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森回憶錄 · 第四章 普通公民（1961-1967）
我終於認識到，除了政治生活和為公眾服務以外，我實在沒有其他類型的生活可言。即使我的律師業務正處於蓬勃發展的高峰，我從不覺得它真能使我心滿意足。當時我對一些朋友說，如果我所有的一切只是律師業務的話，兩年後我將在精神上死去，四年後肉體死亡。
甘迺迪就職後的第二天，帕特和我就飛往巴哈馬群島的伊留特拉島去跟幾個朋友盤桓數天，我們在商量今後打算怎麼辦的同時也輕鬆了一番。
在我擔任公職的14年中，我們過的日子舒適而簡樸。在支付了從華盛頓搬到洛杉磯的費用後，除了個人財物之外，我們唯一的資產就只有華盛頓那所價值4.8萬美元的住房了。我覺得，為了帕特，我得找個收入不錯的工作，既要能維持還算舒適的生活，又能把我們的女兒送進比較好的大學，並使我有多一點時間和她們在一起，來彌補我當副總統時不得不成年累月離家在外的不足。我也想找一個至少還能讓我跟政治沾得上邊的工作。
既然帕特和我都想搬回加利福尼亞，因此，我決定接受洛杉磯的亞當斯-杜基-黑茲爾坦律師事務所的邀約。早在1946年我跟沃勒斯競選時，厄爾·亞當斯就曾提出，如果我競選失敗，就邀我去他們的事務所工作。我對他開玩笑地說，我僅僅花了14年就取得了應該具備的資歷。我們不想讓特里西婭和朱莉這一學年中途輟學，所以我們決定，帕特仍和她們留在華盛頓，而我在6月之前一個人住在洛杉磯。
那些日子並不輕鬆。親戚和朋友們要我住到他們那兒，但我寧願獨自生活。為此，我在離辦公地方不遠的威爾夏大街上租了一小套單身公寓。我學著自己弄飯。好在我對吃東西從不苛求，而且確實學會了怎樣熱一頓便餐，一面看書或看雜誌，一面獨自自得其樂地吃著。
我曾以為，我會像以往對付任何一項挑戰性的新任務時那樣，馬上投入事務所的工作中去。可是幾星期以來，我總難以集中思想，幾乎無法提起多大的勁頭。我發現我陷入失敗之後的松垮情緒里去了。
1968年，我卻體會到完全出乎意料的另一種不同的經驗：勝利之後的疲勞和松垮之感。但當時存在的挑戰是要籌建一個新政府。至於1961年，我發現凡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如跟掌管全國事務的職位相比，簡直都是索然無味和無足輕重的。當你勝利了，你不得不應付的那些挑戰鞭策著你；如果你失敗了，你就非得迫使自己去干人家要你去幹的事情不可。
我最不願意跟人們議論選舉。但很多人來訪或寫來信，多年來他們忠誠地支持過我，我又感到義不容辭地應會見他們，或至少在電話上跟他們聊聊。要我在公開場合露面和發表演說的邀請，繼續紛至沓來。可是，除了我完全是在競選運動中「辯輸了」這一說法之外，我認為，新政府應該享有傳統的、不受帶有黨派性質批評的蜜月期。
隨著時間的消逝，我開始適應新生活了，甚至喜歡它了。春天，帕特和女孩子們來了，我們在聖莫尼卡的海邊度過復活節假日。兩個女兒喜歡海灘和溫暖的氣候，她們對加利福尼亞的熱情開始感染了我。
豬灣
我對當上共和黨名義上的領袖一事，日益感到興趣。我對甘迺迪早期的某些外交政策行動是很不安的。在他執政的頭幾個星期里，他就碰上了涉及共產黨在寮國進行攻擊的一場危機。在他的最初幾次記者招待會中，有一次，剛剛初步顯示力量，接著就往後退卻，並以接受一個據稱為中立的政府而告終，而這個政府卻盡人皆知將受共產黨的嚴重影響。我決定，政府享有的蜜月期已到了該結束的時候了。我同意於1961年5月5日去芝加哥的經理人員俱樂部發表一次演說。
因為我的講演事關外交政策，我要求白宮讓中央情報局的艾倫·杜勒斯向我作一次情況簡介。我的要求被批准了。我們安排在4月19日6點鐘在我華盛頓的寓所相會。
事前兩天，當我尚在加利福尼亞時，我聽到消息說，反卡斯特羅的叛軍已在古巴一個不幸被稱為豬灣的地點登陸。接著幾天的新聞報道都使人沮喪，既簡略而又不完整。但很清楚，入侵者遇到頑強的抵抗，開頭未能取得多少進展。
4月19日我在等候杜勒斯時，拿起下午版的《華盛頓明星報》，看到的有關入侵的報道就更令人悲觀了——雖然仍無最後定論。杜勒斯傳話說，他將遲到。當他終於在7點半過後抵達時，他看起來神情緊張，頗受震動。
我問他要不要來一杯酒。杜勒斯回答道：「我當然要啊!我實在需要來一杯。這是我一生中最倒霉的日子!」
我問道：「出了什麼事？」
他搖搖頭，沒精打采地說：「一切都完了!入侵古巴一敗塗地。」
杜勒斯解釋道，甘迺迪當選後，對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所制訂的入侵計劃曾下令照干，中央情報局則繼續訓練古巴的流亡者。但甘迺迪的幾個顧問要他打消這項行動，理由是一旦我們的支持為人所知，美國在世界上的聲譽會受到嚴重損害。他們抬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幽靈，說假若蘇聯決定干預，就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並且還為入侵失敗的後果描繪了可怕的圖景。
入侵原定在2月。當政府內部激烈爭論不休時，甘迺迪把它推遲了。最後，在4月15日，甘迺迪決定行動。杜勒斯用一種帶著陰鬱的欽慕之情的聲音說道：「總統不聽顧問們的意見，下令入侵繼續進行，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氣才做得到的。」但神經過敏的助理們仍作了最後的嘗試勸阻甘迺迪，而甘迺迪為了使雙方高興，竟在最後一分鐘作了妥協。他把原來打算殲滅卡斯特羅空軍和為入侵部隊提供空中掩護的三場空襲取消了兩場。於是，在豬灣登陸的自由古巴部隊發現他們成了卡斯特羅的蘇制轟炸機的毫無招架的活靶子。甘迺迪不給予空中支持，註定了這次行動非失敗不可。
起初，白宮和我們派駐聯合國的大使阿德萊·史蒂文森完全否認美國與這次入侵有任何牽連。接著，甘迺迪又不得不撤回那些否認。我們的國際信譽經歷了雙重打擊——先是發動了那場未能成功的入侵，然後又企圖予以否認。
杜勒斯盯著地板說：「我本該告訴他，我們決不能失敗。我幾乎就要這樣說了，但我卻沒有講出來。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錯誤。」
4月20日早上，我在國會大廈跟共和黨的領袖們進行商談。我們都認為情況嚴重到不能再持黨派偏見的程度了。我們全都必須支持總統，直到危機過去。我那天下午回家比較早，在門廳電話機旁發現特里西婭留給我的一張紙條，上面寫道：「甘迺迪來過電話。我早就料到了!用不了多久他就會捅出紕漏來的，不得不求助於你。」我撥了我熟悉的白宮電話號碼。接線人立刻把我的電話接通總統。他的聲音緊張、疲乏，沒有來什麼客套就說：「迪克，你可以上我這兒來一趟嗎？」
甘迺迪站在橢圓形辦公室他的書桌旁正跟林登·約翰遜談話。我們嚴肅地握手問好，氣氛很緊張。
約翰遜走後，甘迺迪請我坐在壁爐旁的小沙發椅上，而他則坐在他的搖椅上。他說：「我已跟古巴革命委員會的成員開了次會。與會者之中的有些人在這次行動中失去了他們的兒子、兄弟或近親和朋友。跟他們交談，看到他們面部的悲慘表情，是我一生中最難受的了。」
我問起古巴人的士氣。他說：「昨晚，他們對我們可真惱火極啦，但今天他們已平靜得多了。信不信由你，我們只要說一句話，支持他們，他們還會準備再去打一仗的。」
說到這裡，他騰的一下站了起來，開始在他的書桌前來回踱步，並在一片污言穢語的痛罵聲中把他的憤怒和沮喪傾注出來。他一遍又一遍地詛咒每一個為他出過主意的人：中央情報局、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他的白宮工作人員。他說：「我查問過那些婊子養的——所有那些軍事專家和中央情報局人員——都向我保證，計劃一定會成功。」
對他來說，以往一切都是順利的。幾天之前，在民意測驗中，大家對他的評價還是很高的。報界對他也大有好感。現在他卻困難重重，覺得他成了他所信任的人所出的壞主意的無辜犧牲品。他踱來踱去，雙拳握得緊緊的。
他發泄了一通之後，又在搖椅上坐了下來，室內一時寂靜無聲。我突然感到，他一定覺得非常孤獨——受了多麼大的委屈，而責任又是多麼重大啊！
他望著我問道：「現在你認為該在古巴干點什麼？」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想找一個適當的合法藉口，干它一場。我們有好幾種藉口可用：為保護居住在古巴的美國公民，護衛我們在關塔那摩的基地。我認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務必想盡一切辦法，把卡斯特羅和共產主義攆出古巴。」
他對我講的話似乎考慮了一下，接著搖搖頭說：「沃爾特·李普曼和奇普·波倫兩人都報告說，赫魯曉夫在這段時間裡顯得很趾高氣揚。這意味著：如果我們在古巴動手，赫魯曉夫就很有可能在柏林動手。假如他們兩人的估計正確，我就不認為我們該冒此風險。」
我解釋道，我是從共產黨對全世界懷有野心那樣更為廣泛的角度來看待古巴的。赫魯曉夫將在同一時間裡在好幾個地方進行試探，只要我們一示弱，他就會製造一次危機來占我們的便宜。我說，我們應該同時在古巴和寮國採取一些行動，包括必要時使用美國的空軍。
「我就認為我們不應該捲入寮國，」甘迺迪說，「尤其不能捲入可能會跟千百萬中國部隊在叢林中作戰的地方。」這跟他3月間在電視上大講保衛寮國有極端重要意義的話，完全倒了一個個兒。「不管怎樣，」他繼續說，「如果我們對僅隔90英里的古巴都無所作為，我實在看不出我們對遠隔萬里的寮國又能有什麼作為。」
我對他未能從他自己所講過的話中找到邏輯上的聯繫，感到驚訝和失望。他自己明明講過，共產黨的威脅是不可分的，除非到處予以抵制，否則在某一地方的抵制實在毫無意義。但我知道這不是說服他相信這種論點的時候。這是一場危機——他希望得到而且也需要我的支持。
我說：「如果你對寮國或古巴作出這類的決定，我將全力公開支持你，而且還將敦促所有其他共和黨人也這樣做。我意識到，有些政治觀察家說過，如果古巴或遠東危機涉及動用美國武裝力量，那你就可能冒1964年遭到政治失敗的風險。我要你知道的是，假若有必要採取這樣行動的話，我是決不會把它作為一項政治爭端來加以利用的。」
他一下子好像沉浸在苦思之中，在權衡我剛才講的話。接著，他略略聳聳肩膀說道：「局面弄成這樣，我們又有這麼多的問題，即使我幹得不錯，我也不知道四年後的今天我能否留在這裡。」
我們談了將近一小時。由於我傾聽了他的話，向他保證我不會利用這次危機來為黨派之爭服務，我覺得我至少已減輕了他的一些負擔。
「外交事務的確是唯一應由總統掌管的重要問題，你說對嗎？」他說，「我的意思是說，同這類重要問題來比的話，最低工資是1元1角5分還是1元2角5分算個什麼屁問題。」
我們走到橢圓形辦公室旁有頂蓋的門廊。玫瑰園裡春花怒放，一輛白宮汽車在車道上等著我。
在他陪著我走向汽車時，他說，帕特·布朗很擔心，因為民意測驗表明他在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競選中，落在我的後面。雖然我的支持者建議我競選，可我自己一點都不想參加。我對甘迺迪和布朗已在討論那種可能性感到十分驚奇。
我們握手道別。他轉過身去，循著小路走回他的辦公室。他的雙手斜插在上衣口袋裡，但低著頭走，平日輕快的步伐也好像慢了下來。在那會兒，我對這位不得不面對一場辛酸的悲劇的人頗表同情；儘管悲劇的鑄成不全是他的過錯，但他又責無旁貸地要對此負責。
我5月5日飛往芝加哥去為經理人員俱樂部講一次話。
我開始時強調說，就我個人而言，對新政府的批評應該是負責任的和建設性的，並且只應集中在實質性的問題上。我對甘迺迪處理豬灣事件的方式仍感到擔心，我想把我的憂慮公之於眾。我說道：「那些老是在談論我們威信的人，好像認為我們正跟別的國家在進行一場博取人心的競賽，看看究竟是誰最能討人歡喜並能得到讚揚。但我們務必牢記，我們是在為自己的生存而戰鬥。」
我最大的顧慮是，甘迺迪在古巴碰了釘子後，可能會打不起精神來對付寮國、越南或柏林等其他地方的共產黨了。我說：「我們在古巴失敗的最壞後果，不是那使許多觀察家糾纏不休的威信暫時低落的問題，而是這次失敗可能使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因怕再冒失敗的風險，不敢在將來採取果斷的措施。」
當我說道，我們應該從入侵古巴中至少學到一條教訓時，聽眾長時間地拍手叫好。我指的是：「不論什麼時候，只要大規模地牽涉到美國的威信，我們就必須心甘情願地投入足夠的力量，使我們的目標一定能實現，即使我們所有的情報估計都證明是錯的也在所不惜。直話直說，除非我們準備把事情辦到底，否則我們就不該在這個世界上開頭辦任何事。」
發表這次演說後，我發現作為「忠誠的反對黨」領袖，我重新成了全國矚目的對象。我原來以為會在我平民生活中壓得很沉重的種種可能有的憂慮，很快就消失了。律師事務所的業務，我的私人和政治函件，必不可免的旅行，辦公室的例行事務，我為「時報-鏡報」所寫的專欄文章，以及我答應寫的一本書的計劃安排，使這段時期成了我一生中最繁忙的階段之一。像以往一樣，損失最大而又最能保持緘默的，還是我的家庭。我搬到加利福尼亞去的原因之一是想有多些時間跟帕特和女孩子們待在一起，可是我想，我在那一年中看到她們的時間，比我們在華盛頓時還要少。
到了1961年12月，我感到比1960年競選結束時還要疲勞。我因工作緊張和過度疲乏，體重輕了差不多10磅，在家裡和辦公室里我還變得易動肝火。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我正在寫一本關於處理危機的書時，我卻把自己搞得如此筋疲力盡，以致不能頭腦清醒地作出決定，因而給自己和家庭造成了一次新的大危機。
1962年：競選州長
要我競選州長的呼聲幾乎在我回到加利福尼亞那一天起就開始有了。
全州各地的朋友、老的支持者、實業界和黨的領袖們紛紛來信、來電或來訪，敦促我參加競選。我答覆道：1960年總統選舉後沒多久就另去競選什麼職位，我對此沒有興趣。我請求他們到別處另外物色一個候選人。
但壓力仍不斷增加，到了初夏，我也第一次開始認真考慮參加競選的可能性。我的直覺未變——我仍舊認為這是在錯誤的時刻，競選錯誤的職位的事例之一。
我和艾森豪威爾在棕櫚泉附近的埃爾多拉多鄉村俱樂部作了一次長談。他認為我應該在1962年競選州長，然後在1964年再度競選總統。他說：「我的經驗是，當一個人受黨內大多數領導人的委託，要他承擔一項工作時，他一定得干，否則就會冒日後失去他們支持的風險。假如你不參加競選，而那個共和黨候選人又落選了，你將為此受到責備，你作為全國政治領袖的前途也就此完蛋。」
幾星期後，我寫了封列述參加競選利弊的長信給艾森豪威爾。在信中我說明了我之所以顯得舉棋不定和缺乏熱情的最深刻的內在原因是：
不主張我參加競選的另一論點是，從我在1月開始競選起直到我任州長職務的整段期間裡，我勢必把我的注意力幾乎全部集中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問題上。不錯，洛克菲勒還是有辦法不時就國內外問題發表議論。但我的想法是，我們這兒的問題是如此複雜，並且，坦率地說，我們還跟全國和國際的新聞通訊中心在地域上相隔如此遙遠，如果我決定競選州長，我簡直不相信我仍有可能在國內外問題上，繼續發表什麼建設性的意見。
當時的民意測驗指出，我能夠相當輕易地擊敗布朗。有一項調查說，我能以五對三的優勢勝他。如果艾森豪威爾想到過我失敗的風險也很大，他是否還會堅持原來的勸告，那就不敢說了。
羅斯·伍茲已到加利福尼亞，在律師事務所當我的秘書。她7月11日下午來我家告訴我，惠特克·錢伯斯死了。這消息對我震動很大。我知道錢伯斯有病，但他在一生中度過了這麼多難關都能倖存下來，我甚至認為他是金剛不壞之身。現在他卻死了。
那天晚上，我重讀了在我1961年2月回到加利福尼亞後不久，他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
很可能，我們彼此見不著了——我的意思是，永別了。所以，請原諒我在此講一些我原本不該妄加置喙的話。
