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戰爭 · 第十四章 漂泊的記者

身在北非美國和英國記者、攝影師超過了75個。由於盟軍總部位於後方的一個大城市，大多數記者都住在那裡。在突尼西亞的，一般在12人到24人之間。三大媒體，一般每個有五個工作人員，通常是三個人在總部，兩個在前線，每隔幾個星期就輪換一次。 留在城裡的記者們過著類似正常的生活。他們住在旅館或公寓裡，在餐館或軍官食堂里吃飯，按正常時間工作幾個小時，有時間洗衣服，穿常規的工作服，身上保持清潔，從社區和總部的工作人員那裡獲取消息。 我們中有些人在突尼西亞待了兩個多月，從未返回城市。我們回城時，再次回到現代文明的第一天，感到非常興奮。 但後來我們有了一種反應，我們變得焦慮不安，對城市生活的混亂與刻板感到緊張和不耐煩，並且希望能再次回到前線。 前線的生活，最突出的特點是它非常簡單。那是一種只有基本必需品的生活——食物、睡眠、交通，一個人能獲得多少溫暖與安全，完全看他有多少聰明才智。通常，當生活被剝奪得只剩下活著的必需品時，它就是空虛的，無聊的。但前線的生活並非如此。我從來沒有感覺時間過得這麼快。我從不知道當天是星期幾，不知不覺地，一個月的時間就悄悄過去了。 在前線，一般的責任和義務都會消失。人們不需要安排見面，沒人在乎別人的外表，繁文縟節也減到了最少。沒有辦公桌，沒有規定的工作時間，吃飯前不用洗手，吃飯後也不需要。沒有桌子，沒有時間規定。對於髒兮兮的小孩來說，這裡簡直是天堂。 這種生活也很健康。在冬天的幾個月里，我一直覺得很冷，但矛盾的是，我這輩子從來沒有覺得身體這麼好過。寒風把我的臉吹得通紅，但我的體質變好了。我和往常一樣，一天吃兩頓飯。四十年來，我從不覺得餓，但在突尼西亞，我吃得像馬一樣多，還一直喊餓，都成了別人的笑柄。 這種生活還給了我一種嶄新的成就感。在正常生活中，所有的小事都有人給我們做好。我用寫作賺錢，然後用這些錢僱人來給我洗衣服，擦鞋子，整理床鋪，打掃浴室，給車加油，給我做飯，拎包生火。 但在非洲不是。我們什麼都自己做，突然再次意識到，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別人寫的故事比我好帶給我的沮喪感，可以被「我比他更會打鋪蓋卷」抵消。 最後，或許也是最重要的，是一種活力感，我們是一切的中心，是它的一部分——不僅僅是旁觀者，而是團隊的一員。我全情投入進去，甚至不願意做我去那裡本該要做的事情——寫作。我寧願每天都在前線，每天。 我寫過，當一個人身處其中時，就不會覺得戰爭是浪漫的。沒有什麼能改變我這個看法。但我必須承認，戰爭讓人有一種興奮感，一種內心深處的興奮，它只會出現在和平時期無法達到的緊張狀態之下。 部隊把我們這些記者當成大家庭的一員。我們認識數百名士兵，並與他們成為朋友。我們認識在突尼西亞的每一位美國將軍，他們也認識我們。前線沒有階層的藩籬。任何時候，記者們都被坦誠告知當前所發生的一切。 一開始，我們沒有受到任何限制，我們想去哪裡就去哪裡，想什麼時候去就什麼時候去。但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戰爭機器趕上了我們。