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魯傳 · 六　受甘地領導

在中外的歷史上，師友的密切合作，往往會發生意想不到的效力和影響。這種事情，正是史不絕書。 人生幾十年，在社會關係上，最深密的莫如父子、兄弟、夫婦；在事業建樹上，最得力的還是靠師友，尤其是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工作，那種樂趣，絕不是言語所能形容出來。古人說：「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事實上，兩個人如能水乳交融地從事社會活動，那麼他們將像原子能一樣，會發出無比的威力。在各國的歷史上，師友的密切合作，往往會發生極大的影響。約翰遜和鮑斯威爾，馬克思和恩格斯，福樓拜和莫泊桑，李白和杜甫，元稹和白居易，蘇東坡和黃庭堅，康有為和梁啓超，每個人既有特殊的具體的貢獻，每兩個人的合作更是難能可貴。 甘地和尼赫魯的關係，是相知在師友之間。以甘地的宗教家的熱誠，思想家的深刻，加上尼赫魯的文學家的俊秀，政治家的機警，謀深慮遠，知圓行方，把印度三億七千五百萬人民從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使一向自誇「白種人的責任」（White Man's burden）的妄人，認識印度的偉大，崇拜東方的睿智，進而促進世界的和平。豐功偉績，在幾千年來的世界文化史上，算是不可多得。 約在1916年聖誕節前後，當勒克瑙會議（Lucknow Congress）時期，尼赫魯才會見甘地。因為那時甘地在南非洲替印度人爭取生存的權利，法律的保障，幹得轟轟烈烈，所以尼赫魯及其他青年人都佩服他到五體投地。那時，甘地還沒有參加國內的政治活動，只專心搞南非的印度問題。不久之後，他為參巴蘭（Champaran）墾殖區的住戶的一兩宗事情幹得極順利，這更引起青年人愛護的情緒。他們意識到他遲早會應用同樣的方法來解決印度問題，同時，相信他的方法一定有成功的希望。 1919年，甘地久病初愈，他在病榻上要求印度總督不要批准羅立特法案（Rowlalt Bills）。總督對於這種要求，根本不理會，甘地怒不可遏，於是起來領導全國人民從事反抗的工作。他發起「不合作運動」（Satyagraha Sabha），參加這種運動的人，發誓不遵守羅立特法案，蓄意跟殖民地政府發生正面的衝突。換句話說，大家要準備坐監了。 當尼赫魯從報紙上知道甘地所領導的「不合作運動」的時候，他的心裡覺得有無限的快慰。他知道不合作運動這辦法是最直截了當，而且很有效力。他的憂時傷國的情緒，使他的內心好像烈火在燃燒。他決定即刻加入「不合作運動」，接受甘地的領導，雖赴湯蹈火、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計。 「不合作運動」開始展開了，印度全國罷工，德里及阿姆利則（Amritsar）的軍警開槍；許多人民受傷。旁遮普城宣布戒嚴令，和印度其他各城斷絕關係；一般人民不能隨便進進出出，所有消息完全被封鎖，從圍城裡跑出來的人，因為害怕過度，不能把目擊的事情說得很清楚。站在圍城外的人，只好以焦急的心情等待一鱗半爪的消息。尼赫魯及其同志很想反抗戒嚴令，衝到旁遮普城去，但是事實上辦不到。國大黨就趁機會，組織一個龐大的救濟機關。不久之後，戒嚴令取消，人民得自由進出，於是許多重要的國大黨人，便跑進旁遮普城，從事救濟和調查等工作。 尼赫魯的父親本來是個溫情主義者，對於現實政治並不太熱心，可是在甘地的感召下，他也積極活動。他不滿阿拉哈巴的溫和派的報紙，他自己出資創辦一份《獨立報》。這份報紙在宣傳上雖然大成功，在營業上卻大失敗，尤其是總罷工事件發生以後，尼赫魯父子都跑到旁遮普城，報紙沒有人負責，營業上虧空不堪，結果是關門大吉。就在總罷工的前夜，尼赫魯的父親知道大難臨頭，他曾打地鋪，親嘗硬梆梆的地鋪上睡覺的滋味，因為他知道從此以後，坐監恐怕要成為尼赫魯的家常便飯了。 當旁遮普事件進行調查的時期，尼赫魯時常跟甘地會面。調查委員會往往覺得甘地的意見太過新奇，沒有人會贊成。但是，甘地卻堅持他的主張，面紅耳赤地據理力爭，直到他的意見被接受，這才放手。到了事過境遷，大家這才知道他有先見之明，而尼赫魯本人對於他的信仰也是與日俱增。 阿姆利則會議（Amritsar Congress）是甘地正式在印度主持政治活動的會議。各代表們不用說都一致贊成甘地，甚至一般民眾，也心甘情願地接受他的領導。只因他是眾望所歸，所以「甘地勝利」（Mahatma Candhi Ki Jai）的口號響遍全國。新近從監獄釋放出來的阿里兄弟（Ali Brothers）也加入國大黨。這樣一來，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又進到一新階段，採取新姿態了。 由於印度宗教問題的複雜，甘地在提倡他的不合作運動之前，他一定要取得回教的領袖們的支持。當1920年，啟拉發德（Khilafat）的領袖們要去拜謁印度總督前，他們須先預備一篇演講詞；甘地看了他們的演講詞，覺得內容太過空洞。辭藻雖優美，但一點也不切實際。他主張他們不應作過分的要求。