你還有幾十年的前程。幾乎就在我們相遇的第一天起（那已是12年前的事了），我發覺你具備一些深睿的好素質，雖然在這浮華淺薄的世道里，這些素質很難被人賞識，但它對你和千百萬公眾來說卻是有意義的。由於你以往受到了苛刻的制約，你那好的品質和最大的才能無從發揮出來。但我無論如何不相信此種制約會是決定性的。那是不可能的……
你還有許多歲月可為公眾服務。為公眾服務是你的生命。你必須為公眾服務。因此，你也必須有一個為公眾服務的基地。
一些人對我說，你不馬上參加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是有道理的。另一些人告訴我，你差不多可在州內穩操勝券。我對情況毫無了解。但此事如屬可行，我甘冒不韙，深望你予以考慮。
那些我素來尊重其政治判斷力的朋友們，對於我應該怎麼辦的問題，彼此意見極為分歧。艾森豪威爾、湯姆·杜威、J.埃德加·胡佛鼓勵我參加州長競選，使我可以取得一個新的政治基地。赫伯特·胡佛和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勸我參加國會競選，使我可以有一個對國內外問題發表意見的講壇。麥克阿瑟以其特有的、宣示神諭的神態說：「加利福尼亞是個偉大的州，但它的地方氣息太重。你應該去華盛頓，不要留在薩克拉門托。」
8月初，我和鮑勃·芬奇作了一次長談，討論了當我參加競選時會集結起來反對我的一些政治力量。
第一，甘迺迪政府將全力反對。他們會想盡辦法不讓我當上州長從而獲得新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指望那些贊成洛克菲勒或戈德華特在1964年競選總統的為數不少的加利福尼亞共和黨人會支持我。那兩個人將在臨近全國代表大會時相互攻擊，但現在他們會聯合起來反對我。
州議會共和黨領袖喬·謝爾已為爭取提名當州長而開始活動，並已從保守派那裡得到相當多的支持和資金。最後，還有帕特·布朗本人。雖然一般人都認為他能力並不強，但他所處的政治地位頗令人羨慕，沒有人特別不喜歡他。
談話結束時，我比以往更相信，我最初的直覺是正確的：我不該在1962年競選州長。這話傳回了華盛頓。兩三天內，我就接到萊恩·霍爾和克利夫·福爾傑的電話，迫切要求在我宣布決定之前與我一談。第二天下午，他們就乘飛機來加利福尼亞了。
霍爾說：「要麼你參加競選，要麼你在全國政治生活中完蛋了事。在1962年你將看到，洛克菲勒在紐約州競選，另一個強有力的候選人在賓夕法尼亞州競選，還有一個在密西根州。誰還會記得你迪克·尼克森呢？只有你現在競選州長成功，你才能在1964年獲勝。」他們兩人都強調，艾森豪威爾多麼期望我參加競選並取得勝利。
那時候我自己的政治判斷是，甘迺迪在1964年幾乎是不可戰勝的。假若我競選州長，我認為我就必須保證在薩克拉門托當滿一任州長。那麼，到1964年就只好由另一個人去對付甘迺迪及其金錢和權術了。
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對出任加利福尼亞州州長並無強烈願望。同樣迫使我卻步的是，我知道帕特非常反對我參加競選。她認為我們為了我們自己，也為了特里西婭和朱莉，在她倆的青少年期間該多花點時間和她們在一起。
我自己傾向於不參加競選。但是艾森豪威爾的意見，霍爾和福爾傑帶來的壓力，惠特克·錢伯斯的信以及許多知交的再三要求，開始把天平朝著決定參加競選的一邊傾斜過去。
我害怕向帕特、特里西婭和朱莉提出這一問題，所以我一直拖到不能再拖的最後時刻才講。我要鮑勃·芬奇在9月27日安排一次記者招待會，屆時我將宣布我的決定。9月25日，我們在晚餐後圍坐桌旁時，我說明了一些因素和我一向聽到的並加以權衡過的相互矛盾的意見。我告訴她們，我目前正在考慮參加競選，但在我打定主意之前，我想知道她們的想法。
帕特如我所料，抱著強烈反對的立場。許多婦女為了當名流，寧願付出她們所有的一切作為代價。但帕特素來屬於那類較為少見的人物，她不需要非在公眾面前出風頭不可。她最深沉的感情歷來是藏之閨閣，她只跟她的家庭和親人分享此種感情。在競選國會議員時，她始終和我站在一起，過著挨罵和同人爭吵不休的日子；在基金危機中，她心地豁達並默默地忍受著痛苦；在我任副總統期間，她既要滿足我擔任全國性公職的要求，又得讓特里西婭和朱莉有一個正常而又可愛的家。為此，她經常得避免顧此失彼。由於以往有那麼多的宴會和競選旅行，因此1960年失敗之後，她就一直期望我們兩人和兩個女兒能在加利福尼亞過上新的平民生活。她說：「如果你參加這次競選，我可不會再像過去那樣跟你一起外出活動了。」特里西婭和朱莉那時是15歲和13歲，她們年紀還太小，無從對我的決定產生很大影響，但我也想聽聽她倆的見解。朱莉看到帕特和我的意見大有分歧，她說她準備同意我的任何決定。特里西婭是唯一採取肯定態度的人，她說：「我說不上你該不該參加競選，但我似乎總有一種感覺，你就是應該向他們表示，你並沒有因為1960年人們偷了我們的選票使你選舉失敗而就此完蛋!」
我們談了差不多一小時。最後我跑到樓上書房。我坐在書桌旁，開始寫一些我準備在記者招待會的發言，宣布我決定不競選州長。
半小時後，帕特進來了。她坐在書桌檯燈照不著的那個沙發上。她臉部隱在黑影之中，但我能夠從她講話聲中聽出，她正竭力克制不讓她極為失望的情緒流露出來。她說：「我又思考了一陣。我比以往更加相信，你如果參加這次競選，那將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但是，假如你權衡了一切後仍決定參加，我將支持你的決定。我會一如既往地和你一起參加競選活動。」
我指著書桌上放在面前的黃便簽本說：「我正在起草宣布我不參加競選的提綱呢。」
「不!」她堅定地說，「你該按照你認為正確的去做。如果你認為你這樣做是正確的，那麼你一定要這麼幹。」
我們默默地坐了一些時候，隨後她走到我身邊，把手搭在我肩上，吻我，然後離開書房。她走後，我把便簽本最上面的一頁撕下來丟進廢紙簍。在新的一頁上我開始為決定參加競選的聲明起個草稿。
9月27日，我在洛杉磯的斯塔特勒-希爾頓飯店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我說，我有兩項決定要宣布。第一，我不當1964年美國總統的候選人；第二，我將是1962年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候選人。
對好多記者來說，這是不夠的，他們要求我多說幾句。一個記者引了威廉·特庫姆塞·謝爾曼將軍的名言：「如果我被提了名，我不準備競選；如果當選了，我不準備上任。」我對他說：「我認為謝爾曼將軍的意思是說他不是一個候選人。而卡爾文·柯立芝的話是說他不打算參加競選。而尼克森是說，他在1964年不當候選人。」
帕特·布朗衝著我的聲明立刻發表意見說，儘管尼克森沒有這樣講，他到1964年還是會當總統候選人的：「他只把這個州的州長職位看作是實現當總統宏願的墊腳石」。
我沒有馬上籌劃戰略和布置競選活動，相反，我現在不得不在這以後的三個月里把我那本《六次危機》的書寫完定稿。我是在甘迺迪就職幾個月後約定好了要寫這本書的，當時似乎不能想像在1962年會出現競選什麼職位的前景。現在我卻在必須為競選作出重大決策的關鍵時刻碰上了出版商的最後交稿限期。
我在6月初選前去全州各地旅行時受到了不少詰難——但這跟1950年的詰難不同。當時，詰難我的是極左派，而現在則是極右派。極右的約翰·伯奇協會的成員已滲入相當多的共和黨組織。我所作的代價最高、困難最大的決定之一，就是任何一個共和黨候選人，只要他參加了約翰·伯奇協會，同時又不願擯棄該協會創辦人羅伯特·韋爾什的極端主義的聲明，即艾森豪威爾總統是「一個為共產黨陰謀獻身的、自覺的代理人」，福斯特·杜勒斯則是個「共產黨特務」，我都不加支持，並且也不需要他的支持。
約翰·魯斯洛和埃德加·希斯坦德這兩位眾議員是我最親密的私交和政治上的朋友。但他倆都是約翰·伯奇協會的成員。不管他們本人是部分或全部相信韋爾什的指控，但他倆誰也不肯摒棄這些指控。於是我不僅失去了他們的支持，並且還失去了他們朋友很多、共和黨勢力也很大的兩個地區的支持。從政治上看，這是一樁蝕本生意；但從良心出發，我別無選擇。我不能接受一個極端主義集團的支持，因為他們的領導人曾中傷過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
初選在6月5日舉行。雖然我輕易取勝，但謝爾也得了1/3以上的票。我認為這是預示我在11月間可能碰上共和黨一場臨陣叛變的凶兆。
幸而我的競選運動組織得非常好，工作開展得很順利。一些參加者從中取得了寶貴的經驗，這在六年後我競選總統時對我們起了很大作用。鮑勃·霍爾德曼是競選運動的經理，莫里斯·斯坦斯是財務主任。赫布·克萊因是我主要的新聞顧問，一個叫羅恩·齊格勒的青年人在他手下工作。
初選之後，要求候選人展開辯論的壓力開始了。布朗在民意測驗中正居於領先地位，所以我認為辯論將對我有利。布朗也恰恰為了這一原因企圖避免辯論。10月1日，我們兩人在舊金山一起會見一批報紙編輯和發行人，這是最接近辯論的一次安排。《洛杉磯時報》在頭版報道了這次會見，大標題是「布朗大戰尼克森」。
布朗和我作了簡短的開場白後，首批提問人之一是《刀鋒論壇報》發行人湯姆·布雷登。布雷登是個自由派專欄作家，還是帕特·布朗委派的州教育委員會委員之一。
他說：「我要問你，你身為副總統或州長候選人，是否認為一個州長候選人可以允許他的家屬從美國政府的防務大承包商那裡收到一筆秘密貸款？從道義和倫理上講，這是正當的行為嗎？」
會議主席立刻跳起來說：「尼克森先生，如果你不想答覆，你就不必答覆那個問題。由於該問題超出了這次競選議題的範圍，我將予以否決。」
「魯賓遜博士，事實上，我堅持要答覆這個問題。」我答道，「我樂於藉此機會答覆此問題。六年前，我兄弟面臨很大的財政困難，他向休斯工具公司借了20.5萬美元，我的母親實際上為此把她所有的一切都拿了出來作為貸款的抵押。這一小筆財產對她來說可是巨額的財富，為此現在每年付給債主1萬美元的利息。
「六年前，我兄弟破產了。我母親把財產全都交給了休斯工具公司。兩年前的總統選舉中，甘迺迪總統沒有利用我兄弟的困難和我母親的問題作為一項政治議題，正像我不把人家對他的家庭成員的攻擊作為一項政治議題一樣。
「我在我兄弟的事業中沒有份兒，也沒搭股。我從未參與商借這筆貸款。休斯工具公司從未要求我干過什麼，我也從未為他們效過什麼勞。儘管甘迺迪總統沒有利用此事作為話柄，而布朗先生卻私底下跟今天在座的某些報界人士議論這件事，並且他手下的幹將們也老是在講，硬說我一定拿過其中的一些錢，說我做了錯事。
「現在是真相大白的時候了。我當過眾議員、參議員和副總統，在政府里前後工作了14年。我去華盛頓時有一輛汽車、一幢房子和一筆抵押債務。我回來時有一輛汽車、一幢房子和一筆更大的抵押債務。
「我犯過錯誤，但我是個誠實的人。假若本州州長有什麼證據，指出我在這件事情上有錯誤，指出我幫了休斯工具公司什麼忙，指出是我向他們借了那筆錢，那麼，與其像他那樣暗地裡陰險地干——這是他賴不掉的，因為在座的記者曾告訴我，他曾說過，『我們要在休斯工具公司貸款一事上做大文章』——還不如讓他有機會公開講講。
「加利福尼亞所有的人都在看電視，在座的人都在聽。布朗州長可以趁此機會像個男子漢那樣站出來指控我行為不端。先生們，請吧!」
布朗萬萬沒料到我來了反守為攻這一手。他試圖否認他本人和手下的人曾在這次競選中提過這一問題，但無濟於事。事實上，他們在整個競選運動中不斷提到它。新聞界非常喜歡那段故事，並曾加以大肆渲染，一方面因為這可以寫成很吸引人的文章，另一方面因為它可對我造成很大的損害。
我覺得這次和報界會見的結果是，我比布朗領先了一大步。他顯然有同感，因為當我向他挑戰，提出再來一次聯席發言時，他拒絕了。
除了休斯貸款和我排斥約翰·伯奇協會之事以外，我在競選中的最大問題是我出任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真正意圖何在。儘管我不斷否認我對1964年競選總統有任何計劃，但還是無法使許多人消除疑慮。在競選中所作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我面臨的困難到了什麼程度：36%的人認為我對於出任州長是真心實意的，64%的人認為我渴求競選總統。
回顧起來，我承認民意測驗表明的公眾看法確有一定的真實性。由於我認為無法戰勝甘迺迪，所以我否認有意於競選總統，這是絕對老實的。但是我的確也並不那麼熱衷於當加利福尼亞州州長。
儘管我在競選中把力氣花在各種問題上，但每次記者招待會總要提到那些針對我的人身攻擊——關於休斯的貸款，我恐怕至少答覆過100次。記者不厭其煩地一再問我是否斷絕了與約翰·伯奇協會的關係，或要我重申我拒絕支持魯斯洛和希斯坦德。從早到晚，我得整天反覆聲明，我不打算把出任州長看作是1964年當總統候選人的墊腳石。我提出了好些詳細的建議，諸如有關州政府開支、犯罪、教育等問題以及有必要使加利福尼亞工商業的趨勢有所改善等，但大多數記者對此很少表示興趣。
12月22日晚，甘迺迪總統在一次十分引人注目的電視演說中宣稱，蘇聯已把中程核導彈運進了古巴。他宣布美國海軍封鎖古巴，並要求蘇聯立即拆除並撤走導彈。全世界緊張地注視著赫魯曉夫對這一直接挑戰所作出的反應。美國似乎在一場核戰爭的邊緣上搖擺了差不多有兩天的時間。像以往發生國際性危機時一樣，舉國上下團結一致支持總統。我在奧克蘭發表了一項聲明，又在聖迭戈作了一次全州性的電視講話，都表示我堅決支持甘迺迪的行動。
有關古巴導彈危機的新聞報道在1962年競選最後幾天壓倒了其他一切新聞。1956年選舉前夕的最後日子裡爆發了蘇伊士和匈牙利叛亂事件，史蒂文森當時一定會有的那種感覺，現在我算是體會到了。我知道，這時要縮小民意測驗中布朗領先的差距的一切機會都已一去不復返了。
在選舉之夜，我們不得不把那出沉悶的戲一直上演到幕落。當天下午我很早就離家到旅館去。我對家裡說，一待有個分曉，我會馬上打電話回家的。
午夜前，事情已告結束，雖然雙方得票數仍很接近。我對州里的情況了如指掌，我知道那些尚未揭曉的選區的總票數已不足以使我轉敗為勝。我在凌晨3時左右上床睡覺。等到我7時左右起床時，最壞的局面得到了證實。在所投的約600萬張選票中，我以29.7萬票之差敗於布朗。
赫布·克萊因下樓去宣讀我承認失敗的聲明。我在房間的電視機上看到記者在為難他，非要我下去親自露面不可。他們如此堅持，弄得克萊因最後只好上樓來問我是否考慮見見他們。一直鬱悶在我心頭的憤怒、沮喪、失望和疲勞一涌而出。我說：「操他娘的，我不見他們，我沒有必要去見他們，我就是不見。赫布，你把我對布朗表示認輸的發言給他們讀一遍。假若他們想知道我在哪兒，你可以告訴他們，我已回家，和家裡人在一起。」
克萊因又去到樓下。我離開時，朝電視機看了一眼，聽見記者還在用侮辱人的語氣追問：「尼克森在哪裡？」——好像我有義務非見他們不可。
我說：「我這就下去。」邊說邊走向電梯。我走進記者招待室，登上赫布正在用話筒說話的講台。我沒有時間修整面容，我內心火極了，我的樣子更糟糕。
我開始說：「早安，各位先生。既然克萊因先生已發表過了聲明，既然報界所有人士又都因為我失敗了而興高采烈，那麼我就來談談自己的看法吧!」
我看到好多記者在交換眼色。看上去我的表現並不像他們預期的那樣低聲下氣。
我向我的工作人員和許多幫我競選的志願工作者表示感謝。我對共和黨在紐約、賓夕法尼亞、俄亥俄、密西根等州的勝利作了評價。我也祝賀布朗取得了勝利。
然後，我回到了主題：「一開頭，我談了兩三件有關報界的事，我注意到你們之中有幾位看來有點惱火。我對報界的觀感從未真正盡情吐露過，現在我想暢談一下。
「恐怕不能說今天任何一個美國政界人物會有這種態度。在我16年的競選歲月里，從來沒有為了一個記者的報道，向發行人、編輯抱怨過。我認為，記者有權寫他想寫的東西。我認為，假若一個記者認為某人該勝而另一人不該勝，不管在電視上也好，在電台或其他地方也好，他應該這樣說。我要對記者們說，有時候我想……嗯……我希望你們應該像你們審查我那樣，也詳詳細細地審查審查我的對手。
「在我向報界告別之時，我所能講的是，自希斯案件以來的16年中，你們也夠……夠高興了——因為你們一直有機會攻擊我。我想，我被你們攻擊得夠嗆，但我也沒有少罵你們。」
我繼續說：「我現在就要和各位先生分手了。你們可以去寫，你們也可以任意解釋。那是你們的權利。但我在離開你們時希望你們知道——請想一想，你們失掉的可真不少呀!
