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魯傳 · 一六　開圓桌會議

自尼赫魯的父親死後，他自己的健康就欠佳。醫生勸他易地調養，他自己也決定到錫蘭去度假，於是他率妻與女前往錫蘭。 他們在錫蘭大受歡迎。許多茶園的工人，不惜路途的跋涉，天天跑了幾里路來看他們，順便還送他們一些鮮花、蔬菜、乳酪。盛情難卻，他們只好收下來，然後轉贈給醫院和孤兒院。 在錫蘭期間，他酷愛偉大尊嚴的釋迦牟尼的塑像。他雖然不喜歡那些教條，但他卻萬分崇拜佛祖的人格，像他欽佩耶穌的人格一樣。他覺得佛祖的慈祥鎮定的尊容，能夠給他以無限的安慰和力量，並且能夠幫助他克服任何困難。 他們在錫蘭過了一個月很愉快的生活，便匆匆回到印度的南部，然後經過西部各省，直達海得拉巴。他們的足跡到處，備蒙人民和政府歡迎，不過政府歡迎的時候，心裡也許有異樣的感覺，因為它生怕尼赫魯會引導人民從事危險的活動。 有一次，他在賣索爾州開會。開會時，群眾掛了一面國旗在一支很大的鐵桿上。到了他離開該地，這支鐵桿就給當地政府打得粉碎，並且不許人民再度展示國徽。這種不幸的事件使他大感煩悶。 休假回來，他馬上被牽入政治漩渦。國大黨行動委員會便考慮幾個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國大黨應否再跟政府開圓桌會議？甘地本人應該不應該參加？在沒有談到圓桌會議之前，讓我們把德里會議的情形補敘一筆。 就在尼赫魯的父親去世的時候，圓桌會議的印度代表們聯翩跑到阿拉哈巴。那時甘地及國大黨行動委員會的幾位代表已經到達。有人向甘地建議，說他應該寫信給總督，約定一個時間，作坦白的談話，甘地即刻接受這意見。在原則上，甘地極願意跟對方討論問題，因為他絕對相信自己的主張的正確，同時，他希望能夠說服對方。假如他能夠說服對方，那麼什麼事情都容易辦了。由於他的人格的偉大，許多批評他的人，結果多變成他的崇拜者。 但是跟個人交涉小事，是一個問題；跟一個組織，尤其是像英政府那樣的大組織辦交涉，是另一個問題。甘地知道這情形，所以他跑去跟印度總督伊文勳爵（Lord Irwin）晤談的時候，他並沒有抱什麼大希望。違抗政府的運動仍進行中，雖然因為談判關係，違抗政府的運動沒有從前那麼積極。 甘地親自跑到德里，臨行前，他吩咐道，假如他跟總督有什麼重要的談判，他一定請各位委員參加。幾天之後，他果然來信，請尼赫魯等人到德里。他們在德里待了三星期，整天從事冗長的筋疲力盡的討論。甘地時常跟伊文總督見面，不過有時為著片詞隻字沒有解決，弄得會議須停頓幾天，讓他們打電到倫敦去請示。例如「停止」（Suspension）違抗運動這句話里的「停止」一詞，甘地堅持不許用，因為這是人民手中唯一的武器，絕對不能停止而放棄，但是暫時可以懸而不用。總督要這個詞的意義弄得一清二楚，甘地不答應。結果，雙方讓步，說違抗政府運動可以「不繼續」（discontinued）進行。他如糾察外國布、外國酒等問題，也有長期的討論。事實上，大家所討論的是暫時的條款，並不是永久解決的辦法。簡單說一句，大家希望這些談判達到休戰的狀態，然後從長計議真正重要的問題。 勢利眼的人，到處都有，印度沒有例外。當甘地和尼赫魯發起獨立運動的初期，印度社會上「有名望」的人多敬而遠之，因為他們本著「好漢不吃眼前虧」的古訓，儘可能避免任何犧牲。現在他們眼看甘地和尼赫魯等人已經開始和政府開談判，遲早會談出一點辦法來，所以他們馬上改變態度，表示親近，至少跟國大黨的領袖們保持關係，將來對於他們也許有些好處。一年之後，時局又轉變，他們也跟著轉變，把他們和國大黨的關係一刀兩斷，好像從來不認識那樣。 在德里的期間，每天清晨尼赫魯時常跟甘地在一起散步，這是唯一的機會可以跟甘地詳談，因為到了白天，他的時間切成片段，每分鐘都有事情。甚至清晨散步的時間，也有人來拜訪他，不是不遠萬里而來的外國人，便是非常接近的朋友，大家都想見他，和他商量各種問題。尼赫魯和甘地暢談過去的歷史，目前的狀況，尤其是將來的展望。他記得有一次跟甘地談到國大黨的前途。尼赫魯認為將來國家獨立後，國大黨根本取消。甘地卻主張國大黨可繼續存在，不過他定了一個條件，國大黨員須不受薪俸，只因他們沒有半點自私，他們這才能夠在政府各部門發揮力量。 甘地和伊文繼續談判，可是後來又突然停止。總督有好幾天沒有請甘地去開會，尼赫魯等人即刻意識到這種談判將要破裂了。行動委員會各委員們，準備收拾行李，回到各自的省份。臨別前，大家多在一起會談將來的計劃，以及怎樣進行違抗政府的行動。他們知道，只要談判真正破裂，他們再也沒有機會在一起會談了。他們除準備再度被捕外，同時，須準備接受政府的猛烈的攻勢。