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魯傳 · 四一　尼氏的地位

從前有一個人，他的年紀已經35歲，但他的父親沒有給他娶媳婦，於是大發牢騷，自言自語地唱道：「人生三十五，衣破無人補。」他的父親知道他的用意，於是故意刁難地答道：「若要補衣衫，再等三十五。」他眼看目的落空，心裡很不甘願，所以再補了兩句，說：「人生七十古來稀，閻王拿帖會佳期。」誰知父親竟這麼狠心，不讓他多開口，卻直截了當地下個決論，說：「盤古八百嫌壽少，七十正是少年時。」 尼赫魯明年（註：1959年）就要70歲了。雖然他的健康良好，精力充沛，年齡的壓力好像在他的身上不發生作用一樣，但「七十正是少年時」這句話應該有保留。至多他可以再做七年，等印度第三次五年計劃成功之後，就要準備退休，讓他有多餘的閒暇來休息、思考，然後以元老的地位，充政府的顧問，做青年的指南針。精力過人的丘吉爾，到頭來也要退休，尼赫魯恐怕也要走這條路。這是歷史的必然性，誰也不能例外。 本來給生龍活虎似的人物下個定論，是個非常危險的事情，因為人是變化多端的，不是停止不變的。抽刀斷水，刀起水流。把一個富有衝動性、創造性的人物當做古董來解剖和分析，似乎不大公平。 但是，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是個極繁重的職務，它不像總統或主席那麼清閒。在相當的時間內，他一定要卸下仔肩，讓年富力強的人來負責。 目前尼赫魯的成就和聲譽已經達到最高峰，以後站在政壇上、文壇上再活動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至多是錦上添花罷了。其實，一個七十歲的人，在文章功業上已經定型，所以我在這兒大膽地給他下個評價，並不算是太過冒昧。 將來歷史給他的評價，不外是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史論家。革命家和政治家是二而一，一而二，指他在事業上的成就，即古人所謂「立德、立功」；史論家是指他在文學上的造詣，即古人所謂「立言」。「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具備，他的大名將永垂宇宙，與天地同休。 革命家，像宗教家一樣，他的出發點是偉大的同情心。釋迦牟尼出身貴族，只因他同情世人為生、老、病、死等問題弄得煩惱不堪，所以立志捨棄溫暖的家庭，苦行修道，替他人救災救難。尼赫魯也是出身於富貴的家庭，並且在英國受過高深的教育，可以執行律師的業務。假如他僅為個人著想，在印度執行律師業務，一輩子可以養尊處優，過著舒舒服服的生活。只因他同情幾萬萬的印度人民受外族的統治，言論自由固受限制，經濟建設更無從談起；只因他同情廣大人民的悲慘的遭遇，非光復舊物，還我河山，不能達到解放的目的；所以他才發個宏願，像釋迦牟尼一樣，說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種偉大的同情心，是他誓死不屈、奮鬥到底的原動力。 革命家須有極雄厚的魄力。像一萬米賽跑一樣，開頭的時候，也許有幾百人參加，跑了幾圈後，許多人都逐漸退出，到了終點，僅剩了一人。在奮鬥的過程中，荊棘滿途，熬過一關，又是一關。身體懦弱的人早就倒下去；意志薄弱的人，中途難免要變節。孟子所謂「掘井九仞，而不及泉」，說的就是那些有始無終的人。尼赫魯自立志革命起，到了1947年8月15日印度獨立那天止，幾十年如一日；光是這種魄力，就值得人欽佩。 革命家乾的是台下的基本工作。到了革命成功後，革命領袖成為執政黨的領袖，大權在手，事務繁忙，這時候，他幹的不是革命家的角色，而是要履行政治家的任務。 政治家的首要特點，須具備銳利的眼光。自尼赫魯榮任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後，他對於國際形勢的觀察，國內情報的判斷，可以說是獨具隻眼，永遠跑著正確的路徑。其實，政治家的任務，等於船上的舵工，往左往右，前進後退，全靠他最後一句話；其他添油、加煤、採購、打掃、飲食、招待自有各部門的主管長官及工作人員負責。假如他的判斷錯誤，弄到船兒觸礁擱淺，全船人的生命財產都要受影響。不過舵工並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他除要熟悉航線和氣候外，還要知人善任，尊重舊人，發掘新人，使各種人才都能夠安於其位，並且發揮各自的特長。尼赫魯就有這麼銳利的眼光，所以在過去十一年間，不但把印度內部管理得有條不紊，走上經濟建設的大道，而且行有餘力，處理國際間的大問題。 最後，政治家須具備圓滑的手腕。當美蘇二大集團的關係，一天比一天尖銳化的時候，一般國家在美蘇的心目中，都是非友即敵，中間沒有插足的餘地。尼赫魯認為要確保世界和平，非美蘇攜手合作，絕對辦不到。他認定這是最好的辦法，所以他不辭勞瘁，不惜唇舌，到處奔走，呼籲和平。在懷疑和猜忌這兩種惡勢力在人類的心裡繁榮滋長的時候，尼赫魯居然能夠取得雙方的信任，這完全得力於他的圓滑的手腕。 普通人以為圓滑就是狡猾，這是根本錯誤。據我的觀察，圓滑即誠實的別名。西人說「誠實是最好的辦法」。中國的古諺也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尼赫魯奔走於美蘇兩大集團之間，他的本錢不是兵力，不是財力，而是這副誠實的態度。