「你們再也不能捉弄、逗耍尼克鬆了，因為，各位先生，這是我最後一次的記者招待會，這將是我有幸得到機會能與各位鬥鬥智的一次招待會。我始終是尊重各位的。我有時跟各位意見相左，但我和某些人不同，我從不停止訂閱一份報紙，我今後也決不會這樣做。
「我深信了解我的對手在講些什麼是很必要的。我希望今天我講的話，至少會叫電視台、電台和報界首先認識到，他們負有報道所有新聞的重大責任；其次認識到，當他們反對一個候選人時，他們可以跟這位候選人過不去，但他們既有權利也負有責任地認識到，如果他們這樣做的話，至少總還得單獨派個記者跟隨競選運動，以便報道那個候選人隨時隨地講了些什麼話才對。
「謝謝各位先生，再見。」
房間裡的人都呆若木雞、啞口無言。我知道赫布大為震驚並感到失望。我轉身向他說：「赫布，我是為了你才這樣說的，這幫人活該挨這一頓，我為此頗感高興。」
大多數支持我的人和差不多所有報界人士都認為，這場所謂最後一次的記者招待會是我個人的和政治上的奇災大禍。莫里·斯坦斯對我說，他認為這會使我的律師業務喪失每年營業額達10萬美元的新客戶。批評我和反對我的人則把它看作為決定終身的、自作自受的打擊，因而興高采烈。專欄作家瑪麗·麥格羅里稱之為「理察·尼克森最後一次的大喊大叫」，並報道說：「尼克森作了一場持續15分鐘的、漫無節制、語無倫次的終幕獨自，恐怕這在美國政治史上還是舉世無雙的。他不顧一切地亂說一陣，叫他手下的人都看得發了呆。」
反應並不都是消極的。我收到全國各地的朋友和支持者發來的成千封信和電報，他們說，終於有人敢於把報界痛罵一頓，他們為此感到高興。
我從不懊悔我在「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講過的話。我認為這是對新聞界的警告，就是說，我不會任憑他們隨便發出對我懷有偏見的報道而無所作為。在這方面，我認為，以後幾年裡我之所以能從報界得到較為公正的待遇，部分歸功於這一插曲。單從這一點來看，也是值得的。
選舉後的星期天晚上，霍華德·K.史密斯在美國廣播公司電視台主持了一場稱為「理察·尼克森的政治訃告」的半小時特別節目。他請了四個可以代表我多年的朋友和敵手的客人來參加這個節目。默里·喬蒂納和傑里·福特作為我的老朋友發言。我的競選失敗和我的記者招待會似乎成了我的政治生命結束的標誌，他們為此深感惋惜。傑里·沃勒斯講起1946年的競選時還是辛酸萬分。第四個參加者是阿爾傑·希斯。史密斯就事論事地問他，在希斯-錢伯斯案審訊期間，他對我的行為有什麼想法。希斯以一種妄自尊大而又表示寬容的語調說：「他對如何客觀地把事實弄清楚，興趣較少；而對於想方設法把一項早有成見的計劃弄得煞有介事則興趣較大。我認為，他的行動是受野心和利己的動機驅使的。」
緊隨著這句話的一陣喧鬧，竟然幫助我從「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的一個悲哀的輸家形象轉變為類似受害人的地位上來了。甚至節目還沒有結束，美國廣播公司的電話總機就亮起了幾百次要求通話的燈光。以後幾天裡，有8萬封信件和電報蜂擁而至，對希斯的出場提出抗議。艾森豪威爾打電話給當時美國廣播公司的一位高級負責人員吉姆·哈格蒂說，讓希斯上電視來對尼克森的失敗評頭品足，這種做法太不像話，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使他吃驚不已。
如果說美國廣播公司準備為我發政治訃告，那些在甘迺迪政府里的人也不想聽任事態自然發展。他們竭盡全力想置我於死地。在我競選州長失敗三個月後，他們對呈報的所得稅的報稅單進行了詳盡的檢查。幾年之後，在1973年，國內收入署負責此事的督導員寫信給羅斯·伍茲說明，雖然他曾向華盛頓的上級匯報，原來的審查報告「不變」，他們還是把案卷分三次退回給他，反覆援引報紙和雜誌的文章作為要給我追加稅額的理由。這位負責會計檢查的督導員每一次都勇敢地頂了回去，並尖銳地指出：「我們不是按照新聞界和雜誌說的話來辦事的，我們是根據事實作出結論的。」
我實在難以相信，即使我已第二次被擊敗，即使我已被各地的政治觀察家認為已無政治前途，也還有人堅持這種做法。
在1972年泄露給《紐約時報》的司法部檔案表明，司法部部長羅伯特·甘迺迪在他兄弟就任總統後沒幾個月就利用司法部設法收集證據，以便就休斯貸款一事，對我母親和兄弟提出刑事起訴。根據那份報告說，調查說明我的家屬根本沒有什麼非法行為。這種利用聯邦政府機構的幕後政治動機不是太明顯了嗎？我尤其痛恨那種想通過搞我的家庭成員來搞我的做法。這些因政治目的而濫用國內收入署和司法部職權的事例是甘迺迪政府盛行的黨同伐異的典型做法。
1963年在紐約當律師
選舉後不久，我和貝比·雷博佐一起去佛羅里達州度假，我1951年第一次遇見他時就是在那裡，多少年來我們已成了密友。在邁阿密待了幾天後我們又飛往拿騷。等到學校一放假，帕特和女孩子們也來了，和我們一起在那裡歡度感恩節。
在這次旅行中，我和老朋友、沃納-蘭伯特藥品公司董事長埃爾默·博布斯特作了一次長談。他竭力慫恿我離開加利福尼亞，搬到紐約去。他指出，自選舉失敗後，眼下已沒有什麼東西可再把我拴在加利福尼亞了，在紐約搞事業的機會要大得多；我會發現那邊的生活更有趣、更富刺激性。
我對這次搬家想得越多，利弊之間就越見平衡。我很不願把帕特和兩個女兒再次從生了根的地方拖走。但自選舉以來，加利福尼亞對她們所具有的魅力已遠不如前，我倒是發現她們對生活在紐約的前景十分感興趣。
移居紐約當然會對我的政治地位發生重大的影響。儘管我被布朗擊敗，我仍能在加利福尼亞共和黨內起著重要（雖然不無競爭）的領導作用。可是，離開我的政治基地，搬到我那主要敵手納爾遜·洛克菲勒所牢固掌握全部政治權力的州里去，無異於宣布我已自行決定，在可預見的將來，我不再是個積極活動的政治人物了。
移居紐約，意味著放棄在1964年當總統候選人的任何念頭。要在紐約競選一個職位是不能設想的。我認為這一點對帕特的影響是和別的任何因素同樣大的。她深切感到，現在該是我一勞永逸地離開政治舞台的時候了。在1962年競選州長時，事實上是我否決了家庭的主張，我覺得現在該輪到她們來否決我的主張了。我們決定，一旦我找到合適的工作，作出了必要的安排，就馬上搬到紐約去。
幾個月後，我加入了華爾街的馬奇-斯特恩-鮑德溫-托德律師事務所，並改組為尼克森-馬奇-羅斯-格思里-亞歷山大事務所。我們買了一套10個房間的合作公寓，它和納爾遜·洛克菲勒的住所碰巧在同一幢大樓里。
我決定在開始新工作之前，先兌現我向帕特和兩個女兒早就許下的諾言。6月12日，我們跟朋友傑克和海倫·德勞恩以及他們的女兒莫琳動身去歐洲和中東度一次為時六周的假期。
從我們在國外受到的歡迎來說，好像誰也看不出我在過去三年內曾兩度落選，而且在政治上的東山再起是極為渺茫的。所到之處，我們所受到的款待就好像我仍舊是個副總統似的。
我們的旅程排得滿滿的：除了跟三個十幾歲的姑娘一起旅行所免不了的緊張的觀光活動之外，我還會見了好些外國領導人並跟他們談了話。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將軍在巴塞羅那的夏季官邸接見了我。我過去從未見過他。我原來料想看到的會是一個被報界描繪成僵化呆板和令人不快的獨裁者。豈知我發現他是個敏銳的、重實效的領導人，他最關心的就是為維持西班牙的發展所必需的內部穩定。
戴高樂總統請帕特和我在巴黎共進午餐。這頓午餐——飯菜簡單、烹飪精美、招待周到——是在愛麗舍宮後面一個露天的院子裡舉行的。餐後，戴高樂站起來作了一次熱情的、特別動人心弦的祝酒。他說，他知道我受到過一些艱難的挫折，但他預見將來總有一天我會在很高的職位上為美國效勞。
這次旅行中最難以磨滅的回憶恐怕要算我第一次對柏林圍牆的印象了。他們帶領我們去逛東柏林這個單調的城市，但陪同我們的共產黨警察數目太多，而且根本不講方式方法地尾隨不放，這意味著我們很難有機會找老百姓聊聊。當天晚上我就決定回去。我們步行穿過查利檢查站，站著等候出租汽車。一個穿著工人服裝的男子走過來在我耳邊悄悄地說：「你到東柏林來，我們很高興。可別叫我們失望。美國人是我們唯一的希望啊。」說後他就很快地走開了。
我們找到一輛出租汽車，前往一家有一個很高明的匈牙利管弦樂隊在演奏吉卜賽樂曲的飯店。我被人認出來了。晚餐後我走上樂座彈了鋼琴，彈的是「密蘇里圓舞曲」。
在開羅時，納賽爾總統專為我們安排了一次去亞斯文水壩工地參觀的旅行。我們在午夜前後抵達，但當時的氣溫仍在華氏100度以上。巨型的蘇聯吊車和推土機整天在工作。我們的埃及主人給我們看水壩計劃時，他們自豪地宣稱，參加這項建設工程的蘇聯人很少，但是我從司機們的外貌看出，他們之中有很多是蘇聯人。
納賽爾請帕特和我到他在開羅的、樸素得叫人吃驚的家去做客。他是個才智過人和具有非凡魅力的人物。雖然他在公開場合發言時誇誇其談，但私下裡的莊重和平易的舉止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熱切希望知道我對蘇聯領導人當前的態度和意向是怎樣估計的。他對甘迺迪總統的以色列政策進行了試探性的批評，但由於我未予鼓勵，他很快地領會了我的暗示，就把話題轉了。他曾好幾次表示他對艾森豪威爾抱有好感。
我儘可能彬彬有禮地向他強調，我認為他應該把自己人民的福利和進步當作首要的任務來抓。這是納賽爾本人不想踐行的道路。跟蘇加諾和恩克魯瑪一樣，納賽爾也是把他的最大精力放在革命上。目前，他對搞一場宏偉的、爭取阿拉伯團結的十字軍運動的興趣很大，而對管好和改善埃及經濟、政治和社會結構這項極為重要但不那麼迷人的任務則不那麼感興趣。除了他盲目地不能容忍猶太人這點之外，他對以色列的態度是為其政治目的服務的；即使以色列不存在，納賽爾也一定會製造出一樣東西來代替它。阿拉伯的團結需要一個共同的奮鬥目標，而毀滅以色列恰恰適應這一需要。
我們在金字塔和盧克蘇爾的帝王谷前肅然起敬，但同樣給我深刻印象的是我對現代埃及及其統治者有了一些了解。我能夠看到，儘管埃及極度貧困，但這個國家正在前進，最後一定會在整個中東地區產生巨大的影響。我也能看到，儘管以色列在技術和訓練方面占優勢，但除非達成某種協議，埃及人和阿拉伯人最終單憑數量上的優勢就會把以色列擊敗並湮沒掉。美國和以色列在中東的各個敵國之間關係的進一步加強，不僅對以色列本身，並且對防止大國在中東發生對抗，都將是極端重要的。
我們去羅馬時，甘迺迪總統正在那裡進行國事訪問。一天下午，我們旅館房間裡的電話響了，接線生告訴我，是總統來的電話。可以聽得出他的心情愉快而舒暢。他說，他聽說我們也在羅馬，因此打個電話來向我們問聲好。我們嘻嘻哈哈地談了幾句。這是我最後一次跟他講話，五個月後他就死了。
對帕特、特里西婭、朱莉和我來說，這次旅行是我們生活中最愉快的時刻之一了。此行之所以如此不尋常，是由於它使我們有機會真正像個家庭那樣團聚在一起。我們在西班牙逛了好些城堡和大教堂，在雅典觀光了帕提儂神廟廢墟，在羅馬遊覽了古羅馬廣場，在威尼斯坐平底船，去巴黎登上了埃菲爾鐵塔的頂層，在萊茵河上順流而下，還聽了倫敦國會大廈鐘樓里大鐘報時的叮噹聲。
但是，當我們的飛機飛抵紐約，看到下面的自由女神像時，那才真正叫人心神激盪。假期過去了，我立刻把全部力量投入到作為一位華爾街律師的新任務中去。
自我著手新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確定這次移居紐約的決定是做對了。新的生意找上了尼克森-馬奇事務所的門。正像我們希望的那樣，事務所的業務擴展了。
有機會看到紐約地區的老朋友和結識一些新朋友，使我家受到了激勵，生活又重新生氣勃勃起來。而在加利福尼亞競選失敗後，我們是很需要這種生機勃勃的精神的。在搬進新公寓還不到兩周的一個晚上，帕特隔著餐桌望著我說：「我希望我們再也不要搬家了。」
1963年夏天，儘管我剛安定好在紐約開業當律師，但全國各地的朋友和黨內領袖已經不斷來訪和來信，要我在1964年再度參加競選總統。他們說，戈德華特除了黨內最保守的一小撮外，幾乎會把什麼人都趕跑的；洛克菲勒則會把黨一分為二。我同情他們的憂慮，但我的本能要我完全置身事外。
我堅信我不應在1964年謀求提名。儘管甘迺迪在近日的民意測驗中聲譽下降，儘管他的國內政績缺乏光彩，外交政策方面危機重重，我覺得他幾乎一定可以獲得連任。黨內團結一致，報界關係又好，加上擔任在職總統擁有的種種優勢，甘迺迪實際上是不可戰勝的。我不能無動於衷地讓帕特、女孩子們和我自己在再度敗於甘迺迪的競選活動中感到緊張和失望。我也很清楚，1960年、1962年失敗之後，1964年如果再次失敗，那就會給我一個老輸家的形象，那我就永遠翻不了身。
我也得思考一下那些敦促我競選的人的動機。其中不少人是反對戈德華特當候選人的，但他們所持的理由我可並不贊同。我本人是喜歡戈德華特的。他直爽、誠懇，並且非常愛國。他容易衝動，一碰上就跟人家干。但我知道他心地很好，而且能夠接受意見。雖然戈德華特站在右面，要比站在左面的洛克菲勒離開我的中間立場更遠些，但我認為，戈德華特的偏離中流至少使他更深地留在共和黨的領域之內，而洛克菲勒的偏離卻使他在好多問題上事實上成了個自由派的民主黨人。
9月3日上午，我接到了樓上鄰居的電話，他請我下午參加他的雞尾酒會。我到那裡時，洛克菲勒熱情地接待了我。聊了一會兒後，我們馬上展開了一場認真的討論。
「我打算爭取得到提名。」他說，「我這次不準備再打退堂鼓了，如果再退，我將顯得過於不堅定。據我看，甘迺迪只能當上一任。他把所有問題——越南、國際貨幣形勢、大西洋聯盟、人權——搞得一團糟。」
他繼續說：「我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如果巴里獲勝，我就會很擔心，因為他太淺薄。他只上過一年大學。他沒有一個好的班底，而且處理問題的方式太簡單。我將擔起阻攔巴里的任務。假如我不這樣辦，他會因沒有對手而達到目的的。」
他轉而談到他的另一些敵手。他說：「羅姆尼想參加競選，但老牌的共和黨人不喜歡他對黨所抱的那種獨立不羈的態度。他最大的弱點是對世事了解太少，而對他所了解的東西偏偏又太有把握。比爾·斯克蘭頓也想參加競選，但他只有在人家拉他時才參加，而目前還沒有一個要拉他出山的計劃。」
他停了一下，接著更湊近我說：「迪克，你可不能積極參加競選。你當然可以參加，但那將是個大錯誤，而你是不會犯那類錯誤的。我們兩人必須認識到，只有你和我才是唯一在國內外問題上都有資格當總統的人。儘管我們有些分歧，但我們在基本政策上意見一般說還是一致的。」
我保持緘默，盡力不作明確的表態。最後他說：「我想提出的是，如果你現在支持我，那麼在全國代表大會出現僵局時，我就支持你。」
我感謝他這樣開誠布公，但我說，我除了支持得到提名的人以外，本人不打算參加競選。我對他所提出的交易未置可否。
那時感恩節已臨近，我堅持原定的計劃：除非發生完全意外的事，否則我不當1964年的候選人；在舉行全國代表大會之前我不打算贊助任何一個人；我也打算和所有可能當上候選人的人搞好關係，這樣，不管誰勝，我都可以起黨的團結者的作用。
11月20日我飛往達拉斯出席百事可樂公司的董事會，這家公司是我們事務所的一個客戶。當地有幾個記者想訪問我。於是第二天我就在旅館裡同他們進行了短時間的會見。我從報上看到，為了反對第二天訪問達拉斯的甘迺迪和約翰遜，已經有人計劃要搞示威活動了。我對記者說，不管人們對某些具體問題或對某個人物的反應如何強烈，總統和副總統所到之處，理應受到尊敬。
11月22日清晨在去達拉斯機場的路上，我看見總統出訪的車隊所經道路兩旁都懸掛著彩旗。回到紐約，我僱車返家。我們通過昆斯區向第59街橋開去。當車子停在紅燈前面時，有一個人從人行道上衝過來開始跟司機談話。我聽見他說：「你車上有收音機嗎？我剛聽到甘迺迪被人開槍打死了。」車上沒有收音機，在我們繼續駛入曼哈頓區途中，我的腦海中百感交集。那個人可能是瘋了，或許是個惡毒的、戲弄人的傢伙。他可能聽錯了人家的話；或許是歹徒向甘迺迪開了槍，但沒有打中或僅僅打傷了他。我不肯相信他真的遇害了。
車子在我住的那幢大樓前停下時，看門的跑了出來，淚流滿面。「喔!尼克森先生，你聽到了沒有？」他問道，「簡直太可怕了，他們殺害了甘迺迪總統。」
那天晚些時候我打電話給華盛頓的埃德加·胡佛。他馬上接了電話。我直截了當地問：「出了什麼事？是不是一個右翼的瘋子乾的？」
他回答：「不，那是個共產黨。」幾個月後，胡佛告訴我，奧斯瓦德的妻子曾揭露說，奧斯瓦德曾打算在我訪問達拉斯時把我幹掉。為了不讓他這樣干，她費了好大的勁兒總算把他拖住在家沒有外出。
我從來沒有像好多人設想的那樣，對甘迺迪的死懷有「蒙上帝恩典，我才得上天」那種幸災樂禍的想法。我當了八年副總統之後，對有遇刺的危險早已完全聽天由命。我知道，既然有這麼些人出於種種原因想殺死一個總統，當總統的就只有靠運氣與平均數定律的組合，才能免於一死。我並不認為甘迺迪是可以和我易位相處的：我沒有想過，如果我在1960年勝利了，那就不會是他而會是我，在那一天的那個時間乘車經過達拉斯的迪萊廣場。
自1960年選舉以來，甘迺迪和我之間的友愛從未消失；儘管我對他當總統的政績是有意見的，但我欽佩他的雄心壯志和好勝氣質。我能夠體會這一悲劇對他那親密無間的家庭將是多麼可怕的打擊。我記得在我兄弟阿瑟先死、接著哈羅德又死了的時候，我是多麼難受。我希望我能略盡綿薄之力使甘迺迪一家的哀痛有所減輕。
當天晚上我在書房裡待到很晚。爐火熄後好久，我寫了封信給傑奎琳·甘迺迪。
理察·M.尼克森
五馬路810號
紐約州，紐約市，10021
11月23日
親愛的傑姬：
在這悲痛的時刻，帕特和我希望你知道，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你，並和你共同禱告上蒼。
命運之神使傑克和我成了政治上的對手，但我始終珍惜這一事實，我們打從1947年一起進入國會以來就是很要好的朋友。這種友情表現在許多方面，包括我們應邀參加了你們的婚禮。
我現在無法再說什麼來使世界各地奉獻給他的光輝頌詞增添色彩了。
但我希望你知道，你作為第一夫人為國效勞，人民將永遠表示感謝。在擔當美國官方女主人的場合里，你給白宮帶來了魅力、美麗和風雅，你那獨具一格、發自內心的青春神秘感則在美國人的腦海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如果在今後的日子裡我們能有所幫助的話，我們將以能為你效勞而感到光榮。
忠誠的，
迪克·尼克森
幾星期之後，我收到她的覆信：
親愛的副總統先生：
非常感謝你給我的那封關懷備至的信。
你們兩個年輕人在國會裡是同僚，在1960年是對手。現在，請看，出了多大的亂子。誰能想到在這個國家居然會發生如此可怕的事。
我知道你又不免在想——你在這條道路上走了如此之久，卻僅以如此微小的差距失去了那個最高獎賞。現在你又得一切從頭再來。你又得把你和全家的希望和努力再一次投放進去。我只有一點要跟你說，如果事情不能像你期望已久的那樣稱心如意，請從你已有的東西——你的生命和你的家庭——那裡得到安慰吧!
