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森回憶錄 · 第五章 1968年的競選和大選
既然世界上兩個競爭的超級核大國美國和蘇聯的利益是如此廣泛和重疊交叉，那麼把有關的領域分割對待的方針是不現實的。因此我決定，把蘇聯所關心的諸如限制戰略武器和增進貿易等領域裡的進展，與對我們極為重要的越南、中東和柏林等領域的進展聯繫起來。這個概念後來成為眾所周知的所謂「連環套」。
1968年2月2日下午，我在新罕布希爾州曼徹斯特的假日酒店舉行記者招待會，正式開始我第二次競選總統職位的活動。我走到擴音器前面說：「先生們，這可不是我最後一次舉行記者招待會!」
由於估計記者們會提出「尼克森贏不了」這個核心問題，所以我一開始就說，我考慮過這個問題並決定以參加全國各州初選這一行動來證明我是能夠取勝的。我又提出，下一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決不能再在煙霧騰騰的小房間裡密商選定了，而應在「初選的烽火」中誕生。這話是衝著納爾遜·洛克菲勒說的，是向他提出的一個挑戰，因為我確信，在幕後支持喬治·羅姆尼當候選人的就是他。
我有很多理由對我的初選戰略取勝抱有信心。最近一次對全國範圍共和黨人所作的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我比羅姆尼足足領先40%，比洛克菲勒也令人寬慰地領先了14%。儘管有這些總體上令人放心的數字，我對新罕布希爾初選還有三大疑慮。首先，事情難免有意外，風險總是存在的；哪一個候選人也不能在32%的投票人尚未表態時就說自己穩操勝券。我既要顯示出自己勝利在握，又不能讓自尊心很強又很有獨立見解的新罕布希爾選民認為我這個人驕傲自大，或者認為我已經把羅姆尼看作競選失敗者來對待。其次，犯錯誤的危險總是存在的。我知道新聞界密切注視我的一言一行，它們會細加挑剔，因此我在競選中的形象和說話口氣都得格外謹慎。最後，存在共和黨隊伍被初選搞得四分五裂的危險，結果是不論誰取勝，都會使這個黨成為一個鬥志渙散、情緒沮喪、一盤散沙的黨。當時，約翰遜政府正處於威信掃地的逆境，1月朝鮮北方扣留了普韋布洛號間諜船，2月越南的春節攻勢，接著明尼蘇達參議員尤金·麥卡錫又提出了反戰的競選口號，在民主黨人中間煽起了激烈的不和。即便如此，共和黨人要想跟林登·約翰遜這個權變有術而又掌握著在職總統各種大權的政客進行較量，還是非常困難的。
越南戰爭是新罕布希爾初選中壓倒一切的問題，就像在整個競選期間的情況一樣。我希望結束戰爭，但結束的方式不能讓南越人民遭致軍事上的失敗並屈服於北越共產黨的統治。
我認為還有許多尚未探知的途徑可以作為結束戰爭的通道。我深信我們可以更有實效地使用武裝力量，迫使北越人認識到軍事取勝之不可能。我們還有必要加速各項計劃，以訓練和裝備南越人，使他們具備自衛能力。最最重要的是，我們並沒有充分運用我們巨大的外交智謀和威力。我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河內，而在北京和莫斯科。
我要是把具體的計劃都詳細勾畫出來的話，作為一個候選人來說，未免過於莽撞，而作為將來可能出任總統的人來說，則是很不妥當的。我並不像約翰遜那樣掌握著全面的消息或情報手段。而且，即使我有能力擬訂出具體的「計劃」，把它公之於眾也只能是荒唐無稽的。在外交領域裡，即使是最縝密的計劃，如果過早泄露的話，也往往會落個可悲的結局。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只能要求選民相信我有能力結束這場戰爭。我的競選演說中總有那麼一段保證：「新領導將在太平洋地區結束戰爭，贏得和平。」
我從未說過我已經有一項結束戰爭的「計劃」，更沒有說過有什麼「秘密計劃」。我有意識老老實實地提到尋求一項解決方案的困難。1968年3月14日我對美聯社就是這樣說的：「沒有靈丹妙藥，沒有錦囊妙計。要有什麼妙計，我這就去告訴林登·約翰遜。」
儘管羅姆尼競選勁頭十足，也花掉了好大一筆錢——據傳這筆錢大部分來自洛克菲勒——民意測驗結果卻繼續對他不利。
正當我往返於若干小城鎮忙著競選時，帕特·布坎南在中途趕來。演說完後他對我說他要同我單獨談談。他把我領到附近的一間男盥洗室並對我說，他剛從一名記者那兒獲悉，羅姆尼要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退出競選。我大為驚訝，立刻命令我的工作人員注意羅姆尼的記者招待會，向我報告詳細情況。聽到廣播之後，他們走進我的房間時臉上的爽朗笑容就是他們帶來的報告。就個人而言，我對羅姆尼的不戰而退很是失望。儘管我把他擊出了圈外，可是往後贏得的卻只是一場沒有真正在選舉中擊敗對手的勝利。而我之所以決定把參加全國初選放在首位，畢竟是為了經受黨內選舉的考驗。儘管羅姆尼已經退出競選，在對外公開預測得票可能性時，我們仍說只有總數的45%到50%。雖然我私下盼望而且也預計我贏得的數字會比這個大，不過我認為低估前景總比高估為好。
3月12日晚上，我和帕特一起參加紐約的尼克森競選總部的勝利慶祝會。在聽說我得到了78%的選票時，我既驚奇又舒暢。即使競選中沒有羅姆尼參加，人們也歡呼我的勝利具有重大意義。它使洛克菲勒手下那些搖旗吶喊的人大為失望，他們辛辛苦苦拉來的那一點不投原定候選人的票更不足道了。
新罕布希爾初選結果，改變了兩黨的政治前景。民主黨方面，約翰遜雖贏得了49.5%的選票，可是參議員尤金·麥卡錫這個異軍突起的反戰候選人卻獲得了令人注目的42%的票。新聞界的注意力和分析大大地集中到麥卡錫身上，給許多人留下了果真是他獲得了勝利的印象，而且實質上，獲勝的也確實是他。在麥卡錫弄得約翰遜有可能敗北的四天之後，紐約州參議員羅伯特·甘迺迪宣布參加爭取提名為總統候選人的競選活動。許多正直的反戰自由派分子覺得甘迺迪在竊取麥卡錫的勞動果實。自由派的《紐約郵報》專欄作家默里·肯普頓指責說，甘迺迪一直等到約翰遜「血染新罕布希爾」之後才「跑下山來打死老虎」，這根本不算好漢。
共和黨方面，羅姆尼退出競選與我初戰獲勝，給洛克菲勒增加了壓力，迫使他於3月21日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我本來完全以為他會宣布參加競選，可是他卻宣布說：「我今天決定鄭重重申，在競選合眾國總統職位的活動中，無論直接或者間接，我都不參與，不當候選人。」他說道，他「今後再不以任何言行鼓勵」人們支持他競選總統，還說他已經簽署了一份宣誓書，把他的名字從俄勒岡的初選名單中去掉。為了表示鄭重起見，他再加了一句：「宣誓書上的話是算數的，明明白白地宣布了我現在不是，將來也不是競選總統職位的候選人。」
洛克菲勒在談到黨需要團結時表示：「非常坦率地說，我對眼前的形勢非常清楚，共和黨領導人中相當一大部分都要求前副總統理察·尼克森出來當候選人，而且看來同樣清楚的是，他們對此都非常關心，並渴望避免黨內再出現像1964年競選時的那種四分五裂的狀況。」
馬里蘭州州長斯皮羅·T.阿格紐和一群朋友及記者在安納波利斯他的辦公室里聽到了這段廣播。阿格紐是三天前剛在安納波利斯成立的全國支持洛克菲勒委員會的發起人，他當然一心一意指望洛克菲勒出山當競選人。他對記者們說，洛克菲勒這一決定，使他「極為驚訝，失望之至」。
過了一個星期，我和阿格紐會談了兩小時，他的才智和洞察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會談後，他對記者說，他仍擁護洛克菲勒，所以還不準備公開表示支持我。不過，說到我時，他說道：「我對他評價很高。他是個領先者。」
我的日程表上原來安排要在3月31日（星期日）的晚上向全國發表廣播演說，談談對越南戰爭的看法。我打算提出建議：美國應努力設法說服蘇聯減少對北越的軍事支援。我還計劃對約翰遜在軍事戰線上採取逐步升級的政策進行嚴厲的抨擊。
星期六下午，我正對講演稿作錄音前的最後潤色時，消息傳來說約翰遜要求各家電視廣播公司在第二天晚上給他安排一個時間。我別無他擇，只能推遲我的演講。
我把星期天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密爾沃基的競選活動中。由於約翰遜演講時我正在飛行途中，我請帕特·布坎南注意聽他的演講，並讓他在拉瓜迪亞機場接我，在我下機後向我報告。
聽了布坎南的報告，我不由得大吃一驚。約翰遜細述了他為戰爭降級所做的最新努力，特彆強調他本人要為獲得和平而獻身。接著，他發表了美國政治歷史上最出人意料的一項聲明。他說他認為不能把他每天的工作時間，哪怕只是一個小時，花在為個人服務的黨派活動上面。「有鑒於此，」他接下去說，「我將不謀求也不接受我黨要我再當一任總統的提名。」
記者們吵吵嚷嚷，要我對此發表聲明。我當時輕率地說了一句，今年真是個「半途而廢年」：羅姆尼，洛克菲勒，現在是約翰遜。半途而廢這頂帽子對前兩人也許合適，可是用來形容約翰遜的行為應該說是用錯了。
這些事件的結果使4月2日在威斯康星州舉行的初選變得幾乎毫無意義。我贏得了共和黨79.4%的選票，麥卡錫也以56%對34%壓倒了已非候選人的約翰遜。
威斯康星初選後兩天，馬丁·路德·金在田納西州的孟菲斯遭暗殺。約翰遜聲明的餘波尚未消失，現在全國又要陷入一場雖說短暫但卻激烈的苦難境地，眼看由震驚而幻滅，由幻滅而失望，由失望而仇恨和訴諸暴力。金死後一小時，華盛頓就爆發了搶劫和破壞，肇事地點離白宮只有六條街。當天晚上，紐約的哈萊姆區和貝德福德-施托伊弗桑特區也陸續發生了零星的搶劫和毆鬥。很快騷亂遍及全國。第二天，搶劫和破壞發展到故意縱火和殺人致死。在芝加哥，肇事分子搶了鬧市區一大片商店，結果死了7人，350多人被捕。國民警衛隊應召開赴芝加哥，以及波士頓、底特律和其他一些地方。
4月7日（星期日），我飛往亞特蘭大向金的家屬表示哀悼。我到他們家，看望了他的四個孩子，他們為父親慘遭暗害還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我到金夫人的屋裡看望她時，她正在休息，她那沉著與克制的儀容，使我非常感動。她對我的到來表示了謝意，我們談起了我與她丈夫第一次會見的情景，那是1957年慶祝加納獨立的時候。我告訴她說，她丈夫所主張的應該以和平方式而不是以暴力手段來實現全人類機會均等的理想給了我深刻的印象。兩天後，我又回到亞特蘭大參加了葬禮。
馬丁·路德·金一生言行所表達的理想主義，是他對民權事業所做的獨特貢獻。他努力抵制民權運動中的極端主義分子，這些人為了達到目的，不惜訴諸暴力。也許正是這些人的壓力使他有時候在公開場合表現得比平時更為激進。不過，你總能和他據理相處。他像他的夥伴一樣，並不欣賞那種所謂必須耐心等待才能達到目的的論調。不過，作為一個講究實際的人，他也意識到實際情況就是如此。他的去世使美國黑人失去了一位全國公認的領導人，一位既有超凡的魅力又有高度責任感的領導人。能夠理智地解決問題的人是有的，但沒有一個人比得上他的魅力及鼓舞人們和感動人們——無論是白人還是黑人——的才能。
金博士死後，我有兩個星期取消了一切政治活動。4月19日我才飛往華盛頓，在美國報紙主編協會上露面。我的演說以及演說後舉行的生動活潑的提問回答會進行得非常順利，幾天後，我收到了艾森豪威爾的來信。
親愛的迪克：
我在今天早上的報上讀到了你在全國報紙主編協會上的演說摘錄。演說高超極了。不僅演說，你在提問回答會上的風采更令我神往，充分顯示了你的瀟灑自如、幽默風趣和擊中要害的談吐能力。
我偶爾聽到的口頭報道表明，你的競選進展情況比前幾周明朗得多了。起初，自命為行家的人都在這樣說：「迪克出任總統的準備工作做得相當不壞，不過他就是當選不上。」現在，總的說來，這種否定態度都已變為：「沒錯，尼克森出任總統的準備工作做得相當不壞，現在就得看我們能不能把他選上了。」我聽到的這些話不僅來自本地人士，還來自全國各地的客人。這種態度上的改變才是真正的進展，只要這股勢頭保持下去，要不了多久，信心就會代替疑慮……
忠實的，艾克·E
艾森豪威爾的信給我帶來的振奮可以說是從天而降，而且非常及時；可是不到一個星期，納爾遜·洛克菲勒卻宣布重返競選，與我對著幹。
4月30日，洛克菲勒在奧爾巴尼舉行記者招待會，來了個180度大轉變的聲明。他解釋道：「過去幾周發生的前所未有的重大事態，顯示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即將面臨一場嚴重的危機。」於是，他宣布決定出任候選人。
洛克菲勒是在馬薩諸塞舉行初選那天宣布他的聲明的。約翰·沃爾普州長，我的早期支持者之一，堅持以本州擁護的總統候選人這種「寵兒」資格參加初選。洛克菲勒靠著那些投非原定候選人的選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以 9.5%的多數贏了沃爾普。這次勝利使沃爾普極為尷尬，把我惹火了，但洛克菲勒被捧上了天。馬薩諸塞所有出席全國代表大會的34名代表都歸到了他名下，他這次復出競選的第一炮打得很響。
但洛克菲勒參加競選為時過晚，已不可能把他的名字作為候選人排進其餘各州初選的選票上。我敢肯定地說，他推遲登場是故意安排的，免得自己被揭穿而有落選的危險。
既然洛克菲勒復出參加競選，我就得注意另一個熱衷於競選的候選人的動靜了。羅納德·里根在只有兩個人競爭的黨代會上是贏不了我的，但是有洛克菲勒從左翼搗我的鬼，里根倒很可能會看到他不僅只是加利福尼亞代表團的「寵兒」，而是有著扮演更為重要角色的前景了。
因此，當里根同意把他的名字正式列入內布拉斯加州5月14日初選的選票上時，我毫不驚奇。他否認他個人在這方面作過任何努力，但是支持他的人卻替他出了很大力氣，其中包括在全州範圍電視觀眾最多的時間，播送了幾場非常顯眼的半小時電視紀錄片。支持洛克菲勒的人則發起了一場投非原定候選人票的運動，買下了247個電視節目時間和564版報紙廣告欄。儘管他們那麼賣勁，結果我還是以70%對22%超過了里根，而洛克菲勒則只有5%，遠遠落在後面。這是迄今為止共和黨黨內競爭最激烈的一次初選，我對這次結果是很滿意的。
現在，俄勒岡州的初選是關鍵了，這是我參加初選的最後一個州。6月4日加利福尼亞州的初選是里根的天下，因為我早就決定不向他那「寵兒」地位挑戰，以免給黨帶來分裂的危險。洛克菲勒和里根至少在那時採取了共同的戰略：使我放慢步伐，剎住我的勢頭，贏得時間，等到在邁阿密海灘舉行的全國黨代會上發起最後攻擊。我擔心俄勒岡，因為里根手下的人正不惜代價地作最後衝刺，他們在這個州總共花了好幾十萬美元。而為洛克菲勒拉票的人也下了同樣多的本錢。
我決定在俄勒岡加倍努力地干，與里根和洛克菲勒不同，我採取到州里進行競選的做法。里根不能親自去，因為他自己說過不當候選人，而洛克菲勒則不敢去，因為萬一他去了那裡而又敗陣而歸，局面就會對他更不利。
於是里根照常放他的紀錄片，洛克菲勒則成百上千版地大登其廣告，可是結果還是我的戰略最見成效。在這最後一場初選考驗中，我得到了超過73%的選票，把里根的23%和洛克菲勒的4%遠遠拋在後面。
那天晚上，在波特蘭市本森飯店我的套間裡，一種與1966年選舉之夜相似的滿意之感又湧上心頭。但事情遠遠未結束，只是開始走上軌道了。
1967年6月間，鮑勃·霍爾德曼給了我一份備忘錄，談了在近代總統競選中使用新聞工具的問題。他強調在如何使用電視方面應有創見。他寫道：「對政治競選活動來說——就其競選技術和戰略而言——走出黑暗時代，進入人們肉眼隨處可以看到的新的華麗世界的時刻已經到來。」霍爾德曼正確地指出，在一次競選期間，一個候選人要作上百次演說，但直接會見的也只是幾十萬新的可能支持你的人。與此同時，活動搞得這樣緊張則會使候選人「暈頭轉向，被愛慕他的人弄得昏昏然，遭到對手支持者（收買來的搗亂分子）的嘲笑和奚落，被一個接一個的狂熱集會的超級刺激弄得誤入歧途。總之，弄得他沒有時間思考，沒有時間研究對手的戰略和言論，沒有時間部署自己的戰略，考慮自己的講話。難怪這種老一套的競選手法，簡直跟白痴的水平不相上下」。
霍爾德曼備忘錄中最重要的建議是研究採用那些使用電視的新途徑。
在紐約，我的顧問小組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觀看過去幾年裡我在各種各樣正式和非正式場合被攝下的舊電視新聞剪輯。目的是要看看我這個候選人與這種新聞工具配合得如何，然後定出究竟哪種拍攝方式最為有效。他們分析了每一個鏡頭，認為場面越自然，我應付得越好。在這一見解的基礎上，決定我應廣泛利用問題回答會的形式，不僅在記者招待會以及有學生們參加的公開提問會要用，而且在我出錢買下的政治節目中也用。
在競選運動中，它逐步形成了所謂「舞台人物」手法：讓我一個人獨自站在舞台中心，四周沒有擺設，外圍則是層層聽眾。我就在這種舞台設計的場面中接受普通公民們的提問，有時候提問者里也有一些地方報刊的記者。
在1968年，要贏得總統提名並當選為總統，南方各州是最重要的地區之一。1964年，亞拉巴馬的喬治·華萊士州長在民主黨三個初選區內搞了一場實質上是種族主義的競選活動，他那過火的表演曾使民主黨的黨魁們都感到很難堪。1968年，華萊士決定採取更加全面的保守路線來擴大他的號召力，並且通過第三黨來爭取得到提名。他正在設法把他的名字列入儘可能多的州的選票上去。
在共和黨方面，把許多南方共和黨人的心搞得飄飄然的是羅納德·里根。他講著他們保守派的共同語言，口齒清晰，感情豐富。南方的代表們在最後一分鐘被他娓娓動聽的高談闊論爭取過去的可能性始終是存在的。因此，在獲得提名以前，我得特別注意在右的方面出現的突發性危險。同樣危險的是，如果黨內發生了嚴重的分裂，那就會把里根派分子推到華萊士的陣營去。
5月31日，我飛往亞特蘭大去參加全國黨代會舉行前的一次最重要的會議。共和黨南方各州的主席正在舉行會議，兩天裡我用了好幾個小時與這些頭頭們進行個別或分組交談。我毫不掩飾這次旅行的目的：儘量討好他們，努力爭取他們的選票。
我事先邀請參議員斯特羅姆·瑟蒙德去亞特蘭大，他趕來參加了一次會。瑟蒙德曾任南卡羅來納州州長，做過1948年南方州權派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1964年，他由民主黨轉成共和黨，支持過巴里·戈德華特。現在他是南方最有勢力的幾個共和黨領袖之一，他的支持對我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我曾私下跟瑟蒙特商談過好幾個月，我確信，只要在兩個對他來說極為關心的問題上滿足他，他就會加入我的競選行列。其中較為重要的一個就是國防問題。作為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委員，他堅持美國應在軍事力量上無可置疑地居世界首位；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第二個問題則帶有狹隘的偏見了：瑟蒙特要求提高紡織品進口的關稅，以保護南卡羅來納的紡織工業。考慮到政治現實，我在這個問題上是無法附和他的，但我告訴他說，在考慮採取提高關稅一途之前，我們應該先努力設法使日本及其他國家同意自願減少向美國的出口。在人權問題上，瑟蒙特知道我的立場跟他迥然不同。我贊成1964年的民權法案，而他則持反對意見。他雖然不同意我，但他對我的誠意與坦率還是尊重的。他知道，我是會把這項法律付諸執行的，但我不會把南方當作代人受過的替罪羊。
會議結束後，我得到了瑟蒙德支持我的諾言，這對抵制里根從右的方面搞我的鬼是很有作用的。
我與帕特、特里西婭、朱莉以及戴維·艾森豪威爾在我們紐約的公寓裡看電視報道加利福尼亞初選結果。由於時差關係，我只看到趨勢大體明朗時就睡覺去了。顯然，鮑勃·甘迺迪正從俄勒岡敗於麥卡錫的境況中翻過身來。我認為休伯特·漢弗萊宣布當候選人的時間拖得太長了，我覺得一旦甘迺迪在加利福尼亞初選中獲勝，那就再也沒有辦法可以阻止他那股主宰一切的勢力的發展了。我上床時說：「看來很可能我們要跟鮑勃對抗了。」戴維和朱莉說他們要看完才睡，到第二天早晨再把結果告訴我。
