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魯傳 · 二二　內心的苦悶

在阿里波監獄裡，他可以看到《曼徹斯特導報》。這是他最得力的精神食糧。憑著這份自由主義的刊物，他多少可以了解歐洲及國際的大勢。 那時，歐洲剛好發生一件大事。奧國總理陶爾斐斯（Dolfuss）槍斃工人，摧毀社會民主黨的堡壘。接著，德國納粹黨和義大利的法西斯開始抬頭。針對這些情形，自由主義分子曾從事口誅筆伐。可惜這些人多是「無事袖手談心性」，要他們積極地起來對付納粹和法西斯，簡直沒有希望。 不錯，《曼徹斯特導報》一向打著自由主義的招牌，可是，它對於印度人民肉體上、精神上所受的虐待，卻熟視無睹，充耳不聞。 照英國的一般紳士看來，印度人民根本不配談民主自由。民主自由這些好聽的名詞並不是鑄造出來給他們用的。甚至英國一代自由主義的政治家摩勒（John Morley）也很坦白地宣稱，他認為在遙遠的將來，印度也不會樹立民主政治，因為民主政治，像輕柔溫暖的加拿大的皮袍一樣，不適宜於印度的氣候。 照這邏輯推論下去，執行英國命令的印度殖民地政府，才算是代表民意的政府，而印度國大黨不但不能代表全民，而且也不能代表一個小幫派。換句話說，印度要爭取獨立，須期待遼遠的將來。政治偏見這濃厚，當地情形這麼隔膜，無怪有人說，一過蘇伊士運河，許多名詞都要走樣。 在四月間，謠言滿天飛，監獄的看守長也告訴他說，甘地已經停止反抗運動了。這種不幸的消息使他不大好受，但又愛莫能助。他知道反抗運動遲早會停止，因為個人可以不顧一切，抵抗到底，全國性的組織卻不易做到。他相信甘地對於國際形勢和國內情形有深切的了解，所以經過仔細考慮後，他也心安理得，不大焦急了。 原來那次甘地停止反抗運動的動機，是有人造尼赫魯的謠，說他在監獄裡只是專心讀書研究，沒有嚴格進行他的任務。這的確是個誤會。其實，尼赫魯在獄中並沒有改變他的生活方式。關於反抗運動的許多儀式，他仍盡力遵守，所不同的是甘地比較重感情，尼赫魯比較重理智。雖然原則上，甘地停止反抗運動是對的，不過他提出的理由還須再加考慮。 照甘地的意見，所有國大黨黨員，應該培養克己安貧的美德。他們應該參加建國活動，由個人親自紡織來傳播「手工織品」（Khaddar）的優點，由個人在各方面無可指摘的行動來傳播團體上的一心一德，由個人的一切行為來消滅「賤民階級」的觀念，由個人跟癮君子時常接觸，以及普遍地養成個人的清心寡欲來傳播完全禁止飲吹。這些工作都可以幫忙貧苦的黨員遵守戒條。 在政見上，尼赫魯和甘地還有一點距離，但他仍想盡辦法對甘地效忠。因為在他的心目中，忠於領袖，忠於同志，算是最崇高的美德。當他一發覺自己和領袖或同志有些歧見的時候，他馬上要控制自己，想法妥協。這樣一來，他就能夠解決困難，並且使同志們的政見和他更接近。 在阿里波監獄裡，他忽然覺得寂寞萬分，生活毫無趣味，好像逃避在曠野中那麼無聊。那時他很深刻地覺得，任何重大的事情絕對不能依賴他人。一個人應該自己想辦法；依靠人家，簡直是自尋煩惱。 在自我檢討的過程中，他覺得甘地實在太偉大了。甘地的著作和言論，還不能表現他這個人；他的人格比較任何人所想像的更崇高。至於他對於印度的功勞，真是沒法子衡量。他使人變成至仁大勇，刻苦耐勞；他使人能夠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他使人泰而不驕，威而不猛。的確，「勇敢」這個名詞是一切人格的基礎，沒有勇敢，就沒有道德，沒有宗教，沒有仁愛。他曾說：「只要一個人屈服於恐懼，他便沒法子遵從真理或仁愛。」他本人雖深惡痛恨暴力，但他卻說：「懦弱比較暴力更可痛恨」，而「規律才是認真辦事的人的保證」。沒有犧牲，沒有規律，沒有克己，根本沒得救，並且也沒有希望。但是，單純犧牲而沒有遵守嚴格的規律，也是無濟於事。他僅用口述，不過他每句話的背後都富有力量，整個印度都知道他是真心救國救民。 甘地成為印度的靈魂，甘地等於印度的化身。他個人的成功或失敗，等於印度的成功或失敗。誰對他表示不客氣，這不但是他個人的問題，這無異侮辱整個國家。那些傲慢成性的殖民地官員所加於甘地的無禮的行動，完全不知道他們曾播下壞種子。 記得1931年12月，甘地從倫敦開圓桌會議回來，途經義大利，羅馬教皇不願接見他。當尼赫魯聽到這消息的時候，他認為教皇拒絕接見甘地，是給印度以莫大的侮辱，但羅馬方面還沒有體會到。 普通革命家，多是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甘地剛好是兩樣。他不但注重手段，而且非常重視個人的私生活，只要私生活無懈可擊，什麼事情都行。