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戰爭 · 第八章 在空中
我們的飛行員一直在向德國人發射炮彈，另一方面，他們也在承受敵人的轟炸。我們的傷亡遠遠低於敵人，但我們的士兵不得不不斷地與可怕的敵人對抗。這讓他們迅速成熟起來。在非洲，他們執行的任務比從英國基地到歐洲時加起來還要多。
飛行員們普遍認為，比塞特上空的轟炸是世界上最密集的。轟炸持續不到一分鐘，但他們必須筆直而穩定地飛行，穿過一片喧鬧的雲層和厚厚的黑煙，目之所及都是死亡的氣息，幾次之後，他們的心裡開始有了某些東西。
我們的轟炸機和戰鬥機飛行員並不缺乏勇氣，但他們也是人。我覺得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不願意被送回國。長期以來，英國的空勤人員有一套休息的制度：在敵方領地上執行了一定數量的任務後，會被送往非戰鬥地區飛行幾個月，然後再回來執行一輪戰鬥任務。我們的飛行員之間充斥著傳言說，我們也會有這樣一套制度。
我們的許多飛行員已經執行了多達25次任務，肯定十分需要休息了。他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個信念上，那就是，他們很快會被調回美國。願望說得太多，他們差點信以為真。我聽到飛機上的機槍手說，「我已經飛完一半的任務了，再飛一半就能回家了」或者「我已經飛了三分之二了，馬上可以回家了」。
事實上，當時並沒有這樣能讓他們休假或調動的制度。但有些機組人員的確很快就要回國了，他們將暫別戰場，得到應有的喘息機會，訓練和組織新的機組人員。幾個月後，他們可能會回來，開始第二輪戰鬥任務之旅。許多英國飛行員當時正在執行他們的第三輪戰鬥任務。
但是，我們的機組人員不太可能有這樣一種制度，累計完成一定數量的任務就可以拿到回家的單程票。要是能夠在完成30次任務後永遠離開前線，在戰爭剩下的時間裡留在國內工作，那將是多麼美妙的事情。但是這裡對飛行員的需求太大了。形勢根本不允許這樣。比較有可能的是，有些機組人員會被遣送回國待一段時間，其他的只能在非洲休息。
部隊里有過一些討論，比方說，在山裡建一些休養用的營地，後勤中心再安排一些美國女性陪伴士兵們。這其實是士兵們在海外最缺乏的東西。但是，無論有什麼樣的制度，無論完成多少任務才能休息，在神奇的「最後一次」任務出現之前，都會有大量需要用到飛機的任務。如果說我們讓自己的人疲憊不堪，那麼或許能讓我們稍感安慰的是，德國人也是如此。
新的轟炸機和戰鬥機每周都會一小批地送來。我們聽到報告說，大量的飛機正在被送往邁阿密的途中，它們會配備上飛行員。我跟一個飛行員聊過，他們在離開康乃狄克州僅僅6天後，就開著飛機準備投入戰鬥。
此外，來自華盛頓的專家們乘飛機出行，在前線停留了幾天，提供前線需要的第一手信息，再返回大洋彼岸。我確信，他們所看到的一切，一定會讓他們大吃一驚。紙面上做不到的事情，這裡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機場裡到處都是死裡逃生的故事，但我聽到的最奇怪的是一架飛機及其全體機組人員在半空中失蹤的故事。
這是一個經驗豐富的「飛行堡壘」的機組。它的成員在歐洲的許多任務中都是英雄。他們正率領另外兩架飛機在突尼西亞港口上空進行轟炸。另外兩架飛機在他們兩側緊靠飛行，飛行員們跟著領頭飛機，突然，它就在他們眼前消失了。
究竟發生了什麼，只能靠猜測，但很有可能是，敵機的炮彈直接擊中了這架飛機上的炮彈，整個飛機瞬間炸成了碎片，然後消失得無影無蹤。除了一小團黑煙外，人們什麼也沒看到。另外兩架飛機只能獨自飛行。就在它失蹤的那一刻，一名飛行員碰巧正在拍照，拍到了這兩架飛機，還有它們之間的那股黑煙。
直接擊中飛機裝載的彈藥，美國或英國的軍隊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件。不過，我想這種事一定在德國人身上發生過，因為我記得兩年前一位英國炮兵軍官告訴我，他用望遠鏡觀察時，一架在高空飛行的德國轟炸機瞬間消失了。
這個不幸的美國機組的同僚們對這次事故自然感到非常沮喪。但是，正如他們所說的，像這種怪事發生時，就是你的死期到了。他們像往常一樣繼續戰鬥。
說到這件事時，小伙子們說：「好吧，至少他們死的時候不會知道發生了什麼，一切都太快了。」
我又一次見到了我非常喜歡的轟炸機機組人員——傑克遜家族。我們的腳步是如此一致，團聚也成了家常便飯。
當我到達他們那個偏遠的機場時，他們正在執行任務。所以我去了他們的機位等他們回來。第一個從飛機上下來的人是來自威斯康星州希克斯頓的領航員馬爾科姆·安德里森中尉。我們是好朋友，已經好幾個星期沒見面了，但他只是咧嘴笑著說：「你好，厄尼。」我們甚至沒有握手，就好像我一直在那裡一樣。
傑克遜家族依然士氣高漲，但戰爭不可避免的危險和無常開始削弱他們的士氣。隊長是馬薩諸塞州沃拉斯頓的傑克·特雷勒上尉。他升了職，負責地面工作的運行，在一段時間內，只開著舊飛機執行了一次任務。
他討厭辦公室工作；他不是那樣的人。但當我問他，負責地面工作這麼久，他是否會惱火，他說：「該死的，不會，不讓我去執行任務才好呢。」不過，後來我發現其實他在懇求中隊長讓他執行任務。
投彈手也暫時離開了機組。他左手中了一塊高射炮彈碎片，自豪地四處走動。他就是來自奧馬哈的喬·沃爾夫中尉。再過幾天他又可以飛了，但夥計們開玩笑說，他可能會得到一張回家的機票，因為他受傷了。喬也笑了，但他希望他們說的是真的。
沒有人跟炮手——來自亞利桑那州柯立芝市的約翰·D.沃金斯中士——開玩笑，因為他已經死了。他特別喜歡飛機上的球形炮塔，就連飛機起飛時，他都喜歡待在裡面，不讓任何人進去。
他是英勇犧牲的。有天晚上，德國人經過機場，沃金斯從自己安全的戰壕中跳出來，沖向最近的「飛行堡壘」，在塔樓里向敵機射擊。一枚炸彈在附近落下，一小塊碎片劃破飛機側面，穿透了他的心臟。
那天晚上，我在戰場上，機組其餘的人員問他們的長官，是否可以收殮他的殘骸並送回家。但這是不可能的。他們只能在他墓碑上做好標記，或許戰後，他們可以重新給他入殮。
空軍有一套自己的語言。有一個詞越來越流行，基本上取代了一半的普通動詞。那就是「汗如雨下」。他們為任務「汗如雨下」，或者為天氣「汗如雨下」，或者為升職「汗如雨下」。它指的是，他們等待，或者戰鬥，或者做一些艱難的、需要時間的事情。
還有一個常用的詞就是「坎坷」。當他們生活在泥地里時，是「坎坷」；當比塞特上空的高射炮火特別猛烈時，這是一次「坎坷」的旅程。所有特別難的事都是「坎坷」的。
在某個機場附近的村莊裡，有一個重度殘疾的阿拉伯男孩，大約10歲或12歲。他沒法走路，只能在地上爬，穿過城市所有骯髒的地方。
我們的士兵做了什麼？他們從機場的電池架上取下輪子，做了一個小輪車，讓孩子躺在上面，這樣他就可以在街上滾動，而不是爬行。
