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森回憶錄 · 第七章 總統職位（1973-1974）下
產業和所得稅
我自從政以來，對處理公款一貫小心謹慎。我在一個經常議論政治的家庭中成長，家中最瞧不起貪污受賄的政客。如果我與他人有所不同，那就是：無論在進行競選經費或政府公款的賬目登記與用途說明方面，我一向是遠比大多數政府官員做得更加詳盡細緻的。所以1952年發生所謂基金危機期間，有人指控我財務上有不正當行為時特別令我傷心和氣憤，其原因就在此。
我在1968年當選總統後，決定賣掉我的全部股票和股票以外的證券。法律並不要求我放棄它們，但我認為應該特別注意避免哪怕只是看起來有利益衝突的現象。我用出售股票和紐約公寓所得大部分款項在佛羅里達購置了兩所房子，在加利福尼亞購置了一所房子。
聖克利門蒂的地產為26英畝。我本人只買得起房子和周圍約5.9英畝的土地。為了使鄰近的地產也歸我所有，我靠我的友人鮑勃·阿普拉納爾普的貸款把它整個買了下來。1970年12月，我把20.1英畝和我另外買來的附近2.9英畝轉賣給雷博佐和阿普拉納爾普，只保留了住宅和我第一次買的5.9英畝。1973年雷博佐又把他那部分地賣給了阿普拉納爾普。
現在看來特別富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決定把這些交易加以保密。這倒不是因為這些交易有何不正當之處，而是由於我知道如不保密，華盛頓記者團就會宣揚我如何獲得如此高價的巨大產業，以及我向友人借貸購置產業之事。後來水門事件一擴大，記者開始揭露我的生活的各個方面，這個無辜的秘密便引起了我自己也無法消除的懷疑。
5月13日，歐文委員會「某人士」向加利福尼亞一家報紙透露，說我可能用了高達「100萬美元的競選經費」購置我在加利福尼亞的產業。就連歐文也說他從未聽說過這樣的事情，但那家報紙仍不收回報道，於是很快就由全國性通訊社發了出去。7月初，根據考克斯辦公室的透露登了一條消息，說他們也正在調查我是否用了工會、法人或競選的經費購置了住宅。這些消息如雨後春筍，傳播甚廣。又有報紙說有人透露：我報低了聖克利門蒂的產業的價值，少繳了稅，於是全國報紙就刊登了這條消息。後來奧林奇縣產業估價上訴委員會斷定該項指控不真實，但已給人們留下了壞印象。我感到如果我們不立即制止此類消息，那麼我個人的品德就會與我在政治上的品德一樣，也會受到懷疑。
關於我的收支情況，我沒有什麼可隱瞞的。我認為，針對這類指控，唯一的辦法是將一切公之於世。因此我們命令總務署將與政府為我住宅所花費用有關的所有文件匯編成冊。5月25日我們發表了一個聲明，把我購置聖克利門蒂和比斯坎島產業的詳情逐一加以說明。我還花了超過2.5萬美元請會計師審查我的賬目，查完後於8月27日將結果送給報界發表。
儘管經過這些努力，人們仍在繼續編造消息在報上發表。譬如《華盛頓明星報》誣稱，一個叫C.安霍爾特·史密斯的加利福尼亞富翁，當時因偷稅漏稅被起訴，可能是他幫我購置了產業。合眾國際社報道：「據參議院水門事件委員會某人士說，該委員會正在調查億萬富翁霍華德·休斯是否花了10萬美元幫助尼克森總統購置聖克利門蒂的住宅。」美國廣播公司報道了同樣不能令人容忍的指控，說我「私下有一筆有價證券」，價值100萬美元，放在法人性質的競選經費里。傑克·安德森後來指控我在瑞士銀行有現金存款。《新聞周刊》甚至指控我很可能以讓我的女兒特里西婭填假報稅單的方式來隱瞞家庭財產。上述情況和指控純屬捏造。我知道在我的政治生涯中，國內收入署有人違法向報界泄露我的報稅單，這至少是第三次。根據這種非法行為寫出報道的記者居然獲得了1974年普利茲新聞獎。
11月底我宣布，我正在準備發表我的全部報稅單。國內收入署以前曾兩次審核並批准了我1971年和1972年的報稅單，現在通知我，由於報上這一切宣揚，他們準備重新予以審查。同時，國會中抱有最大黨派偏見的德克薩斯州民主黨議員傑克·布魯克斯以眾議院政府工作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名義，舉行關於政府為我住所所花費用的聽證會。
近代每屆總統都在華盛頓以外置有房產。這是因為只有離開首都，總統才能緩解緊張的氣氛，圖點個人的清靜。約翰遜常去三處住所，甘迺迪常去五處。我本人有兩處——聖克利門蒂和比斯坎島——我有時還用鮑勃·阿普爾納爾普在巴哈馬群島的一個島上的別墅。政府對我同對其他總統一樣，為了保證我在工作和休息時的安全，為我常去的地方列有開支。我任職時，我的35位前任總統中有四位遭暗殺，還有好幾位遭暗殺未遂。羅伯特·甘迺迪被殺害的當天，國會通過一項新法律，採取特別安全措施，保護未來所有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和在職的總統、副總統。該法律要求政府各機構予以充分合作，以滿足特工機構採取保護性設施的要求。該項法律通過後，我是第一個在職總統享有該法律規定增設的全部保護。掌管政府建築和供應的總務署應特工機構的要求，在我的住宅四周安裝了複雜的警戒設施和電子警報器，窗戶裝上了防彈玻璃，戶外裝有特殊的照明設備。特工機構建立了指揮所和警戒哨所；自然環境的美化工作也要按照特工機構的要求來安排和重新安排。
結果總務署為我在聖克利門蒂的住宅，花了6.8萬美元。上述大部分款項用於電力安全系統，防火，此外還把煤氣取暖設備改換為電力取暖系統，因為特工人員認為我原來計劃採用的比較經濟的煤氣取暖系統不夠安全。我自己還花了21.7萬美元為聖克利門蒂住宅購置家具和進行修繕。
總務署為我在比斯坎島兩所毗連的住宅花了13.7萬美元，其中除了7000美元外，幾乎全花在防彈玻璃的費用上。我用一所作為私邸，另一所作為辦公和工作的場所。同時我個人花了7.6萬美元來改建住宅和修整住宅周圍的場地。
總務署除了在住宅本身花錢外，還在場地上花了95萬美元。這筆錢包括設立安全照明和警報系統、圍牆、警衛站，重新美化自然環境，修復因裝置保護性設備時被拆除或損壞的地區。
和別人一樣，對於可以合法地說明屬於政府正當開支的項目我是不想承擔的。可是會計總局的核算結果表明，除少數例外，用於我在加利福尼亞和佛羅里達的產業的110萬美元，幾乎全部是花在保安方面的。事實上，除了1.34萬美元外，全部是應特工機構特別要求而花的。其他項目如旗杆和我的書房的辦公用家具等也都是在總務署的名下購置的。在我之前，按照慣例，總統和副總統私邸所在地都樹有旗杆；至於辦公室的家具在我離職後全部歸總務署所有。
一個總統每逢出外旅行，總有幾十個安全人員和輔助人員隨總統同行，確保他的安全，確保他的通信設備像在白宮和戴維營一樣暢通和安全。我覺得我們還應將這些費用計算在內，否則我們又將被控隱瞞這筆支出了。因此，我下令總務署把政府為聖克利門蒂、比斯坎島和大巴哈馬島以及為了我的女兒們的安全在她們家所採取的措施所花的每一分錢都核查一遍。用了2萬多工時，共查了1萬份賬單和1600份檔案，結果為了答覆國會和報界的質詢，政府共花去313582美元——比政府花在我住宅上的錢還要多50%以上。8月6日我們發表了總務署算出的款項總額：110萬美元用於住宅和場地；250萬美元用於辦公室和住宅附近政府產業的安全措施；國防部花了610萬美元在總統日常通信設備和輔助設備方面；當我的總統任期屆滿，設備被取走歸公者占全部費用的 60%；有21.1萬美元由特工機構直接用於與他們保衛工作需要有關的設備，其中設備占全部費用的90%，在我離職後將全部歸公。
第二天早晨，《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大標題幾乎完全相同：《華盛頓郵報》的標題是《為尼克森住宅花費達1000萬美元》，《紐約時報》的標題是《為尼克森的住房花費了1000萬美元》。其他報紙和電視新聞節目也都採用同樣的標題。所以難怪有那麼多人覺得這些錢都花在我的住宅上了。
其後數月，我們一直設法糾正這些報道，我們指出，幾乎所有的錢都用於保衛措施。其中只有2%用於住宅本身；幾乎有90%即890萬美元用於行政與保護措施，同我個人產業完全無關。但這是一場無法打贏的宣傳戰。
眾議員布魯克斯決心要在他的眾議院小組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儘量利用上述報道，但當小組兩個成員（其中之一是反尼克森的民主黨人）到聖克利門蒂住宅走了一趟宣稱政府的支出是無可非議後，布魯克斯的計劃不得不暫時告吹。《華爾街日報》的社論寫道：「總而言之，不管報紙的大字標題有多少，關於聖克利門蒂揮霍無度的報道看來毫無根據……報紙既然登載了毫無根據的報道又該如何下台階呢，想一想這個問題倒是明智的。」
在本屆政府之前，請求政府撥款在總統私人產業上開支大部分是口頭的或非正式的。林登·約翰遜的大多數這類要求和開支都是由國防部處理的。有人對我說，布魯克斯曾是約翰遜最親密的政治盟友之一，他在周密地弄清楚了誰都搞不到約翰遜的全部記錄之後，才對我進行起訴的。然而即使根據僅有的一些材料，也顯然可以看出至少在德克薩斯州約翰遜的各處地產上花費了500萬美元，包括約翰遜牧場、海伍德牧場和拉諾縣的遊艇庫；他在聖安東尼奧市布魯克陸軍醫療中心有一套房間；他在產權屬於約翰遜夫人的奧斯汀KTBC電視台的辦公室花了9.9萬美元以上，改建和重修約翰遜在奧斯汀的辦公室；花了100萬美元實現他的要求，對奧斯汀的聯邦政府辦公大樓進行重新設計和大翻修，在大樓頂上建一個直升機起落場，使他可直接從約翰遜牧場飛到那裡。在牧場附近，約翰遜還有一所小房子，總務署根據他詳細的指示予以重建，然後由他租給特工機構使用。順便提一句，斯皮羅·阿格紐曾把他在馬里蘭州住宅的兩個房間撥出來免費供特工機構使用。
可能最令人驚訝的證詞是在布魯克斯小組委員會上有人作證談到為甘迺迪總統在以下各地的花費：海恩尼斯波特、弗吉尼亞州米德爾堡、棕櫚灘、馬薩諸塞州斯夸島、弗吉尼亞州阿托卡。這些開支的檔案由甘迺迪的一名海軍副官保管，有人告訴小組委員會說，有一次這位副官乘坐的軍艦不知是在菲律賓海面還是在歐洲附近，他不慎將那些賬目掉入水中了。
布魯克斯在登記政府為我的住宅和產業所支出的款項時，他把付給每個工作人員的每一分錢都計算在內，不管關係多麼疏遠。只要在每次旅行期間與總統職務有關的全算。因此他把清潔工和保管人員的薪金都包括在內，而這些人員，不管我是否在旅行，本來都要列入政府的薪金開支的。這樣他算出的總數就達1700萬美元了。他寫成一個報告，標上「機密」字樣，但很快就泄露出去了。《紐約時報》的大標題是：《美國資助尼克森的產業估計達1700萬美元》。布魯克斯小組委員會於1973年秋開始工作，但是總結報告到1974年5月才發表——正好趕上眾議院司法委員會關於彈劾問題的聽證會開幕之時。布魯克斯調查報告中最嚴重的歪曲之一是說鮑勃·阿普拉納爾普在大巴哈馬島的住宅從政府的開支中撈到好處。事實上，特工機構提出要裝防止闖入警報、火警系統和特別發電設備，阿普拉納爾普都自己掏腰包付了錢。他還為特工人員蓋了一幢小平房，還讓政府免費使用其他房屋。所有這些理應由政府開支，但阿普拉納爾普卻自己付了款，從而為政府節省開支100多萬美元。
我仍天真地認為，對我報稅的所有疑團和報界的猜測，都會在事實面前煙消雲散。因此我們開始準備報稅單，向外界公開。我以為這樣一來，我們就能把那些說我怎樣購置房產和是否繳稅的惡毒攻擊一掃而光了。
11月18日，我在記者招待會上談了我多年來的財政收支情況。我提醒記者注意以下事實：我任國會眾議員、參議員和副總統14年以來，我的財產淨值為4.7萬美元和一輛1958年產的需要大修的奧茲莫比爾牌小汽車。我能積蓄起這些錢，是我沒有任官職時的工資所得，主要是我在紐約法律事務所的時候。我最後說：
我有錯誤，但在我的從政生活的所有年代中，我從未得過利，從未從公職中得過利——每分錢都是我掙來的。在我的從政生活的所有年代中，我從未阻撓過司法。我還認為，我可以說，在我的從政生活的年代中，我歡迎這種審查，因為人們需要知道他們的總統是不是騙子。可我不是騙子。我得到的一切東西都是我掙來的。
這不是一篇一時感情衝動而發表的聲明。對我個人品德的攻擊比其他攻擊加在一起還要使我和我的家人不安。我認為重要的是用實事求是、明白易懂的語言來為自己辯護。但我錯了。從那時以後，形形色色類似「我不是騙子」這種話幾乎經常被用來當作批評和嘲笑我的資料。
評論我12月8日聲明的第一篇文章關於我所公布的範圍是這樣描寫的：「尼克森總統發表了有關他的所得稅和各種文契、抵押單、付訖的支票和契約，他可能是本國歷史上對個人財政作了最充分說明的人。」但僅在幾小時後，其他新聞報道就又抱怨說：「大部分問題」仍未得到解決。不久我就得出結論，發表報稅單是個錯誤。還是那老一套：要求我公開報稅單的人並不真想要我拿出真憑實據，來證明說我非法購置住宅和秘密掌握大宗投資的有價證券的報道是假的。他們抓住我有大量減稅額一事，似乎我只付法定稅款，沒有多向政府繳稅，就成為大逆不道的事了。他們只是想方設法使那些報道繼續下去，尋找新的中傷我的機會。
他們對我的報稅單提出了兩個具體問題。這兩個問題極為複雜，連稅收問題律師也意見不一致。一個問題是涉及我把聖克利門蒂某些產業賣給雷博佐和阿普拉納爾普是否得了一筆該上稅的資本收益。為我準備繳稅的會計師堅持我沒有獲得這樣一筆資本收益。有些稅收專業人員同意他的意見，有些則不同意。另一個引起爭論的問題是有關我向國家檔案局捐獻我任總統前的文獻所獲得的減稅額。這是1968年林登·約翰遜告訴我的主意，他說有一條法令規定有減稅額，他已利用了好多年了。他鼓勵我利用，並建議我雇用過去對他的文獻估過價的那個富有經驗的估價者。後來我發現有許多有名人物早已在利用這種減稅額了，如州長帕特·布朗、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喬治·華萊士、休伯特·漢弗萊、西奧多·索倫森和小阿瑟·施萊辛格。
約翰遜推薦的估價者拉爾夫·紐曼發現在我任總統前的檔案中有100多萬頁文件，約值200萬美元。1968年12月我將一部分這種文件捐給政府，獲得了規定的減稅額。1969年年初我囑咐約翰·埃利希曼辦理必要的手續，又捐了更多的文件，使最大限度的合法減稅額夠我用好幾年的。1969年3月27日，將文獻捐給了國家檔案局，共捐獻60萬頁，據估價值57.6萬美元。
1969年12月，國會對我提出的稅收改革法案補充一項修正案，廢除了規定捐獻文獻可獲減稅額的條款。這項修正案溯及既往，到1969年7月25日為止。
我相信我委託負責準備報稅單和處理有關捐獻文獻工作的人員和律師已將法律的變動情況考慮在內，把一切事情都已辦妥。1973年我卻發現情況並非如此，這使我大吃一驚，極感失望。報界最初提出了問題，後來國內收入署也提出了問題，即有關我捐獻文獻的申報手續是否真正符合溯及7月截止期的規定。
12月的第一個星期，布賴斯·哈洛力主我讓國會國內稅收聯合委員會檢查引起爭論的捐獻文獻減稅額和資本收益問題。他過去同這個委員會共事過，發現委員們一絲不苟且態度客觀。肯尼思·格米爾同意他的看法，格米爾是有名的稅收問題律師，常幫我們出主意。
因此，我於12月8日寫信給國會國內稅收聯合委員會主席威爾伯·米爾斯，要求對這兩個問題進行審查。我說如果該聯合委員會斷定這兩個問題申報錯了，我將補繳一切所欠之稅。
12月13日米爾斯答覆，聯合委員會同意予以考慮。但他卻搞了一個新花樣。他寫道：「聯合委員會認為，應審查從1969年直至1972年全部所得稅項目，只有這樣做了審查才有意義。」同一天《紐約時報》報道米爾斯說過這樣的話：即使減稅額是合法的，他還是批評了我用減稅額。威爾伯·米爾斯說過：「一個擔任公職的官員提出報稅單必須比別人更加無懈可擊。」
我開始擔心我陷入了另一圈套。我的擔心不久就證實了。聯合委員會在平時，如哈洛所說，可能還客觀，但這不是平時。委員會的有些委員變得軟弱而不負責任，他們手下為數眾多的工作人員甚至更壞。《費城公報》專欄作家艾德里安·李對該委員會25名工作人員的政治面貌作了調查，發現沒有一個是共和黨人。
1974年3月8日，聯合委員會的調查還沒有最後定案，米爾斯主席就公開說，他認為在他們關於我的所得稅報告出來以後，我會辭職的。3月18日他預測我由於所得稅的「倒霉事」，到11月會下台。
哈洛從聯合委員會了解來的情況越來越糟。工作人員不守諾言，將報告草案直接送交委員會，甚至不讓我的律師有機會來檢查報告的調查結果和提出支持我的案情的辯護。
與此同時，在我們這方面情況也在急轉直下。我獲悉，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我捐獻文獻的證書實際上由處理我這件事的一個律師倒填了日期。我的稅收問題律師說，對捐獻文獻來說，證書不是關鍵問題，重要的是表示我有意要捐獻，並在7月25日截止期以前三個月將文獻送給了國家檔案局。以前法院處理案件時都持這種觀點，但那倒霉的倒填日期的事被泄露出來，我在委員會一些少數支持者心目中的地位，受到了很大的損害。
聯合委員會的委員實際上只開過兩次會審議我的所得稅問題：一次是受理我1973年12月的申請，另一次是1974年4月聽取其工作人員所寫的千頁報告。大多數委員根本不願意閱看報告，也不願意聽取我們方面對任何有重大爭論問題的意見。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卡爾·柯蒂斯對委員會工作人員的工作表示不滿說：「我國任何納稅人都沒有像美國總統在那報告中受到那樣粗暴的對待。」
除了調查我捐獻文獻和一筆資本收益的問題外，委員會工作人員的報告還認為，帕特和全家與我一同乘「空軍一號」專機時，如果不是因公，也應向政府付錢。其他總統卻沒有為家屬交過費；事實上我是總統中第一個為家屬乘飛機作非公務旅行（我不在飛機上時）交費的。
該委員會人員也不允許我在佛羅里達的住宅因辦公而享有減稅額，理由是我不需要把我的住宅做辦公用，因為如果需要，政府自會在那兒給我蓋辦公室的!
聯合委員會工作人員如此攬權而且如此專橫，使該委員會中的共和黨成員震驚不已。我的支持者曾向哈洛保證，一定要將整個問題轉給國內收入署去辦，但結果除卡爾·柯蒂斯一人外，所有的人都屈服於壓力，無所作為。政治壓力太大了。
這時我已收到國內收入署的新裁決。雖然我的報稅單在前兩次核查時都得到認可，但國內收入署現在又改口說，我應補繳捐獻文獻的減稅額，並應把出售聖克利門蒂部分地產作為資本收益而繳稅。
有關我捐獻文獻的事，還有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就聯合委員會和國內收入署來說，我的捐獻是不符合合法手續的。但對總務署而言，我的捐獻倒是符合合法手續的，所以他們拒不退還。換句話說，我既失去減稅額，文獻也歸公了。
我的律師主張我到稅務法院去，對國內收入署的裁決進行上訴。他們說聯合委員會和國內收入署顯然已屈服於政治壓力，上法院我就會勝訴。但是就公眾輿論來說，我已敗訴，而在那個時候，這對我關係最大。再說，我已同意服從聯合委員會的裁決，現在再反口就很難了。
4月3日我發表了一篇簡短的聲明，說我已獲悉聯合委員會的決定。這項決定是，在委員會的委員們沒有開會對其進行評價之前就要發表一份工作人員對我的所得稅問題所作的分析。我說既然不允許我對捐獻文獻享有減稅額，我將補繳應付的稅款以及資本收益所得稅。
其後幾天內，我們收到公民們願意資助我繳稅的款項4.7萬美元。我和帕特深受感動。當然，我們把錢原封退回了。4月17日，特里西婭來到林肯休息室，她說她和埃德決定賣掉他們的結婚禮物，把錢給帕特和我繳稅。我向她擔保，我們能借到錢來補交稅款。她說：「我們可不是把錢借給你們，我們要把錢送給你們。」
結果，總務署、總審計局的工作人員，眾議院兩個委員會，白宮工作人員和特工機構共有36人工作了67天，對比斯坎島的產業進行了調查；33人工作了137天，對聖克利門蒂產業進行了調查；在聯合委員會23名人員中有6人專職查核我的財政收支，他們與國內收入署的5個專職人員一起工作。就我自己來說，我既無詐欺行為，也無不正當之處，但是所得稅問題對我的打擊卻是毀滅性的。因為這正是在司法委員會醞釀彈劾的關鍵幾個月當中發生的！
對我的人身攻擊
尤金·麥卡錫曾將記者團同一群燕八哥相比較：一隻飛離電線，一群也飛掉了；一隻飛回來，一群也飛回來了。有些事開始只是在華盛頓記者團內部閒聊的內容，但很快就一傳十，十傳百，弄得華盛頓權勢圈子裡都知道了。用不了多久就會有人報道、闡述和分析，根本連想都不想一下消息從何而來。
這種現象有例為證。在1973年悶熱的夏天，有一次華盛頓記者團中有些有影響力的記者推斷說，我的神經開始失常了。他們斷定，我決定在歐文委員會主持的聽證會結束以前對水門事件的指控不作回答以及我對報界閉口不談水門事件，這都說明我特別不願意接觸現實。那年夏天，我很想自己開車外出跑跑，免得記者和攝影記者老跟著我——在我之前約翰遜總統干過這類事，在我之後卡特總統也干過——但這也被看作是我精神病態的一種跡象。
他們既然已開始這樣想，所以當我在紐奧良對羅恩·齊格勒發火時，記者團就有一套現成的說法了。這次旅行是水門事件聽證會舉行後我第一次公開露面。我們指望會有盛大熱情的群眾場面，我想這一定會有助於驅散說我由於水門事件已陷於孤立和不得人心的想法。我們乘「空軍一號」專機時，接到特工機構的情報，說存在企圖暗殺的嚴重威脅。我作為個人倒甘心冒生命的危險，但這會使人群的安全受到威脅。因此，我不得不按一條未經宣布的路線進了城。
我們到達我預定要發表講話的大廳時，我的脾氣已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我看到齊格勒走在一幫記者最前面緊跟我走進貴賓休息室時，我為了出氣，猛推了齊格勒一下，毫不含糊地要他把記者帶到專為他們準備的房間去。事後我立即向齊格勒道了歉，但這事已被記者團當作熱門急電發出去了，而且把這事描繪成一個走投無路的人在作垂死掙扎。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網新聞節目兩次用慢鏡頭來放映這個推人的插曲。
在下一期《新共和》雜誌中，約翰·奧斯本在他有影響的「尼克森瞭望台」專欄首先登載了記者們的談論，說他們察覺我在紐奧良的一舉一動「有點說不出的味道，但確實很奇怪」。有人猜測我喝醉了。然而奧斯本卻說，他相信我的助手們的保證，在白天特別是在發表講話前我是不喝酒的。他的判斷是，「可能就是因為過分緊張的緣故」。
好幾個星期以後，記者和評論員們硬說由於水門事件使我在政治上陷入了絕境，我才在贖罪日戰爭期間瘋狂地製造軍事戒備狀態。這大概就是產生這種說法的原因。許多記者考慮到阿格紐辭職、經濟形勢不妙、石油禁運和燃料匱乏、考克斯的撤職及其後果等種種壓力，顯然認定我正處於精神負擔過重的狀態中。到12月初，《紐約時報》刊登一段消息，大標題是：《尼克森的健康情況始終是衡量水門事件的標尺》。記者們在每天新聞發布會上開始提出問題，問我是否在進行精神治療，是否用麻醉品，是否仍在祈禱並乞靈於祈禱。西奧多·懷特曾管記者的這種行為叫作「令人毛骨悚然的虐待狂」。在記者的房間裡，甚至謠傳我為了掩飾重病而進行了面部化裝。這是說我有計劃地讓自己患上重病，用它作辭職藉口的說法的前奏。這種離奇古怪的外行精神病學發展到最後，在我辭職期間以及緊接著辭職以後，就推論我的問題已是死路一條，我但求戲劇性的一死。
所有這些事情都是由人數相當少但影響卻很大的記者團所孕育、醞釀、宣揚，然後加以分析而來，他們生活在念念不忘水門事件的華盛頓這個小圈子裡，完全靠主觀想像過日子。
1973年夏季和秋季里，我和帕特很少談論每天的新聞報道和電視廣播。帕特一如既往，在這個異常的逆境中處之泰然。她覺得我們終會有得到昭雪的一天。最重要的是，我們決不能在攻擊的面前使我們的情緒下降到無法有效地履行職責的地步。
我特別想到有一次，那是因為水門事件遭到無情攻擊而特別難以度過的一天之後，我們還得去參加招待紐西蘭總理諾曼·柯克的國宴。招待完畢後，我們送柯克總理和夫人上了汽車。正當我和帕特轉身回來通過大門廳往樓上走時，海軍陸戰隊軍樂隊奏起了《音樂之聲》。帕特的興致來了，我們倆隨即手拉著手，跳起了幾步狐步舞，直到樓梯邊。報界大吃一驚，來賓則很高興。這是一個使我難忘的時刻。
我相信帕特覺得我在財政收支上的誠實與正直受到攻擊是最令她感到傷心的事。她不得不同我一起簽署有關準備對我的所得稅進行查賬的聲明時，我感覺得到她是在極力控制自己的憤怒。她說她對由於水門事件而引起的政治攻擊是可以理解的，但她認為對我個人在財政收支方面的忠誠老實進行攻擊完全是不公平的。她指出她在白宮以及我們在政府工作的整個年代是多麼的謹慎小心。她用顯然發抖的聲音說，這使她想起了1952年在基金問題上發生危機時我們所遭受的痛苦和羞辱。
華盛頓有個閒話專欄作家有一次竟然影射帕特毫無道德地把作為國家禮品贈送給她的珠寶首飾據為己有。事實上，帕特早已將這些珠寶首飾登記在禮品簿上，因此毫無疑問，在我們不任職後，就會把這些珠寶首飾放到尼克森圖書館去陳列。她在公開場合對那些侮辱是寬大為懷的。她笑著說：「這真荒唐可笑!」但在私下她曾失望地問過我：「他們還能再要我們幹些什麼呢?」
特里西婭在這段時期減少公開露面，只要她和我們在一起待幾天的話，她總會在深夜到林肯休息室來，在我工作時陪伴著我。我知道她的內心深為憂慮痛苦，但她從來不讓帕特或我看出來。有少數幾次我們談到水門事件時，她說：「我們要看到路的盡頭。最後一定會真相大白，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埃德始終堅定地和我們全家站在一起。
朱莉決定要出去戰鬥，她以特有的熱情緊張地投身於鬥爭。她在一個星期之內走訪了美國各個不同的地區，公開露面達六次之多。戴維剛開始一項新工作，任《費城公報》的體育記者，但他儘可能同她一起參加戰鬥。他們身處水門事件的第一線，他們受到的殘酷攻擊同我不相上下。
電台電視記者聚餐會每年在華盛頓舉行。聚餐後的表演和講話中，政治笑話往往是尖銳而無所顧忌的。朱莉特地要求參加1973年的聚餐會，證明我們心裡沒有鬼，不怕在這種場合公開露面。戴維決定和她一起去，給她以精神上的支持。但在聚餐的那天晚上，他開車去會場的途中，汽油用完了。剩下的一段路，他只好一路搭人家的便車。結果他未能及時趕到，朱莉只好一人參加了聚餐。
聚餐後的幽默表演，大都與水門事件有關，所說笑話都是尖刻而毫不留情的。朱莉鼓起勇氣坐著忍受各種嘲笑。節目完了以後，尼加拉瓜大使、駐華盛頓外交團團長吉爾勒莫·塞維拉-薩卡薩向她走去。他向她耳語說：「你的父親還有一個朋友。」她經受住了各種惡意的嘲笑，但大使的這番好意卻使她傷心極了。她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她在眾目睽睽下衝出了房間。
我不想要朱莉在水門事件質詢中首當其衝，但她受不了這種情況：看來誰也不會挺身而出為我說說話。每當我提出讓她不要陷得太深時，她總是回答說：「可是爸爸，我們得戰鬥啊!」
不僅與我親近的直系親屬感到自己受到報界的無情打擊，就連我的兄弟唐和埃德也受到非難和質詢。記者和調查人員還把矛頭轉向我的朋友鮑勃·阿普拉納爾普和貝比·雷博佐。
對貝比·雷博佐來說，1973年是他18個月不得安寧的噩夢的開端。他除了受歐文委員會工作人員令人憤慨的迫害外，還受到國內收入署、總審計局和邁阿密地方檢察官的審查。
貝比·雷博佐是我認識的最厚道和最慷慨的人之一。他品德高尚，為人正直。但是無論什麼人，光看報上關於他本人，他的生意往來，或是他和我的友誼的報道，那就準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拉斯普丁和艾爾·卡普尼[13]的最壞的名聲在他身上是兼而有之。
攻擊的主要矛頭是對準霍華德·休斯所捐的10萬美元競選費。雷博佐接受了這筆錢，他當時的理解是要把這筆錢用在1972年的總統競選運動中。他把錢放在他的銀行的保險柜里。1970年休斯的帝國內部爆發了劇烈的權力鬥爭，其特點是幾派之間相互傾軋。雷博佐還記得1962年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運動，當時由於休斯所屬的組織貸款給我的兄弟唐引起過爭端。他怕我會因與霍華德·休斯有關係而再度感到為難，所以他決定不向我提有過這筆錢的事。他一直掌握著這筆錢到選舉以後，到那時，他認為這筆錢可用來彌補競選運動中出現的虧空或用於1974年的國會選舉。
1973年國內收入署正在對休斯的資產進行調查。雷博佐知道他會被問到這10萬美元捐款的事。他到現在才告訴我有這筆錢的事。我說除非我們徵得休斯組織的同意將錢投入1974年的競選運動，否則我們應把錢退還。因此在1973年6月把錢退給了休斯的代理人。核對了鈔票都是連號的，證實了所有的鈔票都是在雷博佐收到這筆錢以前發行的，從而支持了他的說法：在他還這筆錢以前，他一直把錢放在保險柜里，從未動用過。情況正是如此。
當歐文委員會發現休斯捐過款的事，真是如獲至寶。他們又是走漏消息，又是含沙射影，令人啼笑皆非地證實了雷博佐最大的擔心：這樁無辜的事情會造成有害的宣傳。
據報道，歐文的調查報告打算指控休斯的錢是歸我個人使用，作為回報讓民用航空委員會作出一項有利於休斯的航空公司的決定。有的消息報道說，這筆錢是用來換取反托拉斯方面的好處的。合眾國際社報道，歐文委員會正在調查這筆錢是否曾用於幫我購置在聖克利門蒂的住宅。有的報道竟然指認捐款為「賄賂」。所有這些被廣泛報道的消息全是假的。
10月8日，歐文委員會找雷博佐面談。合眾國際社發了一條消息說，錢是歸雷博佐所管，但他對錢怎麼用的情況卻「說不清楚」。這是令人不可容忍的捏造。《紐約時報》報道說捐款可能是用來制止一項預定要進行的原子試驗的，因為休斯擔心在內華達州進行的核試驗會影響到他在拉斯維加斯的產業。還有一篇文章說，捐款可能是用來換取讓休斯醫學研究所得到免稅的好處的。這種說法和其他說法一樣，都是不真實的。
休斯捐款不是用來折磨雷博佐的唯一武器。8月1日，美國廣播公司報道調查人員正在核實以下的報道：巨額的非法競選運動捐款在雷博佐的比斯坎島銀行的協助下在巴哈馬群島的賭場裡揮霍掉了。8月20日，美國廣播公司報道由「委員會方面」提供的消息：歐文委員會已票傳有關在巴哈馬群島可能花掉捐款200萬美元或200萬美元以上的銀行單據。根本就沒有這種捐款，也沒有這樣「揮霍」過捐款。
10月22日美國廣播公司報道，據稱有非法的「私人投資基金」，通過雷博佐的銀行替我代管：「這筆基金被接近調查團的人士稱為『1973年的尼克森跳棋基金』。這筆投資的有價證券正在徹底調查中，以判定是否會有大量未報的政治性捐款轉歸尼克森個人使用了。」報道還說有兩家公司可能捐款100萬美元以上。這些指控完全是無中生有。
與此同時，歐文委員會仍對雷博佐進行無情的追逼。對此，歐文委員會少數黨法律顧問弗雷德·湯普森在他寫的那本《那時節》的書中有詳細描述。他講了調查人員如何兩三個人一批分四次到邁阿密去找雷博佐談話，每一批都重複提出上一批人提過的問題。委員會查問了他的家屬和他的生意上的朋友，票傳同他在過去六年中做過生意的所有人的賬目。他們也查問了過去六年中接受過他的支票的所有人。
雷博佐被國內收入署查過賬，受到總審計局、歐文委員會、邁阿密地方檢察官的調查，最後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也對他進行了調查，前後共達14個星期。1975年1月，利昂·賈瓦斯基最後證實控告雷博佐缺乏證據，但《紐約時報》卻不登這項消息，而《華盛頓郵報》只登了一條簡訊。電視網過去每晚報道了各種偽造的說法，但現在對賈瓦斯基的講話卻隻字不提。
到1975年10月對雷博佐的調查最後了結時，特別檢察官辦公室已經發過傳票200多張，訊問過123人，從我一直到我在比斯坎島住宅的園丁。被傳到大陪審團去的有28人。1978年，特別檢察官辦公室人員內部文件公布後，表明調查人員什麼事都幹得出來。調查雷博佐的人員的總負責人所寫的備忘錄承認，有一個告密者曾慫恿他們去調查據說是由雷博佐代我管的在巴哈馬銀行的好幾百萬美元秘密存款，這個告密者原來是一個「以前作過案的騙子」；幾年前他還同樣地誣告過厄爾·沃倫。他用來支持自己的指控的文件「已確定是欺騙性的」。備忘錄最後說：「像許多對雷博佐的指控一樣，乍看起來它似乎有很大的可能性。像許多指控一樣，它缺乏重要細節。也像許多指控一樣，最後證明完全是毫無根據的。」
但這是幾年以後的事了。而在這期間，特別檢察官辦公室對雷博佐調查了達16個月之久，他們對於把雷博佐搞得很狼狽顯然是毫不在乎的。
對貝比·雷博佐進行調查估計共花了200萬美元。結果所有的指控的影射統統證明是不真實的，他正式被昭雪。當然同時他也遭受了殘酷的折磨，弄得名譽掃地。儘管特別檢察官給他徹底昭雪，但那些曾對他進行指控的人，那些登載和廣播了這些指控的人，既沒臉收回這些報道，也不對他們所造成的損害表示歉意。貝比·雷博佐受到了一場當代星室法院[14]式的政治迫害，他的罪名就是因為他是理察·尼克森的朋友。
早在1973年民意測驗就表明，儘管廣泛猜測我捲入了掩飾水門事件的活動，但大多數公眾仍然相信我是極為正直的人。一年來的無情攻擊開始辦了一件單單指控我政治上進行掩飾所辦不到的事，即開始摧毀了人民對我的正直的信任。後來在1974年春，專欄作家尼古拉斯·馮·霍夫曼寫道：
但是在法律上進行彈劾的正式程序之前，必須讓一種非正式的社會彈劾先行。只有社會彈劾才能把一個人搞臭，而這個人本來是享有人們對待總統的敬仰、保護和遵從的。在正式控告他以前，就必須對他審問、定罪，加以羞辱和驅趕一番……
幾個月以前，隨便哪個美國總統只要給國內收入署送張美國捷運公司的支票存根，隨便塗上幾個字……即可得到一張通行證……現在偽善的人們卻在不斷津津樂道地傳播著關於尼克森及其一家的各種不堪入耳的小道消息。
馮·霍夫曼推測有一系列不可避免的事件已開始，目的是為了演一場好戲給人看，而不是有無彈劾罪行的問題。他說我將要受到彈劾：「雖然誰也不知道究竟是為了什麼……如果尼克森換成另一人，他絕不會由於所奉行的政策（儘管有缺點）而受到彈劾的。然而人們感到決定已作出……現在是否有足夠的票數決定把它搞掉，這一點與上面所說情況無關。但是不用太久就會有足夠的票了。」
在11月1日與國會議員見面時，我說過我可能把票傳的錄音帶公開，即使不公開全文，也要把摘要公開出來。國會的領導成員，特別是休·斯科特極力主張我這樣做。帕特·布坎南被指定仔細檢查錄音帶全文，並同約翰·迪安的證詞相對照。我看了布坎南的檢查報告之後，心就定了，認為無論什麼人檢查錄音帶，都會同意我的看法的，即迪安指控我與他合謀掩飾水門事件達八個月之久的說法完全是謊話。我知道3月21日的錄音帶會使人們譁然。但是我可以肯定，最終人們會認識到，重要的是我做了些什麼事，而不是我說了什麼話，更不是我臨時想到的那些話。
黑格把加門特、哈洛、齊格勒和通信助手肯·克勞森、迪克·穆爾領進來作決定。他們每個人先看了錄音帶的清單，然後再看布坎南的摘要。儘管黑格想在他的報告中把他們對我的意見沖淡一些，但我還是聽得出他們並沒有我那樣樂觀，而我覺得如果我們能闖過許多公認有困難的段落的話，錄音帶的全文就會證明迪安是說謊，我講的是真話。哈洛尤其認為錄音帶會是致命的，因為在錄音談話中政治現實性過強，公眾會接受不了的。
然而布坎南非常贊成交出錄音帶全文。我同意他的看法，如果我們能在第一個回合中站住腳，錄音帶最終會證明迪安說謊。但我也很重視哈洛對於公眾和國會可能產生什麼反應的深刻見解。我覺得在當前難以應付的局面下，他的這些考慮應該放在最優先的地位。因此，儘管我原來認為宣布把錄音帶全文公開出來的做法較好，我還是決定不這麼做了。
1973年12月2日，威廉·格雷德在《華盛頓郵報》上寫道：「公眾應該懂得，如果他們要求國會對尼克森先生進行彈劾和審訊，他們實際上是在要求國會做比這多得多的事。如果要對這些罪行進行彈劾的話，那就意味著要求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一起……不僅要對尼克森先生，而且要對過去的政治歷史進行審判了。」
1972年12月，我口述日記說：「1973年將會是好轉的一年。」今天是1973年12月23日，我又在戴維營。我在一頁筆記的上方寫道：「會不會在這裡過最後一個聖誕節了?」
1974年
自從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離開白宮，水門事件的怒潮全落到我身上，到現在才只過去了八個月，這簡直讓人難以相信。這真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八個月，是不斷遭到打擊、進行還擊，接著又遭受新的打擊的八個月。5月里，我還感到有重新開始、重新休整和重新恢復的機會。而現在，我卻只能仔細分析一下自己的處境，看看到底能否度過這一危機了。
在我撤銷考克斯職務的那個周末以後，我才第一次考慮到我的行動造成了什麼樣的後果。我寫下了幾條我稱為「分析」的筆記。
1.考克斯必須離職，那理查森也就勢必要和他一起離開。不然的話，如果我們等待考克斯犯下一個大錯誤，在公眾心目中使我們有要他離職的充分理由，那大家就會認為我們是在看到了考克斯在反對我們之後才採取行動的。
2.我們應當從理查森的事件中吸取教訓，看清我們真正可以依靠的是哪些人。像理查森這種依靠權勢集團的人，到了危急時刻，是根本不會和我們站在一起的，因為這時他們必須在自己的政治野心和支持一位曾使他們居於高位的總統之間進行選擇，而他們現在正要辭去這些高位。
3.關於錄音帶問題，我們必須從最有利於公開宣傳的角度來整理最後的文件。我們一定要讓大家知道我們並沒有「篡改」錄音帶。
4.我們必須把我們現在的情況和4月30日的情況比較一下。那時對霍爾德曼、埃利希曼、格雷、迪安和克蘭丁斯特等人所採取的行動，並沒有驅散壓在總統頭上仿佛他確實有罪的烏雲。事實上，那行動只是增加了這種懷疑，它非但沒有使批評我們的人感到滿意，相反使他們在嘗到一點腥味後更想到要吃肉了。自4月30日以來，我們的情況更為惡化了。那天，我們在民意測驗里還有60%的人贊成我，而現在充其量只有30%了。
5.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交出錄音帶或錄音帶文字抄本是否有助於驅散這種疑雲，還有一點有利的地方，如果民意測驗並非完全不正確的話，中東危機可能幫點兒忙，因為它表明需要尼克森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領導。
6.我們的對手現在將發動一場全力以赴的攻勢。關鍵的問題是考慮到我在上面一段里提到的有利因素，對我進行彈劾或要我辭職的理由是否充分有力。
1974年1月1日凌晨1時15分，我在筆記中寫了這樣一段話：「關鍵的問題是：我是竭盡全力戰鬥呢，還是我現在就開始為漫長的變化過程，實際也就是為辭職做準備?」
在過去的幾個月里，我常跟我的全家、跟幾個親密的朋友、跟黑格和齊格勒談論辭職問題。但是對辭職的想法我是十分討厭的。我認為我在壓力下辭職將改變我們的整個政體。這個變化在許多年內都可能看不出來，但是一旦有第一個總統在猛烈的攻擊下開了辭職的先例，未來的總統的對手就會以此作為一種強大的新的支持力量。不難設想，如果遇上一種情況，國會對一位總統不喜歡，那它就可以在立法、外交事務和人事任命方面和他為難，使總統一籌莫展。然後，等到全國都極其厭倦由此產生的僵局的時候，國會就可以說，如果總統辭職，對國家是會有好處的。而尼克森便會被他們引為先例!迫使總統辭職自動下台，國會就不用承擔責任，不用擔心曾投票彈劾總統而遭到歷史的審判。
接下去我寫道：
回答是——戰鬥。要戰鬥，因為如果我被迫辭職，新聞界不僅在本屆政府任期內，而且在以後許多年裡，將成為一股過於跋扈的力量。要戰鬥，因為辭職將開創一個從未有過的先例，其結果將使我們的整個立憲制度發生持久的和具有極大破壞性的影響。要戰鬥，因為辭職可能導致我國外交政策方面的主動權徹底喪失。
