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戰爭 · 第十七章 勝利
經過六個月的奮鬥與努力，在非洲的美國人終於實現了這一目標。當它真的到來時，仿佛是一場無法形容的雪崩。大批戰俘堵塞了道路。繳獲的物資占了好幾英畝。
真的像過節一般，儘管每個人都繼續工作。我們都突然感到內心自由了，心裡的擔憂已經解除了，就像小時候在農場，父母出人意料地說活幹完了，要去州里的展會上玩一天。當我們整天盯著那麼多德國人，這輩子都見不到那麼多的德國人，我們真的覺得自己去了趟展會。
我們看到，有的德國人獨自在公路上行走：有的德國人擠在我們的吉普車裡，只有司機是美國人；幾百個德國人像擠地鐵一樣，擠在他們自己的卡車裡，司機也是德國人。在前線，一英里又一英里的「展會」上，德國人比美國人要多得多。到處都是德國人。站在人群中央，作為幾十個德國士兵旁邊唯一一個美國人，我感到有點暈眩。我不用害怕他們了，他們的88毫米大炮被遺棄在一旁。死去的德國人仍然躺在田野的草叢裡。路邊數十輛坦克和卡車仍在燃燒。垃圾堆也著了火，德軍的指揮所一片狼藉。投降前，他們儘可能地破壞了一切。
但這些都是小意思，真正的大場面是，無數穿著奇怪制服的官兵，要麼站在道路兩旁，要麼淹沒了農家院落，要麼黑漆漆一片站在田地里，等著我們告訴他們接下來要去哪裡。德國的高級軍官們顯然對戰役的悲慘結局感到沮喪。我們看到有些人在流淚。軍官們為過去幾天裡死去的士兵而哭泣，他們在戰場上沒有做錯什麼，但此刻卻只能沉默地站著。
而德國的普通士兵則不然。我整天和他們混在一起，沒有感覺到他們有什麼悲傷。跟興高采烈投降的義大利人不同，他們只是接受了失敗，儘管這場仗他們打得不錯——為什麼我這麼肯定是這樣的呢？因為他們很友善。非常友善。作為戰俘，他們肯定要表現得友善，但他們的友善仿佛是真誠的。就像法國兵和美國兵第一次見面時那樣，他們開始學習英語單詞，還教我們德語單詞。
但情況不允許他們和我們的部隊有太多的交流。與他們直接接觸的美國人給出必要的命令，把他們趕上卡車。其他美國人都好奇地盯著他們走過。我很少看到他們對戰俘們有多親善，卻也沒什麼挑釁的舉動，沒有聽到噓聲和歡呼聲。但我確實聽到過許多人說：「就應該這樣。現在我們可以繼續了。」
德國大兵對我們很好奇，就如同我們對他們一樣好奇。每次我停下腳步，就會有人圍上來。幾乎每堆人里都有說英語的。老實說，我說不出他們的舉止或性格跟類似的美國兵有什麼不同。他們給我們香菸，也接受了我們給他們的，都是因為好奇。他們會查看吉普車，問我們關於制服的問題。如果我路過一個獨自行走的德國人，他通常會微笑著跟我打招呼。
一位美國高級軍官告訴我，他覺得自己為他們感到難過，直到想起他們是如何埋地雷殺死了他這麼多士兵，又是如何在幾天前用子彈將他壓制住的，然後他開始憎恨他們。
我總是同情輸家，但不知為何，我從來沒有為那些戰俘感到難過。他們也沒有表現出需要我們為之悲傷的樣子。他們對自己的國家忠心耿耿，為自己的失敗感到遺憾，但現在，對他們來說，一切已經結束了，他們似乎很高興能夠從戰爭中解脫。
在比塞特-突尼西亞前線大投降的第一天過去之前，我相信，這裡的美國人，至少有一半人都有了某種德國紀念品，但能稱得上洗劫式的物資搶奪卻幾乎沒有。德國人給出了頭盔、護目鏡和地圖盒之類他們不再需要的東西。普通士兵得到一些戰利品是合法的，因為根本不足以補償他們在戰爭中的付出。
幾乎每一輛美國卡車的散熱器上都繫著德國人或義大利人的頭盔。我們的摩托車裝飾得像嘉年華一樣，掛著法國國旗和五顏六色的小旗子，上面印著黑黃相間的骷髏頭，是德國人用來給埋雷區域做標記的。
許多士兵的槍套里都有了新的手槍。我們的許多人都戴著德國人的野戰帽在周圍打鬧。德國人的護目鏡經常出現在美國人的頭上。我也有了一件紀念品，一件美妙絕倫的紀念品。那是一輛小汽車，是的，一輛真的能開的汽車。那天晚上，我開著我的德國「大眾」回到營地。納粹開大眾，就好像我們開吉普車一樣。這是一輛敞篷的雙座車，發動機後置，車身是髒兮兮的棕色。它是第一裝甲師送給我的，正如他們所說，「這輛車整個冬天都在法伊德隘口和我們一起奔波。」當我開著它從前線回來時，美國人看得目瞪口呆，驚愕不已，激動得想打起來。不過，看到開車的是美國人時，他們就笑著揮手。我一生中有過六輛汽車，開著它們上街時，從未像開著那輛嘎嘎作響的大眾一樣自豪。