有一條規定說，除非有一名軍官陪同，否則記者不得進入前線。也許這是一條很好的規定，我不知道。但我們中大約有二十幾個人覺得自己的處境很奇怪，好像在自己家裡受限制。幾個星期後，這條規定就被廢除了。我們又可以隨心所欲地遊蕩了。 當記者們第一次於1942年秋天前往突尼西亞前線時，他們沒有特別的裝備，每個人都是單槍匹馬。我們中有些人只能蹭部隊的車，有些人買了法國轎車。我們在所有可能的情形下寫作，在車裡，或者在荒涼的鄉村旅館。我們用了很多方法把作品帶回城市，包括走到隨便一個即將登上飛機的人那裡，然後說，「嘿，喬，你能幫我把這個捎走嗎？」 到了春天，情況就不同了。部隊公共關係辦公室在戰線之後設立了一個前哨點，組織了前線與總部之間的定期航空快遞，把我們的信件發給我們。他們有幾輛吉普車給記者們用。有一段時間，他們有一所房子，記者們可以在那裡吃飯，從前線回來時，還可以把鋪蓋卷扔到床上。部隊公共關係辦公室希望最後能給我們配備帳篷、桌子和固定的廚師，這樣就可以與先遣部隊並肩作戰，像馬戲團一樣靈活移動，我們可以別具一格地報道戰爭。 起初，我要出門時就只能在一些機構的總部附近閒逛，看能否碰上有人跟我順道，能讓我蹭卡車或吉普車，然後把我的東西扔上去，再一起出發。不久，我很幸運地弄到了一輛吉普車。負責此事的人是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福特市的埃德·阿特金斯上尉，他掌管著許多車輛。他和馬克斯·庫內特中尉在這種小事上幫了我那麼多，欠他們的情我得花上十年才能回報完。 一開始我們只有兩三個人有吉普車，所以我們總是試著最大限度地使用。我曾與合眾社的唐·科合用過我的吉普。《時代-生活》的威爾·朗和我一同遠行了好幾次。有時候，我一個人四處遊蕩，儘管這不是特別明智，因為最好有人在后座觀察天上的飛機。 在吉普車上，我們帶著所有的物品——鋪蓋卷、打字機、軍用背包、帳篷。我們還會多帶些汽油罐、偽裝網和一箱罐裝口糧，以防困在部隊餐車到不了的地方。 我們清楚美國前線幾百英里範圍內所有的加油站。我們直接開到一個加油站，告訴負責的士兵，我們需要汽油。他會拿出鉗子，敲開幾個5加侖（18.9升）的桶，然後把汽油倒進去。他會問：「這要算到誰的賬上？」我們會隨便告訴他一個部隊編號，甚至是一些胡謅的分隊，比如「撒哈拉任務分隊」。他們很少會追問，因為顯然軍用汽油就得加進軍用車輛里。 我記得有一次，一輛英國卡車攔停了我們，年輕的司機說他沒油了。我們說，我們會給他5加侖（18.9升）汽油。他大吃一驚，然後問我們，是否有什麼表格需要他簽字。我們說沒有什麼該死的表格，直接把油倒進了他的油箱。他更加吃驚了。這些瘋狂的美國人，他們做事情可真簡單啊。 只要一停下來，遊蕩的記者們就能立即睡著。通常，我們會睡在光禿禿的瓷磚地面上，那些原本的舊農舍改成了部隊的總部。我們發現，在地板上或地上睡上幾個晚上後，就不覺得那麼艱苦了。我想我大概是唯一一個經常睡便攜式帳篷的記者。有些記者帶著可摺疊的帳篷帆布床，但我不帶，因為我沒有；除此此外，我覺得睡在地上更加暖和。 我們的主要困難是保暖。我常常把鋪蓋卷和兩條毯子墊在身下，在身上蓋三條毯子，再加一件呢子大衣，有時候還蓋著吉普車的帆布罩。