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魯傳 · 九　展開新活動

因為國大黨分裂為兩派，所以尼赫魯一出獄，便負責調停，可惜雙方的距離相當遠，調停的工作，徒勞無功。他以國大黨聯省分會的秘書的地位，鞠躬盡瘁地從事發展會務。湊巧那年國大黨的重要黨員，十之八九都做各市的市長，而他本人對於市政工作非常有興趣，他很願意多費時間做這些事情。他細心研究市政問題，並且發了個宏願，從事市政的改良工作。這種想頭未免太過天真，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大規模的改良工作根本不可能。 在國大黨里，尼赫魯的工作不斷增加，除省黨部的秘書工作外，他被派為全國大會的秘書。這些複雜繁重的工作往往使他一天要做15個鐘頭，到了休息的時候，他簡直是筋疲力盡，躺下來就要熟睡。 當他剛從監獄回家的時候，他所得到的第一封信，是阿拉哈巴高等法庭的法官密爾爵士（Sir Grimwood Mears）寄來的。密爾爵士的措辭非常客氣，他希望尼赫魯出獄後，時常去看他。據他的意見，同時，這也算是許多英國人的意見，印度的一般「過激的」政客之所以反英，因為在社會上他們受英國人的虐待，結果，他們深惡痛絕英國人，致採取過激的行動。據說，尼赫魯的父親之所以反英，因為他的加入英國人俱樂部的申請書被駁回，這種傳說是毫無根據，不值識者一笑。不過許多英國人仍振振有詞地認為這是印度的民族運動的基本原因。事實上，尼赫魯和他的父親並非如此。他們受過高等教育，做過律師，而且家道富有，所以他們時常得到英國人的禮遇，雖然從民族主義的觀點看來，他們會意識到印度長期被外族統治，不知不覺地會動起反抗的念頭。 密爾爵士以為用友誼的客氣的待遇，可以根絕這種民族間的仇恨。尼赫魯曾和他見過好幾次。他藉口反對市府的稅收，時常跑到尼赫魯的寓所來討論其他問題。有一次，他大肆攻擊印度的自由分子，說他們是膽小的懦弱的機會主義者，連一點人格，一點骨氣也沒有。他以蔑視的態度，強硬的語氣來提出質問：「你以為我們會看得起這種人嗎？」 他以這樣語調跟尼赫魯會談，其目的似乎要討好尼赫魯。他又說，像尼赫魯這樣一表人才，理宜充當教育部長，然後運用他的智慧和人格來影響後一代。他還說，他不久將往見印度總督，請總督信任尼赫魯，讓他得自由施行教育政策。最後，他說這是他個人的意見，並不能算是正式的任命。 密爾爵士用他的三寸不爛之舌，運用種種外交手段來引誘尼赫魯，希望尼赫魯能夠受他的支配，擔任什麼教育部長。這種異想天開的辦法，徒使他憎恨。話又說回來，他雖然不想在英國人統治下的印度政府擔任什麼部長，但他早就立下志願，要替國家做些積極的建設的工作。他也知道，所有消極的破壞的工作，並非人類的正常的活動。可是命運之神偏要這麼安排，這一代的人須從事消極的破壞的工作，把途徑鋪好，以便後一代的人從事積極的建設的工作。 當混亂的年頭，在政府各部門當部長實在沒有什麼意義。當國大黨的運動威脅現狀的時期，政府便利用自由主義的部長來打擊國大黨。他們大受政府的敬重和禮遇。可惜那些人的思想十分幼稚，他們稍微受政府敬重和禮遇，便飄飄欲仙，以為政府真正看重他們。到了國大黨不再威脅政府的時候，他們便陷於「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地步。所謂自由主義的部長們，在政府的心目中，一落千丈，他們再也不受政府的敬重和禮遇了。他們被迫辭職，政府又到處另找新人。要找新人，真是談何容易。政府找來找去，僅找了幾個土頭土腦的地主來充數。這些地主識字不多，很難負起旋乾轉坤，移風易俗的重任。然而印度總督偏看重那些莫名其妙的人，這一面要證明印度沒有人才，一面由於他們的腰包硬，可以時常開園游大會，讓那些大小的官僚們狂歡痛飲一頓。這真是個大諷刺！ 當各種問題紛至沓來，精神上沒有一刻寧靜的時候，最好的解脫辦法，就是拚命工作。不過問題沒有這麼簡單。積極活動固然可以使人暫時忘卻煩惱，但是許多沒有解決的問題仍使人夢寐不忘。剛從監獄釋放出來的尼赫魯，眼看世界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動。新思想、新衝突，層出不窮。他不但看不到有什麼光明，反而覺得是混亂一團。雖然如此，他對於甘地的信心一點也沒有動搖，不過現在要用批評的眼光來觀察他的綱領罷了。那時甘地仍在監獄裡，他不能時常親炙甘地，接受他的教訓。至於國大黨的兩派，他同樣不感興趣。議會派要採取改良的憲法的步驟，而這是個斷頭巷，沒有出路。維持現狀派似乎算是甘地的忠實的信徒，但是，像一切偉人的信徒一樣，他們信奉言論而忽視精神。