德國人成百上千地坐在田野里，等待著。他們躺在大衣上休息，脫下襯衫曬太陽，脫下鞋子歇歇腳。他們疲憊不堪，卻並非不倫不類的部隊。他們裝備精良，制服也很好，還有許多私人物品、錢、香菸和食物。他們的裝備是用最好的材料製成的。有個士兵長得像英國人，他的指甲鉗上鑲嵌著寶石。他說，這是他1939年在紐約花了25美分買的。
有些人鬍子颳得很乾淨，有些人看上去三四天沒有剃鬚了，和我們的士兵一樣。他們中的許多人由於缺乏睡眠而眼圈發黑。總的來說，他們似乎比我們的士兵年輕，但平均看來，他們的塊頭沒我們大，這讓我很吃驚。不過，他們看起來確實伙食很好，身體很健康。
他們認為美國人是優秀的戰士，只是並無惡意地瞧不起他們的盟友義大利人，就像有個人說的：「不光是說義大利人不會打仗，而是德國人從一開始就不太喜歡義大利人。」
無論美國記者在哪裡駐足，戰俘們都會立刻圍上來。他們的精神狀態似乎都很好，就連那些一個英語單詞都不會說的人，都努力地想告訴我們一些事情。
德國人投降的那天，有一個小場景讓我很想家。成百上千的德國人在一個農家院旁邊，或站或坐，零星有幾個義大利戰俘，還有一些美國、英國和法國士兵四處跑腿幹活，的確是一派國際大聚會的景象。農家院裡有一颱風車，風車大風扇上印的字看上去很不協調，我不得不抄下來：「弗林特和沃林製造有限公司，印第安納州肯達爾維爾。」少了我們印第安納州人，一切就不夠國際化。
一個會說英語的德國士兵問我為什麼要抄下來，我告訴他，因為這颱風車來自我的家鄉。他笑著說：哦，是的，他也去過印第安納州好幾次！
德國戰俘給我的主要印象是，他們和別人一樣，是人，基本上都很友好，有點虛榮。當然，他們不是超人[1]。無論什麼時候，他們聚在一起，美國士兵就會拿出相機，拍一張紀念照，每次旁邊所有的戰俘都會像孩子一樣擠進畫面。
一個德國大兵看到穀倉旁邊靠著一把破舊的扶椅，他坐了上去。我經過時，他咧嘴一笑，指了指他的腳，又指了指椅子的扶手，頭往後仰，好像在說：「兄弟，這椅子真舒服！」
那天晚上，成千上萬的戰俘仍在路邊的田野里遊蕩。我們的卡車和他們的卡車都不足以立刻把他們運走。他們只能等著，被送到集中營。他們用不著守衛來阻止他們夜逃。他們已經跑夠了，只是謙卑而懷著好奇的渴望，等著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德國的投降比別的一切都更好地提升了美國的士氣。在戰鬥中獲勝，就像打撲克牌贏了或者釣到很多魚——真他媽的令人愉快，讓人振作。因此，在北非的數十萬美國人都成了幸福的人，在歡笑中工作，精神狀態煥然一新。
戰爭的結束對每個人都產生了明確的影響。起初，人們熱情高漲。幾天之後，情況有所緩和。每個人都意識到，一旦放鬆下來，就會感到多麼疲倦，就像是繃得太緊的橡皮筋。一種反高潮的感覺籠罩著他。我聽到許多次這樣的話，「我徹底神經了」「我沒有一點力氣了」和「我想動起來，不在乎去哪裡，只要走起來」。
留在突尼西亞，就像馬戲團表演結束後繼續坐在帳篷里一樣。每個人都想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在什麼時候，在哪裡。當然，德國人也想知道。我可以保證的是，如果他們對我們的計劃知道的沒有記者和大部分部隊多，那他們就處在完全的黑暗中了。我們這些普通人對下一步行動一無所知。我們只能希望很快就會有所行動，因為那種中場休息的感覺讓我們的心情越來越低落。
在一件事上德國人不太道德，那就是投降後他們繼續破壞自己的裝備和物資。車輛被縱火焚燒，士兵們沿途在橋墩上折斷自己的步槍。有時，他們的瘋狂破壞甚至是可笑的。我看到一個德軍的露營地，他們把所有的大炮、十輪車、所有的重型裝備都完好無損地留在那裡，卻把諸如個人收音機、如廁用具、椅子甚至手風琴之類的東西全都毀壞。不過，他們的舉動也是微不足道的。德軍的潰敗來得太過迅猛，他們的大部分東西都完好無損地被拿走了。我們在突尼西亞的高速公路上看到過長長的德國卡車車隊，但開車的是美國人，車身側面還畫著美國軍隊的黃色星標。我們的憲兵迅速採取行動，在所有繳獲的補給站周圍設置守衛，並對其進行保護，直到我們的部隊能夠收集、整理和使用所有繳獲物資。