一天晚上，在突尼西亞中部，我坐在「飛行堡壘」指揮官山姆·戈姆利中校的房間裡。他來自洛杉磯。我們在看一本六個星期前出版的美國畫報雜誌，這是我們收到的最新的一本。雜誌裡面全是戰爭的照片和故事，索羅門群島、俄羅斯和我們非洲前線的戲劇性的故事。這本雜誌讓我著迷，看完時，我感覺看了一部戰爭電影。
因為在雜誌里，這場戰爭似乎是浪漫而激動人心的，充滿了英雄氣概和活力。我知道這是真的，但我好像感覺不到。只有在美國的雜誌上，我才能捕捉到這裡真正的戰爭精神。
其中一張照片拍的是我們登陸時的長長的混凝土碼頭。看著它，我居然有了一點興奮的感覺。因為某些執念，我看著這張照片，比登陸那天在碼頭排隊前進時要激動得多。「我不知道我究竟怎麼了，」我說，「我們就在前線，但戰爭對我來說一點也不戲劇性。」
我這麼說著，來自華盛頓貝靈海姆的昆特·奎克少校從床上爬起來，撐著胳膊肘。奎克是轟炸機中隊的隊長，和這裡的所有轟炸機飛行員一樣，參加過多次戰鬥。他因為所經歷的一切而受人欽佩和尊敬。他說：「我也是。我知道它應該是充滿戲劇性的，但卻不是。這只是一項艱苦的工作，我只想完成它，然後回家。」
所以我也不清楚，戰爭是戲劇性的，又或者不是？當然，也有偉大的悲劇，以及令人難以置信的英雄主義，甚至是永久的喜劇基調。但當我坐下來寫的時候，我看到的卻是：在前線戰鬥的人們痛苦地等待，希望自己能擺脫戰場；做著常規工作的人們因為無法去前線而怒氣沖沖，他們都渴望能與人交談；沒有辦法在女人面前當英雄；基本上喝不到什麼酒，珍貴的小曲，寒冷和骯髒的環境；在一個充滿不安全感、不適感、鄉愁和遲鈍的憤怒感的世界裡日復一日地辛苦工作。
當然，戲劇和浪漫也在這裡，但它們就像森林中倒下的樹，除非周圍有人，否則沒有任何用處。我只知道有兩個時刻，戰爭對男人們來說是浪漫的：一個是看到自由女神像的時候，一個是在他們回來的第一天，在家鄉和親人們在一起。
我放棄了唯一一次在戰爭中感受到戲劇性的機會。不管怎樣，這都是一個艱難的決定。正如你們所知，記者們最後被允許參與轟炸任務。我和一個轟炸機小組在一起，我在英國和非洲都認識他們，那時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們問我是否願意去比塞特執行任務。
我知道，這一天終於到了。我很害怕。不要隨便給一個人打上懦夫的烙印，因為去執行那種任務，他要麼就會成為一個小小的英雄，要麼就是一隻死鴨子。事實上，我並不知道自己會是什麼，除非真的到了那個時候。當它真的來了，我說：「不，我看不出我去有什麼意義。其他記者已經去過，所以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第一個。我去了反而會妨礙別人，如果我被殺了，我的死也不會有任何貢獻。我只是在冒險，伸著脖子等死。不，我想我不會去。我太老了，當不了英雄。」
飛行員們的反應令我震驚。我以為他們會「禮貌」地蔑視我，畢竟他們天天都在做的事，而我卻一次都不肯去。但他們的態度恰恰相反，我可以看出，他們不僅僅是友善，而且非常真誠。
「只有該死的傻瓜，才會在不必要的時候去。」他們中的一個說。另一個飛行員也說：「我要是你，就再也不去執行任何任務。」
一個胳膊打著石膏的投彈手說：「你說得對。有個記者和我們一起去了。這沒什麼好處。他不應該這麼做。」
一位中校剛剛執行任務回來，他說：「人們去做這種事的原因只有兩個：要麼是不得不去，要麼是為了向其他人表明他不害怕。我們中的一些人不得不表明我們不害怕。你沒必要去。你的決定是正確的。」
我直言不諱地說了這麼多，因為你們可能會想知道，我是否會描述一次轟炸任務，如果不會，又是因為什麼。我不打算這樣做，因為我已經合理地相信了，對於我這樣的人來說，執行這種任務的唯一目的就是讓我的虛榮心永存。而我決定讓虛榮見鬼去。
碰巧，我最好的飛行員朋友們都是轟炸機飛行員，但我希望有人能為我們在非洲的戰鬥機飛行員們唱一首讚歌，一首美妙的歌。他們是空戰中被遺忘的人。
直到我走近非洲前線，我才意識到，我們的戰鬥機飛行員經歷了什麼，他們在做什麼。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我們不太知道他們的事跡，但他們其實是海綿，吸收的都是德國空軍的怒火。他們一直在承受，一直在承受，一直在承受。永久的榮譽應該是他們的。
在英國，英國皇家空軍的戰士們因為1940年的不列顛之戰而大獲榮譽。但在美國，我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轟炸機上。「飛行堡壘」投入戰鬥時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公眾更加關注轟炸機。
戰鬥機和轟炸機之間仍然存在著競爭，這是一直存在的。它本身可能是件好事。但過了一段時間，它有點脫離了競爭的範疇，它已經發展成為戰鬥機飛行員的一種感覺：他們是被忽視，是不被賞識的，他們承受的比得到的要多。他們的傷亡率高於轟炸機，但獲得的榮譽卻比轟炸機少。
有人誇口說，沒有戰鬥機護航，「飛行堡壘」也可以照顧自己。許多轟炸機飛行員告訴我，他們非常感激在非洲給他們護航的戰鬥機，如果沒有戰鬥機的掩護，他們會覺得自己就像是赤身裸體走在「上班」的路上一樣。
當時我們的重型轟炸機總是由洛克希德閃電（P-38）護送。他們的工作是擋開德國戰鬥機，吸收納粹造成的致命傷害。這意味著他們的旅程比以往都要漫長。有時他們不得不攜帶額外的油箱，戰鬥一打響，他們就把油箱扔了。在高空長時間飛行疲憊不堪時，他們可能會和敵人混在一起。如果被打殘了的話，他們必須獨自航行回到基地。
閃電P-38是一款了不起的飛機，每一位駕駛它的飛行員都喜歡它。它的大小讓它可以長途飛行，但正是這一點，讓它不適合參加當時的戰鬥。
如果兩架閃電和兩架梅塞施米特109戰鬥機打起來，美國人肯定打不過，因為閃電更重，機動性也更差。
閃電P-38的理想用途是作為攔截器、地面掃射機或輕型突襲-撤離轟炸機。它本可以是德國人手中擊落我們日間轟炸機的完美武器。謝天謝地，德國人沒有這種飛機。
對於「在刀尖上行走」的戰鬥機飛行員來說，護送轟炸機是一項單調的工作。小伙子們有時不得不在小座位上侷促地坐上6個小時。在轟炸機上他們可以四處移動，但在戰鬥機上卻不行。轟炸機上有好幾個機組人員，分別做不同的事情，但戰鬥機飛行員卻是單打獨鬥。他是自己的領航員，自己的無線電操作員，自己的炮手。聽到戰鬥機飛行員們講述他們在飛行中必須要做的所有事情時，我感到很驚訝，他們竟然還有時間時刻警惕德國人。
儘管在北非戰場上，我們消滅的德國飛機遠比我們損失的要多得多，但我們的戰鬥機損失仍然很大。我和五名戰鬥機飛行員相處了一個星期，到了第七天晚上，五個人中有兩個走了。
外行很難理解北非空戰的精髓。即便是飛行員自己也很難跟上節奏，因為戰術每周都在變化。
我們會有一些新的想法，讓德國人大吃一驚。然後他們會想出一個出人意料的對策，我們必須調整所有戰略來應對它。但基本上可以說，一切都取決於團隊合作。在這場戰爭中，孤軍奮戰的英雄不出一個星期就會是英勇犧牲的英雄。堅持與團隊並肩作戰是確保每個人安全的唯一保證。
