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魯傳 · 五　就業和結婚

尼赫魯自幼打好切實的英文基礎。七年留英的生活，從哈羅公學（二年）、而劍橋大學（三年）、而倫敦法學院（二年），讓他有機會充分吸收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尤其是政治，這對於他好像空氣和水那麼需要，所以他一有閒工夫，便研究政治問題。 他從英國回到印度後，馬上擔任律師的職務，可是那時他野心勃勃，他認為整天過著呆板的例行公務的生活，實在毫無意義。他親切地覺得七年的留英生活，使自己和本國的環境格格不入。幸虧家庭的氣氛十分和諧，讓他過得相當舒服。此外，他常到律師圖書館和律師俱樂部，在那兒時常會面的還是一些同行。這種止水無波的生活，使他過得很膩煩，有時想找個高尚的娛樂來調和一下，也是不可多得。 英國人在印度統治了那麼久，可是印度人討厭英國人，英國人看不起印度人，冰炭不相投，各人走各人的路子。英國人所結交的只限於印度的官僚，面貌可憎，語言無味，真正有風趣的印度人，他們倒不大接近；姑定接近，也沒法子賞識。最使人難堪的，就是官僚們，無論英國人也好，印度人也好，自成一個階級，夜郎自大，躊躇滿志。甚至剛從英國來的新人物，不用多大工夫，就給這惡劣的環境同化。他們白天忙著辦理公事，處置案牘，到了下班後，他們又跑到俱樂部，喝喝威士奇，翻翻《笨拙》雜誌，或其他畫報。他們很少看書；姑定他們要看的話，至多把從前所愛好的讀物拿來重溫一下，對於新知識、新事物，他們並不準備吸收。到了他們發覺自己落後的時候，他們便詛咒印度的氣候太壞，環境欠佳，不知道他們之所以腐化，主要的是由於官僚政治的作風。在官僚政治的圈子裡，他們根本不想求進步，他們所關懷、所夢想、所追求的，無非升官、調任、告假，以及討論東家長、西家短等瑣碎的問題。什麼新時代、新思潮，他們壓根兒不放在眼內。 英國人到印度做大官，印度人僅做小官。上行下效，印度的官僚多數學習英國的官僚的派頭。除官僚外，那些律師、醫生，及其他專門人才，甚至半官式大學職員，他們另有一番世界，和印度中下層社會完全脫離關係。 尼赫魯眼看祖國受外人的統治，而一般受過高等教育，所謂上流社會的人物也是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這種情形，他實在看不慣。從那時起，他決意置身政治，參加國大黨（National Congress）會議。 那時正值歐戰，英國人希望印度人效忠英國，為英國撐腰；可是不知道什麼緣故，所有印度人十九都不同情英國。無論左派或右派的人物，他們都暗中希望德國勝利。這並不是說他們喜歡德國，而是說他們自己沒有辦法，希望假借德國的力量，給英國一點顏色看。 就在大戰期間，印度的民族運動風起雲湧。提拉克從監獄解放出來，他和菩桑夫人所領導的「自治聯盟」（Home Rule League）引起他的興趣，尤其是培桑夫人，她在印度的政治舞台上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她的被捕，更鼓勵一般青年知識分子的愛國情緒，甚至老年人及中庸主義者，也受她的感動，大家高舉義旗，為自治運動效命了。 尼赫魯的父親一向養尊處優，生活過得很舒適，所以在政治見解上，是比較中庸。不過自菩桑夫人被捕後，他的父親及其他中庸主義者也加入自治聯盟了。幾個月後，他們多數退出，父親卻堅持他的立場，而且擔任阿拉哈巴支部的主席呢。 話又說回來，父親雖反對權威，但過激主義的領袖們也不會使他有什麼好感，因為他根本不能接受他們的言論和方法。菩桑夫人被捕及其他類似的事件固然會影響他，不過他的前進是有限度的，到了相當限度，他就不進了。 至於尼赫魯本人，他自幼對於政治很有興趣，不過初期的活動的機會並不多，在可能範圍內，他要規避公開集會的場合，對於演講他還沒有什麼把握。他認為自己不應該用英文作公開演講，但他能否用印地語作長篇大論的演講，連自己也表示懷疑。他記得第一次被人派去作公開演講，時間大約是1915年，題目是反對鉗制輿論。他用英文發表一點意見。誰料會才開完，沙普魯博士（Dr. T. B. Sapru）跑上台來，在大庭廣眾面前擁抱他。他很謙遜地說，這並非他談話的內容有什麼大道理，或者他的演講的技巧是怎樣高明，而是因為他既然敢在大場合里公開演講，此後他便可從事社會活動了。須知在四十年前，所謂社會活動，全靠一把口。 當時阿拉哈巴的青年們，都希望沙普魯博士對於政治能夠採取更前進的態度。事實上，在所有的中庸主義者中，他似乎是個最適當的人選，因為他既熱心，又容易衝動，只要他肯前進，他當然會獲得青年的擁護。至於尼赫魯的父親，他似乎很冷靜，雖然在他的內心裡也許還隱藏著對於政治的熱情。老實說，他的父親的態度是很堅決的，一是一，二是二，很少有挽回的餘地。因此，他和一般青年不敢希望他的父親會起來領導政治活動，相反的，他們對於沙普魯博士倒有相當信仰。