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戰爭 · 第十六章 最後一擊
在最後的決戰中，我在馬特爾戰線加入了第一步兵師。北方的戰鬥是在山區進行的。我們乘車的時候不多，大部分時間都在走路、攀登、爬行。那些山都不大，但連綿不斷。山上基本沒有樹木，易守難攻。但我們攻下了。
每個山脊後的山坡上都有德國人，他們挖了深深的散兵坑。他們面前的田野和牧場是可怕的，悄悄地埋著成千上萬的地雷。前面的山坡是開放的，沒有人占領，如果美國人想從山坡上爬上來，就會被機關槍、迫擊炮和手榴彈成批地殺害。
因此，我們沒有這樣做。我們又採用了過去的戰術，先用大炮粉碎敵人，然後用步兵掃蕩山頭，從側面和後坡奪取它們。
大炮幾乎晝夜不停地轟鳴。我們的部隊把炮彈發射到後山的斜坡上，在部隊面前設置了一道屏障。炮彈在離地面幾英尺的空中爆炸，就連躲在散兵坑裡的德國人都被炸死了。德國人不停地挖散兵坑，挖得很深，想要躲避炮彈帶來的死亡。我們的炮兵真是轟動一時。這一次，我們終於在合適的時機取得了很好的戰果。軍官們告訴我，我們實際擁有的槍炮比我們所知道的要多得多。
每個區域的所有槍炮都集中在一個點上發射，當我們把所有火力都對準德國人的山頭，整個山坡似乎在噴火。炮火、煙塵和泥土，一片混亂。後來，有些德國老兵說他們從未看過這樣的場面。
向步兵致敬——該死的步兵，他們喜歡這樣稱呼自己。我喜歡步兵，因為他們處於劣勢，是在泥雨霜風裡奔波的大兵。他們從沒有舒適的環境，甚至學會了在沒有必需品的情形下求生。沒有他們，非洲之戰就不可能獲勝。
我真希望你們能看到我看過的難忘的情景，哪怕只有一幕也好。我坐在剛剛占領的陡峭多石山坡上的一叢叢劍草中間，眺望著後面那片廣闊而起伏的土地。一條狹窄的小徑蜿蜒如絲帶，穿過幾英里外的小山，沿著長長的斜坡，穿過小溪，爬上另一個斜坡，再越過另一座小山。小徑上，有一小隊士兵。四天四夜，他們奮力戰鬥，吃得很少，顧不上洗漱，連覺都沒怎麼睡過。他們在晚上承受了猛烈的襲擊、恐懼、屠殺，在白天又因為炮火的轟擊而失眠、痛苦。
士兵們走在小徑上，每人間隔50英尺（15.2米），方便隨時分散。他們走得很慢，因為累得精疲力盡。這一點，從他們的背影就能看出來。他們身體的每一處線條、每一處下陷都在表明非人的疲憊。他們肩上和背上扛著沉重的鋼製三腳架、機槍筒和鉛制彈藥盒。他們的腳似乎因承受過多的負荷而陷進了地里。
但他們並不是無精打采。他們邁出的每一步都十分緩慢，清楚地顯示出極度的疲憊。他們的臉是黑黑的，鬍子拉碴的。他們都是年輕人，但身上的污垢、鬍鬚和疲憊使他們看起來像是中年人。他們經過時眼中沒有仇恨，沒有興奮，沒有絕望，沒有勝利的慰藉。他們臉上只有一種簡單的表情，那就是，他們在那裡，就好像永遠都在那裡一樣，再沒有別的。
隊伍繼續前進，似乎無窮無盡。整個下午，士兵們在山間穿行，最後消失在地平線上。遠遠看去，他們像是螞蟻，排著長長的隊，疲憊地前行。看著他們，你感到痛苦，還有羞愧。
他們只是一些來自百老匯大街的傢伙，也許你不會記得他們。他們已經遠去了，疲憊不堪。他們的世界或許永遠不可能為你所知，但如果你能看到他們，哪怕只有一眼，就在一瞬之間，你就會知道，無論在國內的人們多麼努力地工作，都永遠無法跟在突尼西亞的步兵相提並論。
經過四天的戰鬥，我所在的分隊在新拿下的山頭休息了兩天，兩邊的兄弟部隊都躍躍欲試。
在休息之前，士兵們在後山坡上挖散兵坑。每個人都在挖。這是指揮官們不可侵犯的規則，沒有人想要違抗。每當有人停下來，即使他認為自己快要累死了，也會在坐下前給自己挖個洞。
讓我感到驚訝的是，人體能夠以如此快的速度從極度疲勞中恢復過來，人類的心境能夠如此快地恢復到可以大笑、抱怨、胡編亂造和想家的狀態。
他們設立了哨所，地上布置好了電話線，巡邏的工作也照常進行。然後，士兵們躺下睡覺，直到在酷熱的陽光中醒來。
然後，他們成堆地坐在一起聊天。什麼都沒做，一天很容易就過去了。那天晚上，我們像是在過平安夜。天黑前，吉普車送來了郵件。然後是我們的鋪蓋卷。天黑了，熱熱的食物送到了，這是四天來的第一批。它們是在幾英里外的流動廚房裡烹製的，由吉普車用大的保溫箱運到山腳下。士兵們把保溫箱扛在肩上，在黑暗中沿著羊腸小道送到山上各個地方。
熱騰騰的食物和熱咖啡讓士兵們頓時有了活力。吃飽喝足後，他們躺下睡覺，滿足得讓人心酸。因為疲勞，他們對身後徹夜轟鳴的炮火充耳不聞。山上沒有蚊子，跳蚤也很少，但我們發現山脊上有許多可怕的蛇、兩條腿的蜥蜴、蠍子、蜈蚣、個頭過大的恙蟎和食人螞蟻。
天亮前，熱熱的食物又送來了。我們在4點時吃了早餐，然後開始新的一天。有消息說，晚上會有人來收信，所以大兵們坐在地上寫信，但寫起來很難，因為他們無法在信中說明白自己剛剛經歷了什麼。
他們把水盛在鋼盔里，幾天來第一次洗臉刮鬍子。他們被分批送去山谷中的小溪里洗澡。其餘的人成堆地坐在地上聊天，或者獨自在散兵坑裡擦槍、看書，或隨便放鬆放鬆。一批兩個月前出版的《美國佬》雜誌和一批兩周前出版的《星條旗》也送了過來。有些士兵讀偵探雜誌和漫畫書，它們是跟著鋪蓋卷一起送來的。中午，大家都打開了冷的C口糧罐頭。他們把裝在5加侖（18.9升）水罐中的冷咖啡放在陽光下曬熱。
士兵們互相理髮。理得好不好其實一點都不重要，因為他們也沒什麼地方可以去。有些人幾乎脫得精光，躺在毯子上曬太陽。他們的身體曬得黑黑的，仿佛在邁阿密海灘過冬一樣。他們頭上戴著頭盔的內襯，因為正午的太陽很毒辣。
