻沒有在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當中獲得這麼大的成功。他的三名高級助手決定辭職，以示抗議。
在橢圓形辦公室發表講話之前不久，我到白宮劇場向兩黨的國會領袖簡單地介紹了情況。我說，我知道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會反對我作出的決定。我了解他們的想法，我尊重他們的情感。我對他們說：「不管你們認為我做得是否正確，我只想讓你們了解我決定這樣做的理由在於我斷定這是結束戰爭、拯救我國士兵生命的最好方法。」
我環視會場，看見人們精神集中、表情嚴肅。一些最有勢力的鴿派議員在座：富布賴特、曼斯菲爾德、艾肯、甘迺迪。他們一定已經體會了我說話的誠意，儘管他們依舊反對我作出的決定。當我離開會場時，大家都起立鼓掌。
我在講話的開始敘述了共產黨人對我最近宣布撤軍計劃的反應是在整個印度支那逐步加強進攻。我說：「為了保護我們在越南的人員，為了保證我們撤軍和越南化計劃獲得成功，我斷定現在是我們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我用一幅地圖來說明柬埔寨境內的庇護所在地理和戰略上的重要地位，介紹了南越人在鸚鵡嘴的作戰行動。然後我宣布，一支美國和南越的聯合部隊將攻入魚鉤。
我強調指出，這並不是入侵柬埔寨。那些庇護所完全是由北越軍隊盤踞和控制的。一旦北越人被逐出庇護所，他們的軍需品被摧毀，我們就撤走。我說，這個行動的目的並非要把戰爭擴大到柬埔寨，而是要使實現和平成為可能，以結束越南戰爭。
為了充分說明我這項決定的意義，我繼續說：「如果在危急關頭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在行動上像是個可憐的、束手無策的巨人，極權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勢力就會威脅全世界的自由國家和自由制度。」
講話結束後，我和我的家屬在白宮的日光浴室里坐了一小時。他們討論了我的講話，力圖估計將會有什麼反應。然後我到林肯起居室，開始回答那些在我講話後打來的電話。
10時30分剛過，我獲悉首席法官沃倫·伯格到了白宮門口，給我帶來一封信。我指示值勤的特工人員立即請他上來。
「我本不想打攪你，總統先生，」伯格說，「不過，我想讓你知道，我認為你今晚的講話含有一種關係到歷史發展和命運的深刻意義。」
我說，批評者們已經開始譴責我的講話和決定了。然而他說，他斷定人民會給予支持的。他又說：「我認為凡是真正留神聽了你的講話的人都會意識到，作出這項決定需要多大的勇氣。」他還指出，任何認真思考過的人都會意識到，我作為一個精明強幹的政治家，顯然不會做任何可能有損於共和黨在11月大選中獲勝的事情，除非我認為這樣做對國家的安全來說是絕對必要的。
「首席法官先生，說句最知心的話，」我用我同他講話時一貫使用的他的正式職稱對他說，「我是現實主義者，我充分知道，如果這次作戰行動失敗了，或者如果發生其他什麼事情，使公眾對我的支持下降到我認為不可能重新當選總統的程度，那麼，我希望你做好準備，爭取在1972年獲得提名。」
我最後在凌晨3點鐘左右回到臥室時，看見朱莉寫給我的一封簡訊。
親愛的爸爸：
今晚我為你感到十分自豪。你對越南局勢的解釋無懈可擊——我相信美國人民是會理解你為什麼作出這樣的決定的。我尤其要告訴你，你最後向南越、北越、蘇聯以及美國人民傳達的信息是多麼有力、多麼真誠。我認為，你的講話所表達的最堅定的主要想法是：我們不能聽任1700萬人民過著地獄般的生活，也不能因無條件地撤出越南而危害爭取未來世界和平的機會。
我知道你是正確的，再說一遍，我是多麼自豪。
愛你的
朱莉
對我的講話的反應完全是在預料之中。參議員馬斯基說：「這個講話證實了我本來不願意作出的判斷：總統決定用武力而不是用談判的方法來結束戰爭。」明尼蘇達州參議員沃爾特·蒙代爾說：「這不僅是勢必擴大戰爭和增加美國傷亡人數的災難性的升級，而且直言不諱地承認了越南化的失敗。」
《新共和》雜誌頭版社論的第一句話是：「理察·尼克森將永垂史冊，這是可以肯定的，但不會很快就做到這一點。」接著它說我的講話是「矯揉造作的」「帶有欺騙性的」「一場騙局」，是「質量不高的」和「危險的」。《紐約時報》說我「脫離了」國家的實際。
英國的《經濟學家》雜誌發表了迥然不同的觀點：「把戰火燒進柬埔寨的不是美國人，而是共產黨人。幾年來，北越已經破壞了這個國家的中立地位，雖然全世界其餘的部分幾乎一聲也沒哼過……譴責美國『侵犯』中立的柬埔寨，就像譴責英國1944年『侵犯』形式上中立的荷蘭一樣不合理。」
雖然睡眠很少，我在講話後的第二天卻起得很早。我到五角大樓聽取參謀長聯席會議及其高級顧問們關於柬埔寨作戰的第一手情況匯報。當我穿過幾條過道走到情況匯報室時，我被歡呼的、爭著同我握手的人群圍住了。他們高呼：「上帝保佑你!」「做得對!」「幾年前我們就該這樣干!」
情況匯報室里的氣氛一般說來是積極的，即使多少有點克制。巨幅戰區地圖幾乎占了一面牆，不同顏色的圖釘表示各部隊的位置和運動情況。在匯報人員介紹這次作戰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時，我不由得越來越專心地研究起地圖來。我注意到除鸚鵡嘴和魚鉤以外還有四個標著被共產黨部隊占領的地區。
我突然問道：「在南越軍和我們自己的共同努力下，我們有沒有能力對其他所有那些地區發動進攻?我們能不能拔除所有的庇護所?」
對我的問題的回答是強調說明，任何這樣的行動將在新聞界和國會得到十分消極的反應。
「關於政治上的反應，不妨由我來判斷。」我說，「其實，為了這次作戰行動，我們已經經受了政治壓力。如果我們能夠一舉摧毀其餘的庇護所，從而大大減少對我軍的威脅，那麼現在就是動手的時候了。」
每一個與會者似乎都在等待別人先開口。我慣常喜歡仔細考慮一番，不過這次一反常態，當場作出決定。我說：「我要拔除所有那些庇護所。你們要制訂必要的計劃，然後立即付諸實施。要把它們剷除乾淨，不讓共產黨人利用它們來反對我們。永遠不讓。」
在我聽取情況匯報以後離開五角大樓時，工作人員再次擁進過道。等我走到門廊時，我被友好歡呼的人群團團圍了起來。一位婦女在代表她那正在越南服役的丈夫向我表示感謝時顯得特別激動。我想到這些有親人在越南作戰的男男女女時，不禁又想起那些學生利用他們緩役和在我們社會上享有的特權地位，竟在校園裡扔炸彈、縱火和橫行肆虐。
在談到我國在越南的士兵時，我說：「我見過他們。他們真了不起。你們看見這些不務正業的浪蕩子正在炸學校。聽著，今天上大學的學生是世界上最走運的，上了最好的大學，但是他們正在大學裡燒書，為了當前的問題到處鬧事……但是，我們在越南卻有一些忠於職責的孩子。我見過他們。他們顯得形象高大，並為此感到自豪。」
那天下午，當反對進軍柬埔寨的風暴繼續高漲時，我決定把經受了高度精神緊張的一家人帶離白宮，至少享受幾個小時的休息。天氣暖和晴朗，因此，我提議乘「美洲杉」號順波托馬克河而下，直抵芒特弗農。
按照傳統，所有途經芒特弗農的海軍艦隻都要向安葬在那裡的喬治·華盛頓致敬。當我們駛近時，我叫大家登上甲板，面對河岸。帕特站在我的身旁，然後依次是戴維、朱莉和貝比·雷博佐。在我們駛過首任總統的陵墓時，「美洲杉」號的擴音器播送了《星條旗》的樂曲。我們肅立致敬，直到最後的音符消逝為止。
等到「美洲杉」號返回華盛頓時，那天上午我在五角大樓關於「不務正業的浪蕩子」的談話所引起的憤怒反應幾乎壓倒了人們對柬埔寨講話本身的反應。
整個1970年春季，全國經歷了大學裡一次又一次劇烈的騷亂浪潮。如同在1969年年初發生的動亂一樣，這次問題大部分是針對學校本身的，涉及紀律規章、學校管理以及少數民族子弟入學等。
1970年發生的多起大學騷亂同以往發生的騷亂不同之處在於爆炸事件和暴力行動有所增加。激進團體公開煽動向它們所不滿的學校扔炸彈。
在1969—1970年這一學年，發生了1800次示威、7500次逮捕、462人受傷（其2/3是警察）、247起縱火案、8人死亡的事件。
1970年4月是暴力行為鬧得特別凶的一個月。鄰近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一家銀行，再次被縱火焚燒。在堪薩斯大學發生了一起縱火案，燒毀了價值200萬美元的樓房。在俄亥俄州立大學要求接納更多黑人學生和取消校內後備軍官訓練隊的示威人群同警察激戰達六小時，有600人被逮捕，20人受傷。州長詹姆斯·羅茲最後不得不召來1200名國民警衛隊員，實行宵禁以平息大學校園裡的騷亂。
作為對資本主義的抗議而焚燒銀行以及作為對軍國主義的抗議而焚燒後備軍官訓練隊大樓，都是犯罪的和野蠻的行為。然而我覺得，最駭人聽聞的是我認為對大學全體師生所應有的學術生活本身進行破壞的那些事件。3月間，一個縱火犯給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亞大學圖書館造成了32萬美元的損失。4月底，作為支持在紐黑文被控犯有殺人罪的黑豹黨人的示威行動的一部分，有人在耶魯大學法學院地下室放火焚燒了價值2500美元的圖書。
一樁最可恥的事件發生在斯坦福大學。4月24日，一個反對後備軍官訓練隊的團體放火焚燒了該大學的行為科學研究中心。前來美國講學的印度人類學家M.N.斯里尼凡斯教授的辦公室也被完全燒毀，他個人的筆記、文件以及手稿均被付諸一炬。
當帕特·莫伊尼漢向我報告這個悲劇以後，我給斯里尼凡斯教授寫了如下的信件：
如同其他無數的美國人一樣，我聽到消息以後簡直難以相信，你在行為科學研究中心的書房被扔進了燃燒彈，你畢生的工作成果大部分化為灰燼。
縱然你獲悉絕大多數美國人民和美國學術界堅決反對幹這種勾當的個人或若干人所採取的手段，你也不會感到多大的安慰。說他們是瘋子，這還不能原諒他們。說他們簡直十惡不赦（更有可能就是如此），也不能把他們輕易放過。
我希望你在研究工作方面所表現出來的關於社會人類學的偉大洞察力，也許會在此時此刻幫助你理解這一悲劇。無論如何，請相信，你是一位受尊敬和受歡迎的客人。這個國家如同全世界其他國家一樣，讚賞和珍視你的工作。
我相信，凡是在五角大樓聽過我的談話或聽過談話錄音的人無疑都知道，我提到那些焚書和炸毀學校的「不務正業的浪蕩子」時，分明指的是在伯克利和耶魯的縱火犯、在斯坦福扔燃燒彈和干其他類似勾當的傢伙。第二天上午，《華盛頓郵報》的標題正確地反映了我的意思：「尼克森譴責在校園裡焚書和扔炸彈的『不務正業的浪蕩子』。」
然而，《紐約時報》的頭版標題卻表達了一種略有不同的意思：「尼克森給一些大學激進派扣上『不務正業的浪蕩子』的帽子。」轉到另一版上繼續報道這一消息的標題是：「尼克森譴責大學校園裡的『不務正業的浪蕩子』。」
幾天之內，人們普遍獲得的印象是我把所有提出抗議的學生都叫作「不務正業的浪蕩子」。
宣傳工具對「不務正業的浪蕩子」這一提法的報道和解釋，給許多大學裡已經無法控制的持不同政見者的情緒火上加油。全國學生聯合會要求對我進行彈劾，包括大部分常春藤協會諸大學在內的11所東部大學的編輯在他們的校刊上登載了一篇聯合社論，號召進行一次全國性的罷課。
在華盛頓近郊的馬里蘭大學，當學生洗劫了後備軍官訓練隊大樓並同警察發生了小規模的衝突時，有50人受傷。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兩個青年在幾百名示威者的圍觀下，向肯特州立大學校園裡的陸軍後備軍官訓練隊大樓扔進點燃的照明彈，把該樓焚為平地。州長羅茲調來了國民警衛隊。他說，肯特州立大學99%的學生希望學校繼續上課，但其餘的人「比褐衫黨徒還壞」。
5月4日星期一，我請霍爾德曼到行政辦公大樓辦公室來研究旅行計劃。他看起來焦慮不安。他說：「剛才來了電報，說在肯特州立大學發生了一場示威，國民警衛隊開了槍，有些學生中了彈。」
我大吃一驚，問道：「他們死了嗎?」
「恐怕死了。沒有人知道是怎麼回事。」
一場激烈的對抗，看來大約在中午時分開始形成。最後，一大群學生向警衛隊員扔石塊和混凝土塊，迫使他們退到一座小山頂上。到了山頂，士兵們轉過身來，其中有人開了槍。
在第二天的報紙上，我看到被槍殺的四個年輕人的照片，其中兩個是旁觀者，另外兩個人曾抗議他們認為是錯誤的一項決定。現在四個人都死了。有人號召全國學生舉行示威和罷課。這場悲劇是否會觸發幾十起其他的悲劇呢?我無法從腦海里排除那幾張照片上的模樣。我不由得想到那些突然獲悉他們的孩子由於在校園中示威而被槍殺的家庭。我給每一位家長寫了親筆信，即使我知道所說的那番話是無濟於事的。
肯特州立大學事件發生後的幾天屬於我執政期間最不幸的日子之列。一個被打死的女學生的父親告訴記者說：「我的孩子不是一個不務正業的浪蕩子。」當讀到這一報道時，我心情萬分沉重。
肯特州立大學事件也使基辛格大為泄氣。他手下的工作人員由於柬埔寨問題而辭職了。他認為最忠實的朋友——過去哈佛大學的一些同事——給他寫來措辭激烈的信件，要求他辭職，以信守他公開聲稱的道德觀。
一天，基辛格收到好幾封這樣的信件。他來到我的辦公室，悶悶不樂地坐下來，凝視著窗外。最後他說：「僅就對外政策而言，我依然認為你的決定是正確的。但是，從已經發生的事情來看，我擔心我也許沒有就國內的險惡情況向你提供合適的建議。」
我告訴他，我充分意識到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風險。我曾親自作出了決定，為此我應當負完全責任。最後我說：「亨利，要記住羅得的妻子的下場[2]。永遠不要回頭。不要把時間浪費在重溫我們無法挽回的往事上面。」
使我震驚和失望的是，有人顯然別有用心地向新聞界透露了比爾·羅傑斯和梅爾·萊爾德曾反對我關於柬埔寨問題的決定。作戰仍處於關鍵階段，我打電話給羅傑斯，告訴他我認為一旦總統作出了某種決定，內閣就應當予以支持。
內政部部長沃爾特·希克爾用一種比較公開的方式表達他的信念，認為我應當傾聽學生們的意見，並同內閣多加磋商。他給我寫了一封闡明這些看法的信件，但在此信送到白宮以前，抄件已經被美聯社發表了。他後來解釋說這是一件不幸的事。其他幾位內閣和政府成員也採取了並不完全支持我的公開立場。
在這滿城風雨當中，兩位還活著的真正了解我苦衷的美國人中的一位給我寫了一封信，這對我來說具有重大的意義。
我收到一封寄自約翰遜城的簡訊，信中寫道：「親愛的總統先生，我希望你有機會看到這份東西。順致最良好的祝願。林登·約翰遜。」隨函附來約翰遜以前的一位助理約翰·P.羅奇最近撰寫的一篇專欄文章，題目是「總統作出決定」。這篇文章開頭說：「共和黨政權同林登·約翰遜政府之間的區別在於尼克森先生宣布了一種『開放的行政管理辦法』，其後果是政府15級以上的普通工作人員人人都認為可以不受拘束地評論總統的行動是否明智。」在列舉幾個否認參與我那關於柬埔寨問題的決定的內閣成員後，羅奇在文章的結束部分指出：「人民把尼克森選舉出來，讓他作出抉擇，他這樣做了。誰都可以根據他所作的抉擇的是非曲直對之抨擊，那就是，說他是錯誤的。或者誰都可以支持他的行動（我就是這樣做的）。然而，根據憲法規定，誰都沒有權利由於他未同富布賴特參議員、芬奇部長、帕特·莫伊尼漢或五角大樓的國際安全事務處磋商而指責他的決定。」
肯特州立大學事件引起了一場席捲全國的大學生抗議浪潮。每天的新聞報道使人感到那種騷亂仿佛有點像造反。數以百計的大學校園經歷了一陣突然爆發的狂暴、動亂和縱火。在肯特州立大學傷亡事件發生後的第一個周末，450所高等院校由於學生或教職員的抗議罷課或罷教而關閉。不到一個月，在16個州的21所大學校園，國民警衛隊出動了24次。
全國抗議日匆忙地決定於5月9日星期六在華盛頓舉行。我認為我們應當盡力確保這件事情不致演變成暴力事件，並且表示我們對它並非無動於衷。埃利希曼主張我們儘量表示願意同他們取得聯繫。基辛格卻對示威的人們採取了特別嚴厲的態度。他們引起的暴力行動以及他們對實質問題的無知，使基辛格甚感驚愕。他強烈地認為，在柬埔寨戰役勝利結束以前，我不應當顯得過於柔和。用他的話來說，我們必須表明我們的對外政策不是靠上街示威來制定的。
我決定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以減輕局勢的緊張程度。風險是巨大的，我的工作人員對於在此時此刻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是否明智，意見分歧很大。大部分的記者和評論員必然要持嚴厲批判的態度，一次唇槍舌劍的記者招待會很可能把事情弄得更糟。然而，我還是決定進行，並宣布開會的時間定在5月8日星期五晚上觀眾最多的時候。
星期五晚上10時，我走進東廳，立即感到在熾熱的電視照明燈下，群情激昂。幾乎所有的問題都是有關柬埔寨軍事行動和肯特州立大學事件的。
第一個問題是，我是否對抗議的激烈程度感到震驚，抗議是否會在任何方面影響我的政策。我回答說，我對抗議的激烈程度並沒有感到驚訝。我知道那些抗議者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覺得我的決定會擴大戰爭，加深我們的捲入，並增加我們的傷亡。「然而，我作出決定的理由同他們提出抗議的理由是一致的。」我說，「我感到關切，因為我知道他們有多麼深厚的情感。不過我認為，我所做的事情將達到他們希望達到的目的。它將縮短這場戰爭，它將減少美國人的傷亡，它將使我們得以進行我們的撤軍計劃。我所宣布的在來年撤退的15萬美軍將按時回國。據我看來，它將有助於在越南實現公正的和平這一事業。」
一位記者問，我認為學生們在即將於華盛頓舉行的示威遊行中要說些什麼。我希望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既富有同情，又不顯得軟弱無力。我說：「他們會竭力表明他們需要和平。他們會竭力表明他們希望停止殺戮。他們會竭力表明他們希望停止徵兵。他們會竭力主張我們應當撤出越南。我完全同意他們想要達到的每一個目的。然而，我相信我所作出的決定，特別是關於突入那些完全由敵人盤踞的柬埔寨庇護所的這最後一項十分艱巨的決定——我相信這項決定將有助於達到那個目的，因為我可以向你們保證，我的主張是符合他們的要求的。」
在記者招待會以後，我立即回復了打來的幾十起電話，並給其他一些人打了電話。過去一兩個星期發生的事件一幕幕閃現在我的腦際，我感到焦慮不安。
我睡了幾個小時，然後到林肯起居室去。我放上一張拉赫馬尼諾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的唱片，坐下來靜聽音樂。馬諾洛聽到我已經起床，進來問我是否要喝茶或咖啡。我朝窗外望去，看見一小群又一小群的年輕人開始在白宮和華盛頓紀念碑之間的橢圓形廣場上集合。我說，我認為林肯紀念堂的夜景是華盛頓最美麗的景色，可是馬諾洛說，他從來沒有去看過。我一時興致勃發，說道：「咱們現在就去看看。」
這是我的即興活動，我故意不帶工作人員或通知記者隨行。因此，當報紙報道說，我沒有能夠同我遇到的年輕人交流思想，只談了一些諸如體育競賽和衝浪運動等無關緊要的話題，由此可以看出，我對他們所關心的問題無動於衷時，我感到特別懊喪。這種錯誤的印象一部分顯然來自學生本身。其中一個學生告訴記者說：「他並不真正關心我們為什麼到這裡來。」另一個說，我顯得疲倦、遲鈍，漫無邊際地東拉西扯。
幾天以後，約翰·埃利希曼在一次會議上談到我由於同那些跋涉了幾百英里前來抗議我的戰爭政策的學生談論體育競賽而造成的問題。我當時既疲勞又緊張，因而聲色俱厲地對他說，如果一個總統的工作人員都相信人們所散布的關於他的不實之詞，那就確實是很成問題了。
那天夜裡，我向打字員口授了一份長篇備忘錄，敘述當時的實際情況。我把這份備忘錄送給霍爾德曼，連同送去一份分析我對這一事件的懊喪情緒的備忘錄：
茲附上備忘錄一份，說明在林肯紀念堂附近所發生的事情的實際過程。
在你看過以後，我想你會同我一樣對報刊上關於我的活動的報道感到非常灰心喪氣。我能夠理解，為什麼約翰·埃利希曼會從新聞報道中得到一種印象，仿佛我當時疲倦不堪，而我所談到的又是衝浪運動和一些無聊的事情……
根據我對形勢的估計，這次是這群學生——也許大部分出身於中產階級或下中產階級——大都像我上大學時那樣貧困，長途跋涉來到了華盛頓——這次他們同一位美國總統談話，是前所未有的。今後他們將看到我多次討論這些為人們所憤怒地激烈爭執的問題，這些問題他們以後將在華盛頓紀念碑旁邊聽到，並且目前就在他們的課堂里聽到。我能為他們出一大把力的，也許是設法把他們稍稍從他們漫無目的地徘徊於其間的可悲的思想荒原中解脫出來。
我給你寫這份備忘錄，並非想批評我們的工作人員，因為我認為我的工作班子從忠誠、勤奮等方面來說是歷屆總統的工作班子中表現得最好的。
唯一的問題是，在我們的工作班子中似乎還缺少這樣一種人，他真正理解或懂得我力圖按照一位總統對人民的正確關係來闡明的問題。不是新聞；也不是騙人的玩意兒，像急匆匆地趕往那所黑人預科大學，後面跟著一群電影攝影記者那樣。整個這件事似乎是了不起的新聞資料，我知道可以大肆宣揚一番——也許實際上確實是這樣。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的確感到納悶，不知道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這是否就是我們希望留給後人的遺產。
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也許應當儘可能毫不費力地和迅速地進行假公濟私的活動，然後滾下台去，把政府的各項職責留給那些真正的唯物主義者——那些侈談理想主義但根本不考慮對個人的體諒而實行殘酷統治的社會主義者即極權主義者。這裡所說的對個人的體諒，就是我在同學生們談話時強調說明的對人格的尊重。
我向打字員口授了這份記述我去林肯紀念堂情況的長篇日記式備忘錄，因為我想把一件對我來說是值得紀念的事記錄下來，也因為我要清除新聞報道所造成的我會從事那種無聊談話的印象。
馬諾洛和我大約在4時40分走下汽車，沿著通向林肯塑像的台階走去……
這時，幾小批學生開始在紀念堂的圓形大廳里集合。我朝其中的一群人走過去……同他們握手。他們並不是不友好的。事實上，他們似乎多少有點嚇住了，當然也感到十分驚訝。
當我開始對那一群學生說話時，他們大約有八個人。我一一問了他們的家鄉，發現一半以上是從紐約州北部來的。那時在場的都是男生，沒有女生。為了讓談話繼續下去，我問了他們的年齡、學習的專業等一般性問題……
有兩三個學生主動地說，他們因為整夜驅車趕到這裡，沒能聽到我舉行記者招待會時的發言。我對他們錯過了機會表示遺憾，因為我在記者招待會上曾力圖說明我在越南的目標同他們的目標完全一致——停止殺戮，結束戰爭，實現和平。我們的目標不是通過我們當時採取的行動去占領柬埔寨，而是從越南撤出來。
他們沒有反應，於是我接著說，我了解他們多數人可能不會同意我的觀點，但我希望他們不要由於在這個問題上同我們有意見分歧而妨礙他們在另一些可能同我們意見一致的問題上聽取我們的見解。我還特別希望他們憎恨戰爭的心情（對此我完全能夠理解）不致發展成痛恨我們的整個制度、我們的國家以及國家所代表的一切。
我說，我知道你們之中可能多數人認為我不是個玩意兒，然而我希望你們知道，我充分理解你們的感情。我回想起我比你們大不了幾歲、剛從法學院畢業的時候，並且準備結婚，那時適逢張伯倫訪問慕尼黑回國，發表了關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的著名聲明，我從收音機里聽到這個消息以後感到多麼興奮。那時我幾乎一無所有，因此，參軍的前景對我來說簡直是無法忍受的。我覺得，只要美國能夠避免參加任何軍事衝突，付出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我還告訴他們我出身於一個教友會教徒的家庭，在那個時代比任何人都更有可能成為和平主義者。於是我自然就認為張伯倫是當代最偉大的人物，而當我讀到了丘吉爾對張伯倫的全面批判時，我就認為丘吉爾是個瘋子。
現在回想起來，我知道我那時錯了。我現在認為張伯倫是個好人，但丘吉爾更有見識。我們現在的境況比原來希望的還要好，因為丘吉爾不但有才智而且有膽略來執行他認為是正確的政策，雖然那時他由於堅持「反對和平」的立場而在英國和全世界非常不得人心。
接著，我試圖把話題轉到可以引起他們談話的方面去。我說，既然他們有些人是第一次到華盛頓來，我希望他們趁年輕的時候不要錯過旅行的機會。一個學生說，他恐怕沒有這樣的經濟條件。我說，我年輕的時候也認為拿不出錢去旅行，但是我的妻子和我借錢遊覽了墨西哥，後來又借錢到中美洲去了一趟。問題是，你必須在年輕的時候去旅行。如果要等到手頭寬裕才去旅行，你就會發現自己年齡太大，享受不到其中的樂趣了。只有年輕的時候才能享受旅行的樂趣……
這時，一位姑娘參加進來。我當時正談到加利福尼亞，因此，我問在場的人有沒有來自加利福尼亞的。她大膽地說，她是洛斯阿爾托斯人。我說，那是我所喜愛的加利福尼亞北部的城市之一，我希望它依然像我記憶中那樣美麗。她沒有作聲。
為了引她說話，我告訴其餘的人，如果他們去加利福尼亞，他們就會看到我們在解決環境問題時所能邁進的巨大步伐。我相信，他們都是關心這個問題的。我說，就在我加利福尼亞住處的南面，有世界上最大的衝浪運動海灘，不過，由於這片海灘劃歸海軍陸戰隊所有，公眾不能使用。我說我已經採取措施，要開放其中的一部分海灘，以減輕北面異常擁擠的海灘的負擔，同時使人民有機會欣賞那裡的大自然美景。我談到，我們推進有關整個「生活質量」的環境計劃的目標之一是掌握並更好地利用政府的財產，不能因為這種財產歷來屬於軍用或其他用途的範圍而原封不動地保持下去。
在我談到這個問題時，在場的大部分人似乎都點頭表示同意。
然後，我談到我多麼希望他們不僅有機會了解美國，而且有機會了解整個世界。我說，許多人會勸你們前往歐洲訪問。我說，歐洲很不錯，但它實際上是美國的較老的形式。它是值得觀光的，然而我認為也許亞洲是他們最喜歡遊歷的地方。
我告訴他們，我十分希望在我執政期間，或者可以肯定說在他們這一生當中，中國偉大的大陸將對外開放，讓我們有機會了解居住在那裡的7億人民——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民族之一。當我談到這一點時，他們大部分人似乎都點頭表示同意……