在1974年元旦那天早晨晚些時候我又另外記下了幾條：
決定戰鬥：
1.辭職是開創先例——等於承認有罪。
2.使朋友們為難。
3.現在戰鬥，才有可能作為一個有原則的人為將來而戰鬥。
4.只能由問題的實質，不能由政治方面的考慮來改變這一決定。
優先要做的事：
1.記者招待會和與電台電視工作人員會議。
2.在眾議院、參議院、大州州長以及像肯德爾一樣在弗蘭尼根指導下工作的我們的朋友們當中，組織我們的核心力量。
3.使內閣動員起來。
4.讓手下的工作人員振作起來。
重要方面：
1.羅迪諾、賈瓦斯基以及其他人。
2.外交政策的主動性。
3.搞好國內戰線方面的工作（能源等）。
風格：
1.有自信心。
2.有同情心。
3.活潑多彩——需要引起人們的興趣。
面對這空前的逆境要堅強，但要避免過頭的話和行為。
1月5日早晨5點鐘，我又寫了下面的一段筆記：
最重要的：尊嚴，鎮定，有信心，昂首挺胸，毫不畏懼，發揚一種新的精神，有魄力，在行動方面要像一位總統，像一個勝利者。反對派是野蠻的破壞者、懷恨者。現在是利用總統的全部力量和在我們面前擺開陣勢的強大力量進行較量的時候了。
根據我對形勢的估計，不可能根據法律或者歷史上的先例來決定對我的彈劾。所謂彈劾只不過將用來爭取公眾的支持：在我努力恢復公眾對我的領導能力的信任的時候，我的反對派便將努力使公眾一心想著必須把我撤職。
最後一次遊說
我曾以為1972年是我最後一次進行遊說的政治活動。但是1974年年初，我發現我將開始為我的生存進行遊說了。
我肯定，不管人們要對我進行彈劾涉及多少實質問題，其最後結果仍取決於當前黨派鬥爭的形勢。民主黨人在每個階段都要試試政治溫度，反覆掂量，在1974年國會選舉和1976年競選總統時，讓共和黨保有一個失去人民信任的在職總統對它更不利呢，還是讓它的一位新總統來背著前任總統受到彈劾或者辭職下台的政治包袱對它更為不利。民意測驗表明，對國會的評價已達到民意測驗史上最低水平——甚至低於對我的評價——這又大大加強了對民主黨國會的壓力。
國會裡許多共和黨議員，從即將舉行的中期選舉出發，現在也把對我彈劾一事作為一個嚴格的黨派鬥爭問題來考慮——因為他們中許多人和中期選舉有著明顯的和直接的利害關係。但對他們來說，對我的彈劾顯然是一個令人左右為難的問題，因為儘管他們感到我會是1974年和1976年不利於共和黨的一個累贅，現在急於想擺脫掉我，但是他們也承認，許多共和黨人特別是黨的工作人員對這種想法十分氣惱，而且一般公眾也會把他們甘願看到我受彈劾，說成是自私自利和對黨不忠的表現。
因此，我越來越清楚，我受到彈劾的主要危險不是別的，而是公眾都被引導到以為我准要受到彈劾的這條路上去了。因此，到頭來這完全成為一種爭取公眾支持的競賽，換句話說，一次遊說活動。但這次不是為了謀求政治職位，而是為了挽救我的政治生命。
和12月的情況一樣，民意測驗表明人們還在猶疑不決。54%的人不同意要我離職。同時有45%的人認為如果我辭職，讓國家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水門事件以外的其他問題上去，他們會更尊重我。我原來以為會對我有利的事情，現在也開始對我不利了。在1973年4月，我原希望公眾會厭煩水門事件因而將對國會和輿論界施加壓力，要它們把注意力轉到其他事情上去。但是國會和輿論界的攻擊以及關於白宮錄音帶的爭論終使我深深捲入水門事件中，以致公眾越來越把我看作是妨礙他們去進行其他工作的絆腳石，因而更傾向於願意叫我辭職。除非我能有什麼辦法制止這股浪潮，否則它就會把我衝下台去。
像我在每次出外競選時一樣，我仔細權衡了我的實力和弱點。民主黨人仍然在政治上占優勢，因為他們在數量上占多數。因此，不管我採取什麼辦法加以制止，對我的彈劾總是有可能發生的。如果共和黨人決定不幫我的忙，或者不大力幫忙，那彈劾就更是十分可能了。
事實上，華盛頓共和黨人對我的支持在不斷下降，到1973年年底，由於對我彈劾的聽證會日期越來越近，由於中期選舉的前景可能成為公眾對我的感情的晴雨表，甚至穩健的共和黨中間派，包括國會中的共和黨領導人員也都發出信號說，除非我能戲劇性地轉變潮流，使之有利於我，否則他們就要對我敬而遠之了。我抱怨說，這是典型的共和黨的少數黨不安心理。但實際上這主要是我自己的過錯。過去好些人曾力圖為我辯護，結果卻只是惹火燒身，還有許多人不再感到有足夠的信心或者有必要為我進一步冒風險了。
由於我和國會裡支持我的人之間的一切活動，已彆扭得令人感到不快，因而我的問題就更為複雜了。沒有一個國會議員敢於表明堅定地站在我一邊，免得使他們自己受到沒有根據問題本身的是非來考慮我的案子的譴責，儘管對立面的許多人都已在公開地宣傳要對我進行彈劾。正常的電話交談和邀請來參加白宮匯報會，也遭到記者的懷疑，因而馬上有人傳過話來說，這些活動有可能被看成是企圖影響投票，並說如果在彈劾問題解決以前，我不去打擾國會議員，他們將不勝感激。這樣便有效地使我真正一籌莫展；我主要的遊說武器便只剩下一項了：好好干我的工作，繼續使人們認識到水門事件比起我幹得好的事情來根本算不了什麼。同時，在黨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現在已開始出現日益嚴重的敵視情緒和宗派主義。由於幾個月來水門事件引起的精神創傷，加上中期選舉競選通常總是把握不定，兩派都傾向於把我採取的任何一個政策行動看作是我為了在彈劾問題上贏得選票而向對方作的讓步。
全國開始出現了一些小型的但全力支持我的團體。唐·肯德爾在團結企業界方面工作幹得很出色，馬薩諸塞州的猶太教巴魯克·科爾夫拉比用他個人的積蓄登廣告，發動了一個全國性的群眾運動，他們一致認為當前對我的攻擊目標並不僅是反對我個人，而且也是反對總統職位。彼得·弗萊尼根負責和許多團體的聯絡工作。
在過去八個月的艱險歷程中，內閣一直堅定不移。他們中有幾個人，像商業部部長弗雷德·登特和農業部部長厄爾·巴茨，到許多地方去發表演說為我說話。其他許多人留在華盛頓，不顧他們所承受的一切壓力，一直堅持工作以表示他們的忠誠。白宮工作人員也同樣令人欽佩。我永遠也難以充分表達我對所有支持過我的人的感謝之情。但是，儘管全體工作人員都英勇頑強，可是每個人都被搞得精疲力竭了。我從不承認我們的人員素質不高，但從一開頭我們在數量方面是毫無希望地大大落後了。我們從外面物色新人。一個是波士頓的著名律師詹姆士·聖克萊爾，他進來領導法律小組。前聯邦電訊委員會主席迪安·伯奇負責管理白宮人員的政治活動。國內事務委員會執行主任肯·科爾，擔任負責國內事務的總統助理。他們欣然接受了這些任命，而且在白宮周圍造成了某種可喜的勢頭。但這沒有保持多久。
梅爾·萊爾德很快宣布他要離開白宮，到私人企業部門去開始新的生涯。傑里·福特於12月6日宣誓就職副總統，萊爾德公開表明他希望福特能接管他主管的許多國內政策以及同國會的聯絡工作。因而《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埃文斯和諾瓦克（他們經常反映萊爾德的觀點，以致在華盛頓人們開玩笑地把他們叫作萊爾德的宣傳員）寫道：萊爾德的離職是向共和黨人發出的一個信號，告訴他們不再有義務保護總統了。
到了1973年年底，我政治上的宿敵開始加倍努力，一定要對我進行彈劾。美國民權聯盟散發了一本56頁的手冊，列舉了各種加速和保證實現對我進行彈劾的辦法。美國民權聯盟的主要發言人對他們的用心直言不諱：「現在沒有民權運動、沒有戰爭、沒有社會行動運動。雖然我討厭使用那個字眼，但這是自由派人士的時髦用語：彈劾勢在必行。」麥戈文的主要捐款人斯圖爾德·莫特，假借一個「公眾利益」團體的名義，印發傳單，列舉了自越南戰爭直至水門闖入事件的28條可以起訴的罪狀。考克斯被撤職以後，拉爾夫·納德[15]的組織開始向全國各地打電話鼓吹對我進行彈劾。美國勞聯-產聯宣稱對我的彈劾勢不可免，並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一個宣傳運動，散發了400萬份關於「彈劾理由19點」的傳單。勞聯-產聯的一個在國會活動的人員在1974年1月說，「時機一到」，他們就要「在國會山上全力以赴，在議員中進行活動」，使我受到彈劾。眾議院司法委員會21個民主黨委員中，有19個在1972年選舉中曾從勞工組織那裡接受了總數為189196美元的競選活動費，這就使勞工組織決心竭盡全力對我進行彈劾的嚴重影響更加厲害了。委員會的兩個共和黨成員接受了2100美元，委員會的主席彼得·羅迪諾接受了30923美元。
是否對我進行彈劾的問題，首先要由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辯論證明彈劾合法的證據，也要首先由它來調查——一個人只要會數數，他就知道眾議院司法委員會這副牌是早已做好了的。委員會的38個委員中，21個是民主黨人，17個是共和黨人。在21個民主黨人中，有18個或者是黨的自由派，或者是出名的死硬黨徒。對華盛頓政治的現實主義的觀察家，從一開始就不得不指出，儘管這18個民主黨人自稱尊重客觀事實，但他們都會投票贊成彈劾的。
剩下的三個民主黨人是南部的保守派：亞拉巴馬州的華爾特·弗勞爾斯、阿肯色州的雷·桑頓和南卡羅來納州的詹姆斯·曼。他們是民主黨那邊唯一難以預料的幾個人，因為他們過去支持過我，常常在有關國防和壓縮預算的問題上違背他們黨的意願。
華盛頓的輿論一致認為，委員會的17個共和黨人中，有11個會支持我。在剩下的6個人中，有的是在政策問題上很少支持過我的自由派，有的自己正面臨中期選舉競選的困難，另有一些由於水門事件已表現出對我個人的不滿。我要想避免委員會提出對我進行彈劾的建議，唯一的希望，只能是要麼抓住所有的共和黨人並拉過來兩個南方的民主黨人，要麼是抓住16個共和黨人，同時把3個民主黨南方議員全拉過來。這兩種結局都有可能，但都非常渺茫。
不論外部有多少反對派，內部也還有敵人，就是那些錄音帶。我認為那年往後最大的危險是特別檢察官和眾議院司法委員都會開始沒完沒了地索取錄音帶，而且每次還總聲明這是最後一次了。看來直到他們要求我們把5000小時的錄音帶全部交出以前，這種要求是永遠也不會有個完的。這些調查本身已經具有了它自己的目的，我不明白為什麼很多人都看不出這一點。那些調查人員已不再關心對我的任何具體控告是否屬實了。他們想要對一切事來一個尋根究底，追索每一個不管多麼不相干的線索，以求得到一些在他們看來可以用來把我搞下台的罪證。對我來說錄音帶如同噩夢一般，如果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和弄到足夠的錄音帶，他們就可能找到他們所尋找的東西。
我想制止這種趨勢。過去我嘴上說要加以制止，可是沒有這樣做，以致鑄成大錯。後來，在為拒絕交出錄音帶付出代價後，壓力越來越大，我們就只得屈服了。我懊悔過去未能在這個問題上按照我的直覺來行動，現在想開始這樣做了。我甚至談到要銷毀錄音帶。我自己思量，最好的戰略應該是跑到國會去進行挑戰，宣布鬧到這個地步已經夠了。我還說，我要在1月30日的國情咨文報告中這樣做：我要宣布，對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或者特別檢察官，我將什麼也不再提供了。
別人勸我別這樣，理由是利用國情咨文來封口會造成對抗局面，不僅會使彈劾問題激化，而且會完全掩蓋了演說中的國家政策問題的重要性。
所以錄音帶還在行政辦公大樓里放著。我已經聽過的幾卷就夠糟的了，誰知道其他的錄音帶還會有些什麼？這使我們大家都提心弔膽。我想起丘吉爾說過的一句話對我具有特別現實的意義：「一個人活得越長，他就越認識到一切都取決於機會。任何人哪怕只要回顧一下十年前的經歷，他就會看到某些本身毫不重要的細小的事件，實際上卻左右了他的全部命運和前程。」
我沒有辦法記得錄音帶上的每一件事情，但是我肯定錄音帶上還會有更多已把我們弄到這步田地的不光彩的政治破爛。我也許能對付其中的任何一項，但要是一起都往我頭上壓來，那最後非把我壓垮不可。特里西婭後來給我看她的一則日記使我想到，有時你周圍的人對事物的了解，比你自己的了解要深刻得多：
父親說的一些話使我對未來的結局感到完全絕望了。自從巴特菲爾德的揭發以來，他再三說，對錄音帶你怎麼理解都可以。他告誡我們說錄音帶上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他也告誡我們說，他可能因為錄音帶上的內容而受到彈劾。由於他說了後面的話，我理解父親，後面的話才是他真正的想法。
那麼多的人已經為了我而被弄得現在處境非常困難——我比他們大多數人都更清楚，他們的處境的確是十分危險。現在，如果我們繼續戰鬥下去，別的一些人也得跟著冒風險，如黑格、齊格勒、律師們、在彈劾聽證會上支持我的國會議員和參議員以及白宮的工作人員。我得使這些人對這場戰鬥有信心，雖然我知道在許多方面，情況是不怎麼令人鼓舞的。我之所以認為應當繼續戰鬥並要求這些人和我一起為我而戰鬥，理由是，雖然我們的案情漏洞百出，但是我自己仍然深信我們的事業是高尚和重要的。
我慢慢明白，這個事業現在已經涉及美國政治領導的性質問題。我感覺到，如果我因為水門事件這樣的政治醜聞而被攆下台，那麼美國的整個政治制度就會受到破壞，並發生變化。我從來也沒相信過任何一條對我的控告，從法律上說是可以對我進行彈劾的——其中沒有一條談得上是憲法上所列舉的「叛國、行賄或其他嚴重罪行和不法行為」。如果我認為我真犯了法律上應對我進行彈劾的罪行，我決不會讓任何人出面極力為我辯護，我會馬上辭職。但是這次彈劾將成為一個政治上的重大事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對憲法上的彈劾定義無法取得一致意見便是明證。12月《紐約時報》的消息說，委員會裡2/3的委員認為可以用來進行彈劾的罪責甚至不一定要違犯法律。後來，他們並沒有對定義問題商討出一個一致看法，卻決定可以允許每個委員按自己的想法自行其是。如果過去還有什麼懷疑，那現在這個決定可是已清楚地表明，決定彈劾與否的是政治標準而不是法律標準。
我感到，從總統領導的重要因素來說，我還可以對美國和全世界做出不少貢獻。儘管由於水門事件，我的手腳已被束縛住了，而且在我任期屆滿以前必然還將繼續受到限制，但我還是比不久前才被確認為副總統的傑里·福特有經驗。而有經驗的領導是很需要的。北越顯然準備向柬埔寨和南越發動一次新的攻勢，目的在於考驗我們是否願意和能夠執行巴黎協定。蘇聯人遲遲不肯締結全面限制戰略核武器協定，這就需要美國的堅定立場來促使他們朝正確的方向前進。國內經濟由於實行管制的結果而極不穩定，由於阿拉伯國家石油禁運的影響，不論誰當白宮主人，都會遇到一個漫長而嚴酷的冬季。為了充分利用贖罪日戰爭時期我國政策上的巨大勝利，我們必須盡力克制想狠狠打擊阿拉伯人的誘惑。
我完全知道，直到如今我處理水門事件的方式以及我的案子一開始就存在的各種漏洞，很可能正好危及我認為需要我留職辦理的那些東西。我認識到，在許多人看來，我曾像他們認為的那樣，濫用國家安全和行政的特權來掩飾我自己的罪責。我還認識到，許多人認為由於我不顧水門事件造成的軟弱無力狀態，還決心要做個強有力的總統，從而無可挽回地損害了總統職位的實力。
但是，我不同意。不管是對是錯，我自己深信我是由於過去的事，受到過去的老對手的攻擊。我本能地站起來為我的生存而戰鬥。我在政治舞台上已生活和戰鬥了這麼長久以後，不能就因為水門事件這樣一件事而放棄戰鬥，離開總統職位。我要戰鬥，我要用我認為必需的一切行動和言辭來團結我的力量，來保持他們對這最後一次遊說運動的信心。
1974年1月9日，我正在佛羅里達我的朋友沃爾特·安南伯格的華麗的棕櫚泉寓所消遣幾天，接到了約翰·康納利一個電話。他這人不是那種輕易就驚慌的，但是當他和我說話的時候，聲音很激動。他說他在華盛頓同他所知道的政治消息最靈通的一位密友談過話。他的朋友告訴他，有一群共和黨人，主要是眾議院的，也包括一兩個參議院的，其中還有幾個高級領導人，他們秘密開過會，最後得出結論，認為我留任總統對1974年參加競選的任何共和黨人都是十分有害的。康納利說，這些人中間有些還是我過去的朋友。他把這群人叫作「亞利桑那幫」。我問他戈德華特是否也在裡面，康納利回答說，戈德華特可能知道這個幫的存在和他們的意圖，但他並不是主要的發起人。他還說這些人並不都是亞利桑那州人，也有東部和中西部的人參加了討論。「他們之中有些人還是你所謂的極要好的朋友。」他說。
據說這個小組所設想的策略，是把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投票的日期推遲到6月同蘇聯舉行最高級會議以後。然後，他們將選出幾位共和黨領導人到白宮來，要求我為了黨的利益而辭職，特別是因為如果到11月我還當總統，那我在眾議院的許多支持者便將失去他們的席位。康納利說，提供消息的人強調指出，傑里·福特並不知道有這個小組存在。
康納利再三說，這個使人不安的消息的來源是極為可靠的，他堅持要我不能把它當作又一個謠言而置諸腦後，他勸我要仔細查核一下。我告訴他我會這樣做的。
當我把這消息告訴黑格的時候，他表示懷疑。我也認為在這種時候，可以料想華盛頓的謠言工廠很可能會製造出這類謠言。黑格考查了一下戈德華特，他告訴我戈德華特自稱而且看來也是堅定的。
那時候，我不相信共和黨人會有一個有組織的陰謀強迫我辭職。但是，在政治鬥爭中生存是最重要的。統治華盛頓的是達爾文主義[16]的勢力，如果你陷於嚴重的政治困境，你就不能指望別人長時間對你十分關懷，寬宏大量。常常是大家一致認為這有時不過代表了一種共同的本能，為了讓其他的人生存下去就必須扔下受傷的戰友。
國情咨文定在1月30日下午9時發表。帕特和我在從白宮到國會的路上，一直默默地坐在汽車裡。她和我一樣清楚地知道，局勢已變得多麼緊張了。我們全家曾討論過，不知眾議院和參議院的議員們將會有禮貌地聽我演講呢，還是會公開表示敵意。
但是，當我走進會議廳門口的時候，發出了一陣響亮的幾乎是喧鬧的鼓掌聲和歡呼聲。擁護我們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人數雖少，聲音卻極響亮，他們非常起勁地歡呼，使他們的同僚感到即使不能跟著歡呼，也不得不站起身來。
1974年的國情咨文後來成了我在國內問題方面領導工作的最後總結。在一開頭我仍能公然說：「今天晚上，是12年來第一次一位美國總統能夠在我國與世界各國和平相處的情況下向國會作國情報告。」
我相信如果沒有水門事件，1973年美利堅合眾國的實際情況一定會被認為是一種證明，表明我在1972年競選時所提出的政治哲學是正確的。1973年發生的事件簡直像是為了表明左派的政治如遇上我們所遇到的問題將會如何無能為力而事先安排好的。舉例來說，當以色列的安全和生存十分危急的時候，可笑的是中東戰爭竟把許多著名的越南鴿派變成鷹派了。一再出現的通貨膨脹，表明開明的民主黨傳統的美元政策多麼嚴重地影響了國內經濟。甚至特迪·甘迺迪和威爾伯·米爾斯也心照不宣地承認這點，暗暗把他們大肆宣揚的強制性的國民健康保險方案修改得和我的方案一樣。還有能源危機的現實情況，迫使人們不得不對當時極為流行但十分片面的環境保護論者的偏見作了實用主義的修正。
五年前我被選出來領導的這個國家，由於國內紛爭，已處於危難之中。城市被人焚毀，遭到圍困；大學校園成了戰場；犯罪率以驚人的比例增長；濫用麻醉藥和吸毒成癮的人越來越多；徵兵制使美國青年的生活蒙上了破壞性的陰影；當時沒有保護我國自然環境的計劃；社會改革和政府工作的許多重要領域都需要加以注意和考慮。
通過尼克森政府五年的努力，我們取得一些巨大的成就。現在城市安靜了，大學校園又成了學習的園地，犯罪率的增長被制止了，吸毒問題在國外和國內都大大受到遏制，徵兵製取消了，我們已向國會提出了我國的第一個環境保護計劃以及有關國民醫療、教育改革、收入分配和政府改組等方面的重要計劃。在國情咨文里，我概括地提出了我認為在1974年可能實現的十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就：我們能夠解決能源危機，奠定用我們本國資源滿足我們能源需要的基礎；我們能夠在中東找到公正和持久的解決辦法；我們能制止物價上漲而不引起經濟衰退；我們能夠實施我提出的醫療方案，從而以體面的方式和並不太高的代價使每個美國人享有高質量的保險；我們能夠使各州和地方，更及時處理本地的需要；我們能夠在大規模運輸工具方面做出決定性的突破；我們能夠改革聯邦對教育的補助計劃，使它能對那些最需要它的人發揮最大的作用；我們能夠開始確定和保護每個美國人的個人私生活不受侵犯的權利；我們終於（即使為時已晚）能夠改革福利制度；我們能夠開始建立一個美國人將更充分參與的國際經濟機構。
在演講的過程中，大家表示的熱烈歡迎使我大為驚奇和感動。快結束的時候，我被掌聲打斷達30多次。有一次，我講到我並不認為有什麼特殊的幾句話：在談到建立一個新的世界和平結構這個壓倒一切的目標時，我說：「這一直是，並將仍然是我首先優先要做的事，這也是我希望在我任總統八年後留給後人的主要遺產。」突然間，掌聲雷動，幾乎所有的共和黨人甚至還有許多民主黨人都站了起來，鼓掌歡呼。我抬頭看看我的家人，他們都滿意地笑著。
演講完了以後，我翻過講稿的最後一頁，然後以個人的口氣即席講了一段話以結束我的演講。聽到這裡，會場上頓時鴉雀無聲了。我說：
關於過去一年裡每個美國人都極為關心的一個問題，我想說一點個人的看法。當然，我指的是所謂水門事件的調查。
諸位都知道，我已經自願地交給特別檢察官大量材料。我相信，我已經提供了他所需的一切材料，使他能夠結束他的調查，進而檢舉有罪的人，昭雪無辜的人。
我認為那個調查以及和這個問題有關的一切調查都到了應該結束的時候了。水門事件鬧了一年已經夠了。
我的同事們，現在已是時候了，不僅行政部門、總統，還有國會議員們，我們所有的人都應該團結一致把我們全部力量貢獻給我今晚談到的這些重大問題，這些問題在許多方面關係全體美國人民的福利，也涉及世界和平。
我認識到，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在這方面有著特殊的責任，我想藉此機會表明，在司法委員會進行調查時，我願意同它合作。我願意同它合作使它能結束它的調查，做出它的決定，我願意在我認為符合我作為美國總統的職責範圍內和它進行一切合作。
只有一個限制。我將遵循從喬治·華盛頓到林登·B.約翰遜每個總統都遵循和捍衛的先例，永遠不做任何削弱美國總統地位或者損害未來總統的能力，使他們不能做出對我國和世界十分重要的巨大決策的事情。
另外一點，我想極簡略地提一提。和今晚聚集在這裡的每一個眾議員和參議員一樣，我是被選舉出來擔任我的職務的。我也和眾議院和參議院的每個議員一樣，當人們選我擔任這個職位的時候，我知道選我是為了做工作而且盡我所能地把工作做好。我希望你們知道，我絲毫無意離開人民選我擔任的為美國人民做工作的這個職位。
現在，無須我說，如果我不承認1973年對我個人或者對我全家來說都不是很輕鬆的一年，那是不符合事實的。而且我已經指出，1974年固然有很大和很重要的問題，但也有很大和很重要的機會。
可是我的同事們，有一點我是相信的：有對我們的國家慷慨賜福的上帝的幫助，有國會的合作，還有美國人民的支持，我們能夠而且一定會使1974年成為空前迅速朝著我們目標前進的一年，而我們的目標是在世界上建立持久的和平結構和在美利堅合眾國建立沒有戰爭的新的繁榮。
回到白宮，我發現全家對演講的反應，特別是在我講到任職總統八年時的掌聲，都感到很高興。每個人都覺得這是一個良好的徵兆，說明國會裡仍然有許多人堅定地支持我。
國情咨文演說看來受到普遍良好的歡迎。在一段時期，它甚至好像為我提供了我為了擺脫水門事件困境一直尋求的那種力量。《紐約時報》對此的標題是：有自信心的新尼克森。
我決定趁熱打鐵，利用這個形勢到全國各地作幾次旅行。2月18日，我前往亞拉巴馬的亨茨維爾，那裡有2萬多人聚在一起舉行「光榮美洲日」群眾大會。喬治·華萊士是我的東道主，他對我再友好不過了。3月15日，我到芝加哥參加一個電視答問會。次日，我飛到納什維爾去為新建的鄉村音樂大廳揭幕。三天以後，我在休斯敦全國廣播員協會代表大會上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我受這些表面成功的影響，也被我所見到人們的顯然真誠的熱情所鼓舞，我對自己說，等6月間美蘇最高級會談一結束，我就要把我的問題直接訴諸全國人民。
在此期間，國會由於彈劾問題的干擾，僅通過了大約只有前一年同期所通過的半數的法案。
1973年12月21日，聯合國秘書長庫爾特·瓦爾德海姆已召開了討論中東問題的日內瓦和平會議。敘利亞沒有參加，但是埃及、以色列、約旦、美國和蘇聯都派出了代表。12月22日，第一輪會談結束，責成埃及和以色列立即討論雙方軍隊從蘇伊士運河沿岸脫離接觸的問題。
從1974年1月10日直到1月17日，基辛格開始了後來大家所說的「穿梭外交」。薩達特總統請基辛格幫助解決埃及和以色列在雙方軍隊脫離接觸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由於我國的政策已取得的成就，基辛格成了兩個國家共同的代言人：他是雙方都認為可以信任的人，雙方都認為他代表著一個能夠而且一定會採取公正態度的政府。以基辛格作為中間人來進行談判，要是沒有果爾達·梅厄方面的巨大信任和安瓦爾·薩達特方面的非凡勇氣是不可能的。基辛格以不知疲倦的努力來報答梅厄夫人的信任和薩達特總統的勇氣，他終於調整了雙方的立場，達成了一項可以作為實際解決以色列和埃及之間分歧的開端的協議。
1月17日，埃及和以色列軍隊終於脫離接觸。這完全是基辛格堅忍的毅力、敏銳的才智和不可小看的個人巨大魅力的功勞。由於他還得挑起總統在國內政治上受到攻擊從而地位遭到削弱這一重擔，這個功勞就更大了。
在我宣布已實現脫離接觸的協定以後，我打電話給梅厄夫人，她的聲音聽來真有如釋重負的味道。「你的政治家氣魄起了關鍵作用。」我對她說。「沒有你在去年10月做的那些工作，這事也是辦不到的。」她回答說，「達到這個結果，只有你和基辛格博士功勞最大。」在我放下聽筒之前，她又熱情地加了一句：「你自己要多多保重，好好休息。」
我也給薩達特總統打了電話。「我對你的政治家氣魄表示祝賀。我正等著和你會晤，共同努力實現中東的持久和平。」我說。「感謝你及你明智的指導以及基辛格博士的努力。」他回答道。
能源
1973年至1974年的那個冬季，美國與未來發生了遭遇戰。當我們第一次認識到我們長期以來想當然地以為擁有無比富饒的能源資源，實際並不像我們一度想像的那樣取之不盡的時候，我們的國民經歷了一次認識問題上的里程碑。
這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事情，20世紀70年代的困境是政府目光短淺的政策加上數十年來浪費的習慣造成的結果。
美國僅占世界人口的6%，卻消耗了地球上1/3的能源，燃料供應因而逐漸緊張起來。
早在1971年，我個人就曾經注意到要促進核能的生產，我下令於1971年春季開始建造美國的第一個增殖反應堆。
到了1971年6月4日，我們對急迫的能源問題的研究，發展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關於能源問題的總統咨文。在咨文中，我極力主張繼續發展增殖反應堆，責成政府制定把煤轉變成乾淨的氣體燃料的規劃以及加速開發遠海大陸架石油和煤氣的租讓。我還提議聯邦政府的能源發展規劃——約有15個——應該集中，由一個機構管理。我說：「這個咨文為美國指出了方向——要花相當可觀的錢，然而這是一筆迫不及待因而完全正當的投資——指出了尋找新能源的方向，而且是不污染空氣、不污染環境的乾淨的新能源。」
1973年4月18日，我向國會提出了五份重要的關於能源規劃的新要求。在我發表第一個咨文以後的22個月中，每況愈下的能源局勢幾乎無人過問。政府靠自己的力量增加了將近50%的研究和發展試驗基金，但是，為了制止眼看即將到來的危機，需要通過法案。
我要求國會取消對天然氣價格的管制，任其隨著市場價格浮動，這樣就可以有更多的資金並可以刺激私營部門大力發展。我還要求對石油勘探提供稅務抵免的好處，批准延長實施不合理環境保護條例的最後限期，同時結束進口方面的強制性的限額。我使用行政職權使近海石油和天然氣的租讓面積增加了兩倍。我要求進一步研究和發展核能、地熱以及頁岩油的能源資源。我還宣布成立能源保護局，建議成立一個新的內閣級的專管能源的部，即能源和自然資源部。
5月中旬，我們開始堅決主張在主要零售商和獨立經售商之間自願地分配汽油資源。6月29日，我指定科羅拉多州州長約翰·洛夫領導新的能源局。我再次向國會呼籲，要求為今後五年的能源勘探工作通過一項100億美元的撥款計劃，以適應私營部門預料將投資2000億美元的格局。
我要求人們自覺地將公路行車速度降至每小時50英里，就此一項就能比時速70英里消耗的燃料節約25%。我說政府將在下一年度減少7%的能源消耗，我力勸私人消耗量自願地削減5%左右。
9月10日，我再次向國會呼籲，強烈要求國會通過七項法案，其中之一是批准鋪設阿拉斯加輸油管工程，另外還有建造使更多的燃料可能進口的深水港、取消對天然氣的管制、制定露天採礦的新立法等。
阿拉伯可能對石油實行禁運的不祥之兆在1973年春天初見端倪。到了仲夏，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薩爾警告說，我們如不改變對以色列的政策，便將縮減運給我們的石油。我們堅持了我們的立場，9月5日我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雙方需要開始談判，這是我們的立場。我們不親以色列，也不親阿拉伯。我們決不因為阿拉伯有石油，以色列沒有石油，便和阿拉伯更親。我們親的是和平，使談判開始起來，符合整個區域的利益。」
10月6日中東戰爭爆發以後，阿拉伯的立場強硬起來，到10月底，我們遭到全面石油禁運的壓力。11月，我們能掌握的能源顯然將比需要的少10%，到了冬天根據天氣情況，這個數字可能要提高到17%。
11月7日，我通過電視向美國人民宣布了我所謂的「赤裸裸的事實」：我們行將面臨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尖銳的能源匱乏了。
我提出三級節約能源的措施，這需要政府採取行動，各州和地方採取行動，國會也要採取行動。聯邦政府建築物內取暖的溫度要降至華氏65度至68度之間（18.3℃~20℃），我勸告私人住房也按此標準。我提倡合用汽車，要求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規定時速不得超過50英里。我要求國會通過緊急能源法，授權給我在我認為必要時根據實際情況以逐步解決的精神放寬對環境保護的限制，而對能源資源的利用實行特殊的限制。我要求全國恢復採用夏季把時鐘撥快一小時的辦法以節約用電，還要求強制實行全國範圍內聯邦公路行車時速不得超過50英里的規定。
我提到成為曼哈頓工程[17]特徵的獻身精神以及使阿波羅計劃獲得成功的那種團結精神。顯然，當美國人民下決心去為某一值得奮鬥的特殊目標而奮鬥的時候，他們是能夠克服一切困難達到目的的。接著，我宣布馬上開始執行「獨立計劃」，目標是到1980年美國能源能夠達到獨立自給。
很遺憾，我提出的建議中只有兩項——節電工作時間和降低車速——在聖誕節休會前由國會定了下來。我在11月16日簽署了阿拉斯加輸油管的法案，這算是個重大的突破，除此之外，國會就沒有通過一項我提出的重要能源法案。
雖然國會的反應令人失望，但美國人民在1973年和1974年漫長的冬季卻團結起來了。能源保護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危機仍然存在。11月25日，我只好進一步加緊控制，禁止在星期天出售汽油，要求削減戶外照明，宣布為了有足夠供取暖用的石油，我們將削減15%的汽油配給量。
白宮聖誕樹上的電燈那年減少了80%。帕特和我搭乘一架民航班機到加利福尼亞去度假，沒有坐「空軍一號」。我們回來的時候坐一架小的空軍星式噴氣機，中途必須加油一次，因而早晨3點我們才回到白宮。
儘管全國進行了真正英勇的努力來節約能源，但那仍是一個對能源問題頗為不滿的漫長的冬季。加油站前的長隊越來越長，人們得在寒冷的早晨起早排隊買燃料。儘管這樣，加油站還可能因為分配的石油沒有到而不開門。如果開門也常常很快就賣完了。
不多久，能源危機導致了嚴重的新的經濟危機。早在1973年春季，汽油價格暴漲的情況為22年來所未見。產油國握有施加影響的槓桿，他們現在使用它了。全國石油委員會擔心能源危機可能導致一次經濟衰退。這個疑問竟像滾雪球似的越來越大，有一次哈里斯民意測驗表明54%的人認為我們正面臨一次經濟衰退。股票市場指數在我們開始第二屆任期的時候，曾達到1000的高記錄，現在下降到800了。任何一個毫無根據的謠言都會使人們貿然相信：汽油要漲到一美元一加侖啦，麵包要漲到一美元一磅啦。1973年批發物價指數上升了18.2%，而生活費用指數的增長則達到了1947年以來的最高點。這些增長大多數是由於食物和燃料漲價的直接結果。
這件事說不清到底應該怪誰。許多美國人甚至還遲遲不相信真的出現了危機。但是我所收到的報告都使我確信危機並不是石油公司製造出來的。原因似乎很清楚，外國進口的石油從危機前4美元一桶漲到後來的12美元一桶，因此國內石油公司就把這上漲的價格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了。
我們也不能拿某一具體的經濟學派來作替罪羊。幾屆民主黨政府的經濟顧問沃爾特·赫勒說：「能源危機使我們猝不及防，糧食危機也是如此……這是通貨膨脹預測大丟其臉的一年。還有許多事情我們全弄不清楚。」
由於情況越來越糟，要求採取斷然行動——尤其是實行汽油配給——的壓力日益增加。很快，參議員曼斯菲爾德、普羅克斯邁爾和傑克遜就發起了一個主張強制實行配給制的運動。許多州長也提出了同樣要求。在那個冬季結束以前，政府里我的幾個能源專家也同意他們的意見了。
我強烈地反對這種意見。我在物價管制局工作時的個人經驗使我深信，即使在有愛國主義情緒能鼓舞人做出犧牲的戰爭時期，實行配給制也不易令人滿意。我知道，和平時期這樣做可能會形成大規模的黑市，整個計劃就會完全失敗。實行配給制所需要的龐大官僚機構要花費上百萬美元，而且像任何官僚機構一樣，在你不需要它時，它還會堅持，使自己能長期存在下去。我確定配給制非但不能治病，它本身甚至會成為比病還壞的一種禍害。
到了1974年1月19日，我終於能夠提出關於獲得實際進展的報告了：1973年12月一個月里，全國汽油消耗比預料的低19%；用電降低了10%；聯邦政府能源消耗實際削減了20%以上；我依靠行政措施在行政部門裡成立了聯邦能源局，指定財政部副部長比爾·西蒙負責。西蒙迅速採取行動進行強有力的控制，很快人們就稱他是全國的「能源沙皇」。
國會在聖誕節假期休會，沒有通過我提出的任何一項法案，所以在1974年1月國會復會時，我提出了一個新的關於4項短期行動和11項其他優先要求的呼籲。在我的國情咨文演講中，我告誡說，能源危機是我們在立法方面應首先感到關切的問題。
從阿拉伯的石油禁運一開始，我們就一直堅持不懈地設法要結束它。基辛格同費薩爾國王和薩達特總統都討論過這個問題。基辛格在1973年12月同薩達特舉行了一次會談以後，給我送來一份備忘錄，敘述他曾怎樣提醒薩達特要注意我們在實現中東和平方面的獨特作用：
我告訴薩達特，要是沒有你個人甘願在國內問題上冒風險，那什麼事情也不可能辦到。
薩達特答應我他將在1974年1月上旬撤銷禁運，他說他將發表一個聲明讚揚你個人在使幾方面坐到談判桌上來和在以後取得的進展中所起的作用，同時要求別的國家撤銷禁運。
我隨即在1973年12月28日寫信給薩達特：
從我這方面說，我保證盡我權力所及，一定使人們記住是在我當總統的第二屆任期內，美國與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發展了新的富有成果的關係……
但是，石油生產國明顯的歧視行動可以完全破壞美國決定在今後要作的有效貢獻。所以，總統先生，我必須完全坦率地告訴你，目前重要的是對美國的石油禁運和石油生產的限制必須立即結束。它不能等待當前脫離接觸談判獲得結果。
過了數周，埃及和以色列在1974年1月脫離接觸以後，我們開始更堅決地催促薩達特幫忙撤銷禁運。1月底，他寫信告訴我，他派了一個特使到費薩爾國王和其他阿拉伯領導人那裡去，他們現在都同意撤銷禁運，準備在2月開會最後做出這個決定。使人遺憾的是這次會議結果陷入僵局，禁運仍繼續下去。
薩達特不久又通過曾和他私下會見的美國駐聯合國代表雪莉·坦普爾·布萊克[18]帶給我一個口信。「我願意撤銷禁運，」他對她說，「我願意為尼克森總統撤銷禁運。」
3月中旬有報告說，禁運將要有條件地予以撤銷，主要看美國的外交政策的表現。3月15日，我在芝加哥的一次答記者問的會上講到這些報告：
在有關禁運的問題上，美國決不會在中東的朋友或者可能是我們敵人的壓力下做某些我們暫時力所不及的事情。我現在只願意說，就採取任何禁運的行動而言，如果它含有任何對美國施加壓力的意思，那它便將抵消我們將在和平方面、談判方面的努力，因為在我看來，它只會減緩我們為爭取在敘利亞戰線上脫離接觸以及為爭取永久解決方面將做出的十分認真而誠摯的努力。
差不多經過了六個月，最後於3月18日，九個阿拉伯國家中的七個國家終於同意撤銷石油禁運。這個決定看來並沒有以美國政策如何為條件，但是它還要在6月予以審定。
阿拉伯石油禁運使美國1974年第一季度的經濟產值下降了150億美元。但是可以這樣說，1974年的能源危機至少產生了一個積極的結果：它使能源問題成了美國生活的一個部分。
石油禁運臨近結束的時候，基辛格恢復了他的穿梭外交。他現在的目的是使敘利亞和以色列的軍隊脫離接觸。這時候，他和我兩人都認識到，我們必須搶在時間前面，以免有意無意發生另一件什麼事，進一步加強敘利亞和以色列的強硬立場，或者甚至把埃及人又拉回到衝突中去。由於彈劾問題的喧囂不斷威脅著要削弱我的地位，因此我們還必須搶在時間前面，防止某些中東領導人在思想上越來越搖擺不定。3月21日，我收到了專欄作家、前美國駐瑞士大使亨利·J.泰勒的一個報告，他最近見到過薩達特。薩達特對泰勒說：「我十分為總統擔心。」「我需要時間，」他又表示關心地說，「但我懷疑我會不會有足夠的時間。我需要六個月。你知道我想做什麼嗎?我想到華盛頓去為尼克森總統進行鬥爭。」
一場消耗戰
3月1日星期五，約翰·米切爾、鮑勃·霍爾德曼、約翰·埃利希曼、查克·科爾森、羅伯特·馬迪安、戈登·斯特羅恩和曾任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律師的肯尼思·帕金森被控犯有圖謀不軌罪和阻撓司法罪（後者不包括馬迪安）。除帕金森、科爾森和馬迪安外，上述諸人還被控犯有偽證罪。3月7日，科爾森、埃利希曼、利迪以及其他三人被指控闖入埃爾斯伯格的心理醫生診所。
對他們的起訴並不使人感到意外，但仍然是一個打擊。這些人馬上要在一個他們幾乎不可能遇到公正的陪審團的城市受審，華盛頓舉行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有84%的人已經認為他們是有罪的。
今年早些時候，黑格告訴我賈瓦斯基曾向他保證，大陪審團不會對眼下在白宮的其他人再提出控訴了——包括我在內。相反，我們認為他正在秘密把大陪審團關於我的材料送給法官賽里卡。3月18日，賽里卡命令把這份材料送交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他還聲稱，與最近走漏的消息相反，大陪審團的報告只是一個簡單的證據匯編，並沒有由此得出要進行控告的結論。