他十分注意人格的培養，對於知識的訓練，反而看做無足輕重。有知識而沒有人格固然很危險，有人格而沒有知識又應該怎樣？老實說，甘地的言行，酷似中古時代苦行修道的僧侶，不過和現代社會的心理經驗和方法不大適合。 尼赫魯認為空空洞洞的虛無縹緲的目的是可悲的。要行動發生效力，這種行動應該朝著明明白白的目標進軍。生命不能完全合於邏輯。因此，目的也應該隨時變動，以便和時代配合，無論如何，我們總該有個明明白白的目標。 甘地最看重簡樸的生活，因為他覺得簡樸的生活能夠給人以真正的幸福。此外，他像耶穌一樣，歌頌貧窮、吃苦。他認為清心寡欲，才能夠促進真正的快樂，增加服務的能力。假如你能夠了解這個大前提，那麼甘地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你不難得到徹底的了解。 尼赫魯不喜歡歌頌貧窮和吃苦。他以為貧窮和吃苦不應該受歡迎。相反的，這些狀況應該消除的。再進一步說，他並不覺得禁慾的苦行修道的生活是社會的理想，雖然對於個人，這也許很適合。他明白而且賞識簡樸、平等、克己等美德，但卻不贊成太糟蹋肉體。像運動家需要鍛煉身體一樣，他相信思想和習慣也應該加以控制。假如你希望一個縱慾的人能夠吃苦，或者在危難時期表現英勇的行為，這簡直是不可能。良好的精神狀態，像良好的身體那樣，是需要訓練的。但這並不是說要制欲。 平心而論，現代文明雖然充滿著罪惡，但它也有它的好處；同時，它還有消滅那些罪惡的能力。假如我們把現代文明連根帶蒂地毀掉，這將把那種能力也除掉，而人類將回到暗無天日的悲慘的日子。但是，姑定我們想這麼做，事實上也做不到，因為我們不能停止變動，或者使自己置身度外。在心理上，自人類的祖先嘗過伊甸樂園的蘋果後，再也不想恢復原始的生活了。 偉大的甘地，他的行動多少帶著宗教家的精神。他並不想改變社會組織，他只想改變個人，尤其是希望每個人能夠控制情感和欲望，為的是情慾是罪惡。他一貫地主張苦行修道，他想法避免種種罪惡。為著避免個人的犯罪，許多制度上的毛病他反而忽略了。 一般和甘地不大相識，僅閱讀他的著作的人，很容易把他當清教徒的僧侶，臉孔嚴肅，毫無人生的樂趣。事實上，他的著作不能完全表現他的為人；他本人比較他的著作更偉大。因此，引用他的言論來批評他的為人，可算是不大公平。他和清教徒式的僧侶的生活剛好相反。老實說，他的微笑是可愛的，他的大笑是動人的，並且使人覺得非常愉快。他像小孩一樣，凡是和他接近的人都覺得他富有風趣。當他一跑進屋子的時候，整個屋子好像是大地回春一樣，充滿著溫暖。 這真是個矛盾。尼赫魯覺得所有出類拔萃的人物多少都是如此。多年來，這種問題使他困惱。甘地既然那麼慈愛，那麼同情不幸的一群，但是，他為什麼又要支持那種會產生而又會壓榨不幸的一群的制度呢？他既然那麼堅決主張反暴力，但是，他為什麼又要贊成那種以暴力和強制為基礎的政治社會組織呢？說他會贊成這種制度，這句話也許不大正確；他多少算是哲學上的無政府主義者。真正的無政府國家，既然是遙遙無期，而且也不容易想見，他只好接受現狀了。他並不是不想改革現狀，但他卻希望在可能範圍內，絕對不用暴力。 甘地有時也自稱社會主義者，不過他使用這個名詞的時候，他是有另一套看法，和普通所謂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組織沒有關係。印度國大黨有許多黨員也採用這名詞，不過他們心目中的社會主義，等於人道主義。雖然甘地曾讀過不少社會主義的書籍，但他有自己的思想體系。表面上，他很喜歡人家跟他討論新思潮；事實上，他根本聽不進去。簡單說一句，甘地堅持手段重於目的，只要手段是對的，目的當然也不錯。 由於他本人的生活非常簡單，所以他對於大量增進衣、食、住等物質上的享受不感興趣。他恐怕一般人會「飽暖生淫慾」，所以他希望每個人都從事精神上的修養，改良惡習、努力自新。凡是干群眾運動的人，須降低生活水準，把自己和群眾打成一片，這才算是真正的民主。 就在內心最苦悶的時期，尼赫魯曾徹底檢討他個人和甘地的思想上的異同。他所得的結論是：二人都酷愛印度，酷愛人類，不過甘地較重精神，尼赫魯較重製度；甘地較重情感，尼赫魯較重理智。二人走的都是不偏不倚的中間路線。假如以目前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制度而論，甘地至多僅同意三四成，尼赫魯卻贊成六七成；這種差異也許是和個性、年齡、環境有關係。好在救國救民的工作，是殊途同歸，所以經過短期寂寞、苦悶的生活後，尼赫魯的心情又恢復正常的狀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