隨後，我把話題轉到蘇聯。一個學生問我，莫斯科是什麼模樣?我說是「灰色的」。如果你們在蘇聯，訪問莫斯科當然是重要的，因為它是歷史名城和政治中心。然而，如果你們真想了解蘇聯，了解它那使人發生興趣的變化和歷史，你們就必須到列寧格勒去。我說，列寧格勒確實是蘇聯的一個比較引人入勝的遊覽地。那裡的人民由於受中央政府的控制不太嚴厲，性格較為開朗。
我還說，論城市的美麗，他們會發現布拉格和華沙在建築物的美觀上遠遠勝過莫斯科。我談到這一點，因為我當時正直接同一個自稱是建築系的學生交談。事實上，在場有兩個學生自己說是學建築的，我認為他們會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然而，我談到關於蘇聯的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應當訪問例如西伯利亞中部還處於自然狀態的新建城市新西伯利亞，以及其居民為亞洲人而非俄羅斯人的蘇聯亞洲部分的撒馬爾罕。
有一個學生問我是否有可能獲得前往這些城市的簽證。我說我相信是可能的，如果他們有人想到蘇聯去旅行，來我的辦公室聯繫，我一定幫忙。這似乎引起了他們一陣輕輕的笑聲。
然後，我回到原來的問題上，並強調指出，世界上真正重要的是人民，而不是城市、空氣、水和其他物質上的東西。我舉例說，在我訪問過的所有拉丁美洲國家中，海地大概是最貧窮的……然而，就我回想起來的1955年的情況來說，海地人民雖然貧窮，卻有一種尊嚴和一種十分動人的風度。我一直想再去訪問，這並不是因為海地有美麗的城市可供遊覽，或有名菜佳肴等可供享受，而是由於海地的人民有上述品德。
接著，我用我在亞洲和印度看到的人民作為例證來闡述同樣的觀點，然後又把話題轉到美國，再次向他們強調指出，決不應當同我國人民疏遠，決不應當無視我國偉大的變化。
我表示對這樣的情況感到憂慮，即黑人和白人雖然在各大學裡一起上學，他們彼此的接觸卻並不比他們不在一起上學時來得多……這番話似乎產生了效果，雖然他們誰也沒有很多話要說，也沒有人明確地作出反應。
這時，我周圍的人開始大大增加了。我估計他們已經從最初的8至10人增加到30人左右，其中有幾個看來歲數大一些和更像領導人的學生開始參加談話。
有一個學生響亮地說：「我希望你理解到我們是願意為我們的信仰而犧牲的。」
我說，我當然理解。你們可知道我們這一輩人有許多像你們這般年齡時也願意為自己的信仰而犧牲，並且至今仍然如此?問題在於我們是要努力建設一個並不需要你們為了信仰去犧牲而是能夠為了信仰而生存的世界。
我插進去扼要地談到我在記者招待會上講過的一個問題，即雖然我們同蘇聯人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我們卻必須設法限制核武器。我個人希望我們在這方面能夠取得進展。他們似乎對這個問題沒有什麼興趣。這也許是由於我們的話題轉得太快，也許是由於他們對我在那裡出現感到過分驚奇。
這時另一個學生朗聲說：「我們對布拉格是什麼模樣不感興趣。我們關心我們在美國建立什麼樣的生活。」
我說，我談論布拉格和其他地方的全部意義在於談論那裡的人民，而不是談論那個城市。在未來的25年當中，世界將變得比現在小得多。我們將生活在世界各地，因此極為重要的是，無論各地的人們生活在什麼地方，你們都要了解、理解和正確評價他們，特別是要理解你們本國的人民。
我說，我知道當前人們對環境極其重視——必須有清潔的空氣、清潔的水、清潔的街道——並且你們和我同樣知道，我們有一個十分大膽的計劃，對上述一些問題的處理比過去任何這類計劃都包括更多的內容。然而我想讓你們去考慮一個問題，光是使空氣、水和街道清潔並不能解決與我們大家有關的最深切的問題。上述是物質問題。它們必須得到解決。它們極為重要……不過你們必須記住，完全乾淨的東西也可以是完全枯燥乏味的和沒有氣概的。
我們大家必須考慮的問題是，我們為什麼來到這裡——哪些精神因素是真正關係重大的。在這裡，我又回到我原來的話題，那就是要考慮人們，而不是考慮各個地方和各種東西。我坦率而誠懇地說，我還沒有找到答案。可是，我知道今天的年輕人如同我在40年前一樣，正在尋求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我這樣談，是要讓他們確實認識到，結束戰爭以及清掃街道、使空氣和水清潔並不會解決我們大家都感到的、成為有史以來生活中最大奧秘的精神上的飢餓問題……
談到這裡，天已破曉，晨曦初露光芒，他們開始攀登華盛頓紀念碑，我說我也該走了，便同挨我最近的幾個人握了手，走下了台階。
從底特律來的一個大鬍子在我開始步入汽車時拍了一張照片。我問他是否想讓自己也上鏡頭。他走到我身邊。我說，不妨請總統的醫生來拍這張照，於是特卡奇拍下了照片。大鬍子看來很高興——事實上，這是我在那裡逗留的整個過程中所看到的最開朗的笑容。我在離開時對他說……我知道他是經過長途跋涉前來參加這次活動的，我也知道他和他的同伴對我們的政策感到十分失望和氣憤，並且加以反對。我說，我只希望你的反對情緒不致變成對國家的盲目仇恨，而是要記住，儘管我們的國家有許多缺點，它卻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我說，你如果對此有任何懷疑，可以到護照辦理處去看看，你不會看到很多人排隊申請出國。在國外，你卻會看到不少人排隊申請入境。
他面露笑容，愉快地聽完我的話。我們握手告別，然後我登車離去。
我知道，四五月的那些日子對我和我的工作人員來說都是艱辛的。霍爾德曼、埃利希曼，特別是基辛格在柬埔寨危機中首當其衝。我想用某種行動來表示我是多麼感激他們的毅力和支持。5月15日，當我們在比斯坎島度周末時，我問貝比，他的女友簡·勒克可否給我縫點東西。
在飛返華盛頓途中，我請霍爾德曼、埃利希曼和基辛格到我的座艙里來。他們到齊後，我對他們所做的一切工作表示感謝。我說：「事實上，你們應該為在過去幾個星期執行任務時所負的創傷獲得像紫心勳章[3]這樣的獎賞。」
他們都笑了，並且說，他們不過是盡了自己的職責。
「不，」我繼續說，「你們所做的工作超過了自己的職責，因此我設計了一種新的獎賞——藍心勳章——授予堅定不移的人。」
我贈送他們每人一顆用藍布做成的小小的心。「這將是我們的秘密，」我說，「但我想要你們知道我是多麼感激你們所做的工作。」
當柬埔寨軍事作戰成績越來越顯著的時候，輿論在肯特州立大學事件後的幾個星期內似乎有了好轉。
5月20日，紐約房屋修建工會理事會發起了一次支持總統的向市政廳進軍的遊行。建築工人同各種反戰示威群眾之間的衝突，特別是在市長約翰·林賽下令市政廳下半旗作為關於肯特州立大學悲慘事件「反省日」的一部分之後，已經在幾處地方發生了。建築工人決定支持我們的戰爭目的，參加他們這次遊行的有10萬多人。
我邀請建築工人工會的領導人到白宮來。在拍攝了一張他們擺在內閣議事桌上的防護帽的照片以後，我向他們扼要地介紹了柬埔寨作戰行動的背景。當我同他們握手時，一位工會領導人說：「總統先生，如果當初有人有膽量早點攻進柬埔寨，他們也許已經把那顆殺死我兒子的子彈繳獲過來了。」
5月中旬，《新聞周刊》發表了蓋洛普民意測驗的一項引人注目的結果。它表明65%贊成我執行總統職權的辦法，其中30%自稱「十分滿意」。50%同意我派兵進入柬埔寨的決定，39%不同意，11%沒有表態。對於「你認為肯特州立大學四名學生的死亡應該由誰負主要責任」這一問題的回答，58%認為「示威的學生」咎由自取，只有11%責備國民警衛隊。
5月30日，即柬埔寨作戰行動開始後一個月，我就一個月來的進展情況向全國作了電視報告。我同艾布拉姆斯將軍交換意見後，能夠向全國宣布這是越南戰爭中最成功的一次作戰行動。在過去一個月里，僅在柬埔寨繳獲的敵方武器、裝備、軍火和糧食幾乎就同我們1969年在整個越南戰場上所繳獲的相當。
6月30日，我們準確無誤地按照原訂計劃並且一字不差地按照我的諾言，宣布最後一批美軍撤出柬埔寨。這次作戰行動取得了完全的成功。我們所繳獲的武器件數足夠裝備74個足額的北越步兵營；繳獲的大米足夠供應估計共產黨人在南越的全部步兵營食用四個月；繳獲的14.3萬發火箭、迫擊炮和無後坐力步槍彈藥，相當於14個月作戰的消耗量；繳獲了199552發高射炮彈、5482顆地雷、62022顆手榴彈和8.3萬磅炸藥；此外，還繳獲了435輛各種車輛，摧毀了11688座地堡和其他軍事建築。
最為重要的是，柬埔寨作戰行動摧毀了共產黨人在南越對我們軍隊發動春季攻勢的能力。我們的傷亡從戰鬥前六個月內每星期93人下降到戰鬥後六個月內每星期51人；南越軍的戰績表明越南化計劃正在發生作用。我在4月20日宣布的撤軍15萬名的計劃可以按時間表進行。最後，對朗諾的壓力減少了，他現在大概能夠生存下去了。這將意味著蘇聯和中國的重武器運往柬埔寨的主要進口口岸即西哈努克港將繼續關閉。
在事先宣布的從柬埔寨撤軍的那一天，參議院通過了庫珀-丘奇修正案，這是戰時針對一位總統實行的第一次限制性投票，實質上是要求我在7月1日以前將全部美軍撤離柬埔寨。為撤軍規定時間的象徵性手法是一本正經的，正同這一行動本身是毫無意義一樣，因為全部美國人都已經撤離柬埔寨。
從柬埔寨作戰行動以來，基辛格同北越人舉行的首次秘密會談於9月7日舉行。他發現會談時沒有出現他所預料的宣傳和謾罵，而是充滿著歷次會談所沒有見過的最友好的氣氛。他在為我總結會談情況時寫道：「他們不但改變了腔調，而且表示願意在實質性問題上採取行動。他們實際上放棄了他們所提出的6個月『無條件』撤退計劃的要求，沒有再提到那十點，並且表示願意重新考慮他們的政治建議。他們迫切希望保持這條外交渠道。當我堅決主張這條渠道必須取得重大進展時，他們一再提議再次舉行會談。」
我對他的樂觀情緒多少有點懷疑，因為在友好氣氛以及和解的新因素的掩蓋下，北越人依然堅持要我們廢黜阮文紹總統，然後才能達成解決辦法。在基辛格備忘錄中有關阮文紹的那段文字下邊，我寫道：「除非我們能夠找到一種方案，否則雙方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破裂。」——縱然基辛格具有高明的談判手腕，我也很難看出他能在這個具體問題上找到一項折中的辦法。
預定在9月27日繼續進行會談。在基辛格說明他準備採取解決辦法的備忘錄上，我寫道：「我只想建議，要設法儘早著手解決核心問題。他們是當真的呢，還只是改頭換面重彈老調呢?」
9月27日的會談使任何取得突破的希望化為泡影。北越人無休止地爭辯和重複他們的意見。他們表明，他們的策略是把阮文紹單獨挑出來，說他是實現和平的絆腳石。基辛格中止了會談，沒有定下另一輪會談的時間。
既然秘密會議似乎不可能取得可靠的進展，我決定公開提出一項重要的新和平計劃。
由於在柬埔寨作戰成功，我認為我們現在可以首次考慮同意在南越就地停火，而不必要求北越人同意撤退他們的軍隊了。只要在南越的共產黨軍隊不能再依靠柬埔寨的庇護所來取得給養、軍火和援兵，我認為南越軍經過一年多的越南化而得到極大改善和加強以後，很快就能夠保衛自己和他們的國家。
除了在印度支那全境實行就地停火以外，我的新計劃的其他要點是：舉行一次全印度支那和平會議，隨後談判制定一個撤出全部美軍的時間表、規劃一項反映「南越現有各種政治力量之間關係」的和平解決方案，以及立即釋放雙方的全部戰俘。
10月7日，我在電視上提出了這項計劃。五天以後我宣布，在聖誕節前將撤出4萬名軍隊。這兩項行動朝著消除解決問題的障礙邁出了一大步，從而有效地堵住了國內反戰運動者的嘴巴，並把開始認真談判的責任斷然地放在北越人的肩上。然而，河內繼續保持沉默，巴黎的秘密渠道依然關閉著。
休斯頓計劃
到1970年，用暴力表達不同意見的演化過程釀成了一個醜惡的派生物：慫恿暗殺和爆炸的城市地下政治恐怖主義者。
這些團體中最突出的是黑豹黨和氣象員派。博比·西爾和休伊·牛頓1966年在經濟機會辦公室工作時成立了黑豹黨。牛頓說，黑豹黨的「聯絡部部長」埃爾德里奇·克利弗主張鼓動群眾接受「革命的誘導來綁架美國大使，劫持美國飛機，炸毀美國輸油管和建築物，並槍擊任何使用槍支和其他武器為帝國主義反人民的血腥勾當服務的傢伙」。
黑豹黨在全國各市區均設有基地。由於他們的組織規模不大，紀律嚴明，要事先獲得關於他們的計劃或預定襲擊地點的情報是極其困難的。在1969年和1970年，有兩名黑豹黨員因暗殺了一個可疑的告密者而在法庭上表示服罪。
在1969年，警方說他們查獲了一批黑豹黨暗藏的武器，其中有衝鋒鎗1支、步槍13支、自製手榴彈1枚以及燃燒彈30枚。7月，在芝加哥的一次槍戰中有5名警察負傷；11月，在芝加哥的一次槍戰中又有2名警察被打死，6名負傷，1名黑豹黨員被打死。12月，洛杉磯的警察同黑豹黨人進行了一次歷時4小時的槍戰。僅在1969年，就有348名黑豹黨員因各種嚴重罪行被捕，其中包括暗殺、武裝搶劫、強姦和盜竊。「幹掉警察!」是黑豹黨的口號。
氣象員派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一個恐怖主義支派。在1969年舉行的全國委員會會議上，氣象員派決定進行一場關於地下戰爭、暗殺警察和爆破的新的運動。他們後來在第一份公告中聲稱：「革命的暴力行動是唯一的手段。」估計氣象員派的地下組織約有1000名成員，分成若干秘密的流動突擊隊式的分隊。像對黑豹黨一樣，我們事先無法知道他們襲擊的地點和方式。
在1969—1970這一學年中，恐怖主義者在大學校園裡製造了多達174起的大規模爆炸和爆炸未遂案件。現在城市也變成了襲擊目標。3月6日，〔紐約〕格林威治村的一座大房屋爆炸了，在廢墟中發現了3具屍體、57包炸藥、塞滿炸藥和大釘子的水管以及殺傷彈。那是氣象員派的一座炸彈工廠。同一天，在底特律警察局的車輛里放置兩枚炸彈的案件，證明與氣象員派的活動有關。3月12日，在曼哈頓中城區三幢樓房中發生的爆炸迫使1.5萬人撤出了這些建築物。一個自稱第九號革命力量的恐怖主義組織承認是他們幹的。紐約市有一次在24小時內發生了400起以上的炸彈恐慌。3月30日，警察在芝加哥的一座氣象員派炸彈工廠里發現了甘油炸藥。
恐懼的心理在全國各地不斷蔓延。與此同時，人們紛紛要求政府採取有效的措施。《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說：「不應當把前幾天發生的爆炸事件和未遂爆炸事件看作誤入歧途的理想主義革命者的行動而加以掩飾；它們是暗藏的殺人犯的犯罪行為……必須把這些進行恫嚇和爆炸的分子當作名副其實的瘋狂罪犯來對待。他們不僅應該受到法律的嚴懲，而且必須受到他們想要支配和破壞的整個社會的嚴厲制裁。」
J.埃德加·胡佛告訴我，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人員聽到傳說，激進的學生團體正在策劃使用縱火、爆炸以及綁架大學負責人和政府官員等手段來發動一次全國性的恐怖主義大進攻。中學裡的暴力事件也在增加。劫持飛機的事件從1968年的17起增加到1969年的33起。
從1969年1月至1970年4月，據保守的統計，發生了4萬多起爆炸案、未遂爆炸案和炸彈恐嚇事件，平均每天80餘起，價值超過2100萬美元的財產遭到破壞，43人喪命。在這4萬起案件中，64%是由身份和動機不明的爆炸者乾的。
3月25日，我向國會遞交了一份咨文，要求緊急立法，對那些造成他人死亡的爆炸犯判處死刑。然而，若干星期過去了，國會並未採取行動。
5月25日，《紐約時報》刊載了氣象員派發表的「宣戰書」的摘要，它宣稱：「在未來的14天之內，我們將襲擊美國非正義制度的一個標誌或機構。」兩星期又一天以後，一枚定時甘油炸彈在紐約警察總局爆炸了。美聯社接到一封署名「氣象員派」的手抄信件，其中聲稱那顆炸彈是他們放置的，因為「這個國家的警察是我們的敵人」。
黑豹黨同北朝鮮團體和激進的阿拉伯恐怖主義者交往甚密。我們知道，氣象員派同北越、古巴和北朝鮮持同一立場。我極想知道外國對他們的支持是否超出了思想同情的範圍。我相信已經超出了，他們的行動方式表現得很清楚。然而，情報機構始終沒有得出肯定的結論。直到1977年《紐約時報》才報道說，聯邦調查局發現了古巴和北越給予氣象員派以直接支持的證據。古巴和北越的特務當他們的顧問，古巴情報機構指導他們逃脫聯邦調查局的追捕，並為此提供了資金。古巴軍官訓練他們使用「實戰武器」。
由於這一陣愚蠢的恐怖行為幸而已經過去了，我很難——也許不可能——描述那段時間裡影響我的行動和反應的壓力感，然而，正是這一陣前所未有的國內恐怖主義的流行病促使我們努力去尋求最好的辦法，以對付這種新的社會現象，即那些發誓要用暴力來摧毀我們民主制度的、很有組織和很有技巧的革命者。
我努力向各情報機構尋求幫助。它們通力合作，制訂了一項反擊革命暴力的計劃。三年以後，這項計劃將公之於眾並被稱為休斯頓計劃。有人攻擊它是旨在用蓋世太保的手段侵犯個人自由權利的授權書。從最近出現的情況來看，我們現在知道這項計劃並沒有採用過去聯邦執法機構和情報機構所沒有採用過的措施。
J.埃德加·胡佛於1924年就任聯邦調查局局長，在此後的40多年裡被譽為國家英雄。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他意識到時代特徵朝著對他不利的方向發展。一種新的自由主義時代興起了，表現為更多地關心被告的權利而不關心如何保護無辜者。由於他畢生的事業即將結束，他就決心在最後幾年不給任何人以進攻的手段來損害他本人或他的組織。在涉及聯邦調查局的職能和特權時，他始終是十分本位主義的。他根本不信任其他情報機構，特別是中央情報局，並且始終盡一切可能抵制同它們協同工作。他顯然反對為任何人火中取栗，以免發現自己突然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在20多年中，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人員在必要時曾利用秘密闖入室內的辦法去搜集外國情報、外國顛覆的證據以及有關國內暴力行動的情報。在1942年和1968年間，除偵察外國人以外，對於有進行顛覆或暴力非法活動嫌疑的國內團體進行了200餘次秘密入室搜查。人們稱這種搜查為「黑色公事包」工作。
1966年，鑒於很有可能要受到國會的調查和控制司法部的自由主義分子的反對，胡佛迅即取消了聯邦調查局的「黑色公事包」工作以及秘密拆閱郵件的活動。他還大大減少了在室內安裝竊聽器的活動，因為這也需要秘密進入別人的房間。在1967年，他還削減了吸收學生和大學裡其他人員充當告密者的名額。
就在胡佛削減了這些措施以後，國內的暴力事件以驚人的速度開始增加。約翰遜政府對此表示極大的關切。高級行政官員對聯邦調查局施加壓力，要它設法搞到關於潛伏的暴亂者及其活動的情報。這些高級官員甚至制訂了他們自己的特別補充計劃。
例如，雖然前任司法部部長把聯邦調查局在種族示威問題上的作用只限於對其中的「顛覆性活動」進行調查，1967年上任的司法部部長拉姆齊·克拉克卻責成聯邦調查局「使用最大限度的調查手段和情報手段去搜集和匯報任何團體（不論人數多寡、作用大小或屬何派系）的一切情況，了解其過去和現在是否有陰謀或詭計，想要策劃、鼓動或加劇暴亂活動」。克拉克的主管民權司的助理司法部長約翰·多爾甚至走得更遠：他表示關注聯邦調查局在情報搜集和分析方面未能採取「廣譜方法」，而是把注意力過分狹窄地集中於「傳統的顛覆團體」或被懷疑犯有明顯違法行為的個人。
克拉克和多爾還成立了一個中央機構，以整理「偉大社會」計劃中有關貧窮、社會各界關係和法律諮詢等問題的告密者提供的暴亂情報。到1968年，他們已有3000多人對鄰居進行了告密。
到20世紀60年代後期，在白宮和拉姆齊·克拉克的司法部的壓力之下，五角大樓於1963年成立的小型國內情報司擴大了很多。到1968年，有1500名陸軍情報人員監視著各種類型的民間團體，其範圍包括窮人遊行、動員委員會、爭取福利的母親們舉行的抗議以及各類研究黑人的組織。後來在1971年，萊爾德經過我的批准，取消了軍方的這項情報計劃。到那時為止，它已經積累了10萬多人的檔案材料。
1970年，聯邦調查局的一個特工人員未經胡佛批准，在一起案件中向中央情報局提供了幫助，當中央情報局拒絕透露該特工人員的姓名時，這兩個機構本來就不好的關係更惡化了。胡佛中斷了兩個機構的一切聯繫進行報復。我得到報告說，胡佛的這種行動再加上各情報機構之間一般缺乏協調的情況使我們在恐怖主義暴行達到狂熱程度時得不到足夠的情報。幾個星期後，胡佛被情報界內部的批評激得更加惱火，他索性把聯邦調查局同所有其他情報機構的聯繫都切斷了，只保持同白宮的聯繫。
1970年6月5日，我召集胡佛、中央情報局的赫爾姆斯、國防情報局的D.V.貝內特中將以及國家安全局局長諾埃爾·蓋勒海軍中將開會。霍爾德曼、埃利希曼、鮑勃·芬奇和湯姆·休斯頓也出席了會議。休斯頓是一位年輕的律師，曾任國防情報局助理員，他在白宮班子裡的工作包括處理激進分子的暴力活動問題。他深切關注美國情報機構在面對國內暴力行動時無能為力以及同共產黨集團國家情報機構相比在能力上大為遜色的情況。
我告訴與會者，我要了解情報搜集方面存在著什麼問題，以及必須採取什麼措施才能解決這些問題。我要他們聯合寫一份報告，並請胡佛主持這項工作。
與會者組成了一個研究小組來估計形勢並提出方案。他們起草了一份報告，得到中央情報局、國防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局領導人的同意。這份報告後來送給了胡佛，他在文件上以腳註的形式對其中的若干段落加上了他個人的反對意見。
1970年6月25日，報告撰寫完畢。這份報告的正式名稱是「各情報機構聯繫委員會的特別報告（僅此目的）」。
報告開頭對我們面臨的問題作了簡短的分析，從黑豹黨和氣象員派一直談到共產黨滲透者。這份報告把各種激進恐怖主義團體同那些僅僅發表了煽動性講話的團體區別開來。它概括地論述了搜集情報的有效方法、當前對使用這些方法的限制，以及取消這些限制有何利弊等。
只有一種方法胡佛並不反對加以擴大，那就是國家安全局檢查海外電話和電報通信。他強烈反對擬議中可能採取的四個主要措施：恢復暗中拆閱郵件、恢復黑色公事包工作、增加電子偵察，以及增加大學校園中的（因而是年輕的）告密者。
在一份推薦兩項最有爭議的方法——暗拆郵件和秘密入室搜查——的備忘錄中，休斯頓表示，前者將主要用來對付向外國提供情報和間諜嫌疑案，而後者的恢復是針對外國對象的，他們可能提供破譯某一密碼的線索，同時這種方法也可能用來對付其他「應當優先緊急考慮的事關國內安全的對象」，即「氣象員派和黑豹黨」。
計劃中所討論的最後一種方法是軍方參加搜集情報。胡佛反對增加軍方密探的人數。這個研究小組還請求增加每個情報機構的預算，這一點胡佛同意了。它還推薦成立一個情報協調委員會，以保證在政府各互不聯繫的情報搜集活動之間進行協調。胡佛反對這一點。
當我得知胡佛反對委員會其他成員一致通過的報告時，我感到這主要是他克服不了自己本能地反對同中央情報局或其他情報機構合作的問題。除此之外，我認為他是擔心一旦他同意進行合作並記錄在案，其他情報機構就會利用這一點通過泄露消息的方法來挖他的牆腳。
在休斯頓提出了他的建議以後，我於7月14日否決了增加軍方從事情報活動的主張，批准了放鬆對其他方法的限制。我認為，根據我們面臨的暴力行動來看，使用這些方法是必要的和正當的。我感到滿意的是，這些特殊方法都不會被濫用，並且也不會對合法的持不同政見者構成威脅。明確的國內對象——黑豹黨和氣象員派——曾宣布要進行綁架和暗殺，並且已經不斷地增加武器，準備實現他們的威脅。
7月23日，休斯頓向各情報機構的領導人發出了一份備忘錄，將我的決定通知了他們。
當胡佛收到通知後，他求助於約翰·米切爾。他說，他認為公開暴露的可能性太大，不值得去冒風險。米切爾向我轉達了胡佛的看法，並且說他同意胡佛的意見。我知道，一旦胡佛決定不予合作，那麼無論我做出什麼決定或批准什麼規定都是無濟於事的。即使我對他直接下達命令，他無疑地會加以執行，但是他總會很快就使我不得不改變主意。甚至還有極小的可能，那就是他會提出辭呈，以示抗議。
五天以後，即7月28日，我在實施計劃之前撤回了我的批准。
圍繞著休斯頓計劃所發生的爭論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況，到1975年才顯露出來，那年的一次調查表明，休斯頓計劃試圖採用的偵察方法不僅在我批准計劃之前早就使用，而且在我撤回批准以後還一直使用著。
十分清楚，當一個國家面臨災難性的局勢時，總有人會蠢蠢欲動。人們不會袖手旁觀，聽任犯罪分子殺人越貨。如果總統不來決定如何對付緊急局勢，下面總有人會那樣做的。我寧可由總統而不是參加戰鬥的聯邦調查局特工人員來作出判斷。正如參議員弗蘭克·丘奇在關於情報機構活動的意見聽取會上所說的，休斯頓計劃「只規定採用有限的幾種方法，它們比起我們所回顧的那些年份里聯邦調查局運用的包羅萬象的方法要嚴格得多」。
爆炸和暴力事件有增無減。我不禁多次暗自思忖，如果休斯頓計劃得以付諸實施，它說不定會事先偵察到消息，防止發生死亡和破壞。8月，在同黑豹黨和另一個好鬥的黑人組織在費城發生的一系列槍戰中，有一名警察被打死、六名警察負傷。同一個月，在威斯康星州立大學研究中心放置的一枚炸彈炸死了在那裡進修的一位研究生，炸傷了四人。10月8日，在華盛頓大學和加州北部的兩座城市發生了數起炸彈爆炸案件，據說是氣象員派乾的。10月12日，在紐約州的羅徹斯特有五座大樓被炸。10月18日，在加州歐文的一個研究中心遭到一枚炸彈的破壞。1971年3月1日，美國國會大廈遭到氣象員派地下組織的爆炸襲擊。
我今天還和當年一樣相信，由於無數無辜的人民處於恐怖主義和暴力行動所構成的危機中，各情報機構聯繫委員會在1970年報告中向我推薦的方法是有道理的和可靠的。有一些批評者後來爭辯說，所推薦的方法是鎮壓性的和不合法的，可是他們都有條件住在一個較為平靜的環境裡，沒有親歷危機時期的各種緊急狀態，而總統在這個時期的主要責任是保障全體公民的安全，他不得不考慮一些無疑在較為平靜的時期令人無法接受的措施。
在20世紀60年代，聯邦調查局的一份正式報告聲稱，僅僅一次秘密入室搜查就促使三K黨「瀕於崩潰」。聯邦調查局採取這樣的行動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三K黨黨員用暗殺和暴力行動來威脅社會，難道他們的自由權利還不容侵犯嗎?