因為之前在岩石上爬行，他們的膝蓋蹭掉了皮。他們發現自己身上有些不要緊的傷口，打仗時他們根本沒注意到。有些人脫下鞋子和襪子，腳上許多青紫色的傷處，塗著運動員常用的那種藥膏。
我坐在他們身邊，他們開始講故事，既有趣又嚴肅地講述他們的戰鬥。「我們總是遇到最艱難的情況，」他們說，「這是我們來到非洲後的第三場大戰。德國佬真的很害怕我們。他們了解我們的裝備，他們不喜歡我們。」
他們就這樣聊天、吹牛、大笑，談論自己的恐懼。夜幕降臨，寒意再次襲來，天一黑，熱騰騰的食物就送到了。接著，消息就傳開了，命令是通過電話下達的。沒有興奮，沒有牢騷，也沒有渴望。他們早就料到了。人們靜靜地收拾行李，打好包，舉起步槍，各自站隊。
他們一言不發，像幽靈一樣排成一列，沿著蜿蜒的羊腸小徑緩慢地走著。他們的腳趾碰觸地面，顫抖著，仿佛在嘶啞地咒罵。他們像鬼魂一樣前行。在3英尺（0.9米）之外，人們看不到也聽不到他們。我們的大炮不時閃著刺眼的光，那一瞬間，一長串戴著黑色頭盔的人影閃現。然後，黑暗和寂靜再次吞噬了他們。看到這裡，不知為何，你會被深深地感動。
我們營隊分成兩支隊伍前進。第一支很早就出發了，他們接到命令，在凌晨3點攻打前面某個山頭。另一支在午夜後出發，在黎明前到達某個受保護的乾涸河谷，先隱藏起來，隨時待命。我和第二支隊伍在一起。
這麼快就開拔，士兵們並不感到沮喪。他們只是接受命令。他們覺得自己在戰爭中的付出已經超過了自己的義務，但在他們心中，有一種觸動人心的服從，無論要求他們做什麼，他們都會去做。
凌晨1點，我們做好了出發的準備。鋪蓋卷和個人物品都被留下。我只帶了我的呢子大衣，還有小鏟子。我們分成兩個縱隊，在半英里（804.7米）的山坡上齊腰高的野草中前行。山坡上到處都是巨大的彈坑。我們必須用腳試探，繞開它們。草叢中藏著巨大的石塊，士兵們跌跌撞撞地前進，時而連同沉重的裝備一齊摔倒在地，然後罵罵咧咧地站起身來。
最後，我們終於走上了一條小路，排成了一列。一開始速度很慢，因為我們跟第一支隊伍里掉隊的人碰上了。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因為一些無法解釋的原因停下來，只能坐在地上等待。
我前面的那個人，賓夕法尼亞州埃弗里特的二等兵李·霍金斯，背上背著一台50磅（22.7千克）重的收音機，外加兩盒彈藥。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在黑暗中艱難行軍的。
幾個小時後，前面的路似乎暢通了。我們排成一列，輕快地走著。我們不得不盯著地面，每一步都得看仔細。月亮升起來了，卻躲在一片巨大的烏雲後面，只露出一點亮光。我們聊了一些事，不多，又做了幾次短暫的、無法解釋的停留，然後縱隊中突然有消息傳來：「不許說話。往後傳。」
從那時起，除了前面的德國大炮和後面的我方大炮的聲音之外，我們默默行進。雙方的大炮幾乎不間斷地開火。我們可以聽到沉重的炮聲，接著是炮彈射出時的沙沙聲，它們在我們頭頂上方飛快地飛過。這讓黑夜有了一種奇怪的偉大之感。我不禁感到興奮，在這緊張、跌跌撞撞的行軍之中，我們穿過異國的黑暗，進入一片未知的世界。
如果一個人想要笑一笑的話，其實也不難。有一個士兵，手裡拿著一台半導體，他從傍晚就試圖聯繫前面的縱隊。他的天線有些問題，一整晚他似乎都在走動，尋找信號。但無論我們在哪裡轉彎，無論在哪裡停下，我們都能聽到同一個聲音，在徒勞的搜尋中逐漸變得可憐，它輕輕地呼喚：「利普曼呼叫豪威爾。聽到請講，豪威爾。」
夜幕降臨，那個聲音還在繼續呼喚著同伴，就像薩羅揚戲劇中的一幕。
雙方的炮彈一直在我們頭上飛來飛去，在幾英里外的地方降落。突然，我們聽不到它們的聲音了，因為一顆德國炮彈朝著我們呼嘯而來。根據炮彈的聲音，人的本能會告訴他炮彈離他還有多遠。我們整個縱隊都齊刷刷地趴倒在地。
炮彈在我們右邊200碼（182.9米）處落地爆炸，發出可怕的巨響。我們站起來，又有一顆炮彈飛了過來，這次落在了我們左邊。我覺得渾身無力，其他人也是如此。
接著在左邊，我們聽到了德國的機槍聲。我們總是能把德國機槍聲跟美國的機槍聲區分開來，因為它要快得多。隊伍里傳過來命令，讓我們蹲下。我們沉默地坐了一會兒。又一個命令傳來，我們都擠在草地里躲了大約5分鐘，然後又繼續前進。
在天亮前半個小時，我們到了要去的地方。那是一大片白色的岩層，大約有好幾英畝，就在我們前一支部隊已經戰鬥過的山脊後面。
指揮官告訴我們，在岩石中找個好位置，分散開來，馬上挖洞。他不需要催促，我們挖得很自覺。幾百碼遠的地方，機關槍響個不停，不時有子彈朝我們飛來。
我們收到的命令是用鏟子挖洞，因為鶴嘴鋤撞擊岩石的聲音可能會讓德國人發現我們。我們低聲耳語。白色的岩石就像鬼魂，我們看著它們時，覺得它們好像在動。我挑了一塊L型凹地，旁邊有兩塊膝蓋高的石頭，然後在它們前面挖一個洞。天亮時，我們都在洞裡，大炮發射得更加瘋狂，似乎把天空都吞噬了。
那時，我們已經24小時沒睡覺了。我們躺在洞裡疲憊不堪地睡著了，全然不顧身邊的嘈雜喧鬧，還有早上明亮的陽光。我迷迷糊糊快要睡著時，聽到岩石後面有一個低沉的聲音在懇求，在我聽來好像有點顫抖，但仍然堅定地說：「請講，豪威爾。請講，豪威爾。」
