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魯傳 · 一一　再度赴歐洲

自尼赫魯在英國學成回國後，轉眼之間，已度過13年。在這期間，世界曾經發生重大的變動，而革命和戰爭，徒使各國人民流離失所。在舉世紛紛的時候，人們不得不鼓起新希望。 1926年，他重往歐洲。起初，他準備逗留六七個月，至多到了年底便回來，誰料一住就一年又九個月。在再度旅歐期間，他得到充分游息的機會。他的時間大部分都花在湖光山色秀麗異常的瑞士。他以日內瓦為中心，把家庭布置得很舒適，然後一個人跑到歐洲各國作短期的訪問。後來，他的太太的健康比較有進步，他便帶太太前往法國、英國、德國。在瑞士的山頂的別墅里，他這才覺得自己和印度及外界完全脫離關係。他以旁觀者的資格，看看書報，注意國際形勢的發展，觀察戰後的新歐洲的政治、經濟，及各國的演變，並且很虛心地要了解它們。老實說，在日內瓦期間，他非常注意國際聯盟及國際勞工局的種種活動。 瑞士的冬天煞是可愛。戶外冰天雪地，酷似銀世界。他本來懂得溜冰，現在又開始學習滑雪。滑雪是一件困難的工作，他每次滑雪的時候，摔得骨頭髮痛，但他仍很勇敢地堅持下去，並且從滑雪中嘗到真滋味。 一般說來，旅居的生活是恬靜，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太太的健康和精力也逐漸恢復。他們很少跟印度人接觸。事實上，除山頂區的少數家庭外，他並沒有接見什麼人。但是，在他旅居歐洲的一年又九個月間，他倒遇見好幾個印度的亡命客及革命分子。他們本質上並不是親德的，可是由於反英關係，所以他們和英國的敵人很接近。德國想利用印度人來反英，印度人也希望德國打敗英國後，他們可以趁機會獨立自由。二者相互利用，所以那些旅居德國的印僑，生活過得很不錯。 不料大戰結束時，德國卻一敗塗地，那些旅居德國的印僑不知不覺地陷於失望的深淵。他們既不能回到印度，恐怕沒有上岸之前，已經被英國政府扣留，而戰後德國的生活是夠可憐的。有少數印僑後來曾得到英國政府的批准，重返印度，但大多數人仍在德國待下去。他們的處境很特殊。他們可以說是沒有國籍的人。他們沒有正式的護照。他們固然不能到外國去旅行，甚至住在德國境內，也時常要受當地的警察的騷擾。他們的生活是極度不安，極度困難，有的時候連最低限度的食住問題也沒法子解決。 到了希特勒上台後，納粹黨便積極展開排外運動，尤其是亞洲人，最不受納粹黨歡迎。因此，他們的生活，好像熱鍋上的螞蟻那樣，除干焦急外，一點也沒有辦法。回國嗎？他們不但社會關係完全斷絕，甚至他們的貴姓大名也被人遺忘了。「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一般亡命客大概都有這種感想罷。 蒙甘地的介紹，他跑到奧爾佳別墅（Villa Olga）去拜訪法國的大作家羅曼·羅蘭。接著，他又認識德國的青年詩人兼戲劇家杜勒（E. Toller）及美國人民自由聯盟的負責人鮑爾溫（R. Baldwin）。其他各國的著名的作家他也結交不少。 1926年年底，他獨自跑到柏林去觀光。他知道「被壓迫民族大會」（Congress of Oppressed Nationalities）將在布魯塞爾開會。這個會的宗旨他很贊成。因此，他寫信到印度，請印度國大黨正式派人參加。他的建議被採納，而且被派為正式代表。 1927年2月，布魯塞爾會議才開幕。那時，柏林成為政治的逋逃藪。各國的政治的亡命客多聚集於柏林。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獨立自由的口號響徹雲霄。那些殖民地宗主國——如英、法、意等國——對於這事情不消說不高興，但是戰後的德國根本沒有殖民地，所以它可以慷他人之慨，盡力扶掖殖民地獨立自由運動。這樣一來，柏林無形中變成各國的不滿現實的政治人物的活動中心。 那時，中國的北伐軍勢如破竹，差不多要席捲整個中國。不久之後，寧漢分裂，國民黨中的左翼分子紛紛跑到柏林。這些左翼分子和各國的進步人士合作，一面可加強國內的黨的地位，一面可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聲望。 由於同病相憐的緣故，當時旅歐的國民黨中的左翼分子都贊成「被壓迫民族大會」；說不定這個會根本是由他們及歐洲的一部分進步人士擬定的。有些共產黨員及其同路人，一開頭便贊成這個會；但是，一般說來，共產黨員是退在幕後。 當時南美洲各國，深感美國的經濟侵略的可怕，所以它們也給這個會以全力支持。尤其是墨西哥，它有個非常激烈的總統，它負起領導南美洲各國從事反美運動。因為趣味相投，它對於布魯塞爾會議甚感興趣。照規定，政府是不可以參加的，所以墨西哥特派一位老成練達的外交官到布魯塞爾，以善意的觀察家的身份，參加這個大會。 當「被壓迫民族大會」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時候，各國代表聯翩光臨，連印尼、越南、巴勒斯坦、敘利亞、北非的阿拉伯人，以及非洲的黑人都遣派代表。許多左翼的工會固然有代表，就是那少數著名的歐洲工運的領袖也沒有例外。