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戰爭 · 第十五章 結局在望
最後，我們離開了突尼西亞中部，向北推進，美國人和英國人都是如此。在突尼西亞的漫長纏鬥已經到了尾聲。這場殺戮不會再拖上多久。
英國在突尼西亞的部隊人數，以及部隊的經驗都比我們要多。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為他們分擔了很多，但隨著英國第8集團軍的到來，英國已經完全占據了主導地位。
試圖從中得出險惡的推論是不對的，因為事實本來就是如此。自從蒙格馬利從埃及一路追殺隆美爾，打造了史上最偉大的軍事成就之一，人們就認為英國人應該負責廝殺。
第8集團軍是一個偉大的組織。我們這些記者都為之折服。我們的部隊也同樣對他們欽佩不已。它無疑是有史以來最優秀的軍隊之一。我們沿著突尼西亞海岸追了幾天，近乎帶著敬畏之情來到他們身邊。
它的持續行軍安排得如此完美，看起來更像是商業大公司，而不是毀滅性的軍隊。在沙漠的陽光下，第八集團軍的軍人們皮膚黝黑，襯得眉毛成了白色。大多數人都穿著短褲，看上去很健康。他們的士氣很高漲。我們自己部隊的士氣也不錯，但那些來自炙熱沙灘的男孩們充滿了征服者的活力。
他們友好、驕傲、自信。他們在沙漠裡待了三年，臉上帶著勝利的表情。我們羨慕他們，為他們感到驕傲。
北部鄉野與我們美國人剛剛度過冬天的半沙漠地帶完全不同。在北方，土地肥沃，一切都是碧綠的。
突尼西亞北部到處是丘陵和山谷，一棵樹也沒有，但在春天，大地被深綠色覆蓋，牧場和新鮮生長的穀物鬱鬱蔥蔥。小野花灑滿了鄉間。我從未見過比這更可愛、更溫柔的國家。它給人一種平靜的感覺，似乎在訴說它的富饒。那是一片豐滿、成熟的土地，春季的生活似乎是甜蜜而值得的。
那裡到處都是彎彎曲曲的碎石路，村莊坐落在山坡上，有些屋子看上去像是明信片裡的。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們突然開車走進那片清爽的綠色，感覺像是伸出雙臂擁抱這片青翠的美景。它與我們所見過的突尼西亞大不相同。
然而，寧靜的綠色漸漸被鮮血染紅。道路上擠滿了棕色的車隊，拖車上擺著長長的槍管。蔚藍無比、白雲朵朵的天空中，成隊的戰鬥機發出巨大的轟鳴。沒過多久，突尼西亞整個東北角就呈現出一種暴力感，與這片土地上大自然賦予的仁慈完全不相符。
我們唯一能為自己開脫的就是，即便是在褻瀆美的過程中，人們依舊有能力欣賞美。
無數士兵都希望，在和平時期，有朝一日能把妻子和孩子帶到突尼西亞，讓他們看看我們曾經熟知的戰場。但除了城市，他們找不到多少東西能夠提醒他們昔日這裡曾經存在的兇殘與暴力。
我走遍了突尼西亞戰區——我們所在並因此而熟悉的這部分，還有因為被德國人占領而不了解的那部分。
我沒有看到印象中一戰時法國照片裡那種荒涼的鄉村。那是因為戰鬥是機動的，雙方都沒有使用永久性的大型武器，而且大部分地區沒有樹木，空空如也。但戰爭依舊留下了許多痕跡。
在埃爾蓋塔以東，在一個寬闊的山谷里，一條平整的碎石路穿過，我看到遠處平地上有一些深色物體。它們是戰鬥雙方燒毀的坦克。在路邊1英里（1.6千米）處的地方，兩輛坦克像雙胞胎一樣坐在一起。其中一輛坦克，巨大的履帶斷開，在後面拖了50英尺（15.2米）遠。坦克裡面一片狼藉。燒焦的殘肢、機械碎片散落在外面。我們的士兵已經取走了德國坦克殘骸中所有有價值的東西，但仍有大扳手、浸了油的手套和變形的子彈盒躺在那裡。
還有許多坦克分散在山谷中方圓幾英里的地方。在一輛坦克的背面，離巨大金屬殘骸不到五英尺（1.5米）的地方，有一個新搭的墳墓，裡面埋葬的是一個德國坦克手，土堆上只有一個粗糙的木頭十字架，沒有寫名字。
