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戰爭 · 第六章 醫療前線
在英國時，我在陸軍醫療隊待過一段時間，親眼目睹了我們為照顧受傷士兵所做的一些準備。看到外科醫生接受戰地手術指導，看到許多從地上到天花板堆滿了繃帶的巨大倉庫，看到為當時健康卻很快就會受傷的人修建的幾十所醫院，我很震驚，覺得很不正常。但是，我看到所有的準備最後都投入使用了。抵達非洲後不久，我們的醫生、護士和醫療助理就有了第一次戰鬥經驗。我第一次拜訪他們的時候，醫院正在全速運轉，我一點也沒有像之前那樣感到不正常。
在奧蘭地區，我們第一次發生重大傷亡，傷兵們被送往五家大醫院。其中三家是被我們部隊接管的法國醫院，一家是由廢棄的法國軍營改建成的醫院，一家是建在麥田裡的帳篷醫院。
在我的第一次巡查中，我偶然遇到了一個朋友，但在那之前，我並不知道我們是朋友。一個穿著舊藍色毛衣的護士，走在部隊醫院附近泥濘的街道上。一個部隊里的朋友對她大喊，我們停了下來，他跟她介紹我。護士說：「天哪，終於見到你了！我已經給你存了兩年的糖了，不過，我從沒想到會在這裡見到你。」
我從沒見過這位護士，所以稍微問一下糖的事還是很有必要的。瑪麗·安·沙利文曾是波士頓市醫院的外科主管。兩年前，她和她的護士姐妹們就讀過我的報道。當時，我在倫敦，在報紙上抱怨找不到足夠的糖。護士們似乎為我感到難過，開始存糖，想要給我。每當有一小塊時，她們就會保存起來，然後說：「這是給厄尼的。」
1941年夏天，這些護士加入了哈佛大學的一個分隊，啟航前往英國。她們隨身帶著專門為我準備的糖。她們的心意很好，最後卻付之東流，因為德國人用魚雷擊沉了她們的船，我的糖也沉入了大西洋海底。
護士們最後被送到冰島，然後到英國，最後到非洲。即便我的糖不見了，但我們都在這裡，世界難道不是很小嗎？
雖然要送給我的糖被毀了，瑪麗·安感到很難過，但她能營造出另一種東西，不過，因為審查制度和戰爭道德，我不能說出來究竟是什麼。因此，我們的會面還是有些很罕見的好處的。
瑪麗·安·沙利文所在的分隊在非洲大登陸的第一個早晨就上岸了。他們對受傷的人進行了長達幾個小時的手術，狙擊手的子彈打在牆上砰砰作響。這正是瑪麗·安一直期待的生活。她鬥志昂揚，幾乎等不及下一場戰鬥。我見到她時，她正開著一輛移動手術車。她稱之為超級突擊隊卡車。它配置的裝備足以衝進戰場，只要司機猛踩剎車，它就能立即停下。在這輛車上，醫護人員在沒有補給的情況下可以給傷兵們做上36小時的手術。
我通過總部正式安排，在瑪麗·安的周圍「負傷」。
那個時候，醫生們能夠並且已經因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了。護士們也戴上了榮耀的光環。受傷的人們對幫助他們渡過難關的人除了讚揚再無其他。
在最初的占領中，我們失去的是那些當即死去的戰士，以及那些傷勢嚴重到無法挽救的人。換句話說，在這場喧囂的戰鬥中，幾乎沒有人因為感染或醫療缺失而喪命。
你可能讀到過磺胺在非洲第一波戰鬥中創造的奇蹟。醫生和士兵們都經常談論它，幾乎帶著敬畏之情。醫生們早就知道它是一種神奇的藥物，但還沒有意識到它有多麼神奇。
每個士兵在離開英國之前都收到了一包磺胺，有些甚至在他們離開美國之前就收到了。包裝里有12片口服藥片，還有一小袋相同成分的粉末，可以灑在傷口上。士兵們按照指示使用，結果是零感染。無數的人受傷後還活著，如果沒有它，他們早就死了。許多人躺了超過24個小時才被收治，是磺胺救了他們。
聽士兵們談論它是件有趣的事。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磺胺（Sulfanilamide）是一個相當大的詞。從snuffalide到sulphermillanoid，凡是長得像磺胺的詞，他們都說成磺胺。