眾議院和參議院中1974年11月將面臨改選的共和黨人的政治前景越來越不妙。我認為國內經濟繁榮和世界和平這兩個問題，自我從政以來，便一直左右著中期選舉，現在也同樣會在這次改選中起決定性作用。但是許多有希望的候選人顯然認為水門事件會給一切東西投下陰影，而如果傑里·福特任總統，他們獲勝的機會便要多得多。
1974年頭幾個月，要舉行五次補缺選舉。在一般情況下，這類選舉不會有人十分注意，但在當時那如火如荼的氣氛中，新聞界竟把它看作是對我是否投信任票的十分重要的問題。在這五次選舉當中，共和黨候選人獲勝的只有一次。
1974年3月19日，屬於保守派中我的重要支持者之一、紐約州的共和黨參議員詹姆斯·巴克利第一個提出要求我辭職。他告訴記者們說，他對參議院審訊這場「鬧劇」的結果十分擔心，「議院將會變成20世紀的羅馬鬥獸場，表演者會全被扔去餵電獅子」。
在同一天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我對巴克利的論點講了我的看法：
逃離人們選你去擔任的工作可能是一種勇敢行為，但是堅持你認為正確的東西並為之戰鬥，也是需要勇氣的，而這正是我現在的打算……從一個政治家的立場來看，一個美國總統，或任何總統，就因為人們對他提出了他明知無理的指控，就因為在民意測驗中票數下降而辭職，我認為這並不是政治家的風度。這也許是很好的政治手腕，但這只能是很壞的政治家風度。因為這樣做將意味著，對所有未來的總統和下一代美國人來說，把我們的政治制度給改變了。
四天以前，我在芝加哥的一次答記者問的會上，也談了這個問題，我談到參議員富布賴特有一次在杜魯門威望極低的時候，曾要求他辭職的事。「過去的總統所做出的一些最好的決策，」我說，「倒是在他們威望不高的時候做出的。」
在3、4月間，我已經知道，想在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裡制止彈劾，原來充其量也不過只是一個渺茫的希望，現在則更是無此可能了。委員會主席彼得·羅迪諾在2月6日通過決議決定考慮彈劾問題的那一天，向眾議院講話時說：「我們要迅速和公正地進行工作……不論結果如何，不論我們了解到什麼和決定做什麼，我們在工作中要極其謹慎、公正、徹底和誠摯，讓絕大多數美國人民和他們的孩子將來會說，這樣是完全正確的。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
當羅迪諾說這些話的時候，莊嚴地坐在一旁的委員會成員中就有密西根州的約翰·科尼爾斯，他在3月17日便已對《華盛頓明星報》說，說什麼良心、證據和憲法條文，「全是扯淡」。他在4月28日的紐約《時代》雜誌上，曾形容他在委員會裡的作用是「保證讓羅迪諾不要他媽的太公正了」。另外一個委員是馬薩諸塞州的羅伯特·德里南神父，他極力主張對我進行彈劾已快一年了，常有人見他在教服的翻領上別著一個「彈劾尼克森」的徽章。威斯康星州的羅伯特·卡斯頓邁耶用「彈劾尼克森」的標語條裝飾他的辦公室。美聯社引用紐約州查爾斯·蘭熱爾的話說：「在我的心目中，美國總統是一個罪犯已無疑問。」加利福尼亞州的傑羅姆·沃爾迪在致選民的信中一開頭就感謝他們「支持我要對尼克森總統進行彈劾的努力」。在羅迪諾看來，委員會中的這些成員在調查各種證據看它是否足以構成對我進行彈劾的罪狀時，是一定會「極其謹慎、公正、徹底和誠摯」的了。
民主黨多數派挑選約翰·多爾做他們的法律顧問。多爾的助手之一雷納塔·艾德勒最近在《大西洋月刊》上寫道，「在他做特別顧問以前幾個月，在調查開始很久之前」，他就極力主張對我進行彈劾了。
3月里詹姆斯·聖克萊爾寫信給多爾，要求參加聽證會和盤問證人。委員會最後雖然勉強同意他參加禁止旁聽的會議，並可向證人提出問題，但仍不准聖克萊爾盤問證人。聖克萊爾寫信問多爾他能否看賽里卡送交委員會的大陪審團的材料，結果被拒絕了。
3月7日，我口授了一個備忘錄給黑格，我說在有關對彈劾一事進行調查的問題上，「法律問題應取決於公共關係問題」。我認為必須把這想法讓聖克萊爾、巴茲哈特和我們在國會裡的支持者知道。3月15日，我寫下了另一條筆記：「聖克萊爾過於把這看成是一次審訊，而沒認識到這是一次公共關係方面的演習。我們一定要對他做工作，使他明白我們面臨的形勢。」
在提供更多的錄音帶方面，我沒有利用國情咨文的演講堅決地一勞永逸地封口，犯下了我擔心要犯的一個錯誤。結果一方面是賈瓦斯基，現在另一方面又加上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沒完沒了地逼著我們交出更多的錄音帶。歐文委員會開頭要求得到五次談話的錄音曾被法院拒絕，現在卻發出一系列新的傳票，索取500卷錄音帶和幾十份文件。
我們在拉爾夫·納德提出的一個民事案件中自動交出了錄音帶。納德的律師威廉·多布羅維爾拿了其中一卷的複製品在喬治城的一個雞尾酒會上放過，後來聽別人講他說那「純粹為了好玩」。特別檢察官的辦公室為此非常氣憤，但是多布羅維爾致歉說這是一時衝動造成的錯誤。他的女主人否定了他的說法，她說他事先告訴過她，他打算拿那錄音帶來放，而且她事前也至少告訴了她的一個客人。多布羅維爾還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新聞記者放過那錄音帶。
1973年12月，賈瓦斯基來我們這裡，請求給他另外一批錄音帶。黑格告訴我，賈瓦斯基向他保證這是最後一次，以後他決不再索取有關闖入和掩飾水門事件的錄音帶了。聽了他這個保證，我們同意交出了。因此到1974年1月8日為止，賈瓦斯基每次提出對錄音帶和文件的要求都予以滿足了。
在1月8日和9日，聖克萊爾收到了要求再交出40多盤錄音帶的信，其中25盤是關於闖入和掩蓋水門事件的。賈瓦斯基的行動使黑格感到意外、震驚和失望。
聖克萊爾寫信給賈瓦斯基，提醒他說，法院要我們交出那九盤傳票索取錄音帶的裁決規定得十分具體，範圍很小。賈瓦斯基也無法堅持說他需要這些新的錄音帶是為了給水門事件定案：因為特別檢察官工作組的年終報告說，已經收到足夠的證據來考慮提出主要的起訴了，除非檢察官認為他已經具備了定罪所需的證據，否則他是不應該提出起訴的。兩周以後，賈瓦斯基讓自己說過的話給套住了。在一次他認為不會公開發表的談話中，他透露說，從他那方面來說，他的辦公室已經「掌握了水門事件的全部真相」。聖克萊爾告訴賈瓦斯基，我決定不再交出更多的錄音帶了。賈瓦斯基找到聖克萊爾，似乎又一次對他保證，這是最後一次再要一批錄音帶。黑格也同賈瓦斯基會晤了一次，他報告說賈瓦斯基在估計形勢方面態度非常開朗，也極願意合作。我在看了黑格的報告後所記下的筆記，表明賈瓦斯基的主要論點如下：
1.賈瓦斯基告訴黑格，考克斯留給他的工作人員中，有不少「狂熱分子」，他感到要控制住他們是非常困難的。
2.賈瓦斯基對黑格說，霍爾德曼比埃利希曼處境壞得多。他告訴黑格，他準備放過埃利希曼，但埃利希曼的律師採取了過分強硬的方針，因此他除了同樣用對霍爾德曼起訴的辦法來對付埃利希曼外，實在別無他法。
3.賈瓦斯基說了一句黑格和我都認為是非常有意思的話，他說：「賽里卡實際上是總統的一個朋友。」他認為，賽里卡並不喜歡他手下的工作人員和賈瓦斯基手下的工作人員的態度。在賽里卡看來，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搞掉總統，而不是搞清事實」。
4.賈瓦斯基不喜歡羅迪諾，他認為羅迪諾是「出風頭狂」。
5.賈瓦斯基喜歡聖克萊爾。
6.關於賈瓦斯基索取更多的錄音帶和文件的要求，他勸黑格在「拒絕時要儘可能委婉」，黑格說，在對這些要求做出反應以及與賈瓦斯基打交道的時候，我們應該「使用凡士林」。
2月13日，聖克萊爾又寫信給賈瓦斯基，提到希望賈瓦斯基會重新考慮他那範圍很大的要求，就這樣第二次客氣地拒絕了另外再索取40多盤錄音帶的要求。
賈瓦斯基立即寫信給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伊斯特蘭參議員，說他可以根據他已擁有的證據進行起訴，但是他又說，新的錄音帶「可能包含」將來審訊時所需要的證據。這種推理對總統檔案內的所有文件都適用。很難理解賈瓦斯基會在什麼地方，或能在什麼地方畫一條界線。
這種逐步升級的做法好像永遠沒有個完。根據特別檢察官最初的要求，我們已交出了8次談話的錄音帶，我們還給了檢察官們700多份文件。在第一次法院裁決以後，我們又主動另外提交17盤錄音帶供他們檢查。現在他們卻又來要求40多盤錄音帶。
事實證明，在沒完沒了地索取錄音帶和其他材料方面，看來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和特別檢察官絲毫沒有區別。3月6日，我宣布我們將把交給特別檢察官的一切材料移交給委員會，這包括大約19盤錄音帶和700多份文件。我還同意把委員會向各部、局（從生活費用委員會會議到進口限額高級會議）要求得到的一箱箱的文件交給委員會。我同意用書面並宣誓回答委員會提出的任何問題。我還表示如果認為有必要的話，我願意在宣誓作保證的情況下接受委員會的訪問。
這時，委員會的調查範圍已涉及數十個政策和政治的領域——從1969年秘密轟炸柬埔寨，一直到生活費用委員會關於漢堡包價格的決定。而且內容還在不斷增加。
委員會既沒有把它的調查範圍限制在搞出點對我進行具體指控的材料方面，甚至也根本沒有看一看那700多份文件或聽一聽那19盤錄音帶，卻匆匆送來了一封還要索取40盤錄音帶的信。
我會晤了眾議院共和黨領導人約翰·羅茲，他也認為委員會的要求實在是太漫無邊際了。他私下對我透露說，連委員會的一些委員甚至都不知道多爾所乾的一切。但是，羅茲強調說，雖然毫無疑問這是極不公正的，但是沒有任何一個共和黨眾議員在白宮拒絕交出委員會所要求的更多證據時敢為白宮辯護。
我必須面對現實：我們現在只能任人擺布了，而我已被削弱了的政治處境使司法委員會完全可以毫無節制地漫天要價。我除了按照他們的要求去做外，實際上沒有其他選擇。如果我拒絕，他們就會投票表決說我蔑視國會。1974年3月22日凌晨2點，我在記事本上寫下了這樣兩句話：「最沮喪的一天。蔑視等於彈劾。」
自今年年初以來，對我的彈劾就像起伏不定的海洋。今天它可能風平浪靜，看來我們能生存下去，可是到明天就可能轉為暴風驟雨，倖免似乎毫無希望。到3月底，就幾乎每天都是暴風驟雨了。在紐約，約翰·米切爾和莫里·斯坦斯因維斯科一案受審。從法庭上發出的新聞報道表明，約翰·迪安在作證時還能保持清醒的頭腦，而斯坦斯和米切爾則看來非常頹喪，說話也毫無力量。最終，斯坦斯和米切爾兩人都被判無罪，陪審員告訴記者，他們信不過的倒是迪安，但是我們不知道的是，在3月里對我進行彈劾的聽證會正在快馬加鞭地進行。
由於否決了我捐贈文件可以減免交稅，我必須補繳40萬美元的稅款，這一意外事件引起的風波一直還未平息，又有走漏出來的消息說，布魯克斯小組委員會將對花了政府1700萬美元的經費在我私人財產上一事提出控告，這對我們又是一個打擊。法庭指定的錄音帶「專家」最近也為18分半鐘的空白問題發表了他們的許多報告中的一個。約翰·埃利希曼在加利福尼亞州由於闖入埃爾斯伯格的心理醫生診所受到審訊，他要求法庭傳我出庭聽審，並得到了同意。
我們還收到消息說，約翰·康納利據說因接受了牛奶生產商組織的非法捐款，將受到大陪審團的調查。在平常的情況下，司法部決不會僅僅根據一個十分不可靠的人提供的情況便對一位前財政部部長、三任州長和海軍部部長採取行動，而現在這位情況提供者居然能使特別檢察官辦公室同意在另一個與此無關的問題上撤銷對他自己的嚴重控告。但是現在不是平時。每當我見到康納利的時候，他總是丟開自己的煩惱。他說，他是無罪的，永遠也不可能證明他有罪。最後證明他說的對：1975年終於宣告他無罪。但在當時，這可是另外一個令人震驚的打擊。我對齊格勒說：「我們在這漫長的、折磨人的一年裡難道就得不到一次，哪怕就一次，可以喘口氣的機會嗎?」
4月13日哈里斯民意測驗第一次報道了一個勉強的多數，43%對41%贊成對我進行彈劾。
黑格、巴茲哈特、聖克萊爾和我決定，在當前的政治現實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對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索取更多錄音帶的要求儘量讓步。我們決定把與錄音帶一字不差的打字文本交給司法委員會，只刪去與水門事件無關的材料。這就是後來成為《藍皮書》的一本長達1300頁的文件匯編，正式名稱為《理察·尼克森總統提交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總統談話記錄》。我們這樣做是希望通過它的巨大篇幅，使公眾真正認識到他們對我提出了什麼樣的要求。
很快就可以清楚看出，那些談話里有許多不明確的地方——很多材料並不完全與「水門事件」無關，這個詞的含義在不斷擴大——但與我對掩飾水門事件的了解和行動倒是無關的，而這卻正是委員會當時最關心的問題。
巴茲哈特建議用「與總統行動無關的材料已刪」的措辭，哪裡有刪節，就在《藍皮書》的文本上打上這一句。為了證實我們在這問題上的說法，我們提出邀請羅迪諾和委員會裡資深的共和黨委員、密西根州的愛德華·哈欽森到白宮來，由他們選聽任何未經刪節的原始錄音帶。
在我們還沒有印完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要求的42盤錄音帶的《藍皮書》時，我們又收到一封信，還要另索取142件有關水門事件、休斯頓計劃、丹尼爾·埃爾斯伯格、竊聽電話以及法官伯恩斯到聖克利門蒂訪問的錄音帶和文件。此後不久，彼得·羅迪諾警告我們，委員會可能不久還會要求索取更多有關我的所得稅、聖克利門蒂產業、競選的卑鄙伎倆和其他問題的錄音帶和文件。
就在4月20日午夜前不久，我在記事本上寫道：
決戰日
1.再交出錄音帶將毀滅我的職位。
2.如不把口封死，只會招來更多的無理要求。
3.寧為捍衛總統職位進行戰鬥而輸掉，也不願屈服；決不為了贏得個人的勝利而給總統職位帶來長期災難。
在4月29日晚上9時，我作了一次電視演說，宣布我將交出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所要求的錄音帶文本，以便委員會可以做出有事實根據的判斷，同時也因為美國人民有權知道事實真相和可以證明那些事實的證據。我說，我希望通過這次違反保密原則的做法，我能夠在將來恢復這個原則。
我說，我交出的文本包括了票傳索取的全部談話的有關部分，「既有激烈的也有平靜的部分，戰略會議，選擇辦法的探索，對人和政治方面要付出的代價的權衡……這些材料以及那些已經交出的材料將會說明一切」。
然後我繼續說道：
我知道這些文本將為報刊提供許多聳人聽聞的故事的材料。有的部分可能與其他部分有矛盾，有的部分將與參議院水門事件委員會聽證會上的證詞相衝突。
我一直不願意交出這些錄音帶，並不完全是因為它們會使我和跟我談過話的人感到難堪——他們會的，也不完全是因為他們將成為大家感興趣甚至嘲笑的對象——他們會的，也不完全因為錄音帶的某些部分可能會被政治界和新聞界的對手抓住不放——他們也會的。
我一直不願意交出是因為在這個辦公室進行這些談話和其他的談話時，人們隨便地談出他們的想法，他們從未想過其中的某些句子，哪怕只是句子中的某一部分，有一天會被挑出來成為全國注意和爭論的題目……
我深信美國人民會按文本的實際情況去理解它——這是現在看起來已很遙遠的一年多以前的片斷記錄，是一個總統和某個個人突然面臨並且必須處理一個問題時的情況記錄，而這問題如果屬實，不僅對他個人的名譽，而且更重要的是將會對他的希望、他的計劃、他為那些選舉他為領袖的人民規定的目標，產生最深遠的影響。
在把這些記錄——不分好壞——全部交給你們的時候，我完全相信美國人民的基本公正態度，你們會做出判斷。
我內心知道，在這些文本透露出來的那一段漫長痛苦和艱難的過程中，我是在努力尋找正確的方向並努力按照正確的去做的。
很難說，當你看到早已忘卻的談話突然變成冗長的記錄文本時是什麼滋味。我們總是傾向於把寫下來的文字看作是有計劃的交流意見的一種形式，但當你把平常的談話用白紙黑字寫下來時，它就會變得非常僵硬，儘管字句上同我們說過的話完全一樣，卻很可能會完全抓不住或者反映不了當時的會議或談話的精神實質。一種觀感看起來可以像是一項有意圖的打算，一句脫口而出的評論看起來可以像是經過深思熟慮和預先想好的論點，一個閃過的念頭可以讓讀者以為是某種行動的指示。看到白紙上的沒有生命的黑字，你會感到完全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在討論中一個人剛剛拚命鼓吹某個論點，怎麼一會兒又完全改變了看法。不知內情的人只讀了關於水門事件的談話記錄，他們不可能了解這些記錄背後的苦惱和一系列的憂慮。人們將更多地批評記錄文本上討論的口氣，而不是問題的實質。
去年一年裡，水門事件之所以產生如此巨大的反響，是因為它使美國人民在政治覺悟方面進入了一個新的領域，他們知道了政府授權進行的竊聽電話和闖入事件、白宮的錄音系統以及如何在政治上利用國內收入署等。因為一定有許多人事前就懷疑過有這類事情的存在，現在由我把證實確有這類事情的具體情況揭露出來，那我當然也就不得不首當其衝了。
《藍皮書》的文本也是這樣。美國有種神話，認為總統總歸是總統，他們永遠坐在橢圓形辦公室里，說著高妙的箴言般的詞句，這種神話可能會永遠流傳下去，因為這反映了美國性格的一個重要方面。
但是白宮裡面的政治和權力的現實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這是一種玩命的鬥爭，我所認識的曾在那裡參與過這種鬥爭的人都反映出一種在必要時不怕玩命，因而最後出人頭地的能力。毫無疑問，在橢圓形辦公室里當然也有高尚的談話，高尚而且無私。但是那裡也有挫折、擔心、憂慮、罵街，而且，在遇到激烈的黨派鬥爭和有關政治存亡的問題時，還有赤裸裸的實用主義。
由於有了《藍皮書》文本以及其他許多有關水門事件情況的揭露，我現在可以告訴美國人民許多他們不想知道的事情。
對《藍皮書》的反應來得那樣慢，這是出人意料的。5月3日，《藍皮書》文本發表後四天，我參加菲尼克斯的一個群眾大會。有1.5萬多人聚集在會場裡面。在約有150個示威者開始嚷嚷「馬上辭職」的時候，別人的喊叫聲制止了他們。後來在巴里·戈德華特山頂住宅的一次招待會上，他和約翰·羅茲分別走到我身邊說，他們對我受到歡迎感到非常高興，而且向我保證我可以繼續依靠他們的支持。
但是，等我從這次橫越全國的旅行回到戴維營的時候，一陣對《藍皮書》消極反應的巨浪已開始形成了。休·斯科特斥責《藍皮書》的內容全是一種「可悲的、拙劣的、噁心的和道德敗壞的表演」。《華爾街日報》的社論說，雖然它在記錄文本里看不出有建議進行彈劾的充分根據，「但是，別忘了我們總得有一種精神領導……一個『第一流的講台』。而尼克森先生把這一切都斷然葬送了」。《芝加哥論壇報》要求我辭職，而同我友好的其他一些報紙，包括奧馬哈的《世界先驅報》《堪薩斯城時報》《克利夫蘭實話報》以及《夏洛特觀察家報》也隨聲附和，或甚至贊成進行彈劾。支持他們的還有《洛杉磯時報》《邁阿密先驅報》以及《普羅維登斯日報》。傑里·福特認為他也有必要對記錄文本有所評論，所以他說「文本並沒有使任何人看起來像聖徒」，他還說他對文本感到失望。
越來越多的共和黨人開始談論要我辭職的問題。約翰·羅茲的思想顯然跟幾天前不同了，他說如果我做出辭職的決定，他將同意，他說，我在眾議院獲勝的機會已大大減少，當時他認為贊成和反對彈劾的比例是51：49。眾議院共和黨會議主席約翰·安德森建議我考慮辭職。在參議院，肯塔基州的馬洛·庫克和賓夕法尼亞州的理察·施韋克要求我立即辭職，北達科他州的密爾頓·楊說我應該依據憲法第25項修正案靠邊站，直到證明我無罪。巴里·戈德華特說，他敢說如果眾議院對我進行彈劾，我肯定會辭職。他的話受到人們的注意。
我下決心不要慌亂。我要尊重每一個人的意見，我也理解他們不得不發表這些意見的處境。但是我不願臨陣脫逃。
滾滾而來的批評浪潮使黑格大吃一驚。他說《芝加哥論壇報》的社論以及斯科特和羅茲的講話加在一起，使他聯想到他們是有計劃地要強迫我離職。他還對傑里·福特與記者舉行「非正式」談話的一則新聞報道表示不安，據報道福特曾表示很擔心，由於我的權力處於「癱瘓」狀態，蘇聯可能趁機利用這個局勢撈點好處。據報道，福特還說我的影響已日漸下降，這從特迪·甘迺迪終於能使國會同意削減對南越的援助這一點上便可看出，還說他同基辛格談過這些憂慮，但沒有和我談過。這則報道發表以後，福特自己又發表了一項「澄清事實」的聲明，但是已造成了有害的後果。
不久，關於我要辭職的謠言開始愈演愈烈。有的消息說，福特要求他手下的工作人員保持「紅色警戒」狀態。另一個消息說，我將在48小時以內下台，基辛格大概要從中東飛回美國來商討我的辭職信。甚至還有的謠言說我曾中風。
為了努力制止這些謠言，黑格對記者說，只有在我認為對國家有利的時候，我才會考慮辭職。齊格勒發表一篇我親自批准的聲明：
華盛頓市謠言四起。到今天，傳到我耳朵里的全部謠言都是假的，謠言中最重要的一個是說尼克森總統準備辭職。他的態度是，下定了決心，決不被謠言、猜測、過頭的指責和偽君子們趕下台。他準備戰鬥，他決心戰鬥下去，他感到從個人和從憲法考慮，他都有義務這樣做。
《藍皮書》確實證明我事前並不知道闖入水門的行動，也證明迪安說他和我在幾個月當中討論過掩飾水門事件的問題是錯誤的。另外，他說的話從根本上消除了我在公開聲明中留下的印象，我說過在迪安告訴我掩飾問題的消息時，我的反應像個檢察官。但是不管哪一盤錄音帶或者全部錄音帶對我多麼不利，錄音帶上沒有任何東西夠得上彈劾我的罪名。
不幸的是，水門事件的中心問題已經轉移了，正如過去13個月裡的情況所表明的那樣，我總是在每個人都已經轉到另外一個問題上以後，才有機會去解決原來那個問題。《藍皮書》的發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很好的策略，因為它確實證明迪安並沒有在每一件事上都說了實話，它表明在他講了實話的問題上，我所做的事和我該做而未做的事，雖然令人遺憾而且也可能無法辯護，卻是不能作為彈劾的根據的。
可是，公眾輿論並不是法庭，不會對這些證據進行審訊。這是黨派鬥爭。《藍皮書》的影響是迫使共和黨人和我一起進一步走到一個政治角落裡去了。錄音帶文本向負責任的國會議員提出了一個必須加以區分的問題：什麼是按憲法可以彈劾的，什麼是政治上不能加以支持的。
《藍皮書》本身的命運到7月上旬就算完結了，因為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在提出我們有意從某些錄音帶上刪去對我們最有害的部分以後，將發表他們自己整理的記錄匯編。
實際上，委員會的本子和我們本子上的不同都是無關緊要的，之所以有不同只是因為委員會使用電子儀器增加了錄音帶的音響，因而能聽出許多我們說「聽不清楚」的話。某些補充進來的字句，是對我們的案子有利而不是有害的。
但是有一處可以說是壓倒其他一切的嚴重差異。這是3月22日錄音帶里我與約翰·米切爾進行最後一次討論的那一段，我在那時曾對米切爾說，我可不像艾森豪威爾那樣只關心本人的「清白」，我是關心我手下的人的。我對米切爾說，如果他們認為有必要的話，他們可以到歐文委員會去「硬頂，讓他們援引憲法第五項修正案，把這件事掩蓋起來，或者隨便怎麼做都行」。然後我又說：「另一方面，我寧願……你們用其他的方法。」而我們的文本上沒有這一段。
司法委員會揭露出這個差別以後，《華盛頓郵報》就以頭條位置刊登了「記錄文本把尼克森和掩飾活動聯繫在一起」的新聞。以為我們明知司法委員會已經拿去錄音帶，卻還有意把其中有害的一段刪去，那是非常荒唐的。但是那時我們卻為此吃了很大的苦頭，因為我們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只是在幾個月以後，這件事已無關緊要的時候，弗雷德·巴茲哈特才琢磨出了答案。按照巴茲哈特的看法，顯然委員會從原來的錄音帶複製時使用的音量較高，因而3月22日的錄音帶最後一部分在委員會的那盤複製品上能夠聽得見，而在我們那盤上卻聽不見，特別檢察官用同樣的音量錄製的那一盤顯然也聽不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個無辜的差異竟弄得我們顯得是既陰險又愚蠢。
5月5日，在《藍皮書》所引起的喧譁聲中，艾爾·黑格在白宮的地圖室與里昂·賈瓦斯基會晤。賈瓦斯基對黑格說，水門事件大陪審團已經把我稱作未被起訴的同謀犯。如果這是真的，那麼賈瓦斯基當年早些時候就太不老實，他原曾對黑格說過白宮裡的人沒有誰被點名的。
我們知道賈瓦斯基拿不准在我當總統期間按憲法能否對我起訴。但是他知道把我稱為未被起訴的同謀犯，他就等於在手裡拿著一張可以頂替任何牌的牌，以後在他需要索取更多的錄音帶並且保證他能在水門事件的審訊中利用這些錄音帶的時候，他便可以在法庭上出示這張牌。後來不是別人，恰恰是阿奇博爾德·考克斯斥責了賈瓦斯基採取的行動，把他所用的手段稱作「不過是一種反手捅刀法」。在不能審判我的大陪審團對我提出控告後，他就能在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前使我處於不利的地位。
賈瓦斯基提出了一樁交易，他對黑格說，如果我們肯把他用傳票索取的64盤錄音帶交出18盤，同時應允被告在審訊時有可能索取更多的錄音帶，那麼他對其餘的錄音帶將不予追究，而且也不在此時透露大陪審團已點名我為未被起訴的同謀犯。如果我不同意他所謂的「妥協」方案，為了使我處於更不利的地位，他將在公開的法庭上宣布大陪審團的行動。
儘管那麼長時間以來，從那麼多方面受到了那麼多卑劣的打擊，我仍然對賈瓦斯基竟會採取這種我認為不外乎是訛詐的手段感到十分驚訝。但是，一想到可以實際結束這場由錄音帶引起的法庭上的戰鬥，這個念頭又像海妖的歌聲一般有誘惑力[19]。黑格也有同感，他說：「我們目前的處境，就像我們已能看見街道盡頭的帶刺鐵絲網了。我們只要動員一切力量穿過去就行了。」但是，聖克萊爾反對所謂的「妥協」；他認為現在投降，我們以後就不能再堅持不拿出更多的錄音帶了。
黑格勸我至少要聽聽這18盤錄音帶，不要立即拒絕這個建議。我在1974年5月5日晚上從戴維營回來，8點過後不久就到行政辦公大樓的辦公室去開始這個工作。
我那天一直工作到深夜，第二天早晨還用幾個小時又聽了一些錄音帶。到中午我才停下來，見了一些預定要見的人，還和斯考克羅夫特談了談中東局勢。中午，我聽了1972年6月23日我和霍爾德曼談話的錄音帶——這盤錄音帶三個月以後在公眾面前出現時就成了「冒煙的槍」[20]了。我聽到霍爾德曼對我說，迪安和米切爾曾提出一個計劃，可以用來對付調查工作涉及我們不願被涉及的範圍的問題。那計劃就是把中央情報局的赫爾姆斯和沃爾特斯找來，讓他們制止聯邦調查局的行動。
我再往下聽，聽到我自己問米切爾是否「對這件事有相當程度的了解」。霍爾德曼回答道：「我想是的。我想他未必知道詳細情況，但是我認為他是知道的。」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他的聲音聽起來並沒有多大的信心，但是就是他，在闖入水門以後一個星期，告訴我他認為米切爾是知道的。
在我所有的公開聲明里，我都表明把中央情報局拉進來的唯一動機是為了國家安全。但是現在毫無疑問，我們那天早晨是從政治上的含義來談這個問題的。我回想1973年5月我與霍爾德曼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時他堅持說我們唯一的動機是出於對國家安全的考慮，擔心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可能暴露中央情報局的活動。我知道他當時完全是這樣認為的，我也一樣。我也知道現在誰也不會這麼相信了。為了自慰，我想在這些錄音帶上一定還會有別的一些不明顯的地方，一些可以說明我們後來確實是為國家安全著想的東西。現在全市充滿了新的報道——和挑釁性的新問題——說中央情報局在闖入事件發生之前顯然就知道其事，並說到它在進行掩飾期間的種種活動。當然，我們不至於如此錯誤，竟在完全莫須有的情況下拿國家安全問題來作為藉口。我想別的錄音帶上也許還有別的一些東西會對我們有所幫助。
下午，我和斯考克羅夫特談話，他送來基辛格的一份報告。我給梅厄夫人的信顯然起了作用，以色列提出了一份和平建議，基辛格認為阿拉伯國家的溫和派政府真有可能接受。
我在這天報告的下端寫了：「尼克森給基辛格的個人電報：不論其結果怎樣，你在極不利的條件下幹著出色的工作。讓我們期望和爭取最好的結果吧。」
1972年6月23日錄音帶的內容，並不是我決定反對同賈瓦斯基「妥協」的主要理由。我錯誤估計形勢的又一個例子是，我當時並沒有認識到這錄音帶後來會成為「冒煙的槍」。我知道它對我們有害——很多其他東西對我們也有害，但我們都熬過來了。何況法庭裁決可能會對我們有利；另外，我當時沒有覺得應讓別的人也來聽一聽，並必須對他們聽到的東西負責。
現在我才明白，我本來應當要求巴茲哈特聽聽我與霍爾德曼在6月間的三次談話，讓他把他個人的看法告訴我，然後再把錄音帶交出去——儘管這些談話在某些方面同霍爾德曼和我回憶會談目的的公開聲明是不一致的。而且這樣做可能有很大害處，但總比等最高法院強制我這樣做以後才被迫公開這些錄音帶的害處要小得多。
到了這個時候，我終於接受了聖克萊爾和巴茲哈特的看法，認為提交更多的錄音帶應當有個限度。我的本能仍然告訴我們，一定不能再把錄音帶交出去了。
星期三，我通知他們兩人，我已決定不再交出更多的錄音帶。「也許這就是最後大決戰，」我對齊格勒說，「但是我寧願為原則進行戰鬥而離職。」那天下午聖克萊爾打電話給賈瓦斯基，告訴他我的決定。5月22日，我寫信給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告訴他們對於這種不斷升級索取錄音帶的要求，我將不再予以滿足了。現在我們已畫出了一條線。4月26日是一個象徵性的里程碑：如果我能夠當滿我的總統任期，我還可以在白宮待1000天。5月22日是另外一個里程碑：不管發生什麼事情，在我給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這封信之後，我將開始水門事件路途上最後一段行程了。
1973年1月，華盛頓的觀察家曾預言，眾議院如對彈劾問題進行表決，我可以指望得到74票到125票的多數。到1974年3月，因為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控告以及對我經濟情況的攻擊，這個數字大大下降了。《藍皮書》發表以後，蒂蒙斯報道至少有25個眾議院議員不再支持我了。5月中旬，傑里·福特說委員會投票表決彈劾問題的可能性是一半對一半。這種氣氛醞釀出更多的謠言。現在很少有人關心是誰下令闖入水門的問題，有新的情報說，民主黨人自己事前就知道休斯組織的人可能與此事有關。還傳說有些人組成了奇怪的聯盟。5月中旬，我接到康納利的一個電話。他在德克薩斯早就認識賈瓦斯基。他說，他打電話給我是轉告賈瓦斯基對他說的一句話，那就是：「總統在白宮沒有朋友。」
但是到那時，趨勢似乎有了點變化，到6月，情況看來好像真的開始好轉了。不管可能還有什麼其他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司法委員會明目張胆地使用不公正的策略已開始產生反作用了。
在委員會開始調查證據的時候，羅迪諾宣布會議記錄將按保密條例處置。宣布以後，委員會自己投票決定會議秘密進行，然後卻立即把它掌握的一切材料全都泄露出去。每盤錄音帶都被委員會中門戶之見極深的黨員說成是「極為不利的」，我的經濟情況也被說成是「更富有爆炸性」。聖克萊爾要求委員會舉行公開會議，不要再搞這一套死抱成見的把戲了。他的要求卻遭到了拒絕。
委員會所作所為的一個最清楚的例子，是它把我在1973年3月21日晚口授的日記的事透露出去了，那一天迪安曾說「癌」已在接近總統職位的部位生長了。委員會泄露消息的人告訴美聯社說，我口授的是：「今天是3月21日。今天不是十分多事的一天。」他們走漏這個消息表示我對迪安告訴我的情況感到膩味——那必然是因為我已經參與了掩飾活動——這消息也就很快通過電視台和通訊社傳了出去。實際上，我口授的內容是：「除了與迪安的談話外，今天這一天是個相對來說不那麼多事的一天。」
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和工作人員故意走漏消息、故作多種姿態以及他們瘋狂追求宣傳效果的做法完全摧毀了他們關於「力求公正」的一切說法。同時，一開始對《藍皮書》文本的內容和文字那種極端感情用事的初步反應現在也接近尾聲了。6月5日，蒂蒙斯報告說，委員會中搖擺的共和黨人之一、伊利諾伊州的湯姆·雷爾斯貝克說，要使進行彈劾的議案獲得通過，現在的證據是根本不夠的。另一個共和黨人、伊利諾伊州的羅伯特·麥克洛里樂觀地說，委員會現在分成相等的兩部分了：11票贊成彈劾，11票反對，16票騎牆。約翰·羅茲給我打電話說，他發現上星期以來眾議院和司法委員會的態度都逐漸變得更積極起來。聖克萊爾說，每當事情要變糟的時候，他總會有一種預感，因為「法庭中」會有一種他所謂的「判人有罪的氣味」。他說：「可那個委員會裡就沒有那種判人有罪的氣味。」
還有報告說，全國出現了新的援助我的基層組織。黑格最後也開始把手下的工作人員組織成特別工作組來對付彈劾問題。
1974年6月7日，我恢復了每天晚上詳細地口授日記的習慣。我開始第一天的日記，總結一下夏初以來的形勢。
日記
我不打算重述這個非常艱難的時期的各個事件，只想把最近的一些事態發展加以概述，並說說我對已經發生的一些有關問題的看法。
在過去的兩三周內，我幾乎每天都與蒂蒙斯保持聯繫。他相信在南方議員和共和黨人當中，我們的力量獲得了緩慢但是穩步的進展。
很有趣，今天特迪·懷特和羅斯談話，接著又和齊格勒談話。他說兩個星期以前，他想眾議院一定會投票通過進行彈劾，而我們在參議院卻可能以五票或六票的多數獲勝。現在他相信我們已——用他的話來說——拉平了，所以如果今天眾議院投票的話，一定不會通過彈劾案的。
約翰·康納利也持有完全相同的看法。舉例說，康納利相信那些投票贊成彈劾的人將會發現在下次競選中被擊敗。當然，一年多來我們一直在想著形勢要變了，可是後來事情的發展又使我們處於危險的境地。
我認為當前眾議院議員不贊成彈劾的動機可能是，他們擔心，如果他們對我進行彈劾，他們就要冒對彈劾以後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方面出了問題承擔責任的風險。他們也可能從民主黨的立場出發，擔心如果他們對我進行彈劾，他們就會使福特擔任總統，那他就有一個統一的黨和一個政府來支持他以反對任何其他下屆競選總統的人。民主黨的支持者一定是不樂意看到這一點的。
還有一點有利的情況是，雖然我們始終不知道賈瓦斯基可能做什麼，但是我認為錄音帶上18分半鐘的空白問題正在得到相當滿意的解決。
貝比說，他正在仔細地把送到他的飯店、遊艇俱樂部等地的大約100張傳票再研究一遍。這個可憐的人吃到的苦頭，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他能夠這樣頑強地堅持過來，實在令人驚訝。
我在為〔沙烏地阿拉伯的〕法赫德〔親王〕舉行午宴以後，見到了唐和埃迪。我的這兩個弟弟在痛苦的處境中表現得無比堅強。唐差不多要付4萬美元的訴訟費，埃迪應付的法律費用也達2萬美元。
艾爾·黑格對我說，參議院水門委員會有一份對漢弗萊的，還有一份對米爾斯的毀滅性的報告。共和黨人得到了這份報告，可是當然沒有一個共和黨人會走漏風聲。問題是，共和黨人和一般的保守派一樣認真負責，一切按規則辦事，一絲不苟，而自由派卻完全不管那一套。
整個形勢可笑之處是：我們被人控告在選舉期間幹了骯髒的勾當等，然而與以往各屆政府相比，我們干出的成績則幾乎不值一提。由於輿論界存在這種雙重標準，發生任何一件不利於保守黨人，特別是不利於總統的事情，他們一定會大張旗鼓地進行宣揚——如有什麼不利於某一民主黨人的事情，他們嚷嚷個把天就草草收兵了。
我認為最使我們在輿論界、國會和黨派圈子裡的敵手感到煩惱的是，我堅持不肯退讓。回顧過去的一年，我真不知道我是怎麼堅持過來的。我有過相當灰心的時候，只不過我一般都能遮掩過去，不讓人們看出來罷了。
回顧起來，我清楚地記得，我想是在1973年5月里，我們在佛羅里達州游泳池裡游泳，戴維坐在躺椅上，他說他一直在想這些事情，而他認為我唯一需要做的，按他的說法就是「堅持下去」。當然，那差不多也正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堅持下去。
回顧這一年，把一件件大事仔細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錯誤是十分明顯的。首先是4月30日的演講。對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的決定當時可能是正確的，雖然我不能絕對肯定在目前情況下是否也是對的。
可是從那時以後，當然第一個主要的錯誤是任命理查森當司法部部長。理查森在考克斯撤職期間暴露出來的弱點，本來早就應該發現的。
接著，當然是爆炸性的錄音帶事件。這件事不幸發生在我住醫院的時候，我還記得黑格進病房來告訴我這件事，我們還討論了一陣。後來阿格紐說：「也許你應該把那些錄音帶毀掉。」坦率地說，我們也考慮過這一點。我們是應該把它們毀掉的，因為那時並沒有發出傳票要調走它。但是，我想主要是加門特，他認為這樣做就是銷毀證據或諸如此類的事。如果我們當機立斷作了處理，那麼，那18分半鐘的空白和所謂兩盤失蹤的錄音帶，當然還有那錄音帶本身和最高法院案件帶來的一切不幸和困難，就全可以避免了。可是我們沒有那樣做，弄得我們的情況越來越糟了。
阿格紐的辭職是必要的，儘管那是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因為當時有人認為他一靠邊站就會減輕力圖搞掉總統的壓力，可是實際上卻為施加壓力要總統辭職大開方便之門。有一點我們必須看清：在這種鬥爭中任何遷就對手的做法都不會使對手滿足——它只會使對手提出更多的要求。
當然，把考克斯撤職大概是做對了，儘管招來了不幸和痛苦，因為按照巴茲哈特和其他人的看法，考克斯那時準備控告總統。當然如發生這種事，就可能在眾議院對我們產生致命的影響，儘管那時我們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也許比現在多少要高一些。
我感到最使我惱火的事莫過於對我個人財政問題的處理方式。我們是完全有理的，可是我們根本無法獲得恰當的申訴機會。
1974年5月20日，地方法院聽取了賈瓦斯基對64盤新錄音帶的起訴，做出了有利於他的判決。我決定對這個判決提出上訴，賈瓦斯基立即企圖越過上訴法院，要求最高法院直接審理這個案件。5月31日最高法院同意了賈瓦斯基這個不尋常的請求。這就是說，這個案子可以在不出一個月的時間內，便做出最後的判決。
到5月底，基辛格已花了32天的時間往返於耶路撒冷和大馬士革之間，作了長時間的但常常是使人灰心的努力，企圖使敘利亞和以色列軍隊脫離接觸。埃及和以色列之間脫離接觸比較容易，因為薩達特採取的態度是，如果主要爭端能得到解決，那麼次要的問題可以在正在進行的日內瓦會議上去解決。可是敘利亞和以色列之間的仇恨太深，他們不能這樣來考慮問題。
基辛格在這些會議上幹得極其出色，他像外科醫生那樣診斷雙方不和的癥結所在，堅持不懈地尋求雙方利益一致的地方，以求有可能達成協議。
可是5月16日斯考克羅夫特給黑格拿來一封基辛格拍來的電報，說他即將回來；他已做出了超人的努力，可是還不夠。我發去一份堅決鼓勵他的電報，指示他再作一次嘗試。我知道他已經精疲力竭，可是他已非常接近於找到解決辦法了，不能功虧一簣。
