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魯傳 · 一九　獨立的精神

1933年8月23日，尼赫魯才從德拉洞監獄搬到乃尼監獄。那時，母親的病勢很嚴重，她已經進了醫院。到了月底，因為病況十分危殆，尼赫魯又從乃尼監獄釋放出來。本來他在監獄裡「品行端正」，可以減刑三個半月，這是說，到了9月12日就滿期，現在因為母親病重，他又可以提前十三天出獄。 他從監獄出來後，即刻跑到勒克瑙去省視母親，跟她小住了幾天。由於在監獄的時間太久，他覺得自己跟環境格格不入，他知道世界曾經很大的變動，而他自己卻在監獄裡停滯不進。小孩們個個長大成人，男婚女嫁，生老病死，悲歡離合，極盡悲喜劇的能事。在他耳聞目見的事物中，他發現有許多新奇的事情。的確，時代是進步了，只有自己落伍不堪，這種感覺不消說是不大好受。本來他可以努力適應他的環境的，但現在他卻沒有這種衝動力。他覺得自己這次出獄只是短暫的時間，在不久的將來，恐怕又要入獄，所以他犯不著費了很大的力量，使自己能夠適應新環境。 在政治上，印度似乎相當平靜，一切公共活動都受政府的統治，偶爾還有逮捕的事情發生。不過當時印度的平靜是富有意義的。因為經過一段強烈的壓迫後，大家都覺得筋疲力盡了，但這事情政府是看不見的。在外表上，不遵從傳統的一切活動都被壓制下去，大批警探布滿各地，弄得一般人民十分害怕。任何政治活動，尤其在農村區域，即刻被壓制下去；各省政府的偵騎四出，把當時在市府及鄉村局裡邊任職的國大黨人的名單一一找出來。過去曾犯違抗政府運動的罪名的黨人，再也不許在市府或它所辦的學校里任職了，政府甚至嚴詞恐嚇說，假如違法的國大黨人沒有辭退，政府將停止津貼。這種壓制行動的辦法，以加爾各答公司最為顯著。最後，孟加拉政府還通過一條法案，不許加爾各答公司雇用任何政治犯。 在監獄裡邊，他有充分的時間閱讀高級官員的演講詞，以及他們在立法會議和市議會的問答辭。他發覺在過去3年間，他們有很大的轉變，而這種轉變越來越明顯。他們的態度越來越帶著威脅的性質。至於沒有官職的歐洲人，尤其在孟加拉省，他們比較一般官員更為神氣，看他們的言論和行動，大有德國的納粹黨的意味。 然而政府的殘暴的政策還不止這樣。在星省，政府實行梟首示眾的辦法。因為星省的犯人天天增加，每個監獄都有人滿之患。政府要殺雞給猴看，特地把著名的犯人梟首示眾，借收殺一儆百之效。當政府要舉行公開絞刑那一天，它事先加以周密的布置。一面大事宣傳，一面給群眾以種種交通的便利，希望他們能夠踴躍參加。據說，看熱鬧的多達幾千人。 尼赫魯出獄後，他到處觀察政治經濟的狀況，他看了那種情形，不禁心灰意懶。他有許多同志已經坐監，新近又有人繼續被捕。政府的渾身解數都實施出來了。法令如毛，檢查員儘量鉗制輿論，蓄意破壞通訊網。這種事情使他的同志吉偉（R．A．Kidwai）實在看不順眼。吉偉的信件多數遲到，甚至會遺失掉，弄得他時常失約。他很想寫信給檢查官，請他把工作的效能提高，但是這封信應該寫給誰呢？檢查官是個不露面的官員，他也許是個偵探，神不知鬼不覺地暗中活動，誰也沒法子認識。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信寫好寄出去，後來通訊的情形居然改善一點。 尼赫魯坐監坐夠了，他實在不想再坐監。可是在當時的環境下，除非他乾脆退出政治舞台，他真是無法避免。事實上，他不能卸掉政治活動，所以他知道自己遲早要跟政府發生衝突。政府有權下令叫他做這個，不做那個，可是他本質上不願接受任何人支配，尤其不甘在威迫利誘下，向政府屈服。 在他沒有再進監獄之前，他有幾件私事亟待料理。第一，他的母親的病要他特別注意。母親呻吟於病榻一年多，後來才逐漸恢復。第二，他有兩年工夫沒有會見甘地，現在很想見見他。此外，他還想會見一些同志，不但要跟他們討論印度的政治現狀，而且還要交換國際問題的意見。他覺得世界政治經濟有劇烈的變動，所以在起草建國綱領的時候，須把這些事情記在心裡。 他的家事也要分散他的一部分注意力。過去幾年間，他簡直不理家事，連他父親死後所遺留下來的一切字據，他也沒有工夫去打理。現在他的家費已經儘量減少，可是他仍覺得入不敷出。他沒有汽車，因為汽車不但用不起，而且隨時有被政府扣押的危險。除自己發生經濟恐慌外，他還時常收到一大堆借債的信件，因為印度南部有許多人對他的家世不大明了，他們老是覺得他是個百萬富翁呢。 他和甘地討論了相當久，起初二人的觀點不大一致，最後才得到一個結論，即反抗政府的運動的情緒，不論多麼低落，這運動仍須繼續進行。此外，他要人民充分研究社會主義的理論及世界形勢。 平心而論，當時印度的民族運動已經達到這麼一個階段：不是給政府壓制下去，便是受政府的支配；換句話說，這運動已經達到這地步：它很可能隨時被政府宣布為非法了；姑定它被政府宣布為非法，它仍要堅持到底，不然，它須和政府妥協。 