過了不久，我迷迷糊糊地聽到戴維一遍又一遍叫我的聲音：「尼克森先生，請原諒，尼克森先生。」我終於睜開了眼睛，看到戴維站在我屋裡。「什麼事？」我問道。「有人對甘迺迪開槍行刺，」他說道，「人還活著，但昏過去了。他一發表完勝利演說就被刺了。」
我跟千百萬美國人一起，心裡都在琢磨，這樣可怕的悲劇怎麼又一次落到甘迺迪家族身上？誰幹的？為什麼要這樣干？這種瘋狂行為要到什麼時候才有個完？
次日，我正在書房裡工作，帕特走了進來，淚水汪汪地說：「迪克，那可憐的鮑勃剛咽氣。電台正在廣播這件事。」
鮑勃·甘迺迪跟我在政治上是完全對立的兩派，代表著全然不同的選民與不同的哲學。我們的信念與風格毫無相似之處。但我們像所有的政界人物一樣，都把自己的精力與生命奉獻給公眾，為公眾服務，都是這個沒有特許權的俱樂部的會員。對於危險，我一向是持宿命論觀點的。但是如此草菅人命的慘事仍然令我悲哀又心寒。
帕特和我參加了在紐約聖派屈克大教堂舉行的葬禮。鮑勃的兄弟愛德華致了悼詞，那雄辯的語言深深地感動著我們倆。
全體候選人在葬禮後幾周內，默契地推遲了競選活動。約翰遜總統下達了命令，要保衛人員不分晝夜地保衛好所有競選總統的候選人和他們的家屬。
我6月底重新開始競選活動，在這以後，除了偶爾短暫休息幾段時間外，馬不停蹄地一直進行到11月5日大選日那天。
黨代會的日子臨近了，儘管洛克菲勒和里根這兩股勢力不遺餘力地打擊和拉攏各州的代表，我還是保持了領先地位。由於洛克菲勒不願跟我在初選中進行較量，他現在手頭上只留著一張可以打出的牌：「輸家發牌權。」他將盡力表現出他比我更有把握在11月的大選中取勝。
為此，他發起了一場荒唐的「民意戰」。他給我發來了一封一本正經的電報，並於7月9日公之於眾。在電報里，洛克菲勒提議：一、要我同他舉行一次辯論；二、要我和他聯合搞一次民意測驗，考驗一下我們在選票量大的地區各自的實力。這些民意測驗結果將交給代表大會的代表們，供他們在決定提誰的名時使用。我從未聽說過用這樣一種荒唐可笑的辦法來決定黨對總統候選人的提名。顯然這是出於絕望的孤注一擲。
洛克菲勒不顧我反對他這項聯合民意測驗的建議，自行其是地幹了起來。他雇了一家民意測驗公司，然後又花了好幾百萬美元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一場規模龐大的廣告宣傳競選活動，顯然用意是要在進行民意測驗時影響一下輿論。在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前夕，洛克菲勒陸續公布了他的民意測驗結果，表明他在幾個關鍵的選舉州里領先了。
我的戰略是不到最後決不回擊。我自己搞的民意測驗表明，在這同樣幾個關鍵的選舉州里，我與洛克菲勒不相上下，或者甚至比他還好一些。回擊的念頭一再強烈出現，但我克制住了。我完全有信心擊敗洛克菲勒，但我不想被他拖入一場兩敗俱傷的混戰，因為那樣做只會有損於我在秋季得勝的機會。
洛克菲勒不斷搞他的民意測驗數字遊戲，我則按我的原計劃緊張工作，著眼於鞏固我在代表中已獲得的支持，同時也不斷爭取更多的代表，以保證在第一輪投票時就獲得勝利。為此目的，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取得艾森豪威爾的認可。
艾森豪威爾不樂意捲入代表大會前的搏鬥中。我知道他傾向於在召開代表大會以後才拿出他的認可聲明，以顯得黨是團結統一的。不過我也知道他心裡是要提我作候選人的，於是我請他以前的高級顧問、現在站在我一邊的布賴斯·哈洛出面致函艾森豪威爾，敦促他在代表大會前認可我。
7月15日，我到華盛頓的沃爾特·里德醫院探望了艾森豪威爾。他的笑容沒怎麼變，但臉上的皺紋卻深得多了，年歲與疾病真不饒人啊!寒暄了幾句以後，他提出了認可的問題。我們主動提出的要求顯然很有效果，他毫不猶豫、毫無保留地說：「迪克，我不希望人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會有任何懷疑。我挑中的就是你。好啦!」他同意在7月18日發表他的認可聲明。他的聲明措辭有力，直截了當，對我的幫助可大啦：
爭論如此激烈，時代如此動盪，以致我決定打破我個人的先例，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之前，發表對一位總統候選人的認可聲明……
我支持提名理察·M.尼克森為我黨競選美利堅合眾國總統職位的候選人。我之所以這樣做，不僅因為我讚賞他在我任總統期間對美國作出的卓越貢獻，更重要的是，因為我欽佩他的個人品格：才智出眾，機敏潑辣，果斷有力，熱情飽滿，尤其是他的忠貞不渝。我覺得如果能在1969年1月把迪克·尼克森安置進白宮，那對美國的安全、繁榮和國力以及世界和平事業都是最為有利的。
聲明發表後，他送給我一份抄件，並在抄件的頂端親筆附言：「親愛的迪克，這個聲明是我真心實意樂於寫就的——德懷特·艾森豪威爾。」
7月26日，我去華盛頓聽取約翰遜總統為所有總統候選人提供的情況介紹。那天早些時候他已向喬治·華萊士作了介紹，當我抵達白宮時，約翰遜、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和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沃爾特·羅斯托都在等我。
情況介紹的核心問題是越南。談到我們是否應單方面停止轟炸北越時，約翰遜很帶感情地談到在南越服役的士兵以及他得給死難者的家屬寫慰問函的問題。他問道：「難道我可以跟孩子們說，我們就要停止轟炸，讓他們增加30%的卡車滿載槍炮彈藥源源南下，讓他們有更好的機會來打死你們，這能行嗎？」
最精明強幹、最受人尊敬的國務卿之一的臘斯克指出，美國如果沒有獲得體面的和平解決就從越南撤出，亞洲其他地區就會一片「混亂」。他說，他堅持這一看法，跟什麼「多米諾骨牌」理論是毫不相干的，因為他認為那個理論看問題過於簡單化了。他相信，美國從越南撤走，勢必讓中國共產黨人成為亞洲大陸唯一大國，結果就會造成一片混亂。
情況介紹的關鍵部分是有關停止轟炸的問題。約翰遜多次談到這個問題。他說事實上他已經提出了停炸的建議，而且蘇聯人和北越人都在進行認真的考慮。就我們方面來說，以前的停炸都未收效，對此他牢騷滿腹。他堅持不能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他說：「如果我們停炸，總該從對方得到點什麼才行呀！」他向我保證，眼前不準備搞停炸。他打算等待下去，一直等到北越及其後台蘇聯願意接受合理條件為止。我說我將繼續支持我們在越南的目標，儘管我對目前已經採取的策略是有意見的。我還保證，要是共產黨方面萬一轉而同意約翰遜所堅持的條件以換取停炸，我決不做有損我們談判立場的事。
等到介紹結束、眾人離去之後，我眼前的約翰遜一下子變得像只泄了氣的皮球，顯得蒼老又疲憊不堪。他囉囉唆唆地大講特講他決定不再參加競選的事，聲音喑啞沉悶。他舉了許多理由，並且多方暗示說，自從1967年8月以來，他就一直在考慮不參加競選的問題。但是他隻字不提尤金·麥卡錫和鮑勃·甘迺迪，對這兩個競選者所造成的各種壓力他也一聲不吭。
在送我出門時，他又恢復了老樣子，鎮定自若起來。他表揚了J.埃德加·胡佛（聯邦調查局局長），感激艾森豪威爾對他的支持，恭維我的一家，還說剛收到戴維·艾森豪威爾的來信，表示支持他在越南問題上的立場。
當我們握手告別時，他說：「你知道，迪克，有人說我權欲薰心，這全是廢話。對於掌不掌權的問題我他媽的從來都不在乎。我之所以想當總統，無非就是為了可以有個機會為國家做點好事。再也沒有其他的想法。」
當約翰遜大談他用權之道的時候，我心裡琢磨的是，用什麼方法可以使大權不落到納爾遜·洛克菲勒手中。他絲毫沒有罷休的念頭。直到開代表大會的前夕，他還在如痴如狂地搞他的民意測驗。他到邁阿密海灘時帶著大把大把的統計數字，以便分發給代表們。不過他的努力看來收效甚微。
洛克菲勒是公開地干，而里根則繼續忸忸怩怩地謀求做候選人。但他的意圖是誰都清楚的。早在召開代表大會之前，他就曾不斷把南方的代表們接到加利福尼亞去和他見面，並在思想方面拉攏南方的代表們，使他們難於拒絕。代表大會舉行前三星期，他又帶著他的首席拉票專家克利夫頓·懷特作了一次南方之行。
里根來到代表大會，立即在代表團各種會議上開始他那「順便訪問」活動，以他的風度和口才博取代表們的好感。最後，他於8月5日星期一粉墨登場。比爾·諾蘭代表加利福尼亞州代表團幹部會議宣布，幹部會議通過決議，確認「里根州長是一個傑出的、真正的總統候選人」。
過了不久，邁阿密海灘就開始流傳「挖牆腳」這一新詞句。洛克菲勒和里根兩人都興致勃勃地試圖說服代表們，說我還不一定有把握獲得總統提名；他們把兩股力量糾合在一起，用以說明我的實力正在消退，支持我的代表人數正在減少。
替這兩位候選人作說客的幹將們，纏住抵達邁阿密的代表不放，硬要他們相信，我還不能穩得總統提名。當這些緊張的活動在邁阿密進行的時候，我正在長島的東端蒙托克角，乘代表大會召開前最後幾天的工夫草擬我接受提名的演說稿。
里根宣布做候選人的那一天，帕特和我飛到了邁阿密。我們受到了群眾盛大而熱情的歡迎。抵達希爾頓廣場飯店頂樓的套間後，我立即打電話給約翰·米切爾。
「約翰，搞到多少票啦？」我問道。他咯咯一笑，以他特有的沉著自信回答道：「我對你說過你甭擔心嘛，迪克。一切都很順利。」當我向迪克·克蘭丁斯特提出同一問題時，他也一樣蠻有信心。克蘭丁斯特和米切爾都是負責同代表們聯繫工作的。不過，洛克菲勒與里根這兩股勢力的結合正在勁頭上。洛克菲勒做北方和中西部各州代表的工作，里根則力圖破壞我的南翼。
幾個月的艱苦勞動總算沒有白費。斯特羅姆·瑟蒙德和德克薩斯參議員約翰·托爾親自去看望或打電話給各個代表團，做他們的工作。他們不遺餘力地加固南方的堤岸，擋住里根浪潮的衝擊。托爾稱這為「永遠攻不破的灰色防線」。
守住南方各州並不是我們要應對的唯一問題，還有其他幾個麻煩的州。例如，俄亥俄州州長詹姆斯·羅茲就依然堅持要當本州的「寵兒」，這樣一來，俄亥俄全部選票都給他弄走了，而其中的大部分本來會在關鍵的第一輪選舉中投我的票的。喬治·羅姆尼也不肯放棄他的「寵兒」地位，雖然他那個州的絕大多數代表都是支持我的。
到8月7日星期三晚上，我已經滿意地掌握了取勝所需的選票。經過反覆核實，我確信里根或洛克菲勒已無獲勝希望。他們口口聲聲提到的「挖牆腳」純屬政治手段而已。除非出現奇蹟，他們兩人中誰也無法取勝，即使還有後一輪的選舉也是枉然。
有些觀察家硬說我贏得提名後沾沾自喜，得意忘形。說什麼代表大會不過是一場使人厭煩的加冕典禮，這完全是瞎說一通，根本無視我為了獲得成功所付出的幾個月艱苦努力。那些不喜歡我當候選人的評論員們感到真正惱怒的是，他們再也無法振振有詞地硬說我是由於黨內大亨們的安排才得以取勝的。作為自始至終經受了初選考驗的唯一候選人，誰也無法硬說我不是我黨廣大群眾推選出來的。
提名活動開始時，我邀請了一小批朋友和我的工作班子到我的套間裡跟我們全家在一起：帕特、特里西婭和她的朋友埃德·考克斯以及朱莉和戴維，還有羅斯·伍茲、鮑勃·霍爾德曼、帕特·布坎南、德懷特·蔡平、雷·普賴斯以及萊恩·加門特等。約翰·米切爾坐鎮停在會議大廳外的通信指揮車內，與大家保持不斷聯繫。羅傑斯·莫頓充任現場經理，哪裡需要他就奔向哪裡，找猶豫動搖的代表作臨陣鼓氣。迪克·克蘭丁斯特負責現場監督巡迴於會議大廳，直到最後一票統計完畢為止。
特德·阿格紐在大會開始提名時提了我的名。米切爾事前問過他是否願意擔任此項任務，並透露了這樣的意思：如果任務完成得出色，可考慮他作二號人物的候選人。就這個意義上說，阿格紐的提名演說至少也是一次考驗。
決定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投票開始了。第一個是亞拉巴馬州。我們穩住了陣腳，頂住了里根的入侵，我得了14票，里根得12票。沃利·希克爾提供了阿拉斯加州12票中的11票，只有一票除外。巴里·戈德華特把亞利桑那州全部選票都給了我。唱票過程中頭一個有問題的州是佛羅里達州。當該州的34票中有32票為我所得時，第一個難關算是闖過去了。
在伊利諾伊州的58名代表中，儘管查克·珀西在最後一分鐘倒向洛克菲勒，我還是贏得了50票。
從馬薩諸塞州一直到內華達州，這中間沒有什麼驚人的變化。第二個難關來到了：新澤西州。馬上就要輪到該州投票的時候，約翰·米切爾從指揮車上來了電話。「迪克，」他說道，「我看，你可能在新澤西州會有意外收穫。不過，恐怕克利夫·凱斯永遠也不會讓你再度跨過哈得孫河。」為了對付自由派參議員凱斯的頑抗，米切爾設法向大西洋城的共和黨實力派弗蘭克·「哈普」·法利求助，終於打開了新澤西州代表團的缺口。這就牽涉到凱斯本人的利益了，於是他在最後一分鐘決定充當「寵兒」的角色。不過這「寵兒」候選人顯然是屬於洛克菲勒戰線的，所以我們只得儘量設法說服代表團內支持尼克森的代表們主張可以獨立行動。凱斯雖四面楚歌，敗局已定，但他仍不願輕易罷休，也不肯體面退出。代表團內部爭鬥相當激烈，到最後他提出代表團每個代表分別表態。於是點每一成員的名進行公開表態。這一招也失敗了；每點到一個代表的名字並喊出「尼克森」時，電視螢幕上就露一下凱斯的鏡頭，只見他繃著臉坐在椅子上，一副委屈受辱的樣子。我注視著螢幕上的他，不由得想起當年我們在眾議院共事的經歷，也想起我怎樣在1954年幫他競選，讓他以勉強擁有3000票的多數贏得了他的參議員席位。所有這些因緣都在這一天晚上斷絕了，我們之間的關係也再恢復不到以前那個樣子了。新澤西州的40名代表中，擁護我的占18人。
點到紐約州的名時，我居然能在洛克菲勒的老根據地搞到4票。詹姆斯·羅茲拒絕放棄他的「寵兒」地位，死抓住俄亥俄州代表團不放，對此我是感到有點吃驚的。賓夕法尼亞州州長雷·謝弗，像查克·珀西一樣，在最後一分鐘倒向了洛克菲勒。不過由於他自己放棄了中立，他的代表團也就可以自由行動了，於是我們進行了一次突襲，並且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功：我取得了全州64票中的22票。
沒有什麼其他的意外事件了。威斯康星州幫我得到了第一名。決定性的選票居然來自一個基礎性的州，這當然使我心情愉快。
最後計票結果顯示，我共得692票，比所需的票數多了25票。羅納德·里根擺出一副黨內實力人物架勢，作出團結姿態，動議全體起立歡呼提名得到一致通過。
我們算是登上半山腰了。根據1960年和1962年的經驗，我知道登上這後一半會困難得多。
過了幾分鐘，洛克菲勒來電話對我表示祝賀。當我對他說我理解他的失望心情，他大笑著說道：「里根沒有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為我們取勝。」他恭維我戰略成功，並保證11月大選時全力支持我。
現在，我得找一個競選夥伴了。兩周以前，約翰·米切爾和我曾經初步——也是非常秘密地——決定這位子應該給阿格紐。但是正像許多最重要的決定一樣，在宣布以前是不算最後決定的。我還要推敲推敲，權衡利弊，聽聽旁人的見解。這只能算是個暫定的選擇，還可以更改的。
和阿格紐談話給我一個印象是，他是個具有極大內在力量的人。雖然他在對外政策方面沒有經驗，但他在這方面表現出來的直覺本能似乎與我差不多。他博得了一個老成持重、見解進步、辦事得力的州長的美名。在民權問題上他採取向前看的立場，但堅決反對以暴力推動這一事業。作為巴爾的摩縣前任縣長，他對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的工作都專心研究過。他很關心國內城市地區的困境。看來他為人穩妥、沉著，舉止端莊，這些條件無論對他作為候選人，或者我們獲勝後出任副總統來說，都是很有利的。
從嚴格的政治立場出發，挑選阿格紐完全符合我們制定的11月大選戰略。由於喬治·華萊士參加競選，我不可能囊括南方全部選票。因此，必須爭得圍繞著南部的所有各州——邊界州——以及中西部和西部的幾個大州。阿格紐在地域上符合選舉要求，而且作為一個政治上的溫和派，他在哲學觀點上也是合適的。
我和他在代表大會前的兩次會談中，關於考慮他做副總統候選人的可能性問題連提都未提過。當我問他，如果我們在11月獲勝後他想幹什麼時，他說他對閣員地位不感興趣，如果真有空位的話，希望我考慮給他一個聯邦法官的職務。
在總統提名決定後那天晚上，我召集了一連串會議，一直開到第二天凌晨，會上我故意隻字不提我那暫定的選擇，連曾經考慮過這回事都不提。到會的人提得最多的名字都是些眾所周知的人物：羅姆尼、里根、約翰·林賽、珀西、馬克·哈特菲爾德、約翰·托爾、喬治·布希、約翰·沃爾普、洛克菲勒——只有一次偶爾提到阿格紐，有時候還同時提到科羅拉多州的約翰·洛夫州長和華盛頓的丹尼爾·伊文思州長。
會議對哪個候選人都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但除了阿格紐一個人之外，都被一一排除了。作出最後決定前，我又分別詢問了兩個最親密的朋友和老同事，問他們本人願不願當我的競選夥伴。
第一個是鮑勃·芬奇。鮑勃也許是我政治方面最親密的朋友了，他在1966年贏得加利福尼亞州副州長職位後，已成為黨內一顆正在上升的明星。我知道他會表示拒絕，但還是對他說：「你有林賽所具備的許多優秀品質。你年輕、朝氣蓬勃，你對黨、對獨立選民都有很大吸引力。」他對我的建議萬分感動，但還是堅決不接受。他爭辯說，從副州長一下子跳到副總統會被人們認為躥得太快。此外，他過去當過我的助手，又是長時期的密友，因此也會被人們說成是任人唯親。還有，他與里根在加利福尼亞已成為冤家對頭，如果挑選了他，里根的支持者肯定會非常反感。
接著我把羅傑斯·莫頓拽到一邊。我對莫頓極為欽佩，而且幾乎在所有問題上我們都意見一致。他是來自馬里蘭州的眾議員，因此很了解阿格紐。我請他對阿格紐作一個實事求是的、坦率的評價。莫頓舒展了一下他那魁偉的身軀，沉思了片刻。他說阿格紐可能是個很合適的候選人，雖然有點「懶散」，他趕忙補充道，他這樣說不是有意貶低阿格紐，只是提醒我注意，如果挑選阿格紐為候選人的話，那就得把他的工作日程排得滿滿的。說到這裡，我突然給了莫頓一句：「羅格，我看也許挑選你更合適一些。」
莫頓笑了一下，接著十分認真嚴肅地說道，作為眾議院成員，他擔當不起這一職務——或者至少說，缺少做候選人的資格。「如果你要我說實話，」他說道，「要是在我和特德·阿格紐兩人之間挑選一個，特德做候選人比我強。」
他這句話幫助我作出了決定。如果莫頓說他想當候選人的話，即便在這麼晚的時刻提出來，我也還很可能挑選他。在政治上看，他和阿格紐都具有掌握邊界州的優點。我了解他比了解阿格紐要深得多，我認為他是最優秀的競選活動家之一，才智最為出眾，也是黨內最機敏的政治家之一。
經與米切爾最後商定，我終於作出決定：選定阿格紐。我請莫頓打電話告訴他。
約一小時後，我下樓告訴等候消息的記者們。聽了我的聲明，人人呆若木雞，個個驚訝失色。在我宣布了我的抉擇後不久，阿格紐接見了新聞界人士，在一連串連珠炮似的、不懷好意的提問下，他表現得很出色。他承認他的名字尚未家喻戶曉，但他對大家保證說，他要努力工作，改變這一情況。
我立刻回過頭來對我的接受提名演說作最後潤色。這篇競選演說實在太重要了，無論哪一篇競選演說也不會吸引比這數量更多、更專心致志的聽眾了。
當我準備動身去會議大廳時，有人針對我挑選阿格紐這件事，企圖組織起一支小小的造反隊伍。黨內一些自由派分子，在紐約州眾議員查爾斯·古德爾和羅得島州長約翰·查菲帶頭下，想拉約翰·林賽出面，要在大會場上向阿格紐挑戰。在遭到林賽拒絕後——其實是布勞內爾從中調解後，林賽才同意提名阿格紐的——這些異端分子又轉而去拉喬治·羅姆尼領頭進行挑戰。
