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魯傳 · 十　雙料壞制度

國大黨中的急進派和緩進派的鬥爭繼續下去，前者逐漸占上風，後者逐漸得不到民眾的同情。到了1923年的秋天，國大黨特別委員會在德里開會的時候，前者的聲威又增進一些。就在那次會議後，尼赫魯本人曾遭遇一宗意料不到的事情。 錫克人，尤其是阿卡利人，時常和旁遮普的政府當局發生衝突。他們中間的復興派蓄意清黨，把貪污無能的傢伙趕走，占領他們做禮拜的地方，沒收他們的財產。政府當局不分皂白，冒冒失失地起來干涉，於是發生衝突。這次衝突的遠因，和甘地所提倡的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很有關係。他們和政府間發生多次不愉快的事件，其中有一次就是「古魯卡巴事變」（Guru-Ka-Bugh），在那次事變中，幾十名錫克的退伍軍人被警察打到頭破血流，而他們既不動手還擊，又不屈膝投降。這種堅忍勇敢的表現，使整個印度發生騷動。政府馬上宣布這種鬥爭的主持機構——格華拉委員會（Gurdwara Committee）為非法，可是這種鬥爭仍繼續維持了幾年，結果，還是錫克人勝利。國大黨無疑地同情他們，它曾遣派聯絡官和阿卡利人保持關係。 那時旁遮普所屬的兩個藩州——巴迪亞拉州（Patiala）、那哈州（Nabha）——的州長的感情很壞，印度政府把那哈州的大君（Maharaja of Nabha）驅逐出境，另派一位英國行政長官來管理這個州。這次放逐事件，使錫克人憤怒異常，他們到處從事煽動工作。就在煽動反英的過程中，這位新行政長官禁止錫克人在載杜城（Jaito）所採用的某種宗教的禮節。為表示反抗起見，錫克人蜂擁載杜城。英人便派警察來解散和逮捕錫克人，把他們送到森林裡去。關心國事的尼赫魯，對於這事變的發展，不消說加以密切的注意。他天天翻閱這事變有關的報告書。當國大黨的特別會議閉幕後，他知道錫克人要再度蜂擁載杜城，同時，又有人請他前往觀光，他便興高采烈地接受這要求。由德里到載杜城不過一天的路程，他和兩位同志一起去。他們準備坐火車到載杜城附近的車站，然後改由公路跑到指定的地點，跟錫克人會合。當他到達載杜城的時候，錫克人已經被警察攔截，不得前進，而他本人也接到政府的命令，不許他跑進那哈州境內；假如已經前進，須馬上退出。他告訴警察說，他到這兒來，為的是觀光，他並不想違犯當地的法律。事實上，他們已經進境，他們絕對不能突然化為烏有，說是沒有進境。目前他們準備在這兒稍事逗留，等第二次火車開行時才離開。警察不管三七二十一，即刻把他們三人抓去，關了一整天，到了晚上才被送到車站。他的右手腕及他的一位同志的左手腕被手銬扣在一起，然後由警察拉了一條長鏈在前面走，那種景象真是和人拉狗差不多。起初，他覺得非常憤慨，後來細心想一想，覺得多了這麼一次經驗也不壞。當他被逮捕的晚上，他相當不好過，一來他要坐擁擠不堪的三等的慢車，二來他暫時被禁在那哈州的拘留所里，直到第二天上午，他才正式被禁在那哈州的監獄以前，他還是和另一位同志被警察用手銬扣在一起。一個人如要單獨行動，可說是寸步難行。的確，兩個人被同一手銬扣了一個晚上和一個半天，這種經驗，他再也不敢領教了。 在那哈州監獄裡他們三人被拘禁在一間最不衛生的囚牢。這囚牢狹窄潮濕，天花板很低，一伸手差不多可以碰著屋頂。晚上他們睡在地板上，有時睡到半夜，忽然被什麼東西嚇醒，原來有隻耗子剛由他的臉上跑過。 三天以後，他們才過堂。法官是個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人。他固然不懂英文，他是否能夠運用法庭通用的語文——烏爾都文——來寫作，也是個疑問。大家注意他一星期，始終沒有看他寫過一行字。假如他要寫什麼東西，他總要請個書記代筆。有時尼赫魯及其同志向他呈遞一些申請書，他不能夠馬上批覆。他把申請書留下來，等到第二天，才由他的書記答覆。照以往的慣例，尼赫魯及其同志絕不辯護，因為根據不合作運動的理論，辯護這事情似乎不大妥當。不過尼赫魯本人曾在法庭上發表了一個聲明，敘述這事件的經過，同時，把他個人對這次事件的意見提出來，供法庭參考。 這麼一件芝麻大的事情，居然拖了好久。據說，他們這次的被捕，因為居心不良，違抗命令，擅自跑到那哈州境內。這種罪名僅能處罰六個月的徒刑，政府認為不夠，於是異想天開，要找個其他題目，加重他們的刑罰，因為三個人顯然不能羅織成陰謀罪，於是政府想法隨便抓了一個毫不相干的人物，湊成四個人，被判處同一的罪名。這位不幸的人物是個錫克人，跟尼赫魯及其同志素昧生平。當他們要往載杜城的時候，才在半路中見了一面呢。 這算是尼赫魯第四次坐監。他的律師看見他時常為著政治陰謀罪而受審問，不免大為驚奇。事實上，那些案件完全是捏造的，不過在形式上須遵守一點手續罷了。他曾告訴法官說，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也許會請律師來申辯。