我們總是穿著衣服睡覺，脫下的只有呢子大衣和鞋子。 在戰爭中，我最大的失誤是沒有從國內把睡袋和橡膠墊帶來。它們跟鋪蓋卷一樣輕，但舒適度卻是鋪蓋卷的兩倍，保暖度卻是三倍。我猜，有一半的軍官帶了睡袋。不過春天到來的時候，這就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奇怪的是，在前線，我們起床的時間並不會太早。營地總部的早餐通常持續到8:30，因此，我們可以睡到8點左右。 我們記者四處遊蕩時，不管在哪兒，只要趕上飯點，就會吃上一頓。在最前線，軍官和士兵站成一排，一同進餐。但在前線後方幾英里，他們就會分開吃飯。在那些哨點，記者們通常在軍官食堂吃飯，食物放在廚房餐車後面的托盤裡。我們會找塊石頭坐下，或者直接坐在地上吃。 在更遠一點的後方，食堂在帳篷里。有時候，我們會坐在桌子旁，用盤子吃飯，還有服務員給我們服務。 記者們總是很受歡迎的。我們天天在各地跑，突尼西亞每個分隊的軍官都認識幾個。過去蹭頓飯成了一次小小的相聚。不管認不認識軍官，我們肯定認識司務長——自我保護的古老法則。 我有兩個最喜歡的廚房朋友，他們碰巧都是匹茲堡人。一個是帕特·多納迪奧中士，來自匹茲堡郊區的阿利森帕克。另一個是一等兵喬·福克斯，來自匹茲堡橡樹山區費爾默4513號。帕特在野木高爾夫俱樂部工作了十年。他希望戰後這份工作還在那兒。他是一個裝甲部隊的司務長，準備的飯菜非常好吃。我們之間有一種特別的緣分，因為就在我第一次去他的食堂吃飯時，他剛剛收到他妻子的一封信，裡面說到了我的故事（我想她說的應該是好話）。 帕特有義大利血統，說得一口流利的義大利語，他覺得要是他去義大利，應該會很方便。 喬·福克斯不是司務長。他是總部食堂的一個服務員。我偶爾會去那裡閉關寫作。不過，當服務員沒什麼不好的，我可以向你保證，尤其是像喬這樣的人。他可以在我們下午餓的時候煎兩三個雞蛋，也可以在深夜泡出一杯熱茶。他是個有本事的傢伙。說到他，軍官們都會笑著說：「那個福克斯，的確有點本事。」他的綽號是「失誤界的福克斯[1]」。自從在一場高中棒球比賽中滿壘時被三振出局之後，他就有了這個外號。他是一個體育迷，曾經是一座棒球場的引座員。但不幸的是，他最後成了一個女鞋推銷員。喬認為韋斯特布魯克·佩格勒[2]和我都很棒。我們卻覺得喬很了不起。當然，佩格勒從沒聽說過喬，所以我幫他給喬投了一票。喬在4000英里（6437.4千米）之外的遠方，我想佩格勒可以破一次例，由我代表他稍微喜歡喬一點。 大多數軍官都想方設法每天洗一次澡，但我個人更傾向於士兵的心理，省略了這一步。經過幾周的前線生活，一個人對生活的美好和必需品的看法全部都發生了變化。 我的觀點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作為記者，我對苦戰沒有什麼心理準備。活了半輩子，我一直定期洗澡，我覺得，如果我沒有每天換襪子，世界就會毀滅。但在非洲，我有時兩個月都不洗澡，甚至兩個星期都不脫襪子。奇怪的是，跟以前也沒什麼差別。 我對住宿的看法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前，如果我在某家旅館睡到一張凹凸不平的床，我會氣惱不已。