在各國的代表中，正牌的共產黨員也有，他們在會議場中占著重要的地位，不過他們是以工會那一類名義來參加，不是以共產黨員的名義來參加。 蘭斯柏利·喬治（George Lansbury）被選為主席。他發表一篇極生動的演講。這證明這次大會並不怎樣激烈，同時，也證明它並不是專替共產黨的領袖捧場。一般說來，該會無疑地對於共產主義採取友好的態度，雖然它對於某些問題沒有什麼協定，但在行動上他們的步驟卻很一致。 蘭斯柏利曾答應做該會的永久組織——「反帝國主義同盟」（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的主席。但是，不久之後，他就後悔自己的行動太魯莽，或者這是因為英國工黨的同志們不贊成他這樣做。當時的工黨算是英國政府的反對黨，可是後來它卻成為執政黨，而未來的閣員們當然不敢隨便參加那些危險的革命性的政治鬥爭。蘭斯柏利以事冗不克分身這理由，堅決地辭去主席的職務；甚至「反帝國主義同盟」的會員的資格，他也不敢領教。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動，使尼赫魯非常痛心，因為兩三個月前他對於蘭斯柏利的演講曾欽佩不置呢。 「反帝國主義同盟」得到一批國際知名之士做贊助人，如愛因斯坦、宋慶齡女士、羅曼·羅蘭都是。幾個月後，愛因斯坦辭去贊助人這名義，為的是當阿猶在巴勒斯坦發生糾紛的時候，該聯盟採取袒護阿拉伯的政策，這事情他大不以為然。 布魯塞爾會議以及後來的「反帝國主義同盟」的委員會在各地舉行的會議，使尼赫魯對於殖民地的問題有進一步的認識。由這些會議中，他深知西方國家的勞動界有內在的矛盾。這些事情他早就知道了一點，不過從前僅從書報中得到一些消息，只因沒有經過直接的接觸，所以真相如何，仍莫名其妙。在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勞動界中，他顯然是同情後者。自大戰以來，第二國際的出爾反爾的游移的行動，他看了就要噁心。這樣一來，他自然而然對於共產主義發生好感。在他的心目中，共產主義無論如何是不那麼虛偽，那麼富有侵略性。此外，蘇聯革命的成功，這當然也會引起他的注意。雖然如此，他本人因為所受的是小資產階級的教育的關係，始終沒有做過共產黨員。 說來很奇怪，在「反帝國主義聯盟」的委員會每次開會的時候，他往往要站起來為英美辯護。至少，在處理問題的方法上，他和英美人士的觀點有許多類似的地方。他和英美人士都討厭那些冗長的議決案，因為這種議決案酷似宣言。他們喜歡簡單明了的東西，這和大陸各國的傳統剛好相反。共產黨員和非共產黨員間，時常持相反的意見，結果，是妥協了事。後來有一部分委員陸續回國，沒法子再參加委員會了。 列強的外交部和殖民部對於布魯塞爾會議不勝駭異。例如英國外交部的著名作家安格（Angur）在他的一本書里曾有感情作用的可笑的記載。事實上，大會本身就充滿了國際間諜，有些代表根本上就是各國的偵探機關的代言人。舉一個例子：尼赫魯有個美國的朋友，他到了巴黎，巴黎的偵探樓曾派一名暗探跟他接洽某項事情。當這位暗探辦完調查手續的時候，他很幽默地問尼赫魯的美國朋友是否還認得他。那位美國朋友思索半天，仍莫名其妙，結果，這位法國暗探很坦白地告訴他說，他們曾同時出席布魯塞爾會議，而他的身份是黑人代表。為著這宗工作，他曾把臉部和手部塗得漆黑一團，活像一個黑人。 有一次，「反帝國主義聯盟」在德國科隆城（Cologne）開會，尼赫魯曾親往參加。開完會後，有人就請他到附近的杜塞道夫城（Dusseldorf）去參加薩瓷·凡茲蒂（Saccho Vanzetti）會議。當他要動身回原地的時候，警察要檢查他的護照。許多代表隨身都帶著護照，只有尼赫魯把護照留在科隆城的旅館裡，因為他以為到附近的城市玩幾個鐘頭，沒有帶護照的必要。他親自跑到警察局去辦交涉，湊巧在那兒遇著一對英國夫婦，他們也把護照留在科隆城，忘記帶來。經過一個鐘頭的耽擱，警察大概在電話中得到警長的訓令，他們才能夠順利地離開。 1927年的夏天，尼赫魯的父親也到了歐洲。他在威尼斯城跟父親會面。此後幾個月間，他們一家人——尼赫魯夫婦，他的父親及他的小妹妹——時常在一起。他們曾一齊到莫斯科去參加蘇聯革命十周年紀念會。這是個短期的旅行，他們在莫斯科不過逗留了三四天。但是他們很高興能夠前往觀光，雖然走馬觀花地跑一趟也不壞。那次觀光並沒有使他們認識蘇聯的新氣象，不過跑了一趟後，看書時多少是更能夠明了。蘇聯所實行的一切集體主義的辦法，尼赫魯的父親看了十分新奇，為的是他所受的訓練僅涉及法律和憲法，所以他一下子改變不過來。雖然如此，他對於蘇聯倒有深刻的印象。 他們在歐洲的時間一再延長，轉眼之間，已是1927年的年底。事實上，假如他的父親沒有來歐洲，他們很可能提早回去。只因父親也來歐洲，所以他們不得不陪他老人家到處逛一逛。他們本來想到東南歐，尤其是土耳其、埃及去跑一趟，現在因時間關係，他必須趕回印度，參加國大黨於聖誕節前後在馬特拉斯的會議。除他的父親一個人仍要在歐洲再逗留三個月外，尼赫魯夫婦及他的小妹妹三人便於十二月初買棹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