我決定同意休斯頓計劃所提出的建議，這一決定像羅斯福總統決定把數以千計的日裔美國人關起來和林肯總統決定暫時中止關於人身保護權的憲法保證一樣，將永遠是個有爭論的問題。在20世紀70年代，氣象員派揚言要進行的爆炸和實際進行的爆炸以及黑豹党進行的野蠻襲擊，是不是能夠證明我們侵犯他們的自由有理呢?如果你在這個問題上把無辜公民的生命同那對於我們所珍視的個人自由可能施加的限制等量齊觀，那是永遠也不容易解決問題的。
有時，當一項法律的條文同另一項法律的精神衝突時，總統就必須作出選擇。他不能垂頭喪氣地放棄職責，因為無所作為可能與錯誤行動一樣起破壞作用。問題是：什麼是法律?從總統恪盡職守的角度來看，法律應該如何執行?多年來不乏許多先例，足以證明總統在採取緊急措施以應付緊急事態時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伸縮性。我認為這種伸縮性是必要的，有時甚至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衛國家和保障受到犯罪分子威脅的無辜人民的生命安全。傑斐遜在1810年談到這個問題時指出：
嚴格遵守成文法無疑是一個好公民的重大義務之一，但這還不是最重大的。滿足需要、自求生存以及拯救國家於危難之中等原則是更重大的義務……如果由於拘泥於成文法而喪失我們國家，那就勢必喪失法律本身，連帶喪失生命、自由、財產以及所有那些和我們一起享受這一切的人，從而荒謬地只注重手段而拋棄了目的。
我認為，如果我們在今天和將來過分地熱衷於限制總統，束縛他的手腳，只讓他起到逐句逐字地執行法律條文的機械作用，那將是災難性的，因為法律不可能預知每一種情況。我們必須信任總統的判斷力；我們必須權衡一下，給予他合理的行動自由有無可能造成他濫用權力，同時更要考慮到，如果我們過分限制他的行動自由，其結果可能帶來怎樣的危害。
約旦戰爭
在甘迺迪和約翰遜兩位總統執政期間，美國對中東的政策主要是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和資金，使它得以保衛自己免遭潛在敵人的侵犯。
這項政策看來是成功的。1967年，人數上處於劣勢的以色列部隊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戰鬥中擊敗了蘇聯武裝起來的埃及人和敘利亞人。由於這場六天戰爭，以色列人占領了蘇伊士運河沿岸、西奈半島、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敘利亞邊界一帶的戈蘭高地等地區，擴大了他們的領土。這種勝利是巨大的，必然會引起以色列的鄰國為收復這些被征服和被占領的領土而進行更多次的戰爭。
戰爭結束後，莫斯科同開羅、大馬士革和巴格達之間的高級官員進行了互訪，其結果是蘇聯在這一地區重新注入了大量的金錢、人員和物資。蘇聯人想要在中東保持他們的存在，並不是由於他們要給阿拉伯人的團結事業以意識形態上的支持，而是由於他們可以通過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國家獲得他們始終尋求的東西——土地、石油、權力和地中海的不凍港。正如我對比爾·羅傑斯所說的：「我們和蘇聯人在中東想達到的目的的區別很簡單，但也是十分重要的。我們要得到和平，他們要得到中東。」
美國和蘇聯發生對抗的可能顯得很突出。如果說，蘇聯人致力於阿拉伯國家的勝利，而我們則致力於以色列的勝利，那麼，不需要多麼大的想像力就可以看出，我們雙方甚至可能在違背我們的意願——幾乎肯定也違背我們兩國的國家利益——的情況下被卷進去。
在我執政初期，我把中東事務分派給比爾·羅傑斯和他的近東和南亞事務助理國務卿約瑟夫·西斯科掌管。我這樣做，部分是因為我感到基辛格的猶太人背景可能在同阿拉伯國家重建外交關係的最初階段的微妙談判中使他處於不利地位。然而，我主要是覺得處理中東問題需要有充分的時間和老練的洞察力。正如我對基辛格所說的：「在你我的盤子裡，越南、限制戰略武器會談、蘇聯、日本和歐洲的問題堆得太多，再也裝不下別的問題了。」
制止蘇聯控制阿拉伯中東，顯然是符合美國利益的。要做到這一點，那就必須擴大美國同阿拉伯國家的聯繫。在我執政的最初幾個月，我開始在這方面邁出最初的幾步。
1969年4月初，約旦的海珊國王對美國進行了國事訪問。在他回國前的最後一次會談中，我對他說我深感苦惱，因為美國同一些中東國家政府沒有外交關係，這就阻礙了我們在這一地區起一種建設性的作用。雖然當時他沒有答覆，但我相信海珊一定會向阿拉伯國家的其他領導人傳達這個信息。
第二天，我會見了穆罕默德·法齊，他作為埃及納賽爾總統的私人代表來到華盛頓。我告訴他，我們對美國同埃及沒有正式關係感到遺憾。我說，我認為不可能取得一項使雙方都完全滿意的解決辦法，但是我相信如果美國能同埃及和阿拉伯國家建立一種新的關係，雙方是能夠達成一項彼此可以接受的妥協辦法的。我說：「當然，這就需要有關各方互相信任，而我知道這種信任是一定值得爭取，也是非爭取不可的。」
中東和平的關鍵不但在開羅和大馬士革，而且在莫斯科。因此，當我國新任駐蘇大使雅各布·比姆於1969年4月遞交國書時，我請他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轉交了我的一封私人信件。我在信中表示，我們兩國有必要在中東發揮一種鎮定性的影響，任何別國都不應在損害其他外國利益的情況下在這一地區謀取利益。
1969年9月25日，果爾達·梅厄前來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從以色列的角度來看，梅厄是個「鷹派」，她奉行強硬路線，反對放棄以色列在1967年打勝仗時占領的哪怕一寸土地。梅厄夫人表現出一副既極端倔強又極端熱情的氣質。當問題牽涉到她本國的生死存亡時，倔強的氣質是壓倒一切的。她要求得到25架鬼怪式噴氣機和80架空中之鷹戰鬥機，並抱怨那些已經獲准出口的飛機遲遲沒有交貨。她還要求獲得一項為期五年、每年2億美元的低息貸款。我再次向她保證，我們將履行我們承擔的義務。
在歡迎她的國宴上，她對我們國家同蘇聯人搞緩和所採取的行動表示關切。我告訴她，我們對他們的動機並不抱任何幻想。我說：「在國際關係方面，我們的金科玉律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外加10%。」基辛格急忙補充道。
梅厄夫人微笑說：「只要你們這樣處理問題，我們就沒有顧慮了。」
1969年12月，比爾·羅傑斯發表了一篇講話，他在講話中概述了後來被稱為爭取在中東實現和平的「羅傑斯計劃」。這項計劃的原則基礎是以歸還所占領的阿拉伯領土來換取阿拉伯國家保證以色列的領土完整。從純粹實際的意義來說，歸還所占領土的規定意味著羅傑斯計劃是完全不可能被以色列接受的。
羅傑斯和國務院爭辯說，這項計劃最有可能實現和平，因為所占領土的歸還將至少使阿拉伯人不再咬牙切齒地想起那場屈辱的失敗。基辛格反駁說，這項計劃鼓勵了阿拉伯人中的極端分子，無緣無故地冒犯了以色列人，並使蘇聯人鄙視我們，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地地道道為他們效勞。正如基辛格所預言的那樣，羅傑斯計劃招來了以色列人的嚴厲批評，並使羅傑斯成為「在以色列最不得人心的人」，而這種說法正是基辛格多次向我提起過的。
我知道羅傑斯計劃永遠實現不了，然而我認為有必要讓阿拉伯世界知道，美國並非有意不去考慮被占領土的問題，也絕不排除有可能就雙方爭執不下的要求達成一項折中的解決辦法。現在既然羅傑斯計劃已經公開宣布，我覺得阿拉伯領導人就可以比較容易地提出同美國恢復關係，而不致遭到他們國家中鷹派和親蘇分子的攻擊了。
1970年1月31日，我領受到了基辛格所說的蘇聯對我國政府的第一次威脅。意味深長的是，它牽涉到中東。它是以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的一封信的形式出現的，信中寫道：「我們願意十分坦率地告訴你，如果以色列繼續進行冒險主義活動，轟炸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和其他阿拉伯國家，那麼蘇聯將被迫保證使阿拉伯國家擁有供其支配的手段，用來給予傲慢的侵略者以應有的反擊。」
我謹慎地放低答覆的調子：我敦促蘇聯更積極地響應羅傑斯計劃，並建議討論限制向中東提供武器的問題。
在此期間，在國內發生了另一種不同的外交問題。許多美籍猶太人和他們政治上的朋友決定抵製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的國事訪問，以抗議他最近售予利比亞100多架幻影噴氣戰鬥機。
在蓬皮杜到達前不久，我聽說洛克菲勒州長和林賽市長都不準備在紐約正式歡迎他，也不準備出席在他訪問的最後一晚在沃爾多夫-阿斯托里亞飯店為他舉行的晚宴。我完全了解紐約猶太人選票的重要性，但是，正如我對霍爾德曼所說的：「當柯西金到達紐約時，他們那樣曲意奉承，現在這樣對待蓬皮杜，就是徹頭徹尾的偽善。柯西金才是整個該死的問題的直接原因。」我告訴基辛格：「我認為這是對待美國的一位國賓的肆無忌憚的行為，我決不容忍。我也不會讓人相信它對我有任何影響。」
在華盛頓逗留四天以後，蓬皮杜總統和夫人在飛往芝加哥以前訪問了甘迺迪角和舊金山。在那裡，尖聲喊著下流話的示威者突破了警察防線，衝撞了蓬皮杜一行。這一事件使蓬皮杜夫人感到震驚。我們的禮賓司司長巴斯·莫斯巴赫爾告訴我，蓬皮杜夫人準備第二天早上飛返巴黎。
我告訴莫斯巴赫爾：「我不管你要幹些什麼，但我就是不想讓她走。」
我決定飛往紐約，參加洛克菲勒和林賽所抵制的在沃爾多夫-阿斯托里亞飯店舉行的晚宴。我在晚宴上的出現是人們根本沒有預料到的，過去若干年，我在舉行多次關於實質問題的談判中聽說的一切話都沒有這一舉動贏得蓬皮杜那麼多的友誼和合作。
3月初，我決定推遲向以色列運交鬼怪式噴氣機。我聽說蘇聯的阿拉伯主顧正在對其施加新的壓力，要蘇聯拿出的軍火在數量上超過美國新運交給以色列的，而我又抱有這樣的希望，認為既然以色列的軍事地位已經強大，我就可以放慢武器競賽而不致打亂這一地區的脆弱的軍事平衡了。我還認為，美國在中東的影響越來越依靠我們同埃及和敘利亞恢復外交關係，因此，我的這項決定將有助於達到這個目的。
3月12日，我收到梅厄夫人寫給我的一封私人信件。她說：「固然，我們的駕駛員是好樣的，但只有當他們有飛機可駕駛的時候才能顯出他們的優秀技術。近來，我耳聞一些謠傳，說你作出的決定可能是消極的，至少也是很不及時的。我絕對不願相信有這樣的事。如果這是真的（但願不是如此），我們就會感到確實是被遺棄了。」
以色列能夠存在下去，完全是由於它的人民願意為國戰鬥和犧牲。我能夠理解，在可能遭到進攻的時候，他們為什麼不願接受我們的保證，而寧願接受我們的噴氣戰鬥機。
我對蓬皮杜說過：「如果你把自己擺在達揚、拉賓、埃班或者梅厄夫人的地位上，你就會欽佩這些聰明又堅強的人物。他們在那裡，人數不多，周圍都是敵人。即使如此，他們也不準備聽從任何人的指點，哪怕是美國總統也罷。」我這時試圖向梅厄夫人保證，如果受到危機的考驗，如同1970年9月和1973年10月[4]那樣，我們將堅定地完全站在以色列一邊。同時，我知道我的新政策將造成不少苦痛和許多問題。我也知道我的新政策將遭到雙方許多人士的誤解和譴責。然而，我現在要做的是在中東建立一種嶄新的國家關係——不僅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而且在美國、西歐和蘇聯之間。
我在這方面所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在美籍猶太人、國會以及新聞界和文化知識界中有人數眾多和影響頗大的一部分人抱著毫不妥協的、目光短淺的親以色列態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25年中，這種態度已經變得根深蒂固，以致許多人認為，不親以色列就是反以色列，甚至是反猶太人的。我試圖使他們相信情況並非如此，但是沒有成功。
在我宣布推遲運交鬼怪式飛機的決定以後，新聞界和國會出現了一陣批評的浪潮。以色列大使拉賓事先知道會作出這個決定，向基辛格抱怨說我們沒有盡到我們的責任。使我生氣的是，一些敦促我們運送更多軍援去拯救以色列的參議員卻正在反對我們努力去拯救南越，讓它不受共產黨的統治。我口述了一份給基辛格的備忘錄，闡明我的看法並指出，一旦發生以色列遭到阿拉伯人攻擊甚或直接遭到蘇聯威脅的危機時，如果以色列想要依賴兩黨主要的自由主義派和鴿派參議員來幫助它應付局勢，那將是十分危險的：
以色列人必須意識到這些人都是很不可靠的。他們對以色列口頭上說得娓娓動聽，然而他們卻是不惜以任何代價謀求和平的人。一旦情況危急，他們會撒腿就跑，不僅會像在越南那樣立刻撒腿就跑，而且當他們面臨任何中東衝突時，也會如此。
另一方面，以色列人的真正朋友（可能會使他們大為驚訝）是像戈德華特、巴克利、理察·尼克森等這樣一些人。他們在越南問題上被看成鷹派，但從廣義上說，不論是在越南、中東、朝鮮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他們根本不是那種撒腿就跑的人……
以色列人必須認識到，我們的利益所在從根本上說是擁護自由，並不是為了猶太人的選票而單純地去支持以色列。我們支持以色列，是由於我們認為以色列是中東擁護自由的國家，也是對蘇聯擴張的有力抗衡者。我們堅決反對在越南、古巴、中東、北約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撒腿就跑的政策。以色列現在和將來，特別是在今後五年處境變得很困苦的時候都需要這種朋友……所有這些歸結到一點，即梅厄夫人、拉賓等必須完全信任理察·尼克森。一方面，他並不希望看到以色列遭到失敗，並且作出絕對保證，一定要使以色列經常保持優勢。另一方面，他不僅要考慮到95%投票反對他的紐約、賓夕法尼亞、加利福尼亞可能還有伊利諾伊的猶太人選民，而且要考慮到60%的美國人民，他們是所謂沉默的多數，當我們需要對蘇聯在中東的擴張主義採取強硬立場時，我們就必須依靠他們。只有當以色列的領導人懂得了這個事實，他們才會獲得可靠的安全保障……
我們要在越南、北約和中東頂住，但問題是要麼各處都頂住，要麼一處也不頂。這是推心置腹的坦率話，該是我們的以色列朋友理解這一點的時候了。
至少在未來的三年當中，我們要繼續掌權，以上所說將是我國的政策。除非他們理解這一點，並在行動上表現出他們從現在起仿佛理解這一點，否則他們就要陷入絕境了。
整個春季，在以色列和埃及、敘利亞之間發生了零星的但是激烈的戰鬥。1970年6月初，羅傑斯交給我一份備忘錄，建議由美國提出一項和平動議。6月25日，他聲稱我們要鼓勵有關方面「停止射擊，開始對話」。
8月7日，宣布了一項不穩定的停火協議。對羅傑斯和西斯科來說，這是巨大的成就。即使墨跡未乾埃及就違反了停火協議，協議本身倒使美國確立了作為雙方都承認的正直中間人的地位。
8月17日，基辛格和我會見了拉賓大使。他激動地說，梅厄夫人和以色列政府感到不安的是，美國似乎並不認可有關埃及正在嚴重違反停火協議的證據。他說，蘇聯的地對空導彈已經移到蘇伊士運河沿岸的前方地區，從而改變了整個地區的力量平衡。如不採取措施，埃及人遲早要發動進攻。因此，以色列人想要對這些導彈基地進行空襲。不過，除非我們供給他們所要求的特殊電子干擾設備和導彈，否則他們飛機的損耗將是十分巨大的。
「以色列必須理解，我對蘇聯的動機並不抱有幻想。」我說，「也許我甚至比以色列本身更了解蘇聯。一方面，我們在提出我們的停火建議時，思想上並不存在認為蘇聯懷有善意的先入之見。另一方面，我們卻必須提出停火建議，以便今後有案可查。」
我指出，如果在中東爆發另一場戰爭，美國的輿論將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要美國充當建議停火的倡導者，所以我要求以色列非常慎重地遵守協議。「如果我們的和平倡議失敗了，所有的人都應當能夠看出這究竟是誰的過錯。」我說，「我希望這不會是以色列的過錯。」
我說，我要通過特殊渠道就蘇聯人捲入當前這場危機的問題同他們進行接觸。「我完全同意你們的看法，」我說，「蘇聯人是中東緊張局勢的主要根源，如果他們不插手這裡的局勢，以色列是能夠毫不費力地對付事態的發展的。」
一個月以後，我們在中東確立新的力量平衡的政策經受了戰爭的考驗。
9月初，極端主義的巴勒斯坦游擊隊日益活躍。他們有一伙人劫持了四架民用飛機，並且在把幾百名乘客——其中大部分是美國人——作為人質扣留了若干天之後，把飛機炸毀了。看來一場認真的攤牌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我決定撤回我早些時候的命令，向以色列運送更多的軍援和更多的鬼怪式噴氣機。
9月15日，一場全面的危機在約旦爆發了。巴勒斯坦極端主義領導人在敘利亞的武器和援助的支持下，煽動居住在約旦的巴勒斯坦難民，並且揚言要挑起一場反對海珊政權的內戰。基辛格向我報告這件事情的時候說：「看來蘇聯人在催逼敘利亞人，敘利亞人在催逼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可並不需要別人怎麼催逼。」
情況是混亂的，在沒有得到關於事態真相的可靠消息或情報之前，我覺得應當儘可能保持冷靜。我原來打算到堪薩斯城和芝加哥作為期兩天的旅行，現在我決定還是按計劃進行。
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我們不能允許海珊被蘇聯煽動起來的一次叛亂所推翻。如果叛亂得手，整個中東就可能爆發戰爭：以色列人幾乎肯定會對敘利亞控制的激進的約旦政府採取先發制人的措施，埃及人受著同敘利亞訂有軍事同盟的約束，蘇聯的威望同敘利亞和埃及休戚相關。因為美國不能袖手旁觀，眼看著以色列被趕到海里去，美蘇之間發生一場直接對抗的可能性就大得令人惶惶不安。這好像是最後要發生一場核戰爭的可怕的多米諾骨牌遊戲。
第二天早晨8時，在芝加哥我的旅館套間裡的電話響了。這是基辛格打來的。他告訴我，約旦爆發了內戰。巴勒斯坦叛軍正在同海珊的部隊交戰，敘利亞的坦克在邊界上作好準備待命出發。那天下午，我同一批記者和編輯進行了談話，並告訴他們，如果敘利亞的坦克和部隊或者駐紮在約旦的阿拉伯聯盟伊拉克部隊進攻海珊，我們可能不得不進行干預。下午的報紙出現時，各報頭版標題宣布：「尼克森警告赤色分子：不得介入。」
第二天，即9月18日，我們收到克里姆林宮發來的一份照會，聲明蘇聯無意在約旦進行干涉，勸我們不要插手，同時建議我們勸告其他人（指以色列人）也不要這樣做。
那天早晨，我同邁克·曼斯菲爾德舉行了例行的早餐會商。曼斯菲爾德竭力反對美國在中東的任何軍事捲入。當時我只能告訴他，根據蘇聯發來的照會，我對於在不發生對抗的情況下解決問題的前景是樂觀的。他高舉雙手，一邊慢慢把手放到桌子上，一邊閉著眼睛說道：「真主保佑!」
當天上午11時，我會見了正在美國進行非正式訪問的果爾達·梅厄。
當梅厄夫人被引進橢圓形辦公室時，我從她那副呆板的笑容中看出她心情沉重。我開頭便說，我對蘇聯的意圖並不抱有天真的看法，並且我已覺察到破壞停火協議給以色列帶來的困難。
「依我看，總統先生，」她回答說，「美國對我們關於對方破壞停火的報告沒有很快作出反應，你們最初的默許鼓勵了更多的破壞協議行為。」她請拉賓進行解釋，於是他在地毯上展開了三大張以色列的情報地圖，圖上精確地標明歷次違反停火協議的地點。
梅厄夫人說，以色列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阿拉伯人造成的，而是蘇聯在中東的影響以及蘇聯軍事裝備的直接後果。埃及人甚至不會使用蘇聯人運送給他們的地對空導彈，因此，不得不把蘇聯人員派到埃及的各級部隊。她說，以色列駕駛員已經在蘇伊士運河上空的空戰中同蘇聯駕駛員較量過了。
梅厄夫人接著說：「依我看來，你們如果還想繼續進行談判，就應當立刻去找蘇聯人，要求改變局勢。」
我向梅厄夫人保證，我們已經通過外交渠道向蘇聯人發出了幾份強硬的照會。我表示希望她理解美國中東政策的基本原則。我們對蘇聯在這一地區的意圖和捲入並不抱有幻想，我們知道應該採取措施去對付埃及違反停火協議的行動。我們不想讓中東的軍事平衡受到破壞，我們準備同她一起制訂一項適應以色列戰略的軍援計劃。
梅厄夫人說，以色列不會貿然闖進約旦。她同意最好由海珊自己去解決問題。
來自約旦的報道表明，全國正在進行激烈的戰鬥，海珊的部隊堅持住了，或者可以說還向前推進了一些。突然，在9月18日那天，白宮情況室收到急電，敘利亞的坦克越過邊界，進入了約旦北部。次日，我們獲悉進攻部隊至少有100輛坦克。我們在外交戰線上採取了迅速果敢的步驟。基辛格起草了一份措辭嚴厲的照會，交給蘇聯人。羅傑斯發表了一篇強硬的公開聲明，要求敘利亞停止入侵。到傍晚時分，敘利亞的坦克約有半數已退回敘利亞境內。
我對基辛格說：「他們在考驗我們，並且這場考驗可能還沒有到此結束。」