至於那位從事社會活動的馬拉維雅（M. M. Malaviya），也引起他們的注意，一有閒工夫，就跟他長談，並且跟他很英勇地負起領導的責任。 像所有殖民地一樣，統治者一向不許人民高談政治，一談政治，等於「造反」，政府可以羅織種種罪名，送了頂紅帽子，加在你的頭上，輕則坐監，重則殺頭。尼赫魯的父親眼看他不高興空談政治，老是喜歡實際活動，所以對他特別關懷，恐怕他會加入過激黨。所謂實際活動，到底是怎麼回事，他也不大明白，但照當時的一般情形看來，他很可能像孟買城的青年那樣，從事暴動，這事情使父親很擔心。事實上，他並不想參加暴動，但他又極不願意屈服於當前的環境。從大處著想，要把一種政治活動搞成功，真是難若登青天，這事情他並不是不知道。但是個人的志願，國家的尊嚴，好像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逼他須採取最積極最有效的步驟來反抗外族的統治。 就在歐戰期間，印度兵也被迫參戰，可是同樣工作，不同待遇，無論在前線或後方，印度兵所得的待遇，遠不如歐洲的「盟邦」或「戰友」；這些消息使尼赫魯及一般很有抱負的青年憤慨異常。他們認為這種毫無理由的區別，對於印度這個國家及其人民是莫大的恥辱，為著響應祖國的呼喚，為著滿足同胞的要求，他實在沒法子過著「獨善其身」的生活。換句話說，他要下個最大的決心，把個人的幸福放在後邊，傾全力來搞政治活動了。 升學、革命、戀愛、職業這四大問題，差不多成為每個青年必經的問題。尼赫魯在二十二歲那年已經受完高等教育，所以升學這問題早已不存在，他一回國就做律師，地位高，報酬厚，所以職業問題也早已解決。現在擺在他眼前的，就是革命和戀愛這兩個問題。 在比重上，尼赫魯一心一意只想搞革命。他整天發現印度的過去是多麼偉大，夢想印度的前途是多麼光明，如夢如幻，如醉如痴，什麼事情都不放在他的心上。他本來有許多機會跟異性接觸，可是精神早已貫注於民族獨立運動的他，對於個人尋快樂、找開心的時間卻減少到最低限度。 1916年，他和嘉瑪拉女士（Kamala）在德里城結婚。那時正是百花齊放的春天，良辰美景更增進青年夫婦的幸福。同年夏天，他們回到克什米爾的故鄉度假。他把太太放在家裡，自己卻和幾位親戚花了幾星期工夫去爬山涉嶺，直上懸崖幽谷，以便恣情欣賞自然界的奇觀。 在舊時代里，婦女並沒有什麼機會受教育，所以嘉瑪拉僅在家裡讀過一點書，沒有正式受學校的訓練。她是個良妻賢母型的婦女，年輕時很害羞，一舉一動跟新式的婦女是兩樣。後來她雖然和新式婦女很談得來，但在本質上，她是印度的婦女，尤其是克什米爾的婦女，衝動中帶矜持，幼稚中帶成熟，愚蠢中帶聰明。對於陌生的客人，或者對於她所不喜歡的人，她一聲不響，但是對於她的知交，或者她所喜歡的人，她卻口如懸河，滔滔不絕。她判斷事情很快脆，因為她是憑本能來判斷，所以結論不見得十分公允。她的態度的誠懇，很少人會趕得上她，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無論喜怒哀樂，她都毫無掩飾地表露出來。 自尼赫魯結婚後，他乾脆不問職業，僅致力於民族解放運動。這是個艱巨的工作，非有志同道合的終身侶伴，那簡直是活受罪，因為太太如不贊成他的行動，整天吵吵鬧鬧，或者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訴說生活的寂寞，這將增加他的精神上的刺激。假如一個人的精神上受了過分的刺激，那麼他難免會六神無主，坐立不安，自由行動固不行，坐監更是難過。好在尼赫魯的太太不是那種專務虛榮、單求享樂的婦女，她要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盡她應盡的本分。換句話說，她不想做她的丈夫的寄生蟲或應聲蟲，她要充分表現她的獨立的人格。 尼赫魯的父親本來是不愛多管政治的。到了潮流轉變後，他卻比一般年輕人更前進。他的前進，並不是等於感情的衝動，而是經過長期的理智的思考。從前人家要他前進，他只一笑置之；到了他深刻地認識民族解放運動比較個人的身家財產都來得重要的時候，他不但親身出馬，而且鼓勵他的妻子、女兒、媳婦去參加政治活動。最使人驚奇的是，他覺得全國的婦女個個都精明幹練，英勇能耐，而他的一家婦女組織能力的高明，應付事情的敏捷，更使他覺得無限光榮。 上文說過，尼赫魯的太太讀書不多，但她的愛國的熱誠，可以彌補她的不足。只因她是這麼賢惠，所以尼赫魯毫無內顧之憂。他得以身許國，把心愛的家庭放在次要的地位。統計十九年的結婚生活，真是聚少離多。她所遺下的女兒，又是出類拔萃。九泉有知，她應該也會露出勝利的微笑罷。 （按：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現任印度國大黨的主席。一家三代，都做過主席，真是夠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