他們知道過去用代理會長或代理委員的辦法不大妥當，所以現在通過一條原則，在外邊可以自由活動的委員，不論人數的多寡，便可算法定的人數，免得到處找人代替，弄得和國大黨本來的宗旨相左。這個議決案，說明國大黨將繼續鬥爭，不過談判的大門並沒有完全關緊。 當國大黨和政府的關係不絕如縷的時候，伊文總督又請甘地去談話。這樣一來，雙方又恢復談判。記得1931年3月4日的晚上，尼赫魯及其同志在家裡等甘地回來。那時已經午夜二時，他們被喊醒，說國大黨和政府已經達成協議。他們閱讀協定的全文，其中大部分條款，尼赫魯本人早已知道，因為它們曾經提出來討論過，不過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即第二條，是和「保證」問題有關，而這條文使他看了驚訝不置。他一聲不響，自動回去休息。 領袖做錯了事情，他不便明目張胆地反對。事實上，他就是不贊成，又有什麼辦法呢？和他脫離關係嗎？表示他的反對的意見嗎？這種作風也許使個人得到滿足，但對於問題最後的決定還是一樣。在百無聊賴的時候，尼赫魯及其同志決定暫時停止違抗政府的運動，只要他們對於其他重要的問題不再屈服。這是說，關於獨立問題，他們仍堅持到底。 英國政府，像其他各國的政府那樣，把印度的糾紛的問題歸咎於「煽動家」。這是一種非常愚蠢的觀念。在過去15年間，印度產生一個領袖，得到萬千人民的愛戴，同時，他的言論可以支配全國，但是，比較領袖個人更重要的卻是歷史的背景和力量。當歷史的背景和力量發生作用的時候，正是「一夫夜呼，天下響應」，何況印度的領袖是來自民間，深知人民的願望和需要，並且知道什麼時候應該發展，應該行動？ 那時政權雖操在政府的掌握中，不過國大黨卻是眾望所歸。要國大黨自殺，它當然做不到，可是一山不能容兩虎，要政府跟國大黨分享支配國計民生的大權，政府當然沒有那種雅量。因此，二者的衝突，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好在英國政府有先見之明，它趕緊召集第二次圓桌會議，把甘地請到倫敦去會談，也許會挽回尷尬的局面。 德里協定簽訂後不久，伊文勳爵就回國，繼任的為威靈頓勳爵（Lord Willington）。一般人都說新總督很頑固，比舊總督更難對付。平心而論，討論政治問題，如專門注意個人問題，而忽略了原則，這可以說是大錯誤；他們不知道英國政府的政策，並不會受一二總督的意見所左右。因此，總督的調動，對於大局沒有大影響。但是，由於時局的演變，政府的政策不得不跟著變動。政府希望再開一次圓桌會議，討論許多重要問題。甘地有兩次給總督請去到夏都西姆拉（Simla）去開會，討論邊疆的「紅衣隊」問題（Redshirt）及聯省的農民問題。據說，政府決定以雷霆萬鈞的力量，在三個月內解決這些問題；但是政府因投鼠忌器，在可能範圍內，仍願意和平解決。 在八月的一個天朗氣清的早晨，尼赫魯陪伴甘地，從夏都西謨拉到孟買，並且親送他上船，彼此互祝珍重而別。 為什麼國大黨僅派甘地一人出席的呢？因為它知道當時的工作中心還是在印度，不在倫敦。假如印度的局面得到順利的發展，這無疑地能夠影響倫敦。須知談判最重要的是原則問題，即英國政府能夠交出多少權力給印度人的問題。原則一定好，細則極容易，隨便請一位勝任的律師就可以起草全套綱領了。國大黨之所以單獨遣派它的領袖出席，因為大家希望他能夠說服英國政府。萬一事情有些眉目，甘地盡可通知其他重要委員前往倫敦，而他們在十天內可以和他會面。 但是，假如原則上達不成協議，細則自無從談起，另派其他代表也是多餘。事實上，在當時的環境下，英國政府並不想解決基本問題，它只採取疲勞轟炸的方式，跟印度代表們談談無關重要的細則，而它的掌握中的王牌，就是幫派問題（communalism）。它利用幫派的弱點，把彼此的力量互相抵消，此後大家都要聽它的支配。 那次圓桌會議的代表，集帝國主義、封建制度、金融界、工業界、宗教界、幫派的利益於一堂，其中最重要的「代表」，莫如簡阿格（Aga Khan），因為他這個人剛好代表上述各種人的利益。他和英國政府有30年的密切關係，他一向都住在英國，他可以完全代表統治者的利益。在圓桌會議里，他最好是代表英政府，但他卻「代表」印度，這不能不說是太滑稽。 在這種情形下，圓桌會議是一團糟。印度最反動的人物跟英國政府中最頑固的保守黨分子攜手合作，彼唱此和，對於印度獨立問題卻避而不談，只談一些支離瑣碎的問題。簡單說一句，各重要位置應該怎樣分配給各派系——印度教徒、回教徒、錫克人、歐籍人、混種人——問題的焦點僅在應付印度「上流社會」的人物，對於全國人民的迫切的要求，連提也不提一聲。所謂「印度化」（Indianisation）問題，等於分贓問題，這對於印度所爭取的真正獨立有什麼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