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戰爭 · 第七章 轉折與較量
我和非洲流感有過一次小小的較量。我必須給你們講講跟這件事有關的水管工、教授、馬醫和旅行推銷員，是他們把我從死亡的邊緣拉回來的。
首先是二等兵亨利·R.萊利。有一天他手上拿著許多實驗儀器走進來，說要給我做一次必要的吸入治療，讓我的喉嚨和胸腔可以擺脫現在沉重的負擔。二等兵萊利是個職業騎手！他是一個來自俄克拉何馬州的好孩子，脾氣好，說話慢。他出生在波哈斯卡，從記事起就一直騎馬。
他的外號是「豆子」。他說，在1930年，他是美國騎手中的佼佼者，打敗了187個對手。他在哈里·佩恩·惠特尼[1]夫人的綠樹馬場裡騎馬。1933年，豆子的體重達到了132磅（59.9千克），他不得不放棄比賽，對此，他無能為力。我見到他時，他已經145磅（65.8千克）了，30歲，自我感覺棒極了。
退出賽馬界後，豆子干起了賽馬訓練行業醫療方面的工作。他說他在業內最好的獸醫手下工作過。直到戰前，他還在訓練馬廄里比過賽。他有一個妻子和一個繼子。
我覺得我有必要跟他開個小玩笑，一個馬醫被派到陸軍醫療隊給人看病，但豆子認為這一點也不矛盾。他對自己的工作很滿意，說他寧願在醫療隊工作，也不願在部隊別的分支工作，哪怕是騎兵隊。
「給人治病和給馬治病都是一樣的，」豆子非常嚴肅地說，「除了你給馬的藥劑量是給人的12到16倍。這裡有不同意見。有人說是12倍，有人說是16倍。我總是用12倍，為了安全起見。」
豆子對我的治療很有效。但從那天起，我總忍不住覺得自己只是一匹馬的十二分之一。
接著說說那個給我送飯的可愛的小伙子——紅頭髮、長得好看，時時咧嘴一笑。他就是二等兵托馬斯·道爾，原先住在俄亥俄州萊克伍德市伍德沃德大道1422號。人們要麼叫他湯姆，要麼叫他「紅頭髮」。我喜歡叫他「紅頭髮」，因為這讓我想起我有頭髮而且還是紅頭髮的日子。
給我送第二頓飯的時候，端著托盤的「紅頭髮」興高采烈地說：「現在我認識你了。中午的時候，我想我應該看過你的臉，然後我一直在想，最後我終於想起來了。我們在克利夫蘭老家時一直在讀你的專欄。」
從那之後，「紅頭髮」就頓頓給我送飯來，然後坐下來點支煙，我吃著飯，他就跟我聊天。「紅頭髮」過去是個石棉工人。「石棉工人到底是幹什麼的？」我問道。「就是在管道周圍放石棉的。」他說。
和其他男孩一樣，「紅頭髮」也毫不介意參軍打仗。最開始，他是步兵，後來在英國，他們讓他當了消防員，因為覺得他懂石棉。後來到了非洲，他們又讓他變成了服務員。「紅頭髮」的上校是個相當強硬的人，不太喜歡恭維。但「紅頭髮」當服務員的第三天，上校就稱讚了他的能力。
「那真是太好了，」紅頭髮說，「不過，在我不想當服務員的時候，別人還誇我當得好，我真要好好嘲笑一下自己。哦，沒關係，但我要試著轉崗，因為我不想說，打仗時，我只是在端盤子。」
康復後，最令我傷心的便是不能再跟石棉男孩「紅頭髮」道爾一邊吃飯一邊愉快地閒聊了。
另一位幫我戰勝病魔的是阿爾伯特·德切尼斯中尉，一位年輕的波士頓醫生。在我生病之前，我們碰巧一起出行過幾次，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已經知道彼此的名字了。因此，我這個可憐的病人能指望的就只有醫生的診察態度了。此外，我是他認識的第一個記者。他覺得失去自己認識的第一個記者，是個不好的兆頭。就這樣，德切尼斯醫生對我使用了全部的看家本領，為子孫後代保住了一個蹩腳的記者。
當然，部隊提供的醫療服務是無償的，所以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熬過這段時間，打敗各種細菌，活下來，然後在1944年（我希望）某個美好的日子裡，在波士頓，給阿爾·德切尼斯醫生買一杯飲料。我想，到時候他會需要的。
