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魯傳 · 二一　私事和公事

在緊急法令下，國大黨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尼赫魯隨時有被捕的可能。因此，他沒法子安定下來做些大規模的工作，他只能很倉促地做些應做的事情。 雖然他不怕被捕，但他在可能範圍內，盡力避免和政府發生正面的衝突。那時，各省都有人請他去演講。他只好婉辭謝絕，因為像巡迴演講那種場合，很可能會轟轟烈烈地開頭，消消停停地結束，中間沒有妥協的餘地。他曾有幾次為了會見甘地及國大黨的常務委員，順路對民眾大會演講，每次演講的成功，更加強政府的反感。 1933年10月間，國大黨聯省分會在阿拉哈巴召集一次會議，討論當前的國際形勢，決定未來的路線。在那次會議里，他們非常注意國際問題，尤其是世界經濟恐慌、納粹、共產主義等問題。他們希望國大黨同志能夠把印度的鬥爭跟各國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作個聯繫。開會的結果，通過社會主義的綱領，同時，表示不要取消違抗命令的行動。雖然如此，他仍再三叮囑各同志不要多事，大家須嚴守崗位，照常工作。政府要來逮捕，大家須從容就義，絕不慌張。誰料他們這種溫和的主張也得不到政府的諒解。當國大黨的黨員一下鄉宣傳，他們馬上被捕。尼赫魯原來也要下鄉，只因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急待解決，所以他暫時懶得動。 他時常把論文和聲明寄到報館去發表。為著適應當時的環境，他不得不把調門放低。事實上，當時法令如毛，政府的檢查網十分嚴密。姑定他個人可以冒險，但印刷所、出版家、編輯，都有問題。一般說來，報館對他相當客氣，許多文章都能夠登載出來，雖然有些段落被刪掉，甚至整篇文章永遠不知下落。 他時常宣傳社會主義，這事情使國大黨常務委員會的一部分委員不大安心。過去大家對他的行動都抱容忍的態度，現在因為他直接攻擊既得利益的人物，所以他的活動不能算是無害。他知道他的一部分同志並非社會主義者，但他總覺得，身為國大黨的執行委員，他可以自由宣傳社會主義，用不著使國大黨替他負責。但是國大黨有一部分委員不以為他有這種自由，這事倒使他驚奇不置。他把他們估計錯誤，他們大不以為然。但他又有什麼辦法呢？他認為宣傳社會主義是他的最重要的工作。假如這工作和國大黨行動委員會有什麼衝突，他寧願辭職不干。但是當國大黨被宣布為非法，而且自身又很脆弱，不能充分履行任務的時候，他怎麼能夠辭職呢？ 到了十二月底，甘地從馬德拉斯寫信給他，並且把《馬德拉斯郵報》（Madras Mail）的訪問記剪給他看。那位訪員提到尼赫魯的活動，甘地替他辯護，說他為人公平正直。這事情還沒有什麼，最使他難過的，是甘地對於大地主問題的看法和他完全兩樣；甘地認為農村經濟很需要這麼一些大地主。事實上，全世界的大地主早已不能夠存在，甚至也不能夠維持得多久。然而甘地卻深信不疑。這事情使他進退兩難，直到幾星期後，他第七次坐監，這問題才不了了之。 在他還沒有入獄之前，他的家務也費了他不少時間。他的母親的健康逐漸恢復，但恢復得很慢。雖然她仍困在病榻，但她似乎已脫離危險時期。他開始注意一向漠不關心的經濟問題了。他的開支太大，不過又沒法子節流。他並不希望收支能夠相抵。但他總相信有一天他會只文不名。在現代社會裡，金錢和財產固然很重要，但對於任重道遠的人卻是個大負擔。許多有錢的人都不敢從事冒險的工作，為的是他們害怕會失掉財產及各種器具。事實上，假如政府可以把你的財產充公，那麼，雖多積財產又有什麼用處？思想一經搞通，他恨不得把剩餘的一些產業完全丟掉。他是個清心寡欲的人，而且他又有賺錢的能力，他絕不怕挨餓。他所擔心的就是上有老母，下有幼女。老母風燭殘年，不應該過分刻苦；幼女學業未成，將來留學歐洲，難免需要一筆費用。至於他和他的妻子有錢沒錢都不在乎。不過當他真正一貧如洗的時候，他的愛好買書的習慣恐怕要放棄了。 為應付燃眉之急，他決定把太太的首飾及其他貴重的東西賣掉。雖然他的太太多年沒有攜帶首飾，但她希望這些東西留給幼女，所以當他決定變賣首飾的時候，太太不大讚成。 1934年1月，國大黨同志在阿拉哈巴城一再被捕，這事情使他非常關心。1月26日（即獨立運動四周年紀念日）他更不能忘懷。但是誰來領導呢？除他以外，找不到第二個更適當的人物。他跟幾位朋友商量，大家都主張有所表現，不過怎樣表現，大家都不大一致。就一般的趨勢看來，誰都希望避免大規模的逮捕。原則上，他主張獨立紀念日那天應該好好地慶祝一番，至於紀念的方式，各區可自己做主。