我們的戰鬥機與轟炸機一同等待任務，升空後，在轟炸機上空來回飛行，觀察可能出現的任何情況。但如果他們看到遠處有德國人，沒有人會追上去。那可能是敵人在玩把戲。我們的戰鬥機在轟炸機上空堅守隊形，撐起一把保護傘。
德國人有兩個選擇，一是俯衝穿過他們，另一個是等到有飛機被高射炮擊中後再撤退。如果有人撤退一步，他們馬上就會瞄準他。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戰鬥機們會發起進攻，但仍然保持隊形。始終保持隊形，始終保持緊密，是飛行領隊不斷給小伙子們腦子裡灌輸的東西。衝出去給敵機一點顏色看看是一個巨大的誘惑。但在這個時候，他們已經看過太多這樣的悲劇了。
一位小組長告訴我，「如果一切按計劃進行，我們就永遠無法擊落德國飛機。我們會掩護好我們的轟炸機，保護好自己，所有人都可以安全地回家。」
戰鬥機飛行員和轟炸機機組人員似乎有點不同。通常他們都比較年輕。他們中的許多人入伍前還在上學，可能會有點魯莽輕率，但他們的工作是如此致命，身上總是籠罩著死亡的陰雲。這似乎讓他們感到謙卑。事實上，我覺得這讓他們變得更好，如果有些人之前很自負的話。
他們不得不早起。我經常在晚上9點半去那些特別的朋友的房間，發現他們都睡著了。他們經常飛行，不能喝太多酒。有天晚上，因為一個最受歡迎的戰鬥機飛行員在自己的主場因事故喪生，幾個男人用杜松子酒來緩解悲痛。他們說：「不知道為什麼，在自己的地盤發生這種事，比他乾脆一去不復返還讓我們難過。」
他們最初抵達非洲時，我經常聽到他們說，他們不恨德國人，但沒過多久他們就不這麼說了。他們失去了太多的朋友，太多的室友。很快，殺戮讓他們士氣高漲。
一天晚上，他們從一次掃射任務中回來，我在那個房間裡看到了最高漲的士氣。這是他們最喜歡做的事，卻沒有什麼機會去做。護送轟炸機，對他們來說是輕鬆的，卻不是他們喜歡的。在空中對著看得見的東西任意射擊，有足夠的武力支持，讓他們能夠完勝敵軍，那簡直是烏托邦式的夢想。
那天就是如此。他們真的玩得很開心。他們遇到了一個德國卡車車隊及護航隊，然後把它們炸成了碎片。他們大笑著講述這件事，興奮得不得了。卡車上裝滿了德國人，「他們像鞭炮殼一樣炸開。」摩托車手被擊中，往前沖了40英尺（12.2米）才止住滑行。兩架梅塞施米特109型飛機錯誤地追擊了我們的飛機。它們根本沒有機會。一陣猛烈的攻擊後，它們冒著煙掉下去了，其中一架好像還爆炸了。
燈光昏暗的房間裡，大兵們坐在帆布床上講述當時的場景，笑得前仰後合。我忍不住對他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他們都那麼年輕，那麼真誠，那麼熱情，卻對一切都很隨意，不是那種強硬的、什麼都了解的隨意，而是他們談論飛行、殺戮和死亡時，就像談論女孩們或學校的課程一樣。
傑克·伊爾弗雷中尉是個好人，或多或少可以說是致命戰鬥機飛行員的典型。他來自德克薩斯州的休斯敦，父親是第一國民銀行的出納。他們家住在羅賓漢街3122號。傑克只有22歲。他有兩個妹妹。他在得州農工大學上過兩年，然後去了休斯敦大學，同時在休斯器材公司工作。很快，他就參軍滿兩年了。
很難想像他曾經殺過人，因為他看上去比22歲還年輕。他的臉很有幽默感，深色的頭髮像淘氣的孩子一樣不聽話，在額頭前卷著。他語速很快，但聲音很柔和，說話時總有一點猶豫，顯得他十分溫柔、無害。他身上沒有一點聰明人的影子，非常體貼、誠懇。然而，他的殺傷力卻十分強大。
在非洲，伊爾弗雷經歷了磨鍊。他一天內消滅了兩架福克-沃爾夫190，另一天拿下了兩架梅塞施米特109。他的第五次勝利是消滅了一架雙引擎梅塞施米特110，上面有三個人。他還有一次勝績，但還沒有得到證實。不過，他也不總是一帆風順。事實上，他還活著，已經是幸運了。有一天，他被困在「陷阱」里，飛回來時，飛機上有268個彈孔。多虧了裝甲板，擋住了至少一打子彈。
不過，傑克最近一次歷險並不是因為被槍擊。有一天，他看到一架德國戰鬥機潛入雲中。傑克認為德國人會出現在雲層的另一端，所以他急忙跑到下面他認為德國人會出現的地方，然後突然現身，他差點撞上那架飛機。兩人都狠狠地踢了一下方向舵，他們只差幾英寸就撞上了。兩個人都沒有開槍，忙著避開對方。傑克說接下來的一個小時他都在後怕。
伊爾弗雷中尉一點也不「英勇」。他一點不怕逃跑，如果只能逃跑的話。他告訴我，有一天他在低空獨自飛行時被德國人盯上。兩架德國飛機跟上了他。
「我只有兩個選擇，」他說，「要麼留下來戰鬥，那肯定會被擊落，要麼不顧一切地逃跑。我的引擎可能會燒掉，不得不降落在敵人的地盤上，但我逃走了。幸運的是，引擎撐住了。」
伊爾弗雷和其他士兵一樣，幾乎沒有娛樂和興趣愛好。一天傍晚，他執行完任務回來後，我走進他的房間，發現他獨自一人坐在桌子旁，用報紙打蒼蠅。
我們的飛行員確實過著孤獨的生活。除了聊天，他們什麼也幹不了。不到兩個星期，他們的話就說完了，從那之後，說來說去就還是那些話了。
沒有飛行任務的時候，小伙子們有時候會去田野里閒逛，然後回到自己的房間，躺在鋪位上。他們讀完了自己的書，說完了所有的話。沒有電影，沒有舞會，沒有派對，沒有女人，什麼都沒有。他們只能躺在鋪位上。
「我們太懶了，連廁所都懶得上。」其中一個人說，「除了飛行，我們對世界上的任何東西都毫無用處。」
然而，人們卻說當王牌飛行員是浪漫的。
儘管我們的戰鬥機飛行員擊落的德國飛機比我們損失的要多，但他們仍然對德國飛行員懷有深深的敬意。
「他們顯然把最好的人手送來了非洲，」其中一個人說，「因為新過來的人很厲害，他們中間沒有新手。」
被抓獲然後逃出來的美國飛行員報告說，飛行員之間似乎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情誼，不是在空中而是在地面上。在空中時，他們沒有一點情誼——除了殊死搏鬥，沒有別的。
一天晚上，他們在回憶一戰時的故事。他們曾經讀到過，盟軍和德國的戰鬥機發射完所有彈藥，然後並排飛行，互相敬禮，再各自返航。北非卻沒有這些東西。
開戰鬥機並不舒服，有這麼多事情要做，一個人要在侷促、緊張的狀態下毫不間斷地監視敵人。此外，戰鬥機的駕駛艙沒有保暖裝置。飛行員們在25000英尺（7620米）和30000英尺（9144米）的高空會感到非常寒冷。他們沒有電熱服。事實上，他們甚至不能穿太厚的飛行服，因為體積太大就不可能在駕駛艙里活動。他們只穿普通制服，連體褲，外加飛行靴和手套。他們甚至不能戴很厚的飛行手套。「我們的身體不覺得冷，冷的是手和腳。」其中一人說，「有時候會很冷，甚至會凍僵。」
「有意思的是，」另一個說，「我們在戰鬥時從不覺得冷。我們反而會出汗，打完仗後，我們的內衣都會濕透。當然，接著我們會覺得更冷。」
在他們完成第一次任務的夜晚，與他們坐在一起是件很有趣的事情。他們太激動了，卻無法意識到自己有多激動。他們的眼睛布滿血絲，興奮得滿臉通紅，無法平靜下來。他們的人生從未如此精彩。他們在睡前一遍又一遍地講述白天的歷險。其中一個夥計吃不下飯，另一個根本睡不著覺。