因為狡猾的手段也許能夠欺騙人家於一時，誠實的態度才能夠維持友誼於久遠。尼赫魯既然一心一德地尋求世界的和平，所以在溝通兩大集團的工作上，他要盡力避免刺激，增加和諧的氣氛。這種苦心孤詣的作風，實在值得人崇拜。 歷史上有許多大人物多是「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從革命家的身份來看，這還算是成功；從政治家的觀點來說，工作還沒有正式開始。列寧是這樣，孫中山是這樣，甘地也是這樣。尼赫魯得天獨厚，熬過長期坐監的生活，精力沒有衰退，他這才有這麼大的幹勁，把革命家的戲唱完了之後，再來做政治家的好戲。這雖說是人事，其實也可以說是天命。 尼赫魯的革命和政治的功業有如上述，現在再說他在文學上的成就。 尼赫魯不是純文藝的作者，他沒有出過詩集、小說、戲劇。現在被世人普遍傳誦的是他在監獄期間的三大名著：（一）《世界史一瞥》，（二）《自傳》，（三）《印度的發現》。 顧名思義，寫《世界史一瞥》和《印度的發現》的人，應該算是史學家。 但是近百年來，史學本身起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是科學的史學，另一方面是文學的史學。 科學的史學，在中國起源於清代的樸學大師，在歐洲起源於德國的蘭克（Ranke），到了劍橋大學的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而登峰造極。科學的史學最注重考證，注重考證的人必須精通小學，即現在我們所說的語文學。無論研究哪一時代哪一地區的歷史，必須先精通那一時代那一地區的語文，然後才能夠一網打盡地搜集有關的材料。再進一步，須考訂材料，辨別真偽。有時為著一個日期、一個人名、一個地名、一個書名，他不惜連篇累牘地引經據典，大發議論。結果，腳註比較本文更究某一時詳細。現在各國所出版的正牌的史學雜誌，多數都登載這一類的文字。除專門研究某一地區有關問題的學者外，連普通歷史教授也是望洋興嘆，至多看看同一類的學者的書評或提要，稍微得些模糊的印象外，很少人能夠從頭到尾看到完。 文學的史學，它的歷史比較科學的史學長久得多。中國的左丘明、司馬遷、司馬光、梁啓超走的是這條路；英國的吉本、馬考萊、威爾斯、屈維廉走的也是這條路。這一類的史學家本來是辭章大家，他們不甘做單純的文人，他們要發揮他們的知人論世的見解。他們的研究歷史，不是支離破碎的考證，他們只是以大刀闊斧的態度，找出來龍去脈，然後以鑑古知今的方法，把歷史靈活運用。換句話說，他們所寫的歷史，不是迷戀殘骸，而是把歷史上的人物活靈活現，給現代人做鏡子。 因為文學的史學的作者，個個是辭章大家，所以他們的著作最能引人入勝，不忍釋手。 尼赫魯在英國留學時代，曾服膺屈維廉的作品。屈維廉是19世紀中葉英國的大文豪兼史家馬考萊的外甥孫。馬考萊所著的《英國史》，可以和吉本的《羅馬衰亡史》並駕齊驅。原來馬考萊的妹子嫁給屈維廉，屈維廉的兒子是個史學家，孫子也是個史學家。他的著作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讀物，尤其他所著的義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傳》是尼赫魯年輕時代最得力的精神食糧。 威爾斯由生物家改行為小說家，然後以小說家的筆法來寫《世界史綱》。這部轟動一時的文學的史學作品，是尼赫魯著述《世界史一瞥》的南針。但是，恕我坦白說一句，我對尼赫魯的愛好超過威爾斯，因為他那部洋洋一千頁的大著我能夠很耐心地從頭到尾看了三遍，而威爾斯的大著我只能選讀，連一遍也沒有讀完。 《印度的發現》，無疑的是了解印度歷史的入門書。雖然許多專攻史學的學者所知道的史實也許比尼赫魯更多，但在把古代人物「人格化」的工作，還沒有人可以和他抗衡。 至於他的《自傳》，這不消說是傳記學上的巨著。它的地位可以和吉本、富蘭克林、穆勒等人的自傳列為第一流的作品。 自他執政以來，他沒有讀書的時間了，更沒有著述的心情了，剩下僅有幾本演講集。就演講的本身而論，印度時報主筆莫瑞斯（F. Moraes）說它還不夠味兒，又有人說尼赫魯不如維辛斯基那麼雄辯，那麼生動。但是這種比喻，似乎不倫不類，因為維辛斯基的演講好像竹葉青和白蘭地，尼赫魯的演講卻像花雕和香檳；前者注意刺激，後者偏重溫和；立場不同，個性不同，作風當然也不同。 簡單說一句，尼赫魯的革命家的地位已經坐穩，政治家的地位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境地。若論文學上的成就，他不失為一個文學的史學家、標準的散文家。他的文字能夠深叩你的心弦，震盪你的靈魂，使你和他起共鳴作用。成就如此，我們還有什麼苛求？ 的確，大人才實在難能可貴。印度自釋迦牟尼後，2500多年來便默默無聞，僅剩下一個地理的名詞；直至20世紀，才一連產生了幾個震撼全世界的大思想家、大文學家、大政治家，如甘地、泰戈爾、尼赫魯。尼赫魯是甘地和泰戈爾的思想上的兒子，取精用宏，發揚光大，把印度的大名廣播於全世界。 但是，在3.75億的印度人中，誰能夠繼承尼赫魯的功業和使命呢？ 1958年11月20四日誌於新加坡雲海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