在這裡，要是能找到一個背風的地方躺下睡一覺，我會像撿到金子一樣高興。一天晚上，另一個記者和我到了前線一個指揮部。和所有的指揮部一樣，它是由農舍改建的。士兵和軍官們躺在所有能躺的地方——卡車裡、樹下、穀倉和雞舍里。天氣又冷又濕，像往常一樣。 身在前線時，沒有人告訴記者應該在哪裡睡覺。他自己會找地方。我四處尋找，終於找到一個地方。那就是穀倉的一輛法國運穀物的四輪車下。士兵們找來幾塊瓦楞紙板，放在貨車的三個側面，當成牆。車板成了我們的屋頂。他們從附近的稻草堆拿了些稻草，鋪在車下，然後把鋪蓋卷放上去。 這真是一個頂舒服的地方，我恨不得睡上一個星期。它有兩個絕妙之處——地面是乾燥的，還能擋住風。能找到這樣一個美妙的地方，我很高興，覺得自己的精神狀態像坐了電梯一樣高漲。當分遣隊接到命令第二天就要出發時，我對離開這個小小的天堂感到特別遺憾。過後回想，那其實只是車底下乾燥地面上一堆可憐的稻草而已。 我們躺在那堆稻草上時，美聯社的哈爾·博伊爾在我旁邊，他說：「我相信，在戰時，身體上的不適會成為生活中比危險本身更重要的事情。」 我相信這是真的。危險是短暫、突發的，而不適是長久的。污髒和寒冷是沒完沒了的。除了食物和香菸，沒有什麼小東西能讓生活像在國內一樣正常。沒有椅子、燈、地板或桌子。沒有地方可以放東西，也沒有商店可以買東西。沒有報紙、牛奶、床、床單、暖氣片、啤酒、冰激凌，也沒有熱水。人似乎只是活著，要麼站著工作，要麼躺著睡覺，中間沒有任何愉悅之感。生活中的美全都消失了。 還有一次，唐·科和我整晚都待在一個前哨站，離正在打仗的隘口只有幾英里遠。 我們在一個大農場。卡車和吉普車停在農場邊的樹下。我們挑了塊空地，把鋪蓋卷扔在地上，再把吉普車擋在前面，以免在睡著的時候被卡車碾死。 睡在外面是有好處的。我們躺著，緊緊地裹在毯子裡，久久地凝視天空。那裡有數百萬顆星星，每隔幾秒鐘，就有一顆墜落。好幾次，星星划過天幕，朝著地平線飛去。夜晚的天空看上去雄偉而鼓舞人心，而我們只有在遙遠的非洲，睡在地上，才能看到和感受到。 過了一會兒，我們就睡了。突然，我聽到一個粗魯的聲音說：「這輛吉普車這樣停在空地上是想搞什麼鬼？」 我睜開一隻眼。天剛亮，那是一個一大早就來巡視的將軍在說話。我又閉上眼，讓唐去處理。 將軍又說了些什麼，唐睡得迷迷糊糊地把毯子拽下，露出頭來。將軍突然說：「哦，我很抱歉，沒想到是你。別管了，沒什麼事。」 我躺著沒動，假裝還睡著，但在心裡笑出了聲。那天晚些時候，將軍也向我道歉了，但我覺得很內疚，也告訴他因為我們考慮不周，危害到別人還有我們自己的安全。我們是記者而不是士兵，這一點並不能成為藉口。但至少我們吸取了教訓，再也沒有那樣做過。 我們這些在突尼西亞的美國戰地記者，工作都很認真努力；我們經常被嚇得喘不過氣來，被身邊的悲劇壓垮。我們正在做一項我們大多數人都覺得很有意思的工作，但我們都希望這一切能快點結束。 記者們最喜歡的攝影師是《芝加哥論壇報》的傑克·湯普森。他是個高大魁梧的人，留著漂亮的黑鬍子。他看起來很威猛，其實彬彬有禮，體貼周到，總是願意幫助新人。打一開始他就在突尼西亞，在那裡的時間比別的記者都長。 