我們在享有生命的時候，從來都是對生命珍惜不夠的，雖然我知道他的死是可以防止的，但我也不會要傑克走任何其他一條道路。為此我自己將永遠不斷地受到折磨。
可是，假如你不能取勝，那你就多想想你現在已有的一切吧!
我懷著感激的心情向府上各位致意。我希望你的女兒會像我過去一樣喜歡查平中學。
忠誠的，
傑奎琳·甘迺迪
在甘迺迪死後一段時間裡，三項最重大的政治發展是：戈德華特開始在全國黨的工作者和組織者那裡網羅了一股龐大的力量，林登·約翰遜在白宮最初幾個星期和幾個月的行事中顯示了精明老練的技巧，亨利·卡伯特·洛奇冒出來成了認真爭取共和黨總統提名的人。約翰遜有辦法在全國哀悼甘迺迪的時刻把大家團結起來，在1964年頭幾個星期里，兩黨客觀的觀察家們就普遍認為，誰也休想在11月里把他擊敗。由於提名選舉組織得好，洛奇在3月10日新罕布希爾總統初選中名列第一，這使大多數專搞政治的人驚訝不已。
我在紐約開業當律師的一個好處是，為了和事務所的國際客戶見面，有機會讓我去國外廣泛旅行。用這種方式我就可以拜訪我當副總統時的老朋友和結識一些新朋友。作為一個普通公民，我既能見到反對派領袖，又能和政府官員會面。我跟實業界和律師界的接觸，使我對當地的問題和態度的觀感，比我過去以官方來賓身份訪問時所取得的要全面得多。
緊接著新罕布希爾的初選，我先去黎巴嫩、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泰國、越南、菲律賓、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地區、日本作了這樣的旅行。所到之處我都聽到美國的威信在下降。我也聽見有些人沮喪地談到，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居然只起了這樣少的積極領導作用。最使人深感不安的恐怕還是，我親眼看到的越南實際情況，跟美國國內人民所看到的報道，出入之大簡直到了危險的程度。
和我談話的亞洲的領導人注意到寮國。由於甘迺迪的天真，願意接受一個「中立主義者」的聯合政府（大家知道它為巴特寮共產黨游擊隊提供了一個方便的掩護），我們在寮國碰上了一場不應有的災難。亞洲領導人注意到古巴。在那裡，我們在豬灣事件中的舉棋不定，使共產黨在宣傳方面取得了多年未有的最大勝利。現在他們正盯著越南，我們在越南花了多少年工夫，鼓勵並建立了一個反共的西貢政府之後，卻顯得不太願意支持那些為了打敗共產黨所必需的措施。在我們的亞洲朋友和盟國看來，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公眾的漠不關心，新聞界的歪曲報道和黨派政治，似乎正結合在一起，正在破壞美國反對亞洲共產主義的戰鬥意志。
在巴基斯坦我見到了我的老朋友阿尤布·汗總統。他很難過地談到了1963年11月1日，即甘迺迪遇刺前三周吳庭艷總統在南越遭暗殺一事，他認為美國是插了手的。「我不能說——也許你們起初就不該支持吳庭艷。但長時期以來，你們確曾支持過他，這在亞洲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不管他們是否持贊同態度，反正他們對此心裡有數。接著，突然之間，你們不再支持他了——吳庭艷就死了。」他搖搖頭，又說下去，「謀殺吳庭艷對許多亞洲領導人來說，意味著三點：跟美國交朋友很危險，維持中立還是有好處的，有時候當個敵人倒反而有利可圖!信任像根細線，一旦斷了，就很難再把它接起來。」
在曼谷，他儂·吉滴卡宗總理警告我們，在跟越共作戰時絲毫不能鬆懈。他說，如果越南淪亡了，共產黨勢力將在東南亞暢行無阻。在我任副總統期間擔任泰國駐華盛頓大使的那位出眾的學者和外交家波特·沙拉信說，約翰遜急於跟越共開始談判，只會鼓勵他們提出更有利於他們的條件。他說：「美國應該做的是使越共相信，他們休想在同南越或華盛頓的鬥爭中取得勝利。然後，你們應該向他們提出一項要麼接受要麼拒絕的最後建議。要是他們拒絕，那麼你們就該無情地把戰爭進行下去。」
我在一個下著雨的炎熱的下午抵達西貢的新山一機場。飛機庫周圍堆著沙袋，武裝的士兵在跑道上巡邏。
我遇到的南越軍界領導人完全了解他們敵人的脾性。有一位對我說：「他們跟越盟時代一模一樣。他們決不會適可而止。除非他們贏得一切，否則是決不會罷休的。我們不能跟他們妥協，我們也不能和他們談判，這必然是場血戰到底的仗。只要你們給予幫助和支持，我們是準備跟他們打，並且把他們打垮的。」
華盛頓阻止他們空襲北越，又不准在陸地上攻入寮國，切斷那條被稱為胡志明小道的越共武器和給養運輸線。對此，美國軍方和南越的軍界領導人都深表痛惜。和我談話的好多美國軍官認為，他們之所以受到約束，是因為國內正逢選舉年。其中某些人則責怪美國的新聞報道歪曲得太厲害了。
我和時任美國駐南越大使卡伯特·洛奇一起吃晚飯並作了一次長談，我談到了我的憂慮。他注意傾聽，好一陣子之後才答覆道：「我知道不少人對這裡事態的進展很不耐煩，我也知道軍界的人不高興被牽制住。但這裡存在一個更大、更廣泛的問題，那是不能用打的辦法來解決的。越南的問題，軍事小於經濟。越共從飢餓的農民那裡汲取力量，如果我們想要他們同共產主義斷絕關係，我們就不該用槍去打他們——我們應該把糧食分配給他們。」
洛奇申述了他不同意追擊越共部隊進入寮國或柬埔寨的理由。更使我吃驚的是，他說，除非為了美國人被殺而採取的報復行為以外，美國軍隊應避免和越共交戰。我簡直難以相信，竟會從卡伯特·洛奇這樣一個通曉國際共產主義戰術和技巧的人那裡聽到這些話。我懷疑他是否認為他有責任去捍衛政府的政策，而不受他本人感情的影響。或者，他實際上已被約翰遜周圍的經院式理論家說服而改變了立場，這些理論家認為東南亞的共產主義問題是可以用發展經濟的辦法來解決的。
我在這次旅行中的所見所聞使我確信，約翰遜的越南政策是不會成功的。
我們在西貢討論時，洛奇熱切希望我為他剖析一下國內的政治局勢。他認為約翰遜有不少弱點，是可以擊敗的。他主張採用和戈德華特「南方戰略」相反的策略，認為一個溫和派的共和黨人只要集中力量在北方城市裡活動，就能夠做出很大成績。很清楚，他認為他本人就是那個共和黨人。事實上，幾年後他告訴我，假若他在5月的俄勒岡初選中獲勝，他曾打算辭職返國去參加爭取提名的競選運動。
在台灣地區，我成了蔣介石的座上客。他早就對越南政策持批評態度。他說，我們不入侵北越，就決不能取得勝利。他取笑當時正在推行的「戰略性的哈姆雷特規劃」。他說：「發展經濟可以戰勝共產主義是一種大家所熟悉的謬論。」他湊近我，差不多像耳語般地說：「只有子彈才能真正打敗他們。」
我在東京見到了日本的池田首相。像我遇見過的其他領導人一樣，他因美國在越南政策上陷入明顯的信任危機而感到擔心。國務大臣佐藤和前首相岸信介認為南越勝利的鑰匙握在中國和蘇聯手裡。因此他們建議美國制定越南政策時應該考慮該地區中有關大國的利益。
當我於4月15日結束這次旅行回到家裡時，我發現華盛頓對越南並沒有像對洛奇、戈德華特和洛克菲勒之間開展的競賽那麼關心，也沒有像對約翰遜肯不肯讓羅伯特·甘迺迪作為競選夥伴所形成的一場鬥志之爭那麼關心。亞洲遠在萬里之外，注意力都集中到俄勒岡初選上去了，而在這次初選中，很多人盼望洛奇能重演他在新罕布希爾的勝利。
四五月間，民意測驗繼續表明洛克菲勒和選民們的關係搞得不錯，但在決定得失的地區，即取得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票數方面，戈德華特可望以壓倒性優勢贏得提名，這種趨勢日益明顯了。我的一些支持者仍舊不甘心放棄，他們在5月12日內布拉斯加的初選中為我搞了一次投票給非原定候選人的活動。我那次得到的4.28萬票是驚人的有力表現，但我不存在任何幻想，認為那足以阻滯戈德華特彩車的進程，更不用說剎住它了。洛克菲勒在俄勒岡初選中取得了一次出乎意料的勝利，因而把洛奇淘汰了。但6月2日戈德華特在最重要的加利福尼亞初選中獲勝，又把洛克菲勒淘汰掉了。為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威廉·斯克蘭頓和密西根州州長喬治·羅姆尼參加競選所作的最後搏鬥，證明力量既太弱，時間也太晚了。全國代表大會在舊金山召開之前好久，戈德華特的提名已穩穩在握。
1964年：戈德華特的競選活動
戈德華特在第一輪投票時獲得提名。我以前任旗手的身份，要求把被提名人在發表其接受提名演說之前向全國代表大會引見的榮譽給我。我把這看作為開始執行搞好黨內團結使命的第一次和最好的一次機會，而這種宣講工作我是準備一直繼續進行到11月選舉日的。我特別挑選出斯克蘭頓、羅姆尼、洛奇和洛克菲勒的名字，說他們是1964年參加競選中共和黨引以為榮的人物——正像為了黨的團結的同樣理由，我在1952年的接受提名演說中提了布里奇斯、馬丁和塔夫脫的名字。我說：「在這次大會召開之前，我們有些是戈德華特派的共和黨人，洛克菲勒派的共和黨人，斯克蘭頓派的共和黨人，洛奇派的共和黨人。現在，大會召開了，決定已經作出，我們就都是努力爭取巴里·戈德華特當美國總統的共和黨人了。就這樣。如果真有那麼一些人，他們說，他們只是準備來看戲的或散步的，甚至是來划船的，那麼，對他們我要引用巴里·戈德華特1960年的一句話相奉告：『共和黨人，讓我們壯大起來，一起去干吧!』——我們終將在11月取得勝利。」
我盡力強調戈德華特的共和黨主義，並把他列入歷史上其他共和黨被提名人的行列之中。為了給他在初次以被提名人的身份出現於全國代表大會時製造一種戲劇性場面，也為了越過新聞記者而請美國人民親耳聽一聽和作出他們自己的判斷，我最後說：「今天晚上，請你們看看這位先生，在接下來的30分鐘裡，請聽聽他的講話。把批評他的過分苛刻的評語忘掉吧!恐怕還該把他的朋友捧過了頭的頌揚之詞也忘掉吧!請記住，這是實事求是的時刻。請根據他的實際情況去作出判斷。請你們自己作出這一決定，而不是憑別人說的去作出決定。」
我拚命找合適的措辭來結束我這次講話。最後，我終於找到了令我滿意的話：「這一位就是贏得『保守派先生』稱號和自豪地佩戴著這一稱號的人。經這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他現在是『共和黨先生』了，也就是他，通過這次歷史上最偉大的競選運動之後，將成為『總統先生』——請大家來見見巴里·戈德華特!」
我的演說看來取得了使黨內各派系皆大歡喜的預定效果。戈德華特在走向講台時受到了長時間的熱烈歡呼。這該是他醫治黨內創傷和為了日後的競選把黨團結在他周圍的最好機會了。
使我大為驚愕的是，戈德華特竟然發表了一通使人坐立不安的、製造分裂的講話。他說：「凡全心全意跟我們在一起的，我們表示歡迎；至於那些對我們的事業漠不關心的人，在任何情況下，我們也不打算請他們加入我們的隊伍。」在擠得水泄不通的奶牛宮，有一半人狂歡呼叫，另一半人則驚愕得一聲不吭，這無異於向他們宣布，他們等於從戈德華特的競選運動中被趕跑了，從黨內被攆了出來。但他還沒有講完呢!他說：「保衛自由的極端主義不是罪惡!在追求正義中所表現的溫和態度並不是美德!」這些話可比其他東西更能幫助約翰遜和民主黨人拆他自己競選運動的台。
戈德華特已贏得提名，如果說他本來有機會當上總統的話，那麼他那天晚上發表的那篇演說，卻使他喪失了這個機會。
我坐在主席台上真像生了病一樣。戈德華特非但未能癒合黨內的分裂，醫好它的創傷，反而劃開了新的傷口，還在傷口上拚命抹鹽。眼看著一個人把他需要的，費了好大勁才爭取到的機會拋棄掉，實在叫人非常難過。但我主要是為全國成千上萬個共和黨候選人擔心，因為他們現在不得不在競選中花費精力去為選票上位居第一的那個人搪塞、辯解。
從戈德華特的觀點來看，他的講話是辦了一件不可寬恕的蠢事。他的目標應該是把黨團結起來，同時把黨來個向右轉。約翰遜是作為甘迺迪的繼承人來競選的，如果輸給他也不至於是毀滅性的。倘若戈德華特能儘量減少1964年共和黨在國會和各州席位的損失，接著在1966年參與競選時再多爭到幾個新席位，那麼他就會處於很強的地位來重新爭取1968年的提名，那時候的趨勢將會是有利於共和黨的。
除非有人去找找戈德華特，叫他把調門放低些，否則誰也不會認為謀求1968年的共和黨提名是值得一試的事了。
我知道戈德華特的演說使艾森豪威爾深感不安。我等他從葛底斯堡回來幾天之後才去找他，向他提出兩點想法。
「將軍，」我說，「你是唯一能叫巴里聽話的人，你也是唯一有辦法至少讓共和黨候選人有機會去進行鬥爭的人。」
他遲疑地問道：「那麼，你認為我能幹些什麼呢？」我建議他和戈德華特見見面。「我知道你有些疑慮，」我說，「但我知道巴里會很通情達理的。我敢說，他對你所提出的有關競選運動的任何建議都會作出反應的。」
艾森豪威爾同意見面，條件是我一起參加。他也同意我的另一建議，即在我們和戈德華特碰頭後幾天，召開一次黨內領導人的「最高級會議」。要是戈德華特肯合作，我們就能夠把這場最高級會議變為一次大加宣揚的、顯示黨內團結的盛會。那將在謙虛謹慎與全黨團結的基礎上，使戈德華特有機會重新開始競選活動。
為了把這次會開好，我向戈德華特建議，我們應當採取一些措施，設法把他的接受提名演說所引起的、到現在還未平息的軒然大波平息下去。我提出由我出面寫一封要求澄清事實的信，然後再把我的信和他的答覆一起公布。他同意了。他在信中把他那個有爭論的「極端主義」講話大大地作了修改。他寫道：「如果我可以把那兩句有問題的句子按當時講話的語氣重作解釋的話，我會把它們說成為：全心全意地致力於自由，是不可摧毀的；而半心半意地致力於正義，則是無法保全的。」
我讀到這裡，鬆了一口氣；至少他沒有使用那個叫人費解的「極端主義」一詞。洛克菲勒曾在初選中把極端主義的牌子掛在戈德華特的脖子上，而戈德華特的接受提名演說卻使它變成了一條套索。我希望這封信會使套索鬆動一些，可是我的希望很快就破滅了。我們這個時代玩弄政治的大師林登·B.約翰遜知道他已抓住了一個可以窮追猛打的好靶子，加上戈德華特在競選中出的許多醜又大大幫了忙，他在戈德華特身上把極端主義的牌子勒得如此之緊，以致扼殺了戈德華特的政治生命。
戈德華特於8月6日來到葛底斯堡。艾森豪威爾不想在農場接待我們，因此我們大家全擠在他城裡的小辦公室里。他一開頭就講了一些直率的話。事實上，我很少聽到，如果不是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話，艾森豪威爾曾像這一次那樣地開門見山。他對戈德華特說，不應該再魯莽行事了。他建議戈德華特發表一次講話，談談人家對他的有關極端主義的那些指責，並建議他承認，可能由於他在接受提名演說中用詞不當才招來了這些責難。
戈德華特同樣開誠布公。他說，小心謹慎不是他的本性。他有些議論被人家看作是批評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因此艾森豪威爾對之特別敏感，對此他是能理解的，但他這些話並不是針對某個具體的人。總的說來，戈德華特採取的是言歸於好的立場。這次會晤和事後發表我們交換意見的信件，看來對即將召開的最高級會議的成功，預示著好的兆頭。
有黨的領導人、候選人、州長和其他助理人員參加的最高級會議於8月12日在賓夕法尼亞州赫爾希市那座雜亂無章的老赫爾希飯店裡舉行。
主要的會議是秘密舉行的。戈德華特發表了一篇演說，大大修正了他某些最極端的見解。然後，戈德華特、洛克菲勒、羅姆尼、斯克蘭頓、艾森豪威爾和我懷著並非真正樂觀的心情漫談了一通競選應如何進行的問題。當然，這一招的真實目的在於要好好利用會議結束時舉行的記者招待會。這將是戈德華特以一個團結的黨的領袖和發言人的身份露面的機會。
招待會擠滿了記者和電視攝影機。在快門咔嚓作響，攝影機呼呼轉動聲中，艾森豪威爾、斯克蘭頓和我坐在戈德華特和他的競選夥伴、紐約州眾議員比爾·米勒的身旁。叫我吃驚和失望的是，儘管費了好大勁作出了安排，戈德華特還是沒有抓住會議給他提供的這次機會。他反而說，他不認為當天早些時間所發表的演說具有和解的性質；他不認為他在實質性的問題上作過任何讓步。記者招待會的餘下部分是一場戈德華特的典型演出。他自己提出了他的有爭論的說法，即他準備考慮給戰場軍事指揮官以使用戰術核武器的控制權。在猛烈追問下，他仍不退讓。當一個記者問到有關他的對德政策時，戈德華特答覆道：「我認為德國創立了以實力來維護和平這一現代化的概念。」當他說這話時，我看到艾森豪威爾打了個寒噤。
艾森豪威爾對戈德華特的做法極為惱火。我事後聽到，他在驅車回葛底斯堡途中說：「你知道，在這次會議之前，我總以為戈德華特只是頑固而已，我現在深信，他簡直是個大笨蛋。」
「赫爾希精神」可能蒙蔽了部分報界和公眾人士，卻一分鐘也欺騙不了政治家們。註定要失敗的氣氛籠罩著戈德華特的競選活動，全國性的領導人物很少想再過問其事。納爾遜·洛克菲勒和他大多數的支持者袖手旁觀。喬治·羅姆尼集中精力，專心於競選密西根州州長去了。斯克蘭頓是個傑出的軍人，他很想助一臂之力，但他的努力甚至對他自己的支持者也影響不大。艾森豪威爾則幾乎什麼作用也沒有起到。
我在紐約的辦公室里堆滿了全國各地候選人邀我去講演的請帖。好些人是老朋友和支持者；另一些是很有前途的新候選人，他們運氣不好，正好湊在總統競選前景黯淡的一年裡參加第一次競選。我決定花整整五個星期去為競選進行遊說。
我看到像戈德華特這樣愚蠢的候選人在競選總統，真覺得泄氣。由於共和黨選民很關心那一年的選舉，這就尤其令人心碎；凡我所到之處，聽眾又多又熱情。但我幫他們講話的參議員和眾議員候選人卻都一再要求我避免把他們的候選資格跟戈德華特聯繫在一起。這個鋼絲可不易走，但我一般還能想些辦法，把讚揚當地候選人的話和我每次演說中必講我個人對戈德華特的支持分別開來。我在36個州露面150次以上。但這是一項毫無勝算的使命。競選一開始，我就知道我們將遭遇慘敗。