大部分德國戰俘都被趕出了突尼西亞前線。我們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只知道他們往西面去了。管理他們，為他們提供飲食，肯定是一項艱巨的工作。把數以萬計的戰俘從非洲送走需要很多的運力，但如果把他們留在非洲，我們就不得不占用寶貴的船運空間給他們運送食物。他們就像是我們手上的一頭華而不實的白象。儘管如此，正如有人說的，我們想要的是五十多頭那樣的白象。
雖然他們通常都很友好、愉快，但我們發現，戰俘們基本全都認為，德國會在二戰中獲勝。他們說他們現在輸了，是因為我們在突尼西亞戰場上的兵力超過了他們。但他們嘲笑我們入侵歐洲大陸的想法。總的來說，他們根本不理解美國為什麼要參戰，認為這不關我們的事。這究竟是出於納粹處心積慮的宣傳，還是純粹的傳言，我不清楚。但戰俘們腦子裡有許多錯誤的消息。比方說，有些人聽說，日本和俄羅斯打了六個月，已經把俄國人趕出了西伯利亞。還有人聽說，德國空軍轟炸了紐約。當被告知這些消息有多荒謬時，他說他自己並不明白這一切怎麼可能發生。
來自布魯克林梅納漢街183號的二等兵比爾·康奈爾與一個會說英語的戰俘聊過一次，發現了一件事，用二等兵康奈爾的話說就是，「我們有共同的熟人」——意思是，他們曾經在布魯克林是鄰居，康奈爾住格羅夫街251號，那個德國人住格羅夫街253號。但這一巧合併沒有喚起他們的老夥計情誼，因為這名戰俘是個頑固的納粹分子，康奈爾感到非常厭惡，甚至沒有問他的名字。
我們部隊與戰俘的初次接觸非常愉快，實際上，愉快到美國軍官們開始擔心，因為士兵們覺得德國人很討人喜歡。但如果美國人和他們交談得足夠久，就會發現我們打這場仗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他們的種族優越感，他們自負地認為，自己擁有管理世界這部分地區的神聖權力。跟一個德國戰俘有一點點接觸，就好像只掌握了一點點知識一樣，是件壞事，但我想，我們部隊中那些有機會與德國人長談的人，事後都會更加憎恨這些敵人。
繳獲的物資表明，德國人在所有裝備中都使用了優質的材料。但在我們看來，他們自詡的效率還有改進的餘地。他們在設計上的重複和雜亂比我們多。他們有十輪的大型運兵車，座位是交叉的，但對於它提供的服務來說，這種設計太多餘了。除了運送士兵，它不可能另做他用。即便如此，它也很容易被攻擊，因為人們都是露天坐著，而且車速很慢。他們也有一種類似摩托車的小玩意，後面不是兩個車輪，而是兩條小履帶。這個設計很新穎，但正如有人說的，它只能載三個人，而浪費的材料足以製造一輛小坦克。
在某個供給站閒逛時，我發現了一堆小冊子，叫作《一千句義大利語》。我拿起幾本，想學點蹩腳義大利語，沒想到這些小冊子把義大利語翻譯成了德語。我們不得不承認，德國人做事很認真。原來，我手上的幾本並不是簡單複製同樣的內容，而是一套供部隊學習的教材，足以跟大學裡的義大利語課程媲美了。
這看上去是在燒錢，但我覺得，這樣一來德國人能更好地侮辱自己的盟友了，用的還是人家的語言。
之前我描述過冬天的突尼西亞戰場，說到戰爭過去後，鄉村並沒有留下多少戰鬥的痕跡。當時我說的是突尼西亞中部的戰場，我們整個冬天都在那裡。但是在大投降之後，我們有了一個新戰場，那就是北部戰場，它留下的戰爭痕跡比中部要多得多。原因有兩個：這裡的戰鬥更加集中，規模更大，德國人潰敗得太快，沒有時間像在中部戰場那樣撤回車輛、打掃戰場。
在馬特爾戰役後，突尼西亞北部的一些道路上到處都是被燒毀的車輛。有時坦克或大卡車的殘骸就直接停在路中間，我們不得不繞過它。有些地方，我們還看到二三十輛毀壞的坦克散落在一英里（1.6千米）寬的山谷中。許多地方的道路到處都是彈坑。
戰鬥結束後的一兩天裡，我們偶爾還能看到蓋著毯子的屍體躺在路邊，經常能看到一兩個德國墳冢，埋葬著在飛機掃射中死去的人。一路開著車，我們的鼻子不時地告訴我們，掩埋屍體時漏掉了一兩個。
在高速公路上被大炮和飛機掃射殺死的狗和騾子，多到讓我不斷感到驚訝和難過。基本上，突尼西亞北部所有的橋樑都被炸毀了。遇到小溪流，我們可以繞著走，但碰到更大的河流，只能由美國和英國的工程師們臨時搭建鋼橋，或者鋪設浮橋。
在突尼西亞中部，只有少數城鎮真正被炮火摧毀，但在突尼西亞北部，戰線沿途的所有城鎮都被摧毀了。比塞特是我見過的破壞最嚴重的地方。那是一座大城市，也是一座美麗的城市。我無法用語言描述它被摧毀後的樣子。如果你還記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凡爾登之類的城市的照片，比塞特就是那樣。遭受了長達數月的轟炸之後，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留存下來。那些說城市不可能被轟炸摧毀的人，應該去看看比塞特的慘狀。