這也側面說明，有些受傷的士兵已經沒有磺胺了，因為他們偷偷地服用了所有的磺胺來治療性病。他們說磺胺可以在四五天內就治好性病，這樣就可以不必上報病情了。
一位醫生告訴我，大多數美國人的傷口在腿部，而大多數法國人的傷口在頭部。這個奇怪的現象，似乎可以解釋為，我們一直在前進，因此身體暴露在外，而法國人在兵營後面，只有頭露了出來。在戰鬥期間，雙方都收治了彼此的傷員，我們的士兵對在法國醫院受到的待遇充滿了感激。他們說，法國護士會為他們做任何事，甚至還會偷香菸給他們。
嗎啡是偉大的救星。僅僅是休克就造成了許多傷兵死去，但如果可以用嗎啡緩解疼痛，休克的士兵們通常可以痊癒。許多軍官隨身攜帶嗎啡，在戰場上注射。我的朋友，海軍陸戰隊的路易斯·普萊恩中校，一輩子從沒打過嗎啡，在阿爾祖的海灘上，他打了六針。
我們的許多傷員已經返回崗位。那些永久性殘疾的人一旦身體允許就會被送回國。而正在康復中的人則急於回到自己的部隊。我專門向受傷的士兵詢問了這件事，實際上，他們正奮力重新投入戰鬥。部隊的士氣空前高漲。
一個士兵，如果處在危險的境地，或者對前線混亂的生活特別惱火，只要想到「如果家裡人現在能看到我」，就會平靜下來！
如果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的人們能悄悄瞥一眼非洲的天空下，看到他們的家庭醫生和護士過著嶄新的生活，他們會多麼驚訝啊！一群來自夏洛特的男男女女忙著維護一家建在北非的美國帳篷醫院，他們的工作非常出色。他們真的很像好萊塢的明星，我一次又一次地去看望他們，只是因為著迷。
他們遠離所有城鎮，醫院坐落在起伏平原上大片麥田的中央。部隊剛在那片土地上作戰，他們就開始搭建醫院。第二天早上，他們就接收了第一批傷患。很快，這家醫院就有700多個病人，需要400個人來管理，有300多頂帳篷，覆蓋了80英畝（32.4公頃）的燕麥田。麥茬已經被收割了，這樣泥土和灰塵就不會那麼糟糕，但不管怎麼說還是會有。
從手術室到廁所，什麼都在帳篷里。一切都是在三天之內建好的。再過三天，他們可能會拆倒搬走，而且這種情況隨時都會發生。他們就像一個巨大的醫療界的「林林兄弟馬戲團」[1]。
他們被稱為疏散醫院。他們是從1942年4月開始服役的，基本上徵調了夏洛特紀念醫院的所有醫生和護士。
同年8月中旬，他們抵達英國，跟著護送占領軍的龐大運兵船來到北非的海岸線。在占領後的第二天早上，他們乘衝鋒艇上岸，立即投入了工作。
這個分隊有50個夏洛特人，大部分都是醫生和外科大夫，也有些商人，負責醫院運營中的非醫療工作；還有50個護士，除了偶爾打獵之外，沒有人如此親近過大自然。不過，他們已經成了沙漠中的「遊牧民族」，以天為廬，以地為席。他們熱愛這樣的生活。
他們的指揮官是正規軍，羅林·鮑克斯皮斯中校。他是個外表粗糙、聲音嘶啞卻又友善的人，經常罵髒話，喝烈性酒，開著自己的吉普車到處跑，對各種規矩說：「見鬼去吧，快死的人等不及了。」他是賓夕法尼亞人，經常說，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可以去討好那些南方佬。不過沒有必要，因為整個分隊都齊心協力，在諸多成就之下，他們都很自豪。
抵達非洲時，他們對野外生活一無所知，因為之前的訓練忽視了這一部分。鮑克斯皮斯中校是在船上接過的指揮權，也沒有時間給他們補上野外生存訓練。
就這樣，他們來到了一片非洲燕麥田的中央，有300個帳篷要搭，沒有人知道怎麼搭帳篷，或者正確地使用帳篷栓。但他們很快就學會了。鮑克斯皮斯中校是正規軍，他知道該怎麼做。他親自動手，把帳篷釘釘上了。每個人都像奴隸一樣工作。醫生們幫著挖溝。護士們幫著卸車。