選舉日是11月3日。到了紐約時間8點鐘，三大廣播電視網就都已具體提到約翰遜將以壓倒性優勢獲勝。第二天清晨，我很早起身去核查眾議院和參議院競選的最後結果。這真是共和黨的一場災難。我們在眾議院喪失了37席，參議院喪失了2席，在各州議會喪失了500席以上。艾森豪威爾和我曾為之鼓勁的年輕新候選人，在他們第一次競選公職中大多數都失敗了。
有一個共和黨的獲勝者，但他的名字卻沒有上選票。競選結束前一星期，羅納德·里根作了一次幫戈德華特說話的全國性電視廣播。里根的觀點跟戈德華特同樣保守，但他具有戈德華特所缺乏的東西：把觀點用合乎情理和娓娓動聽的方式加以表達的能力。那次廣播為里根奠定了基礎。為數眾多的支持者在1966年把他擁上了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寶座，1968年又使他捲入了爭取總統提名的競賽。
戈德華特對這次失敗表現得頗有雅量。約翰遜想必克制了莫大的誘惑，他倒沒有為那場壓倒性的勝利大吹大擂。只有納爾遜·洛克菲勒企圖利用這次災難為自己謀利。選舉後第二天，他發表了一個聲明，要求把戈德華特和他的追隨者——同時，間接地，要求把像我這樣支持過戈德華特的人——逐出黨外。我本打算在「冷卻」一段時間之前，不對選舉結果發表什麼議論，但洛克菲勒的攻擊改變了我的主意。
11月5日，我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我表揚了戈德華特，說他在極為不利的境遇下勇敢戰鬥。我說，現在不能期望那些過去分裂了黨的人還能在將來再把黨團結起來。在結束時，我丟掉了一切顧忌，指名洛克菲勒就是一個專門拆台和鬧分裂的人；現在全國各地的共和黨人對他甚為反感，除了紐約，他再也不能在別處被人尊為黨的領導人物了。
正如我所預見的，這次記者招待會掀起了一陣軒然大波。但為了挽回黨內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的無法調和的分裂，我說了該說的話。起初還是躲躲閃閃的，接著就有為數眾多的黨內其他領導人跟著我一起，要求來一段「冷卻」時期，要求大家別再對1964年的事進行相互指摘，這樣，黨就可以團結一致以圖1966年捲土重來。
1965年：重新估計局勢
我雖然對1964年的失敗給共和黨造成黨內極度混亂的局面不抱任何幻想，但我對未來也並不完全同意當時普遍存在的那種悲觀情緒。在選舉後沒幾個月里，我已能看到，民主黨內正在形成的一種政治氣氛，會把林登·約翰遜從他深孚眾望的頂峰拉下來，並且迫使他決定在1968年不再參加連任的競選。約翰遜不久就必須應付這一事實，即他自己黨內的左翼趨於極端和自以為是，決不亞於共和黨的右翼。看來約翰遜的法術甚至在他權勢鼎盛之時，就已在走下坡路了。東部的新聞界素來看不起他當副總統時那種德克薩斯式的作風。現在，他已不是甘迺迪的合法繼承人，而是憑他本人的能耐獲選的，在關於他的一些新聞報道中開始出現了一種帶有批評性的新調子。
我認為，說共和黨不能在1966年來個東山再起是沒有理由的——只要目前我們別讓它土崩瓦解就行。
我認為要把黨團結在一起，有兩件事是必須做的：我們一定要對黨內左翼或右翼的領袖接管全黨的企圖始終保持警惕；我們一定要使廣大黨員深信，前程還是很有奔頭的。我的經驗告訴我，這種工作很難搞，挺煩人，有時還吃力不討好。但我日益感到這份差事又非我莫屬。指引我挑起這副擔子更多的是實用主義而不是利他主義，因為我相信，誰這樣干，誰就會在1968年的總統提名中得到很大好處。這種念頭使我解決了一個矛盾，那就是，我必須幫助我在共和黨內的競爭者——洛克菲勒、羅姆尼和里根。我覺得，假若黨的基礎沒有得到擴大，1968年的提名就會是一文不值的。如果由於別人的勝利而擴大了黨，我認為，我將有機會從黨變得更強大這一點受益無窮。
我沒有向家裡或任何人透露，這就是我頭腦中在想的東西。我知道帕特和兩個女兒又要失望了。但我終於認識到，除了政治生活和為公眾服務以外，我實在沒有其他類型的生活可言。即使我的律師業務正處於蓬勃發展的高峰，我從不覺得它真能使我心滿意足。當時我對一些朋友說，如果我所有的一切只是律師業務的話，兩年後我將在精神上死去，四年後肉體死亡。我知道他們準會認為我言過其實，但我倒是真把我所想的、所感覺到的都照實說出來了。
1965年1月9日，在慶祝我52歲生日的小小家宴之後，我坐在書房裡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我想起了一件事：溫斯頓·丘吉爾是1929年當他55歲的時候失去下議院領袖職位的，與他同時代的大多數人當時已把他一筆勾銷，不把他當作是一個政治領導人物了。但丘吉爾沒有勾銷自己。他沒有因為人們認為他已經完蛋而退出政治舞台。他的榜樣使我深有感觸，我寫下了幾項「1965年的新年願望」：
——制定出宏大的目標。
——規定每天的休息時間。
——要有短暫的假期。
——了解自己的一切弱點。
——更好地利用時間。
——開始寫書。
——每天打打高爾夫球或進行其他日常鍛煉。
——就帶有挑戰性的國內外問題寫文章和發表演說。
我放下了黃色便簽本，關了燈，盯著爐火。七年來第一次，我不僅開始認真考慮再度競選總統，並且考慮了我應從哪裡著手。
為再度競選總統作出最後決定，當時仍嫌太早，更不用說發表聲明了。此外，我深信，在黨為了1966年有機會重建之前，企圖搞任何總統競選的政治活動是自尋死路。黨的最高利益和我的利益在這一點上是吻合的：在組織得到恢復、使提名的人感到提名確值一試之前，我作任何承諾都是愚蠢的。但假如我有意於競選，而不開始訂出計劃，又不利用我在1964年競選中所建立的信譽，那也是同樣愚蠢的。巴里·戈德華特是公開為這個觀點出力的人。1月22日，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在芝加哥開會時，他把我介紹為「選舉中工作得最賣力的」人。他轉向我說：「迪克，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點。我知道你是為了共和黨的利益而不是出於任何謀私利的原因才這樣乾的。如果有朝一日，我能把它變為謀取個人私利的原因，我將盡一切力量促使其實現。」
我開始列表估計1968年爭取提名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不可否認，不利的因素非常之大。自1960年和1962年以來，我有了一個輸家的形象，這是每個政治家最害怕的東西。事實上，在那場「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之後，我還有了一個輸不起的形象。
差不多同樣嚴重的是我缺乏政治基金。生平第一次，我可以從律師事務所、從所寫的書的版稅和其他稿費中拿到可觀的六位數的收入。但我們住的公寓很費錢，並且一個女兒上私立中學，另一個女兒進了大學。在華盛頓幾年儉樸生活之後，我覺得帕特和兩個女兒應該享受最好的一切，我不願為了再一次當候選人而要她們節衣縮食。
另一個嚴重問題是沒有政治基地。我離開加利福尼亞使我在政治上成了一個所謂無根之木的人。一個認真從事總統競選的主要候選人居然在自己家鄉的州里沒有黨的機器為他工作，那幾乎是史無前例的。紐約是洛克菲勒的地盤，紐約的共和黨組織準會反對我。洛克菲勒一開頭就把這一點講清楚了。事實上我在紐約的共和黨圈子裡是個不受歡迎的外人，根本起不了重大作用。
雖然不利於我的因素很多，但也有好些對我有利的因素。一個優勢是，在共和黨選民對總統提名的民意測驗中，我名列前茅。例如，1966年夏天，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我跟最接近的競爭者亨利·卡伯特·洛奇相比，差不多以二比一領先。我多年來在共和黨園地里的苦心經營，正從全國大多數的地方黨組織的支持中得到報償。
另一個優勢是，不管報界喜不喜歡我，看來，它們一貫把我當作未來總統候選人中最有新聞價值的人。即使我不擔任任何公職，我每次舉行記者招待會，聽眾總是擠得水泄不通。我旅行所到之處，當地的電視台總要對我的講話和露面進行報道。
但據我看來，我的有利因素中最重要的，並不在於民意測驗或報界的報道那類看得到的現象，而在於更具有實質性的東西。我相信，由於我的背景和經驗，尤其在外交政策領域方面，我對那些影響競選和選舉的問題及趨勢抓得最准。不管事實是否果真如此，我深信事情確實是這樣的，而此種信念所給予我的信心，本身就是一大有利條件。
為1968年做準備的最好辦法就是在1966年好好地干，因此我決定開始為來年的選舉訂出一些初步計劃。1965年年中，莫里斯·斯坦斯、艾爾·科爾和彼得·弗拉尼根開始為我的旅行籌措資金，這些旅行是為了黨和1966年競選中黨的候選人作宣傳所必需的。
20世紀60年代後期政治對話中壓倒一切的一些問題，其實早在60年代中期就已開始形成。1964年5月，約翰遜總統對密西根大學的畢業班學生說：「在你們的時代里，我們不僅有機會走向富裕的社會和強大的社會，還能攀登『偉大社會』的高峰。」約翰遜十分正確地指出，「要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光依賴華盛頓龐大支出的計劃」。但他的「偉大社會」的致命傷可恰恰在於制訂了花費浩大的聯邦政府計劃，所付的代價達到了天文數字。約翰遜在五年中為窮人付出的錢增加了一倍，從125億美元上升為246億美元。聯邦政府的衛生和教育撥款躍增到180億美元以上。
當我研究了1965年頭幾個月白宮交來的大批立法議案時，我就能看出約翰遜已跌進了誘使許多信奉政府能夠包辦一切的人無法自拔的陷阱：他作了許多事實上做不到的許諾。即使把講演中誇大的部分打上適當的折扣，「偉大社會」所許諾的東西還是太多，它沒有鼓勵人們靠努力工作去實現這些目標。恰恰相反，當人們由於沒有付出努力而未能馬上實現目標時，他們倒顯得既不耐煩，又怨氣衝天。
我早知道，用不了多久約翰遜就會被他設法要幫助的那些忘恩負義的傢伙弄得傷心失望的。他的「偉大社會」規劃培植了一批專門依賴政府的新選民集團，這些人將不斷向他提出更多的要求，而這些要求又是他無法滿足的。約翰遜是一個需要人家捧場的人，但他從那些人身上得到的實在太少了。
我還預見到，「偉大社會」的規劃本身會在實施過程中垮台。「偉大社會」是自由主義的學術界人士和醉心於「新政」神話的官僚們發明出來的東西，它在理論上的崇高思想境界，一旦同它為之服務的人民那種謀求私利、講究實際的思想碰在一起，那就勢必要發生衝突。
共和黨與民主黨在哲理方面的分歧，再也沒有像20世紀60年代中期那樣清楚了。所以這是共和黨積極從事反對派活動的最理想不過的時機。但是我充分意識到，我們黨最大的問題之一在於，我們公開的形象是一個「消極」的黨。戈德華特的措辭要在這方面負很大的責任。共和黨人以往總被人貼上反動的標籤，但在他那次競選運動以後，我們還被描繪成搞種族主義的輕率的黨。
共和黨有必要在「偉大社會」的問題上超越民主黨，跑到他們前面去。民主黨是多數黨，但據我看來，共和黨的巨大力量在於我們能在地方一級實行有效的領導，而民主黨的巨大力量則在於他們能夠動員華盛頓的財力和物力。
我在1965年的一些講演中，要求我的聽眾做林肯式的共和黨人：在關心人民方面像個自由派，在遵守法制方面是個保守派。我故意使用自由派和保守派兩個詞，好讓大家看到這兩個詞已被濫用和曲解到了幾乎無法辨認的地步，而這兩個詞在1964年成了共和黨的心病。我說：「如果自由派意味著把一切都交給聯邦政府，那麼我就不是自由派。如果保守派意味著倒撥時鐘，否定實際存在的問題，那我就不是保守派。」
我強調共和黨決不容忍種族主義。我明確指出，和一些保守派所想的剛好相反，喬治·華萊士並不屬於共和黨。對黑人運動的積極分子和人權運動中的極端分子，我同樣持批評態度。1965年夏天，黑人騷亂分子、縱火和搶劫犯在洛杉磯的瓦茨區橫行一時。那時，我並不認為此種暴亂乃是美國社會存在某種有組織的種族主義的不可避免的後果。我的判斷是，60年代種族暴動的真正罪人，既非社會，亦非警察，而是那些黑白兩族的極端分子，他們鼓動人們只需服從他們所贊同的法律。
這個時期里大家普遍擔心的另一個問題是，美國社會的一般風尚和日益嚴重的自行其是。對於嘲弄或拋棄社會行為和兩性行為的傳統準則，心理學家、教士和家長都憂心忡忡。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這些越軌行為反映了一種富裕病。但在某些情況下，它們是美國文化有了真正改變的表現。我覺得，共和黨人與其光是哀嘆世道之不古，還不如設法去理解它們。
1965年，越南戰爭日益成為頭條新聞。我1964年訪問越南時所見到的實際情況，和約翰遜政府向人民報道的情況大不一樣，對此，我深為擔心。我斷定，約翰遜希望在民主黨內的反戰異議和新聞界的批評對他「偉大社會」立法發生破壞作用之前，趕快用談判解決越南戰爭。
約翰遜沒有對美國人民開誠布公，沒有告訴他們為什麼我們要在越南作戰，或美國軍隊實際的捲入有多深。在一定程度上，他被競選中自己講過的話束縛住了。他曾經講過：「我們不打算把美國青年送到離家9000英里至1萬英里的地方去干該由亞洲人自己幹的事。」他正在擴大戰爭。但既要把其必要性解釋清楚，又要不至於引起反戰力量的憤怒和一般公民的懷疑，這當然是很難做到的事。
約翰遜矇騙人民的代價是很高的，而日後這筆「信任差距」的債務還得由我來繼承。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我認為，只要約翰遜肯冒點風險，把戰爭的必要性充分說清楚，並且耐心地教育人民，這種信任本來是可以保得住的。
這是約翰遜的戰略錯誤——而且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另外，他又犯了同樣嚴重的戰術錯誤。
由於把軍事行動限制在報復性的和小規模作戰上，他把軍事主動性都奉送給了共產黨。看來約翰遜深信，只要他這一方表示克制——部分是為了安撫黨內的左翼——那就可以向共產黨表明，他懷有誠意尋求談判解決問題。但他卻不懂得，為什麼對他這麼一位一心一意想做得通情達理的人，北越人照樣拒絕談判呢？
要使談判能成功需要創造一些條件，使對方感到按照我們的主張辦事是有利的。想在越南搞出好的結局，美國必須運用其龐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有說服力地向共產黨表明，進攻是划不來的，而對他們比較合適的還是談判解決。約翰遜政府執行的只是最緩慢地把空中和地面戰爭逐步升級的政策。可是這項政策實際上所得到的結果，卻是叫共產黨確信，美國缺乏在越南取勝的意志，並且可以通過向我們國內戰線和我們在世界上的盟邦進行宣傳的辦法，把美國拖垮。
我認為，約翰遜早該坦率地把我們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告訴美國人民，並且不加任何樂觀的預測。他早該告訴全國上下，這場戰爭將是多麼艱苦和費錢。他也早該更有說服力地陳述利害得失。美國參戰不僅僅為了維護南越的獨立，還在於挫敗中國和蘇聯以「民族解放戰爭」為幌子所進行的進攻。北越總司令武元甲將軍說過，向南越發動的戰爭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模式，如果這樣一種侵略形式能在那裡奏效，那麼在別處也將會同樣靈驗。
1937年慕尼黑會議之後，溫斯頓·丘吉爾警告下議院說：「認為把一個小國投諸狼群就可以換取安全，那是一種致命的幻想。」1938年把捷克斯洛伐克出賣給希特勒，同1965年很多人主張把南越出賣給共產黨，這兩種情況簡直不相上下。自由越南因外來侵略而覆亡將震撼整個亞洲，正像我在很多演說中講的，「如果美國拋棄南越，亞洲將拋棄美國」。
與許多鴿派所想的不同，對我來說，選擇不在於打或不打這場仗——而是在於打目前這場仗，還是在以後等到共產黨更強大、更有信心時打一場更大的仗。
在1965年的一些演講中，我總是設法為美國在東南亞的承諾找理由，作解釋。我指出，我們和法國殖民主義者不一樣，他們是為了賴在越南不走而戰，我們則是為了從越南撤出而戰，只要擊敗了攻擊就撤。
1965年1月26日，在紐約的銷售經理人員俱樂部的一次講演中，我直率地指出，我們正在越南吃敗仗。我要求用海軍和空軍轟炸共產黨在南越的供應線，摧毀越共在北越和寮國的中間集結地帶的辦法，把戰爭打到北越去。「企圖掩蓋越南戰爭實際牽涉到的問題的真相，是既危險又愚蠢的。」我說，「越南戰爭不是為了越南，而是為了東南亞。」我警告，我們切不能被聯合政府或中立化的方案所欺騙。「共產黨所關心的中立，意味著三件事：我們走；他們留下；他們接管。」任何談判的解決辦法不可避免地只會導致共產党進一步提出要求。我說：「我們最後又回到那個非做不可的異常困難的決定上來了。我們一定要看到，輕易的出路是沒有的。我們要麼撤走，通過中立化進行分期投降，要麼想辦法去爭取勝利。」
我跟某些極端的「鷹派」不同，我並不認為應該在越南使用核武器，我也不認為應該依賴把越來越多的美國部隊投入地面戰鬥的戰略。我說，與此相反，我們應使用空中和海上的力量，封閉來自寮國和北越的外界干涉，使越共無法進行游擊戰的活動，從而把越南戰爭「隔離」起來。我說：「真能做到這點，南越人將有很好的機會在戰鬥中把越共打敗。」
