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魯傳 · 三一 談五年計劃（上）
印度未獨立前，尼赫魯及其同志的任務，是要實現政治上的獨立。印度既獨立後，他們的任務，是要促進經濟上的繁榮。雖然在獨立的初期，尼赫魯曾遭遇印巴分裂的痛苦，安插難民問題的麻煩，以及克什米爾問題的不能痛快地解決。但他對於國內經濟建設問題，早已在監獄裡詳思熟慮。因為這問題比較政治上的獨立更為重要，不然，經濟問題不能解決，印度將要永遠依賴他人。「吃人酒肉，替人消災」，受人幫忙，被人控制，這真是得不償失。
自尼赫魯榮膺印度總理後，他是六轡在手，指揮若定。除擔任外交部長外，他還兼任「國家發展委員會」（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主席。在這委員會的指導下，成立一個「設計委員會」（Planning Commission），負責起草「第一次五年計劃」。這計劃卷帙浩繁，內容有原則、有細則，而細則那部分是由政府各部門負責人及專家擬定，經過詳細討論及反覆說明後，才得一致通過，成為定本，此後就是按部就班地實施。在實施的過程中，局部的增減損益，自所不免，但百變不離其宗，這是現代史上的一宗大事，它的重要性差不多可以和蘇聯的五年計劃等量齊觀。
印度的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目標，是增加生產，提高人民生活的水準；製造均等機會，讓人民能夠過著豐富的多彩多姿的生活。假如單純注重增加生產，那麼結果將使社會的財富僅流入少數人的手裡，一般人民還是朝不保夕，叫苦連天。假如單純注重平均分配，那麼結果將使社會上的一部分人的福利受損害，對於大眾仍沒有多大裨益。因此，五年計劃的目標，是雙管齊下，一面要增加生產，一面要平均分配，免得有畸輕畸重的危險。
先談增加生產。
印度是一個貧窮的國家，一般人民的收入少得可憐。雖然過去三十年間，印度也有一些工業，同時，都市逐漸發展，交通逐漸便利，但這僅限於少數地區。就一般情形而論，印度還是個農業國家，農村人口達83％，他們經常沒有就業的機會，而生活水準的低落，簡直不是工業先進國的人民所能想像。
萬事起頭難，經濟落後的國家要開始建設更是困難重重。因為增加生產，必須先看看你有多大資源，例如每個人擁有多大的土地，社會擁有多少生產工具，既有豐富的資源，又有高明的技術，這才能夠談到增加生產。換句話說，社會經濟的進步的關鍵，主要的是靠資本的積聚。
但是，要一個貧窮的國家，馬上充實資源，以便增加生產，真是談何容易。它的人民生活水準本來很低，現在為著積聚資本，只好再三縮緊腰帶。這種苦上加苦的工作，除非人民對於國家的前途有極大的信心外，恐怕是毫無辦法。
不錯，印度有的是水利，有的是礦藏，有的是土地，不過這些水利、礦藏、土地，必須加工，才能夠有所收穫。一談到加工，我們馬上會聯想到資本和人才，只因現有的資本和人才非常缺乏，「十個沙鍋九個蓋，蓋來蓋去蓋不滿」。所以大家必須把目前的生活水準儘量降低，以便積聚一些資本，抽出一部分人才來增加生產。
本來政府可以利用那些正在失業或沒有充分就業的人來增加生產，但是事實上，那些人不見得有高明的熟練的技術，同時，要就地取材，似乎是相當困難。說來說去，在建設的初期，政府只好希望本來很勤勞的人民再努力一點，本來很低的生活水準再降低一些。因為除此之外，實在毫無辦法。
話又說回來，世界上最困難的就是打頭陣。只要第一關能夠順利地打破，以後將勢如破竹，所有困難問題將迎刃而解。當生產增加之後，個人的收入將隨之增加；當個人的收入增加之後，要多積聚一些資本也易如反掌；到了資本再度積聚之後，生產的增加及個人所得的增加，自在意料中。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相對的。自己過分享樂，賺多少，花多少，甚至舉債來浪費，這雖然會快意於一時，但後患將無窮。另一方面，自己如肯刻苦耐勞，節衣縮食，把每一分錢儲蓄下來作建設的需要，這才是眼光遠大的人的作風的樂趣。「前人種樹後人蔭」，印度之所以努力實行五年計劃，這完全是為下一代著想。
根據美國、日本、蘇聯的經驗，這些國家在資本的積聚上煞費苦心，結果，成績斐然可觀。印度政府自信，只要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在三十年內，國民所得至少可以增加一倍，平均每五年內可儲蓄20％來做資本。
一般說來，第一次五年計劃僅算是籌備工作，大家須費了很大工夫，才可以儲蓄一些所得來做資本。年輕小伙子，大可希望到了中年，可以親身享受生活水準的提高樂趣。二三十年的時間，在個人也許是很長，在國家發展的過程中，簡直不算什麼一回事。
再進一步說，假如人口的生殖率稍微有限制，至少不像目前增加得那麼快，那麼「生之者眾，食之者寡」，資本的積聚將越來越快。這事情並不是完全不可能，只要一般教育水準提高，尤其是婦女教育提高，再加上家庭計劃的技術上的進步，相信不久的將來，人口的生殖率，每年會減到1％。
再論平均分配。