士兵中的一名業餘電工開始給帳篷辦公室布線照明。幾個木匠自告奮勇熱火朝天地幹了起來。第一批病人中有一位專業的標記畫工，他畫了一些街道標誌，給醫院增添了一分文明之感。
短短几天，老兵們就教會了新手們如何在艱苦的環境中過得舒適一點。軍官和護士的帳篷令人感動，像在家裡一樣。地上有帆布，帆布床上有蚊帳，木桌上立著妻子和孩子的鑲框照片。夏洛特的醫生和護士們很聰明，帶上了氣墊和睡袋，他們睡得從來沒有這麼舒服過。
當然，在寒冷的黎明前起床，用冷水在帆布兜里洗衣服，還需要一些時間來適應。但他們也逐漸習慣了。
保羅·桑格少校是這個醫院的外科主任。他曾是夏洛特醫院的外科主任，是一位技術高超的專業人士。他告訴我：「我從不進城，在這裡，我感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在國內時，我們都是恃才傲物的傢伙，用錢買來舒適的生活。要是知道有一天我們會過現在這樣的日子，我們肯定會很驚訝。不過，我們喜歡的生活，我們都喜歡。我想，回到家鄉後，我們可能會跟家人一起住在帳篷里。」
普雷斯頓·懷特中校是醫院的醫療主任，來自弗吉尼亞州的列克星敦。他比其他人稍微年長，但他對這間醫院的一切充滿了孩童般的熱情。他也開始沉迷於野外生活。
「我們每天只有1夸脫（0.95升）的水，用來洗漱、刮鬍子、洗衣服。」他說，「所以我們不常洗澡。也許我們身上的氣味不太好，但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所以就注意不到了。像這樣在野外生活確實感覺很好。」
這家醫院已經因為食物而名聲在外了。部隊里所有人都知道，有家野戰醫院的東西是最好吃的。有天晚上，我們的晚餐是鮮嫩多汁的牛排。「這些東西是從哪裡弄來的？」我問鮑克斯皮斯中校。
「見鬼，我不敢問。」他說，「我想，是斯坦偷來的。」
他說的斯坦是斯坦頓·皮肯斯上尉，是醫院的後勤官。他的兄弟鮑勃·皮肯斯中校是我在倫敦的朋友。斯坦準備的食物一向豐盛，以至於從邊遠營地運送病人的卡車總是想方設法在午餐時間到達。斯坦還安排當地的一個阿拉伯人收醫院的廚餘垃圾，作為交換，阿拉伯人每三天給醫院送一箱橘子。但似乎每個人都吃得盤干碗淨，阿拉伯人收到的垃圾太少了，現在他只想每四天送一次橘子。
醫院的補給官是威廉·F.梅代里斯上尉。他是夏洛特的大人物。他們說，夏洛特主街上的店鋪，還有夏洛特一半的房地產和所有的洗衣店都是他的。他是洗衣協會的秘書長兼財務主管。為了和朋友們來非洲，他拒絕了華盛頓的一個中校歌位。
喬治·C.斯奈德上尉是這家醫院非醫療部隊的指揮官。在夏洛特，他和皮肯斯上尉賣可口可樂賺了大錢，但在非洲，他們連一瓶可口可樂都買不到。醫療隊里有兩個名叫奧蒂斯·瓊斯上尉的人。他們沒有親戚關係，在參軍之前從未聽說過彼此。一個是牧師，來自密西西比州納切茲附近的布德；另一個是夏洛特的產科醫生。因為沒有士兵會在這裡生孩子，所以瓊斯醫生是醫院的登記員。人們戲謔地說，他是在這裡「接生文件」的。
從穿過田野的泥路上望去，這家醫院就像一片深綠色的帳篷海洋。它與田野完美地融為一體，與遠處綿延起伏的群山交相輝映，人們從半英里（804.7米）外看過來根本無法區分。
即便是最好的帳篷，也有一種可以「拔腿就走」的感覺——木樁上有一個整潔的彩繪標誌，上面寫著「總部」，帳篷外是一條鋪著白色岩石的土路。帳篷里，人們在粗糙的摺疊桌上工作。擺在他們面前的，是摺疊成小型便攜式行李箱的文件箱。野戰電話放在皮匣子裡，跟我在英格蘭和愛爾蘭所有營地里看到的一樣，在非洲，它那方便快速移動的特點正好能派上用場。
