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魯傳 · 七　第一次入獄

1921年是印度史上的一個重要的年頭。民族主義的熱誠達到最高潮。農村裡有農民運動，城市裡有工人運動。各種新思潮、新活動，都蓬蓬勃勃地朝向新目標進展。往裡看，我們有印地教徒的民族主義，回教徒的民族主義；往外看，我們有整個印度的民族主義。由於世界潮流的激盪，大家不得不團結一致，尤其甘地，他是具備偉大的魄力，把所有人民的不同的願望，化為一種具體的要求，這是說，大家希望印度獨立。 國家主義本來是排外的，尤其是對於征服殖民地的國家，它是帶著無限的憎恨和憤怒。說來誰也不相信，印度雖然熱烈地希望獨立，但它對於英國並不怎樣憎恨和憤怒，至少比越南對法國、印尼對荷蘭好得多。這主要的是歸功於甘地的正確主張，堅持採用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只要獨立這個偉大的目標能夠達到，流血犧牲的事情越能夠減少到最低限度越好。 平心而論，初期從事獨立運動的人，僅具宗教家的熱誠，對於運動本身並沒有明確的步驟。每個人有他的一套思想，照自己的思想來解釋，搞得通或不通，又是一個問題。好在甘地把舵子操得很穩定，他對於民眾的知識上的灌輸，遠不如他對於人格上的陶冶和精神上的鼓勵那麼懇切，結果，一般人民大受感動。 須知一種事業的成功，最重要的是信心。有了信心，然後能夠產生移山倒海的事業。在甘地的領導下，印度的男女老幼，個個具備無比的信心，他們願意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只要國家能夠獨立，雖顛沛流離也毫無關係。 甘地採用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這等於精神上向英國宣戰。這種辦法的效力實在是既巨且深。像尼赫魯及其同志，他們大多數是英國留學生，醉心現代的工業文明，尤其是尼赫魯，他本人對於大規模的機器及迅速的旅行很有興趣，不過他並不想一味抄襲外國的東西，但他總想把外國的東西稍加變動，以便適應印度的環境。至於甘地，他是更徹底。他排斥近代的機械文明不遺餘力，而他的言論在人民的心坎里曾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有人緬懷過去，有人瞻望未來，這兩種力量，相反相成，但它們的效果卻很一致，即崇尚犧牲和克己的精神。 因為尼赫魯專心一志地努力民族解放的偉業，他把其他一切社會關係都看得很淡。老朋友疏遠了，連他最愛看的有關於國際問題的新著現在也不能顧及了，雖然他和家庭的感情很融洽，但現在因為工作的忙碌，連愛妻幼女也沒有時間來照顧。直至十幾年後，國家的前程逐漸明朗化，他這才以痛定思痛的心情來回想往事，然後知道當時一家人所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愛妻所擔任的是多麼繁重的職務。 沒落的小資產階級，往往愛在高樓大廈里喊革命。尼赫魯卻不然，他一認清國家的前程及個人的使命後，便出了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頭。當時「到農村去」（Go to the villages）的口號響遍全國。尼赫魯及其同志，不辭沐雨櫛風的辛勞，徒步到遼遠的鄉村，出席農民會議，發表演講。就在這種場合中，他領略群眾力量的偉大；他開始認識群眾心理；他懂得分別城裡人和鄉下人的不同的要求。雖然他對於群眾的不守規律，有時難免會覺得不大愉快，但大體上，他和他們的生活已經打成一片了。這種認識民眾心理，跟民眾一起生活的習慣，是他後來搞革命工作的雄厚的本錢。 他信任群眾，群眾也信任他。就個別而論，他們不算聰明，談話也沒有風趣；就集體而論，他們不由得不引人同情。當時一般青年志士對於公開演講並沒有什麼經驗。雖然多數人都能夠侃侃而談，但內容卻空空如也。他先聽各同志的演講，回頭又檢討自己的演講，他總覺得有許多地方是難免識者一笑。 就在1921年間，國大黨的工人黨員時常被捕。阿里兄弟因為犯鼓動印度軍隊叛變的罪名，被判長期監禁。但他們的言論卻由成千成萬同志們廣播出去。那年夏天，尼赫魯曾發表幾篇關於暴動的步驟的演講，政府當局便開始使用恐嚇的手段，揚言要逮捕他，不過時期沒有成熟，遲遲沒有下手。 到了年底，時局突然惡化。英國為加強英印關係，特派威爾斯親王（Prince of Wales）巡幸印度。印度國大黨便抓著這機會，大事宣傳，說要「杯葛」一切歡迎的行動。凡是親王足跡所到的地方，一定要罷工罷市，把一切日常活動完全停頓了。這種辦法使親王很難堪，因為親王無罪，政府不過利用他的巡幸來鼓勵士氣罷了。針對這事件，政府先發制人，把國大黨孟買支部的志願黨員會宣布為非法，後來又宣布「聯省」（United Provinces）的志願黨員會為非法。因此，達斯（Das）特發表一篇富有煽動力的宣言： 我覺得我的手腕上有了手銬，身上負著鐵鏈的重量。這是束縛的苦痛，整個印度是個大監獄。國大黨的工作應該進行。我個人的被捕或漏網，這有什麼相干？