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魯傳 · 三五 教育的設施
談到印度的教育，尼赫魯承認他這一代的人是受兩個偉人所孕育的光榮的傳統的影響。這兩個偉人就是聖雄甘地，大文豪泰戈爾。甘地和泰戈爾產生了新印度，尼赫魯算是他們的思想上的兒子。他很謙恭地說自己是「非常不健全的、非常愚蠢的兒子，但無論如何，總算是他們的兒子」。這兩個人雖然思想不同，見解各異，但他們卻是源遠流長的印度文化的產物，從他們的思想、言論、行動上，可透露出多彩多姿的印度文化」。
尼赫魯對於教育的主張，和中國古代的聖賢的學說大同小異。中國古代的大教育家，先教學者怎樣做人，懂得怎樣做人之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尼赫魯把學問和智慧分得一清二楚。知書識字算是追求學問的起點，從小學而中學、而大學、而研究院，書讀得越多，學問的積聚當然越豐富。可是許多人滿肚子學問，原來是個草包。思想既沒有搞通，智慧自無從談起。他們沒有見解，沒有懷抱，只是急功近利，毫無遠大的企圖。他不否認這種人很有學問；若論智慧，那又是一回事。
尼赫魯對於教育有什麼主張呢？我們只看他在1947年12月13日在阿拉哈巴大學的特別會議的演講，便知端的。
他的題目是：《大學有許多東西可傳授》，其中有一段論大學的目的；他說：
大學代表人道主義、代表忍讓、代表理知、代表進步、代表思想的探險、代表真理的追求。它代表人類向崇高的目標進軍。假如各大學能夠充分履行它們的任務，那麼國家和人民將萬事如意。但是，假如最高學府本身變成窄狹的偏執和卑鄙的目標的根據地，那麼國家怎麼能夠繁榮，人民怎麼能夠長進？
這一段極精闢的文字，最正確的觀點，可說是他對於教育的根本認識。
本來教育的重要工作，在於發展個性；要發展個性，必須使人類的精神自由發揮，不受成規的束縛。雖然如此，每個受過高深的教育的人，必須有遠大的懷抱；這懷抱就是天下一家，世界和平。
自印度獨立後，尼赫魯就立了一個宏願，要在十年內，實行免費的強制的「基本教育」（Basic Education），年限是從6歲起到14歲止。其中6歲到11歲算是小學階段，11歲到14歲算是初中階段。
政府希望在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小學生的人數達到660萬人；初中生的人數達到80萬人。學生一增加，校舍必須跟著增加。政府準備小學的新校舍多蓋六萬間，中學校舍多建五千間。至於受過訓練的小學教師，也是年年增加，1950至1951年間，僅有59％；第一次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達64％；到了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希望能夠增加到75％。
由於全國上下的勵精圖治，政府有理由相信，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年齡在6歲至11歲間的男孩子，有80％都進學校，雖然女孩子進學校的僅有40％。
要小學辦得好，必須訓練教師，充實設備，購置圖書。凡是人口在500人以上的鄉村，必須有一間小學；小學一經成立，它須朝基本教育這方面進軍。所謂基本教育，就是甘地生前所提倡的理論和實踐，學術和技術，雙管齊下的教育。
印度是個窮國，窮國對於金錢的運用更要小心。因此，在小學這方面，它需要減少建築費，組織輪流上班的制度，實行6歲至11歲的男女學童同校的辦法。假如在鄉村小學，學校當局須充分利用露天和樹下來上課，校舍僅處於次要的地位。
為著吸引很有資格的人才來做小學教師，政府決定提高他們的一般待遇。此外，政府還根據他們的資格的高低，經驗的深淺，給他們以一些額外的津貼。
談到中等教育，過去是單純準備做書記，或者準備繼續升學；現在卻改變方針，要14歲至17歲間的相當於高中階段的學生，按照他們的興趣和能力，兼修各種工藝的課程。例如農科、商科、工科、家政科、藝術、手工等。因為獨立後的印度，不需要那麼多僅會寫普通信件的書記，相反的，它卻需要大批熟練的工人、技術人員、專門人才，以便擔任社團發展計劃、合作社、稅收機關，以及工業、農業的監督等工作。
為發展半職業性的中等教育，政府在他二次五年計劃內所撥的費用，差不多比第一次增加一倍。除正式的中學外，政府特地創辦50間初級工藝學校，將來隨時間的發展，工藝學校的數目也跟著增加。
根據印度的新教育政策，從小學起到中學止，各級學校的學生都需要傳授各部門工藝有關的課程。這種傾向越來越明顯，不過適當的教師難得，所以政府對於訓練工藝的教師的計劃一定要加緊實施。