我知道這項政策會冒把紅色中國卷進來的風險。所以我又接著說：「不錯，是會有風險的，但如果觀望等候，風險就會更大。只要我們展望未來並認識到，如果南越失陷了，東南亞失陷了，太平洋變成了紅色的海洋，那我們就會面臨一場對我們大大不利的世界大戰。這道理就顯得很明白了。」
在講演結束時，我承認，「我所主張的行動方針在美國並不一定受歡迎，也很可能在國會、蓋洛普或哈里斯民意測驗中得不到信任票」。但我覺得，我所提出的對付越南問題的辦法是正確的，事實上也是唯一的辦法。
兩星期後，2月6日，越共炮轟波來古附近我空軍基地的陸軍營房，在戰爭升級中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約翰遜就此發表聲明說，既然河內採取了更具侵略性的行動方針，「我們除了準備戰鬥，毫不含糊地闡明我們繼續支持南越，為維護其獨立而戰的決心外，別無其他選擇」。他命令對北越進行報復性的空襲。
1965年9月，我又去西貢待了四天。我發現情況比18個月以前略有改善，特別是南越人的士氣。但美國和南越的軍官仍感到沮喪。他們認為他們的手腳還是被束縛住了，那是因為華盛頓相信這樣做會推動談判，而敵人卻在向前推進。舉例來說，當我從越南回來，在「會見報界」的電視節目露面時，我說：「我不知道約翰遜總統現在對談判是怎樣想的，但我確實認為，他還在不斷地講什麼……我們只是想要和平，要進行談判等……其實這樣做帶來的後果是延長戰爭而不是結束戰爭。我認為約翰遜總統必須向全世界和向南越人民說清楚，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自由和獨立的南越，我們不求報酬，也不會對侵略者講綏靖。」我重複了我要求對北越施加更多空中和海上壓力的呼籲。
在1965年，送到我辦事處的政治函件、電話、演講請柬的數量大大增加。羅斯每天工作12到14小時。帕特也來幫忙。到了年底，很清楚，我非得著手建立一個私人班子不可了——不只為了1966年的競選，而且也著眼於為1968年做好準備。1966年1月，聖路易《環球-民主報》的青年社論作家帕特·布坎南參加我的班子，來做研究工作和幫我寫講演稿。
1966年的選舉
在1966年選舉臨近的日子裡，我開始仔細估計選舉為我提供的機會和帶來的風險。風險是一目了然的。如果黨失敗了，或只是起色不大，我在報界的敵手和黨內政治上的競爭者就會說，尼克森這個老輸家又一次把黨拖垮了，就會說，要在1968年取勝，我們需要一些新面孔。但是，共和黨人大有理由對1966年的選舉表示樂觀。而如果我能對黨的勝利助上一臂之力，黨的廣大成員是不會看不到的。
在1964年年底的大敗到1966年競選開始的這段時間裡，我統計了一下，我總共跑了12.7萬英里，到過40個州，向民眾講話400餘次。我還為黨籌集了400萬美元以上的捐款。
1966年年初，我就開始集中力量應付秋天的競選運動。講演的日程安排得更緊了。我們事務所的兩位律師，托姆·伊萬斯和萊恩·加門特，經常到我辦公室里坐，我們談政治要比談法律談得多。事務所一位25歲的同事約翰· P.西爾斯自願在業餘時間幫我的忙。科爾、斯坦斯和弗拉尼根的籌款活動也加緊了，還正式成立了三個委員會，主要的一個叫作「1966年國會競選委員會」。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雷·布利斯藉口不能不顧及其他未來的總統候選人而偏袒我，拒不同意我們要求委員會撥款租一架飛機的申請。所以我們只好自己設法籌劃那筆錢。我們居然能自己解決全部問題，這真是個政治奇蹟。
3月12日，我參加了華盛頓新聞記者俱樂部的晚餐會。約翰遜對未能來參加表示遺憾，派了休伯特·漢弗萊代表他出席。但那天晚上晚些時候，在好多演說和餘興之後，約翰遜卻帶著他的隨員闖了進來。
當他在祝酒後從宴會大廳的高台上由人們簇擁而過時，他向我打招呼，希望我第二天上午能去他那兒同他一起喝杯咖啡。
我在白宮二樓走出電梯時，有個男僕迎上前來，把我領到約翰遜的房間。他穿著浴衣坐在床上說：「餵!迪克。」他的聲音十分沙啞，看上去非常疲乏，差不多到了筋疲力盡的程度。
我們討論了越南局勢。我把我認為有必要採取更強有力的行動使北越人坐到談判桌上來的觀點對他講了。我說，在我訪問過的一切國家中，我捍衛了政府的政策。他點頭說：「八年前，當你和艾克在這裡的時候，我支持了你們的外交政策，現在我正從這方面得到好報。」
接著他轉而談到我主張在越南採取更強硬路線的建議。他說：「那裡的問題是中國。我們能夠把河內和那個該死的國家的其他地方炸它個天翻地覆，但他們有中國在背後撐腰，那可就是另一碼事了。」
我在室內待得不久，房門開了，約翰遜夫人穿著梳洗衣走進來。她熱情地歡迎我，在床邊挨著丈夫坐下，陪我們一起談話。
約翰遜改變了話題，開始講話時聲音低沉，樣子活像個任期快要終了的人，而不像一個全局在握的總統。他說：「等我離職時，博比（羅伯特·甘迺迪）、休伯特（休伯特·漢弗萊）和你將接手處理中國問題。」我敦促他儘快跟中國建立外交往來。「總統先生，」我說，「時間對他們有利。現在是到了在外交戰線上跟他們較量一番的時候了。」約翰遜雖未作答，但我感到他是同意我的。
我說，由於今年是選舉年，我要出去搞競選活動，要幫共和黨候選人發表演說，正像1954年、1958年共和黨執政期間他為民主黨人所乾的一樣。我說：「我知道你會諒解，不會把我對問題的批評看作是針對你個人而發的。」
他答道：「迪克，我懂得。我們這些搞政治的人就像律師們一樣，在法庭上彼此拚命揪斗，事後又走到一起喝上一杯了。」
約翰遜起身走到他梳洗室的壁櫥，從他的珠寶箱裡挑出一副總統用的袖扣送給我。我們握手告別。
1966年的競選是我感到心滿意足的一次競選，除了極少數例外，我能為許多共和黨候選人提供熱情的支持。我親自挑選了那些我比較能起作用的地區和州。我幾乎想怎麼幹就怎麼幹，因為其他一些全國性的巨頭們正為自己的競選忙著呢。民意測驗表明，民主黨將會遭到痛擊。從我會面和與之講話的群眾中，我能感到一種巨大的信心和熱情。但謠言開始流傳，說約翰遜正策劃在高潮出現之前演一出場面盛大的好戲，以期在選舉前夕恢復公眾的信心。我深知其人，相信這種做法完全合乎他的性格。於是我採取了等著瞧的態度。
9月底，約翰遜出乎意外地宣布，他將在10月下旬去馬尼拉跟南越的阮文紹總統及其他越南和盟國的領袖會晤，時間正好在大選前兩周。我在當時撰寫的報紙專欄中，直截了當地指出，約翰遜的公告受到了普遍的懷疑。我寫道：「從東京的外交官到華盛頓總統自己黨內的成員都在問：這是為了探索和平，還是在追求選票？」
10月25日他們在馬尼拉的會談結束時，約翰遜、阮文紹和澳大利亞、南朝鮮、紐西蘭、菲律賓以及泰國的領導人發表了聯合公報。它提出只要北越撤軍，停止支援越共的滲透活動並全面降低戰爭中使用暴力的水平，美國和盟國的部隊將在六個月內撤出南越。
我是在競選旅途中搞到了一份馬尼拉公報的。我花了大半夜的時間加以分析。我把羅斯·伍茲和帕特·布坎南叫來，口述了好幾頁筆記。我要他們先出發到下一站去，好讓布坎南可以開始綜合我的想法寫成初稿。
等到我返抵紐約，我已有了一篇逐點分析約翰遜在馬尼拉所達成的協議的長文章了。11月3日大選前五天，我把它送給報社去發表。文章一開頭就指出，那個美國和北越相互撤兵的建議，表面上似乎大有希望，其實是幻想，而不是現實。
我指出：「相互撤兵的結果，將把南越的命運交給越共和南越的陸軍去支配……南越陸軍沒有美國的顧問、空中配合和後勤支持，是對付不了共產黨游擊隊多久的。假若北越人繼續為共產黨游擊隊提供後勤支持，『互相撤兵』的結果肯定是共產黨取得勝利……」1966年的形勢，當時南越人在保衛自己方面完全缺乏訓練和準備，和1969年的形勢大不相同。在1969年我任總統時，我們可以提出相互撤兵，因為那時我們的越南化政策保證南越人能夠保衛自己。我說，如果我對馬尼拉公報理解不錯的話，建議是把美國撤兵問題同越共拚命投入戰鬥的水平聯繫在一起的。我繼續說：「假若這種推論正確的話，那麼，我們在馬尼拉會議上已把一種決定性的軍事優勢主動葬送掉了。」
我的發言在《紐約時報》上全文披露後，引起了廣泛的研究和討論。這是被當作重大新聞來看待的，尤其因為直到那時為止，我這個人總是一貫支持我們在越南的目標，儘管有時我曾對達到這一目標的策略提出過疑問。
如果原先以為馬尼拉會議可在選舉中幫民主黨人忙的話，結果則適得其反。報界對約翰遜的動機大加嘲弄，差不多已近乎辱罵的程度了。鴿派攻擊馬尼拉公報，說它好戰；鷹派則攻擊它接近於分期投降。
我對馬尼拉公報的批評顯然觸動了白宮最敏感的一根神經。在11月4日約翰遜的記者招待會上，大家開頭提出的一些問題反映了報界對他所抱的嘲弄態度。當時約翰遜是既疲勞又暴躁。當一個記者要他就我的發言發表意見時，他心中好像有什麼東西要發泄出來似的。
「我不想就馬尼拉的一次外交政策會議同像尼克森先生那類老搞競選運動的人展開什麼辯論，」他答道，「他的任務就是每隔兩年在10月這個期間故意找找他的國家和政府的岔子。如果你們回顧一下他過去的歷史，你們就會知道我並沒有說錯。當他在政府擔任官職時，他也從來沒有真正認識和理解周圍發生過什麼問題。你們記得艾森豪威爾曾說過，如果你們能給他一星期左右的時間，他才能想得起來尼克森替他出過什麼主意。
「此後，他在加利福尼亞暫時獲得了一個立足點，你們看到了那邊的人是怎樣對待他的。接著他橫跨全國到了紐約。然後他又回到舊金山在一旁等待著，希望戈德華特一跌跤他就可以候補上。可是戈德華特並沒跌跤。現在他卻跳出來議論那次會議，而他顯然對這次會議是既沒有很好研究又不了解情況。」
記者們彼此偷偷交換眼色，想弄清楚他們並沒有聽錯。約翰遜夫人坐在她丈夫身後，她想笑笑，但只微微搖了搖頭。
約翰遜開始針對我文章中的指責，為馬尼拉公報的內容辯護。他說，一旦互相撤兵，停止滲透和減少戰鬥等條件得到了滿足，共產黨應該對我們決心離開越南不會有什麼懷疑。他說：「他們知道這一點。我們不該在這裡有意把它搞亂，而且也不該把它同國內的競選運動扯在一起。企圖這樣做，只會使人們失去選票而不是獲得選票。我們不能因為想把水攪渾而叫人們去送死。當侵略、滲透和暴力都停止了，沒有一個國家會願意把占領軍留駐越南。尼克森先生為了撈到一兩個選區而不惜留下那種印象，這對國家沒有什麼好處。」
約翰遜在華盛頓舉行這個記者招待會時，我正在紐約拉瓜迪亞機場準備搭機去緬因州沃特維爾進行競選活動。當我們用座位上的皮帶扣住身子後，帕特·布坎南探身過來說：「你記得你曾關照我注意收聽約翰遜的記者招待會，以便了解他對你關於馬尼拉公報的發言談些什麼嗎？嗯，我聽過了，他的談話簡直使人難以置信。」
布坎南把發生的情況告訴我後，我第一次意識到，約翰遜外表儘管神氣十足，可內心是多麼憂鬱。他那樣講話是因為被逼得走投無路了，並非出於惡意。我知道，此事只要處理得當，就可以把它轉化成為共和黨與我個人的一筆意外收穫。我在沃特維爾演講完畢回到機場時，有個記者問我，美國總統對我個人進行了攻擊，我對此有些什麼想法和感想。我說：「現在，約翰遜總統和我對那個問題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但讓我們像個正人君子那樣各持己見吧，讓我們像探索正確道路的人那樣各持己見吧!我想說的是，最好的道路不是一言堂，不是林登·約翰遜一個人說了算的道路，而是兩黨合作的道路。我們需要的是兩黨共同參加制訂一套兩黨的越南計劃，而不只是一黨的計劃，在這計劃中他說，『我最高明，所有你們這些人誰想跟我作對，我就抓住他本人狠揍一頓』。我只要求約翰遜做到這一點。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要有君子風度，要合乎情理地開展討論。」
離選舉只有幾天了，我突然發現自己成了全國矚目的中心。過去對我沒有幫過什麼忙的社論和專欄作家也出來為我的正直立場講話了，反對約翰遜的濫加攻擊。艾森豪威爾從葛底斯堡打電話來說：「迪克，每當有些蠢驢提起那混賬的『給我一星期』的事，我總自責不已。約翰遜在這點上太過分了。正在掀起的一場有力反擊將對你有利。我只是讓你知道，我正在這裡發表一項聲明。」廣泛報道的艾森豪威爾的聲明說我是「美國有史以來最有見識、最有能力和最為勤勉的副總統之一」。
共和黨國會競選委員會把全國廣播公司分配給它的半小時電視時間讓給我使用。
我在廣播中開門見山地說：
你們想必已從介紹詞中得悉，我在上星期受到了美國總統對付其政敵的前所未有的、極端野蠻的人身攻擊……
我要作出答覆，但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因為這種攻擊危及了一項偉大的原則。這就是有權表示不同意見的原則，有權表示異議的原則。那就是說，有權對任何一個政府官員表示不同意見，即使這個官員是美國總統。
我把演講的大部分時間用來為共和黨在國會爭席次，但結束時我又回到約翰遜的攻擊。我說：
我想，美國總統可能今晚正在收聽這個節目。我要直接對他提出意見。總統先生，我以能和你一起在華盛頓服務14年而感到光榮。我以往尊重你，我現在也尊重你。我尊重你，因為你身居這一要職——這個職位你我都爭過，而你得勝了。我尊重你，因為你在這一職位上花了巨大的精力。我對你的尊重並不因為你對我進行了人身攻擊而有所改變。我認為，我能夠理解一個人會被弄得非常、非常疲勞，於是他的脾氣也就變得非常暴躁。如果說一個副總統或前任副總統有時都會感到厭煩和疲乏透了，那麼對你這樣一位剛經過長途跋涉的總統來說，準會感到疲乏得多，那還用說嗎？
我向約翰遜表示，我將繼續支持他在國外謀求和平與自由，在國內謀求進步。我用這些話結束了廣播。
這次講演是成功的。它恢復了我作為全國性的發言人和富有戰鬥精神的競選活動者的聲譽。它也把我的名字跟共和黨將在兩天後選舉中幾乎穩拿的勝利聯結在一起了。
我在收聽1966年選舉結果時真是心曠神怡。第二天凌晨時，共和黨淨得了47個眾議院席次，3個參議院席次，8個州長職位和540個州議會席次。我原來預計我們會贏得40個眾議院席次，3個參議院席次，6個州長職位，700個州議會席次。6個月前，這樣的估算當時未免被人認為是樂觀得超出現實可能，現在總算十足地兌了現，翻了本。
選舉對我個人來說是滿意的。共和黨在南方有了進展。如溫思羅普·洛克菲勒在阿肯色州取勝，擊敗了幾個殺回馬槍的民主黨候選人。斯皮羅·阿格紐在馬里蘭擊敗了一個在微妙的種族主義路線問題上大做競選文章的民主黨人。我曾特別預測到洛克菲勒和阿格紐會取勝。
等到最後的結果揭曉時，我們的勝利已成定局。我邀請了一小批人到埃爾摩洛哥飯店去吃頓義大利麵條和紅酒的祝捷晚餐。對我來說，足以慶賀的事情太多了。第一場重大的障礙賽已經表演過了，結束了，並且贏得很漂亮。前面還有更多的障礙，但這個開頭很吉利。使我感到心滿意足的是，我知道我在這次共和黨勝利中起了重大作用——而這是我捲土重來的先決條件。
「不過問政治的休假」
我完全清楚，我在競選運動中出了力，那只是共和黨得勝的許多因素之一。我們是波瀾壯闊的反約翰遜浪潮的受益者。但不管原因何在，我是無可爭辯地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的人物。我能和一場大勝聯繫在一起，這在十年來還是第一次。
1966年的競選另有一個重要後果：它把「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遺留下來的不愉快記憶沖淡了不少。約翰遜的攻擊使我成了受害人，這在我的政治生涯中還是很少見的一次。其實，他的攻擊並不離題太遠。我的確是個搞競選運動的老手，成天在外到處遊說，把黨派鬥爭搞得火辣辣的。但我多年「在野」和年齡的自然增長，可能把年紀較輕的尼克森鋒芒畢露的稜角磨圓了一些。通過1966年的競選運動，我可成了一個老練的前輩共和黨政治家，還能在政治上狠狠揍人家幾下。
選舉後第一天，我發表了一項聲明說，我認為選舉的結果表明，公眾是拒絕接受約翰遜的政策的。我還在給河內和北京的信息中強調，新的眾議院在支持「侵略決無好報」的美國政策方面，將比它的前任強硬得多。
在競選中，我的許多朋友、顧問和支持者都勸我把自己的組織抓抓緊，做好準備，一旦選舉結束——正像我們所希望的，共和黨取得巨大勝利之後——就把我爭取當總統候選人一事公開。從傳統的觀點來看，這種建議是完全正確的，但我早已決定試行一種大大超乎常規的做法：不忙於投入競技場，而是準備在政治上踏步，靜候時機。當我在選舉前兩天，出現在「問題和回答」的電視節目中時，我宣布：「我將至少休假六個月不過問政治，不打算發表任何政治演說。至於將來怎麼樣，我還不知道。」
我是想在1968年競選總統，但我要把不參加競選的抉擇儘可能保留到最後一分鐘。
我們全家在比斯坎島度過了一次輕鬆愉快的假期。我們和貝比·雷博佐一起乘著他那艘「可可洛布」號遊艇在海上航行。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海灘看書、游泳和談論除了政治以外的一切。我知道帕特和兩個女兒都暗中希望這種政治上的暫停活動最好能一直持續下去。