在「總部」的後面，帳篷密密麻麻地展開，形成了一座「城市」，每排帳篷之間有過道。整個布局跟幾年前華盛頓的報告上規劃的一模一樣。不過，那些小設計，比方說街道標識、粉刷過的石頭路，是額外添加的，是士兵們自願做的。
軍官和護士們住街道兩邊的帳篷，護士們在一邊，軍官們在另一邊，都是兩人一間。街道的盡頭有一塊畫得很整潔的牌子，上面寫著「卡羅來納大道」。下面是某個北方佬隨手寫的「叛軍街」。
300名從事非醫療工作的士兵住在附近的小帳篷里。他們大多來自新英格蘭。他們在兩個區域之間築起了一堵小石牆，還粉刷過它，並豎起了一塊牌子，上面寫著「梅森-迪克森線」[2]。
這裡的護士長是貝西·富布賴特中尉。人們都採用純正的南方風格，稱呼她為「貝西小姐」。他們甚至有一小隊黑人工作人員，只是為了讓每個人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因為泥土和灰塵，護士們穿卡其布的工作服。醫生們不打領帶，頭戴棕色針織帽忙忙碌碌。粉紅色的女性內褲偶爾被風從棕色野戰帳篷中吹起。醫院的旗杆上有一面紅十字旗，是用床單和法國士兵的紅色腰帶做成的。
醫生們和護士們，除病人以外的所有人，都在室外用冷水洗漱，上帆布圍成的廁所，在煤氣燈下吃飯、看書。他們幾乎從不洗澡，也很少開車20英里（32.2千米）進城，因為他們喜歡在野外，感覺活得很健康。
他們睡在蚊帳下的摺疊床上，有時候把帳篷頂打開。為摧毀軸心國而戰鬥的飛機在這座奇怪的帆布之城上空盤旋。夜晚，無數的星星閃耀，星光從晴朗的非洲之夜傾瀉而下。
他們在早晨6:30的黑暗中醒來——天哪，真冷！起初，他們甚至會把洗漱推遲到晚上。他們簡陋的生活，圍繞著成千上萬個依賴他們的人展開。他們意識到，這樣的日子比以往很長時間都過得更幸福。
是的，要是遠在夏洛特的人能看到他們現在這樣就好了！
在接收帳篷，卡車和救護車不斷載著傷員過來，有從其他醫院轉過來的傷員，有從進港船隻上轉過來的病人，有從周邊鄉村幾十個營地轉過來的病人和傷員，也有在高空受傷的飛行員。
那些能夠自主行走的傷患在一排桌子前，登記自己的檔案和病史，在下一個帳篷里，他們上交所有的物品。那個帳篷里堆滿了軍用背包。步槍和沾滿泥點的刺刀時常從袋子裡戳出來。服務人員還會小心翼翼地接過手榴彈，並給它們的主人開一張收據。
在下一個帳篷里，傷患把衣服也上交，換回一個標籤、一件法蘭絨睡衣和一件紅色燈芯絨浴袍。他不得不留著自己的鞋子，因為醫院裡沒有拖鞋。然後，他根據自己的病情去相應的病房。他的物品會被卡車運到四分之一英里（402.3米）外醫院的另一端，等著他出院時領走。
手術帳篷和實驗室帳篷在大院的中央。這裡有三個設備齊全的手術室，它們都非常現代化。所有設備都是全新的，就像紐約最新的醫院，除了地板是沾滿泥土的帆布，牆壁也是帆布，還有外面的街道是坑坑窪窪的紅泥土。
有手術時，帳篷入口處有三層門帘，上面掛著一個重重的防蚊棒。帳篷裡面變得悶熱難耐，到了夏天，更是嚴重。病人躺在有自行車輪子的擔架上，穿過泥濘的街道，來到手術室。外科醫生穿著白色長袍，戴著白色口罩和橡膠手套。所有的東西都是白色的，看到沙漠裡的手術台邊有那麼多的床單、拭子、繃帶和毛巾，我簡直目瞪口呆。
外科醫生頭頂的燈光很亮。醫院為手術室接通了附近的高壓線。如果停電的話，就會啟動應急預案——燃氣電機驅動的發電機、便攜式電池組，強光手電筒，然後是汽燈，然後是蠟燭，最後是火柴，如果情況真的糟糕到這種程度的話。
這裡還有一個X光室和一台熒光鏡。暗室是帳篷里再套一個帳篷。所有的新設備都閃閃發光，坐落在髒兮兮的（帆布）地板上，看上去不太協調。
病房區域大概有40多頂帳篷。每個帳篷可以容納20個人，病人們都坐在帆布摺疊床上。地上滿是碎秸。聽上去簡陋，但病人們都很舒服。