我最初的反應是，這種拉選票的活動無非是要讓代表們出出氣，無關大局。但我仔細想了一下這種挑戰鬧事問題，不由得就生起氣來了。對共和黨來說，今年再沒有比團結一致更重要的事了。我們經不起1964年的再次重演。我問米切爾有什麼對策。他倒是漫不經心地說：「哎呀，迪克，管他娘的，事情就會過去的。」米切爾是個頂呱呱的競選經理，可是他缺乏政治經驗，預見不到這種貌似無關緊要的小插曲會有什麼後果。我對他說：「約翰，我們一定得認真對付這種無法無天的行徑。我決不容忍這類反叛行為。要是這批輸不起的傢伙現在干出這等事而不受懲罰，趕明兒我當了總統，他們會照干不誤。這是承認不承認我這個領導的問題，我非堅持不可。不能讓阿格紐第一次在全國露面就出醜。」
我要他放手對這些代表進行紀律制裁，因為在這場挑戰中我希望儘可能不丟掉選票。
反叛很快就夭折了，阿格紐得了1128票，羅姆尼只得了186票。大會閉幕後沒有幾天，羅姆尼寫信給我：「我8月9日的便條及附上有關提名副總統候選人造反事件的新聞報道諒已收悉。正如有人事後所說，這事就像是吃飽飯後打了一個嗝一樣!消除了緊張，支持你的力量也團結起來了。」
帕特和我走近會議大廳中央講壇時，全場歡聲雷動，震耳欲聾。對一個有政治抱負的人來說，除大選得勝外，再沒有比接受提名為總統候選人更心滿意足了。
1960年，我為捍衛艾森豪威爾的政績而全力以赴；現在是1968年，我成了對即將卸任的政府的挑戰者，因此我覺得，應該提出較之前更為嚴格的要求。我完全按照我所了解的新的實際情況，詳細地談了美國面臨的各種問題：
美國當今之動盪不安，並非由於人民不盡職責，而是領導人玩忽職守。
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居然在一場越南戰爭中被拖了四年之久而且望不到盡頭；
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居然管理不好自己的經濟；
具有最偉大的法治傳統的國家居然被前所未有的不法行為弄得怨聲載道；
一世紀來以機會均等聞名於世的國家居然被前所未有的種族暴行弄得支離破碎；
而且，合眾國總統居然無法在國外或在國內各大城市旅行時，毋庸畏懼敵意的示威抗議——因此，現在是美利堅合眾國應該有新的領導的時候了。
我的美國同胞們，今晚我接受挑戰並承擔責任為美國提供新的領導。
我把演說的結尾寫成一種我個人的自述，用以證明我們美國在政治上和社會上人人都有發展的機會。我是有意把結尾寫得誇張一點的，但它卻完全是真事。
今天晚上，我見到一個孩子的臉龐。
他生活在一個大城市裡。不管他是黑人孩子，還是白人孩子，是墨西哥裔、義大利裔，還是波蘭裔，這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他是個美國孩子。
在那個大城市裡，那個孩子的存在比任何政治家的諾言都來得重要。他就是美國的化身。他是詩人，他是科學家，他是偉大的教師，他是驕傲的匠人。他是我們希望能成為的一切，也是我們敢於夢寐以求的一切。
他像孩子那樣甜蜜入睡，美夢不已。
當他醒來時，見到的卻是貧窮、漠不關心和失望的可怕現實。
他在學校里成績不好。
他最後得靠社會福利過活。
對他來說，美國制度固然餵飽了他的肚子，卻使他的靈魂感到空虛。這使他心碎。最後美國制度又很可能使他喪命於遙遠的疆場。
對這塊富裕土地上上百萬的兒童來說，這就是他們未來的前景。
但是，這也只是我所見到的美國的一個側面。
今天晚上我又見到了另一個孩子。
他在夜間聽到火車奔馳而過，夢想著他很想去的遙遠地方。
看來好像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
但是生活幫助他踏上了他的歷程。
他有這樣一個父親，沒有讀完小學六年級就得去工作，最後拿出他的全部所有，讓孩子們上了大學。
他有一個溫良的教友派母親，對和平無比熱愛，當兒子參軍時她吞聲悲泣，但她又懂得兒子非去不可。
他受到一個偉大的老師、一個出色的橄欖球教練和一個富於靈感的牧師的鼓舞，勇往直前。
他的勇敢的妻子，和忠誠的孩子們，和他同勝利共患難。
在他選定的政治生涯中，從最初的幾十人，到後來的幾百人、幾千人，以致最後成百萬人都為他的成就努力奮鬥。
今天晚上，他就站在你們面前——被提名為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的候選人。
總的來說，大會進行得很順利。在電視上，看起來也是很好的。大會後第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我以45%對29%領先於漢弗萊，差數為16%。
大會結束後，我們一行立即飛往加利福尼亞。途中阿格紐和我在德克薩斯停留了一下，會見了約翰遜總統、臘斯克國務卿、國防部副部長賽勒斯·萬斯以及中央情報局局長理察·赫爾姆斯。他們根據約翰遜要為每個候選人提供情況的命令，向我們作了全面的情況介紹。
約翰遜和臘斯克前來迎接我們，我們是乘總統直升機到約翰遜牧場的。天氣非常熱，我們都脫了上衣。約翰遜開朗、友好，看來他對不作本選舉年的候選人一事已開始適應了。
會見後，我們吃了一頓可口的午餐，有牛排、鮮玉米棒，還有約翰遜夫人做的家常小甜餅。約翰遜駕車把我從牧場送到直升機場。途中，他領我經過他誕生的小屋子，指給我看了他父母的墓地。親眼看到約翰遜在牧場的生活，我才覺得我對比利·格雷厄姆說過的話有所理解了，他說，約翰遜「愛戀鄉土」，老是盼望著回家鄉。
我剛要上直升機，約翰遜的一條家犬突然從我胯下躥進機艙，引起了一陣大笑。我只得抱起這頭小畜生，把它送下舷梯。約翰遜佯裝發怒，高聲嚷道：「迪克，你坐了我的直升機，又要搶我的總統寶座，現在你還想把我的狗帶走呀!」
1968年的總統競選運動，有7個州是關鍵性的：紐約、加利福尼亞、伊利諾伊、俄亥俄、賓夕法尼亞、德克薩斯和密西根。我在1960年只贏得了加利福尼亞和俄亥俄。這次我至少要拿下3個州才有機會贏得大選。
最南部地區必然會歸喬治·華萊士。我如果不在民權問題上讓步——而這正是我不願做的——我是無法在那裡與他匹敵的。但我決計不放棄南、北卡羅來納，佛羅里達，弗吉尼亞以及位於南部邊緣地區的任何一州。這些州是我的戰略基地，加上我預計能贏的中西部、大平原、洛基山地區以及遠西部等地區那些州，我就會名列前茅，進入白宮。
由於華萊士參與競選，我預料彼此的差距一定非常接近。根據我作的民意調查，投華萊士的選票絕大部分屬於民主黨人。不過在民意測驗統計時，沒有列上他的名字，所以他與我得票的比例應大於2 : 1，南部地區尤其如此。因此，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儘可能壓低華萊士的得票數。在佛羅里達、北卡羅來納、南卡羅來納、田納西、肯塔基以及弗吉尼亞等關鍵州里，我們曾經使用過一個非常見效的口號：華萊士總歸贏不了。於是我們向可能投華萊士票的選民提出的口號是：「不要浪費你的選票。」
民主黨人聚集在芝加哥開他們的全國代表大會時，我到了比斯坎島稍事休息，也考慮考慮問題。鮑勃·甘迺迪既然已不在人世，我認為漢弗萊肯定會獲得提名。可是尤金·麥卡錫繼續進行他那堂吉訶德式的候選人活動。這種對抗賽的結果雖說早已註定，但新聞界卻多數同情麥卡錫。這種支持他進行挑戰的報道，儘管對全國代表大會挑候選人並無實際影響，但其衝擊力將波及全國。
成千上萬的青年人聚集在芝加哥參加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許多人是真心誠意來抗議越南戰爭的，但也有些可算是半職業性的鬧事分子以及受過訓練的流氓痞子。他們接二連三地跟芝加哥警察發生衝突，最後，在漢弗萊被提名的那天晚上爆發成一場混戰。
和那天晚上看電視的成百萬美國人一樣，我簡直不相信我的眼睛。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仿佛證實了我在競選演說中對他們領導所作的各項指責。電視把芝加哥的動盪誇大成了一場全國性的大潰亂。當然我知道，提名漢弗萊為總統候選人的勁頭將受到嚴重的損害。在整個競選期間，他將不得不花大力氣去彌補黨內的各種分歧。甚至在同警察發生衝突之前，麥卡錫及其熱誠的追隨者就對這次大會的意見很大，他們連想在講壇上通過一項和平政綱都辦不到。
漢弗萊挑選緬因州參議員埃德蒙·S.馬斯基當競選夥伴。馬斯基長於政治權術，所以能在傳統上屬於共和黨的這個州連任州長。他出任競選夥伴大大加強了民主黨的力量。
1968年競選活動中，我計劃停留的第一站是芝加哥。9月4日那天，車隊橫穿該城鬧市區。從某方面看，這有風險，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以及芝加哥市市長理察·戴利和該市警察部隊受到指責，使該城仍處於氣氛緊張和動盪不安之中。但這次冒險之行卻很值得。當我的車隊中午穿過芝加哥商業區時，居然有50萬左右的人出來熱烈歡迎我，不斷爆發出陣陣熱情支持的口號。與漢弗萊目前所處的劇烈對抗境況相比，真有天淵之別。
我知道漢弗萊不會就此一蹶不振。他的黨是個多數黨，正如《紐約時報》的湯姆·威克所說：「人們常說道，沒有一個共和黨員能有尼克森那種能促使民主黨人團結起來的本領。」漢弗萊很快就著手彌補他初期的損失。唯一的問題是他何時才能補上，補回多少。
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後進行的第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我仍然遙遙領先：
尼克森43%
漢弗萊31%
華萊士19%
未表態者7%
但問題是一旦成了領先者，同時就成了眾矢之的。
漢弗萊雖然被蒙上了一層輸家的色彩，但他在這場戰鬥中並非孤軍作戰。除了他的正式黨羽外，支持他的還有勢力強大的美國勞工組織。儘管知識分子、中上階層自由派分子以及年輕人暫時拋棄了漢弗萊，但工會的頭頭們從未動搖過。喬治·米尼一聲令下，全國各工會給漢弗萊提供了成百萬的美元、幾萬名義務工作人員、高級的郵件和數據直接處理機，以及其他昂貴的設備。儘管工會的頭頭們堅決支持漢弗萊，但一般的工會會員則遠非團結一致。成千上萬的藍領民主黨人在初選期內投了喬治·華萊士的票，漢弗萊未必能夠把這些票都接過來。
反尼克森與反華萊士聯盟的宣傳活動終於開始為漢弗萊效勞了，但還滿足不了他的需要。芝加哥的污跡不是那麼容易消褪的。林登·約翰遜在白宮閉門不出，討厭約翰遜政府和反對越南戰爭的左翼便把漢弗萊當作手頭最方便的攻擊對象。漢弗萊最初幾周出場競選時，吃夠了被再三詰問的苦頭，「甩掉漢弗萊」的口號尾隨他不放。有一次，竟把他逼得差點在電視鏡頭面前掉下淚來，因為聽眾嘲笑謾罵使他無法把他的演說講完。
為了表明在越南戰爭問題上他與約翰遜沒有牽連，漢弗萊於9月30日在鹽湖城發表了一次全國電視講話。他說，一旦他當選總統，第一件大事便是結束這場戰爭，取得體面的和平。雖說他仍然反對單方面撤軍；但他說他將以停止轟炸北越「作為爭取和平的可以接受的冒險舉動，因為我相信，停炸將導致談判獲得成功，從而縮短戰爭」。
漢弗萊的講話是耍滑頭。其實它跟約翰遜的主張幾乎沒有差別，但聽起來卻好像邁出了新的重大一步。正如反戰專欄作家約瑟夫·克拉夫特指出的，對這篇講話「不能單憑它的用詞來評斷，還要研究它的基調……重要的是，漢弗萊的競選活動最後可能會順利起來」。《紐約時報》也歸結說，漢弗萊的建議「是鴿派可以撈到的一根救命稻草，但畢竟比政府或共和黨候選人迄今提出的東西有用些」。鴿派正從此出發抓住這些救命稻草不放；他們開始意識到，儘管對漢弗萊感到失望，儘管芝加哥事件帶來了幻滅，但如果不設法挫敗我在民意測驗中的領先地位，到了11月5日我肯定會當選總統。
自由派的支持和金錢開始源源而來，為漢弗萊的競選活動助一臂之力。漢弗萊與那些刁難他的人爭辯不休的情況大大減少。他們開始集中力量破壞我的競選活動。他們並不是美國和英國競選傳統上慣用帶刺的問題和評語當眾詰問候選人的那種人。他們是一批無政府主義暴徒。每當演說一開始，他們就開始大喊大叫一些粗俗不堪而且經常是下流的口號，他們當然不讓人家聽演講人的講話，似乎也不想要人家聽到他們叫喊些什麼。這哪裡是什麼進行辯論，早已墮落成為製造仇恨了。
揮舞拳頭，舉標語牌，罵下流話，這些鬧事分子不僅弄得我的日子不好過，就連帕特、特里西婭和朱莉代表我在競選場合露面時也感到不堪忍受。
這些插曲是1968年競選運動中令人最不愉快的事，也是這一年一些與美國傳統不相容的事的象徵。直至今日，我還是弄不懂這種奇怪邏輯，怎麼竟會把言論自由的權利升級成為容許採取歇斯底里和暴力行動。
在鹽湖城演說取得良好反應的鼓舞下，漢弗萊開始向我發出各種挑戰，要我與他展開辯論。我決意不上他的鉤，不跟他辯論。民意測驗表明漢弗萊遠遠落在我後面，所以任何辯論只會讓他撈到好處。此外，漢弗萊心裡明白，要是不把喬治·華萊士拖進來，他怎麼可能單獨同我展開辯論？華萊士作為候選人，已經會使我少得許多選票，如果再做出什麼抬高華萊士地位的事，那豈不是自取滅亡？我並不害怕辯論，但一定得根據自身利益來決定參加與否。由於我不願辯論，這當然給了漢弗萊一個可以大做文章的競選口實。11月15日，他對某些聽眾說，我是個「沉默的理察」「膽小的理察」。
大選後所作的民意測驗表明，如果華萊士不在1968年競選總統，我很可能會像艾森豪威爾在1952年那樣，取得絕大多數人民的選票。但當時華萊士起了破壞作用。他將拉走對「偉大社會」政策感到極其厭倦的那些人的抗議選票。我既要想方設法減少華萊士得到的選票，但又得以負責的態度來做。漢弗萊及其顧問們知道可以利用華萊士來對付我。正如湯姆·威克所說的：「至於說到華萊士，要是沒有他在競選中表演一番的話，漢弗萊也許早就得回到韋弗利老家去養他的火雞了!」
如果漢弗萊得不到足夠的總統選舉人票，只要使我也得不夠，他仍然有望進入白宮。根據憲法規定，如果沒有一個候選人獲得過半數的選舉人票，總統選舉就由眾議院裁定。既然民主黨控制著眾議院，幾乎可以肯定漢弗萊會與華萊士達成一筆交易，從而使自己成為第37任總統。快到競選結束時，我向漢弗萊提出了挑戰，要他同意得選民票少的候選人應支持得選民票多的出任總統。但是他避不應戰，並且表示不同意。
由於在破壞我的領先地位方面沒有收到什麼可觀的效果，於是漢弗萊和新聞界就開始集中力量攻擊阿格紐。由於阿格紐完全缺乏全國競選的經驗，不用多久就可以抓住他一句說漏了嘴的話，並把它誇大成為轟動一時的事件。阿格紐在提到漢弗萊時，幼稚地用了一句煽動性的行話，稱他「對付犯罪行為不力」和「對付共產主義無能」。他還開玩笑地把一位記者吉恩·大石（日裔）叫作「胖日本佬」。
對於這種令人難堪的誣衊，阿格紐比誰都更難受，但是我佩服他頂住了這股全國性的猛烈的政治攻擊——惡毒的漫畫、苛刻的非難、尖酸刻薄的評論等。我盡力安撫他，向他說明這一套都只不過是利用他來打擊我罷了。
對待阿格紐是這副模樣，與此相反，新聞界對馬斯基則是一片讚揚之聲。如詹姆斯·賴斯頓寫道：「緬因州的埃德·馬斯基是美國競選運動中最出色的人物。」《華盛頓郵報》的大標題是：「亞伯拉罕·林肯式的品質——馬斯基競選高潮見聞。」馬斯基在競選中成了新聞界的寶貝，顯然是1972年競選總統的人才。當然，把馬斯基捧得老高，不見得會使漢弗萊感到高興，但他不得不承認這一現實，當然也要利用它。快到9月底時，他向群眾宣傳說：「如果對選票上第一號人物有任何猶豫的話，請根據二號人物來定奪!」
大選日前兩個星期，我每天從事競選活動的時間長達18個到20個小時。每次與群眾見面時，我都拋出一些新材料攻擊漢弗萊。在辛辛那提，我引用了他兩年前發表的一份聲明，當時暴亂震撼著全國，他說，如果他生活在貧民區里，他也會親自「領導一場很好的造反運動」。我指出，這種說法構成「成年犯罪行為」，「不配當副總統」。
在俄亥俄的斯普林菲爾德，我挑了另一個關鍵問題，即美國喪失威信的問題：「我們一定要在世界上為美國恢復威信。美國圖書館遭到縱火燒毀，國旗備受污辱，船隻在公海上被國際歹徒搶掠而去，這些事件，實際上等於肆無忌憚地殺害美國青年。」有個記者寫道：「看來，那個早年競選運動中大刀闊斧的競選家——『昔日的尼克森』——又回來啦，他這種殺氣騰騰的攻擊最後只會有損他自己的聲譽。」不過我認為，跟漢弗萊打這一仗非常必要，因為幾個星期以來，他的攻擊性詞彙越來越粗魯了。
在犯罪與正義這兩個問題上，如何把我與漢弗萊之間的截然不同的態度公之於世，是我特別加以注意的。他那領導「造反運動」的聲明，不過是許多自由派分子製造出來為20世紀60年代暴亂辯護的一種邏輯推理罷了。我指責漢弗萊誇大和過分強調了貧窮為犯罪根源的說法，而且事實與政府信以為真的說教相反，向貧窮開戰不等於向犯罪行為開戰，也不能代替向犯罪行為開戰。
1968年通貨膨脹正在勢頭上，經濟風暴的徵候也很明顯，但是約翰遜政府大炮加牛油政策的真正危害還是在我進入白宮以後才完全暴露無遺。因此，當時漢弗萊還可以用繁榮的綱領進行他的競選，還可以提出民主黨那一套經典式的指控，所謂赫伯特·胡佛以後的歷屆共和黨總統都迫使人民成為失業者。
漢弗萊以他特有的勁頭攻擊我。他指責我「正在把美國社會中最反動的分子聯合在一起」。他忽而把我說成是個慣於「告密」的人，忽而又把我說成是個「犧牲國家利益搞政治蠱惑」的人。
10月28日，漢弗萊居然斷言我準備發起「最後一周的兇惡競選活動」。他警告說：「關門封艙，謹防美國歷史上所能見到的最不顧一切、最醜態百出的、不負責任的政治局面。」就在這同一篇什麼也不放過的演說中，漢弗萊還表達了他的政治責任感，指責我「主張瘋狂地搞核武器競賽升級，鼓吹使美國生活和美國對外政策日益軍事化」。
事實上，不管漢弗萊和其他民主黨發言人說了些什麼，我在1968年競選時的語言和行動都是很有節制的。因為我已處於領先地位，沒有必要搞過火行動。再說，那年國家的團結已是如此脆弱，我也不想通過一場極度分裂的競選運動進入白宮。
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結束時，我以43%對31%領先於漢弗萊，幾周以後又達到46%對31%。可是，在競選活動最後幾周，差距大大接近，大選變成一場驚險電影。趨勢倒轉的原因是，老派的民主黨人重新歸隊回到他們父輩所屬的黨，另一個原因是喬治·華萊士充當的破壞角色見了效果。此外，臨近競選末期，反戰的自由派分子決定跟漢弗萊言歸於好並投他的票了。在離大選日不到兩個星期時，尤金·麥卡錫最終發表了支持漢弗萊的聲明。
但最重要的是，幫漢弗萊差一點贏得大選的還要算林登·約翰遜在最後時刻的那一個絕招了。
10月31日，我準備在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的群眾大會上作全國電視演說。那天下午，我留出了一兩個小時安靜一下。到傍晚，我正坐在書房裡寫演講提綱，電話響了。電話里先是白宮電話員的聲音：總統要漢弗萊、華萊士和我一起參加電話會議。過不多久，林登·約翰遜說話了。
他開門見山地說道，巴黎會談有了突破。在跟他的顧問們廣泛商議後，他已決定對北越實行全面停炸。他將於兩小時後在電視上發布聲明。當約翰遜繼續往下說的時候，我心裡不由得想了一下，他這一手不管對北越有多大作用，實際上是在我的競選活動中丟下了一顆重磅炸彈。
約翰遜以辯護的口吻說道：「我和大選沒有關係，而你們都和大選有關。我並不認為此舉與大選有關。我想你們都需要知道這件事，所以我採取電話通知的方式，把情況告訴你們，至少你們可以對所有事實有個全面完整的了解。」
約翰遜解釋說，他說服不了西貢同意停炸條款，因此宣布此事時南越不參加。
約翰遜講完後，我們提了幾個問題，草草敷衍了一下，接著華萊士說：「我為你祝福祈禱。」
漢弗萊說：「總統先生，我們支持你。」
我對約翰遜來電錶示感謝，並且附和了漢弗萊的支持諾言。
電話會議結束了，我是一腔怒火，滿腹怨氣。我認為這是約翰遜在搞有可能決定大選結局的最後一招。難道說，我的一切辛勤努力，到頭來得被一個濫用權力的人破壞無遺嗎？而這個濫用職權的現任總統還聲稱已經決定不再尋求連任呢!