我們返抵紐約不久，感恩節前一天，彼得·弗拉尼根和莫里·斯坦斯來找我。他們說，如果我打算在1968年當候選人的話，現在該採取行動了。羅姆尼時停時動，里根的支持者正在議論要把戈德華特的保守派運動重新搞起來。甚至還有人講到戈德華特可能再度出山。納爾遜·洛克菲勒守候在一旁，誰跌了跤，他就準備馬上接上來。每個抱有希望的人都想把黨的領袖和黨的工作者拉到他那邊去。除非我對支持我的人講清還得等待的理由，否則有朝一日我會發現那些人都被我的對手奪過去了。弗拉尼根和斯坦斯想組織一個擁護尼克森當總統的俱樂部，先開始進行一些初步的、調門較低的組織和籌款工作。我對他們說，我認為，設法儘可能久地保持不作正式決定的局面，乃是我最有利的條件之一。它不僅使我有較大的獨立性，並且對我動向的猜測一定會引起新聞界更多的注意，如果宣布了我的打算，我所受到的注意就會少得多。因此我不準備公開批准或公開反對他們的活動。但我向他們保證，我完全同意他們的分析：開始把組織工作搞起來是十分必要的。
事隔數月，大約正是我和維利·勃蘭特在波恩會晤後露面時，第一個擁護尼克森當總統的委員會在華盛頓宣告成立了。
1967年1月7日至8日，我在沃爾多夫飯店召開了一個計劃會議。我說：「我不打算跟我最老的朋友和最親密的顧問再忸怩作態了，我要你們為制訂明年爭取共和黨總統提名的計劃行動起來!」
我解釋道，得承認那六個月的停止活動是次冒險行動，但它是精心設計的。當喬治·羅姆尼公開跟報界和空談家們打得火熱時，我還在悄悄地制訂計劃和出國旅行。我說：「可不要弄錯了，儘管我靜躺在那裡，我卻要你們豁出性命把事情辦好。我們要勝利，就得比其他候選人更賣勁干，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決定著手成立一個私人的政治班子，以便暫停活動一告結束，我就能立刻全力投入戰鬥。我把原《紐約先驅論壇報》首席社論撰稿人小雷蒙特·K.普賴斯聘來當我的主要謀士和講稿的捉刀人。他還將為我正在考慮按溫德爾·威爾基寫《天下一家》那本書的路子寫一本書做些工作。除普賴斯之外，一個做廣告生意的青年經理人德懷特·查平加入了我的班子，當我的私人助理。
1967年1月1日，我的律師事務所和以市政公債為專門業務的考德威爾-特林布爾-米切爾事務所合併。我很快就和那個健壯的、外表粗魯的高級合伙人約翰·米切爾交上了朋友。雖然他從未搞過競選，但我從談話中感到他對搞政治有天賦的才能。由於他廣泛地和州政府、地方政府打過交道，為它們發行公債當法律顧問，他有一個非同尋常的廣大的政治聯繫網。不到幾個月，我就開始越來越多地在政治事務上向他請教了。
我決定利用我暫時停止積極政治活動的一段時間出國作一系列研究外國情況的旅行。我想使我的見解能跟上最新的形勢，和相識的人重溫舊好，並把我對目前世界局勢的認識再提高一步。通過這些旅行，我加強了我政治上厲害的一手——外交事務的知識。同時我還認為這是個最可行的辦法，足以使我在處理外交政策問題時，既有成效又負責可靠；並且在我一旦當上總統，能保證我在作出我認為是總統應作出的這類決定時，顯然勝人一籌。
我安排了四次旅程：3月間去歐洲和蘇聯，4月去亞洲，5月去拉丁美洲，6月去非洲和中東。當時在華盛頓當律師的堪薩斯州前眾議員、非常能幹的羅伯特·埃爾斯沃思同意花他一半左右的時間來幫助搞我那個尚不能稱作運動的競選運動。埃爾斯沃思對外交和防務問題特別感興趣，他幫我去國務院和我行將訪問的那些國家的使館安排旅程。他陪我作第一輪旅行並部分參加另一輪旅行。雷·普賴斯陪我作第二輪旅行，我的朋友貝比陪我作第三輪去拉丁美洲的旅行，帕特·布坎南則在第四輪作陪。
在1967年的這次環球旅行中，我會見了各國領導人，會見了人民，我還親眼看到了美國所面臨的問題、機會和危險。結果是，對有些我早就堅信的觀點，我加深了認識；對另一些，我則作了修正。
去歐洲和蘇聯的旅行準備在3月5日開始。像以往一樣，我在出國前要求中央情報局給我作一次情況簡介，然而卻遭到了拒絕，這是我離開公職以來第一次被拒絕。由於這種簡況介紹對一個普通公民來說，是一種特權，而不是權利，所以官方對此未作任何說明。非官方的消息是，約翰遜為馬尼拉公報事件余怒未息，他特意不許中央情報局給予我任何幫助和指點。
這次旅行很令我煩惱不安。1963年以來，我沒有系統地再在北大西洋公約國家旅行過。我發現我們跟他們之間的關係竟然惡化到如此程度，真使我大為吃驚。因為我們作出涉及歐洲人防務和命運的決定，根本不跟他們商量，甚至連招呼都沒有打，這當然深深地冒犯了他們。所到之處，我聽到的是同一種說法：在甘迺迪和約翰遜執政下，我們在各方面都表現了我們對盟國是多麼不重視，我們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重大意義是多麼缺乏認識。
我見到了康拉德·阿登納，但這是最後一次了。我走進他的房間時，他以一種幾乎叫人發窘的熱情擁抱我。他退後一步，兩手仍搭在我肩上說：「感謝上帝，你來到了這裡。你的來訪正像天降甘露。」這位戰後歐洲的偉大締造者為了歐洲的未來悶悶不樂。他說：「我的朋友，我老在擔憂。」他預測，當戴高樂不在人世時，法國的共產黨，接著是義大利的共產黨將增強力量。他完全不相信所謂蘇聯熱衷於促進越南和平，以及那種認為蘇聯由於害怕中國而會轉向西方的頗有市場的說法。他說：「不要弄錯了，他們要的是世界，整個世界。他們求之最切的是歐洲。而要得到歐洲，他們知道一定得摧毀德國。我們需要你們使我們保持強大和自由。但你們也需要我們。」阿登納跟四年前戴高樂一樣，要我們修改對待共產黨中國的政策，藉以平衡日益增長的蘇聯威脅。
我發現差不多每一個和我在旅途中談過話的人，都對蘇聯的戰略表示同樣的關注，這使我感到十分吃驚。在羅馬，薩拉蓋特總統和范范尼外交部長都認為，蘇聯決心讓越南戰爭打下去。但他們跟阿登納一樣，認為主要的共產主義威脅是在歐洲，不在亞洲。范范尼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實在關係重大。但貴國那麼多人卻理所當然地把越南看成是最重要的，因為你們正在那裡跟共產黨打仗。美國正像一個明明自己家宅因年久失修快要坍倒，卻跑去牛棚里救場小火的人。」
我的老朋友孟利奧·布羅西奧是個義大利外交家，他在華盛頓工作了六年、在莫斯科工作了五年之後，當時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秘書長。他感情衝動地強調他對蘇聯意圖的懷疑。他說：「我了解蘇聯人，他們是高明的演員。他們是不可信任的……」和我談過話的一個比利時人言簡意賅地發表他對緩和所抱猜疑的觀點時說：「這好比怪胎，我接受它，但我不相信。」
我在這次旅程中被拒發去波蘭的簽證，所以當我拿到羅馬尼亞的簽證時，我是很驚奇的。儘管如此，我還以為我將受到冷漠的接待，而共產黨政府在耍這一招方面是特別拿手的。但當埃爾斯沃思和我在布加勒斯特走下飛機時，就能清楚看到，這將是一次非同尋常的訪問。我們到處受到熱情洋溢的人民的歡迎。
我在中央委員會大廈拜會了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我們作了一次遍及東西方各種關係的長談。在我們跟共產黨中國取得某種形式的和解之前，我懷疑和蘇聯的關係能有任何真正的緩和。我說過，我認為在越南戰爭停止之前，美國難以和中國建立有效的聯繫。但戰爭停止之後，我認為可以逐步採取措施使我們和北京的關係正常化起來。齊奧塞斯庫在反應上很謹慎。但我看得出，他對聽到我的這種講法是很感興趣的，並表示對此有同感。
在我4月間去亞洲旅行時，我想就越南的局勢、就這場衝突對越南鄰國的重大含義，作一番估計。我尤其想知道，亞洲的領導人是怎樣看待中國的，是怎樣看待中國跟亞洲與世界其餘部分的未來關係的。
許多美國人在處理外交事務時主要是歐洲至上論者，把亞洲貶置在相對不重要的地位上。但美國是個太平洋大國，而有一半以上人類居住的亞洲正在發生迅速變化，很可能會決定世界的未來。日本不久就將成為僅次於美國和蘇聯的世界第三工業大國了。世界上某些方面的經濟發展的最高速度正出現在非共產主義的亞洲國家。而在20世紀最後1/3的時間裡中國大陸將成為潛在的巨大威脅。
我會見了佐藤首相、岸信介前首相和很多其他日本政府官員。日本的領導人深信，美國必須留在亞洲。我們繼續幫助保衛南朝鮮亦事關重大。他們清楚敏銳地意識到，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記憶猶新，日本所能發揮的領導作用是有限度的。但為了遏制共產黨的挑戰，他們承認地區合作是必要的。
我在台灣地區一個湖濱休養地拜訪了蔣介石。蔣仍在做返回大陸的美夢，他再次要求美國支持他返回。他認為，大陸上的中國人對他們的領導已感失望，隨時會向另一股力量靠攏。他說，國民黨入侵大陸後，紅色中國原子彈的威脅會從此告終，中國對越南戰爭的支持會從此告終，中蘇重溫舊好的可能性也會從此告終。
蔣是我們的一個朋友，無疑也是20世紀的巨人之一。我懷疑他是否正確，但我從實際出發的分析告訴我，他是錯了。他想返回大陸的熾熱願望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欽佩的，但鑒於共產黨的力量已發展得如此龐大，可以說那是完全不現實的。
在越南，儘管軍界的預測很樂觀，但我卻更加確信，繼續執行現政府打一場消耗性防禦戰的政策，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失敗。當然，敵人的傷亡是比我們多，但這也沒有什麼可以自慰的。戰爭已變成美國的戰爭，南越人缺乏適當的訓練和裝備來保衛自己。共產黨不計損失，願意繼續打下去。他們全力以赴，不打贏決不罷休，而我們充其量則只能投下部分力量以免失敗。如果這種局面繼續下去，最後他們一定會取勝。
在亞洲和我交談過的每一位領導人，都支持美國在越南採取堅定的立場。但我在這次旅行中還發現，人們對共產黨中國的擔心日益增加了。某些過去激烈反對美國對華政策作任何改變的人，現在也掉過頭來認為，中美兩國之間建立某種新的、直接的關係，是至關重要的，如果越南戰爭結束後還打算在亞洲建立持久和平並使亞洲的自由國家有機會生存下去的話。
5月間，我在拉丁美洲發現，甘迺迪的爭取進步聯盟計劃使人們懷著過高的期望。我遇到的領導人都表示失望，同時，他們要求美國想出一些新辦法，從美國和歐洲兩地吸引私人投資，這是使拉丁美洲經濟取得任何有意義的發展所迫切需要的。
6月間，在我非洲之行中，非洲的領導人強調，他們寧願從美國得到較多的援助，而不去依賴他們過去殖民時期的主人。但使我感到沮喪的事實是，除了少數例外，新的非洲國家簡直缺乏訓練有素並能在不遠的將來實現它們的目標的領導。
我在以色列剛取得6月戰爭勝利之後進行了訪問。我在同伊扎克·拉賓將軍的一次長談中指出，以色列同越南戰爭的結局也是休戚相關的。他對我所作的分析顯然很感興趣，因為如果美國在越南吃了敗仗或受了屈辱，美國人民很可能向孤立主義方面轉化，從而不願出力幫助像以色列這樣的小國了，而這些國家是依賴美國才得以生存下去的。
我對以色列領導人和人民的勇敢和堅強有深刻的印象。但令我不安的是，他們迅猛地、壓倒性地戰勝了阿拉伯人，使他們對自己的能力滋長了一種過分的自信感，以為他們今後能打贏任何戰爭；也使他們在談判涉及歸還被他們占領的領土的和平協議時，採取完全不妥協的態度。他們的勝利太大了。以色列使周圍的鄰國含恨不已，在我看來，其結果一定會引向另一次戰爭，特別是如果蘇聯人對他們吃了敗仗的阿拉伯夥伴加緊軍事援助的話，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就更大。
我把從這些旅行中獲得的結論首先在波希米亞園林的一次講演中，接著又在《外交季刊》的一篇文章里概括地作了介紹。
如果讓我挑選一篇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最使我滿意和高興的演說，那我會挑1967年7月在波希米亞園林所發表的那篇湖濱演說。因為按照慣例，這種演說是不公開的，所以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注意。但它在好多重要方面標誌著它是我走向總統寶座道路上的第一個里程碑。
那個場面可說是我所見過的最有戲劇性和最美麗的了。這是在一個小湖岸邊高地上建造起來的一座天然的圓形劇場。紅杉樹四處高聳，7月的天氣一般都是晴朗而又不太熱。赫伯特·胡佛經常發表湖濱演說，但他在1964年去世了。於是人家問我願不願意為了紀念胡佛發表我1967年的演說。這對我來說是一次很帶感情的委託，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使我能結識不只是來自加利福尼亞的，而且是來自全國各地的一些最重要和最有權勢的人物。
在這次演講中，我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新的世界中——「人類有史以來，世界上從沒有在一代人的時間內發生過比這更多的變化」——這是個有新的領導人物、新的人民和新的觀念的世界。
我引導聽眾放眼全世界，縱談各種變化，考察各種衝突，探索美國在進入20世紀最後1/3的階段里所面臨的危險和機會。我極力主張必須結成強有力的同盟和繼續援助發展中國家；但我也主張，我們在提供援助時應更好地區別對待，對朋友要給以好處，對敵人要使之沮喪，並且多鼓勵私營企業而少支持政府經營的企業。
談到蘇聯時，我指出，即使蘇聯的領導人在大談和平，他們還是不斷製造麻煩，鼓勵進攻，大造導彈。我主張，我們要鼓勵和蘇聯與東歐做生意，「並且應該在外交上和各級的蘇聯領導人展開討論，來減少錯誤估計的可能性，並探索可用雙邊協定來消除緊張關係的各種領域」。但我們必須堅持互利互惠：「我同意架橋，但我們只該架我們這半邊的橋」。在談判中我們一定得永遠記住，「我們的目標和他們的不同。我們追求和平，把和平本身作為目的。他們謀求的是勝利，而和平只是目前這段時間裡達到該項目的的手段」。
我展望未來說：
在我們進入20世紀這最後1/3的時間裡，世界的希望寄托在美國身上。這個世界的和平與自由能否倖存，有待美國的領導。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比我們具備更多有利的領導條件；我們在經濟上的優越性是巨大的，我們在軍事上的優勢要多強大就有多麼強大。最重要的是，我們幸而站在正確的一面——站在自由、平等和進步的一面，反對極權主義、反對反動和戰爭的勢力。
只是在一個領域裡還存在問題，即美國是否還具備民族氣質和堅韌不拔的精神，使我們能把這一漫長而困難的鬥爭進行到底。
對我說來，這將是1968年爭論的中心問題。
我在《外交季刊》1967年10月那一期發表的文章的題目是《越南之後的亞洲》。在該文中，我強調亞洲對美國和對世界的重要意義，結束時有一段談到了美國的對華政策。
有些人主張，承認亞洲大陸的很大部分，甚至延伸到大陸以外的島國，為中國的「勢力範圍」。另一些人要求用先發制人的戰爭把這威脅一筆勾銷。很清楚，這兩種方針對美國或對美國的亞洲盟國都是不能接受的。還有人認為我們應該和歐洲強國，甚至包括蘇聯在內，結成反華同盟。除了因蘇聯參加而產生的明顯問題之外，這種方針勢必會含有歐洲對抗亞洲、白人對抗非白人的成分，從而可能在其餘非白人的世界中，尤其在亞洲，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只有當非共產主義的亞洲國家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變得如此強大，使它們不再成為誘使中國進行進攻的目標，這時才能說服北京的領導人應該把他們的精力從對外轉向對內。只有到了那時，才能夠和中國大陸開始對話。
所以，從短期來說，這意味著一種堅持克制和不求報酬的政策，一種具有創造性的反壓力政策，它旨在說服北京，只有接受國際外交的基本原則，才符合它的利益。從長期來說，這意味著把中國拉回到世界大家庭中來——把它作為一個偉大而進步的國家拉回來，而不讓它作為世界革命的震源。
6月24日返抵紐約後不久，我開始核查當我不在時政治形勢有了哪些進展。事態發展得那麼快，儘管我只離開了幾個月，政治前景幾乎全然不同了。
我發覺，人們的觀感非常肯定地開始轉向有利於我。但每個人仍舊在提那個大問題：兩次失敗後，我真能擺脫「輸家的形象」嗎？事情似乎越來越清楚，只有通過總統初選，才能表明我還是可以獲勝的。
羅納德·里根是可能成為未來的總統候選人之一，但他表示對提名不感興趣。7月間我在波希米亞園林見到他，跟他和喬治·墨菲參議員在戶外一株巨人般的紅杉樹下的長凳上暢論了一番政治形勢。我把參加初選的初步計劃對他說了。我向他保證，我的意圖是竭力把黨團結起來，我參加競選是為了反對約翰遜和他的政府，而不是跟任何共和黨夥伴相爭。
里根說，對他是否將競選總統竟有這麼多的猜測，真使他受寵若驚，也叫他多少有些擔心。他說，他本人不想以加州的「寵兒」身份參加競選，但為了在本州確保黨的團結，他也許只得順其自然。他說他不準備當初選的候選人。
7月17日，我飛往葛底斯堡看望艾森豪威爾。像往常一樣，我是準備跟他討論政治和世界事務的，但現在我們可有了另一個雙方都關切的話題：朱莉和他的孫子戴維在大學裡就過從甚密。事實上，儘管兩家的大人都還蒙在鼓裡，他倆可早已決定要結婚了。
我們兩人單獨在面朝農場裝有紗窗的陽台上吃中飯。我們吃雞湯麵條和放有醃西瓜皮的色拉。他頗得意地說，西瓜皮是他幫著醃的。他一面往盤子裡再添些，一面說：「皮還不夠厚實。」
艾森豪威爾在中飯時很活躍，但後來就顯得吃力，說話費勁了。在我們去牛棚作了一次短程散步後，他更是疲勞不堪，但他給我的勸告還是堅定有力的。他勸我不要把越南問題作為一個政治爭端，因為很多共和黨人支持約翰遜的目標，儘管對他用的達到目的的手段是有意見的。他同意我一貫以來的觀點，即約翰遜在推行戰爭中最大的錯誤是未在開始時多用些力量。他說，他從自己的軍事經驗中得知，逐步升級是不行的。他說：「如果敵方有一個營守住一座小山，要是你給我兩個營，我可以拿下那座山，但要付出可怕的傷亡代價。要是你給我一個師，我就能不戰而勝之。」