大一點的小伙子們耐心地聽著。不久前他們就是這個樣子。他們知道，戰爭很快就會讓他們成熟。
我曾經有過一次特權，在飛機前部俯瞰大約200英里（321.9千米）的非洲，那裡的風景值得8.8美元的座位。
我們乘坐的是部隊稱之為C-47的飛機，但國內飛行界的人都知道它是道格拉斯DC-3，而外行都只知道它是一款偉大的銀色客機，在和平時期，美國的所有航線都有它的身影。我想，就算現在也是如此。但在非洲，它們不再是銀色的，而是單調的棕色，機身上還總是有泥土。機艙里的軟座不見了，兩邊都是長長的鐵皮長凳，上面有平底鍋狀的凹座，讓傘兵穿著降落傘坐在上面。
地板上不再有地毯，後面也沒有女空乘員了。光禿禿的地板上滿是泥，「女空乘」是一個中士，兩個星期都沒刮鬍子了。這些曾經豪華的客機成了戰時的戰馬。它們正在為自己書寫傳奇。它們不停地飛行，隨時隨地，在不可能的條件下做不可能的工作。
它們每日堅持在北非的所有指揮部之間往返；它們排著方陣，把補給和人員直接運送到前線；它們什麼都運送，從吉普車到將軍；它們不顧危險，也不太在意天氣。它們工作起來，就像中美洲航空公司在美洲中部叢林中那樣。
這款C-47戰機在這裡有成百架。它們的飛行員有時會受到戰鬥機飛行員的讚許，但這種態度其實是不公平的。他們肯定也值得所有人的讚許。
在過去的幾年裡，經過十五年的飛行，我已經到了除非是定期航班否則不會坐飛機的程度。然而那天，我爬上飛機，和那些傢伙一起翻過陌生大陸的山脈和沙漠，帶著和以前坐客機時一樣的安全感。
這次特別的旅程，機長是來自亞拉巴馬州伯明罕的比爾·萊弗利上尉。他已經在空中飛行了1100個小時，這對一個年輕的部隊飛行員來說太多了。他說他以前常常飛得很低，只是為了好玩，但是阿拉伯人會朝他扔石頭、開槍，所以他學會了保持在一個合適的飛行高度。
三架道格拉斯組成的方隊，我們這一架是領頭的。另外兩架噴火式戰鬥機給我們護航。道格拉斯們飛得很近，噴火式戰鬥機在我們的上方和側面飛行，有時會超過我們，以便更好查看前路。我們的飛行員會不時地環顧四周，查看他們的狀態。
「你被打中過嗎？」我問萊弗利上尉。
他向駕駛艙四周張望。「哪裡有木頭？」他問。他終於找到椅背後面一些木頭，敲了敲。「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他說。
但有些人被打中過。「這是世界上最好的飛機之一，不是嗎？」我問。
「我覺得是。」萊弗利上尉說，「這架飛機裝載量很大，可以裝26000磅（11793.4千克），但我從田地里起飛時，裝了32000千磅（14515千克），我看那跑道只有國內的一半長。我不認為這些飛機有什麼做不到的。如果民航檢查員到這裡來，他會發瘋的。」
我們飛過光禿禿的山巒，穿過崎嶇不平的山口，飛過沙漠，飛過綠洲和孤獨的小土坯村莊，飛過乾涸的湖泊和沙塵暴。沒有什麼比偶爾看到一個孤獨的阿拉伯人在田裡幹活更令人興奮的了。
終於到達了目的地，萊弗利上尉請我和他們機組人員一起吃午飯。他在我們坐過的長凳底下掏了掏，拿出了大約十五罐湯、豆子、香腸、果醬和梨，接下來是兩個大麵包，然後是一個小火爐。點燃時，它聽起來像是噴燈。不到15分鐘，我們就大吃大喝起來，沙子還不斷吹進我們嘴裡。沙漠裡的生活就是這樣。一吃完，他們就回到飛機上，繼續飛過群山。
現存美國「飛行堡壘」隊中最見多識廣的一群人存活了下來。這些傢伙都是堅定的觀光客，他們都想在戰後從事旅遊業。
這個中隊實際上是1942年春天在印度組成的，成員們已經在多條戰線上戰鬥過。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裡，就像他們說的那樣，它一直是「可憐蟲」中隊，在世界各地四處征戰。每天天不亮，他們都可能會去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他們曾在菲律賓、爪哇、澳大利亞、緬甸、中國、印度、巴勒斯坦、埃及、厄利垂亞、利比亞、的黎波里和突尼西亞作戰。他們中的一些人是從飛越太平洋開始的，如果能夠飛越大西洋，他們就能環遊世界。這也不僅僅是一個夢想，因為他們中有些人有著如此多的任務，飛回國內也是毫無疑問的事。
在緬甸，這個中隊駐紮在日本鬼子中間。在印度，他們經歷了可怕的夏季酷熱，一人死亡，150人中有15人因酷熱而昏倒在醫院。但在整個過程中，他們一直在觀光。他們是聖地的權威。他們看到了埃及的金字塔和印度的泰姬陵，去過賽普勒斯、敘利亞和黎巴嫩等地。在印度，他們曾經過著奢侈的生活，每個人有6個僕人。在令人窒息的沙塵暴中，他們住在帳篷里。
在他們去過的所有地方里，他們最喜歡巴勒斯坦。一說起巴勒斯坦，就沒有人能攔住他們。他們說，那裡就像加州一樣清新、嫩綠，而且絕對是最新潮的。他們說世界上最現代化的酒店都在那裡。
他們經歷了太多酷熱天氣，北非的寒冷讓他們遭受了極大的痛苦。他們的損失是巨大的，但他們給敵軍帶來的打擊也是無可估量的。10月，他們在埃及地中海海域上空發動襲擊，擊沉的船隻總數超過了自己的損失。
他們轟炸了希臘、克里特島和多德卡尼亞群島。1942年秋天，在英國第8集團軍開始進攻之前，他們就切斷了隆美爾的補給線。他們說，投擲在圖卜魯格和班加西上空的德國高射炮彈是他們所知的最致命的武器，甚至超過了比塞特上空的槍林彈雨。
這個中隊的隊長是喬治亞州薩凡納的J.B.霍爾斯特上尉。小伙子們說，幾乎所有加入空軍的薩凡納人都在這裡的前線。中隊的投彈手唐納德·懷爾德中尉一口氣說出了他從埃及抵達非洲後遇到的薩凡納小伙子的名字，至少有12個。
來自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克拉倫斯·E.薩默斯中尉說，如果說所有的薩凡納男孩都在這裡，那麼顯然斐&伽馬兄弟會[1]所有成員也都在這裡。一天晚上，他和6個以前不認識的飛行員一起吃飯，其中5個都是斐&伽馬兄弟會的。
那些領航員自離家以來已經飛行了20萬英里（321868.8千米）。他們已經執行的任務，遠遠超過了可能為「允許」飛行機組人員休息而設立的任務總數。
該中隊最老、最有經驗的飛行員可能是來自喬治亞州達洛尼加的詹姆斯·安德森上尉。他執行過35次任務，不是那種短程的小任務，大部分都是10小時的大任務。他的領航員，來自喬治亞州不萊梅的格雷迪·H.瓊斯中尉，執行過37次任務，遠遠多過那些從英國來的開轟炸機的小伙子們。
這支經驗豐富的中隊發現在突尼西亞的戰鬥並不太艱難。他們說：「天哪，這是我們全年行動中第一次有戰鬥機護送。戰鬥機對我們來說是奢侈品。」
為了有點國際范兒，他們養了一隻寵物猴。來自喬治亞州雅典的皮塔德中士是在印度得到「她」的，她一路隨他們飛來，累積了300個小時的飛行時間。
在飛行途中，她在飛機上隨意走動，像在家裡一樣。當他們到達寒冷的高空時，她縮在兩個降落傘墊之間取暖。如果有人走過來舉起一個墊子，猴子就會皺著眉尖叫，示意他們把墊子放回去然後走開。