突尼西亞戰爭一結束，阿拉伯人就開始涌回家鄉。先前雙方都把他們從戰區清理了出去，一是防止他們受傷，二是雙方都不信任他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是被疏散到後方的安全山丘，但那些可疑的人被抓了起來，在戰鬥進行時被關在室外的拘禁營地。
他們趕著長長的大篷車回來。每一群都有幾十個阿拉伯人，還有他們的羊、牛、驢子和孩子。他們看上去髒兮兮的，神情沮喪。破爛物品堆在兩輪手推車上。我看見一輛大車上拴著十四頭牛。婦女們通常背著大包袱。偶爾會有拉伯人比畫著勝利的手勢用法語說：「你好」。但大多數人都是沉默地走過，因為德國人在突尼西亞的宣傳已經深入人心。
美國人和英國人解放費里維爾和突尼西亞時，這兩個地方舉辦了盛大的儀式。
我和聯合新聞社的克里斯·坎寧安共用一個帳篷，在北方戰役中，我們經常一起出行。克里斯身材魁梧，留著黑鬍子。他看起來很強硬，實際上很害羞。當他開著吉普車駛入費里維爾時，他立即被歡呼雀躍的男男女女和孩子包圍，他們向他扔鮮花，高喊著「法蘭西萬歲！」和「美國萬歲！」。
在這喧鬧聲中，一個衣著華麗、神情端莊的老派法國紳士來到現場。他在路邊站了一會兒，用不贊成的目光審視著人們熱情爆發的場面。然後，他深吸了一口氣，用雙手左右開弓，把人群扒拉到一邊，好像在游泳一樣。他把身子探進吉普車，先在克里斯一邊臉頰上吻了一下，接著又在另一邊臉頰上吻了一下。這一切都做完後，他轉身大步離開。克里斯至今不明白是為什麼。
自從跟那幫開「飛行堡壘」的朋友分開後，發生了許多事情。我經常看到他們在數英里高的突尼西亞天空中艱難跋涉，我想知道他們在幹什麼，在想什麼，他們的情況如何。戰鬥結束後，我再次拜訪了他們。
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永遠離開了，不過不是很多。實際上，每個人的軍銜都提升了。有些人被派回國訓練新的團隊。許多人已經完成了分配的任務，完成了一段時間的戰鬥飛行，被分配了地面任務。
幾乎所有人都戴著勳章，大多都是傑出飛行十字勳章和紫心勳章[2]。有些小伙子看上去很疲憊，而那些還沒飛夠任務的老飛行員們則急於完成任務，然後休息。
我的許多士兵朋友都拿到了津貼。1月份留起來的鬍子大部分被剃掉了，機械師們過去穿的厚重的呢子大衣也換成了無袖上衣，他們曬得皮膚黝黑。小狗們也長大了。
這裡有了許多新面孔。他們的到來，填補了犧牲的人和完成飛行任務並開始執行地面任務的人的空缺。每個人對自己的工作都比以前了解得多。我感覺他們更加自信了，無論是在地面上還是在空中，這種信心是因為他們長期做這件事，已經很熟練了。
突尼西亞戰役結束後不久，飛行員們被放了三天假，這是他們抵達北非以來的第一次休假。有些人坐吉普車或卡車到最近的城市去玩了玩。其他人則乘飛機去後方更遠的大城市。許多人去海灘游泳，消磨時光。許多人去了突尼西亞，親眼查看整個冬天他們謹慎又冒險地造成的大破壞。
他們發現，在地面上觀看這個地方——以前他們只在幾英里高的天空中看過，周圍滿是高射炮彈和戰鬥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他們去了被他們摧毀的比塞特，還有他們在無數次突襲中摧毀了碼頭的費里維爾和突尼西亞。對所看到的一切，他們感到欣慰，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在精準的破壞工作方面做得很好。
「傑克遜之家」——在離開英格蘭之前我就一直跟隨的「飛行堡壘」機組，已經不再是一個「家庭」了。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已經被分散並被吞噬了。兩名老成員犧牲了，有些人晉升了。其他人完成了指標，開始執行地面任務。剩下的幾個人被指派到別的機組。
他們現在都是老兵中的老兵，以前開的「堡壘」也不復存在了。將近一年前，一個痛苦的日子裡，他們從美國一路開來的「地獄惡魔」在帕勒莫墜毀，但當時飛機上只有一個「傑克遜之家」的成員。