5月22日，我寫信給梅厄夫人：「懇請你和你的內閣做出最大的努力尋求一個妥協方案，以便雙方軍隊能在戈蘭高地脫離接觸，並使我們能進一步避免衝突和流血。」
5月29日，大力追求的目標終於實現。不可能的事變成了現實，以色列和敘利亞雙方都接受了條件，5月31日簽訂了脫離接觸的協定。
美國的下一步努力應該是鞏固新取得的信任並擴大新的對話。趁熱打鐵，迅速行動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們為在中東召開一系列重要的最高級會議積極制訂計劃。我決定親自到埃及、敘利亞、沙烏地阿拉伯、約旦和以色列進行訪問，以鞏固我們已取得的成果，並為今後進一步的進展打下基礎。
正當基辛格促成敘利亞和以色列軍隊脫離接觸的時候，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把注意力轉到竊聽電話和「管道工」問題上去。基辛格曾經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上就這兩個問題作過證，但現在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弄到了有關這些問題的材料，並以其特有的不負責任的態度來對待它們。這個委員會有計劃地連續把情況泄露出去，暗示基辛格的幾次說法有不一致之處。外交委員會的幾個委員重申他們相信基辛格的誠實，但是新聞界卻不肯罷休，早在他進行神奇般穿梭活動以後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就有人提出一些令人難堪和責難性的問題。基辛格被問到關於他向外交委員會作偽證的報道，並問到他是否已聘請一名律師，準備為偽證罪問題打官司。基辛格強忍住怒火，不客氣地回答說：「我擔任的職位不是搞陰謀的。」
對他的人品和誠實所進行的這種突然襲擊，加上一個月來緊張地往返於以色列和敘利亞的活動所帶來的勞累，使基辛格十分煩亂。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尚能保持泰然自若，可是後來卻非常沮喪和失望了。按照對形勢的分析，他是尼克森政府外交政策取得積極成果的主要象徵；即使在他們正全力以赴要彈劾我的時候，他也仍能毫無愧色地向全國和全世界表明，儘管有水門事件的拖累，在我領導下的美國照樣還能贏得世界的尊敬，並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我完全同意這樣的分析：貪婪殘暴的反對派勢力不允許這種形勢繼續下去。
中東之行
1974年6月10日，我動身去中東前不久，口授了兩條關於國內形勢發展情況的筆記。
日記
在這一周結束和旅行開始之際，好像感到總的趨勢將有所改變，雖然以前我們也有過這種感覺，而且後來完全失望了。
我在戴維營順著一條非常泥濘的天然小徑散步的時候曾有一個念頭，那就是從現在到大約8月1日最高法院作裁決的時候為止，我的態度只能是基本上把每一天都看作是最後的一天，不必經常考慮將來會發生什麼事。在過去的一年半里，我也曾努力這樣做，可是有時很難辦到，因為我們好像總在打仗或者總在努力應付某種新的發展情況。
但是，總地說來，回顧過去的十五六個月，我感到最大的不幸是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似乎白白喪失掉了。我們做了一些有意義的事，可是我不得不花費許多時間考慮這個問題，而且在感情上它當然使我非常痛苦。我們肯定是犯了錯誤。可是這一年也許會教育我們大家都應更多一點同情心和諒解，雖然我應該說，這一年也讓我們完全看清了我們參與了多麼令人難以置信的戰鬥、其中的關係是多麼重大以及反對派是何等厲害與狂熱。我們只有堅持到底。
6月5日，我同部分美國猶太人領袖開了一次會。我認為他們的看法目光短淺，這使我深感不安。
日記
我指出只給以色列輸送武器的政策在五年前也許是有意義的，但今天就沒有意義了。我還指出，他們必須想到每打一場新戰爭，花費會越來越多，因為他們鄰國的人將學會打仗，而且他們的人數會越來越多。其次，展望將來，一定得有人去對付蘇聯人，就像我們在1973年實行戒備時那樣。
我說得很清楚，在我們和以色列人的談話中，不能再答應給他們一張空白支票了，雖然我對他們的軍事需要十分同情，而且當然也對他們的勇敢精神十分敬佩等。
事實上，以色列在受到1億阿拉伯人包圍的情況下，究竟能不能長期存在下去，我看確實是個問題。他們長期生存的唯一希望是趁現在還能從實力地位出發的時候，趁現在我們在使阿拉伯人脫離蘇聯，走上比較負責的道路方面正取得一些明顯的成功的時候，就達成某種協議。
6月9日，我們舉行了一次熱鬧的家庭宴會。後來，女兒們和她們的丈夫下樓看電影，帕特上樓去繼續收拾行李，我就到林肯休息室口述一則日記，講述我預料在明天早上我們將開始進行的歷史性旅程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和可能出現的機會。
日記
我不知道是否把這點講清楚了，不能說這次旅行結束後，或者說在這次旅行結束後餘下的兩年半時間裡，我們就能達到我們爭取持久和平的目標了。其後在本世紀剩餘的時間裡，還需要堅強的總統隨時加以注意。但誰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必須做的是盡我的力量所及，為未來的總統留下一個能賴以發展的結構——一個建立在軍事實力、高超的外交活動、才智，當然還有一種強烈的理想主義精神上的結構，這種精神便將領導我們走向進步，儘管為了在那個地區完成我們爭取持久和平的目標，我們還將經歷一些險風惡浪。
過了6月9日這一天，我就要開始這次旅行，我清楚地認識到這次旅行對中東的前途，以及對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來說，都具有深刻的重要意義。
我充分認識到，不管因水門事件引起的對我的攻擊如何無情，這次旅行的成敗對我能否繼續在國外和國內行使總統領導權，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日記
正如我曾對齊格勒說過，所有這一切最使人感到哭笑不得的是，新聞界——或者至少是新聞界大多數人——一心只注意到水門事件中小得不能再小的問題，根本不去管我在中東的一言一行將產生的重大後果。
就整個所謂水門事件來說，這大概是個轉折點，但就總統職位本身而言，也是個轉折點。在今後的十天裡，我將全力以赴，盡力恢復對總統職位和我本人的尊重。
在我們飛往第一個中途停留地、奧地利的薩爾茨堡的時候，黑格對我說，基辛格因為那天早晨的《紐約時報》的社論指責他在參議院為1969年竊聽電話一事作證時說了假話，心情十分煩亂。他說，基辛格談到要在薩爾茨堡舉行記者招待會來回應這種指責。
「艾爾，《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算不上是控告，」我說，「它只不過就是一篇《紐約時報》社論罷了，那東西狗屁也不是。如果他舉行記者招待會，他倒反而中了他們的計，讓他們在為這次訪問寫頭一篇報道時就把水門事件給扯上了。」我說如果基辛格認為他不得不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的話，他至少不應採取守勢，而應強調竊聽電話是合法和必需的，以積極姿態對待這個問題。
可是基辛格沒有心思聽取這個忠告。他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一上來就作了一篇情緒激動的冗長的聲明。在他說完他對竊聽電話作證的詳情以後，他插進了一句憤怒的個人的話。他說：「一般都認為，或者說，有人說我主要關心的是權力的均衡。但是我倒願意這樣認為，將來在編寫歷史的時候，有人可能會記得，也許已有某些人的生命得救了，或者有些母親可以更安心地睡覺了，這一點我讓歷史去作結論。但我不能留待歷史去作結論的是對我的公務信譽的討論。」
真正爆炸性的新聞是在後來記者提問時發生的。他在回答一個問題的時候說：「我認為在對國務卿的人格和可靠性存在爭議的這種情況下，我根本沒有辦法去執行美國的對外政策。這一點若不澄清，我將辭職。」
我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表示我很理解基辛格聽到一些惡意的流言蜚語急於為自己辯解的心情，並補充說所有美國人都應和我一樣，認識到他的人品是無須加以辯護的。
日記
總的說來，對基辛格的這次攻擊最使我不安的是《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以及所有我們的反對派的不負責任的態度，他們在我們出國期間，利用這個莫須有的問題和他糾纏。當然，他的錯誤是以辭職相威脅以求加強他為自己辯護的地位，但這，別的不說，只是一個空炮。
對基辛格的辭職威脅的第一個反應是齊聲支持。然而幾天以後，甚至他的幾個支持者也把他在薩爾茨堡的表演叫作發孩子脾氣，而一小撮批評家卻宣稱那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意在轉移對他的控告的注意。但到最後他以辭職相威脅的做法終於產生了所希望的結果，使他的批評者處於守勢。後來，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重新考慮了他的證詞，宣布他們仍很信任他。這才總算似乎使這件事結束了。
我們在薩爾茨堡過夜，以適應時差。
日記
今天早晨我感覺很好，只是左腿出現了我在夏威夷時感覺到的、後來被診斷為血栓的同樣的症候。我請盧卡什過來給看看，因為以前是他給我看過的。
這條腿比右腿粗得多，使我走起路來真是一瘸一拐的。當然，無論如何我不會讓我們的旅行因此在這裡中斷。
我患靜脈炎，有一根靜脈發炎了。盧卡什檢查我的腿以後告訴我，靜脈炎的危險在於血液可能因而凝聚成血栓，脫開後會流進循環系統里去；如果血栓流到肺里，它可能引起致命的血栓塞。所幸的是，看來他認為我的腿發腫是炎症的後遺症，最危險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他囑咐我每天至少四次用熱手巾把腿包起來，而且要儘量少讓它吃力。
後來我叫黑格進來，給他看我發腫的腿。我對他說，我希望知道這個情況的少數人絕對保密。
6月12日，我們於午後的烈日下在開羅著陸。薩達特和他的夫人在機場等候，他們兩人立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薩達特英俊魁偉，比我從照片看到的要高一些。在汽車裡，他轉過頭來非常熱情地對我說：「今天是埃及的一個大喜日子。」
在我們駛往開羅的途中，我第一次體驗到也許是任何一個美國總統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曾受到的最激動人心的歡迎。沿途一英里又一英里的路上，兩旁人山人海，沒有盡頭。在開羅城裡，街道和大廣場也擠得水泄不通。根據保守的估計，歡迎的人群超過100萬。
可是比那龐大的人群更使人難忘的是他們流露出來的誠摯感情。薩達特看來意識到了我在想些什麼，因為為了讓我聽得見，他探過身來在我耳邊大聲地說：「這是真正從心底里流露出來的歡迎。他們全是自願到這兒來的。你能把人叫出來，可是你不能叫他們笑。」我們穿過了幾座搭起來橫跨大街的大拱門，上面掛著薩達特和我的巨幅畫像，橫幅上寫著：「致力於和平與進步的偉人。」上百萬人高呼「尼克——松，尼克——松，尼克——松」的聲音響徹雲霄。
最後車隊到達了我們下榻的宮殿，薩達特建議我們的第一次會議推遲一兩個小時舉行。我以為他純粹出於禮貌上的考慮，因為我們在烈日下站著揮手，勞累了將近一個小時。直到後來我去拜訪的時候，薩達特夫人才告訴我，薩達特每天都睡午覺的。近在1970年，他已曾兩次受到輕度心臟病的侵襲，因而他非常注意自己的身體。後來我在日記里寫道：「我真擔心如果他一旦退出舞台，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在我們交談的時候，薩達特表現得極為精明老練。私下裡他並不在美以關係問題上緊逼我，雖然在公開場合他強烈要求歸還被占領的土地、恢復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和重新確定耶路撒冷的地位。談到他和蘇聯人打交道的情況，他說十月戰爭以前他就要求他們給予軍事援助，可是他們一直沒有理會。他以驚人的坦率說道：「我們只好對他們斷了念。」
我們在埃及的日子裡，歡迎的人群一天比一天多。從開羅到亞歷山大城，火車全程三小時，薩達特和我站在遊覽列車上揮手致意，沿途站滿了夾道歡迎的人群。那天很熱，塵土飛揚，我的腿因為站的時間過長而腫得發痛。但是我意識到，薩達特覺得讓儘可能多的人看到我們倆在一起是很重要的，是肯定埃美新關係的一種方法。
列車上記者團中有一個記者問薩達特，在使中東保持和平方面，美國能做出什麼主要貢獻。薩達特問答的時候提到了我們在途中看到的一些手寫的標語牌，他說：「就是這些使整個事情的勢頭能繼續保持下去，我認為你們都看到了我的人民寫了些什麼。他們寫的是，『我們相信尼克森』……尼克森總統從來沒有說過一句不兌現的話，他說的每一句話都兌現了。所以如果這個勢頭繼續保持下去，我想我們是能夠獲得和平的。」
關於這樣眾多的人群，我在日記里這樣寫道：「我認為，說我們在埃及看到了650萬至700萬人，這樣一個估計是合乎事實的。無論怎麼說，大致在那個範圍之中。人們不免奇怪，他們上街來是不是僅僅因為他們認為我們帶了滿滿一口袋錢來解決他們的問題了。當然這裡面有那種因素。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薩達特曾對我說過，他們對美國人的確是有極大的好感。當然，部分原因是他們討厭蘇聯人。」
埃及是通往阿拉伯世界的鑰匙。多虧薩達特和埃及人民，這次訪問有了極好的開端。我們的目標是支持埃及執行一條穩健的路線，鼓勵和加強薩達特作為他的國家領袖的地位以及他在今後任何中東談判中作為一種建設性的重要力量的地位。在這次訪問結束的時候，我們發表了一項關於埃美關係和埃美合作原則的聲明，為兩國共同爭取中東和平與制定經濟合作新規劃打下了基礎。我們還同意談判一項協定，向埃及出售供發電用的非軍用核反應堆和核燃料。
當我們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吉達港著陸的時候，氣溫超過了〔華氏〕100度（攝氏37.8度）。儘管如此，費薩爾國王仍在機場上等候歡迎我們。他看起來要比他自己所稱的67歲老得多——根據我們的情報，他有72歲了。
費薩爾認為他四周布滿了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和共產黨的陰謀。他甚至提出看來要算最高一級的陰謀論的說法：猶太復國主義者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幕後支持者。儘管他有這種成見，然而由於他的智慧和多年執政的經驗，費薩爾是整個這個地區最英明的領導人之一。
沙烏地阿拉伯並沒有直接參與中東和平談判，但是費薩爾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以及他向敘利亞和埃及提供的大量財政援助，使他在保持爭取和平的勢頭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這次我還可以和他討論由於最近阿拉伯石油禁運使價格暴漲在全世界產生的嚴重影響，並對他採取的降低石油價格的行動加以鼓勵。
費薩爾在告別儀式上的講話，使我和簇擁著我們的記者們同樣感到驚訝。他說：「總統先生，任何在美利堅合眾國國內或在美利堅合眾國國外反對你，或者反對我們這些你在這個地區的朋友的人，他們心中顯然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引起世界分裂、使世界錯誤地向兩極分化、給世界帶來災禍，而絕不是為了促進世界的安寧與和平。因此，我們懇求全能的上帝幫助我們和你們，以便我們能攜手前進，並肩追求我們雙方共同的崇高目標，那就是世界的和平、正義和繁榮。」
對整個這次中東之行來說，我對敘利亞的訪問的確需要使用最微妙的外交手腕。敘利亞曾經是阿拉伯國家中最親蘇、反以和反美的國家之一。
我的訪問給阿薩德提出的問題，可以完全歸納在他對我講的關於他8歲的兒子的故事裡。這個男孩從電視裡看到了我們到達機場的盛大儀式，晚上阿薩德回家，他走到他父親跟前問他：「你幾年來一直跟我們說，尼克森是個壞人，他完全控制著猶太復國主義者和我們的敵人，這個尼克森不就是他嗎?你怎麼能去歡迎他，還和他握手呢?」阿薩德對我笑著說：「那就是我的全體人民要問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我們將來發展關係時必須以非常慎重的步子前進的原因。總之，多年來我國人民一直受到要他們憎恨美國人的教育。近年來，他們更特別受到要憎恨尼克森的教育，因為他代表了總是支持以色列人的資本家。他就是在1973年拯救了以色列的那個尼克森!」
雙方部隊在戈蘭高地脫離接觸的協議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成就，而我的訪問是促進、支持和培育基辛格所開創的敘美新關係的好機會。我肯定阿薩德在公開場合將繼續宣揚強硬路線中的最強硬的路線，可是私下裡他會按照他在一次會談中告訴我的一句阿拉伯諺語行事：「一個瞎子要是能用一隻眼看，可比完全看不見好得多。」阿薩德總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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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薩德的為人，完全超出了我根據同亨利的談話所作的預料。如亨利所說，他確是一位強硬的談判對手，可是他作風極為神秘，具有極大的耐力並富有魅力。他常常放聲大笑。我看得出來，如果他能照自己的判斷行事，他會成為一位極精悍的領導人。在我們最後一次會談中，他非常非常堅決地反對任何單獨的和約。可是另一方面，他對我們所作的各種地區性的安排，看來也採取了實事求是的態度。總地說來，他是一位有真實才幹的人。如果他能不被人謀殺或者推翻，按他的年齡——44歲——他會成為這個地區舉足輕重的領導人。
帕特注意到他的後腦勺很平，她說那大概是因為他嬰孩時期睡覺沒有轉身的緣故。真奇怪，他使我想起他的額頭長得和帕特·布坎南一樣，同時我猜想他具有與布坎南一樣的頭腦、衝勁和專心致志的精神。毋庸置疑，他是具有某種天才的。
在敘利亞的首都、世界上最古老的從未荒廢過的城市大馬士革，美國國旗七年來首次在這裡飄揚。無論我們走到哪裡，大批友好的人群都出來歡迎我們，儘管敘利亞當局並沒有宣揚我們的動向和旅程。我把這看作是這裡的人民強烈希望與美國友好、與蘇聯人疏遠和實現和平的表現。我在日記中寫道：「這些人願意和美國友好，這種思想已深入普通老百姓之中，原因是他們對蘇聯人已領教了。當然，如果我們不能在已開始的和平倡議上有所成就，那我們美國人很快也會被與蘇聯人同等對待了。」
阿薩德總統在為我舉行的國宴上祝酒時說：「讓我們在兩國關係上翻開新的一頁並開始一個新階段吧。」對於一位敘利亞總統來說，這是一個不同一般的聲明。在我結束訪問的時候，我們宣布恢復兩國外交關係，我表示我們願意恢復教育和文化交流，並為敘利亞發展經濟提供合作。
當我在機場向阿薩德告別的時候，他親吻了我的雙頰，這是對一個訪問者所能表示的最高敬意，這也是這位直到幾個月以前還在阿拉伯世界帶頭煽動反美的人所做出的一個不尋常的重要姿態。
後來我回顧了我們與敘利亞關係的這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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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在建立某種持久的積極關係方面，敘利亞迄今仍是我們最難對付的一個國家。另一方面，他們正急於想改弦更張。他們希望我們介入，也許是想利用我們來對付蘇聯人。這就是在歸途中我為什麼說我們必須在經濟領域裡探求一切可能的途徑向敘利亞人提出一些建議的原因。
我在埃及和敘利亞受到的歡迎以及我同薩達特和阿薩德的談話，證實了美國在完成這一新任務——作為阿拉伯世界的一支和平力量——方面，具有巨大的潛力。如果我們出面帶頭，這兩位講究實際的愛國者會願意尋求與以色列妥協的解決辦法，因為這是他們能把注意力轉向國內發展事業的先決條件。我看到了在原來依附於蘇聯的阿拉伯人中對蘇聯人是那樣不滿，對此我感到鼓舞；特別有趣的是，你會發現這種情況還不僅存在於領導層中。和我一起旅行的馬諾洛，和他在許多其他問題上一樣，在這方面也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極有意義的情況和深刻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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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問馬諾洛他最喜歡哪個國家的時候，他對這次旅行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看法。他說他最喜歡埃及，因為埃及人非常友好。他說，埃及人都說，他們很高興看到美國人進來，蘇聯人出去。這使我想起我和薩達特的第一次談話，他說美國人在6個月中獲得埃及人民的支持已經比蘇聯人20年所獲得的還多。
馬諾洛說，埃及人不止一次地對他說，蘇聯人冷酷；他們單獨住在一起，對埃及人很不友好。他在敘利亞也聽到類似的說法，一個在廚房工作的人對他說，美國人總是笑眯眯的，蘇聯人可總是板著臉。我們在這個地區的一個有利方面——我相信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是儘管我們有許多錯誤，但是除了少數美國人顯得目中無人——特別在外交人員和生意人中有那麼一些外——大多數美國人基本上都很喜歡別國的人民。換句話說，美國人願意人家喜歡他們，因此他們極力設法贏得他國人民的好感。而既有自卑感又一心只想到共產主義的蘇聯人，和我們就完全不一樣了。他們的優良品質，只有在他們和看來同他們完全平等的人打交道時，才會表現出來。
我記得有一次跟薩達特談話，我對他說，我認為中國和蘇聯之間真正的問題在於中國人在內心深處認為他們比蘇聯人更優越、更文明。薩達特笑了笑說：「你知道，這恰恰正是我們的感覺：我們埃及人比蘇聯人要文明得多。」
我們在以色列受到的歡迎，按一般標準來看雖然也很熱烈，但卻是一次最受拘束的旅行。部分原因是由於以色列的國內問題造成的。果爾達·梅厄不過兩個月前才辭職，伊扎克·拉賓剛接任總理，領導著一個脆弱的聯合政府。由於我的中東政策在以色列的許多人士中間不受歡迎，可以理解，拉賓在接待我時只能做到適可而止，可是他也毫不掩飾地急於想知道他能從我們這裡得到多少進一步的援助。
我同拉賓以及他的內閣高級官員會見的主要目的是向他們表明，我們不會改變全力保證以色列安全的決心，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堅持要他們以嚴肅、認真的態度來推進和平談判的進展，這一談判由基辛格的穿梭外交開始，現在又由我的訪問進一步確定下來了。除徹底討論了以色列的經濟和軍事需要並探討進一步走向和平所能採取的步驟以外，我們在訪問結束時所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建議我們商訂一項類似我們與薩達特總統簽訂的關於非軍事核反應堆和核燃料供應的協定。
在以色列議會所在地議會大廈舉行的國宴上，我說，我要行使總統可以打破先例的特權：雖然果爾達·梅厄已經不是總理，但我要在按傳統習慣給國家元首祝酒以前，先特別為她祝酒。我說在所有各國的領袖中，我還從沒有遇到有哪一位比果爾達·梅厄更勇敢、更聰明、更有毅力、更堅定和對自己國家有更大的獻身精神。她坐在主賓席離我不遠的地方，我可以看出她是多麼激動和高興。我接著說：「我認為，由於我曾和她一起工作，由於我已成了她的朋友，她也一直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可以有這榮幸，也有這特權請你們和我一道為前總理，為果爾達·梅厄總理，為果爾達乾杯！」
即使在這種出其不意的情況下，梅厄夫人仍以她特有的口才作了簡短的答詞：「如尼克森總統所說，當總統的人幾乎是什麼事都能做的，但是尼克森總統卻做了許多別人連想也沒想到過的事。總統先生，作為你的朋友並作為以色列的一個公民對一位偉大的美國總統，我現在能說的話只是：謝謝你！」
在我正式祝酒的時候，我坦率地談到了新總理和議會所面臨的任務。
在他們面前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容易走的，我認為特別從政治上來說是容易走的路，那就是維持現狀，不採取行動，因為採取任何行動都會有風險，因而要抗拒任何可能導致進行談判的倡議，即使談判也許能帶來長期的、公正的持久和平。
可是還有另外一條道路，我相信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這是一條有政治家氣魄的人走的道路，不是一般搞政治的人走的道路。這條路不會對你們國家安全帶來風險，影響國家安全的事是決不能做的。可是走這條路必須承認在這個地區繼續進行戰爭不是解決以色列生存的辦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須承認，如果我們不去為今天我們在耶路撒冷大街上看到的成千上萬的孩子們的未來著想，盡一切可能探求可以避免戰爭的途徑，那就是錯誤的。
我們在中東的最後一站是約旦。海珊國王的魅力和才智再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我用了兩個小時私下討論了他在幫助解決衝突中的獨特作用。他很久以來就一直是美國的一位忠誠可靠的朋友，有時甚至得冒相當大的危險。他保證在今後漫長的道路上將繼續起著約束和節制的作用。
在為我們舉行的國宴上，海珊在祝酒詞中很客氣地按他的理解總結了我這次出訪的意義。他說：「總統先生，對你正在進行的這一值得紀念的『和平之行』，我們也同樣抱著你必然會抱有的一切希望和期待，我們生活在阿拉伯世界的所有人對你這次旅行表示感謝。」他又說，「雖然你也許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和平的旅程似乎是永遠沒有完結的，但是你選擇在這個時候來到我國，對保持美國倡議的勢頭來說是再好不過了，而美國的倡議是在你的鼓舞人心的英明領導下開始提出的。」
那天晚上，我在結束我的祝酒詞時說：「我不想對你們說這次旅行將在什麼地方結束，我也不能對你們說這次旅行將在什麼時候結束。重要的是它已經開始了。」
從中東回國當天，有一大群人在白宮的南草坪上等著歡迎帕特和我。傑里·福特帶領著由內閣成員組成的正式代表團，他說：「總統先生，大約十天以前，我和其他許多人在這裡祝你一路平安。那時我們為你祈禱，現在我想也許應該援引一句《聖經》上的教導：『平息爭端的人有福了。』」
在以後的幾天裡，甚至在我準備進行第三次最高級會議的時候，我向國會領袖簡單介紹了我們可能為中東和平發揮領導作用的機會，而且從國內對中東之行的反應這個實際角度出發，回顧了這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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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肯定已從這次旅行得到一些好處，雖然看起來在民意測驗中不可能有什麼突破。當然，從我們正經受的可怕的打擊來看，這原是不足為怪的。當齊格勒對我說，在我們出國期間，每家電視網每天只用五六分鐘播送我們的情況時，我就曾對他指出：「你應該拿這和水門事件對比一下，一年多以來聽眾每天都要聽八分鐘到十分鐘關於水門事件的報道!」我們對中東之行的報道不能過分抱怨。報道是好的。想要對這次旅行進行批評是極為困難的。我認為這次旅行是有影響的，至於這種影響有多大和能持續多久，那只有等時間來告訴我們了。
當然，最重要的是繼續工作以確保這次中東之行取得和平的成果——或者至少取得一定的進展。薩達特經常強調這樣一個論點，他說埃及人和美國人成為敵人是不合情理的，而我們成為朋友才是合情合理的事。我們在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和約旦都常聽到這樣的用語：合情合理和不合情理，正常和反常，等等。我認為，這是總統訪問的最重要的好處，而且是一切談判都不能得到的。阿拉伯人確實想和美國人做朋友，現在該是我們做他們的朋友並向他們證明和美國交朋友是值得的時候了。
和國會領袖在一起的時候，我走得比亨利更遠一點，表明我們要使以色列強大到不怕談判，但又不能使他們過於強大因而認為不需要談判了。我還補充說，應使以色列強大到使它的鄰國不致產生攻打它的念頭，而他們自己又極願談判。
中東之行的一個成就是，它使我們能從一個正確的角度來看待整個水門事件——使我們認識到我們所經受的一切可怕的打擊，和我們過去和將來不僅為世界和平，而且間接地為各國人民的幸福所做的和即將做的一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認為，不管將來發生什麼事，我們應該永遠把這一點放在首位，並把它作為一切工作的中心。
6月13日我還在埃及的時候，弗雷德·巴茲哈特犯過一次心臟病，在我確信他已經轉危為安時，我立即估計了一下他的疾病對我們在訴訟方面的處境會帶來什麼影響。這是一個特別繁忙和重要的時期，因為我們要為錄音帶問題準備材料，並準備在最高法院進行口頭辯論。我們還必須為掩飾水門事件案調閱文件問題審訊前的聽證會做準備，必須對受理埃爾斯伯格闖入案的地方法院要求交出文件一事作出回答。另外，還有一些較次要的法律上的戰鬥也在進行中。我們要對「共同事業」提出的訴訟行使行政特權；要準備對賽里卡決定發表1972年9月15日錄音帶中一段內容的問題提出上訴，因為他本人早些時候曾判定此錄音帶與水門事件無關——在這一錄音帶中我僅談到國內收入署的有關我們對手的情報。這些似乎還不夠，歐文委員會還在要求更多的情報，基辛格正準備回來對竊聽電話問題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作證，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繼續貪得無厭地要求索取更多的錄音帶。巴茲哈特被迫請假對我們將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不過至少還有相對的一線光明，報上發表了關於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內幕新聞。由於委員會的委員和工作人員經常泄露機密，現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人都表示不滿了。《華盛頓郵報》援引一位匿名的委員的話說：「我認為我們所做的事使我們也有點臉紅了。」
6月21日，我從中東回國後兩天，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聽完了所有對我的控告的證詞；證詞記錄共長7000頁，最後印了38大卷。證詞的數量實在驚人，但是質量很差，其中大部分和我自己的行動只有很少或根本沒有直接關係，還有其他令人樂觀的跡象。華盛頓專欄專家注意到約翰·羅茲幾個星期來第一次以一個領袖人物的身份出面為我說話了。據報道，現在眾議院內贊成彈劾的民主黨人正極力爭取儘早進行大會表決，因為他們認為委員會的緩慢步伐已經錯過有利時機了。《華盛頓郵報》頭版刊登了一則報道，說到委員會已經開始兩極分化。
6月22日，我打電話給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黨人喬·瓦戈納。他是七次連任的眾議院老議員，領導著一個非正式的班子，參加的眾議院民主黨人有時竟達百人之多。這些人主要是南方議員，他們在關鍵問題上常常是支持我的。在整個水門事件期間，他一直給我巨大的力量。他幾乎沒有一個星期不打電話來向我再次保證他仍然支持我。可是他總是十分務實的，從來不對我作虛假的鼓勵。現在他說，他認為在他的班子裡反對彈劾的有70票是相當可靠的。他說，唯一可能使他們改變主意的情況是，如果我會由於什麼原因被判有蔑視最高法院罪。除此以外，他認為沒有任何進行彈劾的可能。他結束這次談話時，也像我所記得的他每次和我談話時一樣，說：「上帝保佑你。」
我算了一下，如果瓦戈納有70張民主黨人的票，我們只需要150張共和黨人的票就可以構成反對彈劾的多數。這個目標並不是完全達不到的。6月22日和23日，我琢磨著在國會甚至在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內部哪些人可能成為我的新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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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上帝，委員會裡以〔加利福尼亞的〕〔查爾斯·〕威金斯為首的幾個共和黨人，現在站起來了。這可能是能夠改變這個局面的一個新因素——改變它，那就是說，改變那一條件——不管最高法院發生什麼情況對我們都將是一次真正的考驗。
然而，我仍然希望並且感到，這次仍有相當大的可能，法院考慮到國家的前途和總統的前途，甚至可以說考慮到法院本身的前途，不會願意開創這樣一個具有極大破壞性的先例的。可是法官全都住在華盛頓，受華盛頓新聞報道的影響，他們在《華盛頓郵報》上看到的毒素一定會滲透到他們的頭腦里去。每天讀那報紙的人想不受它的影響是十分困難的。
我今天打電話給喬·瓦戈納，他說只要不被判蔑視最高法院罪，我們一定能在彈劾案中取勝。在這以後，我考慮了一下，認識到我們實際上大約只有30天的迴旋餘地，在這期間我們必須作出最後決定，我們到底能否繼續任職，或者我們是否實際上必須拒絕遵守法院可能作出違反我所提出的憲法原則的命令。在今後的30天內我要做的事是一天也不能鬆勁，不去考慮這期間會發生什麼事。我們必須永遠不忘記，為了無愧於我們肩負的責任，我們要盡力而為。
我越想到這次彈劾案的全部過程，就越記起阿尤布·汗說過的一句話：「信任如細絲。一旦弄斷了它，就幾乎不可能再把它接上。」這就是為什麼隨著時間的消逝，當我們把僅僅一年前發生迪安事件的那個星期——然後錄音帶問題——然後阿格紐事件——然後接著又是兩盤錄音帶事件——所得稅事件——以及其他各種攻擊——雷博佐事件——18分鐘半的空白，統統加起來，我們覺得我們現在居然還能繼續戰鬥簡直就是一個奇蹟。
至於為什麼我的家人，如我常說的，具有那麼堅強的意志，我們的一些親密朋友會那麼堅強，以及黑格會具有鋼鐵般的意志，那我們就只能感謝上帝了；黑格，我認為是這群人當中最堅強的一個，當然他得到了齊格勒、布坎南和其他人的支持。
我曾跟鮑勃·霍爾德曼好好談過一次話。他真是一個具有無窮力量的人。我對他說，我知道他一定對9月將要發生的事情和他必須忍受的麻煩事感到憂慮，因此一如對約翰·埃利希曼和約翰·米切爾一樣，我對他非常非常同情。他說，他只是過一天算一天，根本不去想最後的結局。
當我偶然想到昨天晚上我情緒消沉的時候，我認為法院方面可能出現某種情況，因而最後使彈劾案成立，這時，我不禁想到所有其他那些體質上、感情上都不如我堅強的人，他們也必須承受比我更多的痛苦——不眠之夜以及其他，等等。我們這一批人當中有這麼多人經受住了可怕的打擊，他們受到了最狠毒的打擊卻仍然熬了過來，這真是了不起。
我和亨利談了一次話。他似乎認為，按他的說法，已經有所改變。當然他過去也這樣說過。當然，亨利總是加上一個保留條件：「除非發生什麼重大事件。」
我也和艾爾·黑格談了話。他說他現在確實覺得比過去一年來好受多了。
6月23日，當我在這個陰雨綿綿的星期天分析眼前情況的時候，我必須說，如艾爾所說我們的處境大概是比兩個月以前強多了。現在我們要看看在我們去蘇聯和從蘇聯回來後，在那時全部注意力幾乎必然都將集中在整個彈劾問題的進展情況上的時候，會發生什麼情況。至少中東之行似乎已有可能打破這個趨勢，使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問題上。艾爾認為報界是想這樣做的，因為他們對另外那個問題已相當厭倦。我相信他是對的，雖然我認為我們會發現，由於我們的許多對手拚命要把我們搞掉，他們是不會光明正大行事的。
我的家人和我都希望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儘可能過得快快活活，無憂無慮。我總是為我的女兒們感到不安。她們還年輕，她們需要自由地去過自己的生活，然而她們卻不得不天天為我戰鬥。她們經常的體貼關懷給我以極大的安慰。朱莉常常把她那本新英文版的《新約全書》放在我的床邊小桌上，翻到某些給人以安慰的章節。在我情緒最低的時候，特里西婭就會來到林肯休息室，在我看書或工作的時候和我坐在一起，默默地表示對我的愛和支持。
父親節那天我正在中東，可是女兒們給我發來一個電報說：「親愛的爸爸，祝你父親節快樂。我們為你感到自豪，我們非常愛你。朱莉和特里西婭。」我的兩個女婿也一起發電報給我：「總統先生，祝你過一個勝利的父親節。謹此表示我們的敬佩和熱愛。埃德和戴維。」
由於埃德工作上的需要，他和特里西婭住在紐約市，因而不大在官場露面。因此這也成了那些專門追求無聊新聞的專欄作家最喜愛的話題，他們編造謠言，說什麼我和埃德，或者甚至說特里西婭和埃德關係「破裂」了。最後鬧到特里西婭不得不發表了一個否認他們的婚姻即將破裂的聲明。實際上，她和埃德由於不得不忍受這些流言蜚語，他們越來越堅強，關係也越來越密切了。3月里他們事先並未告訴我就聯名在雜誌上寫了一篇勇敢的、有說服力的文章為我辯護。
朱莉和戴維在我任總統的最後整整一年裡，直接處於颶風的衝擊波里。由於住在華盛頓，他們永遠不能逃避輿論界無休止的糾纏，也不能逃避彈劾的威脅所帶來的窒息氣氛。朱莉和戴維兩個人都是剛強的年輕人，可是在經過160多次的公開露面以後，其中很多次是使人難堪的有關水門事件的審訊，除非他們愚蠢無知或麻木不仁，否則他們是不會感覺不到這一切對他們的影響的。1974年2月，戴維給我寫信談到這一點：
朱莉無疑提到過去一個星期來我的情緒低沉。簡單地說，一個我所了解和尊敬的人，而且這尊敬主要出於你對事業的獻身精神……現在竟會受到犯下罪行的控告，我過去的生活使我對這樣一個晴天霹靂沒有任何思想準備。