我回憶起那年夏天早些時候的一次情況介紹會，約翰遜當時說得多麼清楚。那時，他對要求停炸的人嗤之以鼻，堅持說他決不讓一輛裝彈藥的卡車自由自在地運送武器去南越殺害美國小伙子，他的雙臂還在空中比畫，多麼有聲有色！
事實上，停炸並不使我感到真正驚訝。幾個星期前我就得悉正在制訂採取此類行動的各種計劃，聲明不過是我一直在等待的約翰遜出籠的東西。使我感到難以接受的是出籠的時間。在如此接近大選的時候宣布停炸，若出於政治計謀可說是冷酷至極，若出於真心誠意，則簡直幼稚得可笑。
我是通過一條十分不尋常的渠道得悉這個計劃的。事情是從9月12日那天開始的。霍爾德曼那天帶給我一份約翰·米切爾送來的報告，說洛克菲勒的對外政策顧問亨利·基辛格可以給我們當顧問。1967年基辛格當過約翰遜的秘密信使，通過法國作為中間人，把約翰遜的停炸建議傳遞給北越人。約翰遜一度甚至建議直接商談，但北越人態度強硬，「基辛格渠道」終於在1967年10月結束。不過，約翰遜及其國家安全顧問們仍很尊重基辛格，基辛格也繼續同政府的對外政策核心人物有來往。
自從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以來，我就知道洛克菲勒一直在問我需不需要基辛格的幫助，並且敦促我利用這種幫助。所以我告訴霍爾德曼，要米切爾保持與基辛格的聯繫，並且尊重他絕對不要暴露他的身份的要求。
在第一次會見米切爾後的兩星期，基辛格又打電話來了，他說他剛從巴黎回來，在巴黎他聽說在越南問題上某些重大事件正在醞釀之中。他建議說，我如果在這一周內一定要談到越南問題時，最好避免談出任何新的想法、新的建議。基辛格在競選期間給我們談意見時是特別謹慎周密的。要說他真的了解談判詳情的話，他又確實並未泄露給我們。不過，他向我提出警告，免得我胡亂髮表一通聲明，到頭來可能被談判將一軍，他認為這樣做還是應該的，而且也是負責任的態度。
我要霍爾德曼請布賴斯·哈洛打電話給參議院共和黨少數派領袖埃弗雷特·德克森。我提議「請埃弗雷特轉告林登，我知道巴黎來了信息。向他暗示，我了解正在發生的事。然後要埃弗雷特狠狠地追問林登，弄明白所發生的事」。我還要霍爾德曼叫阿格紐去問迪安·臘斯克，我們聽到的「謠言」是否確有其事。
同一天，我給我的核心參謀人員及撰稿人寫了一份備忘錄，命令他們把越南這個包袱讓漢弗萊背上，不要讓約翰遜背。我要讓人們看清楚，我認為在戰爭問題上玩弄政治的人是漢弗萊而不是總統。
幾天以後，霍爾德曼給我一份備忘錄，送來了更多基辛格通過米切爾途徑得來的情報。
我們的消息提供人認為，有一半以上的可能，約翰遜大致將在10月中旬下令停止轟炸。與此相配合，巴黎將有一陣忙亂的外交活動，它並無實際意義，卻讓人看起來像是很重要的外交活動。
在談完其他外交事務後，備忘錄又提到：
我們的消息來源認為，反對停炸是行不通的，但覺得還應該考慮到可能發生的事——我們也許要有所預料——並且在真正發生時，我們確有準備……
我們的消息來源非常擔心約翰遜可能採取的各種行動，預計他會在大選前採取某些行動。
同一天，我得悉迪安·臘斯克已向阿格紐保證過，局勢沒有什麼新發展，政府不會「跟自己過不去」，在10月發表什麼聲明。他知道，如果有什麼變化，約翰遜會立即打電話給我，不過，臘斯克確也曾說，雖然眼前沒有任何計劃中的事情，但局勢「變化很快」。
10月9日，北越人在巴黎公開呼籲約翰遜在他還能行使職權時停止轟炸。當然，約翰遜知道外界所不知道的情況：關於停炸的秘密談判早在進行。
三天後，我們接到了基辛格另一份秘密報告，說政府在10月23日之前會有所行動的可能性非常大。基辛格強烈要求我避免對漢弗萊有損和平前景的言論發表意見。基辛格相當隱晦地指出：「可不像看起來那麼簡單，這裡面大有文章。」我覺得基辛格的這份報告含糊得令人不安。他為什麼竭力要我避免講越南問題呢？他又為什麼如此堅持主張我放掉漢弗萊呢？我以前對基辛格的可靠性深信不疑的原因之一，便是他曾一再要求我們替他保守秘密。但是，如果約翰遜的人已經知道他在向我傳遞消息，因而給他一些假情況，那又該怎麼辦呢？在如此緊張的政治和外交氣氛中，我對任何事情都不敢輕信了。
以後幾天裡，謠傳四起，說巴黎要發生什麼大事了。記者們紛紛要求了解情況，白宮新聞處為了對付他們，發表了一個聲明，說巴黎無任何突破，局勢沒有變化。
10月16日，我在密蘇里競選時，白宮來電話，約翰遜要跟三個總統候選人開個電話會議澄清一些事情。來電話時，我正在堪薩斯市的聯合車站，準備在候車大廳的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說。我走到講台後面一個小房間去接他的電話，這個「房間」有玻璃門，像個電話間。在整個通話期間，人們來回徘徊，帶著疑問的目光注視著待在這麼一小間屋子裡的我。
通話質量很差，我憋足了勁才聽清約翰遜的話。他叫我們看一下他的新聞秘書發表的聲明：在巴黎沒有什麼突破，傳說都是錯的。他要求我們不要發表意見。他說事實上河內方面有過一些動作，弄不好很容易吹掉。我要他保證，他是否仍然堅持我方的任何讓步必須以共產黨方面做出對等響應為條件。約翰遜回答說，他依然堅持必須滿足以下三條：（1）停炸以後必須立即進行嚴肅認真的談判；（2）河內不得侵犯非軍事區；（3）越共或者北越不得以大規模的火箭或大炮攻擊南越的主要城市。要是真能實現這些條件，我當然會支持約翰遜所做出的任何安排。
當我那天晚上在紐約一年一度的艾爾·史密斯聚餐會上見到約翰遜時，他進一步向我保證說他不會接受任何沒有對等響應的安排，同時再次要求我在談到越南問題時慎重小心一些。會餐後，我指示霍爾德曼傳話出去：應約翰遜的要求，我將不做任何批評戰爭行動的重要講演。
第二天在曼徹斯特演講時，我說：「如果在越南能夠達成一項停炸協議的話……這個協議不危及美國人的生命，還能有更多的機會實現和平而體面地解決戰爭，那麼我們就支持。」我又補充說，「我們不要在和平問題上耍弄政治。」不過，話說回來，這種事是一定會發生的。
越南問題越來越成為全國爭論的焦點，不管候選人怎樣輕描淡寫都改變不了這一趨勢。對約翰遜在這件事上究竟會有怎樣的動作，我如果是無能為力的話，但至少有決心把這一點說得十分明確：如果他真的停炸，那至少也得符合我堅決主張的最低限度保證條款。
第二天，在轉播波士頓地區的電視節目「問題與解答」時，有人問我有關謠言的事。當時，我一面重申了我的立場，同時也第一次暗示了有些事情正在醞釀之中。我說道：「看來會有某些行動，但我們對此沒有把握。關於這方面，我聽了全面的情況介紹，不過我不能公開透露。」解答的確是軟弱無力的，但我不知道還能多說些什麼。
10月22日，布賴斯·哈洛得到了消息。提供這個消息的人的可靠性是毫無問題的，是約翰遜最核心圈子裡的人。事後證明，他提供的消息完全正確。我把哈洛寫來的備忘錄看了好幾遍，越看越生氣，越看越感到不對勁：
總統正全力以赴要與北越達成交易，可以這樣說，他幾乎反常地迫切尋找下令停炸的藉口，看來他準備接受任何一種安排……
克拉克·克利福德、約瑟夫·卡利法諾、盧埃林·湯普森是這方面的主要參與者。喬治·鮑爾也在其中，雖說是在外圍。
正制訂周密的計劃幫助漢弗萊利用所發生的一切。白宮工作人員與漢弗萊聯繫密切。已為林登·約翰遜制訂了計劃，一旦協議達成即可儘快通過電視向全國宣布。目標是盡一切可能在11月5日以前全部就緒……
白宮人員仍以為這一招可使漢弗萊贏得選舉，他們所追求的正是這個目標。
我當即發出了一系列緊急命令：要米切爾向基辛格核對一下情況；要德克森和托爾出面公開抨擊白宮的行動；要德克森打電話告訴約翰遜，我們已經掌握了他的計劃。我甚至考慮派哈洛飛往越南去找安德魯·古德帕斯特將軍談話，以便直接了解軍方對越南局勢的看法。但我這一切只是發泄發泄我的沮喪情緒而已，不管我怎麼幹，約翰遜始終掌握著主動。
我這些命令的初步結果引起了一些懷疑，究竟哈洛的秘密情報來源是否可靠？基辛格說他從未聽說過約翰遜這方面的計劃；而德克森與約翰遜當面對質這個謠言時，約翰遜矢口否認，態度異常激烈，連他的多疑的老朋友都信以為真。約翰遜說，巴黎並無新動向，他還責備德克森這麼大年歲了，居然會相信這樣明顯的謠言。
第二天，10月24日，哈洛根據他的情報來源報告說，在前一天已與北越人達成了協議，很快就要公布。我覺得此事令人難以相信，可是哈洛強調指出，考慮到消息的來源，報告的確切性是毫無疑問的。果真如此，那麼在約翰遜向德克森侈談從未考慮任何方案之前，方案就早已定了。
事後來看，我對約翰遜之保守秘密固然無可責備，但對他不與我坦率相見則實在氣憤不過。我覺得他至少不該假惺惺地敷衍我，說什麼他會讓我充分了解情況的。如果向我提供情報的那些人原先就反對約翰遜的政策，把情況捅給我們又是為了破壞約翰遜的政策，那我是不會使用這些情報的。但他們察覺到約翰遜正利用越南戰爭來幫漢弗萊的忙，因此我認為這就不是政策問題，而是黨派政治了。
我當機立斷，即刻把馬上就要停炸這一事實公布出去，我認為這是阻止約翰遜在最後時刻兜底挖我這個總統候選人的牆腳的唯一辦法。另外，我還要給人以印象——而且我深信事實也是如此——即他的動機和他選擇的時間，均非單純出於外交上的考慮。
我知道，約翰遜最需要的是在他離開總統職務之前能夠使和平見諸端倪。如果拖到大選以後，共產黨人就會頂到和新政府打交道。因此，往後十天是約翰遜彌補其過失，使他任上光彩些的最後機會，我當然不會為難他。越南問題已使他在政治上、個人威信上一敗塗地，如果能夠談判出和平來，他就可以大大恢復他在這場衝突中失去的東西。
但我也確信約翰遜另有所圖。我非常了解他這個人，他做什麼事都得先在嚴格的政治天平上反覆衡量。再說，哈洛的消息來源清楚表明，漢弗萊與白宮的聯繫非常積極活躍，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像克拉克·克利福德和喬治·鮑爾這樣精明能幹的黨棍當然明白，應盡一切機會照顧漢弗萊取得政治上的好處。我知道現在我得在政治需要和個人責任之間走鋼絲，但是既然約翰遜及其周圍許多人採取了純屬政治範疇的行動，那麼我至少也有採取某種行動的權利。
於是我在10月26日發表了一項有關和平談判的聲明：
在過去的36小時內，據我所知，在白宮或某些地方，匆匆忙忙召開了一連串關於越南問題的會議。人們告訴我說，政府的高級官員們正全力以赴地要在最近的將來達成停炸，可能還有停火的協議，我得悉這些報告是確有其事的。
有人還對我講過這股突發的拼勁是約翰遜總統為了挽救漢弗萊先生的候選人地位而做的孤注一擲的行動。關於這一點我並不信以為真。
在競選中，我從未發現總統在越南問題上和主要的總統職位競爭者的交往中有什麼不公正或不坦率的地方……
在我跟他所做的每次談話中，他都明確表示他決不在越南戰爭問題上玩弄政治手腕。
我知道約翰遜除非被迫去應付明顯的黨派挑戰，一般是不會故意出面支持漢弗萊的，因此我決定儘可能不給總統以口實，使他在公眾面前與我翻臉。我最不希望看到約翰遜全力以赴地以他所擁有的白宮全部大權來為漢弗萊撐腰賣力。
我所能做的僅此而已，豈有他哉。即便我知道將要出現的事態——事實上好幾個星期以前我就已經知道了——究竟什麼時候出現以及影響範圍有多大則完全操在約翰遜手中。
在10月31日麥迪遜廣場花園群眾集會上，我對政府所做的停炸聲明做出了我認為是唯一負責任的回答：「我要說，作為總統候選人，還有我的副總統候選人也同意我這樣說，不論是他或我，都不會講出任何有可能損害取得和平的機會的話。」有個記者寫道：「昨天晚上約翰遜總統宣布全面停炸北越，這是耍了理察·尼克森一下，但對副總統漢弗萊來說，則賽過一個可以縱情歡呼的萬聖節前夕。」毫無疑問，停炸使漢弗萊在最後時刻獲得了一陣狂熱的支持。好鬥的自由派分子又興高采烈了。連那些一再發誓不支持漢弗萊的麥卡錫的狂熱追隨者也找到投他票的藉口了。停炸把我最有效的一個競選口號——民主黨領導無方，不能贏得持久和平——連根砍掉了。大選過後的研究表明，這一時期的輿論波動得特別厲害，渴望停炸會導致和平解決的心愿，促使大批選民轉向漢弗萊。
11月2日，民主黨的美夢破滅了，阮文紹總統宣布他的政府不參加約翰遜提議的那種談判。
阮文紹的反應是完全可以預見得到的。他注視美國政治動態的細緻程度不比河內的領導人來得差。本來他就不贊成搞任何停炸，再加上漢弗萊現在講話又是一副鴿派架勢，因此，默認這筆不利的交易當然對他不利。阮文紹表示了不支持，還製造了這樣一個印象，即約翰遜的計劃考慮不周，執行不力。
阮文紹的強硬態度一發表，我立即要鮑勃·芬奇向記者們放出話去：和平的前景並不像約翰遜聲明要人們相信的那樣，即將來臨。芬奇以「尼克森助理」的資格，對所提背景材料解釋道：「我們的印象是全部外交老手都出動了。」接著他說了可供發表的意見：「我看這回是慌亂策劃的，總要自作自受的。」
約翰遜看到了夾有芬奇評論意見的報道，大發雷霆，並且讓人知道他極為惱火。布賴斯·哈洛要我打電話安撫一下約翰遜。我就在11月3日星期日早晨給他打了個電話。
「芬克這傢伙是什麼人？」約翰遜問道，「他幹嗎老纏住我不放呀？」
我說道：「總統先生，那是芬奇，不是芬克。」
他不管我的更正，繼續稱芬奇為芬克。
我指出我在這個問題上的公開聲明是負責任的，因為我必須就我所見的事態發展做出反應。他平息了下來，以後的談話就變得比較友好了。
