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魯傳 · 一七 大規模逮捕
當世界經濟恐慌沒發生前的幾年間，農產品的價格逐漸上升，印度的農業也是如此。當印度的農產品的價格上升的時候，政府的稅收和地主的地租跟著提高。這樣一來，真正從事種植工作的人反而得不到什麼好處。除那些比較幸運的區域外，農民的狀況都很壞。在聯省里，地租的提高比較賦稅的增加更來得快，政府的收入增加，地主的收入更可觀，但佃戶仍停滯於飢餓線下。到了歉收的年頭，賦稅依舊，地租依舊，胼手胝足的農民卻要到處借貸，籌一筆錢來繳納賦稅和地租。
在經濟恐慌的時期，最得意的莫如那些放高利貸的人。在法律的保護下，他們可以為所欲為。一般小地主、中地主的田地完全給他們吞併下去，他們變成特殊階級，不勞而獲，坐享其成。佃戶的境遇特別悲慘，他們成為沒有立錐之地的無產階級了。
放高利貸的人，住在城裡的高樓大廈，享盡榮華富貴。他們派了一批鷹犬下鄉去勒索佃戶，弄到佃戶苦不可言。到了癘疫流行的年頭，他們簡直是束手待斃，一下子就要死掉幾百萬人，人命比螻蟻還不值錢。
針對這問題，尼赫魯主張，地租須按農產品的價格來定，從前農產品賣得高價的時候，地租不妨提高；現在農產品已經下跌，所以地租應該跟著減低。再進一步，他還主張，地租的高低，應該先把生產成本及農民的生活費用除清之後，才作決定。事實上，當時的一般農民，除變賣產業及忍痛舉債外，絕對沒有能力繳租。
就聯省而論，尼赫魯主張租稅減半，可是政府不贊成，因為田賦是政府的主要收入，假如田賦收得不夠額數，政府將面臨破產。另一方面，政府又怕把農民逼得太過分，他們難免會起來暴動。站在政府和農民之間的為大地主。照規矩，政府應該犧牲大地主的利益來保護農民，可是事實上剛好相反。
在那種情形下，國大黨所處的地位非常困難。它不敢負起責任，鼓勵農民抗租抗稅。相反的，它只好和顏悅色地鼓勵他們咬緊牙關，儘量多繳。另一方面，政府卻慫恿地主用強制手段來驅逐佃戶，扣押沒收他們的牲畜和財產。那些被迫害的農民，成群結隊來見尼赫魯，說他們曾按照他的辦法，盡各自的能力向地主繳租，可是結果竟落得財產被扣押和沒收。在這當兒，農民只有一條路好走，不是再度節食縮衣，繳完租稅；便是鋌而走險，一分錢也不肯交。
時局急轉直下。政府一連頒布好幾種法令，準備採取大規模的毒辣的行動。尼赫魯及其同志也準備作壯烈的犧牲，但他們仍希望當時在倫敦參加圓桌會議的甘地能夠提前回來，讓他負起指導鬥爭的責任。
聯省政府辦事未免太過魯莽。它曾發出通知給農民，限定農民於一個月內繳租納稅，不然，將採取行動。這樣一來，整個農村發生騷動。農民惶惶如喪家之狗，到處奔走求救。對於農民的要求，國大黨應該怎樣答覆呢？它明知農民無力繳租，現在還敢假裝無知，很天真地教農民忍痛繳租嗎？姑定當年的租稅能夠償清，舊欠又應該怎麼辦？經過詳細考慮後，阿拉哈巴省的國大黨分會決定抗租抗稅。
尼赫魯這個人倒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的社會主義的傾向很濃厚，不便參加經濟和社會問題的討論，所以他特地請那位思想比較右傾的主席楚萬尼（Sherwani）來主持。楚萬尼眼看這局面太壞，除抗租抗稅外，實在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於是政府和國大黨對立的形勢越來越明顯。雙方秣馬厲兵，準備一決雌雄。政府有的是軍警的勢力，國大黨有的是民眾的力量。在那千鈞一髮的時期，尼赫魯到處舉行公開演講。他一再說明，為自由的鬥爭還沒有達到勝利的階段，前途困難萬分，所以大家應該好生準備，克服一切危機。為著他發表這種言論，政府便罵他為「戰爭販子」。老實說，當時國大黨裡邊的中產階級的分子仍是猶疑不決，不敢正視現實，他們還希望政府和國大黨的衝突能夠避免呢。
到了年底，危機一天一天惡化。阿拉哈巴分會召集一個農民大會，一致通過議案，決定抗租抗稅，假如他們得不到較好的條件。這種議案使聯省政府非常惱怒，它認為這是敵對的行動，所以不願意再跟國大黨開談判。另一方面，國大黨也認為政府那種強硬的態度，正是象徵暴風雨的來臨，所以它也不能沒有戒心。
尼赫魯這個人真是夠風趣。當他在聯省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他還能夠抽出時間去參觀兩個多事的區域。他要親自跑到肇事地點，實地考察，他更要向那些為國捐軀的英勇的烈士致最大的敬禮。他到了孟加拉後，發現當地的情形已經惡化，他個人恐難為力。接著，他又到加爾各答城去參觀。他知道那兒暗殺的行動很流行，他認為這辦法不但於事無補，對於印度的獨立自由反而有妨礙；可是他的主張一般人都聽不入耳。當他要離開加爾各答前，有兩位青年來勢洶洶地警告他以後不要再隨便批評暗殺這事件，不然，他們將用同一辦法來對付他。