我從未料到，生活竟會如此不公平，而且毫無疑問這只是一個開端。這個星期的大部分時間我都花在與這種情況所引起的情緒做鬥爭上。我希望你不會誤解我。昨天晚上我找到了一個恰如其分的想法：「什麼都沒有像我們第一次遇到最大的傷心事的第一分鐘所感到的絕望心情那麼全然絕望，因為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什麼叫受苦，什麼叫治癒創傷，也不知道什麼叫絕望和恢復希望。」當然，這是喬治·埃利奧特的話。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時候——14年以前，1年以前——體驗到這種「全然絕望」的滋味的，我們體驗它的時間也許就在上星期。可是，那段話和你的經歷的關鍵一點是希望。在這種情況下，希望就是決心。我們很高興能參與補救你為美國做的工作，不管發生什麼，我們都不是孤立的。
看到朱莉一天比一天沉默寡言，我感到痛心。回想起來，只有一次她讓我知道了她絕望的心情，那是在發表《藍皮書》的文字抄本以後，我們動身到戴維營去的時候。她平靜地說：「一切都是那麼沉悶。」但是，第二天她的情緒又忽然完全恢復了。不到一個星期她和戴維決定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來回答對《藍皮書》文字抄本的猛烈批評以及要求我辭職的呼聲，現在是不管朋友還是敵人，都在這樣呼喊了。
在舉行記者招待會的過程中，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個記者開始談到「父親的罪惡」正在孩子身上得到印證。他言外之意是，他們兩人自發決定舉行的這個記者招待會不過是使我能躲開記者的預謀活動的一部分。朱莉的眼睛冒著怒火，但是她的鋼鐵般的性格幫助她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她說：
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將盡力控制住我自己，因為這個問題真使我萬分痛心……我來這裡是因為海倫·史密斯接到新聞界55次電話。……既然新聞界現在有個難題，念念不忘辭職問題，而且認為必須由家庭成員出來說幾句使他們安心的話，那麼我認為我作為女兒有責任到這裡來。
我親眼見到我父親這段時間經歷的種種遭遇，我為他感到驕傲，所以我也決不怕到這裡來，跟報界的任何人談辭職問題或其他任何問題，儘管我這樣做是違反我的意願的，因為我知道他不願我到這裡來，因為他不願意讓別人以為我是想代他回答問題。我並不想代他回答問題，我只是祈求我能有足夠的勇氣，可以和他的勇氣媲美。
帕特從來都是我們之中最堅強的一個。當我們全家聚在一起的時候，她總是想辦法讓大家高高興興，同時她也向全世界表明，在她這個因熱情、優雅隨和、體貼人心而受到普遍愛戴的婦女的內心深處，還蘊藏著我相信在整個美國政治史上無與倫比的堅強的性格。
如傑里·福特所說，帕特是「全世界的第一夫人」。3月11日她作為我的代表最後一次出國訪問，這一次她訪問了巴西和委內瑞拉，一路上凡是見到她的人無不為之傾倒。然而，在她乘飛機回國途中，記者馬上逼她談水門事件，要聽聽去年一年她到底經受了多少痛苦，她的日子是多麼難過。「我真不願意談這件事，這完全是個人的私事。」她說，「為什麼要在這次旅行中談這個呢?」她重複她過去已經說過的話：她愛我，她了解我是一個正直的、具有獻身精神的人。
她努力要作出一個在打擊之下保持尊嚴的榜樣。可是他們還是不肯罷休。
第三次最高級會議
1974年1月，蘇聯人已同意公開宣布，預定於夏天在莫斯科舉行第三次最高級會議。我認為這個決定或者是他們相信我將在彈劾案中取勝的一種表示，或者是他們要表明不管誰當總統，他們有意讓緩和繼續下去。
關於第三次最高級會議也許是最有決定性和最激烈的鬥爭，它不是發生在莫斯科，而是發生在華盛頓。華盛頓反對緩和的勢力的活動，在我正準備動身到蘇聯去的時候，幾乎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對蘇聯迫害持不同政見者和對限制猶太人移民表示義憤成了當時最時髦的事，自由派現在也叫得正歡。兩黨的保守派仍然聯合起來堅決要求限制或者乾脆禁止對蘇貿易。軍界和他們在國會以及全國的許多朋友唯恐第三次最高級會議可能真會在限制進攻性核武器或者有限禁止核試驗方面有所突破，簡直都在準備拚命。
這種反對緩和的力量的結合，不管國內政治問題情況如何，都肯定會出現的。我本來是能有效地加以阻止，或者至少能牽制住這股力量的，但是水門事件嚴重地破壞了我的這種能力。
基辛格於3月24日赴莫斯科為第三次最高級會議安排日程進行四天會談，他報告說勃列日涅夫看來也遇到了和我們相同的問題，蘇聯軍界也反對簽訂永久性的限制進攻性核武器的協定。因而從一開始，我們就知道要在第三次最高級會議上就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是非常困難的。
6月20日下午，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的會議上，當國防部部長施萊辛格提出五角大樓的建議的時候，美國軍界反對簽訂新的限制戰略武器的態度公開化了。他們簡直是抱著一條毫不妥協的強硬路線，反對簽訂任何不能使美國占有壓倒性優勢的限制戰略武器協定。他們的建議肯定會立即遭到蘇聯的拒絕。
在雙方都已陳述了自己的論點以後，我插話說：「我認為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時機找出一個更加實際的、能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事實，國防部部長施萊辛格的建議根本不可能被蘇聯接受，因此我們應該想法制定既符合我們利益又能使他們接受的辦法。」
這時全場鴉雀無聲，然後坐在我旁邊的施萊辛格說：「可是，總統先生，人人都知道，在那次廚房辯論中你的辯才給赫魯曉夫留下了多麼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如果這次運用你的口才，你可以使他們接受這個建議的。」
那天晚上我在日記中記著：「僅從那些參謀長們尤其是施萊辛格的表演來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真是令人震驚。他說他知道赫魯曉夫對我的『辯才』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用我的辯才就可以把他所提出的建議推銷出去，這話實際上是對任何人的才智，特別是對我的才智的一種侮辱。」
傑里·福特打破了施萊辛格發言後出現的沉默，把討論轉到更廣泛的國防預算問題方面去。討論進行了幾分鐘後，我發言談到我對今後兩年在白宮期間緩和問題會如何發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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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提議我們應該大大增加國防預算，以便我們能更好地跟蘇聯討價還價。當然從某一方面來說他是對的，但從另一方面他又不對，因為我們並不可能在這個特殊問題上對他們進行訛詐。
如我在會上所說，我最關心的是不管誰繼任總統，讓他不用再像我在這五年半里為了反彈道導彈、巨大的國防預算、三叉戟潛艇等進行這樣艱苦的鬥爭。我們很可能會遇上這樣一個人，他儘管口裡大談美國必須天下第一等等，但是一旦權勢集團的報界在自己人當政以後無疑會提出和平主義看法的時候，他也就完全屈服了。
這就是為什麼，這次如果可能的話，應使蘇聯受到某種約束，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果將來我們捲入一場無止境的競賽，他們很可能會毫無限制，而我們卻受到限制。我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也曾力圖說明，一個美國總統作出的決定跟蘇聯總書記作出的決定是非常不同的。我們可以肯定，他的決定一定會也一定能夠付諸實現。即使有公眾輿論反對，他也不必過多去考慮。可是，當美國總統作出一個決定的時候，從來也不能絕對肯定他的決定一定能夠實行。這種肯定對不肯定的情況倒不一定會極大削弱我們實際的討價還價的地位，但它卻使我們在和蘇聯談判任何交易的條件時必須得把這個因素考慮在內。因為如果我們達成一個約束雙方行動的協定，這就是說我們將在他們最終必然要做的某些事情上給他們以約束。而在我們約束自己的時候，很可能我們只是在某些反正我們不打算做什麼的某些領域給自己一些約束而已。當然，1972年協定的情況正是如此。
然而，我們現在不馬上打這一仗，如果我們有辦法找到適當的語言以便我們能在10月或11月進行談判——同時使蘇聯人同意某些恰當的數字，那我想就是為我國的安全以及達到總的力量平衡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國防部里許多人不願意簽訂任何協定，因為他們要儘可能地搞他們能搞的一切國防計劃，他們不願意受任何約束。碰巧亨利未能參與其事，不免使情況更為複雜了。他被中東問題牢牢纏住不能脫身，以致他不能很好照顧到另一個問題。可是，也許這樣更好，因為我剛才說過，現在不是打這一仗的時候。
和軍方的鬥爭並不是唯一影響第三次最高級會議的重大問題。從水門事件發生以來，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對我在國內問題上作出決定的能力表示了關心。為了緩和，他已經冒了很大風險，因此不難理解，他很擔心我如果突然或意外地離職，會使他在自己的統治階層中處於非常尷尬和容易受到攻擊的地位。
1974年4月，我們收到當時駐莫斯科大使沃爾特·斯托塞爾的一份報告，講到在一次會見時，勃列日涅夫看來特別擔心我們的國內問題會影響許多事情的進展。斯托塞爾在報告中說：「勃列日涅夫說他佩服總統進行的反擊，稱之為政治家的一個特點，他對現在美國居然可以在總統繳納稅款的問題上跟他為難表示驚訝。他認為總統的反對派是『沒有頭腦的』。」
葛羅米柯於4月11日來見我，他第一句話就肯定地對我說，儘管美國報刊上發表了反蘇的報道和文章，蘇聯人仍然堅決支持緩和。接著，在一種不尋常的表示個人關切的氣氛中，葛羅米柯說，他只是想對我說，用他的話講「儘管有某些眾所周知的困難」，他對我能堅決頂住表示欽佩。他說：「我們是從個人的立場對你表示欽佩的。」
我們這次會見的其餘時間，都花在關於限制戰略武器的數目的爭論上，將來在莫斯科的會談的情況從這裡已可預見到。到現在為止，蘇聯人沒有作任何讓步，我們也沒有。當我送葛羅米柯走到西廳門口的時候，他說：「我們相信你一定理解我們希望你一定能來參加會議，希望不會出現任何波折。」
我表示我是理解的。我說：「如果我們失敗，後代將會詛咒我們，我們必須成功。」
我們於6月25日離開華盛頓。第一個停留地點是布魯塞爾，我在那裡參加了慶祝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25周年的儀式。我想在跟勃列日涅夫一起坐下來之前，大大宣揚一下大西洋聯盟持續不斷的活力將是特別有用的。我在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理事會作的正式講話中說，緩和時期會給我們帶來巨大機會，也會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危險。我們必須承認歐洲政治已經完全改變的事實。我們還必須接受這樣的事實：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已不再是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實際動力；如果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打算生存下去，它就需要其他有效的動力使它團結起來。
就在我離開布魯塞爾之前，我在訪問中東期間曾突然患靜脈炎的消息在美國報刊上傳開了。記者們立即注視我的每一個動作，想看出我腳跛或疼痛的跡象。事實上我的腿仍舊又腫又疼，可是我下決心不表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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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驚訝的是我的健康情況一直很好。我曾對齊格勒說過，關於這條腿的情況，主要是不讓記者們藉此製造總統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已處於癱瘓狀態的輿論。我認為目前我們還相對地控制著局勢，可是我們一定要保證不要讓人民想到，現任總統已和晚年的艾森豪威爾，或者羅斯福，或者甚至和約翰遜一樣了，因為到後來所有的人都認為約翰遜大概要垮了，他喝酒喝得太多，等等。我想只要我們處理得當，就能避免發生類似的情況。
從6月27日在莫斯科機場上對我們的歡迎開始，第三次最高級會議有了一個十分吉利的開端。勃列日涅夫本人來到機場，他大步走過跑道來歡迎我。相當多的一群人獲准站在柵欄後面揮舞著紙制的旗子，我們驅車前往克里姆林宮的時候，沿街也都是人群，這和1972年時大不相同了。
我們到達不久，勃列日涅夫邀請我到他辦公室去進行一次私下會談。他告訴我最近與特迪·甘迺迪和艾夫里爾·哈里曼的會晤，他說他們兩人都支持緩和。我對他說，在從現在到1976年這段時間裡，他能會晤兩黨的領袖是再好不過了，因為我們需要他們都來支持緩和。我說：「我們得讓他們都稍稍清醒一些。」
他說他一直注視著美國的政治局勢，他深信我的總統職位一定可以延續到1976年。
那天晚上國宴以後，我向基辛格和黑格提議我們到我的汽車裡開一個簡短的會，這樣我們的談話可以不被竊聽。基辛格看起來整天都很消沉。我猜想，關於電話竊聽這個煩人的國內問題還在困擾著他，還有那天下午他跟葛羅米柯談判以後，看到美國政府內部反對緩和的宣傳已嚴重削弱我們的談判地位，也使他煩惱。
我們在正式會談的第一天就提出了禁止核試驗的問題。蘇聯人和以往一樣不同意制定必要的現場檢查辦法。我深信沒有一種嚴格的檢查辦法來確保他們遵守條文，那麼考慮全面禁止核試驗就未免太危險了。我們還必須考慮到現在禁止核試驗已不像過去僅有我們兩個核大國時一樣有意義了，而那時候蘇聯甚至就已拒絕考慮這個問題。現在不管我們怎樣做，法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人對它特別敏感——都不會停止核試驗。連以色列或者印度也不會停止核研究。
在3月基辛格先行訪問莫斯科期間，蘇聯提出「有限」禁止核試驗的建議。根據這一安排，只要核武器的大小和威力不超過一定的限度，便可以試驗。既然每個國家都能用地震儀測出違反規定的情況，那麼就沒必要有什麼現場檢查了。可是在第三次最高級會議頭一次整天開會的那天下午的會議上，勃列日涅夫突然提出，我們不要再爭論禁止核試驗的限度問題了，還是在全面禁止核試驗方面取得一致意見，一下子解決這個問題。
我在日記上寫道：「在會談中，勃列日涅夫很難對付，一如1972年在他的別墅里討論越南問題時一樣。他這次重新寫了那篇稿子，我們誰也沒有思想準備，因為討論有限禁止核試驗問題原是他們3月的想法，他們還曾和基辛格探討過。」
由於沒有辦法能事先阻止這種節外生枝的建議（如果勃列日涅夫決心要這樣做的話），我肯定反擊的唯一辦法是採取一種非常坦白和實用的態度。如果柯西金和其他人期望我會很不愉快地迴避問題，那我回答的口氣和內容就會使他們失望了。我回答道：「在我來之前，我們非常深入地討論過這個問題。」我說，「確實，我們參議院裡有一些人贊成全面禁止核試驗。然而在另一邊，也有同等數目的人根本不贊成禁止核試驗，他們心裡總想著核實檢查的問題。我們曾設法商定一個較低的限度來對雙方進行約束，這是我們能取得我們國會多數人支持的唯一可行辦法。我們不能採納全面禁止核試驗的建議。」
在一陣舌戰以後，我回到本題上來：「很坦白地說，在1976年即將來臨的時候，在有關緩和的問題上，美國出現了十分滑稽的局面。那些在過去兩年讚揚我們的緩和努力的人，現在與其說是為了哲學上的原因，不如說是為了黨派鬥爭，願意看到我們的努力歸於失敗。因此，如果我今天在這裡毫不讓步，是不會為自己招來敵人的。
「我提出這些論點並不是為了表明我的立場僅僅是從這些政治上的考慮出發的。我願意朝緩和的方向前進，是因為它對世界和平來說是不可缺少的，這也是我們常希望能達成並履行任何可能達成的協定的原因。
「我現在處於一個奇特的地位，完全可以引導美國公眾去支持緩和。我能對付我們的所謂鷹派——但是只能一步一步來，而且我決不希望這種做法受到阻撓。我希望它繼續下去。」
我指著大廳入口處那扇笨重的金色大門說：「當我們看到那金色的大門時，我們可以說我們全都想夠著它。可是如果我們想一步就夠著它，那是辦不到的。總書記先生，在美國和其他國家，我們總會發現各種各樣的派別，它們出於不同的原因願意看到緩和失敗。而我們，從我們方面來說，並不會在我們尚未肯定能獲得支持的時候向前邁一步。如果那樣做，我們簡直是在自找失敗。」
這番坦率的談話打破了他們在辭令上繞圈子的做法。勃列日涅夫說，他得和他的同事們商議一下，然後再找時間討論這個問題。接著，我們就討論我們最晚什麼時候應該離開莫斯科的問題，因為我希望在黃昏前到達克里米亞，以便能看到那邊的鄉村景色。
關於這次冗長而艱苦的會談，我在日記上是這樣寫的：「在這次全體會議以後，我的腿又開始腫了。我想開會期間我蹺著腿坐的時間太長，這看來是使腿腫起來的原因。聽著他們一遍又一遍地發表老一套的強硬路線的發言，是相當令人疲勞的事。」
帕特和我與勃列日涅夫一起從莫斯科飛往克里米亞，我們將在黑海海邊的雅爾達郊區勃列日涅夫的別墅里繼續討論。鑒於雅爾達這個名字仍然帶有令人不快的含義，所以我們稱呼這次會談為奧列安達最高級會議，這是那別墅所在地區的名稱。
在去克里米亞的途中，勃列日涅夫在飛機上打電話給他的妻子，如我在日記中所寫：「碰到這種事的時候，他就像一個有了新玩具的孩子一樣。」我和勃列日涅夫夫人通話說「Ochen Priatno」[21]，這是我剛學會的一句俄文問候語，看來這使她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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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飛機上對勃列日涅夫說，在哥倫比亞特區和在莫斯科無名戰士墓前舉行的儀式，我還在那裡獻了花圈，總使我想到我們現在正進行的工作具有多麼深遠的意義。我說：「這就是我們談判的全部目的所在。」
勃列日涅夫談到在戰爭中看到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是多麼可怕。他說，在冬天那些死人全凍成各種奇奇怪怪的樣子，更是特別難看。我說：「像一出芭蕾舞悲劇。」葛羅米柯又說：「夏天天氣很熱，屍體腐爛也同樣難看。」
他們都有過一些相當可怕的經歷。
從機場到奧列安達64英里的驅車途中，大家的情緒開始輕鬆一些了。勃列日涅夫提到了我的海軍副官傑克·布倫南中校，他說：「我非常喜歡他，他年輕、健壯、英俊。」我回答說：「姑娘們看到他也都這樣想。」勃列日涅夫咯咯地笑了一會兒。接著，他又變得很嚴肅的樣子直盯著我說：「雖然你和我都比他們老多了，可是在歷史上我們可能在為人民爭取和平方面所作的貢獻將比哪個年輕人都多。」
一個半小時的驅車途中，大部分的時間我們都看著窗外鋪滿了藍色和金色野花、綿延起伏的青蔥的群山。偶然間，我們也能瞥見遠處的大海。
勃列日涅夫顯然很喜歡到克里米亞來，他很高興地帶著我穿過他依山的別墅四周繁茂的花木，沿著低矮的防波堤散步。到達的第一天，我們走到一所部分建在岩石裡面的房子裡去，房子的一邊是許多面向大海的窗戶。他把這房子叫作海濱浴室。我們走進去，脫下外衣，在其他人到來一起開全體會議以前，我們私下會談了一個多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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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談話非常坦白和直率，內容顯然是他想與我單獨談的題目。我們坐在那裡的時候，他面朝著大海，看著那艘水翼艇。他信手在桌子上胡亂畫著——看上去像是一支箭和一顆心——一支箭穿過一顆心。他第一次提出締結美蘇條約的新想法，別的國家也可以參加，如果任何一個國家或是它的一個盟國受到攻擊，每一個國家都要來保衛它。這當然有一點像是明目張胆地要搞共同統治的味道。
我們在那間小屋裡的談話中，特別有趣的一點情況是，勃列日涅夫似乎忽然完全改變了對中國的態度。1973年他對中國問題表示過極大的不安，可是現在他裝著幾乎完全不感興趣了。他說：「毛是個神，一個年歲很老的神。他死了以後，會有一個新神出來。」可是，在一次午宴上我和葛羅米柯私下交談的時候，勃列日涅夫的態度卻完全相反，他提出警告說，中國人是對和平的巨大威脅，因為他們人口眾多，不惜犧牲一切，來達到他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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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與勃列日涅夫舉行私下會議的時候，我指出如果緩和在美國失敗，那得勢的將不是鴿派而是鷹派。我勸他哪怕只是為了不讓傑克遜和輿論界某些批評家有攻擊的藉口，也應該在猶太人移民問題上作出某種姿態。他於是從他的公文夾子裡抽出統計資料說，他要把它們交給多勃雷寧，然後讓多勃雷寧把它們轉交給基辛格。
我們的談話無拘無束地從計劃中的歐洲安全會議，談到裁減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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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到，他對中東的預言已被證實是不幸而言中了。但是他說，在他警告我注意中東的爆炸性局勢的時候，他可絕沒有料到阿拉伯會發起進攻。事實上他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來制止這次進攻。這時候，他做了許多富於表情的手勢——他抓住我的胳臂說，想把他們拉回去。但是，他說：「我們沒有能做到。」
當其他人來到海濱浴室同我們一起會談的時候，談話又回到我們在多彈頭核導彈——或稱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問題上碰到的僵局。
「好吧，讓我們仔細研究一下這個問題。」我說，「因為，如果在這問題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見，那我們現在也應該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我斷定，他已決定要用這次看來仿佛是偶然的談話，作為第三次最高級會議關於限制戰略武器問題的最後一輪會談。
基辛格直截了當地說，我們決不能接受蘇聯方面提出的數目。如果我們接受了，我們就要在一年內停止製造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與此同時蘇聯人卻可以繼續製造四年。
基辛格說：「在美國，這就會被說成是我們接受凍結，同時卻允許蘇聯趕上來。」他唯恐討論會忽略當前局勢的現實，所以提出了一個有禮貌的和婉轉的威脅。他說：「對這一協議我們不應僅從現在確定的數字來看，而應從如果沒有這一協議雙方可能做些什麼的情況來理解。舉例來說，如果沒有這個協議，我們就能再在500個民兵式導彈上安裝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
「在這段時間裡?」葛羅米柯多少有點吃驚地問道。
「是的，兩年以內。」基辛格堅定地回答。接著，他提出了我們在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方面的反建議。這反建議沒有完全像五角大樓所主張的那樣過火，可是它為美國規定的數字比蘇聯的大得多。基辛格說：「我們對自己的潛力的限制要比我們要求對你們的限制大得多。」
爭論持續了約有一個小時。突然，勃列日涅夫隔著桌子望著我。他沉重地說：「總統先生，如果基辛格博士剛才提出的是你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最後意見，那我們就沒有達成協議的基礎。」
他馬上又轉身去接著與基辛格辯論，但是從那時開始我知道，在第三次最高級會議上要就限制戰略武器談判達成協議已無希望了。
基辛格繼續英勇出色地戰鬥著。有一次我寫了一張條子給他：「請拿出施萊辛格說我們完全有足以說服他們的『辯才』來。」可是，基辛格這時連笑都笑不出來了。最後我又遞給他一張條子：「該休會了——我們看來不過是在沒完沒了地強調誰都明白的道理。」他這才開始把這次討論引向結束。一抓到一個機會，我便打斷他們的談話，建議我們按照原定日程，進行勃列日涅夫為我們計劃的乘船出遊活動。
「我同意，該是到海上去的時候了。」他說，並且馬上帶領我們走下碼頭，在那兒我們登上了勃列日涅夫的蘇聯海軍遊艇，在黑海上游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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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乘船出遊很夠排場。海上稍有風浪，有一次幾個盤子從桌子上摔了下去。可是在我們坐下以後，勃列日涅夫顯得精神煥發，祝酒活動進行得很順利。
我說，「奧列安達精神」就是和平，因為我們在那裡達成了對雙方都公平的協議。我還建議為他們的工作使首腦們得以休息的外交家們乾杯。
我說，勃列日涅夫-尼克森主義對兩個國家都是公平的，它將給我們的後代留下和平的遺產。
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午餐後的一段談話，他跑來和我一起坐在船後面，就我們兩人一起閒談。他指點給我看雅爾達、熊山和其他所有的名勝。他顯得有些感情激動；他說他希望這次最高級會議將會像曾經發生過的其他偉大事件一樣被人們銘記在心，他沒有說什麼事，可是他顯然指的是雅爾達會議。
他用胳膊抱住我說：「我們一定要做出一番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情來。我們希望每個蘇聯人和每個美國人成為朋友，都像我和你現在在這條船上一樣彼此交談。」
當船駛過雅爾達和克里米亞戰爭中的港口的時候，我想到了許多問題。那次戰爭是歷史上最沒有意義的一次戰爭，雙方都損失慘重。由這次戰爭產生的唯一的一件好事恐怕就是創立了紅十字會。
只是為了試試他怎麼想，我提出了一個論點說，先進國家——當然這裡也包括蘇聯在內——的危險是人們的品格日趨低下。勃列日涅夫同意我的意見，並說，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現在正在研究這個問題。當然，關鍵問題是人們有了較多的物質財富以後，他們已不再那麼「飢餓」，也就喪失了上進的勁頭，因而變得差不多完全只想到自己，只圖自私自利或滿腦子全是各種各樣抽象的概念。
後來，下船以後，在我們走回別墅的路上，葛羅米柯走在我右邊，我很高興能和他談談。他說，按他的分析，從政治上看我在美國現在的處境要比以前好得多了。他說：「這真叫無事生非。」
我說，克里米亞在19世紀曾經是戰爭的搖籃，而我們卻能在20世紀把它變成和平的誕生地。
我在船上曾跟勃列日涅夫說，我們的目標是一定要裁減核武器，勃列日涅夫回答說：「我們一定要把我們製造出來的禍害給銷毀掉。」他又一次談到，即使1976年以後，我在蘇聯也將永遠受到歡迎。
清晨散步，午後會議，接著又長時間乘船出遊，這使我感到非常疲勞。那天晚上，我與帕特單獨在我們房間外面的陽台上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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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朝大海瞭望，看到月亮已快圓了。帕特說，從她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起，每當她盯著月亮看的時候，她都看不見月亮里有個男人或者有個老太太，但她總看得見有一面美國國旗。當然，這是多年前的事，當時誰也沒想到會有人真的到月球上去或者在那裡真會有一面美國國旗。
她指點給我看，我真的也能看到月亮里有一面美國國旗。當然，你能在月亮里看到你想看到的任何東西。
次日早晨，勃列日涅夫和我一起乘車赴機場。他利用長時間坐車的機會再三在中東問題上向我提出要求。他說，薩達特可能相信應把埃及放在第一位，納賽爾卻更依賴一種更強烈的泛阿拉伯主義情緒。我沒有向勃列日涅夫重述我對薩達特的立場，我認為薩達特是既明智而又靈活地站在那兩個極端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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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說：「別讓中東變成美國和蘇聯的巴爾幹。在有許多更重要的問題可以把我們拉在一起的時候，再別讓其他任何地方，東南亞、中東或加勒比地區成為分歧的所在，從而使我們陷入衝突。」我早已用這個論點同他談論過羅斯福、丘吉爾和史達林為什麼能相處得很好的原因，我特彆強調了戰爭進行時期羅斯福-史達林之間的關係，主要就是他們不允許對和平前景的意見分歧阻礙他們打敗納粹的主要目標。
當然，從歷史上來看，我個人認為這是犯了一個錯誤。丘吉爾是對的，他曾一再主張在那時應更多地進行討論，我們本來應該堅持達成某種協議，那樣也就可能避免在後來那種安排的基礎上形成的歐洲的分裂。
我們還談到宗教問題，勃列日涅夫說：「美國人向哪個上帝祈禱對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承認一切宗教。我們所關心的是它們擁護不擁護和平。」他再一次說明他對猶太人移民的政策。他說：「就我個人來說，我願意讓所有的猶太人都走，讓上帝也跟他們一起去。」
他說到核戰爭將會毀滅文明，他重複了赫魯曉夫15年前說過的話：我們必須要記住，在這樣一場戰爭中，白種人將被毀滅，只有黃種人和黑人將留下來統治世界。
在乘車途中，我建議今年年底以前我們舉行一次「微型最高級會談」。勃列日涅夫熱情地表示同意。我們認為這個會議不應在華盛頓或莫斯科開，而應在兩地之間某個地方；我用了「中途棧」這個詞兒，他便提到瑞士。我對他說，最重要的是在今年年底以前達成關於進攻性武器的協議。我警告說，否則的話，既然這次最高級會議上沒有達成任何協議，國會就會努力朝著大大增加國防預算的目標前進。我提議基辛格在9月回莫斯科安排議事日程，然後勃列日涅夫和我便可以在10月、11月或12月再會晤。我說，我們必須在原則上同意裁減軍事武器，他有力地點了點頭。
在我們到達機場以後，勃列日涅夫返回莫斯科，帕特和我飛往明斯克。我在日記中寫道：「在色彩方面，克里米亞是野花遍地，而當我們來到明斯克的時候，到處是紫色和黃色的鮮花——紫色和金黃色，也是我們惠蒂爾市的顏色。一片片長滿紫色花的廣闊田野。」
在第三次最高級會議期間，各處歡迎的群眾看來都懷著真正的、自發的熱情。有時，會有人大喊「和平非常重要」。我注意到差不多每次和人進行非正式的談話，不論是街上的行人還是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最後總不免轉到下面的三個話題：在平等的基礎上同美國友好和平相處的願望，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遭到的破壞，對蘇聯文化遺產包括沙皇宮殿和建築物的自豪。在明斯克，那裡的人民似乎急切地要和我們接近。有些人眼中含著淚水。我認為他們的領導人是不會不注意這種事情的。我以謹慎的希望心情，在我的日記上寫著，「到最後，蘇聯的領導人總不能不反映他們的人民的願望的」。
在我們乘船出遊時，勃列日涅夫和我已同意在帕特和我去明斯克期間，由基辛格和葛羅米柯再作一次努力，以求在限制進攻性核武器方面達成協議。我一回到克里姆林宮我的住房，基辛格就來報告說，他未能取得任何進展。葛羅米柯盡扯些不相干的小事，顯然他不能或者不願意認真進行談判。
為了能夠沒有拘束地談話，基辛格和我到室外開闊的院子裡來回走著。他很擔心，因為我們在限制戰略武器問題上只能空手回去。可是五角大樓最後一分鐘所作的大轉彎使我們不可能進行任何靈活的談判。如果我們能帶回哪怕是一個有爭議的協議，基辛格深信我們也能說服公眾輿論予以接受的。「而且，」他接著說，「這是一個比水門事件好得多的辯論題目。」儘管他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上感到失望，但他認為即使沒有簽訂限制戰略武器的協議，第三次最高級會議仍是成功的，他說他認為現在不會對我進行彈劾了。
「啊，亨利，」在我們準備回到樓上去的時候，我說，「不管報界怎麼看待、政治上後果如何，我們只能按我們認為對的去做。你在極端不利條件的巨大壓力下，取得了輝煌成就，你可以感到自豪。現在我們只能等著看事情如何發展。我們已經盡了我們的力量。」
現在看來很清楚，就簽訂新協議而論，第三次最高級會議根本不會出現什麼大新聞。報界的一些人已經試著拋出一種批評意見，把這次失敗歸於水門事件的麻煩，意思是說蘇聯人之所以毫不妥協有以下的原因：要麼是由於他們認為我需要在國外取得勝利來減緩我的國內問題，因而可能作出較大的讓步，要麼是因為他們認為我過不了這一關，他們有可能從我繼任人那裡得到更有利的條件。
在正常情況下，第三次最高級會談可能會被當作一次成功的會議加以讚揚。它提出有限禁止核試驗問題，進一步限制了反彈道導彈，在設法控制環境戰和能源合作方面取得一致意見，決定兩國增設領事館，而最重要的是我和勃列日涅夫口頭上已一致同意在1974年年底以前召開微型最高級會議，以求在限制進攻性核武器方面達成協議。
據我判斷，我的水門問題和彈劾聽證會在第三次最高級會議上並沒有起主要的作用。事前我們得到的情報——以及我在蘇聯得到的明顯印象——是勃列日涅夫下定決心要全力爭取緩和，把他的全部籌碼押在我能渡過這一關以及最後我一定能夠實踐我的諾言上。真正使他們對我的可靠性產生最大懷疑的倒是美國國內的政治波動，而其中大部分事情發生在水門事件以前：未能給予最惠國待遇以及在蘇聯猶太人和移民問題上的吵吵嚷嚷，使勃列日涅夫難於向本國的保守派為緩和進行辯解。同樣，兩國軍界集團對突然出現有實際意義的重大軍備限制的現實，以及隨著緩和如有進展便將出現的裁減軍備的真實遠景，都十分反感。這些問題不管有沒有水門事件，都總歸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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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有些人想把我們未能在進攻性核武器問題上取得協議歸咎於水門事件，可是，另一方面，我認為這次會議的結果還是不錯的。我們已在目前情況所許可的條件下走得夠遠了，而且同時並未引起可能會使我們失去一些保守派支持者的問題，我們所做的一切恰恰是目前情況所許可的。從後來的情況看，我們在核武器方面沒有和蘇聯人達成任何協議可能倒是一件好事，因為假如現在我們還得考慮這個問題的話，那我們就必須在彈劾問題進行投票以前又被我們某些最好的朋友反對了。
事實上雙方都不準備在第三次最高級會議上跨出多大的步子。我認為，勃列日涅夫和我兩人從一開頭就已了解這一局面，這也就是他十分親切、熱情地接待我們的原因。我們兩人都懂得，如在一次雙方相持不下的最高級會議後仍能維持緩和的進程，那我們在下一次會議上就很可能將有所突破。
總之，我把第三次最高級會議概括為不好不壞，它究竟算是成功或算是失敗，將取決於下次在中途棧開會以前的事態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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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挑剔說，這次會議並沒有上兩次成功。主要的問題是，緩和過程在向前發展，這本身就是一個成就。一勞永逸的和平永遠也得不到——我們必須經常為和平而努力，這就是大國間這些連續不斷的最高級會議必須進行的原因，儘管每次會議之後我們並沒有重大的結果可以宣布。
我傾向於認為，在安排下一次最高級會議的時候，非正式的會談更易於使問題取得進展。我認為正式會議——全體大會——取得成果最少，因為每個人都是在為記錄講話，是在製造記錄。
當勃列日涅夫和我在汽車裡或其他地方非正式會談的時候，他比和其他許多人一起坐在正式會議桌邊時，顯得更為直率。會議規模越大，談話就越不自由。這對各種類型的社會來說都是如此，而對蘇聯和共產黨國家則尤為突出。
7月2日，第三次最高級會議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們在美國大使官邸斯帕索大廈舉行答謝宴會。勃列日涅夫的神態可以說是自我見到他以來最輕鬆的一次。勃列日涅夫夫人雖然一向也像大多數蘇聯官員的夫人一樣，在眾多西方客人的目光之下顯得很不自在，這一次卻也無拘無束地談到她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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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時勃列日涅夫抓住我的胳臂，非常熱情地和我談話，首先談到我們將在兩國之間舉行的會議——在所謂中途棧舉行的最高級會議——其次談到1976年以後他想見到我。他說，他估計在1976年以後他仍將當權，儘管我由於我國憲法的規定不能再執政了，蘇聯卻總是歡迎我的。