山坡上，白色的彈片依然清晰可見，那是炮彈爆炸後留下的火藥痕跡。通信兵的電話線纜太長了，沒辦法收集在一起，只能散落在路邊。
碎石路上，有炮彈或俯衝式轟炸機留下的大坑。路邊不時地站著孤零零的小墳堆，上面插著木頭十字架。有些電話杆被砍掉了，還有許多空的彈藥箱。但這些東西，人們必須很仔細地看才能看到。這裡發生過一場大廝殺，卻只留下細微的痕跡，很難摧毀附近幾英畝的金盞花和廣袤而鮮嫩的沙漠草地構成的美景。
西迪布濟德就是那個白色的小村莊，2月份時我看著它被炮彈炸毀。幾個星期後，我才得以走近仔細觀看，因為後來的一段時間內，它被德國占領。它是我曾經非常了解的鄉鎮之一。但我回來時，只看到一派可憐的景象。它幾乎不復存在了。曾經的幾十所白色石頭土坯矮屋，現在變成了一堆廢石墟。它已經死了，因為德國和美國坦克縱隊相向而行，在這裡相遇。雙方的炮彈傾瀉著怒火，對著它轟炸了好幾個小時。這裡肯定得有一個新的西迪布濟德。
法伊德隘口是格蘭德多薩爾的最後一個關口，從這裡往東走，就是長長的平原地帶，再往前就是斯法克斯邊上的地中海。幾個月來，我們一直渴望地盯著法伊德隘口，試著攻打了好幾次都沒有成功。德國人大撤退時，自願離開了法伊德隘口。他們放棄得如此徹底，又充滿惡意，埋下許多地雷，我們根本不敢開下馬路，生怕被炸飛。
我們的工程師帶著電子儀器在雷區掃雷，一旦發現地雷，便做上警告標記，直到把它們挖出來，或者引爆它們。警告標記通常有兩種，一種是用膝蓋高的棍子把地雷圍起來，再在棍子上圍上一圈白色帶子；另一種是在棍子上面插上兩個相反的箭頭，白色箭頭指向左邊，意味著那邊是安全的，紅色箭頭指向右邊，意味著那邊有地雷。
相信我，在看過幾輛被地雷炸翻的卡車和吉普車後，我們怕死了地雷，每次經過路邊的箭頭時，都害怕地貼著另一側路邊走。
我不願意想起可憐的斯法克斯。我覺得，它是我們看過的突尼西亞最美麗的城市之一。它有點邁阿密比斯坎大道的感覺，還有點聖地亞哥的風情。但它被摧毀了——至少市中心的商業區被摧毀了，因為它就在前線的海邊，盟軍的轟炸機對它大肆轟炸。不過在轟炸前，整個商業區進行了疏散，人員的傷亡可能很輕微。
轟炸過後，斯法克斯的部分地區像是閃電戰中的倫敦。一輛機車散落在人行道上。皇家棕櫚樹被連根炸起，可憐地躺在街上。那些小公園已經是空無一人的坑窪之地。碎石街道上有很大的裂縫。市中心的每一寸土地，都被炸成了廢墟。
法國人覺得我們不應該轟炸斯法克斯，因為它是法國的地盤。但它是德國最大的補給港之一，如果不炸掉它，它將切斷我們的喉嚨，還有法國的喉嚨。
凱魯萬是一個神聖的城市，是一個較小的聖地，[1]但對德國人來說並非如此。整個冬天，他們都把它當作一個主要的鐵路和公路供應點。
德國人在第8集團軍面前逃跑後不久，我們就到了凱魯萬。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地體驗重新占領的場面。我們的三名記者坐著吉普車進城，卻驚訝地發現街上擠滿了人，他們揮手歡呼，為每輛路過的車輛鼓掌。
他們不知道我們跟第8集團軍有什麼差別，同樣熱情地對待我們。我們也興高采烈地沖他們揮手，仿佛是我們把德國人趕跑了似的。
凱魯萬被軸心國統治了近三年，但沒有遭受太多轟炸。這裡可能出了一點錯，有報道說，我們的飛機炸毀了華麗大酒店，那個酒店曾經是德軍的一個指揮部。事實是，華麗大酒店依舊矗立著，絲毫沒有損毀。
在凱魯萬，我們又見到了白人女性，我們大多數人很久都沒有見過了。三個法國女孩在街角站了幾個小時，在盟軍的坦克和卡車經過鎮上時，她們一邊微笑一邊揮手。其中一個女孩穿著藍色裙子、白色上衣，她從其他女孩中脫穎而出。這一幕之後，無數士兵跟我說起，他們在凱魯萬見過一個很漂亮的女孩。最後，他們描述了她的穿著，原來他們說的都是那個藍裙子白上衣女孩。