這艘忠實的飛機墜毀時，執行的是第42次任務。它參與了多次突襲任務，鼻子上都沒有地方畫白色炸彈標記（每個標記代表著一次任務）了。它曾經戰績累累。
我以為，小伙子們會對它的離去感到痛苦悲傷，但他們似乎沒有。
曾經，我認識在北非執行戰鬥任務的每一組飛行員。但那種日子已經過去了。他們的團隊迅速地壯大，沒有一個人能全部認識他們了，即便他投入所有的時間。
當我在機場四處走動時，我覺得自己老了。那些最初手捧火炬的人，現在仍然留在這裡的已經很少了，而且成了現在飛翔在天空中的那群人的「祖輩」。這是好事，因為它是我們一直在等待的。
來自密西根州蘭辛的羅伯特·湯普森中士是一個「飛行堡壘」機場的攝影組組長，他手下有四個人。他們配合得很好，為以後的工作做好了準備，其中一個人會說義大利語，還有一個會說德語。
我之所以提到他們，是因為他們打造了一個暗室，這在非洲可是獨一無二的。那是一個10英尺（3米）深的地下掩體。大部分都是堅硬的岩石，他們沒有用到任何爆破設備，五個小伙子花了十天時間手動挖掘。
從入口往下走幾層台階，沿著一條又深又窄的壕溝，右轉，再右轉，在地下有一片3英尺（0.9米）厚的土石方作為屋頂，用於轟炸防護。那片區域從未被突襲，而他們以前駐紮的地方經常遭到突襲。
暗室里的一切都是自製的。流動水是從一架B-17飛機液壓系統的彎管里過來的，管子末端是一個酒桶的水龍頭。他們所有的顯影化學品都保存在舊香檳瓶里，顯影托盤是用汽油罐切割而成的，膠捲盒是用炸彈碎片做成的。他們的紅色安全燈是吉普車的車燈。投彈手控制箱蓋上的電氣開關，用「飛行堡壘」駕駛員座位的橡膠墊墊著。
除湯普森外，這組人員還有聖路易斯的班尼特·塔克下士、新澤西州卡特雷特的二等兵哈羅德·哈林頓（他是愛爾蘭人）、威斯康星州普利茅斯的一等兵奧托·辛格拉夫（他是德國人）和紐約的一等兵約翰·馬丁尼（他是義大利人）。
他們都住在同一個帳篷里，雖然是這樣一個國際化的大家庭，但他們對五個人共同的成就表現出的自豪感是你從未見過的。
另一個特別優秀的，是田納西州馬利維爾（諾克斯維爾郊區）的A.D.豪威爾上尉。在這裡，人們都叫他迪克西·豪威爾，但在參軍之前，從沒人這麼稱呼他。我們早在1月份就認識了，每次我碰到他，他都有新鮮事。他接二連三地受了好幾次輕傷，得到過一枚紫心勳章，發明了一種清理雷區的新方法，因為勇敢被授予過勳章，還晉升為隊長，在一次俯衝式轟炸中，被炮彈碎片傷到了拇指。
戰前，豪威爾上尉為美國鋁業公司工作。他的岳父是美國鋁業的區域經理。年輕的豪威爾本來用不著吃苦受累，雖然他的生活境遇很好，但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他就志願加入了加拿大陸軍，並在兩年多前去了英國。1942年秋天，他轉到了美國陸軍。
他一直在最前線，是地雷和誘殺裝置方面的專家，手下有一個戰地工程師團隊。他和北非的所有人一樣，對德國人那些更為兇殘的爆炸物了如指掌。他有一卡車各式各樣的地雷、誘殺裝置、照明彈、火箭、手榴彈、恐嚇口哨和其他裝置，用來教人們該如何應對。有一次，艾森豪威爾將軍親臨前線，我看到他在給將軍展示他這些本領。
豪威爾上尉已經有兩年半沒有見到他的小女兒和美麗的妻子了。他說要是能看到她們，他願意付出一切代價，但他不想在下次戰鬥結束前回家，不管那是什麼戰鬥。
他有許多次死裡逃生的經歷，遠遠超過了他應該承受的份額。他在持續不斷的炮火下工作了一個小時，在一座橋上安裝爆炸裝置，橋被炸毀時，正在急衝鋒的德國人離他只有400碼（365.8米）遠。他因此獲得了銀星勳章[3]。
他只是這裡成千上萬的人中的一個，他們做了你們在國內的人難以想像的事情，他們疲憊不堪，卻仍然願意繼續做下去。
我最喜歡的軼事之一，是一個士兵在前線站夜崗，那是他的第一次。他聽到一個奇怪的聲音，立即朝它開槍，然後喊道：「誰在那裡？」
在突尼西亞戰役期間，我只有一次機會拜訪第9師。那個師里的人我一個也不認識。我開車進入他們隱蔽的指揮部，帶著一種孤獨的不安感，就像一個人第一次來到陌生的大城市時一樣。但當我走下吉普車，一個憲兵走了過來，從口袋裡掏出一篇我寫的專欄，那是一篇關於憲兵的文章。他笑著說，他已經等了我很久，還說他知道憲兵很好，但沒有我寫的那麼好。