突尼西亞北部的大部分山地戰鬥都是在晚上進行的，在月光的陰影中。對我來說，軍隊是如何在一片黑暗中徒步穿越他們完全陌生的坎坷、無路的鄉野，一直是個謎。
部隊前進和我想像的一樣困難。速度很慢——每小時走上1英里（1.6千米），已經是很快了。士兵們通常只走成一列。他們不是在行軍，只是在往前走。每個人都必須小心翼翼地下腳去感受前面是什麼路。當然，他會摔倒，會踩進坑裡，或絆倒在電話線上，或者腳趾踢在岩石上。他會倒下去，又站起來，接著往前走。他試圖與前面的人保持足夠的距離，這樣就可以模糊地看到對方的身影，跟在後面走。在夜裡保持前行，跟在暴風雨的夜晚在海上航行一樣艱難，因為一切都是在完全的黑暗中進行，沒有任何地標可以參照。
紐約的德里斯科爾上尉說：「我們的步兵中也有小精靈[1]。最壞的小精靈就是能移動大山的那個。我們在黑暗中朝著某座山出發，在前進的過程中仔細檢查一切，好不容易走到跟前，小精靈卻把那座該死的山移走了，哪裡都找不到。」
縱隊的領頭人是「嚮導」，他們白天巡邏時探好了路，記住了主要的道路、山丘和溝壑。此外，縱隊最前面還有一個拿著指南針的軍官，如果有疑問，他就蹲下身子，用毯子罩住自己，用手電筒照看指南針上的方向。
還有許多「嚮導」分散在縱隊之中，以防後面的人掉隊。此外，領頭人還會沿途留下標記，通常是每隔幾百碼就留下一些白色的地雷標記帶。這一次，白膠帶用完了，所以他們用了外科醫生的白紗布。有時，他們用廁紙包上石頭，放在路邊做標記。
儘管如此，每個隊伍還是有兩三個糊塗蟲迷路掉隊，接下來的幾天，他們會在山上四處找人打聽自己的隊伍在哪裡。
進入新地界的縱隊會布置好自己的電話線路。你們或許知道，陸軍的電話線都是布在地上的。我們用的電線非常輕，即便像我這樣的小個子，也能輕鬆在胳膊下夾上一卷半英里（804.7米）長的電話線。在我們出發的第一個晚上，我們隨身帶了兩英里（3.2千米）長的電話線。在用完了一個半英里長的電話線捲軸時，我們聯繫上了一部戰地電話，並致電給營地總部，告訴他們我們走了多遠，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以及他們是否有什麼反對意見。電話線又鋪上半英里後，電話就響了。
德國人很擅長一件事，那就是挖掘和偽裝他們的火炮發射陣地。有一次，我們把德國人趕下山時發現了一枚88毫米的防空炮。戰鬥結束後，我們回來取大炮，卻怎麼也找不到那該死的東西，雖然它顯然還在那裡。
他們還在山坡上挖洞，把機槍和狙擊手留在洞裡。德國人撤退時，這些人就躲在岩石山坡上，躲在我們的部隊中間。我們占領山頭後，他們就在我們後方開火，當然，他們也是自取滅亡。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他們。
我們占領了那座山後，兩個德國機槍手待在他們的小防空洞裡，連續射擊了三天，儘管我們的部隊在山坡上到處宿營，睡在離他們只有幾英尺的地方，每天經過或越過他們機槍所在的位置幾十次。
德國人有個本事。他們會挖一個大洞，用山坡上的岩石蓋著，留下一個剛好可以開火的小洞。他們會留幾天的口糧，一直待在那裡直到被俘。他們的藏身之處與山坡上任何一處並無不同。我們會經過它，甚至站在它上面，卻不知道下面是什麼。一旦發現了，我們就會知道，如果不把岩石砸碎，就沒法把槍手弄出來。
在突尼西亞某個難忘的白天，3000到4000枚的炮彈從我們頭上飛過。誠然，它們中的許多只是經過我們，會落在別的地方，但也有足夠多的炮彈，會讓我們在這一天結束之前傷心欲絕。就在附近，一場戰鬥正在我們左邊幾百碼處進行，地雷在我們右邊炸毀我們的吉普車，德國機關槍的子彈不斷飛過，令人惱火。
那天，我的衣服被嘲笑為「預備裝」。但當我聽到經歷過四次大戰的士兵們異常嚴肅地說：「兄弟，你的衣服都皺巴了！」我覺得我寧願徹底退役，也不願做預備役。
那一整天，我們就好像是炮彈和子彈的十字路口。一整天，槍炮徹底包圍了我們。這個包圍圈的3/8是德國的，5/8是美國的。我們的炮火正在轟炸前面的陣地，德國人正在轟炸我們後面的陣地。炮彈從四面八方朝我們呼嘯而來。14個小時的白晝中，我覺得頭頂的天空沒有一分鐘是安靜的。
槍炮離我們很近，即便是在嘈雜之中，聲音也顯得十分兇殘。除了槍聲，我們頭頂的天空中充滿了炮彈的轟鳴聲。人們看不到炮彈，除非發射時他站在炮口附近。但是炮彈發射時發出巨大的聲音，人們似乎不可能看不見炮彈。有些炮彈在整個飛行過程中都發出巨大的聲響，有些則只是單調的嗖嗖聲。這是一種無法形容的聲音。我聽過的最接近的是把棍子往水裡戳的聲音。
有些明顯有缺陷的炮彈，變形並發出奇怪的聲音。我記得有一個聽起來像是個火車頭，以每小時40英里（64.4千米）的速度駛過。另一個則發出有節奏的敲擊聲，好像在翻過來掉過去。它飛過之後，我們都笑了。
他們說，人永遠聽不到即將擊中自己的炮彈的聲音。幸運的是，我並不知道這一點，但我知道，炮彈落得越近，能聽到它們聲音的時間就越少。那些落在離人不到100碼（91.4米）之處的炮彈，爆炸前一秒人們才能聽到。這種聲音會造成一種特殊的恐懼，不僅僅是害怕，還混雜著極度的絕望。
每一次飛過來的炮彈似乎都會擊中自己。閃避是本能，我已經不知道該不該閉上眼睛了。我知道的是，我變得如此虛弱，腿都軟了，過了10多分鐘才恢復正常。