那隻猴子很聰明。她能區分美國人和英國人、阿拉伯人、法國人或印度人。除了美國人，其他的她都不喜歡。我明確表示，她最好不要喜歡我。我可太了解猴子了，我討厭它們，即便是英勇的猴子。
1942年夏天，我遇到了一群在愛爾蘭訓練的美國戰鬥機飛行員。他們是第一批抵達愛爾蘭的飛行員，他們是這樣評論愛爾蘭的天氣的：「當你能看到遠處的小山時，意味著天就要下雨了；當你看不到小山時，意味著現在正在下雨。」
在非洲，我又遇見了他們。他們肯定經歷了不少磨難。其中一個中隊已經足夠老練，有些人差不多可以回國了。他們都曾被調回來休息。
5個星期里，他們在地獄般的突尼西亞前線生活和戰鬥。他們的陣地平均每兩小時就被轟炸一次。飛行員們一接到通知就立即升空，每天都有好幾次。他們平均每天在空中飛行4到5個小時，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在戰鬥。
一開始，他們有21架飛機，22個飛行員，後來損失了6架飛機和3名飛行員。但在他們的記分牌上，他們打了11場勝仗，兩次勝負不定，14次受傷。
他們的驚悚經歷，足以寫成一本書。來自紐約的埃德·波頓中尉經歷的事就很典型。他的飛機被炸得稀碎，把他罩在座位上的玻璃罩也被損壞了，打不開。因此他不能跳機，只能讓飛機著陸，否則就死定了。神奇的是，他把飛機開到了機場，然後墜毀在地上。飛機成了一堆垃圾，波頓中尉卻沒有受傷。當他們最後把他救出來時，他們發現卡住的座艙罩救了他的命。他的降落傘被擊中了一半，如果他跳下來，就會呈直線墜落。
這個中隊的指揮官是來自田納西州歐文的詹姆斯·S.科沃德少校。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格雷厄姆·韋斯特中校是整個小組的參謀長，但他一直都在前線和這個中隊待在一起。他陪著他們，看他們努力地休息，努力地戰鬥。
韋斯特的綽號是「韋迪」。他和詹姆斯·科沃德是空軍的典型代表。他們都很年輕，都很樂於與人相處，在同齡人里，他們的級別都很高。我在愛爾蘭認識韋迪時，他還是個上尉。短短一段時間，他就以中校的身份出現在非洲。
韋斯特是個黑頭髮、黑鬍子的傢伙，很容易被說成是「風度翩翩」，儘管他不喜歡被人這樣說。他的衣服總是很整潔，鬍子也是。他打撲克打得很好，總是急急忙忙趕去某個地方。他已經在軍隊服役8年了，如果沒有參軍，他真應該去演戲。
一天早上，我走進他的房間。他站在房間中央，喝著自己在小法式爐上煮的咖啡。他上身穿著短襯衫，打了領帶，還有飛行夾克，但下半身他只穿著短褲和皮靴，靴口是喇叭式樣的，活脫脫就是一副基德船長[2]的樣子——現代空中基德船長。
中隊在前線時，每個人都得住在野外。開始時又濕又冷，最後還是又濕又冷。
85個地勤人員真的遭受了地獄般的折磨，白天被轟炸，晚上又濕又冷，而且經常超負荷工作。飛行員們將噴火式戰鬥機開回沙漠機場休息時，他們最關心的是這些地勤人員，因為他們被留在前線照顧交替出戰的飛行員們。
「我們沒事，」我至少聽過六七個飛行員說，「我們可以休息，但我們的狀態還不錯。真正需要休息、應該得到休息的是那些地勤人員。」
於是，韋迪·韋斯特開始了工作。幾天後，六架大型運輸機降落在田野上，從中爬出85名疲憊不堪的地勤人員。接替他們的人已經到了。他們可以開始休息了。
從在印第安納州的小學教書，到從非洲山脈11000英尺（3352.8米）高空的飛機上跳下，這是漫長的飛躍，但湯姆·塞耶做到了。他希望自己的下一次跳躍，是回到印第安納州的一個農場，並留在那裡。
正如小伙子們所說，湯姆·塞耶是「山地人[3]的希望」。他來自印第安納州的霍普。湯姆27歲，體重200磅（90.7千克），在克利福德市教五、六年級，教了5年。我認識他時，他是「飛行堡壘」的領航員。他們說他是中隊里最好的空中領航員。一天，幾架「飛行堡壘」去比塞特執行轟炸任務。在山脈之上，他們遇到了暴風雪和冰凍的天氣。湯姆駕駛的領航機結冰失控了。在對講機里，機長命令機組人員穿上降落傘，準備跳傘。一分鐘後，他下達了跳機的指令。塞耶中尉是名單上的第一名。他打開逃生艙，跳了出去。
現在，在接下來的幾秒鐘里發生了一些事情。其他人並沒有立即跳下來，因為他們沒能把炮手從炮塔里弄出來。他們去拽他的時候，飛機又有些受控了。接著機長下令扔掉炸彈，這樣炸彈就不會爆炸，會給他更多的控制權。然後他取消了跳傘的命令。但是可憐的湯姆已經降落到一半了。不到一個小時，飛機安全返回基地。而湯姆則花了四天時間。
湯姆說，降落傘打開後，他仍然可以看到飛機，但飛機似乎在他下方，而不是上方。他想他一定是在往上飄。他不知道怎麼回事。
他從幾千英尺的雲層中跌落下來，手裡還握著他拉過的開傘索，因為他知道，如果他能保住它，他就會成為某個俱樂部的成員，儘管他記不起它的名字——那是毛蟲俱樂部[4]。不管怎麼說，最後，他的手太冷了，他還是把開傘索扔掉了。
他著陸的那片山上有許多岩石。著地的時候，他的頭磕了一下，流了很多血。他神志是清醒的，但大概有5分鐘，他根本站不起來。
他說，山上到處都是阿拉伯人，他們在田裡幹活。最後，他走了一小段路，跟其中一個阿拉伯人聊了會兒。他們試圖交談，但由於不懂對方的語言，也聊不出什麼來。於是，阿拉伯人帶他去了一個村莊，來到一座石頭房子前，顯然那是村長的家。全村人都圍過來盯著他看。
村長很友好，給湯姆一張床墊，還送給他一件阿拉伯睡衣來保暖。當時才下午4點半，湯姆就躺下來休息了。很快，阿拉伯人帶來了湯姆認為是茶的東西，儘管他不確定。然後他又睡著了。大約8點半的時候，阿拉伯人帶著晚餐——羊肉進來了，不太好吃。
那天晚上，另外四個阿拉伯人和湯姆睡在同一個房間的地上。他們的鼾聲使他無法入睡。還有跳蚤。他身上還有傷痕。房間裡還睡了一隻羊。湯姆整夜沒合眼。
第二天早上，他們餵了他三個煎蛋和一些炸土豆，並在他受傷的頭上纏了一條頭巾。然後他們殺了那隻跟他們睡在同一個房間的羊。他們把它宰了，並把它的心放在阿拉伯人用來暖腳的煤塊里烤。他們把羊心給湯姆吃，那時他才認為自己是安全的。
在那之後，他們牽來了六頭驢子，把羊的屍體綁在其中一頭上，讓湯姆騎在另一頭上，然後就出發了。這裡的驢子很小，而湯姆塊頭很大。當他們騎在驢背上，沿著峽谷的邊上走時，湯姆能感覺到他的長腿快擦著地面了。
四天後他終於到家了。他想付錢給阿拉伯人，但他們什麼也不拿。不過，他錢包里的照片讓他們著迷，他們想要一些照片。所以印第安納州謝爾比維爾的瑪麗·斯科特小姐可能會很想知道，據我所知，她的照片現在就貼在某個阿拉伯人的心口。
湯姆說，他一回家，就會跟瑪麗結婚，然後種田為生，一輩子過這樣的日子。
有一段時間，湯姆對其他人沒有跳機感到非常生氣，但當他回到機場時，他已經消氣了。他們說他是隊里性情最好的人。沒人見過他真的生氣，所以當他進來時，他們決定狠狠地捉弄他一頓。
其中一個衝到他跟前說：「湯姆，機長沒有說要跳機。他只是說，『看看外面的冰雹。』」他們唬住了他，但沒騙多久，也就一分鐘。