阮文紹發表聲明的當天，我在德克薩斯的一次群眾集會上說：「根據今天早上我們獲得的初步消息，和平的前景並不比前幾天光明。」那天是11月2日，星期六，離大選不到三天。不管停炸與否，競選運動還得繼續下去。我決定把約翰遜的聲明看作可能有好處但由於缺乏計劃而幹得很糟的一次外交行動，而不把它當作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花招。我叫我的工作人員轉告我們的發言人提出這一問題：為什麼我們沒有跟我們的盟國商量就搞了這項協議。
我看到差距正在縮小。漢弗萊憑藉他在競選最後時刻獲得的好幾十萬美元的捐贈和借款，以壓倒我們的優勢，大筆大筆地把錢花在購買大選前一周的電視時間上。
我在大選前一天安排了一次連續4小時的電視節目，兩小時對美國東部播送，兩小時對西部播送。巴德·威爾金森是節目的主持人，由他向我宣讀全國各地打來的電話提問。我的一些顧問認為這樣做既花錢又勞累，根本沒有必要，但我否決了他們的意見。我忘不了1960年的情況，總覺得我應該盡一切可能在一場勢均力敵的選舉中做些有影響的事。事實證明這是我競選運動中最出色的一次決定。如果我們不搞這最後一次馬拉松式的電視節目，漢弗萊很可能在大選那天以非常接近的票數闖過去，贏得勝利。
漢弗萊從全國新聞界對他的同情態度中已經大獲其利，我覺得我們再不能使漢弗萊這個有利地位增添色彩了。不管理由何在——對他暫時失利的同情，對他自由派觀點的偏愛，或者僅僅是由於他這個人討人喜歡——總之漢弗萊從有利於他的新聞報道中撈到不少好處。
關於這一點，我雖然本能地在競選期間已經有所覺察，可是我絲毫沒想到對漢弗萊的這種偏愛竟會如此強烈，直到1971年伊迪絲·埃弗龍那本考察入微的著作《擺弄新聞的人們》問世之後，我才恍然大悟。她在書中搜集了三大廣播電視網的記者對我使用「贊成」與「反對」這兩個詞的次數，發現其比例為11∶1、67∶1和65∶1，全部是「反對」占多數。她用同樣方法調查對漢弗萊的態度，結果發現三大廣播電視網中只有一家的「反對」比「贊成」比例為大，差距也小得多，只有6∶1。她最後的結論是：
要說理察·尼克森今天能當上美國總統，那可與美國廣播電視公司、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公司以及全國廣播電視公司毫無關係。在他競選運動的七個星期期間，這幾家公司每周五天廣播大量反對他的東西，其數量之多相當於《紐約時報》每天發表一篇反對他的專論。三大廣播電視網用盡了一切編輯手法使支持尼克森的力量不至於比反尼克森的力量「強大」。說實在的，所謂有一股「強大的」支持尼克森的輿論，這種情況完全不可能，而且也根本不存在。
帕特和我在1968年投的是缺席選舉人票，即預先把選票圈好交給選舉機構。這一次，我們總算不必一早就去投票站，讓人照我如何投票的相。那天上午，我們在10點前到了洛杉磯機場去乘我的競選專機「特里西婭」號。機艙里掛滿了競選標語和氣球。我走過時看到一條標語寫著我們的競選口號：「就是要選尼克森」，我自言自語地高聲說了這麼一句：「但願如此。」
飛機滑向跑道時我還懶洋洋地坐在我專用艙的座椅上。我感到疲倦，但充滿信心。我知道，競選初期拉開的那個差距已經消失，各種民意測驗都表明這次競爭極為激烈，彼此差距極為接近。但不知怎地，我總相信，今年肯定不同於1960年。
儘管我這一次直覺地感到蠻有信心，我還是讓家裡人做好最壞的準備。我把帕特、特里西婭、朱莉和戴維叫到我的專用辦公艙。我說我為他們不知疲倦地幫我競選感到萬分自豪。我說這次大選我不大可能在選票總數上失敗。不過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我要他們對萬一有所準備。其實我真正要他們心裡有所準備的是選舉人票不過半數的僵局。我對他們說：「要是果真發生那種情況，今天晚上就難見勝負。選舉就得在眾議院進行，究竟我們能否處理好這種局面，我是連猜都猜不出來的。」
我肯定他們之中的每個人都在琢磨，是不是我得到了什麼消息，或者看到某些民意測驗要他們做好失敗的準備呢!事實上，那天下午已經有個記者問過我對哈里斯的民意測驗有什麼看法，哈里斯的民意測驗表明漢弗萊領先我三個百分點，約多200萬張選票。我覺得哈里斯的民意測驗著重於大城市的抽樣調查，因此我還是認為蓋洛普的民意測驗更為正確，蓋洛普最後一次民意測驗表明我仍然領先兩個百分點。「即使差距非常接近，我們還是能取勝的。」我說道，「事實上我也認為我們大概可以得勝，如果勝不了，那就照另外的方案辦，從我個人來說，這樣恐怕對我們更為稱心。我們也就不必再讓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視著我們和我們的每一個舉動了。」
剛過6點，「特里西婭」號在紐約機場著陸。一小時後，我們在紐約沃爾多夫大廈35層我們的套間裡安頓下來，準備在此等候揭曉結果。我離開帕特和女孩子們的房間時曾打趣地說，這次我們至少可以不必像1960年那次得忍受24小時的煎熬了。我知道，到午夜或東部時間凌晨1點加利福尼亞的結果報來並足以說明趨勢時，那時我們也就有底了。
東部和中西部投票結束時，我正泡在大浴盆里痛快地洗個熱水澡。我不慌不忙地颳了臉，穿好衣服，然後打電話給霍爾德曼了解事態的進展。
晚上8點45分報來了第一批有實際意義的結果，大體上說我以41%對36%領先。此後的半小時內，我維持原狀，而漢弗萊則上升到了38%。
接著統計數字開始大批湧來。9點15分，我在新澤西領先5%，在賓夕法尼亞稍有領先，在德克薩斯則落後2%。漢弗萊搶走了馬薩諸塞全部選票，這毫不奇怪，但在康乃狄克我也毫無希望地落後，而我本來是希望能贏到這個州的。我不斷地提醒大家，真正看出百分數的大勢，還不到時候。
晚上9點30分，我核對了全國的統計數字，漢弗萊又上升了1個百分點，而我還是41%。在馬里蘭我領先12個百分點，賓夕法尼亞的大城市尚未統計出來，我領先5個百分點。德克薩斯選票只統計了10%，我差漢弗萊8個百分點。我要霍爾德曼同我們在新澤西的人核對一下數字，他報告說：「很接近，但我們會贏的。」
晚上10點過後，漢弗萊和我在全國的統計數字拉平了。伊利諾伊的頭幾批統計數字使我大為吃驚，我以35%對漢弗萊的56%和華萊士的8%。而且我知道，芝加哥的戴利市長一般總扣住庫克縣的一二十個選區遲遲不公布結果，因而目前這些數字就令人加倍感到不安了。俄亥俄的消息也使人泄氣，統計了27%的選票，我落後漢弗萊3個百分點。
聯播評論員們開始玩弄數字了，並紛紛猜測說漢弗萊可能會爆出冷門。
然而到了10點15分，我開始在新澤西和賓夕法尼亞領先，在南卡羅來納也領先了6個百分點。俄亥俄的情況已有好轉，在已統計的30%的選票中，我追上了漢弗萊，只落後他1個百分點。勢頭正朝著有利於我的方向發展，加上往後統計上來的選票都是來自農村地區和小城鎮，我對俄亥俄已有相當把握了。
晚上10點25分，我開始在筆記本上推算某些可能性。如果我贏了加利福尼亞、俄亥俄、伊利諾伊、密蘇里、馬里蘭，加上有把握的其他各州，我就能取得288張選舉人票——比我獲勝所需要的多了18張。如果失去了密蘇里和馬里蘭，那我離勝利還差4票。這些數字並未包括很難吃得準的德克薩斯、新澤西、賓夕法尼亞、新墨西哥、南卡羅來納、夏威夷或華盛頓等各州。我的估計是偏於保守的，但不管我怎樣擺弄這些數字，競爭是激烈的，比數相差無幾。
我想起晚上早些時候我對帕特、孩子們和戴維說過的話。我估計錯了，這下子我們又得守個通宵了。我高興的是他們住在另外一個套間。我早就決定把他們安頓在另外的套間裡，等到結果有了相當把握時再和他們見面。我知道勝負未定時他們會多麼擔心，而我又不希望他們為了照顧我而裝出一副歡樂的樣子。
10點30分時，全國的統計結果還是老樣子，漢弗萊和我不相上下，華萊士是18%。我在密蘇里、賓夕法尼亞、德拉瓦和俄亥俄落後，在新澤西和馬里蘭領先，所有各州都已統計了41%或略少於此數的選票。
晚上11點鐘時有消息傳來，德克薩斯州的達拉斯的計票機出了毛病，要到第二天才能統計選票，那可是令人十分驚訝的消息。我怕德克薩斯的民主黨人會幹出1960年他們干過的偷竊選票的勾當，於是我要霍爾德曼一定查明究竟發生了什麼鬼事，再看看我們該怎麼辦。
11點30分，我請默里·喬蒂納進來。他和我一樣密切注視著競選結果，而且我們得到的數字是相同的。現在我有了231張牢靠的選舉人票，但也有令人不安的跡象，勢頭對漢弗萊有利。接近子夜時，他在選民總票方面開始領先。半小時後，全國廣播公司說他領先了約60萬張票。
1968年的選舉和1960年時一樣，顯然取決於同樣幾個關鍵的州：伊利諾伊、加利福尼亞、俄亥俄、密蘇里和德克薩斯。我們在這些州的獲票數全都不相上下。我指望著俄亥俄和加利福尼亞。對德克薩斯我也抱著很大希望，但我知道約翰遜和約翰·康納利州長已經把十分倔強的州民主黨組織煽動起來支持漢弗萊，因此德克薩斯成了個問號。密蘇里也在進行拉鋸戰。米切爾相信密蘇里能夠殺出來，根據經驗，我對他的這種信心是信任的。
隨著俄亥俄與加利福尼亞比較穩妥地加入了我的行列，關鍵就要看伊利諾伊了，而我在這個州已經領先了大約10萬張的選票。但庫克縣的許多選區還是沒有報來數字。
11月6日凌晨的幾個小時裡，我認為已經贏得了伊利諾伊，因此也就是贏得了整個大選，因此對戴利頑固地不公布庫克縣統計結果，我極為惱火。我打電話給布賴斯·哈洛，要他跟漢弗萊的競選經理拉里·奧布賴恩通話。「布賴斯，把話說清楚，別再扯淡了。讓奧布賴恩告訴漢弗萊別再耍花招了，伊利諾伊已經是我們的了，咱們就這樣把事情告一段落吧!」哈洛打電話到奧布賴恩的套間，結果是他不在那兒，或者是他根本不想接電話。
到了差不多凌晨3點，我才第一次在這漫漫的長夜裡讓自己充分享受心安理得的樂趣。
我贏得了總統職位。
我叫來了鮑勃·芬奇、默里·喬蒂納、約翰·米切爾和鮑勃·霍爾德曼。我們複查了總票數，我對他們說，所有大州包括加利福尼亞、伊利諾伊、俄亥俄和密蘇里等都沒有問題了。
「有不同意的嗎？」我問道。
全都同意了。
我給特德·阿格紐和納爾遜·洛克菲勒打了電話，他們同意勝利只是個時間問題了。於是我叫來了我的高級幕僚。我們一面等候結果來證實我們的估計，一面坐著閒聊，聊了差不多有兩個小時。這期間，我好幾次要米切爾或霍爾德曼打電話給我們在幾個重要州里的人，要他們提供比電視評論員們所能提供的更具體的情況。他們總傳回同樣的信息：別擔心，一切順利，差不多到手了。好一個差不多！1960年我不也是差不多弄到手了嗎？最後，到5點鐘左右，米切爾和霍爾德曼要我先歇歇打個盹。顯然，不到清晨是不會有肯定的結果的。當時我已經差不多22小時沒有合眼了。我簡直無法入睡，半小時後，我又爬起來。
快8點時，霍爾德曼來了話，全國廣播公司和美國廣播公司都宣布我在加利福尼亞和俄亥俄獲勝。但伊利諾伊仍不見動靜，而這正是我確認勝利所必需的。只差一個州。8點30分時，大門一下子打開，德懷特·蔡平沖了進來，大聲一叫：美國廣播公司剛剛宣布你贏了!他們算出來了，你把伊利諾伊弄到手了。你贏了。
我們趕快走進電視機正開著的客廳，看到美國廣播公司還在折算選舉人票數。看了片刻後，我把手搭在約翰·米切爾的肩上說：「好啦，約翰，我們還是去佛羅里達，把這事籌劃籌劃吧!」米切爾還未作答，就已經熱淚盈眶了。他非常平靜地說了一聲：「總統先生，我想最好還是讓我先到瑪莎那兒去一下。」我們兩人這時都非常激動，有人第一次用我剛贏得的頭銜跟我講話了。米切爾也第一次直接提到了他妻子的病情，我知道他在感情上強烈地牽掛著妻子的心情。競選的最後幾周，瑪莎一直住在療養院裡，現在他渴望能和她在一起，這心情我完全理解。
我走過大廳，到帕特和孩子們正等候著的套間去。無論在體力上還是在感情上，她們都已疲憊不堪，本來在正常情況下該是得意揚揚的那種勁頭也不見了。我們又接吻又擁抱。朱莉走進她的房間，然後叫我也進去。她打開了她的手提包，拿出一條刺繡的毛線織品，這是她參加競選活動在全國各地來回坐飛機時織的。繡的是美國國璽，底邊還有一行落款：「送給R.尼克森——J.尼克森」。「爸爸，我對你會獲勝從來沒有懷疑過，」她一面摟著我一面說，「我想手頭總得有點東西將來好作證明呀!」
我和帕特單獨坐在一起，她向我傾訴了這一夜多麼難挨。新聞評論員們對伊利諾伊所做的推測急得她直掉眼淚。一想到我們恐怕又得領教一次1960年時那種無法無天的騙局，她不由得陣陣噁心難受。當我告訴她一切都過去了，她還激動地問道：「不過，迪克，伊利諾伊我們有把握嗎？我們果真完全有把握了嗎？」我非常肯定地回答說：「絕對有把握。選票都已統計上來了。到了這時候他們想再搞點什麼名堂是不行啦。」我緊緊抱住了她，她突然迸發出了歡樂和寬慰的淚水。
我回到我的房間裡睡了個把小時。10點鐘起來，颳了臉，穿好衣服，仍未接到漢弗萊的電話，而在他表示認輸以前我是不能做什麼事情的。10點35分，霍爾德曼走了進來，告訴我說全國廣播公司終於發表了我獲勝的消息。幾分鐘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也發表了同樣的消息。
大約11點30分，休伯特·漢弗萊來電話了，他一貫輕快和自信的聲調，現在變得有氣無力，灰溜溜的。但他不因失敗而失去風度，表現得猶如在戰鬥中曾堅持到底一樣。不一會兒，他在電視上露面了，當我看到他的妻子穆里爾和他家其他成員跟他站在一塊兒時，我對他們比對漢弗萊本人更表同情和遺憾。因為漢弗萊畢竟是選擇了政治作為他的職業的。而我的經歷告訴我，對自己心愛的人來說，失敗該是多麼辛酸和沉重啊!
