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魯傳 · 一三　工潮和政潮

當全國人的注意力集中於抵制西門委員會及全印會議的時候，尼赫魯本人卻另有活動。那時他當國大黨的秘書長，他忙著照顧和加強本黨的組織，尤其是想法引導人民注意社會和經濟的變動。因此，他必須旅行各處，在許多重要的場合里發表演講。他不斷地參觀農村，有的時候，他也對工人演講。他的演講的內容，隨各地情形及不同的聽眾，稍微加以差別，但責任的繁重，卻是到處一樣。他一貫地談到政治獨立問題及社會自由問題，並且把政治獨立當做獲得社會自由的必要的步驟。他想向國大黨的工人及知識分子宣傳社會主義，因為這些人都是民族運動的骨幹，不過他們的眼光難免太窄狹，只懂得狹義的國家主義。那些有關於國家主義的口號——如反對異族統治呀，光復故土呀，拯救水深火熱的人民呀——鼓動愛國的情緒有餘，培養深刻的思想不足，所以他不得不領導同志向社會主義這條康莊大道進軍。 平心而論，尼赫魯並非印度的社會主義的倡導者，在他還沒有置身社會活動之前，印度早就有一些先知先覺往這方面努力。不過初期的人多是愛好空想的社會主義，到了後來蘇聯實施五年計劃，他們這才改信科學的社會主義。湊巧那時尼赫魯在國大黨里占了重要的地位，所以他的言論特別受人注意，而他著手處，在於土地改革。他認為舊式的土地制度須告一結束，農民須和國家直接發生關係，不許中間人有存在的餘地。但是當時的環境對於新思想仍不大習慣，所以他必須小心翼翼地來處理這事情。 「印度獨立聯盟」（Independence for India League）聯省分部是傾向社會主義。老實說，獨立聯盟的一個目的是社會自由。大家希望在整個印度組織強有力的聯盟，從事獨立和社會主義的宣傳。不料獨立聯盟的能力有限，除聯省外，別的地方不發生作用。結果，聯盟裡邊的重要分子都加入國大黨了。 當1928至1929年間，尼赫魯行將被捕的謠言又不脛而走。飽經憂患的他，知道這種謠言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好在他坐慣了監，再坐監也不過如此。但是這種謠言仍不免有些新刺激。他深刻地覺得自由的可貴，所以在他的自由沒有失掉之前，他更要拚命活動。到了1930年4月，他又被捕了。這是他第五次坐監。此後幾年間，他時常在監獄進進出出，他的家庭等於旅店，住不了多久，又要坐監。 談到印度的工會，我們知道它是分為兩派。舊派不問政治，只望逐漸改善工人的狀況。它的領袖為佐西（N. M. Joshi），他時常代表印度勞動界，出席日內瓦的國際勞工會議。新派較為積極，富有鬥爭的精神，它多少受共產黨的影響。它的活動中心為孟買的紡織業工會。在它的領導下，孟買紡織業工人曾罷工一次。自總工會（Trade Union Congress）成立後，舊派領袖佐西一直抓著領導權。新派在群眾中雖有雄厚的力量，但在最高的決策上卻沒有什麼機會。那時，印度的工運還很幼稚，真正負責的並不是工人，這當然不是辦法。尼赫魯本人十分同情新派，但他是個新人，對於總工會的內部的鬥爭仍有些茫然，所以他決心置身度外。可是出他意料之外，總工會選舉的結果，他竟被選為主席，而那位從工人出身的候選人卻名落孫山。這證明當時的工運仍十分脆弱，工人本身沒有力量，須請知識分子來領導。 1928年，工潮起伏頻仍，第二年也如此。孟買的紡織工人，因為生活較痛苦，所以罷工這事情，他們非常積極。雖然一般人都同情罷工，但資本雄厚的大公司終於壓服工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間，印度的工業突飛猛進，工廠的老闆賺了一大筆錢，他們的股息有時高達100％至150％。不過這些利潤完全落在股東們的腰包里，工人得不到半點好處。他們的工資稍微提高，可是物價跟著增加，結果等於沒有增加。孟買的工人的處境很悲慘，但最壞的無過於制麻業工人。女工衣不蔽體，她們須夜以繼日地工作，所得的有限的報酬，絕不夠維持生活。這還說是景氣好的年頭，到了繁榮時代已經過去，工廠賺不到錢的時候，工人所受的痛苦才是沒法子形容。老闆過去所賺的錢早已花掉了。現在工廠又不景氣，老闆當然會想出種種辦法來裁員減薪，因此，工潮層出不窮，弄得政府和僱主，一談到工潮就會唉聲嘆氣。另一方面，因為工人受了切膚之痛，所以工運越來越富於階級意識。政府束手無策，最後，突然下令逮捕那些比較進步的工運領袖，其中分子非常複雜，有的是共產黨員，有的是同情者，有的僅是普通工會會員。他們被捕後，政府便開始審訊，一審就是四年半，這是有名的「美祿特案件」（Meerunt Trial）。 美祿特案件的被告後援會，很快就組織起來。尼赫魯的父親任主席，安沙利博士及尼赫魯等人做委員。他們的任務很重。金錢的籌募也十分困難；有錢的人對於共產黨員、社會主義者、工運人物不大同情，而律師卻唯利是圖，有理無錢，免開尊口。