另一位來到我病床邊照顧我的醫務人員是威廉·C.巴爾下士，他以前是個高中教師，曾經住在賓夕法尼亞州泰龍市洛根大道1314號。參軍之前，他在泰龍高中教過算術、歷史和英語。他是個單身漢。
巴爾擁有俄亥俄州新康科德市馬斯京根學院的學位，並一直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你可能會認為，對於巴爾這種背景的人來說，在部隊里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對他來說是極具毀滅性的。但他說，他調整得很好。事實上，他很喜歡在醫療隊的工作，儘管有些卑微。比起部隊的其他分支，他更喜歡醫療隊。他甚至說在這裡遇到了許多有趣的人。
生病的一個好處是，人們總給我送東西。來自匹茲堡的查克·科尼克中士乘飛機去了附近的鄉村，給我帶回了香蕉、葡萄柚和檸檬。一天晚上，來自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羅利·埃德加少校帶著兩罐美國燉牡蠣來到我這裡。詹姆斯·W.史密斯少校送我一大塊老式水果蛋糕，那還是從密西西比州格林維爾的史密斯夫人家的烤箱取出帶來的。
紅十字會寄書給我讀。樓下的哨兵深夜偷偷端上幾杯熱咖啡，我根本不想喝咖啡，但我還是急不可耐地喝下，因為我對他們的關心充滿了感激。甚至有一天晚上，一位將軍也來了，坐在我床上，聊了一會兒。我想，他是走錯房間了。
一天下午，來自芝加哥的鄧肯·克拉克上尉，新聞審查員之一，過來給我鼓勁兒加油。當時我正忙著用卷好的法國報紙打蒼蠅，他提供了一點打蒼蠅的技巧。克拉克上尉說，在早期的一些研究中，他發現蒼蠅總是向後飛。因此，如果我們瞄準蒼蠅身後大約兩英寸（5厘米）的地方，就能打著它。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用這個科學的方法打死了許多蒼蠅。我必須說，只要我在後面瞄準，就絕不會再錯過任何一隻蒼蠅。
每個隨軍登陸北非的人都得到了一套特殊的沙漠裝備。工具包里的主要物品是防塵面罩。這個東西看上去很嚇人。它有一個大大的黑色橡膠鼻套，能蓋住鼻子和半張臉。與此相連的是兩個圓形裝置，大約碟子大小，看起來像輪子，掛在下頜兩側。顯然，它的原理是把灰塵嚇跑。
說到防塵眼鏡，我們分到的是一副老式的賽車護目鏡，套在腦袋上的那種。鏡片的邊緣有一圈絨毛。鏡片是棕色的，所以可以當成太陽鏡戴。除此之外，我們每個人都分到了一打雲母眼罩，主要用於防止毒氣襲擊，也可用於雙重防塵。
如果有一天，我們不得不同時戴上防毒面具、防塵面具、防毒眼罩、護目鏡和鋼盔，他們就得保證給最後一個窒息而死的人頒發獎章。
其實在那個季節，沒有人使用或用得上防塵設備。大部分時間都在下雨，我們鞋子上某種鴨掌式的東西比防塵面具更實用。但是很快就會起風，人們說，風會颳得我們發瘋。即使在那時，在幾天不下雨之後，我們會看到家具上有一層薄薄的灰塵，雖然真的感覺不到空氣中的灰塵，但的確會有。
醫生們說，這種看不見的灰塵，加上日落時氣溫的迅速下降，會導致我們至少患上所謂的「日落咽痛」。它很奇怪，難以解釋。就在太陽下山後，傍晚的寒意開始降臨，它開始出現。我們的喉嚨痛得無法吞咽。但第二天早晨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如果我們的總體健康狀況良好，這種「日落咽痛」也不會有什麼後果。但如果身體虛弱，某種非洲流感病毒就會乘虛而入。咽痛就會轉變成非洲流感，我得的就是這個病。
在鄉下的時候，我們的沙漠工具包里還有兩小瓶淨化飲用水的藥片。我們在水壺裡放上一片藥片，靜置半小時，再放上另一片，等上幾分鐘，就可以喝了。1號藥片殺死水中所有細菌，2號藥片去除1號藥片留下的難聞味道。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一罐驅蚊膏和治療瘧疾的藥片。但在那個季節的阿爾及利亞，對這些東西的需求並不太多。我還沒有看到蚊子，儘管偶爾會有瘧疾病例出現在部隊醫院。