這個特別的士兵就是二等兵沃爾特·沃爾夫森，家住在紐約西181街714號。他以前是咖啡經銷商，喜歡演廣播劇，戰事興起後，他當了兵。沃爾夫森的家族在紐約市有一家咖啡進口公司。實行定量配給後，報紙上刊登了人群在他家公司門口排隊買咖啡的照片。他離開後，他的母親和兄弟經營著這家公司。沃爾夫森的中士談到他時說：「如果他賣咖啡時能像他攔停汽車一樣出色，他的生意一定不錯。」
在參軍之前，沃爾夫森參加了「彩虹之家」項目。他背誦了很多詩歌和歌劇，經常在營地周圍朗誦吟唱。
沃爾夫森的中士是查爾斯·哈林頓，戰前是印第安納州加里的麵粉廠工人。他是我見過的唯一一個挖圓形散兵坑而不是方形散兵坑的人。他說，挖圓形的散兵坑，從字面上看，掃射子彈很難擊中他，因為魔鬼無法把他逼到「牆角」。他說，他確信這句話是真的，畢竟「散兵坑裡沒有無神論者」。
認識了這兩個人，我進入這個指揮所就很方便了。跟他們分開後，我就去了帳篷，記者們總是在那個帳篷里逗留，打聽最近發生了什麼事。在那裡看見誰都很合理，除了鮑勃·羅伯少校。他是我在舊金山博覽會上認識的一個好朋友，那時他正在報道這個盛大的博覽會。我上一次見到他，還是一年半以前，在金門大橋。當時他還是一名中尉，在普雷西迪奧的部隊公共關係部門工作。很快，他就被那裡的喧鬧混亂逼瘋。為了逃離那個環境，他要求去海外工作——天哪，他居然得到了批准！他正好趕上了突尼西亞戰役後期戰事最吃緊的時候，有了生命中的高光時刻。
二等兵沃爾夫森、哈林頓中士和羅伯少校和部隊里每一個士兵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認為自己所在的分支部隊是最好的。我是沒有編制的人，所以無論他們說什麼，我都同意。
二等兵約瑟夫·洛倫茲是我在第一師的好朋友，他的家在加利福尼亞州英格爾伍德市霍利街963號。他是個親切、安靜、友好的傢伙，戰前在一家家具廠工作。步兵師夜以繼日地在馬特爾西面的山丘上作戰時，我們一起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時光。我想把洛倫茲寫進文章里，但我告訴他，要想把他寫進文章里，就得有一些讓大伙兒都感興趣的小故事。因此，當炮彈在我們頭頂上不停地飛來飛去時，一等兵洛倫茲和我坐在散兵坑裡想啊想，看是否能想到一個跟他有關的故事，即便他經歷了四場大戰。最後，我說：「好吧，不管怎樣，我都會把你寫進去的。你住的地方離我的朋友卡瓦諾只有半英里（804.7米），所以我會想辦法把你跟他掛上鉤的。」
你們可能還記得我的朋友卡瓦諾。一戰時，他才16歲，在法國打仗。二戰中，他報效祖國的方式是，給我寫許多有趣的信，講述國內前線的情況，鼓舞我的士氣。在其中一封信中，他說：「現在這裡變成了一個適合居住的國家。沒有汽油，沒有輪胎，沒有推銷員，沒有小工具，還有足夠的威士忌。錢變得一文不值，我很高興我能活著看到這一天。跟你說話的每個人，都懷揣著軍事機密。我已經做好了戰後的生活計劃，裡面沒有你。祝你那虛弱的身體有個好運氣，我的朋友，找個時間回英格爾伍德吧，給我帶罐鮭魚也不錯。」
所以有一天，一等兵洛倫茲和我會脫掉鞋子，躺在卡瓦諾家後院的草地上，跟他講述我們在428號山上死裡逃生的經歷，如果他試圖插話，給我們講他在凡爾登和維米嶺作戰時的情景，我們會做出根本不想聽的樣子。
在這場戰爭中，人類和機器都沒法再混日子，至少在北非是這樣。不能勝任工作的士兵基本上都被淘汰，被分配了別的工作。辦公室里仍然有一些不稱職的人，但在一線部隊中，經驗豐富的人讓那些脆弱的人、古怪的人和不適應的人沒有了立足之處。
設備和武器也是如此。事實證明，有些東西幾乎毫無用處，有些東西則異常完美，要想改變設計，工程師們不得不絞盡腦汁。
在非洲戰場的機械設備方面，有三種美國設備脫穎而出，那就是吉普車、GMC兩噸半卡車和道格拉斯DC-3貨機。DC-3貨機在部隊里被稱為C-47，我想它是最能幹的飛機。它不僅載重量令人難以置信，還承受了崎嶇田野、野蠻搬運和過度使用的巨大打擊。幾乎所有的飛行員都會告訴你，它是有史以來最好的飛機。
GMC卡車在自己的領域也是如此。它可以運載大量貨物，易於駕駛。在外面，卡車司機可以用它做任何事情。它很少卡住，即便卡住了，自己也能出來，再踉踉蹌蹌往前走。
還有吉普車，天哪，我覺得，沒有吉普車我們就不可能贏得這場戰爭。它什麼活都干，到處奔波，像狗一樣忠誠，像騾子一樣強壯，像山羊一樣敏捷。它承載的重量，總是兩倍於設計的承載量，甚至更多。開習慣後，我甚至不覺得它開起來費勁了。我開著吉普車，行駛了好幾千英里，如果有人要求我為新車型提建議，我可能只能想到一兩件小事。一個是手剎，它根本沒用。他們應該設計一個能用的手剎，或者乾脆不要，還可以節約一點金屬。