9月21日晚10點左右，情況室收到另一條消息：大約300輛敘利亞坦克越過約旦邊界，突破了約旦的防禦工事，正在幾乎毫無阻攔地朝安曼隆隆駛去。然而，到第二天早晨，大部分坦克又撤回去了。考驗正在持續進行，並且不斷升級。我們必須迅速確定對策，要不然可能一切都來不及了。
我們決定採取一條十分強硬但又不動聲色的政策。我授權基辛格召見拉賓大使，要他通知本國政府，如果以色列空襲敘利亞在約旦的部隊能使約旦免遭失敗，我們一定完全支持這一行動。我決定使2萬美軍處於戒備狀態，並且增加地中海的海軍力量。
結果，約旦在海珊的果敢領導下拯救了自己。到9月22日早晨，敘利亞坦克再次開回邊界。拉賓在午後不久打來電話，證實敘利亞坦克已經離開約旦，叛軍處於一片混亂之中。他認為海珊能取得勝利，應歸功於美國態度的強硬、以色列的威懾力量以及海珊部隊的出色戰鬥。
古巴危機
9月18日星期五，我正在等待果爾達·梅厄到橢圓形辦公室來舉行會談時，收到基辛格送來的一份緊急備忘錄，上面標明「絕密/高度敏感/僅供總統親閱」。它的第一句話說：「根據對古巴的偵察飛行拍攝的照片進行分析，今晨證實在西恩富戈斯灣可能正在修建一個潛艇調度基地。」如果情況屬實，這就意味著蘇聯正在古巴建設一個核潛艇基地。
詳細情況至今還只知道一個大概。8月4日，蘇聯大使館公使銜參贊、多勃雷寧不在時的代辦尤利·沃隆佐夫向基辛格遞交了一份照會，對居住在美國的古巴革命團體進行所謂反卡斯特羅的活動表示關注。照會強調指出，蘇聯人恪守於1962年同甘迺迪總統達成的協議，其中有一項條款規定，蘇聯將不在古巴領土上部署核武器，以換取我們保證決不從事或支持推翻卡斯特羅的軍事行動。
8月，例行的U-2飛機在古巴上空的偵察飛行沒有發現任何不正常的活動。但是到了9月，拍攝的照片表明在離古巴南海岸不遠的西恩富戈斯灣中間的一小塊陸地，即阿爾卡特拉茲島海岸上已經開始建築。在深水灣中，一艘潛艇供應艦拋錨停泊在四個浮標邊上，港內遍布著水下攔阻網。由兵營、行政樓房和娛樂場所組成的綜合建築物已經在阿爾卡特拉茲島上接近完成。
1962年10月，當U-2飛機在古巴發現導彈發射場時，甘迺迪總統在一次全國電視講話中揭露了它的存在，並且命令阿德萊·史蒂文森把放大的照片拿到聯合國大會上去展覽。這些行動使赫魯曉夫就他的國際威望來說處於幾乎無法忍受的境地。但是，他利用人們對戰爭的普遍恐懼心理，能夠對甘迺迪施加壓力，從而儼然以負責消除危機和和平解決問題的面目出現。因此，甘迺迪沒有從我們在1962年尚保持巨大核優勢的地位出發去同赫魯曉夫周旋，而是最後同意不進行任何反卡斯特羅的活動，以換取赫魯曉夫把蘇聯導彈從古巴撤出去的措施。
鑒於1962年危機時發生的事態，我決定除非不得已，否則決不推動一場公開的對抗。同時我打定主意，不同蘇聯人周旋則已，要周旋就只有從堅強的實力地位出發。
我給基辛格寫了一張便條：「我要一份緊急報告：①中央情報局能用什麼方法來協助任何足以激怒卡斯特羅的活動；②我們還能採取何種尚未用過的手段去抵制同卡斯特羅有來往的國家；③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採取哪些公開或隱蔽的行動在土耳其部署導彈——或在黑海建立潛艇基地——只要那些行動可以提供我們討價還價的資本就行。」
此後幾天，U-2飛機另外幾趟的偵察飛行證實了我們最擔心的情況。工程進行得很快，如果我們不當機立斷，總有一天我們早晨醒來時會發現離我們海岸幾十英里的地方設有裝備著核武器的蘇聯潛艇基地。
我的顧問們並不都同意有立即採取行動的必要。在9月23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比爾·羅傑斯的意見特彆強烈。他竭力主張我們不動聲色，等到11月選舉後再說。但我認為這場危機不會拖得那麼長，因此我指示國家安全委員會制訂一項應急計劃。
9月24日，多勃雷寧請求我接見，以便向我遞交克里姆林宮就我們最近要求舉行最高級會談的提議的覆信。我對這一大膽的請求感到驚訝。看來蘇聯人還以為我們不知道他們在古巴乾的勾當，他們顯然打算用既成事實來使我們措手不及，如同他們在1962年所乾的那樣。基辛格和我都認為應當由他去會見多勃雷寧，摸清蘇聯人的意圖。
次日早晨，《紐約時報》登載了該報著名的外事記者C. L.蘇茲貝格的報道：「初步消息」表明，一個供核潛艇使用的海軍設施正在西恩富戈斯建造。由於該消息說得含糊，未經證實，又由於這篇報道刊登在該報的社論版上，它就有可能在幾天之內不大受人關注。當基辛格同多勃雷寧那天上午在地圖室會晤時，雙方均沒有提到那篇專欄文章或者所指稱的潛艇基地。事實上，多勃雷寧報告說，蘇聯領導人對舉行最高級會議感興趣，他甚至還提出了日期。基辛格要他當天下午晚一些的時候再來白宮聽取回音。
但是，在河對岸五角大樓舉行的一次向記者介紹情況的會議上，一位副助理秘書無意中透露說，有證據表明在古巴可能正在修建一個蘇聯潛艇設施。面臨這種消息的泄漏，基辛格不得不會見記者。他力圖儘可能巧妙地迴避這個問題來說明當時的局勢，但這個消息仍然成了當天晚上的新聞。
基辛格告訴我，當天下午5點半多勃雷寧再來白宮時，他的臉色蒼白。使多勃雷寧感到驚訝又不自在的是，基辛格故意不談當天下午發生的事，一開始就平靜地表示，他已經得到我關於擬議中的最高級會議的答覆。他說，在原則上，我會同意1971年6月或9月在莫斯科舉行會談。最後他說，他想談談從五角大樓傳出的報道以及他本人在當天下午早些時候所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他曾向記者暗示，我們還不知道在古巴是否確實有一個潛艇基地。他告訴多勃雷寧，他故意這樣做，是為了使蘇聯人在不發生公開對抗的情況下有機會撤走。
「然而，我要你知道，我們對這個問題並不抱有幻想。」基辛格補充說，「我們知道在古巴有個基地，如果建築工程繼續進行，基地繼續存在，那麼我們就要把它看成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
多勃雷寧企圖縮小問題的性質，但是基辛格堅決不讓步。我們正在給蘇聯人撤走的機會，因為我們不希望發生公開的對抗，可是，在不得已的時候，我們決不縮手縮腳，不去採取其他措施，包括公開措施在內。
多勃雷寧問道，我們是否認為這件事已經違反了1962年關於古巴問題的諒解。基辛格回答說，我們認為是這樣。對我們來說，古巴是個十分敏感的地方，我們認為潛艇基地設施是在極端詭秘的情況下進行建設的。多勃雷寧說，他將立即向克里姆林宮匯報基辛格所說的一切。
我發出指示，在我們得到蘇聯答覆之前，絕對不準再泄露任何關於潛艇基地的消息。我們使危機保持低調的策略能否成功，完全取決於我們對事件的嚴格保密。1962年的經驗告訴我，一旦西恩富戈斯的真相變成頭條新聞，一場嚴重的戰爭恐慌將席捲全國。
我們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此後幾天內，幾位重要的政治領導人和記者把西恩富戈斯說成是捏造的危機而不加考慮了。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富布賴特參議員指責政府「矇騙美國人民」，而且說，其之所以產生古巴有核潛艇基地的說法，是要使國會同意多撥一些款項給五角大樓。我沒有採取行動去勸阻人們發表這樣一些錯誤的意見；事實上，我儘量照常處理工作。最近的幾次U-2飛機偵察表明，西恩富戈斯的活動放慢了速度，於是我在9月27日啟程前往歐洲作為期一星期的旅行。
10月6日，即我們回到華盛頓後的第一天的上午，多勃雷寧打來電話要求安排同基辛格會面。他遞交給基辛格一份照會，照會重申了1962年關於古巴問題的諒解，並且聲稱蘇聯政府沒有在古巴從事任何違背諒解的事情。當基辛格拿照會給我看的時候，我感到極大的寬慰。我們的策略起了作用。蘇聯人已經決定利用我們的低姿態所提供的迴旋餘地。他們否認基地的存在，從而在危機面前後退了。
然而，我們不能認為多勃雷寧的含糊不清的聲明最終解決了這樣一個十分嚴重的事件。幾天以後，基辛格把我的一封簡訊交給了多勃雷寧，信中對蘇聯的答覆表示歡迎，但具體概述了我們對1962年諒解的解釋。我寫道：「美國政府的理解是，蘇聯將不在古巴建立、利用或允許建立任何能夠用於維修攜帶進攻性武器的蘇聯海軍艦隻，如用地對地核導彈武裝起來的潛艇和水面艦隻的設施。」為了確定一些細節以便今後不再發生「誤解」，我列舉了我們認為是違反1962年協議的五種具體行動。
多勃雷寧反對其中某些直率的措辭，但是他暗示這個問題不久將獲得解決。幾天後，蘇聯政府新聞機構塔斯社發表聲明，否認在古巴有潛艇基地，這樣就把蘇聯人的表態正式公布出來了。
危機過去了。經過一番保全面子的拖延，蘇聯人放棄了西恩富戈斯工程。通過強硬的然而是悄悄的外交活動，我們避免了一場本來可能被認為是1970年古巴核潛艇危機的事件。如果真的發生這樣的危機，那也許會像上次危機一樣把我們推到同蘇聯發生核對抗的邊緣。
西恩富戈斯事件使我相信，我已經採取了正確的辦法來處理拉丁美洲出現的另一次共產黨威脅——這次是在智利。
在1970年9月4日舉行的智利總統選舉中，一個親卡斯特羅的馬克思主義者薩爾瓦多·阿連德以36.3%的較多票數列於首位。根據智利的法律，阿連德所得的微弱多數不足以使他當選。智利國會將在10月24日選舉新總統。中央情報局估計古巴已經向阿連德的競選運動注入了大約35萬美元。在一次競選演說中，阿連德明確地表明了他的意圖：「加勒比海的古巴和南部錐形地區的社會主義智利將在拉丁美洲釀成革命的風暴。」
阿連德過去三次競選總統都失敗了。在1962年和1964年智利選舉時，為了避免共產黨接管智利，甘迺迪和約翰遜兩位總統曾批准撥給中央情報局大約40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在我了解這一點並且知道智利有大約2/3的選民抵制阿連德以後，我指示中央情報局對阿連德的反對派提供支援，以便阻止智利國會選他當總統。
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並不那麼理想。只要共產黨人從外面提供資金去支持其他國家的政黨、派系和個人，我認為美國也可以並且應當這樣做，但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不妨秘密地進行。據我看來，如果我們允許蘇聯、古巴或其他共產黨國家干涉自由選舉，而美國袖手旁觀，那將是極其不道德的事。只有奇怪的雙重標準才要求我們可憐巴巴地單獨站在一邊，同時任憑一些不受良心約束的國家去顛覆民主國家。在智利，我們力求幫助非共產黨的政黨，使它們至少得到同親阿連德勢力所獲得的大量財政援助相當的物質支援。
10月中旬，我聽說我們的努力可能不會獲得成功，因此我指示中央情報局放棄這項活動。11月3日，阿連德就任智利總統。
我對此深感不安。正如我的兩位前任一樣，我認為古巴有一個向整個拉丁美洲輸出暴力和革命的共產黨政權。在智利選舉前，一位前來訪問我的義大利企業家警告說：「如果阿連德取勝，再加上古巴的卡斯特羅，你在拉丁美洲就將有一塊紅色的夾心麵包了。到頭來拉丁美洲就會變得一片通紅。」在阿連德當權以後，這種擔心不久就成了現實，古巴的諜報人員以智利為基地開始進行活動，向玻利維亞、阿根廷、巴西和烏拉圭輸出革命。
在三年無能的治理期間，一系列的罷工使智利的經濟陷於癱瘓，接著在1973年9月，阿連德被智利的軍方推翻。根據互相矛盾的報道，他在政變時不是被殺了，就是自殺了。
1970年秋季，美國正在遭受考驗——越南戰爭、中東的戰爭威脅以及在古巴引進咄咄逼人的核打擊力量。智利所受的考驗也同樣是真實的，儘管微妙得多。
我曾擔心我們對1969年EC-121事件的處理辦法會使共產黨人認為他們碰上了軟綿綿的東西。雖然我們阻撓阿連德執政的努力失敗了，但至少1970年在約旦和古巴，他們的探索碰上了我們的明白無誤的鋼鐵。
1970年選舉
在1970年國會選舉開始前不久，帕特·布坎南交給我一份11頁的備忘錄，對新出版的《真正的大多數》一書進行了分析。這本書認為，1970年和1972年的選舉將取決於該書作者理察·斯卡蒙（甘迺迪的人口統計局局長）和本·沃頓伯格（以前約翰遜的一位講稿撰寫人）所說的「社會問題」。
在廣為宣傳的系統論述中，斯卡蒙和沃頓伯格把美國下屆大選中的一般選民比作居住在俄亥俄州德頓郊區的一位47歲的家庭婦女，她的丈夫是機械師。他們寫道：「德頓的這位女士害怕在夜晚隻身上街；她對黑人和民權問題的看法是糊塗的，因為她是在原來居住的地方完全變成黑人聚居點之後才搬到郊區來的；她的姐夫是警察；如果她新的居住區的情況變壞了，她沒有錢再搬家；她非常苦惱，因為她的兒子要到當地辦的一所預科大學讀書，而那所學校里有人吸毒——對上述這一切情況的了解是當代政治常識的入門。」
《真正的大多數》一書的目的在於勸導民主黨人不要拚命討好時髦的但沒有代表性的選民——青年、窮人、少數民族和學生。該書論證說，一旦民主黨人正確地看清社會問題，他們就可以對經濟問題這一共和黨人的弱點採取攻勢，從而贏得大選。
如果這一分析是正確的，並且我同意布坎南的意見認為他是正確的，那麼共和黨的對策就明確了：我們應當在社會問題上先發制人，以便使民主黨人處於守勢。我們的策略主要應當是爭取心懷不滿的民主黨人、體力勞動者和工人階級中的白種人。我們必須設法贏得那位47歲的德頓家庭婦女的選票。
我決定在1970年不去進行任何積極的競選活動。我有信心不必進行活動，因為特德·阿格紐在社會問題上是我們影響沉默多數的最好發言人。最初，我們的策略獲得了輝煌的成績。社會問題使自由主義者到處疲於奔命，而阿格紐則用激烈的言詞窮追不已。他激起了一些人的難以按捺的情緒。休伯特·漢弗萊把他叫作「政府的兇惡打手」。不過，他那排炮般的競選語言事實上是十分克制的，只是命中了目標罷了。
競選運動在9月中旬開始緊張起來，當時我正忙於準備第二次的歐洲之行，這次旅行從9月27日開始到10月5日結束。在我啟程時，我們似乎確實有可能贏得一次意外的勝利，在國會中贏得一些席位。當我回國時，我發現我們幾乎在每一項主要的競選活動中都處於嚴重的困境。
問題是我們在社會問題上過早地鋒芒畢露了。民主黨人也懂得怎樣讀書看報，他們顯然已經吸取《真正的大多數》一書里的教訓。阿德萊·史蒂文森三世在伊利諾伊州競選參議員時，十分激動地援引他的戰績來回答我們對他的極端自由主義的經歷的攻擊。《新聞周刊》乾脆把這說成是他的政治生活中「最難以置信的講話」，並且指出，伊利諾伊州的參議員競選「正在提出最後的證據，證明今年就連最傲慢的自由主義分子也感到他們最好還是集中注意力於國家的安危，並且注意理察·尼克森的沉默的多數心中所存的全部傳統價值準則、渴望和憂慮」。在加利福尼亞州競選參議員時，特德·甘迺迪的自由主義門徒約翰·滕尼利用電視廣告節目播映了他坐著一輛警車兜來兜去的活動情況。
隨著競選運動有所進展以及民主黨人順利地減輕了社會問題的壓力，他們就經濟方面對我們發動了一次全面的進攻，而經濟方面無疑是存在著不少問題的。他們反覆評論失業率已上升到5.5%，並且硬說還將繼續上升。
我們委託民意測驗機構進行了一次不公開的快速測驗，結果表明，在當時的形勢下我們將失去30個眾議院席位，在參議院可能只會保留一個關鍵性的席位。我打定主意改變我早些時候的決定，宣布親自為我們的候選人在若干重要的地區進行競選。在投票前的三個星期里，我抽出了七個整天的時間在22個州為我們的候選人競選。
在競選過程中，我所到之處幾乎都有成群結隊的示威者。正當我要跨進新澤西州的一座禮堂時，一個年輕人伸出手來同我握手，同時衝著我喊了幾句下流話。我示意特工人員不要干涉。我站在那裡看著他尖聲叫嚷：「只要你繼續進行這場戰爭，你就每天都在犯殺人罪。」我回答時聲音很輕，使他不得不略微湊過身來才能聽見我的話：「你到過越南嗎?」他似乎有些驚訝，遲疑了一下才說：「沒有。」我又看了他一會兒，說：「我們的戰士在那裡戰鬥，就是為了使你在一生中不必到那裡或任何其他地方去打仗。」這時，他放開了抓住我的臂膀的手，我徑自步入了禮堂。
我不想讓帕特或我的兩個女兒目睹示威者的一些舉動或聽到他們喊叫的一些話語，我也關心絕大多數的個人和全家，他們本來興高采烈地前來參加一次和總統會見的集會，卻突然發現自己處於一種討厭的對抗之中。
當我在加利福尼亞州聖何塞市的大會堂對5000名擁護者講話時，一夥大約有2000名的示威者敲打大會堂周圍的每一扇門。我講話以後朝我的汽車走過去幾步時，可以看到100英尺以外的警戒線後面聚集著的抗議者。他們齊聲高喊他們愛喊的口號，其中包括「一、二、三、四——我們不要你那個該死的戰爭」。我忍不住要向他們表示我多麼鄙視他們那種幼稚、愚蠢的喧鬧。
我站在汽車引擎蓋上，伸開雙臂做了個V字形的姿勢，這早已變成我的政治商標了。效果是在意料之中的，一陣嘲笑和表示輕蔑的呸呸聲響了起來。就在這時，我眼看一件東西朝我飛來。當它打中汽車頂部時，我知道是一塊石頭。霎時間，石塊、雞蛋和蔬菜到處亂飛。我立即鑽進汽車，特工人員接著執行緊急撤離措施。不幸的是，我們後面車隊里的一輛汽車拋錨了，這輛汽車和記者的大轎車的玻璃窗被石頭打得粉碎。好幾個人，包括特工人員在內，被石塊和亂飛的玻璃片擊傷。
當地的警察局局長說，全靠上帝保佑，我才平安脫身，這可能說得太過分了。但是，總統高級轎車所受的道道傷痕和大轎車的碎玻璃卻是真實的，並且當時發生一場更加嚴重的事端的可能性令人深為不安。示威的組織者自己驕傲地吹噓這場混戰，說和平與自由黨以及其他反戰團體所發動的這場示威是要喚起人們注意他們的主張，即認為我是一個「戰犯」，在加利福尼亞不受歡迎。他說：「在越南人民頭上落下了那麼多炸彈以後，任何與政府有關的人員怎麼還能抱怨人們向尼克森扔幾個雞蛋和幾塊石頭呢?既然尼克森能夠扔出那麼多的炸彈，他又有什麼寶貴的品質，不可以挨幾個雞蛋呢?」
我們從聖何塞飛到聖克利門蒂。當天晚上，我獨自在書房裡坐了一個多小時，回想所發生的一切，並考慮我該作出什麼反應。就我所知，一群暴徒對美國總統進行肉體上的攻擊，是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我並不在乎這些示威者或他們的領導人對我個人抱有什麼看法，但是，如果他們不尊重總統這個職位，我認為就應當讓人們了解這一事實，由他們自己決定究竟該站在哪一方。
兩天後，我在菲尼克斯航天港機場的一次集會上談論了聖何塞事件。
我要消除社會上流行的那種認為我們的一切麻煩都由所謂不道德的越南戰爭所引起的說法。現在該是毫不含糊地指明這種為暴力辯解的藉口純粹是胡言亂語的時候了。「那些一隻手舉著『和平』牌子、另一隻手扔炸彈或磚頭的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級偽君子。」我說，「美國今天發生的暴力行為並不是由戰爭引起的，也不是由高壓手段引起的。這裡面沒有什麼富於浪漫色彩的理想。讓我們認清這些人的真實面目。他們不是浪漫的革命者，他們同一貫折磨好人的無賴惡棍是一丘之貉。」
這篇講話多次被中午與會聽眾的高聲喝彩所打斷。在我說出下列一段話時，歡呼聲達到了高潮：「我現在可否再談一點個人的看法?恐怖主義者和極左分子求之不得的是把美國總統囚禁在白宮。好吧，那就讓我乾脆來打破他們的美夢吧!只要我擔任總統，任何一群暴徒想要使我閉門不出，想要阻止我深入那些希望聽我講話而我又願意前往的人民群眾中去，都是辦不到的。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我決心同我的美國同胞共享自由。我這個總統不打算被人禁錮在白宮裡。」
我告訴霍爾德曼，我要把這次講話的影片作為我在選舉前夕對全國的講話加以重播。
接著發生的錯誤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菲尼克斯講話的影片原來是一卷質量低劣的黑白錄像帶。畫面粗糙，講話的聲音受機場飛機庫高大牆壁產生的回聲的影響，非常刺耳，偶爾還有點模糊不清。參加這一工作的人都說糟透了，有些電視技術人員認為它連最低的播放質量都達不到。但是，離選舉前夕只有兩天了，沒有時間進行冗長的討論，也沒有誰願意承擔責任，主張我們不應當使用這個影片。編輯工作剛剛完成，錄像帶就被趕忙送往電視台去播映了。
其結果是一場災難。質量確實十分低劣，以致不少電視台接到了義憤填膺的共和黨人打去的電話，他們認為這個節目肯定是遭到了民主黨人的破壞。甚至更糟的是，緊接著播映了馬斯基參議員代表民主黨候選人發表的選舉前夕講話。同我菲尼克斯講話的嚴厲的語調相比，馬斯基從他在緬因州伊麗莎白角夏季避暑寓所的舒適環境中發表的講話聽起來語調平靜，措辭審慎。兩篇講話本來應當根據它們的精神實質進行比較，結果卻變成了語調的對照。毫無疑問，馬斯基顯得高出一籌。正如約翰·米切爾所說的，菲尼克斯講話聽起來似乎我是在競選菲尼克斯地方檢察官，而不像是在一次重要的全國競選運動結束時向美國人民發表講話的美國總統。
選舉以後我口述了一份備忘錄，用打字機打好後送給霍爾德曼，其中剖析了我們在1970年選舉期間的工作，談到了那次倒霉的菲尼克斯廣播講話：
我們從中可以吸取很好的教訓……在這電視的時代里，技術質量可能比講話的內容更為重要。我們同甘迺迪的首次辯論使我們懂得了這一點，眼前我們在一個幸而不太重要的講話節目方面處理這個問題時又不得不重溫這一教訓。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不能把這件事看作「沒有全砸鍋」而毫不在意，而是應當認識到這是一個錯誤，保證以後不再犯類似的錯誤。
