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魯傳 · 二五　幾宗大事情

從報紙上，尼赫魯一直注意國大黨在孟買所開的大會。那時他和國大黨已經有二十年的密切關係，無論從整個組織來看，或者從幾千名時相過從的同志來看，他和他們之間是沒法子分開。然而那次會議卻毫無生氣。他所關心的許多問題，差不多完全沒有提出來討論。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麼辦；假如他親臨其境，他也不知道怎樣應付新環境。但是，他那時身在牢獄，焦急也沒有用處，因為時局瞬息萬變，等到責任落在肩膀上來的時候，再想辦法也不遲。 在那次大會裡，甘地的聲望如日中天，博得億萬人民的愛戴。政府的官吏及隱居的政客昧於時勢，而且憑著單相思，以為甘地在政壇上已經失勢，至少他的勢力大為減退。因此，當甘地以充沛的精神，絕大的勢力重現政壇的時候，那些人不禁相顧失色，莫名其妙，個個要研究這種突然變動的原因。甘地之所以能夠支配整個大會和整個國家，並不是他有什麼新的意見，而是因為他有獨特的人格。事實上，崇高的人格到處被人重視；在印度，它更是占著重要的地位。 甘地的退休，可以說是那次孟買大會的特色。外表上，這可算是國大黨史及印度史上的一章的結束；事實上，甘地雖退休，他的影響還在。他之所以能夠取得這地位，並不是由於他有什麼職位，或者有什麼實際的關係，而是因為他的人格滲透整個國家和人民。 甘地之所以急急退休，因為他知道他個人的直接行動，勢必和政府發生衝突，而他實在不願意把個人的事情擴大為黨的事件。 關於召集立法會議、制定憲法等事情，尼赫魯十分同意，因為除此之外，實在沒有第二條路。不過立法會議須以廣大的群眾作基礎，從群眾里找到力量，同時，又要代表群眾的意志。起初倫敦殖民部及印度總督都不反對，後來他們覺得這種憲政運動隱伏著莫大的危機，所以便劇烈反對。 孟買大會結束後，立法會議選舉便開始。尼赫魯對於國大黨的綱領雖不大滿意，但他對於那次選舉卻十分關懷。他一心一意地希望國大黨的候選人得到勝利。換句話說，他希望那些支持殖民政府的高壓政策的反動派會失敗。雖然由於幫派觀念作祟，但國大黨仍贏得勝利，而大批使人討厭的傢伙的落選，更使他暗中歡喜。 在競選立法議員的期間，印度教和回教都有反對派，這些人多數是大地主。大地主加上一些有高尚的專門職業的人，就造成所謂「自由主義分子」。好在印度中下層社會都不支持他們，所以他們無論怎樣親政府，怎樣反動，結果，不會發生多大作用。至於工業家，他們既不敢採取直接的行動，又不敢冒險，所以他們只好嚴守中立，跟國家主義者和政府雙方都維持著良好關係。他們根本不重視那些所謂自由主義者或幫派主義者。他們的動機，就是怎樣才能夠使他們的企業賺錢。 就國大黨而論，它的領袖們在政治上較為前進，但他們還是太過小心。他們要求群眾支持，不過他們極少徵求群眾的意見。在立法議會競選前，他們努力放低調門，以便博得一切溫和派的非國大黨的分子的支持。現在國大黨既然參加憲政運動，這對於政治上社會上的反動派更有興趣，因為他們大可在競選中撈到幾張票。這樣一來，國大黨的領袖和群眾之間的鴻溝將越來越大。 說來真奇怪，當國大黨「杯葛」省議會的時期，政府的代言人老是說立法議會和省議會最能反映民意。現在比較進步的份子支配立法議會了，可是官方的意見卻完全相反。當有人提到國大黨在競選上大功告成的時候，官方就說選民的數目太少，而那些沒有參加投票的民眾，據官方的意見，是完全擁護英政府。 立法議會選舉過後，官方就來一個報告書，內容提出種種批評，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政府「不信任」和「懷疑」印度的人民。官方對於印度的民族和社會問題竟有這麼看法，這未免使人十分驚奇。難道英帝國的政策和印度的利益毫無衝突之處嗎？印度人是否想得到自由，以便延續帝國政策嗎？據說，印度人一舉一動須和英國政策相符合，這才算有資格自治。假如英國政策仍要在印度繼續存在，那麼多年來大家高呼自治獨立，這又有什麼意義？ 從經濟的觀點看來，鄂達瓦協定，除了印度貿易外，對於英國沒有什麼利益。照印度的政界和商界的意見，英國對印度貿易的確有好處，而吃虧最大的是印度的廣大群眾。至於自治領，尤其是加拿大和澳洲，情形可兩樣了。它們跟英國斤斤計較，從英國那邊得到了不少好處，雖然如此，它們還想盡辦法來脫離鄂達瓦協定的約束，以便發展它們自己的工業，以及跟其他國家做生意。加拿大的重要政黨——自由黨——就要負責終止鄂達瓦協定。澳洲也提高關稅壁壘，使英國的蘭開夏的紡織業大受損失。 經濟利益的衝突，是一切衝突的根源。為著保障英國在印度的利益，當時英印之間曾簽訂一種秘密的英印貿易協定。這種協定，印度的立法議會劇烈反對，但官方卻堅持到底，非有這協定不行。 無論鄂達瓦協定也好，貿易和商業的保障也好，這些都算次要的事情。