在噪聲方面，我希望他們能改進一下，這樣在一定的速度下，沉重的輪胎髮出的聲音聽上去不會像飛機正在接近我們。這個聲音不止一次嚇得我魂不附體。除了這兩個小問題，吉普車是戰時的交通工具之神。
我開吉普車開了很長時間，體驗都不錯，只有一次出了問題。那天，傳動裝置壞掉了，卡在低速擋上，換不了別的擋位。那時我們還在馬特爾附近戰鬥，所在的道路遭到了德國炮彈的猛烈襲擊，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穿過鄉村，在炮火肆虐的地方繞一圈。我們開車穿過齊肩高的麥田，沿著一英尺（0.3米）寬的羊腸小道，翻過小山，沿著陡峭的河岸走，穿過小溪，越過巨大的岩層。就在我們終於走上主幹道，馬上又能自由行駛的時候，傳動裝置壞了。
我們還有20英里（32.2米）的路要走，除了繼續低速行駛，我們別無選擇。幸運的是，開了一英里（1.6千米），我們就看到一個小標記，那是一個裝甲部隊的修理站。我們只是去碰碰運氣，果然，他們說能修好我們的吉普車。他們不僅修好了車，還給在一旁等待的我們提供了晚餐。這一切，他們都做得心甘情願。
這個小組的組長是來自肯塔基州路易莎的喬治·P.卡特中尉。他本來打算當醫生，甚至學完了醫學預科課程，最後卻成了重型機械的「醫生」。他的團隊給坦克做檢查和維修，讓裝甲師里的重型設備運行得井然有序。對他們來說，修理吉普車，就像是鍋爐工修理手錶，但他們能修好。
給我們修傳動裝置的機械師是明尼蘇達州瓦德納的沃爾特·哈羅德中士。就在那天，他們小組已經被迫轉移兩次了。一次是他們進入了德國炮彈的射程，一次是遭到俯衝式轟炸。哈羅德中士一整天都在幹活、轉移、躲閃，那天晚上，他還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他對我們的吉普車卻興致勃勃，就像那是他自己的車一樣。你可以從內心信任機械師，即便是在戰場上，或者我應該說，尤其是在戰場上。
突尼西亞戰役期間，我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第一步兵師和第一裝甲師身上。那是因為他們是最早抵達戰場的部隊，我對他們最為熟悉。但突尼西亞也有其他部隊，在最後階段，所有部隊都為摧毀德國人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第一裝甲師是專門負責殺戮，並獲得大量戰俘的部隊。不過，跟他們的戰鬥一樣激烈、精彩的並不少，比方說在清理山區時損失慘重的第一步兵師，攻占了關鍵的609號山頭，讓最終的大勝成為可能的第34步兵師，在北部崎嶇不平的沿海地區驅逐敵人的第9師，還有那些讓敵人腿軟的炮兵，或是給溪流架橋、讓公路通行的戰地工程師，還有無數的分支機構，沒有他們的每一份努力，其他戰鬥單位可能都贏不了。
我們的前線部隊從德國人那裡得到許多小物件。差不多每個人都有某種紀念品，從機槍到信紙都有。
許多士兵用被擊落的德國飛機的風擋玻璃給自己製作了新的手槍把。與常規的槍把相比，它的主要優點是透明，士兵們可以把心愛女孩的照片放進去，便於四處炫耀。
來自亞拉巴馬州特洛伊市的吉布森·弗萊爾中士在他的點45手槍槍把兩側各放了一張妻子的照片。弗萊爾中士發現德國人在某些方面非常整潔，他們會在口袋裡放小包的廁紙。他的戰利品里有一把修指甲的剪刀，是遠在大投降之前從一個戰俘那裡得到的。
在戰爭結束前的最後幾天，弗萊爾中士有過一段經歷，值得講給以後的孫輩們聽。當時，他在一個陡峭山坡上的散兵坑裡。點88的炮彈落在離他3英尺（0.9米）遠的地方，把他從洞裡炸了出來。他失去了意識，從岩石山坡往下滾了50碼（45.7米）。他似乎沒有受傷，卻沒有了呼吸。他動不了，也發不出聲音。他的胸口劇痛，腿也動不了。
一個醫生走過來捅了捅他。弗萊爾中士什麼也說不出來，所以醫生沒再管他。很快，弗萊爾的兩個好朋友經過，聽見有個人在說：「那裡有個弗萊爾中士，我想，他已經死了。」他們趕緊跑過去。過了一個多小時，弗萊爾才能動彈，不過幾個小時後，他又恢復了正常。他說，如果他的妻子在報紙上看到這個故事，肯定會覺得他是個英雄。