艾森豪威爾問我，戈德華特是否仍為報紙專欄撰文。他說：「戈德華特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沒有資格寫外交政策文章的。他有魅力，很討人歡喜，但就是不精明。」他認為斯克蘭頓是在所有未擔任全國性職位的人中最具備這種條件的人。
他也談到了約翰遜。他說：「林登太關心民意測驗，而且對報界的批評太敏感。我曾直截了當地跟他談到這一點。我說：『你是總統，不必為富布賴特和莫爾斯那樣的蠢驢操什麼心。』」他接著又說：「約翰遜的困難在於他只關心人民對他的決策是否會予以批准，這就難以獲得人民的信任。」
1967年秋天，我到大部分共和黨人當州長的州去拜訪了州長和黨的領導人。他們都想知道我的計劃，但我只說，我正在考慮參加初選，要是能聽到他們的意見那就不勝感激了。我這種態度既不束縛自己，同時也不要求他們為我承擔什麼義務，但卻使他們進一步打定主意，在決定支持誰之前先看看我在初選中的作為。
事實上，看來好多共和黨人正在利用我有可能出來競選這一點，作為對什麼人都暫不表態的藉口。尤其是那些南方的領袖，他們即以此為理由繼續觀望。他們的心裡寧願支持里根，但他們為了戈德華特已吃過苦頭，他們上過政治實用主義的課了。如果他們認為我能取勝，就會支持我。
1967年9月30日，星期六，我正在我紐約的律師事務所的辦公室里，羅斯進來告訴我，我的兄弟唐打來了電話。我正在開會，所以叫羅斯告訴他，回頭我會給他打電話。羅斯哭了起來，說道：「不，你應該跟他講話，你母親剛死了。」
兩年前，我母親中了風。我們好不勉強才決定把她送進惠蒂爾的一家療養院。我每去洛杉磯地區，總要駕車去探望她。她從未表現出她知道我來了這回事，只能講些單音字，但我肯定，在她神志深處還是能辨認出我來的。
她以前總是不願意去療養院療養。但她需要護士和醫生的經常照料，而這在唐的家或我們紐約的公寓都無法辦到。我有時很懊悔，覺得我們沒有盡到責任，把她留在我們兩家的一家。但毫無疑問，對她來說還是把她送到有適當照管的地方去較好。我知道她也會要求這樣做的，因為她從來不願成為我們的包袱。
可能我在精神上對她的死有所準備，因而在隔了一段時間後，我才受到感情上的衝擊。等我約一小時後回到家裡時，帕特已對兩個女兒說了。她們淚流滿面；她們非常愛老祖母，儘管她們之愛她，不能跟她對她們的愛相比。她的愛是無所不包，完全無私的——從不期望什麼回報。我聽到她死的消息時沒有哭，在公寓裡和帕特與兩個女兒談到時沒有哭，在乘飛機去加利福尼亞辦喪事的途中也沒有哭。我內心主要是一種深自悔恨的心情，要不是我那麼忙於自己的事業和事務，我本來應該盡一切可能更多地照顧照顧她的。
我母親在比利·格雷厄姆成名之前就非常敬慕他。她參加過他在南加利福尼亞早期的一切改革運動，事後還跟他談過話。而他在以後的歲月中也沒有把她忘卻。當一聽到她去世時，他馬上從北卡羅來納的家裡打電話來說他準備參加葬禮。葬禮儀式是在東惠蒂爾一個教友派教堂里舉行的。在我孩提時代，我曾在那個教堂為主日學校彈鋼琴和在唱詩班裡唱詩。11年前我父親的葬禮也是在這個教堂舉行的。
教堂擠滿了人。我母親在惠蒂爾的許多生前好友只能站在教堂外面，因為有很多記者把教堂後部和廊間都站滿了。對這些記者的出現，我非常反感。葬禮儀式結束時，家屬要先離開教堂，走過那開著蓋的棺材。我母親並不俏麗，但她很美，死後也跟她生前一樣美。
我們離開教堂時，當地的牧師和比利都站在門口。我和牧師握手。接著，我和比利握手時我們兩人的目光相遇。我再也控制不住鬱積的感情，淚水奪眶而出。他用雙臂摟著我說：「盡情傾吐吧!」
我們走上陽光燦爛的街道，從教堂驅車前往羅斯山陵園。我母親安葬在我們家族的那塊墳地上，旁邊是我的父親，我的兄弟阿瑟和哈羅德，她的母親和父親以及她那死於癌症的姊妹伊麗莎白。只有一個記者無禮地把話筒塞到我面前問我感覺如何。我不理他，徑直向前走去。我不願在這些使我痛苦地回想到母親的地方多待，於是帕特和我就直接從墓園去飛機場，我們很快已在返回紐約的路上了。
帕特睡著時，我合上眼，回顧了我母親的一生。她曾辛勤工作，把自己很多的東西給了別人。我記得我在她中風前同她最後的一次談話。她剛動過手術，雖在劇痛之中，但她從未有過任何怨言。
我知道她康復的機會是很小的。我不知該講些什麼才好，只說了一句：「媽媽，可別放棄希望。」
她在床上坐了起來，突然以有力的聲音向我說：「理察，你可別放棄希望。不要讓別人對你說，你這輩子完了。」
我事後才知道，就在她動手術之前，她看到《洛杉磯時報》專欄的一篇文章，認為在重新取得全國性職位方面，我是毫無機會的。
「理察，你可別放棄希望。不要讓別人對你說，你這輩子完了。」這是多麼典型的一種感情!飛機向著東方飛去進入夜幕時，我這樣想著。這是多麼不平凡的一筆遺產啊!
在初選前一段時間裡，共和黨人中跑在最前面的是喬治·羅姆尼。我知道羅姆尼一開頭搞得不錯，但我擔憂他缺乏經驗，可能使他容易出政治紕漏。從他的競選組織傳來的報道證實了這種擔憂。他說過，他在越南研究情況之行中被官方接待人成功地「洗了腦」，這是這段時間裡他說的最糟糕的蠢話，何況還不只是這一次。
在我看來，關於羅姆尼最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是，納爾遜·洛克菲勒是不是正利用他為自己想當候選人打掩護。
我於10月17日再次拜訪了艾森豪威爾。現在，政治局勢開始迅速發展。他直言不諱地分析了可能在1968年起作用的各個政治人物。
我對他說，我對傑里·福特評價很高。他表示同意，但擔心福特不夠動人。他說：「我們需要那種能把士兵們像通了電那樣鼓動起來的人。」他稱梅爾·萊爾德是「那幫人中最精明的一個，但他太難以捉摸了」。1968年12月，我選中萊爾德當國防部部長後，艾森豪威爾仍表示還有同樣顧慮。但當他們兩人在1月間會了一次面以後，艾森豪威爾對我說，他認為我挑選得不錯。他笑容可掬地說：「萊爾德當然是不可捉摸的，但對任何一個必須管好五角大樓和對付得了國會的人來說，這倒是很寶貴的優點。」
我們討論了洛克菲勒的意圖和獲勝機會。艾森豪威爾說：「他的主要弱點是，他一旦當上候選人，就會在急需使黨團結一致的時刻，又使1964年的宿怨死灰復燃。」
我們跟往常一樣談到了越南局勢。我說，我認為應該在北越的港口布雷，把北越隔離起來。艾森豪威爾說，他認為根據國際法，想證明這樣干是正當的，我們就得宣戰。但談到關於停止轟炸北越這一建議，他主張採取強硬路線。他說：「誰希望停止轟炸？共產黨希望停止，因為這正使他們吃苦頭。所以，我們應該繼續轟炸。」
他認為約翰遜在關鍵時刻猶豫不決危害很大。他認為約翰遜在限制轟炸北越的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約翰遜在投入美國軍隊、開始轟炸、加強公眾對戰爭的支持等每一階段，採取行動都遲了一年半的時間。
我徵求他對戰爭結束後，改行志願兵役制的想法有什麼意見。他強烈反對，並說，他在軍事學院裡曾以此為題寫過一篇論文。他研究過所有方案。他的結論是，還是普及軍事訓練好。他接著又說：「此外，對嬉皮士這一代來說，也有好處。」
他突然抬起頭來說：「看那隻美麗的藍背 鳥。」我們盯著那鳥看了一陣。艾森豪威爾為了接上剛才的思路，額角上露出深深的皺紋。看著他拚命回想，我真難過。最後，他嘆口氣說：「但願有一天人們會坐下來合乎理智地和平解決他們的分歧。」
到了1967年年底，我知道我必須為競選作出最後決定了。擁護尼克森出任總統的組織已準備好，只要我一發出信號，就能立即開足馬力，全速前進。約翰遜本人和政治上的不穩定已很明顯；在尤金·麥卡錫和羅伯特·甘迺迪從左面，以及喬治·華萊士從右面施加的壓力下，他的黨隨時會分裂。共和黨人在1968年獲選當上總統的機會比任何時候都好，而我成為那個共和黨人的機會也在這一年裡大大增加。幾乎在1967年進行的每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中，我總是共和黨提名中第一個被挑上的，黨內大多數搞組織工作的領導人中或者想支持我，或者至少認為我在戈德華特競選失敗後的困難日子裡為黨辛勤工作過，理應得到提名以資鼓勵。但是好些最堅定支持我的人仍對我能否擺脫「輸家形象」，把黨引向勝利，感到沒有把握。正像我所預見的，一切將以初選為轉移。
1967年10月，探索總統競選氣候的蓋洛普民意測驗第一次表明我跑在約翰遜前面，49%對45%。雖然他在11月又跑在前頭，但這種情況本身對增強我的機會是大有好處的。
1967年下半年，為了徵求該怎麼辦的意見，在我和別人所作的每次談話中，我從未暴露自己對當候選人一事還心存疑慮。1967年12月22日深夜，我寫下了一些關於這方面的顧慮。
這一天很繁忙——和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一起進午餐，下午和競選運動的主要顧問們開會，晚上在我們的寓所舉行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席間我彈鋼琴演奏聖誕歌曲，湯姆·杜威則以其渾厚的男中音領唱。晚會結束後，帕特和我去廚房感謝孟諾洛和芬娜·桑切斯為上百個客人準備了這麼好的菜。我們像以往好多回那樣再次感到，我們能有這樣一對講西班牙語的夫婦，忠心耿耿、乾淨利落地為我家工作，該是多麼幸運；他們是1961年從古巴逃難出來的，非常出眾的一對夫婦。後來，我回到書房靜坐下來。孟諾洛已生了一爐火，房間裡有一種舒服的、熟悉的溫暖感覺。
我坐在安樂椅上，拿了本新的黃色便簽本。我寫道：「我個人已決定不當候選人了。」接著我把我的想法概括如下：
——跟一些政治上的新手不同，我不是為了要成為知名人物才想當總統的。
——再次失敗對我的家庭將是一次感情上難以應對的災難，1960年和1962年的回憶余痛未消。
——恐怕我已喪失了足以頂住一場漫長的總統競選運動所必需的勇氣和熱情——以曲折的初選開始的運動尤其難挨。我寫道，「戰鬥是政治的要素」，但我對戰鬥實在提不起勁頭，而為了鼓舞別人，我先得強制自己培養必要的戰鬥精神。
——我對必須向政界和實業界領袖要求給予支持感到厭倦，甚至只向老朋友們求助也不感興趣。
——全國代表大會大概不會拉人出來當候選人。人們對支持誰仍猶豫不決。消息不斷傳來，說黨需要一個能取得勝利的人。
——我對通過填字謎遊戲來同新聞界調情也深感膩煩。在這段時間裡相對來說他們對我還算客氣，但我知道新聞界的大多數人是反對我的觀點的，是會強烈反對我當候選人的。
——「就個人來說，我什麼都經歷過了，我別無他求。」即使在寫下這些想法時，我也還在為自己有關競選總統的想法變化無常而吃驚。就好像為了要恢復某種平衡似的，我寫下了：執行律師業務也不是我在餘生中想搞的事業。
——一個好的候選人應該具備五種品質：有頭腦，有熱情，有判斷力，有勇氣，有經驗。我認為其中有四項我是夠格的。我沒有把握的是，我是否還有熱情——我是否已到達一生中的關鍵時刻，對繼續以政治為職業的熱忱已告消失。
——我的好多朋友不希望看到我在歷史上的地位被1960年、1962年的兩次失敗所決定。他們認為那些失敗不應成為我的墓志銘。這種論點從來沒有怎麼打動過我，因為我對歷史的看法是宿命論的，近於歷史決定論者的觀點——是歷史造就人，而不是人創造歷史。
最後，我因在一頁紙的末尾寫下了自己從來沒有想到會有的想法——「我什麼都不在乎」——而再度吃驚得跳了起來。
我放下鋼筆，呆坐著，一邊盯住火光，一邊思索。我過去多少總認為，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我會再次當總統候選人的。這條道路實在令人厭倦，有時還寂寞難熬。是不是我歷盡千辛萬苦到頭來卻想逃避火拚？我原來的確是想參加競選的。每一種本能都說應該參加，可在當前作出決定的邊緣，我竟然吃驚地發現自己遲疑不決。
聖誕節那天，我跟帕特、特里西婭和朱莉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帕特說，她對我們在紐約的生活十分滿意，但不管我作出什麼樣的決定，她都準備幫著我干。特里西婭和朱莉現在都長大成人了，我很重視她們的意見。朱莉在史密斯學院讀二年級，她從不認為1960年是輸了的。她說：「你為了國家就必須這樣干。」特里西婭是芬奇學院的四年級學生，她更多地從個人角度講話：「爸爸，你如果不參加競選，你的生活就真太空虛了。」
離新罕布希爾的初選不到三個月了，我不能再遲遲不作最後決定。家中忙忙碌碌的節日氣氛，顯然使我無法集中精神思考問題。所以我決定去佛羅里達住幾天，輕鬆輕鬆，獨自思考思考。
12月28日離家時，帕特拉住我的臂膀吻我道：「不管你做什麼，我們都將為你感到驕傲，你知道我們是愛你的。」
貝比·雷博佐在機場接我，我們直接到比斯坎島飯店的一個別墅去。我打電話給比利·格雷厄姆，問他能否來此和我們聚聚。此後三天之中，我在海灘上散步，思考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頭一天晚上，我們談神學、政治和體育運動，一直談到深夜。比利高聲朗讀了《羅馬書》的第一和第二兩章。第二天午後，我邀他和我一起沿著海灘散散步。他剛得過肺炎，病得很厲害，還在恢復期，所以我們決定不走得太遠，以免過度消耗他的體力。我對他說，我在參不參加競選的問題上確已焦頭爛額，左右為難。我本人有非常想參加競選的一面，可是也有極力反對這種想法的一面，反對它所需要我們去做的一切。我能否爭得提名還遠遠沒有把握；即使得到提名，也無非是更為艱苦的競選運動的前奏。10個月的競選運動對我和全家，特別是帕特，將意味著莫大的壓力和緊張。
我們談得如此入神，不覺間已走了一英里多——一直走到比斯坎島島尖上那座古老的西班牙燈塔。我們回來時，比利已筋疲力盡了。他上樓去休息。雷博佐和我看了場格林貝肉類加工廠工人隊在零度以下的氣溫里，在格林貝以21比17的成績，打敗了達拉斯牧童隊的電視節目。除夕，我們在牙買加酒店吃晚飯，坐在我喜愛的那個靠近一個小瀑布的事先預訂好的桌位上。
比利準備第二天回去，在整理行裝。我走進他的房間，我就坐在那兒眺望窗外的海洋，等他把箱子整理好。「嗨，你的結論如何？」我問他，「我該怎麼辦？」比利關上手提箱，掉過身來說：「迪克，我認為你應該參加競選。假如你不參加，你就總得琢磨你本來應否參加以及你本來能否取得勝利等問題。你是全美國最有條件當總統的人。」他講到美國所面臨的問題，又說起現在的問題比1960年不知多了多少，嚴重了多少。他說1960年我被剝奪了當領袖的機會，而現在，謝天謝地，我有了另一次機會。他說：「我認為，你是命中注定要當總統的。」
我在佛羅里達又待了一個星期。一天早上，我從別墅去飯店拿信，看到戴維·艾森豪威爾給我的一封信。
親愛的尼克森先生：
在前次拜訪中，朱莉向我談起了你面臨的困難決定，並說，你很有可能不參加總統競選了。我希望找個合適的時間當面和你談談這個問題。但這個課題看來是如此微妙，以致我有好幾次都欲言又止……
當我從理性上探討自己一生的抱負時，我認為搞政治最使人沮喪的一點就是吃力不討好。我的祖父現在被看作是一個普通鄉巴佬和一個笑容可掬的老將軍。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教育和新聞工具的自由派分子，可能已經永遠把他個人的和公開的形象給歪曲了。但我感到，他的一切努力，對他本人和許多其他人來說，是真正使人們心滿意足的源泉，因為他曾盡其最大能力為國效勞，為千百萬人民造福。
我以上所說的一定很不全面，因為我從未親自經歷過最嘔人心血的競選運動或政治生活。對一個人的家庭、私人生活以及生活中其他無數方面來說，搞政治是一種犧牲。這一點我已經認識到。持有這種見識和洞察力而又肯應召作出自我犧牲並為公眾服務的人是很少的。但我深感你正是這樣的人，而美國是需要你來領導的。我還認為，美國到一定時候是會理解這一點的，如果它現在還沒有理解的話……只有你才能決定是否值得花上精力，備受艱辛去參加競選。我僅為此略陳淺見。
忠誠的，
戴維
1月9日，我55歲生日那天，我回到了紐約。我的主意打定了，但我決定等朱莉從學校回家度周末時才談，這樣，我就可以在同一時間裡使全家都知道。
11月15日，我們全家一起吃晚飯。我請羅斯·伍茲也參加——她跟我們多年患難與共，實際上可以算我家的成員之一。我覺得此時此刻她是應該在場的。等到就餐完畢，我把孟諾洛和芬娜也請了來。
我說，他們可能已猜到，我已作出了決定。我知道帕特不贊成我參加競選，這是我心中最後衡量此項決定分量最重的一個因素。但我日益清楚地懂得，政治對我來說不只是一種可供選擇的職業，它是我的生命。雖然道路漫長而艱苦，我認為這次我是可以取勝的。最後我說：「我已決定這樣幹了。我已決定再一次參加競選。」
接著，是一個短暫的沉默，然後帕特說：「我知道你在向我們要求什麼，也知道你在向自己要求什麼。現在，決定既已作出，我願意陪你幹下去。」
特里西婭舉杯祝酒說：「不管情況怎麼樣，我們反正總會勝利!」芬娜靠著孟諾洛站著，她說：「你是領導這個國家的人!這是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經註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