湯姆的父親曾經是家鄉的縣審計員。他做了一個任期，但在去年秋天連任失敗，因為只獲得了133票。小伙子們告訴湯姆，如果他在幾個月前能這樣勇敢一躍，他的父親肯定會因此再次當選。
我還遇到了9個美國大兵，他們經歷了戰爭的獨特洗禮。不久前他們乘坐轟炸機離開美國，前往非洲前線。在經歷了一系列難以置信的冒險（包括與德國戰鬥機交手）後，他們回來得晚了，還是乘駱駝回來的。
由西弗吉尼亞州馬丁斯堡的哈里·德沃斯中尉指揮的一架「飛行堡壘」，從美國起飛，順利飛越大西洋和非洲海岸。德沃斯的8名機組成員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布里特的理察·班寧中尉，副駕駛；俄亥俄州雅各布斯堡的查爾斯·瓦特中尉，領航員；俄亥俄州克利夫蘭伍德蘭大道11002號維克多·科諾中尉和五名中士槍手——北卡羅來納州費耶特維爾的W.K.泰晤士，威斯康星州拉科斯的約瑟夫·奧布拉多維奇，紐約州布魯克林的理察·哈斯布羅，蒙大拿州的哈里·阿爾薩克和俄亥俄州克雷斯林的羅伯特·奧赫隆。
登陸非洲後，一天早上，他們起飛，並與另外兩架「飛行堡壘」一起踏上了戰鬥之旅。他們前往前線指定的機場報到。他們飛了一整天，當他們到達他們認為應該是目的地的地方時，卻找不到機場。於是他們繼續飛行，繼續尋找。下午漸漸過去，黃昏越來越近。
突然，在一片空白的天空，兩架戰鬥機向他們撲來。子彈開始四處飛。這些剛從美國來的年輕人就這樣發現自己已經闖入了敵人的領地，就這樣打響了戰鬥。
德沃斯的機組人員開始還擊，但戰鬥機們轉向了另一架「飛行堡壘」。這架堡壘很快向下盤旋消失，顯然是被擊落了。從那以後，他們就再也沒有見到過它。
黃昏中，剩下的兩架飛機失去了德國人的蹤跡。其中一架飛機緊急迫降。德沃斯他們在它上空盤旋，得到的信號是不要降落。幾天後，美國偵察機發現這架「飛行堡壘」正沿著公路被拖向義大利人的地盤。他們沖向它，槍聲響起，它著起火來。
德沃斯他們只能獨自在空中飛行。為了躲避敵人，他們往西飛。天黑了，他們仍然找不到他們被派往的機場，所以向南飛了很遠，想要遠離群山。他們飛到11000英尺（3352.8米）的高空，一直飛到汽油用完，然後跳傘。飛機上有一盒維生素藥片，跳傘前，他們每人吃了一把。科諾一隻手抓起一把點45自動手槍，一隻手拽起一把手電筒，跳了下去，也把它們一路帶了下去。
一名中士在右臂下夾了一個橘子。跳下來時，他不得不伸出左手去夠那個橘子，這樣他就可以釋放右手來拉動開傘索了。他當時拿下了橘子，但後來不知怎麼又掉了，弄得他一路咒罵。
科諾一路唱著歌。他不記得自己唱了什麼，他只是不停地唱，因為降落讓他非常高興。但降落傘劇烈地晃動起來，他有些暈了。
德沃斯已經給了他們所有的指示。他們往南飛，他將是最後一個離開的人，所以他會往北走，其他人都向南走。這個計劃奏效了。9個人中，有8個在半小時內找到了彼此。科諾中尉降落在離集合地點半英里（804.7米）遠的一條溝里，在那裡過了夜，第二天早上與其他人會合。
第一天晚上，他們都裹著降落傘睡在地上。他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敵人的地盤上。
拂曉時，一個阿拉伯老人走過來。他是個牧民，既不會說英語也不會說法語。但他對小伙子們很好。他領著他們向北走，他們走了一整天，大概20英里（32.2千米）。那天晚上，他們又睡在降落傘里。天氣太冷了，他們沒太睡著。第一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德沃斯都安排了人守夜，因為他們還是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第二天早上，他們遇到了一隊駱駝，一共15頭。照料它們的是法國部隊里的一個阿拉伯士兵。他在沙漠裡奔走，給法國人買駱駝。他帶著男孩們一起走。後來他們才知道，他以為他們是義大利傘兵，而他抓到了他們。
他們騎了兩天駱駝，再也不想看到駱駝了。他們直接騎在駱駝背上，駱駝的背可以當剃鬚刀片了。他們一直騎到受不了為止，然後下來步行。但是沙子太深了，他們也走不動，所以不得不回到「沙漠戰車」上。
戰時的降落傘里都會塞滿巧克力。出發前，他們在口袋裡還塞了一些其他的補給。在地面上，德沃斯中尉命令他們將每頓吃的口糧減半，以防在沙漠中要待很長時間。事實證明，當他們終於到達一個美國機場時，他們放在降落傘里的補給絲毫未動。他們一直和阿拉伯人一起吃羊肉。他們不太喜歡吃羊肉。
這個阿拉伯人和他們村里大多數人一樣，特別擅長發現水坑。小伙子們總能把水壺灌滿，然後把消毒藥片也放進去。
白天，他們極度痛苦地騎著「剃鬚刀」駱駝時，都唱著鮑勃·霍普的那首《摩洛哥之路》。他們離摩洛哥很遠，但他們覺得這首歌有點符合他們的處境。[5]
最初撿到他們的阿拉伯老人是個引人注目的人，一個真正的牧民，每天和他的家人還有山羊群一起行進。他已經80歲了，只有一隻眼睛，沒有牙齒。
他們用手語和他交談。他告訴他們，前一天晚上他就聽到了飛機的聲音。分開時，小伙子們試圖給他錢。他不肯要錢，但要了些刀。小伙子們忘了問他的名字，但法國人發現他時肯定會照顧他的，因為美國軍隊會獎勵他。
科諾說：「孩子，我見過一個漂亮的阿拉伯女孩。她是這個老夥計的孫女，她真的很漂亮。」
不過，中尉聽到過阿拉伯人是怎麼看待女性的，所以他沒有向她眨眼。
整整兩天兩夜，他們騎著駱駝穿越光禿禿的沙漠。前方沒有蹤跡可循，也沒有現成的道路。第四天早上，他們遇到了一支法國沙漠守軍。德沃斯會說一點法語，因此他們終於知道了自己身在何處。法國軍官讓他們先睡一覺，然後安排一輛卡車將他們帶到一個地方，那裡有輛美國卡車等著。終於，在第五天快結束時，他們到達了五天前拚命搜尋的機場。
他們很累，但狀態不錯，仍然興致勃勃，很樂意地把自己的故事講了一遍又一遍。最後我們不得不趕他們去睡覺，在10點鐘的時候。
睡個好覺對他們來說太難了。第二天早上，他們感到筋疲力盡，疲憊不堪。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肚子不舒服。但一兩天之後，他們又恢復了正常，死裡逃生的興奮感稍稍平靜了下來。
這群人中，只有瓦特中尉保留了開傘索。還有幾個人帶著從沙漠裡撿來的一種特別的岩石。它被稱為沙漠玫瑰，是一種堅硬的砂岩，看起來真的像一朵玫瑰花。這是他們永遠都會保留的紀念品。
飛機上的東西，他們都沒有了。當他們到達時，天真地說：「明天早上我們去軍需站買些新衣服。」
人們都大笑起來，一個軍官說：「這裡沒有新衣服。我們只穿現有的，一穿就是好幾個月。」
旅程如此不順，又失去一架嶄新的飛機，小伙子們感到痛苦，充滿了內疚。在執行了許多次任務的老兵面前，他們幾乎是虔誠崇拜的。不過，他們很快就會得到一架飛機，幾個月後，他們就會像其他老兵一樣，跟新人侃侃而談。
戰鬥-轟炸機機場周圍的一切都很重要，但沒有什麼比維修區更重要了。它與國內的飛機維修點或車庫大不相同，在那些地方，飛機或汽車的長時間停放只會帶來一點不便。在非洲，飛機太多了。美國和德國在非洲上空為爭奪控制權你來我往，每一架飛機都像金子一樣珍貴。每一架暫時無法工作的飛機都像被摧毀了一樣。