我個人的死或活，這又有什麼相干？ 在「聯省」里，他們不但接受政府的挑戰，宣布他們的志願的組織仍繼續進行，而且把志願黨員的名單全部公開於報端。第一批名單由尼赫魯的父親領銜。他並非一個志願黨員，但是，為反抗政府的命令起見，他願意列名。到了十二月初，即威爾斯親王行將在蒞臨印度的幾天前，政府便開始集體逮捕了。 國大黨和政府已經處於勢不兩立的地步。政府有的是軍警和法律的權威，國大黨有的是全國人民的力量。雙方嚴陣以待，只要星星的火焰，便可造成燎原的野火了。監獄裡的情形到底是怎樣，大家都莫名其妙，而坐監的觀念在他們看來，仍算是十分新奇。有一天，尼赫魯在阿拉哈巴的國大黨辦公處整理堆積如山的文件，有位臉色蒼白的書記，匆匆忙忙地跑到辦公處來告訴他說，警方拿出通緝令來逮捕他，現在已經把整個屋子團團包圍了。他覺得有一點緊張，因為被捕算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的經驗，但是，為表現他的能力起見，他故意裝做很鎮靜；警察在他周遭跑來跑去，他好像完全不理會。他請一位書記陪同警察到處去翻箱倒櫃，同時，下令各同志，照常辦理公務，不管警察怎樣作威作福。過了一會兒，有一個同事就在辦公處的外邊被捕，他在警察的監視下，跑進來跟尼赫魯道別；尼赫魯故作鎮靜，好像若無其事的樣子。他請警察稍微等一等，讓他寫完一封信。接著，噩耗傳來，城裡到處有人被捕。於是他決定回家去看看情形到底怎樣。他知道警察是正在搜查他的大屋子，而他們來此，為的是逮捕尼赫魯和他的父親。 在政府蓄意濫用權威，跟人民搗亂的時候，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假如人民根本無罪，他們還可從豆腐里找出骨頭，羅織罪名，使他們陷於縲紲之中。假如人民本來有一點「造反」的傾向，那麼危害治安的條文有的是。萬一當局還嫌不夠周密，他們盡可提出一些新的條文，三讀通過。在過去幾年間，尼赫魯和他的父親都參加過實際活動，而且時常發表演講。假如警察要從那些記錄里找出一些錯處，一點也不困難。可是政府當局很笨，他們不懂得這樣干。他們控告尼赫魯的父親是非法組織——國大黨志願會——的黨員。為證明這件事情的真實性，他們特地提出一宗文件作證明。這宗文件上有父親的印地文的簽字。這無疑的是父親的手筆，但他從來沒有用印地文來簽名，極少人會認出這是他的手筆。他們找個衣衫襤褸的人來頂替。這個人識字不多，他把簽字倒過來看。那時尼赫魯的女兒才四歲，當他的父親被審判時，仍片刻不離地抱她出席呢。 尼赫魯本人的罪名，是散布罷工的傳單。這種行為照當時的法律不算犯罪，不過照後來的法律，便算是犯罪。起初他的父親和他同樣被判處六個月的徒刑。可是兩個月後，政府方面說他的被拘留，未免太過冤枉，所以他馬上被釋放。這事情使他覺得很驚奇，因為他認為當時在外邊並沒有什麼人替他奔走。事實上，由於反抗運動的暫時停止，政府實在不容易再找出他的錯處。他依依不捨地自己一個人先出監，讓父親及其他同志仍關在牢獄裡。 他從監獄出來，馬上奔赴艾哈邁達巴德（Ahmedabad）去拜訪甘地。誰料他沒有抵達該地之前，甘地已經被政府逮捕了。他們倆在沙巴馬蒂監獄（Sabarmati Prison）晤面。到了審判期間，他曾出席旁聽。這是個動人的場面，所有出庭的同志，恐怕都沒齒難忘。那位法官是個英國人，態度嚴肅，為人也很有情感。甘地在法庭上的聲明，既深刻，又生動，沒有一個同志不受感動。 民眾好像水，「水能載舟，水能覆舟」。假如做領袖的人能夠洞悉群眾的心理，利用他們的優點，掩蔽他們的缺點，那麼群眾所發揮的無比的力量，將促進事業的成功。不然，運用不得法，聽任他們自由發展，有時矯枉過正，反而使整個計劃失敗了。甘地和尼赫魯與群眾相處的期間很久，他們已經徹底了解群眾的需要和願望，所以他們對於時間的先後，步驟的緩急的估計，早已胸有成竹。 做領袖須認清「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目標。自尼赫魯以身許國後，他就像甘地一樣，往往身先士卒，由自己來打頭陣。他們準備自己入獄後，一切運動仍照常進行。不過這種辦法，說說倒沒有什麼，要幹起來，卻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原因是群眾需要訓練，須預先告訴他們什麼事情該做，什麼事情不該做。因為群眾感情有餘，理智不足，假如讓他們一味感情衝動，沒有加以鉗制，勢必僨事。就當時的環境而言，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還沒有成熟，群眾只懂衝動，不能運用理智來控制感情。他們在楚里楚拉（Chauri Chaura）鄉村曾經動手燒警察局，把幾名警察活生生地燒死。假如讓他們繼續幹下去，他們難免時常暴動，這將給政府以最好的藉口，運用武力來彈壓，而這種運動將連根帶蒂地被摧殘了。 因為受過這次教訓，所以不合作運動須暫時停頓下來，等群眾比較清醒的時候，再重振旗鼓，大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