炮彈離我們太近，連老兵都會嚇得跳起來，和新手一模一樣。有一次，我們聽到空中同時有三發炮彈向我們飛來。我不能說我的虛弱程度是往常的三倍，但在它們都安全地落在100碼（91.4米）外後，我知道，我不得不嘟噥著拼盡全力才能拿起一塊蘇打餅乾。
有時，敵人的炮火稍稍安靜一點，我們以為德國人正在撤退，直到突然，一片令人髮指的炮彈轟鳴聲、迫擊炮爆炸聲甚至機關槍聲把我們嚇一大跳。
傍晚時分，戰況平息下來。據說敵人在後面的幾座山上。我在士兵中間閒逛，他們有的坐在散兵坑裡，有的站在散兵坑外。有人跟我說了一個新兵奇蹟般地死裡逃生的故事，所以我四處找他。
他就是來自紐約秘魯鎮的二等兵馬爾科姆·哈布林，一個24歲的農民，1942年6月才參軍。哈布林是個臉色蒼白的小個子，安靜得像只老鼠。他戴著銀框眼鏡，鋼盔在他頭上太大了。他在戰場上顯得很不協調。但在他的第一場戰鬥中，在埃爾蓋塔，他卻安然無恙。一枚88毫米的炮彈正好落在他右邊，一塊巨大的炮彈碎片從他的左臂和胸部之間穿過，把他的夾克、襯衫和汗衫撕成了碎片。他卻絲毫沒有擦傷。
他仍然穿著那件破爛的制服，因為他只有那一件。他給我看了衣服上的破洞，我們友好而平靜地交談著，突然，一陣巨響傳來，一切又開始了。
哈布林跳進他的散兵坑，我正好跳在他身上。有時候，人沒能及時聽到炮彈的聲音，一切都太遲了，除非那是一顆啞彈。它在我們前面大約30英尺（9.1米）的地方著地，從我們身邊跳過。它離我們很近，近到我們差點能抓住，最後在我們後面不到100碼（91.4米）的地方停了下來。
哈布林看著我，我也看著哈布林。我又有了力氣，在他耳邊促狹地說：「這就是你，還有你的死裡逃生！」
當然，我和士兵們一樣過活。我們的家在地上。我們在地上坐，在地上吃，在地上睡。幾乎每個晚上，我們都換一個地方，因為我們從這座山到那座山不停地前行。建造新的營地，其實只不過是新挖一個散兵坑。我們基本上不脫衣服，也不脫鞋子。沒有人有兩條毯子，許多人連一條毯子都沒有。我在地上睡了三個晚上，沒有東西墊，也沒有東西蓋。最後，我終於有了一條毯子，有了半個「避難所」。
我們好幾天沒有吃到熱乎飯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口糧，想什麼時候吃都可以。奇怪的是，我竟然沒注意到沒有熱乎飯。送來的水是罐裝的，但人們很少洗漱。
有時，我們在行軍途中徹夜不眠，然後白天睡覺，直到炎熱的太陽讓我們睡不著。有些人直接睡在散兵坑裡，有些人則睡在旁邊的地上。因為這裡的石頭很多，大多數人用石頭搭成石牆，來加固自己的散兵坑。
我們被88毫米火炮、47毫米火炮、機槍和坦克攻擊。儘管我們擁有空中優勢，還是遭受了無數次俯衝式轟炸。不過，德國人總是急忙趕過來，又急忙趕回家，所以總是瞄不准，炸彈在空地落下，沒有造成傷亡。黎明時分，我們總是會被俯衝式轟炸驚醒。
在經歷了炮擊和轟炸之後，我認為密集的炮擊是二者之中更可怕的。曠日持久的炮擊讓人無法忍受，我們看到許多人得了可憐的「焦慮性神經症」。
夜晚有時是美妙的。大炮轟鳴，天空一整夜都在閃爍火光。從地面發射照明彈，飛機上跳下降落傘，裝甲車隆隆駛過鄉野。德國飛機在天空中穿梭，尋找地面上的閃光之處。
黃昏時分，一群群的擔架手出發，把傷員從前線部隊中抬出來。每天清晨，天亮之後，擔架手和自己能走的傷員們就緩緩下山。排著長隊的彈藥運輸兵艱難地向我們走來，肩上扛著三組沉重的迫擊炮彈。
在我們身後幾英里處，工程師們日夜不停地工作，挖掘、爆破，用推土機碾過山丘，以便我們的車輛能夠跟上前進的部隊。
有時，我們30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都沒有合眼。起初，戰鬥和興奮感讓我無法入睡。我不想睡覺，生怕錯過什麼。而且，一開始的炮聲震耳欲聾。但我在隊伍里的最後兩個夜晚，我連續睡了8個小時，什麼也沒聽到。
在被襲擊的所有時間裡，我感覺很好。這種有一搭沒一搭的睡眠，似乎並不讓我感到困擾。即便是在行軍時，我也從未感到身體上的疲憊。生活是那麼多姿多彩，充滿了不確定，常常不知不覺一個星期就過去了。我從來沒有感到過興奮或緊張，除非是在被炮擊或轟炸的那些快速行軍的日子，而這些日子很快就過去了。某天早晨天亮後，我終於離開隊伍時，感覺從未如此好過。
然而，我一安全回到營地，一種強烈的疲憊感就湧上心頭。整整兩天兩夜，我幾乎都在睡覺，除非為了吃飯，否則一點也不想起床。我的頭腦和身體一樣無力。我覺得，我身體裡每一個細胞都被消耗掉了。這種極度的疲勞是我沒經歷過的。很明顯，這是因為我卸下了心頭的重負，雖然我之前沒有意識到自己有多緊張。直到第四天，我才恢復了正常，即使在那時，我也擔心我對受傷的士兵想得太多了。
從道義上來看，德國人的88毫米火炮是邪惡的，應該避免使用。
在戰爭初期，我曾說過，在突尼西亞戰爭的最後階段，美國人所起到的作用相對很小。如果從更大的視角來看，這是真的。但是在戰鬥的大部分時間裡，當我在前線戰場上，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我很難從大視角去看到什麼，我很想自食其言。
在我看來，有時候我們發揮的作用很大，因為美國部隊在戰役的山地階段進行了殘酷的戰鬥。這場戰爭激烈至極，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人卻從不知曉。它是一場毫不鬆懈的戰鬥。它是一場充斥著大炮、埋藏的地雷、機關槍火力甚至野蠻刺刀的戰爭。它是一場令人精疲力竭的、殘酷的、孤注一擲的戰爭，經歷過的人會嚴重懷疑是否還有比那兩周的山地戰更糟糕的戰爭。