修理組的任務是把被擊落的飛機送回空中，以超人類的速度。他們就是這麼做的。
在我們的一個沙漠機場，掌管維修部門的是來自加利福尼亞州帕洛阿爾托的查爾斯·E.科弗利少校。他的綽號是「厄克」，他是跟我一起從英國到非洲的。
他的得力助手是一個安靜的機械天才，名叫沃爾特·古德溫，來自賓夕法尼亞州格羅夫市，是個正規軍士，剛剛在戰場上晉升為準尉。人們都很崇拜他，不論飛機壞了哪兒，所有軍官都只聽他的。
維修組的工作原則，從和平時期的商業理論來看，顯得非常奇怪。他們的座右銘是盡其所能地奉獻一切。他們從不囤積物資，也不抱怨自己被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而是四處奔走，所有想像得到的活他們都干。他們滿足每一位飛行員的要求，技工要什麼備件，他們都獻出自己庫里的珍貴庫存。因為只有這樣，飛機才能提前幾個小時返回空中。
維修組有250位機修工。他們快樂、真誠、豪爽。我從未見過有誰比他們更愛超質超量工作。
我可以舉個例子，說明他們是怎麼工作的。在與敵人小小交手之後，我們有14架飛機受損。有些只需要修補機身，有些機翼上有洗衣盆那麼大的破洞，需要大修。科弗利少校和機修工們整個上午都在調查情況，開著吉普車一架飛機一架飛機地查看。我坐在他們車裡。到中午了，沒有一架飛機被轉移到維修區，我覺得，他們的動作太慢了。但很快我就改變了看法。
他們花了很長時間來估計所有的損失，計劃好流程，把人員和機器分散到巨大的維修區，讓一切運轉起來。一旦開始運轉—
兩天後，我查看了他們的進展。第一天晚上，5架損壞的飛機已經準備好執行新任務了。第二天，又有3架飛機修好了。到了第三天，又有4架差不多修好了。算下來一共12架。另外兩架已經被拆解，零件拆下來當備件。
在國內和平時期的條件下，即便在最好的維修點，要讓這些飛機重新升空，也至少需要兩個月的時間。但在這裡，不到三天，它們又重新投入了戰鬥。被逼到一定程度時，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這裡備件緊缺，就像我們在地球另一端的所有機場一樣。機組人員把受損最嚴重的飛機報廢，把好的零件留下來當備件。大約每15架飛機中就有一架被擊落。那些報廢的飛機被拖到工程組。在那裡，它們逐漸消失不見，變成一動不動的、可憐的殘骸，身上有用的東西都被機械師們扒得精光。
回收機的綽號是「機庫女王」。我在那裡時，五架回收機正在排隊等候。你知道，每一架轟炸機的鼻子上都畫著它的名字。「機庫女王」也是如此。一架叫「多汁的番石榴」，一架叫「特快專遞」，還有一架叫「小伊娃」。
所有的維修工作都是在戶外完成的。只有一小部分加工的活是在帳篷里做的。帳篷三面圍起，第四面是敞開的。沙子就是它的門。颳風時，機修工們不得不戴上護目鏡。在每一個帳篷旁邊，一步之遙的地方，都有一條很深的壕溝。敵人的轟炸機來襲時，他們可以躲進去。他們的工作是真正的戰爭工作，沒有人能說他們比飛行員本身安全得多，因為他們經常受到轟炸襲擊。
他們說，他們最希望的是不要有來自國內工廠的專家來檢查。專家們會告訴他們，破損的機翼不能這樣修，壞掉的起落架也不能那樣修。而這些喋喋不休的「小鳥」們其實很清楚，這樣修也沒什麼不行，因為他們正在這麼做。
那是傍晚時分的沙漠機場。太陽懶洋洋的，很溫暖，螺旋槳攪起的薄薄塵埃籠罩著田野，讓一切看上去柔和無比。是時候讓飛機去執行任務了，它們一架接一架地飛走，從巨大的「飛行堡壘」到秀氣的「小閃電」。沒有人太在意，因為這是每天例行的事情。
最後，它們全都飛走了，除了一架。操作台報告，一架「飛行堡壘」不見了。返回的飛行員說，它在起飛後就落後了，失去了高度。從那時起，幾個小時過去了。它就這樣不見了。
那架飛機上有十個人。當天的戰果是巨大的，但一想到失去的十個朋友，我們的心裡就蒙上了一層陰影。那天下午，我們已經目睹了死亡。一架返航的「飛行堡壘」在空中發射了一枚紅色的照明彈，我和其他人站在大飛機下面，他們將死去的飛行員頭朝下，從逃生艙抬到擔架上。
機組人員的表情非常嚴肅，沒有人大聲說話。一個人緊緊抓著一頂帶血的皮帽子。飛行員的手很白。每個人都認識那個飛行員。幾個小時前，他還生龍活虎。那時，戰爭已經在我們內心深處，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了它的殘酷。
上次報告後，我們六個人去了高高的控制塔。我們每天晚上都去那裡，為了兩件事，一是看日落，二是了解德國轟炸機的進展，它們經常在黃昏後來轟炸我們的機場。
沙漠中的日落真的有靈魂。它的濃烈令人難以置信。它灑向天空和雲層，有一種澎湃的美。地平線上的群山漆黑一片，棕櫚樹在熾熱西方的襯托下格外引人注目。
我們站在高塔上，俯瞰這一場景，天開始黑了。在戰場上巡邏了一整天的戰鬥機正在進駐。帳篷里所有士兵都吃完了晚飯。機場上空籠罩著黃昏前的寧靜。人們低聲談論死去的飛行員和失蹤的「飛行堡壘」。我們還想再等幾分鐘，看看德國人是否會過來。
然後，怪事發生了。在遙遠的暮色中，一道紅色的閃光射向天空，在群山的黑暗背景下劃出一道弧線，落到了地上。不會是別的，一定是他們。那十個人要回家了！
「信號槍在哪裡？給我一個綠色的信號！」一名軍官喊道。
他跑到控制塔邊上喊道：「看下面！」然後向空中發射了一個綠色信號。我們看到了那架飛機——只是遠處的一個小黑點。它看上去差點挨著地了，飛得很低，乍一看好像靜止不動，只是停在空中。它孤零零地跛行著回到了家，比其他飛機晚了兩個小時。
我是個門外漢，也不再是飛行兄弟會成員，但我能感覺到。就在那一刻，我感覺到了人們對那台忠實而破舊的機器的愛，那遙遠的黑點如此可憐而緩慢地掙扎著朝我們飛來。
我們都緊張地站著，差點不記得都有誰在現場。我們緊張得好像要把飛機拉向我們。如果這時候有人給我們拍照的話，肯定會拍到我們向左傾斜身子。誰也沒想到飛機還能再回來，但它的確回來了，雖然速度慢得讓人看了覺得很殘忍。
它到達了機場的盡頭，仍然保持著可憐的高度。它掠過停著的飛機的頂部，繼續飛過來。事實上，在我們看來，它似乎在伸著手，向跑道走來。還有幾百碼。它能做到嗎？它會做到嗎？真的可能嗎？
他們飛過最後一架飛機，來到跑道上。他們慢慢地著陸，輪子輕輕地碰地。飛機在跑道上滑行時，廣闊田野周圍的數千人突然意識到自己很虛弱，連自己的心跳聲都能聽到。
落日的最後一抹餘暉消失了，天空變得漆黑一片，如果德國人按時帶著炸彈來轟炸的話，這將對他們有所幫助。但沒人在乎。我們的十個「死」人奇蹟般地從墳墓里復活了。
他們要講的故事是多麼精彩啊！在這場戰爭中，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他們的目標，的黎波里機場，受到戰鬥機和高射炮的嚴密防守。正如一位飛行員所說，飛入那片槍林彈雨，就像一隻老鼠衝進了十幾隻貓的包圍圈。