漢弗萊在電視上露面認輸的鏡頭一過，帕特、特里西婭、朱莉、戴維和我立即下樓到沃爾多夫-阿斯托里亞飯店的舞廳里，幾百名支持者已等候在那裡，他們曾和我們一起等了個通宵。舞廳里掌聲雷動。儘管我常想過要是這個場面真的到來時我該說些什麼才好的問題，但最後我還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我談了漢弗萊打來電話的情景，也談了我對漢弗萊說過我很體會敗於一場相差無幾的競選是一種什麼滋味。「八年前我因相差無幾的票數被人擊敗，今天我以相差不多的票數打了勝仗，我要說——打勝仗可比被人擊敗暢快得多!」這番話引起聽眾們一陣熱烈的歡呼。
接著，我對失敗做了一番哲理上的解釋：「偉大的哲學從來不是一種沒有失敗的哲學，但它是一種沒有畏懼的哲學。不論是男是女，既已投身戰鬥，就應勇往直前，這才是重要的。」
我想起了在俄亥俄州作短暫逗留的競選旅行時發生的一件事：
在這次競選中，我見過許多標語牌。有些並不友好，有些則非常友好。最打動我的一塊標語是我在一整天短暫逗留旅行結束時，在俄亥俄州的德什勒見到的。那是個很小的市鎮，估計來的人是當地居民的五倍，由於黃昏薄暮簡直無法看清。但是，有個十幾歲的小孩舉著一塊標語牌，倒看得很清楚：「讓我們團結起來。」
這就是本屆政府一開始就要從事的偉大目標，把美國人民團結起來。
我們回到五馬路我家公寓時，中午剛過不久，馬諾洛和芬娜都不在，我便向帕特提出大家到外面吃午飯去。但我馬上覺得我們可不能再隨隨便便「到外面吃午飯」去了。帕特和女孩們進了廚房，做了火腿雞蛋，我們就這樣坐在我書房裡舉行了這次大選後的家宴。
馬諾洛和芬娜很快就回來了，他們告訴我他們不在家的緣故。他們怎麼也沒有想到大選竟會拖到第二天，而那天下午他們原本就定了要去宣誓入籍。馬諾洛說：「總統先生，下次我們就有資格投票選你了。我們已經是美國公民了。」
大家離開書房後，我走到唱片機邊，挑了一張我最喜歡的唱片——理察·羅傑斯作曲的「海上勝利」中的音樂選段。我把它放到唱片機上，把音量開得大大的。思潮隨著樂聲聯翩交融。漫長的戰鬥，艱苦卓絕。勝敗甘苦，幾度周折。這可是一場硬仗啊！現在，我們終於贏得了最後勝利。音樂攫住了我的心靈，它比我所能講出的、所能想到的、所能寫下的任何東西都要美妙得多。
當選總統
11月6日，我們登上一架空軍噴氣機飛往比斯坎島作大選後的短暫休息。途中我在華盛頓停了一下，以便去沃爾特·里德醫院探望艾森豪威爾。作為當選總統踏進他的房間，那股心歡意暢的勁頭在我一生中能有幾度!他見到我時滿面春風地說道：「恭喜呀，總統先生!」
我認為艾森豪威爾希望我贏得大選的心情不亞於我。他要我向他描述大選那天漫長的夜晚與第二天上午的每個細節，自始至終他都喜形於色，神采奕奕。
去南方的飛行是很愉快的。大選那天晚上，我筋疲力盡，顧不上搞什麼慶祝，現在是第一次真正得到了休憩的機會，真正可以領略一下長途跋涉後終於到達頂峰的那種歡樂了。
我從比斯坎島駕車去奧帕-洛卡機場與漢弗萊和馬斯基及其家人們見面，他們是到維京群島度假去的。我問漢弗萊他是否願意考慮出任駐聯合國的大使，他要求給他一段時間來考慮這一提議。見面結束後，漢弗萊對記者們說，大選已經結束，往後全國利益一定要放在黨派利益之上等。漢弗萊說道：「他就要成為我們的總統，而我則是他的一個同胞公民。」
這樣，在佛羅里達陽光絢麗的大地上，美國政治傳統中人們熟悉的激動人心的時刻出現了：象徵著不分黨派團結一致的保證，傳給了全國同胞，也告知了眾目睽睽的全世界。
在比斯坎島休息了五天之後，我們回到紐約，著手籌組政府。我們再一次在華盛頓做了停留，這次是在白宮與約翰遜總統和夫人共進午餐。
豐盛的午餐用過後，約翰遜夫人和帕特在整個大廈內逐屋察看，我則按約翰遜的安排，聽取各種匯報。在去西側樓途中，我們經過了他的臥室。一張帶帳頂大蓋的四柱大床在房間裡占著突出的位置，有個很大的壁櫥和穿衣室，另外還有白瓷磚鋪砌的浴室。約翰遜在告訴我怎麼打開一個暗藏在牆裡的小保險箱時說道：「我得讓你知道這個呀。」
我們進入內閣會議室時，介紹情況的人已經在等著我們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國防部部長克拉克·克利福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厄爾·惠勒將軍、中央情報局局長理察·赫爾姆斯，以及國家安全顧問沃爾特·羅斯托。
主題是越南。圍繞著我的那幾張臉都留下了這場長時期戰爭的苦惱痕跡。他們全都是聰明能幹的人物。他們想盡一切辦法要在離任前結束這場戰爭，可是沒有辦成。看上去他們都快筋疲力盡了。他們已經拿不出什麼新的方案向我建議了。我意識到，他們雖說由於失敗而感到沮喪，但能夠把這副爛攤子卸給別人，還是覺得如釋重負。
他們全都強調指出，美國必須讓這場戰爭得到有成效的結果——可能的話用談判解決，但如果有必要則以繼續打下去的辦法解決。他們一致認為，美國如半途撤走，或者接受可能被解釋為失敗的談判解決，那將對我們在亞洲和全世界各地的盟邦和朋友帶來極其有害的後果。後來在我執政期間成為批評戰爭最激烈的人物之一的克拉克·克利福德，那天下午卻是約翰遜政策的狂熱支持者。
等到情況介紹完畢，約翰遜和我回到橢圓形辦公室時，他迫不及待地要同我談話。他說：「我們之間意見分歧的時候總會有的，如果出現這種時刻，我會私下和你談的。你可以放心，我決不會公開批評你。艾森豪威爾對我也是這樣。你要挑的擔子是夠重的啦。」他說他將盡他所能幫我取得成功。「當前國內外的各種問題，也許比林肯以來歷屆總統所面臨的問題都來得大。」他說道。約翰遜和我是多年的宿敵，但在那一天，我們之間在政治上和私人關係上的分歧全都消失了。我們一起站在橢圓形辦公室里，他歡迎我加入這個最有排他性的俱樂部，並允諾遵守該俱樂部成員一條最重要的規定：支持接你班的人。
我的第一項人事任命是任命羅斯·瑪麗·伍茲為我的私人秘書。1951年以來，羅斯就和我的政治生涯結合在一起。她兼備專業技能與可愛的人品，而且有全心全意的獻身精神。她對我的未來充滿了信心，有時候連我自己都有點動搖了，她卻一貫堅定不移。
我要鮑勃·霍爾德曼當我的辦公廳主任。他的作用如我們所想像的，主要是行政性的，而非實質性的。他檢看文件，保證做到不排斥不同意見，然後將材料送我決定；他起的是漏斗的作用，而不是過濾器的作用。他審核問題時超然於個人偏見之外的才智和能力使他成為擔任此項職務的理想人物。他還將擔任橢圓形辦公室的把門人。當然，這會使他處在不值得羨慕的地位，不得不讓許多自認為需要親自和經常見我的人吃閉門羹。但我知道，他很有主見，一向我行我素，會使他有辦法對付這個職務必然會招來的各種猜忌和不滿。
關於總統應有的工作方法，我自己有強烈的主見，其中許多是根據我在艾森豪威爾當政時的經驗和觀察得來的。以我之見，不論在那時或在目前，決策的方法乃是當好總統的關鍵。我覺得，凡送呈總統決定的，只能是較低一級的白宮工作人員或負責這一方面的內閣成員所無法或者不應該定奪的事情。這是我從艾森豪威爾那兒直接吸取的一條教訓，艾森豪威爾的幕僚經常過多地讓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打亂他的計劃，讓一些次要問題耗費他的時間和精力。我知道通過看文件要比聽口頭匯報能吸收更多的材料，而且我總發現工作人員書面匯報的要比在會議上談的更為簡明扼要。
我當副總統時出席了數以百計的內閣會議，我覺得絕大多數會議毫無必要，甚至令人厭煩。有少數幾個問題涉及所有部門，如經濟問題，集體討論有時候還有些溝通情況的作用。可是，那種認為用上一個半小時請國防部部長和國務卿來討論運輸部部長的新公路方案很可取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復返了。因此，我想要把這屆政府的內閣會議減少到最低限度。我覺得，除了重大的政治問題或政策問題外，每個內閣成員把自己的工作做得越好，我和他們討論這種問題的時間就花得越少。如果要使政府提高工作效率，嚴格反對浪費，我們必須有一批熱愛本行、精通本門業務的優秀管理人員。我寧要踏實稱職的人，而不要華而不實之輩。另外，任命某些過分自行其是、難以共事的人為內閣成員，也會帶來災難。我要的是既能堅持己見，又能在我一旦做出決定後全力支持我的那種人。
我充分意識到我贏得總統職位所得的選民票數，只是一個勉強多數。因此，對內閣職務的某些人事安排，一定要有利於——即使是象徵性的——團結全國和「讓我們團結起來」。我想安排一些民主黨人擔任閣員或閣員一級的職位，可是漢弗萊拒絕出任聯合國大使，華盛頓參議員亨利·傑克遜也不願當國防部部長。
我們打算請甘迺迪總統的姻兄弟薩金特·施賴弗出任駐聯合國大使，他在約翰遜任內擔任過駐法大使。施賴弗表示了很大的興趣，給我寫了封信，提出他接受這一職務的條件。除了其他條件外，他要求保證不取消聯邦消除貧窮綱領。一個即將擔任駐外使節的人，居然對國內政策提出要求，這是令人無法容忍的，因此，我讓比爾·羅傑斯通知施賴弗，我已決定不再邀請他，同時告訴他原因所在。羅傑斯匯報說，施賴弗認識到此舉過頭，表示願意撤回原議，還說他的信並沒有提出條件的意思，只是提建議而已。我要羅傑斯傳話，說我的決定不變。
除了若干民主黨人外，我還打算邀請一些黑人領袖參加內閣。我向埃德·布魯克提出了要請他擔任駐聯合國大使的職位，但他覺得他留在參議院有更大作為。我又敦請城市同盟執行主席惠特尼·揚擔任住房與城市發展部部長，他也拒絕接受，說他還是留在政府之外為好，以便為他的事業做更多貢獻。當然，他的真實意思是，對於一個想在黑人社會中起真正領導作用的人來說，一旦進了共和黨內閣就無異於在政治上自取滅亡。
在這方面，戈德華特競選時欠下的債要由我來負擔了。1960年時，我曾獲得黑人選票中的32%；1964年戈德華特只獲得6%。到1968年時，我總算又把共和黨獲得的黑人票數提高到了12%，可是把戈德華特說成是個種族主義者這一不真實的形象在人們頭腦里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於黑人社會與共和黨政府之間很難建立一種自然的關係。對此我深感遺憾，但是又有什麼辦法能改變這一現實呢？我只能以我在位的各種行動來表明，我是名副其實的全體美國人民的總統。
內閣架子逐步搭起。總地說來，成員比艾森豪威爾內閣更少保守性，而且在實際上還比我的中間路線偏左些。不過，每個人對職責範圍都很清楚，並且每個人都很稱職，對自己的職務都有一套設想。
比爾·羅傑斯是一位能力很強的行政人員，可擔負管理國務院那攤難以駕馭的官僚機構的重任。他是個談判好手，而且我相信我這位老友一定能夠在最敏感的內外政策問題上同我合作共事。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他任司法部部長，顯示出了他可與國會相處得很好。我覺得參議員富布賴特領導的外交委員會與白宮之間那種幾乎已經定形的敵對關係已經危害了國家利益，而我認為羅傑斯可以起到解凍的作用。
至於國防部，我遴選了威斯康星州的梅爾文·萊爾德，他是有17年眾議院生涯的老資格人士，也是國防撥款事務方面的專家。眾議院的同事們都稱頌他是個堅強的人，一名老練的政治家。
儘管約翰·米切爾協助我提出了一份司法部部長的候選人名單，但我決定設法說服他，由他自己擔任這個職位。在對各級法院，甚至許多執法機構如何斟酌法律的問題上，我需要有個能分擔我任務的人。米切爾為人耿直，機敏，公正無私。此外，他是我最可靠的朋友與顧問，不僅有關法律事務而且在整個總統決策範圍內的問題上，我都需要聽取他的意見。
芝加哥大陸伊利諾伊國民銀行與芝加哥信託公司董事長戴維·甘迺迪出任財政部部長，他是國際金融方面有經驗的專家。他還符合另一條件，即我不希望我的財政部部長成為紐約-波士頓銀行集團的一部分，而財政部部長期以來是受其支配的。溫頓·「雷德」·布朗特任郵政總長，沃爾特·希克爾任內政部部長，克利福德·哈丁任農業部部長，莫里斯·斯坦斯任商務部部長，喬治·舒爾茨任勞工部部長，鮑勃·芬奇任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長，喬治·羅姆尼任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部長，約翰·沃爾普任運輸部部長，從而內閣人員配齊，圓滿組成。
大選剛結束，我即邀請特德·阿格紐及其夫人朱迪去比斯坎島研究他在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我對阿格紐說，我希望他擔起制定政策的責任，建議他可在白宮西側樓有個辦公室。副總統可以這樣做，這在歷史上還是頭一次。我要求他根據他做過州級官員的經驗，擔負起解決好聯邦與各州關係這個重大問題的責任。我敦促他立即利用參議院議長的身份好好了解了解國會及其成員的情況，與他們一起工作，並作為他們與白宮的主要聯繫人。
艾森豪威爾挑選福斯特·杜勒斯任國務卿時，要杜勒斯當他的首席對外政策顧問，而杜勒斯是完全勝任這一角色的。然而，我一開始組織政府，就打算由白宮指導對外政策。因此，我認為國家安全顧問的人選是個關鍵性的問題。考慮到我賦予此項職務的重要性，我在決定人選時採取了與眾不同的挑選辦法。
我知道亨利·基辛格多年來擔任納爾遜·洛克菲勒的對外政策顧問。我也聽說，在1968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一段時期，也就是洛克菲勒同我爭奪提名為候選人的時期，基辛格曾對我在外交方面的能力私下頗有微詞。不過，這話出自洛克菲勒手下的工作人員之口，也就不足為奇了，所以我只把它看作是玩弄政治的言論。到競選最後幾天，當基辛格向我們提供關於停炸情報時，我更覺察到他的學識和影響了。
約翰·米切爾安排基辛格與我於11月25日在紐約皮埃爾飯店我在交接期間的辦公室里會面。由於我們兩人都對閒聊不感興趣，於是我當即向他扼要地介紹了我為我的政府對外政策所制訂的某些計劃。基辛格所著《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一書，1957年首次問世時我就讀過，我看到我們總的觀點非常相似。根據這個觀點，我們都認為，分別對待並設法左右影響世界均勢的各個因素是很重要的。我們還一致認為，不管是什麼樣的對外政策，它一定要強大得足可取信——而且一定要足可取信才能獲得成功。對於通過巴黎會談解決越南戰爭的前景，我並不寄予希望，我覺得我們有必要對越南的整個外交和軍事政策進行重新考慮。基辛格表示同意，雖然他對談判不像我那樣悲觀失望。我說我決心不蹈約翰遜前車之轍，不能把我的全部外交政策的時間與精力都花在越南問題上，因為它實際上只是一個短期的問題。我覺得，如果較長期的問題處理不好，那對美國的安全與生存會造成致命的後果。在這方面，我談了恢復北約聯盟活力的問題，談了中東、蘇聯和日本。最後，我提到需要重新估計我們對共產黨中國的政策的考慮，我請他讀一下我在《外交季刊》上發表的文章，在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把這個想法作為可能性和必要性提了出來。
基辛格說他對我能這樣思考問題感到高興。他說，如果我想在這樣一個範圍廣泛的基礎上開展活動的話，那我就必須建立一個十分切實可行的諮詢系統。甘迺迪以處理戰術危機的機構取代了負責戰略設計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而約翰遜則主要由於害怕泄密，以只有少數幾個顧問參加的非正式的每周午餐討論會，取代了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個決策機構。基辛格建議我在白宮內成立一個國家安全機構，除協調外交與國防政策外，還能制定出政策選擇方案，供我決策前考慮。
我對基辛格有著強烈的直覺感受，我當場就內定了要他當我的國家安全顧問。當時，我並未邀請他擔任任何具體職務，但我明確表示，我有意請他參加政府工作。我估計他需要考慮一下我們這次的談話，而且他也會感到得同洛克菲勒商量商量這件事。
兩天以後，我又一次會見了基辛格，並問他願不願意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領導。他答稱接受此職感到榮幸。他很快就開始籌建班子，分析各種政策選擇方案，供我就職後公開演說之用。他的工作從一開始就緊張繁忙，幹勁沖天，充分顯示了此後多年他工作的特色。
一個是惠蒂爾雜貨鋪老闆的兒子，一個是希特勒德國的流亡難民，一個是政治家，一個是學者，看起來這種結合仿佛不大有希望，但我們的差異卻有助於使我們的夥伴關係得以順利發展。
丹尼爾·派屈克·莫伊尼漢是我國最富創見的國內政策智囊之一。他與基辛格一樣是哈佛大學教授，在甘迺迪與約翰遜政府期間，擔任過勞工部助理部長。1968年大選前，我讀過他的幾篇論文，我發覺他的思想新鮮活潑，對我頗有啟發。莫伊尼漢與許多自由派學者不一樣，他並不是滿口專業術語，也不空發議論。他曾幫助設計「偉大社會」中戰勝貧窮的綱領，但他對綱領中有許多東西已經失敗並不迴避，他準備從失敗中吸取教訓，設計出能夠實行的新綱領。
我約見了莫伊尼漢，想了解他的見解，試探他對來白宮工作的意見。雖然他迅速地說明他是反對越南戰爭的，但顯然對提供給他的機會表示有興趣。我們對當前福利體制必須徹底改革的共同看法，更幫助奠定了我與他迅速形成的友好關係。我對莫伊尼漢說，我想建立一個城市事務委員會，該委員會在國內政策方面的職能大致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外交事務方面的職能相同。「這想法好極了!」他驚呼道。於是我問他願否出任該委員會的領導。他立刻同意接受。即便我有時認為帕特·莫伊尼漢在個別問題上看法不正確，但他確實才華橫溢。正如我在他離開政府重返哈佛執教時說的：「他所說的許多東西我並不同意——但是他確實能打開思路，指出方向。」
我設立了一個新的閣員級職位——總統顧問——給了我的老朋友和顧問阿瑟·伯恩斯。我認為他的保守主義可以有效並富有創造性地平衡莫伊尼漢的自由主義。
回想起來，就仿佛是昨天的事，時值1952年，我在布萊克斯通飯店艾森豪威爾的套間裡坐著，看著他簽署他的退役文件，心想他對自己此後將處於何種地位心裡是否有數。他在政界時間不長，肯定對所發生的許多事情感到驚訝。而我則有近20年從事爭當總統的政治經歷，所以我一直堅持不懈地為我即將就任的權力與地位做好準備，決不能比歷史上任何一位當選總統差。因此，在這過渡交接時期，不管日常事務多麼繁忙，我還是留出時間來思考約翰遜留給我的國內和國際局勢，思考怎樣在我的總統任期內使這一局面有所改善。
像艾森豪威爾一樣，我將接受四頂桂冠：作為國家元首我將處理外交事務，作為政府首腦我將領導國內行政和立法事項，作為總司令我將肩負著美國武裝部隊的最高權力與責任，作為共和黨領袖我將設法使黨的全國、州、地方等各級組織獲得新的活力。
我在觀察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對外政策時，覺得美國對外政策就好像抵押品似的，起先抵押給了甘迺迪的冷戰，接著抵押給了約翰遜時代的越南戰爭。我們這種在某一時期只忙於處理一兩個問題的傾向，結果使各條戰線上的政策全面惡化。我並不認為，某一外交政策必須處於優先地位。客觀上有許多須優先處理的事情，這些事情可說是並駕齊驅，互相影響。至於從何著手，我認為應該把歐洲放在首位。唯有保障我們的西方盟友，我們才有足夠堅實的立足點去同共產黨人談判。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混亂不堪，主要原因是美國跟它的歐洲盟國磋商不夠。