當地人認為12月、1月和2月是他們的冬季。他們說他們會在12月1日停止服用奎寧，並在轉年3月再次開始服用。那裡似乎是地球上最後一個誰都可能會感染瘧疾的地方——它根本不像是瘧疾國家，因為它雖然是非洲，但仍然在諾福克[2]以北，不像你會想到的1000英里（1609.3千米）以南、熱氣騰騰的叢林之地。
我們的瘧疾藥片不是奎寧，而是一種叫作阿塔布林的替代品。我們被警告，未經醫生允許，不得隨意服用。就我個人而言，我決定永遠不吃我那份。我和一位南方的瘧疾專家聊過，他吃了那種藥片，差點死了。他說他寧願得瘧疾，然後挺過去，也不願意再吃那種藥。
非洲並不潔淨，我們知道，在最終離開之前，我們可能會得一些病。咽痛和流感被醫生稱為「冬季呼吸道疾病」。瘧疾、痢疾和春天會得的病被稱為「夏季腸道疾病」。
而在所有季節和所有地區，把我這個可憐的記者折磨得死去活來的大大小小的病，在醫學上都可以統稱為「可憐的派爾的永久之痛」。
部隊報紙《星條旗》（當時已經在非洲和英國同時定期出版）的工作人員，大概是我們所有駐外部隊中最緊密的一個小家庭。他們一起戰鬥，一起吃麵條，基本趕走了非洲生活的痛苦。
他們一共有18個人，大老闆是艾格伯特·懷特中校。他頭髮灰白，性情可愛，談吐斯文，總是確保下屬們都得到很好的照顧。有一次，懷特中校在前線待了一個星期，四處遊蕩，最後進入了德軍的防線，還中了槍。
非洲《星條旗》的實際工作編輯是鮑勃·內維爾上尉。我們登陸後不久，他就從中士升成了上尉。像所有在前線晉升的人一樣，他頗費了些功夫才為自己弄到了一套軍官的制服。懷特中校給了他一件襯衫，很合身。一位記者給了他一頂帽子。他從另一位軍官那裡買了條褲子。他到處找肩章，把大衣上的條紋剪掉，假裝是巴寶莉的。不過，正如有人所說，在前線，規矩都是很有彈性的，你看起來如何並不重要。
《星條旗》編輯部設在紅十字會大樓，是阿爾及爾市中心一座6層高的全新建築，很漂亮。它和紐約一樣現代，除了當時負責隔音的工程師下手太過溫和：如果你在一樓掉了一根別針，在五樓聽上去就像除夕夜置身鍋爐房那麼吵鬧。
《星條旗》的工作人員工作和生活都在這棟樓里。在頂樓，他們有一個巨大的前廳，它既是宿舍又是俱樂部。起初，他們睡在堅硬的瓷磚地板上。後來，紅十字會給他們拖來了法國人的鐵床，所以他們基本上和在家裡一樣舒適。
他們有很大的鋼製櫥櫃當架子，還有一張大桌子用來寫信和打牌。桌子上總是放著一大籃橘子。窗戶都被擋住了，所以晚上可以開燈。他們買了一個油爐擱在房間的中央，這樣就可以忍受難言的冬季氣候了。
十幾個工作人員撰寫和編輯報紙，六七個做機械工作。他們與當地一家報紙商量好，用人家的排版室，但機械活都是自己乾的。
他們有四個萊諾排字機操作員。組長是來自康乃狄克州斯坦福德的二等兵歐文·萊文森。他是個在外國也能把工作完成得很好的天才。
他必須在一間說法語的排版室里弄出一份英語報紙。排版室里沒有一個人會說英語，歐文則一個法語詞都不會。但他與生俱來的幽默感十分管用，不出兩個星期，法國印刷工們都跟他像老熟人一樣，還請他去他們家裡吃飯，報紙也能定期出版了。
另外兩個萊諾排字機操作員是來自布魯克林的一等兵威廉·吉恩特和新澤西州普萊森特維爾的愛德華·羅斯曼下士。第四個是來自費城的二等兵傑克·溫策爾，他是最有趣的。自從他加入《星條旗》團隊後，就沒有用過排字機，因為他一直忙著做飯。
在那之前，二等兵溫策爾從沒有做過飯，除了小時候幫母親打打下手之外。《星條旗》團隊打算在大樓里辦自己的食堂。可能是通過抽籤或者別的什麼方式，二等兵溫策爾成了廚師。
只做了幾頓飯，團隊就發現原來他們中間一直隱藏著一個烹飪「魔法師」。溫策爾自己也挺喜歡做飯。因此，他們一致鼓掌通過，讓他接著當廚師。