在外科手術帳篷的一端，還有牙醫辦公室。病人用的椅子是一把硬邦邦的綠色金屬椅子，向後倒著。治牙時，即便你疼得難受，也沒有扶手可以抓一下。鑽頭是靠牙醫踩老式腳踏板打壓的。不過，牙醫維登·肯德里克少校說，他在夏洛特老家的診所里能做什麼，在這兒就能做什麼。為了證明這一點，他提出給我做一個假牙床。我沖他咬了咬我的真牙，然後逃走了。
醫院在一個帳篷里建了一個實驗室，裡面有許多盆、試管和酒精爐。還有個帳篷是藥店，在這裡，成千上萬張處方都能從貨架上無數的藥品里配好藥。而這一切，請注意，從帳篷到廚房的爐子再到麻醉劑，每一樣都是用船運到非洲來的。
來自夏洛特的醫生和護士們在野外建立起這間大帳篷醫院之前，有很多事情是他們想像不到的。比方說，穿著長袍的阿拉伯人在田野里徘徊，希望神奇的美國人能治好他們的病。因此，醫院不得不專為他們搭建一個單獨的帳篷。他們接收了在第一次戰鬥中被彈片炸傷的當地人。其中有一位81歲的老婦人，她的一隻胳膊被炸掉了。醫生們還給幾個病人做了常規手術。
有個阿拉伯婦女腹部中彈。她的病情很嚴重，但第二天早上，她的丈夫來了，說他得去上班，沒有人照顧孩子，讓她必須回家，那才是她應該待的地方。她只能站起身走了出去。醫生們認為她活不過當天。但你知道我們阿拉伯人——我們不喜歡我們的女人在家裡有活要乾的時候到處閒逛。
我在醫院的時候，看到一個穿著破爛的阿拉伯人拄著一根長棍，帶著他10歲的兒子進來了。這孩子的脖子和臉上長滿了可怕的皮疹。這個阿拉伯人通過翻譯告訴我們，他一直在祈禱美國人快來，希望我們能為他的兒子做點什麼。他對我們的信任令人感動，但醫生們擔心小孩的病情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
順便說一句，部隊里有阿拉伯語翻譯完全是碰巧的。他們不是被指定分配到醫院的，一切只能碰運氣。
其中一位翻譯是二等兵伊薩爾·塔比，來自紐約市布魯姆街245號。他出生在葉門，20歲時在美國定居。我認識他的時候，他35歲，是個專業的房屋油漆工。據他所知，他的父母仍在阿拉伯，但誰又能知道，是否有一天他能見到他們。他說，附近地區的阿拉伯語與他所會的非常相似。二等兵塔比非常愛國。我說他現在的工作很有價值。他說：「我會為我的國家做任何事。無論他們要求我做什麼，我都會做，我會夜以繼日地工作。我愛我的國家。我會為它做任何事。」
另一位翻譯是個埃及人，亞伯拉罕·卡斯珀·利昂·賽德。他曾住在紐約州布法羅市塞內卡街343 號，是個手錶修理工。他出生於埃及的亞歷山大，34歲，1924年移居到美國。他會說土耳其語、希臘語、埃及語等許多外語。看上去二等兵賽德在部隊里會有很好的事業。
這家醫院已經收治了1000多名病人，沒有一人在這裡死去。說到這裡時，醫生們跑到最近的木樁前敲了敲木頭[3]。外科醫生們做的手術超過125次。
關於什麼樣的病人才能被收治，這裡沒有繁文縟節。他們接收了所有的人——士兵、平民、阿拉伯人、法國人，所有人。在緊急情況下，他們不拘泥於形式。這間戰地醫院讓我心裡感到非常溫暖。有一天，我們看著帳篷里半埋在地下的圓腹鐵爐，聊起天來。
「裡面燒的是什麼？」我問鮑克斯皮斯中校。
「木頭。」他說。
「從哪兒弄來的木頭？」我問。「偷的。」他說。
在救死扶傷的時候，你不會有太多要求，也等不起；你只能到處搜刮、借用，必要時甚至要去偷。沒有人會袖手旁觀。有一次，弗雷登達爾少將視察了這間醫院。鮑克斯皮斯中校像青蛙一樣嘶啞地叫喊著。
「你的嗓子怎麼了？」將軍問道。中校說：「釘帳篷時喊啞的。」
「你們的衛兵看起來不錯，」將軍說，「他們的新步槍是從哪裡弄來的？」
「我不敢告訴您，先生。」中校說。將軍笑了，點了點頭。
美國護士們——這裡有許多美國護士——的表現，正如你們所預想的，非常出色。軍醫和病人們都一致讚揚她們。醫生告訴我，在收治第一批傷患時，護士們比男人們都鎮定。