在遠東，眼下是自由世界生產力第二發達國家的日本，現在開始懷疑美國對防務承諾的可信性。兩國關係中一個經常的不安因素是我們控制了沖繩島這個問題。
在中東，1967年6月戰爭後的停戰協定繼續受到破壞，戰鬥時斷時續。看來美國除武裝以色列對付下一次阿拉伯的突擊外，別無作為。以色列的兩個主要潛在敵人，埃及和敘利亞，正在接受蘇聯武器，而這種狀況使中東這個已經是衝突性的地區成了國際火藥桶，一旦炸開，就不只是以色列及其鄰國之間的一場戰爭，而且會導致美蘇直接對抗。
共產黨中國方面是一片不祥的沉默。除了駐華沙的美、中大使間偶爾舉行毫無成效的會談外，20年互不交往的鴻溝把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與這個世界上實力最強的國家分隔開了。
當我觀察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檢查我們與其他國家關係時，我發覺在我就任總統前夕的1968年，主要問題跟我第一次隨赫脫委員會去歐洲的1947年似乎完全相同：美國目前就像那時一樣，依然是自由世界反對共產主義世界的蠶食和攻擊的主要保衛者。
我一生從不懷疑共產黨人所說的這句話：他們的目標是要置全世界於共產主義控制之下。同樣，我也從未忘掉惠特克·錢伯斯的令人寒心的講話，他說在他放棄共產主義思想時，他有一種離開了勝利者一方的感覺。但我也不同於某些反共分子，他們認為我們不應該承認這些共產黨人，不應該和他們打交道，不然，就意味著我們在意識形態上尊重他們的哲學和他們的制度。我一貫認為，我們能夠而且必須跟共產黨國家交往。如有可能，還要和它們談判。它們是強大的，不能置之不理。我們得經常記住，他們經常從利己出發。一旦懂得了這一點，在跟共產黨人交往時就會更切合實際，也就會更安全，就不會像目前那樣生活在冰冷的冷戰隔離狀態或相互對峙狀態中。實際上，在1969年1月，我就覺得美蘇之間的關係，很可能就是我的政府任內或我以後的政府任內，決定世界可否和平共存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
我覺得，我們過去在和蘇聯對峙的局勢中，已經陷於不利地位。他們在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影響力大有進展，我們卻毫無作為；他們在古巴有個卡斯特羅；自60年代中期起，他們取代了中國人成為北越的主要軍火供應者；而且，除了狄托的南斯拉夫，他們仍然控制著整個東歐。
然而，也有一些有利於我們的東西。最重要也是最令人感興趣的是蘇聯與中國的分裂。另外，還有若干證據證明某些衛星國家的獨立性正在增長，雖然是有限度的。還有跡象表明，蘇聯領導人對達成限制戰略武器的協定感到有興趣。他們似乎還準備就柏林的反常局勢舉行認真的會談，大戰結束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紀了，柏林依然是個分裂的城市，經常是緊張局勢的發源地，不僅在美蘇之間，也在蘇聯與西歐之間造成緊張。我們感覺到他們正在探求減少中東對抗風險的解決方案，但要保住面子。我們還有些確定的證據，說明他們急於擴大貿易。
常常有這樣的說法：解決越南問題的關鍵在於莫斯科和北京，而不在河內。沒有這兩個共產黨巨人或其中之一不斷給予大量援助，北越領導人連打幾個月的仗都不可能。由於中蘇分裂，北越人便能非常出色地在中蘇相爭中坐收漁利，把對他們戰爭的支援當作堅持共產主義正統學說的試金石，當作在爭奪共產主義世界領導權鬥爭中不讓北越投入對立陣營的必要條件。局勢很傷腦筋，對蘇聯人尤其如此。莫斯科除了穩住河內不投向北京外，在北越這場事業的最後結局中幾乎沒有什麼好處可得，特別是它還不斷影響著莫斯科在抗衡美國時的自身重大利益。我雖知道蘇聯人在支援北越問題上並不是完全可以自作主張的，但我還是計劃在這個地區給他們施加最大的壓力。
我十分清楚，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並不比當年赫魯曉夫在1960年時更急於希望我在1968年獲勝當政。要跟一個共和黨執政的政府——偏偏又是尼克森的政府——打交道，這種前景無疑在莫斯科引起了不安。事實上，我就懷疑過，蘇聯人也許替北越人出過主意，要他們建議開始巴黎會談，希望以實現停炸在大選中給漢弗萊幫個忙——如果這就是他們的戰略，那麼這個戰略差點兒就得逞了。
大選後，約翰遜曾建議，在我就職之前，他和我作為在任總統與當選總統，與蘇聯人舉行一次最高級會議。我知道，他想再最後做一次獻身和平的戲劇性表演，但我認為沒有切實的基礎可以下結論，說蘇聯領導人準備在任何重大問題上進行認真的談判。而且我也不願意被就職前做出的任何決定捆住手腳。
這種最後時刻的最高級會談所能產生的結果，充其量只是一種「精神」，像約翰遜1967年在新澤西與柯西金會談後的「葛拉斯堡羅精神」，或者是艾森豪威爾1959年與赫魯曉夫會談後的「戴維營精神」。我感到這種「精神」幾乎完全是騙人的，而且實行起來也對蘇聯大為有利。由於輿論在共產主義體制中影響有限，這種最高級會談「精神」就只能是對他們單方面有利的東西，因為最高級會談後美國輿論的特點是樂觀，這只會使我們在最高級會談後與蘇聯人打交道時難以執行強硬路線。
在交接期間，基辛格與我研究了跟蘇聯人打交道的新方針。既然世界上兩個競爭的超級核大國美國和蘇聯的利益是如此廣泛和重疊交叉，那麼把有關的領域分割對待的方針是不現實的。因此我決定，把蘇聯所關心的諸如限制戰略武器和增進貿易等領域裡的進展，與對我們極為重要的越南、中東和柏林等領域的進展聯繫起來。這個概念後來成為眾所周知的所謂「連環套」。
為了避免人們對我是否認真執行這個方針產生任何懷疑，當記者們在我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問到何時開始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時，我有意識地宣布了這一方針。我說道：「我要做的是，保證能在舉行戰略武器會談時，如果可能的話，同時又能推動重要的政治問題取得進展——例如，中東問題以及其他美蘇協同行動能為和平事業做出貢獻的重要問題。」
對蘇聯人來說，「連環套」是某種使他們感到不舒坦的新東西。因此，當他們貶低「連環套」對我們（美蘇）關係所發揮的制約作用時，我毫不驚奇。在我們這方面，幾乎耐心等待了兩年，也硬著頭皮頂了兩年，才使他們接受這一方針，知道了想從我們這兒取得任何東西必須付出一定代價，而這個代價正是我們想從他們那裡索取的，這就叫「連環套」。
在交接階段，我們同蘇聯人進行了第一批接觸。12月中旬，基辛格會見了蘇聯駐聯合國的一位外交官，就我們所知，此人其實是個情報官員。我要基辛格明確表示，我決不會因為最近蘇美關係中出現了那麼多樂觀的花言巧語而受騙上當。基辛格根據這一指示做了說明，儘管過去幾年裡出現了一種傾向，強調所謂我們兩國似乎有著許多共同之處，但尼克森政府認為，我們之間存在著實質性的分歧，而且認為努力設法減少這些分歧所造成的緊張，才是我們關係中的核心問題。基辛格還說我不想在就職前舉行最高級會談，如果他們與約翰遜舉行，我就要公開聲明，我不受該會談的約束。此後，就再也沒有聽到有人提最高級會談的計劃了。
莫斯科迅速給我們送來了答覆。同我們接觸的那位蘇聯駐聯合國官員報告說，蘇聯領導對於選出一個共和黨總統「並不悲觀」。他說蘇聯領導對於了解我是否希望「打開交往的渠道」很有興趣。正因為他們講過這句話，我才在就職演說里說道：「經過了一段對抗的時期，我們正在進入談判的時代。讓所有國家都知道，在本屆政府任期內，交往的道路將是敞開的。」
越南戰爭是我就任總統後必須立即處理的最緊迫的外交問題。在交接期間，基辛格就對在越南問題上可能採取的各種方針做了回顧，把它們提煉為具體的選擇方案，包括從大規模軍事升級到立即單方面撤軍等各種途徑。每種可供選擇方案的理由都很充分。
例如，有人爭辯說，軍事勝利仍然可能，只要我取消約翰遜給我們戰場司令官規定的各種限制，允許他們利用我們強大的軍事力量去擊敗敵人就行。這些規定中最嚴重的是停炸；由於停炸，共產黨方面可以重新集吉他們的部隊，增加後勤供應，發動新的攻勢。主張升級方案的人爭辯說，光是威脅一下要入侵北越，就可把北越軍隊牽制在非軍事區沿線；海防港布雷封鎖則可削弱敵人的供應線；於寮國和柬埔寨境內放手追逐共產黨軍隊，可挫傷他們在南越對我軍實行打了就跑的戰術能力。恢復轟炸對以上這些建議不啻於如虎添翼。實質上，這就是一個升級的方案。我們早就把這種方案排除在外了。
民意測驗表明，主張在越南獲取軍事勝利的公眾，所占的百分比很高。但大多數人心目中的「軍事勝利」，是指全力以赴發動一場既能結束戰爭又能贏得戰爭的致命打擊。問題是，我手頭上只有兩種辦法可以進行這種致命打擊。一種就是轟炸北越那套複雜的灌溉大堤，由此引起的洪水將造成數十萬平民死亡。另一種可能進行的致命打擊，就是使用戰術核武器。不採取這兩種方法中的一種，單靠戰爭升級，很可能需要長達六個月的時間，伴以激烈殘酷的戰鬥和大量傷亡才可能迫使共產黨方面最終放棄武力，接受和平解決。不管使用哪一種致命打擊，隨之而來的國內和國際的喧囂騷動，都將使我的政府一開張就糟糕透頂。至於用常規戰爭升級的辦法，單就我們可能遭受的傷亡人數來說，就無法使全國在這段時間內保持團結。採取升級這一方案，還將推遲甚而破壞我們可能同蘇聯和共產黨中國發展新關係的任何機會。
在升級方案的另一極端，有人主張乾脆公開宣告迅速而有秩序地撤出全部美軍，從而結束戰爭。主張此方案的人認為，我們這樣做了，共產黨方面就有可能做出響應，在最後一個美國人離開後，歸還我們的戰俘。
不容否認，建議這種特定方案的人，有某些吸引人的政治性論據。像我的一位國會朋友說的：「你並沒有把我們拖進這場戰爭，所以，即便你用很差的和平條件結束這場戰爭，只要做得乾淨利落，你也完全可以把責任推到甘迺迪、約翰遜以及民主黨身上。你只要走上電視，告訴人們，是甘迺迪派了1.6萬美國人到那兒，又是約翰遜把這數字升級到了54萬，話就夠了。然後，宣布你正把他們全部接回家來，這樣，你就成為英雄了。」
但我知道這個方案早已被棄置多年，無人問津了。倉促的撤退，意味著拋棄1700萬南越人——其中許多人曾為我們工作過，支持過我們——全部由共產黨任意宰割。我們決不能就這樣把一個盟國犧牲掉。如果我們突然背棄我們早先做出的支持承諾，僅僅是由於這些諾言難以實行，或者代價太高，或者由於這項承諾在國內變得不得人心，那麼，我們以後就再也不值得其他國家寄予信任了，所以，我們當然不能接受這一方案。
就我而言，任何涉及解決越南問題的做法，幾乎都是可以商談的，只有兩件事除外：凡不包括全部遣返我方戰俘以及不對戰場上失蹤的人作出交代的任何方案，我決不同意；凡是要求或者相當於要求我們推翻阮文紹總統的條款，我也決不同意。
我知道許多美國人認為阮文紹是個心胸狹隘、腐化透頂、不值得支持的獨裁者。我個人並不喜愛阮文紹，但我是從實際情況看待局勢的。就我所知，趕走阮文紹，換上來的人並不會比他更有見識、更能容人或者更民主，相反，可能比他更無能，連把在南越爭權奪利的各派拉在一起都做不到。南越人需要有一個強大穩定的政府，才能對付越共分子。我決意尊重我們對阮文紹所承擔的義務，就是我們有義務穩定這個地區的局勢。所以共產黨才如此堅持以他的下台作為解決越南戰爭的部分條件。堅持了三年半，直到1972年秋季，北越方面還一直要求我們表示願意推翻或犧牲阮文紹作為取得解決問題的一個必要條件。當他們一放棄這個要求，認真的談判就開始了。
我開始行使我的總統職權時，對解決越南問題規定了三個根本前提。第一，我應該使輿論做好準備，即全面的軍事勝利事實上是不可能的。第二，關於必須繼續承擔義務的問題，我應該根據我的良知、我的經驗、我的分析所認為屬實的情況行事。目前把南越拋棄給共產黨，對我們尋求穩定而持久的和平來說，損失之大是無法估計的。第三，我得儘快並且儘可能體面地結束戰爭。
既然我已排除迅速在軍事上取勝的做法，唯一可能的方針就是努力尋求一項公平的、能保持南越獨立的談判解決方法。要是北越真心要和平，戰爭便能在幾個月內結束，這是最理想的。然而，我得準備用我就任總統頭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通過談判來達成協議，這才是現實的。
12月中旬，我告訴基辛格我想給北越捎一封信去。我們決定利用讓·桑特尼作中間人。桑特尼是個法國商人，他在印度支那住過多年，他和北越和南越的許多領導人，包括胡志明在內，都有私人交情。我是1965年在法國南方認識桑特尼的，基辛格也認識他。
第一封信由桑特尼在巴黎交給了北越人，信中以和解的措辭提出了談判解決的各種方案。11天後，收到了答覆，指責西貢阻礙召開巴黎和談，並指責我們支持南越領導人的「荒謬要求」。「如果美國願意的話，」復函最後說道，「它可以提出總的想法以及比目前所知道的更為精確的具體想法，供我們認真考慮。」河內駐巴黎的代表梅文蒲在把復函交給桑特尼時補充說道：「在最初階段，我認為問題是要弄清楚，美國是否真要和平，是否真願意從南越撤軍，或者只是奢談一通，以此掩蓋其放空炮不辦事的目的。」
我在兩天之後便給予答覆，通過桑特尼捎了話：「尼克森政府確實願意認真談判，而且是真心誠意的。」北越在答覆此信時，仍採取了強硬路線，但我既不驚訝也不泄氣；我從未指望這場歷時很久的戰爭能夠迅速而輕易地結束。在我的就職演說中，我重申了儘可能取得和平解決的願望，但我毫不含糊地表明了我的決心，即一定要體面地結束我們所承擔的義務。我說：「讓我們明明確確告訴那些認為別人軟弱可欺的人，我們需要多麼強大，就能有多麼強大，需要堅持多久，就能堅持多久。」
越南戰爭被美國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些因素弄得十分複雜。在國會裡，兩黨中許多最知名的自由派分子，在甘迺迪和約翰遜時代曾經支持過我們介入越南的政策，現在則拚命從他們以前的立場往後退。以前支持戰爭的參議員、眾議員、內閣成員和專欄作家們現在都在往反戰隊伍里鑽。1969年時，在有關越南戰爭問題的表決上，我在國會中還有個多數，不過這個多數勉強得很，而且我也說不準這個多數能保持多久。這場戰爭還有個不同尋常的現象，那就是美國的新聞工具在談論戰爭的目的與行動以及敵人的本性等問題上，完全控制了國內的輿論。北越這個敵人本性特彆強硬，可是美國的新聞工具卻把宣傳重點放在南越人的無能與脆弱上，或者放在我們自己部隊的作戰不力上。每天晚上的電視新聞和每天早晨的早報都只報道戰爭的每次具體戰鬥，而對戰爭的根本目的則幾乎沒有提到，或者根本意識不到。弄到最後，給人的印象是，我們是在軍事上和士氣上處於一盤散沙的情況下進行作戰的，而不是朝著一個重要而有價值的目標邁進的。
更有甚者，電視還經常放映這場戰爭帶來的可怕的人間痛苦和犧牲。不管這種嚴酷而真實的戰爭報道意圖何在，其結果都是嚴重敗壞了國內士氣，提出了美國今後還能否在國內團結一致和有強大的目標的情況下在國外與敵人作戰的問題。正如《新聞周刊》專欄作家肯尼思·克勞福德寫的，這場戰爭是我們歷史上第一場新聞界以敵為友、以友為敵的戰爭。我覺得，我就任總統之時，美國的士氣與自信感已經被越南戰爭進行的方式與報道的方法折磨得不成樣子了。
在準備就任總統職務時，我對反戰的抗議者與示威者抱著一種錯綜複雜的感情，既欣賞其憂國之心，又氣憤其越軌舉止，更重要的是，他們竟然明顯不信任我有真誠的和平願望，簡直使我沮喪至極。但不管我對這些示威者的動機作什麼樣的估計——也不管他們對我的動機作何估計——我認為他們這種做法的實際效果是鼓勵了敵人，從而只能使戰爭長期拖下去。他們要求在越南結束戰爭，我也如此。但他們要的是立刻結束戰爭，為此他們準備放棄南越，而這是我所不允許的。
1968年總統選舉的最終統計表明，我僅以50萬票的多數擊敗漢弗萊——43.3%對42.6%。喬治·華萊士得了13.5%，將近1000萬張票。我的票數與華萊士合起來為56.8%，加在一起代表了人民的明確意志：在聯邦政府貪得無厭地獨攬大權近40個年頭以後，美國選民要求改變華盛頓的家長式的統治。當我擔起政府首腦的職責時，我考慮了我可能面對的局勢，我認為主要問題是：在一個反對派掌握的國會和一個基本上為自由派分子掌握的官僚機構面前，我究竟能朝前走多遠以實現人民的意志呢？
120年前新當選的扎卡里·泰勒就任總統時，國會兩院全由反對黨控制，120年以後，我又成了這樣的當選總統。如果我要通過某項立法，就需要兩黨的聯合支持。
在我擔任總統的整個期間，在外交事務上，對我支持最有力、最可靠的是兩院的保守力量。我特別依靠一批南方的民主黨人，其中眾議院有密西西比的索尼·蒙哥馬利、德克薩斯的喬治·馬洪、密西西比的威廉·科爾默，以及路易斯安那的喬·華格納、愛迪·赫伯特和奧托·帕斯曼，參議院有喬治亞的迪克·拉塞爾、密西西比的約翰·斯坦尼斯和阿肯色的約翰·麥克萊倫。
遺憾的是，在國內政策上，我卻得不到類似的聯合支持。我知道在這方面，不同集團的不同利益在某些問題上可能一致，而在其他問題上又意見分歧。自由派分子總認為我走得不夠遠，而保守派分子則認為我走得太遠。我得在每個有爭議的問題上，儘量匯集和說服各派中的兩可成員以通過我的立法。為了使我的計劃得以在國會通過，我必須制定出一套複雜的政治策略。為了阻止我反對的提案獲得通過，我又得承擔由於否決大批立法而帶來的政治上和輿論上的不良後果。
我作為了解華盛頓內情的人贏了1968年的大選，但我也有作為局外人的一些偏見。人們把華盛頓的幕後權力結構稱為「鐵三角」——一套由以下三種力量組成的三邊關係：國會院外遊說集團成員，國會各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成員及其工作班子，聯邦各部、局的機關官僚們。這些人不管政府的更迭，照樣年復一年地相安共事；他們之間個人的和職業的聯繫是很多的，而且一般說來行動是協調一致的。
我覺得，我之所以能當選，理由之一就是我曾許諾要粉碎華盛頓手中掌握的影響美國國計民生的那部分經濟政治大權。我要打開這個鐵三角，要把財權和權力歸還給各個州和各個城市，要把官氣打掉。可是華盛頓這個城市，主要是民主黨人及自由派分子管理的，主宰它的是那些氣味相投的報界及其他宣傳工具，自認為高於其他城市一等，見解又比別人更高明；因此，從一開始我就知道，要把我心裡所想的各種國內改革措施付諸實施，成功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
我催促新的內閣部長們，要他們迅速撤換留下來的官僚政客，起用確信我們事業的人。我警告他們，如不迅速採取行動，就會成為他們試圖要改變的那個官僚制度的俘虜。我說道：「實際上，我們要把過去八年內政府的整個傾向扭轉過來。我們可能只有四年時間來做這項工作，所以我們一分一秒也不能浪費。」我敦促他們抵制華盛頓那套只從東部院校及公司招聘工作人員的陋習，要他們擴大範圍，從南部、西部和中西部吸收新鮮血液。「我們不能指望信仰另一套政治哲學的人會忠誠無私、勤奮地為我們工作。」我最後說道，「由於某種原因，那些據說是理想主義的民主黨人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可比那些據說是死硬派的共和黨人要強。如果我們不攆走那號人，他們不是從內部破壞我們，就是坐拿高工資啥也不干，等著下屆大選把他們的老東家請回來。」
