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魯傳 · 二〇　語文和幫派

殖民地的宗主國有一套辦法，一面盡力頌揚本國的一切優點，一面蓄意誇張殖民地的所有缺點。希特勒說得好：「宣傳，不斷的宣傳，可以把黑的說成白的，把地獄說成天堂。」殖民地宗主國利用政治的權力，從事虛偽的宣傳，這事情也許能夠蒙蔽一般愚昧的鄉人，但是明眼人有思想，有見識，要欺騙也沒有那麼容易。 印度的方言的複雜，幫派界限的分明，這是事實，但並沒有像一般英國人所宣傳的那麼厲害。像鐵匠那樣，他沒有給你補鍋以前，先把鐵鍋挖成一個大窟窿，至少比原來的窟窿擴大十倍八倍，然後可以漫天叫價，同時，也可以顯出他的本領的高明。一般英國人之所以誇大印度的方言的複雜，幫派的矛盾，本意就在這兒。 當英國統治印度的時期，英國人到處宣傳，說印度有幾百種語言。說來也奇怪，印度既然有幾百種語言，但英國的官員在印度住了一輩子，極少人能夠自由運用一種語言。他們閉著眼睛，把印度所有的語言叫做「方言」（vernacular），即「家奴」所用的語言。一般印度人不知底蘊，跟著英國人說本國語為「方言」。 英國人在印度住了一輩子，並沒有費心去研究印度的語言文字，他們僅從老媽或車夫處學習幾句半咸不淡的印地語。他們根本不知道印地語以及印度的其他語文，具備悠久而又光榮的歷史傳統，豐富而又崇高的文學價值。 假如英國人說印度有兩三百種方言這論據是靠得住，那麼我們也可以說德國有五六十種方言。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聽過這論據可以用來證明德國的不統一。事實上，英國政府所舉行的調查統計，連幾千個人所通用的一種話也算一種方言。這種辦法對於科學的分類頗適用，無奈和事實有很大的出入。照尼赫魯的觀察，以印度的面積而論，它所通行的方言的種類還算少得很呢。把歐洲的同一面積劃出來看，印度的各種方言的確是大同小異，彼此都有密切的關係；只因過去交通不便，文盲太多，公共標準沒有成立，所以各種方言就這樣形成。印度的主要語文有八種，即：（一）印地語（Hindustani其中分為兩派，即印地語（Hindi和烏爾都語Urdu），（二）孟加拉語（Bengali），（三）古吉拉特語（Gujrati），（四）馬拉地語（Marathi），（五）泰米美爾語（Tamil），（六）泰盧固語（Telegu），（七）馬拉雅拉姆語（Malayalam），（八）坎那語（Canarese）假如再加上以下所列的五種語文，即（九）阿薩姆母語（Assamese），（十）奧里亞語（Orjya），（十一）信德語（Sindhi），（十二）普什圖語（Pushtu），（十三）旁遮普語（Punjabi）；那麼全國的主要語文都一覽無遺。這十三種語文可以概括為兩大系：印度-雅里安語系，流行於整個北方、中央，以及西部，但是彼此之間都有密切的聯繫；德拉維達語系，流行於南方，它們受了梵文極大的影響，並且常用梵文的詞彙。 在上述的八種主要語文中，每種都具備富有價值的文學典籍。就人數而論，孟加拉語有五千萬人通用，印地語及其有關的幾種語，有一億數千萬人通用。事實上，印度全國無論哪一角落的人多少都懂得一些印地語。到了1955年，當中國規定北京話為標準的國語的時候，印度也規定印地語為標準的國語了。這是中印兩國值得紀念的年頭，那些開口說印度語言非常複雜的野心家，此後應該閉著嘴，不要亂髮議論了。 話又說回頭，今日的印度人可以運用標準的國語，即四億人通用的語文，去出席國際會議，但在二十多年前，這事情連夢想也不會。記得1933年10月間，當尼赫魯的妹子克里雪娜快要出閣的時候，他特用拉丁文的字體來寫印地文的請帖，通知各位親友。這在當時，除軍隊及教會團體外，可以說是再新奇不過。須知文字像一切生物一樣，它是在長成中，只要隨時吸收各地的方言以及各國的語文，使文字的內容一天比一天豐富，那麼這種文字將成為最活潑最有力的工具，印地語沒有例外。 在印度沒有採用印地語為標準的國語之前，英語卻成為官方語文，所有印度的語文都被降為方言。尼赫魯承認英語在科學、技術、商業，甚至在國際政治上有它的用途，但是英語並非唯一的外國語，除英語外，他希望印度的大學生可就個性所近，多多研究其他的外國語，如法文、德文、俄文、西文、意文。這樣一來，學者專家的眼光比較遠大，各種語文可以平衡發展，再也不至僅學一點英文，便沾沾自喜，以為世界的知識都在這兒了。 提到英語，這和印度幫派問題也很有關係。 自1857年的大屠殺後，英國人所加於回教徒的壓力大過印度教徒。英國人總覺得回教徒好勇鬥狠，這對於他們很不利；回教徒知道英國人對他們沒有什麼好感，所以他們就不受新式的教育。結果，他們在政府機關里找不到適當的位置。另一方面，印度教徒對於英文及文官工作大感興趣，同時，因為新式教育的關係，舉動比較斯文，跟英國人很談得來。 