一個醫療分隊里有個護士，同伴們都害怕她，因為一路上，她都有些神經質和歇斯底里。主任醫生指派了另一個護士盯著她，生怕她在接受第一批傷員時會發瘋。事實證明他多慮了。後來他承認她是他們當中最冷靜的。
有間醫院的院長是陸軍上校，一戰時他還是個士兵。這一次，他在阿爾祖的臨時醫院工作，負責照料新傷員。他說他們連續工作了36個小時沒有合眼。受傷的人們躺著等待他們去救治。他說，穿著醫護制服的人們，沒有一個會崩潰或慌亂。
「我們太忙了，沒想到有多可怕。」他說，「我們變得不像自己。事實上，我們好像變了一個人。結束後，我們都很激動。天哪，我希望我沒有被困在基層醫院。我想站在前線。」
來自卡羅來納州的護士們也像士兵一樣戰鬥。在登陸後的前十天裡，她們過得像動物一樣，甚至只能在野外露天上廁所，但她們從未抱怨過。
住著二十個病人的帳篷里總有一個護士值班，也有醫療勤務人員幫助她。大多數時候，護士們都穿陸軍的軍裝，但鮑克斯皮斯中校希望她們能偶爾穿穿裙子。他說，這對士兵們的影響是驚人的。女性氣質會觸動他們。知道身邊有一個女人，這些受傷的士兵們會平添幾分勇氣、信心和安全感。越是有女人味，效果越好。
醫院的700名病人中，只有100多個傷員。其餘的只是得了常見病，比如流感、闌尾炎、扭傷等。有一整個帳篷里的病人得了腮腺炎，還有幾例是瘧疾和痢疾。
在醫院的盡頭，在一個看起來很可怕的帶刺鐵絲網路障後面，是鮑克斯皮斯中校所謂的「卡薩諾瓦[4]公園」。那裡有150個患有性病的士兵。
「鐵絲網是幹什麼用的？」我問，「反正他們也不會想出去。」
「這只是為了讓他們感到難堪。」上校說。「現如今，士兵們沒什麼該死的藉口會染上性病，除了他根本不在乎。他得了性病，對國家沒有任何好處，別人還得接替他的工作。因此，我想讓他感到羞愧，雖然同時他也得到了最好的治療。」
那時候，許多受傷的士兵都能站起來了。暖和的日子裡，他們穿著浴袍出去，在陽光下，在麥茬地里坐上幾個小時。大多數人都曬黑了。晚上，他們在鋪位上，借著掛在柱子上的汽燈燈光打牌。奇怪的是，帳篷里竟然沒有尋常工棚里的污言穢語，因為他們周圍總有一位護士。
小伙子們喜歡談論自己的經歷。我跟在奧蘭港戰鬥中受傷的士兵們待過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經常說起這場戰鬥，一說就是很久。
前文中我提到的失聰的拉爾夫·高爾中士就在這家模範醫院裡。我看望過他好幾次。每次我見到他，他的人氣都更高一點。我真不知道，他出院後，這些士兵該怎麼辦。人們叫他「小鬼中士」。他們是在蘇格蘭執行任務時認識的「小鬼」，從那時起，這個標籤就貼在了他的身上。有一天，他帶著死板的阿肯色州式表情說：「我真高興我聾了，這樣我就不用再聽那些人小鬼小鬼地叫我了。」
雖然他們受傷了，幸運地、奇蹟般地活了下來，但他們還是普通的美國小伙子，跟戰前一樣，他們友好、熱情、理智。偶爾會有一兩個似乎受了打擊。有個軍官因為手下犧牲了許多戰士，常常陷入沉思；還有個失聰的男孩只愛獨自待著，不肯學習唇語。但總的來說，他們還是很正常，就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他們沒有得到報酬，也不知道朋友的下落，更不知道自己會被送去哪裡，但他們仍然沒有太多抱怨。他們平靜地說，只要活著就夠了。
[1] 1884 年成立的美國最古老、最大的馬戲團。
[2]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和馬里蘭州的分界線，也是南北戰爭之前，美國的南北區域分界線。
[3] 遇上好運時用手觸木頭，期待好運持續。
[4] 賈科莫·卡薩諾瓦（1725—1798），義大利冒險家、作家、風流浪子。