相反的，他們須簡單明了地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而這些要求須以全力來進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這種正確的主張，當時一般人不是認為太過新奇，便是覺得太過迂腐，因為照傳統，政治上的要求老是辭藻優美，內容空洞，以便在條件上有討價還價的機會。此外，關於不採用暴力的不合作運動，回教徒的領袖們也有意見。他們認為這種辦法，僅能算是政策，不能當做教義。因為回教的立場，並不禁止人們運用暴力。幾經討論，終於甘地所主張的不採用暴力的不合作運動，得到大家一致的支持。 甘地對回教徒的演講詞，煞是動聽。他的態度既尊嚴又謙遜，詞句既簡潔又明朗，主張既堅決又懇切。他的慈祥仁愛的眼光的背後，蘊藏著無限的威力和最大的決心。他說：「我們印度人現在要跟一個很厲害的勁敵鬥爭。假如你們要參加，你們須準備損失一切，同時，你們須準備嚴格地服從非暴力的教條。這種鬥爭一開始，政府一定會宣布戒嚴令。但是，在我們這方面，我們也要實行獨裁制度，宣布戒嚴令，假如我們要打贏這場戰爭。你們有充分的權利，把我趕出去，甚至可以取我的頭顱，給我種種刑罰。但是，在你們承認我是你們的領袖的時候，你們應接受我的條件，你們應接受獨裁制度及戒嚴令。不過我們的獨裁制度，必須先得你們的同意及合作。到了有一天，你們覺得用不著我的時候，你們盡可把我打倒，把我踏在腳下，而我決不會發出怨言。」 甘地這一席話，說得那些膽小如鼠的人心寒膽破，但尼赫魯卻聽得出神。他決定捨棄一切，用全副精神，聽從甘地的指揮。 甘地為人是腳踏實地。他不喜歡空洞的大題目，他往往要集中精力來解決特殊的具體的問題，但是，民族解放運動仍引起社會人士普遍的注意，在開會期間，老是有人提到這事情。 甘地、尼赫魯父子，及國大黨的重要領袖，都是英國留學生，在社會上本來很有地位，可是自1920年國大黨在加爾各答的特別會議起，他們更堅決地豎起民族解放的旗幟。他們再也不穿著西服，他們僅穿卡基裝。由於這種運動深入民間，所以中下級人士也被選來做代表了。從前他們以說標準的英語為無比的光榮，現在他們逐漸運用印地語，或國大黨舉行會議的省份的方言，因為大家由衷地覺悟到運用外國語來討論本國問題，未免太過滑稽。這樣一來，國大黨開會時，馬上有了新氣象及新熱誠。 會議結束後，尼赫魯跟甘地去拜訪泰戈爾和他的長兄保祿達達（Boro Dada）。他們倆在聖蒂尼克坦（Santiniketan）逗留了幾天。就在那邊，安德烈（C. F. Andrews）送他幾本書。這些書討論非洲的帝國主義經濟的問題。他看完之後，大受感動。 真是至誠動人，自甘地提出不合作運動後，他曾向國人大聲疾呼：「要自由！不要再做奴隸！」（Be free! Be slaves no more!）這種口號，誰也表示贊成，誰也表示信仰。信仰生力量，因此，所有外表的桎梏鬆弛了，到自由的大門也敞開了。 接著，不合作運動就大規模地層開。「杯葛」新立法會議的選舉，得到意外的成功。大多數選民都放棄選舉權，湊巧印度總督到阿拉哈巴城視察，他跑到各選舉站去巡禮，其中有個農村的選舉站，根本看不到一個選民，這證明甘地所號召的「杯葛」運動是多麼有效！ 長期的被侵服，使一般印度人看見外國人就要害怕，可是甘地所提倡的不合作運動展開以來，一般人在精神上已經得到解放。他們再也不怕什麼，膽敢仰首伸眉，暢論治國平天下的大事了。甚至窮鄉僻壤的村夫，他們也懂得什麼叫做民族解放了。而國大黨的經常開會，這更會提高和普及他們的政治教育。從前大家說話要繞個大圈子，生怕說得太爽直，致觸犯政府的禁令；現在他們想得到，說得出，一點也不害怕。坐監嗎？他們正是求之不得。暗探嗎？這些受外人豢養的可憐蟲，到處跟蹤愛國分子，不知道現在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切事情都公開，還需要暗探慢慢地去搜集資料，羅織罪名，專向外國人告密嗎？ 甘地雖不是個宗教家，但他有宗教家的熱誠。凡事他都是以身作則，這比較那些口是心非的吃教飯的人好了萬倍。他和民眾在一起生活，深知民眾的心理，專說民眾所能了解的語言，難怪他到處受民眾歡迎，博得他們的擁護。 在民族解放運動的過程中，智愚賢不肖，各種各式的人都要參加，人多口雜，其中參差不齊的地方在所難免。好在偉大的甘地把握著民族運動的主潮，深知大體，所以各方面的力量，可說是殊途而同歸，尤其重要的是，普通干政治工作的人，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甘地卻主張目的雖重要，手段也不能不講究，不然，為著要急急達到目的，不惜利用種種卑鄙的惡劣手段，亂來一場，結果將不可收拾。只因甘地既注重光明正大的目的，又尊重善良和平的手段，所以他一再闡明不合作運動的大道理。這種理論給尼赫魯的印象十分深刻。因此，幾十年來，尼赫魯無論在口頭上，或著述上，假如有機會提到甘地，他一定要說明目的和手段並重的理論。換句話說，尼赫魯自接受甘地的領導後，他實在等於甘地生命的延續。二人正是先後輝映，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