另外三名排字機操作員不得不加班，把他那份活也干出來，這樣他才可以做飯。正如他們所說，這不太符合工會的規定，不過此時此地，他們碰巧不在工會的管轄之下。
無論如何，工作人員都是自掏腰包充作食堂菜金，除了正常的軍糧之外，他們還購買了各種當地美食。因此，他們的食堂無疑是阿爾及爾地區最好的部隊食堂了。他們的伙食太好了，以至於本該在軍官食堂吃飯的內維爾上尉和哈里·哈查爾上尉，大部分時間都是和他們一起吃的。
整個團隊的精神面貌，與我所能想到的國內真正的報社差不多。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陸軍總部都有一個所謂的「信息中心」。它由通信連管理，可以實現維持陸軍運轉所需的巨大通信流。
我寫的東西從非洲發回國內，有些是靠航班運回去，剩下的則通過無線方式。我不得不盲目地相信信息中心的孩子們，讓我的報告朝著正確的方向，以正確的方式前進，尤其要相信他們會立即開始操作，不要讓它們在一堆文件下躺上幾天。有一段時間，我發現我那些不朽的文字在這一路的某個地方被卡住了。但我確信，這種延遲並不是信息中心的小伙子們造成的，因為我有一個好辦法：如果他們對我好，把我的文件處理好，我就會把他們的名字寫在報道里；如果我把他們的名字寫在報道里，他們就會對我很好，也會很好地處理我的文件。
這聽起來像是共謀，的確也是。不管怎樣，小伙子們都做了自己該做的，所以現在我要做我該做的。這些小伙子是：
新罕布希爾州埃克塞特卡斯街14號的戈登·卡萊爾上尉，參軍時仍在上大學。人們叫他「牛學院」男孩，這是新罕布希爾大學的綽號。他來自北方，是個酷愛新鮮空氣的惡魔，他總是開著窗戶，把夥計們快凍僵了。
賓夕法尼亞州伊利市佩恩大道631號的二等兵弗蘭克·T.博雷松，他說，在非洲最糟糕的是找不到保齡球館。他在家鄉是冠軍。
紐約布魯克林V大道1613號的二等兵朱利葉斯·諾瓦克，他沉默寡言，跟他有關的事，人們什麼也沒告訴過我。
紐約布朗克斯區尤尼朴特路1944號的一等兵多姆齊說，戰爭的最大謎團是，沒有他《星期六晚報》要怎麼辦。在家鄉時，他就是賣這份報紙的。
西弗吉尼亞州埃爾金斯市中心街22號的二等兵傑拉爾德·凱利，是個開朗、英俊的小伙子，以前是基督教青年會的體育總監。
亞拉巴馬州莫比爾的A.C.摩爾下士，他的母親總是叫他「A.C.」，在部隊里就被含混不清地喊成了「Ace（撲克牌里的A）」。深夜有空時，小伙子們一起打牌討伐他，打發時間。他是個印刷工，妻子在德克薩斯州的盧夫金等他。
匹茲堡格林菲爾德大道908號的二等兵威廉·J.哈靈頓，人們愉快地叫他「灌水大王」。他的杯子總是喝得光光的。
路易斯安那州科文頓的二等兵雅各布·L.塞勒，人們都叫他「假把式雅各布」，他在戰前是一名「混合科學家」，換句話說，是個調酒師。
馬薩諸塞州洛厄爾市格蘭德街172號的二等兵喬治·墨菲，多年來一直是紡織廠的旅銷員，似乎停不下來。
德克薩斯州坦普爾的約翰·D.泰勒中士，是個體格魁梧的大個子，曾是亞拉巴馬大學得過獎的橄欖球和棒球運動員。
俄亥俄州貝爾方丹的傑克·普萊斯下士，他說自己是在游泳池裡長大的。他父親有一個游泳池。傑克一天只說兩次話，但總能把同伴們逗得在地上打滾。
費城北31街2542號的二等兵埃德·塞勒說，他曾是一名郵政職員，也曾是著名的草莓大廈彈球選手。我問他草莓大廈是什麼。他說費城人都知道。
密西西比州紐希布倫的一等兵托馬斯·C.巴克利，人們叫他「密西西比泥雞」。他過去是在南方賣冷飲的。他的第一次結婚紀念日跟聖誕節是同一天。
愛荷華州費爾菲爾德市東伯靈頓街902號的拉塞爾·W.哈雷爾下士，戰前什麼都當過，農民、包工頭、五金銷售員，所以沒有什麼能讓他感到驚訝了。