這種話法官完全不理會。照當地的法律，假如他們要請律師來辯護，他們可以在那哈州聘請一位。當他們提議要往外地請律師的時候，法官便告訴他們，這辦法做不到。他們實在忍無可忍，於是乾脆告訴法官說，要怎樣處罰就怎樣處罰，他們無話可說。雖然如此，當他們在法庭上聽「證人」隨便撒謊的時候，他們有時也要插嘴，發表簡單而又中肯的意見。此外，他們曾給法庭一篇書面聲明。 他們每天要上兩個法庭，分別被審問兩種不同的罪名。在上法庭的時候，他們至少可以暫時離開那個污穢不堪的囚牢，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在這期間，獄吏代表英國行政長官來告訴他們說，只要他們肯表示悔過，保證離開那哈州，法庭便撤銷控告。他們答道，他們根本沒有犯罪，所以談不到什麼悔過不悔過；照規矩，行政長官應該向他們賠罪才行。此外，他們不打算提出什麼保證。 他們被捕後兩星期，過堂的手續才告一結束。他們單純受控告，自己絕不辯護。其中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期待中，因為審判期間如有什麼小疑問，法官便宣布散堂，跑去跟幕後人物——英國的行政長官——商量。到了控告的手續告一段落後，他們才提出書面聲明。法官的判詞是這樣：關於違抗命令，不肯離開那哈州境這事情，他們須受六個月的有期徒刑。至於陰謀罪，他們被判處十八個月或兩年的有期徒刑，這樣一來，兩罪共處罰兩年到兩年半。因為坐監太多，連他自己也忘記確切的日期了。 在審判的過程中，他們有機會洞悉印度藩州的行政，或者印度藩州的英國人的行政的真相。整個作風都是鬧笑話。因為這緣故，新聞記者或外界人士絕不許參觀。警察可以為所欲為，而且根本藐視法官或州長，不服從指揮。可憐的法官或州長須忍氣吞聲，但尼赫魯及其同志覺得沒有忍耐的必要。有好幾次，尼赫魯起來要求警察須服從州長的指揮。州長既害怕警察，同時也害怕尼赫魯這班人，因為他們的被捕，報紙上已經透露出來。以尼赫魯這班人的社會地位，警察還可以無法無天，那些不大出名的人的遭遇如何，可想而知。 尼赫魯的父親對於印度藩州的情形相當熟悉。當他聽到尼赫魯突然被拘禁於那哈州的時候，他真是坐立不安。父親僅知道他已被捕，其他消息他完全得不到。父親在非常難過的心情下，曾打電報給印度總督，打聽詳細的消息。幾經交涉，尼赫魯才能夠在監獄接見他的父親。事實上，父親對他是愛莫能助，因為他本人並沒有辯護。因此，他要求父親回去阿拉哈巴，不必為這事情憂慮。父親回去後，仍留下一位律師馬拉維亞（K. D. Malaviya）在那哈州，注意案情的發展。警察準備在法庭上搶奪馬拉維亞的文件，這種不愉快的經驗，無形中也給律師增加一點見識。 一般說來，印度的藩州處於落後的半封建的狀態。他們是個人獨裁，連半點權宜或仁慈的觀念也沒有。那兒發生了許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外界人都蒙在鼓裡，沒法子得到消息。由於他們的無能，當地的不幸的人民的負擔反而減輕。這並不是說他們的獨裁是合理的，而是說，他們的無能，使各種工作做得既不普遍，又不夠徹底。自英國人想直接統治印度的藩州後、情形稍微有所變動。半封建的狀態照舊，獨裁照舊，個人集會結社，發表言論的自由的限制照舊，不過其中有一點變動把整個背景改觀。行政人員逐漸變成強有力，增進效能的辦法慢慢實施，結果，使封建和獨裁的關係更拉得緊緊。英國人無疑地想取消一些舊習慣，舊方法，可是事情是變本加厲，一般人民不但要忍受封建和獨裁，而且須忍受強有力的行政人員所嚴厲施行的各種辦法。 原來印度的藩州是由一位英國行政長官統治的，這位行政長官是印度文官出身，他有全權獨裁，僅受印度總督的指揮。然而任何事情發生的時候，他總要提到那哈州的法律和一切手續。這樣一來，他可以名正言順地剝奪人民的一切權利。換句話說，印度藩州具備雙料壞制度，它兼備封建制度和現代官僚政治的壞處，沒有得到它們的半點益處。 審判的手續辦完後，他們已經定讞。他們不知道判詞的內容是怎樣。他們曾向當局討一份，據說，他們須正式申請，才可以得到。當天晚上，獄吏把行政長官的手令交給他們，說他們的有期徒刑可以暫緩執行，另外並沒有什麼條件。獄吏又拿出一張「執行令」，也是行政長官簽署的，要他們離開那哈州；假如沒有得到特別准許令，不可擅自入境。尼赫魯要看這兩種手令的原文，但被拒絕。接著，政府派警察押著他們到火車站，然後把他們釋放。在那哈州，他們是人地生疏，到了晚上，連城門也關起來。他們知道有一輛火車就要開往安巴拉（Ambala），所以他們便匆匆上車，由該地直往德里及阿拉哈巴。 到了阿拉哈巴城後，尼赫魯即刻寫信給那哈州的行政長官，要求他把兩種手令的原文寄給他看。這封信始終沒有下文，而他們所被判決的兩年或兩年半的徒刑，就這樣糊裡糊塗地告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