11月3日是選舉日。我們失去了9個眾議院席位，增加了兩個參議院席位。事實上，這種成績很不錯，因為以往在失業率上升的選舉年，控制白宮的政黨平均要失掉46個席位。在這方面我們頂住了勢不可當的歷史趨勢。另外，我尤其感到滿意的是，落選的參議員中有一些是極端的自由主義者。使我們最為失望的是我們在州長競選中遭到了失敗。我們失去了11個州議院，其結果是在50個州中只有21個共和黨的州長。
1970年選舉的最重要的結果是，選舉前我們在參議院必須依靠一種不穩固的兩黨聯合支持，而選舉後我們在對外政策和國防問題上卻有了一個微弱的但比較可靠的多數。
雖然有這樣的事實，雖然我們在眾議院的損失要比以前歷屆政府在中期選舉中的失敗小得多，各電視網和報紙雜誌帶頭進行的選舉後的新聞分析仍舊把選舉說成是我的一次重大政治失敗，並且說這將嚴重地損害我重新當選的機會。《新聞周刊》的封面登載了馬斯基的像，裡面的文章報道，現在民主黨人敢於設想我在1972年可能要「被迫引退」了。
雖然我們最初企圖利用社會問題去爭取一批選民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我仍然認為基本的策略是正確的。
在口授給霍爾德曼的一份事後的長篇分析中，我把視線轉向1972年。我說，從現在起我們就應當著手淘汰那些競選眾議員、參議員和各州州長的平庸無奇的共和黨候選人，協助他們另行找到職業，代之以能夠贏得選舉的候選人。
在1970年，至少有兩個主要的候選人由於捲入了政治醜聞而被擊敗，我敦促採取措施防範這類危險。我們的候選人在個人道德和行為方面必須是無可懷疑和無可指責的。我寫道：「我們經受不起1972年的候選人名單中有人出現這種問題。我們必須毫不留情地把這類問題提請候選人注意，要求他們把存在的問題清理一下。如果有的候選人存在這類問題而又無法清理，那就把他從候選人名單中除去。」
我說，我認為我們絕對有必要使白宮擺脫黨派政治的影響，其辦法可以是給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增添精明強幹的競選運動管理人員或是成立一個總統競選連任特別委員會。我寫道：「我要處於這樣一種地位，即我能夠問心無愧地站起來說，白宮沒有參與玩弄新的一屆國會開會後即將出現的政治權術。」
我說，阿格紐的「措辭應該降級，但他要表達的意思卻不應當降級」。他應當讓人看到他是在為某種目標而奮鬥，不是僅僅多方挑剔，把什麼都說得一無是處。
我寫道，我希望我們能夠設法使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振作起來，我敦促人們「在執行任務時保持振奮的情緒，仿佛其中頗有樂趣似的」。這同樣適用於我的日常活動，在這方面我要更自發些，少搞一點逢場作戲的小動作。不知由於什麼原因，我們沒有使人理解白宮的一切活動的意義——社交晚會、禮拜儀式和特別招待會。我補充說：「順便提一下，必須做到這一點，但同時既不能使總統變成一個專門尋歡作樂的傢伙，又不應當讓瑪莎·米切爾顯得好像只有她才喜歡待在華盛頓似的!」
最後我寫道，我準備聽從我周圍幾乎所有人的忠告，堅決不插手我的競選連任運動，直至1972年非參加不可時為止。
事實上，我要使白宮擺脫黨派政治的決心只是曇花一現。我本來就應當知道這種企圖將是徒勞的。隨著選舉日期的逐漸逼近以及雙方競爭的加劇，需要採取行動和獲得情報的迫切感變得無法遏制了。自富蘭克林·羅斯福以來的歷屆民主黨總統都擅長——並且樂於——運用那種只有執政黨才具有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政治力量。我自己也打算加以運用。所以我終於對周圍的人施加壓力，要他們組織起來，表現得堅強一些，並且要他們搞到對方行動的情報。我有時下令對一個遙遙領先的民主黨人盯梢，有時敦促工作人員查閱各部、局的檔案，搜尋民主黨頭面人物參與可疑活動或非法活動的任何線索。我告訴我的工作人員，我們應當迎頭趕上，採用我們民主黨對手在以往選舉運動中得心應手地用來對付我們和其他人的那種別出心裁的卑劣詭計。
約翰·米切爾將主管我的競選活動，他將全力組織並掌握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我越來越仰仗查克·科爾森來充當我的政治尖兵。科爾森於1969年年底參加政府工作，擔任白宮同一些有特殊影響的集團之間的聯絡人，在一些政策問題上他全力以赴、忠於職守。他花過不少時間同工人團體、退伍軍人組織、少數民族組織和宗教團體進行接觸。他自信心強，有說服力，又很機敏，並且是一個敢作敢為的黨派觀念十足的人。他那善於洞察政治動向的本能和完成任務的本領，使我在看到大多數共和黨人不敢對民主黨人和新聞界人士進行反擊時產生的懊喪情緒一掃而空。每當我對科爾森訴苦時，我相信他定然會想出辦法，而事實上他也很少使我失望。
我相信我能在1972年關於許多問題的爭辯中贏得重新當選。這就格外使我下定決心，不讓對方在政治上比我們更為堅強。
1971年
1971年的頭幾個月是我當第一任總統期間的最低點。我們面臨的問題很多，而且我們顯然無法改變這些問題的現狀，因此，看來到1972年我甚至會得不到競選連任的提名。1月初，據宣布失業率達到6%，是1961年以來的最高點。2月，我們捲入了寮國的戰事，這次行動證明在軍事上獲得了勝利，但通過宣傳同公眾的聯繫卻遭到很大損失。5月，20萬反戰分子的遊行隊伍齊集華盛頓；他們的領導人是一些受北越公開慫恿的死硬煽動家，他們激烈鼓動，想迫使政府癱瘓一天，但沒有得逞。6月，五角大樓文件發表，破壞了政府控制機密文件的原則。經濟情況不妙，並且看起來不會很快好轉。在外匯市場上，美元落到1949年以來的最低點。民意測驗表明我的威望在下降，而馬斯基的威望卻在上升。蘇聯在古巴和中東的冒險已經使緩和的趨勢逆轉，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和其他美蘇爭議的突破，似乎更是渺茫。我們接近共產黨中國的試探看來也毫無反應。既然無法通過這兩方面對河內施加壓力，看來戰爭還得無限期拖下去，雖然國會裡的反戰勢力不斷增強並頗有信心，幾乎隨時有可能突然表決停戰或者切斷財源。
在1971年達到最低點之後，我們由於取得一系列驚人的成就，突然從挫折中重新振作起來。這些成就包括：宣布中國之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取得突破，訂出包括凍結工資和凍結物價在內的極得人心、明顯有效的經濟計劃，以及預定同蘇聯舉行最高級會晤的日期。這些和其他一些事情使我們獲得優勢，一直順利地進入1972年這一總統競選年。
1971年證明了一條政治準則：在選票投完點完以前，切莫悲觀。總會在一個往往是料想不到的地方出現什麼事情，徹底改變你的處境和前程。
藍山
1970年我們在柬埔寨採取成功的軍事行動以前，曾估計南越共產黨所用重武器的85%是通過海上從西哈努克港運入的。這條通道遭到封鎖之後，他們一切都得從陸上經寮國沿胡志明小道運來。到1970年12月中，寮國境內擁塞了人員和物資，其中大部分將運入柬埔寨，為發動1971年春季攻勢進行準備。
1971年1月18日，我同萊爾德、羅傑斯、赫爾姆斯、基辛格、基辛格的副手黑格上校、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勒海軍上將一起開會，會上我批准一個重大的軍事行動，即攻擊在寮國的敵軍，以切斷胡志明小道。由於存在美國國內輿論的問題，又由於南越方面想表明越南化是多麼成功，我們決定這個戰役由南越陸軍執行，美國只提供空中掩護和炮火支援。美國主要出力的地方將是用直升機運送部隊和物資、軍艦支援和B-52飛機轟炸。連作戰計劃的代號也是用越南名稱：藍山719。
2月8日，一支5000人的南越陸軍部隊越過邊界進入寮國。共產黨軍隊的頑強抵抗出乎我們的預料，美國駐西貢的司令部又未能針對這一意外劇烈的戰鬥水平，為進攻部隊相應地增加必要的空中掩護，結果南越陸軍傷亡很重。不過他們仍然英勇地繼續作戰。
南越軍隊迅速從最初失利的情況中恢復過來，在幾周之內就基本實現了藍山行動的軍事目標，因為共方已失去1971年在南越對我軍發動攻勢的能力。
鑒於我們的作戰計劃已經大部分實現，而共方又有試圖組織大規模反攻的跡象，南越陸軍將領決定部隊早日撤退。3月18日，他們開始了預定的戰略退卻。然而我們的空中支援不足，一部分南越士兵在敵人重炮轟擊之下顯得驚慌失措。少數幾段電視影片記錄了南越士兵抱住我們撤運直升機的起落橇不放的場面，這就足夠助長一種普遍的錯誤印象，認為南越部隊是膽怯無能的。
總結起來，這次是軍事上勝利而心理上失敗。在南越，關於這次撤退的新聞報道動搖了士氣；在美國，事態引起了人們對戰爭可能升級的疑慮，新聞照片減弱了人們對越南化成功的信心和結束戰爭的希望。
藍山戰役結束之後不久，羅伯特·湯普森爵士從越南寫信給基辛格。他讚揚了這次戰役在軍事上的成功，然後指出，現在戰爭中的主要因素是南越人的心理和信心的問題。由於藍山作戰，1971年沒有出現共方的攻勢，雖然這一年運入的戰爭物資是這場戰爭歷史上最多的。美國和南越士兵的傷亡減少了，越南化的措施繼續穩步地取得進展。
我現在仍然同意1971年3月底基辛格對藍山戰役的估價，他說：「即使在這個行動開始前，我就知道它將完全照後來的事態那樣發展，我還是會採取這個行動。」
1971年3月29日，就在南越部隊從寮國撤退後幾天，小威廉·卡利中尉被陸軍軍事法庭判定有意謀殺22名南越平民。公眾對藍山戰役的喧鬧剛開始平息，我們又面臨了另一場同越南有關的論戰。這場爭論從謀殺事件在1969年秋天首次被揭露起就一直在醞釀中。
事件發生在1968年3月，在我成為總統之前十個月。卡利率領他的一排人進入西貢東北約100英里處的美萊小村。這個村曾是越共的據點，我們的部隊在試圖拔除這個據點時遭受過許多傷亡。卡利讓他的士兵把村民驅趕到一起，然後下令加以槍殺；許多村民橫屍在一條溝渠里。
卡利的罪行是不可饒恕的。但是我覺得，許多自稱對美萊事件憤慨的評論員和國會議員所感興趣的，其實並不是卡利事件所引起的道德問題，而是利用這個事件來對越南戰爭進行政治攻擊。他們對北越的暴行就明顯地不加批評。事實上，作為越共的戰略手段，他們那種有預謀的、連續不斷的謀害和暴力活動在整個越南戰爭中是報道得最不夠的一個方面。關於越共的政策和做法的描述，很少涉及這個方面，這對新聞界和反戰活動家來說是很丟臉的事。
3月31日，軍事法庭判決卡利終身苦役監禁。對這一宣判，公眾的反應十分激動，分歧很大。白宮收到5000多份人民來電，以100對1的比例贊成寬大處理。
約翰·康納利和傑拉爾德·福特力主我行使總司令的權力減少卡利的刑期。康納利說，判決已經伸張了正義，現在首先要考慮的是維持公眾對軍隊和對這場戰爭的支持這個現實問題。我跟卡爾·艾伯特和其他國會領袖談了話。他們都認為，國會裡贊成總統進行干預的情緒高漲。
4月1日，我打電話給穆勒海軍上將，命令在卡利上訴以前把他從兵營監牢里釋放出來，只在營地實行軟禁。這一命令在眾議院宣布時，議員們自發地鼓掌歡迎。在南部尤其產生了強烈的讚許的反應。喬治·華萊士在前往探視卡利以後說，我做得很對。喬治亞州州長吉米·卡特說，我作出了明智的決定。兩天後，我讓埃利希曼宣布，在執行最後判決以前，我將親自審查卡利的案件。
到1974年4月，卡利的刑期已經減少到10年，並且早在當年年底就有資格申請假釋。我按照諾言審查了這個案件，但決定不加干預。在我辭職後三個月，陸軍部部長決定讓卡利假釋。
我想多數美國人理解，美萊屠殺事件對我國人民、我們正在進行的戰爭以及我們打這場戰爭的士兵來說，是沒有代表性的；但從這個悲慘事件公開以後，新聞界和反戰勢力就利用它來削弱我們吸引公眾支持我們在越南的目標和政策的努力。
白宮錄音帶
從一開始我就決定我的這屆政府應成為歷史上記錄最全的政府。我要讓我召開的每一次重要會議都有記錄，從重要國家安全會議的逐字記錄到各種慶典的有聲有色的記錄。不幸的是，這個制度執行起來有些麻煩，因為有人在房間裡做記錄往往不怎麼方便，不怎麼合適。這種做法在許多情況下會使談話受到拘束。我們還發現記錄的文字質量因理解不同而有差異，太多的記錄成了偶像化的傳記而不是歷史。最後，在計劃和討論藍山戰役期間，我決定重新安裝一套錄音設備。
保存錄音帶絕不意味著將來要把它公之於眾，至少在我任總統期間是如此。我想以後在寫書或者寫回憶錄的時候，可能要參考這些錄音帶。一位總統，當他感到政府內外會有人歪曲歷史——特別是像我任總統的第一任期間存在這樣激烈爭論的問題和這樣反覆無常的人物——的時候，有這樣一種客觀記錄也可能是有用的。
據了解，把自己進行的談話錄音的第一位總統是富蘭克林·羅斯福，據說，他讓人在橢圓形辦公室的一盞燈里安裝了話筒。有證據表明艾森豪威爾曾把他的某些談話錄了音。甘迺迪總統錄了一些辦公室里的談話和電話談話，現在在甘迺迪圖書館裡就存有180多份這類的錄音，其使用條件受甘迺迪家族的嚴格限制。
林登·約翰遜有一套錄音系統，錄音的範圍包括他辦公室里的電話、臥室的電話、戴維營的電話、在約翰遜城牧場的電話和在奧斯汀辦公室里的電話。除電話錄音以外，他讓人在內閣會議室以及橢圓形辦公室隔壁的私人辦公室也安了話筒。有一段時候，還有一個錄音裝置可以錄下橢圓形辦公室外面那間來賓候見室里的談話。約翰遜的錄音系統是用手開關的，他可以自選需要錄音的談話。在內閣會議室里，在他座椅前的桌子底下有兩個按鈕；我還聽說，他私人辦公室里的錄音設備開關是藏在橢圓形辦公室落地式電視機支架的背後。
約翰遜時常在談話結束後馬上讓人把錄音搞成文字。根據白宮裡的小道消息，約翰遜在同博比·甘迺迪個別談話，告以他將不做1964年副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曾把談話錄了音。會晤之後，約翰遜立刻要人把錄音打成文字。但打字員放錄音帶時，卻發現整個談話都聽不見。錄音技術員推斷甘迺迪一定有所防備，在身上帶了一個微型擾頻器。
約翰遜認為，我拆除他的錄音系統的決定是錯誤的。他覺得他的錄音帶對他寫回憶錄有極大的幫助。
我覺得在人家不知道的情況把他們的談話錄音是不妥當的，不過我至少相信對錄音系統保密會使那些錄音不致泄露出去。我認為有選擇地記錄談話將完全破壞設置錄音系統的目的。如果我們的錄音帶要成為我任總統期間活動的客觀記錄，那就不能採取這種顯然偏袒自己的做法。我不願由我來盤算對誰、對什麼內容、在什麼時間進行錄音。因此，我設置的是由話音激發的錄音系統；一有人講話，錄音機就自動轉起來。從2月開始，在橢圓形辦公室、內閣會議室和行政辦公大樓辦公室就安了錄音設備。我拒絕了在住家區、比斯坎島和聖克利門蒂的電話機上安裝錄音設備的建議。我要錄的只是總統的公務談話。在橢圓形辦公室、行政辦公大樓辦公室、林肯起居室的電話上以及在戴維營的辦公電話上安裝了錄音設備。
起初，我對錄音感到有些不習慣，但不久就認為那是環境的一部分了。
我一直沒有聽任何錄音帶，直到1973年6月4日由於水門事件的調查才不得不聽。把錄音帶用打字機打成文字，是在1973年9月才開始的，那時歐文委員會和特別檢察官對我發來傳票，向我索取這些錄音帶。
甘迺迪畫像
1971年2月，帕特邀請傑奎琳·甘迺迪·奧納西斯和她的孩子們同我們家聚餐，並在公開揭幕式前觀看甘迺迪總統和她自己的正式畫像。對我們來說，那是一個特別動人的場合，因為自從甘迺迪總統被刺後令人痛苦的那些日子以來，他們一家誰都沒有再進過白宮。
帕特作了明確的交代，使這次來訪過程在結束前全部保密，讓他們不受新聞記者或攝影記者的干擾。我們在外事接待室歡迎了他們，然後陪他們看畫像，畫像是傑奎琳親自選擇的一位紐約畫家創作的。
10歲的小約翰·甘迺迪和13歲的姐姐卡羅琳對兩幅畫像都表示很喜歡，但傑奎琳不作任何評論。我想這可能是因為她同畫家有一場爭吵，原來畫家曾把她的油畫和素描畫像的複製品賣給了一家全國性雜誌。據帕特後來告訴我，當她請甘迺迪的母親羅斯·甘迺迪夫人來看畫像的時候，甘迺迪夫人默默無言地在兒子弓背的畫像前站了好久。最後她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傑克像那個樣子。」
後來我對那次聚餐作了一些筆記：
我們在進餐廳之前在西廳里喝了一點酒。男管家艾倫是甘迺迪一家住在白宮時就在白宮工作的，他對傑奎琳表示了熱情的歡迎。我注意到在進餐時他在她的白葡萄酒里放了冰塊，她說這是她在白宮時的一種習慣。
應傑奎琳的要求，給孩子們上了牛奶。小約翰說：「外國的牛奶太糟了，甜得膩人!」
傑奎琳談鋒很健。我們走進二樓的餐廳，這是她將杜魯門夫人的臥室改的。我們談道，正是在這間房裡艾麗斯·朗沃思動了割盲腸的手術。傑奎琳說，刷新這間房子時油漆的味兒把約翰和她都快憋死了。實際上，他們是搬到二樓的另一頭住了一陣，等油漆好了才搬回來的。
我回憶說，競選期間的一個問題是許多旅館，特別是小城市旅館的房間常常是在我們到達前新油漆過的。在旅途中睡覺已經是夠困難的了，可是油漆的氣味根本使人無法入睡。
她說到約翰任參議員期間，有一次她曾「向大廳對面你的辦公室里張望了一眼」。她也談起1960年年初我們三個人同機到達芝加哥時拍的那張照片。我提醒她，在飛機上她一直在讀艾倫·德魯里的小說《華府千秋》。她回答說：「這本書我始終沒有讀完。」
我們很概括地談到她離開白宮後這幾年發生的變化。當然，我打定主意使談話不涉及會使她傷心或使這次做客不愉快的任何事情。談話中間她曾望著我說，「我一直生活在夢境裡」。
特里西婭的婚禮
特里西婭第一次遇到埃德·考克斯是1963年在一個中學的舞會上。一年後，她是芬奇學院一年級學生，他是普林斯頓大學一年級學生。在國際女子初進社交界舞會上，他是她的男伴。這種舞會每年在紐約舉行一次，是一種為慈善事業募捐的盛會。他們開始約會，但發現有時在政治問題上意見不合。埃德是共和黨員，但保持著東部自由派的傳統。1968年夏天他曾為拉爾夫·納德工作。
1969年年底的一天，特里西婭告訴我，他們開始認真考慮關係問題了，不過她對不斷發生政見分歧感到不安。他們兩人個性都很強，又愛講話，爭論往往很激烈。我說重要的是相互的感情；如果他們真正相愛，這就夠了，政治見解問題是會自行解決的。後來他們隨著彼此的感情不斷增強，政治分歧果然消失殆盡了。
1970年11月的一個周末，埃德·考克斯走進我在戴維營的書房，相當正式地對我說：「總統先生，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我很愛特里西婭。請你允許我向她求婚。」
我認識埃德已經有幾年了，我對他說，這事主要看特里西婭的意見，我相信她一定會接受的。
3月16日是帕特的生日，這天我們在設宴歡迎愛爾蘭總理約翰·林奇之後，宣布了特里西婭和埃德的訂婚。我們問特里西婭她是否希望在白宮舉行婚禮。這完全應當由他們自己來決定，不過我們覺得這樣做將使他們終生難忘。帕特又建議，由於他們選擇的日子是6月12日，婚禮可在玫瑰園露天舉行。
婚禮的頭天晚上，我給特里西婭寫了一封簡訊，在她上床睡覺之後，塞到了她的門下。
親愛的特里西婭：
今天是你一個激動的漫長旅程開始的日子。
我想告訴你，這些年來我是多麼為你而感到自豪——我相信有幾年對你來說一定是相當困難的。
今後的歲月將是幸福的，因為你一定會使它們充滿幸福。
你堅強的個性定會使你順利越過一切障礙。
你挑選得當，我確信埃德和你將來回顧這一時刻時能說：「吉日何輝煌!」
愛你的爸爸
1971年6月12日零時10分
於華盛頓白宮
婚禮那天清晨多雲，預報下午4點以前有零星小雨——4點正是預定婚禮開始的時刻。我打電話給特里西婭，問她是否相信天氣會像預報那樣放晴，並願意碰一下運氣。
她說：「我願意像我們原來計劃的那樣，在玫瑰園舉行。」
我回答說：「那就這樣吧。」
3點左右我離開白宮去住宅時，雨已逐漸停歇，但天色灰暗，好像還要下雨的樣子。
特里西婭後來描寫了住家區裡的情景，她怎樣穿著禮服、戴著面紗，從自己房裡出來，到西廳同等著她的帕特和朱莉聚集。
媽媽和朱莉是這樣漂亮，使我突然預感我們的婚禮也會是很美滿的。她們讚美了我的禮服，還說愛德華送我的鑽石項鍊的長度同禮服的尖領口恰好相配。爸爸從電梯裡出來，說大家都很漂亮。他走進自己的房間，不久換好衣服出來，穿的是晨禮服和條紋褲，由於他個子高，這身衣服跟他很相配。
4點一刻，在白宮社交場合擔任侍應生的年輕軍官們已經請400位來賓進入一樓的戶內長廊。他們等候命令，是把來賓引導到外面玫瑰園，還是上樓引進東廳。我打電話探聽空軍最新的天氣報告。這時據測在4點半前後將會天晴，大約會持續一刻鐘。我叫霍爾德曼通知下去：婚禮在4點半開始。
雨停了。室外椅子的塑料套撤掉了，來賓被帶到了他們的座位上。4點半，朱莉和女儐相們帶頭順著白色回形長樓梯下去，把婚禮的行列帶入玫瑰園。特里西婭是這樣描述當時的場面的：
爸爸和我沿綠色地毯走去，相視微笑，似乎是說：「已經不下雨了!」當我們走近花園入口時，陸軍弦樂隊奏起歡樂的樂曲。我們穿過門道時，露西·溫切斯特咧大了嘴在微笑，像童話里的柴郡貓一樣。朱莉走在前頭，穿著淡紫色的薄紗禮服，莊重地走進了我在美國前所未見的絢麗景色之中。
玫瑰園是自然美的王冠，陽台是王冠上最瑰麗的寶石。台上嬌艷的花朵交錯纏繞，構成了任何獨秀所無法比擬的迷人畫幅。真是巧奪天工啊!