我們還有一個留鬍子的成員，艾略特·埃利索芬，《生活》的攝影師。他留的是一種「大陸」山羊鬍，他看起來像個魔術師。埃利索芬和我們一樣害怕，但他選擇直面危險。我從沒見過比他更熱情、更充滿激情的人。 基本上我喜歡所有的記者，但我最喜歡的人之一是國際新聞社的格雷海姆·霍維，因為他安靜而不張揚，因為他對事物的美好和戰爭的恐怖都很敏感。 霍維經過一次不同尋常的洗禮。他在總部辦公室待過一段時間，經常纏著老闆要上前線。最後他終於如願以償，但第一天在前線就差點沒命。 他親眼看到掉落的第一顆炸彈，親耳聽見爆炸的第一顆炸彈，是一枚500磅（226.8千克）的炸彈。它落在離他不到50碼（45.7米）的地方，炸死了三個人。他和美聯社的布茨·諾加德（在這種事情上面經驗老到）能夠僥倖逃脫，是因為他們身邊正好有一條現成的壕溝。霍維被這次經歷嚇壞了，但幾個星期後，他對前線的迷戀就和我一樣了。 大多數記者在前線都很體面。我覺得我是記者中最不修邊幅的一個，這麼說一點也不為過。記者的地位跟軍官一樣，可以穿正規的軍裝，只是沒有肩章。但為了保暖，我穿得介於考克西失業請願軍[3]和滑雪巡邏救生隊之間。我穿部隊的軍裝和士兵的呢大衣，戴毛線帽和護目鏡，穿套鞋。唯一能把我跟二等兵區別開的就是我太老了。 這裡最年長的兩個記者，首先是《紐約太陽報》的高爾特·麥克戈萬，再就是我本人。高爾特快50歲了，在一戰中受過傷。他總是拿著自己的本子和鉛筆，喜歡記下紐約士兵的姓名和地址。有一天，我們看到他混在正在戰鬥的人中間，忙著登記他們的名字，看上去就像動畫片裡演的一樣荒謬。他對一個士兵說：「我在戰場上做的，跟溫切爾[4]在家做的事一樣。」 《紐約先驅論壇報》的比爾·懷特在突尼西亞待了兩個月才回城。回來的時候，他被曬得烏黑，粗糙的生活讓他如此純潔和健康，他甚至不再抽菸了。頭天晚上，他堅持睡在旅館房間的地板上，睡在自己的鋪蓋卷上。 《芝加哥日報》的比爾·斯通曼是在突尼西亞受傷的第一個記者。他對此很氣憤。首先，他是背後中彈的；其次，外科醫生挖出子彈時，發現只是點22口徑的。比爾覺得整件事都讓人羞恥。 斯通曼是為數不多的專業海外記者之一。他在歐洲待了15年，對各國的首都了如指掌，在整個歐洲都有強大的人脈，還會說多種語言，包括一點俄語。在養病期間，他決定學阿拉伯語，他打電話給一個機構，讓他們派個教師給他，最好是一個漂亮的阿拉伯女孩。但正如比爾所料，派來的老師是一個穿著破爛的男人。比爾被認真教學的老師折磨得快累死了，迫不及待地收拾好行李回了前線。 在突尼西亞中部費里亞納村，有一家小小的鄉村旅館，我們四五個記者常常去那裡待上一兩天，為的是能在屋裡睡上一覺，吃點「爸爸」做的飯。 經營這家旅館的是一家法國人。爸爸是個大塊頭，留著鬍子，總是戴著帽子，穿著髒圍裙，嘴裡經常叼著一個香菸屁股。對待客人，他一向憑個人的好惡，對不喜歡的人他沒什麼好臉色。 媽媽很樸素，穿得灰撲撲的，為人友善。她雖然一句英語都不會說，但能聽懂。她從不做飯，那是爸爸的工作和特權。她只坐在廚房的桌子邊縫補衣服、打毛衣。 他們有三個兒子，大概15歲，都是既英俊又優秀。羅格是我們最喜歡的一個，因為他在學校學過英語，可以和我們交談。三個男孩負責上菜、招呼客人，還充當管家。 有一次，我在旅館寫作，羅格進來打掃衛生。