他知道從事獨立紀念日的組織工作的人，當天一定被捕。在他還沒有再入獄之前，他倒需要參觀孟加拉州，一來拜訪老同志，二來慰問該區的人民。此外，他還須和太太到加爾各答去看病。他們於1月15日出發，希望及時回來參加獨立紀念這個大日子。 在加爾各答期間，他忙碌異常。他請教了許多醫生，最後的結論是，他的太太須在一兩月內再回來診視。他曾接見許多朋友和同志，他覺得誰都怕多事，免得惹得一身麻煩。當地的報紙比較印度各地的報紙更見小心。簡單說一句，大家對於渺茫的前途表示懷疑，而這種懷疑的心理使一切有效的政治活動大受阻礙。 他在加爾各答逗留了三天半。在這期間，他曾三次公開演講。他一面譴責恐怖分子的行動，一面非難政府在孟加拉所採取的毒辣手段。因為他聽了當地人民訴說政府不分皂白地實行集體處罰之後，他不禁悲憤填膺，認為這種手段太不合人道。結果，這三次演講造成他後來在加爾各答審訊時的三大罪名。 他從加爾各答跑到聖蒂尼克坦去訪問詩翁泰戈爾。這地方他已經來過兩次，但他的太太卻是初次來訪。那時他的女兒英迪拉快要在中學畢業，她的升學問題頗使他關心。他不喜歡那些官辦或半官辦的大學，為的是它們會鉗制青年的優秀本能。泰戈爾所辦的國際大學，在設備上雖不如印度其他著名的大學那麼完善，但它的自由環境的清靜，研究的氣氛的濃厚，倒使他仰慕不已呢！ 1月26日轉眼已經來臨。由於地震關係，有人主張取消獨立運動紀念會，但尼赫魯及其他同志卻認為這種大會不應該受地震的影響。因此，在獨立紀念日那一天，阿拉哈巴的城裡和鄉村，召集了好幾個大會，成績比較以往還好。大家以為警察一定會來干涉，並且逮捕他們，但是，出乎意料，那天居然可以平安度過。 開完會後，他一直忙著賑濟災區的工作。他得到許多同志的幫忙，使這項工作得以勝利地展開。在最短期間內，得籌到相當可觀的款項，來救濟災民。到了2月11日，他才拖著疲倦的身體，回到阿拉哈巴的老家。一般親友見了他，不禁驚喜交集。他很想即刻動筆寫賑災報告書，可是身體實在疲倦，雙眼睜不開，所以他一躺在床上，便睡得很熟。 第二天傍晚，他和他太太剛喝完下午茶，丹頓也剛來看他們。大家站在陽台上談天，突然間一輛車駛進來，有個警官下了車。他知道自己坐牢的時間已經來臨，所以他跑到警官面前，跟他打個招呼，並且說了一聲：「我已經等你好久了。」警官表示歉意，說這不關他的事情。通緝令是從加爾各答政府頒發出來的。 統計在外邊活動五個月又十三天，現在又要過著寂寞孤單的生活了。但是真正的責任並不要他來負擔，而是要婦女——年老多病的母親，身體懦弱的妻子，工作繁重的妹妹——來負擔。這事情使他越想越難過。 當他被捕的晚上，他就坐著囚車被送到加爾各答。飽經憂患的他，對於坐監這事情不但沒有痛恨，反而以驚奇的眼光來欣賞周遭的景物。那兒有許多歐籍的軍曹和警官，可是警察卻是聯省東部的人。過去十年間，他時常在監獄出出入入，這種警察的臉龐他差不多看得很熟悉。他覺得他們非常不快樂，不高興做那種職業，同時，他們還熱淚盈眶地時常對他表示同情。 加爾各答的中央監獄法庭好像堡壘那樣，高大深邃，禁令森嚴。除記者和律師外，誰也不准站在附近。囚犯上庭時，須經一條鐵線網做的甬道，樣子和鳥籠相似。被告席和法官的座位隔離相當遠。法庭里滿是警探及身穿黑禮服的律師。他自問對於提堂審訊的事情富有經驗，可是跑到這種冷酷的環境裡，他也難免心情加倍緊張。他還如此，一般沒有坐監和提堂的經驗的青年更不用說了。 當審訊期間，他只宣讀一篇短短的聲明書，沒有聘請律師來辯護。到了第二天（2月16日），他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他的第七次坐監，就從這天算起。 回想過去五個半月間他在外邊的活動經過，他覺得自己對於私事和公事都辦理得相當滿意。他的母親的健康逐漸恢復，現在似乎不至馬上發生什麼危險。他的妹子克里雪娜已經結婚。他的幼女英迪拉的升學問題也已經解決。此外，他的家庭經濟的複雜問題已經整理個頭緒出來。許多私事過去他從沒打理，現在居然也給他搞出眉目了。至於公事，他知道在當時的惡劣環境下，誰也不易有什麼大作為。他至少已使一般同志把注意力集中於社會經濟問題。最後，他曾和隔別兩年的甘地以及其他朋友同志時常晤面。經過一番調整後，他更是精神奮發，準備為下一階段的鬥爭努力了。 然而有一件事情使他時常關懷，這就是他的太太的健康。他不知道她的健康是否較佳，因為習慣上，她一向是繼續不斷地工作，直至精神不繼，倒在床上才休。現在他本人既然坐監，所以他希望她有更多的時間安心靜養。 家事國事，事事關心。他雖身在縲紲之中，但他的一顆熱烘烘的心，卻和家人及同志結不解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