一個女孩，只是站在街上揮揮手，就讓遠離女性太久的士兵們產生了幻覺，仿佛置身於許久不見的百老匯大街。
加夫薩是一個南方小鎮，在被德國占領幾個月後，又被我們奪回。它沒有被槍彈損傷太多，卻遭受了殘忍士兵的毒手，究竟是德國人，還是阿拉伯人，我說不好。
一個法國軍官估算過，加夫薩的阿拉伯人裡面，支持德國人的占85%，支持法國人的占5%，剩下的10%兩邊不靠。這證明了德國的宣傳能力，因為阿拉伯人是強權的傾慕者。
無論如何，當我們回到加夫薩時，街道上到處都是垃圾，所有猶太人和富裕階層的法國人和阿拉伯人的房屋都被毀了。窗戶被打破，地毯和所有貴重物品被偷走，家具被砸碎，扔到街上，讓沙漠裡的阿拉伯人偷走。強盜們走進不錯的小旅館，用錘子砸壞每個洗手間、每面鏡子、每扇窗戶，還毀壞了鎮子上所有製冷系統。
他們對城市發電廠的嚴重破壞是合乎邏輯的，但一時興起對私人物品及花園的損毀與摧殘卻是野蠻的，僅僅是因為野蠻。
德軍中斷這個國家的糧食供應，造成的慘痛，可能比實際戰鬥中任何一方都要多。被坦克蹂躪的田地會再次生長，流沙會填滿那幾十萬條壕溝，彈藥箱、煤氣罐和廢棄的坦克會自行生鏽而被人遺忘。毀掉的小鎮會被重建。而阿拉伯人，正如幾個世紀以來那樣，會以最適合他們的方式緩慢地處理自己的事情。
非洲是一個奇怪的地方，這場戰爭與上次在法國的戰爭幾乎沒有什麼相似之處。然而在非洲，有太多的美國人睡在罌粟花下，罌粟花是那麼紅艷、生動，它們的美，奇怪地令人感到悲傷。
沙漠裡的戰場和北方的戰場一樣，鮮花盛開。它們長得狂野，像草叢一樣茂盛，覆蓋著大片的土地。它們綻放在大片紅色、黃色和橙色的土地上，旁邊是同樣茂盛的清新的綠色嫩草。所有這些都被茂盛的綠色新草所包圍。我們當中，即便是最遲鈍的人，也不禁被這種反常的美麗感動。
我不時停下來看看戰場上的一些墳墓。德國人把死者埋葬在路邊的小墳墓里，但我們一般集中在少而大的墓地里，通常在城鎮的邊緣。阿拉伯人被雇來挖墳地。
加夫薩有一個美國人的陵園，有600多座墳墓。它在一片沙地上，墳墓在裸露的灰色土地上整齊排列。每個墳墓上都有一個齊腰高的木十字架。旁邊的一個帳篷里，有一大堆現成的十字架，還有一堆新做好的大衛之星的木頭標記，是給猶太死者用的。
德國的小公墓總是用一排排白色的石頭圍著，有些公墓，還用白色石子擺成字母。我記得有一個是說（大概的翻譯）：「這裡的死者為了大德意志帝國的榮耀獻出了自己的靈魂。」
在一個大約有100座墳墓的德國公墓里，我們發現了11個美國人的墳墓。他們跟死去的德國人躺在一起，沒有隔開。他們的墳墓與德國人的墳墓完全相同，只是木製十字架上的名字下面寫著「美國人」，下面是他們的部隊編號。想必他們的「狗牌」[2]和他們埋在了一起。
在其中一座墳墓上，部隊編號下面還寫著「T-40」。顯然德國人認為這是他的編號的一部分。事實上，它指的是，這個士兵在1940年第一次注射了破傷風疫苗。
參觀這個墓地時，我的朋友帕特·多納迪奧中士跟我一起。離開時，他說：「他們尊重我們的亡者，和我們尊重他們的一樣，知道這一點很令人欣慰。」我們還看到田野里有些義大利人的墳墓。它們也有很好的標記，每個墳墓前面都有一束枯萎的金盞花。在一小片標記和裝飾都很漂亮的義大利墓地里，有六座墳墓，顯然是在撤退前的最後一刻挖好的，只是簡單的土堆，每個土堆上除了倒插著一個空酒瓶之外，沒有任何標記。我們可以看到瓶子裡的紙片，上面寫的顯然是義大利亡者的姓名和編號。當然，我們不會拔出瓶子，破壞這些墳墓，但即便想這樣做，我們也不敢。我聽過有些傳言，雖然無法證實，這些墓穴標記有時候是誘殺裝置。