勃列日涅夫的外孫女長得十分秀麗，他的女婿也很帥氣。勃列日涅夫夫人評論曾訪問過蘇聯的特里西婭說，她一跨出飛機，看上去簡直像一朵冬天的白雪花。在談話中，勃列日涅夫順便對我說到他的重孫——一個女孩——有一歲半了。勃列日涅夫夫人說這孩子10個月就開始會走路了。我說，跨出第一步是最艱難的。勃列日涅夫說，是的，真是這樣。他說就拿他的重孫女來說吧，在走了第一步以後，現在要不摔跤的唯一辦法就是差不多老得跑。勃列日涅夫把這比作美蘇關係。
他有點裝模作樣地在鋼琴上彈了幾個音符，我便借這機會說，等他下次到美國時我們倆可以來一個二重奏。可是要使蘇聯上層分子對任何幽默話作出反應，特別是當他們和一大群人在一起的時候，是十分困難的。作為個人他們可以很熱情、友好，但一變成集體，他們馬上就完全僵化了——他們必須先看看別的人有什麼反應。
在莫斯科的最後一個早晨，勃列日涅夫和我單獨在他辦公室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我反覆強調，我堅決認為我們應該爭取在年底簽訂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協議，這樣才使美國不至於以日益增長的速度發展軍備。我還極力主張在我們之間增加我所謂的「更多的聯繫」，以便處理中東已出現的那類問題。
在我們去聖弗拉基米爾大廳舉行最後簽字儀式之前，我在全體大會上說，我們不應因為未能每次把所有問題都解決掉而感到灰心，重要的是繼續會談。
日記
全體會議剩下的時間實際上是走形式。就像勃列日涅夫前一天晚上祝酒時頗有意思地把結束越南戰爭和中東維持原狀的功勞歸於蘇聯和緩和一樣，他們也顯然想儘可能地為最高級會議裝點門面。顯而易見，在這兩個問題上，這樣說都是誇大其詞的。我認為還不如說，在上述兩個方面，蘇聯並沒有起到積極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雖然他們在使這兩個問題獲得和平解決方面說不上有什麼功勞，可是他們本來完全可以進行更加有力的干涉，使我們不可能實現和平解決的目標。
蘇聯人以隆重盛大的儀式和場面結束了第三次最高級會議。我們簽訂了規定反彈道導彈只限於一個發射場的新議定書，關於限制地下核試驗的條約以及準備就控制環境戰問題進行協商的聯合聲明。
簽字儀式以後，我們到聖喬治大廳去，在那裡舉行了一次無固定餐桌的宴會，其豪華程度甚至超過了第一次最高級會議結束時的那次宴會，在兩排與那大廳一般長的桌子上擺滿了菜。在我們互相談話和祝酒的時候，我注意到樓廳上的小型管弦樂隊正在演奏特里西婭婚禮上奏過的曲子。
出乎我意料之外，勃列日涅夫、葛羅米柯、波德戈爾內和柯西金全都上了我的車和我一起駛往機場。勃列日涅夫坐在我前面的摺疊座上。一路上他十分安靜，大部分時間讓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和我交談。我們在機場上舉行了傳統的告別儀式。接著，勃列日涅夫和我轉身向「空軍一號」走去。
日記
在我走向飛機的時候，我說唯一遺憾的事是他不能和我們一起去美國。他說事實上在我們駛往機場的時候，他有過同樣的想法。我真是認為他有一種若有所失的感覺，對這次旅行的結束感到傷心。他一直盼望著舉行這次會議——為它製造輿論——並希望會議能取得很大成就——而現在會議已告結束，他有點感到一切全落空了。
我想，他明白他這次並沒有「得分」，但是會談還是取得了一些進展，我們已幾次（包括宴會上的最後一次）談到可能於11月在一個中立的地方召開一次會議。
我不知道這是否將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勃列日涅夫。有時候他看上去精神非常好，可是有時候又顯得十分疲勞。他總是很晚才開始早晨的會議——10點半或者11點。
我還有一個有些失望的感覺：我們竟沒有能夠在限制戰略武器方面達成某種協議，而且將來要取得協議看來也相當不易。
登上飛機後，我穿過機艙往後走，對大家說：「你看，咱們又到家了。」我想起1953年的那次出訪，在幾次極無味的中途停留後，我們每次一登上飛機，便津津有味地吃一些很簡單的食物，覺得它安全、乾淨，因而我們也常說：「你看，咱們又到家了。」我相信這次大家一上飛機也一定有那種感覺。
彈劾的夏天
我們在蘇聯的一段時間裡，國內對我進行彈劾的努力仍和以前一樣一直在進行。我回國幾天以後，眾議院司法委員會開始發表多爾匯編的關於闖入水門大廈和掩飾水門事件的多種證據，以便保證在對彈劾問題進行投票前，水門事件始終成為這幾周的報紙頭條新聞。歐文委員會也開始泄露和發表本應屬於保密的報告中的各項指控。
可是，不管有多少頭條新聞的影響，這個所謂的證據一般都被認為是軟弱無力的。美國廣播公司在開始廣播它的晚間新聞時，先宣稱「並無驚人消息」。全國廣播公司的說法是，「沒有驚人的新材料」。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報道：「沒有令人震驚的東西，沒有驚人的新揭發。」《華盛頓明星報》的傑克·傑蒙德總結說：「尼克森總統手中的『冒煙的槍』還有待進一步查找。」
不利於我的證據不能成立，這是令人滿意的，可是局勢還遠不能使人安心。7月5日我把我對局勢的看法概括如下。
日記
我記得差不多一年以前哈洛說過，這個問題是站不住腳的。他可能是對的——當時可能是對的，可是後來又加上那麼多東西——個人繳納稅款和其他類似的事——引起了那麼多的懷疑，誰知道現在情況究竟怎樣呢。
我想到自己，常常老是擔心——不知接下去會發生什麼事——常有一種仿佛下腹部在往下墜的感覺，有時候整夜整夜不能成眠。我想到像卡姆巴克和波特那些人，他們正面臨著坐15年到20年牢等的危險。
我在從蘇聯回來的飛機上，對齊格勒和黑格兩人也曾說過，也許若干年後，人們的態度會有所改變，可是他們已留下了很深的傷疤。這傷疤將在公眾的思想中存留下去，永不消失。我們唯一的行動方針是繼續戰鬥下去，直到最後一分鐘，不要在這之前先死上幾千次。
我也和貝比談到過當前的局勢。帕特曾指出貝比幾乎感到沮喪——她說他的確非常沮喪。他們的全部目的當然就是羞辱、毀滅、折磨總統周圍的每一個人。
帕特和貝比都談到羅斯，說她真是一個堅強戰士。我很高興，在乘飛機回家的途中，帕特從她跟羅斯的談話中已體會到了這一點。因為羅斯在整個「18分鐘半」空白的問題上經受過極大的折磨，而她以極大的勇氣和倔強的性格經受了這一切。
我告訴貝比，他和其他一些極正派的人都不得不經受這種折磨，這使我感到非常不安。貝比說得好，他說是我的堅強態度在鼓舞著他們。我的想法是，我一向實在不夠堅強，而我本來還可以而且也應該更堅強一些；但我必須說，當我們有這樣一些人在周圍時，我們不能使他們失望，我必須堅持鬥爭，寸步不讓。
不管怎樣，如果我們能闖過法院和對彈劾問題進行表決這兩關，我們將能爭取到一兩年的時間來儘可能為國家多做些好事。我們目前必須做的是，緊緊團結起來共同度過今後非常困難的兩個月。
1974年6月27日，彼得·羅迪諾對一批記者說，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21名民主黨人全都將投票贊成彈劾。他的這項聲明證實了在這之前誰也不敢公開說的一個情況：在聽取證人的證詞或被告的辯護詞之前，投票結果早已決定了。羅迪諾受到兩黨委員的責備。他的最初反應是企圖掩飾，他甚至到眾議院同事們那裡到處談他根本沒有說過那些話。但當時在場的《洛杉磯時報》和美國廣播公司的記者聽他說過，他們出來證實原來的報道完全正確。
到這時，在我思想中，我已肯定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將投票對我進行彈劾了。但真正重要的是贊成票和反對票的差數，因為這會直接影響眾議院全體議員的投票結果。關鍵仍然是那搖擺不定的共和黨人的6票和南方民主黨人的3票。這9個人如何投票將決定我是否將遭到眾議院彈劾。蒂蒙斯幾乎把這歸納成一門科學了：一種直截了當的倍數關係。他的計算結果是：在委員會中每失去1票，在眾議院全體議員投票時，我們將失去5票。
7月的頭一個星期，我們從蘇聯回來後，蒂蒙斯認為，在那3名南方民主黨人中我們至少能贏得1票，但在6名共和黨人中至少會失去2票。如果我們在委員會中能保持只失去這幾票，即在眾議院否決彈劾案問題上，我們還可以樂觀。這個分析得到多方面的承認。《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戈弗雷·斯珀林在報道中說，水門事件作為一個問題雖然還沒有消失，但在公眾談話中，它似乎已日益不受重視了。《時代》周刊駐白宮記者休·賽迪對亨利·基辛格說，他們的編輯們認為我可以熬過彈劾這場風暴。《新共和》採訪白宮的記者約翰·奧斯本對羅恩·齊格勒說，他認為眾議院不會投票贊成彈劾。
還有一些可能使政治老手感到欣慰的跡象：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喬治·布希給白宮打電話說，他希望我參加一次籌募經費的時間很長的電視廣播節目；唐·拉姆斯菲爾德從布魯塞爾打電話來要求辭去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大使職務，回國來在他的前國會同事中為反對彈劾進行活動；約翰·羅茲說，除非有人向他提出他不應支持我的無可辯駁的證據，否則他將支持我。黑格告訴我，他同內閣成員的談話表明風向已變了。我聽到這些報告時受到鼓舞，但我並不過分樂觀。
日記
不論情況如何，眼前最重大的戰鬥是，設法在今後兩周內盡我們的最大努力穩住司法委員會。顯然，民主黨人也將全力以赴。
迪安很快又會出來，可能再對我進攻一陣。但是，我們認為不會再有什麼別的意外情況了，儘管從過去的鬥爭記錄來看，誰也沒有真正的把握。
回到華盛頓總是使你感到仿佛回到了真正的深淵之中，儘管齊格勒說，報界並不是那麼敵對了。但這裡的氣氛使人感到壓抑，當然，再加上家庭問題，就使人更加難受。但話又說回來，這麼長的時間都熬過來了，我深信我們能一直堅持到底——不論結局如何。
7月12日，我簽署了1974年國會預算和扣發經費法案。我認為這法案是我個人的勝利，也是整個國家的勝利。經過五年的爭論、勸說和懇求，儘管我的地位因水門事件被削弱，我們終於通過了這項立法，使國會負起責任來，力求使聯邦預算維持在大家取得協議的水平上。
簽字儀式後，傑里·福特帶著他那特有的開朗和自信的微笑走了過來。他說：「總統先生，別著急。你已取得了這個勝利。我們在眾議院有一個可靠的50票的多數，以此為基礎，我們還可以繼續奮鬥。」布賴斯·哈洛熟悉國會的情況不亞於任何其他議員，他也出席了簽字儀式，他補充說：「老闆，你獲勝了。」
我很想相信這些熱情的說法，但我對華盛頓可是非常了解的，我不相信已擺好陣勢的反對我的勢力會輕易罷休或輕易認輸。25年從政的本能告訴我，儘管有這些表面現象，事情並不太妙。事實上我的這種本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突出，我感到，在表面現象之下有一股奔騰著的政治潮流，而這股潮流是衝著我來的。
我想弄清楚我到底為什麼如此不安。一個原因是支持我的人數問題。幾乎所有的報告都說，大約有100名眾議員肯定支持我，有75人公開反對我，其他的人「未定」。根據我的經驗，我知道，一個議員如對白宮的人士說，他對某一個問題態度未定，那在多數情況下，他可能是持反對態度的，而他只不過是出於禮貌不在投票之前明確說他反對罷了。
另一個原因是，我完全知道民主黨在國會的領導是多麼有力、有組織而且強大，在看來好像彈劾案將被否決的時候，他們又將會何等窮凶極惡。事情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他們當然會擔心，如果彈劾的努力失敗，如果選民們開始感到水門事件這一可悲糾紛只是由於黨派鬥爭才拖了這樣久，那他們就有自食惡果的危險。
另一個主要的未知數是最高法院的態度。法院很快就要對賈瓦斯基要求再交出64盤錄音帶的請求作出裁決了。聖克萊爾一向很樂觀，但他也承認，儘管在法律上我們居於有利地位，但法院最後仍然很可能會根據政治路線來投票。如果法院在錄音帶問題上做出不利於我的裁決，我可以對裁決表示不服，但這幾乎一定會造成彈劾；因此，實際上不必考慮。另外一種辦法是服從法院裁決，但不完全實際照辦。這就需要想辦法把錄音帶加以刪節後再交出去。事實上，我知道這辦法也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我沒有聽過全部錄音帶，但我擔心，在這長達幾千個小時的談話中，很可能有些材料是非常有害，我是決不會願意把它們交出去的。現在就已經有了那個使我仍然十分不安的6月23日的錄音帶。我在7月21日的日記中就曾寫道：「當然，我們如何處理23日的錄音帶是件困難的事，因為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將它適當地加以節略。」
最高法院的裁決對彈劾問題的聽證將產生巨大——幾乎可以肯定說是極不利的——影響。
日記
在這個時候，我必須說，我已不再那麼樂觀了，不論發生什麼事，我也不會感到意外。但願〔伯格（法官）〕和他的同事們能看到，如果他們採取全部摧毀行政特權的做法——那將對未來的總統產生多麼可怕的影響啊!但願他們能夠看到，我們會採取某種更合理的辦法的。
不管怎樣，如果我們能闖過這一關，沒有絆倒或摔下，沒有給眾議院以任何進行彈劾的根據，我們就能堅持要求在整個眾議院進行投票，然後著手去辦其他事情。
如果他們還給我們留下任何一點鬆動的餘地，如果我們能找出一個照辦或服從的辦法，那對我們將是最大的好事。因為那時他們便可以在眾議院去投他們的票，而我們則能在這最後兩年內把我們在過去一年半中所損失的時間彌補回來，為國家做一點事，那是人民選舉我們的目的。
我還感到，支持我的一些樂觀派沒有考慮到，在眾議院全體議員必須就一項彈劾案進行表決時，他們面臨的政治現實將會起什麼作用的問題。那些有黨派偏見的民主黨人是不論證據如何都會投票贊成彈劾的。但除開他們，還會有越來越多的共和黨人擔心，如果到11月大選時我仍在職，我將成為他們的一個可怕的包袱。
如果說，國會中支持我的人半心半意而且也無組織，那些白宮工作人員的情況也不見得會好多少。黑格在最後時刻曾力圖組織一個在白宮內部領導戰鬥的小組。但由於我們在國會中的支持者要求在同我們的接觸中要「保持一定距離」，實際上也就無法進行了。我知道他們也由於對案情發展沒有把握，擔心不知什麼時候又會出現一個炸彈——在這個炸彈爆炸時，他們可能首當其衝——因而必有一種心理上的障礙。
我還擔心大多數選民仍認為是頭等重要的經濟問題，在禁運和凍結之後，至今仍然站立不穩。道·瓊斯指數最近達到了四年來的最低點。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經濟將影響國民信心，而國民信心將影響對彈劾的態度，這應是一個最令人嚴重關切的問題。不幸的是，對這個問題我似乎沒有太多辦法可想。我召集並參加了一些討論這個問題的會議，而一致的看法卻認為最好的辦法是等待，慢慢渡過難關。
最後，還有輿論界。我感到不論他們自覺或不自覺，都認為我受彈劾對他們本身有利。在長時期以來不斷的泄密、指控和誣陷之後，如果我被證明無罪，那輿論界豈不是要吃大虧了？辯護總是跟不上控告。例如，在報紙和電視報道了那麼多所謂濫用國內收入署權力的危害極大的新聞之後，等到國內收入署署長唐納德·亞歷山大宣布一項報告的結論說，實際上沒有任何人由於白宮的插手而受到損害時——國會兩院聯合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結果也證實了這個結論——只有《紐約時報》在不顯眼的第39版上有個報道，其他報紙根本沒有怎麼報道過。大部分記者和評論員仍念念不忘水門事件，並且通過它來看一切問題。例如：全國廣播公司的道格拉斯·凱克報道說，白宮力圖給人以一種「印象」，仿佛不論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如何進行干擾，「剛完成一項使人筋疲力盡的重要和平使命歸來的總統，仍在忙忙碌碌地干他的工作」。幾個月以後，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中煽動進行彈劾的主要人物傑羅姆·沃爾迪說，「如果不是由於報界手下留情的話」，他估計我恐怕早就得被迫離職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對彈劾活動的估計，和我的大多數顧問相比，本能地感到悲觀的一些原因。我常常想起特里西婭在幾個月前說過的一句話，我覺得這話很貼切地說明了我們的問題。她說，想把水門事件這樣的問題解釋清楚，就像在打一場坑道戰：儘管花費了很大的力氣，流了許多血，但就是一步也前進不了。
7月12日，我們離開華盛頓去加利福尼亞度假兩周。我們在「空軍一號」專機上得到消息說，約翰·埃利希曼被判偽證罪並對丹尼爾·埃爾斯伯格的心理醫生犯下陰謀侵犯民權罪。事情的最後發展竟演成這麼一出令人可悲的滑稽劇，真使人十分沮喪。泄露最高機密文件的埃爾斯伯格被判無罪，而力圖阻止這種泄密行為的埃利希曼反倒被判有罪。
7月12日下午，帕特、埃德、特里西婭和我到達聖克利門蒂時，一切都和我們以前歷次的加利福尼亞之行沒有兩樣。我們一起先去游泳池游泳，然後早早吃了晚飯。這是一個涼爽而晴朗的夜晚，埃德和特里西婭決定在睡覺前去散散步。他們穿過花園，繞過游泳池前往高爾夫球場。1969年，當我購置這處房產時，當地的一些支持者組織了一個叫作「總統之友」的小組，他們捐款在與我的產業相鄰的鮑勃·阿普拉納爾普的地產上修建了一個三穴高爾夫球場，並雇有專人照料。
特里西婭在這期間所記的日記，記下了那天晚上她和埃德看到球場時受到的震驚：
荒蕪、失修、難看、死氣沉沉。「總統之友」的高爾夫球場已不復存在了。這情景真令人心傷，但使人心傷的倒並不是這景象，而是它所代表的深意：高爾夫球場，為之修建這一球場的那個人，被拋棄了，被遺忘了。
埃德和我圍繞球場走第一圈時便看到這一切，那種已經完結、一切已毫無希望的氣氛幾乎像可以觸摸到的實物一樣給了我們狠狠的一擊。埃德想克服這種感覺，不安地故作輕鬆，說：「好像有人忘了給球場灑水了。」當然，我們都知道，不是有人忘了，而是有人被提醒，別再給球場灑水了。我們對爸爸說到這情況時，故意輕描淡寫地說，我們喜歡看到它像我們初到聖克利門蒂時一樣的荒蕪。他當然沒有受我們的騙，但他很有禮貌地表示同意。他是儘量使我們不要難過，我們也儘量想使他不要難過，但大家全是徒勞。
儘管有這些陰暗面，但我們待在那裡的頭幾天，華盛頓來的報告仍然是樂觀的。我力圖持懷疑的和超然的態度，但我幾乎不由自主地在日記中為今後制訂計劃了。
日記
我想，我們必須要記住：一旦我們熬過了這次選舉，那我們就要不客氣地同他們攤牌，而1975年將是我們這樣大幹一場的一年。本來在1973年就應該乾的，而且我們在1973年年初也準備好要乾的，但是由於水門事件，我們損失了整整一年。現在我們又進入選舉年了，因此1975年將是我們做點正經事情的最後機會了。這些事情都是必須做的，為了使我國經濟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也為了從哲學觀點方面解決一些重大問題，也許這是保守觀點在這些問題上戰勝激進的左派觀點的最後機會了。當初麥戈文和他的同事曾為這種激進的左派觀點鬥爭過，但失敗了。
我們應牢記特里西婭的哲學：不論結果是什麼，不論這是一條什麼路，我們都應該首先看到道路的盡頭，以保證我們上了路一切會順利。然後記住，等我們回過頭來看時，我們會覺得原來根本沒有必要為許多事那麼擔憂的。要做到這點是十分困難的。但只有這樣做，我們才能度過這些和其他危急與困難的時刻。事實上，也正是依靠這樣做，我們才經受住了這麼長一段時間來自各方面的沉重打擊。
我現在坐在樓上的書房裡，正注視著掛在壁爐上面牆上的一幅美麗的畫像。這是我母親在12歲時的肖像，我不知道是畫的還是一張著色的照片。她1885年出生，如果活到現在該是90歲了。她長得有點像朱莉，或許可以說像是朱莉和特里西婭兩人的結合體（雖說僅是一個12歲的女孩，可看上去顯得很端莊，若有所思，像一個大人）。像海倫尼·德羅恩常常說的，她真是一個聖者。將來我要寫一篇有關她的文章，那一定會很動人的。
7月15日，在長期動亂的賽普勒斯島上，發生了暴力政變。賽普勒斯的希臘族和土耳其族之間的戰爭看來已迫在眉睫。我建議基辛格派助理國務卿喬·西斯科去現場估量形勢。我在日記中寫道：「賽普勒斯的形勢又一次充分證明：在目前的世界形勢下，在世界各地的和平岌岌可危的情況下，美國總統職位如發生動搖，或改換總統，一定會對國內外都產生創傷性的影響。」
7月18日，詹姆斯·聖克萊爾終於極勉強地得到一個機會向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為我進行辯護。這件事他幹得很漂亮。對他的講話的全面反應是非常積極的。我們聽說，他在那裡留下的印象甚至進一步加劇了委員會中民主黨人的恐慌。不久之後，民主黨人投票決定，在公開聽證開始後，將不讓聖克萊爾在電視上為我辯護。
當這些非常重要的聽證會即將舉行時，蒂蒙斯的報告顯得很不安。他看到的各種跡象說明民主黨的領導集團正在使用巨大的壓力準備血戰到底。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羅伯特·斯特勞斯公開宣布，任何有責任感的人都不可能不投票贊成彈劾。我們聽說蒂普·奧尼爾正對羅迪諾施加壓力，羅迪諾又轉而對多爾施加壓力，務必設法不讓彈劾問題鬆勁。
7月18日，我試圖對形勢作一估計。
日記
今天早上有點霧。很奇怪，我在想今天可能就是我一直在等待著的那個日子，也就是說我要在認真重新整理我們自己的看法之後，為8月的戰鬥進行準備，也許甚至，如果蒂蒙斯的悲觀觀點占了上風的話，為在今年餘下的日子裡在參議院的戰鬥進行準備。
我開始非常客觀和冷靜地認真考慮整個彈劾程序。總的來說，看來雖不能肯定但很有可能，我不得不承認，奧尼爾一伙人將肯定能夠在委員會中得到多數票，在眾議院也能得到非常相近的票數。這使我不再去考慮最高法院的問題了，而在本周開始時我可是一直對法院非常擔心的。
在這方面，我們的問題是要能繼續掌握眾議院的南方民主黨人，就是說，至少要爭取他們在委員會中的兩票，比較有希望的是至少得一票。我們認為我們可以得到弗勞爾斯的支持。
我們現在已進入的鬥爭是一場處於高潮的鬥爭，我想我已使大家都了解到了這一點，雖然我必須說，黑格和聖克萊爾他們兩人就是這樣想的。
黑格同意，聖克萊爾一回來，我們必須設法摸清內閣的底。如他所說，事實上，我們必須把我們所有的一切辦法都使出來，把我們所有的一切力量都動員起來。黑格認為，我們在委員會中至少可能得到14票，我們希望最後能爭取到16票；當然，如果能得到18票，那將是很大的勝利。16票可以辦到（黑格的說法），14票可就很難辦了，但他認為還沒有越過我們在眾議院全體投票時獲勝所需票數的最後界線。
這基本上像一場競選。當一切都處於未決狀態時，我們必須冒點風險。
7月19日，約翰·多爾在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做了一個慷慨激昂的、人人都說是很有力的演說，要求對我進行彈劾。委員會還繼續進行它在輿論上的閃電攻勢，在各個問題上發表了大量的材料，目的是要把將於7月24日開始電視轉播的公開聽證會推向最高潮。形勢發展很快，我們已臨近聽證會結束、進行投票表決的時候了。
日記
我打算在下星期繼續活下去不讓人千刀萬剮而死。這一直是我在政治生涯中所奉行的哲學。懦夫才死上無數次，勇敢的人只死一次。
我想可以這樣說，這真正是我們的第七次危機。因為下個月將是我們最困難的一個月，支持我們的只有兩個信念：一個是我們深信我們是正確的——大家都同意，我們是在擊退對我們的整個政治制度發動的攻擊。
另一個是，這件事最後總會了結的，我們將對此感到寬慰，即使最後的結果是彈劾，那我們也只有接受這結局。
到下周這個時候，法院和委員會可能都會投票表決了。我們只能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準備。
7月20日的周末是我們仍抱有希望的最後一段時間了。7月21日晚，我們都到羅伊·阿什在貝爾埃爾的家裡，同我們的一些加利福尼亞老朋友們聚會。特里西婭在她的日記中描述了這個夜晚：
有時候就好像正處在颶風的中心點上。一切都很平靜、很安穩，如果你閉上眼睛，也就注意不到周圍的不自然的黑暗。你回憶某些孤立的特殊時刻。那些片斷時刻也仍存在於現實之中。你回憶過去沒有「水門」的時候，或者「水門」只不過表示一幢豪華的公寓的時候，這是一個孤立的時刻。但是接著你睜開眼睛，就會發現你面前的黑暗乃是暴風雨帶來的黑暗。
在阿什家的晚宴上，陽光最後一次普照著。他們在貝爾埃爾的家距離那亂糟糟的局面足有百萬光年那麼遠。整個夜晚到處都閃爍著往昔的光輝。賓客都是老朋友和阿什一家認為能助一臂之力的人，大家都興高采烈。
自從羅伊·阿什家的宴會以來，從第二天起便仿佛失去了什麼似的。最後的一線希望已非常脆弱，你幾乎可以聽到它的碎裂聲。
到7月22日那一周開始時，由於自從6月末以來就沒有提出過任何新的證據，所以當時一般都認為，現有的證據並不足以構成彈劾。事實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但政治陣線卻開始變化了。我們以前聽說約翰·羅茲打算幫助我們，但現在他不幫忙了。有人告訴我們，戈德華特說過他將要求我辭職；當黑格打電話問他時，他大笑著說他絕對沒有在任何場合說過那樣的話，也決不會說那樣的話。也許最令人煩惱的是——因為這顯然是事實——我們聽說，委員會中的三位南方民主黨人跟我們鬧翻了：據說，威爾伯·米爾斯正在向他的阿肯色斯州的同事桑頓做工作；據說，羅迪諾正多次在私下和弗勞爾斯會談，另外還傳聞奧尼爾在對曼施加強大壓力。很多人都記不起來了，其實早在6月23日錄音帶這個新「證據」被提出之前，政治上的一致意見已經達成，這個政治上的一致意見就是要進行彈劾。
「總統職權下降到了最低點」
7月23日，星期四的早上，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電視聽證會預定在第二天便舉行了，委員會的保守派共和黨人之一的勞倫斯·霍根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他激動地宣布他決定投票贊成彈劾。他的許多同事以及一些新聞評論員都說，霍根之所以搶先表態，從而在宣傳上獲得最大效果，是為了支持他那進展緩慢的競選馬里蘭州州長的競選運動。在聖克利門蒂，我們集中力量表揚許多批評霍根和他的動機的人，以求儘量縮小他所帶來的危害。但事實上他還是給了我們一個沉重的打擊。7月23日這一天的晚些時候，蒂蒙斯從華盛頓打電話來對我說：現在已可以肯定，委員會中南方民主黨人的3票，我們已全丟掉了。
我完全驚呆了。我失去了1票，並決心經受失去2票的考驗，但3票全丟掉就表明在眾議院全體議員投票時一定會被擊敗。那就是彈劾。
我很痛心地對黑格說，如果我們採取不插手戰略的結果就是這樣，那我們還不如公開進行拉票活動，其結局也不會比這壞到哪裡去。我說我們必須設法至少再爭回一個南方民主黨人來。
黑格提出，喬治·華萊士的一名助手曾帶來口信說，如果我需要華萊士幫忙，只要給他打個電話就行。現在正需要華萊士的幫助。也許這位亞拉巴馬州州長願意打個電話給他本州的沃爾特·弗勞爾斯，提醒他說，對自己的黨的忠誠並不等於一定要支持採取重大外科手術的辦法把一名總統趕下台去。我同意這值得一試。黑格說，他去叫電話。
下午3點52分，我在聖克利門蒂我的辦公室里拿起了電話話筒，這時喬治·華萊士的電話已經接通了。
日記
我同華萊士通電話時，他表現得非常輕鬆。起先，他說他聽不清我說什麼，之後，他又說他沒有想到我會打電話給他，因為沒有人跟他提起過這事。
他說他也沒有仔細研究過證據。他說他為我祈禱，他很遺憾我遇到這樣的事。他說，他認為由他打電話給弗勞爾斯是不合適的，弗勞爾斯也許會生氣。不過如果他改變了想法，他一定會告訴我的。當我放下電話時，我知道，他是不會改變他的想法的。
這次電話只打了6分鐘。我放下話筒後對黑格說：「啊，艾爾，這下子總統職位算是完了。」
黑格還不肯死心。他勸我打電話給亞拉巴馬的參議員詹姆斯·艾倫，問他是否能幫忙說服弗勞爾斯。我在華盛頓找到了艾倫。他表示很關心，很友好，但他很誠懇，不給我任何空頭的安慰。我必須接受事實，我們已完全失去了委員會中的南方民主黨人。
我打電話給喬·瓦戈納。他說，既然已失去3個南方民主黨人，那他就只能希望在瓦戈納集團中保持30票至35票了。這表明在眾議院全體議員投票時，我已不可能得到足夠的票數了。我在日記中寫道：「我的估計是，民主黨已下決心將我趕下台，把福特弄上台，然後再把他搞掉，以獲取1976年大選的勝利。」
那天晚上，我坐在書房裡想要準備我在兩天後向全國發表的關於經濟問題的電視演說。我努力想把我的設想整理出來，列成大綱，但我的頭腦卻老是丟不開那天下午發生的事，一種絕望的情緒一陣陣湧上我的心頭。
我現在只有兩個選擇了：辭職或被彈劾。我必須決定，要麼自動離職，要麼作出這個困難的決定：讓總統在參議院受審六個月，國家受得了嗎?
在過去的數周內，我多次與黑格和齊格勒談到過辭職問題。黑格認為，辭職不僅讓人看來像是承認有罪，而且這樣會讓激進派輕而易舉地——不單純是對我個人而是對整個制度——獲勝，實在是太危險了。
還有一些個人方面的因素要考慮。我們一家兩年來真是受夠了，如果我辭職，可以預料，我馬上就會遭到各種刑事案件的攻擊，我得花上幾百萬美元和幾年的時間去法院打官司。我對黑格說，個人的因素不應成為決定性因素。但是，要把政治的、黨派的和國家的利益同個人的考慮截然分開也是很困難的。
我在演說稿的頁邊空白上寫道：「凌晨0時1分，總統的職權下降到最低點，還有最高法院的事。」
我也無須久等。
第二天早上我睡過頭了，這是幾個月來的第一次。我為那演說稿一直弄到清晨2點30分。第二天我拿起床頭電話時，已是9點鐘了。黑格來接電話，我問他：「情況怎麼樣?」他聲音緊張地說：「總統先生，事情很不妙。今天早上最高法院的判決下來了，我們在得到全文前，不想叫醒你。」
「是一致通過的?」我猜想說。
「是一致通過的。一點鬆動餘地也沒有。」他說。
「一點也沒有?」我問道。
「封得死死的。」
「美國訴尼克森」一案的這一判決被廣泛吹噓為最高法院的最漂亮的判決之一。如一名電視記者所說，美國勝利了。由於我對作出這個決定的原因很了解，所以我認為美國是失敗了。我感到總統職位本身成了這項判決的犧牲品。
我請黑格到我書房裡來。幾分鐘後，聖克萊爾來了，他看來情緒非常低落。問題不僅是我們輸了，而是竟輸得如此一敗塗地。我們原來相信法院的裁決會留有一點餘地，至少會規定可以不交出某些有關國家安全的材料。我們原來還相信至少會有一張反對票。我們討論了幾分鐘，考慮是否按照傑斐遜的傳統「服從」這項判決。在跟我們在華盛頓的一些最有力的支持者商量後，我們的結論是，唯一的辦法是完全服從。
我問聖克萊爾，估計我們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把判決所要求的64盤錄音帶交出去。他說，把涉及聽錄音和把它打成文字等所有問題全估計在內，可能需要一個月或更多一點時間。
我想我們應該馬上估量一下可能產生的危害。當黑格打電話給巴茲哈特討論這決定時，我拿起電話要他聽一下6月23日的錄音帶並儘快向黑格匯報。這是我在5月里聽過的那些錄音帶，上面有我和霍爾德曼的談話，我們曾討論讓中央情報局以政治上的理由，而不是像我在公開聲明中說過的以國家安全的理由制止聯邦調查局的調查。當我聽到這段錄音時，我已知道這事一公開就會出問題，現在我要了解會出多大的問題。
巴茲哈特在下午一開始就聽了錄音帶。他打電話告訴黑格和聖克萊爾說，即使從法律上可以為之辯護，但在政治上和從實際情況來看，這正是我們所擔心的「冒煙的槍」。黑格和聖克萊爾常說，巴茲哈特經常愛大驚小怪。所以黑格又打電話給巴茲哈特，要他再聽一遍6月23日的錄音帶。巴茲哈特又聽了一遍，並第二次報告他所得到的印象後，黑格十分勇敢地對我說，看來這個錄音帶顯然「夠嗆」，但還不至於完全「無法對付」，他說：「我想我們還是能對付過去的。」
日記
我們一次又一次討論了6月23日的錄音帶。弗雷德聽過了兩次，把情況告訴了聖克萊爾。聖克萊爾要同艾爾談這事並準備在星期一聽錄音。聖克萊爾和艾爾到書房來看我，討論聖克萊爾對執行最高法院判決問題該說些什麼，聖克萊爾對23日的錄音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說：「你在兩個星期以後曾對格雷說，讓他繼續進行他的調查嘛。」
在法院判決發下來的當天晚上，眾議院司法委員會開始進行它的有電視轉播的會議。民主黨人無恥地裝腔作勢，偽裝著他們還沒有拿定主意，我的支持者則慷慨陳詞，但他們是在打一場已經輸定了的仗。而現在，在這一切的背後，還有一個像用慢燃引線點燃的炸藥包似的6月23日的錄音帶。
7月27日，我正在聖克利門蒂附近的雷德海灘的海洋中游泳時，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就彈劾案的第一款進行了投票。這一款控告我採取了旨在阻撓對水門事件進行調查的「行動方針」。投票結果正像我擔心的那樣：全體民主黨人，包括3名保守的南方民主黨人，再加上17名共和黨人中的6名投贊成票。這一款以27票對11票通過。
電話鈴響，齊格勒將這消息告訴我時，我正在海灘上的拖車裡換衣服。這樣我得知我是106年來第一個被建議應予彈劾的總統：當時我正站在海灘上的拖車裡，赤著雙腳，穿著一條舊褲子，一件班隆襯衫，和一件飾有總統印章的防風外衣。
當晚，我們全家晚餐時，大家情緒並不低沉，但比平日要安靜些。之後，我在書房裡寫了幾句關於帕特的話。
日記
我記得，當我們從海灘回來時，特里西婭說，她的母親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婦女。我說，是的。我們在政界進進出出這25年，她經歷了不少折磨。她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總能顯得十分鎮靜自若和莊嚴大方。但是，上帝呀，我真不知道她是怎樣熬過來的。
當天和第二天的晚上，我都一直獨坐到深夜，力圖弄清我所面對的新形勢，並決定採取應付這種形勢的最好的行動方針。
日記
星期一我們終於要回去了。他們將聽錄音，我猜想他們會來對我說：「我們認為這已無法應付了。」我指的是聖克萊爾和黑格等人。
如果我們就這麼決定了，那我還有一點不大好辦——就是我應該決定忍氣吞聲辭職呢，還是應該繼續在眾院議中戰鬥下去，等到眾議院投票後辭職，那時我就可以說我不能讓國家忍受由於幾個月的彈劾審訊帶來的種種麻煩。
艾爾和齊格勒在這期間表現極好。齊格勒非常有力地強調說，如果我們給人以我們已放棄鬥爭的印象，那大家就會一鬨而散了。艾爾指出，還有一個理由使我們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能這樣做：如果我們不在眾議院裡設法搞到1/3的票，那就會顯得我們已經棄權溜號了，等等。
其實，我在這期間的感覺是冷靜和堅強的。這部分原因是：從我聽說南方民主黨人完全背叛以後，我就看到這場比賽我們是輸定了，便已準備接受參議院至少六個月的審訊了。
在一定程度上，我想我之所以感到冷靜和堅強是由於我的出身，或許是得自於我的父親和母親。
這時在我的心中已有一個想法，我完全有意對我最親密的助手也保密的想法：國家不能連續六個月由一個完全無能為力的總統去領導。
日記
我們必須計劃一下我們還能做些什麼，以便光明正大地度過我剩下不論多少擔任總統的日子和以後的時光。
展望未來，我看到我必須面對冷酷的現實：在今後的日子裡，我怎樣解決個人開銷問題。我是否能出售一本書的版權或一些文件或者不論什麼其他的東西，搞到一筆維持辦公室和家庭所需的足夠工作人員的費用。我目前的想法是出賣我在佛羅里達的房產，扣除抵押貸款後還能剩多少就拿多少，以便手頭有一筆現款。至於聖克利門蒂的房子，我只需作個決定要不要保留它就行了。也許我們可以在別的什麼地方找到一個比較舒服的公寓度過餘年，而那樣我們也許還會過得更舒服些。
不用說，我怎樣才能安排像馬諾洛和芬娜這些家裡人——我們家裡的用人——以及最低限度還得保留羅斯和兩三名秘書來跟我一起寫書，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但在眼前，我不能老糾纏於這些問題。目前，我要做的事是必須認識到，我們在進行一場殊死的鬥爭，這關係到整個國家。正如埃德所說，可悲的是，壞傢伙們居然勝利了。他的意思是，如果我走辭職的路，對國家將是一件很壞的事。
亨利前來看我。他很傷心，但是，願上帝祝福他，他完全用感情代替了理智。對他這樣一個智力過人、極有天賦的人來說，這可是罕見的現象。他說他的妻子對他說，四年以後回顧今天，歷史將會把總統視作一位英雄。當然艾爾一直就說，歷史將最後證明我是一名傑出的總統。
我們在7月28日星期日回到華盛頓。特里西婭記下當時的情景：
埃德和我動身前往紐約之前，我們在白宮二樓的過道中，向爸爸和媽媽告別。當爸爸說，我們能陪伴他在加利福尼亞過這幾天對他有極大的意義時，他流露出的內心的激動是我過去從來沒有見過的。不用再說別的話，我已感覺到這句話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這是一次訣別。這一章從此結束了。
7月29日星期一是我們回到華盛頓後的第一個整天。看到這兩個星期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我感到十分震驚。彈劾的歇斯底里症控制了全城。白宮工作人員沉浸在憂鬱之中。西側樓和行政辦公大樓里的勞累不堪的男女工作人員的信心顯然已喪失殆盡，現在是否有可能略予挽回還要等著瞧。
星期二，聖克萊爾回來了，他到科德角去休息了一陣，在那裡度過了一個長周末。甚至在我去加利福尼亞旅行之前，黑格便已對我說，聖克萊爾已十分疲勞，而且很容易動肝火，如果我們想留他繼續工作，對待他必須十分小心。聖克萊爾聽了6月23日的錄音，還與巴茲哈特進行了討論。他的輕快的樂觀情緒消失了。他不僅同意巴茲哈特的意見說這是「冒煙的槍」，而且說，這同他在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所提的論點十分矛盾，因此，除非將它公布，否則他便要成為阻撓司法的同謀犯了。
當我們在衡量6月23日的錄音帶究竟會有多大的危害時，眾議院司法委員會通過了彈劾案的另外兩個條款。7月29日通過第二款控告我濫用總統職權，犯下了可以彈劾的罪行。這一款包括好幾項控告，從據說為了政治目的利用國內收入署到1969年為了國家安全而竊聽電話。7月30日通過的第三款控告我抗拒委員會票傳調用錄音帶和文件，犯了可以彈劾的罪行。在另外兩項彈劾條款——一條是關於轟炸柬埔寨，另一條是關於我個人的經濟問題——被否決後，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便休會了。下一步將由眾議院全體議員就彈劾案的三項條款進行逐項投票。公開辯論預定於8月19日舉行。
7月30日晚上，我睡不著覺。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折騰了好幾個小時，最後，我終於打開燈，從床旁小桌里取出了便簽本。在上方我寫下日期和時間：7月31日，清晨3點50分。我開始列出可供選擇的各種辦法。實際上，只有三種辦法：我可以立即辭職；我可以留任到眾議院對彈劾案的各個條款表決完畢，如被彈劾再辭職；我可以在參議院一直鬥爭下去。
我花了將近三個小時，開列出有利和不利的條件。對我自己、我的家庭、我的朋友和支持者，怎麼做才最好?對國家來說，怎麼做才最好?