從一座山到另一座山，德國人進行了野蠻而絕望的抵抗，直到大突破來臨。有時，我們不得不把一個又一個營隊扔到一座已經擊敗的山上，才能最終占領它。我們的傷亡肯定很大。
沒有人會願意低估美國在北非終結隆美爾時做出的貢獻。
顯然，國內的報紙有一些暗示，說第一師在早期的戰鬥中打得不好。對此，第一師的人感到憤怒和痛苦。他們在北非經歷了四次大戰，每一次都為自己贏得了頗高的聲譽，並為勝利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如果有人發表了這樣的評論，那實在是大錯特錯。第一師總是打得很好。
對朋友忠誠是很自然的，我對第一師正是如此，因為我斷斷續續地跟他們一起生活了六個月。但是，在戰爭中，對某個師的士兵忠誠是件可悲的事，因為這撥人走了，又有新人過來，然後又走，直到最後，只有部隊的番號不變。鐵打的番號，流水的兵。只要還有一支部隊，第一師就會繼續存在，但我的朋友們可能就不在那裡了。
國內有些人認為非洲戰役只是小菜一碟，我只告訴你們一件事——第一師在北非參與的戰鬥，比在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與的都要多。
在準備投入戰鬥時，有些人非常內省，考慮得很多。有些人則該幹嗎幹嗎，仿佛一切都很正常。我記得，有一天晚上，食物在黃昏後送了過來，我們十幾個人在連綿不斷的炮火聲中開罐頭吃。有人開始唱歌，其他人也加入進來。足足5分鐘，他們在那裡唱了許多有趣的歌曲。讓那個場景顯得更加荒謬的是，我根本不記得我們都唱了些什麼。
還有一次，黑暗中，我們坐在一塊石頭上等待夜間行軍。這次行軍是為了搞一次突襲，天亮之前，有些士兵肯定會死。我們坐在那裡的時候，領導這次襲擊的軍官們聊了很久，比較倫敦地鐵和紐約地鐵的優劣。討論的結果是，倫敦的地鐵比我們的要好。在那之後，話題又逐漸轉到長島鐵路的優點和缺點上。談話中唯一「跟戰爭有關」的地方就是，有人衷心地希望能在那一刻坐一坐長島的火車。
戰爭有時就像好萊塢一樣。那一天就很能證明這一點。我們的一個連在我們前面很遠的地方工作，被困在一座山的另一邊。那個後坡幾乎是懸崖，基本上是直上直下的。我們的人被困在那裡，只能藏在岩石後面和小岩架上。德國人在他們前面、周圍和後面都有分隊。
第一個像好萊塢電影劇情的場景是，儘管敵人完全包圍了我們的士兵，但我們仍然與他們有電話聯繫。所以他們的連長讓我們開始向山上的德國人發射迫擊炮。
我們架設了一組迫擊炮，對著大約1英里（1.6千米）外的德國人連續發射。迫擊炮轟鳴時，我們的炮兵連指揮官在電話里說：「迫擊炮在路上了，麥克。」
我們等了大約30秒鐘，麥克的聲音又回來了：「它們在我們頭頂，稍微拉下來一點。」
就這樣，他指揮著我們上下左右地調整，我們一直發射，迫擊炮準確地落在德國人身上。
當然，炮兵連就是這樣指揮發射的，但通常都是在1英里左右的另一個山頭上放一個人，用雙筒望遠鏡觀察。而這一次，我們的觀察者就在炮彈落地位置的旁邊，近到炮彈過來時，不得不躲到懸崖後面。即便是經驗豐富的老手，在這種情況下也不禁失笑。就像好萊塢的電影一樣，這場戰鬥的結局很好。我們的炮彈趕走了德國人，我們的人得救了。
一天下午，拉塞爾·懷特上尉和我在一條土路旁邊躺著曬太陽，他在等幾輛坦克經過，好告訴他們進攻的地點。我們躺在那裡時，機關槍的子彈在我們頭上歌唱。好幾架德國梅塞施密特戰鬥機對1/4英里（402.3米）外一片空曠的田野實施俯衝式轟炸。就在我們身後，一輛德國坦克正向一個山坡發射75毫米炮彈，是那麼怒氣沖沖卻又充滿節奏。我們覺得炮手一定是出於個人憤怒。但我們在山後的溝渠里安然無恙，昏昏欲睡地躺在陽光下，仿佛是在家鄉享受野餐。
懷特上尉總是讓我感到無比親切。在我聽說過的所有軍官里，士兵們最愛戴的就是他。他的家在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市，戰前他是一家大型肥皂公司的總經理。憑藉在商務、人事方面的經驗，他更適合做一些更安全的工作，但他堅持要奮鬥在陸軍的戰鬥第一線——步兵連的指揮官。他從不抱怨。他活著，仿佛時間早已是借來的，因為他曾經三次死裡逃生，88毫米的炮彈落在離他不到10英尺（3米）遠的地方，奇怪的是，他毫髮無損。除了失聰24小時以外，他沒受什麼傷。他說他沒有聽到爆炸聲，唯一的感覺是好像一隻大熊突然抱住了他。
就在我們聊天的時候，幾輛坦克開了過來，隊長走了出來，在上戰場之前跟我們寒暄幾句。年輕的坦克指揮官的上級開著吉普車過來，給了他一些指示，最後說：「要是戰況太激烈，就先避一避，祈禱天黑。」
年輕的坦克指揮官笑著說他會這麼做的。半小時後，他死了。懷特上尉和我坐在山坡上目睹了這一切。
事情就是這樣。一段時間後，人對死亡就沒有太多的感覺，因為不敢。
黎明時分，在經歷了一場特別艱苦的戰鬥後，許多傷員被抬回來。我注意到，一個躺在擔架上朝我們這邊來的男人戴著一頂英國軍官的帽子。我有一種預感，於是跑過去仔細看了看。果然，他就是前三個晚上跟我睡一個帳篷的「室友」——一位英國上尉。我走到他身邊，擔架手放下擔架，我蹲了下來。上尉睜開眼睛，笑著說：「哦，你好，你好。我一直在擔心你。你沒事吧？」