談到大學，獨立後的印度，大學和專科學校的學生的數目激增。當第一次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大學生的數目已經有72萬人，比較五年前的42萬的數目多得多。在同時期內，那些有資格得到學位及參加藝術、商業、科學的高等考試的學生，是從41000人增加到58000人。為改良大學和各種專科學校的素質起見，「大學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便採取許多新辦法。一方面，中學裡增加各種課程，免得一般學生都要擠入大學。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正在考慮，投考做公務員的人是否用不著一定要先得到學位。那些所謂可以保送的有關專門學院，其中多數的成績都不夠水準，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
印度是個民主國家，民主國家的基礎是建築在學術上邊。因此，它希望每個大學生懂得尊重信仰和言論的自由，增加大家對於理知和人道主義的信念。
在設備方面，印度各大學對於圖書館和實驗室非常注意。一般大學生多刻苦用功，他們在各部門的學術上已經有顯著的成績表現。
過去印度的大學，一來就專攻一科，現在情形稍微有點變動，先多授普通科的課程，使學生在學問上有鞏固的基礎，然後要他們專精一科，這樣才不至有顧此失彼的毛病。
關於專門的利弊，尼赫魯比較任何人都有更深切的了解。現在引用他本人對於這問題的言論，便知他的見解是怎樣。
他在1948年1月28日對勒克瑙大學公開演講時，說道：
科學的發展，給世界所帶來的這些變動，是指知識的大大增加，因為知識的範圍是那麼大，所以極少人能夠完全把握住。知識實在太多了，人類的腦子沒法子把握住。我不知道有些偉人也許會把握住，但是對於一般知識分子，這的確是太多。人類知識的整個範圍大極了，就科學知識範圍而論，就某一部門的科學的範圍而論——它已經是那麼大，所以任何人如想在那部門有所成就，他必須專門——把自己成為他那門科目的權威，但他也許不大了解生活上的其他部門。
因此，凡是有高度專門學問的人，科學家或技術家，也許不懂得生活上的許多重要的部門。換句話說，他也許算是一個壞公民，雖然他是個良好的科學家。
隨著科學及工業文明的發展，知識的來源是那麼多，很難把握住，所以專門研究的工作便應運而生。隨著專門研究工作的發展，綜合的人生觀，即所謂哲學家的人生觀，以及和這種人生觀有關的一切問題都被人忽視了。我們的政客也是如此。他們也許是專門人才，能夠當選，或者僅懂得處理眼前的問題。他們既沒有時間，又沒有閒暇，從廣大處來考慮這些問題。我們怎樣才能夠克服這種困難呢？我可不知道。我向你們先提出這問題。
最後，我們不要忘記社會教育。印度是急急要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以便代替不合時宜的封建制度。在新社會主義的新社會裡，每個公民應該養成自願的能夠合作的人員，社會的價值多過個人的地位，而忠實、有效、有用等標準，便成為衡量社會的價值的尺度。
過去的人是為讀書而讀書，讀書越多的人，他跟社會越脫節。現在印度的教育，是崇尚「學以致用」。只因讀書有固定的目標，所以學校和社會生活打成一片。學校是將來服務社會的準備，社會是學校生活的延長。假如在這新信條、新作風下，學校能夠培養一些為社會服務的真正人才，那麼它才算是對於崇高的理想有重大的貢獻。
由於各階層學校的課程的改觀，教授法也跟著轉變。過去的教授法，單純是採取「填鴨式」的辦法，教員把他們所懂的東西，向學生灌輸，這就算是盡教育的能事。現在的教授法須儘量避免被動，多采主動，讓學生多提出問題，多找答案。不過這種新作風和過去的傳統有極大的距離，許多教員不能即刻接受，相信假以時日，這種新作風將能普及各校。
世間最不平等的事情，莫如有錢的子弟不愛讀書，喜歡讀書的子弟又沒有錢。因此，獎學金制度，便成為必要。
印度政府的經濟雖然很困難，但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下，它已經撥出1.2億來做獎學金。這些獎學金的贈與，是不分種族、不論階級的。照政府的計劃，它要補助大學生、研究生，以及邀請亞洲、非洲各國的學者到印度來做研究工作。
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下，由政府遣送到外國去深造的學者達250名，在國內受大學教育的4000名，研究員34000名，而亞非各國前往印度研究的學者專家達3700名。
此外，比較專門的學者，如科學技術人才，由資源和科學研究院負擔他們的費用；農業研究員，由農業部支持他們的工作；醫藥研究員，由衛生部給他們以大力幫忙。換句話說，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對於品學兼優的學生，絕對不會輕易放過。它們一定要想出辦法，鼓勵他們深造，以便達到儲材國用的宗旨。
上文我曾說過，現代印度的教育是受甘地和泰戈爾兩位偉人的影響。尼赫魯秉承他們的遺志，對於人格教育也是一點不肯放鬆。他反對階級觀念，幫派觀念；鼓勵忍讓、廉潔、和平。不過這種崇高的理想，不會馬上就做得到。它的實現還須長期地教育和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