這是個進退兩難的環境，要在二者之間作個選擇頗不容易。尼赫魯十分明了他的同志的精神上的矛盾，因為他自己也有同等的遭遇，他發覺印度到處有人在唱高調，把社會主義的理論拿來做他們逃避現實、不肯積極活動的擋箭牌。他們不但袖手旁觀，而且把那些赴湯蹈火的志士當做反動分子，這些空談的社會主義者甚至把甘地攻擊得體無完膚。話又說回來，不論人家亂喊革命也好，反動也好，甘地是費了一生的心血把印度的形勢轉移過來。甘地給印度人以信心和力量，光榮和尊嚴，使印度問題成為世界問題。此外，他所採取的非暴力的不合作的政策，是他對於印度和世界有極大的貢獻，為的是這種手段最能夠適應當時印度的環境。 印度的自由分子和國大黨間劃著一道鴻溝，自由主義者要維持原狀，至多希望在人事上有所調動，多用幾個印度人，他們的政治經濟的理論基礎，在於英帝國的延續和穩定。因為他們認為英帝國根深蒂固，不會動搖，至少暫時不會動搖，所以他們不但要接受英帝國政治經濟的理論，而且也要遵守它的道德的標準。 國大黨則不然，它要建設一個新興的獨立國家，實施一種充滿朝氣的新制度。新國家、新制度的內容如何，國大黨各同志的意見並不大一致，但他們有個共通點，即目前的狀況和方法不應該再延續下去，它們須加以大力改革。這兒可以看出殖民地和獨立國截然不同的地方。前者贊成同一的舊機構，把印度附屬於英國的經濟制度裡邊；後者卻要印度創立了一種新機構，以適應迅速萬變中的新環境。 老實說，國大黨並不是和英國及英國人處於不共戴天的地步。問題在這兒，當英國統治印度的150年間，它不懂得用柔道使印度人心悅誠服，相反的，它時常都用霸道，使他們發生恐懼的心理。就尼赫魯個人而論，他從來不怨恨英國人或任何外國人。相反的，因為他在英國受中學及大學教育的關係，對於英國人的感情頗不壞。他所討厭的是英國的帝國主義，他所不喜歡的是英國要統治印度。他根本反對殖民地制度。他非常不高興，甚至痛恨印度被英國的統治者榨取。但是，他並不以為整個英國或全體英國人須對這問題負責任。他們也像印度人一樣，算是環境的犧牲者。 簡單說一句，尼赫魯及其同志所深惡痛絕的是殖民地制度，不是英國的人民。相反的，他主張大家須和英國人及其他各國的人民發生密切的關係，造成互相了解的地步。印度需要新鮮的空氣，新鮮的有力的思想，健康的合作。假如英國人以平等的地位對待印度，那麼印度將歡迎之不暇；假如英國人還是以宗主國的身份君臨印度，那麼印度將不惜犧牲一切，反抗到底。 印度的獨立自由跟英國的殖民地制度勢不兩立，無論緊急法令或甜言蜜語都沒法子使二者調和。威迫利誘既然走不通，那麼唯一的辦法，就是請英國不要再用武力來統治印度，即乾脆退出印度，這樣才能夠談到英印的真正合作。 有人故意裝著國際主義的樣子，批評獨立運動為窄狹的國家主義。他們說，現代的世界是「相互依賴的」（interdependent），而印度卻要求獨立，這似乎有開倒車的嫌疑。據他們說，要達到完滿的民族主義的生活，只能從「英共和聯合邦」這機構里得到。他們說來說去，無非要維持現狀，但在外表上，他們卻把自己的見解和身份儘量提高，以為自己是比民族主義更為高明，更有遠見，而當時英國的工黨首相麥唐納，就是這麼一種人。 照尼赫魯的看法，凡是從事獨立運動的人，十九都贊成國際主義。在社會主義者的心目中，國家主義固然毫無意義；就在非社會主義者的陣營里，多數人也贊成國際主義，他們之所以急急要求獨立，並沒有帶著一絲半厘孤立的意味。印度可以犧牲一部分獨立，和其他國家攜手合作，共同維持國際新秩序，但它對於殖民地制度，卻絕不退讓；因為在殖民地制度下，世界和平合作根本得不到。 由於傳統的殖民地教育的影響，印度一般人民，尤其自詡為自由主義的人，對於世界形勢多矇昧無知。他們以為英國的白宮是至高至大，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除了英國外，其他國家的事情他們一點也不知道，而且不想知道。一來他們僅通英文，不懂其他外國語；二來他們對於現狀早已心滿意足，不想再有什麼掙扎了。 歷史上不乏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烈士。在印度爭取獨立的過程中，不少人嘗過十年八載的監獄的滋味，或者受著種種打擊和侮辱，可是那些偽裝自由主義者專愛說風涼話，他們不但不會殺身或捨生，甚至少吃一頓肉，少睡一兩晚，他們也會叫苦連天呢。 然而印度的獨立運動，在甘地和尼赫魯的領導下，正像風起雲湧，誰也沒法子再壓制下去。雖然暫時國際形勢轉變，他們所領導的違抗政府運動稍微有些消停，但是他們的爭取獨立的一貫精神，永遠不會屈服，此外，他們深入民間，深得人民無條件的愛戴，這種廣大的民眾力量，正是他們領導印度復興的一筆大資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