英國人的教養怎麼樣？
我想說一些為他感到難過的話，還沒說出口，他說：「哦，這根本沒什麼，絕對不算什麼。只是一個小小的傷口，又不是被打中了脊椎或是別的地方。」
可是上尉的背上有一個大洞，左邊整條胳膊都被打中了。他們給他注射了嗎啡，所以他不怎麼疼。他的襯衫被脫掉了，但他仍然背著手槍，戴著帽子。他的汗衫上全是血，黝黑的臉盤看上去沒有血色，但他的表情和往常一樣。
我們的急救站受到了太多的炮擊，救護車或別的車輛都上不來，因此，四個擔架手不得不把上尉抬到後方一英里半（2.4千米）的地方。聽說之後，他說：「那太可笑了，抬著我走那麼遠。他們不會做這種事的。我可以走回去。」
醫生說不行，如果他起身，就會接著流血。但上尉掙扎著要下擔架，我不得不按住他，還罵了幾句髒話，他才同意躺在擔架上被抬走。
上尉是個年輕人，看上去有點像拳擊運動員，但舉止文雅，說話時有牛津口音。他在英國第8集團軍服役兩年，沒有受過傷。他剛剛作為聯絡官加入我們，在第一次戰鬥剛開始半小時就被打中。
之前，我們聊了很多，關於英國，關於戰爭，還有別的事情。我難以相信，我認識並喜歡的人，幾個小時前還是好端端的、熱情無比，怎麼可能會這樣傷痕累累、痛苦無助呢？但事情的確如此。
幾分鐘後，兩名德國俘虜走下山來，一個美國步兵在他們身後用刺刀做著危險的動作。他是個地道的美國人，有點邋遢的那種，鼻音很重。對不起，我沒聽清他的名字。他趕著那兩個德國人回到他的中士身邊，用帶著菸草味的鼻音說：「嘿，中士，給你兩個希特勒的小大兵。」
這兩個戰俘很年輕，看上去伙食很好。他們的軍裝肥肥大大，有點像國內男人的沙灘裝。他們的槍和所有裝備都被拿走了，看上去幾乎是半裸的。只穿了一半衣服。從臉上的表情來看，他們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他們被移交給另一名士兵。他會帶著他們穿過田野，去往後方。我看著他們的樣子，忍不住笑了起來，因為那個新的押送者離他們遠遠的，走起路來就像踩在冰上一樣。
我們的急救站其實只是在山坡岩層上工作的醫療隊而已。傷員們都停在那裡等待新的擔架手把他們抬往後方。
醫療隊里的外科醫生，來自長島希克斯維爾的羅伯特·彼得曼上尉告訴我，我們的傷員進來時從不呻吟或大呼小叫，所以我特別注意觀察這一點。他說的是真的。他們只是躺在擔架上，溫順而耐心，等待著醫生們盡其所能地處理。有些人用了嗎啡，所以昏昏欲睡；有些人抽菸聊天，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許多人被從炮彈上炸出的碎片傷到了背部。戰場上的醫護人員要麼把傷處的褲子剪下，要麼把褲子褪下處理傷口，然後就這樣讓他們趴在擔架上，臉朝下。這麼多士兵從山上下來，在棕色制服和綠色草地的映襯下，他們的背部白得發亮，看上去還挺有趣的。
一些傷得不太重的小伙子臉上似乎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表情。我知道他們的感受，並不責怪他們。我記得，一戰中有一個著名的說法「回到老家」——意思是因為受傷而被送回英國。在非洲，我們對這件事有不同的說法，那就是「登上白色的船」，意思是白色的醫療船把傷員帶回大西洋彼岸。
我希望，在這場戰爭中，有人能為非洲前線的醫生寫一本書。我指的不是醫院裡的醫生，而是那些隸屬於部隊並在戰場上作戰的醫護人員。他們是高尚的。他們和戰場上的電話接線員值得更多的讚譽。他們隨時可能犧牲，絲毫沒有喘息的機會。光是一支隊伍里，就有好幾個醫療兵犧牲，還有許多掛了彩。
然而，儘管很高尚，但在我和醫生們自己看來，我們的戰地醫療系統並不是它應該有的樣子。在緊急情況下，我們沒有足夠的擔架手。在我參與的一場戰鬥里，有些傷員原地躺了20個小時才被抬走。醫務人員的工作量達到頂峰。如果有足夠的擔架手來應對緊急情況，那麼就會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大部分時間無所事事地坐著。然而當真的有緊急情況時，擔架手卻不夠，可怕的事情就發生了。
在突尼西亞北部這片多岩石、丘陵的鄉野之地，受傷的士兵們有過非常難挨的時光。人們空著手走路都很難了，更別說四或六個人抬著200磅（90.7千克）的擔架，站起來都很難。我看過負擔沉重的擔架手們在全是石頭的山坡上掙扎前進，四個人要是有一個滑倒或者被石頭絆倒，整副擔架就會倒下，讓傷員飽受顛簸。
有時候，擔架手們不得不抬著傷員們在這片崎嶇不平的鄉野走上5英里（8千米）或更遠。在戰鬥期間，他們可能剛走到目的地，就又得往回趕。我注意到，儘管這項工作極其艱難，但他們還是對傷員保持同情之心。
我們聽到許多故事說德國人在槍擊救護車、轟炸醫院，我自己也知道這些故事是真實的。但也有一些恰好相反的故事。我們的許多軍官告訴我，德國人在突尼西亞的戰鬥還是很乾淨的。他們確實有許多我們沒有的狡猾、殘忍的小把戲，但他們遵守了廣義上的戰爭道德，我們沒什麼可抱怨的。
有個戰地醫生告訴我，在密集的炮火攻擊下，他把救護車開到了戰場上，但德國人停止了炮擊，讓他有8個小時的時間疏散轉送死傷人員。