前者注重議會的策略，後者卻接近民眾；這是兩派分歧的所在。 從1923年以後，他才覺得家庭生活的樂趣，雖然由於致力社會運動，他在家的時間並不多。他和家裡人的關係過得很融洽，如遇有什麼困難，家裡人往往能給他以莫大的安慰和鼓勵。 在日常生活上，他的一家人有很大的改變。他們的生活越來越簡樸，男女工友的數目減少到最低限度。為著避免過分的鋪張，同時，為著籌款作經常的費用，家裡的許多東西都拿去變賣了。車呀、馬呀、豪奢的用具呀，這些東西和目前的簡樸的生活一點也不相稱，所以都給他賣掉了。家私一減少，客廳似乎有些寒磣；工友一辭退，庭園也難免流於荒蕪。事實上，他足足有三年的光景，沒有注意到住宅庭園。這種生活上的大變動，他本人過得很慣，他的父親可受不了。因此，他的父親決定忙裡偷閒地幹些律師的業務，以便增加收入。雖然他所能抽出的時間並不多，但他的收入頗不壞。 至於尼赫魯本人，他現在是毫無收入，他不得不靠父親來維持，這事情使他十分難過。他把家裡的用度儘量減少，這樣一來，他的精神上比較好過一些。他穿著卡基布的衣服，吃著簡單的伙食，坐著三等的火車，費用一減少，有錢沒錢都不成問題。事實上，他是精明幹練，具備謀生的本領。假如環境需要，他盡可抽一點時間來換錢。 他並不依賴父親的接濟，不過偶爾向父親拿一些錢來用，這事情也使他十分難堪。當時他進退維谷，處境相當困難，他一連想了三年，始終找不到適當的解決的辦法。假如他要找個有薪俸的職務，這真是易如反掌。問題在這兒，他擔任了固定的有薪俸的職務之後，他便沒有多大時間和精力從事社會活動了。那時，他的全副時間和精力都貢獻給國大黨及市政的工作。他對於這些工作有濃厚的興趣，他不願意臨陣退卻，把時間和精力移過來做賺錢的勾當。因此，他決定不接受大規模的公司的聘請。他知道，假如他要應聘，那些大公司一定給他以極優渥的待遇。這並不是說他很適合做那些事情，而是說大公司想利用他的名望來做招牌。經過再三的考慮後，他更不想把自己的大名和那些大公司發生關係了。擔任大公司的職務既不願，再做馮婦，重理律師生涯，又不加考慮。自他參加社會運動後，他越來越厭惡律師生涯。他知道法律是統治者設來羈縻人民的。他何必心為形役，受著口腹之累，再干違背良心的人吃人的事情呢？ 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到了1924年，國大黨通過一條議案，秘書可以受薪。他是一個秘書，所以他特別歡迎這提議。他總覺得要一個人拿出全副時間和精力來辦理事情而不受分文的報酬，這似乎不近情理。假如堅持毫無報酬的原則，那麼僅有家道殷實的人物才有資格做社會的事情，但是有錢兼有閒的人物對於政治活動並不見得有興趣，同時，人家也不能叫他們負起這麼大的責任。 國大黨沒有錢，它不能出較高的薪水，所以當秘書的人僅受最低的薪水。可是印度社會對於辦理公務而受薪這事情不大同情，而尼赫魯的父親更極力反對他這麼幹。跟尼赫魯同時做秘書的同事，家道清寒，需要薪水來維持生活，可是這種牢不可破的觀念，仍使他覺得向國大黨領薪水是不大體面的事情。本來準備受薪的他，看見一般人的意見都如此，只好忍氣吞聲地不敢受薪。 有一次，尼赫魯跟他的父親討論這問題。他告訴父親說，他不喜歡經濟上靠人家支持。他把這問題說得十分委婉，免得傷害父親的感情。父親很坦白地告訴他說，他費了那麼多時間和精力去換回一點薪水，實在再愚蠢不過，因為他的寶貴的時間和充沛的精力應該全部用來辦理公務。假如他需要錢，父親盡可費了幾天的工夫，賺了一筆錢，就夠他一年半載的費用。父親的理論很有分量，但他聽後仍不大滿意。不過父命無宿諾，他只好照父親的意思來進行。 家庭里的雜務，經濟上的難題，一拖便拖了兩三年，才告一結束。就在那兩三年間（1923—1925），政治局面有很大的變動。他很不願意自己被拉到種種鬥爭的漩渦中，尤其是他的接受全印大會的要職，這才是出他的意料之外。 上文已經說過，國大黨分裂為兩派。到了1923年，當達斯辭去國大黨主席的職位的時候，有個中間派突然產生。中間派的人數不多，但舉足輕重，它組織了一個新的行動委員會，恩沙里博士（Dr. Ansari）當主席，尼赫魯被委為一個秘書。不久之後，這個中間派受了左右雙方的夾攻。因為它是個新組織，基礎很脆弱，它想做那些擁有實權的派系的老闆，這是難如登青天。有一次，它準備處罰右派的領袖古查拉，古查拉根本不理會。尼赫魯眼看來頭不對，所以他馬上辭職。這次小小的經驗，使他覺得政黨的勾心鬥角的生活，實在有點吃不消。 他辭職後，達斯罵他為「冷血動物」。這話要看怎樣解釋。假如把他和他的同志相較，他算是「冷血」；但是，照他本人看來，他似乎還太過熱心，太過感情衝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