德國人撤退得乾淨、徹底。他們的回收組織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可能是出於迫不得已的需要。我們走遍了他們撤離後的突尼西亞鄉間，證明他們來過的東西很少。我們在田野里看到燒毀的坦克，看到被炸毀的偵察車和義大利卡車躺在路邊的溝渠里，就只有這些了。他們沒有留下任何可以修復的東西。汽車殘骸的輪胎、儀表和車燈都被拆除了。他們並沒有像我們一樣，留下許多錫罐、盒子或其他垃圾。
德國人撤退時，我們沒怎麼看到被燒焦的土地，可能是因為向北撤退來得太快了。有些橋樑被炸毀，山口和被破壞的橋樑周圍的小路上都埋滿了地雷。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電話線都被毀了。公路旁的電線杆，每隔幾根，他們就砍掉一根，還剪斷了大部分電線。電線杆不是被砍斷的，而是在離地面約兩英尺（0.6米）的地方被鋸斷，而且鋸得非常整齊。
在我們北上時，上天似乎下定了決心，要慷慨地補償我們在冬天遭受的苦難。天氣好得誰都說不出什麼來，堪稱完美。雨季結束了，寒冷也消失了。一切都是蔥蔥鬱郁，鮮花在鄉間綻放。太陽很早就升起，陽光明媚，在經歷了幾個月的陰雨和大風之後，這種天氣真的是上天的恩賜，就好像弗吉尼亞的6月一樣。
我不知道戰鬥部隊受到了什麼樣的影響，但就我自己而言，我迷醉在這春天裡，什麼都不想做，只想躺在陽光里，良心都過不去了。
有一段時間，我們這些記者在一片杏樹林中紮營，在腳踝那麼高的藍草里。陽光從樹間灑落，偶爾有蜜蜂在身邊嗡嗡叫著，讓我想起美國中西部的夏天，那些懶洋洋的日子。那片杏樹林是我所知道的最寧靜的地方之一，我經常在帳篷外躺上幾個小時，就躺在草地上，沉浸在「罪惡的知識」中逃避工作、逃避戰爭和其他一切。
我們離前線太近了，可以一直駐紮在這個營地，去前線只要半個小時。德國戰鬥機每天都來，但我們的空中優勢是如此強大，以至於我們根本不抬頭看。炮聲整夜隆隆作響，地面不停顫動。剛來時我睡不著，現在早已習慣了。
讓我不習慣的是我們的空中優勢。雖然不習慣，但我不得不說，在與臭名昭著的敵機短暫「交往」過後，我發現它們其實是一種最愉快的陪伴。
己方有了空中優勢，人們就可以在帳篷里坐著，不用每次聽到飛機的聲音就趕緊跑出去謹慎查看。有了空中優勢，人們就可以開著吉普車一路前行，而不是每次看到遠處有一隻鳥在飛，就趕緊鑽到壕溝里去。有了空中優勢，人們聽到巨大的轟鳴聲，就知道那是自己的飛機，而不是敵人的。我們就是這樣的。如果看到一架德國飛機，我們都不會大驚小怪了，因為我們知道天空中到處都是我們的「老鷹」在巡邏，在它造成傷害之前，它們就會對付它。
那些日子，我們在突尼西亞擁有了空中優勢，天知道是怎麼做到的！不久之前，我們的優勢本來是五比一，但隨著德國人撤回一些飛機，加上有些飛機又永遠地墜入了塵埃，我們的優勢便與日俱增。
我們的地面部隊終於體驗到了，戰鬥上一整天，而天上沒有敵機對他們俯衝轟炸的美妙感受。隨著我們空軍力量的增強、敵人的削弱，我們差點開始可憐對方的地面部隊了，他們也在品嘗來自天空的苦酒。
那段時間，我又和一些美國戰鬥機飛行員住在一起。我發現，打破平衡對他們的影響和對地面部隊的一樣。他們沉醉在這種優勢中，飛得前所未有地暢快，因為他們終於成了食物鏈的頂端。
陽光明媚，曬得乾草暖洋洋的。地勤人員瘋狂地工作，讓飛機保持可飛狀態。飛行員的工作強度很大，如果一直這樣下去，他們可能撐不了太久。有些戰鬥機飛行員一天要執行五次任務，以前一天頂多一次。戰鬥機什麼活都干——護送、地面掃射、空中纏鬥，甚至是小規模轟炸。