他馬上叫來他的兩個兄弟，三個人站成一圈，欽佩地看著我——不是因為我寫的東西有什麼魔力，而是覺得我的手指居然能這麼快地敲打字機。 旅館有個很髒的衛生間，房間裡只有洗手盆和煤油燈。法國士兵睡在小廳里的稻草上。廚房裡總是有十幾個人，包括幾個鄰居，幾個幫著洗碗的法國士兵，還有一兩個想從羅格那裡學英語的法國軍官。 我們11月到達後不久，傑克·湯普森就找到了這個地方。據我所知，這是突尼西亞中部唯一一家還在營業的旅館。傑克在那裡長包了兩個房間，整個冬天，那就像是總部。傑克自己可能一個禮拜都住不上一天，但其他記者來了，只需要直接進去住下，就好像這房間是我們的似的。 在爸爸眼裡，傑克絕不會做什麼錯事。爸爸對他十分偏愛，如果他不下來吃早餐，爸爸就不給別人準備早餐。 《紐約時報》的弗蘭克·克魯克霍恩常常起得很早，想著吃完早餐再開始工作。但常常是過一會兒，他就又回到樓上，有時罵罵咧咧的，有時又自我解嘲，在湯普森先生沒有準備好吃早餐的時候，他居然異想天開想要先吃。 爸爸對我只是能夠容忍。他不像討厭其他人那樣討厭我，我在他眼裡幾乎是不存在的，但我是媽媽的最愛之一。當我跟他們家人一起在廚房吃飯時，她總是拿出她自己做的好東西給我，比方說特別好吃的桃子醬。 我記得，有一天早上，我們四個記者在廚房吃早餐，媽媽拿出果醬，說得很清楚，這是給我一個人的。但是弗蘭克·克魯克霍恩沒有聽她的，兀自吃了一些「我的」果醬。幸運的是，他沒有看到媽媽像刀子一樣的目光。可憐的弗蘭克，在那個地方吃飯挺難受的。 在許多個星期里，這家小旅館一直是個寧靜的地方。美國部隊里沒有多少人知道這裡。我們這些記者，還有每周來這兒吃一次飯的旁邊機場的幾個飛行員，是這裡僅有的幾個美國人。 突然間，一切都變了。戰線越來越近。那天，不到一個小時，村子就被美國部隊淹沒了。黑人司機開的卡車擠滿了街對面的橄欖林。另一邊的小樹林也淪陷了，地上突然多了很多深深的壕溝和大坑，坦克和半履帶裝甲車藏在裡面。 士兵們像流水一樣進出旅館。德國人的腳步越來越近。我們從另一條前線趕來，把一些東西塞進我們的吉普車，爸爸媽媽和孩子們站在那裡向我們揮手，我們再次飛奔而去。 接下來，我知道的就是，費里亞納村消失了。結局來得那麼突然，爸爸媽媽和男孩子們不得不在半夜裡搬走。第二天，有些人看到過他們——在將近30英里（48.3千米）外的地方——跟在一輛騾車後面艱難地上山，車上裝的是他們的行李。 席捲費里亞納的德國浪潮是短暫的。也許爸爸媽媽和孩子們現在已經安頓好。毫無疑問地，德國人洗劫了爸爸本就不豐富的酒窖。我不在乎酒，我只是希望，他們沒有找到媽媽的桃子醬。 [1] 詹姆斯·恩莫利·福克斯（1907—1967），美國棒球史上最偉大的擊球手之一。 [2] 韋斯特布魯克·佩格勒（1894—1969），美國專欄作家，1941 年獲得普利茲獎。 [3] 雅各布·塞奇勒·考克西（1854—1951），美國商人、社會改革家，1894 年率領失業工人自俄亥俄州馬西隆出發，赴華盛頓請求國會制定救濟失業者的法案。 [4] 沃爾特·溫切爾（1897—1972），美國著名新聞記者、專欄作家和電台新聞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