不能辭職的理由是很充足的。首先，我不是，而且從來也不是一個逃避困難的人。一想到我會從工作崗位上逃跑，像一個弱者那樣結束一生，我便十分氣惱。辭職是會被許多人認為全部承認有罪，報界也一定會這樣解釋。辭職還會造成一種危險的先例，繞過了進行憲法所規定的彈劾程序。我還必須考慮到，我的家庭和許多支持我的人都要求我繼續鬥爭，如果我在鬥爭結束之前自願退出，他們就會感到失望和傷心。
應該辭職的理由同樣很充分。我知道在兩年來由於水門事件引起的苦難和分裂之後，國家非常需要有一個統一的精神和目標以便共同對付艱巨的國內外問題，決不能在參議院對我進行六個月的審訊期間，把這些問題放著不解決。此外，只要眾議院一通過彈劾案，我在政治上便全然無能為力了。我不知道，我能否讓國家在這樣一個多事和重要的時刻經受由一個軟弱無力的總統來領導的考驗。從實際出發，我還必須正視這個事實：如果我決心留任繼續鬥爭，鬥爭的結果實際上早有定局，最後我將遭到失敗和屈辱，成為歷史上第一個被彈劾並被判犯有刑事罪的總統。
辭職還有另外一個積極的意義，而我知道這在許多共和黨人思想中被認為是頭等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我一辭職，共和黨便可以不必再為我辯護。1974年的選舉也就不會是對尼克森和水門事件進行公民投票了，而他們的競選活動和議員席位也不會再被當作是我的政治命運的抵押品了。
我寫完這些筆記時，天快亮了。我天生的本能控制了我，我把紙翻過來在背面寫道：「要像一個戰士那樣結束政治生涯。」
我的本能和直覺對我說，只有這樣做才是對的。水門事件雖壞，但開創總統辭職的先例則壞得多——儘管另一條路是因一件政治醜聞而撤換一位總統，「要像一個戰士那樣結束政治生涯」——它也正是這樣開始的。這是我真正希望的方式。
由於現在巴茲哈特和聖克萊爾都主張辭職，黑格的地位就變得十分重要了。如果我決定不辭職而是去面對參議院審訊，那我就需要黑格來團結剩下的仍忠於我的工作人員來使白宮工作得以繼續進行。
7月31日星期三，黑格第一次讀了6月23日錄音帶的記錄文本。
他看完後，我問他：「你的看法如何?」
他說：「總統先生，我恐怕也只能同意弗雷德和吉姆·聖克萊爾的意見了。我看不出我們有什麼辦法能過這一關。我知道當時真正發生的情況，我也知道你心裡怎麼想，但我想我們必須面對事實，而這事實是，一旦這個錄音公布出去，工作人員不可能再堅持下去了，支持我們的輿論也不會再堅持下去了。」
當天下午，羅恩·齊格勒聽了錄音。我看得出，他現在也認為整個局勢已經完全沒有希望了。
決定辭職
8月1日，星期四，我告訴黑格，我已決定辭職。如果6月23日的錄音帶是無法解釋的，我就不能再期望我的工作人員想辦法去解釋它並為之辯護。
我說，我打算在周末帶全家去戴維營讓他們有個思想準備，然後在星期一晚上在電視講話中提出辭職。我將在華盛頓再停留兩周安排一下，然後飛往聖克利門蒂。
黑格說，不論我想怎麼樣，我們都能做好安排。但他建議我甚至更早一些辭職，也許就在第二天，8月2日星期五晚上。因為6月23日的錄音帶已包括在那天早上應交給賽里卡法官的那批錄音帶之內。黑格認為，我應在錄音帶公布出去之前就辭職，離開這裡。他說，那時，人們都會把注意力集中到新總統身上，錄音帶的不利影響也許會相對地減輕。
我決定再考慮一下，我問黑格這會兒是否能記下幾條，然後去告訴雷·普賴斯開始起草辭職演說。我對他說，我將承認我犯了錯誤，但我也不要普賴斯起草一份低聲下氣的認罪書。我要他說，我已得不到國會或全國在政治上的支持，而這種支持我認為是我要有效地進行治理所必需的。
我還要黑格去見傑里·福特，告訴他我正在考慮辭職，但不要說辭職的具體時間。我說，黑格應要求他做好準備在今後幾天內接任。我對他說，要對福特講明，他必須嚴格保密。這只能是一個我為我自己並由我自己作出的決定——直到最後都得是這樣。我對他說，如果弄到後來，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或一批參議員和眾議員，或內閣成員的一個代表團跑來，請求我或要求我辭職，那我將被置於一種十分屈辱的地位。我知道，如果事情真發展到那個地步，那我這輩子那種拒絕屈服於政治壓力的本能就很可能要占上風了。
下午，我很早就去行政辦公大樓。現在我既已決定辭職，我覺得如果我能夠集中精力考慮進行辭職的各項具體細節，那也會較容易度過今後幾天中我必須做出的各種令人痛苦的決定和必須履行的職責了。我脫下上衣，換上了我最喜歡穿的舊藍色便服上衣。
我要羅恩·齊格勒到我的住處來。他一進來，我就知道黑格已跟他說了，我對他證實我將辭職。
一陣長時間的沉默。和我一樣，齊格勒天生是一個戰士。他只說：「總統先生，我知道你要我支持你的決定。我支持你。」
我對他說，我知道傑里·福特在對外事務方面缺乏經驗。我說：「但他是一個很好的、正派的人，國家需要這樣的人。」
當我告訴齊格勒，黑格建議我很快行動，在第二天晚上就辭職，他強烈地反對說，這樣做未免太倉促。他說，至少還應有足夠的時間來進行適當的準備。我認識到他說的對，即使不為其他原因，至少我也應該給我的朋友和支持者一個機會，使他們在我仍在職時對6月23日的錄音有所反應以免受牽連，而決不能丟下他們不管。至少，他們應該有個改變立場的機會，如果他們想改變立場的話。所以，我初步決定等到星期一晚上再辭職。
齊格勒走後，我看了一些蒂蒙斯的國會報告並聽了將在下周交給賽里卡的最後一批錄音帶。6點鐘前後，我聽說貝比·雷博佐剛從邁阿密來了。我要求黑格給我們安排在「美洲杉號」上一同晚餐。一小時後，我們便在悶熱的夜空下，向波托馬克河的上游駛去。
我對雷博佐說：「你一定會不高興的，但我已決定我應該辭職了。」當我說這話時，他臉上那種吃驚的表情我將永遠也忘不了。
他說：「你不能辭職，這樣做是不對的。你必須繼續戰鬥。你不知道有多少人還在支持你。」
我跟他談了6月23日錄音帶問題，並說，一旦這錄音被公布，參議院肯定要進行審訊，而且很可能要定罪。他勸我讓拉塞爾·朗和其他一些有名望的參議員聽一下錄音，而不要只聽我的少數幾個助手的意見。
我說，即使我在參議院有一線希望，但讓一個總統受審六個月，國家也受不了。
當我們駛返華盛頓時，我要求雷博佐幫助做我的家人的工作。他說，他一定盡力而為，但我得答應他，在我們作最後一次辯護之前，不要無可挽回地作出決定。我同意了。我為他的精神和他的堅貞不渝的忠誠所感動，但我知道這是多麼無用和無望。
我們一回到白宮，我立即躲到林肯休息室去。這真是漫長而艱巨的一天。
8月2日下午，黑格要求查克·威金斯來看6月23日錄音的文本，讓他初步估計一下這錄音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黑格向我報告：威金斯說，眾議院彈劾和參議院定罪現在都已肯定無疑了。他說，在大家知道這些錄音帶的內容後，我們將失去所有的支持，除了司法委員會中的兩三個共和黨人，可能還包括他本人在內。他說除非我打算援引憲法第五項修正案，拒絕向法院交出錄音帶，否則我應準備立即辭職。和聖克萊爾一樣，他感到如果他不報告有這麼一個錄音帶存在，他本人也會成為阻撓司法同謀犯。黑格向他保證，我們將公布錄音。
當晚，我開始一項痛苦的任務：向我全家說明6月23日錄音帶問題，並使他們有思想準備，如果我還試圖留任，這錄音帶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特里西婭的日記記錄了那一天我家裡這一方面的情況：
朱莉今晨打電話來，情緒極低落。她告訴我，爸爸跟她進行了一次極為嚴肅的談話，但她不願在電話中詳談。我立即表示我馬上去她那裡，她說，其實並不需要。但我說，我一定得去，她同意了。
我按了一下與特工人員通話的電鈕，告訴他們我將乘下一班飛機去華盛頓。
10分鐘內，我們這個奇特的小隊出發了。我們登上拉瓜迪亞機場的噴氣機時，一批在他們的汽車周圍閒逛的東部集團的雇用人員對我吹口哨、叫罵，喊著不堪入耳的難聽的話。我被夾在兩名特工人員中間，一個走在我前面的一級階梯上，一個在我後面的一級階梯上。我想越過後面的特工人員，對一群懦弱的傢伙給以口頭上的迎頭痛擊。但那特工人員不肯跟我合作。我想現在更重要的是趕快飛走，犯不上去對這種無禮行為抗議。
在白宮，我乘電梯到二樓，溜到東大廳，從秘密樓梯上到三樓。我走進朱莉的房間，她正在打電話。看到我以後，她掛上了電話，我平靜地問她，昨天爸爸對她說了些什麼。「他認為他必須辭職。」「為什麼?」「因為幾乎沒有人支持他了。」「朱莉，我不能不認為這是一場噩夢，這不可能是真事。」
朱莉和我又談了一會兒，我聽說，媽媽還不知道爸爸的初步決定。媽媽正坐在她的起居室里的書桌前。真奇怪，人們總是儘量想著不讓他們所愛的人憂慮不安。說奇怪，是因為憂慮總是互相傳染的，除了在言談方面外，你很難把它掩蓋住。所以，到最後由於你想瞞著的人早已感覺到了你要瞞著他的事，所以反倒不如痛快告訴他好。但我現在仍在想保護媽媽，不願讓她傷心。爸爸當然除了對自己，對誰都總是儘量愛護的。媽媽和我簡短地談了幾句話，我們決定下午帶著狗去散步。
從她房裡出來，我走到過道另一頭我自己的房間裡。我通過接線員要埃德辦公室的電話。一般我是儘量不這樣做的，所以，當他接電話時，他知道一定有什麼很嚴重的問題。我沒有詳談，只說，如果他當晚能來華盛頓吃晚飯將是「令人愉快的」。「令人愉快」是我們之間的暗語，表示發生了麻煩事。我們沒有為「發生災難」規定一個暗語。
打完電話之後，我在過道里碰上了貝比。他好像生病一樣，我問他爸爸怎樣。貝比剛在林肯休息室跟爸爸談過話，他出人意料地（貝比平時口風很緊）對我說，爸爸已跟他談到辭職問題。貝比建議我去看爸爸，但裝作什麼都不知道，讓爸爸自己告訴我他要辭職。我這樣做了。
爸爸坐在他的棕色的安樂椅上，雙腳放在腳凳上。他在拾掇一隻菸斗。他歡迎我說：「啊，親愛的，你什麼時候來的?」然後，他開始詳細地介紹6月23日的錄音帶並分析他的處境。一直到他說為了國家的利益他要辭職時，我第一次打斷了他的話說，為了國家的利益他應該留任。
臨走時，我過去摟著他吻他的前額，我突然哭起來，泣不成聲地說：「你是我所知道的最正派的人。」
通常，在外表上，我是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的。但當爸爸說「我希望我沒有使你失望」時，他的十分可悲的可怕處境使我控制不住了。
爸爸剛才把媽媽、朱莉、貝比、戴維和我叫進林肯休息室去。爸爸跟我們談了將近20分鐘的時候，埃德進來和我們在一起談。就在埃德到來前不久，爸爸拿起身旁電話要跟艾爾·黑格通話。電話接通後，他要黑格把他剛才對我們介紹的6月23日錄音的文本送來。他的聲音從頭到尾幾乎是動感情的，但又不完全是那樣。約十分鐘後，馬諾洛把含有一些惹起麻煩的話的文件拿來了。這時埃德來到，我們四個人（朱莉、戴維、埃德和我）走出房間去仔細閱讀該記錄文本。朱莉和戴維合看他們的一份，埃德和我合看一份。我們都認為，許多話可以作兩種解釋，那要看由誰來作判斷了。
我們回到林肯休息室，壁爐里的火焰射出的柔和的光輝使室內有一種虛假的輕快的氣氛。我們幾個人輪流發表各人的意見。埃德、朱莉和我強烈主張不辭職，戴維不那麼肯定。但我們大家共同的一個感覺是，我們應讓爸爸照他自己的判斷去做。他說道，要從國家來考慮如何做才是正確的。他認為，一個處於受彈劾地位而且處境軟弱的總統對國家將是一場災難。在那種情況下，蘇聯人什麼事不敢幹呢?看看在上一次中東爭端中，他們就已經在想搞點什麼名堂了。
爸爸在表面上看來似乎並不焦慮，但他對這些事當然是很焦慮的。他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最後，沒有什麼話可說了。我們走出來，留下爸爸一個人坐在椅子上凝視著爐火。無疑在我們走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會打很多電話，接到很多電話。我們離開時仍感到他可能不會辭職。在我們跟爸爸一起待在房間裡的那段時間裡，好像是度過和重新度過了好幾個年頭似的。
他說，前途是，或者辭職，或者被參議院撤職。
在樓上，媽媽、埃德和我到三樓向朱莉和戴維道晚安。我們大家都忍不住悲痛萬分。我們仿佛要商量什麼事似的，圍成一圈，互相摟抱著，但我們什麼話也沒說。
當晚，我一個人在林肯休息室坐了好幾個小時，想決定最好的行動方針。
我的家人的勇氣使我深受感動。他們已經經歷了許多痛苦，但他們還願意看到這鬥爭一直進行到底。在我們聚會時帕特總是讓別人說話，但現在她對我說，她像以往一樣，她贊成鬥爭到底。
我決定不在星期一晚上辭職，而是先將6月23日錄音帶公布，看看反應如何。如果情況真像我預料的那樣糟糕，我再按原來的步驟準備辭職。如果出現奇蹟，反應並不那麼糟糕，我還有某種機會能夠在參議院六個月的審訊期間實際行使職權，那我們還可以再一次研究那個被捨棄的辦法。我下意識地感覺到辭職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以後的幾天內，我仍不止一次禁不住想鬥爭下去，當那無情的結局日益臨近時，我真是十分氣惱。
我打電話叫黑格告訴雷·普賴斯停止起草星期一晚上的辭職演說，改而起草一份發表6月23日錄音帶的聲明。
星期六下午，我決定我們應離開華盛頓，去戴維營。那裡在山上，天氣也是又潮又熱。我們匆匆換好衣服，馬上就去游泳。後來我們穿好衣服坐在平台上，瞭望著面前的寬闊的山谷。在這樣的傍晚時刻，你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富蘭克林·羅斯福把這個地方叫作香格里拉[22]。我想我們每個人都一定深深感到那環境的神秘和美麗，同時也意識到我們在這個環境中共同度過這個周末的歷史背景和悲劇。
一有機會，年輕人就勸我繼續戰鬥。星期六下午，游完泳後，我在蒸氣浴室里，埃德進來了。他默默地坐了一會兒，忽然轉過身來盡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說：「你必須跟他們斗，跟他們斗，跟他們斗。」
星期六晚餐時，我們又回顧了一下形勢，每個人都勸我，至少等到星期一公布錄音帶後再作決定。我對他們說，我將考慮他們的意見，推遲我的辭職決定。不知為什麼我想出了一句奇怪的押韻的話：「就這樣定下來了，等著瞧吧。星期一晚上，不是戰鬥，就是逃走。」
星期日多雲，但云還沒有達到楊舍所在的山頂。天剛亮我便醒來，望著那浩瀚的雲海，再次思考我應作出的決定。
下午，一些高級工作人員和寫稿人從華盛頓趕來。我們早已肯定在公布6月23日錄音帶時附一項書面聲明比作一次演說好。我要這個聲明強調指出，1972年7月6日，格雷一對我提到他對白宮的干涉感到擔憂時，我就對他說過要抓緊進行調查。然而，律師們和助手們拿出的草稿卻將聲明的重點從錄音帶的內容移到我沒有及時通知他們存在這麼一份錄音帶的問題上去了。
我把從我的黃色便簽本上撕下的一頁筆記交給黑格，那上面有我草擬的我希望這個聲明所表達的內容。上面寫著：「7月6日，在一次電話談話中，聯邦調查局局長格雷對我表示，他很擔憂某些白宮人員正進行一些不適當的活動，想要限制對水門事件的調查。我問他，是否同沃爾特斯將軍討論過這個問題。他說，討論過。我問他沃爾特斯是否同意他的意見。他回答說，沃爾特斯同意。然後，我就告訴他，抓緊進行調查。這就很清楚地表明，當我得知由聯邦調查局進行充分調查，從國家安全方面來考慮並無問題時，我就毫不遲疑地命令進行調查，根本沒有從政治上或其他方面進行考慮。自從那時我被告知，調查不會涉及或危害國家安全的利益以後，調查就一直在充分進行，根本沒有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考慮。」
黑格匆匆看了一下筆記說：「總統先生，現在沒有用了。我們今天一整個下午都在搞這個聲明稿，這是我們能拿出來的最好的東西了。我不能再改動這個聲明了。如果我再改動，聖克萊爾和其他的律師都要甩手不幹了。因為他們說，事前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他們，而他們在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上提出論據的前提現在已被證明是虛假的了。」
我沒有再同黑格爭論這件事。我只是說：「去他媽的!這其實根本沒有什麼關係，他們想發表什麼就發表什麼吧!反正我的主意已經打定了。」
最後的日子
8月5日星期一早上，每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推遲了幾次。原定下午1點半的發布會取消了，答應在3點鐘左右要發表聲明。新聞記者接待室里都在猜測我大概要辭職。4點鐘發表了聲明和6月23日談話的錄音帶文字本。在匆匆忙忙趕製文字本副本分發給記者的過程中，有些涉及個人的材料由於不小心沒有刪掉而被不必要地留在文字本上了。
那天早上我回到白宮打電話到官邸，提議全家在「美洲杉號」遊艇上吃晚餐。我希望他們不必去受觀看晚間新聞電視廣播的那份痛苦了。我知道他們看了會感覺怎樣。
埃德必須回紐約，所以帕特、朱莉、戴維、特里西婭和羅斯在外交接待廳同我會面。我們走向汽車的時候，大約有百把十個年輕的工作人員在等著我們，他們大多數是東側樓和西側樓辦公室里的秘書。他們站在車道旁邊，鼓掌歡呼。我和他們握手，他們說，「留在這裡」「我們仍舊支持你」「上帝保佑你，總統先生」。
外面河上，黃昏景色宜人，水面上陣陣輕風吹散了酷熱的空氣。我們坐在頂層甲板上望著夕陽西下。當我們從橋下駛過的時候，記者和攝影記者蜂擁而至，危險地撲在欄杆上，想走近望一眼或者拍個近鏡頭。
每個人都勇氣十足地想把這個晚上過得儘可能地愉快。他們談到夏天的天氣，談到朱莉和戴維看過的一部電影。他們談到羅斯怎樣堅決擋那些厚臉皮的記者的駕。他們什麼都談，只是不談每個人心裡都在想的那樁事情。
晚餐的時候，我開始回憶起多年來在許多地方，對我們表示友善的各種各樣的人。我說日後，哪怕不會太久，我們最近經受的全部經歷，對我們都會有很大的意義，因為我們看到這些事情使我們之間更加親近了。每個人都認為我們的政治生活，壞的和好的，都是有收穫的。那天晚上沒有談到辭職的事，可是我在幾個星期以後才知道第二天早上帕特就已經開始整理我們的行裝，準備好裝箱的事了。
晚飯以後，遊艇轉過頭開始往回駛。我對等待著我們的事情不抱任何幻想。我知道，正當我們在平靜的河面上航行的時候，華盛頓全市正因發表6月23日錄音帶而進入一種瘋狂的激動狀態。現在，每個人都想搶占一個好位置，只有很少的人，如果有的話，還願意被人發現仍與我站在一起。
我要羅斯打電話給黑格，請他匯報第一批的反應。然後，我下到我的艙房，伸直身子躺在床上，並按照醫生的囑咐把我的左腿抬高擱著。
幾分鐘以後，羅斯下艙來給我念她和黑格電話談話的速記稿。「就告訴他事情不出我們所料」，黑格對她說。羅斯接著念她的筆記：「我們預料不成問題的那些上層人物沒有改變，下面一級的有幾個改變了，10個人全贊成第一款。迪恩·伯奇經常和他談話的那個人——那一定是指戈德華特——將不發表意見。參議員柯蒂斯、科頓、貝內特、伊斯特蘭、斯坦尼斯和眾議員瓦戈納很支持他，可是他們關心的是這樣做究竟有什麼用。他對他小組裡的其他一些人很擔心。羅茲說情況很糟，但他沒說他打算怎麼幹。與內閣的三位主要人物已談過——整個內閣沒有問題——全部可靠。」
羅斯離開以後，我關了燈，閉上了眼睛。
從聖克利門蒂回來以後，我就一直打算要召開一次內閣會議。星期一深夜，我要黑格看看能不能在8月6日星期二早晨安排一次內閣會議。
雖然我認識到辭職已在所難免，但是還沒有訂出實際行動的計劃。一旦辭職，就要乾脆利索；可是在辭職以前，我仍打算把總統的角色充分地扮演到底。在我宣布我的決定以前，政府在國內必須保持絕對穩定，必須不能讓世界各國認為美國沒有領袖。另外，我覺得應當提醒內閣和白宮工作人員，他們的首要責任是做好他們的本職工作，繼續履行政府的職能。
我很了解我的內閣，儘管黑格的匯報說他們全都堅定可靠，但我知道他們都會受到巨大的壓力，要他們公開要求我辭職的誘惑力也是很大的。假使有可能的話，這正是我必須防止發生的事情。我決意不要被人認為我辭去總統職位是由於我手下工作人員的一致意見，或者由於內閣的意見，或者是由於受到我周圍的人的公開壓力的緣故。為了我，同樣也為了國家，我認為必須把我的辭職看作是我完全根據自己意見作出的決定。
那天夜裡我未能成眠，大約凌晨2點鐘，我下樓到林肯休息室去。那裡沒有生火，所以我把幾塊木柴堆在一起，用紙點著了它們，然後坐在大扶手椅上，對著熊熊的火苗。幾分鐘以後，正當我想得出神，房門突然被打開，兩個值夜班的技師奔了進來。他們一看見我坐在那裡，馬上呆住了。「總統先生。」他們驚訝地齊聲叫了一聲。
顯然，誰都以為我已經就寢。我隨隨便便地點上了火當然驚動了他們。他們發現我在那裡大吃一驚，等他們鎮定下來以後，他們檢查了煙囪，看看煙道是不是通的。
他們剛要走，兩個人中比較年輕的那個人轉過頭來說道：「總統先生，我只希望你知道，我們在為你祈禱。」他很快就關上了房門。
我想到這兩個人，想到那天下午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想到全國千百萬像他們這樣還相信我的人。我知道我的辭職一定會使他們失望。
大約3點鐘我再上床。我們經過了大火的第一陣衝擊波，可是火還在燃燒。我知道在我有生之年，它將永遠跟隨我。
星期二早上的內閣會議開得雖緊張但也還很克制。政府每次遇到其他危機的時刻，我進屋時他們都鼓掌歡迎。今天，當我走進房間，走到橢圓形大桌子中間我的座位時，全體閣員默默地站了起來。
我開頭說，我們有幾個重要問題要討論，可是我知道他們腦子裡的主要問題是水門事件，所以我想首先談談這個問題。
我說我了解到有好多人由於6月23日的錄音帶而真正感到不安。我知道，這對我的案子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因為錄音帶表明我們曾經討論過把中央情報局牽連進來在政治上的好處。我感謝內閣成員過去發表支持我的聲明。我知道在好多情況下，表示堅決支持我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所以我對他們的支持表示感激。他們臉部的表情顯得專心在聽、態度嚴肅但不置可否。
我說，我考慮過要辭職，辭職肯定會使我卸下一個大包袱。可是我也必須想到總統職位本身。我不得不考慮由於有巨大的壓力要我辭職，我現在就辭職是否會開一個先例，使美國開始走向議會政府的道路，行政首腦只有贏得立法部門信任票的時候，才能繼續掌權。我說我不希望哪個內閣閣員做出任何使他個人受窘或者政治上有害的事情來。我的問題由我自己來負責，我只要求他們努力在今後幾個星期和幾個月里把他們的部門管理得特別完善。
我停頓了一下。傑里·福特以不尋常的低沉聲音說，他的處境特別困難。看來，眾議院的表決可能對我不利。他說，儘管他對我有敬仰和愛戴之情，但他已決定從此以後對彈劾問題保持沉默。我說，這是正確的態度，內閣中無論哪位閣員，都不應該做任何可能危害他擔負目前責任的事，如果發生我離職的情況，他們也不應該做任何可能危害他們擔負未來責任的事情。
我又重複說了一遍，他們不應捲入彈劾的爭論，只要全心全意管好自己的部門。我說，如果我因為被參議院審訊而弄得沒有時間管理政府，我希望內閣諸位部長把他們自己看作是受總統和政府委託代行職權的人。
我很不自在地停頓了一下以後，我說會議剩下的時間，我想討論民意測驗表明仍然是美國人民最關心的問題：通貨膨脹和經濟。
我們簡單地討論了新的農業撥款法案。我說必須否決這個法案，因為這是一個十足的贈予措施，超過我預算限額4.5億美元。接著，討論轉到建議國會和行政部門在不久的將來召開一次經濟問題的最高級會議。薩克斯比突然打斷我的話說，或許我們應該等一等，看看我有沒有足夠的領導力量履行我們討論的經濟措施。喬治·布希好像受了薩克斯比的刺激，表示他希望建議得到認可。
亨利·基辛格深沉、沙啞的聲音乾脆地插話說：「我們不是來這兒對總統講一些藉口的，我們到這兒來是替國家辦事的。」席間出現了片刻令人尷尬的沉默，接著重新討論了經濟問題，直到會議結束。
開完內閣會議之後，我在橢圓形辦公室里會見基辛格。我告訴他，我對他在過去幾個月對我的支持以及他對外交政策問題的處理表示非常感謝。接著，我告訴他，我認為我必須辭職。他說作為我的一個朋友，他不得不同意這樣做最好。他說，如果我決定鬥爭下去一直斗到參議院，我會被他們啄死，而且會在審判中進一步受辱，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外交政策無法執行下去。他說，一個總統像我這樣最近兩年來在政治上受到攻擊，這是一回事，但一個總統要受半年的審訊而且留任機會基本沒有什麼把握，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對他說，我完全同意他的估計，而且感謝他的忠誠與友誼。
基辛格走了以後，我叫比爾·蒂蒙斯匯報國會中背叛我的票數的最新情況。情況完全和我預料的一樣糟糕。兩天以前，我們估計我差不多可以有把握得到在參議院避免給我定罪所必需的34票。蒂蒙斯說，今天如果我決定留任和戰鬥下去，參議院裡我只能指望有7個人支持我。他說，國會的共和黨領導人要求共和黨前旗手戈德華特親自把他們對情況業已無望的估計告訴我。我對黑格說，安排戈德華特在星期三下午來看我。我們決定邀請休·斯科特和約翰·羅茲與戈德華特一起來。
黑格說他接到霍爾德曼的一個電話，他堅決反對我辭職。但是，如果辭職是我不可改變的決定，霍爾德曼認為總統給予他和水門事件的其他被告全部赦免作為我任職期間最後採取的一個行動，將對我有利。他建議，為了使這件事在政治上說得過去，可以將對水門事件被告的赦免和對越南戰爭期間逃避兵役的所有人員實行大赦連在一起。次日，我聽說約翰·埃利希曼打過電話給羅斯和朱莉，提出了同樣的建議。
在我們能夠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以前，史蒂夫·布爾進來說，猶太教長科夫等著我接見他。我要齊格勒對他說，我已決定辭職，他別想改變我的主意。猶太教長科夫使出了他通常善辯的口才說道，無論我決定怎麼辦，他都沒意見，可是他認為他一定得把他所想到的說出來。他說：「如果你讓國會裡的黨派小集團和新聞界的豺狼迫使你離職，那麼你將成為歷史的罪人。」他說話帶有舊約預言家的熱情，可是他也看出我的主意已定。他說，如果我真的辭職，為了不負支持我的人的期望，我有責任挺著胸膛昂著腦袋辭職，而不要悄悄溜掉。
他走了以後，我按電鈴把羅斯叫來。我對她說，我需要她幫忙告訴我全家，我不希望他們觀看電視新聞廣播由於6月23日錄音帶的事有更多人改變態度而經受痛苦。他們沒有必要為我們已經無能為力的一些事情去憂慮。我說：「告訴他們，整伙人現在都開小差溜號了，我們沒有辦法說服他們或者穩住他們。」我還要她告訴他們，對我的支持已經低到我不能再進行治理國家的程度，因而我必須辭職。
羅斯走了以後，我從辦公桌上拿起一本黃色的便簽本。我在上面寫了「辭職演說」。我寫得很快，寫了滿滿幾頁筆記和提綱。
我叫黑格和齊格勒到行政辦公大樓來。「現在局勢發展得很快，」我說，「所以我認為寧快勿慢。我已決定在星期四晚上辭職。我要毫無怨恨、不失尊嚴地辭職，我要體體面面地辭職。」黑格說，這個出路將是值得尊敬的，就像咱們的對手們不值得尊敬一樣。
我們都默不作聲。最後我抬起頭來看看他們說：「唉，我把事情搞糟了，搞得真糟，是不是?」其實這並不是一個問題。
我和他們談了我想寫進演說第一稿中的一些補充想法。他們兩個人聽我口授的時候，都勤快地記了下來。我想說，對我們大家這是一個艱難的時刻，目前的局勢已經發展到了這個地步，顯然我要用能保證符合國家最大利益的方法來指導國家事務已得不到必要的支持了。我想插進一句話說明，我理解那些不再能支持我的人的動機和考慮，我將永遠感激支持過我的人。
隨後我們三人從行政辦公大樓走回白宮。當我們走進兩幢大樓中間那條街道的時候，記者奔出來看我們。
「有件事，羅恩老兄，」我說，「我們不必再舉行什麼記者招待會了，我們甚至不必把這個告訴他們!」
當我們走到玫瑰園盡頭的時候，我望著黑格的面孔。我突然看到他是多麼疲倦，所有這些政治壓力使這個出色的軍人耗盡了精力。「振作起來」，我勸他，然後我用胳膊摟住了他的肩膀。
我們在電梯口那裡分手。在我按電鈕的時候，我轉過頭對他們說：「那麼就這樣定了，星期四晚上。」
朱莉因為要為戴維在華盛頓訪問的父母準備晚宴，所以我上樓去日光室與全家會面的時候，朱莉和戴維在他們自己的套房裡。特里西婭在她的日記中描寫了這一天：
流淚的一天。我不能控制它們流下來，我甚至也不想去止住它們。
媽媽、爸爸、羅斯和我在晚餐前在媽媽房間裡坐了一會兒。爸爸是唯一感情上堅強的人。
我開始在我的房間裡清理裝滿五年回憶的抽屜，一想到這樣做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心都碎了。我把剪報、信件、紀念品都隨便往盒子裡一扔。我是用眼淚把盒子蓋起來的。多少年我都不會再去打開它們了。
今天下午羅斯在日光室流著眼淚告訴我們（媽媽、朱莉、我），爸爸已經不可改變地決定辭職。現在我們大家都必須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儘可能地表現得很堅強，向他表示我們是贊成這個行動的，為此稱讚他，向他表示我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愛他。我們一定不能在這次考驗面前垮下去。我們一定不能讓他失望。
那天晚上的晚間新聞報道比星期一的還要糟。現在據報道，戈德華特私下說：「受人哄騙，只能這麼幾次，現在是採取撒手不管的立場的時候了。」德爾·拉塔在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中曾經是最堅決支持我的一個人，但他聽了 6月23日的錄音帶以後說，他覺得他的身子好像被一輛卡車輾過似的。
我坐在林肯休息室里思考辭職演說直到凌晨2點鐘。當我走進我的臥室的時候，我發現枕頭上有朱莉的一張條子。她一定從她套房溜過來把它放在那裡的。
如果說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在這個關頭改變我的主意，這個條子本來是可以起這個作用的。可是我已經下了決心不再改變。這並不是因為我已感到疲憊不堪，也確實不是因為我已認了輸，而是因為在我心靈深處，我感到我作出這個決定對國家最為有利。我拿起朱莉的條子放進我的公事皮包里，免得它在即將進行的大搬家中丟失。
親愛的爸爸：
我愛你。無論你做什麼，我都支持。我為你感到自豪。
請你在作出這個決定以前，再等一個星期，或者十天。把接受考驗的時間稍為再拖長一個時期。
你是這樣的堅強!我愛你。
朱莉 8月6日
千百萬人們都支持你!
8月7日星期三早上10點鐘，當我到橢圓形辦公室的時候，辭職前的準備工作已經在順利地進行。那天早上，黑格告訴傑里·福特，請他隨時準備一接到通知馬上接任總統。辭職演說的第一稿已放在我的辦公桌上，雷·普賴斯附了一個簡短的便箋在稿子上面，他說辭職雖然可悲，然而是勢在必行的。他說，他希望我離開白宮時為我在這裡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正像他為與我結識、成為我的朋友而感到自豪一樣。他的結尾很簡單：「上帝保佑你，他會保佑你的。」
我拿了演說稿，準備走到行政辦公大樓那邊去。當我穿過西側樓的時候，我聽到每一間辦公室的電話鈴都在響。那些一直支持我的人的洪流般的電話，使總機應接不暇。許多人寫信給我和我全家。有些人徵集了簽名進行聯名請願。有些人送錢來，幫助我請辯護律師。他們打電話來說我一定要戰鬥下去。我必須再三對自己重複地說，決定已經作出，所以現在我不想知道這些電話的內容。
在我經過的時候，工作人員看來特別精神飽滿地同我打招呼：「早安，總統先生!」我走出西樓地下室的大門，進入白宮和行政辦公大樓之間的封鎖了的街道。等在白宮周圍鐵欄杆外面的群眾一見我就擁向前來。埃德·考克斯把這叫作「送終」，可是我相信這不僅是簡單的好奇心，我認為這些人是因為意識到將要發生重大歷史性事件而被吸引來的，他們想靠得近些。我能感到特工人員的緊張氣氛，所以我儘快地走上寬闊的石頭階梯進入了行政辦公大樓。
我掛了一個電話給在加利福尼亞的鮑勃·霍爾德曼。我覺得我有責任傾聽他在最後時刻的要求。幾分鐘以後電話就接通了，那熟悉的聲音聽起來鏗鏘有力而且十分自然。我告訴他我已決定辭職。我說，固然我被互相矛盾的原則折磨得夠嗆，但我想這樣對國家會更好一些。他勸我多花些時間，從頭到尾再仔細想想。但是，如果我已下定決心，那他希望我考慮對水門事件的所有被告發個普遍適用的赦免令。
他說如果水門事件不再這樣沒完沒了地發傳票和進行起訴拖上幾個月和幾年，國家的境況會好得多。他用他在討論稅收分享方案時常有的那種超然態度說道，對越南戰爭期間逃避兵役的人實行大赦，將能轉移對水門事件赦免令的批評。
在他說話的時候，我又想到在競選的日子和白宮的日子裡，他待人接物的那種驕傲和乾脆的態度在有些人心中引起過畏懼，在其他許多人的心中也激起過忠誠。我禁不住感到要分擔他一定會有的絕望情緒。我曾經希望在1974年選舉以後，我能給大家以赦免，可是我從來沒有預見到現在這一切。我沒有給他回答。
我叫齊格勒匯報早晨的新聞。他說，迄今為止司法委員會裡一個最堅決為我辯護的查爾斯·桑德曼說，6月23日錄音帶是無法克服的，他估計我在眾議院全會中連12票都得不到。他說他認為參議院一定會投票定我的罪。
我答應過朱莉，我一定要見見工作人員中最熱情最忠誠的布魯斯·赫欣索恩。當他提出理由反對他懷疑已經在進行的一個行動時，他的感情十分激動。他說，從現在起75年之後，當有個年輕人遇到困難和似乎辦不到的任務時，他應該回顧一下並說：「尼克森總統都沒有認輸，我也不能這樣做。」他說話的聲音因為充滿信念而有些發抖。他又提出，對美國人民來說，一個總統勇敢地面對攻擊他的人，為捍衛自己而戰敗，也要比結束水門事件馬上使美國人民鬆一口氣強得多。
我感謝赫欣索恩的坦率，我說他可能是對的。我的這個決定並不是容易作出的，可是在這種情況下或許沒有什麼輕而易舉的決定，甚至也沒有任何好的決定，而只有必須作出的決定。
特里西婭打電話來問我，她和埃德是不是能來看我。她在日記里描寫了我們這次會面：
不論爸爸決定做什麼，我們都極力支持。因為什麼也沒有公開宣布，我們仍然想提醒他一定要弄明確了，辭職是不是唯一可採取的步驟。我們生怕他在軟弱或泄氣的一剎那可能作出錯誤的決定來結束那難以忍受的騷擾。可是，辭職並不意味著一切都了結了。他離職以後，人們還會習慣性地以審訊、起訴等來揪住他不放。我們怕在他離職以後第二天早上醒來的時候，覺得他辭職是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爸爸單槍匹馬戰鬥了多次，在許多其他情況下他差不多也是孤軍作戰的。可是現在的情況是，單槍匹馬地戰鬥，到頭來也意味著與你自己做鬥爭。
過了一會兒，埃德和戴維一起進來，竭力主張我再等待一下，哪怕只等待幾天。我對他們說，我認為眾議院投票對我進行彈劾，會使行政權威大受損害，而參議院對我進行長期審訊，則幾乎使我不可能管理國家大事。
埃德提出不同的意見，他說，總統最重要的作用在於外交事務，即使我被彈劾而陷於癱瘓，我還是比福特要強些和可信些。他又說，從個人立場來看，我辭職根本不能達到任何目的。他曾在紐約的美國檢察官事務所工作過，認識特別檢察官手下的幾個工作人員。他說：「我熟悉這些人，他們很精，鐵面無情，而且他們恨你。如果你辭職，在你有生之年，他們將在全國用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的方式不斷打擾你，追逐你。」
埃德提出彈劾並不能結束我個人困境的論點以後，我對他說，就像希臘的悲劇一樣，你不能在第二幕的中間結束，不然群眾就會把椅子扔到戲台上來。換句話說，悲劇一定要看完，直到命運規定的應有的結尾。
戴維也認為如果我個人願意看完這個悲劇，我可以這樣做。當我提到我將為了共和黨的利益而辭職這個理由的時候，他的反應很強烈。「你根本沒有對不起共和黨，」他說，「爺爺常常那樣想，所以你也應該這樣想。你認為怎樣對你自己最好，怎樣又對國家最有利，你就怎樣辦吧。」他們走之前向我保證，無論發生什麼事，全家都有準備，無論我準備做什麼，他們都會支持我。
4點鐘已過，不到一小時，戈德華特、斯科特和羅茲就要到了。我又拿起辭職演說稿，在第一頁的底下寫了一段筆記：
插入：我與眾議院和參議院的領袖，包括兩黨最堅決支持我的人會晤過。他們全體一致告訴我，由於水門事件，我在作出對美國每個家庭的生活關係十分重大的國外和平和國內反通貨膨脹鬥爭等艱巨決定的時候，我現在不會得到、將來也不會得到國會的支持。
不知不覺已經5點鐘了。我打電話給在西廳迎接戈德華特和他同僚的史蒂夫·布爾。「請他們到辦公室去，」我說，「在我過來以前，請好好招待他們。」
我到的時候，他們都已經坐在那裡：共和黨前旗手、現在滿頭銀髮的元老巴里·戈德華特，參議院共和黨領袖休·斯科特，眾議院共和黨領袖約翰·羅茲。多少年來，我與這些人同甘苦，共患難。現在他們來到這裡告訴我局勢無望，縮小了我選擇的餘地。我把椅子往後推了一下，把我的雙腳蹺起擱在辦公桌上，隨後問他們情況看來怎麼樣。
斯科特說，他們請戈德華特做他們的發言人。戈德華特字酌句斟地先說：「總統先生，這是不愉快的事，不過你要了解情況，而情況可並不妙啊。」
我問他參議院裡有多少人會投票支持我。「半打?」我隨便說了一個數字。
戈德華特回答說，可能有16個，或許有18個。
斯科特抽著他沒有點燃的菸斗，他估計有15個。「情況相當不妙。」他說，他逐個念了一遍過去一向支持我的人的名單，其中有許多人現在反對我了。聽到這些我曾出過力幫他們當選的人的名字，聽到那些原來是我朋友的人的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感到有點畏縮。
戈德華特說，在眾議院大會表決時，我也許可以擊敗第一款和第三款，不過就是他自己也傾向於投票贊成第二款。
我抬頭掃了一眼鑲在天花板上的總統印章，我說：「我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了，是吧。」
在我望著他們面孔的時候，戈德華特和斯科特一句不吭。羅茲沒有注意到我是在說明情況，而不是提出問題，他倒熱心地回答我說，他不想告訴等在外面的記者，他與我談過什麼具體的選擇的問題。
「沒關係，」我說，「我不會流淚的。自從艾森豪威爾去世以後，我還沒有哭過。我的家庭一直美滿，我也會慢慢好起來的。我只是想對你們來告訴我這些表示感謝。」
他們走出去的時候，斯科特看起來十分嚴肅，我說：「現在老哈里·杜魯門也去世了，我再也不會有別的好朋友為伍了。」[23]他勉強笑了一笑。
會議以後，我打電話給羅斯，要她告訴全家，經過最後核實，國會中支持我的人日益減少，這已證實我必須辭職。我還要她告訴他們，戈德華特、斯坦尼斯、斯科特和羅茲都將投票贊成對我進行彈劾。我的決定是不可改變的，我要她向家裡人提出，我等會兒過去吃晚餐的時候，我們不要再提到這件事。
我回到橢圓形辦公室，問基辛格是否能過來一下。他很克制、平靜、嚴肅。
我對他說，我決定於次日晚上辭職。我們簡略地談到通知外國政府以及專門拍電報給中國、蘇聯、中東各國領導人的問題。需要對每個國家重新保證我離開政治舞台並不意味著美國外交政策的改變。他們並不怎麼了解傑里·福特，所以我想讓他們知道他在眾議院和任副總統的時候就堅決支持我的外交政策，他們完全能指望他當總統將會繼承這個政策。
一剎那間，我試圖想像對這些電報的不同反應。周恩來在北京他的辦公室里會怎麼想?毛主席坐在僅僅兩年以前我們會談過的到處是書的書房裡，他對這個消息又會怎麼想呢?
這個消息到達莫斯科的時候，正是午夜。我並不羨慕那個值夜班的工作人員，他必須決定馬上叫醒勃列日涅夫，還是等他起床以後再告訴他這個消息。勃列日涅夫曾經十分強調我們之間的個人關係作為緩和基礎的重要性，所以我設想他第一個本能反應是：估計我辭職對他自己的地位會有什麼影響，然後據此作出他的反應。
在開羅和特拉維夫，在大馬士革和安曼，這消息到達的時候，這些城市仍在沉睡。八個星期以前，他們的人民曾經把我當作和平締造者那樣向我歡呼，給予我前所未見的讚揚。現在我因為政治醜聞而辭掉總統職位，我們這樣努力工作而取得的和平，結果怎麼竟會如此脆弱呢?