我來告訴你們空中優勢是怎麼一回事。以往，我們會派戰鬥機掩護轟炸機，但戰鬥機總是不夠用。現在，我們有了空中優勢，我們不僅有充足的戰鬥機掩護轟炸機，甚至還可以給那些用作掩護的戰鬥機再派一層掩護。雙重掩護，不僅如此，我們還有許多「自由巡航」的戰鬥機，遠在轟炸機的視線範圍之外，只是為了攔截一切可能出現的敵機。作為收尾，轟炸機離開目標後，為了避免常規掩護的戰鬥機遇到麻煩或燃油不足，我們還派出別的飛機接應轟炸機。這種就是「掃蕩任務」，它剷除了許多頑固的害蟲。
那一整個冬天，雙方都在空中不斷巡邏。從黎明到黃昏，每天有兩到六架飛機不停地在每個機場上空盤旋，隨時做好準備，等待敵機出現。在我們占了上風之後，我們仍然在巡邏，但我們也做了一些額外的工作。我認為這是空中優勢的最終體現：我們也在德國機場上空巡邏！
事實上，我們的戰鬥機在一個大型德國機場上空巡邏了整整一個下午，來來回迴環繞飛行，逼得所有德國飛機無法起飛。當然，這是一個特例。我並不是想讓你們認為，我們一直在所有的德國機場上空巡邏。但其實發生這種事情本身就是非常驚人的。
是的，空中優勢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它是生活中小小的奢侈，而我卻渴望它成為日常。
我們在北非的部隊里依然充滿了傳言。大多數是關於我們什麼時候能夠回家的。有傳言說，羅斯福總統發表了一次廣播講話說，突尼西亞戰役一旦結束，北非士兵們的母親、妻子和情人們就會有一個巨大的驚喜。這個傳言迅速地傳開了，士兵們立即將其解釋為，在最後一個德國人離開非洲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可以回家。我們的一些部隊熱切地相信這一切真的會發生。
橘子的季節結束了。在這裡作戰期間，甘甜多汁的北非橘子是最讓我們愉悅的東西之一。幾個月來，我們每天都要吃上十幾個。橘子過季後，我們偶爾能喝到美國運來的罐裝果汁。在英國人的食堂，我們發現了一種小瓶裝的、叫作抗壞血酸片的藥片。我們每天吃這種藥片，彌補飲食中缺乏的水果。
受到英國軍需品的啟發，我們有了一種新型的美國口糧，有些經常出行的士兵覺得它比別的口糧都要好，那就是「U口糧」，它設計得非常好。四到五個必須在旅途中自行安排飲食的人所需要的一切，這份口糧里都有。
它裝在木箱中的紙板箱裡。所有的東西都是罐裝的，或小袋裝的，分量只夠一頓吃的。隨附的還有兩份印刷的菜單，指導人們如何食用。我弄丟了一號菜單，二號菜單是這麼寫的：早餐——番茄汁、全麥麥片、培根片、餅乾、咖啡；午餐——豆子湯、烤牛肉、速食米飯、餅乾、檸檬水、硬糖；晚餐——肉和蔬菜的雜燴，乾梅子，咖啡，杏醬。
口糧里還有根汁汽水[3]、橡皮糖、罐裝黃油、粉末狀的番茄汁和兩大包衛生紙。番茄汁味道很差，但罐裝培根口味絕妙。上帝保佑U口糧！
正如戰時必然會發生的其他事情一樣，親密的朋友有時會消失。他們走後，我們就會坐上一個晚上，講述他們的故事，就像以前通信機飛行員執行任務一去不復返時那樣。
來自密爾沃基的律師倫納德·貝斯曼中尉是我最親密的朋友之一，有確鑿的證據表明，他是被抓走的，而不是被殺。所以我們都希望，不久後能再次見到他，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我以前提到過他。在我所認識的所有士兵中，對於戰爭中微小的美好，還有生命中巨大的悲劇，他是最敏感的。可能是因為他是猶太人，也可能不是。我不知道。
在他被抓之前很久，他就成了勇敢的代名詞。那是一種建立在純粹的理想主義基礎上的勇敢，一種堅不可摧的勇敢。他遲早會犧牲或被俘。我從沒聽說過有人不喜愛他，不欽佩他。