在這次案件及其他案件中，尼赫魯所接觸的律師頗不少。他所得的結論是：大多數律師的胃口似乎大過頭。尼赫魯等人從各地的窮人處籌募一分一角錢，積到相當數目後，才夠償還律師的龐大的費用。 工潮一擴大，很快就醞釀成政潮。尼赫魯和他的同志首當其衝，到了1930年，他們都完全入獄。 在他們沒有入獄之前（1929年），印度的立法會議陷於冬眠狀態，誰也對它不感興趣。有一天，星·巴葛（Bhagat Singh）和杜德（B. K. Dutt）從立法會議的來賓席上扔下兩顆炸彈，沒有人受傷，但這種行動的目的顯然要鼓動大家的熱情，並不想傷人。 的確，這種行動在立法會議內外起了一陣風波。有個年輕的英國警官，據說跟毆打賴拉拉的事件有關係，所以他就活生生地被恐怖分子抓出來槍斃。在孟買等處，恐怖分子的活動十分積極，圖謀不軌的事件增加，整個印度又有獄滿之患了。 為爭取法庭上及監獄裡的平等待遇，許多犯人，尤其是政治犯，就採用絕食這辦法。他們絕食了一星期又一星期，終於引起全國的注意。因為有些政治犯的身體太脆弱，他們經不起絕食，所以審訊的期限不斷延期。 當絕食運動進行一個多月的時候，尼赫魯找個機會到監獄參觀。他初次見到星·巴葛，同時，也見到達斯·渣丁（Jadin Das）及其他政治人物。他們都羸弱不堪，他沒法子跟他們多談。達斯絕食六十一天，結果，因體力不支，便與世長辭。他的噩耗一會兒傳遍全國，大家都替他抱不平。這樣一來，政治犯的待遇這問題便表面化，政府不得不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處置這問題。經過詳細考慮後，這委員會提出優待政治犯的新章程，但是，新章程也是中看不中用，對於改善政治犯的待遇的事情毫不相干。 當1929年夏秋之間，國大黨決定在拉哈爾城開會。關於主席一職，大家異口同聲地要甘地。事實上，多年來甘地算是太上主席，選他和不選他，都是一樣。到了最後一分鐘，甘地仍堅決不接受，於是把尼赫魯抬出來做主席。尼赫魯曾做過多年的秘書長，現在被選為主席，正是駕輕就熟，不過他是個「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大政治家，他只想做事，不要名義。現在由甘地的推薦，硬要他任主席，這倒使他有卻之不恭，受之有愧之慨。對於這次的決定，真正覺得高興的，倒是尼赫魯的老父親。他們父子兩人的政見雖不盡同，但是老尼赫魯先生到了暮年，能夠親眼看兒子成為眾望所歸的政治家，舐犢情深，心裡總有無限的慰藉。 尼赫魯被選為國大黨主席，這是個很大的榮譽。那年，他剛好是四十歲，而且是緊接著他的老父的後任，做起國大黨主席。這種光榮，在一般人看來，一定高興到連眼淚也要流出來。但他的目的是要替國家做事，個人的名位利祿絕不計較。他只怕個人的能力不夠，沒法子負起這麼大的責任呢。 英國人是深謀遠慮，隨機應變的民族。他們知道印度人的爭取獨立運動如火如荼，所以他們先發制人，準備召集一個圓桌會議，共商國是。印度總督伊文勳爵（Lod Irvin）發出一個模稜兩可的宣言，同時，要即刻在德里召集一個「領袖會議」，把各黨各派的領袖都召集於一堂，甘地、尼赫魯的父親、巴特爾（V. Patel）都參加；中庸派的領袖們也沒有例外。他們通過一個共同的議決案，接受總督的宣言，不過須附帶了幾個條件。假如政府肯接受這些條件，那麼他們將和政府合作。由於各界領袖的立場的差異，左派的人覺得調門太低，中庸派卻認為調門太高，尼赫魯生怕那些膽小如鼠的中庸派會無條件地接受政府的建議，因為他親切地覺得，假如在理論上或者在短期間內放棄獨立的要求，這等於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將來要重整旗鼓，恐怕沒有那麼容易。他本人準備不簽署宣言書，但他究竟是個溫情主義的人，經過大家再三敦促，他只好籤字。簽完字後，他覺得十分難過，第二天馬上寫信給甘地，說他要辭去國大黨主席的職務，經甘地的委婉的信的勸勉後，他的心情才恢復寧靜的狀態。 當拉佛會議開幕前，尼赫魯須參加另一項重要工作，原來全印總工會在納格普爾（Nagpur）開會，他算是當值主席，必須主持這會議。事情是這麼湊巧，他一身兼兩個主席——國大黨和總工會的主席——而這兩個機構開會的時間又是相隔得那麼近。他希望自己能夠成為這兩個機構的橋樑，尤其是希望國大黨多採用社會主義的政策，把勞工組織起來，加入民族獨立的鬥爭。 不過他這希望落了空。因為國家主義如要改為社會主義，它已經不是國家主義了。 國大黨和總工會的關係無法調和，等於城市和鄉村的不易協調一樣。國大黨是由城市小資產階級控制的，在情緒上，它僅求國家獨立，這和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總工會，不消說也有相當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