最重要的還是各種的條件，其目的在於延長那些富商巨賈以及高利貸者對印度人民的控制和剝削。只要那些條件還存在，真正的進步絕對不可能，憲法上的大改良也談不上，同時，到社會主義的大門將被關得緊緊。倫敦這種作風，不但印度的急進分子不滿意，連那些溫和派的人物也認為這是開倒車。 在那大轉變的時代，起初有人以為印度如能夠從殖民地升到自治領的地位已經很不錯，後來大家才異口同聲地認為要一勞永逸，最好是達到完全獨立的地步。因此，當1934年10月，英國工黨開大會的時候，印度代表梅農（U. K. Krishna Menon）提出一條議案「表示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來實現建立完全自治的印度的主張是最關重要」。對於這條議案，工黨議員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卻想阻止。這兒可見，在執行帝國的政策上，工黨和保守黨之間並沒有多大的分別。雖然英國工黨的中下級黨員是比較前進，但高級的領袖人物仍相當保守。 就印度的政治人物而論，有一點很明顯，這是說，無論左派或右派，誰都不反對跟英國人民合作；大家所反對的僅是舊制度。只要英國讓印度獨立，那英印兩國之間的合作機會多著呢。 老實說，那時印度的一般情形實在太壞。在「緊急權力」（Emergency Powers）和「安定法案（Tranguillity Act）下，許多社團被宣布為非法，許多青年志士困厄於監獄中。他們的家族流離失所，憤怒與怨恨，加強他們的雪恥的心理。另一方面，許多書籍、報章、雜誌被禁，誰的家裡收藏禁書，誰就有長期被監禁的危險。連《現代評論》（Modern Review）也受孟加拉政府的警告，因為該刊物曾登載詩聖泰戈爾的一篇蘇聯紀行的文字。久享國際盛名、一生僅努力文化、不參加政治的泰戈爾，還遭遇這種待遇，其他人士更不用說了。 由於時局的變動，一般印度的知識分子對於現狀非常不滿。他們要了解實際情形，以便想法適應新環境。舊秩序已告一結束，新秩序正在形成中。誰要找正確的答案，他必須先了解這問題。 政治的變動固然迅速，經濟的變動也很重要。大家知道19世紀的經濟制度已經一去不復返，在目前不能適用。雖然新制度沒有先例可援，但是環境逼得你非變動不可的時候，你只好硬著頭皮想法改變了。除蘇聯以外，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是要厲行一種使美國的社會生活大變動的計劃。羅斯福高談「剷除特殊階級，扶助不幸的人物」。他的計劃是否走得通，這是後事不提，但他要把美國從那些老套改過來，這種勇氣就值得人欽佩。他不怕改變政策，也不怕承認錯誤。甚至英國，它的首相喬治·路易，也擬好「新政」。英美如此，印度當然沒有例外。換句話說，印度更需要許多「新政」。 平心而論，印度需要徹底改革的事情實在很多。不過要談改革，光是通過幾條議案是無補於事。最重要的辦法，是立定規模，奠定基礎，以便將來按部就班地從事建設；既不可投機取巧，又不宜隨作隨輟，更不該把已經建設好的事業一腳推翻。簡單說一句，印度建設的目標，就是要把目前的貧乏的情形，改變為將來富庶的狀態。 利益的衝突是免不了的，其間沒有中立的餘地，誰都應該參加一邊。在我們沒有選擇之前，我們應該想法了解，感情用事是毫無益處。我們應該根據事實、論據及詳細的批評，以便作合理的要求。西方各國有的是這一類的文獻，不過印度非常缺乏這一類的文獻，許多好的書都不許輸入。但是，光看別的國家所出版的書籍還不夠；假如印度要建設社會主義，那麼它必須根據印度的環境來發展；而細心研究當地環境，可說是當務之急。印度需要專家來研究和準備詳細的計劃。不幸印度所有的專家多數都在政府機關或半官辦的大學裡任職，他們在這方面必須慎重，不敢暢所欲言。 單純的了解，並不能產生社會主義，其他力量也很需要。話又說回來，假如你不能深切了解，你怎麼能夠把握這問題，或搞起有力的運動。目前印度須重視農業，但從大處著想，工業也不能放鬆。這是說，印度應該農工並重。 在思想上，尼赫魯是人道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溫情主義者。他同情共產主義的理論，絕對不贊成教條主義，尤其是反對強制的暴力手段。的確，「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他的存在；倒是他的存在，決定他的意識」。尼赫魯出身於富豪的家庭，自幼接受英國的自由主義的教育，「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濃厚，使他對於社會主義只能作有條件有限度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