當印度新民族運動崛起的時候，首先發難的並不是那些不懂英文的回教徒，而是那些精通英語的印度知識分子。這事情使英國人大傷腦筋。為平衡雙方的勢力起見，英國人決定扶植回教徒，希望他們不會加入新民族運動。 自英國決定採取新政策後，它便在回教徒中物色人才。他們找到一位簡賽逸爵士（Sir Syed Khan），這個人醉心歐化，把英國捧到天上，偶爾到歐洲跑了一頓，這對他會發生極大的影響。事實上，19世紀下半葉的歐洲文明達到最高峰，一般印度人到歐洲，尤其是跑到英國，沒有不佩服到五體投地。不過時間一久，他們已經習以為常，再也不覺得什麼新奇。至於簡賽逸爵士，他是個新客，英國人的一舉一動，他都羨慕不已。在一封家信里，他發表他對英國的印象，說：「我一點也用不著恭維英國人，我敢說印度的土人，無論貴與賤，大商人與小店員，知識分子與文盲，假如在教育上、禮貌上、正義感上跟英國人相較，這無異把污穢不堪的動物拿來跟幹練漂亮的人類相較一樣。英國人之所以把印度人當做無知的禽獸看待，這是有理由的。……我所看的，我每天所看的東西，絕不是印度的土人所能夢想得到。……精神上塵世上的一切好東西，只要在人類中能夠找得到，全能的上帝早已賜給歐洲，尤其是英國了。」 簡賽逸這封信，把自己的自卑感完全暴露出來，同時，也可說明他是阿諛成性，馬屁拍得到家。另一方面，他把印度和歐洲作個強烈的對照，他的目的無非激勵同胞，使他們提前覺醒，採取前進的步驟。他堅信前進的步驟在於接受西方的教育。假如沒有西方的教育，他的同胞將越來越落後，遲早被時代淘汰。事實上，在當時的印度，誰受過英國式的教育，就可以得到政府的信任，在政府機關工作，此後名位權勢，一應俱來。他力竭聲嘶地鼓勵同胞走這條路線。由於惰性的關係，起初他不消說要費了一番心機。比起印度教徒來，回教徒在新式教育上至少要落後五十年。現在前者衣食無憂，空餘之暇，還可以大膽批評政府；後者卻要整齊步伐，加緊和政府合作，取得新教育的機會。在基礎沒有穩固之前，他絕對不敢冒什麼危險，跟政府鬧翻。 據尼赫魯的分析，簡賽逸爵士代表少數富有的回教徒的地主階級，印度的進步分子代表小心翼翼的專家或商人階級。在政治思想上，前者接近英國的保守黨及地主，後者接近自由主義者。至於英國人，他們當然擁護封建餘孽，一般群眾不放在他們的眼裡。 平心而論，一個人難免要受環境的支配。假如簡賽逸爵士晚出世幾十年，他的思想和行動也許會兩樣。只因不能跳出他的時代，所以他覺得有機會使一部分同胞足食足衣，便心滿意足，整個印度的民主政治如何，他管不了許多。這種淺陋的見解及急急找尋政府的工作，並不限於回教徒的學生，印度教徒的學生也是如此。隨著時代的發展，印度受新式教育的人天天增加，政府各部門容納不下，而這些人後來多成為革命運動中的主幹。 當甘地和尼赫魯從事民族運動的初期，回教徒不消說採取漠不相干的態度，這事情使英國十分高興。誰料不用幾年工夫，回教徒已經覺得自己的主張是不合時宜，非跟國大黨各領袖比肩作戰不可。在短短的十年間，回教徒似乎比較國大黨更急進，時常站在領導的地位。簡賽逸爵士的時代過去了。新興的回教徒領袖，尤其是阿里兄弟、安薩里博士（Dr．M．Ansari）等人，在回教徒的政壇上發生很大的作用。除真納外，這些回教徒的領袖都服從甘地的領導，參加他的不合作運動。這是1919至1923年間的事情。 接著，潮流倒退，印回雙方的幫派意識很濃厚的落伍人物，開始興波作浪，從事挑撥離間。雖然如此，回教徒中的幾個強有力的分子，始終和國大黨保持聯繫。在這期間，英國政府想盡方法來鼓勵回教徒中的幫派意識很濃厚的反動分子。另一方面，印度人對於回教徒這種作風實在看不慣，他們也來競爭，希望贏得英國政府的好感。 印回雙方搞幫派的人物多是眼光如豆，他們所注意的僅是立法議員的席位的比例。簡單說一句，這和宗教信仰政治主張都沒有什麼關係，主要的是飯碗問題。雙方的中等階級的知識分子爭著找政府的工作，但是粥少僧多，結果，彼此爭吵不休。印度人在政府機關里根深蒂固，他們僅想維持現狀，回教徒得不到什麼好處，所以他們的態度更為積極。除中等階級的知識分子爭搶職務外，一般社會的印回的界限也劃分得很清楚。尤其是旁遮普省、信德省、孟加拉省，印度教徒多是債主和富翁，在城裡養尊處優；回教徒多是債戶和貧民，在鄉下胼手胝足。經濟的不平等，會加強幫派的色彩。 然而印回的幫派觀念，到了圓桌會議時期，才有最劇烈的表現。英國政府所提的名單僅限於那些專門搞幫派的回教徒，尤其是他們的領袖簡阿嘉，他和歐洲協會的代表往來最密切。歐洲協會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是反印度獨立自由最有力的機關。 印回雙方勢不相容，這是個極痛心的事情。大勢所趨，他們總有拆夥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