我的思想很快又回到眼下冷酷無情的現實。「亨利，」我說，「你知道，你必須留在這兒，為傑里繼續執行我和你開始做的事情。全世界都需要我們釋除他們的疑慮，我的辭職並不會改變我國的政策。你能消除他們的疑慮，傑里也需要你的幫助。正像我要走是沒有疑問的一樣，你一定得留下，那也是一點沒有疑問的。」
基辛格走了以後，我獨自走到官邸。我本來害怕這會是最難過的一次會面，可是，我對家人的性格和力量估計不足。我的妻子和兩個女兒是三位不屈不撓的戰士。她們每個人都尊重政治生活給予她們的機會，可是當打擊到來的時候，她們的反應都是莊嚴的、勇敢的、有氣魄的。
大家在日光室里會集。帕特挺直身子坐在長沙發椅的邊緣。她把頭稍為昂起，這是她內心緊張唯一的跡象，凡是知道她的人都能看得出來。我走過去的時候，她伸出雙臂抱住我吻我。她說：「我們都為你感到十分自豪。」特里西婭坐在長沙發椅上，埃德坐在她旁邊的扶手上。朱莉坐在一張鮮黃色的小沙發上，兩眼淚水汪汪。戴維站在椅子旁邊，一手放在朱莉肩上。羅斯和我們親如一家人，她坐在我黃色小沙發旁邊的一個大軟凳上。我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的家庭，比我的更美滿。」
我已安排好要奧利·阿特金斯來給我們照幾張相。我說，將來有一天我們會談到這天晚上的情景，那時我們就會想要回憶這天晚上的每一件事了。我請帕特到玫瑰園去合照一張最後的相片，但這個要求真是有點過分了。特里西婭趕忙說：「爸爸，我來跟你一起照吧。」
當我們走進玫瑰園的時候，她挽著我的胳膊，就跟三年前她在那裡結婚的時候一樣。特里西婭像我，也像我的母親，她很少表露內心的感情，讓人們看見。她對我微笑，看起來就和她舉行婚禮那天一樣年輕，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還更加美麗。
最後，奧利說：「我看行了吧，總統先生。」我回頭看見他眼中有淚。我說：「奧利，別那樣難過!」
我們上樓，我要把狗帶來一起照幾張最後的相片。誰都沒有心情擺姿勢，所以特里西婭建議，我們不如並排手挽著手站著照，就跟1971年我們在藍廳聖誕樹前面照的、我們大家都喜歡的那張全家福一樣。
奧利還沒有把照相機對準，朱莉就先哭了。我知道我們要過好今天晚上這一關，唯一的辦法是大家儘管難受也要裝成勇氣十足的模樣，所以我說由我來設計怎麼個照法。我仔細地替每個人擺好姿勢，幸而奧利手腳利索，很快把相照好。在他咔嚓咔嚓拍了幾張相片以後，他把頭轉開，可是我們都能看見眼淚順著他的雙頰往下流。
朱莉實在受不了了。她伸開雙臂抱住我，抽泣著說：「我愛你，爸爸。」雖然奧利自己也在流淚，他還是搶拍了這個鏡頭。
我現在還是不喜歡看那天晚上照的相片。我從這些相片裡所能看到的，只是微笑中帶著緊張心情，還有那含著晶瑩淚水的眼睛。
誰都對在白宮吃最後一頓晚餐沒有多少胃口，因此我們吩咐把餐盤端到日光室去。最要緊的是我們能在一起。正因為我們那晚在一起彼此那樣親密，所以它是我終生難忘的最寶貴的時光之一。我們試圖輕鬆活潑地談話，甚至笑我們的狗，笑它們討東西吃的滑稽樣子。不過，大部分時間我們都默默地吃飯。
吃完晚餐以後，我到林肯休息室去繼續寫辭職演說。全家已經知道了我的決定，我現在開始感到一種內心的安寧。
齊格勒過來商量發表演說的具體安排。我們談到我們所知道的兩年來命運的劇變，談到結局竟會是這樣突然、這樣悲哀，真是太可悲了。這時他記起我在競選演說中常常引用西奧多·羅斯福的一句名言。這是西奧多·羅斯福描寫「競技場上的武士」中的一段：
他的面孔沾滿了塵土、汗水和鮮血，他英勇地奮鬥，他一次又一次地犯錯誤和出毛病，因為不犯錯誤和缺點的事是沒有的，可是他真正是在努力做那件事，他知道什麼叫作熱情奔放，什麼叫作忠心耿耿，他把自己獻給了可貴的事業。在最好的情況下，他知道最終將取得有重大成就的勝利，在最壞的情況下，如果他失敗，至少他也知道他是失敗得很英勇。
我決定在我的辭職演說里引用這段話。
9點鐘，我拿起電話看看基辛格是不是還在辦公室，問他能不能過來一下。我們談了一個小時，談了我們目前跟中國人和蘇聯人的關係，談了我們在中東、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問題。我們回憶了過去五年半里作出的決定。在那次談話過程中，因為某些原因，我感到最難受的是，即將發生的事情會帶來痛苦和損失。我發現自己比將那些決定付諸行動以後的任何時候都更動感情。
基辛格在某一點上突然不假思索地說：「如果他們在你離職以後還揪著你不放，我就辭職不當國務卿，而且我還要告訴全世界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對他說，對美國來說，對我們為建立一個更加和平的世界所提出的一切倡議來說，最壞的事情，莫過於他在我辭職以後再來個辭職了。在我們國家，壓根兒就沒有一個人夠得上替他擦皮鞋，更不用說能穿他的皮鞋了。[24]我提醒他，三年以前我們接到去北京的邀請以後，怎樣舉杯祝賀的情景。我沿著黑暗的過道走到我們的家用廚房，去拿我們那次喝過的同一瓶白蘭地酒。我們再次輕輕地碰杯，莊嚴地互相祝酒。可是，只呷了一口，我們就放下了酒杯，讓沒有喝完的酒留在桌子上了。
基辛格正準備要走，我把他從林肯休息室帶到隔壁的林肯臥室。在林肯的時代，那是西側樓建成以前很久的時候，這曾經是總統的辦公室。辦公室里收藏了林肯親筆寫的五份葛底斯堡演說中的一份，還有林肯在夏季白宮——哥倫比亞特區老兵之家——用過的一張辦公桌。
我對基辛格說，我感到他像我一樣，不是那種宗教感很強烈的人。我說，如果對我們進行嚴格考察的話，那麼我們可能是有著不同的宗教信仰，可是我內心知道他像我一樣，強烈地相信有一個最高的精神存在——也同樣強烈地相信上帝。我情不自禁地告訴他，每天夜裡我在林肯休息室辦完公以後，總要停下來跪一會兒，仿照我母親教友派的習俗，在就寢以前默禱片刻。我請他現在和我一起禱告，我們跪了下來。
基辛格走了以後，我又接著寫我的演說稿。我寫道：「作為一個公民，我將繼續為我在作為議員、參議員、副總統和總統服務期間始終為之獻身的偉大事業——不僅僅為美國人民，而且也為所有國家的和平、繁榮、正義和機會——而戰鬥。」
在大家知道總統要下台的那一刻起，他的權力就逐漸消逝：我在1952年、1960年和1968年都見到過這種情況。在我辭職的前夕，我知道我的角色已經只是一個象徵性的角色了，而傑拉爾德·福特的角色現在才是建設性的角色。我打的電話，我召開的會議，我作出的決定，現在都是規定儀式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同過去告別。他打的電話，他召開的會議，他作出的決定，則已經在決定美國的將來了。
齊格勒來具體告訴我辭職演說和離開白宮儀式的技術性安排。
我們走出林肯休息室的時候，我要馬諾洛走在我們前面，打開所有的電燈。從外面看，白宮二樓肯定得像舉行歡樂宴會的場面那樣。
齊格勒和我走進每個房間：女王寢室，條約大廳，黃色橢圓形大廳——帕特剛把這個大廳加以重新修飾和擺設，而我們還沒怎麼享受過呢。
當我們在光彩奪目的水晶燈下沿著長廊走的時候，我說：「羅恩，這真是一幢漂亮的大廈啊!」
我要馬諾洛早上9點鐘叫醒我，我準備到我房間去了。
「總統先生，」齊格勒大聲說，「這是正確的決定。」
我點點頭，我知道。
「先生，你做了一個偉大的總統。」在他掉頭走開的時候，他說。
1974年8月8日星期四是我當美國總統的最後一整天。就跟我任總統時以往的早晨一樣，我穿過托馬斯·傑弗遜設計的柱廊，穿過玫瑰園，走進了橢圓形辦公室。
我打電話叫黑格來，對他說我想否決星期二內閣會議討論過的農業撥款法案，因為我不願意福特第一天當總統就得做這件事。黑格拿來否決的聲明，我簽了字。這是我當總統採取行動的最後一項法案。
11點鐘，史蒂夫·布爾進來說：「總統先生，副總統來了。」福特進門時我抬起頭來看他，他穿了一套灰色的衣服，神情嚴肅。他走近我的時候，眼睛始終沒有離開我。他坐在辦公桌旁，一時之間，室內鴉雀無聲。
接著我說：「傑里，我知道你會幹得很好。」
我從來沒有怎麼想過那種認為總統的職位會使一個人像個總統的樣子的說法。美國的總統之所以有生氣，是因為每個人都有其特色。他的能力在當了總統以後更加明顯了，他的錯誤也更加觸目了。總統職位並不是一所進修學校，它是一個放大鏡。我想傑里·福特在那個放大鏡下將會幹得很出色。
我們談到大約整整24小時之後他當總統後會碰到的問題。我強調必須維持我國的軍事力量並保持在中東提出的和平倡議的勢頭。最重要的，我說，我們一定不能讓莫斯科和北京的領導人利用我辭職這個創痛的事件，在越南或世界上其他地方對美國進行考驗。我們不能讓共產黨人錯誤地認為，我們的行政權威已經被水門事件削弱到這樣的程度，不論哪裡發生侵略，我們都不會起來應付了。
我說，我計劃給世界上主要的領導人拍電報，說傑里·福特一直是我的政策最堅決的支持者，他們能指望他以同樣的堅定和決心繼續執行這些政策。
福特問我對他有沒有特殊的勸告或建議。我說，以我看來，他唯一絕對不可缺少的人是亨利·基辛格。沒有別的人有他的智慧、韌勁和在外交事務方面的經驗。我說，如果我辭職以後他也要走的話，我們對世界各國的外交政策不久就會亂套。福特堅決表示說，他打算讓基辛格繼續留任，他願干多久就干多久。
我還勸他，至少在過渡時期，讓黑格留任辦公廳主任。我向他保證，黑格總是忠於他所服務的上司，將來內閣和白宮工作人員內部不可避免地會發生爭權的事，黑格會提供非常寶貴的意見和經驗。
我告訴福特，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找我給他提出意見，可是我無論如何也不會介入他的決策過程。他對我的這種態度表示感激，他說他會歡迎我的任何建議，特別是在外交事務方面的建議。
我想福特並不知道阿格紐辭職以後，他並不是我挑選當副總統的第一個人選，也不知道我在共和黨領導人中非正式徵求意見時把他排在第四位。我知道有許多人並不同意我對福特能力的高度評價，可是我當時覺得傑里·福特是恰當的人選，這就是我選中他的理由。我沒有理由對這決定感到遺憾。
正午已到，他該走了。
「你打算在什麼地方宣誓就職?」當我們走到門口的時候，我問他。他說，他決定不到國會去，因為那裡他的老同事可能把這種場合變成某種慶祝的儀式。我說，我計劃中午離開，如果他願意的話，他可以在白宮宣誓，杜魯門就是那樣做的。
我告訴他，1969年1月20日為我舉行就職典禮的前一天晚上，我接到艾森豪威爾的一個電話，他說這是他最後一次叫我「狄克」了。我說：「現在我也一樣，從現在開始，傑里，你是總統先生了。」
我們在門口站一會兒的當口，福特熱淚盈眶——我也一樣，我感謝他在最後傷腦筋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里對我的忠心支持。我說，在以後的日子和年月里，我將為他祈禱。
福特走了以後，我再一次通過熟悉的路線走向行政辦公大樓。西側樓出奇的安靜。那裡的辦公桌從來沒有一天不是堆得亂七八糟的，但今天卻整理得乾乾淨淨。唯有不斷的電話鈴聲賦予這個地方以有目的和有生命的感覺，別的東西都好像凝結住，一動也不動了。
弗雷德·巴茲哈特進來把一封霍爾德曼的律師寫來的信交給我，申請總統給予赦免。擔任辦公廳主任期間一向是效率很高的霍爾德曼附了一張打了字的專頁，供我插在我的辭職演說里，宣布（對他們的）赦免，並對越南戰爭期間逃避兵役的人宣布大赦。我讓巴茲哈特在我演說以後打電話給這些人的律師，告訴他們我不同意這樣做。不答應霍爾德曼的要求，是一個痛苦的決定，可是把對他們的赦免跟大赦越南戰爭期間逃避兵役的人聯繫起來，是不可設想的。而且給水門事件有關人員全部赦免，會在政治上引起歇斯底里。我認為對國家來說，我的辭職必須是一個治療創傷的舉動，在那時的氣氛下，我害怕把辭職和普遍赦免水門事件株連的人員聯繫在一起，會破壞辭職起治療創傷的效果。
黑格和齊格勒也來了。黑格剛去看了賈瓦斯基回來，通知他我即將辭職。我對黑格說過，我不想同賈瓦斯基討價還價。我不想讓任何特別交易來騙我離職，我也不想人家哄我辭職以換取寬大。我不是因為害怕而下台，我好歹也要試試自己的運氣如何。「歷史上一些最優秀的著作是在監獄裡寫成的。」我說，「你想想列寧和甘地吧。」
黑格說，賈瓦斯基認為我作出了正確的決定。黑格從同他的對話中得出一個印象，在特別檢察官那方面，我是不用再害怕了。我說，考慮到特別檢察官辦公室過去的所作所為，我沒有理由感到安心。
坦率地說，我感到羞辱的是：人們可能以為我之所以作出決定是因為受到害怕被起訴那樣丟人的事情的影響，或者是特別檢察官和其他攻擊我的人強迫我下台。只要人們不認為我是因為事情棘手才下台的，那麼無論他們怎麼想，我都毫不在乎。
我轉過身來對齊格勒說：「你怎麼能支持一個半途而廢的人呢?你知道，我小時候喜好運動。我記得有一次參加一英里賽跑。在距離終點50米的時候，只剩了我們兩個人落在後面，爭取不當最後一名。我這時仍然努力作最後幾米的衝刺，就跟我要去爭取沖斷第一名的緞帶一樣。在我一生中，我從來沒有半途而廢過。或許這正是你們在這整個過程中誰也不理解的東西。可不要半途而廢啊!」
羅斯進來拿我的辭職演說最後修改稿。她要把它放在我們用的特大號字鍵的打字機上打出來，那樣我在電視上就不必戴眼鏡。她有意穿了一套桃紅色的衣服和一雙桃紅色的皮鞋，我知道，她是為了對當時局面的黑暗表示公開的反抗。
她說，全家都討論過這篇演說稿，他們想在我演講的時候也待在橢圓形辦公室里，這樣全世界就能看見他們是和我在一起的。我說這實在是辦不到的，哪怕他們就在附近，我也不可能毫不慌亂地把演說稿讀完。她說，他們預料到了我會有什麼感受，所以他們希望至少在我演講的時候待在隔壁的房間。我請她向他們解釋清楚，這是我必須單獨一人辦的事，請幫幫我忙，要求他們待在官邸里，在那裡觀看我演說的電視轉播。
她說，她還認為應當讓我知道戰俘組織的負責人空軍上校西奧多·蓋伊曾泣不成聲地打電話來要羅斯一定勸我不要辭職。他說，我過去沒有拋棄他們不管，他們今天也不願拋棄我不管。
我希望那天下午從行政辦公大樓走回白宮的時候，不要像平常那樣有一群群的工作人員或者記者，不要有警察守街或者拍相片。齊格勒不折不扣地實現了我的願望，在他和我走過這一段短短的距離的時候，我們一個人也沒看見。
裝東西的箱子排在官邸的過道里。我修了面，洗了澡，然後挑出1972年我在莫斯科電視台向蘇聯人民發表演說時穿的那套衣服和領帶。衣服是藍灰色的，料子很薄，因而在熾熱的電視燈光下面會感到涼快些。
我回到行政辦公大樓同國會領導人作簡短的會見，正式通知他們我決定辭職。
我希望這次會見是體體面面的，並且不使他們為難。這些人全是久經沙場的老手，他們知道，新舊總統的上任和卸職，不管對某個個人的後果如何，那並不是唯一對國家要緊的事情。
他們在下午7點半鐘準時到達。眾議院議長卡爾·艾伯特第一個來到。
我還沒開口，他就衝口而出：「我希望你知道，總統先生，我跟整個辭職的事毫不相干。」我說：「我明白，卡爾。」我們談到我們倆是1947年一起第一次到國會山來當議員的。
我對大家說，我對他們幾年來在許多問題上對我的支持表示感謝，特別感謝他們在最近一次同蘇聯的最高級會議期間所給予的支持，因為我知道當時的黨派壓力和誘惑是很大的。我說，他們反對我的政策的時候，我也總是尊重他們的。當我說到這兒，我兩眼盯著邁克·曼斯菲爾德，可是他壓根兒沒有作出反應。他比平常更陰鬱地坐在那裡，抽著他的菸斗。我說：「邁克，我會懷念和你一起吃早飯的情景。」[25]他點點頭，不過還是沒有什麼反應。休·斯科特很誠懇，比曼斯菲爾德更有同情心。約翰·羅茲扮演他通常的令人愉快可是不表明自己態度的角色。
吉姆·伊斯特蘭是唯一看來真正分擔我痛苦的人。他是一個南方人，一個保守分子，在參議院裡常常對他估計最不足。在我整個生涯中，他是我最可靠的顧問之一。他的臉上有一種諒解的表情，這勝過千言萬語。
最後我站起來用胳臂摟著卡爾·艾爾伯特的肩膀。「我也會懷念我們一起吃早飯的情景，卡爾。」我說。
我們道別以後，他們就走了。
我環顧了一下辦公室。我的眼光很快地掃過那熟悉的大象模型[26]、那小木槌、那鑲了鏡框的漫畫和紀念匾、那些書，還有帕特、特里西婭和朱莉的相片。我走出去，關上了門。我知道我再也不會回到那裡去了。
我很快走進內閣會議室。46個人擠著坐在桌子兩旁和靠牆的椅子上。這46個人都是我30多年來無數共同事業中的朋友和同事。他們中有些人在我從惠蒂爾來初次當議員以前，就已經當了多年的眾議員了；有些人則在1947年和我一起來到眾議院，充滿了對美國的希望、理想和計劃。在過去的五年半中，我們多次共同工作，形成了人數雖少但卻很堅強的聯盟，屢次打敗了參議院和眾議院裡民主黨自由派和共和黨自由派這個「巨人」。
我開始談到我們共同度過的偉大時刻。我說，沒有他們，我就不可能倡導與中國和蘇聯建立新關係，推動中東的和平，而最重要的是，在體面的基礎上結束越南戰爭和使美國戰俘能回國。
我說，我本來想留任並繼續戰鬥，可是要在參議院裡受審六個月，那對國家來說太長了。我說，現在需要有一個能把全部時間都花在處理國務上的總統，來對付即將來臨的艱巨任務。我說，總統的職位比哪個人都重要，比哪個總統個人都重要，甚至比他們偉大的忠誠還更重要。現在他們必須以他們的投票、他們的愛戴和他們的祈禱來支持傑里·福特。
室內的人都已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了，我看見許多人在哭。我看看我的手錶，已快8點半鐘了，我差不多講了半小時的話。聽到我最親密、最可愛的一個朋友萊斯·阿倫茲傷心地啜泣的時候，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流出了眼淚。
在我準備站起來的時候，我說：「我只希望我沒有讓你們失望。」所有的人都緊緊地靠在一起，連我的椅子都動不了，以致比爾·蒂蒙斯只得替我把椅子往後拉一下，我才離開了房間。
幾分鐘以後，黑格走進橢圓形辦公室隔壁的那間小辦公室，我正在裡面細看一遍我的演說。他見到了內閣會議室的情景，他擔心我有可能讀不完廣播稿就垮了。我說：「艾爾，我很抱歉，我在那兒嗓子有點哽咽，可是當我看見別人哭的時候，特別是他們並非為他們自己哭而是為了別人哭，我也就禁不住哭了起來。我現在沒事了，所以你不用擔心。」
他說：「總統先生，全體人都深受感動。我知道今天晚上你能夠作一次偉大的演講。」他離開了屋子，我獨自坐在那裡。
9點差兩分，我走進橢圓形辦公室。我坐在辦公桌後面的椅子上，技師們正在調整燈光和檢查音響效果。
9點過45秒，對準我辦公桌的那架攝影機的紅燈亮了起來——我對美國和全世界講話的時刻到了。
我一開頭就說，沒有打完仗就離開戰場，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不過如果我決定繼續戰鬥下去，由於缺少國會對我的支持，國家大事就會陷於癱瘓。
在過去的幾天裡……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我在國會裡已經沒有足夠強有力的政治基礎來繼續進行這種努力了。只要還有這樣一個基礎，我就會強烈地感到必須把憲法程序進行到最後，否則的話，就是對有意把這程序設計得如此困難的精神的不忠，也會為將來開創一個造成不穩定的危險先例。
可是，隨著這個基礎的消失，我現在認為憲法規定的目的已經達到，這個程序不再需要延長了。
接著，就到了我有生以來必須說的一句最難出口的話。我直盯著攝影機說道：
因此，我將辭去總統職位，明天中午生效。
我接著說：
我希望，採取這個行動將加速開始美國亟須的治療創傷的過程。
在導致我作出這個決定的一系列事件的過程中，我可能會傷害一些人。我對此深感遺憾。我只能說，如果我的一些判斷是錯誤的——有些的確是錯誤的——那也是我在當時認為最符合國家利益的情況下作出的。
我簡略地談到美國和世界。我談到在我25年的從政生活中，一直試圖為我相信的目標而戰鬥。我回憶起我在第一次的就職演說里曾保證誓把我自己和我的精力奉獻給國際和平事業。我接著說：
打那以後我一直努力工作，忠於自己的誓言。由於這些努力的結果，我深信今天這個世界，不僅對美國人民，而且對全世界人民都是一個更安全的地方。我們大家的孩子都比以前有更好的機會在和平中生活，而不是在戰爭中死亡。
這就是我競選總統職位時所希望達到的主要目的。這就是我希望在我離開總統職位時留給你們、留給我們國家的主要遺產。
在講演的過程中，我一直低頭看著一頁一頁的講稿，其實我並沒有真的在看稿子。講稿早已牢記在我心中。最後，我說：「在這個職位上服務，就會有一種非常親切的、與每一個美國人親如兄弟的感覺。在離開這個職位時，我向上帝祈禱：願上帝永遠降福於你。」
紅燈一閃即逝，令人眼花目眩的電視燈一個個關掉。我抬頭看見技師們有禮貌地沿牆站著，裝出他們並不是在等我離開後動手拆卸機器設備的樣子。我謝謝他們，然後走出了橢圓形辦公室。
基辛格在走廊里等著我。他說：「總統先生，過去你在這個辦公室作了重要演說以後，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一起同你走回到你的住所。我對今天晚上再和你一起走感到十分榮幸。」
當我們走過黑暗的玫瑰園的時候，基辛格的聲音既低沉又悲傷。他說，他認為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可以算作最偉大的一篇演說，歷史將會判斷我是偉大的總統之一。我轉過去對他說：「亨利，這得看誰寫歷史了。」在官邸門口，我謝謝他，然後我們分了手。
我很快地走向把我帶到家庭住所的電梯。長長的過道很黑，警察和特工人員幸而都已撤走或者在讓人看不見的地方。當電梯門在二樓開啟的時候，全家都等在那裡迎接我。我朝他們走去，帕特雙臂抱住了我。後來是特里西婭、朱莉、埃德、戴維，大家慢慢地、本能地和我親切地緊緊擁抱成一團，愛和信心把我們聯繫在一起。
我們坐下來談了幾分鐘對這一天和對演說的看法。突然間，我開始劇烈地哆嗦起來。特里西婭過來扶住我。「爸!」她喊了一聲，「汗水濕透了你的上衣!」我叫他們別著急。我在演講的時候，出了許多汗，我一定在從辦公室走過來的時候著了涼。一會兒，我就好了。
我們談到對演說的初步反應，其中大多數是對我有利的。許多電視評論員和報紙專欄作家都說，這篇演說是要把國家團結起來。可是這結果卻是我整個政治生活中最短暫的蜜月，幾小時以內就產生了消極的和批評性的新的考慮。
最後我說，我們總應該睡點覺吧，因為我們明天還有很多的事要辦呢。我們走進大廳的時候，能聽見外面一群人在高聲喊叫，然後出現了一個又悲又喜的場面，特里西婭在日記里有這樣的描寫：
在賓夕法尼亞大道上，聽得見一群人的喊叫聲。媽媽錯誤地以為這群人是一群支持者，而實際上是在爸爸任職期間始終反對他每一項行動的那些人。現在他們唱著「老頭子坐牢去」。
媽媽想把爸爸推到窗口讓他能看見那群人。埃德和我拚命大聲地說話，想蓋過他們的叫聲。我們希望爸爸聽不清他們那些惡毒的話。即使如此，我也不敢肯定，這最後一件對他不公允的事是否讓他聽到了。
實際上，在演講以前，我就聽見了這群人的聲音。但我並不確切知道他們是哪一邊的人。我估計他們是反對我的，但是說實在的，我並不在乎那些嚷嚷的人，我並沒有因為他們而心煩。
我要馬諾洛給我拿些鹹肉煎雞蛋到林肯休息室。我掛了幾個電話給我的朋友、支持我的人以及我手下的工作人員，直到凌晨1點半鐘左右。我感謝每個人對我的支持，我對每個人說，我希望我沒有使他們失望。
馬諾洛敲門進來看看他去休息以前我還要些什麼東西。我要他把官邸的燈統統關掉。就跟昨天晚上該大放光明一樣，今天晚上該出現一片黑暗。幾分鐘以後，我走出房間到黑黑的走廊里。我不怕在暗中碰到東西，因為這所房子差不多有六年時間是我的家，我熟悉它的每一個角落。
我一驚而醒。因為拉上了厚厚的窗簾，所以我不知道是什麼時間。我看看我的表，錶針指著4點。雖然我只睡了兩小時，可是我完全醒了。
我穿上長浴衣，決定給自己弄點東西吃。
使我驚奇的是，我發現白宮一個名叫約翰尼·約翰遜的侍者在廚房裡。我說：「約翰尼，你這麼早在這兒幹嗎?」
「不早了，總統先生，」他答道，「快6點鐘了!」
我又看看我的表，它停在7點。
我對他說，今天早上我不要平常吃的橘子水、麥芽和牛奶，我想要稍微吃得飽一點的東西。我要了我最喜歡的早餐，牛肉糜和煎雞蛋，我叫他把早餐拿到林肯休息室來。
吃完早飯以後，我從公事皮包里拿出一本黃色便簽本，開始想要和9點半鐘到東廳來和我道別的政府官員、內閣閣員和白宮工作人員談些什麼東西。在我經過了過去的24小時以後，要想出什麼新的東西來和他們說是很困難的。
有人敲門，黑格走了進來。他幾乎有點遲疑地說：「這是一件必須要做的工作，總統先生，我想你可能願意現在就做了它。」
他拿出一張紙來放在我的辦公桌上。上面只有一句話，我念了一遍，在上面簽了字。
我謹此辭去美國總統之職。
幾小時以後，這張文件就要送出去，交送時間是上午11點35分，是我任總統的第2027天。
黑格走了以後，我記起在西奧多·羅斯福傳記中讀過的一些話。我要官邸一個工作人員到行政辦公大樓從我辦公桌邊上把幾本書給我拿來。我肯定西奧多·羅斯福的那本傳記在那幾本書裡面。他回來的時候拿了赫爾曼·沃克寫的《戰爭風雲》、艾倫·德魯里的《土星的王位》和諾埃爾·布希寫的《西奧多·羅斯福傳》。我很快就找到了我要找的內容，在那裡夾了一個書籤。
我打電話給黑格，和他最後告別。當時他正在開工作人員會，討論兩屆政府之間順利交接的問題。五分鐘以後，他站在林肯休息室門口。
「去他媽的工作人員大會，」他說，「這最後幾分鐘我寧可和你待在一起。」我說，我對他幾年來為我所做的一切的感激之情，非言辭所能表達。我對他表示最良好的祝願。
一會兒，我和家人會面的時間到了。戴維和朱莉等在大廳里，他們不跟我們一起走，他們留下來押運行李到聖克利門蒂。特里西婭和埃德從他們的房間出來，站在一起等著帕特。
帕特穿著一套淡粉色配白色的衣服，看見我們等著她，她想微笑。她帶了一副墨鏡，想遮住準備行裝的兩個不眠之夜留下的痕跡，也想掩藏朱莉說的那天早上終於流下來的淚水。我知道為了這次突然離開，日日夜夜準備行裝，她需要付出多少勇氣。現在她得不到一點應得的讚美。沒有國會議員夫人們舉行的一連串的告別宴會，沒有獎狀，也沒有稱讚。她是一個端莊、富有同情心、受人尊重的第一夫人。她對國家、對世界作了這麼多的貢獻，可是現在她要與我一起被流放。這實在對她不公平。
馬諾洛進來說，官邸的工作人員已經排好隊跟我們告別。我和他們作了一次簡短談話，我說我到過歐洲和亞洲許多宏偉的宮殿，在十分古老和華麗的房子裡訪問過成百上千的親王和總理。「但是，」我說，「這是一幢最好的房子，因為這幢房子有一顆偉大的心，這顆心就是在裡面服務的人的心。」
我說，我們沒有忘記他們對每位貴賓，不管是一個國王還是一個發育不良的孩子，都曾想方設法地使他們感到在總統府里受到歡迎。現在他們一定要同樣地特別照顧好福特總統和福特夫人。當我和他們一一握手的時候，我說：「你們是最了不起的人!」
到下樓的時候了。我問埃德他能不能替我拿著那本西奧多·羅斯福的書。我決定直接從那本書上讀一段，因為沒有時間把它在專打演講稿的打字機上打出來了，我第一次要在公共場合戴上我的眼鏡。
剛過9點半，我們走到電梯口。在電梯下去的時候，史蒂夫·布爾給我介紹了東廳的布置，他告訴我家裡的每一個人，在我演講的時候他們該站在講壇上我身後的什麼位置。他提到，將有三台電視攝影機。帕特和特里西婭聽了這個消息很感不安。她們說，電視已使我們受了那麼多的痛苦，幹嗎現在還讓電視的好奇的眼睛闖進這最後和最親密的時刻？這也未免太過分了。「必須這麼做，」我說，「我們要為支持我們的人著想。我們要為人民著想。」
我們在門前站了一會兒，硬著頭皮準備對付那個十分痛苦的場面。帕特決定不戴她那副墨鏡了，埃德說應該不戴，因為在這種時候流淚，無須感到羞恥。我向布爾點點頭，門打開了。
特里西婭在她的日記里描寫了我們進去時的場面：
我有意識地作了三次深呼吸，驅除我突然感到的頭暈。一——二——三。我大聲說，「做三次深呼吸」。媽媽和朱莉也這樣做了。
大廳的門一打開，電視燈光密集，廳內大放異彩。燈光的溫暖像蠶繭那樣包圍著我們，既令人愉快又令人不愉快，既令人感到舒服又令人窒息。
大廳好像擠滿了人。空氣中好像有一股從周圍的人身上產生的電流——一股足以把我們這個小小隊伍推向前方的電流。
突然有人從後面抓住我。一個女僕（維奧拉，我想是洗衣服的女僕）控制不住，歇斯底里地抽泣起來。我沒有受她深切悲傷的感染，因為我已經不僅僅只是悲傷了。我用胳膊摟住她，低聲說道：「好好照顧新總統和他全家。」接著我脫出身來，要趕上現在已經在我前面好幾步的家裡其他的人。
一陣掌聲響徹整個白宮，響徹每一個真正關心的人的心。「女士們和先生們，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和尼克森夫人，埃德·考克斯先生和夫人，戴維·艾森豪威爾先生和夫人。」一切情況正常。雷鳴般的掌聲。人們站立起來，一陣椅子擦地的聲音。「向首腦歡呼致敬。」
前面是講壇。走上講壇。找到了地上貼的名簽。不要被電線絆倒。站在名簽規定的地方。去拉媽媽的手。緊緊地握住了媽媽的手。掌聲。爸爸講話了。人們讓眼淚流下他們的雙頰。別抬頭。現在連想也別想。
對爸爸來說，爸爸講的話本身，是極為精彩的，因為它們是出自內心的話，不是什么正式的講話。我很高興，最後人們終於瞥見了他本來的好人面目。最後給人看到了「真正的」尼克森，因為只有他自己才能使人們看到。發自內心的講話，人們最終會了解爸爸的。為時還不太晚。
室內的情緒極其感人。我等了好幾分鐘，都不能把掌聲平息下去。在我開始講話以後，我環顧四周，許多人滿面是淚。直到今天，我都記得看見赫布·斯坦淚流滿面的情景，而他冷靜分析的智力和冷然的幽默感一向受到我的尊敬。我知道，如果我繼續這樣環顧四周，勢將難以克制自己的感情。所以我轉過頭來不看群眾發紅的眼睛，只盯著攝影機上的紅燈，向全國講話。
現在我設法控制住洶湧澎湃的感情。昨天晚上我是為歷史而發表正式演講，可是現在我有機會從個人角度親切地向那些為我那麼努力工作而我卻令他們那麼失望的人講話。
這是一個長期幻夢的噩夢式的結尾。我從遠方的約巴林達的小屋來到華盛頓這幢大廈。我想到我的父母，我想把父母的情況告訴這些人。
我記得我的老父親。我想他們會說他是個小人物、普通人，他可並不這樣看待自己。你們知道他是幹什麼的?他最初當過電車司機，又當農民，後來他擁有了一個種植檸檬的農場。我向你們保證，那是加利福尼亞州最窮的檸檬農場。人們在那兒發現石油以前，他就把農場賣掉了。
後來他當雜貨商。但是他是一個偉大的人，因為他專心致志做自己的工作，不管發生什麼事，他都把每件工作徹底完成。
也許不會有人寫一本關於我母親的書。是的，我猜你們也會這樣說你們的母親：我母親是個聖潔的人。我想到她，兩個孩子死於肺病。為了能在亞利桑那照料我的哥哥，她替別人護理過四個生病孩子達三年之久，而且看著這些孩子一個個死去。當他們死去的時候，她都感到好像是自己的孩子死去一樣。
是的，不會有人寫有關她的書。可是，她是個聖潔的人。
我原來想找一種新的方式，和白宮工作人員談點能鼓舞他們的話。我想找一種方式，不用陳詞濫調，勸告他們要看得遠一些，不要只看到目前這個痛苦的時刻。我從埃德手上拿過那本書，戴上我的眼鏡，然後讀起西奧多·羅斯福在他第一位夫人逝世時所寫的十分感人的悼詞：
她的面孔和體態長得十分美麗，而她的精神更為可愛……當她剛剛當了母親，當她的生命看起來剛剛開始，當她面前的年月看起來十分光明的時候，忽然遭到一個奇怪而可怕的命運，死亡降臨到她的頭上。在我心中最親愛的人去世以後，我生命中的光明也永遠消失了。
我把書放下說道，西奧多·羅斯福在他20多歲的時候寫下了這些話。他認為光明永遠從他生命中熄滅了。可是他繼續前進，他不僅當了總統，而且在此以後他為國家服務了很多年，總是在戰鬥，總是生氣勃勃。我說，他的經歷應該是我們每一個人牢記的榜樣。
有時事情進行得並不如意的時候，我們認為一切都完了；當你第一次沒有考上律師的時候——我倒碰巧考上了，可是我只是運氣好，我是說，我寫的東西太蹩腳，律師考官說：「我們只好錄取此人」——我們認為一切都完了。當我們某個親愛的人去世的時候，當我們競選失利的時候，當我們遭到失敗的時候，我們認為一切都完了。像西奧多·羅斯福說的那樣，我們認為，光明永遠離開了他的生命。
事實並非如此，這常常只是一個開端。年輕人應該知道這個道理，老年人也應該知道這個道理。它必須常常支撐著我們，因為偉大的時刻並不是在你萬事如意的時候來到，當你受到一些打擊、一些失望，當悲哀來到的時候，偉大的時刻才來到，你才真正受到考驗；因為只有在你到過最深的山谷，你才能知道爬上最高的山是多麼壯麗的情景。
要永遠盡你所能，永遠不要氣餒，永遠不要小看自己，永遠要記住，別人可能恨你，可是那些恨你的人是不會勝利的，除非你也恨他們，而那樣，你也毀了你自己。
終於講完了。我們從講壇上下來。人們在我們走過的時候，拍著手，哭泣著。
傑里和貝蒂·福特在樓下的外交接待室。我剛一進門，福特就走上前來歡迎我，我們握了手。
「祝你好運，總統先生！」我對他說，「我告訴過你，在我提名你的時候，我就知道有你在橢圓形辦公室，國家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裡。」
「謝謝你，總統先生。」他答道。
貝蒂說：「祝你一路順風，狄克。」
我們從天篷下走出去，踏著長長的紅地毯，走到總統專用直升機「海軍陸戰隊一號」的舷梯那裡。然後我們站在那裡，我很快與傑里握手——帕特擁抱貝蒂——吻了吻朱莉——與戴維告別。然後我一個人站在那裡——帕特、埃德、特里西婭已進了飛機——站在舷梯頂端的門口，轉過身來作最後一次的回顧。
彼時彼刻的那個情景，猶如一幅凝住不動的電影畫面永遠銘記在我心中：紅色的地毯，綠色的草坪，白色的房子，鉛灰色的天空。儀仗隊那漿得筆挺的制服和擦得鋥亮的皮鞋。新總統和他的第一夫人。朱莉、戴維、羅斯那麼多的朋友。人群站滿了草坪，擠上陽台，把身子探出窗口。默默無聲，揮著手，流著淚。南面柱廊優美的曲線，一層一層的陽台，有人從林肯臥室的窗口揮舞著一條白手絹。白宮頂上的國旗，在這沒有風、沒有歡樂的早晨，有氣無力地垂掛著。
我舉起雙臂作最後的致意。我微笑。我揮手告別。我轉過頭走進直升機。飛機門關上了，紅色地毯卷了起來。引擎開始發動，螺旋槳轉動起來。喧鬧聲越來越大，幾乎把我們的思想都蓋過了。
突然間我們慢慢地上升。下面地上的人們在那裡揮手。我們又轉了方向。白宮現在在我們後面了，我們低飛過華盛頓紀念碑。又轉了一個方向，潮汐湖和傑弗遜紀念堂就在我們下面。
誰也不說話。誰也沒有流眼淚。我把頭靠在我的位子上，閉了上眼睛。我聽見帕特在自言自語：「真悲哀，真悲哀啊。」
又轉了一個方向以後，我們向安德魯機場飛去，「空軍一號」等在那裡，送我們回加利福尼亞的老家去。
* * *
【注釋】
[1] 迪斯累利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首相。——譯者注
[2] 19世紀英國的另一首相。——譯者注
[3] 狄克·特克是一個專門在尼克森競選總統時同他惡作劇的一個人。——譯者注
[4] 源於英諺「要檢驗布丁（一種點心），需要吃一吃」。——譯者注
[5] 謝爾曼·亞當斯是艾森豪威爾當總統時的白宮辦公廳主任，因受賄醜聞而辭職，可參看本書上冊有關章節的敘述。——譯者注
[6] 芝加哥北郊的一個住宅區。——譯者注
[7] 心理學家赫爾曼·羅沙赫用作心理測驗的墨跡圖。——譯者注
[8] 美國政府採用三權分立制，分行政（總統）、立法（國會）、司法（最高法院）三個部門。——譯者注
[9] 英國歷史上有一個傳奇式的受人民愛戴的勇敢國王，名字是獅心王理察。——譯者注
[10] 瑪麗蓮·夢露是美國一個著名的電影女演員。——譯者注
[11] 美國西部片的著名男演員，在政治上是尼克森的支持者。——譯者注
[12] 英文原書如此。但1973年的9月25日應該是星期二。——編者注
[13] 拉斯普丁（1872-1916），俄國僧侶，曾獲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婦的寵信，專權多年；艾爾·卡普尼（1899-1947），20世紀20年代芝加哥殺人不眨眼的黑社會頭目。——譯者注
[14] 星室法院（Star Chamber）是英國民事、刑事法庭，於1641年停閉，以專斷暴虐出名。——譯者注
[15] 一個保護消費者利益的鼓吹者。——譯者注
[16] 意思是說一切按「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規律進行。上句中的「生存」亦系此意。——譯者注
[17]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研製第一顆原子彈計劃的代號。——譯者注
[18] 曾是美國著名電影童星，舊譯秀蘭·鄧波兒。——譯者注
[19] 希臘神話中半人半鳥的海妖，常以美妙歌聲誘惑經過的海員而使航船觸礁毀滅。——譯者注
[20] 意指罪證。——譯者注
[21] 即俄文的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非常高興」的意思。——譯者注
[22] 詹姆斯·希爾頓的小說《失去的地平線》中的世外桃源。——譯者注
[23] 這裡的好朋友是指卸任總統而言。——譯者注
[24] 英語中「穿某人的鞋」即繼承某人的地位的意思。——譯者注
[25] 美國總統經常與國會領袖一起吃早飯商量事情。——譯者注
[26] 大象是共和黨的象徵。——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