當朱莉走近通往牧師在那裡等候的平台的台階時，露西低聲向我們提示：「走吧。」我鬆手放下拖裙，露西迅速彎腰把拖裙展開了。我側身對爸爸說：「好了。」
我們慢步沿座位間的過道走去。我記得自己泛露微笑，卻看不清每個人的臉，周圍的人群是一片模糊。走到前排時，我才看見媽媽，特別對她笑了一笑。爸爸和我並肩登上台階時，愛德華同我幸福地相互頻頻笑視。
婚禮很美好，特里西婭和埃德後來都有追記。儀式完畢，新郎吻過新娘，他倆沒有立刻沿過道退走，而是先到帕特和我跟前，再到考克斯夫婦跟前，同我們一一擁抱，對我們表示感謝。
禮畢後在東廳舉行招待舞會。埃德和特里西婭選了《日瓦戈醫生》中的拉拉主題曲作為第一支華爾茲舞曲。樂隊開始奏「為女孩們感謝上蒼」時，我同特里西婭、埃德同帕特就領頭跳起舞來。這是我第一次在白宮跳舞。同特里西婭跳完一曲以後，我就同帕特跳。她很擅長跳舞，當她領著我滿場轉的時候，來賓們高興地鼓起掌來。接著我同朱莉跳。我知道她因戴維不在而想念他，戴維當時在海軍服役，被派到地中海出勤。我在她耳邊低聲說，我永遠不會忘記兩年半以前她在結婚時是多麼漂亮。
我看到林達·伯德·約翰遜獨自站著，就邀她跳舞。我對她說。1967年我在電視上看到她同查克·羅布在白宮的婚禮，對她的美麗大方留有深刻的印象。
在新婚夫婦動身去戴維營度蜜月之後，帕特、朱莉、貝比·雷博佐和我在住宅里坐著看電視特別節目。
這是美好的一天，連天氣後來也幫了忙。那是一個我們大家都永誌不忘的日子，因為大家都感到美滿、快樂。
五角大樓文件
6月13日星期天早晨，我拿起《紐約時報》。左上角有一張我和特里西婭並排站在玫瑰園裡的照片，標題是「特里西婭·尼克森宣誓」。照片旁邊還有一個標題：「越南檔案：五角大樓研究報告追述30年來美國逐步捲入的經過。」
這條新聞描述了關於二次大戰到1968年年底美國在東南亞捲入過程的一份7000頁長的研究報告，這份研究報告是約翰遜的國防部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下令搞的。其中包括了國防部、國務院、中央情報局、白宮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許多文件的全文。《紐約時報》宣稱，它不僅打算發表整個報告的摘錄，而且要發表許多原始文件。報紙沒有說明，所有這些材料還都是被官方列為「機密」和「絕密」的材料。這確實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文件泄密事件。
麥克納馬拉研究報告的正式標題是《關於越南問題的美國決策過程史》。然而，不久新聞界就另起了一個更加引人注目的名稱：《五角大樓文件》。
這些文件是非法交給《紐約時報》的，我認為報紙發表它們是不負責任的行為。《紐約時報》承認在發表以前它擁有這些文件已為時三個多月，但從來沒有請政府里的任何人就此發表評論，或者問一問發表其中任何機密材料會不會威脅國家安全或危及我們在南越的士兵的生命。
國防和情報機關搶著設法搞到這個研究文件的副本，以便估計它的泄露造成的影響。國家安全局首先擔心的是，其中一些較新的文件會給破譯密碼提供線索。他們怕敵方專家訓練有素的眼睛會發現有關我們信號和電子情報水準的材料。國務院著了慌，因為文件會暴露東南亞條約組織目前仍然有效的應急作戰計劃。中央情報局擔心的是，過去或現有的情報提供人會被暴露出來；他們說，研究報告裡有的地方具體提到現今仍在東南亞活動的中央情報局諜報人員的名字和活動。事實上，確有一個秘密聯絡站幾乎立刻失去作用了。國際社會感到一陣震驚，因為文件中有些材料涉及別國政府作為外交中介人的作用；有幾個政府提出了正式抗議。迪安·臘斯克發表書面談話說，這些文件對北越和蘇聯將很有價值。
經過考慮，我們只有兩種做法可以選擇：或者是不作反應，或者是爭取發出禁令，使《紐約時報》不致繼續發表材料。從政策上考慮我們贊成對《紐約時報》採取行動，而從政黨鬥爭方面考慮則覺得不宜這樣做。
麥克納馬拉研究報告首先是對甘迺迪和約翰遜將國家拖入越南戰爭這種做法的批評。它追述了甘迺迪怎樣決定支持1963年推翻吳庭艷和導致他的死亡的政變，這個決定曾被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抨擊為我們最大的錯誤之一。他說，我們縱容推翻吳庭艷，「其唯一的結果就是造成混亂」。新聞報道說，文件證明約翰遜曾對美國人民說他不會使戰爭升級，而暗中卻在策劃把派出美國士兵的人數從1.7萬增加到18.5萬。文件發表後，詹姆斯·賴斯頓在文章中談到「甘迺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在謊話的掩蓋下偷偷地把美國捲入戰爭」。
可是，五角大樓文件的發表肯定會損害我們在越南的整個努力。批評戰爭的人會利用這些文件來攻擊我的目標和我的政策。
但在我看來，採取行動以防止繼續發表材料還有一個更為根本的理由。此事牽涉到一條至關重要的原則：一份絕密文件會產生什麼影響，應該由政府而不是由《紐約時報》去作出判斷。梅爾·萊爾德認為材料的95%以上已經可以撤銷保密，但我們大家仍在為不能撤銷保密的那一部分擔憂，即使那隻占1%。如果我們不對《紐約時報》採取行動，那無異於告訴政府中每一個心懷不滿的官員，他可以隨心所欲地泄露任何機密，而政府不會過問。
《紐約時報》決定發表這些文件，顯然是它奉行反戰政策而不是堅持原則的結果。20世紀60年代初，國務院的一個職員奧托·奧蒂普卡曾把有關國務院保密制度鬆弛情況的機密文件拿給調查這個問題的幾位參議員看。奧蒂普卡認為他的行動是有道理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糾正他所認為的一種危險的局面。《紐約時報》不贊成奧蒂普卡的行動，曾發表社論表示憤慨：
遵守制度的工作程序是必要的，否則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之間的重要分工就會遭到破壞。利用「地下」手段從低級官員那裡取得機密文件，是違反這種工作程序的危險做法。
《華盛頓郵報》也曾為此義憤填膺：
如果國務院的任何一個小職員可以自行決定泄露機密電報，如果聯邦調查局的任何一個特工人員可以隨意泄露秘密檔案的內容，政府的行政部門就無安全可言了。
有人告訴《紐約時報》的發行人阿瑟·蘇茲貝格，政府擔心五角大樓文件的發表會削弱外國政府對我們保密能力的信任，據說他答道：「嗨，那完全是騙人的鬼話，確實是鬼話。」
6月15日星期二，司法部勸告《紐約時報》，在政府審查那些文件，斷定它們不致引起國家安全問題以前，不要繼續發表。但與此同時，《華盛頓郵報》《波士頓環球報》和《聖路易郵報》卻搞到副本而徑自開始發表了。
在法院裡，《紐約時報》的辯護律師有一次辯稱，即使五角大樓文件的發表會推遲我們被俘人員的返回，為了保護憲法第一項修正案，我們也應該願意冒這個風險。我對此感到氣憤。我認為，第一項修正案所包含的關於發表這些文件的權利不能放在美國士兵在戰時求得生存的權利之上。
起初，我曾希望前總統杜魯門和約翰遜會同我一起採取強硬的公開立場，反對這種泄露機密材料的行為。但就我所知，杜魯門並未發表評論。布賴斯·哈洛在同約翰遜談話後報道說，約翰遜覺得，現在不論他講什麼話，都會被《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用來對他進行攻擊。他說，這些報紙無非是想把他「重新處死」。哈洛說，約翰遜在談話時爆發出陣陣怨氣，指責寫研究報告的「教授先生們」把應急計劃錯誤地解釋為總統的實際決定。約翰遜說，所有這些寫研究報告的人都參與過他們現在所「埋怨」的行動，並說他從來沒有在未得到他政府中麥克納馬拉和其他人的完全同意的情況下對戰爭升級或使用部隊問題作出重大的決定。
6月30日，最高法院對我們制止發表密件的建議作出裁決，六票對三票，政府輸了。有一條得到多數支持的意見也認為泄露可能對國家利益產生嚴重影響，但這仍然不能作為依據來批准對報紙嚴加控制。首席法官伯格發表不同意見時，批評法院的審議過於倉促，也批評《紐約時報》不與政府磋商。他說：「我認為幾乎難以置信的是，一家長期被看作美國人生活中一個偉大機構的報紙，居然在發現據有贓物或政府秘密文件的時候沒有履行一個公民的起碼義務……這個義務是出租汽車司機、法官以及《紐約時報》都應該履行的。」
五角大樓文件泄密事件發生在一個特別微妙的時刻。這時離基辛格秘密的中國之行只有三個半星期了，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正在進行。羅伯特·湯普森爵士在4月寫道，現在影響越南戰爭進程的主要因素是心理因素：我們的軍事政策在戰場上起著有效作用，但是美國國內的意見分歧卻導致北越人在巴黎拖延談判。5月在華盛頓發生了激烈的示威遊行。5月31日，在巴黎的秘密談判中，基辛格提出了我方具有前所未有的深遠影響的方案。6月13日五角大樓文件發表，6月22日參議院通過了關於從越南撤軍時間表的第一個決議案。不久之後，北越就要拒絕我們的新方案，開始聚集力量準備發動新的軍事攻勢。
在發表文件的問題上，我們在法院同報館進行的較量失敗了，但是我決定我們至少要對我認為偷了這些文件的人——丹尼爾·埃爾斯伯格——獲得勝訴。埃爾斯伯格是五角大樓一名前工作人員，研究報告的頭幾部分刊出後不久他就成了懷疑對象。不管旁人怎樣想，我認為他的行為是卑鄙的——他在戰時暴露了政府外交政策的機密。新聞界有很多報道對他大加吹捧。就在他還被聯邦調查局通緝的期間，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竟用新聞聯播的大塊時間播放一次對他進行的鄭重其事的採訪。
6月28日，洛杉磯的一個大陪審團對他提出控告，一個罪狀是盜竊政府財物，另一個罪狀是未經授權就據有有關國防的文件和書面材料。
埃爾斯伯格在法院大樓外面卻對一大群吹捧他的人說：「我認為我很好地盡了公民的職責。」
6月17日下午，基辛格、霍爾德曼、埃利希曼和我曾開會對形勢作出估計。基辛格在哈佛大學時就認識埃爾斯伯格，說這個人聰明，不過感情上反覆無常。
埃爾斯伯格在幾次對記者談話時說，他深信我的意圖是使戰爭升級而不是從越南撤軍。他說為了迫使單方面撤軍，有必要加強公眾壓力。我感到有嚴重的理由擔心他下一步還可能幹些什麼。他在國防部的那幾年裡，接觸過整個政府里一些最敏感的情報。在他把五角大樓文件交給《紐約時報》以前，他曾在蘭德公司做事，而這個公司藏有17.3萬件機密文件。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掌握在埃爾斯伯格手中，他還可能把別的什麼材料交給報界。
使我們擔憂的還不止是埃爾斯伯格，從一開始就有一個關於陰謀集團的傳說和報告。後來被認為不很確實的最初一份報告，主要談到埃爾斯伯格的一個朋友，以前也是國防部的職員，後來是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員。在我執政的最初的日子裡，我就聽說過這個人，當時我讓霍爾德曼給我拿來一份五角大樓關於1968年競選運動末尾約翰遜宣布停炸越南的背景和由來的檔案。我想知道當時實際的情況。我也想了解這種材料，以備用來對付那些以前在約翰遜政府任職而現在又想破壞我的戰爭政策的人。聽說有一份停炸材料和其他機密文件已經被埃爾斯伯格從五角大樓帶到布魯金斯學會去了。我想要回這些材料，但又聽說一份停炸報告已經「找不到了」。我相信，如果我們要這個材料的事傳出去，連布魯金斯學會的那一份也會不翼而飛的。
五角大樓文件泄密事件引起震驚，並使戰局動盪、政府重新遭到抨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對那份停炸材料又發生了興趣。我聽說那份材料還在布魯金斯學會，十分惱火。現在是戰爭期間，報刊正把我們的機密向全世界透露，政府的絕密報告不在我們的掌握之中，落到了一個主要由反戰民主黨黨員組成的民間智囊機構手裡。這看來是荒唐的。我不能接受這個事實：我們這些被選舉出來管理政府的人竟這樣不能控制政府的工作。我絕對看不出那份報告有任何理由要存放在布魯金斯學會。因此我說，我現在要你們馬上把這份報告弄回來——哪怕需要用秘密手段。後來我聽說布魯金斯學會1969年的一期通報曾預告要在1971年出一份部分地以「行政部門文件」為依據的新的越南問題研究報告，這就使我更加增強了決心。這個研究報告的主持人就是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博士。
我們了解到，是國務院埃利奧特·理查森的一個助手在1970年讓埃爾斯伯格接觸到當時的越南問題文件的。甚至在其中的材料估計由埃爾斯伯格泄露之後，理查森仍拒絕撤換這個助手。此外，大家知道基辛格的手下有一些人在布魯金斯學會有朋友和聯繫人，我就疑心其中可能有人把文件和材料提供給埃爾斯伯格和他的朋友。
7月初，約翰·米切爾匯報說，司法部連續發現跡象，說明埃爾斯伯格是作為一個陰謀集團的一員而進行活動的。有一個報告說，在《紐約時報》發表五角大樓文件以前，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館就已經收到這整套文件了。我還聽說，提供給報紙的文件中有些甚至並非麥克納馬拉研究報告的一部分。我們再次面臨這樣的問題：埃爾斯伯格手裡還有什麼東西，他還打算要幹些什麼?
在此期間，埃爾斯伯格還在順利地利用報刊、電視談話和反戰集會來宣傳可以違法地表示不同政見的概念。基辛格說，我們處在一個「革命的」形勢之中。
就在我們越來越擔心埃爾斯伯格及其可能的同夥的活動時，我們聽說埃德加·胡佛卻在採取拖延的態度，把這個案件不作急件處理；他沒有為此指派專案人員，也沒有增派人手。他顯然認為新聞界會自動地把埃爾斯伯格描繪為一個殉道者，而聯邦調查局如果加勁兒調查這個案件，就會被描繪為「惡棍」。米切爾聽人說，胡佛同埃爾斯伯格的岳父是朋友，他很顧忌這種私人的友情。最後，其他機構主要是國防部也在同時進行調查，而胡佛卻堅決反對旁人插手他的行動範圍。
我不管任何論據或藉口。我要叫人竭力催促聯邦調查局調查埃爾斯伯格，並使各部門積極追查泄密者。如果確有陰謀，我要知道內情，我要動用政府的全部能力來破案。如果聯邦調查局不追究這個案子，我們就不得不自己來干。埃爾斯伯格在新聞界宣傳持不同政見者違法有理，正在獲得極大成功，我認為一定要把他的主張搞臭。至於對他個人怎樣處理，我倒並不計較。我竭力主張我們要查清他的背景和動機，如果他有同謀者，也要追查。
我也打定主意，不能聽任原來一手使我們捲入越南戰爭的民主黨人要我來為這場戰爭付出政治上的代價。我要物色一個能幹的政治干將，他能夠徹底查清五角大樓文件和國務院、國防部的檔案，讓我們了解有關豬灣事件、刺殺吳庭艷案和1968年約翰遜停止轟炸北越的全部事實。我們快要進入競選年了，那時越南戰爭幾乎肯定要成為最大的爭論問題。我需要彈藥來對付批評我的反戰分子，其中許多就是原先在甘迺迪和約翰遜手下把我們引進越南泥淖的人。最後，我要修改密件分級制度，保證只有真正的外交政策機密才被列為密件，凡列為密件的就必須真正做到保密。
1971年7月17日，埃利希曼指派了國內委員會工作人員、年輕律師埃吉爾·巴德·克羅主持堵塞泄密漏洞的工作。同他一起工作的有以前基辛格的助手戴維·揚律師、前中央情報局特工人員霍華德·亨特以及前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戈登·利迪。一年半以後我才第一次知道，由於他們的任務是堵塞漏洞，揚曾開玩笑地貼出一張招貼，說他自己是「管道工」。
7月23日，就是我們預定在赫爾辛基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會議上提出我們的正式主張的前一天早上，《紐約時報》在頭版泄露了我們在談判中的底牌。為了最強有力地推動克羅，我對他說：「我們不允許這樣做。我們決不能夠讓他們這樣做。」「管道工」們促請各部門用同工作人員談話和使用測謊器的辦法來進行調查。8月13日《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是以我們幾天前剛從中央情報局接到的一份報告為基礎的。報道中的材料可以追溯到中央情報局的一個極為機密的情報來源。到了秋天，據中央情報局報告，泄密情況已達1953年以來最嚴重的程度。我要求大家保持壓力。
1971年勞動節周末[5]，克羅小組採取闖入埃爾斯伯格的心理醫生的辦公室的行動，想從病歷里了解埃爾斯伯格的動機、進一步的打算，以及任何可能的同謀。
這個闖入行動，我想當時沒有人告訴過我，但顯而易見的是，他們採取這個行動至少部分地是由於看到我迫切需要搞臭埃爾斯伯格的所作所為，並查明他下一步還會做些什麼。當時的氣氛是那樣緊張和嚴酷，我又看到我們的處境很危險，所以我也不能說，如果事前有所了解，我會自發地認為這種做法是缺乏先例的、沒有根據的或者不可想像的。埃利希曼說他事先不知道，但1972年事情發生後他就告訴了我。這一點我記不起來，並且1972年六七月間的錄音帶表明我當時不知道這件事，但我也不能排除曾經知道的可能性。
今天看來，闖入埃爾斯伯格的心理醫生的辦公室是錯的，做得過分了。但是我不認為這件事有丹尼爾·埃爾斯伯格自己所做的事那樣錯誤和過分。埃爾斯伯格逍遙法外，而克羅和埃利希曼卻坐了監獄，我仍然覺得這是時勢造成的悲劇。
現在回顧起來，我可以看到，一旦我發現越南戰爭不能迅速或輕易地結束，同時我要面臨一種能夠以其態度和準則左右新聞界的反戰運動，我有時就陷入了我所鄙視的反戰運動領導人身上的那種心理狀態。他們認為這場戰爭是不道德的，不應該打，因此他們越來越振振有詞地主張，為了迫使戰爭立即結束，幾乎可以採取任何手段。我被同樣的心理所驅使，想要維護政府執行外交政策的能力，並且要按照我認為最易於導致和平的方式去執行。我認為這關係到國家安全。直到今天我還是這樣認為：如果處於同樣的環境，我現在也會像當時那樣去做。對於雙方的行動、反應和過火行為，歷史將作出最後的判斷；我不怕歷史的判斷。
9月底，「管道工」小組開始解散。不久，人們對五角大樓文件的擔心也自然而然地逐漸緩和下來，我們的心思轉到其他問題。
五角大樓文件插曲中有一個有趣的側面：我們想找到文件，查明甘迺迪政府在吳庭艷被刺和豬灣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但很不容易。中央情報局防範得十分嚴密，連總統也不讓知道內情。赫爾姆斯局長拒絕把有關這兩個事件的內部報告交給埃利希曼。有一次他在電話里對埃利希曼說，連他自己也沒有一份關於豬灣事件的重要報告。他還表示對所有的人不放心，具體提到霍華德·亨特，說這些人很想刺探中央情報局的「醜事」。
在我親自向赫爾姆斯指名要一些文件後，他最後終於給我送來了一些。我向他保證不會利用這些文件去傷害他、他的前任或中央情報局。他回答說：「我每次只有一位總統，我現在只為你服務。」但當埃利希曼翻閱赫爾姆斯交出的文件時，他發現包括豬灣事件的報告在內的一些報告還是不全的。
中央情報局就像保險柜一樣嚴密，我們找不到誰肯把開啟它的號碼組合告訴我們。
1971年：經濟管制措施
我向來認為，美國經濟在政府儘量少加干預的情況下會發展得最好。可是在1971年8月我卻提出了一系列經濟管制和改革措施，甚至使那些長期主張對工資和物價進行管制的人目瞪口呆。
1961年1月在艾森豪威爾向甘迺迪移交時，經濟情況十分穩定，通貨膨脹率約為1.5%。到1968年，主要由於越南戰爭的影響，通貨膨脹率已猛升到4.7%。不過戰爭並不是造成通貨膨脹的唯一原因。約翰遜想使每一個人都滿意；他鼓勵美國人民相信，即使在戰時他們也能既有大炮也有黃油。事實上，他的所謂「偉大社會」是靠赤字開支來擴大的。
我在1969年和1970年的經濟政策的主旨，是摒棄靠政府對企業和勞工施加壓力來限制通貨膨脹的做法。在約翰遜政府期間業已證明，為工資和物價的增長樹立自願遵循的「路標」，是沒有效果的。我也強烈反對對工資和物價進行強制性的政府管制，因為我覺得管制等於干預自由市場，一經開始，會導致最後形成一套掌握管理企業和勞工的專斷權力的官僚機構。
到1969年年底，通貨膨脹有減緩的跡象。但到1970年初春，我們遇到了困難。我們從越南撤軍，服役人數減少，這起了一部分作用，使失業率上升到5%。通貨膨脹率還沒有下降，證券行情的大幅度下跌，進一步加劇了對經濟情況的擔憂。
不顧我的反對，國會給我送來範圍廣泛的法案，授權總統管制物價、周薪和月薪。由於我強烈反對管制的立場是眾所周知的，我把這個法案看作民主黨占多數的國會的一種政治策略，其目的在於公開地把球踢到我這一邊。在某種程度上，這一策略起了作用。雖然我不肯完全轉向對工資和物價進行強制管理的制度，但我怕如果我拒絕採取任何行動，就可能加重公眾缺乏信心的心理，而這種心理正在開始損害經濟狀況，阻礙它獲取復甦的機會。
因此在1970年6月，我在電視上作了關於經濟問題的談話，提出我想為減緩通貨膨脹而試行的一些基本措施。我宣布打算設立「全國生產率委員會」，從企業界、勞工界、一般公眾和政府方面選人組成。它的任務是設法使成本和生產率達到平衡，以便使物價趨於穩定。我指示「經濟顧問委員會」定期發表「通貨膨脹警報」，指出哪些方面工資和物價增長得最為突出，並分析這種增長對整個物價水平的影響。這個措施是想試一試，通報物價和工資的增長情況和增長前景能不能阻止企業界和勞工界助長通貨膨脹的行為。我建立了部門間的「調整和審查購買情況委員會」，以查明聯邦政府的行動是不是在抬高物價和成本，如有這類問題，則推動採取糾正的措施。
這些步驟對1970年的經濟情況都沒有產生任何重大影響，於是我作了新的嘗試。1971年1月，我提出的預算是要在充分就業的基礎上達到平衡，同時允許在失業率高的時候容許出現赤字以期有助於克服蕭條。在採用這個新的「充分就業」預算政策的同時，必須有一個足以推動經濟朝預期的方向發展的貨幣增長率。
當我向國會裡的共和黨領導人介紹這個預算的情況時，鑒於它實際上支持了在失業率較高時期容許赤字開支的想法，伊利諾伊州眾議員萊斯·阿倫茲憂形於色地搖搖頭，對我說：「總統先生，我將一如既往地支持你，不過我得燒掉許多反對赤字開支的舊演說稿啦。」
我回答說：「我和你處在同樣的境地。」
1971年最初幾個月，經濟仍然停滯。展望未來，有一些改進的跡象，不過耐心已經減弱，我們的時間不多了。各方要求採取行動，白宮成了眾矢之的。新聞界對我們政策的批評激化了。共和黨議員和民主黨議員一樣反映選民對他們的壓力，紛紛要求採取新的政策，以更積極的態度對付失業和通貨膨脹問題。大多數批評者和許多經濟學家強調這一點：政府需要有一個強制性管制物價和工資的計劃。
1971年6月26日，我在戴維營和我的經濟顧問們開會，詳細討論了這些問題和我們可能採取的對策。在權衡各種因素之後，我決定繼續採取原來的做法，只有一點是例外。幾個月來使我不安的是，政府各部門對經濟問題顯露了互相矛盾的主張，這助長了國內意見分歧和莫衷一是的感覺。我解決這個眾口異詞問題的辦法是指定一個單一的喉舌，一個經濟問題發言人，由他權威地解釋我的政府的經濟政策。我選了約翰·康納利擔任這個角色。
作為財政部部長，康納利是擔任經濟責任的內閣高級成員。更重要的是，他口才很好，能夠表達他大力執行總統決定的堅強意志。
6月29日，康納利向駐白宮的新聞界人員介紹了我們在戴維營作出的決定。他宣布，不會有審查工資和物價的委員會、不會有對工資和物價的強制性控制、不會減稅、不會增加政府開支——後來被人們叫作「四不」聲明。
在回答記者的問題時，康納利強有力地堅持說，經濟在發展，前景很好。但即使康納利能言善辯，也挽救不了幾年累積起來的經濟上、心理上和政治上不安定的形勢。
7月15日，我宣布了關於中國的消息以後，向國會領導人介紹情況。我發現雖然有些議員表示支持我在外交上的這一引人注目的倡議，但至少有雙倍的人利用這個機會對國內經濟政策表示不安，並敦促採取新的行動對付失業和通貨膨脹問題。這次會後，康納利和我斷定，採取行動的時候到來了。
他說：「如果我們不提出一個可靠的新計劃，不出一個月國會將會在你書桌上放一份不負責任的計劃。」我知道他說的對，就授權他私下徵求高級經濟顧問們的意見，然後替我起草一份報告，其中包括供我考慮和選擇的行動方案。