我還聽過另外一些故事，說我們的救護車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誤入了德國的機槍火線，德國人出來攔住他們，看到他們都是些傷員，於是揮手示意他們繼續前進。據我們的醫生所知，德國醫生給被俘的美國傷員提供了良好的醫療服務，就像我們給他們提供的那樣。
一戰時，神經症被稱為「彈震症」，在這場戰爭中，被稱為「焦慮性神經症」。大約50%的神經症病人可以治癒，甚至可以回到戰鬥部隊。這些病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疲勞造成的，他們日夜不停地戰鬥，極度缺乏睡眠和食物。
外科醫生有時會懷疑一些得了焦慮性神經症的病人是裝病，為的是能不上前線。他們會讓這些人去抬擔架，這是一項艱難、吃力不討好、危險的任務。如果那些人是在裝病，他們很快就會「康復」，並要求回到常規部隊。
在前線，我們已經習慣了持續不斷的炮火轟鳴，我們不再一聽到炮響就嚇得跳起來，不然我們看上去就會像是聖維特斯舞蹈病[2]患者。不過，我們有了另一種反應——惱怒。我們變得惱怒，就像一個人對整天哭泣的嬰兒或整夜吠叫的狗失去耐心一樣。那該死的噪聲持續不斷，一天中幾乎沒有一秒鐘槍聲不響的，要麼就是幽靈般的炮彈在空中嗖嗖作響。後來，我們對持續不斷的喧囂厭煩透頂，差點想生氣地跳起來大喊：「哦，看在上帝的分上，停停吧！」
這個特別的故事裡有三個英雄，如果你願意這樣稱呼他們的話。我願意。在戰鬥的5個小時裡，他們三個人，一個接一個地指揮同一個步兵連。由於沒有更好的名稱，我們乾脆把這個連隊稱為K連。
那是白天。整個連隊埋伏在一塊綠色的麥田裡，麥田前面是一個山坡。我們想拿下山後面的德國人，但如果驚動了敵人，敵人就會用機關槍在山脊上屠殺他們。
來自馬薩諸塞州伍斯特的理察·科爾中尉是K連的指揮官。下午3點左右，他正和手下藏在麥田裡，一枚德國炮彈打中了他。他的一條腿受了輕傷，另一條腿被炸碎了。科爾中尉用智慧救了自己的命。他用手帕做了一條止血帶，用自來水筆做杆子，把止血帶擰了一下攥在手裡，然後開始慢慢地向後爬行，因為他知道醫護人員不敢冒險到炮火覆蓋的陣地上尋找可能受傷的人。
大約一小時後，他鬆開了止血帶，以免造成壞疽。夜幕降臨，他繼續緩緩地爬著，不時注意查看止血帶。夜裡的某個時候，他發現身下有一根電話線。這就是他一直在尋找的東西。他拿出刀子割斷了電線，知道會有人來巡查斷線之處。他躺在電線上等著。正如他所預料的，他們終於來了。天亮後很久，在受傷20個小時之後，科爾中尉被送到了醫院，他的腿都保住了。
科爾中尉一受傷，來自康乃狄克州新不列顛的西奧多·安東內利中尉就自動接過了K連的指揮權。他們在麥田一直等到黃昏，然後開始在山坡的左邊慢慢繞過。他們衝上山，用刺刀出其不意地從後面拿下了德國人。
安東內利中尉沒有待在連隊後面，而是拿出了他的點45，帶著連隊上山。通常指揮官不會這樣做，但在當時這樣做是理所當然的。安東內利為自己的勇敢付出了代價。一枚德國手榴彈爆炸後，碎片散落在他胸前，他倒下了。他的傷勢並不嚴重，但足以讓他動彈不得。他只指揮了K連四個小時。
下一位指揮官是阿瑟·戈德溫中士。他立即接過了指揮權，而且執行得非常好，戰鬥結束後，整個師都在稱讚他。戈德溫中士帶領士兵們打了一場突尼西亞戰爭中為數不多的刺刀戰。他們並沒有殺死或俘虜敵人，因為敵人都驚恐地一邊逃一邊喊：「瘋子！瘋子！」就這樣，這座山被我們占領了。
戈德溫中士來自亞拉巴馬州的恩特普萊斯，這是一個棉花小鎮，以象鼻蟲而聞名。在國內的豐收季節，他經常開著卡車在佛羅里達的各個果園漫遊，採摘水果。他在部隊服役已經三年多了。戈德溫是一個高大英俊的小伙子，才26歲。他的軍人氣派十足，舉止卻文靜體貼。他身上有一種冷靜有力的氣質，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好人。
團里的每個人，包括指揮官，都希望戈德溫能繼續指揮K連，因為他做得很好。但這是不可能的。其他軍官也有資格得到指揮權，所以第二天戈德溫中士被替換下來了。
不過，別著急，這個故事的結局並不痛苦，也不悲傷。其實，6個月前戈德溫在非洲登陸時，他就可能很快會升職。但部隊里的事就是這樣。幾個月過去了，什麼都沒發生。像所有的好士兵那樣，他繼續當著中士。但師部的指揮官出面，行使了在戰場上提拔士兵的權力。在最後一個德國人被押送下山的幾個小時後，戈德溫中士就成了戈德溫中尉。連隊的指揮權也緊隨其後。
大家都很高興。在戰爭中，好人就應該這樣獲得應有的地位，真才實幹應該有用武之地，繁文縟節人人都很厭惡。
那段時間，我每天在石頭上坐上一個小時，手托著下巴，心裡想著：「我在這兒到底是幹嗎的？」
在休息期間，我決定要趕工，因為沒有帶打字機，我只能坐在地上用鉛筆寫字。正午的陽光明亮又炙熱，我不能坐在外面寫字。我們所在的地方，是方圓幾英里內唯一的陰涼處。那是一塊大岩石，我們營的參謀部就在這塊石頭後面指揮戰鬥。我也選了這個陰涼之處作為寫作的地方。
這個位置本來是可以的，但它經常受到子彈的光顧。我剛寫了10分鐘或15分鐘，突然，機槍的子彈從山頂上轟鳴而下，嗡嗡地從我頭頂飛過。它們是我們山頭上的德國狙擊手發射的。很明顯，他把我的紙當成目標了。我待在原地，直到三四顆子彈飛過去，然後我走到岩石的另一邊，告訴營隊的參謀，「那個傢伙在向我開槍。」