一天，在突尼西亞的一個山坡上，我坐在一個箱子上，一個士兵理髮師給我刮鬍子、理髮。剪好後，在這裡為全美教育協會做戰地速寫的卡羅爾·約翰遜過來給我拍了張照片。我上一次在理髮店拍照是在6年多以前，在白令海沿岸，阿拉斯加唯一的女理髮師給我颳了鬍子。那次，我也坐在一個箱子上。在這個世界上，我似乎沒有任何進步。
給我理髮的是二等兵派屈克·菲茨吉布斯，以前住在紐約西97街315號。他做了17年的理髮師，在遠洋班輪上、好萊塢、百老匯。二等兵菲茨吉布斯把理髮說成「剪頭髮」。他說：「我從15歲起就開始剪頭髮。當你習慣了剪頭髮，一天不剪，你就會想念。」
我告訴二等兵菲茨吉布斯，我可能會把他的名字寫在我的報道里，他忙來忙去，在我身上多花了半個小時。他給我塗上剃鬚膏，清洗我的脖子，用剪刀一次又一次地剪我的頭髮。我想，如果我不注意的話，他可能還會給我洗個澡。
說到洗澡，在突尼西亞戰役結束後的幾天裡，我洗了六個星期來的第一個澡，打破了我冬天五個星期不洗澡的紀錄。我發現，我是一個可以洗澡，也可以根本不洗的人。當然，不講衛生並沒有損害我的健康，因為在那些髒兮兮的日子裡，我的感覺好得不得了。
在前線，我們發現了一件事，如果長時間不洗澡，跳蚤就不會來煩我們。顯然，我們要麼就是已經有了一層保護層，跳蚤們咬不透，要麼就是太髒了，連跳蚤都嫌棄我們。不管是什麼原因，我知道有些輕率的人偶爾洗個澡，就立刻被跳蚤襲擊，而我們這些骯髒的人卻可以免遭傷害。
有些小伙子的確覺得清洗是一件令人激動的事。《生活與時代》雜誌的威爾·朗某天下午剪了頭髮，洗了頭，第二天早上又去了同一家店，又洗了一次頭。當我對這個不同尋常的舉動表示驚訝時，他說，為什麼，這有什麼好奇怪的，他還看見過《科利爾》雜誌的攝影師鮑勃·卡帕坐在椅子上，洗了三次頭，一次接一次，每次都用不同香味的香皂。
威爾和我開著吉普車從前線回來，因為部隊帶走了我的德國大眾轎車。最高司令部下達了一項命令，所有繳獲來的車輛都必須上繳，所以我的車就被上繳了，雖然它曾經被正式地交給過我。
聽到這個命令後，我的第一反應是，卸下它的輪胎並埋藏起來，拆下引擎，在前排座椅下放一顆手榴彈，為的是向軍隊表明，他們不能這樣對我。但在見過我的律師後，我知道了，部隊可以隨意處罰我，所以我優雅地妥協了，把它停在一塊耕地上，等著部隊去處理。我不是真的在乎，那該死的東西也跑不到哪裡去。
在回來的路上，我們的吉普車被偷了，但12個小時後，憲兵隊把它找了回來。真是太幸運，因為吉普車被偷掉後通常就永遠消失了，因為它們長得都一個樣子，憲兵隊也區分不出來。不過，我們的車很容易識別，因為右側風擋玻璃上的玻璃沒有了，我們知道，偷走車的人對此也無能為力，因為我們曾經想要修好它，但那個地方根本沒有玻璃。
吉普車盜竊的規模如此之大，以至於它基本上不算違法了。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吉普車從司機屁股底下被偷走，讓司機懸在空中駕駛，但我聽說過許多跟這同樣糟糕的例子。我有些朋友站在人行道上，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吉普車被小偷偷走。在某個城裡，士兵們偷走了一輛車身滿是「憲兵」字樣的吉普車。更糟糕的是，有個不開眼的士兵偷走了吉米·杜利特爾少將的車。
在突尼西亞戰役的後期，我從未聽到過一句批評我們的戰士的話。他們像老兵一樣戰鬥。他們處理得很好，具備了必需的能力。一切都很完美，勝利的結局不可避免。我們永遠不必為我們的美國戰士感到羞恥。儘管他們一開始表現不太好，但人們從來沒有質疑過美國人的勇敢。我們在失敗中變得堅強，變得經驗豐富。
突尼西亞是我們部隊一個很好的熱身場地。在未來的戰鬥中，我們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國內的人們對身在此處的我們造成的最大傷害就在於，他們認為我們終於渡過了難關。而事實上，在這裡，我們都知道，最糟糕的時刻還沒有到來。
[1] 「超人」概念來自德國哲學家尼采，美國人藉此蔑稱德國士兵。
[2] 傑出飛行十字勳章授予在飛行任務中表現英勇或有特殊功績者，紫心勳章授予在戰鬥中受傷的人。
[3] 銀星勳章頒給戰鬥中表現英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