尼赫魯本來要在孟買歡迎甘地回來，可是阿拉哈巴城的局面很緊張，他急不及待地跑到阿拉哈巴城。當他還沒有抵達車站之前，通緝令下來了。政府要軟禁他，暫時不能離開阿拉哈巴城，既不許參加群眾大會，發表演講，又不准在報紙雜誌上發表文字。第二天，他寫了一封信給地方長官，說通知書已經收到了，不過他不準備接受這些條件，他將照常工作，而且打算日內重往孟買歡迎甘地。
尼赫魯和楚葛尼二人決定於12月26日的清晨聯袂赴孟買。當他們一踏上火車，馬上引起警察當局的注意。過了一會兒，火車突然在荒郊的車站停下來，他們二人便被警察用囚車（Black Maria）送到乃尼監獄去了。
在尼赫魯第六次進監後第二天，甘地才抵達孟買。他上岸後，這才知道最近的形勢。雖然一切協商的機會已經煙消雲散，但他還想在沒有辦法的環境中殺出一條生路來。他寫信給威靈頓總督，希望跟他晤談。可是總督的回信是，假如甘地要相見，他必須不要提到政府最近所頒布的各種法令，同時，也不要提到那些同志被捕的事情。事實上，政府準備一網打盡國大黨，根本不想他們再有什麼談判。國大黨實在沒有辦法，只好採取違抗命令的手段來對付政府。在這當兒，甘地還發出第二封電報，希望總督跟他作無條件的坦白的談判；總督的回信是：通緝甘地及國大黨主席，同時，還宣布全國性的行動。
1932年1月4日，甘地及國大黨主席培特爾被捕。政府頒布四種新法令，給法官及警官以莫大的權威。個人自由不再存在，個人和財產的生殺予奪的大權都操在當局的手中。同日，尼赫魯和楚萬尼二人在乃尼監獄裡提堂，後者被判處六月苦監，罰款一百五十盧比；前者被判兩年苦監，罰款五百盧比，假如無力交款，須多坐六個月監。事實上，尼楚二人犯了同樣的罪名，可是二人所受的刑罰卻有那麼大的距離，難怪楚萬尼質問法官，這種畸輕畸重的處罰方法，是否由於幫派關係的時候，法官覺得非常尷尬。
國大黨被政府宣布為非法團體，國大黨各階層的負責人都次第被捕，致各地監獄又有人滿之患。除國大黨外，凡是同情獨立運動的大大小小的組織也被宣布為非法。這些組織平時倒沒有什麼聯絡，現在由於政府的採取高壓手段，迫得它們不得不團結一致，這對於國大黨及獨立運動倒是個貢獻呢。
當尼赫魯坐監的時候，他的太太卡瑪拉卻在孟買害病，她自怨健康欠佳，不能夠參加違抗命令的活動。他的兩個妹妹，個個非常英勇；她們很積極地參加運動，結果，她們也先後被捕，各判一年的徒刑。其他零零星星的消息，多由新進監獄的同志口述中透露出一二，而獄中所能看到的報紙也多少帶來一些消息。當時政府對於新聞的檢查是雷厲風行，連被捕的名單也不許隨便登載，不然，恐怕報館和編輯都要找麻煩。
1932年的頭幾個月間，印度政府的橫暴可以說是達到極點：法令如毛，抑制自由，壓迫輿論，任意逮捕人民而不加以審訊，沒收金銀財帛。由於統治者覺得「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那種遲暮美人的意識，逼得他們須倒行逆施，能夠把統治的命運多延長一天也好。
政府早就把國大黨當做眼中釘，不過從前是隨隨便便地想法來應付，到了1932年，它卻採取攻勢，從國大黨到它的外圍各團體，從房屋到汽車，從一般不動產到銀行的存款，從群眾大會到普通集會，一切的一切，都顯示政府的猙獰的面目。另一方面，從甘地到普通黨員，誰都覺得違抗命令的行動須暫時停止。兩相對照，更顯出政府手段的毒辣。
從前政府對於革命婦女還相當客氣，現在卻變本加厲，對於婦女也毫不客氣了。自尼赫魯的兩個妹子被捕後，一批年輕的女子，年齡在十五六歲左右，在阿拉哈巴開會，討論她們應該怎麼辦。她們雖沒有經驗，但她們卻充滿著熱情，同時，她們也需要人家指導。有一天，她們在一個私人的家裡開會，警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她們完全抓去，判處兩年苦監。她們在獄中的生活，辛苦異常，比起那些比較有名氣的政治犯來，她們所受的待遇實在差得多了。
那幾個月間，不愉快的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其中有兩件事情，簡直使他氣得要發瘋。第一，有些市區，尤其加爾各答，在警政當局的威脅下，國旗一律被扯下來，違者將受嚴重處罰。國旗是國家的象徵，一切愛國志士都發誓要保護國旗，現在國旗竟被人扯下來，這對於國家的尊嚴是個嚴重的打擊。第二，當全國紀念周（4月6—13日）舉行的時候，他的老母親在阿拉哈巴參加遊行，中途被警察攔阻。有人拿一張椅子給她坐，於是她就坐在椅子上歇歇腳，等到警察下令「衝鋒」的時候，遊行隊伍四散，她被警察從椅子上拉下來，打得死去活來，暈倒在血泊中。最後，才由一個警官抬到家裡。
過了幾天，這不幸的消息才傳到監獄。他聽了之後，悲憤填胸。假如當時他本人在場，恐怕他嚴守多年的不用暴力的信條也要破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