過了一會兒，我努力地去找我的繆斯女神。那個傢伙一天四次把我趕出陰涼的地方。第四次，三顆子彈基本上是擦著我的臉過去的，我想，它們上面肯定有我的汗毛。第四顆子彈在10英尺（3米）遠的地上打了個粉碎。那個瞬間，我飛快地繞過岩石，甚至在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腳印。從那時起，我就一直躲在後面。最後，傍晚時分，我們的一個士兵挖出了那個狙擊手並將他抓獲。
我不知道哪個對我的精神危害更大，是寫作，還是子彈，抑或是蛇。布滿岩石的山野是爬行動物的天堂。在狙擊手讓我羞愧難當地逃跑之後，我坐在散兵坑裡試著寫字。如果我一直盯著那張紙，就什麼事都沒有了，但不知為什麼，我碰巧低頭看了看地上。在那裡，在散兵洞的洞底，在我的腿邊，是一個親愛的滑溜溜的「小朋友」。我逃離散兵坑的畫面，就好像子彈離開步槍。
當我終於爬回洞裡，偷偷往裡看時，發現我的新「室友」打破了非洲大自然的物種規律：非洲到處都是爬行動物，三分之二是蛇，三分之一是蜥蜴。這是一條蛇，但它有兩條腿，一邊一條，在身子一半的地方。我們還沒來得及消滅這個怪物，它就縮回到散兵坑一端的一塊岩石下了。
俄亥俄州斯特拉瑟斯的理察·雷德曼下士住在我旁邊的散兵坑。在我這個小插曲之後一個小時左右，雷德曼下士正在他的坑裡睡覺，我碰巧路過。就在那裡，離他頭不到一英尺（0.3米）的地方，有一條真的蛇。我嚇得喊了出來，叫聲幾英里外都能聽到。一個外科醫生抓起一把鏟子把它打死了。他說那是條蝰蛇，毒性很強。後來，他們在同一個地方又殺死一條。
雷德曼下士醒來時，我告訴他我是如何救了他的性命，他非常感激。原來，他也非常怕蛇。如果條件允許，我想，雷德曼下士和我會把那些蛇留給阿拉伯人，然後逃回老家。
賓夕法尼亞州哈茲爾頓的威廉·奧特下士住在旁邊的散兵坑。他參與了我們關於蛇的討論。他說，他這輩子也對蛇有著複雜的情結，但自從到了突尼西亞，他在戰場上看到那麼多恐怖的場面，以至於蛇變成了無關緊要的東西。他對蛇的莫名其妙的恐懼也消失了。
也許我自己也有點這樣的感覺。我想，那隻蜥蜴還在我的散兵坑裡，周圍可能還有蛇，晚上我不可能安心躺進散兵坑裡。但當夜晚來臨，沒別的事可做，我只能爬了進去，整晚都睡得很香。
來自長島巴比倫的尤金·博克斯中士是一名步兵，是那種無憂無慮的金髮帥哥。他總是咧著嘴笑，門牙掉了一顆。他經歷了四次大戰，死裡逃生的故事足夠寫成一本書了，他殺了許多德國人。博克斯中士是玩骰子和撲克牌的高手。我認識他時，除了每月25美元的津貼，他已經匯了1200美元回家，除此之外，他還攢夠了700美元，準備再寄回去。
每次加入戰鬥前，他都會把錢包交給後方的朋友保管，以防萬一。他有一枚鑽石戒指，每次戰鬥前，他都會把戒指從自己的無名指上取下來，戴在中指上，戒指在無名指上正正好，但在中指上就太緊了。他認為，戒指戴在中指上，如果他受傷被俘，德國人就無法偷走他的戒指，除非砍掉他的手指。顯然，他認為他們不會這麼做。
來自西弗吉尼亞州德科塔的一等兵威廉·史密斯是一名步兵，有時兼任擔架手。有一天，他和一個擔架手發現了一名重傷的德國士兵，他們把他放在擔架上，想把他送到一個急救站。但那個人傷得太重了，他們只走了幾分鐘，他就死了。不管怎樣，他們一直和他在一起。突然，德國的轟炸機開始在他們周圍投下點88的炮彈，所以一等兵史密斯結束了這個小插曲，用他的話說就是：「我就直接把那個狗娘養的扔在那裡，然後逃走了。」
還有一次，他和另一個士兵從戰區把一個受傷的美國人抬回去。剛走到一半，熟悉的點88炮彈開始了轟炸，但他們沒有把這傢伙扔下。不，先生，那個受傷的人自己從擔架上跳下來，開始狂奔，比他們這兩個氣喘吁吁的擔架手先跑回了急救站。
在一次夜間行軍中，我們在午夜左右停下來，被告知要在附近山坡上的岩石里找地方藏起來。這個山坡基本上是個懸崖，很難站住腳。山坡上全是巨大的石頭，石縫中間還長著一種毒性特彆強的野草。夜晚一片漆黑，我們幾百個人不得不全憑感覺找到地方躺下。
我差點爬到了山頂，才幸運地找到了一個相對平坦的地方，剛好能放下我的身體。我用腳把野草踩平，擔心了一會兒蛇和蜥蜴，然後把半幅帳篷放在地上，躺上去，裹上一條毯子，再把另半幅帳篷蓋在身上。野草的氣味很難聞，我以為我會睡不著，但兩秒鐘後，我就睡得死死的。事實上，我這輩子從來沒有睡得這麼好過。
等我醒來，我才知道，整個宇宙仿佛都在爆炸。到處都是槍炮聲，飛機呼嘯著在我們頭頂衝下。天剛亮，我們就經歷了一場俯衝式轟炸。我心裡想，「哦，天哪，這次他們要炸死我們了！」我甚至都沒有從帳篷下往外看，只是伸出一隻手，在前一天晚上放鋼盔的地方摸到鋼盔，戴在頭上。我記得，我側身躺著，蜷著身子，膝蓋和下巴靠在一起，這樣我的身體被擊中的機率就變小了。
敵人的飛機轟炸了下面山谷里的一些車輛，並朝著我們這座山的方向撤離。飛過的時候，它們只比山頂高一點點，就在我們頭頂不到100英尺（30.5米）的地方。我們露天躺著，實在是機槍掃射的最佳目標。
他們沒有開槍，但這是這次戰爭中最讓我害怕的俯衝式轟炸。我很高興，突尼西亞戰場的爭奪馬上就要結束了。
[1] 二戰中，英國空軍飛行員傳說飛機出現故障是因為有小精靈搗亂。
[2] 一種神經系統症狀，發作時看起來像在跳舞，名字來源於癲癇和神經紊亂症患者的主保聖人聖維特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