康納利的報告於8月6日交來。他這個人的脾氣是一貫喜歡「大搞一番」，因此我料想他會提出大膽的建議。但對於他建議採取的行動，連我也沒有精神準備。他實際上是竭力主張在所有經濟戰線上全面出擊，包括全盤的工資和物價管制。他說：「我不能保證這個計劃一定成功。不過我敢說，少於這些措施的計劃一定不會成功。」他還建議我讓這個問題「醞釀」一些時候，哪怕這意味著會使問題變得更糟一些。如果發生那樣的情況，我採取的行動會顯得格外有吸引力。
然而，意外發展的情況迫使我們明顯地加速實行我們經濟措施的時間表。8月的第二周，英國大使找到財政部，要求把30億美元兌換成黃金。無論我們接受或者拒絕這個要求，其後果都很危險。如果我們給予英國人他們所要的黃金，其他國家可能也會爭相提出這種要求。如果我們拒絕，這意味著承認我們擔心無法滿足所有可能提出的兌換黃金的要求。康納利遲遲不作答覆，但是我們知道，我們很快就要面臨有關美國的國際經濟地位的重大危機。
根據康納利的建議，我於8月13日在戴維營召開了高層會議。到會的有15位經濟專家、白宮的助理人員和一名演說撰稿人，有些人是秘密到達的，以免開這個會的消息本身引起國際投機活動的浪潮。
這些人是懂得經濟事務的極端複雜性的，包括約翰·康納利、阿瑟·伯恩斯、喬治·舒爾茨、保羅·麥克拉肯和赫伯特·斯坦（我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彼得·彼得森（國際經濟政策委員會主席）、保羅·沃爾克（財政部負責貨幣事務的副部長）。我在白宮的助理霍爾德曼、埃利希曼和比爾·薩菲爾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剛開會我就定了一項行動守則，要在我正式宣布我的決定之前的今後幾天裡予以遵守：「過去，泄密損害了我們在不少問題上的立場。從現在到星期一，這裡到會的人誰也不許透露消息。」
接著我請康納利講話，他簡明地介紹了專家們擬定的措施：封閉「黃金窗口」，讓美元浮動；規定課10%的進口稅，主要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避免外國貶值它們本國的貨幣來促進出口；恢復投資稅信貸以刺激企業界；規定新的所得稅減免；取消汽車貨物稅以鼓勵增加銷售額。
他留到最後才談到美國人民將認為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措施：凍結工資和物價90天。這些措施不需要建立大型的或永久的機構，只需要由短期的工資委員會、物價委員會和生活費委員會掌握執行情況。
後來擔任我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赫伯特·斯坦寫到那次戴維營會議時說：
由於國內存在著緊張的心理狀態，由於戴維營的環境偏僻而優美，由於會議開得有條理並守紀律，由於作出的決定出人意料又範圍廣泛，8月13到15日的會議成了經濟政策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對於凍結工資、物價和其他國內措施，到會者雖有疑問，仍給予了相當有力的支持；然而對於關閉黃金窗口，即暫停美元兌換黃金，大家卻有不少異議。
反對最強烈的是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阿瑟·伯恩斯，他要我們等一等。他說，即使所有的論據都正確，他仍然認為不必倉促從事。他警告說，如果美元貶值，我將受到指責，「《真理報》會寫道，這是資本主義崩潰的跡象」。從經濟方面說，他擔心消極的後果難以預料：證券行情可能下跌；如果貿易基礎改變，世界貿易的風險可能增大；還有其他國家可能進行報復。
對於伯恩斯的意見，我一向是重視的，因為我尊重他的高超的智力，並且因為他總是堅持他曾向我介紹過的原則：「講總統需要聽的話，而不是只講總統愛聽的話。」但這次是我沒有聽從他的建議的少數場合之一。我決定關閉黃金窗口，讓美元浮動。後來事實證明，在我1971年8月15日宣布的整個經濟計劃中，這一項決定的效果是最好的。
我決定在星期天晚上宣布這些決定，以便使新的政策在星期一早上證券市場開盤以前為眾人所知。
那個周末，我在同比爾·薩菲爾修改我的演說詞時，一面猜測報紙的標題會怎麼寫，會是「尼克森採取果斷行動」，還是「尼克森改變主意」?直到最近我還談論實行工資和物價管制的弊病，因此，我知道人們完全可以指責我背棄自己的原則或掩蓋自己的真實意圖。然而從理論上說，我仍舊是反對工資和物價管制的，即使我認為經濟情況的客觀實際迫使我不能不這樣做。
公眾對我電視演說的反應絕大多數是贊成的。在各廣播和電視網上，星期一90%的新聞節目都是關於這個問題，多數集中介紹了約翰·康納利這天所作的精彩談話。來自華爾街的新聞提到下列數字：星期一紐約證券交易所成交股數3300萬，道·瓊斯公司的股票行情上漲了32.93點。
接下來的幾個月，新的經濟政策開始產生效果。凍結前1971年的通貨膨脹率為3.8%。在凍結期間下降到1.9%，凍結告終時曾一度驟升，但其後在1972年的餘下時間裡保持在3%上下。失業率在新政策宣布時為6.1%，到1972年年底降落到5.1%。
宣布六周後進行的哈里斯民意測驗以53%對23%的數據表明，美國人民認為我的經濟政策是有成效的。
其後兩年半，經濟又經歷了工資和物價管制的三個階段，最後所有管制於1974年春天全部取消。
第二階段於1971年11月開始，它是我們逐漸擺脫管制的辦法，否則管制就會垮台，或者永遠擺脫不了。在這一階段，管制已減少很多，但仍然是強制性的和範圍廣泛的。
1973年1月轉入第三階段，如我們所預料的那樣，這引起了一陣喧囂，因為原來被壓下去的物價開始上漲。1973年6月，我不顧許多顧問的反對，重新規定了暫時和有限的凍結，以消除公眾的不安（當時還夾雜著對水門事件的不安），並減緩物價的上漲，這種上漲僅僅是由於預計要有凍結而發生的。如果說這次凍結只是使原來就不妙的情況進一步複雜化，它至少也附帶產生一種好處，對此喬治·舒爾茨幽默地總結說：「至少現在我們已經使其他所有的人相信，我們原來就認為工資和物價管制解決不了問題的立場是正確的。」
1974年當強制性的工資和物價管制完全撤銷時，後果是很不愉快的。能源短缺和食品昂貴促使通貨膨脹加劇和工商業蕭條，而管制階段以後積聚起來的壓力導致了帶有破壞性的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率，它折磨了福特政府的最初幾個月。管制完全結束三年以後，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都徘徊於7%左右，人們甚至懷念起1971年「過去的好光景」，因為那時前者只有6%，後者只有4%。
短期試行經濟管制，美國得到些什麼呢?1971年8月15日實行管制的決定在當時政治上是必要的，並且在短期內深得人心。但從長期看來，我認為那樣做是錯的。欠賬總有一天要償還，任意更改傳統的經濟結構無疑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我著重談了在我執政期間最迫切的經濟問題，即通貨膨脹和失業的問題，這就突出了我們曾感到有必要旗幟鮮明地離開自由市場，然後又痛苦地設法走回來的那個領域。但在我執政期間也有一些經濟措施更好地反映了我的經濟理論，並且從長期看來它們也許還更重要。
例如，1969年我們減少了所得稅，使600多萬低收入的人完全免去了所得稅的負擔。到1973年，我們使農業生產在35年來第一次幾乎完全免除了政府控制。我們廢除了20世紀60年代強加於國際資本流動的許多控制，開始建立了世界範圍的自由匯率制度。我們曾要求國會通過立法，授權進行談判以降低國際貿易壁壘。這種談判的第一輪於1973年9月在東京舉行。我們還著手減少或撤銷交通運輸和財政領域裡有礙工業和加重消費者負擔的規章條例。
有些人認為自由市場只是同工商業者有關的事。但當我就職時，對自由市場最嚴格、最不公平的限制之一是徵兵制，它強迫每個人服役而不是出於自願地服役。因此，在1973年1月取消了徵兵制而代之以義務兵役制，這也是保障有意義的經濟自由的重大措施。
保守派在談論經濟問題時總是處於不利地位，因為他們相信，為了挽救病人不致病死，必須讓病人今天受點痛苦，這種想法通常被自由派政治家們和評論家們說成是「殘忍」或者「對人的痛苦無動於衷」。
不幸的是，從政治角度考慮經濟問題已經變得比從經濟角度考慮經濟問題起更大的作用。當深謀遠慮同政治現實發生衝突時，後者有時會毫不奇怪地占據上風。這種過分簡單化的論斷像所有類似的論斷一樣，聽起來似乎太帶有諷刺意味了；但是我個人能夠證明，甚至抱有強烈經濟觀念的人也會被那些要求採取不同政策的人的尖銳批評和叫嚷所動搖。
政府辦企業是效率最低而費用最高的創造就業機會的辦法。儘管私人企業制度有許多缺點，美國在開國以來的兩百年間卻靠著它在人類文明史上最成功地向貧困開戰。私人企業便於變革和鼓勵進步，國營企業幾乎毫無例外地阻礙變革和進步。
值得指出的是，我們主要的共產黨競爭者蘇聯已經發現，為了增加生產，有必要仿效我們的做法。正當共產黨人不得不對效率較高的生產者提供越來越多的刺激時，美國看來卻在緩慢然而肯定地仿效他們的做法，阻攔物質刺激。
就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來說，美國今天正處在十字路口。聯邦、州和地方稅占國民生產淨值的40%。如果這個比例繼續增長，我們不久就會遇到這樣一種情況，即人們將越來越多地為了政府而不是為了自己從事工作。如果這一天來到，我們將不再擁有使美國成為世界上最自由、最繁榮國家的私人企業制度了。我們只能希望兩黨的政治家認識到這種情況的危險性，不讓它發生。
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突破和柏林問題的解決
有人聳人聽聞地預言說，我在1971年7月15日所作關於即將訪華的宣告，將嚴重損害美蘇關係。事實與此相反。10月12日，在華盛頓和莫斯科發表了聯合公告，證實我將在從中國回來後三個月去訪問蘇聯。
美蘇最高級會議之所以最後成為可能，是由於兩方面的成就：在發表對中國接近的消息以前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取得了進展；在發表該消息以後在解決柏林問題方面也獲得了進展。
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於1969年年底開始，很快就陷入僵局，因為雙方在協議範圍問題上意見分歧。用最簡單的話來說，蘇聯方面要締結一項只涉及限制防禦性的反彈道導彈系統的協議，而我們方面則想締結一項綜合協議，不僅涉及反彈道導彈這種防禦系統，也包括進攻武器，如洲際彈道導彈和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
1971年1月9日，我給勃列日涅夫發去一封私人函件，強調如要達成協議，必須把進攻武器和防禦武器聯繫起來。
兩周以後，基辛格會見了到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進行長時間磋商後剛回來的多勃雷寧。會見時多勃雷寧建議在夏末舉行首腦會議，並表示有可能按我們提出的折中辦法商訂限制戰略武器協議：僅限制反彈道導彈的規定，加上在進一步談判期間凍結進攻性武器的規定。
然而在3月12日，多勃雷寧交來一封對我們所建議的限制戰略武器協議的覆信，似乎又回到了早先堅持協議只涉及反彈道導彈的強硬立場。在兩國關係似乎取得相當進展之後，看來我們又要進入一個經受蘇聯人考驗的時期了。
這種突然變卦也許是蘇方認為不得不進行的最後一次試探，或者只是勃列日涅夫在黨代表大會前夕應付內部矛盾的措施。不論原因何在，3月26日多勃雷寧從莫斯科收到了一套新的指示，其中包括我們一直等待著的突破：蘇方同意繼續談判，並在就反彈道導彈達成協議之後凍結進攻性武器。
在我方首席談判代表傑拉德·史密斯主持下的維也納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以及通過基辛格和多勃雷寧交換的秘密信件，立刻變得更加認真和緊張了。我看出主要的問題將是美方的談判立場。國會裡的鴿派議員正把蘇方提出的只涉及反彈道導彈的建議看作在這個問題上使政府取得一次業已拖延了的勝利的機會，敦促我立即加以接受。
我覺得，如果持這樣的立場去參加最後階段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一定會壞事。我認為，實現限制核武器的唯一有效方法是使蘇聯面對一項不可接受的方案，這就是美國將增加軍備並決心使用這些軍備。
4月20日，我在內閣會議室里同一批共和黨參議員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的晤談。我說：「如果要使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取得成功，我們決不能在參議院裡透露我們想同蘇聯方面談判的內容。不然他們會說：『我們何必繼續進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呢，反正美國準備單方面採取這些行動了。』蘇聯人是迫切需要一項協議的，不過我們知道，他們只是從實力出發進行談判，並且只尊重有實力的人；只要哪裡有力量真空，他們向來是往哪裡擠的。」
5月12日，多勃雷寧向基辛格遞交了蘇聯關於限制戰略武器的最新方案。他們已放棄了最後一條我們不能接受的條件。現在我們有了突破。5月20日中午，我出現在白宮新聞發布室的電視攝像機前。
我說：「你們都知道，蘇美關於限制核武器的談判陷入僵局已經一年多了。通過談判，包括兩國政府最高層的談判，我今天宣布在打破僵局方面有了重要的進展。」我讀了同時也在莫斯科予以發表的聲明。聲明的措辭是故意含糊的，只說我們已經同意把注意力集中在關於反彈道導彈的協議上，而他們則同意了關於限制進攻性武器的「某些措施」。
關於柏林問題的談判在8月底順利地告一段落。談判進行了16個月，我國代表是駐西德大使肯尼思·拉什。美、英、法合作，同蘇聯就柏林問題達成協議，部分消除了這個城市分裂26年的歷史所積累起來的緊張局勢。協議中有些條款將使從西柏林去東柏林和東德的旅客和遊覽者不受刁難，讓西柏林居民可以取得前往共產黨控制區的護照，並保證在國外由波恩政府代表西柏林說話。1971年以前，人們通常把柏林問題和中東問題看作美蘇關係中最大的絆腳石。我們至少搬掉了一塊絆腳石，這就為最高級會議掃清了道路。
關於美蘇首腦將於1972年5月會晤的宣布，完全出人意料。《底特律自由新聞報》的社論標題是「永遠令人驚異的尼克森從帽子裡變出又一隻兔子」。《華爾街日報》說，兩次首腦會議的安排「反映出多年來任何一位總統對世界政治所持的最樂觀的看法」。
並不是所有的反應都是積極的。儘管喬治·米尼對於中國之行的宣布還能抑制他的感情，現在他卻建議我還可以去智利拜訪阿連德，去古巴拜訪卡斯特羅。他問道：「既然他要去訪問世界上那些不受歡迎的人，何不統統把他們都訪問一遍呢?」
重要的是，我們為這種聯繫進行的耐心準備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們將既有訪華之行，也有同蘇聯的首腦會談。
印巴戰爭
11月4日上午，我在橢圓形辦公室會見了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她來華盛頓的訪問發生在一個危急的時刻。八個月以前東巴基斯坦爆發了反對葉海亞·汗總統的政府的叛亂。印度官員報道說，有將近1000萬難民從東巴基斯坦逃到了印度。我們知道，葉海亞·汗最終將不得不順應東巴獨立的要求，因此，我們勸他採取更溫和與和解的方針。我們當時無法知道，印度竟會乘機不僅破壞巴基斯坦對東巴的控制，而且企圖削弱西巴基斯坦。
甘地夫人高度讚揚我正在使越南戰爭降級以及對華採取主動的果斷措施。我們談到了巴基斯坦不穩定的局勢，我強調說明，印度不宜採取任何足以使那裡形勢惡化的行動。
她懇切地向我保證，印度沒有任何反巴的動機。她說：「印度從來不想毀滅巴基斯坦或者使它永遠一蹶不振。印度所尋求的首先是恢復穩定。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地消除混亂局面。」
我後來獲悉，就在我們會談的時候，甘地夫人知道她的將軍們和顧問們正在策劃對東巴進行干涉，並且在考慮進攻西巴的緊急計劃。
即使印度名義上是中立的，並且繼續接受我們的援助，甘地夫人卻已經逐漸同蘇聯結盟，並從莫斯科得到大量的經濟和軍事援助。阿尤布·汗總統和他的繼任者葉海亞·汗對此的反應是發展巴基斯坦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既然新德里連上了莫斯科，伊斯蘭瑪巴德連上了北京，次大陸就大有可能成為兩個共產黨巨人進行對抗的危險地區。
在那天上午的談話中，我感到不安的是，雖然甘地夫人自稱她致力於和平，但她不願作任何具體努力來緩和緊張局勢。葉海亞·汗已經表示，如果印度同意把軍隊撤離邊境，他也願意這樣做，但甘地夫人不願作出類似的保證。
我說：「分裂巴基斯坦絕對沒有什麼好處。由印度發動戰爭，這是幾乎不可能理解的。」我指出目前的情況在某些方面類似中東的局勢；正像中東牽涉到美國和蘇聯的利益一樣，在南亞和印度次大陸有中國、蘇聯和美國的切身利益。我說：「一旦印度發動戰爭，那就很難確切估計其他大國會採取什麼步驟。」
一個月後，事先掌握了蘇聯武器的印度陸軍進攻東巴。沿西巴邊境也爆發了戰事，但還無法判斷究竟印度在那方面的目標是牽制巴基斯坦的兵力，還是那個行動是全面進攻的序幕。如此規模的作戰計劃不是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能夠制訂出來的，這使我不得不認為甘地夫人在我們會晤時有意欺騙了我。我還感到不安的是，蘇聯不理睬我們幾次發出的明確的通知，即如果他們支持印度入侵巴基斯坦，我們將作出表示強烈反對的反應。我感到蘇聯的一個重要動機是向全世界表明，儘管連篇累牘預報中美和解，蘇聯還是頭號的共產黨大國。事實上，蘇聯把軍隊調到中國邊界，露骨地企圖牽制中國兵力，阻止中國人去支援巴基斯坦。
我感到有必要勸阻印度的侵略和蘇聯的冒險主義，並同意基辛格的建議，我們應當表示對印度的不快和對巴基斯坦的支持。
為協調我們的計劃，基辛格召開了由國務院、國防部、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四方代表組成的「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會議。他發現國務院認為，東巴獨立是不可避免的並且是可取的，印度在東巴只有有限的目的，對西巴沒有野心。按照這種推斷，蘇聯或中國進行干預的危險很小。因此，國務院主張我們應該保持冷靜，袖手旁觀，讓不可避免的事自行發生。
我完全不同意這種消極的估計。我要讓蘇聯人知道，我們強烈反對蘇聯的一個盟國利用蘇聯武器肢解巴基斯坦。因此，基辛格把蘇聯代辦伏隆佐夫召到白宮來，告訴他這個危機又一次把我們的關係推到了十字路口，因為我們認為在印度次大陸慫恿一場戰爭是同改善彼此的關係相矛盾的。
基辛格說，我們想看到停火和所有印度軍隊撤出巴基斯坦。戰事一停止，有關各方可以開始談判，求得問題的政治解決。我們認識到，政治解決的結果大概是東巴取得政治自治，我們願意朝這個方向做工作。主要的問題是應該停止戰鬥，應該消除大國對抗的危險局面。
第二天我給勃列日涅夫寫了一封信，毫不含糊地說明了我的想法：
目前的客觀事實表明，印度軍隊正被利用來把政治要求強加於人，並肢解主權國家巴基斯坦。貴國政府已使自己同印度的這項政策牽連在一起，這也是事實。……
我深信，我們原先商定明年5月在莫斯科會晤時所遵循的精神要求雙方實行最大限度的克制，採取最緊急的行動來結束這場衝突和恢複次大陸的領土完整。
當晚11點鐘，伏隆佐夫送來一份照會，回答了基辛格前一天提出的各點。照會指責美國維護和平不夠積極，建議立刻停火，同時要求巴基斯坦立即承認東巴獨立。蘇聯人顯然打算玩弄強硬路線。因此，我們必須採取的行動是絕對堅定地繼續支持巴基斯坦。如果我們不幫助巴基斯坦，那麼伊朗或者蘇聯影響所及的其他國家就會對美國支持的可靠性產生懷疑。像基辛格所說的：「我們實際上沒有別的路可走。我們不能聽任我們和中國的一個朋友在同蘇聯的一個朋友的衝突中受到蹂躪。」
12月9日，伏隆佐夫帶來勃列日涅夫的一封長信。他企圖倒打一耙，說問題的關鍵在於設法讓葉海亞·汗放棄東巴。基辛格覺得，來信的友好語氣至少表明蘇方有了一點響應，但我對此表示懷疑。
同時，危機發生了令人不安的轉變。我們通過情報來源獲悉，在印度內閣的會議上，甘地夫人主持討論了在西線擴大戰爭併入侵西巴的計劃。基辛格召見了印度大使，用明白的語言暗示我們已經知道他的政府的計劃，要求他敦促新德里重新考慮，不要再採取任何魯莽的行動。
當時蘇聯農業部部長正好在華盛頓訪問。我知道他是勃列日涅夫的親信，就要他帶個私人口信給勃列日涅夫，說我認為我們兩人作為兩個核超級大國的領導人，有責任不讓我們較大的利益捲入我們較小的友邦的爭吵中去，並且要他回去轉告，我說上面這番話是認真的。
那天下午晚些時候，我授權穆勒海軍上將派出一支特遣艦隊，由核動力航空母艦「企業號」等八艘艦艇組成，從越南開往孟加拉灣。
東巴的軍事形勢很糟。在數量上占優勢的印度人得到兇猛的孟加拉反叛者的合作，葉海亞·汗的軍隊全面敗退。雙方作戰都是幾乎不可置信的殘酷，使局面像一場噩夢。在戰事結束以前，有好幾百萬人無家可歸。
最後，葉海亞·汗承認他應該採取我們一直向他建議的行動方針：他不再能夠保住東巴，應該把他的軍隊集中用於保衛西巴。我表示一旦他這樣做，他就可以得到我的全力支持。12月9日，巴基斯坦接受了聯合國大會的停火要求。然而印度拒絕停火，西巴邊界沿線的緊張局勢仍在加劇，我就給勃列日涅夫又寫了一封信，呼籲他同我一起結束這場危機，以免我們自己被拖進去。我在信的開頭就說，據我們看來，巴基斯坦本身的行動業已滿足了他關於東巴政治獨立的建議。我接著寫道：
現在下一步必須在西線立即停火。如果不停火，我們將不得不認為針對整個巴基斯坦的一種侵略行為正在進行，而巴基斯坦是我們對之承擔義務的友邦。
因此，我建議立即由我們發出關於完全停火的聯合呼籲。
同時，我最強烈地敦請你約束印度，因為你們通過條約對印度有很大影響，必須對印度的行動負一部分責任。
12月11日我們等勃列日涅夫的答覆等了一整天。這種拖延是難以忍受的，因為印度進攻西巴的可能性在一小時一小時地增長著。12月12日，在我飛往亞速爾群島同蓬皮杜總統就國際貨幣危機進行法美高級會談之前不久，從莫斯科送來了一個簡短的答覆，只是說印度政府無意對西巴採取軍事行動。
我立即發出復電，說印度的保證缺乏具體內容。鑒於情況緊急，需要協調行動，我建議我們繼續通過基辛格-多勃雷寧這條秘密渠道進行磋商。我又說，我要十分強調，為了避免我們雙方都不願看到的後果，必須抓緊時間。
雖然我的電報語氣急切，熱線卻一直冷著，直到第二天早上5點鐘，才送來了三句話的答覆，說蘇聯正在設法「澄清」印度國內的情況，一有結果將立即告訴我們。
12月14日在華盛頓，伏隆佐夫交給黑格另一份來自克里姆林宮的電報。它再次只提出含糊的保證，說印度無意對巴基斯坦採取任何軍事行動。由於這個答覆並不比早先的電報有何改進，我同意基辛格的意見，黑格應當打電話給伏隆佐夫，把這一點告訴他。
基辛格在從亞速爾群島飛回華盛頓的途中，同「空軍一號」飛機上的三個聯合採訪的記者談了話。其中一個問，印巴危機有無惡化到影響我去參加最高級會談的計劃的危險。基辛格回答說：「還沒有，但是我們必須等著看今後幾天發生的情況。」記者們立即意識到他們剛才獲得了一項重大消息。一個記者問道：「我們是不是可以從你的話里推斷出，如果蘇聯人不很快開始施加起抑制作用的影響，總統出訪的計劃就可能改變?」