晚上，我們坐在床上，因倫尼說過的話而歡笑，因為它們聽上去很誇張。但我們很了解他，知道這些話一點也不誇張，倫尼說的都是真心話。
他被包圍、壓垮和俘虜的那一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我們的先遣部隊前面很遠，因為那是他的工作，突然他發現自己被阻截了，前面是一輛德國坦克，旁邊是一排實彈機槍。倫尼跳下吉普車上，舉著點45手槍，對著全副武裝的敵人大喊，「出來吧，我不會開槍。」如果是其他人，這可能是虛張聲勢，但倫尼是認真的。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發現，戰爭一個月又一個月地壓在我們身上，我們開始變得厭倦，但倫尼從未厭倦。他有一種能力，可以在豐富的頭腦中像鏡子一樣映射所有與他擦肩而過的人或事。我們有一種專門安裝在半履帶裝甲車上的高射炮，需要兩個人開火。炮手們坐在槍炮後面兩個桶形的金屬座位上。在一次可怕的俯衝轟炸和掃射中，敵機直接衝著他們轟炸時，倫尼就躺在座位旁邊，盯著那兩個特種炮手。
他們一動不動，只是坐著開炮。突然，他們一起從座位上側身倒下，死去。同一瞬間，另外兩個美國人像雙胞胎一樣從半履帶裝甲車的長椅上起身，坐上了死神剛剛騰出的座位，繼續開火。倫尼被士兵們自覺承擔戰鬥責任的這一幕深深地感動，講述這個故事時，他幾乎哽咽。
最令他敬佩的事件發生在我們的炮兵給德國人密集製造麻煩的時候。德國人找不到炮兵部隊，所以晚上派飛機過來搜尋。當然，這意味著我們要保持低調和沉默，一旦朝他們開火就會暴露我們的位置。
他們每天晚上都來，卻始終沒有找到我們。但每天晚上，在他們四處盤旋並最終離開後，一個孤身一人卻充滿輕蔑的炮手都會向他們開上一炮，就像在說：「我們就在這兒，你們這些傻子！」
一夜又一夜，敵機離開的時候，那個炮手都會開一炮。他的俏皮讓倫尼感到振奮，我聽到他說：「我真想跟那個人握手。我要找到他，就算他是個二等兵，我也要向他敬禮。」
我們聽說，德國人把在埃爾蓋塔俘獲的為數不多的美國人，帶到突尼西亞的主街上，把他們裝上卡車，再拉回來，然後讓他們下車，在城裡遊行，讓人們覺得囚犯很多。倫尼的一個朋友說自己好像看到了倫尼，就在他第三次被迫沿著突尼西亞的主要街道遊行時，他擰著鼻子擺出一副與眾不同、滑稽可惡的面孔。這是倫尼的一個小習慣，他想，「我以前好像在什麼地方看到過。」
還有一個朋友，我在前文提到過的，也在失蹤者之列。我們幾乎確定，他也被俘了。他就是密蘇里州墨西哥城的托尼·隆普金上尉。托尼是某個部隊的營務官——類似於軍事化酒店的經理。
就在托尼失蹤之前，人們剛給他起了個外號「諾亞」·隆普金，因為他似乎總是選擇這種悲慘潮濕的地方當指揮所。在被俘前的最後一次行動中，頗為幽默、英俊的指揮官把隆普金上尉叫到身邊，一起站在一個帳篷外面，眺望著水面的風景，祝賀他將他們安置在如此美麗的湖中。
如果托尼·隆普金能滿足於做自己相對安全的「酒店管理」工作，那麼他根本不會被捕。但他想親自上陣。他是個熟練的炮手，最後他說服了指揮官，讓他帶上五個人和一門帶輪子的小炮出去，看看能幹掉點什麼。
第一天，他們收穫了一輛德國卡車，還有一個從他們開火的地方看上去像是卡車的東西，後來才知道那是一頭駱駝。第二天，他們往山里行進，想找到一個射擊的好位置，但一無所獲。第三天，他們往山里又走遠了些，尋找開火的完美地點。
隆普金上尉過去和底特律的查克·米勒少校共用一個帳篷，他們和助手、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威廉·尼科林下士（我已經提到過他們兩人）組成了一個親密的團隊。