俄亥俄州斯圖本維爾市北七街255號的二等兵普里默·德·卡羅，小伙子們給他起的義大利外號比墨索里尼本人還多，其中最常用的就是「凡塞利諾老闆」。「老闆」聽了只是咧嘴笑笑。普里默曾經是歌劇演員，在米蘭學了三年，最後卻在斯圖本維爾賣啤酒。他不知道自己最終是否會再回到米蘭。
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納齊茲街227號的薩拉·哈維太太給我寫了一封信，幾經輾轉，這封信終於到了我這裡。哈維太太讓我去看望她在英國的丈夫，告訴他快點打贏這場仗，然後回家見她。
許多人給我寫過這樣的信。不幸的是，世界很大，我們的部隊散落在各地。只有一次，我正好在她們渴求的丈夫或心上人旁邊。不過，哈維的事很湊巧。哈維太太寫信時，她丈夫和我都在英國。信寄到的時候，我們都在非洲。哈維太太朝思暮想的愛人就在我眼皮底下。我所要做的就是穿過一片棕櫚林，走過一小片沙地，他就在那裡。
他就是班森·哈維中士，某個戰鬥中隊的無線電員。我找到他的時候，他剛吃好晚飯在打棒球。哈維和另一個小伙子住在一個小帳篷里，這個帳篷小到只夠放毯子。他們的私人空間只有一點點。帳篷里，後方的小柱子上掛著一幅帶玻璃框的彩色照片。照片裡的人正是哈維太太。
哈維中士是個年輕人。在納什維爾，他曾是一所公寓樓的看門人、電話接線員和全能維護員。他為人安靜，友好，真誠，說話慢條斯理，你一看就能知道，他來自田納西州。他的隊長對他評價很高。他的三個兄弟都分散在世界各地。羅伯特·哈維少校是個醫生，當時正在出國的途中，可能是來非洲。詹姆斯·哈維是海軍的軍士長。他經歷過珍珠港戰役和索羅門群島戰役，現在在某片海域上。有一次，他的妻子收到了他的陣亡通知，後來證實是弄錯了。還有一個是弗蘭克·哈維，一位航空機修工的副手，「女子航空勤務飛行隊」解散前，他就在那裡工作。
哈維中士說，他們到家後一定會很艱難，因為想同時說謊。哈維已經在部隊服役兩年半了。他做得很好，就像在這裡一樣。我很高興哈維太太給我寫了一封關於他的信。
我們四處閒逛時，哈維中士帶我參觀了中隊的小藥房和醫院。那是地上的一個大洞，大約有4英尺（1.2米）深，上面全都用帳篷罩起來了。這是附近最好的臨時手術室。我們和曾經住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東151街3660號的伯特·湯普森中士聊了一會兒。他曾是克利夫蘭一家液壓設備廠的生產員工。在醫療隊工作了這麼長時間，跟醫生們混了那麼久，他開始搞一些發明，醫生是很擅長發明的。
空軍為執行任務的飛行員準備了醫療包，一個帶拉鏈的帆布箱，放在飛行員座椅後面。一切順利的情況下，飛行員是可以夠到那個醫療包的。但戰鬥機的飛行員如果受傷的話，是夠不到的。因此，湯普森中士組裝了一個更小的醫療包，飛行員可以把它放在褲腿上裝地圖的口袋裡。那是一個小錫盒，跟我們裝防塵眼鏡的盒子差不多大，裡面從繃帶到半粒嗎啡，什麼都有，甚至還有一個止血帶，纏在外面。湯普森中士給了我一個這樣的醫療包。
「你打算把這些發給飛行員們嗎？」我問。
「我們很樂意，但有些新的規定必須先從總部頒布。」他說。
「那得好幾個月，」我說，「你們為什麼不直接分發呢？」
「我們正打算這麼做。」湯普森中士微笑著說。
那時，對那些返回美國的部隊，士兵們開始有了一點怨恨和優越感。看到這樣，我很難過，因為我覺得這不公平。沒有士兵能決定自己是在非洲還是在佛羅里達。士兵們別無選擇；他們只能服從指派。那些被派回國的士兵並不是懦夫，毋庸置疑的是，他們很渴望在海外。
關於國內的生活，有一件事是士兵們非常狂熱的，那就是罷工。只要向士兵或軍官提起一次國內的罷工，這些在頻繁轟炸的泥濘中靠單調的口糧生活的人，就會變成瘋子。
[1] 哈里·佩恩·惠特尼（1872—1930），美國商人、純種馬飼養人，也是著名的惠特尼家族的一員。
[2] 美國弗吉尼亞州東南部海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