我認為，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搞了一套錯誤的、破產的計劃，其目的是要利用總統和聯邦政府的權力，把使社會進步的立法搞起來，以糾正過去的錯誤。這就是甘迺迪的「新邊疆」、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的思想背景。問題是現實的，目標也是高尚的，可惜方法卻是註定要失敗的。到了60年代末，所付出的代價，就其破壞聯邦體制內部各種基本關係而言，就其對我們國家的價值概念所造成的混亂而言，以及對美國作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信念所受到的腐蝕作用而言，這種代價高得簡直叫人無法忍受。
20世紀60年代是動盪不安、變化激烈的十年。在甘迺迪自由派善於辭令的感情魅力刺激下，在對待我們社會中的黑人問題、窮人問題、青年問題等方面，形成了許多新的敏感人士——有些是真誠的，有些則只是趕時髦。
這是一個社會評論家亨利·費爾利稱為「盼望政治」的時期，總統許下諾言，要以聯邦計劃來解決貧窮和種族歧視問題，成百萬人民為此翹首以待，當然，也獲得了成百萬選民的支持。從1960年到1969年，補貼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撫養的家庭的福利開支增加了幾乎三倍。在1964年到1969年之間，為了消滅貧窮與不平等，聯邦政府花掉了2500多億美元。可是，不僅問題沒有解決，相反這些計劃本身倒成了問題，因為它們開出了自己無法兌現的各種空頭支票。
為了幫助窮人，聯邦主辦的各種新計劃與新機構花了好幾十億美元，可窮人卻經常看不大見這筆錢，因為這筆錢都用來支付社會工作人員的工資以及那個龐大的對付貧窮的新官僚機構的事業管理費了，而主辦這些計劃、主持這些機構的人，多數又是屬於中產階級的白人。住房問題、教育問題都是官樣文章，毫無進展，而且從根本錯誤的認識出發，認為只要到處說說，宣傳一通，窮人就不窮了。
1961年，約翰·甘迺迪向人民提出了挑戰的口號：「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可是，到60年代末時，許多人問的是，聯邦政府為什麼沒有全部履行它許下的諾言和答應要為大家做的事。
最使人心渙散的也許是，勞動的窮人眼巴巴地看著政府如何動作，而不勞動的窮人卻通過支領福利補貼及其他失業補助可以掙同樣多的錢——在有些情況下甚至掙得更多。於是，沮喪、憤怒、敵意，這種痛苦的循環便開始了。
我立志要當一個在國內施政上積極有為的總統，而且要確保我們所做的事都有成功的可能。我對內閣說過：「許願不要超出我們能做到的範圍；幹得要比我們所許願的多，才好。」
我一直以在野的身份在觀察20世紀60年代，對目睹的事態，仍有著強烈的感受。我親眼看到群眾示威運動怎樣從最初促使人們投入的那股敏感和激情逐步發展起來，以致成為一時風尚。接著，60年代初期喚醒了一批對社會不平等的新的敏感人士，但到了60年代中期，這些敏感人士卻演變成為容不得主持正義和容不得反對意見的極端分子。對於缺乏頭腦的鬧事派和專職的搗亂派，我固然無心容忍，可是我國大多數政界與學界領袖竟然對他們作出響應，這不禁使我大為吃驚。看來政界領袖對於必須糾正的錯誤與以這種錯誤為理由來破壞民主權利這兩者之間的界限是分不清的。年輕的示威者死抱住他們的信仰，而成年人則為他們自己的過錯以及對自身價值的懷疑而陷於痛苦的矛盾心理之中。政界和學界的領袖們由於在暴民統治面前束手無策，實際上起了鼓勵暴民統治擴展的作用。在示威者的眼裡，大多數教授根本不在話下。在學界和政界其他人士的慫恿下，在電視鏡頭對他們著迷似的追逐之下，示威人數越來越多，示威行動越來越頻繁，從而與之相聯繫的合理的或浪漫主義的暴力行為也隨之而來了。
對這些社會問題和風尚問題，我有我的主張；我迫切希望捍衛「古板的」美德。在有些場合中——如反對使大麻合法化的立法、反對為墮胎提供聯邦基金、毫不含糊地支持愛國主義等——我明明知道這樣做和社會上當時盛行的那股風是對著幹的，這當然會造成緊張，可是我認為，身居要職的人至少應該具有敢于堅持自己信仰的氣概。
既然以電視為主要宣傳工具和消息來源的時代已經到來，因此，現代的總統就必須比他們的前任具備更為複雜但也更表面化的專業才能。他們必須學好駕馭輿論的藝術，不僅為了獲取競選的勝利，而且也為了進一步宣傳他們所信仰的計劃與事業，與此同時，他們還得費盡心機避免被人指責為操縱輿論。當一個現代的總統，外表形象與內在實質必須兼顧，因為誰也不能保證良好的綱領會自動取得勝利。我有一次在給霍爾德曼的備忘錄中提醒他：「綱領並不決定選舉的勝負。決定勝負的是用什麼方式把這些綱領向全國介紹以及怎樣處理好政治和公共關係方面的各種意見。」我並不喜歡這種局面；我記得過去美國的政治不是這樣的。可是今天，這是活生生的事實，任何想在政界占一席有影響地位的人必須善於對付它；而謀求領導職位的人則必須很好地掌握它。
我知道，作為總統，我與新聞界的關係，充其量也只能說是處於一種不穩定的休戰狀態。有些問題完全是屬於體制性的。新聞界把自己看作是政府的對立面，認為持懷疑態度是它們的天職。政府則認為，根本不會有什麼完美無缺的計劃，所以必須找到既要能很好地減少責難，又要能持久地緩和批評的方法，才能辦成一兩件事。雙方之間通常的所謂緊張關係，無非如此而已。但對我來說，問題還不光是屬於體制性的。紐約和華盛頓的報界記者、電視記者、新聞編輯、專欄作家以及輿論製造者，多數都是自由派分子，而我卻不是。許多年來，我們之間隔著一道意識形態上的大鴻溝，彼此怒目相視。而越南問題又把這道鴻溝弄得更深了。回顧一下希斯案件和基金事件期間報界對我的態度，再看看1960年新聞界那麼明目張胆地偏袒甘迺迪，使我認識到，新聞界中的實力派多數是我政治上的反對派。不管基於什麼理由——體制上的、意識形態上的或甚至只是個性上的——他們和我之間的關係，比起他們同那些他們不喜歡或者不贊成的政治人物之間的關係，多少還有些不一樣。我知道我絕對不能指望他們對我會寬大為懷，要是我有錯誤那就更不用說了；我也知道，我的言行以至我的家裡人的言行都將受到最嚴密的監視；我還有一種感覺，要是一旦我犯了什麼嚴重錯誤，新聞界就一定會撲上前來，要跟我展開一場奪走我政治生命的鬥爭。
為了使我的觀點和綱領能讓人民有所了解，我準備與新聞界幹上一仗，但是，儘管我作為總統享有那麼多權力與露面的機會，我還是不相信這一仗會在對等條件下進行。在形成公眾意識和社會輿論方面，新聞界比總統要強大得多，理由很簡單，最後說了算的總是它們。
我也覺得與紐約和華盛頓以外的新聞界建立更直接的關係是很重要的。我不能讓《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以及三大電視聯播網先把各種觀點與意見都篩選了一遍，然後才送給我看。因此，我要求另編一份每日輿論情況摘要，根據全國50家報紙、30家雜誌和兩大新聞社的新聞報道、社論、專欄、專文等表達的主要意見進行匯編。
在白宮內，我在辦公廳之下設立了聯絡主任一職，由赫布·克萊因任主任，他是我1960年與1962年兩次競選的新聞發言人。他的任務之一就是與國內其他各地的新聞界保持接觸，把他們的報道告訴我，也把我的想法傳達給他們。我任命了我在競選時的新聞助手、29歲的羅恩·齊格勒為新聞秘書。
當我在這交接期間籌組我的內閣和高級工作班子時，我想到，我們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儘可能迅速而堅決地根據我們的要求，調整聯邦官僚機構。從安德魯·傑克遜及其「一切官職歸獲勝政黨」時代起直到現在，民主黨人對此論點可說是心領神會，融會貫通了。我還記得艾森豪威爾在民主黨連續當權20年後進入白宮時，並未催促他的內閣成員和其他新委派的官員把各自的部、局來個共和黨化，對此我當時就表示過我的憂慮。經過甘迺迪-約翰遜的八個年頭，這種需要現在絲毫沒有變小。因此，在交接期以及就任後最初幾個月的歷次會議上，我總是敦促、告誡以至最後是懇求我的內閣及其他新委派的官員，起用忠於政府、支持我的綱領的共和黨人去替換留下來的民主黨人。
一個星期接著一個星期，當內閣成員們——甚至是從政多年對此應有了解的部長——前來辯解為何要把民主黨人留在機關的重要崗位上時，我都注意傾聽。他們的理由是所謂「道德」，或者是免得引起爭論，或者是避免不得人心，等等。回顧過去，我想艾森豪威爾大概是由於多年的部隊經驗，懂得人的本性與體制的惰性這兩者結合起來的威力，即便你有最強的決心去改變這兩者，一般也不免被它們所壓倒。機不可失，時機一失，想要在我第一任期內糾正這一錯誤就為時已晚。我只能這樣安慰我自己：如果我1972年再度當選，我決不重犯聽任各個部長自作主張的錯誤。
我知道，我擔任總司令一職的時代，也許是我國武裝部隊歷史上最困難的時刻。在戰爭時期，我們的戰鬥人員還從來沒有受到過這麼多的指責，也從未受過這麼多辱罵。在國內反戰運動的各種嚴重影響中，對我軍在國內與國外戰場上的士氣與紀律的影響是最大的。加之逐月擴大徵兵數額，把更多受到反戰情緒感染的青年人征入部隊，問題就變得更糟了。隨著越南戰爭結束有望，我認為我們可以不再用普遍兵役制的辦法來徵召兵員了，建立一支全部由志願兵組成的部隊。1969年，我提出了這項計劃，到1973年，徵兵制就全部廢除了。
幾個月後，1969年6月，我在空軍學院畢業典禮的演講中，談了軍事問題。我說：「目前是武裝部隊可以被人任意打擊的時代。在某些所謂美國精華的社會圈子裡，軍人職業受人嘲弄，愛國主義被認為是落後的東西，是沒有文化和不懂世故的人所崇拜的偶像。」嚴格地使軍事力量置於文官控制之下，防止軍事計劃中的揮霍浪費，這些固然極為重要，也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我也認為，讓我們的武裝部隊知道他們的總司令堅決支持他們，這也很重要。我對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軍校學生說：「美國的國防系統永遠也不應該充當神聖不可侵犯的神牛角色，但在另一方面，美國軍方也永遠不當任何人的替罪羊。」
到1968年，我獻身給共和黨，為黨在選舉中獲勝奔走已達22年了。遺憾的是，儘管我們在1968年選舉中取得了勝利，但黨的力量卻沒有多大增強。問題也許是積重難返，不易解決。事實是，過去30年內，除了兩年外，國會兩院一直為民主黨所控制。因此，這屆政府一開始，我就決心利用在職的權力幫助共和黨開拓它的選舉前程。我作為黨的領袖，應負起這一嚴肅的責任，向共和黨灌輸傳統的政黨熱情和精神，這是十分迫切的。雖然中期選舉幾乎總是不利於掌權的黨，我還是希望，1970年我們至少能夠保住原來的席位。我希望到1972年共和黨組織能夠恢復活力，並且能夠選拔新的一代，鼓勵他們成為勝利的共和黨候選人。
與此同時，我還得照顧自己的政治地位。我以相差無幾的票數勝了漢弗萊，可不能掉以輕心。要不是芝加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一片混亂以及約翰遜實在不孚眾望，漢弗萊本來是可能贏的。指望民主黨甘心情願地為我在1972年提供同樣的有利條件是毫無理由的。要是他們能夠在特迪·甘迺迪，或馬斯基，甚至漢弗萊身邊再次團結起來，那再要擊敗他們可就很難了。因此，我決定，我們必須立即關心民主黨各領導人的動態。情報將是我們的第一道防線。
我於12月12日再次會見了約翰遜總統，我坐在橢圓形辦公室壁爐前的一張沙發上，他則坐在一張特大的搖椅里，這是他弄來代替甘迺迪那較小的一張。他一開始就強調凡涉及國家安全的事都需保密。這話顯然是針對我最近宣布打算恢復半死不活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說的。約翰遜對我這一決定半信半疑，隨著他談得激動起來，他倚坐到搖椅邊上並傾身向前，直到他的臉快挨到我的臉。
他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胸膛，提高了嗓門說：「迪克，我告訴你，傻瓜才和全體內閣成員一起討論重大問題。我知道，我要是在上午說了些什麼，保險下午的報紙就會登出來，這一點你他媽的完全可以打賭。國家安全委員會也是這麼回事。在場的人，都帶有一批該死的助手和記錄員，讓他們靠牆坐著。我現在得警告你，泄密會送你命的。有些會議，我甚至連漢弗萊都不讓參加，怕的就是他手下的人可能泄密。儘管我採取了這麼些預防措施，還照樣有泄密的情況。」
約翰遜把他魁梧的身軀側向搖椅的一邊，接著又向我這邊搖了過來。「要不是有埃德加·胡佛，」他說，「我這總司令的職責，說什麼也完成不了。好啦，迪克，總之你得多依靠埃德加。在這群無用之人當中，他可是我們的棟樑啊!保密的事你得經常依靠他，他是你唯一可以完全信任的人。」
我對約翰遜說，我理解他最遺憾的是未能在離任前結束戰爭。我向他保證，我們將盡一切可能使戰爭早日獲得體面的結束；同時，當目標實現時，我一定會讓他得到他該得到的稱頌。我告訴他，他可以他頂住了責難，特別是那些來自自己黨內的責難，而感到自豪。
約翰遜又像我們在夏天見面時那樣提到了戴維·艾森豪威爾給他寫過支持信的事。他說道：「那時候，大學生們來了許許多多信，可他那封是不一樣的呀!」他抬頭把目光移向了玫瑰園。他的雙眼一片潤濕，聲音也柔和起來了。「我為我的家庭感到萬分自豪，特別是為我的兩個女婿感到自豪，他們正在越南參加戰鬥。」他說道，「你也同樣可以你的家庭感到自豪。」
我女兒朱莉初次見到戴維·艾森豪威爾時，是在1957年他爺爺連任總統職務的就職大典上，那時他倆都才8歲。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他們一直未能見面；後來是近水樓台的偶合，使他們走到一起來了。1966年，戴維是阿默斯特學院的一年級學生，朱莉是史密斯學院的一年級學生，兩院相距僅幾英里。有一天，他一時衝動打了個電話問她，他能否去看看她。他們見面了，他們相愛了。第二學年剛開始時，他們前來告訴帕特和我，他們打算結婚。
在他們宣布訂婚的那天晚上，我寫了張便條給朱莉，留在她的床頭柜上。
親愛的朱莉：
我想，天下做父親的總是認為沒有任何男子配得上自己的女兒。但我認為，戴維和你彼此中意是很幸運的。芬娜常說：「朱莉小姐總是給這個家帶來了生活樂趣。」
在往後的年代裡，你們會有順心和不順心的時候，但我相信，不論你在何處安家，你總是會給「你的家庭帶來生活樂趣的」。
愛你
爸爸 1967.11.22
婚期定在12月22日。我對朱莉說，她應該認真考慮把婚期推遲到我就職典禮以後，然後在白宮舉行婚禮。這可是難得的特權呀!我想她肯定不會輕易放棄這特權的。可是她和戴維都覺得，他們的婚禮是他們兩人的私事，要辦得儘可能不帶政治色彩。
自從我們遷居紐約以來，諾爾曼·文森特·皮爾博士主持的雲石聯合教堂，一直在我們一家的生活中起著令人愉快的重要作用，以致朱莉深深感到非要在那兒舉行婚禮不可，並且還要迴避記者和攝影記者們的干擾。
正當一切準備工作在婚禮排練和舉行婚宴的那個晚上完全就緒的時候，我得了流感，得靠打針吃藥來退燒。但我還是決定不在任何一次場面缺席，並且不讓朱莉或戴維知道我不舒服。
教堂裝飾得非常漂亮，以迎接聖誕節；迴廊上披掛著常青松柏和鮮紅的鈴結，聖壇後面安放著一隻巨大的花環。整個教堂的前半部層層鋪滿了紅白相間的一品紅，婚禮舉行時戴維和朱莉準備跪在上面的小白跪墩四周也擺滿了這種一品紅。
對我來說，在聖壇旁把朱莉交給新郎這一時刻是最難忘的。她突然轉過身來吻了我。這一激動而自然的舉動引起教堂內許多人掉下了眼淚，我也不由得落了淚。
直到我同帕特一道坐在教堂的長椅上時，眼前發生的現實情況才深深地觸動了我。在那之前，我常想到我們的家庭是一個整體，而現在家庭變得更大了，也將有所不同了。我不禁回憶起一件事，那是我1950年進入參議院不久，我同伊利諾伊州參議員保羅·道格拉斯第一次交談中的一次對話。一天我與他共進午餐，他問起我的家庭情況。我對他講了一些有關特里西婭和朱莉的情況，突然他若有所思地說：「我有個小女兒，但不知不覺她已長成少女了，真是突然啊!前不久她還是個黃毛丫頭，可現在已是一個大姑娘了。我因忙於公務，在她成長的這幾年中很少同她在一起。希望你不會這樣。」
帕特與我每天總要設法留出一些時間來和女兒們在一塊。但我們常常因為外出競選、公務旅行或臨時突然被召去代表艾森豪威爾夫婦出席宴會而不能在家吃晚飯。
在我競選州長之前，我們一家在加利福尼亞團聚的時間是極為短暫的。我知道，帕特和兩個女兒曾以為我們搬到紐約後將最終結束這種政治生涯。但在這兒差不多六年後，我已成為當選總統了。參加女兒的婚禮我深感快慰、無比自豪，但我也不禁自問，難道我就不可能多花哪怕是很少一點時間同她在一起？同時我對自己並沒有更多地要求自己這樣做感到內疚。
瑪米·艾森豪威爾因呼吸道感染在一周以前就住院治療，所以她只得和艾森豪威爾將軍一道在沃爾特·里德醫院從閉路電視裡觀看婚禮了。艾森豪威爾曾因戴維蓄長發而大為不快，他告訴我說，如果戴維把頭髮剪短點，他準備給戴維100塊錢。戴維一向是唯爺爺之命是從的人，但這次他只把頭髮剪短了一點點。儘管艾森豪威爾這樣關照過他，但在舉行婚禮時，我還是忍不住要仔細瞧瞧戴維的頭髮，他比參加他婚禮的大學生朋友們的頭髮要短得多。至少相比較而言，戴維是完全有資格向他爺爺請賞的，但他並沒有這樣做——而艾森豪威爾也沒有付這筆賞錢。
婚禮後在廣場飯店舉行招待會。戴維和朱莉從《音樂之聲》中挑選了「雪絨花」一曲作為第一支舞曲。我拍拍戴維的肩膀要他讓新娘同我跳舞，我感到我的雙腳從未這樣輕快過。在我祝酒時，我提到那天發生的幾件令人高興的事：阿波羅八號的宇宙航天員們已進入第一個載人的月球軌道，北朝鮮已釋放普韋布洛號船員，以及今天的婚禮。
新婚夫婦要去佛羅里達度蜜月，朱莉把新娘的花束扔給了在旁等候的特里西婭的手中。在婚禮上，朱莉穿著淡藍色的吊襪帶，正好同瑪米·杜德在1916年7月1日與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中尉結婚時穿的吊襪帶的顏色一樣。為此，朱莉給戴維一副不同顏色的吊襪帶，讓他去扔給陪伴的男儐相們。
那天晚上，帕特和我坐在我們公寓的壁爐前，談到這一有意義的日子，談到朱莉打扮得有多好看，婚禮有多完美。但我知道，我們想的都是時間：想到時間過得真快，想到要同你真正關心的人民一起乾的重大事情很多而時間實在太少了。
在我即將就任總統之際，我覺得前程令我敬畏，但我並不害怕。我是有準備的。我有我的有利條件，有在野時積累起來的經驗和聚結在一起的一套人馬。「在野歲月」真是教育和成長的年代。
我對面臨的挑戰會有多麼艱巨以及我對付這種挑戰的能力，都不存在幻想。我覺得，對於哪些事行不通，我心裡還是有數的。但從另一方面看，對於哪些事行得通，我倒並不那麼有把握。我拿不出全部答案來。但對於我認為有必要進行的變革，我是有明確的想法的。
隨著1968年即將逝去，我成了一個幸福的人。在比斯坎島，前門上掛上了一個花環，起居室里擺著一棵裝飾漂亮的聖誕樹，戴維和朱莉也雙雙從他們度蜜月的棕櫚灘歸來，同帕特、特里西婭和我一起共進聖誕晚餐。在那遙遠的太空里，阿波羅八號沿著月球軌道運行，宇宙航天員弗蘭克·博爾曼高聲朗讀聖經《創世紀》中的「創世」故事。這是多麼幸福並且充滿著希望的日子啊!
1969年1月19日，星期日早晨，我偕同帕特到雲石聯合教堂參加由諾爾曼·文森特·皮爾主持的早禮拜，下午我們登上約翰遜派來接我們的專機飛往華盛頓。
我度過了作為平民的最後一個夜晚，對就職演講稿作了最後的潤色。早上8點鐘左右，艾森豪威爾從沃爾特·里德醫院來了電話。
「嗨，迪克!」他說道，「我敢肯定地說，明天是你的大好日子，我向你表示最良好的祝願。」他略停片刻後接著說，「我只有一件事感到遺憾。這是最後一次我還能叫你迪克，往後就老得稱你為總統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