第三天晚上，米勒少校回來晚了。看到托尼的帆布床空著，他很吃驚，也有點擔心。第二天早上醒來時，他還是沒看到托尼。米勒少校去見了將軍，並得到允許，開始與他自己的憲兵小隊一起搜尋失蹤的同伴。
他們找遍了托尼去過的所有地方，最後，通過研究地形，與附近的人交談，詢問德國戰俘，他們拼湊出了事情的原委。隆普金上尉一直想去的那座山里全都是德國機槍手。許多德國人都發現了他。他們派出一支小分隊，繞到他身後包圍了他。後來一個被俘的德國人說，有個美國上尉用槍打死了一個德國人，打傷了另一個，然後被抓走了。
小小的隆普金-米勒-尼科林家族並不悲傷，它只是缺了一角。「我們是個完美的組合，」米勒少校說，「托尼是個慢性子，為人隨和，而我脾氣大，很急躁。我們彼此制約、平衡。我能讓他振作起來，他能讓我冷靜下來。我們肯定會想念他的，不是嗎，尼基？」
那年春天，我離開前線一段時間，和其他部隊住在一起。在我離開期間，前線有許多戰鬥。當我打算回到前線的老朋友身邊時，我在想，我是否能感覺到他們的變化。我感覺到了，很肯定。
最生動的變化是，他們談論殺戮時已經有了漫不經心和例行公事的態度。他們已經完成了心理轉變，從原本正常的認知：「奪取他人的性命是罪惡的」，變成了新的職業觀：「殺人只是一門技藝」。他們不再覺得殺戮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事實上，這種轉變令人欽佩。
我想這種新的態度讓我印象深刻，因為我過去沒有必要跟他們一起產生這種轉變。作為一名非戰鬥人員，我只有在偶然的機會或情況下才有生命危險。因此，我不需要從個人角度考慮殺人，並且對我來說，那依舊是謀殺。
即使是在經歷了這樣一個充滿死亡與毀滅的冬天之後，我似乎只是很偶然地意識到，這場戰爭是多麼真實，多麼可怕。在真真切切的戰爭面前，我的情緒似乎一片死寂。我發現，看到一排排新的墳墓時，我的喉嚨不再像以前那樣堵著。不知為什麼，看到殘缺不全的屍體時，我不再會畏懼，也沒什麼太深的感觸。
只有當我獨自靜坐，遠離一切，或者晚上躺在鋪蓋上，回想我看到的一切，想啊想啊想，最後，想到新近犧牲的人們給我帶來的巨大打擊，就好像噩夢一樣。這種時候，我才會覺得自己承受不了，想要逃離。
但是對於戰鬥的士兵來說，這個階段已經過去了。第一次作戰後，他就把這些拋在了腦後。他的血液是沸騰的，他是在為活命而戰鬥，殺戮之於他，就像寫作之於我一樣，只是一種職業。
他想單個殺人或者成批量殺人。他想看到德國人在突尼西亞的陷阱中被蹂躪、被屠殺。他激動地談起，屍體是如何堆積如山，我們的轟炸機是如何擊沉載滿了敵人的船隻，看到了成千上萬的德國人在突尼西亞、在他們自己挑起的大屠殺中悲慘地死去。
在這方面，前線士兵與我們其餘人都不一樣。我們其餘人，你們和我，甚至是非洲戰線後方的士兵們，我們都非常希望戰爭早日結束，但只是在理論上。而前線的士兵們則希望通過自己的切實行動，殺死足夠多的德國人，來結束這張戰爭。他們是真的在戰鬥。我們其餘人，不管我們工作多麼努力，都不是。不管你說什麼，除了實戰經驗，沒有什麼能讓人成為真正的戰士。
在半決戰——突尼西亞中部的大掃蕩——中，我們第一次有大型部隊投入戰鬥。坦白地說，他們並非都出類拔萃。他們自己的指揮官也承認這一點，令人欽佩的是，他們沒有打退堂鼓。英國人不得不幾次幫我們渡過難關，但美國和英國指揮官都不擔心，因為我們並不缺乏勇氣，只是缺乏經驗而已。他們都知道我們下次會做得更好。
第一步兵師便能證明，我們美國部隊在經歷了磨鍊之後會有多能幹。小伙子們在半決戰中表現很出色。大家都在談論這件事。我們的人員基本沒有被俘虜的。其他人要麼受傷，要麼死戰到底。「他們毫不退讓，」一位將軍說，「死也死在散兵坑裡。」