基辛格回答說：「我們確實期望蘇聯人在今後幾天內發揮起抑制作用的影響，如果他們繼續蓄意鼓勵軍事行動，我們也許不得不重新考慮總統的計劃。」
飛機一著陸，記者們立即跑去把自己的筆記告訴同事們，並立即發出了報道。當天黃昏的新聞節目就把這項報道傳遍了全國和全世界。
基辛格在白宮召見伏隆佐夫，並告訴他，我很關注蘇聯領導人沒有盡力促成問題的解決。鑒於他們繼續拖延，我開始認為他們只是在講空話，有意讓當前的事態發展決定最終的結局。
基辛格說：「尼克森總統不習慣進行威脅。他長期以來一直尋求真正改變美蘇關係的途徑。然而儘管他有這個願望，貴國政府卻用大量尖端武器裝備印度。如果蘇聯政府支持或迫使別國領導人去肢解或者分裂一個美國的盟國，它怎能指望我們兩國間的關係會有所改善呢?」
第二天，基辛格又召見伏隆佐夫，給他看了我寫給柯西金的一封信的抄本，信中竭力主張我們兩國應迅速採取負責任的步驟，以確保印巴軍事衝突不致擴大，並保證反對任何一方取得領土的企圖。
伏隆佐夫抱怨說，印度人很不聽蘇聯的壓力。基辛格回答說：「再不能有任何藉口了。總統已經作了好多次個人的呼籲，都遭到了拒絕，現在該是行動的時候了。」
伏隆佐夫說，蘇聯無條件地準備保證印度不會進攻西巴或克什米爾。但是，如果公開這樣做，那就意味著蘇聯實際上是在代表一個友好的國家說話。換句話說，只要不必公開這樣做，蘇聯是會敦促印度接受停火的。印度人看到蘇聯不會給予支援，肯定會同意某種解決的辦法。
第二天，葉海亞·汗的軍隊在東巴無條件投降了。12月17日，巴基斯坦接受了印度在西巴停火的建議，於是西線的爆炸性局勢也得到了解決。我們通過發出外交信號，施加幕後壓力，終於使西巴免遭印度迫在眉睫的侵略和統治。我們也又一次避免同蘇聯發生重大的對抗。
印巴戰爭所牽涉到的利害關係遠遠超出巴基斯坦的前途——這本身已經很重要了。它涉及一個原則，即能否允許蘇聯所支持的大國肢解它們較小的鄰國。一旦這個原則得到肯定，世界將變得更不穩定和更不安全了。
在此期間，中國人起了很謹慎的作用。他們有軍隊駐在印度邊界上，但他們不願冒攻擊印度以援助巴基斯坦的風險，因為他們擔心蘇聯會以此作藉口來進攻中國，而他們的這種擔心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他們沒有採取行動，可是他們軍隊的存在大概對印度起了遏制的作用。
停火安排後三天，我們送給中國人一份材料，說明了停火的要點。在材料結尾處我們寫道：「美國認為，可以從最近的南亞事件得出一些使人頭腦清醒的結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國政府不應再令自己陷入這樣的處境，即有人能夠利用充當代理人的國家來推進他們含有敵意的全球目標。」
通過印巴危機，我對甘地夫人的尊敬減低了。幾個月後，在1972年3月，我在比斯坎島過周末時看了一部關於聖雄甘地的傳記影片——他同甘地夫人沒有親屬關係——看了以後我口授了一段感想，寫進了我從1971年11月開始記的日記。
日 記
我看了甘地的被刺，聽了他關於暴力問題的講話，感到今天印度的一些領導人是何等虛偽。例如：當夏斯特里去塔什干時，英迪拉·甘地說什麼印度的勝利之翼被剪掉了；她在華盛頓和我會見時實際上已經決定要進攻巴基斯坦，卻向我保證說她決不這樣做。這完全是兩面派態度。不用藉口就訴諸武力的人是壞透了——訴諸武力而同時還勸誡別人不要使用武力的人不配得到任何的同情。
印巴危機期間一個最嚴重的事件發生在我們國內。12月14日，當我們還不能肯定印度會不會進攻西巴時，報系專欄作家傑克·安德森發表了12月2日、4日和6日「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記錄的逐字節錄。會議記錄透露說，基辛格對小組的講話傳達了我為了「偏袒」巴基斯坦而施加強大壓力的消息，這既不同於有些國務院官員一向所採取的態度，也不同於我們為了更好地對各方施加影響而公開採取的更為中立的立場。從外交事務的角度看，這個泄密是使人尷尬的；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看，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這一泄密使人震驚，因為出席「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的只限於軍事情報機關和國務院最高級官員。我們聽說羅伯特·韋蘭德海軍少將認為，被泄露的文件之一肯定是從他的辦公室搞出去的，那時他的辦公室擔負著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之間的聯繫工作。我們指派了巴德·克羅和戴維·揚進行調查。
懷疑集中在一個分配在韋蘭德辦公室里工作的海軍文書軍士的身上。在詢問的過程中，揚了解到這個文書軍士有一段時期一直在複製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秘密文件。他經常撿取待燒廢紙袋裡的複寫紙或影印件，有時甚至竊取基辛格和黑格公文包里的文件去複製。有一次，他抄了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訪問北京時與周恩來談話的摘要記錄。他把這些文件送給了他在五角大樓的上級。
我們無法確證這個文書軍士就是安德森的材料來源。但間接的證據是很有力的，他們兩人彼此相識，曾在若干場合碰過頭。不論這個文書軍士有沒有向安德森泄露機密材料，他總是危害了參謀長聯席會議同白宮的關係。
雖然我也許並不真正感到驚奇，但我感到不安，因為參謀長聯席會議竟在對白宮進行暗中偵察。不過坦白地說，我很不願意追究事情的這一方面，因為我知道如果深究下去，這事會像其他許多敏感的問題一樣，最後被透露給新聞界並被他們嚴重歪曲，這樣我們最終會損害軍方的信譽，而軍方那時所受的攻擊已經夠多的了。
文書軍士本人也同樣難於處置。我感到關於他給安德森提供材料的間接證據是令人信服的，我也知道這種行為不能容忍。
日 記
關於這件事情，令我不安的是驅使這個文書軍士提供材料的那種埃爾斯伯格變態心理。他替參謀長聯席會議偵察白宮一事並不使我特別驚奇，雖然我認為這不是正派做法。但是他由於不同意我們對印度的政策而進一步向報刊專欄作家提供絕密材料的行徑，卻是必須不惜任何代價要加以制止的。
然而我覺得，如果對這個文書軍士進行起訴，那將是太危險的事。這個人曾跟隨基辛格和其他人外出執行一些秘密任務，還接觸過別的絕密材料，一旦泄露會危及我們同中國的談判和同北越的談判。就這點來說，他是一顆潛伏的定時炸彈，起訴就會使他觸發。於是我們把他調到俄勒岡州一個遙遠的崗位上，對他進行暗中監視，包括一個時期的電話竊聽，以查明他有沒有再外傳秘密材料。這個辦法發生了效力：他沒有再泄漏機密。
六大目標
雖然越南和其他外交問題在1971年大部分時間占主要位置，這一年我還是就通過國內立法問題向國會提出了要求，這些立法後來成為我所說的「新的美國革命」。國會無意於分散權力，還權於民，但我再次堅持要國會就我的提案採取行動——其中有些是我在1969年第一次提出的——這些提案總的目的是要開始改變整個聯邦政府的規模和結構。1971年1月22日，我在國情演說中用了坦率的語言描述為何有必要實行我所建議的計劃。我說：「讓我們面對現實。今天大多數美國人對於各級的行政管理簡直膩煩透了。」
這次演說是我任總統期間關於國內政策談得最全面和最富建設性的一次演說，其中我為國家和人民列舉了六大目標：福利改革；和平時期的充分繁榮；恢復和改善自然環境；改進醫療衛生工作，使更多的人得到更公平的照顧；加強和補充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徹底改革聯邦政府。
國會的反應仍然令人失望和不安。對於福利改革、政府改組、廣泛的醫療衛生計劃以及幾十個其他計劃和法案，國會仍然不肯採取行動。
帕特
多數人大概會說，在政治生活中要取得成功，需要韌性、力量或決心。但帕特有一次說，政治生活最需要的是情感——她說的對。最好的政治生活和最高尚的公眾生活確實最需要情感。
你由於尊重人們而不是需要他們的選票或支持而喜歡他們，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人與人之間的思想交流和了解，這就是情感。這是帕特所富有的品德。這是她成為總統夫人時帶給白宮和全國的禮物。
她毫不猶豫地積極承擔了新的繁重的任務。她在白宮東側樓設立了工作人員的辦公室，並親自過問白宮管理工作的各個方面。她既關心使每天受到參觀的白宮屋子裡都擺有鮮花，而且要求事先詳細了解每一個來訪國賓的情況。
我們大家都愛白宮，並且想方設法讓人們了解白宮的歷史、分享白宮的美麗。而使這件事得以實現的卻是帕特。
她讓人在南庭園欄杆近處安裝了擴音器，使參觀者在這裡排隊等候時可以聽到他們即將看到的那些房間的歷史情況的介紹。她為盲人安排了專門的參觀，讓他們第一次能夠摸一摸各個房間裡的歷史文物。帕特還首次錄製了白宮歷史的口頭介紹材料，讓這些看不見東西的人仍能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
我們的兩個女兒也繼承了她們母親的關心和慷慨的精神。特里西婭在結婚前一直和我們同住在白宮，在此期間她給一所小學的孩子們做輔導員，並且想出別開生面的方法把青少年帶到白宮裡來，如在南草坪會見1000名男童子軍，在萬聖節前夕舉行招待會招待350個來自華盛頓較貧窮地區的兒童。1970年春天，她作為女主人請來2000個兒童，坐在草地上聽哥倫比亞特區青年樂團的音樂會。除了這些較大規模的活動，她平時還舉行招待會、茶會，並出去演講。
我們住在白宮的第一年夏天，朱莉自告奮勇擔任了參觀辦公室的導遊，帶著興奮的參觀者進行特別的參觀，穿過花園直到二樓上富有歷史意義的那些房間。下午，她帶著殘障者進行特別的參觀。即使在她為考碩士學位而進行學習時，以及後來擔任《星期六晚郵報》編輯時，她還是保持著在全國各地演講和訪問的繁忙活動。
帕特組織了私人募捐，使白宮外面燈光明亮，為本市居民和旅遊者在晚間提供方便。在內部，她用自己在顏色和陳設方面的高雅的審美觀點以及充沛的精力，對白宮進行了重新裝飾。她同白宮管理主任克萊門特·康格和喬治亞州奧爾巴尼城的聯邦古典藝術、建築和家具專家愛德華·瓊斯合作，籌了款子，收購了500多件精心挑選的美國早期家具和藝術品，布置在白宮供公開展覽的那些房間裡。她又同殖民地時期威廉斯堡基金會主任卡萊爾·休梅爾辛一起，協助整修白宮的西側樓。
帕特的工作完成後，許多來訪的藝術家、歷史學家、建築師和裝飾師都說，白宮從來沒有這樣漂亮過。聽了這些話，女孩們和我都感到十分自豪。
在我們重新裝飾白宮的計劃中，只有一樁革新是可以歸功於我的。一天晚上我們外出參加社交活動回家時，我注意到許多聯邦建築物上都飄揚著國旗，唯獨白宮上空沒有。我的軍事助理唐·休斯告訴我，夜裡必須有照明才能掛國旗。我讓他在屋頂上安裝了泛光燈，從那時起，白宮頂上就日夜飄揚著國旗了。
在白宮住過的人們中間有一種共同的深厚的依戀感。帕特和我特別想要使所有前任總統和副總統的家屬，不論黨派和政見如何，都感到他們是受歡迎的。
帕特建議我們編一本前任總統所有活著的直系後裔的名冊，在幾年中我們邀請了他們中的許多人來參加白宮的社交集會。通過這種方式，我們會見了卡爾文·柯立芝的兒子、格羅弗·克利夫蘭的一些孫子孫女、來自奧伊斯特灣和海德公園的羅斯福子嗣以及亞當斯的幾十個後代。
我們設法獲得批准，使約翰遜一家出國旅行時得到額外的特工保護。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打電話給約翰遜和漢弗萊，徵求他們的意見，有時單純為了找他們談談，並告訴他們我理解他們曾經肩負過的重任。
帕特每請一個人到白宮來，總是要和他進行敘談。她一向不喜歡過於正式的講話。舉行招待會時，她不是只到場一會兒，應付幾句，便於記者和電視攝影師進行報道，而是喜歡和客人待在一起，跟他們談話。有時一個下午會見了450個營養學家，然後是670個外國商界領導人的夫人，或者是白宮食物、營養和健康會議的1200名代表，或者是350名美國農場協會的婦女代表。
新聞界對她這樣繁忙的活動報道很少，這使我感到不快。可是她唯一關心的是使人們感到自己深受歡迎。
帕特每星期收到1000多封信，每天上午她都要讀一些信，在覆信上簽名。她認為，既然人們花了時間寫信給她，總該親自給一封回信。在下午經常舉行的招待會或茶會之後，她有時帶些智力遲鈍的兒童乘「美洲杉」號遊艇出遊，有時安排一個特別節目，如有一次在感恩節宴會上，請來了幾百位老年公民——他們不是什麼大人物，而是或許永遠沒有機會在其他場合下看到白宮的普通人。晚上，她往往又在白宮接待客人，或者到市內什麼地方去出席社交活動。
她的忙碌使我們大家感到喘不過氣來。到我們待在白宮的第二年，我們已經創造了接待5萬名客人的紀錄。
現代有一種觀念，似乎每一位總統夫人都得有一個「規劃」，表現她的特色。帕特一心要發揚志願提供服務的想法，也就是人們在能力範圍內互相幫助，而不是等待政府去辦。不過她不願認為志願提供服務是她的「規劃」，或者說她的興趣必須限於一個領域。有一次她說：「關心人才真正是我的規劃。」她的行動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這一點。
她旅行全國，同從事各種福利計劃的人談話，這些福利計劃有幫助青年、老年、殘障者的計劃，有幫助兒童提早識字的計劃，有美化城市和居住區的計劃。她到外地作過150多次旅行，有幾次同我一起，有許多次是她獨自進行的。她每次都注意到，她要去會見的是單個的人而不是抽象的集體，是一般的人而不是選區的居民。我記得有一次人家告訴我一天下午她去參觀一所醫院的情形，她停下來抱住一個因患風疹而瞎了眼的小女孩。有好幾分鐘，同她一起參觀的人都等著，她卻對孩子說著話，把她抱得很緊。有人過來告訴帕特，這孩子不但瞎了，而且聾了。帕特回答說她知道。「但是這孩子了解什麼是愛，」帕特說，「她能夠感覺到有人愛她。」
白宮裡的生活是活躍而緊張的。首先，這是一個城市裡的家，人們經常感覺到和聽到外面的車輛往來。有時聽得到遊行示威的聲音。屋子裡似乎永遠沒有真正清靜的時候，因為管理人員出出進進忙於工作，而在地下室的廚房裡，不停地要準備早飯、午飯、茶會、招待會和正式宴會。
起初我們試圖減免一些繁文縟節。帕特和我一致認為，我們應該減少到處簇擁著總統的管家和隨從的人數。我關照霍爾德曼把總統的那兩名專職按摩員（海軍衛生員）分配去做更為有用的工作。我立即停止了一種在我看來是難以置信的慣例：總統離開華盛頓出外旅行，無論到什麼地方，他在白宮睡的床一定要提前運到，使他永遠不必睡陌生的床。我說我在周末到戴維營或比斯坎島去作短期工作旅行時，只需要馬諾洛和或許一個伙食管理員照管我的衣服和飲食就夠了。我們下令把一向供總統專用的兩艘大海軍遊艇改作他用。我們也曾試圖減少那些經常伴隨我們的特工人員的人數以及安全措施。
但即使這樣，白宮裡的生活還是使人有禁閉的感覺，這使得我們對於 1969年夏天在聖克利門蒂為以後退休而購買的房子感到更親切了。這是一座舊的西班牙式房子，蓋在俯瞰海灘的一個美麗的高岬上。不斷的波濤聲給人以寧靜的感覺，周圍的棕櫚樹和桉樹提供天然的屏障，使我們能夠作比較私密的散步。我們管那所房屋叫「和平之家」。在隔壁，海岸警衛隊警備站修起了一小片辦公用房。這些房子加在一起，就構成了西部白宮。
由於聖克利門蒂離得遠，我們一年只能去那裡少數幾次。更多的時候我們是去比斯坎島或戴維營過周末。在某些方面，帕特管了三個家，華盛頓、加利福尼亞和佛羅里達各一處。她為我們把每一處的家都安排得很好，即使一次只待上幾天。
在我們參加政治活動的這些年裡，帕特的性格越來越堅強，她對人的溫柔敏感也更突出了。她往往受到激進的婦女解放運動者的批評，然而她堅持了自己的指導方針，即婦女有權選擇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她用自己的行動證明，婦女能夠同時做到既保持獨立又幫助她的丈夫。偶爾有人指摘她牽掛太多，她也滿不在乎。在待人接物方面，她活潑、隨便、說話風趣，但她覺得總統夫人應該端莊。她認識到總統夫人要在很多方面起表率作用。她是按傳統辦事的，但她的熱情使她的儀態超越時間和地點的限制。最重要的是，她樂觀坦蕩，在一個社會準則迅速改變的時代中能保持自信。
在我任副總統期間，帕特和我一起出訪過53個國家。艾森豪威爾慣常認為我們是一對很好的搭檔，我也認為是這樣。白天我參加會談，她就到學校、醫院、工廠、孤兒院去接觸當地人民。我記得有一次在巴拿馬，她堅持要去參觀一個麻風病隔離區，並且和不幸的患者握手，陪同訪問的主人臉上不禁流露出對她的敬畏。
晚上，她常常及時回到我們的下榻處，換上正式禮服，出席華麗的國宴。
對國外成千上萬的人來說，帕特成了美國友誼的化身，這種友誼存在於她的音容笑貌之間，傳達給我們所訪問的各國人民，往往起著演說、祝酒和公報起不到的作用。
帕特是總統夫人擔任總統正式外交代表派往外國的第一人。她曾以這個身份前往秘魯，帶去美國志願工作者徵集的救濟物資，贈送給嚴重地震的受災者。她不顧危險和持久的疲勞，爬進瓦礫堆里去擁抱無家可歸的兒童，表達美國人民的同情和關懷。為感謝這次訪問，秘魯總統授予她太陽大十字勳章，這是美洲最古老的勳章。她是獲得這種特殊榮譽的第一位北美婦女。
在我們訪問中國和在蘇聯進行最高級會談期間，帕特顯示了她搞個人外交的高超藝術。她在觀看馬戲表演時同跳舞的熊握手，把學校和醫院裡的兒童吸引到她身邊來，她訪問了公社、工廠和百貨商店，同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學校的學生一起練舞。
1974年，她率領美國代表團出席委內瑞拉總統和巴西總統的就職典禮。1972年，她代表我到非洲出席賴比瑞亞總統的就職典禮，接著訪問了加納和象牙海岸，同這兩國的元首進行了會晤。1月9日她從非洲回國。
日 記
這次旅行顯然使帕特很高興。使她印象特別深刻的是象牙海岸的總統。她指出，這位總統不主張對南非使用武力，於是我才了解到為什麼國務院裡有那麼多人不喜歡他，原來他沒有遵循通常的方針，即哪怕打一場誰也贏不了的戰爭也要全面反對南非的不顧後果的方針。
我原先對非洲的獨立運動抱有嚴重的懷疑，現在我得出結論，也許讓這些國家開始搖搖晃晃地自己學步是最好的辦法。它們會把許多事情搞糟，但是只有讓它們自己負責，才能獲得尊嚴，增長才幹。如果處在殖民地或者附庸地位，它們是永遠也達不到這一點的。
令人驚異的是，雖然帕特的任務非常困難繁重，她回來時卻依舊那樣精神煥發。在每一個國家她都舉行過記者招待會，同總統進行過談話，並且都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本領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正像朱莉所說，最成功的是大家看到她所訪問的各國的人民都喜愛她，而她也喜愛這些國家的人民。
有人說我們一家人刻板，這對我們來說倒很受用。在華盛頓的環境裡，「刻板」往往是指堅持原則而不屑仿效朝三暮四的時髦風尚。
在我們住進白宮後的第一個星期天，我們在東廳舉行了白宮的第一個禮拜儀式。我們的想法是，在舉行這些時間短促而啟發心靈的禮拜儀式時，每次由不同教派的一位知名牧師主持，並由全國各地的唱詩班來唱詩。每次我們邀請兩三百人——從國會領袖到白宮的警察和電話接線員。舉行這種禮拜，帕特和我就可以避免到外面教堂參加一般的禮拜，被電視記者簇擁，被大批對禮拜毫無興趣的旅遊者和獵奇者所追逐，以致往往發生宗教活動被人利用的情況。這樣不但我自己煩惱，而且我認為也一定會麻煩和打擾其他來教堂做禮拜的人。
禮拜儀式的問題引起了一陣批評。傳統派說，禮拜被沖淡得失去了意義；不信教的人說，把宗教搞進白宮是不倫不類；報紙主筆們指責我們打破了政教分離的現狀。但是帕特和我認為，這種禮拜儀式是我們在白宮生活時期頗有意義的事情，它讓成千上萬的人有機會和我們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它給全國樹立了虔誠的榜樣。
我們全家向來是喜愛舞台藝術、電影和音樂的。在戴維營、佛羅里達或加利福尼亞，我們晚飯後喜愛的消遣是看一場電影。有時我們試看一部從未聽說過的影片，有時挑選當時風行的電影，有時則看我們家喜愛的老片子。
帕特和我跟任何來賓一樣總是期待參加白宮的文娛晚會。我們感到，請來在國宴以後表演的藝術家應該反映美國各種藝術流派的風格——順便提一下，也反映我們自己的某些共同的愛好。在幾百次難忘的晚會之中，我特別記得果爾達·梅厄夫人感情衝動地跑上去擁抱艾薩克·斯特恩和倫納德·伯恩斯坦，這兩位音樂家是被請來在歡迎她的國宴之後進行表演的。表演古典音樂到民間音樂和搖擺舞音樂的，有貝弗利·西爾斯、羅伯塔·彼得斯、默爾·哈格德和卡彭特兄弟。珀爾·貝利有她熱情的幽默和罕見的藝術特色，弗蘭克·西納特拉第一次在白宮演出後向我表示感謝時眼裡含著淚水。來表演的還有托尼·貝內特、約翰尼·卡什、格倫·坎貝爾、阿爾特·林克萊特和鮑勃·霍普。
除了宴會後的演出以外，帕特還在白宮舉辦了一系列專門的晚會，請一些客人來欣賞某一位偉大表演藝術家的技藝，或是尼科爾·威廉森朗誦《哈姆雷特》劇本的片斷，或是雷德·斯克爾頓講笑話，或是小薩米·戴維斯唱歌跳舞。薩米和他的夫人在他表演後在白宮和我們過了一夜，他睡在林肯臥室里，實現了他平生的夙願。
不止一次，我曾在一些歡快的歌詠會上為我歷來喜歡的歌曲——如《愛爾蘭人的眼睛在微笑》或《上帝保佑美國》——作鋼琴伴奏，如果簡姨媽還在，這種演出一定會使她驚愕。
除了尊重表演藝術以外，帕特還對手工藝和美術有特殊興趣。她請過許多批工藝美術家到白宮來，還時常安排在東側樓的走廊里展出他們的作品。帕特是在白宮舉辦個人藝展的第一位總統夫人，她請了安德魯·韋思在東廳展出他的一些油畫。
1973年為從越南歸來的戰俘舉行的宴會，是一個獨特的歷史事件。除此以外，我認為在白宮的所有社交場面中最使人難忘的要數1969年4月29日杜克·埃林頓的70壽辰了。那天，我給予他我國授給平民的最高榮譽——自由獎章。我們邀請了200多位客人，其中包括卡布·卡洛韋、厄爾·海因斯、比利·埃克斯丁、馬哈利亞·傑克遜、哈羅德·阿倫和理察·羅傑斯。在頒獎時我說：「在美國的音樂界王族裡，沒有人比杜克具有更激動人心的韻味和站得更高的了。」
我壯著膽子為《生日快樂歌》彈了鋼琴伴奏，正式節目完畢後，一些最有名的爵士音樂家演奏了杜克最傑出的歌曲。最後我說：「我想我們大家應該再聽一位鋼琴家的演奏。」我走到杜克坐的席位，把他領到鋼琴跟前。
他坐下來靜默片刻，全場鴉雀無聲。他說他將作一首即興曲：「我將挑一個名字，一個溫柔、優雅的名字——帕特里西婭。」
他開始演奏了，音樂感情奔放、雅致而美麗——像帕特本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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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蘭利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總部所在地。——譯者注
[2] 據《聖經·創世紀》記載，羅得是亞伯拉罕的侄子，本來居住在索多瑪城，兩個天使警告他該城要毀滅，他便偕同家人出逃，但他的妻子不聽囑咐，回頭觀看該城的毀滅，於是化成一根鹽柱。——譯者注
[3] 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於1782年創立的勳章，紫色、心形，中有金色華盛頓頭像，獎給在對敵作戰中負傷的軍人。——譯者注
[4] 原文如此。但從邏輯上講，當時還只是1970年的3月份。——編者注
[5] 美國和加拿大的勞動節為每年9月第一個星期一，1971年是9月6日。——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