中國的聖人早就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同一社會裡，富者田綿阡陌，貧者地無立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的確是使人難堪的事情。因此，印度的五年計劃的第二個目標，就是減少不平等的現象。
憲法第三六至五一條，談到國家基本政策的時候，曾特別說明，在經濟制度的運用上，不要使財富和生產工具集中於少數人的手裡。關於這問題，政府固然不能操之過急，或者走得極端，但也不宜過分姑息，讓舊制度繼續存在，或者讓少數幸運兒坐享其成。
最好的辦法，就是中庸的辦法。一方面，整個社會不要弄得天翻地覆；一方面，政府得按照固定的計劃，使社會組織逐漸改良。須知印度所走的路線，是民主主義的路線，或社會主義的路線，這和蘇聯的共產主義的路線，還有相當的距離。換句話說，整個社會須逐漸進步，以便適應正在變動中的環境，同時，某些階級所享受的地位，可用民主的方法，使他們先賞識變動的需要，然後心平氣和地從事改良。這樣一來，目的可以達到，社會又不至蒙受很大的損失；一舉兩得，這是多麼理想！
印度是個農業國家，農業國家的人民，最關心的就是土地。在實行五年計劃的初期，政府曾確定健全的土地政策，限制大地主，減少剝削，讓佃戶和農民都有安全感，使農村各階層的人民有同等的地位和機會。經過這麼調整後，農村的面目將煥然一新。
避免貧富懸殊的另一門徑，就是增加遺產稅。這種辦法，現在各進步的國家都實行。繁重的直接稅，也屬於「抑富濟貧」的一個方法，所以政府決定實施。
然而最重要的就是調整生產力和階級關係。這是說，國家須多負經濟上社會上的責任。目前印度不要急急把生產和分配的工具完全收為國有，或者把農、工、商業的私人機構取消掉。相反的，國家只需逐漸擴大它對於私人機構的指導和控制的權力，以便和計劃經濟相配合。事實上，除了農業、小規模的工業及建築住宅外，國家所經營的公共事業的範圍已經夠大了。它包括鐵路、水利、交通、廣播、電汽、民航、海港，尤其是在較大規模的工業上，如煤、鋼、交通工具，國家已經有極大的指導和控制的權力了。
上文所述，僅是第一次五年計劃所提出的兩個大目標：（一）增加生產；（二）平均分配。現在再談某些事業的優先權和技術的訓練。
當一個新興國家要開始實行經濟建設的時候，它是面對著千頭萬緒，百廢待舉的局面。國家的資源有限，各種開支的需要無窮；以有限的資源，應付無窮的開支，它不得不採取重點制度；而第一次五年計劃中的重點，就放在農業上。
在第一次五年計劃里，農業包括水利與電力，這些事業應該有優先權。一來，在五年計劃沒有實行之前，政府在農業方面已經下了相當工夫；二來，糧食和原料如沒有積極增加，這絕對沒有辦法維持其他部門發展的步驟。事實上，糧食和原料是凡百事業進一步發展的先決條件。假如在這方面能夠達到自給自足，甚至達到綽綽有餘的地步，其他問題可以說是思過半了。
因為農業有最大的優先權，其他工業所能運用的資源大受限制。在現階段里，各種工業主要的是靠私人的投資，政府僅能集中精力，舉辦電力和交通，雖然幾種重要的工業，如鋼鐵、化學品，政府也是責無旁貸，為的是這些工業是現代一切工業發展的基礎。
這兒有很多問題，都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要十分嚴格地規定誰先誰後，是相當困難。不錯，印度固然需要先發展農業及一部分基本工業，然後慢慢地推廣到其他事業；但是，在改良農業之前，技術的訓練，醫藥衛生水準的提高，一點也不能忽視。雖然掃除文盲及提倡公共衛生的工作比較輕而易舉，但技術人才的訓練，卻需要先下很大的本錢，因為過去印度的教育，僅限於教人知書識字，培養一些書記人才。結果，畢業即失業。為糾正這種毛病，並且要增加技術人才，提高生產水準，所以政府必須開辦許多工藝學院，加緊訓練新人才。
鑒於過去的人力沒有充分利用，政府決定動員當地的人才來發展當地事業。他們對於改良生活條件上的貢獻雖然不算大，但是他們在心理上所發生的影響卻很可觀。
關於重點問題，這倒是很有趣味，因為許多事情都是重點中又有重點。在整個計劃上，農業算是重點；但是在農業中，灌溉和肥料又算是重點。在某些地區里，公路改良又算是改良農業的先決條件。在工業範圍內，某些工業的發展和國家的利益關係比較其他工業更為迫切。政府之所以重視緩急先後的程序，為的是增加效率，避免浪費。
第一次五年計劃的費用，預定206.9億盧比，這是個龐大的開支。為穩定金融，避免通貨膨脹起見，政府對於基本物價的統制，曾費了不少苦心。尤其是糧食、衣服、糖、油、鹽等幾種日常用品，政府已經嚴格訂定它們的價格，免得早晚時價不同，致影響民生。
凡事多是利弊參半，中央過分集權，很容易流於官僚主義。同時，使一般人的創造性機動性大受限制。要受其利而免其弊，最好是鼓勵合作事業，使農業品的銷售，農村工業的經營，多由合作社來經營；這才是事半功倍的辦法。
簡單說一句，要實施全國性的長期的大計劃，最重要的是萬眾一心地造成有利於事業發展的環境，不然，紙上談兵，能說不能行，這又有什麼用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