我聽說，戰鬥一結束，一位英國高級軍官就去了戰場。美國大兵們死在散兵坑裡，手上依然握著槍，保持著射擊的姿勢。這位英國老兵一遍一遍地自言自語表示哀悼：「勇敢的人，勇敢的人！」
一天下午，我們換到一個新地方，在一條隱蔽的裝甲部隊戰線後面幾英里處。正是這條戰線把我們與突尼西亞北部的德國人隔開。第一天晚上，沒有什麼大事發生，但不知為何，整晚我都有一種恐懼的感覺，這個夜晚像個地標一樣，在我的記憶中揮之不去。
抵達新營地大約一個小時之後，我們還在搭帳篷，德國飛機就從頭頂飛過。我們停下手上的事前去查看。這是敵機的慣常套路，地面和天空中都傳來陣陣的隆隆聲。突然，我們意識到一架飛機正朝我們直衝而來，我們發瘋似的朝散兵坑跑去。我的兩個軍官朋友早就挖好了一個3英尺（0.9米）深的洞，在上面搭了帳篷。他們向帳篷跑去，我追了上去。帳篷的蓋子打不開，我們緊張得擠在一起。最後，蓋子終於打開了，我們一下從狹窄的洞口鑽了進去。
我們趴在洞裡，臉朝下，飛機在頭頂上發出可怕的轟鳴聲。我們都被困在裡面，等待著襲擊。周圍的爆炸聲震耳欲聾，但當一切結束時，我們找不到任何炸彈的坑洞，也沒有人受傷。但我們能看到許多許多神色緊張的人。
暮色降臨，前面的山裡，大炮開始持續轟炸，因為離得不夠近，聲音不太清楚，更確切地說，就像是暴雨來臨前的雷聲——從童年起，這種聲音就一直讓我感到悲傷，仿佛預示著某種不可避免的厄運。
我們在帳篷里睡覺。附近農家院裡有許多狗，它們叫了一整夜。炮聲不斷，24小時都沒有停止過。偶爾有槍聲，可能是德國巡邏隊的，也可能不是。我們不安地躺在床上。睡意久久不來，我們輾轉反側。我啪的一聲打開了手電筒。
「現在幾點了？」旁邊床上的克里斯·坎寧安問。
「差一刻一點。」我回答，「你沒睡著嗎？」
他沒有。
遠處一架飛機發出微弱的嗡嗡聲，接著越來越近，直到飛到我們頭頂。「是德國的，還是英國的？」克里斯在黑暗中問道。
「聲音沒有那種跳動感，」我說，「所以肯定是英國的。不過，見鬼，我也分不清，不知道是什麼。」
飛機飛過，漸漸聽不到聲音。炮聲依舊連綿不絕。在黑暗中的某個地方，突然有一聲槍響。幾隻母雞發出嚇人的咯咯聲。我記得，就在黃昏前，一個士兵在我們的新營地向一條蛇開槍，他們以為那是眼鏡蛇。我們剛剛還聽說了蠍子的故事。我感到毛骨悚然，不知道我們的帳篷蓋是不是足夠嚴實。
另一架飛機在空中發出轟鳴，我們躺著聽，心懷恐懼。突然，一條狗狂吠起來，在我們小小的營地里亂跑，像在追惡魔一樣。我的心似乎失去了所有的平衡感，我變得神經質，對自己充滿了憤怒。
飄飄蕩蕩的鬼魂，像波浪一樣浮動，撞得我們的帳篷顫抖。鬼魂也輕輕地晃動地面，讓狗吠得歇斯底里。鬼魂在天空中遊蕩，在我們的藏身處畏縮著，窺視著我們。到處都是鬼魂，隨著戰場上死亡人數不斷增加，他們的隊伍也在成倍壯大。
我們躺著，想著墓地、骯髒的士兵，還有令人戰慄的大炮聲，我們無法入睡。
「幾點了？」黑暗中旁邊床上傳來一個聲音。我又打開了手電筒。
「4點半，看在上帝的分上，睡吧！」
天亮前，我們終於睡著了，什麼都沒管。
第二天早上，我們聊了聊，發現所有人整夜都在胡思亂想。這真的令人費解，因為我們都經歷過更大的危險，許多個晚上，我們在這種炮聲中照樣睡得著。
只不過，有些夜晚，空氣變得讓人難以呼吸，心裡的恐懼不知不覺地蔓延開來，我們又成了小男孩，迷失在黑暗之中。
[1] 凱魯萬是伊斯蘭教的聖城之一，在法蒂瑪王朝和齊里德王朝是行政、商業、宗教和學術中心。
[2] 軍人身份確認牌。
[3] 用植物根、莖調味，含有碳酸氣，不含酒精的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