雷鳥，他們的「飛行堡壘」，第一次被擊中的時候，正在投放炸彈。一個引擎熄火了。幾分鐘後，同一側的另一個引擎也熄火了。同一側的兩個引擎同時熄火，通常是致命的。這跟那些受傷而回的轟炸機不同。
雷鳥不得不落在其他「飛行堡壘」後面。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堡壘墜落或者落後，德國戰鬥機們就會像禿鷲一樣一擁而上。小伙子們不知道空中有多少德國飛機，但他們想30架肯定有了。
給「飛行堡壘」們護航的閃電戰鬥機，繼續守護雷鳥，他們儘可能地戰鬥，最後卻不得不離開，否則就沒有足夠的燃料回家了。
在離的黎波里大約40英里（64.4千米）的地方，最後一架戰鬥機也離開了殘廢的雷鳥。幸運的是，大批德國戰鬥機也開始返航，因為他們的燃料也不多了。
雷鳥又飛了20英里（32.2千米）。一架德國戰鬥機突然出現，向他們俯衝過去。它的機槍掃射對已經殘廢的雷鳥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卻沒法將其擊落。
最後，戰鬥機耗盡了彈藥，離開了。我們的小伙子們獨自面對嚴重的麻煩。兩個引擎都用不了了，大部分的槍都不能使用了，而他們離家還有400多英里（643.7千米）。無線電也壞了。他們正在失去高度，每分鐘降500英尺（152.4米），然後下降到2000英尺（609.6米）。
飛行員召集機組人員商量對策。想跳傘嗎？他們都說，只要飛機還能飛，他們就跟它在一起。他決定繼續前進。
飛機傾斜得很厲害。但他們逐漸地控制住它，它不再往下降。
那時，他們已經下降到900英尺（274.3米），前面一堵堅固的山牆擋住了回家的路。他們沿著這些山脈平行飛行了很長一段時間，但隨後他們奇蹟般地上升了一些高度。最後，他們終於升到了1500英尺（457.2米）的高度。
最低的山口是1600英尺（487.7米），但他們是在1500英尺處經過的。你說說這可能嗎！也許正如飛行員所說：「我們不是翻過大山，而是穿過大山。」
副駕駛說：「我當時在風擋玻璃上吹著氣，想把飛機吹過去。有一刻，我差點想伸一隻腳下去，帶我們走過山口。」
領航員說：「如果我在翼尖上，在經過山口時，我可以摸著地。」
氣流很不好。飛機的一邊翅膀耷拉下來。這很難控制。飛行員們恐懼地擔憂，耷拉的機翼會徹底掉下，飛機會翻轉墜落。但是沒有。
領航員走進駕駛艙，和飛行員一起駕駛飛機回家。在真正著陸的那一刻之前，他們毫無把握。他們緊張得僵硬，說話時總是充滿了憂慮，說了很多髒話——飛行員們都愛這樣。
一切似乎都對他們不利。燃油消耗量翻了一番，浪費了寶貴的補給。最糟的是，他們還遭遇了嚴重的逆風。油表指針降了又降。
最後，領航員說，他們離家只有40英里（64.4千米）了，但那40英里，他們飛得像馬車一樣慢。暮色降臨在沙子揚起的薄霧上，廣闊平坦的沙漠變得模糊不清。每一片綠洲看起來都是一個樣子。但真到了家附近時，他們還是知道。然後，他們發射了紅色照明彈，並且等待控制塔發出的綠色照明彈。一分鐘後，機組人員們見過的最美麗的一幕終於出現了。
飛機著陸時，他們切斷開關讓它滑行。因為沒有剎車，滑行時，雷鳥偏離了跑道的一側。它瘋狂地旋轉了五圈，然後向後跑了50碼（45.7米）才停下來。檢查燃油時，他們發現一個油箱早已經乾涸，另一個只有20加侖（75.7升）。
暮色籠罩著田野。如果再晚5分鐘，他們就找不到機場了。這架疲憊、殘廢不堪的堡壘只用一對引擎飛行了四個半小時，真的令人難以置信。任何飛行員都會告訴你，這是不可能的。
那天晚上，我們與飛行員和機組人員一起舉杯慶祝。一位訪客舉起酒杯：「祝賀你們平安歸來。」
而飛行員舉起自己的杯子說：「敬這架該死的好飛機！」
其他機組人員也舉杯重複道：「敬這架該死的好飛機！」
也許真正的高潮是，在痛苦的返航爬行中，這架殘廢的飛機擊落了6架德國戰鬥機。這一戰績是經過官方確認的。
雷鳥的機組人員全都是慣於在空中作戰的老兵。以前在歐洲執行任務時，他們被授予過勳章。他們已經有兩次絕殺記錄，還有幾次沒有確認的勝績。的黎波里任務是他們的第22次任務，神奇的是，它不是他們的最後一次任務。
他們的隊長是來自佛羅里達州聖彼得堡的23歲的約翰·L.克朗基特中尉。他們叫他克朗克。他個子不高，留著淡淡的金黃色鬍鬚，嘴巴很寬，說話時慢吞吞的。他的肩膀很寬，胳膊很壯實，通常不打領帶。他說他沒有結婚，因為沒有人願意要他。
雷鳥終於到家時，克朗克決定穿過副駕駛的窗戶走到機翼上。當他踏上機翼時，他的腳沾到油滑了一下，從高高的機翼上跌落到堅硬的地上。醫生們以為他受傷了，把他抬起來放進了救護車。
克朗克不想上救護車。「即便我從機翼上摔下來摔斷了一條腿，我也不在乎。能躺在地上，我別提多高興了，我想永遠躺在地上。」
克朗克的父親是聖彼得堡的花商。他房間裡有三張他父母的照片。在他們死裡逃生後，我和克朗克還有他的副駕駛和領航員一起度過了一個晚上。他走進房間，從床上撿起了一些東西。
「見鬼，我可不能死。」他說，「這是我的身份識別牌。我忘記帶著了。我可不能死，不然他們連我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
他和他的副駕駛關係特別好，因為他們總是一起出生入死。
副駕駛是來自緬因州邁普雷頓的丹納·F.杜德利中尉。那是一個只有800人的小鎮，杜德利說，那裡只出了他一個飛行員。他身材高大，為人友善，在出國前剛結婚。他的妻子在佛羅里達州的薩拉索塔。杜德利說，德國戰鬥機向他那一邊俯衝，子彈源源不斷地飛來，戰鬥機離他只有100英尺（30.5米）遠。在那一刻，他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哎呀，我很高興今天早上給我妻子寄了225美元。
領航員是來自德克薩斯州沃思堡米勒街3305號的戴維·威廉士中尉。他也是最近結婚的。飛行員們把能回到家的功勞全歸功於戴維。他大概是旅途中最忙的人，一隻手領航，另一隻手操作兩把機槍。就在他們認為他們完蛋了的時候，戴維對他們說：「我敢打賭，那些在家的傢伙肯定已經把我們的東西分了。」
他說，他當時害怕的是，萬一家人知道他成了德國戰俘。想到朋友們很快就能回國，而他只能在戰俘營度日，他就感到難過。
[1] 斐&伽馬兄弟會，1848 年成立於賓夕法尼亞州的傑斐遜學院。
[2] 威廉·基德（1645 －1701），蘇格蘭船長，綽號「基德船長」，因海盜罪被處決，死後關於他的寶藏的傳說經久不衰。
[3] 印第安納州人的別稱。
[4] 毛蟲俱樂部 1922 年由萊斯利·歐文創立，他在 1919 年發明了第一個自由落體降落傘。俱樂部名字來源於早期製作降落傘的蠶絲，表示跳傘人欠蠶蟲的。得到降落傘製造商認證後，成功的跳傘人可以獲得一份會員證書和一個翻領別針。
[5] 《摩洛哥之路》中唱道：「我們出發去摩洛哥/這頭駱駝的脊背很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